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元 马端临

●自序

昔荀卿子曰：“欲观圣王之迹，则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审後王之道，而论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後，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後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後，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馀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後学者开卷之馀，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於理乱兴衰，而略於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後学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於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後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於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汨，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後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岁盖尝有志於缀缉，顾百忧薰心，三馀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修，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微，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後，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於文献盖庶几焉。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於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於典故者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钅术心，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後之君子，傥能芟削繁芜，增广阙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车之愧，庶有志於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复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孙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硗，生齿之登耗，视之如其家，不烦考而奸伪无所容，故其时天下之田悉属於官。民仰给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输其赋，仰事俯育，一视同仁，而无甚贫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独运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骤更数易，视其地如传舍，而闾里之情伪，虽贤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受，其奸敝无穷，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虽其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秦於其当与者取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ゥ。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於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於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於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後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於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作《田赋考》第一，叙历代因田制赋之规，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生民所资，曰衣与食；物之无关於衣食而实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用之物，作为货币以权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即古钱之名）。然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馀；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於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创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作《钱币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於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曰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满隅者，总总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官既无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只以身为累矣。作《户口考》第三，叙历代户口之数与其赋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军旅则执干戈，兴土木则亲畚锸，调征行则负羁绁，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劳，其理则然。然则乡长、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户役者，其费日重；上之议户役者，其制日详。於是曰差，曰雇，曰义，纷纭杂袭，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党长，皆有禄秩之命官；两汉之三老、啬夫，皆有誉望之名士，盖後世之任户役者也，曷尝凌暴之至此极乎！作《职役考》第四，叙历代役法之详，而以复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於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於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自是说立，而後之加详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於是又为均派之法。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於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於天下矣。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於齐，则次之；榷酤始於汉，榷茶始於唐，则又次之；杂征敛者，若津渡、架之属，以至汉之告缗，唐之率贷，宋之经、总制钱，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贾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所贡而有馀，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说则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输，曰市易，曰和买，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馀，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而籴之说则於齐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义仓，曰和籴，皆以平籴藉口者也。然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於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於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然沿袭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亦诿曰榷蓄贾居货待价之谋；及其久也，则官自效商贾之为，而指为富国之术矣。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贫民贱钱荒之弊；及其久也，则官未尝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积粟之入矣。至其极弊，则名曰和买、和籴，而强配数目，不给价直，鞭笞取足，视同常赋。盖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厉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作《市籴考》第六。凡二卷。

《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馀四服俱无之。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土贡即租税也。汉唐以来，任土所贡，无代无之，著之令甲，犹曰当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务为苛横，往往租自租而贡自贡矣。至於珍禽、奇兽、袤服、异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谄之臣希意创贡，往往有出於经常之外者。甚至留官赋，阴增民输，而命之曰“羡馀”，以供贡奉，上下相蒙，苟悦其名，而於百姓则重困矣。作《土贡考》第七。凡一卷。

贾山《至言》曰：“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然则国之废兴非财也，财少而国延，财多而国促，其效可睹矣。然自《周官 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内府，且有“惟王不会”之说，後之为国者因之。两汉财赋曰大农者，国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转运、度支，而复有琼林、大盈；宋既有户部、三司，而复有封桩、内藏。於是天下之财，其归於上者，复有公私。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此又历代制国用者龟鉴也。作《国用考》第八，叙历代财计首末，而以漕运、赈恤、蠲贷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为首，才能次之。虞朝载采，亦有九德，周家宾兴，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两汉以来，刺史、守、相得以专辟召之权；魏晋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之毁誉，而试之以曹掾之职业，然後俾之入备王官，以阶清显。盖其为法，虽有愧於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属皆命於铨曹，绅发轫悉由於科目。自以铨曹署官，而所按者资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权；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试者词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阶荣进之路。夫其始进也，试之以操觚末技，而专主於词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专校其资格，於是选贤与能之意，无复存者矣。然此二法者，历数百年而不可以复更，一或更之则荡无法度，而侥滥者愈不可澄汰，亦独何哉？又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取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尼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於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於礼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该之。作《选举考》第九。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所谓学校，至不一也。然惟国学有司乐、司成，专主教事，而州、闾、乡、党之学，则未闻有司职教之任者。及考《周礼 地官》：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孟月属民而读法，祭祀则以礼属民；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艺，纠其过恶而劝戒之。然後知党正即一党之师也，州长即一州之师也，以至下之为比长、闾胥，上之为乡、遂大夫，莫不皆然。盖古之为吏者，其德行道艺，俱足以为人之师表，故发政施令，无非教也。以至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盖役之则为民，教之则为士，官之则为吏，钧是人也。秦汉以来，儒与吏始异趋，政与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县令，则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学掾，则师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为谋，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从学也，曰习读；及进而登仕版，则弃其诗书礼乐之旧习，而从事乎簿书期会之新规。古人有言曰：“吾闻学而後入政，未闻以政学者。”後之为吏者，皆以政学者也。自其以政学，则儒者之学术皆筌蹄也，国家之学宫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见先王之治哉？又况荣途捷径，旁午杂出，盖未尝由学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谓学者，姑视为粉饰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为无益於兴衰理乱之故矣。作《学校考》第十，叙历代学校之制，及祠祭褒赠先圣先师之首末，幸学养老之仪，而郡国乡党之学附见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设官，量能授职，无清浊之殊，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何也？唐虞之时，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礼，羲和掌历，夔典乐，益作虞，垂共工。盖精而论道经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圣贤也。後之居位临民者，则自诡以清高，而下视曲艺多能之流；其执技事上者，则自安於鄙俗，而难语以辅世长民之事。於是审音，治历、医、祝之流，特设其官以处之，谓之杂流，摈不得与绅伍，而官之清浊始分矣。昔在成周，设官分职，缀衣、趣马，俱俊之流，宫伯、内宰、尽兴贤之侣。逮夫汉代，此意犹存，故以儒者为侍中，以贤士备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国之徒，得以出入宫禁，陪侍晏私，陈谊格非，拾遗补过。其才能卓异者，至为公卿将相，为国家任大事，霍光、张安世是也。中汉以来，此意不存，於是，非阉宦嬖幸，不得以日侍宫庭，而贤能绅，特以之备员表著。汉有宫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党，职掌不相为谋，品流亦复殊异，而官之内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经邦，武以拨乱，其在大臣，则出可以将，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则簪笔可以待问，荷戈可以前驱。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战阵，被介胄者不复识简编，於是官人者制为左右两选，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给事中之官，而未尝司宫禁之事，是名内而实外也（唐以来以侍中为三公官，以处勋臣，又以给事中为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为之，并不预宫中之事；）有太尉、司马之官，而未尝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实文也（太尉，汉承秦以为三公，然犹掌武事也。唐以後亦为三公。宋时，吕夷简、王旦、韩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马，周官掌兵，至汉元成以後为三公，亚於司徒，乃後来执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尝审音乐，将作有监贰而未尝谙营缮，不过为儒臣养望之官，是名浊而实清也。尚书令在汉为司牍小吏，而後世则为大臣所不敢当之穹官；校尉在汉为兵师要职，而後世则为武弁所不齿之冗秩（尚书令，汉初其秩至卑，铜章青绶，主宫禁文书而已，至唐则为三省长官。高祖入长安时，太宗以秦王为之，後郭子仪以勋位当拜，以太宗曾为之，辞不敢受，自後至宋，无敢拜此官者。汉入校尉领禁卫诸军，皆尊显之官，宰相之罢政者，至为城门校尉。又司隶校尉督察三辅，弹劾公卿，其权至雄尊。护羌校尉、护鸟桓校尉皆领重兵镇方面，乃大帅之职。至宋时，校尉、副尉为武职初阶，不入品从，至为冗盛。）盖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悬绝如此。参稽互考，曲畅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类推。作《职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数，内官则自公师宰相而下，外官则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禄秩、品从之详。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然则义者，祭之理也；数者，祭之仪也。古者人习於礼，故家国之祭祀，其品节仪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义则非儒宗讲师不能明也。周衰礼废，而其仪亡矣。秦汉以来，诸儒口耳所授、简册所载，特能言其义理而已，《戴记》是也。《仪礼》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礼；《六典》所载，特以其有关於职掌者则言之，而国之大祀，盖未有能知其品节仪文者。汉郑康成深於礼学，作为传注，颇能补经之所未备，然以谶纬之言而释经，以秦汉之事而拟三代，此其所以舛也。盖古者郊与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汉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礼礼之，盖出於方士不经之说。而郑注《礼经》二祭，曰天，曰帝，或以为灵威仰，或以为耀灵宝，袭方士纬书之荒诞，而不知其非。夫礼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义且乖异如此，则其他节目注释虽复博赡，不知其果得《礼经》之意否乎。王肃诸儒虽引正论以力排之，然魏晋以来祀天之礼，尝参酌王、郑二说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废也。至於、之节，宗祧之数，《礼经》之明文无所稽据，而注家之聚讼莫折衷，其丛杂牾，与郊祀之说无以异也。近世三山信斋杨氏得考亭、勉斋之遗文奥义，著为《祭礼》一书，词义正大，考订精核，足为千载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经文，不复以注疏之说搀补，故经之所不及者，则阔略不接续。杜氏《通典》之书，有祭礼则参用经注之文，两存王、郑之说，虽通畅易晓，而不如杨氏之纯正。今并录其说，次及历代祭祀礼仪本末，而唐开元、宋政和二礼书中所载诸祀仪注并详著焉。作《郊祀考》第十二，以叙古今天神地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禅，次高，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农，次亲蚕、祭先蚕，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杂祠、淫祠终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庙考》第十三，以叙古今人鬼之祀，首国家宗庙，次时享，次、，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诸侯宗庙，而以大夫、士庶宗庙时享终焉。凡十五卷。

古者经礼、礼仪，皆曰三百，盖无有能知其节目之详者矣。然总其凡有五，曰吉、凶、军、宾、嘉；举其大有六，曰冠、昏、丧、祭、乡、相见。此先王制礼之略也。秦汉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无者，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乡饮酒、投壶之类是也；有古无而今有者，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之类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尝制为一定之礼者，若臣庶以下冠、昏、丧、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无沿革，不烦纪录，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国家祭祀、学校、选举，以至朝仪、巡狩、田猎、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车旗、卤簿，及凶礼之国恤耳。今除国祀、学校、选举已有专门外，朝仪已下则总谓之“王礼”，而备著历代之事迹焉。盖本晦庵《仪礼经传通解》，所谓王朝之礼也。其本无沿革者，若古礼则经传所载、先儒所述，自有专书可以寻求，毋庸赘叙，若今礼则虽不能无失，而议礼制度又非书生所得预闻也，是以亦不复措辞焉。作《王礼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记》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故审乐以知政。”盖言乐之正哇，有关於时之理乱也。然自三代以後，号为历年多、施泽久，而民安乐之者，汉唐与宋。汉莫盛於文景之时，然至孝武时，河献王始献雅乐，天子下太乐官常存隶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至哀帝时始罢郑声，用雅乐，而汉之运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贞观、开元之时，然所用者多教坊俗乐，太常阅工人常隶习之，其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然则其所谓乐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圣、景之时，然当时胡瑗、李照、阮逸、范镇之徒，拳拳以律吕未谐，声音未正为忧，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时始制《大晟乐》，自谓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真矣。盖古者因乐以观政，而後世则方其发政施仁之时，未暇制乐，及其承平之後，纲纪法度皆已具举，敌国外患皆已销亡，君相他无所施为，学士大夫他无所论说，然後始及制乐，乐既成而政已秕，国已衰矣。昔隋开皇中制乐，用何妥之说，而摈万宝常之议。及乐成，宝常听之，泫然曰：“乐声淫厉而哀，不久天下将尽。”噫！使当时一用宝常之议，能救隋之亡乎？然宝常虽不能制乐以保隋之长存，而犹能听乐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过人者。窃尝以为世之兴衰理乱固未必由乐，然若欲议乐，必如师旷、州鸠、万宝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岂有法之可传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强为议论，究律吕於黍之纵横，求正哇於声之清浊；或证之以残缺断烂之简编、埋没销蚀之尺量，而自谓得之，何异刻舟、覆蕉、叩、扪烛之为？愚固不知其说也。作《乐考》第十五，首叙历代乐制，次律吕制度，次八音之属，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尽古今乐器之本末，次乐县，次乐歌、次乐舞、次散乐、鼓吹，而以彻乐终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 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练之数也。《司马法》：“地方一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调发之数也。教练则不厌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虽至小之国，胜兵万数可指顾而集也。调发则不厌其简，甸六十四井，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调发其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计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调发方及一人也。教练必多，则人皆习於兵革；调发必简；则人不疲於征战。此古者用兵制胜之道也。後世士自为士，农自为农，工商末技自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时不识甲兵为何物，而所谓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战，则尽数驱之以当锋刃，无有休息之期，甚则以未尝训练之民而使之战，是弃民也。唐宋以来，始专用募兵，於是兵与民判然为二途，诿曰教养於平时而驱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则兵数愈多而骄悍，而劣弱，为害不浅，不惟足以疲国力，而反足以促国祚矣。作《兵考》第十六，首叙历代兵制，次禁卫及郡国之兵，次教阅之制，次车战、舟师、马政、军器。凡十三卷。

昔汉陈咸言：“为人议法，当依於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盖汉承秦法。过於严酷，重以武、宣之君，张、赵之臣，淫刑喜杀，习以为常，咸之言盖有激也。窃尝以为劓、耳刂、、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汉魏以来遵之。以贤圣之君而不免袭乱虐之制，由是观之，咸言尤为可味也。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议，於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翦其毛；所欲陷者与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可偏废也。若夫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俾无辜罹毒虐者，抱沈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赇贿者，无後患之可惕，则亦非圣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详谳，次赎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经籍而独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学者抱恨终古。然以今考之，《易》与《春秋》二经首末具存，《诗》亡其六篇，或以为笙诗元无其辞，是《诗》亦未尝亡也。《礼》本无成书，《戴记》杂出汉儒所编，《仪礼》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仅亡《冬官》，然其书纯相半，其存亡未足为经之疵也。独虞、夏、商、周之书，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则秦所燔，除《书》之外，俱未尝亡也。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为之兴废也。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岂亦秦为之厄哉？昌黎公所谓为之也易，则其传之也不远，岂不信然。夫书之传者已鲜，传而能蓄者加鲜，蓄而能阅者尤加鲜焉。宋皇时，命名儒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记馆阁所储之书而论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经、史，而亦多缺略，子集则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读书记》，直斋陈氏振孙有《书录解题》，皆聚其家藏之书而评之。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者，则具载焉，俾览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木天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穷，即可以洞究旨趣；虽无其书者，味兹题品，亦可粗窥端倪，盖殚见洽闻之一也。作《经籍考》第十八，经之类十有三，史之类十有四，子之类二十有二，集之类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始终。”盖讥世之学者以空言著书，而历代统系无所考订也。於是作为《三代世表》，自黄帝以下谱之。然五帝之事远矣，而迁必欲详其世次，按图而索，往往牾，故欧阳公复讥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务多闻以为胜。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载，昭然可考，始学者童而习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传世历年之延促，枝分派别之远近，猝然而问，虽华颠钜儒不能以遽对，则以无统系之书故也。今仿王溥唐及五代会要之体，首叙帝王之姓氏出处，及其享国之期、改元之数，以及各代之始终，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历代所以尊崇之礼、册命之仪，并附见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从始也。禹涂山之会，号称万国；汤受命时，凡三千国；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至春秋之时，见於经传者仅一百六十五国，而蛮夷戎狄亦在其中。盖古之国至多，後之国日寡，国多则土宜促，国少则地宜旷，而夷考其故则不然。试以殷周土世言之，殷契至成汤八迁，史以为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复居商，又自商而亳。周弃至文王亦屡迁，史以为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丰。夫汤七十里之国也，文王百里之国也。然以所迁之地考之，盖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为吴，鬻绎之为楚，箕子之为朝鲜，其初不过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国传世。窃意古之诸侯者，虽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义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归之，故其子孙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灾否，则转徙他之，而人心归之不能释去，故随其所居，皆成都邑。盖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已私，而古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已物，上下之际，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画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已有，再传而後，刘项与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诛项氏之後，凡当时诸侯王之自立者，与为项氏所立者，皆击灭之，然後裂土以封韩、彭、英、卢、张、吴之属，盖自是非汉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数年之後，反者九起，异姓诸侯王多已夷灭，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亲属，如荆、吴、齐、楚、淮南之类，盖自是非汉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传而後，贾谊、晁错之徒，拳拳有诸侯强大之虑，以为亲者无分地而疏者Τ天子，必为子孙之忧。於是或分其国，或削其地，其负强而动如七国者，则六师移之。盖西汉之封建，其初则剿灭异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汤武虽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灭国者五十，其馀诸侯皆袭前代所封，未闻尽以宇内易置而封其私人。周虽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与国咸休，亦未闻成康而後，复畏文武之族Τ而必欲夷灭之，以建置已之子孙也。愚尝谓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则选贤与能，而小大相维之势，足以绵千载；自其出於私心，则忌疏畏Τ，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於是诸侯虽有君国子民之名，不过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则汉虽惩秦之弊，复行封建，然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实无唐虞、三代之公心，为诸侯者既获裂土，则遽欲效春秋战国之馀习，故不久而遂废。逮汉之亡，议者以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势。然愚又尝夷考历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絷，再传之後，主势稍弱，司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无顾惮。晋武封国至多，宗藩强壮，俱自得以领兵卒，置官属，可谓惩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难，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衅。宋、齐皇子俱童孺当方面，名为藩镇，而实受制於典签、长史之手，每一易主，则前帝之子孙歼焉，而运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国最久，诸子孙皆以盛年雄材出为邦伯，专制一方，可谓惩宋、齐之弊矣，然诸王拥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难，然则魏、宋、齐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晋、梁崇奖宗藩，亦不能救乱。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复议，而王绾、李斯、陆士衡、柳宗元辈所论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废矣。今所论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国名之见於经传而事迹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风氏，以至邶、、樊、桧之类是也。春秋十二列国，既有太史世家详其事迹，不复赘叙，姑纪其世代历年而已。若诸小国之事迹，见於《春秋》三传、杂记者，则仿世家之例，叙其梗概，邾、莒、许、滕以下是也。汉初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泽侯，则悉本马、班二史年表，东汉以後无年表可据，则采摭诸传，各订其受封传授之本末而备著焉。列侯不世袭始於唐，亲王不世袭始於宋，则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

昔三代之时，俱有太史，其所职掌者，察天文、记时政，盖合占候、纪载之事，以一人司之。汉时，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纟由史记、金匮、石室之书，犹是任也。至宣帝时，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其修撰之职，以他官领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盖必二任合而为一，则象纬有变，纪录无遗，斯可以考一代天文运行之常变，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隳废离隔，不相为谋，盖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书日，而史氏以为官失之，可见当时掌占候与司纪载者各为一人，故疏略如此。又尝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鲁定公十五年至汉高帝之三年，其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传，书日食凡七而已，然则遗缺不书者多矣。自汉而後，史录具在，天下一家之时，纪载者递相沿袭，无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国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陈後主祯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开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南史》所书日食仅三十六，而《北史》所书乃七十九，其年岁之相合者才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苍也，食於北者其数过倍於南，理之所必无者，而又日月不相吻合，岂天有二日乎？盖史氏之差谬牾，其失大矣。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虽庸奴举目可知，而所书薄蚀之谬且如此，则星辰之迟留、伏逆、陵犯、往来，其所纪述，岂足凭乎（按：汉哀帝以日无精光、邪气连昏之事问待诏李寻，而寻所对，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严光入禁中共卧，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见於李寻、严光传中，而以《汉志》考之，终哀帝时不言日无精光之事，光武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证其疏略也？）姑述故事，广异闻耳。天文志莫详於晋、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为简明。宋《两朝史志》言诸星去极之远近，《中兴史志》采近世诸儒之论，亦多前史所未发，故择其尤明畅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纬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数，次天汉起没，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变，次气。凡十七卷。

《记》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盖天地之，有妖必有祥，因其气之所感，而证应随之。自伏胜作《五行传》，班孟坚而下踵其说，附以各代证应为《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则阴阳五行之气，独能为妖孽而不能为祯祥乎？其亦不达理矣。虽然，妖祥之说固未易言也。治世则凤凰见，故有虞之时有来仪之祥，然汉桓帝元嘉之初、灵帝光和之际，凤凰亦屡见矣，而桓、灵非治安之时也。诛杀过当，其应为恒寒，故秦始皇时有四月雨雪之异，然汉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汉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斩蛇夜哭，在秦则为妖，在汉则为祥，而概谓之龙蛇之孽可乎？僵树虫文，在汉昭帝则为妖，在宣帝则为祥，而概谓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说，於是穿凿附会，强求证应而有所不通。窃尝以为物之反常者，异也，其祥则为凤凰、麒麟、甘露、醴泉、庆、芝草，其妖则山崩、川竭、水涌、地震、豕祸、鱼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见者，均谓之异可也，故今取历代史《五行志》所书，并旁搜诸史本纪及传记中所载祥瑞，随其朋类，附入各门，不曰妖，不曰祥，而总名之曰物异。如恒雨、恒、恒燠、恒寒、恒风、水潦、水灾之属，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旧名。至如魏晋时鱼集武库屋上，前史所谓鱼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鱼入舟，则祥而非孽。然妖祥虽殊，而其为异一尔，故均谓之鱼异。秦孝公时，马生人，前史所谓马祸也；若伏羲之龙马负图，则祥而非祸。然妖祥虽殊，而其为异亦一尔，故均谓之马异。其馀鸟兽、昆虫、草木、金石，以至童谣、诗谶之属，前史谓之羽虫、毛虫、龙蛇之孽，或曰诗妖、华孽，今所述皆并载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异”名之，其豕祸、鼠妖，则无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旧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为妖，如桑共生之类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气胁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刘向以雨木冰为木不曲直。华孽者，花失其常性而为妖，如冬桃李华之类是也。若冰花乃冰有异而结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为华孽。二者俱失其伦类，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恒寒门，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为青眚、青祥，物自动为木金，物自坏为金木，其说俱後学所未谕，今以鼠妖、青眚各自为一门，而自动、自坏直以其事名之，庶览者易晓云。作《物异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

昔尧时禹别九州，至舜分为十二州，周职方复分为九州而又与禹异。汉承秦分天下为郡、国，而复以十三州统之。晋时分州为十九。自晋以後，为州多，所统狭，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扬州言之，自汉以来，或治历阳，或治寿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业，而唐始治广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务为夸大，侨置诸州，以会稽为东扬，京口为南徐，广陵为南兖，历阳为南豫，历城为南冀，襄阳为南雍。鲁郡在禹迹为徐州，而汉则属豫州所领；陈留在禹迹为豫州，而晋则属兖州所领。离析磔裂，循名失实，而禹迹之九州不复可考矣。夹氵祭郑氏曰：“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济、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可迁。故《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後之作史者主於郡县，故州县移易，其书遂废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历代郡县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论著，九州则以禹迹所统为准，沿而下之，府、州、军、监则以宋朝所置为准，溯而上之，而备历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银、夏，南粤之交趾，元未尝入宋之职方者，则以唐郡为准，追考前代，以补其缺；而於每州总论之下，复各为一图，先以春秋时诸国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则及秦、汉、晋、隋、唐、宋所分郡县，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汉以来各州刺史、州牧所领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舆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谓蛮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内，九州之中者，则被之声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际，其详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录，如蛮夷荆、舒之属也，夷则莱夷之属也，戎则山戎、北戎、陆浑、赤驹之属也，狄则赤狄、白狄、皋落、鲜虞之属也。载之经传，如齐桓之所攘，魏绛之所和，其种类虽曰戎狄，而皆错处於华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羁縻之。至於沙碛之滨、瘴海之外，固未尝穷兵黩武，绝大漠、逾悬度，必欲郡县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当时，而夸示後世也。秦始皇既并六国，始北匈奴，南取百粤。至汉武帝时，东并朝鲜，西收甘、凉，南辟交趾、珠，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车师、大宛、夜郎、昆明之属，俱遣信使，赍重贿，招来而羁置之，俾得通於上国，窥其广大，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自是之後，世谨梯航，历代载记所叙，其风气之差殊、习俗之诡异，可考而索，至其世代传授之详，则固不能以备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抄白

皇帝圣旨里。饶州路达鲁花赤总管府承奉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掾史周仁劳承行札付，近据本路申准弘文辅道粹德真人关，钦奉圣旨节该：行法有本事的好人，教寻访将来者。今访至本路，窃见乐平州儒人马端临，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知前代之典章，识当时之体要。以所见闻著成一书，名曰《文献通考》，凡二十四类，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礼乐、兵刑、财用、贡赋、官职、选举、学校、经籍、郊祀、封建、户口、征役之属，可谓济世之儒，有用之学。解到缮写《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并序目共计六十八册。得此，送据江浙儒司校勘得堪以传授，移准中书省咨来。咨饶州路申准弘文辅道粹德真人关，乐平州儒人马端临著成书，曰《文献通考》，凡二十四类，三百四十八卷，治国安民，可谓济世之儒。令人缮写成帙，官为镂板，以广其传。得此，行据本路缮写完备，计六十八册，校勘无差。本省今将《文献通考》随此发去，咨请照验。准此，送据礼部呈翰林国史院，考校得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凡二十四类，三百四十八卷，纂集古今，浩汗该博，殚极精力，用志良勤，有益後学。如蒙准呈，移咨本省於赡学钱粮内刻板印行，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依上刊印施行。准此，省府仰照验依上施行，仍委自总管段通议提调，选能书儒人真楷誊写，就令马端临校勘无差，於本路概管赡学钱粮内，计料合用纸板工价，两平顾买刊印，具依准申省。奉此，照得近承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札付，钦奉圣旨节该：王真人根底与五个铺马，教直南田地里名山去处，寻访行法有本事的好人，有呵，交各处官司，依著在先世祖皇帝时分起发好人的体例与气力起发上来，钦此。除钦遵外，延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准弘文辅道粹德真人关，寻访至饶州路，据本路儒学状，申准本路杨教授关该，窃见本路乐平州儒人马端临，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昨蒙都省咨发，再任衢州路柯山书院山长，见类各路儒学教授选内，即目闲居听除。本儒行履端纯，词章雅丽，家传鼎鼐之谱，幼纟番馆阁之储，知前代之典章，识当世之体要，以所见闻著为成书，名曰《文献通考》，凡二十四类，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礼乐、兵刑、财用、贡赋、官职、选举、学校、经籍、郊祀、封建、户口、征役之属，凡於治道有关者，无不彪分汇列，井井有条，治国安民，特举而措之耳。此可谓济世之儒、有用之学。其书，本儒用心二十馀年，卷帙繁多，非可卒致。今先将所定序目一本缴连前去，蚤为转申上司，令人缮写成帙，校勘完备，官为镂板，以广其传，非惟不负本儒平生所学，抑且於世教有所补益，关请施行。准此，行据本路儒学申，令儒人马端临讠誊写到所撰《文献通考》序目一样三本，装褙完备，内将二本缴申省府并集贤院照详外，将一本关发弘文辅道粹德真人收管。又准关文该於江浙行省计禀得上项文集，已行付贵路誊写成帙，解省去讫。关请将《文献通考》誊写成帙，校勘无差，装褙发来呈院。准此，行下儒学依上誊写呈解。延六年七月十二日，承奉省府札付，缮写成帙，校勘无差解省。奉此，行下本州，委自同知窦承直提调，礼请马端临缮写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并序目共计六十八册，校正无误，装褙完备。本路具解差人赍赴省府投呈去後，今奉前因，照得本路元解《文献通考》六十八册，虽奉省府付咨发都省转发翰林国史院，考校得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用志良勤，有益後学，令本路总管段通议提调，选能书儒人誊写刊印，别不见发元解校勘过的本文籍。为此，总府除已关请总管段通议依奉省府付所行提调外，合下仰照验，速为差委有俸人员，礼请马端临亲赍所著《文献通考》的本文籍，赴路誊写校勘刊印施行。须至指挥。

右下乐平州，准此。

至治二年六月　日

●卷一 田赋考一

○历代田赋之制

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使禹平水土，别九州。冀州：厥土白壤（无块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厥赋上上错（赋第一。错，谓杂出第二之赋）。兖州：厥土黑坟（色黑而坟起），厥田惟中下（第六），厥赋贞（贞，正也。州第九，赋正与九相当），作十有三载乃同（治水十三年乃有赋法，与他州同）。青州：厥土白坟，厥田惟上下（第三），厥赋中上（第四）。徐州：厥土赤埴坟（土黏曰埴），厥田惟上中（第二），厥赋中中（第五）。扬州：厥土惟涂泥（地泉湿），厥田惟下下（第九），厥赋下上上错（第七，杂出第六）。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第八），厥赋上下（第三）。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高者壤，下者垆。垆，疏也），厥田惟中上（第四），厥赋错上中（第二，杂出第一）。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下上（第七），厥赋下中三错（第八，杂出第七、第九三等）。雍州：厥土黄壤，厥田上上（第一），厥赋中下（第六）。九州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顷。

孔氏曰：“田下而赋上者，人功修也。田上而赋下者，人功少也。”

三山林氏曰：“三代取於民之法不同，而皆不出什一之数。既不出什一之数，而乃有九等之差者，盖九州地有广狭，民有多寡，其赋税所入之总数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准之。计其所入之总数，而多寡比较，有此九等。冀州之赋比九州为最多，故为上上。兖州之赋比九州为最少，故为下下。其馀七州皆然。非取於民之时有此九等之轻重也。”

五百里甸服（为天子服理田）：百里赋，纳总（禾本全曰总）。二百里，纳钅至（刈禾曰钅至）。三百里，纳秸，服（半槁去皮曰秸。服，事也。纳总、钅至、秸之外，又使之服输将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量其地之远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粗）。

唐、虞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其见於《书》者如此。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

朱子《集注》曰：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

周文王在岐（今扶风郡岐山县），用平土之法以为治人之道。地著为本（地著谓安土），故建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故邱有戎马一匹，牛三头；甸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万井，戎马四百匹，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谓之千乘之国。天子之畿内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戎卒七十万人，故曰万乘之主。

按：孟子言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即司马法也。然自卿大夫采地推而至於诸侯、天子者，恐是商之末造，法制隳弛，故文王因而修明之，非谓在岐之时，自立千里之畿，提封百万之井，奄有万乘之兵车也。

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朱子《集注》曰：“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其实皆什一也。贡法固以十分之一为常数，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取其一，盖又轻於什一矣。窃料商制亦当似此，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亩，是亦什一也。”

《遂人》：凡治野，夫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於畿（十夫二邻之田，百夫一ガ之田，千夫二鄙之田，万夫四县之田。遂、沟、洫、浍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广深各二尺，沟倍之，洫倍沟，浍广二寻、深二仞。径、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车徒於国都也。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万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每图之，则遂从沟横，洫从浍横，九浍而川周其外焉。去山林、陵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馀如此，以至於畿，则中虽有都鄙，遂人尽主其地。）

右郑注，以为此乡、遂用沟洫之法也，用之近郊乡、遂。

《匠人》：为沟洫（主通利田之水道），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巛。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古者耜一金，两人并发之。其陇中曰巛，巛上曰伐，伐之言发也。巛，畎也。今之耜岐头两金，象古之耦也。田一夫之所佃，百亩方百步也。遂者夫小沟，遂上亦有径）。九夫为井，井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於川（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异於乡、遂及公邑。三夫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赋税，共治沟也。方十里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税，缘边一里治洫。方百里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税，缘边十里治浍）。

右郑注，以为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县都。

陈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内外之异哉？《遂人》言‘十夫有沟’，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之首，必有一沟以泻水。以方度之，则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则方一里之内凡四沟矣。两旁各一沟，中二沟。《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连属，而同以一洫泻水。以方度之，则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则方十里之内凡四洫矣。两旁各一洫，中二洫，至於浍亦然。若川则非人力所能为，故《匠人》不为川，而云两山之必有川焉。《遂人》‘万夫有川’，亦大约言之耳。大概川水泻於沟，沟水泻於洫，洫水泻於浍，浍水泻於川，其纵横因地势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长言之，故曰以达於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又曰：“《遂人》所言者，积数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积数则计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则积其所围之内名之，其实一制也。”）

朱子《语录》曰：“沟洫以十为数，井田以九为数，决不可合。近世诸儒论田制，乃欲混井田、沟洫为一，则不可行。郑氏注分作两项，是。”

永嘉陈氏曰：“乡、遂用贡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沟’，即不见得包沟、洫在内。若是在内，当云百夫、十夫之矣。《匠人》沟洫在内，故以言。方十里者，以开方法计之，为九百夫。方百里者，以开方法计之，为万夫。《遂人》、《匠人》两处各是一法。朱子总其说，谓贡法十夫有沟，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简而尽矣，但不知其必分二法者何故。窃意乡、遂之地，在近郊远郊之，六军之所从出，必是平原旷野。可画为万夫之田，有沟有洫，又有途路，方圆可以如图。盖万夫之地所占不多，以井田一同法约之，止有九分之一。故以径法摊算，逐一见其子数。若都、鄙之地谓之甸、稍、县、都，乃公卿大夫之采地，包山林陵麓在内，难用沟洫法整齐分画，故逐处画为井田，虽有沟、洫不能如图，故但言在其。其地绵亘一同之地为万夫者九，故以径法纽算，但止言其母数。”

