瑰宝苑 《医源》

　提要 《医源》一卷，本书多发明经旨之言，较之《石氏医原》尤见精湛。间于疟痢两证，列论为尤详尽。如疟论大纲，疟脉辨，治疟大法，瘅疟论，论《内经》《金匮》温疟治法，疟母论，疟母问答，痢疾大纲，治痢大法，痢疾不可利小便辨，痢疾不可发汗辨等，各立专论。余如痰饮、虚劳、咳嗽，亦多发明。原题芬余氏著，不详其姓氏。前荷社友卢育和君录自同里萧衡先君藏本，又由时逸人君校正者。

《医源》序《医源》一书为芬余氏遗著。尝闻吾友萧君衡先曰：余家宝是书，沿留三代，已百年于兹矣。先父介春氏以医名噪于仪征，凡四十余年，宿所根据者惟是而已。先祖吉林氏在清道光年间亦为仪邑名医之冠，声播一时，凡教授及门弟子全以是书为依归。又云：余先祖幼时得是书于某君，某君乃芬余氏之高足云云(萧君对育言时佚其姓名)。此乃萧君亲口对育所言也。育闻而羡之，因力请萧君假我一阅。蒙萧君当时取出，育乃得而见焉。惜苦时匆促，所得无多，而大义微言已略知梗概，去年春，与时君逸人赵君托莘同阅绍兴医报，知是社为保存国粹起见，搜罗先哲未刊之遗著。嗣后育之投稿也、订报也，于函中曾谈及是书，蒙裘吉生先生函催索阅书数至矣，育遂晤萧君而道及之，萧君亦欣然允诺，慨出是书。育重录一通，循其章法，仍其句读，明知辗转抄传，难免讹误，而匆匆驹隙，未遑细研究也。因托逸人君详加校正，今书既成矣，付梓将有日矣，爰不揣谫陋而为之序。曰，凡成一书，前辈毕一生之精力，其材其识远乎，尚矣!然不能冀后世之必传者，其故有数端焉。一以后人编订玉屑夹沙，一以录校非人，致多误会，一以木板易朽，鱼鲁难分。其最大之原因乃系夫著者精神之趋向，泥古者薄今，趋时者废古，宗丹溪者视温热如寇仇，信养葵者斥寒凉如蜂虿，故于十百千万之典籍求其允执厥中、不作偏倚之论者，实难其选。且地之习尚不同，人之性情各异，古册流传方沿所不能划一者此也(如《寿世保元》盛行于西川，《救偏琐言》盛行于北京之类)。今夫《医源》一书芬余氏著之，萧氏藏之，未尝不费生平之精力者也。育之重录，逸君之校正，报社之发刊，未尝不费一时之材力者也。然冀其信用社会，流传后世，尚未可必。吁！书籍之能流行也，岂非戛戛乎其难之哉。虽然是书论止四十八篇，而谈生理、谈病理、谈症治、谈药，头头是道，纤细无讹，且对于李东垣、朱丹溪、赵养葵，张景岳、喻嘉言诸家之论说多所辨正，洵足为国医学极有研究之价值者也。有识者试鉴阅之，方知育言为不瘳云。

民国八年菊月朔日育和氏序于北沙东城外容膝寄庐校正《医源》序洄溪老人曰：经学之不讲久矣。惟知溯流以寻源，源不得则中道而止，未尝有从源以及流也。不佞校正《医源》竣矣，不禁心有感焉。《医源》者，医学之源也。谓医学之源仅在夫是，岂其然乎！且生理、病理、症治、方法、药物诸科，各有天然范围之限制，若笼统混而言之，果为可耶说者谓市井乡间之间以医鸣者众矣，往往得一方，明一法，辄矜为枕秘，虽骨肉不相告。故业医者虽多而著书者甚鲜也，浅焉者无论已，等而上之叶天士、费伯雄、王九峰辈名高天下，声盛一时，其所遗著果何如也子独斤斤乎是，毋乃过矣，不佞有感斯意，遂缺者补之，讹者正之，字句文义之间略为修饰之。若其立论初意，未尝稍有移易也。承育和君来命，重加编订，加以批按，不佞以俗务羁縻，未遑细辨，而自惭学识浅陋，故敬谢不敏。附述于此，以志愧疚，呜呼！吾国医学一种，为理想之医学也，哲学之医学也，故注重天时也，阴阳也，五行也，八卦也，所谓形上之道迥非形下之器也。然以讲气化，谈神志则可，若症治方药诸项而全混乎，此恐多窒碍也。保存国粹，诸君其各慎之。不佞于是书中略见一斑，爰不辞而为之序，以就正于天下之有道云。

孔子纪元二千四百七十年夏历八月二十二日逸人氏识于江左之研究医事社太极者，天理自然之道理，气象数之统名也。故天地者，太极之巨廓也。其间动静互根，五行顺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其理则致中致和，其气则充塞縻间。人身者，一小太极之巨廓也。其中有精、有气、有精神，即其静而所生之阴也。气即其动，而所生之阳也。神即主宰，其动静之间而互根不息者也。以五行言，心肝为木火之一源，肺肾为金水之同宫，中宫脾土为之维持调护，此即其五行顺布也。理即其仁义礼智信之具于性者，气即其脏腑阴阳之充乎形者，与夫地宁有殊哉。然天地备太极之全体，而阴阳或有歉期，气数容有否泰，此天地囿于气质之偏而不能尽太极之道也。故自古调元赞化，帝王有裁，成辅相之责。人身备太极之中和，而或内耗其精，外劳其形，阴阳有偏胜之虞，水火无既济之用。故圣人补偏救弊，而岐黄操司命之权，然则圣人之治天下也，使之风雨时山不童泽不涸，人和年丰，天地自然之道无所歉缺矣。岐黄之治人身也，为之损有余补不足，阴阳和、气血平，不夭不折，而人身自然之道无所乖戾矣。古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盖其功用则一也。

女子二七男子一六说经云，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一六而精道通。余尝考之河图，而知此乃天地生成之数也。《易》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河图之外阴而内阳也。夫外阴而内阳者，女子也。方其幼时，天一天三之阳虽具，而地六地八之阴未盈，至二七则盈矣。生数立而成盈数，阳逐阴归而月事来矣，故二七者，八与六之数也。又曰：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河图之外阳而内阴也。夫外阳而内阴者，男子也。方其幼时，地二地四之阴虽具，而天七天九之阳未充，至一六充矣。成数满而生行，阴随阳发而精始通矣。故一六者，七与九之数也。然则《内经》之言本河图生成之数也，益信矣。

观河图而测五脏病情说病情莫外乎阴阳，而病证莫重乎五脏。五脏各具阴阳，阴阳别乎形气。余尝体诸河图，验之人身，而知病之及五脏者，有伤五脏之形体，有伤五脏之气体。形体伤者伤在后天，犹河图之成数坏也；气体伤者伤在先天，犹河图之生数坏也。以肾脏而言，腰股板重，两足跗肿，耳闭不能听声者，伤其天一之阳也。咽痛颐红，气急咯血，小水黄赤短涩者，伤其地六之阴也。其至阴痿不举，遗尿不禁，则天一之阳将尽，而地六之阳随之矣。强阳不倒，小水断流，则地六之阴将尽，而天一之阳随之矣。以心脏而论，惊悸怔忡，神呆气怯，盗汗不止者，伤其天七之阳也。烦躁健忘，舌强难言，善笑无休者，伤其地二之阴也。至于昏沉不语，汗出如珠如油，则天七之阳将尽，而地二之阴随之矣。脉促无神，狂言如见鬼状，则地二之阴将尽而天七之阴随之矣。以肝脏而论，筋脉拘挛，积聚募原，目盲不能远视，伤其天三之阳也。筋脉劲急，两胁胀满，头晕不能俯仰者，伤其地八之阴也。至于手足痿废，遍身青紫，则天三之阳捋尽而地八之阴随之矣。直视摇头，神魂飞越，则地八之阴将尽而天三之阳随之矣。以肺脏而言，少咳少嗽，自汗痰壅者，伤其天九之阳也。少咳少嗽，无汗虚喘者，伤其地四之阴也。甚至痰如蟹沫，声如雄鸭，则天九之阳将尽而地四之阴随之矣。肌肤甲圻，血如桃片，则地四之阴将尽而天九之阳随之矣。以脾脏而论，食而不饥，四肢痿软，五更溏泄者，伤其中五之阳也。食而易饥，四肢妄动，大便燥结者，伤其地十之阴也。甚至饮食不进，完谷不化，则中五之阳将尽而地十之阴随之矣。大肉尽脱，便如羊屎，则地十之阴将尽而中五之阳随之矣。以五脏之阴阳合河图生成之数，其见症有如此者。至于病情病证，数之可千，推之可万。有一脏见一二证者，有统诸脏而各见数证者，原非笔墨能尽，然举其要领，不过伤阴伤阳之两途而已。学者诚能体河图生成之至理，调五脏阴阳之偏胜，伤阳者补之以阳，伤阴者补之以阴，其于医也，思过半矣。

