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立朝以正直忠厚为本【以下诸生课试作】

　　天下之治，系乎人臣之有其德，而才不与焉。

　　夫天下之才，未尝无也。所赖以致至治者，非其才之难，而所以用其才者难也。能用其才，系乎人臣之有其德而已矣。所谓德者，必其资性之纯，而心术之正。是故其气刚以毅，出于正直，而必不至于佞；其心宽以恕，出于忠厚，而必不至于薄。如此可谓有其德矣。而后以其才用之，故天下服其正直之气，而乐其忠厚之化，而人心世道实系之。夫才者，行于一时，则固一时之善而已也；行于一事，则固一事之善而已也。惟正直忠厚之道，其用为不穷。士之立朝而不以此，则余无可取矣。善乎，豫章罗氏之言：“士立朝之道，不为惊世可喜，烨然赫然，以为人臣之伟节，惟以正直忠厚为本”。儒者之论，何其切近而笃实也！

　　夫所谓本者，言士之用世，其所施为措置，盖未暇论，而不可穷之业，实根底于此也。夫木之有本，本既拨，则枝叶无所寄托矣；士之有德，德既隳，则才猷无所附丽矣。盖有其德，而后其才可以成天下之事；无其德，则才之所用，适足以偾天下之事而已矣。

　　夫人君治四海之众，一人不能独为，而与海内之士共之。士之欲行其志者，辐辏并进，而归命天子。三公九卿，百司庶府，设官分职如此其众也。天下之才，惟天子所以使之。盖自一命以上，无虚位也，无乏人也，则人人尽其才，因其职以自效。举目前之事，则既能办饬矣。夫正直也，忠厚也，士无此二者，皆能任天下之事，皆能治天下之民，皆能建天下之功，皆能兴天下之业，然有利焉，不胜其害也；有得焉，不胜其失也。天下幸而无事，人臣安享禄位，以为才如是足矣，不知其俗之渐靡，积习而不可挽也。故士必本之以正直忠厚。其大者固已磊落卓荦，自立于世，然后随其所受之职，皆能不违于道。是故与之任天下之事而事必集；与之治天下之民而民必安；与之建天下之功，兴天下之业，功成业广，而后无患。呜呼！此正直忠厚之道所以为本也。

　　且所谓正直者何也？气之刚以毅也。其质近乎义，而心术之正，必不苟为佞。天子欲有所为，而不敢以或阿；羣臣皆以为然，而不肯以或同。天子有失，必规；羣臣有奸，必发；事有庇于民，益于国，争之而必行；有病于民，害于国，争之而必不行。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不善；可与为义，而不可与为不义。万钧之重不为慑，雷霆之威不为怵。谔谔乎无所隐也，蹇蹇乎无所避也，侃侃乎无所挠也，亹亹乎必致之也。人主为之改容，奸萌为之弭息，四夷 【夷　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 　闻之而不敢窥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闼、折槛、引裾、坏麻之类，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萧望之、李固、宋璟、张九龄、陆贽、李沆、范仲淹、李纲之徒是也。

　　所谓忠厚者何也？心之宽以恕也。其质近于仁，而心术之厚，必不苟为薄。辅天子而以宽仁，与羣臣处而不求为异。天子有过，而非心逸志为之潜消而不知；人臣有失，务包容其小，而爱惜其才；可以裨国，而不便于民，不行；可以取名，而无益于国，不举。如泰山之安而不摇，如深渊之静而莫测。休休乎其无所不容也，粥粥乎若无所能也，浑浑乎若无辨也，与与乎其可即也。君德赖以培养，生民赖以滋息，社稷赖以镇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偿金、脱骖、翻羹、唾面之类，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则如曹参、周勃、丙吉、狄仁杰、郭子仪、裴度、吕端、王旦、韩琦之徒是也。

　　或者曰：“正直近于伉厉，容有激天下之变”。是固有之。然刓方为圆以规世好，君子终不避伉厉之讥而出于此也。“忠厚近于无能，容有以养天下之弊”。是固有之。然锲厚为薄以索人情，君子终不避不能之诮而出于此也。大抵由于质性之美，而原于心术之正，则正直而不至于伉厉，忠厚而不至于无能，此自然之理。故士而舍此，欲以委随变化而谓之通，凌谇尽察而谓之能，此则天下之所谓才，而非士之所贵也。

　　唐虞之盛，其臣皆有神圣之姿，其功与天也并，若非人之所能为者也。然君臣之相勉戒，不过曰“直清”，曰“弼直”，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何其近于人情也？古之圣贤所以佐其君者，不过如此而已矣。“廸知忱恂”，夏之所以有室大竞也；“惟兹有陈”，商之所以格于皇天也；“秉德廸知”，周之所以古冒闻于上帝也。夫其正直如此，忠厚如此，故能循道履信，而功业所至，乃与天地并。成王之命君陈曰：“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此告之以正直也。曰：“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人【一人　尚书君陈作「一夫」】。必有忍，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此告之以忠厚也。

　　天下之势，欲其直，常趋于佞；欲其厚，常趋于薄：世道之不可挽如此。是以不惟士之所贵者如此，而有国家者务培养之，以伸抗直之气，而全忠厚之体。孔子生于周末，褒史鱼之直，恶祝鮀之佞，思史之阙文，而称周公之训，其所感者深矣。夫相嘘以成风，相吹而成俗，隆冱之时，一人嘘之不能为热也；炎赫之景，一人吹之不能为寒也。天下有一正直者，崇奖之，而不抑之以伉厉，若文帝之信申屠嘉也；有一忠厚者，敦尚之，而不嗤之以无能，若光武之封卓茂也。如此则天下知所慕效矣。此在天子与公卿大臣之事，诚如此，则百僚师师，皆忱恂于九德之行，而羔羊之正直，行苇之忠，可以远追于成周之盛也。谨论。

　　○太极在先天范围之内

　　天下之道，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道，则道局于象而有所不该；以言求象，则象滞于言而有所不尽。嗟夫！古之圣贤，本以天下之道不著，而以象该天下之道；本以天下之象不详，而以言尽天下之象。卒之象立言设，而反有所不该不尽，则圣贤之心，于是乎穷。虽然，圣贤固非逞奇眩异，苟为制作以骇于天下，则其始之为象也，将谓其足以该道也；其后之为言也，将谓其足以尽象也。象有不该之道，而言有不尽之象，则圣贤不轻以为之名。由此言之，则天下之道，不可无圣贤之象；而天下之象，不可无圣贤之言。

　　先天之图，伏羲之象也；太极之图与说，周子之言也。天下无异道，则无异象；无异象，则无异言。奋乎千百世之上，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下；奋乎千百世之下，而常符于千百世之上：是先天之与太极也。岂可以先后大小而区别之耶？

　　然谓太极在先天范围之内者，何也？天下之道，太极而已矣；太极之动静，阴阳而已矣；阴阳之变合，五行而已矣；五行之化生，男女善恶万物万事而已矣；圣人、愚人、君子、小人之别，动静修违之间而已矣。而太极图者，为数言以括之而未始遗也。则夫先天虽上古圣人之作，宁能有以加乎？周子之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周还布列，宁有出于太极、阴阳、五行、男女、善恶、万事、万物、圣人、君子、小人之外，而曰范围焉者，固非以不该不尽为周子病，而独为夫周子之未离乎言也。未离乎言，则固不若先天之笼统包括，渊涵浑沦于忘言之天也。圣贤之始为说于天下，固谓可以尽象而该道；而明言晓告，以振斯世之聋聩。孰知夫象之所不该者，象不能尽，而言之所不尽者，非言之所喻也？

　　上古之初，文字未立，易之道浑浑焉流行于天地之间。俯仰远近，巨细高卑，往来升降，浮沉飞跃，有目者皆得之而为象。天下未尝有易，而为易者未尝亡。迨夫羲皇有作，始为先天之图，天下之道，一切寓之于方圆奇偶之间，如明鉴设而妍媸形，渊水澄而毛发烛。然而失之者，犹不免狥象之病，则天下固已恨其未能归于无象之天；而孰谓其生于圣远言湮之后，建图属书，哓哓然指其何者为太极，为阴阳，为五行，为男女善恶万物万事。为圣人、君子、小人，其言如此之详也，而可同于无言之教耶？故曰：「图虽无文，终日言之而不尽也。」噫！惟其无文，故言之而不尽，而言之所可尽者，有言故也。

　　故自先天之易，羲皇未尝以一言告天下，而千古圣人，纷纷有作，举莫出其范围。以艮为首，夏之连山也，而不能易先天之艮也。以坤为首，商之归藏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坤也。取八卦而更置之，周之周易也，而不能易先天之八卦也。畅皇极而衍大法，而有取夫表里之说；观璇玑以察时变，而有取夫顺逆之数。作经法天，而必始于文字之祖。备物制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而必尚夫十三卦之象。未始为声音也，而言律吕者推之；未始为历象也，而言十二辰、十六会、三千六百年者推之；未始为寒暑昼夜风雨露雷也，而言天地之变化者推之；未始为性情形体走飞草木也，而言万物之感应者推之；未始为元会运世岁月日辰也，而言天地之始终者推之；未始为皇帝王伯易、书、诗、春秋也，而言圣贤之事业者推之。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则太极之立也；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则动静之机也。干、兑、离、震，居左而为天卦；巽、坎、艮、坤，居右而为地卦；所以分阴分阳而立两仪也。干、坤亥巳，天地之户，阴阳所以互藏其宅也；否、泰寅申，人鬼之方，天地相交，生生之所以不息也，以消长水之，而动静见；以淑慝求之，而圣人、君子、小人分。先天未尝言太极也，而太极无所不该；太极言太极，则亦太极之说耳。是故无言者不暇言以传，而有以尽天下之所不言；有言者待言以明，而不能尽天下之言。自羲皇而下，所以敷衍先天之说者愈详，而卒不能自为一说，自立一义，以出六十四卦之外。譬之子孙虽多，而皆本于祖宗之一体。故太极者，先天之子孙也。

　　虽然，有先天，则太极可以无作，而周子岂若斯之赘也？盖天下不知道，圣贤不得不托于象；天下不知象，圣贤不得不详于言。于是始抉天地之秘以泄之，自文王已不能无言。而易有太极，孔子亦不能自默于韦编三绝之余矣。大飨尚玄酒，而醴酒之用也；食先黍稷，而稻粱之饭也；祭先太羹，而庶羞之饱也。呜呼！亦其势之所趋也。

　　泰伯至德圣人者，能尽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与人，情之所安，则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则必不受，虽受之而必不慊焉。人之喜怒发于心。不待声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与不与之迹，而在于安与不安之间，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濡滞迂缓，食昧隐忍，将有不得尽其情者；惟圣人之心为至公而无累，故有以尽乎天下之至情。

　　论语之书，不以让训天下，而言让者二：伯夷称贤人，泰伯称至德是已。夫让，非圣人之所贵也，苟以异于顽钝无耻之徒而已矣。而好名言异，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幕之，而为琦魁之行，则天下将有不胜其弊者。春秋之时，鲁隐、宋穆亲挈其国以与人，而弒衂之祸，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国内大乱者再世。吴延陵季子，可谓行义不顾者矣。然亲见王僚之弒，卒不能出一计以定其祸，身死之后，仅三十年，而吴国为沼，以延陵季子而犹不能无憾者。故让之而不得其情，其祸甚于争；苟得其情，则武王之争，可以同于伯九。故圣人之贵得其情也。伯夷、叔齐，天下之义士也。伯夷顺其父之志，而以国与其弟。然终于叔齐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终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间，岂无几微见于颜色，必待君终无嫡嗣之日，相与褰裳而去之，异乎「民无得而称」者矣。故圣人以为贤人而已，盖至于泰伯，而后为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让，未有如泰伯之曲尽其情者。盖有伯夷之心，而无伯夷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后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

　　自太史公好为异论，以为太王有翦商之心，将遂传季历，以及文王。郑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说者，遂以为虽以国让，而实以天下让，不以其尽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义，故孔子大之。夫汤、武之所以为圣人者，以其无私于天下，天下归之而不辞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阴谋倾夺，虽世嗣亦以是定，则何以异于曹操、同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狄【狄　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奔亡救败之余，又当武丁朝诸侯之世，虽欲狡焉以窥大物，其志亦无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举他人之物为让，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圣人无「意、必，固、我」之私，须臾之间，常不能以预定，而曰百年之必至于此，不几于怪诞而不经耶？盖翦商之事，先儒尝以辨之，而论语之注，厘革之未尽者也。说者徒以太王溺爱少子而有此，此晋献公、汉高祖中人以下之所为，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传历及昌为有天下之大计。殊不知儿女之情，贤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恶，中人之所不为也。诗云：「爰及姜女，来朝走马？」孟子以为太王之好色也。诗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为过。太王固不胜其区区之私以与其季子，泰伯能顺而成之，此泰伯所以为能让也。泰伯之去，不于传位之日，而于采药之时，此泰伯之让所以无得而称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与之并立于此，太王贤者，亦终胜其邪心以与我也。吾于是要言而公让之，则太王终于不忍言，而其弟终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齐之终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

　　张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终于伤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则恭，而陷父于杀嫡之罪。故成而为惠帝，不成而为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谓以天下让者，国与天下，常言之通称也。苟得其让，奚辨于国与天下也？苟尽其道，奚择于君臣父子也？让其自有之国则不信，而求其让于所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爱，剿百年以后君臣之事而为之说；是孤竹不为贤，而必箕、颍以为大；历山不为孝，而必首阳以为高：诸儒之论之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为，乃匹夫匹妇之所为当然者。夫惟匹夫匹妇以为当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忠恕违道不远天下不求道于有，而求道于无。求道于无，而道始荒矣。求道于有，而道始存矣。求道者，非求其无也。求其无者，非求也。盖道根诸心，心所自有，奚庸之他！故求道于有者，求诸心之谓也。自尧、舜、禹、汤之迹远，文、武、周公之学荒，世之论道者不胜其说，而求道者不胜其涂；汶汶纷纷，孔氏之门辞而辟之，日不足也，而为之说曰忠恕，则足以近道。夫天下方苦于道之难求，其说宏远恣肆，穷天极地，哓哓焉唯恐其言之不详，萃其终身之力，白首有不得其源者，而孔氏之徒一言以蔽之，何其言之简而功之径也！

　　嗟乎！道固然也，非孔氏之徒为之也。天下之患，在于不知道。知其物而后能取之，知其途而后能由之，知其的而后能射之；夫然后取之而获，由之而至，射之而中也。不知其道而求之，何怪其言愈多，力愈勤，而愈不至也。嗟乎！亦取之心而已。谓道为远人，而心亦远人乎？天命之谓性，率是性而为道，心即道也。舍心以言道，则为荒远，荒远非道。舍道以言心，则为形躯，形躯非心。道也者，无所不尽，而心者，道之舍也。故曰：天聪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万物作类。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可以作礼乐，可以齐万物，可以一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前之而莫测其所以始，后之而莫既其所以终，漩乎无穷，而莫知其方，此心之所以为心者也。

　　心以会道，而私或漓之；心以通道，而私或间之。心失其所以为心，故道失其所以为道。诗曰：「视尔不臧，我思不远。」呜呼！亦反之心而已矣。忠恕者，反诸其心，淳漓去间之道也。性者则无事乎此矣，下焉者可勉也。匹夫怀千金之璧，途而失之，乌得不从其途而求之也？物我之未融，形骸之未化，不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融而化之，体乌有不一乎？故自圣人以下，未尝不勉勉于兹也。为人子者。以父之心为心，则何息乎不孝？为人臣者，以君之心为心，则何患乎不忠？居乎前后左右者，而以前后左右之心为心，则何患乎上下四方之不均？故忠恕非有所增益之也，求吾之心也。翳去而目明，垢去而鉴明，私去而心明，心明而道在是矣。故曰：「心之精神是谓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而明之，言此心也。愚智之障去，而至贤可为；中和之性流，而礼乐可作；形骸之窒通，而万物可育；天人之界彻，而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可一。孔氏之学，何其简而易，径而要也！

　　抑此所谓忠恕者，先儒以为学者之忠恕耳。尝试推之，程子之言曰：充拓之，则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万物一也。宇宙会合，由忠恕之故；宇宙浇漓，由不忠恕之故。秦、汉以来，上下之分严，君臣之情塞，失均于贫富，奔命子征求，骈死于诛罚，匹夫匹妇，不获自尽者多矣。长人者可无意干斯乎！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道散于天下，而君子会诸心；而犹有待于外者，理一故也。夫心，无待于外者也；待于外，非心也。何者？势有心迹之判，而理无内外之殊；道通天下之故，而心极宇宙之量。天下信心而疑耳目，其说是内而非外，自谓其心之大也，而不知心之大而拒于其外，则有所不包。天下狥耳目而遗心，其说则狥象而拘迹，自谓其用之妙也，而不知用之妙而沮于其内，则有所不达。合外以为内，而后知心之大也；由内以为外，而后知用之妙也。

