病者为试验品矣。乃将桂枝减为四钱，与芍药等量，加顶上肉桂五分，嘱令将肉桂另行炖冲与服。迨一服之后，其痛大减，脘腹之积气四散，时时暖气，或行浊气。继服二剂，其病若失。余经此试验，适足证明桂枝无此能力。读者之疑，可以决矣。盖桂枝气味俱薄，散表之力为专。肉桂气味俱厚，温里之力为大。今用桂枝以代肉桂，何济于事乎。
桂枝加桂枝汤方桂枝六钱芍药四钱炙甘草三钱生姜二钱红枣十枚按：桂枝汤原方，桂枝与芍药其量相等。此用芍药四钱。桂枝六钱，超出之二钱，即为加重之量。连服二剂，毫无效果。
桂枝加肉桂汤方桂枝四钱芍药四钱炙甘草三钱上肉桂五分生姜二钱红枣十枚按：此方一服之后，其痛大减，冲气渐平。继服二剂，获得痊愈。
青年体弱奔豚证青年身体素弱，面色晦黄，偶因腹部受寒，不时作痛。
始则腹内雷鸣，自觉气动；继则隐隐作痛，脐下悸动，或左或右；终则忽然上攻，气冲胸脘，时作时止。发则手足发冷，额有惊汗。以桂枝汤加肉桂与之，四剂痊愈。
有淮安东乡扒头桥赵庶华者。旅居于沪。其子年方19岁，身体素弱，面色晦黄，若蒙垢之状。饮食只及常人之半，不耐风寒，稍感即病，不能多食，强谷则亦病。故父母对之极为重视。在1948年秋7月间，赵子忽发奔豚之证，如上文所述。发作之时，脐下觉有气起，渐渐直上冲胸，痛连胸膈，甚则咬牙闭目，气息俱停，额有凉汗，两手两足均发冷，口唇及指甲发青蓝色，约二三分至四五分钟。忽又积气自散，气息复旧，手足转温，额上汗收，痛苦顿除。如此时作时止，每日六七次至十余次不等，医药罔效。举家惊惶，视为怪病。
庶华乃谋之于其戚李锡颐君，李令就余诊之。余一见知为奔豚，当以温言慰其父子曰：“此证古医书载之，时医不读古书，故治之不能有效耳。”且期其必愈，以精神疗法，坚其信心。为处桂枝加肉桂汤方，令其如法服之。即次日赵携子来，复就余诊。欣欣然有喜色曰：“果如先生言，一服之后，已见减轻。而发作时亦较短，次数亦减少矣。”因令其照方再服一剂。至第三日，将原方去桂枝加茯苓、白术。
连服两剂而安。
桂枝加肉桂汤方桂枝三钱芍药三钱炙甘草二钱上肉桂五分生姜一钱五分红枣六枚前汤去桂枝加茯苓白术方芍药三钱炙甘草二钱上肉桂五分茯苓三钱白术三钱生姜一钱五分红枣六枚百合病(劳工百合病证)劳动工人，重病之后，身体惫极，正元难复。其症状，一如《金匮》百合病条文所云：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而不能食，常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欲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且多一症状，音哑不能出声。经用百合地黄汤加味主之。四阅月始痊。
患者詹龙臣，高邮人，为某厂之劳动工友，住中山北路建民村。于1954年春季，患生伤寒。其后病虽去，而身体惫极，正元久久难复。即有百合病之后遗症，此即西医所谓续发性神经衰弱症也。经医治疗，均无效果。后经厂医检验，云系钩虫为患，致体弱难复。即用杀钩虫之药及下药与之内服，孰意一下之后，不但体力愈不能支，且立增音哑，不能发声。詹君懊伤不已，深惧死期之将至。
时已至六月，詹之戚杨星候君，介就余诊。余细询病前之经过，更细察现在之症状，全盘与《金匮》中百合病之征象相同。惟多一音哑，为《金匮》所未有。且知为用下钩虫药而有此证。于此时也，不得不慎重考虑矣。盖病久体虚，不能速效。设病者信心不坚，或不能宽假时日，则必至中道更医，功亏一篑，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也。
乃先以精神疗法，坚其信心。次告以必须半年之久，方可完全获效。并将《金匮》原文及诸家注解，以及余之《金匮要略新义》示之，期其必愈，坚其信医之念。因遵仲景法，为之处方如后。计四易其方，均以仲景百合地黄汤为主，以加味之品为辅。连服两月，较有进步，而喉音渐响。
此时已至八月，新百合已下市。因令之再食新百合，每晨、夕各煮一碗，加白糖食之，以代点心。药则每连服三帖，停药二日。如此四阅月，遂完全告痊。
厂中见其病已痊愈，促其早日上工，病者犹有惧心，询之于余。余令其再休养一二月，厂方疑其狡猾，复令就厂医诊之，为之证明，乃为有效。讵厂医检验，仍谓其有钩虫，再度令服杀钩虫及泻下之药，病者勉从之。不料一服之后，泻下四次，而前证复作，全盘如旧，音亦复哑。厂中令改就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诊之，医谓有梅毒之疑，病者力白其无，遂忿而出院。
复求余诊。余觉再度反复，不同前证。在无可奈何中，仍用前精神疗法，使病者去其惧心。再为之处方，依前加减，令其安心服之。迨服之既久，亦即缓缓收效。又凡三易其方，而渐全愈。直至1955年6月，身体及声音乃全复常态。此病之难治，若不依仲景经方，变而通之，其不濒于危殆者几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