制方本于洛书说人身之病万有不齐，治病之方不可胜纪。有以一方加减而分为数方者，有以数方增损而合为一方者，必先明制方之义，用方之机，然后可以千变万化，应用无穷。余尝玩洛书之象，穷其义，识其机，而知制方之不外乎是也。洛书之数，九一三七五为阳，二四六八十为阴。阳数用奇，阴数用偶。制方之数，君一臣二，君三臣五，属奇。君二臣四，君二臣六，属偶。奇制用阳，偶制用阴。阳居四正，其象光明，辛甘发散之所以为阳也；阴处四偶，其象幽暗，酸苦涌泄之所以为阴也。自洛书之上下观之，则为天地之法象。在上者，阳数多，阴数少。在下者，阳数少，阴数多。故上行之剂必以阳药为主而阴药佐之，奉乎天者亲上也。下行之剂必以阴药为主而阳药佐之，本乎地者亲下也。自洛书之左右观之，则为阴阳之道路。左之阴多于有，右之阳多于左，右之阴少于左，左之阳少于右。故左行之剂必于阴药之中发之，以阳始不滞于血也。右行之剂必于阳药之中濡之，以阴乃不散其气也。以洛书而统观之，则五十居中，一三七九之阳居外，二四六八之阴处偏。即《内经》谓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之意。至于洛书备五行而布列九宫医方，具五味而分行九窍，洛书纵横不离五十医方，始终不外脾胃，洛书以五十居中而宰制八方医方，由脾胃而宣通十二经络。洛书有乘有除，乘则数进，除则数退，进退以五为主。方制有加有减，加则制大，减则制小，大小因脾胃为宗。宁静之剂取其养正，即洛书之对待则生也。劫夺之剂取其驱邪，即洛书之逆行则克也。洛书之数，上之九根于下之一，下之一生乎上之九，下之六根乎上之四，上之四生乎下之六，即此可悟金水同宫，上病治下，下病治上之机。左之三母乎右之七，右之七通乎左之三，左之八贯乎右之二，右之二通乎左之八，即此可悟木火一源，虚则补贯，实则泻子之义。医者诚能玩洛书之象而会其义，识其机，则千方万方可以自我而制，不必蹈古人之辙而已，与古人之方无不吻合矣。不然，虽以伊尹之七方，之才之十剂，仲景之一百十三，以及古人见闻之所志举之罗列于前，而不明生克乘除之理纵横变化之宜，适足以眩耳目、扰神明耳。

阴阳升降论天地之道，阴阳而已矣。阴阳之理，升降而已矣。自开辟以至混沌，一大升降也。小儿一岁有一岁之升降，一日有一日之升降，人身之道亦然。以一岁言之，自冬至一阳生，以至芒种而此阳之升极也。自夏至一阴生，以至大雪此阴之降而极也。所谓一寒一暑，岁序行焉‘一岁之升降也，一日之内，子半而阳生，寅卯而日出于天阳之升也。午半而阴生，酉戌而日入于地阴之降也，所谓日往月来而晦明成焉。一日之升降也，考之先天，八卦自震而乾，为阴之升，由巽而坤，为阴之降。大圆图之自复而乾自垢而坤，无不若合符节。人与天地为一，少而壮，壮而老。一大升降也。小而日兴夜寐，一日之升降也。气出而呼，气入而吸，一息之升降也。昔古圣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其与天地之阴阳升降，无少差谬，故阴阳不能犯而寒暑莫能侵。至庸甫者流，外为风寒所逼，内为色欲所伤，一身之内，非阳伤则阴损，阳伤者不升，阴损者不降。不降不升而生生之机息矣。病之纷然杂出者，可胜道哉。神农氏出，悯人民夭枉，辨药性以夺造化微权，嗣后岐黄传《内经》，以及历代名医咸有著作，而其大要皆以辨药性之阴阳，以治人身之阴阳，察药性之升降，以调人身之升降而已。故经云：调气之方，必别阴阳。阴病治阳，阳病治阴。又云：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又云：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为圣度。夫所谓调治阴阳而和之者，即其因病立方。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所利之大法也。故吾人业医，必先参天地之阴阳升降，了然于心目间，而后以药性之阴阳，治人身之阴阳，药性之升降，调人身之升降，则人身之阴阳升降自合于天地之阴阳升降矣。

辨赵氏人身一太极图说太者，大也。极者，至也。太极者，大之至极而无以复加之谓也。大之至极者，体于天地，故曰天地一太极。大之至极者，体于人身，故曰人身一太极。然太极之所以为太极者，全在阴阳之下，离不杂处，见中和之妙。天地之所以为太极者，全在日月之运行，上显不息之功。人身之所以谓太极者，全在心肾之上下相交处，妙互根之用，濂溪周子实有见于周流太虚，莫非阴阳五行对待流行，故既列其图，复为之说，以指出天人一贯之道。无如世远年烟，羲皇心法不明，图象久成绝学，遂令性理一书所载五图不能无谬。养葵赵氏作《医贯》，大旨独揭出命门一义，反复发明，诚足以开聋起喷。惜乎所列诸图，犹仍其误，其第一图乃是一空图○，无阴阳无动静，则两仪四象八卦从何处面生其第二图◎（其中一半为黑）阴阳截分，左黑右白，中一空圈，意欲附会命门在两肾中间之说，而不知有对待儿。

脏腑体用相资说人身五官百骸，有表里则有阴阳，有阴阳则有体用，以阳为体者则以阴为用，以阴为体者则以阳为用。此体用相资之道也。内而脏腑，莫不皆然。脏实而处内，以阴为体者也。腑虚而处外，以阳为用者也。如心与小肠为表里，心为之体则以小肠为心之用，而诸经之阴翳皆从小肠下泄，俾君主之官得以当阳而治。设无小肠以为之用，则乾清官内皆是阴翳障塞，而神明不能出矣。故治心病用心药，养其体也，佐以利小便药，通其用也。以小肠为体则以心为小肠之用，而诸经之阳光皆得从心健运，俾受盛之官得以宣布化物。设无心以为用，则君主失职，莫为支分派别，而化物无所出矣。故治小肠病用小肠药，疏其体也，佐以清心药，滋其用也。肺与大肠为表里，以肺为之体，则以大肠为之用，而水谷所腐之糟粕皆从大肠外出，俾相傅之官得以辅君出令。设无大肠以为之用，则清肃府中尽为浊气熏蒸，而治节不能出矣。故治肺病用肺药，从其体也，佐以大肠药泻其用也。以大肠为体则以肺为大肠之用，而水谷所化之精微皆从肺经四布，俾传导之官得以扫清污秽。设无肺以为之用，则升降无权，清浊混淆，而变化不能出矣。故治大肠病用大肠药，涤其体也，佐以肺药，助其用也。肝与胆为表里，肝为之体则以为胆为肝之用，俾躁急之性济以柔和，故卒然临之不惊，无故加之不怒。设无胆以为之用，则将军之官必失之一往直前而谋虑不能出矣。故治肝病用肝药，疏其体也，佐以胆药滋其用也。以胆为体则以肝为胆之用，俾畏葸之性助以刚果，故见义必为信道必笃。设无肝以为之用，则中正之官必失之委靡犹豫，而决断不能出矣。故治胆病用胆药，理其体也，佐以平肝药，达其用也，脾与胃为表里，以脾为体，则以胃为脾之用，俾主输之性必赖胃之充塞，乃得行其化长收藏。设无胃以为之用，则谏议之官未邀升斗之禄，何以施其膏泽乎故治脾病用脾药，治其体也，佐以胃药，治其用也。以胃为体，则以脾为胃之用，俾主纳之性必赖脾之运化，方得遂其清升浊降。设无脾以为之用，则仓廪之官必至水谷腐烂，将何以调其五味乎故治胃病用胃药，治其体也，佐以脾药，滋其用也。肾与膀胱为表里，以肾为体，则以膀胱为肾之用，而汪洋之水有所依归。设无膀胱以为之用，则作强之官终不能鉴龙门、穿碣石，旁开一路，以为之趋，而伎巧无所施矣。故肾病用肾药，治其体也，佐以膀胱药，泄其用也。以膀胱为体，则以肾为膀胱之用而清浊所归，能出能藏。设无肾以为之用，则州都之官非城门不闭，即管钥不开，而津液莫能藏，气化莫能出矣。故膀胱病用膀胱药，治其体也，佐以肾药，治其用也。

阴阳对待流行说人身之阴阳，有对待，有流行。对待者，一而二也，流行者，二而一也。非对待无以立阴阳之用，非流行无以见阴阳之用。故人之心肾二也，气血二也，水火二也。上下各有其位，左右各循其途，两者相为对待依附而不可离也。然水中有火，火中有水，气以行血，血以行气。心根于肾，肾根于心，二者又无始无端互为其宅而不可分也。夫心肾，阴阳之根抵也。言心肾，而水火气血皆在其中矣。今但以心肾言之，心为离火而实火之主，肾为坎水而实水之源，故坎中之阳必升，升则阴随阳发，十土由兹而癖，八木由兹而茂，而两丁之火乃光焰烛天矣。离中之阴必降，则阳随阴敛，五土由是而阖，九金由是而凝，而壬癸之水乃滔滔不竭矣。即如四时之运行亦然。春夏阳之升也，而浓云骤雨，草木敷荣，非阴随阳发之征乎!秋冬阴降敛也，而万宝坚凝，冰霜凛冽，非阳随阴敛之象乎？然此阴阳升降，流行不息，偏不倚无过不及者，有中道焉。过则必至于亢害，不及复至于凝滞。在天地为时令之失正，在人身则寒热之偏陂。古之圣人与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者，体其道也。

阴阳刚柔论《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天以气言，故曰阴阳也，地以质言，故曰柔刚。此天地之相为环应，并行而不相悖者也。故春夏阳之出也，阳出而地乃辟，辟则土膏动而万物敷荣。秋冬阴之入也，阴入而地乃阉，阖则坚冰至，万物敛藏。所以人身之应乎春夏者，神气舒展，体骨柔和，应乎秋冬者，精神爽健，体骨劲强，盖合乎天地阴阳刚柔也。苟当秋冬之令而不能闭藏，则来春无以为发生之机矣，焉得无病当春夏之令而不能发舒，则阳气内郁而不伸矣，又焉得无病经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盖言闭藏者，不能闭藏也。又言；伤寒变热病，盖言发舒者不能发舒也。然则司命者，可不于天地之阴阳刚柔一参究乎? 心肾主病论人身坎水实根于离之真阴，故人不能节欲则肾水亏，肾水亏必至心阴亦亏，心阴亏则水失其主而无以镇阳光。由是火炎烁金而成咳嗽之症。且心生血者也，真阴亏而不能制火，则所生之血不随心阴下降，反随炎火上升之性，由吐咳而出矣。且心之真阴不特为肾水之根，而渚脏之阴皆根于此。此处一亏，则相火无不俱动，在肝则无水以滋木而火炽，在肺则无水以四布而金烁，在胃则无水以存津而土燥。诸脏亦无不有血，既为邪火煎熬，则津液之未化血者熏蒸而为痰涎，已化血者亦随火动而上逆妄行，此咳血吐血之所必至也。人身离火实根于坎之真阳，故人或思虑劳倦则离火不足，离火不足，必至肾阳亦不足，肾阳不足则火失其原而无以消阴翳，由是水泛土湿而成中满泻痢之证。且肾纳气者也，真阳亏而不能制水，则水谷所化之精气不得随坎阳上升，皆从顺下之性，随地道而去矣。且肾之真阳亦不特为离火之原，而诸经之阳悉原于此。此处一亏，则癸水尽足为患，在肝则无火以达之而木郁，在肺则无火以温之而金寒，在胃则无火以化之而土滞，诸经亦无不有气，一为阴寒凝涩，非至便闭中满而气不能通。即至下利不禁而气不能收，此又中满泄泻之所必至也。