按：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之说，其後郑康成注《周礼》，以为周家之制，乡、遂用贡法，《遂人》所谓“十夫有沟”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谓“九夫为井”是也。自是两法。晦庵以为《遂人》以十为数，《匠人》以九为数，决不可合，以郑氏分注作两项为是，而近世诸儒合为一法为非。然愚尝考之：孟子所谓“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国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盖助有公田，故其数必拘於九，八居四旁为私，而一居其中为公，是为九夫，多与少皆不可行。若贡则无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数。《遂人》之十夫，特姑举成数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贡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贡法，初不必拘以十数而後可行贡法也。今徒见《匠人》有九夫为井之文，而谓《遂人》所谓十夫有沟者亦是以十为数，则似太拘。盖自遂而达於沟，自沟而达於洫，自洫而达於浍，自浍而达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须以平地之田分画作九夫，中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环之，列如井字，整如局，所谓沟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为之疆界。行贡法之地，则无问高原下隰，截长补短，每夫授之百亩，所谓沟洫者，不过随地之高下，而为之蓄泄。此二法之所以异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沟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浍必曰二寻，盖以平原旷野之地，画九夫之田以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所谓遂、沟、洫、浍者，隘则不足以蓄水，而广则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逾也。若《遂人》止言夫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盖是山谷薮泽之，随地为田，横斜广狭皆可垦辟，故沟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谓“夫有遂，遂上有径”，以至“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姑约略言之，大意谓路之下即为水沟，水沟之下即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沟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订义》所载永嘉陈氏谓《遂人》十夫有沟，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为井，是以方言之。又谓《遂人》所言者积数，《匠人》所言者方法，想亦有此意，但其说欠详明耳。然乡、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衍沃饶，可以分画，宜行助法，而反行贡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有山谷之险峻，溪涧之阻隔，难以分画，宜行贡法，而反行助法。何也？盖助法九取其一，似重於贡，然地有肥硗，岁有丰凶，民不过任其耕耨之事，而所输尽公田之粟，则所取虽多，而民无预。贡法十取其一，似轻於助，然立为一定之规，以乐岁之数而必欲取盈於凶歉之年，至称贷而益之，则所取虽寡，而民己病矣。此龙子所以言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也。乡、遂迫近王城，丰凶易察，故可行贡法；都、鄙僻在遐方，情伪难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乡、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则行贡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鲁宣公始税亩，杜氏注以为公无恩信於民，民不肯尽力於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好者税取之。盖是时公田所收必是不给於用，而为此横敛。孟子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则是孟子之时，助法之废己久，尽胥而为贡法矣。孟子特因《诗》中两语，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尽废，胥而为贡法，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输者公租。田之丰歉靡常，而赋之额数己定。限以十一，民犹病之，况过取於十一之外乎！”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不易之地，岁种之地美，故家百亩。一易之地，休一岁乃复种，地薄，故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种，故家三百亩。）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亩，田百亩，莱五十亩，馀夫亦如之。中地，夫一亩，田百亩，莱百亩，馀夫亦如之。下地，夫一亩，田百亩，莱二百亩，馀夫亦如之（莱，谓休不耕者。廛，居也。扬子有田一廛，谓百亩之居。孟子所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者是也）。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以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下地，所养者寡也。有夫有妇，然後为家可任矣。见《力役门》）。

《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孟子答北宫同。朱子《集注》一夫一妇锄田百亩，加之以粪，粪多而力勤者为上农，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齐，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禄不同，亦有此五等也。《王制》“粪”作“分”。注疏引《周礼 小司徒》“上地家七人”解此段。按《小司徒》言上地、中地、下地，以田之肥瘠言之。《王制》言上农、次农、下农，以人之勤怠言之，当如《集注》云）。

右按周家授田之制，但如《大司徒》、《遂人》之说，则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说，则口众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说，则一夫定以百亩为率，而良农食多，惰农食少。三者不同。

西汉《食货志》：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爰，於也。更，谓三岁即改与别家佃，以均厚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馀夫，亦以口授田如比（比同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当农夫一人（口二十亩），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淳，尽也。泽卤之田不生），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勉强劝之以集事）。

按：此言受田之法，与《大司徒》、《遂人》所言略同，但言馀夫受田如此。孟子言馀夫二十五亩。《集注》：年十六别受田二十五亩，俟其壮有室，然後更受百亩之田。则此二十五亩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也。

《载师》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任士者，任其力势所能生育，且以制贡赋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农、牧、衡、虞使职之）。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廛里，若今邑居里。廛，民居之区域也。里，居也。圃，树果之属。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士田，圭田也。贾田，在市贾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之田也。赏田，赏赐之田。公邑，谓六遂馀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五百里三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实不方平如图，受田邑者远近不得尽如制，其所生育赋贡取正於是耳）。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征，税也。国宅，凡官所有宫室，吏所治者也）。

郑氏曰：“周税轻近而重远，近者多役也。园、廛亦轻轻者，廛无，园少利也。”

山斋易氏曰：“孟子之说，十一之法通乎三代，今考《载师》所言任地，则不止十一而已，毋乃非周人之彻法欤！郑氏惑焉，盖误认《载师》为任民之法，而不知其为任地之法也。尝考《载师》之职，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故曰近郊十一；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故曰远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则六遂之馀地，家稍小都大都之田，则三等之采地，故曰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是六者皆以田赋之十一者取於民，又以其一分为十分，各酌其轻重而以其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者输之於天子，此皆任地之赋也。知任地之法异乎任民之法，则成周十一之彻法可考矣。”

《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不毛，不树桑麻。布，帛也。宅不毛者，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罚以一屋三家之税。民无职事者，出夫税，百亩之税；家税，出士徒车辇，给徭役。赵商问田不耕罚宜重，乃止三夫之税粟，宅不毛罚宜轻，乃以二十五家之布，未达轻重之差，郑答语亦不明）。

《闾师》：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

按：周家立此法，以警游惰之民。所谓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盖倍蓰而取，以困之也。所谓无牲、无盛、无椁、不帛、不衰，盖禁其合用以辱之也。其为示罚一也。然所罚之里布、屋粟，国用曷常仰给於此？郑氏注谓以共吉凶二服及丧器，误矣。至孟子言廛无夫里之布，则知战国时以成周所以罚游惰者为经常之征敛矣。是无罪而受罚也，可乎？甚至王介甫遂欲举此例以役坊郭之民。夫古人五亩之宅与田皆受之於官，是以不毛者罚之，後世官何尝以宅地场圃给民，而欲举此比乎？

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宣公无恩信於民，民不肯尽力於公田，履践案行择其善亩好者税取之）。

《左氏传》曰：“非礼也，出不过藉（谓公田借民力耕之，税不过此），以丰财也。”

《公羊传》曰：“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梁传》曰：“私田稼不善则非吏（非，责也。吏，田也。言吏急民，使不得营私田），公田稼不善则非民（民勤私也）。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己悉矣（悉谓尽其力）。”

鲁成公元年，作邱甲（《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邱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赋，今鲁使邱出之，讥重敛）。

《左氏传》曰：“为齐难故。”

鲁哀公十二年，用田赋（杜预注《左传》：“邱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自为赋，故名田赋。”何休注《公羊传》：“田谓一井之田，赋者敛取其财也。言用田赋者，若今汉家敛民钱以田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赋之。《礼》：税民，公田不过什一；军赋，十井不过一乘。哀公外慕强兵，空尽国储，故复用田赋过什一”）。

《左传》：“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於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邱亦足矣（邱，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是赋之常法）。若不度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不听。”

《国语》：“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於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徵之，无则己（言无军旅则不征鳏、寡、孤、疾之赋）。其岁收，田一井出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此有军旅之岁所征。缶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十曰，六百四十斛）。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

按：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成公以甸赋取之於邱，已是四倍於先王之时。今详夫子答语，如《左传》所载，似是以井赋取之於邱（田乃一井之田，注见上），则又十六倍於成公之时，未应如是其酷。如《国语》所载，是以军旅之赋施之平时，则只是每井加赋，而未必尽及一邱之数。此杜、何二公所注，所以有别赋家财及引汉敛民钱为喻之说也。

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对曰：“盍彻乎？”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二，谓己收公田之租，又履私田之亩，十取其一）？”公又问於孔子，孔子曰：“薄赋敛，则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贫矣。”对曰：“岂弟君子，人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也。”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禄不平。是故暴君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朱子《集注》曰：“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不均；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故禄不平。野，郊外都、鄙之地。九一而助，为公田而行助法也。国中，郊门之内，乡、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为沟洫，使什而自赋其一，盖用贡法也。周所谓彻法盖如此。当战国时，非惟助法不行，其贡亦不止什一矣。圭田，世禄常制之外又有此田，以奉祭祀，所以厚君子。不言世禄，滕已行之，但此未备。馀夫年十六授此田，在百亩之外，所以厚野人。‘方里而井’以下，乃周之助法。上言野及国中二法，此独详於治野者，国中贡法当时已行，但取之过於什一耳。”

魏文侯时，租赋增倍於常，或有贺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此由课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则薄，令小则厚，治人亦如之。夫贪其赋税不爱人，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臣瓒曰：“当言三斗，谓治田勤则亩加三斗也”），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馀见《平粜门》）。

秦孝公十二年，初为赋（纳商鞅说，开阡陌，制贡赋之法）。

杜氏《通典》曰：“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於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於内；而使秦人应敌於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吴氏曰：“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卖买。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

朱子《开阡陌辩》曰：“《汉志》言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旷者，宜修阡陌；户繁乡狭者，则复井田。’盖亦以阡陌为秦制，井田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实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之道，盖因田之︹畔，制其广狭，辨其纵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然《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又云：‘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二说不同。今以《遂人》田亩、夫家之数考之，则当以後说为正。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而径涂亦从，则遂百亩，洫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万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与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沟、洫、浍亦皆四周，则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横从而得之也。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弃之也，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蓄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则其归授之际，必不免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以自私，而税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以核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与杨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为两税，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於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详味其言，则所谓开者，乃破坏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制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生民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以是数者合而证之，其理可见，而蔡泽之言尤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之道有经有纬，不得无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则随地为田，随田为路，尖斜屈曲无所不可，又何必取其东西南北之正以为阡陌，而後可以通往来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见其说之无疑者。或乃以汉世独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开亦其旷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当冲要，而便於往来，则亦岂得而尽废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复使如先王之旧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连阡陌，而请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坏由於阡陌，此亦非也。盖曰富者一家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谓商贾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盖当是时去古未远，此名尚在，而遗迹犹有可考者，顾一时君臣乃不能推寻讲究而修复之耳，岂不可惜也哉！”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

《通典》曰：“夏之贡，殷之助，周之彻，皆十而取一，盖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未盈，其税必备。是以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加以内兴工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二世承之不变，海内溃叛。”

按：秦坏井田之後，任民所耕，不计多少，已无所稽考，以为赋敛之厚薄。其後遂舍地而税人，则其缪尤甚矣。是年，始令黔首自实田以定赋，《通典》所言，其是年以前所行欤？

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言贫人无田，而耕垦豪富家之田，十分之中以五输田主也）。汉兴，循而未改。汉兴，天下既定，高祖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

惠帝即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汉初十五税一，中废，今复之也）。

文帝十二年，诏赐天下民租之半。

晁错说上曰：“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水旱，而蓄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不能禁也。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於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方今之道，欲民务农，在於贵粟；贵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则富人有爵，农民有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有馀以供君上，则贫民之赋可损。”上从其言，令民入粟边拜爵各有差。错复言边食足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上从之，诏赐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无以异也，其於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致堂胡氏曰：“汉志文帝时，封国渐众，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又与匈奴和亲，岁致金缯；复数为边患，天子亲将出击；复因河决，有筑塞劳费，大司农财用宜不致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赐民岁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则何以足用乎？盖文帝恭俭，百金之费亦不苟用，宫阃是效，流传国都，莫有奢侈之习，如之何不富？其财盖不可胜用矣。然後知导谀逢恶者，纳君於荒淫，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至於财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胜诛哉！”

按：文帝时，贾谊、晁错皆以积贮未备为可痛惜，说帝募民入粟拜爵。曾未几而边食可支五岁，郡县可支一岁，遂能尽蠲田之税租者，盖当时务末者多，农贱贾贵，一以爵诱之，则尽驱而之南亩。所谓为之者众则财常足，虽帝恭俭所致，亦劝励之有方也。

景帝元年，诏曰：“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系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

先公曰：“文帝除民田租税，後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再出田租，三十而税一。文帝恭俭节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馀年，此岂後世可及！”

武帝元狩元年，遣谒者劝种宿麦。

董仲舒说上曰：“《春秋》他不书，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於五最重麦禾。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毋令後时。”上从之。

仲舒又说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占田也。名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

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内史地，名山川源甚众（内史地，谓京兆、扶风），细民未知其利。今内史稻田租挈重（挈，苦计反，收田租之约令也），不与郡同（郡，谓四方诸郡），其议减。令吏民勉尽地利，平繇行水勿失其时。”

元封四年，祠后土，赐二县及杨氏无出今年租赋。

五年，修封禅，所幸县无出今年租赋。

天汉三年，修封泰山，行所过无出田租。

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於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田一亩三巛（巛，垄也，或作“畎”）岁代处，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巛田，以二耜为耦（并两耜而耕），广尺深尺曰巛，长终亩。一亩三巛，一夫三百巛，而播种於巛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ㄨ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耘或耔，黍稷嶷嶷。”耘，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能作“耐”），故嶷嶷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九夫为井，三夫为屋，夫百亩，於古为十二顷。古百步为亩，汉时二百四十步为亩。古千二百亩则得今五顷也），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缦田，谓不巛者。音莫反），善者倍之（善为巛者，又过缦田一斛以上）。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太常主诸陵，有民，故亦课田种），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无以趋泽（趋，读曰趣，及也。泽，雨之润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光，史失其姓），教民相与佣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二亩，以故田多垦辟。过试以离宫卒田其宫ヂ（而缘反）地（离宫，别处之宫，非天子所常居也，ヂ，馀也。宫ヂ地，谓外垣之内，内垣之外。守离宫卒闲而无事，因令於ヂ地为田），课得皆多其旁田亩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辅公田（令离宫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教边郡及居延城（居延，张掖县）。是後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多。至孝昭时，流民稍还，田野垦辟，颇有蓄积。

石林叶氏曰：“世多言耕用牛始汉赵过，以为《易》‘服牛乘马，引重致远’，牛马之用盖同，初不以耕也。故华山、桃林之事，武王以休兵并言，而《周官》，凡农政无有及牛者。此理未必然。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马牛皆名‘耕’，若非用於耕，则何取於牛乎？《汉书 赵过传》但云：‘亩五顷用耦耕，二牛三人。其後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乃教过以人挽犁。’由是言之，盖古耕而不犁，後世变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过特为之增损其数耳，非用牛自过始也。耦与犁皆耕事，故通言之。孔子言‘犁牛之子も且角’，则孔子时固己用犁，此二氏所以为字也。”

昭帝始元元年，诏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时，赋敛烦多，律外而取之，今始复旧。）

元凤二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谓听以菽粟当钱物也）。

宣帝本始元年，凤凰集胶东千乘，赦天下租税勿收。

三年，诏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

四年，诏被地震伤坏甚者，勿收租赋。

元康二年，诏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神爵元年，上行幸甘泉、河东，行所过毋出田租。

甘露二年，凤凰集新蔡，毋出今年租。

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

二年，郡国被地动灾甚者，毋出租赋。

永光元年，幸甘泉，所过毋出租赋。

成帝建始元年，郡国被灾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鸿嘉四年，郡国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三万，勿收租赋。

孝成帝时，张禹占郑、白之渠四百馀顷，他人兼并者类此，而人弥困。孝哀即位，师丹建言：“古之圣王莫不设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周、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虚，故务劝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赀数钜万，而贫弱逾困。盖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所以可改者，将以救急也，亦未可详，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後，遂寝不行。

哀帝即位，令水所伤县邑，及他国郡灾害什四以上，民赀不满十万，皆无出今年租赋。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民赀不满二万，及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收租税。

汉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提封者，大举其封疆也），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陵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汉极盛矣（据元始二年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每户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

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设井田，则国给人富，而颂声作。秦为无道，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假，如贫人赁富人之田。劫者，富人劫夺其税，欺凌之也），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富者骄而为邪，贫者穷而为奸，俱陷於辜，刑用不错。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过八，而田满一井者，分馀田与九族、乡党。”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然，陷刑者众。後三岁，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然刑罚深刻，他政讠孛乱，用度不足，数赋横敛，民愈贫困。

荀悦论曰：“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大半。官家之惠，优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强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足以资豪强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众之时，田广人寡，苟为可也。然欲废之於寡，立之於众，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由是观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兴之後，人众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备井田之法，宜以口数占田，为之立限，人得耕种，不得卖买，以赡贫弱，以防兼并，且为制度张本，不亦善乎！

老泉苏氏曰：“周之时用井田。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於其，而役属之民夏为之耨，秋为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穷饿而无告。夫使耕者至於穷饿，而不耕不获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犹且不可，而况富强之民输租於县官，而不免於怨叹嗟愤！何则？彼以其半而供县官之税，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税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税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税，犹用十二之税然也。况今之税，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则宜乎其怨叹嗟愤之不免也。噫！贫民耕而不免於饥，富民坐而饱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废井田井田。复，则贫民有田以耕，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无饥；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锢贫民，其势不耕则无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县官之税，又可以无怨。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夺富民之田以与无田之民，则富民不服，此必生乱。如乘大乱之後，土旷而人稀，可以一举而就。高祖之灭秦，光武之承汉，可为而不为，以是为恨。’吾又以为不然。今虽使富民奉其田而归诸公，乞为井田，其势亦不可得。何则？井田之制，九夫为井，井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浍，其地万井而方百里。百里之，为浍者一，为洫者百，为沟者万，既为井田，又必兼备沟洫。沟洫之制，夫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万夫之地，盖三十二里有半，而其为川、为路者一，为浍、为道者九，为洫、为涂者百，为沟、为畛者千，为遂、为径者万。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涧谷、夷邱陵、破坟墓、坏庐舍、徙城郭、易疆陇不可为也。纵使尽能得平原旷野，而遂规画於其中，亦当驱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粮，穷数百年专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尽为井田，尽为沟洫，己而又为民作屋庐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己朽矣。古者井田之兴，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井田之法起於黄帝，事见《乡党门》）！非唐、虞之世，则周之世无以成井田。唐、虞启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备。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来者渐矣。夫井田虽不可为，而其实便於今。今诚有能为近井田者而用之，则亦可以苏民矣乎！闻之董生曰：‘井田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名田之说盖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惧民不肯损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为变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官。’夫三十顷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纵不能尽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过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坏其业，非人情，难用。吾欲少为之限而不夺其田，尝已过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过吾限耳。要之数世，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於贫，而彼尝己过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孙出而分之，己无几矣。如此，则富民所占者少，而馀地多，则贫民易取以为业，不为人所役属，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乐输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惊民，不动众，不用井田之制，而获井田之利，虽周之井田，何以远过於此哉！”

水心叶氏进卷曰：“今之言爱民者，臣知其说矣。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於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士方且相与按图而画之，转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於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尽在官，则不可以为井，而臣以为虽得天下之田尽在官，文、武、周公复出而治天下，亦不必为井。何者？其为法琐细烦密，非今天下之所能为。昔者，自黄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国之地，是以尺寸步亩可历见於乡遂之中，而置官帅，役民夫，正疆界，治沟洫，终岁辛苦以井田为事；而诸侯亦各自治其国，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颁於天下。然江、汉以南，潍、淄以东，其不能为者不强使也。今天下为一国，虽有郡县吏，皆总於上，率二三岁一代，其大吏有不能一岁半岁而代去者，是将使谁为之乎？就使为之，非少假十数岁不能定也。此十数岁之内，天下将不暇耕乎？井田之制虽先废於商鞅，而後诸侯封建绝，然封建既绝，井田虽在亦不可独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畎、遂、沟、洫，环田而为之，田而疏之，要以为人力备尽，望之而可观，而得粟之多寡，则无异於後世。且大陂长堰因山为源，锺固流潦视时决之，法简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无愧於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於中，亦独何异於古！故後世之所以为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无贫民耳，不在於田之必为井、不为井也。夫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今故堰遗陂在百年之外，潴防众流，即之渺然，イ漫千顷者，如其湮淤绝灭尚不可求，而况井田，远在数千载之上，今其阡陌连亘，墟聚迁改，盖欲求商鞅之所变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时，井田虽不治，而其大略具在，勤勤以经界为意，叹息先王之良法废坏於暴君汗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闻不见之遗言，顾从而效之，亦咨嗟叹息以为不可废，岂不难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此可随时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为治也。夫州县狱讼繁多，终日之力不能胜，大半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胜忿，常欲起而诛之。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於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赀於富人；岁时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佣作奴婢，归於富人；游手末作，俳优技艺，传食於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其豪暴过甚，兼取无已者，吏当教戒之；不可教戒，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不宜豫置疾恶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於上，十年之後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己，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不然，古井田终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复立，虚谈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为实，儒者以高为名，天下何从而治哉！”

按：自秦废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叹世主不能复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强坐擅兼并之利，其说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则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论最为确实。愚又因水心之论而广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二百亩，再易之地三百亩，则田土之肥瘠所当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则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则其民务农之勤怠又所当周知也。农民每户授田百亩，其家众男为馀夫，年十六则别受二十五亩，士工商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每口受二十亩，则其民之或长，或少，或为士，或为商，或为工又所当周知也。为人上者必能备知闾里之利病，详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际可以无弊。盖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内而孤卿、大夫，所治不过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畴而伍之，经界正，井地均，禄平，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违法制，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乱簿书。至春秋之世，诸侯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列国不过数十，土地浸广。然又皆为世卿、强大夫所裂，如鲁则季氏之费、孟氏之成，晋则栾氏之曲沃、赵氏之晋阳，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类，亦皆数百年之国，而土地不过五七十里，小国寡民，法制易立。窃意当时有国者授其民以百亩之田，壮而畀，老而归，不过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为予夺，较其丰凶以为收贷，其东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壮之所习闻，虽无俟乎考核，而奸弊自无所容矣。降及战国，大邦凡七，而么么之能自存者无几。诸侯之地愈广，人愈众。虽时君所尚者用兵争强，未尝以百姓为念，然井田之法未全废也。而其弊已不可胜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之说，又有暴君吏慢其经界之说。可以见当时未尝不授田，而诸侯之地广人众，考核难施，故法制隳弛，而奸弊滋多也。至秦人尽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随其所占之田以制赋。蔡泽言‘商君决裂井田，废壤阡陌，以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夫曰‘静’，曰‘一’，则可见周授田之制，至秦时必是扰乱无章，轻重不均矣（晦庵《语录》亦谓：“因蔡泽此语，可见周制至秦不能无弊”）。汉既承秦，而卒不能复三代井田之法，何也？盖守令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授，其奸弊无穷。虽慈祥如龚、黄、召、杜，精明如赵、张、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则岂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则不过受成於吏手，安保其无弊？後世盖有争田之讼，历数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为隐核。隐在乎权宜，权宜凭乎簿书，簿书既广，必藉众功，藉众功则政由群吏，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众多之胥，欲纪人事之众寡，明地利之多少，虽申、商督刑，挠、首总算，不可得而详矣。’其说可谓切中秦汉以後之病。然揆其本原，皆由乎地广人众，罢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晋太康时，虽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之制，而史不详言其还受之法。未几，五胡扰，则已无所究诘。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概，亦不过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尽如三代之制。一传而後，政己圮乱。齐、周、隋因之，得失无以大相远。唐太宗口分、世业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听其买卖而为之限。至永徽而後，则兼并如故矣。盖自秦至今，千四百馀年，其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才二百年，而其制尽隳矣。何三代贡、助、彻之法千馀年而不变也？盖有封建足以维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与百姓矣。秦於其所当予者取之，所当取才予之，然沿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产以召怨ゥ，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

●卷二 田赋考二

○历代田赋之制

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光武建武二年，野旅生，麻菽尤盛，野蚕成茧，被於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野渐少，田亩益广焉。

建武六年十二月，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而税一如旧制。”

建武十五年，诏州郡检覆垦田。

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相增减，乃下诏州郡检覆。於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苟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伏，抵言於长寿街得之。帝怒。时东海公阳年十二侍侧，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首服。十六年，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馀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

章帝建初三年，诏度田为三品。

秦彭为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每於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於是奸吏，无所容诈。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颁令三府，并下州县。

诏以布帛为租。

时贵，县官给用不足。尚书张林上言：“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从之。

和帝永兴元年，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垦田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二顷三十三亩八十五步。

元初元年，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算。

顺帝建康元年，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据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九十，每户合得田七十亩有奇）。

冲帝永嘉元年，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有八步。

质帝本初元年，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国有田者，亩税敛钱（亩十钱也）。

按：章帝时，以贵，乃封钱以布帛为租，则钱帛盖尝迭用矣。此所谓亩税敛钱，乃出於常赋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谓税钱始此。

灵帝中平二年，税天下田，亩十钱，又名修宫钱。

帝欲铸铜人，而国用不足，乃诏调民田亩，税十钱。陆康上疏曰：“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取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国之法哉！”

仲长统《昌言》曰：“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址，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今当限夫田以断兼并，去末作以一本业。通肥硗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则有数年之储，虽兴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犹未能尽也。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蹇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二十税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於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禀，班禄未定，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什一，更赋如旧。今者，土广人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後必为奸也。”

崔《政论》曰：“昔圣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衮、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旷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垦发。今宜遵故事，徙贫人不能自业者於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

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邺都，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疋而绵二斤，馀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

吴孙权黄武五年，陆逊以所在少，表令诸将增广农亩。权报曰：“甚善。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

晋武帝平吴之後，置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疋，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ク（在公反）布户一疋，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又限王公田宅及品官占田（见《职田门》）

按：两汉之制，三十而税一者，田赋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户口之赋也。今晋法如此，则似合二赋而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则无无田之户矣，此户调所以可行欤？

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人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

太兴元年，诏曰：“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又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相以周济，所益甚大。”

後军将军应詹表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而军兴已来，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童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不思开立美利，而望国足人给，岂不难哉！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还反。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盈庾溢，可计日而待也。”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是後频年水旱，田税不至。咸康初，算田税米，空悬五十馀万斛，尚书诸曹以下免官。

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

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税米，口五石。

按：晋制，子男一人授田七十亩，以亩收三升计之，当口税二斛一斗；以亩收二升计之，当口税一斛四斗。今除度定田收租之制，而口税二斛增至五石，则赋颇重矣，岂所谓公王以下云者，又非泛泛授田之百姓欤？当考。

前燕慕容以牧牛给贫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记室封裕谏曰：“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臣犹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

蜀李雄赋丁岁三斛，女丁半之，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百姓富实。

宋文帝元嘉中，始兴太守徐豁上言：“武吏年满十六，课米六十斛”（事见《丁口门》）。

宋孝武帝大明初，山阴县人多田少，孔灵符表请徙无赀之家於馀姚、贸阝（莫侯反）、鄞三县，垦起湖田。帝令公卿博议，咸曰：“夫训农修政，有国所同。土著之人，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山阴豪族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又缘湖居人，鱼鸭为业，小人习始既难，劝之未易。远废田畴，方剪荆棘，率课穷乏，其事弥难。”帝违众议徙人，并成良业。

齐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言：“宋武帝时，遣台使督郡县，或尺布之逋，曲以当疋；百钱馀税，且增为千。故下实作尚方，寄系东冶，百姓骇迫，不堪其命。恣意赃贿，无人敢言，贫薄礼轻，即生谤ゥ。愚谓凡诸检课，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审定期限，如有违越，随事纠坐。则政有恒典，人无怨咨。”

子良又启曰：“今所在价虽和，室家饥兼（苦簟反）；缣纩虽贱，骈门裸质。而守宰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人贩产，要利一时。东郡使人，年无常限，郡县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台使命，切求县急，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守令不务先富人，而唯言益国，岂有人贫於下，而国富於上邪？又泉铸岁远，类多剪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完全，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尤求请无地。且钱、布相半，为制永久，或闻长宰须令输钱，进违旧科，退容奸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又启曰：“诸赋税所应纳钱，不限小大，但令所在兼折布帛，若杂物是军国所须者，听随价准直，不必尽令送钱。於公不亏其用，在私实荷其渥。昔晋氏初迁，江左草创，绢布所直，十倍於今，赋调多少，因时增减。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钱一千，而人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疋直六百，官受则疋准五百。所以每欲优人，必为降落。今入官好布，疋下百馀，其四人所送，尤依旧制。昔为刻上，今为刻下，庶空俭，岂不由之！救人拯弊，莫过减赋。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长久大益；无患人赀不殷，国用不阜也。”

自东晋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并谓之“侨人”，往往散居，无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赀。诸蛮陬俚洞г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财物，以裨国用。又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於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其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徵赋。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者，为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任量，唯所输，终优於正课焉。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见《品官占户门》）。

後魏明元帝永兴中，频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简尤贫者就食山东，敕有司劝课田农。自是人皆力勤，岁数丰穰，畜牧滋息。

景穆帝初为太子监国，曾令有司课畿内之人，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植锄耨。其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亩，偿以新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老少无牛家种田七亩，老少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所种顷亩，明立簿目。所种於地首标题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魏令：每调，一夫一妇帛一疋，粟一石。人年十三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疋，下至半以此为降。大率十疋中，五疋为公调，二疋为调外费，三疋为内外百官俸。

孝文延兴三年，诏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年粮。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疋、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复增调外帛满二疋，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蔡、洛、荆河、怀、兖、陕、徐、青、齐、济、南河、东徐等州贡绵绢及丝，其馀郡县少桑蚕处，以麻布充。

孝明帝时，张普上疏曰：“伏闻尚书奏复丝麻之调，遵先皇之令轨，复高祖之旧典。仰惟高祖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百姓，从薄赋。知军国虽绵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规，亿兆荷轻赋之饶，不但於绵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赋，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亿兆乐於下。自兹以降，渐渐长阔，百姓怨嗟，闻於朝野。宰辅不寻其本，知天下之怨绵麻，不察其幅广度长，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此所谓悦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悦者也。尚书既知国少绵麻，不惟法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弃己行之成诏，遵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还复绵麻，以充国用；不思库中大有绵麻，而郡官共窃利之。臣以为於理未尽。何者？今官人请调度，造衣物，必量度，绢布疋有丈尺之盈，尤不计其广；丝绵斤两兼百铢之剩，未闻依律罪州郡者。若一疋之滥，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及三长，此所谓教人以贪也。今百官请俸，祗乐其长阔，并欲厚重，无复准极。得长阔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调，绢布精阔且长，横发美称，以乱视听，此百司所以仰负圣明者也。今若必复绵麻，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其在库绢布并及丝绵不依典制者，请遣一尚书与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计其斤两广长，折给请俸之人。总常俸之数，年俸所出，以市绵麻，亦应周其一岁之用。使天下知二圣之心，爱人惜法如此，则高祖之执中，兴於神龟，明明慈信，昭布於无穷，孰不幸甚！”正光後，国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徵之，百姓怨苦。

孝文太和元年，诏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有牛者加勤於常岁，无牛者倍佣於馀年。一夫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馀力，地有遗利。”

时李安世上疏曰：“臣闻量人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人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窃见州县之人，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地，漂居异乡，事涉数代。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凉，桑榆改植。事己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各均量，审其经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人获资生之利，豪右靡馀地之盈，无私之泽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於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後虚诈之人，绝於觊觎；守分之士，免於凌夺。”帝深纳之，均田之制始於此矣。九年，下诏均给天下人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不栽树者，谓之露田）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还受之盈缩。人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人倍田分，於分虽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馀，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理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不禁。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诸桑田皆为代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诸有举户老小残疾无受田者，年十一己上及疾者各受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制者虽免课亦授妇田。诸还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诸土广人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人种莳，後有来居者，依法封授。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唯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诸人有新居者，三口给地一亩以为居室，奴婢五口给一亩。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课种菜五分亩之一。诸一人之分，正从正，倍从倍，不得隔越他畔。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若同时俱受，先贫後富。再倍之田，放此为法。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给其所亲；未给之，亦借其所亲。诸宰人之官，各随所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按：夹氵祭郑氏言：“井田废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纳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晋武帝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则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书其还受之法，无由考其详耳。或谓井田之废己久，骤行均田，夺有馀以子不足，必致烦扰，以兴怨ゥ，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观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户世业，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树，则似所种者皆荒闲无主之田。必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则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又令有盈者无受不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是令其从便买卖，以合均给之数，则又非强夺之以为公田，而授无田之人，与王莽所行异矣，此所以稍久而无弊欤！”