　　子思子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学者疑之，以为德性所以为内也，问学所以为外也；事于外则苦于支离之弊，专于内则驰于玄妙之归；大者穷极高虚而无所底止，小者役役焉汩没以终身；外之于内，若是其相戾也；德性之与问学，若是其相悖也；尊德性之与道问学，若是其不相侔也。嗟乎！夫孰知子思之言，合内外而一其散于天下者而会诸其心乎？今夫人之所以为人者，何为者也？苟徒形骸而已耳，饮食动作而已耳，则与天翾飞蠕动者，奚以异也？而乃超然异于羣生，为万物之灵？而天下之尊，莫尊于人，则以其德性之尊而已。二五构精，造化万有，皆同于天，而会其精于人。人而会其精于心，至清而不滓也，至纯而不瑕也，至贵而不敌也，至富而不伦也。得之而为德，生之而为性。德性之有，贯乎天地矣，冒乎羣生矣，纪乎万用矣，磅礡乎无端无纪，而周流乎至静至正矣。故谓之降衷，谓之明命，谓之受中，谓之立极，皆取尊名焉。尊于天而贱于人，与之者之重而受之者之轻，是横奇宝于道，而委珪组以逐屠沽也。折枝之命，受之者不敢委；抱关三位，居之者不敢懈。而况吾受诸天而不偶然者，而亵天弃天而甘心焉，谓之何哉？故君子欲以尽其为人者，其道在于尊德性；而其所以致其德性之尊者，其详在于问学而已。

　　尊德性者，非以专于内而不兼乎外；而道问学者，非以徒骛乎外而忘其内也。德性不离于事物，则尊之者不离于问学矣。散于天下而一于心，尊吾心，则天下之理会，不出乎一心，而不外乎天下。道问学，则天下之理熟；万者熟，而后一者纯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书曰：「安汝止，惟几惟康。」圣人以为深于志，止于心，足以已矣，而必几焉康焉。研审而不遗，思惟而不怠，诚以辨于务而深可达，审于几康而止可安也。使百九十二之爻无用于揲，则所谓受命如响者果何物？而一日二日之几，不兢兢焉，而尧、舜之道或几乎息矣。故知者，德性之通也，通天地万物与人焉。尽精微焉，知新焉，所以通之也。行者，德性之体也，而体天地万物与人焉。道中庸焉，祟礼焉，所以体之也。虽其戒谨恐惧以立天下之大本者，固不待于物感事变之交。然而知祟礼卑，穷理践实，要之亦不失吾高明广大之体，以究其温故敦厚之功而已矣。故曰：「智周万物，而道济天下。」周物而不过乎性之智，济世而不外乎性之仁。天下之理，无出于德性之外，而道问学，所以尽尊德性之功。射艺之游，非拳捷之逞也；洒扫之末，固精义之学也；徐行之微，固尧、舜之道也；经史之业，非亡羊之路也。本末源流，一以贯之矣。舜之命曰：「惟精惟一。」虺之诰曰：「制事制心。」孔之教曰：「博文约礼。」精以归一，义以全礼，博以致的，千圣相传之秘，其在兹乎！

　　吴文正以为道问学之功有六，而尊德性之功一而已矣。斯言可谓发越无余矣。由是而言，则知外德性以为问学者，狥知化物；世之所谓博洽之学，雕虫之技，传经之家，若司马迁、刘向、郑玄、王弼之流也。外学问而为尊德性者，驰空入幻，世之所谓顿悟之习，玄牝之学，明心之说，若关尹、老聃、瞿昙、鸠摩之属也。

　　自汉以来，出彼入此，吾道不堕如发。至关、洛数子者出，得子思之绪于残篇，亦已灿然指世之迷途矣。然议者犹谓新安、金溪之异旨，德性问学之专门，徒泥鹅湖是非之辨，而不知相里勤、五侯各立门户之非。呜呼！德性吾所有也，学问我所事也，为之而自知之矣。不知论此，而徒欲起大儒于九原，辨聚讼于两家，乃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也。噫！ 【此首第一行，疑有脱误】

　　六言六蔽天下之理，尽于学矣。而天之所与者，不可恃也。何也？限于气也。限于气，则有所偏。狥其偏而不求至其中，则往往遂其性之所近。其偏者日以重，而其不能者终懵焉而莫之知，卒以自陷于偏诐邪遁之归，而不适乎大中至正之矩。其美也，祇所以为蔽也。天之所与，果可恃也哉？故夫求至于中者，莫如学也。

　　疏之则通，拭之则明，矫之则直，砥励之则精密，培养之则成遂。夫物则亦有然也，而况于人乎？况于学乎？学也者，以明理也。理明则德全，德全则气不能为之限，夫是之谓能成其天。故气质之用小，而学问之功大。糠粃眯目，则天地为之易位。彼美质之为尤物也，岂直糠粃之谓哉？今夫仁、智、信、直、勇、刚，是六者，世之所美也。夫人而能好之，则固可以谓之君子。而世之所指称者，若是焉亦足矣。圣人曰：是六者皆有蔽，惟好学为无蔽。非六者之足恃，而好学者之足恃也。夫岂以六者之不美哉？天以是理全畀于人，固不以人人殊也。是故有温良慈爱之懿，有辨别剖析之明，有真实无妄之诚，有顺理无罔之心，有强毅果敢之气。残忍之不足以胜吾仁，眩瞀之不足以胜吾智，诈伪之不足以胜吾信，回互之不足以胜吾直，懦怯之不足以胜吾刚勇，其性则然也。然而气之参错不齐，而五行之分数有多寡，则恃【恃　原缺，依大全集校补】其偏重者而胜焉。偏而好，好而不学，则蔽。蔽于有余，而不能以自裒；蔽于不足，而不能以自益。「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信者以执滞用，直者以攻讦用，刚勇者以强戾用。彼固以沾沾自喜，而不知去道也日远矣。是以圣人不恃乎天，而求备于人；不恃乎天，所以去其蔽；求备于人，所以全其美。

　　皋陶言九德，皆以其气质之性，而济之变化进修之学；而夔之典乐，亦不外乎直温宽栗之数语。晏婴曰：「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马或奔踶而致千里，谓其能偃然以就吾之鞭策也。调习之不驯，泛驾之不止，则百里之不致。昔夫子之门，固皆天下之英也。参之鲁，可以谓之确。柴之愚，可以谓之厚。师之辟，可以谓之文。由之喭，可以谓之直。而夫子则谓之鲁焉而已矣，愚焉而已矣，辟且喭焉而己矣；略其所美，而稽其所蔽，美者不足恃，而其蔽者深可忧也。是以君子知天之所以畀吾者，恐恐焉若有所负也，汲汲焉不能自已也，退退焉不敢自谓已足也，我惟理之求而已。于是有探索考究之学，于是有沉潜默识之功，于是有省察克治之力，于是有去偏救弊之术，于是有深造极诣之方，于是有消融浑化之妙，过者以损，不及者以益，夫然后有以得其理而无所蔽。

　　爱人，仁也；而恶不肖亦仁也。不可罔，智也；而可欺亦智也：践言，信也；而变通亦信也。无隐，直也；而委曲亦直也。无所不伸，无所不为，刚勇也；而有所不伸，有所不为，亦刚勇也。惟好学，故仁；惟仁，故智；而信直、刚勇皆举之矣。若一元而司四气之运，若中央而观四方之至。有六者之用，而无六者之蔽。是六者性，而我无加焉；是六者质也，而矫克振励之功为不少矣。

　　大哉，学之道乎！夫子与子路盖每每言之，而伉直自用，卒无改于冠鸡起舞之习。去就不明，汶汶以没，悲夫！美之为蔽，乃至于此。自昔聪明绝异者为不少，而卒自叛于道，而为天下之罪人者，其始皆由于质之美。盖以其聪明绝异之姿，而自信其不该不偏之见，以成其偏倚诡僻之行，则将何所不至！故曰：老子有见于屈，无见于伸。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庄子有见于天，无见于人。有所见而有所不见，此美之所以为蔽也。由是言之：椎鲁朴钝，非学者之患也；聪明绝异，学者之深患也。

　　○圣人之心公天下

　　圣人能顺诸天下之理而已矣。天下之理不容于偏，故圣人之心，亦不容以有偏；夫惟不容以有偏，而后足以尽天下之理。大哉，圣人之心乎！人皆曰圣人之心有是非，吾则曰圣人之心无是非；人皆曰圣人之心有好恶，吾则曰圣人之心无好恶；人皆曰圣人之心有褒贬，吾则曰圣人之心无褒贬。因物而有是非，是非者，圣人之明；因明而有好恶，好恶者，圣人之情；因情而有褒贬，褒贬者，圣人之言。言生于情，情生于明，明固缘诸物而已。天下之物，固有可是非之理，固有可好恶之理，固有可褒贬之理。取而进之不加增，抑而退之不如损。称之为善而非誉，訾之为恶而非毁。圣人顺因其理，无所于是，无所于非，无所于好，无所于恶，无所于褒，无所于贬，迁移变化，进退伸缩，惟其所遇，不可端倪。曰是非、好恶、褒贬云者，吾姑以是观圣人之心之着而已，非以为圣人之心泥于是也。何者？顺因诸理也。理故一，一故无所不公。而彼区区有为之应迹，固其所谓尘垢、粃糠、糟粕、煨烬云者，而奚足以芥蒂于圣人之心也哉？

　　今夫理之散于天下，其是非曲直，可否轻重，随物而在，无不分朋。其遇于情而偏之也，天下之物，于是而始不得其平；天下之心，至是而始不得其公。专而不咸，隘而不宏，藏匿而不化，胶固而不解，纷扰焉而不释，日以其情与天下相角。执其先以应其后，举乎彼以该乎此，攻其瑕而忘其坚，爱而不知其恶，憎而不知其美，强立而不返，终其身焉，其于爱憎取舍，若柄凿焉不相易也。是何也？以情胜也。情胜，则有我而无物，其不能公天下之心固也。　夫天下之物，以天下之理处之而已，而曷容有我于其间哉？故惟无我而后为圣人，而后其心能公天下。

　　嗟乎！圣人之心犹天也。阳舒而阴惨，旦明而暮晦，生长肃杀，不一其职，风雨露雷，不一其施，而万物之巨者细者，高者下者，裁者倾者，成遂者，夭阏者，变易者，流迁者，枯偃而憔悴者，壮盛而猥大者，仆而起者，息而消者，彼固以随乎气之所至。在万物为适当耳，造物者则何所私哉？是故圣人顺因天下之理，不累于有我之情。天下之人，所谓聪明仁圣，德充而业完者，固未可以人人求也。而人又什百千万之，不可以一律齐也。固有能于此而不能通于彼，失于早而图之于末，百不可观而一有可取，世之所谓小人者犹有所长，而贤者或难于十全也。故圣人亦以天下之情与天下而已矣。故曰：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圣人之心公天下也，夫独管仲乎哉？管仲者，固其一事也。言天者无端也，指其昭昭之多。曰天之大若是而已矣。言圣人者无象也，指其称管仲之事，曰圣人之公若是而已矣。故此一管仲也，世之汨溺者，孰不艳慕之？其德与学固可略也。至于鄙贱之甚者，则摈绝之不以入于耳，而奚功之足云？圣人曰：「管仲之器小哉！」又曰：「管仲，人也」。「如其仁！如其仁！」方其称也，不知其贬也；方其贬也，不知其称也。管仲之所为若二人焉，圣人亦曰若二人焉。是非在仲也，好恶在仲也，褒贬在仲也，圣人不知也。

　　是故羽山之放，百揆之宅，鲧出禹入，不以为疑。鹿台之诛，三监之设，纣灭庚封，不以为忌。故使鲧能自变，司空之职可复；纣能改创，孟津之师无举。圣人固未尝有怒也。朝而放诸野，夕而升诸朝。罪大者不以议其功，罪轻者不以盖其善。顺诸其理，而何有于我也？彼世之瞽者、刖者、宫者，莫不以为弃人也。圣人曰：「吾使汝为乐，吾使汝为阍，吾使汝为守。呜呼！圣人之心之公，固如是也。春秋之书，严于大一统，而王之出狩，不容于无贬。明于尊有爵，而诸侯或称人。重于辨华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或有称子。书载二帝三王之文，而秦穆公何人者也？乃以厕之篇末！吾于是真见圣人之心如天也。使夫人之有过者，不容以自阻；而小善者，亦有以自遂。见容于圣人者，不敢不勉；而得罪于圣人者，惴惴焉不敢自安。是又圣人之教之也。呜呼！圣人之功大矣。

　　史称安、隗素行何如将以图天下之变，而所以自治者不可不严也。夫士君子以其身任天下之事，而适当其溃败决裂之际，而天下之事之变，不可以急返而力拯之也。天下之小人，方乘时肆志，逞其所欲，而其气之熏灼炽艳，凌轹震荡，勃焉有不可遏之势。而君子者，以其弱植之身，惴惴焉而日与之角。以吾之衰，敌彼之强；以吾之寡，敌彼之众；以吾之明白疏阔，洞然无防闲之设，立彼闪忽诡诈之中，机智陷穽之区。斯时也，势不足恃也，恃吾之有道而已。夫道有时而不能胜势，然而循理以须其未定之天，而或胜焉，或不胜焉，犹足以持之也。设使吾之所自立者，已自陷于颇僻，则小人之投间抵巇，其将何所不至哉？吾既无所恃，而吾之所恃又亡，而轻试于小人之锋，卒之名隳业堕，而身与之俱毙焉。由是言之，小人得志于天下，非尽小人之罪也，君子亦与有责焉耳矣。

　　愚读汉史，未尝不叹安、隗所处之真善，而又以嘉范晔之知言也。夫不曰小人之不加害于君子，而特曰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诚有以见君子得持胜之道也。尝谓天下之所以称为君子小人者，非生而有是名也。蹈道而行之，谓之君子；背道而行之，谓之小人。所谓蹈道而行者，素行必严；严者，非为小人而设也，以其君子之道固然也。背道而行者，则淫佚放纵，无所不为矣。夫其淫逸放纵者，亦非为害君子而设也，以其小人之道固然也。此淑慝之大分，自古邪正之所以相轧，而世道之所以升降者系此也。小人固挟其所以为小人者以恣其恶，而君子者不知其所以为君子而制之，则君子小人之分，吾亦无以定其极矣。而又安能取胜负于其间哉？是故君子所以成功者，势也；所以定势者，道也。势有所待于外而不可必，道固吾之所挟以常伸者。易言阴阳之义备矣。消长进退，损益盈虚，每以时运为之变北，而辞亦因之屡迁，而至其所谓道者，则无往而不着其然。以明君子之所行者，有常而不易，至一而无二，立乎是非利害之途，而独守其贞，不以消而亡，不以长而存，不以进而满，不以退而缺，不以损而陨，不以益而茁，不以盈而耀，不以虚而约，一之于天而已。天者，君子所以定其极也。而物何与焉？小人何与焉？小人之能害与不能害何与焉？

　　天道当揫敛肃杀之候，其所以为生生者，宜剥尽而不存矣。而完聚凝固，不至于阴之盛而丧其所以生生者，故卒之太和回斡，勃焉盎焉，变而为朱明长嬴之气。君子当小人之时，亦唯无丧其所以为君子者而已矣；无丧其所以为君子者，亦唯无丧其素行而已矣。素行严，则守不放；守不放，则节无毁；节无毁，则道常伸。如两敌对垒，虽未得殄灭之会，而所以御其游兵，防其钞掠者，不可一息而弛也。不然，则移晷瞬目之间，而彼已伺其便而乘其隙矣。故曰：不恃敌之可胜。而恃吾有以胜之。胜之者，非求胜于彼也。胜于所以为我者而已矣。怒眦裂目，非君子之勇也；擐甲厉兵，非王者之师也；冠带佩剑而高谈仁义，是所以化强暴之术。

　　东汉之世，外戚宦竖之祸，缠绵纠结而不可解。一时贤人君子，相与劳心焦思，感慨发愤，正色于岩廊，清议于田野，求其有以少纾一旦之祸，适足以磨虎之牙，更相枕籍骈首而死者，不可胜计。然而考其素行，非其过于忤物，则其失于防闲者也。陈、窦一代之英，以身排难，而至于贪天之功，亲戚子弟，带绂裂土，布在有位，内不足以远权势，外不足以孚人心；张奂，北州之豪士，犹不能使之相信，而为羣阉所卖，吁，亦可悲矣！名为天下之君子，而以其不纯乎君子者，而与羣小较力，是所以赍寇兵而助之攻也。是以君子有危言之时，而无毁行之日，所以持天下邪正相轧之机，而直以道胜之耳。故曰：春秋之义，以贵治贱，以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召陵之师，不足以折水滨之对；文王之道，不足以救于泓之败。而楚围之计，不能不反庆封之辞。自汉以来，任人国家，如向、猛之制于恭、显，训、注之因于仇、王，二李之递为出入，五王之自相鱼肉，欲以去小人，而失于持胜者多矣。君子所以重有取于安、隗也。

　　虽然，二子亦自守焉而已耳，盖无益于天下之变也。岂非其节有余而权不足，回斡大运、拨乱反正之才有所短耶？抑光武夺三公之权，崇阶美号，徒拥虚器，政权一无所关，二子亦无能为力矣。吾独惜夫抚天下之权，而行不足以自守，才不足以经世，而反以激天下之变。此吾所以叹息于二公也。