虚火实火辨当观人身之火，其患有二，感于外者火自外入，动于内者火自内生。外入者，六气时行之火由上而下者也，实火也，故其见证自经及腑，自腑入脏，初则发热咽痛，继则咳嗽呕吐，渐至饮食减少，大便或溏或秘，小便或数或涩。《内经》所谓因形伤气，从阳注阴者也。从阳注阴者，还从阳治，阳道常饶，宜清宜泻，忌补忌温，故仲景于三阳证治除麻桂发表之外，凡一切外火传入之证，皆用青龙、白虎、承气、猪苓等汤，始终以存阴为主。内生者，七情妄动之火由下而上者也，虚火也，故其见症自脏达腑，自腑达经，始而遗精便泄，继而饮食减少，渐至咳嗽，呕吐，发热咽痛，《内经》所谓因气伤形从阴注阳者也。从阴注阳者，还从阴治，阴道常亏，宜温宜补，忌泻忌清，故仲景于三阴证治除厥阴风火独盛之外，凡一切内火上越者，皆用真武、理中、白通、四逆等汤，始终以扶阴为主。虚实既判，治法迥殊。乃今之医者一见发热咳嗽等证，即是虚火，亦不知用甘润生津之品养阴退热，而专事寒凉，岂知寒凉久服，必至伤脾，脾伤则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而布精于肺，肺虚则不能下生肾水而水亏，水亏而命门之火无制，反随少阴之络上克肺金。虚者固因虚，实者亦虚矣。当此之时，犹不知壮水导火之法，见其咳嗽声哑者，则用贝母、百合，咽痛口破者，则用元参、薄荷，发热不止者，则用黄芩、骨皮，气逆喘急者，则用苏子、橘红，小便短涩者，则用车前、泽泻。不辨其火之出自何经，传于何络，见症治症，以病试药，逮至木焚川竭，火烁金流，犹谓病实难医而不悔，叹惜哉!先天后天说人身先天无形之主气，所谓一太极也。至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则一分而为二矣。动极而静，静极复动，循环变化而五气顺布，则五地见矣。故周子曰：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然虽有太极阴阳五行之异名，而其实一，气之往来无间而已矣。人身太极，本之天地，受之父母，所谓天命之性，妙合于构精之始者也。至于胎育成形，先天已落后天之中矣。所以降生之初，有清浊厚薄之不同，则有生以后，亦遂有强弱寿夭之不齐。此皆非药石所能治，而其所可调养补益者，则惟后天之形质耳。至于先天，何由致力哉然先天者，后天之主宰也，后天者，先天之宅宇也。后天损坏而先天亦从之去矣，譬之屋宇损废而人犹能安其宅乎故培养后天，亦正所以防卫先天也。近代医书景岳谓两仪动静为五行之先天，先天者，性道也，五行寒热为两仪之苗，其先天乃上年之稻粒，今虽不见稻粒而稻粒之精神实寓于苗中。苗则在后天，后天者，变体也。冯氏又谓：右尺命门火之元阳生，右关脾土，脾土生，右寸肺金自下而生上，此先天之元气。至于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复至自上而生下，此后天之元气。其说纷纷淆乱，难以为训。至先天属肾水，后天属脾土，其说似为近理，然此犹在后天中认识先天也，亦未为确论。余因特为是说以质高明，今试以物，譬之如今岁之后天之形质也。然稻粒犹有形者也，其稻粒之精神凝结于不见不闻者，乃其先天也，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者是矣。

君火相火说今夫火者，人身之充周而无间者也。故外而耳目之所以视听、手足之所以持行，内而五脏六腑之所以游溢精气而变化糟粕者，莫非火之运行之不息也。经曰：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其义不昭然耶乃东垣云相火者，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丹溪述而证之，至景岳复起而辟之，谓轻清而光焰于上者，火之明也，重实而温于下者，火之位也。又云：邪念之火为邪气，君相之火为正气。正气之蓄为元气，凡火之贼伤人者，非君相之真火，皆邪火耳。邪火可言贼，相不可言贼。夫东垣、丹溪直将相火认错，固无足论，即景岳之说，亦属支离。其于经旨，君相之义均失之矣。余谓君火者，主也，明者，虚灵不昧之体。相火者，佐也，位者，靖共尔位之职。君授命于相，相奉命于君，故经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又云：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便道闭塞而不通，以此养生则夭。可见心为君主，故君火断属于心，而相火独归重于命者，以命门为火之所从出，诸经生化之本源也。君明则相良，故心无邪妄之私，相亦无邪妄之作。至于相火妄动，贼伤元气者，是犹权臣窃柄误国也。然其始亦由于君主之不明，而反为相火所役耳。譬之尧舜在上而水火工虞各有专司，自成无为之治，犹君火相火之助为理也。而相火之不可言贼也明矣。桀纣在上，廉来十五国，皆助虐之臣，以至身弑国亡，犹之君火不明而相火为害也。其不可以邪念之火为邪气，而君相之火为正气也亦明矣。故人身不可以无相火，犹君之不可无臣也。若以相火为邪火，臣其妄动而必使之安静无为，是犹豢养其臣而不授之以职，君亦何贵有是相乎人身亦不可专任相火，犹臣不可无君也。若即以相火为正气而任其妄动，以致心为形役，是犹欺君虐民之臣而无以制之，则相反足以贼其君耳。然则君火相火必如何而后可以相与有成也。意者，惟其有交泰之象乎。

真阴真阳论经云：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则是言阴阳者，莫过于水火矣。无如近代医书言水言火每分途而歧视之，而火阳根阴，水阴根阳，终莫之究。至赵养葵始以肾水属坎，指出真阳在坎水之中，为人身命脉之源，而独惜其以坎阴二爻，一属阴水，一属阳水，谓人身真阴亦即在是。更牵附六味、八味二方，强古人以就己之绳尺。呜呼！赵氏真阳之说，可谓发前人所未发，但既识真阳在坎水之中，而独不识真阴所在乎盖未观乎八卦河洛也。观八卦则坎之对待者离也，知坎中之有阳，则知离中之有阴矣。视河洛则一六水之对待者，二七火也。知六之有一则知七之有二矣，明此阴阳对待互根之理，则人身之肾水固真阳所寓，不可不保，岂离为真阴之所藏，而遂可忽视乎哉!盖真阳不亏，斯坎六之水不至泛滥瘀滞，犹江汉之潮汐，任呼吸之往来而不爽其期，真阴不亏，斯离七之火不至飞扬燥烈，犹灯烛之光照资膏油之涵养而长明。古人云：壮水之主，以镇阳光，补离中阴也。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补坎中阳也。 外感内伤合河图生数成数说上古圣人视河图以明阴阳之道，五行之理，天地之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要不出此。人身一天地也，则其为生为成者，亦岂外是哉。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在人身则为肾。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在人身则为心。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在人身则为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在人身则为肺。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在人身则为脾。故人俱阴阳五行，无异于天地，亦无异于河图也。但天地之阴阳五行，往来阖辟，尽其道之自然。人身之阴阳五行，或外为六气所感，内为七情所伤，五行戕贼而病之纷然杂出者，不可胜数矣。然概而论之，其端有二；一在富贵之子深居简出，体无劳倦，而其病即生于饱暖淫欲之中，故外感之气少而内伤之病妥。至内虚而外感亦易入矣，此犹河图之生数有亏而成数亦因之而损也。一在贫贱之人，冲风冒雨，手足勤够，而其病每生于饥寒困苦之间，故内伤之疾少而外感之气多。至外感深则内伤亦因之矣，此犹河图之成数不立而生数难独存也。病虽杂出，而斯二者之相为表里其大概也。是在司命者，因人审疾，察其内外先后，而施治得宜，则人身之阴阳和合，五行顺布，犹之天地河图也。

脾阳合中五说今夫万物之所以托命者，土也，而五行亦无土不成。故土者后天之根本，而金木水火之枢机也。洛书一图中五称为皇极焉。盖天地太和之气，而万物之所以生长收藏者也。在人身则为脾，内而脏腑，外而肢体百骸之所资养，而气血之所从生也，且水得之而不汜，火得之而不炎，木得之而畅茂，金得之而坚凝，况饮食入胃，得脾为之健运，则清者由是而上升，浊者由是而下降。脾土一伤，则一身之枢机不灵，而百体皆困矣。经云：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盖言土为后天资生之本，而即洛书之中五也。夫中五阳也，病则不能运，因之上有中满腹胀不食等证，病则不能化，必至下有泄泻下痢清谷等证，皆五土之失职也。故仲景有建中、理中之制，他如四君、六君子诸方，所以培中五建皇极之意也。夫或曰脾土属阴，何以为洛书之中五曰脾土体阴而用阳者也。其质虽阴，而其健运之机则阳也，非洛书之中五而何? 龙雷相火辨《医贯》有龙火雷火之说，喻人身虚火上炎，得水则炽，不知其性而水折之，适足以光焰烛天，穹物方止。识其性而以火逐之，则炎灼自消也。后世景岳、冯氏莫不附和其议，不知其说则是而取，譬而非也。夫龙雷乃天地蒸郁之火，阴随阳发之象也。阴随阳发，而阳复为阴气所抑，郁则阴阳相争，搏而成声，辄为电矣。此龙雷之所以作也。然当炎夏之时，其阳必胜，其阴必负，阳胜阴负则其气伸散。故一时浓云骤雨，得雷奋风散而蒸郁之火豁然解矣。此犹人身外为风邪闭塞，邪热拂郁，头痛恶寒，轻则必用麻桂等汤，重则必用青龙白虎，外发其汗。内清其热，而邪由是退也。然则龙雷可以譬人身之实火，而不可以譬人身之虚火明甚。夫人身之所以虚火上炎者，皆由于真阴之不足也。真阴者，离中之一阴也，离火体阳而根阴，故离阳虽升，离阴必降。真阴亏则不能下降，而下交于坎，而坎之阴亦亏，坎根阳者也。坎阴亏则坎中之阳无所附而飞越，惟参附八味等剂热药冷饮，乃能引而归之，此犹天地九月之候，以阴剥阳，阳气外越，将为纯阴之卦，必急求一阳来复，庶可二阳三阳开泰，以复其初也。故参附八味之回阳，即大易来复之意，而岂龙雷得水则炽，得火则灭之验哉。