孝明孝昌二年冬，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

献文帝即位，因人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

静帝天平初，诸州调绢不依旧式。兴和三年，各班海内悉以四十尺为度，天下利焉。元象、兴和之中，频岁大穰，斛至九钱，法网宽弛，百姓多离旧居，阙於徭赋矣。

齐神武秉政，乃命孙腾、高崇之分责无籍之户，得六十馀万，於是侨居者各勒还本。是後租调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寻而景乱梁，乃命行台辛术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县，羁縻轻税而已。

北齐给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转授，成丁而授，老而退，不听卖易。

文宣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於幽州宽乡以处之。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

文宣以修创台殿，所役甚广，并兼户口，益多隐漏。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有妻者输一床，无者输半床）。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不许。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

河清三年，诏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布田亩。蚕桑之月，妇女十五以上，皆营蚕桑。孟冬，刺史听审教之优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无牛，或有牛无人力者，须令相便，皆得纳种，使地无遗利，人无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京城四面，诸方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户执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虎贲，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虎贲以上，各有差。执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田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

时定令：率人一床调绢一疋，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丈，垦租一斗，义米五升。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租入台者，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人欲输钱者，准上绢收钱。武平之後，权幸赐予无限，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创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口七以上宅四亩，口五以上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

周制：司赋掌赋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与轻疾者皆赋之。有室者岁不过绢一疋，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徵焉。若艰凶札，则不徵其赋。

隋文帝令自诸王以下至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後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田宅，率三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详见《职田门》）。

开皇九年，任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开皇中，户总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按定垦之数，每户合垦田二顷馀也）。开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至大业中，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按其时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则每户合得垦田五顷馀，恐本史之非实）。

水心叶氏曰：“齐自河清始有受田之制，其君骄粗甚矣，然尚如此；周亦有司均掌田里之政，以其时田皆在官故也。今田不在官久矣，往事无复论，然遂以为皆不当在官，必以其民自买者为正，虽官偶有者亦效民卖之，此又偏也。”

淳熙，有卖官田之令，故水心云然。

隋文帝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纟，麻土调以布。绢纟以疋，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开皇三年，减十二番每岁为三十日役，减调绢一疋为二丈。

初，苏威父绰在西魏世，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正如张弓，非平世也。後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已任。至是，威为纳言，奏减赋役，务从轻典。帝悉从之。

开皇九年，帝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馀诸州，并免当年租赋。

十年五月，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通鉴》作免役收庸）。

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其後将事辽碣，增置军府，扫地为兵，租赋之入益减，征伐巡幸，无时休息，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唐武德二年制，每丁租二石，绢二疋，绵三两，自兹之外不得横有调敛。

武德六年，令天下户量其赀产，定为三等。至九年，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馀见《乡役门》）

七年，始定均田赋税。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田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馀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榆、桑、枣及所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凡田，乡有馀以给比乡，县有馀以给比县，州有馀以给比州。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绫纟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输绫绢纟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租、调皆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免课役及课户见《复除门》）。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人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凡水旱虫蝗为灾十分损四分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

右此租、庸、调徵科之数，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会要》所载。《陆宣公奏议》及《资治通鉴》所言，皆同《新唐书 食货志》，以为每丁输粟二斛，稻三斛，调则岁输绢二疋，绫纟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疑太重，今不取。

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其卖者不得更请。凡卖买皆须经官，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诸工商，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因王事落外蕃不还，有亲属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还日仍给。身死王事者，子孙虽未成丁，勿追身分田。战伤废疾不追减，终身。诸田不得贴赁及质，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官人守业田、赐田欲卖及贴赁者，不在禁限。诸给口分田，务从便近，不得隔越。若州县改易，及他境犬牙相接者，听依旧受。其城居之人，本县无田，听隔县受。

《通典》曰：“虽有此制，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并兼之弊有逾汉成哀之。”

致堂胡氏曰：“古者制民之产，是度其丁户之众寡而授之田也。无世而无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系上之人肯给与不肯给耳。苟有制民常产抑富恤贫之意，则必括民之无田者而给之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渐也。若无此意，则以民之犯法而没田为公家之利，与百姓为市而贸之，甚则以为价不售而复夺之，又甚则强其亲属邻里高价而买之，而民之贫、之富、之利、之病皆不概於心，惟鬻田得直、重敛得税斯已矣。自後魏、齐、周以来，莫如唐之租庸调法最善，然不能百年，为苟简者所变，可胜惜哉！食禄之家毋得与民争利，此以廉耻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时，用人称其官，则久而不徙，或终其身及其子孙，禄有常赐，故仕则不稼，有马乘则不察鸡豚，家伐冰则不畜牛羊，当是时而与民争利，斯可责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无常，朝飨大仓，暮而家食。苟非固穷之君子甘於菽水，彼仰有事，俯有育，若不经营生理，又何以能存？卢怀慎为丞相，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办丧事，况其馀哉！以理论之，凡士而既仕者，即当视其品而给之田；进而任使，则有禄以酬其品；置而不用，则有田以资其生。惟大谴大呵，不在原宥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则不得与民争利之法可行，而廉耻之风益劝矣。”

水心叶氏曰：“自古天下之田无不在官，民未尝得私有之。但强者力多，能兼并众人之利以为富，弱者无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至转徙流荡。故先王之政，设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贫富强弱无以相过，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无甚贫甚富之民。至成周时，其法极备，虽《周礼 地官》所载，其不能无牵合抵捂处，要其大略亦可见。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为井，井为疆界，岁岁用人力修治之，沟洫畎浍皆有定数。疆界既定，人无缘得占田。其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无强民贪并之害。後来井田不修，堤防浸失，毁坏绝灭。至商鞅用秦，已不复有井田之旧，於是开阡陌（《汉志》曰：“东西曰阡、南北曰陌”）。阡陌既开，天下之田简直易见，看耕得多少，惟恐人无力以耕之。故秦汉之际有豪强兼并之患，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虽然如此，犹不明说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贫者插手不得，不得不去而为游手，转而为末业。终汉之世，以文景之恭俭爱民，武帝之修立法度，宣帝之励精为治，不知其本不如此，但能下劝农之诏，轻减田租，以来天下之民。如董仲舒、师丹虽建议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又与三代不合。当时但问垦田几亩，全不知是谁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兴，亦只是问天下度田多少，当时以度田不实，长吏坐死者无数。至於汉亡，三国并立，民既死於兵革之馀，未至繁息，天下皆为旷土，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乱。虽当时天下之田既不在官，然亦终不在民。以为在官，则官无人收管；以为在民，则又无簿籍契券，但随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於北齐、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尝无法度，但末年推行不到头，其法度亦是空立。唐兴，只因元魏、北齐制度而损益之，其度田之法，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一夫受田一顷。周制乃是百步为亩，唐是二倍有馀，此一项制度与成周不合。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世业。是一家之田，口分须据下来人数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亩，唐制若子弟多，则占田愈多，此又一项与成周不合。所谓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之田减宽乡之半，其他有厚薄，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亦与周制不同。先王建国，只是有分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无分民，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盖治之有伦，则地虽不足，民有馀（孟子所谓“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於王之野”者是也），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怀柔，民不心悦而至，则地虽多，而民反少（孟子载梁惠王所谓“寡人之民不加多”者是也）。唐既止用守令为治，则分田之时不当先论宽乡狭乡，当以土论，不当以人论。今宽乡自得多，狭乡自得少，自狭乡徙宽乡者又得并卖口分、永业而去。成周之制，虽是授田与民，其水旱之不时，凶荒之不常，上又振贷救恤，使之可以相补助，而不至匮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无补助之法，纵立义仓振给之名，而既令自卖其田，便自无恤民之实矣。周之制最不容民迁徙，惟有罪则徙之（《记 王制》：“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不变，移之郊；不变，移之遂；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唐容他自迁徙，并得自卖所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己自不可久，又许之自卖，民始有契约文书，而得以私自卖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虽为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坏矣。後世但知贞观之法，执之以为据，故公田始变为私田，而田终不可改。盖缘他立卖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坏，至於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没入官者，则封固之，时或召卖，不容民自籍。所谓私田，官执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坏，乃是唐世使民得自卖其田始。前世虽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虽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实。其後兵革既起，征敛烦重，遂杂取於民。远近异法，内外异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卖之，天下纷纷，遂相兼并，故不得不变而为两税，要知其弊实出於此。”

水心言唐方使民得立券自卖其田，而田遂为私田，此说恐亦未深考。如萧何买民田自污；贡禹有田一百五十亩，被召之日，卖其百亩以供车马。则自汉以来，民得以自买卖田土矣。盖自秦开阡陌之後，田即为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贵者可得之。富者有赀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属役於富贵者也。王翦为大将，请美田宅甚众，又请善田者五人。可以见其时田虽在民，官未尝有授田之法，而权贵之人亦可以势取之，所谓善田则属役者也。苏秦曰：“使我洛阳有田二顷，安能复佩六国相印？”盖秦既不能躬耕，又无赀可以买田，又无权势可以得田，宜其贫困无赖也。

●卷三 田赋考三

○历代田赋之制

元宗开元八年，颁庸调法於天下。

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以摄御史分行括实。阳翟尉皇甫憬上书，言其不可。帝方任融，乃贬憬为盈川尉。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馀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

沙随程氏曰：“按唐令文，授田每年十月一日，里正预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授之人，对共给授。谓如里正管百丁，田万亩。立法之意，欲百家仰事俯育，不致困乏耳。因制租、调以禄君子，而养民之意为多。律文脱户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违限者有禁，官司应授田而不授、应课农桑而不课者有禁，但使後世谨守高祖、太宗之法，其为治岂易量哉！中法度废弛，凡史臣所记时弊，皆州县不举行法度耳。时天下有户八百万，而浮客乃至八十万，此融之论所以立也。使融检括剩田以授客户，责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赋，虽古之贤臣何以加诸？虽有不善，其振业小民，审修旧法，所得多矣。故杜佑作《理道要诀》，称融之功。当是时，姚崇、宋、张九龄辈皆在，岂雷同默默者邪！故唐人後亦思之。然陆贽称租调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之授田，决不可令输两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於其也。’史臣曰：‘州县希融旨，空张其数，务多其获。’盖与陆贽之说背驰，岂史臣未稽其实邪？”

开元十六年，诏每三岁以九等定籍。

先是，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纟、由、绫、绢供春采。因诏江南以布代租，凡庸、调、租、资课皆任土所宜。以江淮转输有河洛之艰，而关中蚕桑少，菽麦常贱，乃命庸、调、资课皆以米，凶年乐输布绢者从之。河南、北不通运州，租皆以绢，代关中调、课，诏度支减转运。

天宝五载，诏贫不能自济者，每乡免三十丁租、庸。

天宝中，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

按：十四年有户八百九十万馀，计定垦之数，每户合得一顷六十馀亩。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垦田田数，都得百十馀万亩。

代宗宝应元年，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徵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为群盗，县不能制（盗袁晁起浙东，攻陷诸郡，众近二十万，经二年，李光弼讨平之。）

广德元年，诏一户三丁者免一丁，庸、税、地税依旧。凡亩税二升，男子二十五为成丁，五十五为老，以优民。

大历元年，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以国用急，不及秋，苗方青则徵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亩二十，通名青苗钱。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上等亩税一斗，下等六升，荒田亩税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三升，荒田如故，青苗钱亩加一倍，而地头钱不在焉。

大历四年，敕：“天下及王公以下，今後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上下户三千，中上户二千五百，中中户二千，中下户千五百，下上户一千，下中户七百，下下户五百文。其见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税，九品准下下户税，馀品并准此依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其内外官，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其试及同正员文武官，不在税限。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徵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亦在所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税，馀准九等户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

按：以钱输税而不以帛，以资力定税而不问身丁，人皆以为行两税以後之弊，今观此，则由来久矣。

德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置两税使以总之。凡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於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遣黜陟使按诸道丁产等级，免鳏寡独不济者，敢加敛以枉法论。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按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天下之民，不土断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虚实。岁敛钱二千五十馀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馀万缗、米千六百馀万斛以供京师。天下便之。

租庸调法以人丁为本，开元後久不为版籍，法度废弊。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又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元宗事夷狄，戍者多死，边将讳不以闻，故贯籍不除。天宝中，王钅共为户口使，务聚敛，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隐课不出，乃按旧籍，除当免者，积三十年责其租庸，人苦无告，法遂大弊。至德後，天下兵起，人口凋耗，版图空虚，赋敛之司莫相统摄，纪纲大坏，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蚕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於上，而赋增於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请为两税法，以一其制。议者以为租、庸、调，高祖、太宗之法，不可轻改，而帝方任炎，乃行之。自是吏奸无所容，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矣。

沙随程氏曰：“开元中，豪弱相并，宇文融修旧法，收羡田以招徕浮户，而分业之。今炎创以新意，而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姑定额取税而已，始与孟子之论悖。而史臣诋融而称炎，可谓浅近矣。赞称融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夫隐户而不出，剩田而不取，则高祖、太宗之法废矣，流亡浮寄者，何以振业之乎？使贤者当炎之地，宜用融之善，以修旧法，以革时弊；去融之不善，务为简易，责成守令，而不收籍外之税，俾高祖、太宗之法弊而复新。户口既增，租调自广，此陆贽之论谆复而发者，如斯而已也。且天宝盛时，户八百馀万，兵乱之後，至是三百馀万，既曰土著者百无四五，是主户十五馀万，浮客二百八十馀万也，宜无是理。既不复授田，虽以见居为簿，何益乎？”

按：宇文融、杨炎皆以革弊自任，融则守高祖、太宗之法，炎则变高祖、太宗之法。然融守法而人病之，则以其逼胁州县，妄增逃羡以为功也。炎变法而人安之，则以其随顺人情，姑视贫富以制赋也。融当承平之时，簿书尚可稽考，乃不能为熟议缓行之规；炎当离乱之後，版籍既已隳废，故不容不为权时施宜之举。今必优融而劣炎，则为不当於事情矣。

建中三年，诏增天下税钱，每缗二百。朱滔、王武俊、田悦合纵而叛，国用不给。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增其本道税钱，因诏天下皆增之。

贞元八年，剑南节度使韦皋又增税十二，以增给官吏。

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

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疋为钱三千二百，其後一疋为钱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折本价为虚估给之，而缪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历之数再倍。又疠疫水旱，户口减耗，刺史析户，张虚数以宽责。逃死阙税，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户版不缉，无浮游之禁。州县行小惠以倾诱邻境，新收者优假之，唯安居不迁之民赋役日重。

帝以问宰相陆贽，贽上疏请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国家赋役之法，曰租、曰调、曰庸。其取法远，其敛财均，其域人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法制均一，虽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天宝之季，海内波荡，版图隳於避地，赋法坏於奉军。赋役旧法，行之百年，人以为便。兵兴，供亿不常，诛求隳制，此时弊，非法弊也。时有弊而未理，法无弊而已更。两税新制，竭耗编，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损上益下，啬用节财，而摘郡邑，验簿书，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定法，此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也。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不知有藏於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者；有场圃仓，直轻而众以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寡而日收其赢者；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利寡者。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者困敛求。此诱之为奸，驱之避役也。今徭赋轻重相百，而以旧为准，重处流亡益多，轻处归附益众。有流亡则摊出，已重者愈重；有归附则散出，已轻者愈轻。人婴其弊。愿诏有司与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罢之，广费者节之。军兴加税。诸道权宜所增，皆可停。税物估贾，宜视月平，至京与色样符者，不得虚称折估。有滥恶，罪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两税判官一人与度支参计户数，量土地沃瘠、物产多少为二等，州等下者配钱少，高者配钱多，不变法而逋逃渐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赋以布、麻、缯、纩、百，勉人功也。又惧物失贵贱之平，交易难准，乃定货泉以节轻重。盖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今两税效算缗之末法，估资产为差，以钱定税，折供杂物，岁目颇殊。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常。初定两税，万钱为绢三疋，价贵而数不多，及给军装，计数不计价，此税少国用不充也。近者万钱为绢六疋，价贱而数加，计口蚕织不殊，而所输倍，此供税多而人力不给也。宜令有司复初定两税之岁绢、布疋估为布帛之数，复庸、调旧制，随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贱，所出不加；物甚贵，所入不减。且经费所资，在钱者独月俸、资课，以钱数多少给布，广铸而禁用铜器，则钱不乏。有籴盐以入直，榷酒以纳资，何虑无所给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垦辟，三曰税钱长数，四曰率办先期。夫贵户口增加，诡情以诱奸浮，苛法以析亲族，所诱者将议薄征则遽散，所析者不胜重税则又亡，有州县破伤之病。贵田野垦辟，然农夫不增而垦田欲广，诱以垦殖荒田，限年免租，新亩虽辟，旧芜矣，及至免租年满，复为莱，有稼穑不增之病。贵税钱长数，重困疲羸，捶骨沥髓，苟媚聚敛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贵率办先期，作威残人，丝不容织，粟不暇舂，贫者奔逃，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不切事情之过。验之以实，则租赋所加，固有受其损者，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减居人。增处邀赏而税数加，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国家设考课之法，非欲崇聚敛也。宜命有司详考课绩，州税有定，徭役有等，覆实然後报户部。若人益阜实，税额有馀，据户均减十三为上课，减二次之，减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税见户者，殿亦如之。民纳税以去岁输数为常，罢据额所率者。增辟勿益租，废耕不降数。定户之际，视杂产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则不宜复入两税。如此，不督课而人人乐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资而害所养，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给然後敛馀财。今督敢促迫，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有者急卖而耗半直，无者求假费倍。定两税之初，期约未详，属征役多故，率先限以收。宜定税期，随风俗时候，务於纾人。”其五曰：“顷师旅亟兴，官司所储，唯给军食，凶荒不暇振救。人小乏则取息利，大乏则鬻田庐。敛获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或缢死道途。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税茶钱积户部者，宜计诸道户口均之。麦熟则平粜，亦以义仓为名，主以巡院。时稔伤农，则优价广籴，贵而止；小敛则借贷。循环敛散，使聚幸灾者无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亩地号一夫，盖一夫授田不得过百亩，欲使人不废业，田无旷耕。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宜为定条限，裁租价，损有馀，优不足，此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贽言虽切，以谗逐，事无施行者。

河南尹齐抗复论其弊，以为：“陛下行两税，课纳有时，贪暴无所容奸，二十年，府库充刃。但定税之初，钱轻货重，故陛下以钱为税。今钱重货轻，若更有税名，以就其轻，其利有六：吏绝其奸，一也；人用不扰，二也；静而获利，三也；用不乏钱，四也；不劳而易知，五也；农桑自劝，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税反配钱，至输时复取布帛，更为三估计折，州县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无估可折。盖以钱为税，则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觉，今两税出於农人，农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又有鼓铸以助国计，何必取於农人哉！”疏入，亦不报。

东莱吕氏曰赋：“役之制自《禹贡》始，可见《禹贡》既定九州之田赋，以九州之土地，为九州之土贡。说者以谓有九州之土贡，然後以田赋之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考之於经，盖自有证。何者？甸服百里赋纳总，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馀四服米不运之京师，必以所当输者土贡於天子。以此知当时贡、赋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内，全不叙土贡，正缘已输粟米。以此相参考，亦自有证。盖当时寓兵於农，所谓贡赋，不过郊庙宾客之奉，都无养兵之费，故取之於畿甸而足。自大略而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三代之赋略相当，《周官》所载，九畿之贡而已。九州之贡所谓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输王府，或以二之一输王府，或以四之一输王府。所谓土贡未必能当贡赋之半，留之於诸侯之国，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经常之法。所谓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说者以为二千五百人为师，亦是一时权时之役。所谓经常之役，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豳诗所谓‘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皆是经常之役法如此。用兵军役寓之井赋乘马之法，无事则为农，有事则征役。至汉有所谓材官，践更、过更、卒更三等之制，当时有干戈之征。及至魏晋，有户调之名，凡有户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赋。後魏亦谓之户调，在後魏以一夫一妇出帛一疋，在北齐则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则一床，未娶者则半床。当时有户调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自汉至南北朝，其赋役之法如此。至唐高祖立租庸调之法，承袭三代、汉、魏、南北之制，虽或重或轻，要之规摹尚不失旧。德宗时，杨炎为相，以户籍隐漏，徵求烦多，变而为两税之法。两税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然而两税在德宗一时之虽号为整办，然取大历中科徭最多以为数，虽曰自所税之外并不取之於民，其後如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杨炎所以为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虽商鞅乱之於战国，而租税犹有历代之典制，惟两税之法立，古制然後扫地。要得复古，田制不定，纵得薄敛如汉文帝之复田租，荀悦论豪民收民之资，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无田之民。田制不定，虽欲复古，其道无由。兵制不复古，民既出税赋，又出养兵之费，上之人虽欲权减，兵又不可不养。兵制不定，此意亦无由而成。要之寓兵於农，赋役方始定。”

按：自秦废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计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税人，征赋二十倍於古。汉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税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税一，皆是度田而税之。然汉时亦有税人之法。按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注：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七岁至十五出口赋，人钱二十，此每岁所出也。然至文帝时，即令丁男三岁而一事，赋四十，则是算赋减其三之二，且三岁方徵一次，则成丁者一岁所赋不过十三钱有奇，其赋甚轻。至昭、宣帝以後，又时有减免。盖汉时官未尝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强田连阡陌，而贫弱无置锥之地，故田税随占田多寡为之厚薄，而人税则无分贫富。然所税每岁不过十三钱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绍，乃令田每亩输粟四升，又每户输绢二疋、绵二斤，则户口之赋始重矣。晋武帝又增而为绢三疋、绵三斤，其赋益重。然晋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则出此户赋者亦皆有田之人，非凿空而税之，宜其重於汉也。自是相承，户税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齐、周、隋、唐因之。赋税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简略，不能详知，然大概计亩而税之令少，计户而税之令多。然其时户户授田，则虽不必履亩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矣。至唐始分为租、庸、调，田则出粟稻为租，身与户则出绢布绫锦诸物为庸、调。然口分、世业，每人为田一顷，则亦不殊元魏以来之法，而所谓租、庸、调者，皆此受田一顷之人所出也。中叶以後，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卖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乱，丁口流离转徙，版籍徒有空文，岂堪按以为额？盖当大乱之後，人口死徙虚耗，岂复承平之旧？其不可转移失陷者，独田亩耳。然则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以定两税之法，虽非经国之远图，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输其所有，乃计绫帛而输钱。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遂至输一者过二，重为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为，非法之不善也。陆宣公与齐抗所言固为切当，然必欲复租、庸、调之法，必先复口分、世业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贫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则两税乃不可易之法矣。又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缪？今两税之法，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尤为的当。宣公所谓：“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不迁者困敛求，乃诱之为奸，殴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过，非法之弊。盖力田务本与商量逐末，皆足以致富。虽曰逐末者易於脱免，务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犹富人也，不犹愈於庸调之法不变，不问贫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盖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视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户口之赋。盖虽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於杨炎而少之乎？

又按：古今户口之数，三代以前姑勿论。史所载西汉极盛之数，为孝平元始二年，人户千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东汉极盛之时，为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此《通典》所载之数，据《东汉书 郡国志》，计户一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则多《通典》五百八十三万有奇，是又盛於前汉矣。）三国鼎峙之时，合其户数不能满百二十万，昔人以为才及盛汉时南阳、汝南两郡之数。盖战争分裂，户口虚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然晋太康时，九州攸同，不可谓非承平时矣，而为户只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运祚短促者，固难稽据，姑指其极盛者计之，则宋文帝元嘉以後，户九十万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迁洛之後，只五百馀万，则混南北言之，才六百万。隋混一之後，至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有奇；唐天宝之初，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两汉，而户口极盛之时，才及其三之二，何也？盖两汉时，户赋轻，故当时郡国所上户口版籍，其数必实；自魏晋以来，户口之赋顿重，则版籍容有隐漏不实，固其势也。南北分裂之时，版籍尤为不明，或称侨寄，或冒勋阀，或以三五十户为一户苟避科役，是以户数弥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齿宜日富，休养生息莫如开皇、贞观之，考之详莫如天宝，而户数终不能大盛。且天宝十四载所上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而不课户至有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夫不课者鳏寡、废疾、奴婢及品官有荫者皆是也，然天下户口，岂容鳏寡、废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说矣。然则以户口定赋，非特不能均贫富，而以长奸伪矣。又按汉元始时，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三十六顷，计每户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隋开皇时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计每户合得田二顷有馀。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户日削於旧，何也？盖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是以乱离之後容有荒芜，而顷亩犹在。可损可益者户也，是以虚耗之馀，并缘为弊，而版籍难凭。杜氏《通典》以为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於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其说是矣，然不知庸、调之征愈增，则户口之数愈减，乃魏晋以来之通病，不特唐为然也。汉之时，户口之赋本轻，至孝宣时又行蠲减，且令流徒者复其赋，故胶东相王成遂伪上流民自占者八万馀口以徼显赏。若如魏、晋以後之户赋，则一郡岂敢伪占八万口，以贻无穷之逋负乎？陆宣公又言：“先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无求於力分之外，无贷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饰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此虽名言，然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均是人也，而才艺有智愚之不同；均营生也，而时运有屯亨之或异。盖有起穷约而能自致千金，其馀力且足以及他人者；亦有蒙故业而不能保一簪，一身犹以为累者，虽圣人不能比而同之也。然则以田定赋，以家之厚薄为科敛之轻重，虽非盛世事，而救时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

贞元三年，时岁事丰稔，上因畋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时丰，何故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於税，诏书优恤，徒空文耳。”宪宗末年，度支、盐铁与诸道贡献尤甚，有助军及平贼贺礼、上尊号贺物。穆宗即位，一切罢之，两税外加率一钱以枉法赃论。然务姑息，赏赐诸军不可胜纪，用不能节。

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穆宗时四十年。当时为绢二疋半者为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帝亦以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弊。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户部尚书杨於陵言：“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粟，则人宽於所求，然後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惟盐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

时货轻钱重，与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於人。裴为相，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就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所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方许徵於支郡、其诸州送使额变为上供，故疲人稍息肩。

会昌元年，敕：“今後州县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额为定，不得随年检责。数外加有荒闲陂泽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垦辟耕种，州县不得辄问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税限，五年之外依例纳税。於一乡之中，先填贫户欠阙，如无欠阙，则均减众户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额，不得随田加率。仍委本道观察使每年收成之时，具管内垦田顷亩及合徵科斗数，分析闻奏。数外有剩纳人户斛斗，刺史以下重加惩贬。”

大中二年，制：“诸州府县等纳税，合先差优长户车牛，近者多是权要富豪悉请留县输纳，致使贫单之人须雇脚搬载。今後其留县并须先饶贫下不支济户，如有违越，官吏重加科殿。”

四年，制：“百姓两税之外，不许分外更有差率，委御史台纠察。其所徵两税疋段等物，并留州、留使钱物，纳疋段虚实估价及见钱，从前皆有定制。如闻近日或有於虚估疋段数内实徵，估物及其分数，亦不尽依敕条、宜委长吏切守，如有违越必议科惩。又青苗两税本系田土，地既属人，税合随去。从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後州县觉察，如有此比，须议痛惩，地勒还主，不理价直。”

按：两税不徵粟帛而徵钱，吏得为奸以病民。穆宗时尝复旧制徵粟帛矣，今复有此令，岂又尝变易邪？计货徵钱，必有估直，而估乃有虚实之异。舞文如此，今禁其於定制外多科，固不若仍复粟帛之徵，则自不能多求於定数之外也。

昭宗末，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与其弟荆南留後匡明委输不绝（详见《国用门》）。

光启三年，张全义为河南尹。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己。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馀人，乃於麾下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将”，人给一旗一榜，於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流民渐归。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来者绥抚之，除杀人者死，馀但加杖，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众。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於农隙选壮者教之战阵，以御寇盗。关市之赋，迨於无籍。刑宽事简，远近趋之如市。五年之後，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其胜兵大县至七千人，小县不减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义明察，人不能欺，为政宽简，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采衣物。民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或诉以乏人牛，则召邻里责之曰：“彼诚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比户有积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按：唐末盗贼之乱，振古所未有，洛阳四战之地，受祸尤酷。全义本出郡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画，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於民者所不如也。贤哉！

後唐庄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诸场务课利欠负者。而租庸使孔谦悉违诏督理，更制括田竿尺，尽率州使公廨钱。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税日少。

容斋洪氏《随笔》曰：“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巢大乱之馀，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战，民则乐输，二纪之，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於河上，河南之民虽困於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邱园可恋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以兵革，因以饥馑，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

吴徐知诰为淮南帅，以宋齐邱为谋主。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民甚病之。齐邱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请蠲人口钱，自馀税悉收帛纟由绢，疋直千钱者，税三十。知诰从之，由是旷土尽辟，国以富强。

容斋洪氏《随笔》曰：“自用兵以来，民以见钱纽纳税直，既为不堪，然於其中所谓和买折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偶阅大中祥符太常博士许载著《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年中，差官兴贩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并计丁口课调，亦科钱。宋齐邱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纟由、绢、绵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始安，而必率以见钱，折以金银，此非民耕凿可得也。必兴贩以求之，是为教民弃本逐末耳。’是时绢每疋市价五百文，纟由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齐邱请绢每疋抬为一贯七百，纟由为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丁口课调，亦请蠲除。朝议喧然沮之，谓亏损官钱，万数不少。齐邱致书於徐知诰曰：‘明公总百官，理大国，督民见钱与金银，求国富庶，所谓拥救火，挠水求清，欲火灭水清可得乎？’知诰得书，曰：‘此劝农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自吴变唐，自唐归宋，民到於今受其赐，齐邱之事美矣。徐知诰亟听而行之，可谓贤辅相，而《九国志 齐邱传》中略不书，《资治通鉴》亦佚此事。今之君子为国，唯知浚民以益利，岂不有於偏闰之臣乎！”

同光三年，敕：“魏府小べ豆税，每亩减收三升。城内店宅园圃，比来无税，顷因伪命，遂有配征。後来以所徵物色，添助军装衣赐，将令通济，宜示矜蠲。令据紧慢去处。於见输税丝上，每两作三等，酌量纳钱，贵与充本回图，收市军装衣赐，其丝永与除放。”

吏部尚书李琪上疏曰：“臣闻古人有言：者人之司命，地者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则国力备，定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为国之急务也。轩黄以前，不可详记，自尧堙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辩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税，其时户口一千三百馀万，定恳田约九百二十万顷，为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亩，种公田一亩，水旱同之，亦什一之义也。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约百里之国，提封万井，出车千乘，戎马四千匹，畿内兵车万乘，马四万匹。以田法论之，亦什一之制也。故当成康之时，比尧舜之朝，户口更增二十馀万，非他术也，盖三代之前皆量入以为出，计农以立军，虽逢水旱之灾，而有凶荒之备。降及秦、汉，重税工商，急关市之征，倍舟车之算，人口既以减耗，古制犹复兼行，按此时户口尚有一千二百馀万，恳土亦一千八百万馀顷。至乎三国并兴，两晋之後，则农夫少於军众，战马多於耕牛，供军须夺於农粮，秣马必侵於牛草，於是天下户口，祗有二百四十馀万。洎隋文之代，与汉比崇，及炀帝之年，又三分去一。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丰，延访群臣，各陈所见，惟魏徵独劝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轻徭薄赋，不夺农时，进贤良，悦忠直，天下粟斗直两钱。自贞观至於开元，将及九百万户，五千三百万口，垦田一千四百万顷，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瘼者，必重敛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能为军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劝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鉴。如以六军方阙，未可轻徭，两税之馀，犹须重敛，则但不以折纳为事，一切以本色输官，又不以细配为名，止以正税加纳，则天下幸甚！”敕：“本朝徵科唯有两税，至於折纳，比不施为。宜依李琪所论，应逐税合纳钱物斛斗及盐钱等，宜令租庸司指挥，并准元徵本色输纳，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即须具事由闻奏。”

按：同光三年，是为庄宗既灭梁、蜀之後，骄侈自恣，赏赉无节，仓廪空虚，军民咨怨，孔谦复行克剥之政，民力重困，而国用不支，将以危亡之时也。然则琪言虽美，诏敕虽再，祗虚文耳。以此疏叙述历代劝农宽征生聚之事，辞简而义备，故录之。

明年，以军食不足，敕河南尹预借夏秋税，民不聊生。

明宗天成元年，赦节文：“应纳夏秋税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祗纳正税数，不量省耗。”

二年，敕：“率土黎，并输王税，逐年生计，祗在春时。深虞所在之方，无知之辈不自增修产业，辄便搅扰乡邻，既挠公门，须严定制。自今後凡关论认桑土，二月一日後，州县不得受状。十月务开，方许论对，准格据理断割。”

三年，敕：“应三京、邺都诸道州府县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亩纳麴钱五文足陌。”

长兴二年，人户每田亩纳农器钱一文五分。

四年五月五日，户部奏：“三京、邺都、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税租兼盐麴折徵，诸般钱等起徵，条流如後：