　　○孟子叙道统而不及周公颜子

　　古之圣贤有遗言而无遗意。得圣贤之意，则可以知圣贤之言；知圣贤之言，则可以明道统之说。夫其有详有略也，而非有去取也；有先有后也，而非有抵牾也。论其人焉，论其世焉，合其异焉，会其同焉，此所谓意也。苟狥其辞，执其一，以求其纷纭异同之论，则圣贤之言将有所不达。故以言观言，则有遗言；以意观言，则无遗意。虽然，亦谓之无遗言可也。愚于是知周公、颜子无异道，而孔子、孟子无异说矣。

　　今夫斯道之流行，其用在天下，其传在圣贤。由尧舜、以至于孟轲，中更数千载，可指而数者，如斯而已矣。 【疑有阙文】 则已若比肩矣。其不与者，圣贤不得而与也；其与焉者，圣贤不得而废也。尧不得以与丹朱，而瞽瞍不得夺诸舜者，盖谓此也。圣贤之论，至孔子而定。继孔子者，孟子也。孔孟亲有之而亲见之者也。后之学者，当据之以为定，而岂可因之以为疑哉？

　　当文王之时，周公以元圣而受缉熙之传，制礼作乐，有身致太平之功。达而在上，使圣人之道大行于天下者，周公其人也。是以东周之梦，为之惓惓，而易、诗、书、春秋、礼、乐之删述，盖自以为得继于周公，而忻慕之者亦至矣。夫何孟子独得而不与之？当孔子之时，颜子以大贤之才而承博约之训，堕体黜聪，示不违如愚之教；穷而在下，使圣贤之道大明于天下者，颜子其人也。是以孔子丧予之叹，痛惜尤深，而殆庶之称，盖真以其得闻乎斯道，而许与之者亦深矣！夫何孟子独得而轻废之？呜呼！此孟子所以为与之者也？太公望、散宜生可以为见知，则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则颜子不在其后矣。纯佑作德而修和之所由赖，敬怠义欲而戒书之所由作，吕、散谓之见知，非过也。然而虎踞鹰扬，视夫欣欣休休之气象何如也？其不叙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则周公之所师，即敬止之家学，其视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举乎此，可以该乎彼矣。易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圣」；至于谈之与迁，同称太史；彪之与固，同号班书：盖昔人之桓辞也。苟执其辞焉，则武王何以不举乎？他日称三王而继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性善时中之论，义利王伯之辨，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岩岩，视夫和风庆云之气象何如也？其不叙颜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则孟子之私淑，盖自附于及门，其视颜子犹侪辈焉。彼此一道，方自论，则不暇于及人矣。

　　周有乱臣十人，而君奭曰「惟兹四人」。至于序大孝则称曾子，论好学则独予颜渊，盖昔人之专辞也。苟执其辞焉，则曾子、子思又何以不举乎？他日论禹、稷而归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虽然，周公无敌矣，论颜子者，往往有异说焉。则以其年之不永，遗言之不见，造诣之未极也。殊不知夔、益、稷、皋，初无文字，而禹、汤、文、武，分量亦有不同者。先儒谓颜子发圣人之蕴，而优于汤、武，此定论也。事有当于吾心，则自吾可以起千古之议论，而况古人之已发者哉？世之人惟不敢以颜子自处，故不敢以圣人处颜子云耳。

　　厥后宋儒周子，默契道统，得不传之正，而世犹以中庸序、明道墓表不及为疑，意亦类此。大抵古人之言多阔略，而后世之辞多谨严；以此之心，求彼之说，其相戾者固多，而论说之纷纭，亦无怪也。呜呼！道统之传，自孟子之后，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没，而愈晦矣。章缝之士，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颜孟，言之日似，行之日远。斯道之真，亡灭坏烂，几于不振，此则有志者之所深耻也；主张斯文者，所以为深忧也。

　　○乞醯【十岁作】

　　天下之理，自然而已，无容于矫。何者？理无矫也，无容于有待矣。有所谓乞者，斯矫矣，有待矣。夫我所无而求人，谓之乞。求人而望其与，谓之乞。理者，天下之人所有，天下之人所不相及者也。当取当与，各全其天，而何乞之云？彼醯可乞也，直可乞乎？直者，天地生人之至理也。奈之何以微生之直，乱天地生人之直乎？彼天地生人之直何如也？在父则慈，在子则孝，在臣则忠，在弟则敬，在交友则信。盖天下之直，而非吾之直，吾之直而非人之直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者有之，无者无之，如斯而已，何有于我？苟有我焉，则物本非而是之，是我是而非物是也；物本无而有之，是我有而非物有也。既有我于其间，而必因物以成乎我，使必得是物，而后我之理始得焉。呜呼！理之云乎，若是其劳矣乎？彼劳也，非直也。高之意则以为苟可以得直，虽劳无辞也。方其人之乞醯，高果有也，可以为惠；不幸而无，高之心已恨不能以及人，于是而乞诸其邻。不与之以无，而与之以有，使彼受者曰：高可谓天下之直矣，无且如此，况于有耶？小且如此，况于大耶？是一事之微，可以纳交也，可以为惠也，可以使人称我也。高为是矫险之事，而不知天下无矫险之直，因是事而为是直，亦愚矣。

　　彼意夫直之犹醯也，醯尚可以乞人为己有，直亦可以假物为己名也。独不因其自然而思之，彼醯固有也，非我之醯也，邻之醯也。彼乞我，而非乞邻也。我与人，而非邻与人也。我以其我，邻以其邻，恶用是假借哉？犹幸鲁人所求者醯也；假使求于高曰：汝与我千驷万钟。高何以待之？又有求于高者曰：汝与吾以天下。又何以待之？高将曰有耶无耶，亦将乞诸其邻耶？吁，至是而高之直穷矣。

　　故天下之理，求之于我恒不穷，求之于物恒有尽。顺之以天恒有余，矫之以人恒不足。盖理在我而不在物，理有天而无人也。是以夺人之物则为盗，取人之有则为袭，假无而有则为伪。盗乎，袭乎，伪乎？高之谓也。从高之道，则天下之为善者亦艰矣。夫与人必待于物，则一介不与，伊其吝矣。推之至于待富而孝，则箪食瓢饮，颜其馁矣。待功而后为忠，则身死功坠，孔明其穷矣。夫其必物也，必富也，必功也，则伊必至于取人之有，颜必至于夺人之财，孔明必生而不死，而后可也。信如是，是使天下父不得而慈，子不得而孝，臣不得而忠，弟不得而敬，交友不得而信，事事乞于人，物物乞于人，有如醯者，乃克有济，则何时得尽吾人道哉？是其人道轻而醯重也。未乞醯之时，本无直也；既乞醯之后，而始有直也。邻无醯，则我无直矣。则直之于醯有得矣。由是以为奇为高，则窃父之逃，不如证攘之直，历山之耕，不如割股之孝，首阳之饿，不如于陵之廉，而天地生人之直，果不如微生之直矣。谁谓直者如此哉！

　　彼之求直在于此，而吾谓之不直亦在于此。不知彼之为是劳者，欲直耶，欲不直耶？虽然，高犹幸也。世方谓高为直而奔慕之，夫子独曰：“孰谓微生高直”？使矫饰止于高，而天下必直，天下必不为矫饰，亦无有曰：其如此者，是高之流祸也。呜呼！高于是不与杨墨同为害矣。此谓高幸而遇夫子。

　　○圣人之心无穷【嘉靖庚戌会试】

　　圣人之所以治天下者，心也。而天下之不能尽归于圣人之治者，势也。圣人之治天下，不能不因于天下之势。势之所不能，则吾治病矣，而圣人之心，于是乎穷。夫以圣人之心，运天下之治，而吾心果为势之所穷，嚣嚣然自得曰：吾治如是足矣。圣人果如是耶？盖有时而穷者，势也；不可得而穷者，心也。势不能胜乎心，而心不穷于势。谓圣人之世无不得所之民者，非圣人之心也；以有穷之心量圣人者也。谓圣人之世有不得所之民者，此圣人之心也。圣人之心所以无穷者也。书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又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盖圣人以其身为亿兆生民之主，自谓天之所以命我，而天下之人皆寄命于我，其无所辞于天下如此，则其以天下为心，诚有不得已者矣。而忧天下之心，如之何而能释也？

　　虽然，天下之不治，吾忧之。天下已治矣，而圣人之忧总不能一日而释，则非有所深忧过计，而亦天下之势有不得不然者。圣人果不能必其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则天下已治矣，圣人之心，何尝一日自以为天下之治。惟其未尝见天下之治，而其忧愈无穷者，此圣人之心也。且其始，天下之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圣人为之焦思于廊庙之上，殚其心虑，竭其耳目，修其法制，陈其轨则，导其善利，而除其菑害，其所以仁之者，固已勤矣，亦期于使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已矣。然四海之广，兆民之众，风气之异，嗜好之不同，刚柔善恶之殊性，其势有不能尽一者：圣人亦且奈之何哉？为人父母者，为其赤子，虑其饥饿而乳哺之，或不能尽得其所欲。况周天下之人，而欲人人而衣之，食之，而教之，求其无一人之不食不衣，而不至于败度而斁伦者，圣人果可以自必耶？故不可必者，天下之势也：不容已者。圣人之心也。以其所不容已，而思其不可必，则圣人之心何时而穷也？

　　尧、舜、禹、汤、文、武之际，何其盛也！协和万邦矣，而驩兜、共工之属，犹在明良之列也。率舞百兽矣，而有苗、宗脍、胥敖之属，则犹盭干羽之化也。敷于四海矣，而下车而泣之囚，犹迷象刑之治也。十一征无敌矣，而舍我穑事之徒，犹勤畏帝之诰也。顺帝之则矣，犹迄崇墉之师也。垂拱而天下治矣，而大诰、康诰、酒诰之训，保厘之命，淮夷三监之征，再世未已也。是以圣人相与咨搓于一堂之上，一则曰「畴咨」，二则曰「畴咨」，曰「思日孜孜」，曰「予畏上帝」，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曰「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可以见圣人之心矣。

　　盖政也者，圣人所以致天下之治者也；心也者，圣人所以运天下之政者也。静处于大庭之中，而周流于寰海之外；端拱于深宫之中，而昭彻于宇宙之表；培养于瞬息之顷，而继续于千万世之远。丘甸、井牧、里居以安其生矣，而劳民劝相之未已也；瞽宗、廪米、诗书、弦诵以时其教矣，而格惩庸威之末已也；六典、八法、八则、九贡、九赋、九式与夫祭祀、丧纪、师田、行役，下至登鱼、取龟、擉鳖、绘画、刮摩之属，以尽其制矣，而维清缉熙之末已也。其无所不及，无所不达者，政也；不能无所不及，无所不达者，势也；忧其势，尽其政者，心也。苟心自以为无不及，则有所不及矣；以为无不达，则有所不达矣。心有一息之间，政必有所不尽，而天下之治荒矣。

　　或者曰：「圣人之治天下，必无一人之不得其所，而其所以如此者，特其不自满足之心耳。」嗟乎！此不惟不知天下之势，而亦不达圣人之心者也。使天下果无一人之不得其所，圣人亦何为是无穷之忧也哉？天地之大也，犹有所憾；而圣人亦有所不能。圣人惟深知其如此，故一日二日【二日　原刻误作「二几」，依尚书及大全集校改】万几，惟几惟康，与天同其不息也。大抵圣人之心，与天同运。天之道，气以嘘之，万物以生。穷于午矣，而未尝已也，而阴已生矣，气以吸之，万物以成。穷于子矣，而未尝已也，而阳已生矣。故天道运而不穷，以生万物；圣心运而不息，以生万民。然天亦乌能使万物之皆得其所哉？殡者、殈者、夭阏者、枯槁者，大造之内，何所不有，此亦势也。惟夫不以其势之所穷，而使吾心之有穷，此所以为圣人之心也。

　　○王天下有三重【嘉靖癸丑会试】

　　天下之法，非圣人不能制也。圣人所以能制天下之法者，谓其能尽夫法之理也。法之制出于圣人之心，而法之理在天下。盖其理如是，而吾之为法者不得不如是，而后知夫法者，道之所不能已也。圣人以道重天下，故不得不重夫法也。道在，则法治；道不在，则法亡；有法，则道行；无法，则道废。故圣人之于天下，非能强率之以就吾法；而所谓法者，又未尝以吾之意为之，有见夫天下之理有固然者，从而条理区画于其间，而尽其精微之至者也。则夫圣人之法，岂曰区区于后世繁文靡饰、过制曲防、苟简阔略，而不由夫道者乎？故王者之法，即道也。

　　后之人徒见夫繁文靡饰、过制曲防、苟简疏略之为法也，因以疑王者亦何重于此，而不知王者之法，非后世之所谓法也。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天生聪明时乂，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盖王者之责，更重如此。其所以上承天命之重，下思四海生民之众，求其所以顺天之理，遂民之生，有一日不能自宁者矣。

　　夫天之生是人也，其相与羣然而生也。生之所存者，性也；性之所禀者，命也。发乎其心，著乎其动作，而施于相与羣然之际，而道之大用，无所不著。惟天由之而不能自知，知之而不能尽，于是乎血气心知胜，而道几乎晦。圣人受天下之重，思以生之治之教之，而法之设，于是乎不容已。故法者，凡所以观天下之所为而制之而已矣。观天下之所为而制之者，出乎道而己矣。是故道形于事，不可以无礼，于是乎礼重；道形于礼，不可以无度，于是乎度重；道形于礼度，无书文字，性灵不通，于是乎文重：是三者，天地之所生也，生人之所立也，万物之所纪也。一不重，则道斁；二不重，则道悖；三不重，则道弊。盖自上古之时，其民吁吁怡怡，莫不爱其所以生我者，尊其所以长我者，乐其所以与我者，是其礼然也。有老者则处其安焉，有尊者则处其多焉，是其度然也。人之所存，发于其声，声之所出，而音韵自成，是又其文然也。此皆夫人所能也。然非王者，不能知天下之自然者而为之法。王者有法以行其道，俾天下自行其礼，自遵其度，自识其文，而后知王者之制所以通万世而无弊者，皆其道之所不能自已者也。使王者恃其崇高之势，徒以其势力法制，谓天下可以就我之范围，而率己之意以为之，则亦何取于王者之法！是故朝觐以明君臣之义，聘问以使诸侯相敬，丧祭以明臣子之恩，说饮酒以明长幼之序，婚姻以明男女之别，天下不可一日无礼也。雕镂文章，黼黻裘带，鼎俎豕腊，宗庙居节，衣服宫室，天下不可一日无度也。明其约契，正其会要，定其时日，通其言语，达其情志，天下不可一日无文也。

　　故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贱而不可不任者，切也；匿而不可不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陈者，法也。圣人通于天下之情而知其理，达于万物之变而知其时，精之至也。故度长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累黍；吾心之礼，与天下之礼一也，而礼出焉。故自子事父母，朝诸侯于明堂，至于冠婚、丧祭、燕射、士相见之礼，可得而议也，所以周旋裼袭，升降俯仰者，圣人能议之而不能为之也。吾心之度，与天下之度一也，而度出焉。故自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至于龙衮黼黻、玄衣纁裳、冕朱绿藻、十有二旒之度，可得而制也；所以多寡轻重、隆杀大小者，圣人能制之而不能为之也。吾心之文，与天下之文一也，而文出焉。故自天府之所藏，象魏之所悬，与夫达之四方同书文字，可得而考也；所以横斜曲直、平正倒仄、开发呼敛、清浊高下者，圣人能考之而不能为之也。故曰：圣法道，道法天。君子之道，所以考三王而不谬。建天地而不悖，质鬼神而无疑，俟后圣而不惑者，此也。

　　不然，以相接则不得其体，亦缇缦之礼而已，何重于王者之礼？以相临则不得其分，亦凌悖之度而已，何重于王者之度？以相谕则不得其志，亦寄象鞮译之音而已，何重于王者之文？故曰：王者制事文法，一禀于律，继天顺地，序气成物，统八卦，谓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所谓律者，即天下之理也。其理本然，如以规应圆，以矩应方，而莫之易也。是王者之律也。故曰：大礼必易，大乐必简 【礼记乐记作「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七三一页同。此处「礼」、「乐」二字疑误倒】。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岂非作者之圣欤？

　　或曰：王者之制如此，宜万世不可易。而何孔子论礼则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吾学周礼。」记礼者则谓「有虞氏之旗，夏后氏之绥，殷之太白，周之太赤」【太礼记明堂位两「太」字皆作「大」】，毋【毋原刻误作「母」，依仪礼士冠礼校改】追，夏后氏之冠，如周弁、殷冔、夏收，其不同如此。若夫书文，自河流天苞，洛出地符之后，世传又有龙书、鸟书、龟书，鱼书、虫穗之书，自苍颉至于史籕，又不知凡几变也。岂以圣人之制，犹有所未尽耶？盖天下之变无穷，而王者有随时制作之义。孔子盖曰：「所损益可知矣。」理之在天下可变耶？后世不达其意，妄取先王之法而尽废之，自朝廷以至于闾阎，皆为一切之政，无非衰世苟且之习，民之所以养生送死者，无一能尽其道。世之君子，又从而附会之，曰：「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沿乐」。嗟夫！所谓礼乐，果何在也？吾独怪夫文、武、周公之法，至秦而遂绝，而李斯、程邈谬妄之制，至于今更数千载而不能易也。