天根月窟说康节诗云：天根月窟间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诚以人身之真阴真阳上下相交循还不息也。盖天根者，坎中之一阳也。即复卦之初九也。有此一阳而三之木、七之火、九之金、莫不始此焉，故不曰天而曰天根，以见阳之所从生也。月窟者，离中之一阴也，姤卦之初六也，有此一阴而四之金、六之水、八之木，莫不肇此焉。故不曰月而曰月窟。以见阴之所由始也。斯二者在天地则为日月，故日往则月来，来往不息而天地始成。其为天地也，于人身为心肾，子半而肾阳上通于心，午半而心阴下交于肾，其气之一呼一吸而往来不穷者，此人之所以生也。然此往也来也，日月之往来，天地以无心而成化也，心肾之往来，至人以有心而无为也。故邵子下一间字，以见自然而然，无所矫强，故往来虽似不间，而实行所无事，俊人不识此理，心多妄动，而真阴渐耗，肾因纵欲而真阳亦亏，甚至水火不交，反泰为否，其原总由水火失职，不相往来耳。故丹溪、东垣辈执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专以滋阴抑火为治，其见固偏于阴，而未识阴阳，直至赵氏始指命门为坎中真阳，而景岳、冯氏力宗其说，俱以真阳为重，但犹未识真阴在离而偏于阳，其流弊与丹溪、东垣等，此皆由于未识天根月窟之义也。今特以邵子诗而为之解，以明人身之阴阳互根。其往来不息者，实与天地之道吻合，不得以一人之意见妄为轻重于其间也。

论饮大纲饮者，水气也。身中有饮，犹地中有水。地非水不能灌溉万物，人非饮不能滋润百骸。但地中之水流行则为泉为潮，长发万物，壅塞则停污，横决则泛滥，反为万物之害矣。身中之饮，运行则为津为液，滋养百骸，瘀滞则胀满，逆行则呕吐，反为百骸之病矣。然水之所流行者，土中之阳为之也，阳衰则泛滥，阳郁则停污。饮之所以运行者，脾中之阳为之也。阳衰则胀满，阳郁则呕吐。故经云：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畜满。又云：中满腹大，其发濡滞，诚以太阴所至纯是湿土用事，湿甚则阴衰，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又不能散精上归于肺。饮与湿合，遂随经横流而病成矣。然湿性就下，虽有五脏留伏之不同，未有不本于脾者也。随脾经而下决小肠，丙火搏击于内，以至沥沥有声，谓之痰饮，犹水之畜积，沟渠郁蒸而败浊也。随脾经而旁决于少阳，阻抑左旋之道，以致咳唾引痛，谓之悬饮。犹水之壅过高原而为悬河也，随脾经而外决四肢，郁于皮毛，肌肉，当汗出而不汗出，以至身体疼痛，谓之溢饮，犹水之不归河道，汪洋四出而为洚水也。随脾经而上决于胸中，阻其宗气，致短气不得卧，以至其形如肿，谓之支饮，犹水之不趋汀海，别开一迳而为支河也。总之饮为阴体，以阳为用，阳衰则失其所用而饮愈甚。饮甚则害其所用而阳愈困。故水在心则心之阳受困，不能传化于小肠，致坚筑短气。水在肺则肺之阳受困，不能传化于大肠，致吐涎沫。水在脾则脾之阳受困，不能传化于胃，致少气身重。水在肝则肝之阳受困，不能传化于胆，致胁满嚏痛。水在肾则肾之阳受困，不能传化于膀胱，致心下悸。五脏之阳一亏，皆足以为害。而所以统摄渚经之水者，尤当专责其中州。盖阳盛则土足以制水，阳衰则水反足以侮土，使不早维昏垫之灾，急思奠安之法，始而伤于在表之阳，继而伤于在里之阳，始而伤于五脏之阳，继而伤于胸中之阳，几何不横流四决，神州陆沉者哉！

痰 　饮 　辨痰与饮虽同出一源，面变现各别。痰为火化，因热而浊，饮为水积，因寒而清。余细绎《内经》，止有积饮、溢饮、悬饮等症。凡论饮证中绝无一说及痰者。惟《金匮》中有痰饮之说，然与溢饮、悬饮、支饮、留饮、伏饮数条并列，亦不过就饮证中推出有痰症耳，未尝指饮症皆属于痰也。后人以饮为痰，溷为一证，千百年来无不沿习其误，以致一切饮症认作痰治，百无一效。虽丹溪之明哲，犹有百病皆痰之论，此等大纲，可不条分而缕析之哉夫痰与饮实有阴阳之分，水火之别，断断不可混淆者。即以痰饮二字之义揣之，痰字从火从炎，皆火之为病，阳也。虽有劳瘵等证，咳嗽吐痰，病实虚寒，然根究其源，亦必阴虚火炽，相火上升所致。其余显然属火者，夫人知之，兹不赘及。凡水皆可曰饮，酒亦曰饮，饮者，其物之濡柔者也。病谓之饮，必因其脾阳困败，土衰不能生金，清肃不行，水精不能四布，因而留伏于经络，横决于四肢，非若痰之胶稠凝结可比。即伤寒中之水气，亦是饮中之一证也。如此分别，泾渭了然，而治法亦迥异矣。

留饮伏饮论留伏二义，《金匮》论之最详。嘉言先生谓留饮者，留而不去，留饮去而不尽，则名伏饮。伏者，伏而不出也。究竟留伏二字未有分别。余按：留饮全属于水，因五脏阳衰之处而得据其间。伏饮则平素痰气内结，先已暗损胸中之阳，水饮外入，挟痰而伏匿于大气难到之所，流注于中州要害之地，随经深藏结穴，阻抑阳气上升之路，较之留饮更胜十倍矣。再以《金匮》文义细详之，其言留饮者五，伏饮者一。一曰心下有留饮，其人背恶寒，冷如掌大。夫心下者，胃脘之上也。背为胸之府，水饮留止于心下，不特胃脘之阳不振，而督脉之阳亦衰。况胃之俞穴各开一寸五分，上下各离一寸，恰如掌大，故独此处恶寒，此饮之留于心而征于背者也。一曰留饮者，心下痛引缺盆，咳嗽则转甚，言水饮留止胁下，胁下为厥阴少阳专主之地，况少阳之脉由缺盆过季胁，上出肺络，水饮偏阻，生气不达，故吊引缺盆而痛，咳则转甚，此饮之留于胁而征于经络者也。一日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夫胸中者，枢机开发之所也，水饮留于胸中，开发之机不利，阳气阻遏于上，故气短而渴，阴寒凝滞于下，不能宣达四肢，故历节作痛，此饮之留于胸而征于上下四旁者也。一日脉沉者，有留饮，言水饮内郁，脉必失其阳和发越之象，此饮之留于经而征于脉者也。一日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心下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故也。言脉伏不显，水精填塞，窍随胃气不得转输，自利则水似有去路，而仍续坚满，通而复积，有欲去而不去之势，此饮之留于胃口而征于去就无常者也。至伏饮，则曰膈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自（目闰）而剧，必有伏饮，言胸中乃阳气所治，水邪挟饮而伏匿之，阻遏手足阴阳升降之路，吐发则阴阳相乘而寒热，阳乘阴而郁于下，背痛腰疼，阴乘阴而逆于上，目泣自出，阴阳交争，内外相并，一若伤寒病之振振身（目闰）而剧，此饮之伏于膈上而征于时作时止者也。观《金匮》留饮五条，证虽不同而源则一。一因督脉之阳不伸，一因卫外之阳不伸，总由一经阳气不伸之处而留止也。若伏饮则尤甚焉。凡手足三阳皆为阻遏，故留饮尽属水而常主于动，伏饮兼有痰而有时则静，留饮尚有驱逐之法，伏饮但有温和之法。虽不立方，而轻重缓急，从可类推矣。

饮证属阳虚论按：饮证数条，《内经》《金匮》皆责之太阴，吾故曰脾阳不足，积水停污所致也。而嘉言云：饮因于湿，有热有寒。言虽近理，实则模糊，不得不为之辨。天地江淮河汉，水行地中，振而不泄者，皆大气为之包举。人身之水注于经络，贯乎百骸，泽于皮毛，皆脾气为之摄运，苟中宫之阳一败，非泛滥则停污矣。即有湿热郁蒸，变而为败浊者，似属元阳为害，不得概指为寒然。讵知其为阳气困极，虚阳脱于外乎譬诸沟渠之水积而不流，有经寒冱而凝结者，有经烈日而秽浊者。经寒冱而凝结者，地之阳气不通于外也。经烈日而秽浊者，地之阳气尽浮乎外也。均谓之阳虚可也。然则饮症之属寒也，可知矣乎夫。