四十七处节候常早，大小麦、<麦广>麦、豌豆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纳足。正税、疋帛钱、鞋、地头、榷麴、蚕盐及诸色折科，六月五日起徵，至八月二十日纳足。河南府、华州、耀、陕、绛、郑、孟、怀、陈、齐、棣、延、兖、沂、徐、宿、汝、申、安、滑、濮、澶、襄、均、房、雍、许、邢、、磁、唐、隋、郢、蔡、同、郓、魏、汴、颍、复、、宋、亳、蒲等州。

二十三处节候差晚，随本处与立两等期限。

一十六处校晚，大小麦、<麦广>麦、豌豆六月一日起徵，至八月十五日纳足。正税、疋帛钱，鞋、地头、榷麴、蚕盐及诸色折科，六月十日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纳足。幽、定、镇、沧、晋、隰、慈、密、青、邓、淄、莱、、宁、庆、衍。

七处节候尤晚，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纳足。正税、疋帛钱、鞋、榷麴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徵，至九月纳足。并、潞、泽、应、威塞军、大同军、振武军。

其月，敕：“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户自供通手状，具顷亩多少，五家为保，委无隐漏，攒连状送本州具帐送省，州县不得差人检括，如人隐欺，许令陈告，其田并令倍徵。”

长兴二年六月，敕：“委诸道观察使，属县於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追顷亩。自肯者即据状徵收，有词者即排段检括。自今年起为定额。有经灾及逐年逋处，不在此限。”

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诸道上供税物，充兵士衣赐不足，其天下所纳斛斗及钱，除支赡外，请依时估折纳绫罗绢帛。”从之。

长兴元年，敕：“天下州府受纳旱草，每束约一文足，一百束纳枸子四茎，充积年供使，枣针一茎充享场院。其草并柴蒿，一束纳钱一文。其细绢纟布绫罗，每疋纳钱十二文足。丝绵纟由线麻皮等，每一十两纳耗半两。鞋每量纳钱一文足。见钱每贯纳七文足。省库收纳上件钱物，元条流：见钱每贯纳二文足，丝绵纳子每一百两纳耗一两，其诸色疋段并无加耗。”二年，敕：“今後诸州府所纳旱草，每二十束别纳加耗一束，充场司耗折。”

潞王清泰元年，刘句命判官钩考穷积年逋欠之数，奸吏利其徵责丐取，故存之。句具奏其状，且请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无可偿者悉蠲之。韩昭允极言其便，乃诏：“长兴以前户部及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万，虚烦簿籍，咸蠲免勿徵。”贫民大悦，而三司悉怨之。

致堂胡氏曰：“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长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为生财之术，无穷之源，则於胥吏何责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税者，不得过四分，每有水旱，许诉灾伤，或下赦令尽蠲之。’而有司徵督如故。农氓不谕，乃有‘黄纸放、白纸催’之谣，盖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则赦令行一时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永久之制，恐失财赋。阴行虐政，阳行惠泽，岂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释除逋负，非独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与而严於取也。此百姓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万缗，潞王能蠲三百万石，岂非衰乱之时盛德之事哉？”

●卷四 田赋考四

○历代田赋之制

晋天福四年，敕：“应诸道节度使、刺史，不得擅加赋役及於县邑别立监徵。所纳田租，委人户自量自概。”

吴越王钱弘佐年十四即位，问仓吏：“今畜积几何？”对曰：“十年。”王曰：“然则军食足矣，可以宽吾民。”乃令复其境内税三年。

致堂胡氏曰：“钱氏当五代时，不废中国贡献，又有四邻之交，史氏乃谓：‘自武穆王Α常理重敛以事奢侈，下至鱼鸡卵っ，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簿立於庭，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至百馀，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安得仓廪有十年之积，而又复境内三年之税，则其养民亦厚矣。故以史所载，则钱氏宜先亡，而享国最久，何也？是故司马氏记弘佐复税之事，而《五代史》不载；欧阳公记钱氏重敛之虐，而《通鉴》不取，其虚实有证矣。”

吴徐知诰用歙人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赋，每正苗一斛，别输三斗，官授盐二斤，谓之“盐米”。入仓则有“{废}米”。

吴氏《能改斋谩录》曰：“今所在输秋苗，一斛之外，则别纳‘盐米’三斗，亦始於《五代史》南唐耳。《江南野史》：李先主世括定田产，自正斛上别输三斗，於官廪受盐二斤，谓之‘盐米’，百姓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盐货遂艰，官无可支，至今输之，犹有定制，此事与太宗朝和买绢无异。”余考《东齐记事》载夏秋沿纳之物，如盐钞之类，名件颇碎，庆历中有司建议并合归一名，以省帙钞。程文简公为三司使，独以为仍旧为便，若没其旧名，异日不知，或再敷盐麴，则致重复。此亦善虑者也。

宋咸淳六年，江东饶州乐平县士民白子陈：“恭惟公朝勤恤民隐，比年以来，宽恩屡下，有如郊则预放明年之租，秋苗则痛除斛面之取，快活条贯，诚前所无，惠至渥也。今有五代以来所未蠲之苛政，四海之内所未有之暴赋，而独於小邑不得免焉。倘不引首一鸣，是疲民永无苏醒之期矣。窃见五季暴政所兴，江东、西酿酒则有‘麴引钱’，食盐则输‘盐米’，供军须则有‘鞋钱’，入仓库则有‘{废}钱’。宋有天下，承平百年，除苛解饶，麴、盐、鞋、{废}之征，一切削去。独盐、{废}米一项，诸路皆无，而江东独有之；江东诸郡皆无，而饶州独有之；饶州六邑皆无，而乐平独有之。照得本州元起催苗额十有八万，此正数也。乐平正苗二万七千五百馀石，每石加‘盐米’四斗、‘{废}米’二斗八升二合，於是一石正苗，非三石不可了纳。夫所谓正苗者，隶之上供，籍之纲解，颗粒不敢言蠲减者也。加盐、{废}米者，上供纲解未尝取诸此，徒以利郡县而已。夫均为王土，而使此邑独受横敛，岂理也哉！士民怀此，欲陈久矣。徒以前此版籍不明，苗额失陷，政复哀，必遭沮格。今推排成矣，租额登矣，正赋之毫不遗者，民既不敢亏官，则加赋之苦乐不均者，官稍捐以子民，宜无不可。且此项重敛，利归州郡，害在闾阎，其於朝廷纲解，曾无损益。用敢合词控告，欲望特赐指挥，行下本州，契勘乐平每年输纳盐、{废}米一项，诣实供申，从朝廷斟酌蠲减施行。”

右盐、{废}米为南唐横赋，艺祖平南唐，首命樊知古将漕江南，访求民瘼，而樊非其人，讫不能建明蠲除。继而运使陈靖言之於祥符，提举刘谊言之於元丰，盖南唐正赋之外，所取不一，宋因之，名曰“沿纳”，盐、{废}米其一也。在後沿纳之赋多从蠲减，至中兴後，内翰洪公、敷文魏公又尝言之，则专指盐、{废}米而言。而此米独饶州有之，而饶州所徵，则乐平独重。洪、魏以乡寓公知之为详，言之亦恳切，而未有中主其事者，遂抑不复行。先公丁卯居忧，时与郡士李君士会讨究本末，戊辰入觐，继登揆席，讽李拉邑之士友请於郡，俾郡上其事，而久之未有发喙者。先公乃自草白子，作士民所陈，径自朝省下本州契勘。而郡守回申，止欲少作豁除，具文塞责。盖此米虽不系上供纲解，而州县经费所仰，故郡难其事。先公回元奏，俾从实再申。守知不可拒，乃再诣实申上，即进呈，奉旨蠲除。盖自晋天福时创例，至是凡三百一十四年而始除云（据吴虎臣《能改斋谩录》称，今所在有之。虎臣此书，作於绍兴，则知南渡後此赋之未减者，非独饶州而已。而洪、魏二公则谓独饶有此，当考）。此宋咸淳年事，《通考》所载，本不及咸淳，但欲见此项蠲除之难，故述其本末，附创法之後。

汉隐帝时，三司使王章聚敛刻急。旧制，田税每斛更输二斗，谓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输二斗，谓之“省耗”。旧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

致堂胡氏曰：“百姓输税足，雀鼠耗蠹仓廪，乃有司之责，而亦使百姓偿之，敛税重矣。然称之曰‘雀鼠耗’，尚为有名，章乃使十倍而偿。十、百、千、万，有定数矣。以八十为百，既非定数，然出入皆然，尚为均一，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税，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取其头子者。故曰作法於贪，敝将若何！章以此佐国用於一时，信号为能臣，然国所以兴而遂亡，身所以贵而遂杀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谓时之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可不戒哉！”

周广顺二年，敕：“约每岁民所收牛皮，三分减二，计田十顷，税取一皮，馀听民自用及买卖，惟禁卖於邻国。”先是，兵兴以来，禁民私卖牛皮，悉令输国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偿以盐。晋天福中，并盐不给。汉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日用，实不可无，帝素知其，至是，李建议均於田亩，公私便之。

显德二年，敕：“应自前及今後有逃户庄田，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租税。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业者，其桑土不以荒熟，并庄园交还一半；五周年後归业者，三分交还一分；其承佃户自出力盖造到屋舍，及栽种树木园圃，并不在交还之限。如五周年後归业者，庄田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如有荒废桑土，承佃户自来无力佃莳，仰交割与归业户佃莳。其近北诸州陷番人户来归业者：五周年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此外不在交还之限。应有冒佃逃户物业不纳租税者，其本户归业之时，不计年限，并许总认。”

洪氏《容斋随笔》曰：“国朝当五季衰乱之後，随宜损益，然一时设施，固亦有可采取。”今观周世宗显德二年射佃逃田诏敕，其旨明白，人人可晓，非若今之令式文书盈几阁，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舍去物业三五十年，妄人诈称逃户子孙，以钱买吏，而夺见佃者，为可叹也。

三年，宣三司指挥诸道州府，今後夏税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税至十月一日起徵，永为定例。又敕：“旧制，织造纟、纟由、绢、布、绫、罗、锦、绮、纱、等，幅阔二尺。起来年後，并须及二尺五分，不得夹带粉药。宜令诸道州府，来年所纳官绢，每匹须及十二两；其纟、纟由只要夹密停匀，不定斤两；其纳官纟由、绢，依旧长四十二尺。”

洪氏《容斋随笔》曰：“今之税绢，尺度长短阔狭、斤两轻重，颇本於此。”

显德四年，敕节文：“诸道州府所管属县，每年夏税徵科了毕，多是追县典上州会末文钞，因兹科配敛掠。宜令今後科徵了足日，仰本州但取仓场库务纳欠文钞，如无异同，不在更追官典。诸道州官管内县镇，每有追催公事，自前多差衙前、使院职员及散从、步奏官。今後如是常程追催公事，令府望知後承受递送，不得更差专人，若要切公事及军期，不在此限。”

按：五季离乱之时，世主所尚者，用兵争强而已。其唐明宗、周世宗粗为有志於爱民重农者。有如农务未开而受理词讼，徵科既足而追会科敛，皆官吏奸贪之情，为闾里隐微之害。而天成、显德之诏敕，丁宁禁切之，於倥偬日不暇给之时，而能及此，可谓仁矣。

显德五年，赐诸道均田诏，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渐宁，言念地征，罕臻艺极，须议并行均定，所冀求轻重。卿受任方隅，深穷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乡闾致之源，明示条章，用分寄任。伫聆集事，允属惟公。”乃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使诸州检定民租。

先时，上因览元稹《长庆集》，见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令制素成图，直考其事，以便观览，遍赐诸道，议均定民租。至是，乃诏行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遣使度民田。周末，遣使度田不实，至是，上精择其人，仍加戒饬。未几，馆陶令坐括田不实，杖流海岛，人始知畏。

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由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莱。上悯之，乃诏禁止，许民辟土，州县无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

止斋陈氏曰：“按孔氏《阙里志》云：先是，历代以圣人之後，不预庸调，至周显德中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又按：太平兴国中，遣左补阙王永、太仆寺丞高象先均福建田税，岁蠲伪闽钱五千三百二十一贯、米七万一千四百馀石。用知周朝均田，孔氏抑为编户，本朝至蠲伪闽之敛以数千万计，以其政之宽猛，足以卜其受命之长短矣。”

又命课民种树，每县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令、佐春秋巡视。宣州言州境无隙地种莳，虑不应诏旨。乃令诸州随风土广狭，不宜课艺者，不须责课。太平兴国二年，又禁伐桑枣为薪。

遣使监输民租，惩五代藩镇重敛之。阎式等坐监输增羡贬杖，常盈仓吏以多入民租弃市。

建隆四年，诏令逐县每年造形势门内户夏、秋税数文帐，内顽滑逋欠者，须於限内前半月了足（系见任文武职官及州县势要人户。雍熙四年，又诏形势户纳租於三限前半月足。）

诏诸州勿得追县吏会末（即周显德四年所禁）。

令诸州受民租籍，不得称分、毫、合、勺、铢、、丝、忽，钱必成文，绢帛成尺，粟成升，丝绵成两，薪蒿成束，金银成钱。

诏曰：“自顷兵荒，人民流徙，州县未尝检覆，亲邻代输其租。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户籍顷亩以闻，即检视之。”

乾德四年，诏曰：“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倘规致於羡馀，必深务於掊克。知光化军张全操上言，三司令诸处仓场主吏，有羡馀粟及万石，刍五万束以上者，上其名，请行赏典。此苟非倍纳民租，私减军食，何以致之？宜追寝其事，勿颁行，除官所定正耗外，严加止绝。”

大中祥符八年，复诏禁诸仓羡馀。

开宝三年，诏诸州府两税所科物，非土地所宜者，不得抑配。

六年，诏诸仓场受纳所收头子钱，一半纳官，一半公用，令监司与知州、通判同支使。头子钱纳官始於此。

止斋陈氏曰：“是岁，令川陕人户，两税以上输纳钱帛，每贯收七文，每匹收十文，丝绵一两、茶一斤、秆草一束各一文。头子钱数始略见於此。”

谨按：咸平三年十月，三司权判孙冕等奏：“天下诸夏秋税斛斗收仓耗例，并夏秋税斛斗、匹帛诸般物色等收头子钱，遍令检寻，不见元定宣敕。”又按：後唐天成二年，户部奏：“苗子一布袋，令纳钱八文，三文仓司吃食补衬。”长兴元年，见钱每贯七文，秆草每束一文盘缠，其所收与开宝数同，则头子旧有之，至此稍条约之耳。康定元年三月，三司子，除利、益、梓、夔四路外，馀路自今头子钱并令纳官。头子钱尽纳官始於此。熙宁二年十月，提举河北常平广惠仓皮公弼请今来给纳，欲每贯、石收五文足。诸路依此。则给纳并收头子钱始於此。政和四年四月，湖南转运司奏，应给应系省钱物，许每贯、石、匹、两各收头子钱五文，乞专充补助。直达纲之费增收钱始於此。自增收之请，起宣和六年闰三月，发运判官卢宗原欲於淮、浙、江、湖、广、福九路应出纳钱物，每一月交收头子钱一文，充籴本。靖康元年罢。绍兴五年四月，总制司状：“赋入之利，莫大於杂税、茶盐出纳之，若每贯增头子钱五文，有益於国计。”专切措置财用所看详：“系省钱物，依节次指挥，每贯共收二十三文省，一十文作经制起发。今相度将杂税出纳每贯收见钱上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县旧得一十三文省，经制一十文省，馀入总制窠名。”十年七月，应官司收支钱物，量添头子钱每贯一十文足。至绍兴十年，诸司钱物不复分别，并每贯收四十三文矣。乾道元年十月，复添收一十文足，至今为定制。

八年，诏今後民输税纟由不满半匹，绢不满匹者，许计丈尺纳价钱，得以三户五户聚合成匹送纳烦扰。

三月，诏曰：“中国每租二十石输牛革一，准千钱。西川尚存伪制，牛驴死者，革尽输官，宜蠲去之，每民租二百石输牛革一，准钱千五百。”

太平兴国二年，江南西路转运使上言：“诸州蚕桑素少，而金价颇低，今折税，绢估小而伤民，金估高而伤官。金上等旧估两十千，今请估八千；绢上等旧估匹一千，今请估一千三百，馀以次增损。”从之。

景德五年，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税请以金折纳。上曰：“若是，则尽废耕农矣。”不许。

端拱元年，诏纳二税於各路元限外，可并加一月限（元限见後唐天成四年）。或值闰月，其田蚕亦有早晚，令有司临时奏裁。纳租，官吏以限外欠数差定其罚。

淳化元年，诏江南、两浙承伪制重赋流亡田废者，宜令诸州籍顷亩之数，均其赋，减十分之三，以为定制。召游民劝其耕种，给复五年，州县厚慰抚之。

淳化四年，诏曰：“户口之数，悉载於版图；军国所资，咸出於租调。近年赋税减耗。簿书纠纷，州县之吏非其人，土地之宜不尽出，小民因以多辟，下吏缘而为奸，乃有匿比舍而称逃亡，挟他名而冒耕垦，征役不均於苦乐，收敛未於轻重。宜示询求，以究情伪。今诸路知州、通判，限诏到具如何均平赋税，招辑流亡，惠恤鳏穷，窒塞奸幸，及民未便等事，限一月附疾置以闻。”

先时，知封邱县窦比上言：“畿甸民苦税重，兄弟既壮乃析居，其田亩聚税於一家即弃去。县案所弃地除其租，已而匿他舍及冒名佃作。愿一切勘责。”上颇闻其，乃赏擢比，俾案察京畿诸县田租。比专务苛刻，以求课最，民实逃亡者，亦搜索於邻里亲戚家，益造新籍，甚为烦扰，凡数月，罢之。

五年，宋、亳诸州牛多死，官借钱令市牛。有太子中允武允成献踏犁，不用牛，以人力运之。诏依其制造成以给，民甚赖之。

五月，诏曰：“作坊工官造弓弩用牛筋，岁取於民，吏督甚急，或杀耕牛供官，非务农重之意。自今後官造弓弩，其纵理用牛筋，他悉以马筋代之。”

至道元年，除兖州岁课民输黄{艹剖}、荆子、茭芟十六万四千八百围，因令诸道转运使，检案部内无名配率如此类者以闻，当悉蠲之。

六月，诏曰：“近岁以来，天灾相继，民多转徙，田卒莱，招诱虽勤，逋逃未复，宜申劝课之旨，更示蠲复之恩。应州县旷土，并许民请佃为永业，仍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二分之一。州县官吏劝民垦田之数，悉书於印纸，以俟旌赏。”

开封府言：“京畿十四县，自今年二月以前，民逃者一万二百八十五户。访闻多有坐家申逃，及买逃户桑土，不尽输税，以本户挟佃诡名，妄破官租，及侵耕冒佃，近居遥佃，妄称逃户，并以己租妄保於逃籍者。”诏殿中丞王用和等十四人分行检视，限一月，许其首露，不复收所隐之税。诏下，归业者甚众。

二年，以陈靖为劝农使。

靖时为直史馆，上言曰：“谨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浙右、陇蜀、河东等处，地里远，虽加劝督，未能遽获其利。古者强弱枝之法，必先富实於内。今京畿周环三二十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一二，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耕农而事游惰。逃亡既众，则赋税岁减而国用不充，敛收科率，无所不行矣。游惰既众，则地利岁削而民食不足，寇盗杀伤，无所不至矣。臣望择大臣一人有深识远略者，兼领大司农事，典领於中，又於郎官中选才智通明，能抚字役众者为副，执事於外，皆自京东、京西择其膏腴未耕之处，申以劝课。臣又尝奉使四方，深见民田之利害，莱极目，膏腴坐废，亦加询问，颇得其由，皆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租调，宽以岁时，然乡县之，扰之尤甚。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幕入差徭之籍，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於损益。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避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Т，则乡里检其资财，至於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乡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归耕。如授臣斯任，则望备以闲旷之田，广募游惰之辈，诱之耕垦，未计赋税，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耕桑之外，更课令益种杂木、蔬果，孳畜羊犬、鸡豚。给授桑土，潜拟井田，营造室居，使立保伍，逮於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馈之资，咸俾经营，并令条制。俟至三五年，生计成立，恋家怀土，即计户定征，量田输税，以司农新附之名籍，合计府旧收之簿书，斯实敦本化人之宏量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缗钱，或以市糇粮，或以营耕具。凡此给受，委於司农，比及秋成，乃令偿直，依时价折估，纳之於仓，以成数开白户部。”上览之喜，谓宰相曰：“靖此奏甚有理，可举而行之，正朕之本意。”因召对奖谕，令条对以闻。靖又言：“逃民复业及浮客请佃者，委农官勘验，以给授田土收附版籍，州县未得议其差役。其乏粮种、耕牛者，令司农以官钱给借。其田验肥瘠为三品；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并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二。其室庐、蔬韭及桑枣、榆柳种艺之地，每户及十丁者给百五十亩，七丁者百亩，五丁七十亩，三丁五十亩，二丁三十亩。除桑功五年後计其租，馀悉蠲。令常参官於幕职州县中各举所知一人堪任司农丞者，分授诸州通判，即领农田之务。又虑司农官属分下诸州，或张皇纷扰，其事难成，望许臣领三五官吏於近甸宽乡设法招携，俟规画既定，四方游民必尽麇至，乃可推而行之。”吕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旧法，又大费资用，望以其状付有司详议。”乃诏盐铁使陈恕等共议，请如靖之奏。乃诏以靖为劝农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亮上言功难成，愿罢其事。上志在勉农，犹诏靖经度。未几，三司以为费官钱多，万一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寝。

按靖所言，与元魏孝文时李安世之策略同，皆是官取荒闲无主之田以授民。但安世则仿井田，立还授之法，而此则有授无还，又欲官给牛、种等物贷之，而五年後，方收其租，责其偿，此所以费多而难行。然前乎此，有至道元年之诏；後乎此，咸平二年之诏。至道之诏，劝诱之词意恳切；咸平之诏，关防之规画详明。虽不必如靖所言张官置吏，计口给田，多费官钱，而自足以收劝农之效矣。

真宗咸平二年，诏曰：“前许民户请佃荒田，未定赋税，如闻抛弃本业，一向请射荒田。宜令两京诸路晓示，应从来无田税者，方许请射系官荒土及远年落业荒田，候及五年，官中依前敕，於十分内定税二分为永额。如见在庄田土窄，愿於侧近请射，及旧有庄产，後来逃移，已被别人请佃，碍敕无路归业者，亦许请射，州县别置籍钞上，逐季闻奏。其官中放收要用田土，及系帐逃户庄园、有主荒田，不得误有给付。如抛本业，抱税东西，改易姓名，妄求请射者，即押归本贯勘断。请田户吏长常切安抚，不得搅扰。”

咸平六年，广西转运使冯琏上言：“廉、横、宾、白州民田虽耕垦，未尝输送，已命官检括，令尽出常租。”上曰：“遐方之人，宜省徭赋。”亟命停罢。

大中祥符元年，诏：“版籍之广，赋调方兴，尚虑有司有循旧式，资一时之经费，俾邻郡以均输。况稼穑之屡登，宜庶民之从便，宜蠲力役，用示朝恩。应诸路今年夏税赋，止於本州军输纳。”又诏：“河北罢兵，其诸州赋税，止於本处送纳。”

诏：“夏税，诸州军所纳大小麦，纳外残欠，许以秋色斛斗折纳。”

四年，诏诸州所须繁碎物折便以正税折斛者皆罢。大中祥符五年，上以江、淮、两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令转运司揭榜示民。其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

六年，知滨州吕夷简请免税河北农器，诸路农器悉免输算。

天禧四年，诏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为劝农使，使臣为副使，取民籍视其差等，不如式者惩革之。劝恤农民，以时耕垦，招集逃散，检括陷税，凡农田事悉领焉。自景德中置劝农之名，然无职局，至是，始置局案，铸印给之。

开宝末，天下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

至道二年，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

天禧五年，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

大凡租税有、帛、金铁、物产四类。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祭，六曰菽，七曰杂子（粟之品七：曰粟、小粟、梁、硷、┒粟、秫米、黄米。稻之品四：粳米、糯米、水、旱稻。麦之品七：曰小麦、大麦、青稞麦、<麦广>麦、青麦、白麦、荞麦。黍之品三：曰黍、蜀黍、稻黍。祭之品三：曰祭、秫祭、{麻黍}祭。菽之品十六：曰豌豆、大豆、小豆、绿豆、红豆、白豆、青豆、褐豆、赤豆、黄豆、胡豆、落豆、元豆、荜豆、巢豆、杂豆。杂子之品九：曰脂麻┒子、稗子、黄麻子、苏子、苜蓿子、莱子、荏子、草子）。布帛丝绵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纱，五曰纟，六曰纟由，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钅，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六畜之品三：曰马、羊、猪。齿、革、翎毛之品七：曰象牙，麂皮，鹿皮，牛皮，狨、鹅翎、杂翎。竹之品四：曰{冉}竹、箭竹、箬叶、芦{废}。木之品三：曰桑、橘、楮皮。麻之品五：曰青麻、白麻、黄麻、冬、苎麻。草之品五：曰紫苏、茭、紫草、红花、杂草。刍之品四：曰草、稻草、穰、茭草。油之品三：曰大油、桐油、鱼油。纸之品五：曰大灰纸、三钞纸、刍纸、小纸、皮纸。薪之品三：曰木柴、蒿柴、草柴。杂物之品十：曰白胶、香桐子、麻鞋、版瓦、堵笪、器、苕帚、麻翦、蓝淀、草荐）。至道末，岁收三千一百七十万七千馀石，钱四百六十五万六千馀贯，绢一百六十二万五千馀匹，纟、纟由二十七万三千馀匹，布二十八万二千馀匹，丝线一百四十一万馀两，绵五百一十七万馀两，茶四十九万馀斤，刍茭三千馀万围，蒿二百六十八万馀围，薪二十八万馀束，炭五十三万馀秤，鹅翎、杂翎六十二万馀茎，箭八十九万馀只，黄铁三十万馀斤，此皆逾十万之数者，他物不复纪。天禧末所收：增一百七万五千馀石，钱增二百七十万八千馀贯，绢减一万馀匹，纟、纟由减九万二千馀匹，丝线减五十万五千馀两，布增五万六千馀匹，绵减一百一十七万五千馀两，茶增一百一十七万八千馀斤，刍茭减一千一百万五十馀围，蒿减一百万馀围，炭减五十万四千馀秤，鹅翎、杂翎增一十二万九千馀茎，箭增四十七万馀只，黄铁增五万馀斤。又鞋八十一万六千馀量，麻皮三十九万七千馀斤，盐五十七万七千馀石，纸十二万三千馀幅，芦{废}二十六万馀张。大率名物约此，其折变及移输比壤者，视当时所须焉。

岁时其类有五：曰公田之赋，官庄、屯田、营田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食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者是也；曰丁口之赋，计丁率米是也。其输有常处，而以有馀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须，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其输之迟速，视收成早暮而宽为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者，所以纾民力也。自祖宗承五代之乱，王师所至，首务去民疾苦，无名苛细之敛，革几尽，尺缣斗粟，无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阁，殆无虚岁，倚阁者，後或岁凶，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畎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伪冒者，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古为薄。丁谓尝曰“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盖谓此也。

乾兴元年十一月（时仁宗已即位，未改元），诏限田：公卿以下过三十顷，衙前将吏应复役者过十五顷，止於一州之内。而任事者以为不便，寻废（详见《差役门》）。又禁近臣置别业京师，又禁寺观得市田。

天圣初，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三年而後收赋，减旧额之半。後又诏流民能自复者，赋亦如之。既而又与流民期，百司复业，蠲赋役五年，减旧赋十之八，期尽不至，听他人得耕。

时天下生齿日蕃，田野多辟，独京西唐、邓尚多旷土，唐州闲田尤多，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请徙户实之，或议以卒屯田，或请废为县。嘉中，赵尚宽守唐州，劝课劳来，岁馀，流民自归及自他所至者二千馀户，引水溉田或数万顷。诏增秩赐钱，留再任。

宝元中，诏诸州旬上雨雪，著为令。

皇中，作宝岐殿於苑中，每岁诏辅臣观刈麦，罕复出郊矣。

皇中，垦田二百二十八万馀顷。

治平中，四百四十馀万顷。

皇、治平，三司皆有《会计录》，其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垦田之数增倍。以治平数视天禧则犹不及，而叙《治平录》者，以为此特计其赋租以知顷亩之数，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馀万顷矣。盖祖宗重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姑著其可见者如此。治平中，废田见於籍者，犹四十八万馀顷。景时，谏官王素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均定。而欧阳修亦言：“秘书丞孙琳尝往州肥乡县，与大理寺丞郭谘以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愿召二人者。”三司亦以为然，且请於亳、寿、蔡、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谘蔡州。谘首括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馀顷，均其赋於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朝廷亦重劳人，遂罢。

自郭谘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馀顷，而岁入九乃减七十一万八千馀石，盖田赋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岁增赋帛之类，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沧州民以为不便，诏如旧。嘉时，复诏均定，命三司使包拯与吕居简、吴中复总之，继以命张、吕公弼，乃遣官分行诸路，而秘书丞高本在遣中，独以为不可均。已而复罢，才均数郡田而已。

天圣时，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税，谓之‘罚税’，他州无此比，请除之。”诏可。自是州县有言税之无名若苛细者，所蠲甚众。

自唐以来，民计日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所谓“杂变之赋”也，亦谓之“沿纳”而名品烦细，其类不一。官司岁附帐籍，并缘侵扰，民以为患。明道中，因诏三司，“沿纳”物以类并合。於是三司请悉除诸名品，并为一物，夏秋岁入，第分粗细二色，百姓便之。

凡岁赋，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藁秸、薪蒸以围计，他物各以其数计。皇中比景德之数，增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赦令蠲除，以便百姓，若逃移、户绝不追者景德中总六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皇中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每岁以灾害蠲减者，又不在此，盖不可悉数云。

神宗熙宁元年，京西转运使谢景温言：“在法，请田户五年内，凡科役皆免。今汝州四县，如有客户不过一二年，便为旧户纠决，与之同役，以此即又逃窜，田土多荒，乞仍旧法五年内无差科。”从之。

初，赵尚宽、高赋为唐州守，流民自占者众，凡百亩起税四亩而已。税轻而民乐输，境内无旷土。至是，转运司以土辟税百亩增至二十亩。御史翟恩言，恐再致转徙，宜戒饬使者，量加以宽民。诏从之。

唐、邓、襄、汝州，自治平以後，开垦岁增，然未定税额。元丰中，乃以所垦新田差为五等输。元元年罢之，大观三年复元丰法，俄又罢之。

二年，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事。应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旱、堤堰、沟洫之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

六年，司农寺请立劝民种桑法，天下民种桑柘，得增赋。先时，河东等户以桑之多寡为高下，故植桑者少，蚕织益微。至和中，诏罢之。时又立法劝民栽桑，有不趋令，则仿屋粟、里布为之罚，民以为病。既而诏罢之。

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八月，诏司农以《方田均税条约并式》颁之天下。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辩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旧尝取蹙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之。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沟、坟墓，皆不立税。凡田方之角，立土为，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生、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济州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六年，诏土色分五等，疑未尽，下郡县物其土宜，多为等以期均当，勿拘以五。七年，诏从邓润甫之请，京东十七州选官四员，各主其方，分行郡县，各以三年为任。又诏每方差大甲头二人、小甲头三人，同集方户，令各认步亩，方田官验地色，各勒甲头、方户同定。诏灾伤路分权罢。司农寺言：“乞下诸路及开封府界，除秋田灾伤三分以上县权罢外，馀候农隙。”河北西路提举司言，乞通一县灾伤不及一分勿罢。

元丰元年，诏：“京东东路民诉方田未实，其先择词讼最多一县，据各等第，酌中立税，候事毕无讼，即案以次县施行。”

五年，开封府言：“方田法，取税之最不均县先行，即一州而及五县，岁不过两县。今府界十九县，准此行之，十年乃定。请岁方五县。”从之。其後必岁稔农隙乃行，而县多山林者或行或否。

七年，京东东路提举常平等事燕若古言：“沂、登、密、青州田讼最多，乞择三五县先方田。”诏候丰岁推行。

八年，帝知官吏奉行多致骚扰，诏罢方田。天下之田已方而见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顷云。

五年，都水使者范子渊奏：“自大明抵乾宁，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顷，乞募人耕植。”从之。先是，中书言：“黄河北流，今已淤断，恩、冀下流，退皆田土，顷亩必多。深虑权豪横占，及旧地主未归，乞诏河北转运司，候朝廷专差朝臣同司职官同立标识，方许受状，定租给授。”

天下总四京一十八路，田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内民田四百五十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顷六十一亩，官田六万三千三百九十三顷。

右此元丰天下垦田之数，比治平时所增者二十馀万顷。按：前代混一之时，汉元始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馀顷，隋开皇时垦田一千九百四十万四千馀顷，唐天宝时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八千馀顷，其数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倍，或四倍有馀。虽曰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蓟，西不得灵、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之在版图，亦半为边障屯戍之地，垦田未必多，未应倍蓰於中州之地。然则其故何也？按：《治平会计录》谓田数特计其赋租以知其顷亩，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馀万顷。盖祖宗重扰民，未尝穷按，故莫得其实。又按：《食货志》言天下荒田未垦者多，京襄唐、邓尤甚，至治平、熙宁，相继开垦，然凡百亩之田，起税止四亩，欲增至二十亩，则言者以为民苦赋重，再至转徙，遂不增。以是观之，则田之无赋税者，又不止於十之七而已。盖田数之在官者，虽劣於前代，而遗利之在民多矣，此仁厚之泽所以度汉唐欤！

