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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清史稿--赵尔巽-第888页
兼疏场河、捐义厂、修考院，百废俱兴，盖惟以轻课敌私，以暢销溢额，故以一纲行两纲之盐，即以一纲收两纲之课。时颇欲推行于淮南，不果。
及二十九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烧盐船四百馀号，损钱粮银本五百馀万，群商请退。于是总督陆建瀛从护理运使童濂言，请淮南改票法，较淮北为详。如运司书吏积弊，则改为领引纳课。设扬州总局办理。汉口匣费虽裁，而应酬仍多，则改为票盐运至九江，验票发贩，盐船经过桥关，有掣验规费，则改为坝掣后不过所掣，在龙江一关验票截角，馀皆停免。盐包出场至江口，其驳运船价及槓盐各人工勒索，则改为商自雇觅。凡省陋规岁数百万，又减去滞引三十万，年祗行百零九万引，每引正课一两七钱五分，杂课一两九钱二分，经费六钱五分八釐，食岸正课同，杂费减半。其要尤在以带连之乙盐为新引之加斤。乙盐者，乙巳纲盐船遭火，而商已纳课，例得补运，故定为每运新盐一引，带乙盐二百斤，每引六百斤，出场至仪徵，改为六十斤子包，一引十包。既裁浮费，又多运盐二百斤，成本轻减过半。故开办数月，即全运一纲之引，楚西各岸盐价骤贱，农民欢声雷动。是年两淮实收银五百万两，虽两纲后复引滞课亏，则以起票自十引至千引不等，大贩为小贩跌价抢运所误。始澍行于淮北，亦自十引起。然淮北地隘，淮南则广，故利弊殊。又值粤乱起，鹺务全废，非无补救之方也。
其在长芦，乾隆以来，正杂课共徵七十馀万。自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每斤加价二文，谓之河工加价。五年，又因高堰大工加价，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八年，复将充公一文归商，然历年欠项已积至千数百万矣。时银价翔贵，商亏弥钜，于是又加价以调剂之，或一文或二文。旋议行减引并包法，盖芦盐三百斤成引，连加耗包索重三百四十斤，搬运筑包等费，历年加增，亦足病商。今以十引改筑九包，减引一成。二十一年，再减引二成，照前改筑。二十四年，又奏停额引十五万，减去课银六万馀两，而困仍莫苏。盖本因浮费重而欠课，因欠课多而增价，官盐价贵，私盐乘之，蓟、遵六属，枭贩与官为敌，而永平七属尤甚，不得已改为官办。二十八年，商倒引悬，河南二十州县、直隶二十四州县，未运积引至百馀万，未完积欠至二千馀万。命定郡王载铨、仓场总督季芝昌，会同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查究。每引因费重需成本五两有奇，乃就正课、帑利、杂款、积欠，釐为四类，其盐价每斤减制钱二文以敌私，斤重则每引加百五十斤以恤商，州县陋规则严行裁汰。引地悬岸，则直隶招商，河南改票，皆先课后盐。至停引原限五年再酌展，约每引摊算仅二两有奇。
其在山东，乾隆以来，引票正课徵银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馀两，杂款共十万一千八百馀两。自嘉庆初帑息递增至二十一万馀两，较正课增倍。十四年，南河大工加价二文，每年应欠二十九万两，较正杂课又增一倍。十七年，复议加价一文，以半归商，半弥补商欠。而当年课项不能完，乃归次年带徵。带徵又未完，乃按年分限，或十二限，或二十限，递年推展。至道光元年，将河工加价停徵，而积欠已五百三十馀万，然尚完课额。五年，因高堰大工，又议加价二文，奏明三年后半归商、半归公，然所完仅及半，正课反因之拖欠。至七年，全纲倾败，于是设法调剂，以积欠款为一案，俟堰工加价归商后，弥补帑本，酌留百二十九万生息，馀银二十七万。至十二年起限，分二十限拔缴，南运每引加二十五斤，北运加二十斤，其归补旧欠之半文加价，并归商以轻成本，免徵南运十三州县与票地临朐等六县堰工加价以敌私。而旧欠暨现年应交帑息犹不能完，于是将报拨之一文堰工加价悉数归商，并将一分帑息减三釐，此道光十五年也。
时银价日昂，亏折弥甚，迨临朐等九州县票商倒乏，因改官运。十七年，命盐务归巡抚管理，寻又议加二文。二十三年，停引票二成，以八成作总额，并停馀引。二十七年，又议引地加价二文，票地加一文。逾年，各岸竟倒悬二十馀处。时新旧积欠计八百馀万，而十五年后所欠正杂课又九十馀万，十九年后积欠八十馀万，二十七八年皆未奏销。于是定郡王等会同山东巡抚徐泽醇奏准将两年奏销免其造报，积引停运，积欠停徵。自二十九年始，改为先课后盐，除有商运州县外，皆改官运，无论官商，每引加七十斤，帑息每引减一钱，十八年二文加价亦减一文，以便民食。
其在浙江，自道光元年裁巡盐御史，以巡抚帅承瀛兼管盐政。承瀛疏言：“嘉庆十五年前，抚臣蒋攸銛清查浙江运库垫缺银数仅五十五万馀两，甫十载乃至百七十三万三百两。缘迩来引壅，旧纲未毕，新纲即开，套搭行销，不能以一纲之课归一纲之用。而每年奏销有定限，但完正课，即报全完，其带输之款及外用银，并未徵足，历次河饷又须拨解，是以不得不于徵存银内挪垫。而商捐用款，每遇交办公事，奸商复借名浮支。臣今饬运司遇支解银两，如本款无银即停给。或不得已，亦止以外款垫发内款，不准以内款垫给外款。”嗣后至六年，销数皆及额运，库存银百二十八万。自七年至十年复短销，仅存十一万。盖因巡抚程含章请加增馀价，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