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确立药用之法则与规范。寒证用温剂，热证用寒凉之品，“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几乎为临床医师所共识。但其中我们应十分重视患者的体质现状。如忽视于此，难以在施治中获得满意的疗效，往往可能产生“施治不效”或“过犹不及”，甚至产生不良的副作用或加重病情之弊。清代名医赵濂从整体出发，阐明医者在辨证后，如何掌握恰当施治时，曾分析患者的体质情况和药用之寒热、温凉、补泻之间的关系。他在《医门补要》中说：“人体质有虚实之分，禀性有寒热之异。属寒体者，病时宜用凉药中微加温和之品以监之，若太苦寒则败胃，有欲吐泻、胃寒腹痛之患。属热体者，病时宜用热药者，惟温平之品以缓治，若太燥烈，恐激起本源之火，致烦渴、狂暴、失血之患。属实体者，或因病变虚，宜用补剂，须少少与之，若太呆补，致不食、腹胀、中满、逆气之患。属虚体者，病时宜克伐，尤宜性缓之品，若太峻利，致虚脱多汗，肢冷懒言，烦躁欲入水之患。”由此不难体会，中医诊疗中辩证思维和因人制宜的圆机活法，也是衡量医者诊治水平高低的一杆标尺。希望读者能对赵濂这段名言，予以深入学习和体验。
用中西二法调治肾脏性水肿早岁，余开业于阜宁时，有东北乡王某者，年且六十有奇，患水肿证，时当七月，抬来城中求治，入北门，即询之道途中人曰：“城中医生，善于内科者为谁。”人成告之曰：“有余某者，中西医家也，盍试之。”病家即抬来求治。余察其症状，为之咋舌。腰以下肿势最盛，两腿如象足，两脚如冬瓜，阴囊如悬瓠。胸部以上则较轻，两手及头面均肿，腿皮肿如胡桃。凡肿处，均明如玻璃，弹之即可立破，扪之冷如冰，呼吸短促，喘声如哮，舌苔白滑，粘膜均呈白色，脉按之而不可得，小便甚短少，且阴茎完全缩人囊内，视之几如葫芦上一小孔耳。询其既往症，则谓“五月问，曾途行遭大雨，后即发肿，且不思食，先由两足肿起，渐次向上，而膝、而股、而会阴、而腹、而腰、而胸、而上肢、而头面，迭延多医，服药均无效，以迄于今，不食且十余日矣。先生其有良法否?”余以年高症重，有难色。病者再四乞为治疗。
余乃告之曰：“危险殊甚，中医用利水健脾诸剂，既不见效，再施类似治法，亦难见功。西药有发汗剂，名匹罗卡品(Piloarpin)者，姑试之，效则吉矣。”盖余恐患者多日不食，用此猛烈之发汗剂，恐其随汗而脱也。然病者命在朝夕，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含药而亡。取得病家同意，余乃为之注射匹罗卡品1毫升。无何，大汗淋漓，由头至足，无处无汗，拭之粘指，腥臭触鼻。约一句钟，汗出如洗，床下闻有滴答声。至是喘声渐微，患者似减轻苦楚，惟疲惫异常，呼之只微声应耳。无何，索便桶，小便亦大利，患者大快。
再察其全身肿势，消去一半，旋即进流动、易消化之食物少许，勿使多食，一夜甚安。次日，余即改以中医治水肿名方――实脾饮(严用和《济生方》方)与服。过五日，已能扶杖行动。余又以匹罗卡品注射0．5毫升，复又出汗，惟不若前两次之多耳。余以其病既退，不能再用猛烈之发汗剂。即以实脾饮为主方，再加重利水之品，十帖而康健如初。由此可见，中西药可以并治以提高疗效。
论湿温治法余归纳薛生白、吴鞠通二家之言，结合个人临床所见，湿温病之主证为：始恶寒，后但热不寒，头痛，身重而疼，舌白或润黄，面色淡黄，汗出，胸中痞闷，不食不饥，口渴不欲饮，午后身热，状若阴虚，脉弦细而濡。中医于湿温之治疗，约分为二门。(一)其学说以湿温为病原，故以解热利湿为主，此为其原因疗法。(二)因湿温之变证多端，险候百出，即因其变证险候而治之，此为其对证疗法。
湿温原发证治法：1．解热利湿法：湿温为湿、温两邪合并为患。温即是热，故薛生自之<湿温病篇》(又名《湿热病篇》)，其治疗即以解热祛湿为首务。湿温病邪之势均而重者，则药剂亦均重之；其势均而轻者，则药剂亦均轻之。热邪盛于湿邪者，则解热之药多，而祛湿之药少；湿邪盛于热邪者，则祛湿之药多，而解热之药少。然解热祛湿之方法，又各不同，兹分别述之。
(1)当初期病尚在表，应用微汗之法者，则微汗之，使热从体表缓缓而解，则湿为体内不洁之水分，亦得随汗而外泄。若热仍不退，或退之未尽，可仍用前法，务使热退而后已。若热已退，或退去七八分，则湿邪势孤，易于扑灭矣。
(2)湿既势孤，顿失同盟，因即清利其三焦水道，使邪汇至肾脏，输入膀胱，由小便而外出。若体气较实，或大便数日未解，或解时艰涩不爽者，并可微利。
(3)至病邪深入，热势稽留，湿滞肠中，胸闷特甚，切不可任邪气盘踞。里证已成，不可再用表药，只宜用清热及利湿之合剂，使湿从肾与膀胱外出，则热亦随之而下行，湿热并去，病可自痊。
(4)运用上法时，另有一关键不可不知，即决定“利湿清热”之方，可再问其大便之如何?脘腹之膨否?如大便已数日未解，或虽解而艰涩，脘腹膨满而不柔和，则于方中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