二税：熙宁十年见催额五千二百一万一千二十九贯、石、匹、斤、两、领、团、条、角、竿。

夏税一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五贯、匹等：　内银三万一千九百四十两钱 三百八十五万二千八百一十七贯　斛斗三百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五石　匹帛二百五十四万一千三百匹　丝绵五百八十四万四千八百六十一两　杂色（茶盐　蜜　麴　麸　面　椒　黄蜡　黄蘖　甘草　油子　菜子　蓝　纸　苎麻　木　柴　茆铁　地灰　红花　麻皮　鞋　板　瓦）百二十五万五千九百九十二斤、两、石、角、筒、秤、张、塌、条、檐、团、束、量、口。

秋税三千五百四万八千三百三十四贯、匹等：　内银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七两　钱一百七十三万三千二贯　斛斗一千四百四十五万一千四百七十二石　匹帛一十三万一千二十三匹 绵五千四百九十五两　草一千六百七十五万四千八百四十四束　杂色（茶　盐　酥　蜜　青盐　麴　油　椒　漆　蜡　枣　苎麻　柿子　木板　瓦　麻皮　柴　炭　蒿　茅　茭　草　蒲席　铁　翎毛　竹　木　芦{废}　鞋）一百九十四万四千三百一斤、两、石、口、根、束、领、茎、条、竿、只、檐、量。

开封府界田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一顷六十七亩，官田五百一十六顷六十四亩，见催额四百五万五千八十七贯、石、匹、两、束、量（夏税九十九万八千九百二十四贯、石、匹、两、束、量。秋税三百五万六千一百六十三贯、石、束、斤、量、两）。

京东路田二十五万八千二百八十四顷六十亩，官田八千九百九顷一亩，见催额三百万九百一贯、匹、两、石、束、量（夏税一百五十五万五千八百八十贯、匹、两、石。秋税一百四十四万五千二十一贯、石、束、量）。

京西路田二十万五千六百二十六顷三十八亩，官田七千二百八顷八十八亩，见催额四百六万三千八百七十贯、石、匹、两、量、角、束（夏税一百四十四万九百三十二贯、石、匹、两、量、角、个。秋税二百六十二万二千九百三十八贯、石、匹、束、量、两、个）。

河北路田二十六万九千五百六十顷八亩，官田九千五百六顷四十八亩，见催额九百一十五万二千贯、石、匹、两、量、斤、束、端（夏税一百三十九万三千九百八十三贯、石、匹、两、量、斤。秋税七百七十五万八千一百七贯、匹、石、斤、束）。

陕府西路田四十四万五千二百九十八顷三十八亩，官田一千八百五顷二十二亩，见催额五百八十万五千一百一十四贯、石、匹、端、两、斗、量、口、斤、根、束（夏税一百一十一万一百五贯、石、匹、端、两、斗、量、口、斤。秋税四百六十九万五千九贯、石、匹、端、量、束、斤、口、根）。

河东路田十万二千二百六十七顷三十亩，官田九千四百三十九顷三十亩，见催额二百三十七万二千一百八十七贯、石、匹、量、两、斤、束（夏税四十万三千三百九十五贯、匹、石、两、量。秋税一百九十六万八千七百九十二贯、石、匹、量、两、斤、束）。

淮南路田九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四顷二十亩，官田四千八百八十七顷一十三亩，见催额四百二十二万三千七百八十四贯、石、匹、两、斤、秤、角、量、领（束夏税二百五十五万八千二百四十九贯、石、匹、两、斤、秤、角、量。秋税一百六十六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贯、石、匹、束、领、量）。

两浙路田三十六万二千四百七十七顷五十六亩，官田九百六十四顷四十二亩，见催额四百七十九万九千一百二十二贯、石、匹、两、领（夏税二百七十九万七百六十七贯、石、匹、两、斤。秋税二百万八千三百五十五贯、石、匹、领）。

江南东路田四十二万一千六百四顷四十七亩，官田七千八百四十四顷三十一亩，见催额三百九十六万三千一百六十九贯、石、匹、两、斤、束、领（夏税二百万四千九百四十七贯、石、匹、两、斤。秋税一百九十五万八千二百二十二贯、石、束、匹、领、斤）。

江南西路田四十五万四百六十六顷八十九亩，官田一千七百六十四顷五十七亩，见催额二百二十二万六百二十五贯、匹、石、两、斤、领（夏税七十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八贯、匹、石、两、斤。秋税一百四十七万一千九百三十七贯、石、斤、领）。

荆湖南路田三十二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九十六亩，官田七千七百七十二顷五十九亩，见催额一百八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二贯、石、匹、串、斤、束、茎、两（夏税四十四万八千三百六十四贯、石、匹、两、串、斤。秋税一百三十六万八千二百四十八贯、石、匹、斤、束、茎）。

荆湖北路田二十五万八千九百八十一顷二十九亩，官田九百三顷七十八亩，见催额一百七十五万六千七十八贯、石、匹、两、张、量、塌、条、束、斤、领、竿、只（夏税五十一万五千二百七贯、石、匹、两、张、量、塌、条。秋税一百三十六万八千二百四十八贯、石、匹、斤、束、茎）。

福建路田一十一万九百一十四顷五十三亩，官田五顷三十七亩，见催额一百一万六百五十贯、石、匹、斤（夏税一十八万六千二百九十二贯、石、匹、斤。秋税八十四万四千三百五十八贯、石）。

成都路田二十一万六千六十二顷五十八亩，官田六十五顷一十九亩，见催额九十二万六千七百三十二贯、石、匹、两、张、斤、担（夏税七万五千八百贯、石、匹、两、张、斤。秋税八十五万九百三十二贯、石、匹、束、斤、担）。

梓州路田为山崖，难计顷亩，见催额八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七贯、石、匹、两、斤、担、束、量（夏税二十三万八千九百八十三贯、石、匹、两、斤、担。秋税五十九万三千二百四贯、石、匹、束、量、斤、担）。

利州路田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一顷五亩，官田一千九十九顷八十四亩，见催额六十六万五千三百六贯、石、匹、两、斤、束、等（夏税一十八万六千七百二十四贯、石、匹、两、斤。秋税四十七万八千五百八十二贯、石、匹、束、斤、）。

夔州路田二千二百四十四顷九十七亩，官田二百二十三亩，见催额一十四万一千一百八十二贯、石、匹、两、团、斤、角、束（夏税七万四千二百九贯、石、匹、两、团、斤、角。秋税六万六千八百七十三贯、石、匹、束）。

广南东路田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五顷一十八亩，官田二百七十顷七十二亩，见催额七十六万五千七百一十五贯、匹、斤、石（夏税一十三万五千七百六十四贯、匹、斤。秋税六十二万九千九百五十一贯、石）。

广南西路田一百二十四顷五十二亩，官田四百二十七顷二十八亩，见催额四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八贯、石、斤、束、领（夏税九万五千三百四十二贯、石、斤。秋税三十四万三千二百七十六贯、石、束、领、斤）。

右以上系元丰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毕仲衍投进《中书备对》内所述天下四京一十八路垦田并夏、秋二税见催额数目，《国朝会要》及《四朝食货志》并不曾登载如此详密，故录於此。

●卷五 田赋考五

○历代田赋之制

哲宗元初，御史论陕西转运使吕太中假支移之名，实令农户计输脚钱十八，百姓苦之。乃下提刑司体量，均其轻重之等：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二等者支移三百里。第三等、第四等二百里，第五等一百里。不愿支移而愿输道里脚钱者，亦酌度分为三，各从其便焉。

六年，用有司议，河东助军粮草，支移无得输三百里，灾伤五分以上，免其折变。

绍圣元年，臣僚言：“元敕，典卖田宅，遍问四邻，乃於贫而急售者有害。乞用熙宁、元丰法，不问邻以便之。应问邻者，止问本宗有服亲，及墓田相去百户内与所断田宅接者，仍限日以节其迟。”宋初，亦有问亲邻之法。

徽宗崇宁三年，宰臣蔡京等请复行方田，从之。推行自京西、河北两路始。

四年，尚书省言：“诸妄说方田条法，扇惑愚民，致贱价卖断田业，或毁伐桑柘者，杖以晓众。”从之。监察御史宋圣宠言：“元丰方田之法，废且二十年，猾吏毁去案籍，豪民毁坏界，乞按视补葺。”诏行下。

七月，诏：“方田路分，令提举司视税最不均县，每州岁方一县或两县，遇灾伤权罢。”

知开封府太康县李百宗上言：“州县官吏有苟简怀异之人，往往以本县丰熟妄为灾伤，以避推行。或有好进之徒，以人户实被灾伤妄为丰熟，务要邀求恩赏，殊不能体朝廷使民之美意。乞觉察禁治。”从之。

五年，诏：“诸路见行方田，切虑民被方不均，公吏骚扰乞取难禁，除已方外权罢。”

大观二年，诏复行方田。

四年，诏：“去岁诸路灾伤，应已经方量而高下失当，见有陈诉，未为毕事，合依，已命权罢。其赋税，依未方时旧则输纳。”又诏：“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税，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刍草之直，民户因此废业失所。监司其推原本制，悉加改正，毋失其旧。”

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极多，不下百数，及至均税，不过十等。第一等虽出十分之税，地土肥壤，尚以为轻；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卤，出税虽少，犹以为重。若不入等，而依条只收柴蒿钱，每顷不过百钱至五百，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税，其下色之地，与柴蒿之地不相远，乃一例每亩均税一分，上轻下重，故人户不无词诉。欲乞依条据土色分外，只将第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亩均数。谓如第十等地，每十亩合折第一等一亩，即第十等内上等依元数，中等以十五亩，下等以二十亩折地一亩之类是也。”诏诸路概行其法。

五月，臣僚上言：“朝廷推行方田之初，外路官吏不遵诏令，辄於旧管税额之外，增出税数，号为‘蹙剩’，其多有一邑之及数万者。欲望下逐路提举司，将应有增税县分，并依近降指挥，重行方量，依条均定税数，不得於元额外别有增损。”止令提刑司体量诣实闻奏。

大观二年，诏：“天下租赋科拨支折，当先富後贫，自近及远。乃者漕臣失职，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为令。”所谓支移，视地远近，递迁有无，以便边饷，内郡罕用焉。有移用，则任民以所费多寡自择，故或输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输脚费於所居之邑。折变之法，纳月初旬估中价折准，仍视岁丰凶定物之低昂，官吏得私其轻重。

初，京西旧不支移，崇宁中，将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也，今特免，若地里脚钱则宜输。”自是岁以为常。脚钱之费，斗为钱五十六，比元丰既当正岁之数，而反覆纽折，数倍於昔，农民至鬻牛易产犹不能继，漕司乃用是取办理之誉，言者极论其害。政和元年，遂诏支移而所输地里脚钱不及斗者，免之。寻诏五等户税不及斗者，支移皆免。

重和，言者谓：“物有丰匮，价有低昂，估丰贱之物，俾民输送，折价既贱，输官必多，则公私乏利。而州县之吏，但计一方所乏，不计物之有无，责民所无，其患无量。至於支移，徙丰就歉，理则宜然。豪民赃吏故徙歉以就丰，挟轻货以贱价输官，其利自倍。而下贫之户各免支移，估直既高，更益脚费，视富户反重，因之逋负，困於追胥。”又非法折变，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於绢；以钱较麦，麦亿於钱。展转增加，民无所诉。”前後奏请，帝必为之申禁且定法，而有司终不承恻怛之意焉。

宣和元年，臣僚言：“方田以均天下之税，神考良法，陛下推行，今十年，告成者六路，可谓缓而不迫矣。御史台受诉，乃有二百馀亩方为二十亩者，有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七十亩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租税一十三钱而增至二贯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钱则增至一贯四百五十者，虔之会昌是也。盖方量官惮於跋履，并不躬亲，而行纟拍，验定土色，一任之胥吏。望诏常平使者密行检察，若未按举，他时有诉不平，则明加贬黜改正。”诏令诸路提刑司体问。

二年，诏罢诸路方田。又诏：“自今诸司得起请方田。诸路未方田县分已方量，赋役不以有无论诉，悉如旧额输税。民因方田而逃移归业者，逋欠并放。”

高宗绍兴元年，江西、湖南宣抚大使朱胜非言：“民之病，正税外科敷烦重。税米一斛有输至五六斛，税钱一缗有输及十八缗者，和籴与正税等，而未尝支钱。他皆类此。”又言：“输苗请以限前听民从便纳早占米充支用。”从之。江东帅臣李光言：“广德县秋苗旧纳水阳镇，乡民惮远。乞每一石贴三斗七升充脚剩，就本军送纳。自是立为年额。”诏蠲其半。

六年，殿中侍御史周秘言：“昨朝廷展放淮南税限，闻州县有收撮课子之例，夏则撮麦，秋则撮。又有助军米、借牛租，名色十一，往往取至四五分。重敛如此，乃以爱惜民力欺朝廷，使百姓虚被放免之惠。盖税赋则所取少而有限，收撮则所取多而无时，今欲信朝廷宽恤之令，宽百姓输纳之力，除已立定课子合官私中分外，馀宜一切禁止。”权发遣淮南两路张成宪言：“还业之人税额未定，乞据实种顷亩权纳课子五年。”并从之。

七年，知扬州晁公武言：“朝廷以沿淮荒残，未行租税，民复业与创户者，虽阡陌相望，惧後来税重，闻之官者十才见一二。昔晚唐民务稼穑则增其租，故播种少；吴越民垦荒田而不加税，故无旷土。望诏两淮更不增赋，庶民知劝。”诏可。

二十年，用正言章夏奏，诏州县收纳二税出剩数并附赤历，无得拨归公使库。

二十三年，张守帅江西，奏请蠲积欠预和买、和籴，上欲行之，时秦桧为相，方损度为月进，且日虞四方财用之不至，怒而不行。是时，两浙州县合纳绵、纟由、税绢、茶绢、杂钱、白米六色，皆以市价折钱，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根括隐田，增添租米，加重於旧。湖南有土户钱、折纟钱、醋息钱、麴引钱，名色不一。曹泳为户部侍郎，又责荆南已蠲口赋二十馀万缗甚急。桧晚年怒不可测，而泳其亲党，凶焰炽然。盖自桧再相，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尝建言：国家经费，惟仰二税，乞蠲免，理宜禁绝。虽经界之行，或谓但求括摘漏税，亦无实惠及民，故民力重困，饥死者众，皆桧之为也。

绍兴三年，户部言：“人户抛弃田产，已诏三年外许人请射，十年内虽已请射及拨充职田者，并听理认归业，官司占田不还，许越诉。如孤幼儿女及亲属依例合得财产之人，委守令面问来历，取索契照。如无契照，句勒耆保邻佐照证得实，即时给付，或伪冒指占者论如律。如州县沮抑，及奉行不虔，隐匿晓示，委监司按治。”从之。

绍兴二年，工部侍郎李擢言：“平江府东南有逃田，湖浸相连，塍岸久废，岁失四万三千馀斛。乞招诱流民疏导耕垦，其不可即工者蠲其额。又郡民之陷虏者，弃田三万六千馀顷，皆掌以旧佃户，诸县已立定租课，许以二年归业。圭田瘠薄，民以旧籍为病，愿除其不可耕之田，损其已定过多之额。”後皆次第行之（此经界张本也）。

十二年，左司员外郎李椿年言经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税；二、推割不行；三、衙门及坊场户虚供抵当；四、乡司走弄税名；五、诡名寄产；六、兵火後税籍不信，争讼日起；七、倚阁不实；八、州县隐赋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户自陈，税籍不实；十、逃田税偏重，人无肯售。经界正则害可转为利。且言：“平江岁入，昔七十万斛有畸，今按籍虽三十万斛，然实入才二十万斛耳。询之土人，皆欺隐也。望考按实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则经界正而仁政行矣（椿年尝知宁国县，宣谕使刘大中荐其练习民事，稽考税额，各有条理。五年秋九月召对，椿年奏：“州县不治，在不得人，若於二税稍加措置，不至大陷，用度自足。”寻通判洪州，屡迁浙东提举。八年春三月，三省奏：“台州有匿名书，称椿年刻薄等事，欲率众作过。”上曰：“兵火以来，官物多失陷，既差官检察，若稍留心，便生诬毁，此必州县吏所为。万一作过，当遣兵剿杀。”後卒无事。至是，乃建此议）。”上谓宰执曰：“椿年之论，颇有条理。”秦桧曰：“其说简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缘经界不正，行之乃公私之利。”翌日甲午，以椿年为两浙运副，专委措置经界。椿年条画来上，请先往平江诸县（朱熹所谓“先自其家田上量起”者是也），俟其就绪，即往诸州，要在均平，为民除害，更不增税额。如水乡秋收後妄称废田者，许人告；陂塘塍埂之坏於水者，官借钱以修之；县令、丞之才短者听易。置图写墟亩，选官按覆，令各户各乡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赏罚，开谕禁防，靡不周尽。吏取财者论如法。

诏：“人户田产多有契书，而今来不上砧基簿者皆没官。”又诏：“州县租税簿籍，令转运司降样行下，真谨书写。如细小草书，官吏各科罪。其簿限一日改正，有欺弊者依本法。”并用椿年请也。

初，椿年置经界局於平江府，守臣周葵问之曰：“公今欲均赋邪，或遂增税也？”椿年曰：“何敢增税。”葵曰：“苟不欲增，胡为言本州七十万斛？”椿年曰：“当用图经三十万斛为准。”

仓部员外郎王循友言：“国家平昔漕江、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馀万，加以和籴，而近岁上供才二百八十馀万，两浙膏腴沃衍，无不耕之土，较之旧额亦亏五十万石。此盖税籍欺隐，豪强诡挟所致。比漕臣建议正经界，朝廷从之，望敕诸路漕臣各根检税籍。”

十四年，椿年权户部侍郎，仍旧措置经界。十二月，椿年以母忧罢，两浙运副王权户部侍郎，措置经界。

十七年，李椿年再权户部侍郎，专一措置经界。自椿年去位，有司稍罢其所施行者，及是免丧还朝，复言：“两浙经界已毕者四十县，其未行处，若止令人户结甲，虑形势之家尚有欺隐，乞依旧图画造簿，本所差官覆实。先了而民无争讼者推赏，弛慢不职者劾奏。”皆从之。椿年又言：“已打量及用砧基簿计四十县，乞结绝。其馀未打量及不曾用砧基簿，止令结甲县分，欲展期一月，许人户首实。昨已起新税，依额理纳，俟打量宽剩亩角，即行均减，更不增添税额。仍令都内人各书诣实状，遇有两争，即对换产税。”并诏可。

十九年，诏：“汀、漳、泉三州据见今耕种田亩收纳二税，未耕种者权行倚阁。”行经界法於诸路，而剧盗何白旗扰汀、漳诸郡，故有是旨。然汀在深山穷谷中，兵火之馀，旧籍无有存者，豪民漏税，常赋十失五六，郡邑无以支吾，於是计口科盐，大为民害。是年冬十一月，经界之事始毕。

初，朝廷以淮东西、京西、湖北四路被边，姑仍其旧，又漳、汀、泉三州未毕行。明年，诏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海外土产瘠薄，已免经界，其税额悉如旧。又泸南帅臣冯揖抗疏论不便，於是泸叙州、长宁军并免，渠果州、广安军既行亦复罢。自馀诸路州县皆次第有成。二十一年，前权发遣临江军王伯淮代还，言：“本州倚郭清江县修德乡有税钱四十馀贯、苗米四百馀石，人烟、田产并在筠州高安县祈丰乡。上项苗税，在经界法谓之‘佃’，在乡村谓之‘包套’。经界既定，两县随产认税，於是清江有税无田，高安有田无税，清江不免以无田之税增均於元额之田，高安即以无税之田减均於元额之税，是高安得偏轻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谨按：国朝淳化癸巳岁，诏建临江军，取筠之潇滩镇为清江县，割高安之建安、修德两乡隶之。新丰与修德接壤，故有交乡佃之弊，乞究实改正。”诏委转运卢奎措置。

◎受纳税限

建炎四年，右谏议大夫黎确言：“近岁贪吏至与专库分利，凡民户自诣输纳夏税，和买缣帛等，往往多端沮抑，不堪留滞之苦，则委之揽纳之家而去。民有倍称之出，官受滥恶之物。”诏物帛非纰疏滥恶，官吏过有抑退者，许越诉。

绍兴三年，诏：“江、浙诸州县帛及折帛钱，并以七月中旬到行在。不足者，守、贰窜黜。”用户部请也。

四年，右司谏刘大中言：“契勘租税条限，系五月半起催，八月半纳毕，灾伤放免不尽者限一月。祖宗以来，未之有改。今户部令七月终以前数足，迫促太甚。纳毕者，人户送纳到官之期也；起发数足者，诸州团并起发到行在之期也。且以道里远近酌中言之，吉州陆路到临安二十八程，水程倍之。若依此，则须五六月纳足，岂不大段迫促？今户部不过以大礼赏格未足，上动朝廷，不知本部平时所管何事！平时蠹耗，未尝讲究；平时失陷，未尝稽考；乃临时画旨促限，变乱祖宗旧制，全不恤民。夫祀所以为民祈福也，迫取物帛，反为民害，有伤和气，有累圣德。”诏展限一月。

二十五年，户部看详，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用火印下诸转运司依式制造，付州县行用输纳，庶免吏胥轻重其手，重为民病。

绍兴十年，臣僚言：“赋税之输，止凭钞旁为信，以升，帛以尺，钱自一文以往，必具四钞受纳，亲用团印：曰‘户钞’，则付人户收执；曰‘县钞’，则关县司销籍；曰‘监钞’，则纳官掌之；曰‘住钞’，则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备毁失也。今所在监、住二钞废不复用，而县司亦不即据钞销簿，方且藏匿以要赂。望申严法令，戒监司、郡守检察受纳官司，凡户、县、监、住四钞皆存留，以备互照。”从之。

三十二年，诏：“诸县人户已纳税租钞（和、预买纟由绢之类同），不即销簿者，当职官吏并科罪。人户赍出户钞，不为照使，抑令重纳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原。著为令。”

绍兴二十六年，户部言：“今年人户畸零租税，欲令依法折纳价钱，如愿与别户合钞送纳本色者听。”初，秦桧画旨，不得合零就整。至是，锺世明权侍郎，恐奉行抵捂扰民，乃奏行之。

◎预借

建炎四年，上初自海道回跸，夏五月壬寅，用江浙制置司随军转运刘议，於民预借秋科苗米。壬子，御史沈与求奏罢之。

绍兴五年，诏预借民户和买纟由绢二分，止输见缗，得抑纳金银。每千除头子钱外，縻费过十文。

十九年，诏禁止镇江府预借苗米。

◎支移折变

绍兴二年，左司谏吴表臣言：“诸州折变有至数倍者，请今後并以中价细估。”诏违法漕、宪各罚铜十斤。

三年，诏婺州额上供罗并权折价钱，以州人言每岁输纳两数太重故也。令二广人户税租合支移者，量地里远近递趱，无得过三百里。

四年，起四川布估钱。初，成都崇庆府、彭汉邓州、永康军六郡，自天圣官以三百钱市布一匹，民甚便之，後不复予钱。至是，宣抚司又令民每匹输估钱三引，岁七十万匹，估钱二百馀万引（庆元初，累减至一百三十馀万引）。

六年，右谏议大夫赵霈言：“岳州自版籍不存，不以田亩收税，惟种一石作七亩科敷，而反覆纽折，有至数十倍者。”诏本路宪臣体究改正。

十年，明堂赦：“诸路州县人户合纳田税免收头子、市利、船脚等钱。”

十一年，臣僚言：“昨诏折帛钱以十分为率，纟由折二分，绢折三分，绵折五分，所以宽民力也。今州县乃尽令折钱，抵价收买，以取出剩。民户积欠许逐年随税带纳，今州县乃一并督输。乞诏有司禁约。”

十八年，知蕲州吕延年代还，言：“五季时，江南李氏暴敛害民，江西一路税苗数外倍借三分，以应军须。本朝官司名为‘沿纳’，盖谓事非创立，特循沿李氏旧法也。积岁既久，又以此项钱米支移折变，里巷之民，怨声犹在。乞量与裁定，仍将沿纳钱米免支移折变。”

二十八年，右正言朱倬奏：“福建米斗折纳八百有畸，倍於广右；近饶州乐平县亦科四百五十，恐别郡承风，有亏仁政。欲依祖宗折科法，合纳初定实价，耗费共不得过百钱，非紧急无得折科。”从之。

孝宗淳熙三年，刘邦翰、林枢奏：“湖北州县请佃官田，未归业人户见耕田，期以一年自陈，分三限起税；不实，许人告。”

臣僚言：“湖北人户广占官田，量输官赋，似为过优，此议者所以开陈告之门，而欲从实起税也。不思朝廷往日经界，独两淮、京西、湖北仍旧，盖以四路被边，土广人稀，诱之使耕，犹惧不至，若复履亩而税，孰肯远从力耕，以供上之赋哉？今湖北惟鼎、沣地接湖南，垦田犹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莱弥望犹昔，户口稀少，且非土著，皆江南狭乡百姓，老耄携幼远来请佃，所籍田亩宽而税赋轻也。若立限陈首，诱人告讦，恐於公家无一毫之补，而良民有无穷之扰矣。且当诱以开耕，不宜恐以增税。使田畴尽辟，岁收滋广，一遇丰稔年岁，平籴以实边，则漕运所省亦博。望依绍兴十六年诏旨，以十分为率，每年增额一分，或不愿开耕，即许退佃。期限稍宽，取之有渐，远民安业，一路幸甚！”

浙西提举颜师鲁奏：“今乡民於闲旷硗确之地，积日累月，垦成田围，用力甚勤，或未能以自陈起税，为人告首，即以盗耕罪之，给半充赏，其何以劝力田者哉？”上曰：“农民开垦旷土，岂可以盗耕之法治之！可止令打量起税。”

七年夏，大旱，知南康军朱熹应诏上封事言：“今日民特以税重为害，正缘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州县无复赢馀，不免於二税之外别作名色巧取。今民贫赋重，惟有兵籍，广屯田，练民兵，乃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损省州县供军之数。使州县事力渐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流徙之患。”

隆兴元年，诏：“应人户抛下田屋，如有归者依旧主，业已请佃者即时推还，出二十年无人归认，依户绝法。”

又诏：“贫乏下户，或因赋税，或因饥馑逃亡，官司即时籍其田土，致令不复归业。今州县申严赦文五年之限，应归业者即给还。”

◎受纳税限

绍兴三十二年，诏：“州县受纳青苗，官吏并缘多收加耗，规图滥数，肆为奸欺，虚印文钞给与人户，民相传，谓之‘白钞’。方时艰虞，用度未足，欲减常赋而未能，岂忍使贪赃之徒重为民蠹！今後违犯官吏并坐重典，仍没其家（此孝宗即位初诏）。”

乾道七年修《受纳苗米纵吏乞取法》，受纳官比犯人减一等，州县长官不觉察，同罪。

淳熙四年，执政奏：“往年谏官论州县先期趣办催科之弊，而户部长、贰执奏不行，谓递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折帛钱，共六十一万贯，指拟支遣，若不预催，恐致缺课。”上曰：“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次日，奏：“户部每年八月於南库借六十万缗应副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拨还。今若移此六十万缗於四月上旬支借，则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上喜曰：“如此措置，不过移後就前，得民力少宽，於公私俱便。”乃诏诸路州县并依条限催理二税，违者劾奏。十三年，赵汝愚守成都，民当输纳，使自概量，各持羡米去，民甚便之。

淳熙十一年，诏：“受纳绵并依法：夏税重十二两，和买重十一两，得过行拣择。如有纰疏糊药合退者，勿用油墨印，违许越诉。”

◎受纳税粮

十二年，臣僚言：“州郡取民无制，其尤害民者，改钞一事也。县以新钞输之州，州改为旧钞以受之。夫一岁止有一岁之财赋，一政止有一政之财赋，顾乃今岁所输，改以补去岁之亏，甚者以补数岁之缺；後政所输，改以偿前政之欠，甚者以偿累政之欠。而广右有此弊，而江浙此弊尤甚也。伏乞禁戢州郡，今後得改钞。”诏付户部。

光宗绍熙元年，秘书监杨万里上言：“民输苗则以二斛输一斛；税绢则正绢外有和买，而官未尝给直，又以绢估直而倍折其钱。旧税亩一钱输免役一钱，今岁增其额，不知所止，既一倍其粟，数倍其帛，又数倍其钱，而又有月桩钱、板帐钱，不知几倍於祖宗之旧，又几倍於汉唐之制乎？此犹东南之赋可知者也，至於蜀赋之额外无名者，不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赋敛，当节用度，而後财可积，国可足，然後赋可减，民可富，邦可宁。不然，臣未知其所终也！”

时金主新立，万里迓使客於淮，闻其蠲民房园地基钱，罢乡村官酒坊，减盐价，又除田租一年，窃仁义以诳诱中原之民，使虚誉达於吾境，故因转对而有是奏。

臣僚言：“今州县守令皆以财赋为先，不以民事为意。上供有常额，而以出剩为能；省限有定期，而以先期为办；斛、斗、升、合所以准租，而对量加耗；尺、寸、铢、两所以均税，而展取畸零。不求羡馀之献，则为乾没之谋，民财既竭，民心亦怨，饥寒迫之，不去为盗者鲜矣！”

绍兴元年，臣僚言：“诸路逃绝田产，自经界以来，今四十年，未闻一丁一户复业。夏秋官课，州责之县，县责之保、正长，其为扰甚大。乡村父老谓当春时布种，无一亩一角不耕之地。望下诸路县道，勒令乡胥指定逃田坐落，就令见耕种人请佃输官。”从之。

知漳州朱熹奏言：“经界最为民莫大之利，绍兴已推行处，图籍尚存，田税可考，贫富得实，诉讼不繁，公私两便。独漳、泉、汀三州未行，细民业去税存，不胜其苦，而州县坐失常赋，日月削，安可底止！臣不敢先一身之劳佚，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独任其必可行也。然行之详则足为一定之法，行之略则滋他日之弊，故必推择官吏，委任责成，打量亩步，算计精确，攒造图帐，费从官给，随产均税，特许过乡通户均纽，庶几百里之内，轻重齐同。本州有产田，有官田，有职田，有学田，有常租课田，名色不一，税租轻重亦各不同。比来吏缘为奸，实佃者或申逃阁，无田者反遭寄。今欲每田一亩随九等高下定计产钱几文，而总合一州诸色税租钱米之数，以产钱为母，每一文纳米几何，只就一仓一库受纳。既输之後，照元额分隶为省计，为职田，为学粮，为常平，各拨入诸色仓库。除二税簿外，每三年乡造一簿，县造都簿，通载田亩产钱实数，送州印押，付县收管，民有交易，对行批凿，则版图一定，而民业有经矣。又有废寺田为人侵占，许本州召人承买，不惟田业有归，亦免税赋失陷，又合韩愈氏‘人其人，庐其居’之遗意。但此法之行，贫民下户皆所深喜，然不能自达其情；豪家猾吏实所不乐，皆善为辞说，以惑群听；贤士大夫之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风沮怯，此则不能无虞。今已仲秋，向去农隙只有两月，乞即诏监司州郡施行。”又贻书宰辅云：“经界事讲究巨细本末，不敢不尽，规画措置，十已八九。盖以本州田税不均，州县既失经常之入，至取所不应取之财，以足岁计，如县科罚，州卖盐之类是也。上下莫能相正，穷民受害，有不忍闻。若不经界，实无措手。”先是，漳、泉二州被命相度，而泉州操两可之说，朝廷疑焉。著作郎黄艾轮对，又言之，且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众，商量一经界，累年而不成，大於此者若之何！”上乃谕辅臣令先行於漳州。明年春，诏漕臣陈公亮同熹协力奉行，南方地暖，农务既兴，非其时也。熹犹冀嗣岁可行，益加讲究，每谓：“经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劳，而革数百年之弊，向後亦须五十年未坏，合令四县作四楼以宁簿籍，州作一楼以贮四县图帐。”条画既备，遍榜郡境，细民知其不扰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贵家豪右占田隐税，侵渔贫弱者，胥为异论以摇之，至有进状言不便者，前诏遂格。阅两月，熹请祠去，寻命持湖南使者节，犹以经界不行自劾，议者惜之。

◎预借

乾道三年，知常州钱建入对，奏：“县令佐、税役、乡胥，陪贴钱物，至借贷税户，暗销官物，洎监司、州郡催督，又贴大胥以缓之，所以版曹财赋每每不足，其患起於细微，而所侵蠹甚大。”上然之。

