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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月，翰林侍讲学士孙奭言：「郊庙二舞失序，愿下有司考议。」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刘筠等议曰：「周人奏《清庙》以祀文王，《执竟》以祀武王，汉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庙，每室乐歌异名。盖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随变。属者，有司不详旧制，奠献止登歌而乐舞不作，其失明甚。请如旧制，宗庙酌献复用文舞，皇帝还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亚献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献已奠还位则正。盖庙室各颂功德，故文舞迎神后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则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及皇帝酌献，惟登歌奏《禧安》之乐，而县乐舞缀不作，亚献、终献仍用武舞。」诏从之。是时，仁宗始大朝会，群臣上寿，作《甘露》、《瑞木》、《嘉禾》之曲。
明道初，章献皇太后御前殿，见群臣，作《玉芝》、《寿星》、《奇木连理》之曲，《厚德无疆》、《四海会同》之舞。明年，太后躬谢宗庙，帝耕籍田、享先农，率有乐歌。其后亲祀南郊、享太庙、奉慈庙、大享明堂、祫享，帝皆亲制降神、送神、奠币、瓒稞、酌献乐章，余诏诸臣为之。至于常祀、郊庙、社稷诸祠，亦多亲制。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肃等上言：「大乐制器岁久，金石不调，愿以周王朴所造律准考按修治，并阅乐工，罢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同肃等典其事，又命集贤校理李照预焉。于是，帝御观文殿取律准阅视，亲篆之，以属太常。明年二月，肃等上考定乐器并见工人，帝御延福宫临阅，奏郊庙五十一曲，因问照乐音高，命详陈之。照言：「朴准视古乐高五律，视教坊乐高二律。盖五代之乱，雅乐废坏，朴创意造准，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无福应。又编钟、镈、磬无大小、轻重、厚薄、气短之差，铜锡不精，声韵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后令神瞽协其中声，然后声应凤鸣，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其乐传之亘古，不刊之法也。愿听臣依神瞽律法，试铸编钟一虡，可使度、量、权、衡协和。」乃诏于锡庆院铸之。既成，奏御。
照遂建议请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钟审之，其声犹高。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别诏潞州取羊头山秬黍上送于官，照乃自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为十二管定法。乃诏内侍邓保信监视群工。照并引集贤校理聂冠卿为检讨雅乐制度故实官，入内都知阎文应董其事，中书门下总领焉。凡所改制，皆关中书门下详定以闻。别诏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同祁、冠卿、照讨论乐理，为一代之典。又诏天下有深达钟律者，在所亟以名闻。于是，杭州郑向言阮逸、苏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乐，诏遣诣阙。其他以乐书献者，悉上有司。
五月，照言：「既改制金石，则丝、笙、匏、土、革、木亦当更制，以备献享。」奏可。照乃铸铜为龠、合、升、斗四物，以兴钟、镈、声量之法，龠之率六百三十黍为黄钟之容，合三倍于龠，升十二倍于合，斗十倍于升。乃改造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镈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铭曰「乐斗」。后数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择大黍纵累之，检考长短，尺成，与太府尺合，法乃定。
先时，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虡，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十二律声已备，余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声，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元等驳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十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于律吕专为十二数者？且钟磬，八音之首，丝笙以下受之于均，故圣人尤所用心焉。《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稽诸古制，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所不易也。声重浊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钟旧饰旋虫，改为龙。乃遣使采泗滨浮石千余段以为县磬。
先是，宋祁上言：「县设建鼓，初不考击，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敝。」于是敕元等详求典故而言曰：「建鼓四，今皆具而不击，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书监尹拙上言：'散鼓不详所置之由，且于古无文，去之便。'时虽奏可，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灵鼓、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