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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名老中医之路-第68页
，因病而异，灵活化裁，每收殊效。内科方面善治脾胃病，侧重于调理气血。总起来看虽然方药平平，但是辨证精当，疗效卓著，名人墨客祝贺称颂者不绝于户。其中胡某重病获愈，感激不尽，进金匾一幅，匾中八个大字两行排列：髂翌罄。横竖可读，回环成诵，意思是：儒乃达儒、医是明医，儒达乃儒、医明是医，儒医乃是达明儒医，儒医达明乃是儒医。此段「回文诗」我一直保留到解放前夕，并以此鼓励自己。
父亲既是严父，又是严师，对我兄弟二人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吾兄误将「橘红」写成「菊红」，父亲当着病人狠狠地给了他一嘴巴!并辞退了这个「徒弟」。我也曾挨过父亲的戒尺，因好学善问，得以继续留在身边学习。但随诊多年，从不轻易放手独诊。在父亲抱病期问，他曾连续抽查了我的三个脉案，经过认真复核，「考试」合格，最后满意地说：「你可以治病救人了。』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
(二)根基立坚实父亲以「品端术正」为座右铭，并一再告诫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同道主要是学，不要评头品足，妄加批评，治病救人重于义气、轻于财气……这些朴实而略带「封建色彩」的哲理，作为医德教育，在当时来说，是无可非议的。
父亲医术高超，并非开口《内》、《难》，闭口《金匮》、《伤寒》，而是重视医理与病理的结合，在基本功上严格要求。诸如《雷公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学》等，都要求熟背，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则以实用为准选学精读，要求明其理、知其要、融会贯通。比较重视的是叶天士的《温热论》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另外，也重视朱震亨的《丹溪心法》，李东垣的《脾胃论》，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唐宗川的《血证论》等。父亲常说：「医者理也，认清医理才能治好病。」所以，在学习经典医籍时绝不要求死记硬背，在临床应用时绝不要求生搬硬套，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在实践中加深记忆。
「博」字铺开路
(一)实践出真知父亲病故后，房东把房卖了，按照当时「典三卖四」的规矩，必须在四个月之内搬出去。那年我二十八岁，参加伪政府卫生局的考试(应试者五百余人，合格者仅有四十多入)，虽然获得了中医师合格证书，但仍不能正式开业，必须到汪逢春会长为首举办的中医师学会讲习所学习一年，考试合格后才能正式挂牌。当时正值丧父就学之际，饱尝了「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苦酸辛辣。只好搬到前门外大席胡同「广福客店」，三世同居一小陋室，晚上搭铺就寝，白天拆铺攻读、看病、吃饭。所谓「广福客店」实际上是贫民窟的一角，住有五十多户人家，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故与我交往者尽贫苦之辈。由于国腐民穷，瘟疫流行，应接不暇的门诊、出诊，锻炼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中医。成功与失败、欣慰与焦虑，复杂的心情激励着我的进程。由于广泛实践，把从父辈和医书上获得的知识变成了我的直接经验。例如，我出诊时进门一闻，便能鉴别出是麻疹还是猩红热，这种闻诊的敏感性，可以说是后天获得的「特异功能」。
由于当时的处境，使我有机会经常接触民众，加强了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例如有位「洋车夫」请我出诊，事后拿出一元钱酬谢，我一眼就看见月份牌上夹着一张当票，心中凄然，迅速推回「车夫」的双手说；「快拿去给孩子买药吧l」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无数贫民难友虽然无钱送礼挂匾，但是「心中」的匾牌，情意更为深重。
(二)博采思路广北京解放了，我同时在几个药铺坐堂，如前门大街的「永安堂」、「体干堂」。，三里河大街的「同和堂」、「保得堂」等。当时我有幸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同一药铺坐堂，施为下午4～6点，我为下午6～8点。每天我都早去站柜台浏览施的脉案，并亲自询问服药后的变化，洞察其中奥妙，正是「行家看门道」，稍有所得便默记脑海，日久天长像孔伯华、肖龙友、汪逢春等名家脉案都成了我的活教材。另外，我还广交同道淡论医道，像前门地区名医康乃安、赵瑞麟等都是我的挚友。由于我勤学好问，康在临死前把祖传秘方「鹅口散」传给我，经我推广使用对于口腔溃疡、白赛氏病等都有良效，现改名「口腔溃疡散」，由药材公司公开出售。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了北京市第一中医门诊部，与已故妇科名老中医刘奉五对桌应诊。刘是国医学院科班出身，又曾在校任教，理论基础扎实，临床疗效也好，我打破了「文人相轻」的旧习，主动与刘探讨医术，并互相交换病例。我当时把所能接触到的前辈和同行，都当成了老师，履行了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遗训。
(三)勤学不耻下问我自幼曾受过「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古训，又经历了做学问的艰辛。所以，我体会到：「学问、学问，边学边问」通过实践，才是自己真正的学问。平时我参加外院疑难重症会诊较多，很多西医都乐意与我合作，我也把会诊作为向「能者」学习的好机会，并经常从抢救疑难病例中，汲取现代的医学知识。
「钻研」持以恒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