　　○明君恭己而成功【嘉靖乙丑会试】

　　天下之任，至不易也。明主独能致天下之治者，亦惟得人以任之而已矣。以天下之大，而责于人主之一身，是故不可以一息而自暇自逸者，而明主独能恭己以致之，是岂有他道哉？诚以天下之任之不易，而吾以一人之身而为之，其明必有所不周，其势必有所不给。将必举天下之事，皆萃于吾身，是以吾身与天下日战于扰扰之中，而聪明智虑，与之俱困。是知天下而欲以一人为之，固无是理也。故明主致天下之治，非得人不可也。盖以天下之事，与天下之贤者共之，是所以独操其要，以御其机，而非苟乐于优游无为也。以天下之贤者，任天下之事，使各竭其力，以周其务，而明主端委以责成焉，此固天下之势也。

　　今夫有器于此，一人之力足以举之矣。以其器轻也。其有重于此者，其举之必数人焉。又有重于此者，其举之必数百人焉。其器愈重，其举之者愈众。夫以众人任之，故虽千钧之重，可不劳而移也。大器非一人任也，使一人者自恃其力，而欲以专百人之任，其亦必无是理也。天下，大器也，非一人之为也。世之人主，亦有恃一己之智力，而欲以揽天下之权，而天下之事，日以纷然。盖自以其术足以持之，尽天下之人，无有出于我者，举其人皆不可以任吾之事，必吾之身一一自为之。盖前世人主有其术出于此者，未有不至于乱也。故明主者，岂乐于暇逸者哉？夫亦深见夫治天下之道，未有以易于此者也。

　　人之耳能听，而目能视，其视听不出帷墙之外，有蔽之矣。任天下之耳，则聪无所不闻；任天下之目，则明无所不见。以天下之耳为耳，以天下之目为目，故四海之外，莫不照彻焉。夫一人之身，其分固有限矣。夫以天下付之人主，尽一世之人而制命焉，其聪明神智，必有以兼乎天下之人者，固宜其一身而为之可也。所谓聪明神智者，亦以能用乎天下而已矣。所以用乎天下者，非苟自暇逸之谓也。盖其聪明神智所以运乎天下者也。运吾聪明神智于天下，是以朝廷公卿，百司庶府，其命之必得其任，其任之必得其人。得其人以为之，不必吾之侵其官，而天下之官，皆人主之为也。谓其自暇逸，不可也。

　　当尧之时，天下之故多矣。洪水方割矣，民未粒食而阻饥矣，五品不逊矣，五刑未明矣，草木鸟兽未若矣，礼乐未兴矣，共工、驩兜之徒，犹在朝也。而尧首命羲和「钦若昊天」而已。尧岂为是迂缓不切之谋哉？诚以人主之所当为者，独有事天之责。使天道少有不顺，而愆忒或见于上，吾心所以悚惕者，当无敢少宁者矣。是以舜遵行其道，而「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以窥祭天道，而观其意之顺与否也。若乃其时天下诚有未得其安者，而尧咨之，不过一二言而已。至于得舜，而其事已矣。舜从而任之九官十二牧，而天下之务，无不翕然悉举。故孔子称之曰：「大哉，尧之为君。」又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呜呼，此尧、舜所以恭己而成功者也。夫以尧舜之圣，如此其至，尧舜之治天下，如此其无为，而当时急于得人而任之，盖其所以无为者也。吾以见圣人之心，有不自暇逸者矣，非宴然恭己而已也。尧之所以经天下之虑，在于得舜；舜之所以经天下之虑，在于任九官、十二牧。

　　吾于是知古之圣人无为之道也。公卿大夫赞襄于上，百官有司奔走于下，人主华衣搢笏，不动声色，端居于九重之上。公卿大臣，日宣其谟也；百官有司，日靖其务也；六卿日率其属，以倡九牧也。其微至于乡遂都鄙之吏，其远至于荒徼之外，人主罔不致其人以为之治焉。要之明主之所谓恭己者，其事一无所为，而其神运而以天随者，亦无时而无所不为。如天之运，其神无不在也。神故不息，不息故无为。故公卿大臣宣矣，明主之神，在公卿大臣也；百官有司靖矣，明主之神，在百官有司也；六卿倡九牧矣，明主之神，在六卿九牧也。神者无为而无不为也。人主之神一不至，天下之务息矣。故神无一日不运于天下。故天下之贤才任，而天下之庶务成。渊蜎蠖伏之中，深宫宥密之也，俯仰之间，而抚四海之外，岂其疲智庸于一人之耳目哉？故人主恭己无为，所以养其神也；人主任天下之贤，所以成其功也。不能恭己，不能任天下之贤；不能养其神，不能成其功。故天子之车，大路越席，所以养其体也；侧载臭茞，所以养其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其目也；和鸾之声，步中采齐，行中肆夏，所以养其耳也；龙旗九旒，所以养其性也；寝兕持虎，鲛韅弥龙，所以养其威也。凡以天下之大以养之，不欲累之以天下之故，所以尊之也。其养之尊之，所以得以神运天下也。故曰：「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易故不怨，简故不争，四海之内，莫不系统，故能帝也。虽然，人主亦何以得贤才以任之，其成功如此之逸哉？其养之必有其道，其求之必有其方，其任之必有其宜。养之不以其道，则才不成；求之不以其方，则才不至；任之不以其宜，则无以使之効其用。呜呼！欲得天下之贤而任之，而又其难如此。然后知明主之所以成功者，非苟然也。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二上　　

　　应制策

　　嘉靖庚子科乡试对策五道

○第一问

　　夫阐扬帝王之烈者，必假于文以传。文者，所以赞述往古，传示来裔，着之不刊，垂之无极者也。盖帝王为可继之道，而未必其后世之能继；其所托以传者，典册纪载而已。典册纪载而不文，则不足以传。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由此言之，则帝王所以衍万世无疆之休者，其创立在我，而其纂述而扬厉之者，在于后人。一代之文不具，则一代之道德经制，亦几乎冺矣。故古之帝王所恃以为不冺，而使其子孙世世有考焉者，托之于文也。

　　我国家列圣相承，代有作述，所以阐扬祖功宗德者，亦既备矣。如《一统志》、《会典》之作，皆在于前朝文盛之世，以昭混一之盛、经纶之迹者，执事以下询末学，愚生槩乎未之知也。至于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又非所及也。夫金匮石室之藏，兰台秘阁之载，草野贱人无所得覩记。惟二书传诵于天下已久，愚生可以端拜而论乎？

　　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于其灿然者矣”。所谓灿然者，岂非圣人之制作布之天下，迪之后世者也？虞、夏、商、周之盛可考已。当时之所谓典章经制者，皆圣人之作，而又有圣人者以播扬之，故其言语文章，著于天下，大者事天飨帝，小者至于□互虫豸，靡不纤悉，王府则有，以咸正无缺，岂非其盛欤？汉以后，其德固已不逮于古，而当时文章之盛，犹彷佛于三代。故太史公八书之撰，班固诸志之述，犹足以备一家之言。至于唐之《六典》，宋之《会要》，元之经世大典，则其文章气势，愈趋于下。而说者谓三代之后，惟唐制为尽善，而六典建官之法，足以上追姬周，则其亦未可经訾者。而比于典谟，则有间矣。盖虞、夏、商、周，有帝王之制，而又有帝王之文。汉之文可矣，而制不备；唐、宋则文与制均之未至也。若今《一统志》、《会典》之作，欲以比隆于典谟，而岂可与汉、唐、宋例论哉？

　　然愚独恨当时儒臣奉命，不能深明圣意，究述作之至，以勒一代之巨典，而容有采缉补缀，疏略抵牾于其间。盖《一统志》出于睿皇帝之命，而大学士李贤等为之者也。《会典》出于敬皇帝之命，而大学士李东阳等为之者也。是二者若以为圣人之制，则何敢议？出于二臣之手，诚不能无疵者。盖祖宗之功烈过汉、唐，亦宜有比隆三代之文，不宜猥琐于末议，牵制于文词。而贤等所载沿革、郡名、人物古迹，往往剽摘书传字句，诗人组绘之梧，不足以称王者之制。而职司事例，又多务简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考。夫以祖宗之土宇，自古所未有；而祖宗之制述，亦自古所未有。而漫以若此，则二臣之过也。

　　今天子中兴，迈志宪古，已尝敕所司重修《会典》，则《一统志》亦将以次而及之矣。开局秉笔，固皆一代之长材茂学，必有所见，以广圣意者。愚犹以为彰往绪，扬休烈，以绍诸无穷，当属诸一代之宗工。而其体裁，宜依彷《禹贡》、《周官》之书，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土物贡，尤必著其详。而民风土俗，则略用汉《地理志》及后世图经之法。序官职必先其体统，于建废沿革，悉皆存其故。至于臣下论建，亦如历代书志、通考之类，兼存而并志之。又窃谓修书之臣，高帝之时多延天下有文学者，如梁寅、徐一夔之徒，皆以儒士在局。今拘于科目，一不可也。苏洵修礼书，必欲明实录以昭来世。今动有避讳，使人无从考实，二不可也。自古为书者，多出一手。今局务既开，议论纷沓，分门著撰，文体不一，三不可也。古之文章，必先体制；今之文章，驰骋浸淫极矣，而不要于古雅，体裁不明，义例不立，四不可也。明兴以来百七十年，岂无迁、固之徒，以勒成一代之典哉？愚生狂僭及此，惟执事宽之。

　　○第二问

　　王者既以其身致天下之治，尤必思所以继其治，而诒以万世之业。故天下之本，在于太子。太子之教，不可不豫也。三代尚矣，其遗法至今犹存。禹有典则，而启敬承；汤有风愆，而太甲终允德；文、武有谟训，而成、康代为有周之令主。诚以天下之大，生民之众，天命之隆替，祖宗之继坠，咸有赖于一人。故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太子之谓也。太子之教，万世之所系也。

　　恭惟皇天眷佑，我皇上笃生元子，正东宫之号；螽斯繁衍，广藩辅之封。皇子赖天能胜衣，将出阁讲读。宗社休嘉，臣庶均庆。远稽古典，近考制度。斟酌损益，以适万世之中，以裨我皇上盛德至意者，不独文学法从之臣有是心，而亦江湖之士之所同也。愚所望于今日者，固三代之事而己，汉、唐、宋其何足以云？今者六傅之设，宾客之制，崇文、崇贤府坊馆局之建，官则备矣，而非古之三公三少之旧也。《帝范》之书，《戒子》之篇，元良之述，承华要略之制，教则详矣，而非古之典则之诒也。

　　古法之存于今者，惟周制为详。其可考者，在二戴之记及所称明堂青史氏之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日，而就宴室。太史持铜，御户左。太宰持升，御户右。比及三月，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太师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 】有士负之礼，有择于诸母之礼，有知妃色就学之礼，有记过之史，有彻膳之宰，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工诵箴，瞽诵诗，百工执艺事以谏。有三公三少：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故成王之生，仁者养之，孝者襁之，四贤傍之，而德成也。

　　后世官非三代之官，而教非三代之教，始以为之法者，既无周密详悉之虑，而其为言，又无躬行心得为之本。而官僚并建，辞旨谆复，徒一时之美观耳。汉高祖、文帝之盛，所祟用者，叔孙生、晁错之徒，卒使惠以懦怯废事，景以任刻残物。武帝开置博望苑，以通宾客，宾客多以异术进者，而太子后遭巫蛊之祸。唐太宗教其子者甚悉，而聚麀之耻，实以身诲之。宋时家法虽严。而其所以为教，亦不切于身心性情之实。夫汉、唐、宋所为天下计者，未尝不甚详，而根本之地，如此其旷略，此宜其立国仅仅至此。

　　我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洪谟远虑，莫非三代之法，而万世之计。立国之初，庶务倥偬，首建大本堂，图史充牣其中，招延四方名贤，为太子讲论经理，敷陈治道。又为《昭鉴录》，使知前代太子诸王之善可为法，而恶可为鉴。而成祖文皇帝又为《文华宝鉴》，盖为学而不知先代之故，则不足以有所感发而惩创。成祖之书，一本太祖之意，虽一事之善恶，皆在所录者。固以身为天下之所系，善恶起于几微，而治忽之端在于此，尤不可以不严也。

　　今日欲举三代之典，继祖宗之志，亦宜有可言者矣。愚敢条其所当急者：其一曰选宫僚。昔太祖不设专官，而以公卿兼领，以防后世离间之患。夫衔虽列于朝班，职则专于训导，不宜徒取文学，而用道德可为师表者。家丞庶子，皆宜选用吉士，以备其职。二曰慎与处。太子虽有宫官，而其所常与处者，则保姆、内侍、小黄门之属。女子、小人，导以非心，尤宜防虑。择其淳德谨厚者，而使之渐涵灌渍于德义而不知。三曰礼师傅。夫尊卑之分悬隔，则官属不得尽其忠。昔懿文太子之于宋濂，仁宗、宣宗之于杨士奇。其相亲礼，往复辨论如家人父子。盖太子有子道臣道，不宜阔略相师友之礼，以成乖隔之患。其四曰明实学。世儒率谓天子之学，与韦布不同。文华进讲，不过采摭经中数条，以备故事，夫岂所以深探圣奥？必先专一经，以次而及其余。五曰辨仪等。盖富贵之极，惟其所欲，故周官有王后、世子会不会之文，所以樽节，使之不过。今宜饮食衣服，悉有制度，又使太子诸王，礼秩必异，所以防微杜渐，固万年之基。盖天下之事，莫大于此者。执事幸采而闻之于上。

　　○第三问

　　三代之乐，不传于世。见于遗经，仅有可考者。君子追寻缺轶于千百载之下，因其辞以求其意，得其意而后足以会其辞。然必其有以深探古人之心，而会本末源流于一，而后可以斟酌古今，拟议制度，以为复古之渐，而未易言也。

　　当天下无事之时，世之君子，辄言曰兴礼乐。夫礼乐岂易兴哉？自汉以至于今，数千百年，明君良臣，相与咨嗟太息，讲求掇拾，卒无有复三代之旧者。而儒者又从而卑其说，以为礼以养人为本，少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盖谓随世可以制作，而不必尽合于三代。而不知三代之礼乐舍焉，则天下无所谓礼乐者。盖三代之制，皆非一世之事，自其初累世相因以为治，而驯至于大备。虽代有变革，而不过进退损益于其间。故异世而不可不袭者，礼也；其所不相袭者，礼之末也。殊时而不可不沿者，乐也；其所不相沿者，乐之末也。夫以三代之圣人，皆因于累世之故，故其乐易举而可行。至于后世荡然矣，又无圣人者以起之。而欲稽考于既废之后，岂不难哉！

　　乐之所从来久矣。黄帝使伶伦断大夏之竹两节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筩，以听凤鸣。比黄钟之宫而生之，以为律本。故后世皆宗黄帝之乐。周礼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之舞。分乐而序之，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以九变而致天神、地示、人鬼。固九迢、六英、六列之遗也。黄帝之清角、英、招，其本声固在于此。世人自莫能察，而徒知求太古之音于洞庭之野。而不知周家之盛，固已备六代之乐，而周官岂其伪书哉？

　　说者谓其所序「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此律之相吹者也。「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征，应钟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乐之变数，皆用其宫之本数。黄钟在子，子数九，故九变而终。夹钟在卯，卯数六，故六变而毕。林钟在未，未数八，故八变而止。其究以感天神地示人鬼焉者，非如昔人天社虚危类求之说也。至和之气，寓诸器而托诸声，感应自然之理，无所不通，分天地人者，所从言之异也。虞书、商颂，推之固有合焉者矣。文中子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凤凰何为而藏乎？」盖圣人之制，随时不同，而非截然为数代之乐。成周兼而用之，以六代之乐配十二调，每乐二调，以一阴一阳相对而为之合。其感动神示，自有不容已者。故曰：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降之以殃，其自然者也。他书所载，师文、师开之鼓琴，师涓之写濮上元声，其感薄阴阳，通于物类，要其理有不可诬者。

　　惜乎，周衰，王者不作，天地之气不应，而淫过凶嫚之声，竞以相夸。浸淫于后世，先王之制，遂不可考。汉之制氏，「仅能得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其后河间献王所得雅乐，天子但令太常以时存肄，不令奏郊庙。其郊庙及所奏御，皆俗乐淫声。西汉一代文章之盛，名卿才士辈出，而卒莫有能兴礼乐者。而亡国新声，代变日增。自此以往，岂复可冀耶？前世号知乐者，如荀勖、阮咸、张文收、万宝常、王朴诸人，卒亦未有以见之于用。而牛弘、何妥、郑译、李照、阮逸、范镇、司马光之徒，纷纷莫决。而士大夫之议，常与工师之说相悖，固有所谓订正虽详，而铿锵不协韵；辨析可听，而考击不成声；伥伥焉如瞽无目，而以手模指索，状物之形难矣。此无他，先王之制既废，后之人虽欲罄心思而测度摹拟于千百载之上，不可得也。故乐者，汉以前有司掌之，无不知其义；汉以后儒者求之，而卒莫得其数。有传与无传之异，又无先王以制之也。