痰饮悬饮溢饮支饮论饮之为患，《内经》独主于脾，以脾为至阴之脏而不至阳之用，且与胃相为表里。胃为水谷之海，水谷入胃，全赖脾阳为之运化，故脾有一分之阳，能消一分之水谷，脾有十分之阳，能消十分之水谷。水谷过多，则胃中之阴胜于脾中之阳，始也饮自外入而不消，继也饮自内生而益甚，不特伤脾中之阳，并伤心肺肝肾之阳。《金匮》统四纲以正其名，分五经以畅其治，无不从一源而出。一曰痰饮，有火炎之象，以其人素盛今瘦，肌肉消化为痰，心气阻遏，下迫水饮而沥沥有声，必至坚筑短气。一曰悬饮，有倒悬之象，以饮后水流胁下，附于募原隔膜之间，肝气内结，咳嗽则吊胁作痛，自必胁下支满。一日溢饮，有横散之势，以饮水流行，达于四末，肺气不宣，郁于皮毛而不汗出，自必上泛而吐涎沫。一曰支饮，有旁开之象，以其形如肿，中宫失其健运，脾气内郁而至倚息不得卧，自必少气身重。至于水在肾，心下悸，即是痰饮之一证。观伤寒门中水饮在心，心下满而悸，虽见证略有差别，而治法则一。盖以肾水最易凌心也。故仲景即于四饮之中分括五脏，非以四饮之外另有所谓五饮也。后人不察《金匮》之义，妄生五饮六证之说。海藏于五饮汤下云：一留饮在心下，二支饮在胁下，三痰饮在胃中，四溢饮在膈上，五悬饮在肠间。不必问其论症之失，即其论五饮所注之部位已背乱经旨极矣。况欲以一方而统治之，则大要论所谓谨守病极，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之说，将何词以解也? 治饮大法《金匮》论饮，重在阳衰，治法重在逐水。逐水之法贵因势利导，或使之外出从汗解，或使之内泄而从利解，无多歧也。其中浅深表里之别，大要以身之胸中为里之表，肌肉为表之表，脏腑为里之里。表之表者皆可发汗，里之表者皆可利小便，里之里者皆可利大便。发汗以身重疼痛四字为关键。利小便以支满眩冒四字为关键。利小便以辣坚满痛四字为关键。见证虽错出不一，立主方虽轻重有殊，然能握此意为治饮心法，已恢恢乎游刃有余矣。

治饮证无吐补法论探吐之法本之仲景，独至饮症二十余条未有一语论及，后人以痰赅饮，遂各以吐法争长，贻害于人，至今尤烈。不知痰由内生，风火所成，其质胶黏，其性炎上，故痰有吐法，饮由外之寒冷所蓄，其性润下，其质濡柔，故饮无吐法。况水饮上出为逆，下趋为顺，故仲景施治，但分浅深远近，使由地中行耳。其浅者、近者，用青龙、苓桂术甘泽等汤，如疏瀹决排，使之注江注海而会归有所。其深者、远者，用甘遂、半夏、十枣、厚朴、大黄、葶苈泻肺等汤，如开导昆仑，通调星宿，使流远而源清。后之学者昧于至理，不辨为饮为痰，辄行吐法，致冲胃之气上逆，胸中之阳大伤，目眩神昏，饮仍不出，中气一馁，反逼处一团，为害益甚。间有明哲之士，不行吐法，又疑《金匮》治饮诸方为峻猛而不敢用，日进参芪术甘培土制水，不知水未泛滥而培土，则土厚而水不能浸。水既泛滥而培土，则土厚而水益壅闭，譬淫雨似暴注，平地成渠，将疏导以行之乎抑提防以壅之乎试观今之黄河，日夜官吏巡视，鸠工奋筑无间，而西风一浪，终罹其祸。可见治水不师神禹则无功，治饮不宗长沙则多害。明乎此，则知吐法固断无之理，即温补亦属善后之方，而非正治之法也。

咳嗽大纲先哲谓咳无痰而有声，嗽有声而有痰。如此分别，以咳专属火，而嗽则专属乎湿，遂开出后人许多清火清痰之法，致治咳者百无一效。及考之《内经》，但有咳论而无嗽论。而咳论一篇又谓属寒，何彼此相悬若此耶余谓咳嗽一症，有咳而不嗽者，未有嗽而不咳者。是嗽不可以赅咳，而咳已足以赅嗽也。但阅名家方论，每专责之于肺，而《内经》则言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且详言五脏六腑所见之症，盖以咳之为病，虽见端于肺，而所以致咳之原，则变现而难测。有肺经自受邪气而病咳者，即《内经》所谓皮毛先受邪气，其寒饮食入胃，从胃脉上至于肺，肺寒则内外合邪，因而咳之，则为肺咳是也。有因他经先受邪气，传入肺而病咳者，即《内经》所谓乘春、乘夏、乘至阴、乘冬，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而为心咳、肝咳、肾咳、脾咳之类是也。又有因咳久牵动他经之气，而他经之气上逆于肺，而病咳愈甚者，即《内经》所谓五脏之久咳乃移于六腑，而为胃咳、胆咳、大肠咳、小肠咳、膀胱咳、三焦咳之类是也。大抵肺经本病之咳多属于寒，以肺为体阴而用阳，内外之寒邪相合以伤其用，所以必咳也。若他经传入之咳恒乎暑湿燥火，以他经各传其类而受邪，从肝传入则兼风兼燥，从心脾肾传入则兼暑兼湿兼火，各以其邪合之而成咳也。盖肺之为脏，脉络窍管甚多，有脉络、丝络、孙络，有大管一小管二十四，其位至高，其体至虚，不能客纤毫之物，惟一团清肃之气弥论于内，呼则气出，吸则气入，为一身之橐龠。外邪犯之则呼气为之不舒，阿邪侵之则吸气为之不转。设于此时不解散其相合之邪，使之呼吸自利，则本经之水精既不能四布，而脉络窍管中所蕴伏之阳气反郁蒸而化火化痰。咳病其何时已耶彼君相火之刑金，土虚不能生金，木盛反侮其所不胜。咳之见端虽在于肺，而致咳之原仍在于心肾肝脾也。又安得见咳治咳，而专责之肺乎余是以折衷仲景之五方，而深服嘉言先生此类之说也。

治咳大法《内经》论咳，博而且详。但文义浩衍，学者有望洋之叹。余遑不自安，虽于大纲中已发明其扼要，然有论无方，终未为后学周行也。因再取论咳一篇，反覆穷研，乃知其总结处全在聚于胃、关于肺二语，虽不言治而治法已寓其中矣。盖肺为脏腑之华盖，而气为之主，胃为脏腑之海而气为之统，气之出入在于肺，气之枢机在于胃。咳嗽虽有五脏六腑之分，内伤外感之别，而咳嗽之因大要有三：一由于气之滞而不宣，一由气之逆而不顺，一由气之虚而不固。外感者，其气多滞，当于散邪中兼利气。内伤者，其气多逆，当于养阴中兼纳气。久咳者，其气多虚，当审其由。由于外感也，于补气之中兼以散表。由于内伤也，于补气之中兼以滋阴。总以气之未动者无扰，已动者得平。不碍其气之出入枢机，为治咳第一关键。

治咳用干姜五味子说肺，阴经也，而所以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者，实阳为之运也。若内外之寒邪相合，阻遏阳气，阳气之郁于内者欲发越而不发越，则咳病生焉。干姜乃辛温横散之品，所以横散内郁之阳气而解散相合之寒邪者也。然肺之阳气固贵有以发越于外，而尤贵者有以退藏于密。盖非发越无以为退藏之用，非退藏无以为发越之根。干姜虽能解散寒邪，而辛温太过设无物以监制之，则肺为娇脏，畏热畏寒，而寒去热留，反耗阴精，变为喘促等症，未可知也。仲景以五味子配之，五味虽酸涩甘苦咸毕具，而酸涩为多。本草言其入肾而有纳气之功，肾者肺之子，正肺气退藏之所也。用之一以制干姜之辛热，一以保肺家之精液，一以使肺气下归于肾，而藏子宫，得金水相生之妙。观仲景于伤寒证中，凡兼咳嗽者，即小青龙、小柴胡等汤，必加五味、干姜，可知五味、干姜乃治咳之圣药。用五味子所以保肺之体，用干姜所以达肺之用，诚有缺一不可者。细考《金匮》治咳五方，止有一方不用干姜，而所不用之故，全在冲气之逆与不通，进退其间，原不在咳满禁忌之例。至于五味，则断未有不用者。今人不知五味与干姜并用之妙，又不解其与表散药并用则有敛而不敛之权，执定表邪禁用之说，置而不用，无怪乎治咳者之百无一效也。

风寒暑湿燥火致咳总论六气皆能乘肺而令人咳，其寒乘于肺者，仲景有专方，而暑湿燥火之咳亦散见各门，无如后世未得仲景之旨致学者，无处分辨。余因再以暑湿燥火之咳，逐一明辨，庶开卷可了然也。夫暑湿多盛于春夏，以春分后地气上升，天气下降，二气交而土膏水溽润木泽，人身应之，暑湿之病见焉。燥火多盛于秋冬，以秋分后天气不降，地气不升，二气分而草木黄落，山水涸，人身应之，燥火之病见焉。故暑病皆从外之内，郁于阳明，伤胃家之阴。伤于阴者衰其阳，治法不离白虎越婢之类。湿病皆自下之上，乘于太阴，伤脾家之阳。伤于阳者泄其阴，治法不离天水五苓之属，而燥则有内外之分。或津亏而燥淫于内，或风胜而燥淫于外。淫于内者滋润其内，二冬贝母是也。淫于外者凉解其外，薄荷桑皮是也。火则有上下之辨，或从下而之上，相火动而连及君火。或从上而之下，君火动而渐及相火。君火动者折之以黄连，相火动者引之以地黄。至于治法精微各门，另有精蕴，余不过略露一斑，以申明暑湿燥火，皆非肺家本病，见仲景设法之密耳。

