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无振作之志矣。
圣祖讲筵绪论曰:尝观明仁宗宣宗时,用法皆术宽平。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本,始可成敦裕之治,但不可过于纵驰,所贵乎宽而制耳。
论曰:人君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何患见之不广?
观舜以好问好察而称大智,则知自用则小者,正与之相反矣。
论曰:临民以主敬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礼记》首言毋不敬。《五子之歌》,始终皆言谨慎。大抵诚与敬,千圣相传之学,不越乎此。
论曰:古人有言,反经合道谓之权:先儒已有论其非者,天下止有一经常不易之理,权衡轻重,随时斟酌,而不失乎经常之理,此即所谓权也,岂有反经而可以行权者乎?
论曰:古人纪一事,当观其要旨所在。如郭隗市骏之语,见求士不可以不诚。甘茂投杼之言,见任人不可以不信。此要领处,尤不可不知也。
论曰:今人沿于明季陋习,积渐日深,清操洁已。难言之矣。职守亦多至旷怠,罕能恪勤。朝廷良法美意,往往施行未久,即为丛弊之也。常欲化道转移,每患积习之难去也。
圣祖庭训曰:人惟一心起为念虑,念虑之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若一念之不正,顷刻而知之。即从而正之,自不至离道之远。《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一念之微,静以存之,动则察之,必使俯仰无愧,方是实在工夫。是故古人治心,防于念之初生。情之未起,所以用力甚微,而收功甚巨也。
训曰: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不惟不知逸,而遇劳即不能甚矣。故《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
训曰:凡人有训人治人之职者,必身先之可也。《大学》有云: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诸已而后非诸人。特为身先而言也。
训曰,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诚为政之至要。朕居位六十余年,何政未行?看来凡有益于人之事,我知之确,即当行之。在彼小人,惟知目前侥幸,而不念日后久远之计也。凡圣人一言一语,皆至道存言。
训曰:天下事固有一定之理。然有一等事,如此似乎可行,又有不可行之处。有一等事,如此似乎不可行,又有可行之处。若此等事,在以义理揆之,决不可豫定一必如此必不如此之心。是故孔子云: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此。
训曰:天下事物之来不同,而人之识见亦异。有事理当前,是非如睹,出平日学所至,不待拟议而后得之,此素定一识也。有事变攸来,一时未能骤为,必待深思而后得之,此徐出之识也。有虽深思不能得,合众人之心思,其间必有一当者,择其是而用之,此取资之识也。此三者,虽圣人亦然。故周公有断日之思。而尧舜亦曰:畴咨稽众,惟能竭其心思,能取于众,所以为圣人耳。
训曰:凡理大小事务,皆当一体留心。古人所谓防微杜渐者,以事虽小而不防之,则必渐大,渐而不杜,必至于不可杜也。
训曰:孟子云: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朕即位多年,虽一时一刻,此心不放,为人君者,但能为天下民生忧心,则天自佑之。
训曰:国家赏罚治理之柄,自上操之,是故转移人心,维持风仕。善者知劝,恶者知惩。所以代天宣教,时亮天工也。故爵曰天职,刑曰天罚。明乎赏罚之事,皆奉天而行,非操柄者所得私也。《韩非子》曰:赏有功罚有罪,而不失其当,乃能生功止过也。《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盖言爵赏刑罚,乃人君之政事,当公慎而不可忽者也。
训曰:曩者三逆未叛之先,朕与议政诸王大臣议迁藩之事,内中有言当迁者,有言不可迁者。然在当日之势,迁之亦叛,即不迁亦叛,遂定迁藩之议。三逆既叛,大学士索额图奏曰,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国法。朕曰,不可。廷议之时,言三藩当迁者,朕实主之。今事至此,岂可归过于他人?
时在廷诸臣,一闻朕旨,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朕从来诸事不肯委罪于人,矧军国大事,而肯卸过于诸大臣乎?
论俭约
我朝起自东陲,尊尚朴质,历传以来,继序不忘。用能宫府服御,无侈饰、无冗费,昭俭德以示子孙。顺治八年,以督催织造官役,骚扰驿迁,罢之。停陕西织造羢羯粧蟒。却江西造进龙盌,十一年以江浙连年水旱,停织造二年。
圣祖常论本朝自入关以来,外廷军国之费,与明代略相仿佛,至宫中服用,则以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时妃嫔一宫之数。三十六年之间,尚不及当时一年所用之数。康熙二十九年,上以前明宫殿楼亭门名,并慈宁宫、宁寿宫、乾清宫及老媪目,宣示外廷,谕天旱欲减宫人。及所用器物,因自来未尝有余,故不能再减。饬群臣将故明宫中用度察阅。寻廷臣奏查故明宫内,每年用金花银九十六万余两,今悉充饷,光禄寺送内用二十四万两,今止三万两,每年木柴二千六百余万斤,今止七八百万斤。红螺灰一千二百余万斤,今百余万斤。各宫床帐舆轿花毯之属二万余两,俱不用。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