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鱼麟虎，其文不传，宋孟英十八体不足信。今人以之入印最丑恶，即明人诸谱亦有不免此病者，其源始于伪印“永昌王尊书”等印。更有锈铁飞白，作俑始于明人。印以方者、长者为正，圆长者，汉印间有之，双龙、龙虎已为六朝变格，至若钟鼎、葫芦等印及假借物印形，如“人”刻一人之类，尤乖大雅，比之自郐无讥。 　　印有朱白，法天地也。故文曰阴阳。古人制印之始，先有阴文，后有阳文，其后遂有阴阳各半者，有阴阳相间者，有一字阴而三字阳者，有一字阳而三字阴者。总之，此种始于六朝居多。

　　大小篆不可兼用，每刻纯用大篆亦非正则，若以古篆之笔法用之于小篆，如《石鼓》、《峄山》最为古朴，故相印之法，先观其结字，然后观其刀法（眉峰云：印欲古，非字画残缺之谓也。多见钟鼎款识及碑版，则结字自然古朴。　　余弟眉峰，名继耀，与余同嗜刻印之术）。

　　操刀宜直不宜横，横则嫩而无神。落刀欲其重，如画家所谓“金刚杵”，书家所谓“折钗股”、“屋漏痕”。运刀欲其活，自起自落若绝不留心者，其实不留心之处，正是精神团结之处。有出入、有肥瘦、有高低，似促非促，似疏非疏，乃谓无上乘。

　　凡一印到手，不可即镌，须凝思细想：若何结字，若何运笔。然后用周身精神砉然奏刀，如风雨骤至，有不可遏之概，其印必妙。刻成后，间有不饱满处，或润一二笔，不可多润，多润则无天然之妙。

　　笔下不难风秀，难于古朴中仍带秀气；结字不难整齐，难于疏落中却又整齐；运刀不难有锋芒，难于光洁中仍有锋芒；竖画不难于直，难于似直而曲、似曲而直。此种妙印，唯汉印有之（眉峰云：书家贵藏锋，印家亦贵藏锋，藏锋非光洁也，有一种浑厚之象溢于纸上，为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古人谱中，朱文如入木三分，白文笔笔圆浑，如凸起纸上，不论粗细皆如此。故秦汉印谱如经，明人印谱如子、史。

　　或谓“秦文转角圆，汉文转角方，二者不可兼用”。此说不宜太泥，如刻圆角文，不可杂以方，若刻方角文，正于一二笔圆处见长。汉印“赵文”、“李宜”、“张也人”诸印，皆得此法也（引证汉印皆依原本《顾氏集古印谱》，余皆从此本摹出，不无稍异，未足信也）。

　　印有虚实相生之法，实者虚之，如“赵宁长”、“张野”、“臣魏腊”等印是也。虚者实之，如“参军都尉”，借彼字之有余，补此字之不足是也；“牙门将”、“弋阳郡丞”等印，借彼字之阔，补此字之狭是也。

　　今人刻白文留一自然边者，其法始于汉“吴安”、“卫安成”、“骆建”诸印。至若阴文划边及中有界道者，此类甚夥，可不必言。

　　汉“绣衣执法大夫”一印，“夫”字与“大”字篆文相近，故于“大”字下只作二点，以当"夫"字。后人变本加厉，四面假借偏旁，数字凑如一字，但见点而已，尚何成印耶？

　　汉人大朱文，结字方正，转角处略带圆意，文不逼边，如“韩寿”、“陈臻”等印，可以为法。

　　刻小阳文宜碎，盖能碎则有疏有密，蹊径迥不犹人，观“孙习”、“苏问”等印可悟也。至小印留边，亦宜讲究，一印四角，有一二角圆者，则其余不宜圆，或于里面角间刻出一线，可免四角雷同之病。边不宜太细，亦不宜太粗，即一边而论，其中有粗有细、有斜有正、有连有断，不可思议，在操刀者相其中字之位置及石形何如耳（眉峰云：朱修能最工小印，不过得“碎”之一字法）。

　　元朱文宜瘦，瘦非必细也，结字别有一种超然特立之概。徐丈渔庄云：“收束起手处，宜格外刻阔，留长一线，然后切去，斩钉截铁，绝无柔弱之态方妙。”辉谓：元朱篆文除《说文》外，二李笔迹亦可引用，若别样篆文，不宜羼入。刻一二寸大朱文印，用之尤为得体，四角以方为妙，不宜刊圆。凡刻印须从元朱文入手，元朱文既工，然后汉印亦工，不可废也。

　　文章书画，绚烂之后必归平淡。乍视之若无妙处，及谛审久，始觉其妙，此即复婴之说也。若不从工致中来，徒以貌古愚人，如游骑无归，不足以当识者一盼。

　　印自秦汉以来，中间旷绝千余年，至元吾、赵诸公奋其说，迄明而大盛。明人之开其先者，断推文国博，其印和平中正，笔笔中锋，虽不必规规于学汉，而自得汉人宗旨。继国博而起者有何雪渔。雪渔朱文纯学元人，白文得疏密参差之致，其别有一种曲折盘旋者，乃其病也。同时工元朱文者，吴亦步为最，其结字稳适，更在雪渔之上。至朱修能乃一变文、何之习，规仿秦汉，参以《天发神谶碑》法，洵后来之劲也。至若何不违之变化从心，笔意古雅，苏尔宣之真理弥满，操纵自如，汪尹子之风神畅适，体度端凝，顾云美之朴茂浑厚，矩矱前人，虽亚于文、何，抑亦一时之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