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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之宫、太簇之角、南吕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献五帝。以林钟之宫、太簇之角、姑洗之徵、南吕之羽作《宁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罢旧《靖安》之曲。
于时制诏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圣并侑，乃以黄钟之宫作《广安》之曲以奠币、《彰安》之曲以酌献。又诏，躬谒奉慈庙章献皇后之室，作《达安》之曲以奠瓒、《厚安》以酌献；章懿皇后之室，作《报安》之曲以奠瓒、《衍安》以酌献。皇帝入出作《乾安》，罢旧《降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圜丘，太祖配，以黄钟之宫作《定安》以奠币隆《英安》以酌献；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太簇之宫作《皇安》以奠币、《肃安》以酌献；祈谷祀昊天，太宗配，作《仁安》以奠币、《绍安》以酌献；孟夏雩上帝地祇太祖配，以仲吕之宫作《献安》以奠币、《感安》以酌献；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宾之宫作《恭安》以奠币、《英安》以酌献；季秋大飨明堂，真宗配，以无射之宫作《诚安》以奠币、《德安》以酌献；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应钟之宫作《化安》以奠币、《韶安》以酌献。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演之为八十四，皆作声谱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独未施行。亲制郊庙乐章二十一曲，财成颂体，告于神明，诏宰臣吕夷简等分造乐章，参施群祀。
又为《景祐乐髓新经》，凡六篇：第一，释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声；第四，图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庙用律及阴阳数配；第五，十二管长短；第六，历代度、量、衡。皆本之于阴阳，配之于四时，建之于日辰，通之于鞮笁，演之于壬式遁甲之法，以授乐府，以考正声，以赐群臣焉。
初，照等改造金石所用员程凡七百十四：攻金之工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工十六，设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县。至于鼓吹及十二案，悉修饰之。令冠卿等纂《景祐大乐图》二十篇，以载熔金鑢石之法、历世八音诸器异同之状、新旧律管之差。是月，与新乐并献于崇政殿，诏中书、门下、枢密院大臣预观焉。自董监而下至工徒凡七百余人，进秩赏、赐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南郊，悉以新乐并圣制及诸臣乐章用之。
先是，左司谏姚仲孙言：「照所制乐多诡异，至如炼白石以为磬，范中金以作钟，又欲以三辰、五灵为乐器之饰。臣愚，窃有所疑。自祖宗考正大乐，荐之郊庙，垂七十年，一旦黜废而用新器，臣窃以为不可。」御史曹修睦亦为言。帝既许照制器，且欲究其术之是非，故不听焉。
志第八十乐二
景祐三年七月，冯元等上新修《景祐广乐记》八十一卷，诏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取邓保信、阮逸、胡瑗等钟律，详定得失可否以闻。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钟磬皆本于冯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于胡瑗算术，而臣独执《周礼》嘉量声中黄钟之法及《国语》钧钟弦准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对，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钟下。窃睹御制《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篇，言《隋书》依《汉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长，此则明班《志》已后，历代无有符合者。惟蔡邕铜龠本得于《周礼》遗范，邕自知音，所以只传铜龠，积成嘉量，则是声中黄钟而律本定矣。谓管有大小长短者，盖嘉量既成，即以量声定尺明矣。今议者但争《汉志》黍尺无准之法，殊不知钟有钧、石、量、衡之制。况《周礼》、《国语》，姬代圣经，翻谓无凭，孰为稽古？有唐张文收定乐，亦铸铜瓯，此足验周之嘉量以声定律明矣。臣所以独执《周礼》铸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则度可见也；其容一鬴，则量右见也；其重钧，则衡可见也；声中黄钟之宫，则律可见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则制管歌声，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将臣见铸成铜瓯，再限半月内更铸嘉量，以其声中黄钟之宫，乃取李照新钟就加修整，务合周制钟量法度。文字已编写次，未敢具进。」诏送度等并定以闻。
十月，度等言：「据邓保信黍尺二，其一称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百成尺，与蔡邕合。臣等检详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广为分，唯后魏公孙崇以一黍之长累为寸法，太常刘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即为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竞不能决。而蔡邕铜龠，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长广累尺。今将保信黄钟管内秬黍二百粒以黍长为分，再累至尺二条，比保信元尺一长五黍，一长七黍，又律管黄钟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复将实龠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类此。又阮逸、胡瑗钟律法黍尺，其一称用上党羊头山秬黍中者累广求尺，制黄钟之声。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广成尺，复将管内二百粒以黍广为分，再累至尺二条，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盖逸等元尺并用一等大黍，其实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异。又其铜律管十二枚，臣等据楚衍等围九方分之法，与逸等元尺及所实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制铜称二量亦皆类此。臣等看详其钟、磬各一架，虽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难以定夺。」又言：「太祖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