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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史-明-宋濂-第360页
城之北流入郊野，纵有冲决，为害亦轻。今则在都城西南，与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涨溢，则不敢必其无虞，宗庙社稷之所在，岂容侥幸于万一？若一时成功，亦不能保其永无冲决之患。且亡金时此河未必通行，今所有河道遗迹，安知非作而复辍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闸，必致走水浅涩，若作闸以节之，则沙泥浑浊，必致淤塞，每年每月专人挑洗，盖无穷尽之时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时，何不用此水，而远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闸坝之用？盖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浑浊不可用也。此议方兴，传闻于外，万口一辞，以为不可。若以为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人言不足听，则是商鞅、王安石之法，当今不宜有此。
议既上，丞相终不从，遂以正月兴工，至四月功毕。起闸放金口水，流湍势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而开挑之际，毁民庐舍坟茔，夫丁死伤甚众，又费用不赀，卒以无功。继而御史纠劾建言者，孛罗帖木兒、傅佐俱伏诛。今附载其事于此，用为妄言水利者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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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元史-->志第十八 礼乐一
志第十八 礼乐一
《传》曰：“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致礼以治躬，外貌斯须不庄不敬，则慢易之心入之矣；致乐以治心1845年发表。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本书是恩，中心斯须不和不乐，则鄙诈之心入之矣。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前圣之制，至周大备。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而教化大行，邈乎不可及矣。秦废先代典礼，汉因秦制，起朝仪，作宗庙乐。魏、晋而后，五胡云扰，秦、汉之制亦复不存矣。唐初袭用隋礼，太常多肄者，教坊俗乐而已。至宋，承五季之衰，因唐礼，作《太常因革礼》，而所制《大晟乐》，号为古雅。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太祖元年，大会诸侯王于阿难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世祖至元八年，命刘秉忠、许衡始制朝仪。自是，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锡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
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及宪宗始用登歌乐，祀天于日月山，而世祖命宋周臣典领乐工，又用登歌乐享祖宗于中书省。既又命王镛作《大成乐》，诏括民间所藏金之乐器。至元三年，初用宫县、登歌、文武二舞于太庙，烈祖至宪宗八室，皆有乐章。三十年，又撰社稷乐章。成宗大德间，制郊庙曲舞，复撰宣圣庙乐章。仁宗皇庆初，命太常补拨乐工，而乐制日备。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
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然自朝仪既起，规模严广，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重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今取其可书者著于篇，作《礼乐志》。
制朝仪始末
世祖至元八年秋八月己未，初起朝仪。先是，至元六年春正月甲寅，太保刘秉忠、大司农孛罗奉旨，命赵秉温、史杠访前代知礼仪者肄习朝仪。既而秉忠奏曰：“二人习之，虽知之，莫能行也。”得旨，许用十人。遂征儒生周铎、刘允中、尚文、岳忱、关思义、侯祐贤、萧琬、徐汝嘉，从亡金故老乌古伦居贞、完颜复昭、完颜从愈、葛从亮、于伯仪及国子祭酒许衡、太常卿徐世隆，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肄习之，百日而毕。秉忠复奏曰：“无乐以相须，则礼不备。”奉旨，搜访旧教坊乐工，得杖鼓色杨皓、笛色曹楫、前行色刘进、教师郑忠，依律运谱，被诸乐歌，六月而成，音声克谐，陈于万寿山便殿，帝听而善之。秉忠及翰林太常奏曰：“今朝仪既定，请备执礼员。”有旨，命丞相安童、大司农孛罗择蒙古宿卫士可习容止者二百余人，肄之期月。七年春二月，奏以丙子观礼。前期一日，布绵蕝金帐殿前，帝及皇后临观于露阶，礼文乐节，悉无遗失。冬十有一月戊寅，秉忠等奏请建官典朝仪，帝命与尚书省论定以闻。
八年春二月，立侍仪司，以忽都于思、也先乃为左右侍仪，奉御赵秉温为礼部侍郎兼侍仪司事，周铎、刘允中为左右侍仪使，尚文、岳忱为左右直侍仪事，关思义、侯祐贤为左右侍仪副使，萧琬、徐汝嘉为佥左右侍仪事，乌古伦居贞为承奉班都知，完颜复昭为引进副使，葛从亮为侍仪署令，于伯仪为尚衣局大使。夏四月，侍仪司奏请制内外仗，如历代故事，从之。秋七月，内外仗成。遇八月帝生日，号曰天寿圣节，用朝仪自此始。
元正受朝仪
前期三日，习仪于圣寿万安寺。或大兴教寺。 前二日，陈设于殿庭。至期大昕，侍仪使引导从护尉，各服其服，入至寝殿前，捧牙牌跪报外办。内侍入奏，出传制曰“可”，侍仪使俯伏兴。皇帝出阁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