淳熙十六年，两浙转运使耿秉奏，宜兴县预借今年、明年折帛钱共三万一千二百馀贯，望与除豁。诏令封椿库照数支还会子，付本县理还，今後再有预借，并知、通坐之。又诏令南库支还户部所借江山县折帛钱，其诸县预借，并令各州措置补还，庶绝其弊。

嘉定五年，臣僚言：“预借非法也，顽民、豪户易预借之名，而以寄库为说。当催夏绢，则曰有钱在官；及督秋苗，则曰未曾倒折。所寄者一半，而所逋者亦一半。今预借之弊在在有之，而江西特甚，乞严切禁止。预借之弊除，而输借之名正。”从之。

臣僚言：“四川州县二税积欠，其弊在吏。去去年预借今年秋科，今年预借明年夏科，有给钞而不销簿者，有盗印钞而匿财者，有私立领而官不受理者，有公吏揽取而不归公上者。一遇赦恩，吏之罪释然，而民之忧如故。乞下诸路遵守条约，得预借。”诏制、总两司觉察。

四川宣抚虞允文言：“州县预借人户税赋，合於总领所椿管，添造钱引三百万贯，委制、总及漕臣考实数补填。自今後预借，官以违制论，吏以盗论。”从之。

◎支移折变

隆兴三年，太府少卿鲁奏：“乞下户部将折帛以匹计者为钱有几，以尺计者为钱有几，自来全折钱处依旧外，馀丁盐、绵、绢及下户不成匹两者尽折钱。盖零细者利於纳钱，端匹者利於纳绢，出产去处便於本色，不出产去处便於折钱。若以见价纽折，其直必轻，则折帛之弊可革。请下诸路运司条约州县，劾其违者。”诏可。又诏今後折帛银并依左藏库价折纳，不得辄有减降。

淳熙八年，诏申严许从民便之制，若愿纳本色，州县勒令折钱，或愿纳价钱，揽户过数乞取，许诣转运司诉。

嘉泰三年，知绍兴府辛弃疾奏：“州县害农之甚者六事，如输纳岁计有馀，又为折变高估趣纳其一也。往时有大吏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六十万斛及钱百馀万缗，别贮之仓库，以欺朝廷曰‘用此钱籴此米’，还盗其钱而去。愿明诏内外台察劾无赦。”从之。

嘉定三年，江淮制置使黄度奏：“福州长溪县去州七八百里，苗米不能至州送纳，遂为揽户高价售钞，县又纵吏为奸。请照绍兴府新昌县例，明许折纳，县以钱上之州，州置场籴米。”从之。其後谏议大夫郑昭先奏：“福州苛取十一县输纳之赢，以补长溪折纳之数，是仅免长溪一邑跋涉之劳，而使十一县阴受侵渔之害。盖米可无籴，钱可无出，而自足支遣。望严行约束，违者重坐之。”

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如税绢出於蚕，苗米出於耕是也。今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明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於罚。”从之。

庆元六年，臣僚言：“折科太重，名目不一，州则增省额以敷於县，县则增州额以敷於民，反覆细折，何啻三倍！民困重敛，莫此为甚。”诏户部条约。

宁宗嘉定六年，监察御史倪千里言：“民常赋，丈尺版籍，自有定数。今催科故存畸欠，异日追畸零，或欠零寸，必纳全尺，此畸税漏催之弊。帛之尺寸，米之合勺，划刷根括，秋毫尽矣，乃於既足之馀，复有重催之害，一追再追，乞取浩瀚。此文引乞觅之弊。乞诏诸监司禁戢州县，措置更革，奉行不虔者劾治。”从之。

△代输

隆兴二年，知赣州赵公称收到宽剩钱十万馀缗，请为民代输今年夏税。

乾道二年，知邵州李元老奏，节省剩钱五十馀贯，乞理纳向後年分下户税赋。

淳熙五年，知昭州王光祖将郡计馀剩为民送纳夏料役钱。知隆兴府张子颜为八县人户代输二税旧欠。知江阴军林元奋将公使库趱到钱补足人户所欠上供本色夏税。八年，知泉州程大昌奏：“本州岁为台、信等州代纳上供银二万四千两，系常赋外白科，苦民特甚。盖科取一害，先期预借一害，不给钞或勒重纳又一害。臣已措画为民代输淳熙九年一年上供银数齐足，乞从今禁预借，及不即给钞者官吏并坐之，许民越诉。”

十二年，知隆兴府程叔达乞蠲淳熙十年未纳苗税，其未纳苗税及上管分隶之数自行管认。赵汝愚知太平州、郑侨知建宁府、韩同卿知泰州、曾知婺州、宇文绍彭知太平州任内，俱撙节浮费，将州用钱为下等人户代输，并补还各郡积欠税赋、折帛等钱。谏议大夫郑昭先言，诸路县道抑令户长代输逃绝之户，往往破家。诏申严禁戢。

◎畸零

淳熙六年，临安府守臣吴渊言：“准乾道令：人户纳二税，每贯收朱墨钱二十文足，不成贯者收十五文，不成百者免收。今自九百九十文至一百文例取十五文足，显有不均。乞一百文收二文足，每一百增二文，至七百文省，即收十五文足，委是利民，且不冲改条令。”上曰：“畸零税赋纳钱不及一贯者，皆贫民下户，所当矜恤。”乃从之。

●卷六 田赋考六

○水利田

魏史起引漳水溉邺。

魏襄王时，史起为邺令。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赋田之法，一夫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知也。”於是乃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

秦开郑国渠。

韩欲疲秦人，使毋东伐，乃使水工郑国说秦，令开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国，国曰：“始臣为，然渠成亦秦之利也。”乃使卒就渠。渠成，用溉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锺，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名曰“郑国渠”。

秦李冰开蜀渠。

秦平天下，以李冰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部朋反），穿二江成都中，双过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公非刘氏《七门庙记》曰：“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观所谓七门三堰者。问於居人：其田溉几何？对曰：‘凡二万顷。’考於图书，则汉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扬州刺史刘馥实修其废。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则祀之，若信者，可谓有功矣。然吾恨史策之有遗，而怜舒人之不忘其思也。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贾以征伐显，交以出入传命谨信为功，此二者皆裂地为王，连城数十；代王喜以弃国见省，而子濞亦用力战王吴。独信区区，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兴万世之利，而爱惠岂与贾、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战，灭国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谓能，能杀人者也；与夫辟地垦土，使数十万之民世世无饥馁之患，所谓善养人者，於以相譬，犹天地之悬绝也。然覃、濞以功自名，信不见录，岂杀人易以快意，养人不见形象哉？然彼贾、濞之死，泯无闻久矣，而信至今民犹思之。”

按：此汉初之事，史所不载，然溉田二万顷，则其功岂下於李冰、文翁邪？愚读《公非集》，表而出之，以补遗轶。

汉文帝以文翁为蜀郡太守，穿煎氵臾（羊朱反）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人获其饶。

武帝开渭渠、龙首渠、白渠。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益肥关中之地，得。”天子以为然，令齐水工徐伯表（巡行表记之），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渠下民颇得以溉田矣。其後，河东守番系请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皮氏，今龙门县地，属绛郡。汾阴，今宝鼎县地。蒲坂，今河东县地，并属河东郡），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ヂ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二百万石以上。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常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与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时越人有徙者，以田与之，其租税入少府也。稍，惭也。其人未多，故谓之“稍”）。其後庄熊罴言：“临晋民（即今冯翊县）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馀顷（重泉在今冯翊郡界，今有乾坑，即熊罴之所穿渠）故恶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於是为发卒万馀人穿渠，自徵（音惩）引洛水至商颜下（徵在冯翊郡，即今郡之澄城县。商颜，今冯翊县界）。岸善崩（洛水岸），乃凿井，深者四十馀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下流曰“颓”），东至山岭十馀里。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馀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是时，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诸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泽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馀顷，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在郑国渠之里，今尚谓之辅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素不得郑国之溉灌者。仰谓上向）。帝曰：“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租挈，收田租之约令。郡谓四方诸郡），其议减，令吏民免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平徭者，均齐渠堰之力役，谓俱得水之利）。”後十六岁，赵中大夫白公（此时无公爵，盖相呼尊老之称也）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音药）阳（谷口，今阳县治谷是也），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馀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後。举锸为，决渠为雨（锸，锹）。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水停淤泥，可以当粪）。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之饶也。

自河决瓠子後二十馀岁，岁数不登，而梁、楚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乃发卒塞瓠子决河，筑宫其上，名“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梁、楚乃无水灾。是後，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辅渠，倪宽所穿）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馀顷，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元帝时，召信臣造钳卢陂。

建昭中，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於穰县理南六十里造钳卢陂，累石为堤，傍开六石门以节水势，泽中有钳卢王池，因以为名。用广溉灌，岁岁增多至三万顷，人得其利。及後汉，杜诗为太守，後收其业，时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息夫躬传》：躬言：“秦开郑国渠以富国强兵，今为京师，土地肥饶，可度地势水泉，广灌溉之利。”天子使躬持节领护三辅都水，躬上表，欲穿长安城，引漕注太仓下，以省转输。议不可成，乃止。

《翟方进传》：汝南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相，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是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及翟氏灭，乡曲归恶，言方进请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云。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

後汉章帝建初中，王景为庐江太守。郡部安丰县有楚孙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废，景重修之，境内丰给（陂径百里，灌田万顷，在今安丰县界）。

顺帝永和五年，马臻为会稽太守，始立镜湖，筑塘周回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顷，至今人获其利。

晋武帝咸宁元年，东南水灾，杜预请决坏诸陂，从之。

诏曰：“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春以来略不下种，深以为虑。主者何以为百姓计？”当阳侯杜预上疏曰：“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氵亭，高地皆多尧脊，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虽诏书切告长吏、二千石为之设计，而不廓开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盖薄。当今秋夏蔬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为思虑。臣愚谓既以水为田，当恃鱼菜螺蚌，而洪陂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及荆河州东界（兖州东界，今济阳、济阴、东平、鲁郡之。荆河州东界，今汝南、汝阴、谯郡之也）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亩收数锺，至春大种五，五必丰，此又明年之益也。”杜预又言：“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顷来户口日增，而陂堰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种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堰，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也。臣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垦至。臣又见宋汉、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不从遵言。臣按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坏地凡万三千馀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三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无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当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复执异，非所见之难，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见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异，军家之与郡县，士大夫之与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尽，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荆河州界中，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馀顷，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馀顷，以常理言之，无为多积无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涝瓮溢，大为灾害，臣以为宜发明诏，敕刺史二千石：汉氏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皆当修缮以积水；其诸魏氏以来所造立，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皆决沥之。长吏二千石躬先劝，诸食力之人并一时附功令，比及水冻，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实之人，皆以俾之。其旧陂堰沟渠当有所补塞者，皆寻求微迹，一如汉时故事，早为部分列上，须冬东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渎有长流，地形有定体，汉氏居人众多，犹以为患，今因其所患而宣泻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昭然，可坐论而得。臣不胜愚意，常窃谓最是今日之实益也。”朝廷从之。

按：水利之说，三代无有也。盖井田之行，方井之地，广四尺，谓之沟；十里之成，广八尺，谓之洫；百里之同，广二寻，谓之浍。夫自四尺之沟，积而至於二寻之浍，则夫一同之，而捐膏腴之地以为沟洫之制，捐赋税之入以治沟洫之利，盖不少矣，是以能时其蓄泄，以备水旱。子产相郑，犹必使田有封洫，盖谓此也。自秦人开阡陌，废井田，任民所耕，不计多少，而沟洫之制大坏。後之智者，遂因川泽之势，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说兴焉，魏起、郑、白之徒以此为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於旱岁，不幸霪潦，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凯所以决坏堤防，以纾水患也。

张（音开）为晋陵内史，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乃立曲阿新丰塘（今丹阳郡），溉田八百馀顷，每岁丰稔。

宋文帝时，刘义欣为荆河刺史，治寿阳（寿春）。芍陂良田万顷，堤堰久坏，秋夏常苦旱。乃因旧沟引淠水（在汝南）入陂，伐木开溱，水得通泾，由是丰稔。

後魏刁雍为薄骨律镇将，至镇，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镇，今灵武郡。富平，今回乐县）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馀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计昔时高於河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颓。渠既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按旧引水，水亦难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为二，西河小狭，水广百四十步。臣今请入来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凿渠，广十五步，深五尺，筑其两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还入占之高渠，即修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计用四千人四十日功，渠得成就。所欲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尺，绝岸小河。二十日功，计得成毕，合计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尽入新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馀顷。旬日之，则水一遍，水凡四溉，得成实。”从之。公私获其利。

裴延携为幽州刺史，范阳郡有旧督亢渠，径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不复，水旱为害。延携自度水形营造，未几而就，溉田万馀顷，为利十倍。

唐武德七年，同州治中得臣开渠，自龙首引黄河溉田六十馀顷。

贞观十一年，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称以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业，乃引雷陂水，又筑白城塘，溉田八百馀顷，百姓获其利。

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馀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堰遏费水。”太尉长孙无忌曰：“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发源本高，向下支分极众，若使流至同州，则水饶足。比为碾用水，泄渠水随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检渠上碾，皆毁之。至大历中，水田才得六千二百馀顷。

开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奏疏：三辅诸渠，王公之家缘渠立，以害水田。一切毁之，百姓蒙利。

广德二年，户部侍郎李栖筠等奏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观碾七十馀所，以广水田之利，计岁收粳稻三百万石。

大历十二年，京兆尹黎开决郑、白二水支渠，毁碾，以便水利，复秦、汉水道。

建中三年，宰相杨炎请於丰州置屯田，发关辅人开陵阳渠（详见《屯田门》）。

贞元八年，嗣曹王皋为荆南节度观察使。先是，江陵东北七十里有废田旁汉古堤，坏决凡二处，每夏则为浸溢。皋始命塞之，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锺。楚俗佻薄，旧不凿井，悉饮陂泽。皋乃令合钱凿井，人以为便。

元和八年，孟简为常州刺史，开漕古孟渎，长四十里，得沃壤四千馀顷。十二月，魏博观察使田弘正奏准诏开卫州黎阳县古黄河故道，从郑滑节使薛平之请也。先是，滑州多水灾，其城西去黄河止二里，每夏雨涨溢，则浸坏城郭，水及羊马城之半。薛平询诸将吏，得古黄河道於卫州黎阳县界，遣从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田弘正，请开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与平皆以上闻，诏许之。乃於郑、滑两郡徵促万人，凿古河，南北长十四里，东西阔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决旧河以注新河，遂无水患焉。

十三年，湖州刺史于ν复长城县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十顷。

长庆二年，温造为郎州刺史，奏开复乡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郡人利之，名为“右史渠。”至太和五年，造复为河阳节度使，奏浚怀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万，溉济源、河内、温、武陟四县田五千顷。

长庆中，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浚钱塘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涵，南有{见}，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顷，每一伏时可溉五十馀顷。作《湖石记》，言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则濒湖千馀顷田无凶年矣。

周显德五年，以尚书司勋郎中何幼冲为开中渠堰使，命於雍耀二州界疏泾水以溉田。

宋太宗皇帝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及临济令黄懋请於河北诸州置水利田，兴堰六百里，置斗门灌溉（详见《屯田门》）。

神宗熙宁元年，遣使察农田水利，程颢等八人充使。王临言：“保州塘泺以西可筑堤植木，凡十九里。堤内可引水处即种稻，水不及处并为方田。又因出土作沟，以限戎马。”从之。中书言：“诸州县古迹陂塘，异时皆畜水溉田，民利数倍。近岁多所湮废。”诏诸路监司访寻州县可兴复水利处，如能设法劝诱兴修塘堰圩堤，功利有实，当议旌宠。

苏轼上书论之，略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皆略尽矣。今欲凿空寻访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沮格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物，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熙宁四年，御史刘挚言：“内臣程、大理寺丞李宜之於河北开修漳河，功力浩大，朝廷既令权罢，则利害姑置之。朝廷又令总领淤田司事，臣谨按程等将命兴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实闻於朝，复恐生事兴患，未有穷已。乞明布等罪状，重行贬窜。”王安石为辩甚力，遂寝不报。

六年，赐屯田员外郎侯叔献等淤田各十顷。叔献等引河水淤田，决清水於畿县、澶州，坏民田庐冢墓，岁被其患。他州县淤田类如此，朝廷不知也。

七年，提举河北常平等事韩宗师劾程导滹沱河水淤田，而堤坏水溢，广害民稼，欺罔十六罪。诏分析，王安石复为之辩明云。

原武等县民，因淤田侵坏庐舍坟墓，又妨秋种，相率诣阙诉。使者闻之，急责其令追呼，将杖之，民即缪曰：“诣阙谢耳。”使者因代为百姓谢淤田表，遣吏诣鼓院投之。状有二百馀名，但二吏来投，安石喜，上亦不知其妄也。

吕氏曰：“汴河乃京师之司命，安石信小人之狂言，谓决水淤田，可以省漕食。甚至河北塘泺，乃北边之设险，而安石以塘泺为无益，数欲废之。本朝恃河以捍虏，恃汴以通食，恃塘泺以安边，而安石乃於根本之地，数出高奇之策以动之，其罪大矣。”

六年，诏：“创水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原。”

沈括言：“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皆湮废之。乞下司农贷官钱募民兴役。”从之。

七年，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修水利。

九年，前相度淮南路水利刘瑾言：“体访扬州江都县古盐河，高邮县陈公塘等湖，天长县白马塘、沛塘，楚州宝应县泥港、射马港，山阳县渡塘沟、龙兴浦，淮阴县青州涧，宿州虹县万安湖、小河，寿州安丰县芍陂等，可兴置。古盐、万安湖、小河已令司农寺结绝，欲令逐路转运司选官覆案施行。”从之。

兴修水利田：起熙宁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

高宗绍兴七年，潭州守臣吕颐浩修复马氏时龟塘田万顷。

侍御史萧振奏：“乞诏亲民官各分委土豪，共修陂塘水利，县满任批书印历，量加旌赏。”

隆兴元年，知绍兴府吴芾乞浚会稽、山阴、诸暨县旧湖，以复水利，及筑萧山县海塘，以限咸潮。从之。又开掘鉴湖。

乾道二年，诏漕臣王炎相视开掘浙西势家新围田，谓草荡、荷荡、菱荡、及陂湖、溪港岸际筑塍畦围裹耕种者，所至令守、ヘ、县令同共措置。

五年，知明州张津奏，乞开东钱湖潴水灌田。从之。

七年，四川宣抚使王炎奏开兴元府山河堰，溉南郑、褒城田九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诏奖谕。

淳熙二年，淮东总领钱良臣奏，修复镇江府练湖凡七十二源，灌田百馀万亩。从之。

三年，监察御史傅淇奏：“近臣僚奏陈围田湮塞水道之害，陛下复令监司守臣禁止围裹，此乃拔本塞源之要术。然豪右之家，未有无所凭依而肆意筑围者，闻浙西诸县江湖草荡，计亩纳钱，利其所入，给据付之。望条约诸县，毋得给据与官民户及寺观。”上曰：“此乃侵占之田，今绝其源，後去复此患。可令漕司、常平司察之。”

宁宗嘉定七年，令临安府复西湖旧界至，自嘉泰以後续租地段侵占湖面处，尽行开拓，仍尽蠲岁增租钱。

◎圩田水利

江东水乡堤河两涯，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在水下，沿堤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

绍兴元年，诏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议修圩官赏罚。诏修圩钱米及贷民种粮，并於宣州常平义仓米拨借。又诏建康新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馀顷。近岁垦田不及三分之一，至是，始立额。

绍兴二十三年，诏以永丰圩赐秦桧。桧死，圩复归有司。

乾道元年，诏令淮西总领所拨付建康中收到子粒令项桩管，非诏旨得擅用。

臣僚言：“秦桧既得永丰圩，竭江东漕计修筑堤岸，自此水患及於宣、池、太平、建康。昨据总领所申：通管田七百三十顷，共理租二十一万一千馀秤。当年所收才及其半，次年仅收十五之一。假令岁收尽及元数，不过米二万馀石，而四州岁有水患，所失民租何翅十倍？乞下江东转运司相度，本圩如害民者广，乞依浙西例开掘，及免租户积欠。”从之。江东转运司奏：“永丰圩自政和五年围湖成田，今五十馀载，横截水势，每遇泛涨，冲决民圩，为害非细。虽营田千顷，自开修至今，可耕者止四百顷，而损害数州民田，失税数倍。欲将永丰圩废掘潴水，其在侧民圩不碍水道者如旧。”诏从之。其後漕臣韩元吉言：“此圩初是百姓请佃，後以赐蔡京，又以赐韩世忠，又以赐秦桧，继拨隶行宫，今隶总所。五十年，皆权臣大将之家，又在御府，其管庄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船，囊橐盗贼，乡民病之，非圩田能病民也。”於是开掘之命遂寝。

乾道九年，诏户部侍郎叶衡实宁国府、太平州圩岸。五月，衡言：“宁国府惠民、化成旧圩四十馀里，新增筑九里馀，太平州黄州镇福定圩周回四十馀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回一百五十馀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岸大小不等，周回总约二百九十馀里，通当涂圩岸共约四百八十馀里。并皆高阔壮实，濒水一岸种植榆柳，足捍风涛，询之农民，实为永利。”於是诏奖谕。

知宁国府汪澈言：“他圩无大害，惟童圩最为民害，只决此圩，水势且顺。”从之。

◎湖田围田

绍兴五年春二月，宝文阁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不为灾。本朝庆历、嘉，始有盗湖为田者，三司使切责漕臣甚严。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壬子岁，尝取会馀姚、上虞两邑利害，自废湖以来，每县所得租课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遂先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望诏漕臣访问，应明、越湖田尽行废罢，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并遍下诸路监司守令条上。”诏诸路漕臣躬亲相度，以闻於朝。

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军下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望诏有司究治，尽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田畴均利。”从之。

按：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来，其在浙者隶应奉局，其在江东者蔡京、秦桧相继得之。大概今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垦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将胥而为水也。主其事者皆近亻幸、权臣，是以委邻为壑，利已困民，皆不复问。《涑水记闻》言：“王介甫欲兴水利，有献言欲涸梁山泊可得良田万顷者，介甫然其说，复以为恐无贮水之地，刘贡甫言，在其旁别穿一梁山泊则可以贮之矣。介甫笑而止。当时以为戏谈。”今观建康之永丰圩、明越之湖田，大率即涸梁山泊之策也。

◎沙田芦场

绍兴二十八年，诏户部员外郎莫同浙西、江东、淮南漕臣赵子氵肃、邓根、孙荩检视逐路沙田、芦场。先是，言者谓江、淮沙田、芦场为人冒占，岁失官课至多，故以命等。既而侍御史叶义问等言贫民受害，乃诏：“沙田、芦场止为世家诡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户勿一例根括。”寻诏官户十顷、民户二十顷以上并增租，馀如旧。置提领官田所领之，不隶户部。

二十九年，诏尽罢所增租。

●卷七 田赋考七

○屯田

汉昭帝始元二年，发习战射士，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调，发遣之也。故吏，前为官职者）。

宣帝神爵元年，後将军赵充国击先零羌，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

充国奏曰：“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变。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音告）（音门，即金城郡广武县地。临羌在今西平郡），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私从者，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漕下，以水运木而下也），理湟（音皇）ɑ（音陕）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田事出，谓至春人出营田也。赋谓班与之），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ヘ马十二，就草（ヘ马，副马。十二者，千骑则与副马二百匹也），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为一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摧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於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堕谓因寒而堕指也），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种），使生他变，十也。治湟ɑ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诏罢兵，独留充国屯田。明年五月，充国奏：“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三千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诏可。充国振旅而还。

按：屯田所以省馈饷，因农为兵，而起於汉昭、宣之时。然文帝时，晁错上言：“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备之，为之高城深堑，先为室屋，具田器，募罪人及免徒复作，及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俾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省，输将之费寡。”则其规模已略出此，但文帝则与以田屋，令其人自为战守，而此屯田则以兵留耕，因取其耕之所获以饷兵，微为不同。又按：武帝征和中，桑弘羊与丞相、御史请屯田故轮台地，以威西域，而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不从之。其事亦在昭、宣之前。然轮台西於车师千馀里，去长安且万里，非张掖、金城之比，而欲驱汉兵远耕之，岂不谬哉？赖其说陈於帝既悔之後耳。武帝通西域，复轮台、渠犁，亦置营田校尉领护，然田卒止数百人。今弘羊建请以为溉田五千顷以上，则徙民多而骚动众矣。帝既悔往事，思富民，宜其不从也。

东汉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

光武建武四年，刘隆讨李宪，宪平，遣隆屯田武当。马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

六年，王霸屯田新安。夏，李通破公孙述於西城，还屯田顺阳。

八年，王霸屯田函谷关。张纯将兵屯田南阳。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伐匈奴，取伊吾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

章帝建初二年，罢伊吾卢屯田兵。

和帝永元二年，击伊吾破之。

三年，班超定西域，复置戊己校尉。

十四年，安定降羌烧何种反，曹凤请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及省委输之役。上乃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后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复开置东、西邯屯田，增留、逢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会永初中诸羌叛，乃罢。

顺帝永建四年，虞诩上疏曰：“《禹贡》雍州之域，厥土惟上，且沃野千里。夫弃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书奏，帝乃复三郡（朔方、西河、上郡），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明年，校尉韩皓转湟中屯田，置西河，以逼群羌。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马续上移屯田湟中，羌意乃安。至阳嘉元年，以湟中地广，增置屯田五部。并为十部。

永建六年，以伊吾膏腴之地，旁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平故事。邓训击败迷唐诸羌，威信盛行，遂罢屯田，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馀人，分以屯田，为贫人耕种。修理城郭坞壁而已。

阳嘉元年，复置元菟郡屯田六部。傅燮为汉阳太守，广开屯田，列置四千馀营。

献帝建安元年，募民屯田许下。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萧条。羽林监枣祗及韩浩请建置屯田，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军之饶，起於祗而成於峻。

建安十四年，曹操引水军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开芍陂屯田。

诸葛亮由斜谷伐魏。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於渭滨居民之，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魏齐王芳正始四年，司马宣王督诸军伐吴，时欲广田畜，为灭贼资，乃使邓文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自今淮阳郡项城县以东至寿春郡）。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於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百亿，以为大役。陈、蔡之，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可积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计，遂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氵比（旁脂反）水四百馀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理诸陂於颍南北，穿渠三百馀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舟而下，达於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晋羊祜为征南大将军，镇襄阳。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馀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於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馀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

太康元年平吴之後，当阳侯杜元凯在荆州（今襄阳郡）修召信臣遗迹（召信臣所作钳卢陂、六门堰，并今南阳郡穰县界，时为荆州所统），激用氵蚩（音蚩）、氵育（音育）诸水，以浸原田万馀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馀里（夏水、杨口在今江陵郡江陵县界，巴陵即今郡），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阳并郡），南土歌之曰：“後世无叛由杜翁，孰识知名与勇功！”

东晋元帝督课农功，二千石长吏以入多少为殿最，其宿卫要任，皆令赴农，使军各自佃，即以名廪。大兴中，三吴大饥，後军将军应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枣、韩浩之议，广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大功克举。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还返。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与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庾盈亿，可计日而待之。”

穆帝平初，荀羡为北部都尉，镇下邳（今临淮郡县）屯田於东阳之石鳖（亦在今之临淮郡界），公私利之。

齐高帝敕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虏寇。昔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晋开汝、颍，而河、汴委储。卿宜勉之。”

後魏文帝大统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请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积而人足矣。”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害。

北齐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又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十万石。自是淮南军防粮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今范阳郡范阳县界），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於河内置怀义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

武成帝河清三年，诏沿边城守堪耕食者营屯田，置都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课其所入，以论褒贬。

隋文帝开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转输劳敝，乃令朔方总管赵仲卿於长城以北大兴屯田。

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因屯三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水陆腴瘠、播植地宜与其功庸烦省、收率之多少，皆决於尚书省。苑内屯以善农者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输。上地五十亩，瘠地二十亩，稻田八十亩，则给牛一。诸屯以地良薄与岁之丰凶为三等，具民田岁获多少，取中熟为率。有警，则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隶司农者，岁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进之。岁以仲春籍来岁顷亩、州府军镇之远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

开元二十五年，诏：“屯官叙功，以岁丰凶为上下。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方春，令屯官巡行，谪作不时者。”天下屯田，收百九十馀万斛。初，度支岁市粮於北都，以赡武振、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溯河舟溺甚众。

建中初，宰相杨炎请置屯田於丰州，发关辅民凿陵阳渠以增溉。京兆尹严郢尝从事朔方，知其利害，以为不便，疏奏不报。郢乃奏：“五城旧屯，其数至广，以开渠之粮贷诸城官田，约以冬输；又以开渠功直布帛先给田者，据估转。如此，则关辅免调发，五城田辟，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时杨炎方用事，郢议不用，而陵阳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广袤千里。

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及绝和籴欺隐。宪宗称善，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馀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粮种，使偿所负粟。一岁二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州，极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馀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馀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馀万缗。重华入朝，奏请益开田五千顷，法用人七千，可以尽给五城。会李绛已罢，後宰相持其议而止。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苦之。穆宗即位，诏还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给三之一以终身。灵武、宁土广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营田。後党项大扰河西，宁节度使毕П亦募士开营田，岁收三十万斛，省度支钱数百万缗。

开元令：“诸屯田应用牛之处，山原、川泽，土有硬软，至於耕垦，用力不同，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即当屯之内，有软有硬，亦依此法。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诸营田若五十顷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以收斛斗皆准顷亩折除。其大麦、荞麦、乾萝卜等，准粟计折斛斗，以定等级。”天宝八载，天下屯收百九十一万三千六百六十石，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

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阳湖置洪泽屯，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

宋太祖皇帝端拱二年，以左谏议大夫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魏羽为副使，右谏议大夫樊知古为河北西路招置营田使、索湘为副使，欲大兴营田也。

先是，自雄州东际於海，多积水，戎人患之，未尝敢由此路入寇。顺安军西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广无隔阂，每岁胡骑多由此而入。议者以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稼，可以实边廪而限戎马。雍熙後数用兵，岐沟、君子馆败衄之後，河朔之民，农桑失业，多闲田，且戍兵增倍，故遣恕等经营之。恕密奏：“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恐变生不测。”乃诏止令葺营堡，营田之议遂寝。

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请於顺安寨西引易河筑堤为屯田。既而河朔频年霖澍水潦，河流湍溢，坏城垒民舍，复请因积潦处畜积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

沧州临津令黄懋上书，请於河北诸州作水利田。懋自言闽人，闽地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内，公私必获大利。乃诏承矩往河北诸州水所积处大垦田，以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懋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虏顺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颇众，又武臣习攻战，亦耻於营葺，种稻又不成，群议益甚，几罢役。至是，议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

按：古者，兵与农共此民也，故无事则驱之为农而力稼穑，有事则调之为兵而任征战，虽唐府兵之法犹然。至於屯田，则驱游民辟旷土，且耕且戍，以省馈饷，尤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壤，然後兵农判而为二，不特农疲於养兵，而兵且耻於为农。观陈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议者可见，然则国力如之何而不敝於饷军也哉！

真宗咸平五年，殿直牛睿请增广方田，疏治沟塍，为胡马之阂。诏边臣经度之。顺安军、威虏军、保州、定州皆有屯田。

大中祥符九年，改定州、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凡九州军皆遣官监务，置吏属，召募役兵，自京师传送，鬻秸以补牛阙。

陕西转运使刘综上言：“宜於古原州建镇戎军，以备贼迁，请於军城四面置屯田务，开田五百顷，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以耕种之。又置堡寨，使其分居，无寇则耕，寇来则战。”从之。既而原、渭亦开方田，戎人内属者皆依之得以安居。

太宗时，度支判官陈尧叟等上言：“自唐季以来，农政多废，民率弃本，不务力田，是以家鲜馀粮，地有遗利。臣等每於农亩之业，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垦田之利，建用水之法。讨论典籍，备穷本末。自汉、魏、晋、唐以来，於陈、许、邓、颍、蔡、宿、亳至於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望选稽古通明之士，分为诸州长吏，兼管农事，大开公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一夫给牛一头，治田五十亩。虽古制一夫百亩，今且垦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复也。亩约收三斛，岁可得十五万斛，凡七州之置二十屯，可得三百万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极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至仓廪充实，省江、淮漕运。其民田之未辟者，官为种植，公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并如民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劝农之至道也。傅子曰：‘陆田命悬於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虫灾之害又少於陆，水田既修，其利兼倍，与陆田不侔矣。”上览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往诸州案视经度。事卒不行。

襄州襄阳县有屯田三百馀顷，知州耿望请置营田务，是岁，种稻三百馀顷。五年，以其烦扰，罢之。

唐州赭阳陂亦有营田务，岁种七十馀顷。後以其所收薄，且扰人，罢之，赋贫民。

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馀顷，而河北屯田岁收二万九千四百馀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两浙承魏制，皆有屯田，克复後，多赋与民输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岁入无几，利在畜水，以限戎马而已。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田三百六十七顷，得三万五千四百六十八石。

