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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有盗窃发，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杀人，且畏罪惊溃，将为乱。民奔诉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散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
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三年，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沮之。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扎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入，夕报可。
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复朝奉郎、知登州，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惇。时光为门下侍郎，惇知枢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谑侮困光，光苦之。轼谓惇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惇以为然，光赖以少安。
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轼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确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元祐元年，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赐银绯，迁中书舍人。
初，祖宗时，差役行久生弊，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产，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行法者过取，以为民病。司马光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复差役，差官置局，轼与其选。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以为然。轼又陈于政事堂，光忿然。轼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光笑之。寻除翰林学士。
二年，兼侍读。每进读至治乱兴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有所启悟。哲宗虽恭默不言，辄首肯之。尝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轼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北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入镇戎，杀掠数万人，帅臣不以闻。每事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
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问曰：「卿前年为何官？」曰：「臣为常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轼不觉哭失声，宣仁后与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
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轼宽其禁约，使得尽技。巡铺内侍每摧辱举子，且持暖昧单词，诬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