申明《金匮》治咳五方咳嗽一症，《内经》有论而无方，《金匮》有方而无论。余既于《内经》论咳之义一一发明，而又取《金匮》五方再加阐发，犹未申明治气之说也。夫肺统一身之气，气和则水精四布，而宣化有权，气逆则肺窍窒塞，而清浊不行，故咳甚则呕逆。咳久则喘急伤肾，呕逆伤胃。胃者中焦也，肺气之所出入也。喘急伤肾，肾者，下焦也，肺气之所由纳也。然仲景仅言冲气而不及胃气、肾气者，乃古人片言居要之体。盖胃气肾气动尚有不兼冲气者，未有冲气动而不及胃气肾气者。况冲任二脉与肾之大络同起肾下，出胞中，又与胃脉并行，久咳不已，自必胃虚不能统气于中，肾虚不能纳气于下，冲脉之火挟之直行而上，虽以形寒饮冷首推小青龙汤一方为主，而其斡旋之深心，有不可不知者。首条言服小青龙汤，已可知小青龙固治咳之圣药也。一变而至多睡口燥，寸沉尺微，手足逆冷，气从小腹上冲胸咽，即仿伤寒门中之奔豚治法，重用桂苓加五味甘草，治其冲气，冲气即低，又一变而更复渴，冲气复发。仲景于此辗转沉思，或因小青龙汤治合邪而误动冲气，或因五味甘草汤治冲气而移合邪，然治咳满不得不加姜辛，治冲气不得不用桂苓，无如咳满止、冲气发、冲气低、咳满作，顾此失彼，将何以为后学之准绳而孰知仲景有一证即有一方，有一变即有一法云服之当遂渴，可见服之遂渴以细辛、干姜为热药，助冲任之火上熏于面，热如醉状，下流阴股，小便难，今反不渴，其责不在细辛、干姜而在胸中素有支饮，致水气凌心，时冒作呕，故仍用桂苓以防冲气，但纳半夏以去水，水去呕止，又一变而其人形肿，则在内之支饮虽去而在上之肺气未和。有水邪流注皮肤之象，当用表里两解之定法，而麻黄在所必用矣。如察其人手足痿痹则阴血素亏，不能充溉经络。倘用麻黄以动阳气，势不在发，厥而不已，惟独任杏仁之苦降。俾清无上逆朐咽等症，不过胃家津液大耗，热邪上炽可虞。非加大黄急存胃汁，至瓮干杯尽嗟无及矣。观《金匮》六条，仲景层层剥进，商出治法，犹且再三致意详慎，而后学者不讲明其所以然，其意何哉? 虚劳大纲虚劳一症，《内经》所谈甚广，析无尽义。凡外感六淫，内伤七情，正气日亏，邪火日炽，展转乘于脏腑而成偏胜，或大骨枯槁，或大肉陷下，如先贵后贱，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先富后贫，病从外生，名曰失精。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纵酒多欲，精气竭绝。又曰：阴伤者，烦劳则张，精绝，因而强力，肾气乃伤，高骨乃坏。因而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仲景统括《内经》之义而知劳伤则精伤，精伤则气伤，气伤则形伤。《内经》之见证不能尽举，而可一以贯之也。于是立虚劳一门，独以劳为首重，以劳未有不虚，亦《内经》精气夺则虚之旨也。而其扼要，又以精气二字为主。夫精充则能生气，气足则能化精，精气两相眷恋，方为平人。精亏则不能生气，气衰则不能化精，精气而相离失则成劳证。虽有盗汗、自汗、午后发热、咯血、咳嗽、饮食少进，甚则咳痰泄血，咳血吐血，衄血，身热脉数，肌肉消瘦，怠堕嗜卧，足软足酸，骨软，种种见证不一，要不外自外而内者，从上而之下，自内而外者，从下而之上，以致伤精伤气也。学者诚能于上下内外之间权其轻重，握奇之要，将在斯矣。后人不知仲景之意，妄分五蒸六极，七伤，二十三蒸，二十六蒸，三十三种注，九十九种注。欲识源于万派，寻大道于歧途，良可慨也。

治劳大法虚劳证治，自《金匮》而下，方书汗牛充栋，一切滋阴降火、补肾补心、补肝补脾补肺之说，各各不同。较之《金匮》，洵加详尽。而按方施治，每无定效。盖虚劳一症，未有不始于营卫不和而渐至上损下损者，亦未有不终于营卫不通而甚至过胃过脾者。夫营为水谷之精气，卫为水谷之悍气，卫气行阳二十五度，营气行阴二十五度，日夜流行不息，充周脏腑，何劳之有惟其不和则营之在内者不能为阴之守，而有亡血失精等证。卫之在外者不能为阳之固而有盗汗烦热等证，不和则有偏胜。营属阴而易偏于弱，卫为阳而易偏于强，偏强偏弱，势必相失而不通。营不通于卫而弱者益弱，卫不通于营而强者益强。弱者益弱，非脱出于外即匿伏于内。强者益强，非蒸灼于上即煎熬于下。脏腑之阴津且有立尽之势，而气急声哑骨痿等证所必至也。惟长沙早见及此，于将成未成之际，不离桂枝建中为加减，渐和其营卫而不嫌其缓。于既成之后，不离大黄廑虫为加减，急通其营卫而不嫌其峻。后人不解此旨，设出补肾、补心、补肝、补脾、补肺等汤，干蹊万径，徒眩耳目，岂知营卫不和不通，纵有仙丹，亦不能舍营卫而运行脏腑。有心斯道者，可不知通和营卫为治劳第一义耶按，劳之为病，形与精多不足之证也。《内经》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仲景大小建中等汤气温而平，味甘而厚，正《内经》补形补精之旨。今人置而不用何其愦愦耶(育附)!申明《难经》虚劳论再阅虚劳一证，《难经》独窥底蕴。曰：损脉之为病，奈何一损损于皮毛，皮聚而毛落，二损损于血脉，血脉虚少，不能荣于五脏六腑。三损损于肌肤，肌肤消瘦，饮食不能生肌肤。四损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五损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自上下者，过于胃则不可治，自下上者，过于脾则不可治。夫上下者，阴阳之根蒂也，脾胃者，上下之枢机也。且脾属己土，腑于离，胃为戊土，脏于坎。脾中有己土，故能降，胃中有戊土，故能升。然则脾胃者，非阴阳一大关钮乎观夫此，可知损于心则不特血脉不能荣于脏腑，而胃中之阴亦已暗耗矣。损于肾则不特骨痿不能起于床，而脾中之阳亦已暗伤矣。过胃过脾不易易哉。治者于未过之时，乘脾胃两经之合体未亏，犹可藉后天而培补先天，犹可藉饮食而充养精气。俾下入之邪未过脾者得专在补气，而为戊土立根。上入之邪未过胃者得专在固精，而己土筑基。中焦有主，上下有权，升降渐合其宜，精气日归于足，此越人深得《内经》玄旨，着着皆治病之先机也。即《金匮》所载诸方，亦不外乎是。

虚劳脉论虚劳之脉专以胃气为本。《脉经》云：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虽百病皆然，而实辨劳脉生死之吃紧关头也。观《内经》论重虚之脉，既以寸虚、尺虚定虚脉之大概矣，而又结之曰：如此者滑则生，涩则死。诚以上下皆虚之候，精气久伤，所赖后天之水谷入胃，犹可积味化精，积精生气。滑脉虽属血虚，然实系水谷之气充盛于中，故呈指下者觉往来流利，设反是而为涩，则先天精气既脱于上下，而后天水谷复竭于中州，生机灭矣。然此特揭出劳脉生死之机，决其可治不可治耳。而未滑未涩之先，其正有许多脉象可令人寻会者，仲景于此一条曰：劳之为病，其脉浮大。夫胃中水谷之气，别为营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营充乎卫，卫充乎营，此平人之脉所以不浮不沉，不大不小也。惟劳伤其精血，则营亏不能充卫，卫为水谷之悍气，而无营以济之，故浮越于外，而见盛大之象。仲景即于卫气有余处反看出营气不足，以见虚劳之亡血失精多伤营分也。推而至于诸芤动微紧，为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极虚芤迟为清谷亡血失精，虚弱细微者，善盗汗，无非荣卫相失而见此种种偏陂之象。迨夫营行日迟，卫行日疾，一变而细数，再变而急促，则营亡而卫亦随之矣。有志生人者，可不体《内经》之意，遵《金匮》之法而急通其营卫，全其胃气也哉? 大黄廑虫丸合陈大夫百劳丸方论《金匮》云：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伤、营卫伤、伤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面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廑虫主之。此总结上七条病情之造于极点者而出其治法，后人不知立言之要，后于五劳之外又分出七伤，何其梦梦。况日食、曰忧、曰房室、曰饥、曰劳、曰经络、曰营卫、曰气，此八者不特可以该五劳，并可以该万病。仲景恐学者不能细心体认，千头万绪，何处寻踪，故总提五劳之下，自为注解，以见凡一切外入内生之病，延绵日久，皆足成劳。观许州陈大夫百劳丸之名，其义可知矣。方下云；治一切劳瘵积滞，未经药坏者宜服。仲景授而悟之，思人身精气游溢，则化梢化气，气血郁结则为滞为瘀，凡饮食起居，过时失节，皆能扰乱气血。气乱则卫在外而为固者反乘于营，而血为之溢。血乱则营在内而为守者反乘于卫，而气为之塞，各失其常道，阴日亏而阳日盛。经曰：阴虚则下脘不通，言气不能统之也。阳盛则上焦不通，言血不能濡之也。由是随其气血不通处成瘀成积，以致五脏失其滋养，征于外而羸瘦不能饮食，肌肤甲错，面目黯黑，枯槁之状非一端可拟，但未经药坏，胃气未为所乱，都作一服，大夫不嫌其过峻，已经药坏，胃气已为所乱，宜变当归乳没之油滞而妨胃者，改用甘草杏仁以和之，地黄芍药以润之。其蠕动啖血之品虽同，而缓急轻重大相径庭矣。仲景犹恐人虑其猛峻，置而不用，故复结一语曰；缓中补虚。岂非以此方为治痨之第一神药者耶? 辨用大黄廑虫法虚劳治法，长沙以后干百年来名医迭起，议论愈多，治法愈杂。专用知柏四物滋阴者不足论矣，即用地黄、归脾、四君、八珍以补脾肾者，亦不过苟延岁月而已，余思仲景之法虽失传，然见今之幼科，治小儿疳积有得其旨者。夫小儿之疳积，多伤于饥饱，大人之虚劳多伤于精气。受病之因虽不同，而见证之情则一也。其眉疏发落与《难经》损于皮毛，毛聚而毛落者何异五液俱少，与《难经》损于肌肉，肌肉消瘦，饮食不为肌肉者何异行立时艰，与《难经》损于筋，筋缓不能自收持者何异手足瘫软，与《难经》损于骨，骨痿不能起于床者何异即皮肤枯槁，朝凉暮热，腹胀青筋，两目无光，与《金匮》羸瘦腹满，肌肤甲错，面目黑黯，亦无稍异也。倘用滋补之法，立见其毙。余每选古名家相传效方，尽以消积利气为主，投之辄应。盖积滞去则机关自利，营卫行则肌肉渐充。大人虚劳同此积滞，同此营卫，后学者何不因小儿所致疳积，推而知大人所致之虚劳，因先哲疳积之效力，推而用仲景之大黄廑虫丸也。