屯田因兵屯得名，则固以兵耕；营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筑室，以居其人，略如晁错田塞之制，故以营名，其实用民而非兵也。国初，惟河北屯田有兵，若江、浙名屯田者，皆因五代旧名，非实有屯也。祥符九年，李允则奏改保州、定州营田务为屯田务，则募兵以供其役。熙宁取屯田务罢之，则又收务兵各隶其州，以为厢军，则屯、营固异制矣。然咸平中，营田襄州，既而又取邻州兵用之，则非单出民力。熙、丰，屯营多在边州，土著人少，则不复更限兵民，但及给用即取之，於是屯田、营田实同名异，而官庄之名最後乃出，亦往往杂用兵民也。其又有牧地者，本收地以给牧养，後亦稍取可耕者以为之田，而边地荒弃者，又立顷亩，招弓箭手田；其不属弓箭手而募中土人往耕者，壤地租给大抵参错，名虽殊而制相入也。

神宗熙宁元年，诏以坊监牧马馀地立田官，令专稼政，以资牧养之用。按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七监地，馀良田万七千顷，可赋民租佃，收草粟以备枯寒，从枢密副使邵亢请也。

四年，河北屯田司屡言丰岁所入亦不偿费，诏沿边屯田，不以水陆，悉募民租佃，罢屯田务，收其兵为州厢军。

五年，知延州赵Ι乞根括闲田及募弓箭手，诏如其请行之。

Ι上议曰：“今陕西虽有旷土，而未尝耕垦，屯戍不撤，而远方有输纳之勤。愿募民耕闲田。”经略安抚使郭逵言：“今怀宁寨新得地百里，已募弓箭手，无闲田可耕。”遂括得地万五千馀顷，募蕃汉兵几五千为八指挥。知熙州王韶乞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又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寨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额，每人给地一顷，蕃官两顷，大蕃官三顷。熙河多美田，朝廷委提点秦凤刑狱郑民宪兴营田，奏辟官属，以集其事。

七年，章初筑沅州，亦为屯田务。元丰二年，以所收不及额，罢之。

九年，诏：“熙河路有弓箭手耕种不及之田，经略安抚司权点厢军田之，官置牛具、农器，人给一顷，岁终参较弓箭手、厢军所种，孰为优劣，以行赏罚。”六月，郑民宪言：逃走弓箭手并营田地土，作多方设法，召人请佃。今来认租课，乞许就近於本城寨送纳，特与蠲免支移、折变。”从之。

知河州鲜于师中乞以未募弓箭手地百顷为屯田。从之。

枢密使吴充言：“实边之策，惟屯田为利。近闻鲜于师中建请，朝廷以计置弓箭手重於改作，故裁令试治百顷而已。然屯田之法，行之於今诚未易，惟有因今弓箭手以为助法，公田似有可为。且以熙河四州较之，无虑一万五千顷，十分取一以为公田，大约岁收亩一石，则公田所得十五万，水旱、肥瘠，三分除一，亦可得十万。官无营屯、牛具、廪给之费，借用众力而民不劳，大荒不收而官无损，省转输，平籴价，凡六便。”诏议其事。议者谓弓箭手皆新招，重以岁连不善，若使之自备功力耕佃，恐人心动摇，宜俟稍稔推行。

元丰元年，诏经制熙河财用司括冒耕地，期半岁，使民得自言。

五年，提举熙河营田康识言：“新复土地，及命官分画经界，选知田厢军，人给一顷耕之，馀悉给弓箭手，人加一顷，有马者又加五十亩，每五十顷为一营。”“四寨堡见缺农作厢军，乞许於秦凤、泾原、熙河三路选募厢军及马递铺卒，愿行者人给装钱二千。”从之。

八年，枢密院上河东经略司之言曰：“去年出兵耕种木瓜原地，凡用将兵万八千馀人，马二千馀匹，费钱七千馀缗，近九千石，糗粮近五万斤，草万四千馀束。又保甲守御费缗钱千三百，米三千二百石，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强民为之，所收禾、粟、荞麦万八千石，草十万二千，不偿所费。又借转运司钱以为子种，至今未偿。增人马防拓之费，仍在年计之外。虑经略司来年再欲耕种，乞早赐约束。”诏谕吕惠卿蹈前失。

先一年，惠卿雇五县耕牛，发将兵外护耕新疆於木瓜原等处五百馀顷，自谓所得极厚，可助边计。至是，乃诏戒之。

元元年，永兴军民庶进状言：“兴平县有地二百四十馀顷，久输二税。熙宁五年，本县抑令退为牧地。”诏提刑司审定以奏，如他州县更有以税地改牧地者，亦具以闻。提刑司乞与免纳租钱，给种如故。

大观二年，陕西转运副使孙琦言：“西宁、湟、廊三州良田沃野，并给族部，略无税赋。今进筑之初，宜召诸首领与族长开谕，令量立租课，责期限，并委族长使之催输。”诏童贯度其宜以行。

五年，提举泾原弓箭手司奏：“乞案汉蕃田土，其已开熟地仍许著业外，若非朝命所给，而州军帅司一时私自拨予，或川原漫坡地土今仍荒闲者，并以给招阙额人马，惟其不堪耕种者，方许拨充牧地，庶可究极地利，增广人兵。”从之。

祖宗时，营田皆置务（淳化中，河北有屯田务。祥符九年，改定州、保州营田务为屯田务。天圣四年，废襄、唐二州营田务。庆历元年，陕西置营田务）。何承矩建议於河北（端拱元年）欧阳修募弓箭手於河东（庆历二年），陈恕、樊知古招置营田於河东、北（端拱二年），范仲淹大兴屯田於陕西（庆历元年），耿望置屯田襄州（咸平二年），章初筑沅州亦为屯田务（熙宁七年）。正以极边两不耕之地，并边多流徙之馀，因地之利，课以耕耘，赡师旅而省转输，此所以为扈边实塞之要务，足国安民之至计也。然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营者，分里筑室，以居其人，如晁错田塞之制）。咸平中，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熙、丰，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参错，固无异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为扰（虞奕於徽），或以差借耨夫为扰（咸平二年，耿望襄州借夫），或以诸郡括牛为扰（庆历，范雍括诸郡牛），或以兵民杂耕为扰，又或以诸路厢军不习耕种，不能水土为扰（元符三年九月，提举河东营田言），至於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报罢。惟因弓箭手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俾之自备种粮、功力，岁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无廪给之费，民有耕凿之利，若可以为便矣。然弓箭手之招至者，末安其业，而种粮无所仰给，且又责其借力於公田，虑人心易摇，卒莫之行（熙宁九年正月，郑民宪言）。

绍兴元年，镇抚使、知荆南府解潜奏，措置荆南、归、陕、荆门、公安五州营田。其後军食仰给，省县官之半。

二年，德安、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放古屯田，有逃户归业者收毕给之，过三年者不受理。凡军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险隘，立为堡寨，其弓兵等，半为守御，半为耕种，如遇农时，则就田作，有警则充军用。凡耕种则必少增钱粮，秋收给斛斗犒赏，依锄田客户则例，馀并入官。凡民户所营之田，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豆麦夏秋各五升，满二年无欠输，给为永业。兵民各处一方。流民归业渐众，亦置堡寨屯聚。凡屯田事务，营田司兼行；营田事，府、县官兼行，更不别置官吏。当时廷绅因规奏请，相与推广，谓：“一夫受田百亩，古制也。厥今诸荒田甚多，惟恐人力不足，兼肥瘠不同，难以概论，当听人户量力取射。其有阙少牛畜，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拽一犁。凡受田，五人为一甲，别给菜田五亩为庐舍、稻场。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之，以岁课多少为殿最。”下诸镇推行之。又诏江东、西宣抚使韩世忠措置建康营田。又诏湖北、浙西、江西屯营田，徭役科配并免。

五年，屯田郎中樊宾言：“荆湖、江南与两浙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无人可耕，则地有遗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千万人，则人有馀力。今若使流寓失业之人，尽田荒闲不耕之田，则地无遗利，人无遗力，可以资中兴。”

六年，右仆射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命措置官樊宾、王弗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及江、淮、荆、襄、利路帅悉领营田使。江淮营田置司建康，岁中收三十万有奇。

八年，监中岳李き言：“营田之官或抑配豪户，或强科保正，田瘠难耕，多收子利。”张浚亦觉其扰，请罢司，以监司兼领。於是诏帅臣兼领营田，内见带营田使名者即仍旧。

诏奖谕川陕宣抚吴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约收二十五万石，补助军粮，以省馈饷。

十六年，定江淮、湖北营田，以绍兴七年至十三年所收数内取三年最多数，内取一年酌中为额，县官奉行有方，无词诉抑勒处，分三等定赏罚。

隆兴元年，工部尚书张阐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无耕田之民也。官司虑其功之不就，不免课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舍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赋税犹在。或远数百里追夺以来，或名双丁，役其强壮，占百姓之田以为官田，夺民种之以为官，老稚无养，一方骚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罢之诚是也。然臣窃谓自去岁以来，置耕牛，置农器，修长、水二渠，费已十馀万，其岂无已垦辟之地？岂无庐舍场圃尚可卒业？一旦举而弃之，必为势家所占，则是捐十万缗於无用之地，而荆襄之田终不可耕也。臣比见两淮归正之民，动以万计，官给之食，以半岁为期，今逾期矣。官不能给，则老弱饥饿者转而他之，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伤国体。臣愚以为荆襄之田尚有可承之规，与其弃之，孰若使归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离，庶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以处我，率皆襁负而至。异日垦辟既广，田畴既成，然後取其馀者而输之官，实为两便。”诏除见耕种人依旧外，馀令虞允文同王疾速措置。

扬州、兴元府、阶、成、岷、凤等处屯田，後皆以所得不偿所费，罢之。

议者皆曰：“汉赵充国、魏枣祗屯田皆卓有成效。”不知充国以方隆之汉，敝垂尽之先零；枣祗以未裂之中原，营於无虞之许下，其为之也暇，且无有害其成者。今禾黍未登场，而驰突蹂践，有不可必，苟严其备，有以限戎马之来，则沿边莽堰，莫非可耕之地矣。

○官田（籍田附）

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又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朱子集注》：“当时助法尽废，典籍不存，惟有此诗可见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择元辰，亲载耒耜，措之於参、保介之御。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保介，车右也。置耒於车右与御者之，明已劝农，非农者也），反执爵於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既耕而宴饮，以劳群臣）。

《周礼》：甸师掌率其属而耕耨王籍，以时入之（其属，庶人也。王籍，谓王者籍田千亩，所亲帅公卿以下亲耕农人耕之处也。庶人终於千亩，故曰率其属，入其所收黍稷，以供粢盛）。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天子籍田千亩，诸侯百亩。自厉王之後，藉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古也）。

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见>（音脉）土，阳瘅（丁佐反）愤盈，土气震发（瘅，厚也。愤，积也），农祥晨正（农祥，房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正於午），日月底於天庙（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吉，二月朔），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乃不殖（言阳气升，土膏动，当即发动变泻其气，不然，则脉萌而气结，更为灾疫）。’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阳官，春官。司事，主农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於籍，命农大夫咸戒农用（农大夫，田）。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王乃淳濯飨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鬯，飨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行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垡，班三之（班，次也。王一垡，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庶民终於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膳宰赞王，王歆太牢，班尝之，庶人终食。是日也，瞽师、音官以风土（音官，乐官。风土，以音律省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廪於籍东南，锺而藏之（廪，御廪，以藏王所籍田，以奉粢盛），而时布之於农。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动，恪恭於农，修其疆畔，日服其，不解於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时也，王事惟农是务，无有求利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利於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财，将何以求福用民？”王不听。

汉高祖二年，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之。

文帝二年，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贾谊说上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今背本而趋末，生之者甚少，而糜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蹙！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手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上感谊言，乃开籍田。

十三年，诏曰：“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令立耕、桑之礼制也）。”

景帝後二年，亲籍田。

武帝元年，罢苑马，以赐贫民（养马之苑，禁百姓刍牧，今赐民为田）。

征和四年，上耕於钜定（地名，近东海）。

昭帝始元元年，上耕於钩盾弄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弄田，在未央宫中。）

六年，上耕於上林。

元凤二年，罢中牟苑，赋贫民。

宣帝地节元年，假郡国贫民田。

三年，诏：“池未御幸者，假与贫民。又令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省苑民，以振困乏。

二年，诏罢水衡禁苑、宜春下苑、少府飞外池、严池田，假与贫民。

五年，罢北假田官（主假赁见田官与民，收其税。或曰：北假，地名也。）

永光元年，令民各务农亩，无田者假之。

哀帝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诏：“外家王氏田非冢茔，皆以赋贫民。”

《後汉 礼仪志》：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贺循《籍田仪》曰：“汉耕日，以太牢祭先农於田所。”薛综注《二京赋》曰：“为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帝籍，田在国之辰地）。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以次耕。力田种各讫，有司告事毕（《汉旧仪》曰：“春秋耕於籍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从，大赐三辅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种百万斛，为立籍田仓，置令、丞。皆以给祭天地、宗庙、郡神之祀，以为粢盛。”）是月令日，郡国守相皆劝民始耕如仪。诸行出入皆鸣钟，皆作乐。其有灾眚，有他故，若请雨、止雨，皆不鸣钟，不作乐（汉家郡守行大夫礼，鼎俎笾豆，工歌县）。

明帝永平九年，诏郡国以公田赐贫民各有差。

十三年，汴渠成，诏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

章帝建初元年，诏以上林池田赋与贫人。

元和元年，诏：“郡国募人无田欲徙他界就饶者，悉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顾耕庸，赁种饷，贯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後欲还本乡者，勿禁。”

三年，诏曰：“《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种粮，务尽地力，勿令游手。”

安帝永初元年，以广城游猎地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

魏制：天子亲耕籍田，藩镇阙诸侯百亩之礼。

晋武帝太始四年正月，帝躬耕籍田於东郊，诏曰：“近代以来，耕籍田於数步之内，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循千亩之制，当率群公卿士躬稼穑，以先天下。於东郊之南，洛水之北（去宫八里，远十六里为北千亩）。”帝御木辂以耕。自惠帝後礼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将亲耕，司空、大司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中开阡陌。

齐武帝永明中，耕籍田。

梁依宋、齐礼，天监十三年，以启蛰而耕。普通二年，移籍田於建康北岸。

後魏太武帝天兴三年春，始躬耕籍田。

北齐籍於帝城东南千亩，内种赤梁、白、大豆、赤黍、小豆、黑祭、麻子、大小麦，色别一顷，自馀一顷，中通阡陌。

隋制：於国南十四里启夏门置地千亩为坛，行播，殖礼九，纳於神仓，以拟粢盛，秸藁以饷牺牲。

唐太宗贞观三年二月，籍於千亩之甸。

高宗永徽三年正月，率公卿耕於千亩之甸。

乾封二年、仪凤二年、景三年，并躬耕籍田。

元宗开元二十三年正月，躬耕籍田。

宋太宗端拱元年，亲耕籍田，以劝农事。

天禧元年，以久罢畋游，其京城四面禁围草地，令开封府告谕百姓，许其耕牧。

四年，福建转运使方仲荀言：“福州王氏时，有官庄千二百一十五顷，自来给与人户主佃，每年只纳税米。乞差官估价，令见佃人收买，与限二年，送纳价直。”

仁宗天圣三年，屯田员外郎张希颜奏：“福建八州皆有官庄，七州各纳租课，惟福州只依私产纳税，复免差徭，显是幸民。乞相均米数，依州价折纳见钱，铜、铁中半。”从之。

嘉二年，诏以天下没入户绝田募人耕，收其利，置广惠仓，以赈贫人（见《赈恤门》）。熙宁，以广惠仓之入，归之常平。

神宗熙宁二年，三司言：“天下屯田、省庄，皆子孙相承租佃岁久，乞不许卖，其馀没官纳庄愿卖者听。”从之。

七年，诏：户绝庄产召人充佃，及入实封状承买，以其直增助诸路常平钱。

开封府界、诸路系省庄屯田、营田，稻田务及司农寺户绝、水利田，并都水监、淤田官庄司四十四万七千四百四十八顷一十六亩，内三司官田庄四千五百九十三顷四十亩零，总收租馀斛斗匹帛六万一千四百九贯、石、匹；都水监、淤田司官庄五百五十四顷一十九亩零，总收租斛斗五万二百一十石、斤，秸秆等五十万一千六十六束、斤。

哲宗元元年，户部言：“鬻卖绝户田宅，既有估覆定价，乞如买扑坊场例，罢实封投状。”从之。

八年，诏：“凡官田及己佃而逃，或佃租违期应佃者，不别召佃，悉籍之官，为招募衙前之用。如未有投募，且令租佃，以应募者而给之。”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诏市易折纳田产并依户绝田产法。

政和元年，时朝廷以用度艰窘，命官鬻卖官田，江西路一岁失折上供无虑二十馀万斛。运副张根建言，田既不存，当减上供。朝廷深察所以然，遂止不卖。

总领措置官田所言：“元奏存留屯田，为系河北、河东、陕西边防利害，乞存之不鬻。自三路外，名屯田者其实悉以民耕，与凡官田无异，无系边防，自应鬻卖。”从之。

知吉州徐常奏：“诸路惟江西乃有屯田，非边地，其所立租，则比税苗特重，所以祖宗时，许民用为永业，如有移变，虽名立价交佃，其实便如典卖己物。其有得以为业者，於中悉为居室、坟墓，既不可例以夺卖，又其交佃岁久，甲乙相传，皆随价得佃，今若令见业者买之，则是一业而两输直，亦为不可。而况若卖而起税，税起於租，计一岁而州失租米八万七千馀石，其势便当损减上供。是一时得价而久远失利，此议臣见近利而失远图，公私交害也。”於是都省乞下江西核实，如屯田纽利多於二税，即住卖之；为税田而税多租少，即鬻之。他路仿此。诏可。

臣僚言：“天下系官田产，如折纳、抵当、户绝之类，隶属常平，则法许鬻卖；如天荒、逃田、省庄之类，在运司有请佃法。自馀闲田，名类非一，乞命官总领条画以闻。”户部奏：“凡田当防河、召募弓箭手或屯田之类，悉应存留；凡市易抵当、折纳、籍没，常平户绝、天荒、省庄、沙田、退滩、荻场、圩田之类，并应出卖。”又奏：“仿熙宁制，所委官一年内卖及七分，与转一官，馀以次减磨勘；不登五分，加奏劾。”诏从之。

八月，诏：“乃者，有司建明尽鬻系官田宅，苟目前之利，废久长之策。其总领措置官并罢，已卖田宅给还元直，仍拘入官。如舍屋已经改更，但课亏租额者，与免仍旧修盖。官田已尝为墓，据合用亩步约价者，与免迁移。”

六年，始作公田於汝州。公田之法：县取民田契根磨，如田今属甲，则从甲而索乙契；乙契既在，又索丙契，展转推求，至无契可证，则量地所在，增立官租。一说谓按民契券而以乐尺打量，其赢则拘入官，而创立租课。

初，因中官杨戬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置务掌之，号稻田务。复行於府畿，易名公田，南暨襄城，西至沔池，北逾大河，民田有逾初券亩步者，辄使输公田钱。政和末，又置营缮所，亦为公田。久之，後苑、营缮所公田皆并於城西所，尽山东、河朔天荒逃田与河堤退滩输租举入焉，皆内侍主其事，所括凡得田三万四千三百馀顷。农亩困败，但能输公田钱，而正税不复有输。後李彦又立城西括田所，而公田皆彦主之。靖康初，诛彦。

宣和元年，提举水利农田所奏：“浙西平江诸州积水减退，欲委官分诣乡村检视露出田土，惟人户见业已纳省税不括外，其馀逃田、天荒、草田、葑茭荡及湖泺、退滩、沙涂等地，悉标记置籍，召人请射种植，视乡例拘纳租课，桩充御前钱物，专一应奉御前支用，置局提举。如造谤惑众沮害之人，罪徒。”从之。

三年，诏：“方量根括到田土租税课利内，特与减一半。”十月，尚书省言：“诸路学田并西南外宗室财用司田产，元所给佃租课太轻，不足於用。”诏许添立实封入状，添立租课，佃一次，如佃人愿从添数，亦仍给佃。

高宗建炎元年，从江南经制使翁彦国言，拘籍蔡京、王黼等庄田，令佃户就种，岁减租课二分。

三年，令：“应天下系官田，令有司依乡例纽纳佃租，期以半月，许民自陈输租额，过期依见行条法。”

绍兴元年，诏尽鬻诸路官田。命各路宪臣总领措置。

时以军兴，用度不足，又先时知永嘉县霍蠡言：“温州四县没官田，势家诡名请佃，岁责保正长代输，公私病之。”乃诏并召人鬻。五年，又诏：见佃人愿承买者听，佃及三十年以上者，减价钱三之二。

十二年，户部言：“诸路常平司未卖田，令见佃人添租三分，不愿者勒令离业，召人佃。”

知邵州吕稽仲言：“湖南、广西闲田甚多，若轻租召佃，收其所输，籴其赢馀，可宽州县。”诏户部措置。

刘夔为福州帅，贸易僧寺田以取资。至张守帅闽，始议存留上等四十馀刹，以待高僧外，悉令民实封请买。岁入七八万缗，以助军衣，馀宽百姓杂科，民皆便之。

二十六年，户部侍郎韩仲通言：“蜀地狭人稠，而京西、淮南系官膏腴之田尚众，乞许人承佃，官贷牛、种，八年仍偿。并边免十年租，次边半之，满三年充己业。”从之。

户部言：“诸路卖官田钱，乞以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籴本。今诸买官田者，免纳税契钱，又免和买二年，免物力三年至十年（一千贯以下免三年，一千贯以上五，年五千贯以上十年）。已给卖後，不许执邻取赎。旧六十日输钱不足者，钱没官，别召买，今倍其日。”皆从之。

二十九年，户部提领官田所言：“应官户、势家坐占官田，今依估承买，其浙西营田及馀路营田、官庄田、屯田并住卖。”诏各路提举司督察欺弊，申严赏罚。县卖十万缗、州二十万缗，守令各进一秩，馀以次减磨勘，最稽迟者贬秩。荆南提刑彭合入对，言州县卖官田之害，望减价，无抑勒。户部以减价为难，但令勿抑勒而已。

谏议大夫何溥言：“比议臣欲优恤见佃者，令减价二分承买，而复谓其低价买、增价卖，或借钱收买、增价准折，许人告即拘没。夫始怜其失业而为之减价，终设为转卖之说而开其争端，望明诏改正。”

两浙转运司言：“申括到平江府省田一十六万六千七百二十八亩，每亩纳上供省苗三斗三升六合，计米三万九千四十七石，系民户世业。今若出卖，便为私田，止输二税，暗失上供岁额苗米。”乃止。

臣僚言：“江东西、二广村之，人户凋疏，弥望皆黄茅、白苇。民膏腴之田，耕布犹且不遍，岂有馀力可置官产？浙东、西最号繁盛，所买仅及百馀万缗，累月尚未足数，且有抑勒之患。况江、广米既平，钱货艰得，亩直不过贯百，纵根括无遗，其能应期限乎？若谓命令已行，难於寝罢，乞宽之一年，听民情愿，无或抑勒，违者坐之。”诏可。

又言：“二年之，三省、户部困於文移，监司、州郡疲於出卖。上下督责，始限一季，继限一年，已卖者才十三，已纳者才十二，其事犹未竟也。盖买产之家，无非大姓，估价之初，以上色之产轻立价贯，揭榜之後，率先投状，至於拆封，往往必得，今之已卖者是也。若中下之产，无人计嘱，所立之价，轻重不均，今之无人承买者是也。宜且令元佃之家著业纳租，岁犹可得数十万斛。”从之。

宁宗开禧三年冬，韩胄既诛，复与虏讲解。明年，改元嘉定，始用廷臣言，置安边所，命户部侍郎沈诜等条画来上，凡胄与其他权亻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初，以御史提其纲，继委之版曹或都司、寺、监官，其後又俾畿漕领之。诸路岁输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两浙、江东西、淮东西、福建皆有籍，以给行人金缯之费。迨虏好既绝，军需边用每於此乎取之。

●卷八 钱币考一

○历代钱币之制

自太以来则有钱矣，太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周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

神农列廛於国，以聚货帛，日中为市，以交有无。虞、夏、商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

管子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饣（章延反，糜也），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饣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於汝、汉，珠起於赤墅，东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用於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於暖也，食之则非有补於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若五与万物平，则人无其利。故设上中下币，而行轻重之术，使一高一下，乃可权制利门悉归於上）。

周制，以商通货，以贾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外圜而内孔方），轻重以铢（黄金以斤为名，钱以铢为重也）；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疋。故货宝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流行於泉），布於布（布於民），束於帛（束，聚也）。《周官 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凶年物贵，置钱以饶民）。

夹氵祭郑氏曰：“谓之泉者言其形，谓之金者言其质，谓之刀者言其器，谓之货、谓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钱’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变而为刀器，再变而为圜法（即太公所作）。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实便之，故泉与刀并废。後人不晓其谓也，观古钱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世代以‘钱’字，故‘泉’之文借为泉水之泉，其实‘泉’之篆文下体不从水也。先儒不知本末，因谓流於泉，布於布，宝於金，利於刀，此皆沿凿之义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赐予之财（赍，行道之财用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之服不会。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後予之（抵，故贾也。主者，别治大夫也。康成谓：“抵，本也。本谓所属吏，主、有司是也。”）。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辩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郑司农谓：“以其所贾之国所出为息也。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出葛，则以葛偿。”康成谓：“以其於国服事之税为息也。於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岁终则会其出入，而纳其馀。

按：《周礼》主财之官虽多，而专掌钱布则惟外府、玉府二官，外府掌赍赐之出入，泉府掌买卖之出入。自王介甫以郑注国服为息之说行青苗误天下，而後儒之解此语者，或以“息”为生息之息，或以“息”为休息之息，然於义皆无所当。盖古人创泉布之本意，实取其流通。缘货则或滞於民用，而钱则无所不通；而泉府一官最为便民，滞则买之，不时而欲买者则卖之，无力者则赊贷与之。盖先王视民如子，洞察其隐微，而多方济其缺乏，仁政莫尚於此，初非专为谋利取息设也。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剿其一语以断天下大事可乎？

买之於方滞之时，卖之於欲买之际，此与常平贱籴贵粜之意同。泉府则以钱易货，常平则以钱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谋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转而为和籴，且以其所储他用而不以济民，则惟恐其数之不多，利之不羡，於是亦以理财之法视之矣。

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钱轻，更铸大钱，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赡不足。

王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於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赈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币轻物贵也），於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轻曰子。相权，并行也）。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於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大小利之（民患币重，则多作轻钱而行之，亦不废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於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夫有备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备，谓之急；可後而先之，谓之召灾。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也，其竭无日矣。”王弗听。

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孙叔敖为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乱，人莫安其处，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复如故，而百姓乃安。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镒”为名，上币（二十两为镒。改周一斤之制，更以镒为金之名数也。高祖初赐张良金百镒，此尚秦制也。上币者，二等之中，黄金为上，而钱为下也）；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如榆荚也。荚音颊）。黄金一斤（复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馀赢以稽市物，踊腾跃（稽，贮满也。言以其赢馀之财畜积群货，使物甚腾跃也），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

高后二年，行八铢钱（即秦半两钱也。汉初患其重，更铸榆荚，人患太轻，故复行此。）六年，行五分钱（即荚钱）。

文帝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黥（顾租，谓雇佣之直，或租其本）。然铸钱之情，非ゾ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ゾ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乃者民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於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言死罪多委积於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时钱重四铢，法钱百枚当重一斤十六铢，轻则以钱足之若干枚，令满平也），或用重钱，平称不受（秦钱重半两，汉初铸荚钱，文帝更铸四铢钱。秦钱与荚钱皆当废，而故与四铢并行。民以其见废，故用轻钱则百加若干；用重钱虽以一当一，犹复不受之，是以郡县不同也）。法钱不立（法钱，依法之钱也），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耜，冶吹炭，奸钱日多，五不为多。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於天下，其为祸博矣。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铜铸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铜毕归於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上不从。

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邓通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贾山上书谏，以为钱者无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其後，复禁铸钱。

景帝中六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

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遂竟案，尽没之。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铢钱（坏四铢造此也。重如其文）。

五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元狩四年，四十馀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多即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磨钱质而取钅谷（钅谷，铜屑也），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其明年，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周郭其质，令不得磨钱取钅谷。

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币。

时县官大空，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百数，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钱币以赡用。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磨钱质而取钅谷，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今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後得行。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曰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扌隋之（扌隋下而长），其文龟，直三百（一重八两，则二重六两，三重四两）。其後，官铸赤仄。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馀，终废不行。自造白金、五铢钱後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法者众，吏不能尽诛，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国，举并兼之徒、守相为利者劾之。

时张汤用事，帝与汤造白鹿皮币，以问大司农颜异，对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上不悦。汤奏异腹诽，坐死。

元鼎二年，令京师铸官赤仄。

时郡国铸钱，而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以赤铜为其郭也），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其後二岁，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於是悉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元帝时，贡禹言：“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藏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於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铢，谓计其所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使百姓一意农桑。”议者以为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议亦寝。

《师丹传》，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上以问丹，丹对言可改。章下有司议，皆以为行钱以来久，难卒变易。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馀云。

石林叶氏曰：“《汉书 王嘉传》，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一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言其多也。以今计之，才八百三十万贯耳，不足以当榷货务盛时一岁之入。盖汉时钱极重而币轻，价甚贱时至斛五钱（耿寿昌以贱伤农，建常平之议，其年斛五钱），故嘉言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正使有千万，亦是今一万贯，中下户皆有之。汉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俸六万，乃今六十贯，御史大夫四万；而大将军米月三百五十斛，下至佐史，秩百石，犹月八斛有奇。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馀万斤。币轻，故米贱金多。近世患国用不足，以为钱少，故夹锡当十等交具，卒未尝有补。盖钱之多寡系币之轻重，不在鼓铸广狭也。”

又曰：“如魏文侯相李悝言，一夫治田百亩，亩收粟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一夫五口，人月食一石半。百亩之入，以其十五石为税，九十石为食，馀四十五石。石钱三十，计钱千三百五十，而社闾、尝新、春秋之祠只用钱三百，而其馀钱以为五口之衣（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今只馀千五十，不足四百五十）。则固不嫌钱之少也。然正使币轻，亦何至是？盖日用犹不满一钱，不知何以为生。”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於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张晏曰：“按今所见契刀、错刀，形质如大钱，而肉好轮厚异於此，大钱形如大刀环矣，契刀身形员，不长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无“五百”字也。错刀则刻之作字也，以黄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与志相应也，似札单差错，文字磨灭故耳。”师古曰：“张说非也。王莽钱刀今并尚在，形质及文并与志相合。”）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么钱一十”（么，小也）。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朱音殊。提字音上支反）。他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元龟巨冉长尺二寸（冉，龟甲缘也。巨，至也。度背两边缘尺二寸也），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两贝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龟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么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么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布亦钱）。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铸作钱、布皆用铜，ゾ以链、锡（许慎曰：“链，铜属也。”然则以链及杂铜而为钱也。链，音连），文质周郭放汉五铢钱云（放，依）。其金银与他物杂，色不纯好，龟不盈五寸，贝不盈六分，皆不得为宝货。元龟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莽患之，下诏敢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於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於市道。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称数。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遂废。莽天凤元年，复中下金、钱、龟、贝之货，颇增减其价直，而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其广八分，其圆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放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比音频未反）；非沮宝货，民罢作一岁，吏免官。犯者愈众，又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锺官（锺官，主铸钱者），愁苦死者十六七。汉钱旧用五铢，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铸铁钱，百姓货币不行。时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腹，五铢汉货，言汉当复并天下。

世祖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铢钱，天下赖其便。

初，王莽乱後，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建武初，马援在陇西，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许，事遂寝。及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馀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帝从之。

建武时，长安铸钱多奸，第五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

桓帝时议改铸大钱，刘陶言其不便，乃止。

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财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陶上议曰：“当今之忧，不在於货，在於民饥。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冶铸之便，故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於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一人铸之，万人夺之乎？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致焦烂。”帝乃止，不铸钱。

灵帝中平三年，铸四出文钱。

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乱，钱果流布四海。

献帝初平元年，铸小钱。

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长安铜人、钟ね、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故货贱物贵，石数万。又钱无伦理文章，不便人用。

昭烈取蜀，铸直百钱。

先主攻刘璋，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姓，孤无取焉。及入成都，士庶皆舍干戈，赴诸库藏取宝物，军用不足，备忧之。西曹掾刘巴曰：“此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旬月之，府库充实。文曰“直百”，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秤两如一焉，并径七分，重四铢。

魏文帝黄初二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帛为市。至明帝世，废钱用既久，人巧伪渐多，竞湿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不能禁。司马芝等议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以省刑，若更铸五铢钱，则国丰刑省，於是为便，明帝乃立五铢钱。

孙权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晋用魏五铢钱，不闻有所更创。

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稍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司贾人皆食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