　　虽然，乐者千世一理而已矣，不以有传而存，不以无传而亡。其始在于人心。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情动于中而发于声，虽成文，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千古之人心不亡，则千古之人皆可以制乐。而世之论乐者，不求夫乐之本，而区区于乐之数。夫其数可知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本末一以贯之矣。后之人不察，而殚精于壁羡尺度之间，较量于累黍多寡之际，致疑于钟律洪杀之节，纷纭于五声十二律变宫变征之异。夫乐诚不可以舍器数，而没于气【气　依上文当为「器」】数之中，则其力愈劳，而其数愈失。

　　盍亦反其本矣。太史公曰：「神使气，气就形，细若气，微若声，圣人因神而有之，虽妙必效。」庄周曰：「奏之以天，征之以人，行之以礼义，建之以人情」 【人情　庄子天运作「太清」】；「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乐【乐　庄子天运作「天乐」】，无言而心悦」者也。古者百姓太和，万物咸若，声律身度。五音、天音也；八声，天化也；七始，天统也；秋养耆老而冬食孤子，勃然招乐兴大鹿之野。然则明君在上，休养生民，陶以太和，万物之生各得，而天也之沴不作。然后吹律以生尺，命神瞽以写中声，以黄钟为声气之元，则太和熏蒸、八风顺序、凤仪兽舞之治，可复追矣。不然，虽使置局设官，招选天下知音之士，以研究律吕之精，无不符于先王。此为瞽史之事，而非治天下之本也。

　　○第四问

　　王者之兴，必有一代之臣，以辅翼天下之治，而成弘济之功。夫有是君而无是臣，则上常患于不得其下，而君之事无所寄；有是臣而无是君，则下常患于不遇其上，而下之才无所展。然天将以开一代之治，而启其明良之会，既生是君，使之致摧陷廓清之功；则必生是臣，以致协谋参赞之力。盖天下之势，乱极而治，天之爱民之深，必不使之终于此也。故圣人之生，以安民也。而圣人之于天下，又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必得是人足以办吾事者，故贤臣之生，以佐圣也。自古大乱之世，未有无圣人而可以致治者，亦未有无贤臣而可以弘化者。如云龙风虎，气类自应，相须而成，相待而合，而乌知其所以然哉？

　　尧以前，如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之徒，非经所见，不可得而论矣。虞书所载九官十二牧，班班可考者。三代而下，以革命而有天下：则有如成汤，有一德之伊尹，而后有升陑之师；武王有鹰扬之太公，而后有牧野之会。至于毕、散、周、召之徒，皆以圣人之德，奔走后先，御侮疏附，诗书所称，有大功以配享于先王，暨其子孙，藉其休以有国者数百年，盖其盛不可及矣。

　　三代而下，汉高起布衣，诛秦蹙项，以有天下。而淮阴、绛、灌之徒，摧锋陷阵，以致其百战之功，而其时称萧何、韩信、张良，此三人者为尤烈。光武承王莽之乱，奋迹南阳，恢复旧物，则有邓禹、吴汉、贾复、寇恂、马援、冯异、岑彭【岑彭　原刻误作「彭岑」，依后汉书乙正】、来歙之徒宣其力。唐太宗举兵晋阳，平隋之乱，则有刘弘基、李绩、李靖、房玄龄、杜如晦之流致其勋。宋太祖受周之禅，去五代战争之患，致天下于太平，则有赵普、潘美、曹彬之辈殚其谋。天下不可以无君，故立之君；立之君，不可以无臣，故生之臣以佐之。有尧、舜、三代之君，则必有尧、舜、三代之臣；有汉唐宋之君，则必有汉唐宋之臣。天之爱民久矣，不如是，何以戡定祸乱，克成太平耶？

　　慨自胡【胡　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元入主中国，天下腥膻者垂百年。既而运穷数极，天闵斯人之乱，于是生我太祖高皇帝于淮甸，以清中原之戎，拯天下之祸，而援生民之溺。数年之间，定金陵，平吴会，克荆襄闽广，胡虏 【胡虏　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不战而窜息于狼望之北。固宇宙以来所未有之勋，而圣人独禀全智，功高万古，神谟庙筭，有非他人所能赞其万一者。而一时诸臣应运而生，皆起于淮甸之间，乘机遘会，以成不世之勋，有若高祖之丰沛，光武之南阳者，此岂人之所为哉？盖将以开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治。故圣祖龙兴于上，而诸臣景附于下，乘风云之会，依日月之光，而昭诸鼎彝，铭诸策府，有非一时之所能殚述者。其大勋光宣炳烺于天地之间，如中山武宁王以下六王者，其功尤烈。天下之人至今能道之。他如朱文正　李文忠咸以内外之亲，而郭子兴、郭英、吴良祯、寥永忠、永安之徒，则以父子兄弟，后先致力效死于其间。大抵数总大军，以不杀为威，而沉毅好谋，定大事于一言，武宁之功为大。而开平之穷虏于漠北，黔宁之收功于滇南，此方面之功之最著者。其它或抚一城，或定一方，或专城而秉钺，或分阃而受寄，或敌忾以怒寇，或殄灭以为期，孰非体天地好生之德，勤皇祖安集之命，有功于方夏，而惠于元元者乎？国史之所纪载者，固莫得而覩。而往往见于儒臣铭章碑志之间，此愚生之所窃识其万一者。因念百六七十年，父子兄弟长养太平之世，方内无兵革之祸，戒虏之酱者，固我高皇帝天覆地载之功；诸臣匡持辅协之力，不可少也。

　　《书》曰“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于下。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此之谓乎！今太庙既已配享，而功臣庙又有特祠，金书铁券，山河带砺之盟，于今不替。迩者皇上又兴灭继绝，开庙藏，览旧记，以昭元功之侯籍，使开平、宁河、岐阳、诚意之赏，复延于世。我国家之酬诸臣者，可以无憾矣。顾承平日久，为其子孙者，或骄溢于富贵，而不能体乃祖乃父之心，时陷法禁。从而弃之，又所不忍，而未免有「厚德掩息，遴柬布章」之讥。则高皇帝之大诰武臣，文皇帝之铁榜训戒，今日诚不可不申明而训敕之也。《书》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予【予　尚书盘庚作「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不敢动用非德”。敬以为今日献。

　　○第五问

　　古之为天下者，养民之生；后之为天下者，听民之自生。夫听民之自生可也，又从而取之；取之可也，而不求所以为可继之道，则我之取者无穷，而民之生日蹶。民蹶而我之取者将不我应，国计民生，两困而俱伤，其何以善其后？是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

　　我国家建都北平，岁输东南之粟以入京师者数百万。舳舻相衔，接本江淮。加以方物土贡，金帛锦绣，以供大官王服者，岁常不绝。其取于民不少矣。而比年以来，民生日瘁，国课日亏，水旱荐告，有司常患莫知所以为计。然惟知取于民，而未知所以救菑捍患、与民莫大之利也。大抵西北之田，其水旱常听于天；而东南之田，其水旱常制于人。盖其地有三江、五湖之灌注，而东南又并海，有堤防蓄泄，虽恒雨恒旸，而可以无虞。故昔之言水利者先焉。

　　《禹贡》“三江既入，震泽底定”。震泽即今太湖。周礼所谓具区、五湖，盖地一而名异也。《尔雅》：「具区。」郭景纯云：「吴、越之间有具区，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其言五湖，犹江之言九江尔。春秋越与吴战于五湖，岂太湖之外复有四哉？其所谓具区、洮隔、彭蠡、青草、洞庭，及季氏图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鉴湖为五湖者，非也。禹治扬州之水，西偏莫大于彭蠡，而东偏莫大于震泽。欲宁震泽之水，在于疏其下流。三江入于海，而后震泽无泛滥之虞。震泽固吐纳众水者也。西北有宣、歙、芜湖、荆溪、宜兴、溧阳、溧水数郡之水，西南有天目、富阳、分水、湖州、杭州诸山诸溪奔注之水，潴聚于湖。而由震泽、吴江长桥，东入松江青龙江而入海。溧阳之上，古有五堰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宜兴之下，有百渎以疏荆溪所受之水。江阴而东，有运河泄水以入江。宜兴而西，有夹苎、干与、塘口、大吴等渎泄四水。此治其原委之法也。三江，东南泄水之尾闾也；三江之流不疾，则海潮逆上，日至淤塞，而下流不通。此吴淞江之疏导，不可不先，而凡太湖以下诸江之入于海者，皆不可以不加之意也。

　　昔宋单锷尝疏东南水利书，苏文忠以为有利于民，条其事于朝，而亦莫能行之者，大抵承平日久，人习于苟安，稍有建国家之计，必以为迂远动众而不可用；故经国之虑，每至于格而不行。夫自汉以来，天下之用，不尽于东南。至唐、宋，而东南之民始出其力以给天下之用。然自吴、越窃据于此，乃能修水利以自给。外以奉事大国，而内不乏于朝府之用。是以其国不困，而民犹足以支。及天下全盛，江南不熟，则取于浙右；浙右不熟，则取于淮南。于是圩田河塘，因循隳废，而坐失东南之大利，以至于今。夫钱氏以一方用之，惟其治之也专，故常足于用；今以天下用之，惟其治之也泛，故常不足于用。呜呼！以天下之大而无赖于东南，则可以坐视而莫为之所；以天下之大而专仰给于东南，其又何可不考其利病而熟图之也？

　　先朝周文襄公、夏忠靖公治之常有成绩矣。然百余年来，已非其故。有司案行修举故事，已漫然莫知其故迹之所存矣。至又委之国贫民困。夫国贫民困已矣，任其困而贫也，则将何时而已乎？夫亦延访故老，徧考昔人之论，而求今日之所宜；又不必专泥于古之迹，而惟视夫水势之所顺。盖古今天时地势，陵谷丘渊，代有变移，必欲凿空以寻故迹，吾恐力愈劳，费愈广，而迄不可就，反为苟安目前者之所嗤笑。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而已矣。五堰百渎，可复则复之；白蚬、安亭、青龙江，可开则开之。或为纵浦；或为横塘；或置沿海堽身，堽置斗门，使渠河之通海者，不湮于潮泥；堤塘之捍患者，不至于摧坏。而又督成水利之官，常时相视，禁富人豪家碾研芦苇茭荷陂塘、壅碍上流，而仿钱氏遗法，收图回之利，养撩清之卒，更番迭役以浚之。而后利兴而可久，害革而民不困。不然，如近者尝浚白茆，曾几何时、渐就湮塞，此可惩也。今夫富人有良田美庄，犹不使之荒芜而加意焉，况东南以供天下之费乎？

　　抑是法也，非特可以行之东南也。齐鲁之地，非古之中原乎？数日不雨，禾俱槁死；黄茅白苇，一望千里。父子兄弟，束手坐视，相率而为沟中之瘠。凡以沟渠之制废也。谓宜少仿古匠人沟洫之法，募江南无田之民以业之。盖于古吴则通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洪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而朔方、两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关中，湋渠、灵轵引诸水；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万余顷。岂独三江、五湖之为利哉？举而行之，不但可兴西北之利，而东南之运亦少省矣。天下之事，在乎其人。毋徒委之气数，而以论事者为迂也。【此文，诸家选本皆颠倒舛讹不可读。今从钱牧斋先生藏本】

　　隆庆元年浙江程策四道【按隆庆元年丁卯浙江乡试时，太仆府君以长兴令入外帘，此乃主考委代作者】

　　问：自昔帝王立极垂统，为后世计，如禹有典则，汤有风愆，文武有谟烈，其子孙能敬承之，故夏商皆飨国长世，周过其历至于八百年。汉唐而下，盖莫能比隆焉。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诞受多方。在御日久，万几之暇，辄亲著述。睿思玄览，自身心以至于天下国家，无一事不有垂教。而《祖训》一书，为圣子神孙虑，尤谆悉矣。其大经大法，世世遵守，昭如日月，固不待赞述也。乃若微言至论，为今日圣天子之绎思者，可得而详言之欤？

　　我世宗肃皇帝凭几之言，告戒深切。皇上孝思罔极，遵承末命，改元一诏，风行雷动。乃至荒陬绝徼，含齿戴发之民，靡不拭目以观德化。伏读诏旨，称郊社等礼，各稽祖宗旧典，斟酌改正，有以仰窥圣天子法祖之盛心矣。诏条所列，固首奉皇考之教。中间与皇祖之训相符契者，亦可述其槩欤？

　　夫臣子为君父陈烈祖之训，盖忠爱之至也。即有大美而弗彰，何以仰答鸿庥于万一乎？

　　诸士子具悉以对。将为尔闻于当宁。

　　帝王之御天下也，欲垂万世之统者，必欲其谋虑之远；欲保万世之业者，必致其嗣守之勤。谋虑以垂统，仁之周也；嗣守以保业，敬之至也。是故德业光昭，而心源继续；显承丕大，而佑启无疆。自古有天下者，其祖宗肇之于前，而子孙继之于后，所以长世而不替者，用此道也。请因明问而陈之：

　　昔唐、虞之际，以天下相授受，而示之以“精一”“执中”之旨。彼其平时都俞吁咈，相告语于一堂之上者，无非此道。然犹咨命之谆谆者，诚以天下重器，不能不为之长虑也。故以天下与人，而并以治之之道与之，斯知所以与天下矣；受人之天下，而并其治之之道受之，斯知所以受天下矣。不然，徒以天下相传，则非尧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也。夫三圣人面相授受，而犹如此，况祖宗之天下，传之子孙，而能不为之长虑乎？诚念今日得之之难，而他日保之之尤难，故垂训以为子孙计者，不容不详且切焉。是故“圣有谟训，明征定保”，禹惟有是训也，而其子孙能敬承之；有夏之历至四百年。“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汤惟有是训也，而其子孙能克从之，有商之历至六百年。文武“宣重光，奠丽陈教”，故子孙嗣守大训，无敢昏渝，有周之历至八百年。盖禹、汤、文、武为其子孙虑天下者，如此其周，而启、太甲、成、康，所以保天下者，如此其至也。

　　我太祖高皇帝受命自天，奄有函夏。圣武神文，天经地纬。削平僭乱，海宇乂宁。登天下之贤俊，相与修明政刑。暇则又亲洒宸翰，睿思所及，动辑成书。如《存心》、《省躬》诸录，以至《孝慈》、《女戒》、《昭鉴》，其大者如三编《大诰》、《资世通训》、《洪范》之注，及又以意命羣臣纂修《宝训》、《律诰》、《职掌》、《集礼》诸书，自古帝王著作之盛，未有如此之富也。若《祖训》录，特为圣子神孙深远之虑，尤详且切矣。尝自叙以为“创业之初，备尝艰苦，人文情伪，亦颇知之。自平武昌以来，豫定律令，颁而行之。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一篇，立为定法。大书揭于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稿而定。我子孙钦奉朕命，不负朕垂训之意，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于是颁赐诸王，且录于谨身殿、乾清宫、东宫壁。因顾侍臣曰：“朕著《祖训录》，所以垂训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抽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大哉皇言！诚万世圣子神孙，所宜钦承而敬守之者也。

　　是书之目，有曰圣训首章，又有曰持守，曰严祭祀，曰谨出入，曰慎国政，曰礼仪，曰法律，曰内令，曰内官，曰职制，曰兵卫，曰营缮，曰供用。其篇袠简要，而条贯靡遗；纲领宏大，而精微具悉。历世保之，以为大训。至于朝廷之典章，百官有司之所行，有不待尽述者。请举一二明言之。

　　有曰：“凡古帝王，以天下为忧。守成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为心，则宜永受天之眷顾”。夫圣祖起自布衣，同时僭王叛国，芟夷殆尽，海内旷然，尤且惴惴然惧天下之起而相轧也。况自古承平之久，无常静之国。而南面之奉，可以娱耳目，悦心意者，交引于前，人主能时怀警惧，而渊涓蠖濩之中，此心卓然清明，则宴安之欲不生，而虑周于天下，衅孽之萌无所作矣。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又谓：“忧常在心，则民安国固”。盖惟望风雨以时，田禾丰稔，使民得遂其生。又谓：“四方水旱，当验国之所积，优免税粮。岁虽无灾，择地瘦民贫，亦优免之”。夫圣祖虽在深宫之中，乃至祁寒暑雨，靡不关心。当时庶事草创，建都封邑，征伐四方，用度广矣。而免租之诏，无岁不下。今天下宴然，而大司农往往告乏。岁一不登，议改折带征，有司且相顾以为旷恩矣。使闾阎不被免租之惠，民何以聊生！圣主顾长民嵒，思小民之依，简劭农之官，广蠲贷之泽，则海内之民乐生矣。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又谓：“帝王居安，常怀警备。动止必详人事，审服用。仰观天道，俯察地理，皆无灾变，然后运用”。【疑有阙文】