疟论大纲疟之一症，余博览方书，议论纷纷，莫宗一是。求之《金匮》脉证治法，昭昭矣。更求之《内经》，益知疟之一症，或先伤于风，后伤于寒，先伤于寒，后伤于风，未有不从风寒所伤而得之者。盖惟寒故能时止，惟风故能时作。经云：疟生于风。又曰：风气留其处，故常在疟。气随经络，沉以内薄，卫气应，乃作同一气也，而分为风气疟气。可知仅伤于风而不伤于寒，则为风气。既伤于寒，又伤于风，则为疟气。观经之论疟，先热后寒，先寒后热，其义益昭然矣。夫风气之始入也，必伤卫气，卫气伤则风气弥沦于卫气所行之处而常在。在太阳则显头痛项强，在阳明则显目痛鼻干不眠，在少阳则显胁痛口苦呕吐等证。风气不去，卫气不复，必漫无止。其疟气之始入也，则兼伤营气，营气伤则气潜伏于营舍之空窍，随营气不复，漫无止期。疟气之始入也，则兼伤营气，营气伤则气潜伏于营，舍不空窍，随营气所行之经络转入转深，故必待卫冲行于营气之相应而始作。在太阳则亦显头项强，痛在阳明亦显目痛鼻干不眠，在少阳亦显胁痛口苦呕吐等证。卫气既过，疟仍止息，于是知疟气异于风气而时作时止者，此中有机在焉。机动则发，机静则止，机毁则愈。吾得而譬之于弩，弩之为物，有倚伏，有感触，有交会。倚伏者，即《内经》先伤于风，后伤于寒，如弩中之矢也。感触者，即《内经》先伤于寒，后伤于风，如弩上之弦也。交会者，即《内经》卫气并居，营气相合，如弦与矢相接之时也。其日作者，机近而发速，《内经》所谓风无常府，卫气之所发，邪气之所合，则其府也。其间日而作者，机远而发迟，《内经》所谓薄于五脏，横连募原，道远气深行迟也。其间二日而作者，机深以伏而发益迟，《内经》所谓阴邪内伏，阴与阳争不得出也。其日早日晏者，机或由上而渐下，或由下而渐上，《内经》所谓日下一节，其作也晏，日上一节，其作也早。其或休数日而作者，机深以固，与气俱并，《内经}所谓邪气与卫气客于六腑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也，其有疟不应者，犹弓矢虽张，其机不动，《内经》所谓病异形者，反四时也。如刺疟篇云：足太阳之疟，刺郗中出血，足阳明之疟，刺足阳明跗上，足少阳之疟，刺足少阳，知机之所在而毁之也。足太阴之疟，呕已乃衰，即取之足少阴之疟，其病难已。足厥阴之疟，刺足厥阴，见血，脾疟之刺足太阴，肾疟之刺足太阳，少阴胃疟之刺足阳明，太阴横脉出血，以及脉满大急，刺背俞。脉小实急，刺指。并脉缓大虚，不宜用针。脉不见，刺十指间出血。虽刺法种种不同，其机则一也。《灵》《素》治疟大论，莫详于此，迨后世刺法置而不讲，长沙研求要领，随证立方，补《内经》之未逮，虽方药与刺法治各不同，而辨证搜根知机则一。观其论疟有云：弦数者，风发也，饮食消息止之。玩消息二字，机字显然意表，余故揭出一机字为治疟法之大纲云。

疟 　脉 　辨世谓疟疾皆属少阳，嘉言先生发明《金匮》亦谓少阳而兼他经者有之，他经而不涉少阳者必无之。事是说不特与《内经》诸条刺谬，抑且与《金匮》诸方不合。后人悉宗其说，遂致弊端种种，遗流至今。皆立言之病也，余考仲景有云；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瘥。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此仲景揭出疟脉之总纲，示人扼要之大法。盖疟者，阴邪也，弦，阴脉也。其所以弦者，以少阳擅枢机之用，枢机利则开阖自如，枢机不利则出入窒碍。况人身脏腑经络各有枢机，如五脏之枢机少阴主之，六腑之枢机少阳主之，经络之枢机营舍主之。邪气客于枢机，欲退而之外不得则为寒，欲进而之内不得则为热，故邪在少阴。亦有脉弦寒热，邪在少阳，亦有脉弦寒热，邪在十二经之营舍。亦莫不有脉弦寒热，正以邪之所凑，必窒碍其枢机也。疟邪始终在枢机，则始终有寒热，则始终有弦脉，如以弦为少阳之一脉，少阳脉亦未尝本弦，弦不过少阳之病派也。即《内经》论春脉多弦，亦不过仿佛稚阳之初动，略见为弦，以应春生之令，而非若疟脉之弦也。《脉经》云：弦如始按弓弦状，试将三指初按弓弦，其意象如何苟心领神会，实有枢机窒绊坚涩，欲开不开，欲合不合之象，余故曰谓疟脉必弦则可，谓弦属少阳则断断不可也。

治疟大法按：疟症《内经》有十二经之分，寒温瘅之辨。仲景表章《内经》，述寒温瘅三证，增出一牝疟，而独无十二经之说，后人不深维其意，遂执定疟脉多弦一语，而有专主少阳一经之论。除少阳一经之外，别无治法。不知《内经》以经络为主，故于府舍上定早晏而分浅深。仲景则以营卫为主，故于寒热上别阴阳而分轻重，是以《内经》论刺全在腑舍求原，仲景立方尽在寒热起见。如先寒后热者，知其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也，则以和营之剂兼以疏卫。先热后寒者，知其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也，则以疏卫之剂兼以和营。寒多热少者，则以甘温之晶少佐辛凉，热多寒少者，则以辛凉之品少佐甘温。但寒不热者，寒伏于肾也，则以镇涩之剂少佐升发。但热不寒者，热客于心也，则以升发之剂佐以镇涩。仲景制方，一毫不苟，有如此者。

瘅 　疟 　论治疟之法，专以一机字为主，前篇已露一斑。近代针刺不传，而欲以汤药补偏救弊，调营卫而和阴阳，舍《金匮》其奚从焉观其重引经文云：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瘅疟。邪气内藏于心肺，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铄肌肉。此条文义虽以嘉言先生之敏悟，尚支离强合，未悉其旨。窃谓瘅者热也，心者阳也，两阳相合，几何不至心阴消灼，况又言肺素有热，厥气上逆，有所用力，又显三脏受伤之原，阴阳两脱之象。故岐伯独于瘅疟一证前后辨论，较他症尤详。仲景会《内经》之意，有一症即设一法，至稍涉心肾者，必郑重以出之。其独取《内经》前条阴气孤绝至名曰瘅疟一段，取后假邪气内藏于心肺至令人消铄肌肉一段，削去中间相续成文，以见下一段即是上一段之注解。谓邪气内藏心肺，肺气不得下通而金水断源，心阴不能下降而木火沸腾，所以不必再引厥气上逆而可知阴气孤绝矣，不必再引肺素有热而可知阳气独发矣。若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灼肌肉，以脾主肌肉，又主四肢，邪之所凑，其经必虚，而况兼孤绝之阴、独发之阳，上下内外相为捍格乎!所以不必再引有所用力而可知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矣，噫，瘅疟之暴与阴毒之惨，初无少异，由此可见，疟气之留于皮毛肌肉筋骨六腑募原者犹浅，伤于五脏者深。疟气之行于阳而阳处，胜行于阴而阴胜，阴阳虽偏而胜复得以相乘者，犹浅。但寒不热，但热不寒，阴阳重复而上下各为一偏者深。疟气之连及他脏者犹浅，动关心肾者深，司命者使不于极寒极热之时，速为拔邪救正，延至日久，阴气下竭，阳气上脱，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故仲景独揭瘅疟经文，冠于篇首，不立治法，其示后人之意微矣。

论《内经》《金匮》温疟治法温疟一证，有指为春温者，有指为伤寒坏症者，议论纷纭，错出不一。考之《内经》，则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伏于肾脏，至春阳气大发，犹不能自出。复因大暑，灼肌消腠理发泄，然后有所用力，动其肾气，始得自内达外。发则先热后寒，求之《金匮》，则以为脉如平人，无寒但热，不过骨节烦疼，时时呕逆而已。《内经》言之甚重，《金匮》言之甚轻。夫《金匮》表章《内经》，何轻重相悬若此余深维其义而知。《金匮》一条正因《内经》言温疟之重，为之防微杜渐，而出一证，示人以未雨绸缪之意。盖冬日风寒深藏骨髓，至于三春阳气大发之时，一切昆虫草木莫不闻雷起蛰，疟邪何物而竟深藏不出耶纵寒为阴邪，内舍于肾，为阴寒固结而不能自出，而风为阳邪，自当随少阳木火之性发见于外，纵不能遽发于外，亦必显欲出不出之象而有骨节烦疼，时时呕逆，身热等证。于此际而商治法，惟即用白虎以解阳邪，加桂枝以通营卫，先使风性之善行数变者尽为驱除，而后阴寒之内伏者孤而无助，庶不至脑灼而肌消。且精积气充则命门之火升如旭日，即寒邪亦不治而自散。若其人真火衰微，不能解散，必因有所用力，动其肾气，而后与汗俱出。但阳邪即去，势必多寒，使此时而治，非其治则阴邪为害亦正非浅，故又后出多寒者名曰牡疟一条，补其未逮，而用龙骨之体阴而用阳者，合蜀漆轻扬上越之物，直入肾脏，俾所伏之寒一吐而出，此实仲景隐会《内经》温疟一条为极重之证而分作两层治法，以杀其势之意。然不仍其名曰温疟，而变其名曰牝疟者，盖以肾为牝脏，热少寒多，无温之可名也。设此种重证不得仲景，此种分治必待脑烁肌消，风寒俱发，而阴阳两虚，嗟何及已。