　　夫圣祖躬擐甲冑，出入兵间。及为天子，犹谨备之如此。人主必当俨神明之居，慎出入之际，端拱穆清，正容谨仪。和鸾之节，清道而行；开延英阁，以登魁磊耆艾之士，朝夕燕见，抽绎顾问，考古验今，则圣德日修，天眷日隆，亦不劳心于非意之防矣。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又谓：“平日持身之道，无优伶近狎之失，无酣歌夜饮之欢。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窥恣之专”。又谓：“内府饮食常用之物，设局于内，职名既定，要在遵守”。故当时日历圣政记所称，后妃居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无敢恃宠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给扫除之役。本朝家法，超绝前代如此。至今阴教修明，后宫顺序，尤望体圣祖述周礼设局之义，修掖庭永巷之职，使戴金貂之饰者，有济济谨孚之美，无戏敖骄恣之过。左右敕正，则王爵天宪不至旁落矣。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又谓：“四方诸戎，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无故兴兵，致伤人命。但胡【“胡”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戎与西北边境，至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以谨备之“。今日御西北之虏，其上策在于不攻，其无策在于不善守。谨备边塞，驱而出之中国，御之之道，惟此而已。若欲开边隙以快心于狼望之北，必无幸矣。圣祖尝戒诸王远出开平，谓：“守边之要，未尝不以先谋为急，故朕于北鄙之虏 【虏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尤加慎密”。今日之所当绎思者此也。

　　我世宗肃皇帝导扬末命，告戒深切。我皇上改元一诏，实奉皇考之教。明诏所谓“仰惟末命之昭垂，深望继述之兼善”者也。夫郊社等礼，所以遵祖训者，莫大于此。若夫言官加恤录之恩，方士致左道之辟，宗室解甸人之系，若卢施宽释之仁，百司严黜陟之典，铨选破资格之条，冗员申裁省之令，郡县别望紧之差，没虏【虏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布招怀之惠，殪敌速上功之簿，至于重贪墨之罚，督勘核之报，举大臣之赠谥，如闲散之名服，听监司之荐辟，所谓推类以尽义，通变以宜时，有难尽述者。

　　明诏又曰：“各地方官以武备为不急，以玩寇为苟安，得贼盗妖逆，隐蔽纵容，不早扑灭，往往酿成大患”。祖训所谓忧天下者，明诏得之矣。又曰：“天下军民，十分穷困，国用虽诎，岂忍照当征派”。四方闻之，孰不感泣！田租逋负，改折蠲免，与夫大官之所增派，尚方之所趣办，缮部之竹木，兵曹之子粒，多所停罢，则祖训所谓忧民者，明诏得之矣。又曰：“内府各衙门供应钱粮，朕加意节省，自有余”。又令户工二部科道，稽查各监局库段疋军器香蜡等物，祖训所谓内府设局，与《周礼》天官之义合者，明诏得若矣。若夫求贤纳谏，不一而足。凡可以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等项长策，仍许诸人直言无隐。此即祖训所谓防壅蔽而通下情也。然则与皇祖之训，盖无不相符契者。宜天下之人，如蹶而起，如聩而闻，含齿戴发，靡不拭目以观德化之成也。顾愚生犹惓惓于皇上之绎思者。实臣子忠爱之忱不容已耳。书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愚窃以为今日圣天子颂焉。

　　　问：我祖宗列圣，世有实录。表年纪事，撰述功德，以为信史。迩者皇上深诏近臣，纂修世宗肃皇帝实录，载笔之臣，必能仰体宸衷，勒成巨典。然窃以先皇帝享国最久，年载旷悠，又无前代记注之书，编摩搜辑，成一家之言，若有未易然者矣。夫实录之名，何所起欤？

　　抑古之论史，每难其事。昔刘子玄与宰相言二史不注起居，而欧阳永叔论日历之废，盖近代为史之通患。而子玄又谓史有三长。至曾子固序《南齐书》，其论美矣。二子之言，后世多称之，可得而备述欤？

　　兹者先皇帝汇进史馆，当下之学官，诸士子皆得而与知者。宜以所闻著之于篇，其毋让焉！

　　经纶世道者，立一时之功；纂述先猷者，垂百世之训。大哉国史，所从来久矣。上古帝王，继天立极，功德与天地同流，其不可传者，与化而往矣；其可传者，独赖有史以存之。故巍然焕然之迹，亦与天地而同久。虽在千百世之下，而神明之号，天下之人皆得指而称之，何者？其托于史者无穷也。夫垂徽名而记往号，昭邃古而示方来，史之所系，其重如此。迩者明诏纂修我世宗肃皇帝实录，通行海内，博采遗事。明问特举以策诸生，敢不具述所闻以对：

　　夫左右史以记言动，自夏殷以前已有之。周官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皆史官之职事。而诸侯各有国史。迄于战国纷争，秦灭典籍，而史官尚存。汉武帝以司马氏为太史。东京则班固为兰台令史，刘珍等著述东观，皆天下之选。故《史记》、两《汉书》，冠绝后代。自后史馆著作，莫不妙简其人，虽其文辞不能方驾前古，亦各一时之美。而陈寿以下，悉仿汉书之体，往往类萃诸家别录，而断代以为正史。正史之外，自唐武德间，房【房原刻误作「唐」，依大全集校改】玄龄、许敬宗、敬播等，相与立编年之体，而实录之名自此始。太宗以下十五帝，每至易位，必纂实录。惟独宣、懿之后，以乱故缺。然及五季、宋元，皆因之。而后之为史者，以之为依据。至我朝列圣相承，一如前代故事，每世必命纂修。固已敷宣景耀，崇阐大猷，金匮之藏，永世作典。祖宗之洪业，真与天地永久矣。

　　我皇上嗣登宝位，甫当朝庙之日，即降纶音，特命纂修实录，天下皆仰圣人孝思罔极，继志述事之大也。洪惟我世宗肃皇帝以上圣之资，抚中兴之运，上比列圣二祖五宗，飨国独为长久。嘉靖以来四十五年，振古之事，旷世之勋，特异畴昔。包括旁罗，错综铨次，在于今日，实为重难。尝考国初犹设起居注。而《大明日历》、《圣政记》，则学士宋濂所撰。其序以为幸得日侍燕闲，十有余年，书之颇为得实。使他日修实录者，有所采掇，以传信于来世。自起居之官不设，而史馆论撰亦鲜，则今之修史，可以藉手者盖寥寥矣。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史家所因，惟有博采。自司马氏犹取《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班书则世皆以为司马迁、王商、扬雄、歆、向之笔。自古以来，未有不裒聚众家而成者。故唐宰相撰《时政记》，史官撰日历。而宋则宰相主监修，学士主修撰，两府撰时政，三馆修起居注。此等之类，今并废缺，而欲以责成于一旦，盖因仍者之易为力，而创造者之难为功也。

　　我先皇帝大制作，大建置，固昭然揭诸日月，天下之人所共知之。若夫深宫秘庭，动静起居，羣臣不能记也。圣性之渊懿，圣德之精微，如尧之安安，如舜之浚哲，羣臣不能测也。至于类取诸司供报，博采羣臣墓铭家状，夫进退百官，剖决章奏，裁处万几，钱谷甲兵四夷之事，百官有司典籍虽在，视诸故府，似乎有征，然曹分局别，岁殊月改，缀缉穿联，欲无抵牾，固亦劳矣。而一时臣工人品之淑慝，心迹之疑似，殊功伟德非常之事，奸宄凶慝梼杌嵬琐之形，墓志家状不足尽也。盖古之为史者，易于有所因；虽迁、固之才，不能无因而为也。今之为史者，难于无所述；虽有迁、固之才，无以自见矣。

　　当唐、宋之世，史官尚未放失。而刘子玄为萧至忠言五不可：其一谓汉郡国上计太史，以其副上丞相，后汉羣臣所撰，先集公府，乃上兰台，故史官载事为广；今史臣惟自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状。若今之起居废失，得无如刘子玄之所论乎？欧阳修以为史官职废，其所撰述简略，百不存一，至于事关大体，没而不书，加以时政、日历、起居注，例皆积滞相因，故追修前事，岁月既远，遗失莫存，圣人典法，遂成废坠。若今之追修积滞，得无如欧阳修之所论者乎？

　　然则所贵良史裁酌体例，旁采异闻，考求真是，发愤讨论，使归于一。古人有言：“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先朝之事，尚在所见，则已异于所闻与所传闻远矣。抑尝读武帝本纪，诸志、表、传，皆史迁当时撰述。而班固、陈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纪，后汉例传、载记。当时纪志，盖不废也。自实录【实原刻误作「宝」，依大全集校改】专行，则纪志殆废。此尤史家之阙典。窃以为实录之外，宜用拟古迁、固之书，此不当待后世而定也。先皇帝大礼、郊祀、九庙、明堂、先圣祀典、籍田、亲蚕、章服、礼仪、河渠、刑法，诸所兴建，散入纪年，难以会通。当令首尾贯串，包络汇萃，可仿司马迁八书而为之。宰相百官，报罢不常，可仿公卿志、表为之。羣臣之善恶，四夷之叛服，则列传、载记皆不可废。此即一代之史，非直俟数百年之后而为也。徒恃实录一书，所轶多矣。此方今史馆之所当议者也。

　　愚又谓汉史成于班固，唐历缉于吴兢、柳芳、崔巍，唐书成于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宋国史凡三书，后洪迈复请合为九朝，而续通鉴长编，成于李焘。本朝二百年，历列圣而未有统会之史。此亦方今史馆之所当议者也。

　　抑刘子玄又云：“史有三长，才、学、识。有学无才，如愚贾操金而不能殖货；有才无学，如巧匠无楩楠斧斤，不能成室；善恶必书，使乱臣贼子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曾子固为《南齐书》目录序云：“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而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噫！能如子玄之论，得为良史矣；若子固所称，则又追迁固而上之，盖唐虞三代之史官也。

　　兹者明诏采取遗事，诸生幸得躬逢其盛。惟时金马、石渠之彦，宜有其人。愚生草茅下士，独能诵习旧闻而已。述作大义，何敢僭及之！

　　问：古者国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议，所以集众思也。王通氏著续书，尝曰：“议，其尽天下之公乎？夫黄帝有合宫之听，尧有衢室之问，舜有总章之访，皆议之谓也”。黄帝、尧、舜尚矣！三代以下，惟汉近古。请举汉之议者，其或是或非，或罢或行，亦有可论者乎？

　　夫匡衡、张谭郊社之说何据？贡禹、韦玄成祖庙之议何本？

　　董仲舒、师丹之请建限田，何罢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请罢监铁，何议而不用？

　　公孙卿、壶遂、司马迁改朔之议何取？贾让、关并、韩牧、王横治河之策孰得？

　　先诛先零之谋，何以卒从赵充国？罢边塞置吏卒之请，何以卒用侯应？

　　此皆汉之大事，而有国家者之所当考。昔韩退之“非三代、两汉之文不敢观“，诸士子皆通经学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之者。请言之以观所学。

　　欲尽天下之理者，必并天下之智；欲并天下之智者，必兼天下之谋。并智合谋，而天下之公尽矣；天下之公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古者国有大事，常令议臣集议，不专于一人，不狥于一说，惟其当而已。是故大臣之言必用，小臣之论必庸，众思之集必绎，一夫之见必伸。故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大人合并而为公。此古之帝王所以用天下之议也。王通氏论帝制恢恢乎无所不容，天下之危，与天下安之；天下之失，与天下正之。千变万化，而吾守中焉。故曰：“议，其尽天下之公乎“？

　　汉制，大夫掌论议事。有疑未决，则合中朝之士杂议之，自两府大臣，下至博士议郎，皆得尽其所见，而不嫌于以小臣与大臣抗衡，其道公矣。若明问所及，皆一时朝廷之大务。然非当时能询采博议，尽天下所欲言，何以粲然著于简策如此。请为执事言其略：

　　古之帝王，郊祀天地，以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以降天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以出地祇。故祭天于南郊，就阳位也；祭地于北郊，即阴之义也。汉之郊祀，多袭秦故。武帝巡祭天地诸神名山，金泥石记，淫诬甚矣。成帝初，匡衡、张谭始建南北郊之议。以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之所飨，宜就正阳太阴之处。于是始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汉二百年间，郊祀不经。文帝贤主，犹拜灞、渭之会。相如文士，独留封禅之书。匡衡能本周礼，正一代之大典，论者或恨其不能尽复三代郊祀、明堂、配天之文，然其所论建亦伟矣。

　　礼王者受命，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毁庙之主，藏之太祖之庙。五年而再殷祭，则毁庙未毁庙之主，合食于太祖。父为昭，而子为穆，孙又为昭。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以其始受命而王，故尊以配天。而不为立庙，亲尽也。太祖以下五庙，则亲尽迭毁，示有终也。汉之祖庙，至元始之际，大礼未备。贡禹始发之。韦玄成已议罢郡国庙，又本礼经所云，而建议如此。惟独以高帝为太祖之庙，而孝文以后，皆以承后属尽宜毁。故许嘉、刘向更议以文、武皆为宗。汉二百年间，祖庙无准。贾生通达，不著宣室之对；刘向博惟，附会家人之语。玄成能依古义，至一代之大法，论者犹疑其五庙七庙庙数之殊，然其所考据亦正矣。

　　自秦用商君之法，开阡陌，除井田之制。汉初不为限制。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巨万，而贫弱愈困。故董仲舒欲稍近古，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师丹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后可致太平。今未可详，请略为限。武帝方事四夷，内兴功利，宜未及此。而丁傅、董贤，隆贵用事，诏书虽下，亦寝不行。然至后魏孝文独用李安世均田之法，则仲舒、师丹之说其果泥乎？后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则井田虽未可复，而均田之法亦可少仿也。

　　自齐用管子之术，正盐筴，敛山泽之利。汉初以属少府。武帝用东廓咸阳、孔仅筦其利，郡国多不便。昭帝始诏贤良文学之士，问民所疾苦、教化之要。九江祝生等抗言，皆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毋与天下争利，示以俭约。而桑弘羊独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　　安边足用之本，竟不果罢。自此迄于永平，寻罢寻复。然后魏宣武尝采甄琛弛禁之表，则贤良文学之议其果迂乎？后之有天下者，能知此意，则盐筴虽未可废，而取利之法亦不当甚密也。

　　　汉自袭秦正朔，晦朔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张苍明习历，而仍水德之谬；公孙臣建改朔，而信黄龙之诞；百年历纪之废甚矣。司马迁、倪宽等，始谓帝王创业，改制不复用传序，则今夏时也。三代之统，绝而不序。请定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于是招致方土唐都，分其天部，洛下闳运筭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昔孔子论为邦，言“行夏之时“，马迁之议，实本于此。此古今治历者之不能易也。

　　汉自武帝塞瓠子，其后河复数决，大为东郡害。平当领河堤，奏贾让之策；桓谭典羣议，集关并、韩牧、王横之论。一代治河之说备矣。贾让谓：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之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水有所休息。因欲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复远泛滥。让之此策，视诸说最高。昔大禹治洪水，惟顺水之道，此古今治河者之所当知也。

　　夫中国之御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非以极兵势也，诚尽谋而已。西羗之反，朝廷发兵及屯田者六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欲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干幵。赵充国独以为虏【虏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即据前险，守浚阨，必有伤危之忧。独欲捐??干幵之罪，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方是时，公卿议者不同。而充国独守便宜，玺书切责，坚不为动。卒不烦兵而自解散诸羗，罢骑兵，留屯田，以待其敝。大抵西羗之反，其萌在于解仇。充国急赴??干幵之约，使先零不得先其约，此所以坐而得胜弄也。故制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之要，若使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得缔其交，非中国之利也。

　　汉自单于入朝，加赐皆倍于黄龙时。既自以亲好，愿保塞上谷以西至炖煌，请罢边备塞，以休天子人民。时羣臣以为便。而侯应以为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里，草木茂盛。本冒顿依阻其中，来出为寇。至武帝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设屯戍以守之。如罢备边戍卒，示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之大利。夫雁海、龙堆，天之所以纪华夏也；炎方朔漠，地之所以限内外也。国家苟与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共地利，而无藩篱之限，则中国坐而受其困。由此言之，中国之要害，所当固守而不可失也。

　　夫郊祀、宗庙、井田、盐铁、历律、河渠、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举汉之大事，而崇论竑议，槩具于此。今庙堂方有郊社宗庙之议，而天下田赋未均，监课折阅，历纪渐差授时之度，徐沛岁有治河之役，兀良哈之属夷【夷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翻为外应，受降城之故地，弃为虏【虏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巢，则此数者正今日之所宜考。毋谓汉卑而不足法，因是，而亦可以略追三代之遗文古义。所谓法后王者，谓此也。

　　　问：六经之教，未尝专以仁为言，至《论语》一书，孔门之论仁始详。今观孔子之答问者数矣，而皆不同，何欤？

　　夫若然者，则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许者盖鲜矣。当时惟称颜子“三月不违‘。若仲弓、冉有、子贡、公西华，门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春秋之贤大夫，孔子概称之，而独不许以仁。顾惟于微子、箕子、比干而谓之「三仁」。于伯夷、叔齐而称为「得仁」。至管夷吾伯者之佐，而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欤？

　　夫以仁之难造如此，而又谓博施济众，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则仁与圣犹有等欤？

　　后之学者，皆以为孔子未尝言仁，而特与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欤？

　　如此，则果何以谓之仁乎？

　　士人自知学，即读《论语》，而不求其意，祗见诸说之纷纷，而无所取衷也。兹欲会而通之，必有至当不易之论。试言其大旨，以观自得之学。

　　甚矣，仁之难言也！非言之难，而体会之难。能体会之而自得之于心，则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虽圣人之于学者，随人异施，不可以一端求；会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论仁者，病于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纷纷而不一也。执事发策，以孔子之言仁为问，欲观学者自得之学，愚生何知焉？虽然，《论语》一书，童而习之，敢不抚拾以对！

　　昔孔子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为于天下，而时不能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礼乐，序《诗》、《书》、《易》、《春秋》，以备王道，成六艺。夫子自以为教天下如此尽矣。夫子既没，而门人记其微言，以为《论语》。顾若稍不尽同于前古圣人者，盖其平日独以仁之一言为教，则皆先圣人之所未尝数数然者。虽其孙子思传之，亦不尽用其说。孟子稍稍言之，而复以仁义对举，又非若夫子当时之独指而专言之也。

　　盖尝思之：夫子以仁圣并称，而又有仁人之号，则其所谓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圣并言之。而当时学者，虽其才器不同，而其学于圣人，固其志举欲造于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诸子之问仁特详，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则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见诸子之问，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谓仁者，支离而难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

　　惟其才器不同，引而进之各异。譬之于水，其可以导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导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导之为淮、汉者，引之以至于淮、汉。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门，颜子、仲弓、子贡、子张、樊迟、司马牛，人见其皆入闻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远矣。然夫子皆不逆之，随人以为之成就，使此数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数子者，夫子独举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迟而欲为颜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诬也。

　　然而此数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谓“伯夷圣之清，伊尹圣之任，柳下惠圣之和，孔子圣之时”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岂方于孔子？顾谓之圣，则亦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而全矣。譬之于玉，为玫为瑰为琳为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而皆谓之仁，岂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术使诸侯归齐，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为“如其仁”，管仲之仁，岂又与微子诸人可同日论哉？夫子之门人，可与语圣人者惟颜子，与夫子皆步皆趋皆言皆辨皆驰矣，而独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未能与化为一石。然亦已进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则行，含之则藏”，与之同其出处，则所谓“克己复礼”者，盖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为“天下归仁”也。若仲弓，出门使民，而至于邦家无怨，则南面诸侯之任而已。颜子与仲弓，同居德行，而相远如此，其为仁者不同如此，而况子贡以下哉？子贡之聘于诸侯，所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张之问政，所以言“恭、宽、信、敏、惠”也。樊迟之不知礼义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难后获也。司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讱言也。然于是数者而进之，岂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为圣，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为仁；夫子之所谓仁，孟子之所谓圣也。然数子者，夫子告之则如此，而造而至之实难。故虽果如子路，艺如冉有，不佞如雍，礼仪如赤，使之治国家，理人民，立朝着，夫子皆许之，而不许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也。当时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乱国，夫子皆许之，而不许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也。若夷、齐让国逃隐。微子、箕子、比干之或去或奴或死，积仁洁行，以自靖自献于先王，岂不至于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圣人盖未之许，若曰其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则是数子者，夫子特进之而已，终莫能至也。

　　夫仁之精微，与圣同极。而他日子贡问博施济众，乃以为何事于仁，而必以圣当之。似若夫子之优圣而劣仁；而不知其意盖以为博施济众者，圣人身外之事业；立人达人者，仁者切己之实功。子贡未可骤以唐虞之事许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虽然，夫子之于仁也，岂终日为学者渎言之如此，盖皆因其有问，随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谓答问者也。当时高弟弟子，如颜子之外，曾子未尝问仁，而一贯之唯，岂不亦谓之仁哉？

　　而后之儒者，又谓夫子平日盖未尝言仁也，特言其所以为仁者而已。然则夫子之论仁，当见于何书？曰：夫子于系易曰：“大哉干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曰：“元者，善之长也”。此夫子之所谓仁者也。虽然，夫子岂有隐哉？凡平日之所以问答者，皆此理也。宋张敬夫尝类聚夫子之论仁，以为《洙泗言仁录》。朱子不取，谓圣人之言，随其所在，皆有至理，不当区区以言语类求之。可谓得其旨矣。后之学者，去圣愈远，其尊圣人为太过。至或舍其终日应用，与所以进德修业之实，而欲于虚空想像之中，求所谓仁者而名状之。夫天下皆知佛老为空虚之说以惑世。而后之儒者，不求切实之功，舍夫子之所谓仁，而于空虚想象之中求所谓仁，此亦何以异于佛老之说也？

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二下　　应制策

　　○浙省策问对二道

　　○问：今之浙省，古会稽并鄣郡之境。儒林之盛，著于前史。古未暇论。自洛学浸被东南，而浙士有亲及程氏之门，与受业于其门人者，其人果可称欤？

　　朱子集诸儒之大成，陆子静崛起江右，二家门人传受之绪，其可述欤？

　　其与朱子并时而起者，果亦有闻于道欤？

　　其能纂述朱氏之学，亦有可言欤？其以文章名世者，于道亦有所得欤？

　　诸士子生长斯地，景行先哲久矣。愿相与论之。

　　执事先生以浙中道学之传，下问承学，顾愚非其人，何敢与闻于斯？然古者祀先圣先师于学，所谓先师，即其国之贤者，明有所向仰也。浙之诸君子，愚生亦窃识之矣。昔楚威王有问于莫敖子华，子华对以楚之先令尹子文，以至蒙谷五臣之事，楚王太息，嘉其能善语其国之故。吾浙之儒者，所谓齐鲁诸儒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敢无述焉？

　　盖尝谓士之所以自成者，莫贵于学，学莫贵于闻道。知所以求道矣，而后知其所以为学；知其所以为学矣，而后能有以自成。其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难也。秦汉以下，其经学文章，功业节行，称于天下，代不乏人。而大要归于不知道，而以气质用事，故其所就，不论庶几于三代。盖千五百年，而宋河南程氏起而绍明之，其泽流被于闽粤间，此朱子所由以得其传者也。至于两浙，又河、洛、闽、粤所渐被者也。然程子之门，惟游、杨、谢号称高第弟子。而吾浙之士及门者，周行己能发明中庸之道，浙中始知有伊洛之学。而刘安节、戴述知求成己之方，以文行推重。而元承天资近道，敏于问学。此门人之尤章著者也。自龟山载道东南，学者多从之游，而宋之才能得程氏正脉。榆樗推明中庸、大学、论语之旨。王师愈从受易论。朱子称其有本有文，德望为东州之冠。此受业于程氏之门人者也。自罗从彦从学于龟山，再传而为李侗，侗授之朱子，学者以为程氏正宗。陆九渊起于江西，超然有得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二家议论，初有不合。其全体大用之盛，皆能不谬于圣人。其学皆行于浙中。

　　辅广、徐侨初事吕祖谦，后从朱子。伪学之禁，学者解散，广不为动，而《五经解》、《诗童子问》多所发明。侨以朱子之书满天下，不过割裂掇拾以为进取之资，求其专精笃实，能得其所以言者盖鲜。其学一以真实践履为本。叶味道对策，率本程子，告人主以帝王传心之要。然朱子门人黄干为最著。何基师事干，得闻渊源之义。王栢捐去俗学，从何基，基告以立志居敬之旨。金履祥事王栢，从登何基之门。论者以为基之清介纯实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刚正似谢上蔡，而履祥亲得之二氏，而并充于己者也。其后许谦学于履祥，其学益振。及门之士，著录者千余人。自基以下，学者所谓婺之四先生，以为朱子之正适者也。

　　子静之门人，则杨简笃学力行，为治设施，皆可为后世法。清明高远，人所不及。而袁燮端粹专精，每言人心与天地一本，能精思慎守，则与天地相似。舒磷刻苦磨励，改过迁善。沈焕人品高明，不苟自恕。朱子尝言与子静学者游，往往令人自得。盖浙中尤尊陆氏之学，而慈湖其倡也。二家门人相传之绪，于婺之四先生，四明之杨氏，可谓光明俊伟，能绍其传者矣。虽末流门户各异，而朱子所谓子静平日所以自任，欲身率学者一于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杂于其间者，其为敻出千古，不可诬也。

　　今推原程子之学，自龟山至于朱子，朱子之后，为婺之四先生。象山之学，虽行于江西，而慈湖为最著。则伊洛、闽、粤、江西之学，岂复有盛于吾浙中者哉？虞集有云：汝南周氏，继颜子之绝学，传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学，以成己而教人。而张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颜、曾之学，均出于夫子，岂有异哉？因其姿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耳。然则所谓道统者，其可妄议哉？此可以为二家传授之定论也。

　　吕东莱以关、洛为宗，变化气质，其所讲画，将以开物成务。陈傅良于古人经制冶法，讨论精博。陈亮才气高迈，心存经济。王袆以为考亭朱子集诸儒之大成，而广汉张子、东莱吕子皆同心勠力，以闲先圣之道．而当其时，江西有易简之学，永嘉有经制之学，永康有事功之学，虽其为说不能有同，而要皆不诡于道者，岂不皆可谓圣贤之学矣乎？此与朱子并时而起，皆有得于道者也。至于项安世、黄震、方逢时、史伯璇之徒，无虑数十人，皆发明朱子之道者也。至于以文章名世，如黄溍、吴师道、吴莱、柳贯皆为一代之儒宗。而贯与师道，皆学于许文懿公。而文献公嶷然独任斯文之重，见诸论著，一本乎六艺以羽翼圣道，谓文辞必原于学术，揆之圣贤之道无媿也。宋景濂实出文献公之门，遂为本朝文字之宗。而国初设礼贤馆，景濂与丽水叶琛、龙泉章溢，浙右儒者皆在焉。国朝崇尚理学，实于是始。则今日论先正之有功于斯道者，岂可分道学、文艺为二科哉？

　　抑士之相与为斯学者，非苟为名也，欲以明道也。故天下贵之。道苟明，施之于世，特举而措之耳。宋之君子不能大有为于世，盖天命不欲兴三代之治，而世莫能究其用也。而景濂独谓诸儒后先相继，推明阐抉，疏辟扶持，理无不章，事无不格，虽圣贤复生于后世，无以加矣，卒未有能繇其说而大有为于天下，以为其有志者鲜也。夫岂尽然耶？愚生特于浙中道学之传，敢因明问及之。而道统之传，尚未之悉也。伏惟进教焉。

　　○问：禹之迹远矣。尚书独载九州所至，盖已周四海之外。而昔人乃云，禹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非禹行远，不能造也。及学者言禹事，多奇怪。史称禹盖会诸侯江南，计功会稽。及杜元凯注《左传》，以涂山在寿春。会稽与涂山，岂二事欤？

　　会稽固今浙江之境也。至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禹祀，号为于越。由此越世世为君王矣。果真禹之遗烈耶？

　　入其地，有覩河、洛而兴思者。诸士子者越产，必知其国之故。请言之。

　　昔之圣人，开辟宇宙，以济生人，万世之下，皆仰赖其功德而思慕之。况禹治水，造地平天，成万世永赖之功，而含气之属，虽在四海之外，犹知慕之，况当时会羣后之地，子孙封守之国，有不知诵述之者乎？夫人之景慕，有同地而知思之者矣；有百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有数千里之外而思之者矣；是其人之德之相去之远也。虽然，以其人足为数千里之外思之，而又同地，则其思之何如也！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三河，天下之中，帝王之迹多在焉。后世之人，考寻其故，纪载其事，惟恐失之。太史公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至长老皆各称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又南登庐山，观禹迹九江，遂至于会稽，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逆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壮哉，子长之游，其所感慨有余思矣。宜其为书能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成一家之言也。

　　夫唐虞尧舜之处，今去之数千载，而天下之人皆能识之，以其功德之盛，利天下于无穷也。则夫远观圣人之地者，虽数千载，宜不能无感也。自黄帝以来，帝王莫不有都。轩辕之都涿鹿，颛顼之都帝丘，高辛之都偃师，帝尧之都平阳，帝舜之都蒲阪；禹兴于西羗，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而黄帝披山通道，未常宁居。东自岱宗，北逐獯鬻，西至崆峒，南登熊湘，往往无常处。及《尚书》载舜「五载一巡狩」，至周犹因之。则三代天子，其游常徧于五岳矣。苍梧、九疑之间，纪舜之迹尤著。历世久远，而前古圣人之迹具在，而《帝王世纪》、《皇览》之书，其述备矣。

　　禹受治水之命，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行迹所至，盖周四海之外。而世之论者，乃以为《山海经》皆禹之所亲至，而纪述之。以为东至转木、日出、九津、青羗之野，攒树之所，捪天之山，鸟谷、青山之乡，穷发、带方之国；南至交趾、孙濮、续樠之域，丹栗、沸水之际，南族、黄支之堵，不死之望；西过三危之阨，巫山之下，饮露之民，奇肱之国；北至大正之谷，夏海之穷，祝栗之界，禺疆之里，积水、积石之山：此皆荒诞不可稽考。张骞之穷河源，班勇之记西域，不能覩也。太抵上古久远，故作者不经之论多托之，而学者言禹事尤奇怪。羽渊之龙纪其父，石纽之生本其初，台桑之合着其配，观河伯而受括地，见六子而获玉匮，得黑书于临朐，覩绿字于浊水，桐栢有鬼神之书，宛委出五符之要，秦薮著阳行之迹，应龙有尾画之诡，其荒唐不根甚矣。而屈子犹勤其问，郭璞直信其真。不知《洪范》锡禹九畴，禹乃取其阴阳之数，自一至九之序耳。岂实有神人为之手授乎？惟会稽之会，虽不载于书，而经传犹有所据。盖禹会诸侯，江南计功，非五载巡狩之常典也。传称禹望九山之南苑、宛中者，则意在此久矣。故为是非常之会也。而禹之事终于此，故百姓哀慕之至今。而《左传》「会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预以为涂山在寿春北。郦道元以禹会诸侯，防风氏后至，禹杀之。王肃《家语》：涂山有会稽之名。则杜预之说非矣。而罗泌《路史》，乃谓致羣臣于钟山。晋灼言：「会稽茅山。」故《越绝春秋》言：「禹登茅山，朝羣臣，乃更名会稽。今会稽有禹村墟也。」又云：「禹捄水，至大越，上茅山。」今会稽在越中，而防风氏之国在今武康。则会稽亦非茅山矣。禹之会羣臣，非今之所谓会稽乎？然云至大越而上茅山，岂今之会稽即古之名茅山，而非建康之茅山也？吴录云：「本名茅山，一名覆釜。」盖禹改之为今名也。《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笋，又名宛委山，即会稽一峯也。在今会稽县之东。」而太史公言：「上会稽，探禹穴。」所谓禹穴，即在会稽山中。而近世解者，乃旷绝数千里而取巴蜀之禹穴，亦误矣。

　　禹既终于会稽，故会稽之人思之。是以少康封其庶子于此，以奉守禹之祀，号为于越。此越之有国所以始也。然传至十数，而中间国绝，民复幸而君之，是为瓯越、东越。故越北界有御儿乡。万岁历之说，其事亦颇怪。盖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得其子孙之为君如此。其后勾践为王，而与吴战，夫椒之败，保栖会稽。得范蠡、大夫种为之臣，乘夫差之骄，黄池之会，以兵袭其国都，卒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故《春秋》「于越入吴」。当是时，越小国，几霸天下。越垂绝而复兴者，亦以越人之慕思禹而欲其子孙之不亡如此。其后王子搜患为君，而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舆。王子搜之丹穴，即禹穴也。方吴越之战，迎之檇李，败之姑苏，败之夫椒，栖之甬东。檇李，即嘉兴之醉李城也；夫椒，即太湖椒山也；甬东，即勾章之东海中洲也。后数世，王无疆为楚所灭，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南海上。盖越人之慕思禹，虽败散而犹戴之为王为君也。南海，今台州之南海也。无疆之长子后去琅琊，其次子蹄守欧余之阳，犹受楚封焉。无诸保泉山，汉立为闽越王。其季余善，与孙摇，又以海东隅地称王。号三越。其地犹在今会稽之域。则虽至汉世，而越人之慕思禹而犹戴之为君也。

　　太史公序越事，盖反复叹禹之功大矣！涤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乂安。乃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国，北观兵中国，而推称禹之遗烈。其论东越列传，则谓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勾践一战称伯，至余善灭国而其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而又叹禹之余烈。盖越之世祀，视三代之后最为久长，实以神禹治水之功在万世，子长之论，不可诬也。

　　愚生生长越中，览临安之胜，观钱塘之江潮，思宋建炎百五十年都会之盛，每慨然太息。况思禹之绩，有吾其为鱼之叹乎？承明问，敢述所闻。要之其所怀者远矣，非夸胥巨之多闻，子产之博物也。谨对。