疟 　母 　论疟母之说，《内经》独无。盖上古治疾多用针刺，不致疟气久留也。惟《金匮》有云：病疟以月一日发当十五日愈，设不瘥，当月尽解。如其不瘥，结为瘕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鳌甲煎。夫疟邪之初入也，必先伏于营舍，而发则由于卫气。人身之有营卫，犹天之有日月，日月之行于天也，至半月必一大交会，营卫之行于身也，至半月亦一大交会。夫此交会之际，正营卫两旺之时，疟邪何物，而犹得伏于营舍耶意必有渐入渐深，流经附骨，非随少阴而隐于腰脊，即随少阳而结于募原。募原者，少阳脉之尽处，章门之穴也。上有膈膜，下为软胁，疟邪据之，如依山傍水，稍有触动则随气上攻而作胀，略得安静则恃险内伏而不见。设不急用鳖甲煎破其坚垒，延之日久，必有滋蔓难图之势。今每见患疟经年，遂成疟母，正气日益消，邪气日益炽，不攻则据中，有耗精血，攻之则邪气散漫，往往变成膨胀等证，岂非不遵仲景急治之法，以至于此乎?疟母问答或曰：疟母之结于胸中，其义何居余曰：疟邪在外则藏于营舍，在内则藏于腰脊募原，此数处皆有空隙，邪得入而居之。若胸中至高之界，至阳之分，宗气之所发原，大气之所周流，所谓握寰中而运四方者也。即伤寒中风亦不能骤犯，而况疟邪乎？然其所以结于胸中者，非失于调养即失于药石。因其数发不止，日服悍勇之剂，俾脾阳困败，中气不支，疟邪因此而上逆作胀，乃更用宽中理气之剂，愈胀愈消，愈消愈胀，始而随气凝结，继而如铁石不动矣。则疟母之结于胸中，岂细故哉。余故曰：治疟之法，断无犯及胸中之阳为第一要义也。

痢疾大纲痢疾一证，古今治法非不廷璧琳琅，棼然几案。然究之，皆各眩己长，自鸣一得，求其有精微之蕴、会归之旨，终难其人也。余尝考《内经》肠擗字义，谓游漂絮也，又谓肠中水也，以水而如絮漂泊肠中，非寒湿之凝结，即湿热之郁蒸。譬之污秽之水，得烈日曝晒，因如絮漂泊于上，得严寒冰冻亦如絮漂泊于上，而清水流泉则无也。可知痢疾之源莫不因于湿，而推其源则有二：一者湿兼于寒，一者湿兼于热。盖夏间阴气逼伏于内，阳气浮散于外，恣啖生冷则湿随寒入，暑热暴郁则湿随热入。至秋金司令，阳气将为内敛，而从前所积寒湿热湿之伏郁于内者，触动而痢作矣。总之，或寒或热，虽有不同，而湿之一因实为枢纽，此义如炉冶分金，最为捷要。再详《内经》之义，盖觉彰明较著矣。所云肠擗便血，身热则死，身凉则生，岂非因湿热扰乱，阴已消耗，而复见表热，则内外燔灼，营阴有立尽之势乎。又云肠擗下白沫，脉沉则生，脉浮则死，岂水因寒湿内著，脾阳已困，而反见浮脉，则内外相失，胃气有坐亡之机乎究《内经》之义，参诸《金匮》数条，若合荷节。夫痢疾不外乎寒热，寒热不外乎暑湿。盖当盛夏之时，阳气尽发于表，太阴湿土用事，兼之淫雨阴晦，湿气内侵，则太阴受之，受则必传少阴，所以久痢必关脾肾。脾虚则失其健运，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上输于肺，而悉从下注；肾虚则失其闭藏，不能为小肠通其化物，下达膀胱，而直走大肠，此《内经》之奥而仲景之秘也。观仲景于《金匮》下痢一门，即将《伤寒沦》中少阴下利数条治法参入，其意可知矣。盖寒湿、湿热之邪，感即直入于内，虽与伤寒自表而入者悬绝，而于寒邪之直中少阴、热邪之传入少阴者初无少异，故于寒温、温热之极重者，概以少阴下利之方治也。此仲景一定之法，嘉言先生疑有缺文，谓后人借以补入，是亦智者之一失也。考痢疾一证，古谓之肠擗，又曰滞下。其致病之由无不以夏伤于暑一语为铁案。夫夏伤于暑，即仲景所谓中喝，随感随发，顷刻僵仆，其来暴，其中速，至痢则始于微，积于渐，发于秋。寒湿湿热不同，轻重缓急亦异。余推原其故，谓因于暑则可，谓伤于暑则不可也，盖时当六月，四阳浮于外，二阴伏于内，脏本寒也。其在富贵之子，高堂大厦，凉风自生，而又羽扇瓜梨恣啖，传为中寒而作痢矣。此因于暑之一验也。资贱之子作劳不息，挥汗如雨，张口抬肩，仅存喘息，由是生可啖也，冷可饮也，河水可浴也。夜则坐于风而卧于露也。剥肤之热即消而脏寒，寒之证旋见，此又因于暑之一验也。余究其受病之源，而知得之寒湿者六七，湿热者二三。如太阴阳明论曰：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填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擗。细参经旨，未有一言及暑热者，奈因近代医流不知伤暑之因，胶执暑为热毒，概以芩连之属，佐以破坚消滞之品为治痢金丹。噫!未之思耳。虽然大行酷热，暑毒中人，酝酿而为痢，必须以苦寒之品解之，盖有之矣，而认为一定之常例则不可，是又在参证与脉而酌夺也。

治痢大法湿乃痢疾之根源，少阳乃治痢之线索，何也湿邪夹寒热直入少阴太阴两脏，太阴为本，少阴为标，少阴生木者也，太阴畏木者也。少阴亏则木失其滋养而生气不伸，太阴亏则木乘所胜而生气下郁，故痢疾之见证虽非一端，而腹痛雷鸣始终兼有。《金匮》云：六腑气绝于外者，手足寒。上气脚缩，五脏气绝于内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夫手足，脾所主也，而至不仁脚缩，则脾阳困疾，木邪结塞，为何如也施治者不可不早为培补脾阳，提出少阳生气，俾中州之土有主，输化有权哉。近代粗工，泥定后重为气滞而不敢用，不知少阳生气不升则肺气奔迫于大肠，未有不后重者也，泥定腹痛为食积而不敢用，不知少阳生气太升则木邪横克于太阴，未有不腹痛者。泥定赤色为暑热而不敢用，不知少阳之生气不升则木火剥削肠胃之膏脂，未有不赤色者，若必待不后重、不腹痛、不赤色而后用培补，势必至六腑气绝于外，五脏气绝于内而后已也。况余之所谓补土者，原非峻补之偏见也。审其为热也，则加以苦寒，审其为寒也，则加以辛温。始终总以土中提出少阳为洽痢一大关键。

痢疾不可利小便辨世谓痢乃热邪内蕴，致膀胱气化不行，小便黄赤不利，当利其小便，分其热势，则下痢自止。此说遂牢不可破，岂知夏秋之交津液外泄，小便本少，再兼热邪内蕴，阴已消灼无几，更欲利之，是重竭其阴也。余因考之《金匮》，治法不下数十余条，未有言利小便者，但有一条曰：下利气者，当其小便利。后人遂以为证据，不知此泄泻非论痢疾也。盖气者，膀胱之气也。不曰下痢而曰下利，气是膀胱之气，并于大肠而下之，故当利其小便，使复还膀胱之气。若果是痢疾，何此独添一个气字哉粗工不察，专守其说，一见小便短少，即用木通、车前、猪苓、泽泻之类，愈服愈少，以至点滴皆无，反变出发热口渴，岂非阴竭之一验乎！余尝以补脾升清阳之法，正所以利小便也。使清气上升，津液下降，甚至兼以养阴，使肾水内充，虚阳有附。服之数日，短少者转长，黄赤者转清。治经千百，无不如鼓应桴也。

痢疾不可发汗辨痢疾发汗之说，不知何人作俑。嘉言先生又从而知之，谓冬月伤寒，已称病热，至夏暑湿热三者交蒸，其热十倍，故下痢必先从汗解表。噫，以此引证，诚大谬矣。夫冬月阳在内而阴在外，夏月阴在内而阳在外，故伤寒应发热而不发热为重，以其寒外束而内无阳也。痢疾不应发热，发热则死，以其热外淫而内无阴也。此正当与伤寒对看，不得与伤寒同一例也。明乎此，则知伤寒宜发汗而痢疾不当发汗矣。又谓失于表者，外邪但从里出，不死不休，故虽百日之远，仍用逆挽之法引其邪而出之于外，此说尤为误人。夫久痢皮肤枯槁，津液已竭，汗从何来逆挽之法，阳气下陷者或偶中之，不可为例。至邪从外解，则断无之理。故仲景特申明下痢攻表之戒，谓汗出必胀满下痢，阴已内泄，发汗再使外泄可乎至《金匮》所云下痢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必温其里，乃攻其表者，以外兼表证也。设无身体疼痛，其不可攻表明矣。业医者不于此等大关键处急为加之意哉《医源》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