　　○河南策问对二道

　　○问：古之君子，因时会，竭忠谠，建竑论，卓然有称于世，纪诸史传多矣。今不暇槩举，姑取其最著者，与诸士子论之。或举世共称，而不无疵议；或一时救弊，而未为通方；或言可经常，而足以行之后代；或意义深远，可为世主法诫者。夫通达国体矣，而其学出于申、商；潜心大业矣，而其术流于灾异。经明少双者，被阿谀之讥；然其言可废欤？

　　博物洽闻者，泥五行之传；然亦有可采欤？

　　语当世理乱，晁错之徒不能过；其果然欤？

　　志在献替，其所论辨通见政体，可备述欤？

　　至于竭诚奉国，而理归切要，儗之政论为孰是？

　　论谏本仁义，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学所得，而为世龟鉴，方之申鉴孰优？

　　夫学者称道古昔，所以规摹当世也。数子之书繁矣。抑可以撷取一二，足以为警诫而备世务者。庶几于魏相条陈晁、董之对，苏轼进读陆贽之言，用以观经世之学。

　　论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达当世之务，非识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诚不足以摅献纳之忠。务不达，则其几莫能中也；情不周，则其致莫能极也；忠不摅，则矫激以沽名，怀隐而多避，狥私而少公，怯懦而不尽，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于其得言之时，亦莫不有言，而尝失之是三者。猖狂叫号，以自试于万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冒之奸，“故井鼃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梃以撞万钧之钟，必不振矣。世之说者曰：谏之道，天下之难为。欲以观其所易，而闲其所难，然后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为臣能谏，而必能使君之纳谏，而后为能谏之臣。此与韩非之说而忧其不合者，何以异？是皆惧撄人主之逆鳞，而天下无忠义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时遘会，立人之朝，其才足以达是，其识足以周是，其忍不为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谓谓吾君之不能为尧舜者也。执事发策，举前代之论谏者以为问。

　　夫一世之君，则一世之臣不知其几也。当时陈说者盖多矣，而史之所载，彰彰者仅是。以史之所载，累而积之盖多矣，而执事所举者又仅是。虽然，言而中其几，极其致，而忠诚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后世者，又少也。如执事之所举，皆其人也。

　　夫谓举世共称，不无疵议者，岂不以贾谊通达国体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潜心大业而流于灾异；匡衡被阿谀之讥，刘向泥五行之传乎？汉高祖时，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诸侯王僭拟逾制，匈奴数盗边。贾谊陈治安之策，皆当世切务。而或谓其明申商之学者，独以论诸侯王宜用权势法制耳。然众建诸侯，实事之皆然也，与晁错削七国异矣。本三代之所以长久，谓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谓谊与晁错皆明申韩。而错则以人主之所以尊显，功名扬于后世者，以知术数也，而以术数教太子。若保傅之篇，使后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谊启之也。岂可与错同论乎？汉初，制度疏阔。谊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兴礼乐。谓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罚而德泽无一有；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夫刀笔筐箧之间，非徒汉事然也，虽后至今数千年如此矣。刘向称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伊、管未能远过。可不谓然乎？

　　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仲舒以贤良对策，皆傅经义，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故圣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为贵，知自贵于物”。又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此孔氏之遗言，七十子之后莫能述也。论圣王之礼乐教化，欲令当世人主改弦而更张之，与贾生之旨不异，而仲舒之渊源深矣。

　　自汉兴以来，天子与其大臣，皆好尚黄老。至孝武，始兴文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实自仲舒发之。故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至于今学者守之。虽然，自恣苟简之治，百世未能变也。道同六艺，用世操术则异者，又未必轨于圣人也。班固称仲舒遭汉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羣儒首。其不谓然乎？

　　汉儒传经，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经说诗，当世少双。所以其论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仁和惠，则众相爱”。曰“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化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审六艺之旨，则天人之理可得”。“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羣臣，动有节文，以章人伦”。夫端本、养性、审艺、治内、正仪，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为此言，而史讥其持禄保位，被阿谀之旨，与孔光等同讥。以为恭、显用事，不能犯颜直谏则然也。然傅先王语，其酝藉亦足称贤矣。

　　刘向博闻，通达古今。作《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综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与孟轲、荀况、司马迁、董仲舒、扬雄并称。而讥切王氏，尤发于至诚。盖自恭、显之世，其忠恳已见于封事矣。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览历世之治乱，必以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因论当世人主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缪戾乖剌，文书纷纠，毁誉混乱，荧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是时恭、显用事，善类蒙僇。永光之诏，亦自谓邪说空进，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以优游不断，堕宣帝之业，可为来世之永鉴矣。向之学，在《洪范传》。推迹行事，比类相从，缘箕子之意，著天人之应，世儒亦未可妄论也。

　　夫谓一时救弊未为通方者，岂不以崔寔语当世理乱，而有《政论》之作也？汉之儒者言教化，自贾谊、董仲舒、匡衡、刘向皆极论之。而王吉亦谓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而质朴日衰，恩爱寖薄。东京以后，尤竞察察。钟离意、宋均、鲁恭、第五伦之徒，常以为言。而杜林亦讥后世不能以德，而勤于法。吹毛求疵，诋欺无限，桃李之馈，集以成罪。家无全行，国无廉夫，而仁义之风替矣。崔寔独著论，谓汉承百王之敞，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皇路倾险。欲峻法以求治，以此为乱世之药石。仲长统称其书，以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右。将不以淇达权救弊，为一时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纵横之日，是固其宜。他寔之《政论》，夫岂通方之论耶？

　　夫谓言可经常，可以行之后代者，岂不以荀悦志在献替，而有《申鉴》之作也？当建安之时，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悦自以时无所用，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辨，通见政体。谓“致政之术，先屏四恶，乃崇五政”。而以“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为四恶。“兴农桑以养其性，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为五政。悦之论，非所以施于汉末。顾自以抱王略而不得志，为奏以发之。要其所施设，皆平世法也。可谓言简而事该矣。考其正俗之论，谓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贞定而已。在上者审定好丑，善恶要乎功罪，毁举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文察实，无惑诈伪以荡众志，故事无不窍，物无不功，善无不显，恶无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肃恭其心，慎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汉氏所以凌迟，恣戚宦之权，成钩党之祸，夫岂不由于此？即匡衡言四方桢干，刘向讥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悦之《申鉴》，岂非经常之法耶？

　　晋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庄之论，朝廷皆以浮诞为美。武帝创业，法度废弛。刘颂竭诚奉公，每有论奏，该核政体。谓法禁宽纵，积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绳下。然至于矫世救敝，自宜渐就清肃，如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当渐靡而往，稍向所趋，然后得济也。其救时矫世，非急迫之论，异于徒事一切敢于断割者矣。又谓圣王之化，执要于己，委务于下，居事始以别能否，因成败以分功罪，而羣下无所逃其诛赏。尚书统领大纲，岁终校簿，赏罚黜陟之。今权不归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细过缪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无立人矣。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谨密网以罗微罪，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实在其中也。故圣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责凶猾之奏。颂之斯言，实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观，以为如此足以塞区区之责也，亦类俗吏之所为耳。由此言之，颂欲矫弊而不必任严切之法，所以为贤于寔者也。儗之《政论》，则颂为是矣。

　　唐德宗时，陆贽上言谏诤之道有九弊：以“好胜人，耻闻过，骋辨给，衒聪明，厉威严，恣强【强　原刻误作「疆」，依陆宣公集校改】愎”，为君上之弊；以“谄谀，顾望，畏愞”臣下之弊。论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实而务博访，求精太过，嫉恶太甚，程试乖方，取舍违理，循故事而不择可否。而窍才驭吏之三术，则拔擢以旌其异能，贬黜以纠其失职，序进以谨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祸新化，要在舍己从众，违欲遵道，远憸佞而亲忠直，推至诚而去逆诈，杜谗沮之路，广谏诤之门，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约之于心焉耳。唐史称其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如丹青。苏轼以为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如贽之言，开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为治乱之龟鉴者也。虽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德仁义之旨，盖过之矣。其论兴亡之际，谓天所视听，皆因于人。天降灾祥，皆考于德。非人事之外，别有天命也。而时之否泰，事之损益，万化所系，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损益生。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从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从其欲。乃至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几者，事之微也。信哉！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叹曰：“损、益其王者之道欤”？贽于天命人情之际，可谓论之剀切者矣。

　　宋嘉佑间，司马光上言：人君之大德有三：仁、明、武。以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为人君之仁；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为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为人君之武。其论御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赏、必罚。谓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故天下饰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远在位之臣，各当其任：有功则增秩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宽贷。又以祖宗开业之艰难，国家致治之光美，难得而易失，作《保业》。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为功，从而救之者难为力，作《惜时》。无远虑，必有近忧，作《远谋》。燎原之火，生于荧荧，作《谨微》【谨微　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十八作「重微」】。华而不实，无益于治，作《务实》。合而言之，谓之《五规》。光自谓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所学，尽在是矣。又谓《五规》皆守邦之要道，当世之切务也。宋之仁宗，可谓汉唐以来之令主矣，当此时，韩琦为宰相，君臣皆贤，迄不能如光所言。岂以其分量有所止，虽四十年深仁厚泽，无以进于三代之隆，为可惜也。盖尝读其《保业》之规，言天下得之至艰，守之尤至艰。自周以来，离而合，合而复离，五代生民之类不尽者几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五百余年而已。承祖宗艰难之业，奄有四海，传祚万世，可不重哉！人主抚全盛之运，知易离难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势，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诚不可一日而不兢兢业业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终不能取。燕云十六州没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为尤重也哉！所谓“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爱吾人，保吾土，诚不可一念自放者矣。

　　夫陆贽、司马光，其言固皆可以为万世之所取法，而《申鉴》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约，固不得以优劣论矣。执事欲取数子之书，为可垂警诫而备世务者，愚于前所陈，盖亦得其略矣。昔者尝诵而论之。虽其言散见于史传，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诗书礼乐之道存焉，冶性正身之则著焉，端本善俗之几昭焉。朝廷之所以顺治，百官之所以得职，王化之所以隆，国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系于此也。夫谓意义深义，可为法诫，则刘向山陵之奏，与陆贽、司马光论天命保业，此其尤谆切者也。至于财赋兵农夷【夷　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狄之大务，诸疏皆有之，以明问之所未及，亦未暇尽述也。

　　夫此数子者，固皆一代之伟人，其论议著于本朝，载于后世；视小儒龌龊暖姝，勉强缀论，而中无所有者，真秋虫之鸣也。夫大人之言远，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入之言慝；仁人之言恕，贼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昧人之言窒。米盐博辨，非当施于人主之前也；铢称寸度，非可以规天下之大也；寥菜成行，瓶甄有堤，量粟而舂，数米而炊，非治万乘之国也。如此之类，常形于奏牍，则人主之听览眊【眊　原刻误作「目?乇」，依大全集校改】矣。故“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伎也；鸱休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与天下之识，而忠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远。噫！安得起诸君子而与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颇有感于今世之务，顾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窃有慕于魏相、苏轼之条陈进读，不胜忠爱之惓惓也。

　　○问：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郑、卫、梁、楚、颍川、南杨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难以尽举。姑取当时任事为豫、冀之产者，各举其槩，与诸士子论之。俱逢角逐之秋矣，或运筹帷幄，辞万户之封。或崇明王略，拒九锡之议，其心迹何似？并遇戚竖之囏矣，或依违顺旨，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婴灭顶之祸，其道谊孰得？负苍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桑之衂，一以致淮、淝之捷，其名实孰当？际中兴之运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应变之务，其功名孰优？属时多难，或负高志，而不能免陈涛斜之败，或有胆略，而不能拒封丘门之入，其才略孰胜？遭世治平，识量英伟，定社稷之策，临时果断，有大臣之风，其德业孰隆？诸士子尚论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况其乡之先哲乎？其悉述以对。

　　任天下之事，贵乎善应天下之变；而非其才德之全，不足以当之。才德纯备，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惊，纳之至繁而不乱；以辅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倾，而自居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则然，而使其所遭之数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书》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此德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德而已，则椎鲁朴鄙之徒也，不可以语才。书又曰“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此才之本乎德者也。徒才而已，则轻儇疾捷之徒也，不可以语德。夫欲以任天下之事，出于是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为才德不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夫小才凉德用之，何怪乎天下事日以废坏而不振也？

　　昔成周作洛，谓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诗曰“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为王者之佐；而管仲、子产、百里奚、孙叔敖皆有闻于世，孔孟盖论之矣。今特因明问，略举汉以来遭时遇主，经纶世故，史傅所记者，谨掇拾以对：

　　张子房当秦楚之际，以家世相韩，为韩报仇，择可以委身者，遂从高帝。汉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万户之封，愿从赤松子游。或谓子房不终事汉者，为韩也。夫诛秦灭项，子房之志已毕，移以事汉，何损于义而必去之？独其为道恬澹，薄视人世之功名，而有飘然远举之志耳。荀文若遭汉室之乱，间关河、冀，以从曹氏，奉迎銮驾，徙都于许。魏之大业垂成矣，文若不从九锡之议，毕命寿春。或谓文若之死，非为汉也。夫士之死，亦非容易，使其甘为曹氏佐命，何以轻于杀身？独其为才所役，度天下无可以尽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明哲之智耳！盖世之于子房也，病于予之过；其于文若也，病于绝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研疏，原始末必要终，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成仁之义也”。其论当矣。

　　陈丞相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祖，常出奇计，以救纷纠之难。迨诸吕擅王，无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顺旨，吕氏之权，由此以起。然能将相合谋，因间而发，遂定宗庙。盖其从高祖在兵间，不惮为诈，卒以此成功，可谓应变合权矣。夫所贵于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势，不过谢疾杜门而已，其后将何以有为哉？陈仲举处桓灵之时，有清世之志，树立风声，抗论惛俗，为天下正人所依归。而宦竖操弄国权，浊乱海内；仲举与闻喜合谋诛废，以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颈企踵，以思奋其智力。而谋之不远，致太后有云台之迁，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而邦国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称也。夫户牖功成，而不免于谲；仲举身殒，而不失于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为己任，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数公之力也”。其论卓矣。

　　段深源识度清远，为风流谈论所宗。屏居不就征辟，而时人拟之管、葛，以其出处卜江左兴亡。及其入秉国钧，乘季龙之殂殁，实关河荡平之机也。而出领中军，师次山桑，曾无御虏 【虏　原刻墨钉，依大全集校补】之策，蹙国丧师，华夏鼎沸。岂非名之浮于实者乎？谢安石高卧东山，本无处世之意。而诸人每恨其不出，为苍生忧。及见登用，镇以和静，御以长算。符氏率众百万，次于淮淝，京师震恐，夷然无惧色。指授将帅，大致克捷，劲寇土崩，中州席卷，江左奠安。岂非实之能副其名者乎？虽然，深源之清徽雅量，固自为众议所归。而桓温尤忌之。温亦谓人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斯言不诬矣。或以安石比王导则诚然，而以深源并王衍，不无少贬也。

　　张燕公于玄宗，最为有德。及太平用事，纳忠惓惓，所与秘谋密计甚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长，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儒术，开置学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开元文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称其文。姚元之尤长吏道，决事无淹思。三为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马储械，无不谙记。帝方躬万机，朝夕询逮，他宰相畏威谦惮，惟独元之佐裁决，以得专任。承权戚干政之后，纪纲大坏，而能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才，故天下称其通。虽然，元之虽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然天资权谲，计出张说于相州，罢魏知古为尚书，而东都坏庙之对，几于佞矣。故燕、许并称，其文章真为无媿，而姚、宋齐名，君子不容无优劣也。

　　房管自成都奉册灵武，亟见任用。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参决机务，诸将相莫敢望。既而以贺兰之谮，分军讨贼，师败于咸阳。唐世名儒皆称其有王佐之材，然将兵固非所长，一与贼遇，遂至丧师。前史称其“遭时承平，从容帷幄，不失为名宰；而用违所长，遂陷浮虚比周之罪”。桑维翰事晋，当草创之初，藩镇多不服。维翰劝其主推诚弃怨以抚之，训卒缮兵，务农通商，以安中国。羽檄从横，从容指画，神色自若。当时齐王舍维翰之谋，信景延广之狂策，遂被俘虏。抑维翰屈意事虏，所谓毛羽未成，不可以高飞，盖其势不得不然耳。又尝读唐史，称管之废，朝臣多言管谋包文武，可复用。虽管亦谓当柄任，为天子立功。其丧师，亦以监军之促战，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复振，人比之王衍、陆机，谬矣！桑维翰两秉朝政，出杨光远、景延广于外，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使居平世，都将相，其勋业岂小哉？呜呼！士之不幸，遭逢阨会，身名俱殒者，则房、桑二子是也。

　　宋自仁宗之世，天下号称治平。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富郑公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议，无心于其间，而百官称职，天下无事。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又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与文潞公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盖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德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

　　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执事所问及者言之。若贾生之通达，蔡邕之文学，张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高节，黄宪之雅度，邓禹之功勋，有不可一二数者。孔子尝在卫，则卫多君子；光武起南阳，则南阳多功臣。至如程氏两夫子，传千载不传之道统，而许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学，有开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内之产也。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愿因程氏以求观圣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