安帝元兴中，桓元辅政，议欲废钱用帛，朝议以为不可，乃止。

孔琳之议曰：“《洪范》八政，货为食次，岂不以交易之所资，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为钱，则是妨为生之业，禁之可也。今农自务，工自务器，各隶其业，何尝致勤於钱？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致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可废者也。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於商贩之手，耗弃於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於目前。故锺繇曰：‘巧伪之人，竞湿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代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於兵乱积久，用之於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既度天下之，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库充溢，或粮靡斗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之之道，实假於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是有钱无粮之人，皆坐而饥困，以此断之，又立弊也。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为贫，用之处不为富，又人习来久，革之怨惑。语曰：‘利不百，不易业。’况又钱便於也！魏明帝时，钱废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帛而用钱，足以明帛之弊著於已诫也。愚谓救弊之术，无取於废钱。”朝议多同琳之，故元议不行。

前凉张轨太府参军索辅言於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晋太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全安，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钱置，铸四铢钱，文曰“四铢”，重如其文。

人颇盗铸，多翦凿古钱取铜，帝甚患之。录尚书、江夏王义恭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以防穿凿，议者多同之。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在交易，岂假多数？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夫钱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钱，则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铢、五铢，则文皆古篆，既非庸下所识，如或漫灭，尤难分明，公私交乱，争讼必起，此最足深疑者也。命旨兼虑翦凿日多，以致销尽，鄙意复谓直由纠察不精，致使立制以来，发觉者寡。今虽有悬金之名，竟无酬与之实，若申明旧科，擒获即报，畏法希赏，不日息矣。”中领军沈演之以为：“晋迁江南，疆境未廓，或土习其风，钱不普用。今封略开广，声教遐暨，金钅强布洽，爰逮边荒。用弥广而货愈狭，如复竞窃翦凿，销毁滋繁，刑虽重禁，奸弊方密，肆力之，徒勤不足以供赡。诚由货贵物贱，常调未革。愚谓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毁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日绝。”上从演之议，遂以一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时言事者多以钱货减少，国用不足，欲禁私铜，以充官铸五铢。范泰又陈曰：“夫货存贸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贵，今日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今官人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而行。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锺律所通者远，机衡所揆者大。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於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人俱困，较之以实，损多益少。良由阶根未固，意存远略。伏愿思可久之道，赎欲速之情，则嘉谟日陈，圣虑可广。”

自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古五铢同价无利，百姓不资盗铸。孝武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後稍去“四铢”，专为“孝建”。

尚书右丞徐爰议曰：“货薄人贫，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将至大乏。宜应遵式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合宜以铜赎刑，随罪为品。”诏可之。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於是人盗铸者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翦凿古钱，以取其铜，钱既转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人吏官长坐罪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时议者又以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颜峻曰：“议者将谓官藏空虚，宜更改变，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灾弊，赈国吊人。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於官无解於乏，而人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其弊不可复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铸获利，不见有顿得一二倍之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又不可二也。人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必生纷扰，富商得志，贫人困穷，又不可三也。况又未见其利而众弊如此，失算当时，取诮百代！”上不听。

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形式转细。官钱每出，人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炉，如今之剪凿者，谓之“来子”，尤轻薄者谓之“荇叶”，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於此者谓之“纟延环钱”。入水不沈，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断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贾不行。

明帝太始初，唯禁鹅眼、纟延环，其馀皆通用。复禁民铸，官署亦废工，寻又普断，唯用古钱。

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上书曰：“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更。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无累；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也者，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五百馀年，制度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也。以为宜开置钱府，方督贡金，大兴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府库以实，国用有储，乃量俸禄，薄赋税，则家给人足。顷盗铸新钱者，皆效作翦凿，不铸大钱也。若官钱已布於人，使严断翦凿，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人，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时议者以为钱货转少，宜更广铸，重其铢两，以防人奸。上乃使诸州大市铜炭，会上崩乃止。

武帝时，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顷钱贵物贱，殆欲兼倍，凡在触类，莫不知兹。稼穑艰劬，斛直数十，机杼勤苦，匹才三百。所以然者，实亦有由。人钱多翦凿，鲜复完者，公家所受，必须圆大，以两代一，困於无所，鞭捶质系，益致无聊。”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襄、梁、益用钱，其馀州郡则杂以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

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四铢三参二黍，其文则重一斤三两。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公式女钱”，径一寸，文曰“五铢”，重如新铸五铢，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者，其五铢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三吴属县行之。女钱径一寸，重五铢，无轮郭，郡县皆通用。太平百钱二种，并径一寸，重四铢，源流本一，但文字古今之殊耳，文并曰“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径六分，重一铢半，文曰“定平一百”。稚钱五铢，径一分半重四铢，文曰“五铢”，源出於五铢，但狭小，东境谓之“稚钱”。五铢钱径七分半，重三铢半，文曰“五朱”，源出稚钱，但稍迁异，以“铢”为“朱”耳，三吴行之，差少於馀钱。又有对文钱，其原未闻。丰货钱径一寸重四铢，代之谓之富钱，藏之令人富也。布泉钱径一寸，重四铢半，代谓之“男钱”，云妇人佩之即生男也。此等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趋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以後，所在铁钱，遂如邱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惟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陌，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陌，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陌，名曰“长钱”。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多，至末年遂以三十五为陌。

陈初，承梁丧乱之後，铁钱不行。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铸，又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文帝元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後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其岭南诸州多以钱米布交易，俱不用钱。

後魏初置太和，钱货无所用也。

孝文帝始诏天下用钱。十九年，公铸粗备，文曰“泰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匹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人有欲铸，就听铸之，铜必精炼，无所和杂。

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铸五铢钱。孝明熙平元年，京师及诸州镇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钱，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

孝明熙平初，尚书令、任城王澄上言：“窃寻太和之钱，孝文留心创制，後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之式。臣窃闻之，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因其所宜，顺而致用。‘太和五铢’，虽利於京邑之肆，所不入徐、扬之市（徐，今彭城琅琊郡地。扬，今寿春郡地）。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於荆、郢之邦者，则碍於兖、徐之域（荆，今南阳郡地。郢，今汝南郡地。兖，今鲁郡、东平郡地），致使贫人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臣之愚意，谓今之太和与新铸五铢，及诸古钱方俗所便用者，虽有小大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诏曰：“钱行已久，今东南有事，且可依旧。”

澄又奏：“‘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常模，宁可专货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至於京西、京北域内州镇未用钱处，行之则不足为难，塞之则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纟强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枰尺之平，济代之宜，便益於此。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鹅眼、环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馀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使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钱者，罪当重宪。”诏从之。而河北诸州旧少钱货，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於市。

二年冬，尚书崔亮奏：“弘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一斗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今玉山县）矿，一斗得铜八两；南有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昔铜官，旧迹见在。谨按铸钱方兴，用铜处广，既有冶利，并许开铸。”诏从之。自後所行之钱，人多私铸，钱稍小薄，价用弥贱。建义初，重制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

孝庄帝初，私铸者益更薄小，乃至风飘水浮，米斗几直一千。秘书郎杨亻品奏曰：“臣顷在雍州，表陈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使人乐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书，八座不许。以今况昔，为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经御披析。”亻品乃随宜剖说，帝从之，乃铸五铢钱。御史中尉高恭之又奏曰：“四民之业，钱货为本，救弊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今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馀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昔汉文以五分钱小，改铸四铢，至孝武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馀，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应自息心，况复严刑广设。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後遂用杨侃计。永安二年秋，诏更铸，文曰“永安五铢”，官自立炉，亦听人就铸，起自九月，至三年正月而止。官欲知贵贱，乃出藏绢，分遣使人於二市卖之，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

时铸钱都督长史高谦之（即高恭之兄，字道让）上表求铸三铢钱曰：“盖钱货之立，本以通有无，便交易，故钱之轻重，世代不同。太公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时更铸大钱。秦兼海内，钱重半两。汉兴，以秦钱重，改铸荚钱。至孝文五年，复为四铢。孝武时，悉复销坏，更铸三铢，至元狩中，变为五铢，又造赤仄，以一当五。王莽摄政，钱有六等，大钱重十二铢，次九铢，次七铢，次五铢，次三铢，次一铢。魏文帝罢五铢钱，至明帝复立。孙权江左铸大钱，一当五百。权赤乌五年，复铸大钱，一当千。轻重大小，莫不随时而变。况今寇难未除，州郡沦没，人物凋零，军国用少，则铸小钱可以富益，何损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兴不以钱大，政衰不以钱小，唯贵公私得所，政化无亏，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臣今请铸，以济交乏五铢之钱，任使并用，行之无损，国得其益。”诏将从之，事未就，会卒。

北齐神武霸政之初，犹用永安五铢。迁邺已後，百姓私钱，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古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渐复细薄，奸伪竞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文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馀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於市门，私人所用之秤，皆准市秤以定轻重。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後听用。若入市之钱不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钅，并不听用。若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钱，若便禁断，恐人交乏绝，畿内五十日，外州百日为限。群官参议，咸以为时稍贵，请待有年。王从之而止。

文宣受东魏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甚贵而制造甚精。其钱未行，而私铸已兴，一二年，即有滥恶，虽杀戮不能止，乃令市增长铜价，由此利薄，私铸少止。至乾明、皇建之，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郭、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荆河等州，辈类各殊。武平以後，私铸转甚，或以生铁私铜，至於齐亡，卒不能禁。

後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汉书 西域传》：“宾国以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其止即漫也。乌弋山燕国之钱与宾国同，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加金银释其仄。安息亦以银为钱，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即更铸。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贾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又以边境之钱，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以布钱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初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齐平以後，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至宣帝大成元年，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千，与五行大布、五铢，凡三品并用。

隋文帝开皇元年，以天下钱货轻重不一，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後魏 食货志》云，齐文襄令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一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则一千钱重十二斤以上。而隋代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当是大小秤之差耳）。是时，钱既杂出，百姓或私有铸。三年，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後得过；样不同者则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以後，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贸易不止。四年，诏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犹不能绝。五年，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时，见用之钱，皆须和以锡钅。锡钅既贱，求利者多，私铸之钱，不可禁约。其年诏乃禁出锡钅之处，并不得私有采取。十年，诏晋王广听於扬州立五炉铸钱。其後奸猾稍多，渐磨炉钱郭取铜私铸，又杂以铅锡，递相仿效，钱遂轻薄。乃下恶钱之禁。京师及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诏汉王谅听於并州立五炉铸钱。又江南人钱少，晋王广又请於鄂州白山有铜矿处铸钱，於是诏听置十炉铸钱。又诏蜀王秀於益州立五炉铸钱。是时钱益滥恶，乃令有司检天下邸肆见钱，非官铸者皆毁之，其铜入官。而京师以恶钱贸易为吏所执有死者。数年之，私铸颇息。大业以後，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每千宜重二斤，後渐轻至一斤。或剪铁钅，裁衣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於亡。

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得轻重大小之中。置钱监於洛、并、幽、益等诸州。赐秦王、齐王三炉，右仆射裴寂一炉以铸。盗铸者死，没其家属。

高祖初入关，民行线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乃铸“开元通宝”，其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字含八分及篆、隶三体，其词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郑虔《会粹》云，询初进蜡样日，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钱上有掐文。每两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则今钱为古秤之七铢以上，古五铢则加重二铢以上。

显庆五年，以盗铸恶钱多，官为市之，以一善钱售五恶钱。民藏恶钱，以待禁弛。

仪凤四年，以天下恶钱转多，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於市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合斤两者，任将行用。

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钱，径寸，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之十。逾年而旧钱多废。明年，以商贾不通，米帛踊贵，复行“开通元宝”钱，天下皆铸之。然私钱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铸江中者。诏所在纳恶钱，而奸亦不息。仪凤中，濒江民多私铸钱为业，诏巡江官督捕，载铜、锡、钅过百斤者没官。四年，命东都粜米粟，别纳恶钱百文，少府、司农毁之。时铸多钱贱，米踊贵，乃诏少府铸，寻复旧。永淳元年，私铸者抵死，邻保从坐。

武后长安中，令悬样於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而拣择艰难，交易留滞，乃令钱非穿穴及铁锡、铜液，皆得用之，熟铜、排斗、沙涩之钱皆售。自是盗铸蜂起，江淮尤甚，吏莫能捕。先天之际，两京钱益滥，郴、衡钱才有轮郭，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锡模钱，须臾千百。

玄宗开元初，宰相宋请禁恶钱，行二铢四参钱，毁旧钱不可用者。江淮有官炉钱、偏炉钱、棱钱、时钱，遣监察御史萧隐之使江淮括恶钱。隐之严急烦扰，怨嗟盈路，坐贬官。又请粜十万斛收恶钱，少府毁之。

开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敕：“布帛不可以尺寸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贸有无。古之为钱，以通货币，顷虽官铸，所入无几，约工计本，劳费又多，公私之，给用不赡，永言其弊，岂无变通。往者汉文之时，已有放铸之令，虽见非於贾谊，亦无废於贤君。古往今来，时移事异，亦欲不禁私铸，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详议可否。”秘书监崔沔议曰：“夫国之有钱，时所通用。若许私铸，人必竞为，各徇所求。小如有利，渐忘本业，大计斯贫。是以贾生之陈七福，规於更汉令；太公之创九府，将以殷贫人。况依法则不成，违法乃有利。谨按《汉书》，文帝虽除盗铸钱令，而不得杂以铅铁为他巧者。然则虽私铸，不容奸钱。钱不容奸，则铸者无利。铸者无利，则私铸自息。斯则除之与不除，为法正等。能谨於法而节其用，则令行而诈不起，事变而奸不生，斯所以称贤君也。今若听其私铸，严断恶钱，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诫则汉政可侔，犹恐未若皇唐之旧也。今若税铜折役，则官冶可成；计估度庸，则私钱无利。易而可久，简而难诬，谨守旧章，无越制度。且夫钱之为物，贵以通货，利不在多，何待私铸，然後足用也！”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议曰：“古者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子曰：‘夫三币，握之则非有补於暖也，舍之则非有损於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如父母，用此术也，是谓人主之权。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贱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出乎是，柰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不重禁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莱不垦，又邻於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则益盗。昔汉文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所致也。必欲许其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钱重而伤本，工费而利寡，则臣愿言其失，以效愚计。夫钱重者，犹人日滋於前，而炉不加於旧。又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故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禁宽则行，禁严则止，止则弃矣，此钱之所以少也。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之由，在於采用者众矣。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则铜无所用，铜无所用，则铜益贱，铜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公钱不破，则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伏惟陛下熟察之。”其年十月六日，敕：“货币兼通，将以利用，而布帛为本，钱刀是末。贱本贵末，为弊则深，法教之，宜有变革。自今以後，所有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绵等，其馀市买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二十六年，於宣、润等州置钱监。

时两京用钱稍善，米粟价益下。其後钱又渐恶，诏出钱所在置监，铸“开元通宝”钱，京师库藏皆满。天下盗铸益起，广陵、丹阳、宜城尤甚。京师权豪岁岁取之，舟车相属。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漫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以一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两京钱有鹅眼、古文、纟延环之别，每贯重三四斤，至翦铁而缗之。宰相李林甫请出绢布三百万匹，平估收钱，物价踊贵，诉者百万人。兵部侍郎杨国忠欲招权以市恩，扬鞭市门曰：“行当复之。”明日，诏复行旧钱。天宝十一载，又出钱三十万缗，易两市恶钱；出左藏库排斗钱，许民易之。国忠又言非铁锡、铜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时增调农人铸钱，既非所习，皆不聊生。内作判官韦伦请厚价募工，繇由役用减而鼓铸多。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钅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

肃宗乾元元年，户部侍郎第五琦以国用未足，币重货轻，乃请铸“乾元重宝”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以一当十，与“开元通宝”参用。及琦为相，又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每缗重十二斤。与三品钱并行。法既屡易，物价腾踊，斗米至七千钱，死者满道。初，有“虚钱”，京师人人私铸，并小钱，坏钟、像，犯禁者愈众。郑叔清为京兆尹，数月榜死者八百馀人。上元元年，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皆以一当十，碾鬻受，得为实钱，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由是钱有虚实之名。

史思明据东都，铸“得一元宝”钱，径一寸四分，以当“开元通宝”之百。既而恶“得一”非长祚之兆，改其文曰“顺天元宝”。

代宗即位，“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自第五琦更铸，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乾元、重轮二钱铸为器，不复出矣。

当时议者以为：“自天宝至今九百馀万。《王制》：上农食九人，中农夫七人。以中农夫计之，为六千三百万人。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费米百二十六万斛，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礼再倍，馀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凶灾，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以贵贱丰俭相当，则米之直与钱均也。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一顷出米五十馀斛，当田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而钱亦岁毁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铜贵钱贱，有铸以为器者，不出十年，钱几尽，不足以周当世之用。”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以江、岭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贱弱之货，输京师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积之江淮，易铜铅薪炭，广铸钱，每岁得十馀万缗，输京师及荆、扬二州，自是钱日增矣。

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言：“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於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故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用工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浮本矣。其江淮七监请皆停罢。”从之。

二年八月，诸道盐铁使包佶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钱，交下粗恶，拣择纳官者三分才有二分，馀并铅锡铜荡，不敷斤两，致使绢价腾贵，恶钱渐多。访闻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钱，转相货易，奸宄渐深。今後委本道观察使明立赏罚，切加禁断。”

贞元九年正月，张滂奏：“诸州府公私诸色铸造铜器杂物等。伏以国家钱少，损失多门。兴贩之徒，潜将销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馀。有利既厚，销铸遂多，江淮之，钱实减耗。伏请准从前敕文，除铸镜外，一切禁断。”

十年六月，敕：“今後天下铸造、买卖铜器，并不须禁止，其器物约每斤价直不得过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长吏及巡院同勾当访察，如有销钱为铜者，以盗铸钱罪论。”

十四年十二月，盐铁使李若初奏：“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货数少，缯帛价轻，禁止见钱不令出界，致使课利有缺，商贾不通。请指挥见钱任其往来，勿使禁止。”从之。

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搜索诸坊，十人为保。盐铁使李巽以郴州平阳铜坑二百八十馀，复置桂阳监，以两炉日铸钱二十万。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命商贾蓄钱者，皆出以市货，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唯银无益於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

元和四年，京师用钱缗少二十及有铅锡钱者，捕之；非交易而钱行衢路者，不问。复诏采五岭银坑，禁钱出岭。六年，货易钱十缗以上者，参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飞狐故监二十里而近，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刺史李听为使，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自是河东锡钱皆废。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顿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於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缗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币轻如故。宪宗为之出内库钱五十万缗市布帛，每匹加旧估十之一。会吴元济、王承宗连衡拒命，以七道兵讨之，经费屈竭。皇甫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外，复抽五十送度支以赡军。

十二年敕：“自今文武官僚，不问品秩高下，并公郡县主、中使，下至士庶、商旅、寺观、坊市，所有私贮见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如有过此，许从敕出後，限一月市别物收贮。如限内未了，更请限亦不得过两月。限满违犯者，白身人处死；有官人等闻奏科贬，其贮钱纳官，五分取一充赏。”时京师里区肆所积，多方镇钱，如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於是竞买地屋以变其钱，而高赀大价多依倚左右军官钱为名，府县不能究治，竟不行。

先是，三年，诏：“应天下商贾先蓄见钱者，委所在长吏，令收市货物，官中不得辄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货易，以求便利。周岁之後，此法遍行，朕当别立新规，设蓄钱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许其方员，意在他时行法不贷。”

按：後之为国者，不能制民之产，以均贫富，而徒欲设法，以限豪强兼并之徒。限民名田，犹云可也；限民蓄钱，不亦甚乎！然买田者志於吞并，故必须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顷亩；蓄钱者志於流通，初不烦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迁也。今以钱重物轻之故，立蓄钱之限，然钱重物轻，正藏钅强逐利者之所乐闻也。人弃我取，谁无是心？正不必设法禁以驱之，徒开告讦之门而重为烦扰耳。

穆宗即位，京师鬻卖金银十两亦垫一两，籴米盐百钱垫七八。京兆尹柳公绰以严法禁止之。寻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诏从俗所宜，内外给用，每缗垫八十。

宝历初，河南尹王起请销钱为佛像者以盗铸钱论。

太和三年，诏佛像以铅、锡、土、木为之，饰带以金银、石、乌油、蓝铁，唯鉴、磬、钉、、钮得用铜，馀皆禁之，盗铸者死。是时峻盐铁钱之禁，告千钱者赏以五千。

四年，诏积钱以七千缗为率，十万缗者期以一年出之，二十万以二年。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扬州、江陵府以都会之剧，约束如京师。未几皆罢。

八年，河东锡钱复起，盐铁使王涯置飞狐铸钱院於蔚州，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文宗病币轻钱重，诏方镇纵钱交易。时虽禁铜为器，而江淮、岭南列肆鬻之，铸千钱为器，售利数倍。宰相李请加炉铸钱，於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天下铜坑五十，岁采铜二十六万六千斤。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亦多矣。盐铁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铸，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会宣宗即位，尽由会昌之政，新钱以字可辩，复铸为像。昭宗末，京师用钱八百五十为贯，每百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百云。

●卷九 钱币考二

○历代钱币之制

後唐同光二年，令京师及诸道，於市行使钱内，检点杂恶铅锡钱，并宜禁断；沿江州县每舟船到岸，严加觉察，不许将杂铅锡恶钱往来换易好钱，如有私载。并行收纳。

天成元年，中书门下奏：“访闻诸道州府所买卖铜器价贵，多是销见钱，以邀厚利。”敕：“宜遍古晓，如元旧破损铜器及碎铜，即许铸造铜器。生铜器每斤价定二百，熟铜器每斤四百，如违省价，买卖之人依盗铸钱律文科断。”又敕：“诸道州府约勒见钱，素有条制，若全禁断，实匪通规。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城门所出见钱如五百以上，不得放出。”

二年，敕：“买卖人所使见钱，旧有条流，每陌八十文。近访闻在京及诸道市肆人户，皆将短陌转换长钱。今後凡有买卖，并须使八十陌钱，如有辄将短钱兴贩，仰所在收捉禁治。”

四年，制：“今後行使钱陌内，捉到一文、二文系夹带铅铁钱，所使钱不计多少，纳官科罪。”

晋天福三年，诏曰：“国家所资，泉货为重，销蠹则甚，添铸无闻。宜令三京、邺都诸道州府，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每一钱重二铢四参，十钱重一两，仍禁将铅铁杂铸。诸道应有久废铜冶，许百姓取便开炼，永远为主，官中不取课利。除铸钱外，不得接便别铸铜器。”

其年十一月，敕：“先许铸钱，切虑逐处缺铜，难依先定铢两。宜令天下公私应有铜欲铸钱者，取便酌量轻重铸造，不得入铅铁及缺落不堪久远流行。”

四年，敕：“以天下公私铸钱杂以铅锡，缺小违条。今後祗官铸造，私下禁旧法。”

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

周显德二年，帝以县官久不铸钱，而民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乃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馀民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谕刑有差。其铜镜，官中铸，於东京置场货卖，许人户收买兴贩。朝廷及诸州见管法物、军器，旧用铜制及装饰者，候经使用破坏，即仰改造，不得更使铜，内有合使铜者，奏取进止。

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铜像者，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致堂胡氏曰：“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为人所难者能然，若世宗欲禁销钱而毁铜像是也。铜像，人所敬畏，尚且毁之，钱之不可销必矣。韩愈拜京兆尹，神策六军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犹是也。销钱为器，其利十倍。钱所以权百货，平低昂，其铸之也，不计费，不谋息，今而销之，可不禁乎？虽然，销而为器，钱虽毁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迁车转，入於他国，归於蛮夷，其害岂特为害而已！而不闻世宗禁之，则不以泉货贸远方之宝可知已，钱之散也，以贸远方之宝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关防不严，法制隳坏，真钱日少，伪钱日多。以不赀之价，靡有限之钱，虽万物为铜，阴阳为炭，亦且不给，区区器像又何济乎！故惟至廉无欲，然後可蓄生人之共宝。而又关防严密，法制具在，鼓铸不废，则中国之钱真可流於地上矣。”

唐主李既失江北，困於用兵，锺谟请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谟得罪而大钱废，韩熙载又铸铁钱，以一当二。

钱有铜铁二等。五代相承用唐钱。诸国割据者，江南曰“唐国通宝”，又别铸如唐制而篆文。其後铸铁钱，每十钱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乾德後只以铁钱贸易，凡十当铜钱一。两浙、河东自铸铜钱，亦如唐制。西川、湖南、福建皆用铁钱，与铜钱兼行。湖南文曰“乾封泉宝”，径寸，以一当十。福建如唐制。

宋初，钱文曰“宋元通宝”。太平兴国後，又铸“太平通宝”钱。太宗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自後每改元必更铸，以年号元宝为文。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禁诸州铁钅钱，民有者悉送官。

乾德五年，禁轻小恶钱，限一月送官。

自平广南、江南，听权用旧钱，勿得过本路之境。

国初因汉制，其输官钱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陌，然诸州私用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陌。是岁，所在用七十七为陌，贯及四斤半以上。

真宗咸平四年，旧制犯铜禁七斤以上，并奏裁处死，诏自今满五十斤以上取裁，馀第减之。

天禧三年，诏犯铜、石，并免极刑。

铁钱者，川陕、福州承旧制用之。

开宝三年，令雅州百丈县置监铸铁钱，禁铜钱八两川。後令兼行，铜钱一当铁钱十。

太平兴国八年，以福建少铜钱，令於建州铸大铁钱，与铜钱并行，寻罢铸。

凡铸铜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京师、鄂州、南安军、旧并有钱监，杭州有宝兴监，後并废之）。每千文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成重五斤。惟建州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中，至一百八十三万贯。大中祥符後，铜坑多不发，天禧末，铸一百五万贯。铁钱有三监：邛州有惠民，嘉州有丰远，兴州有济众（益州、雅州旧亦有监，後废）。大钱贯重十二斤两，以准铜钱（旧皆用小铁钱，十当铜钱之一。景德二年，令知益州张咏、西川转运使黄观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铸大铁钱，每贯用二十五斤八两成直，铜钱一小铁钱十，相兼行用。後以铁重，多盗为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钱轻则行者易赍，钱小则者鲜利。请减景德二年之制，其见使旧钱亦令仍旧行用。”从之）。岁总铸二十一万馀贯。

太祖时，取唐朝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於诸州便换。其後，定外地闲慢州乃许指射。自此之後，京师用度益多，诸州钱皆输送，其转易当给以钱者，或移用他物。

先是，许商人入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而商旅先经三司投牒，乃输於库，所由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不得住滞，违者科罚，自是复停滞。至道末，商人便钱一百七十馀万贯，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万贯。

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後富人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於益州。

诸路钱岁输京师，四方繇此钱重而货轻。景初，始诏三司以江东、福建，广南岁输缗钱合三十馀万易为金帛，钱流民。

凡铸铜钱，用剂八十八两得钱千，重八十两十分。其剂，铜居六分，铅、锡居三分，皆有奇赢。铸大铁钱，用铁二百四十两得钱千，重百九十二两。此其大法也。有许申者，为三司度支判官，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而铜居三分，铁居六分，皆有奇赢，亦得钱千，费省而利厚。诏铸於京师。然铸钱杂铅、锡，则其液流速而易成，申杂以铁，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後卒无成。

国朝钱文皆用“元宝”而冠以年号，及改号宝元，文当曰“宝元元宝”，诏学士议，因请改曰“丰济元宝”，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宝”为文。庆历以後，复冠以年号。

时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铜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奎等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於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大铁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朝廷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仪、虢州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於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而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者获利十六，钱轻货重，其患如陕西，言者皆以为不便。知并州郑戬请河东铁钱以二当铜钱一，行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且行旧钱。知泽州李昭遘亦言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而北虏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尝遣鱼周询、欧阳修分察两路钱利害，至庆历末，遂命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杂议。时叶清臣复为三司使，与方平先上陕西钱议，曰：“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大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於下，终取偿於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罹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铜钱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铸小铁钱者，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不能必禁，若铸大铜钱无利，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既而又请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其後，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以一当二，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於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

神宗熙宁四年，陕西转运使皮公弼言：“顷岁西边用兵，始铸当十钱。後兵罢，多盗铸者，乃以当三，又减作当二，行之至今，铜费相当，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当二钱。”从之。其後折二钱遂行天下。

庆历中，陕西、河东皆用铁钱，後小铁钱独行於河东，而陕西许用铜钱，及大铁钱以一折二。然小铁钱凡四十万缗积在同、华二州，熙宁诏赐河东，以铁偿之。永兴路安抚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秦凤转运使熊本言：“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及铜钱千易当二钱千，其实铁钱一斤才当斤铁耳！千钱为铁六斤，铸为钱二千，而以铜钱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钱多，一年改铸未得竟也。且民卖千钱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钱，则方灾伤民所有钱四亡其三，何以救灾？”

判应天府张方平上言：“臣向者再总邦计，见诸炉岁课上下百万缗，天下岁入茶、盐、酒税，杂利仅五千万缗。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廪禄、军师乘马、征戍聘赐，凡百用度，斯焉取给，出纳大计备於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财利所入，茶、盐、酒税，岁课一千五百馀万缗。太宗以是料兵阅马，平河东，讨拓跋，岁有事於契丹。真宗以是东封岱宗，西祀汾雎，南幸亳、宋，未尝闻加赋於民，而调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齿繁庶，食货滋殖。庆历以後，财利之入，乃至三倍於景德之时，而国计之费，更称不赡。则是本末之源，盈虚之数，其疏阔不侔久矣。陛下悯时事之积弊，志在变而通之，创立法制，凡大措置事以十数，要在经国利民，崇德而广业也。其中率钱募役一法，为天下害实深，且举应天府为例，畿内七县共主客六万七千有馀户，夏秋米麦十五万二千有零石，绢四万七百有零匹，此乃田亩桑功之自出，是谓正税，外有沿纳诸色名目杂钱十一万三千有零贯，已是因循弊法。然虽有钱数，实不纳钱，并系折纳帛，惟屋税五千馀贯，旧纳本色见钱。大体古今赋役之制，自三代至於唐末、五代，未有输纳之法也。今乃岁纳役钱七万五千三百有零贯文，散青苗钱八万三千六百馀贯，累计息钱一万六千六百有零贯，此乃岁输实钱三千馀贯。又弛边关之禁，开卖铜之法，外则泄於四夷，内则纵行销毁。鼓铸有限，坏散无节，钱不可得，帛益贱。凡公私钱币之发敛，其则不远。百官、群吏、三军之俸给，夏秋籴买帛、坑冶场监本价，此所以发之也；屋庐正税、茶盐酒税之课，此所以敛之者也。民货布之丰寡，视官钱所出之多少，官钱出少，民已乏，则是常赋之外，钱将安出？”

自王安石为政，始罢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边关海舶不复讥钱之出，国用日耗。又青苗、助法皆徵钱，民钱荒，故方平极言之。

八年，皮公弼又请铸铁折二钱，从之。

御史周尹言：“臣去冬奉使，经由永兴、秦凤路，伏见盗铸钱不少，问其本末，盖是钱法用一当二铁钱易得，而民盗铸者费少利倍。又访闻得所在官中积聚，约有数百万馀贯，民收藏者犹不在其数。缘上件钱货起初元以一当十，後来减为折三，近岁又作折二，已於国家重货十损其八，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损一分，所以不当，辄有奏请。昨来朝廷差汪辅之往逐路拣选铁钱万数不多，今三司指挥更不行用，仍行改铸，务监每一日铸及三千贯。即一年之内，除节假、旬假，实有三百日，课程约只得九十万贯以来，计三二年，未满数百万贯，况日课未必及三千贯之数也！若改铸之法或只仍旧作折二钱，即民盗铸定亦不可止绝。臣欲望作折二铸钱，更不别行改铸，亦不须拣选，起自今後只作一文行用，则盗铸者所获之利，不充所费，自然无复冒禁作过，岁省重辟，而农商交易获众货流通之利。且约官中所有，止就四百万贯言之，若以二为一，即犹得二百万贯之数，致力简省，便可得用。”

诸路铸钱总二十六监，每年铸铜、铁钱五百四十九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内铜钱十七监，铸钱五百六万贯；铁钱九监，铸钱八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四贯。

◎铜钱逐监钱数

阜财监（西京）二十万贯。黎阳监（卫州）二十万贯。永兴军、华州、陕府钱监，各铸二十万贯，计六十万贯。垣曲监（绛州）二十六万贯。同安监（舒州）一十万贯。神泉监（睦州）一十万贯。富民监（兴国军）二十万贯。熙宁监（衡州）二十万贯。宝泉监（鄂州）一十万贯。广宁监（江州）三十四万贯。永丰监（池州）四十四万五千贯。永平监（饶州）六十一万五千贯。丰国监（建州）二十万贯。永通监（韶州）八十万贯。阜民监（惠州）七十万贯。

◎铁钱逐监钱数

在城、朱阳两监（虢州）各十二万五千贯。阜民、洛南两监（商州）各十二万五千贯。威远镇（通远军）、滔山镇（岷州）两监共二十五万贯。嘉州二万五千贯。邛州七万三千二百三十四贯。兴州四万一千贯。

◎铜钱一十三路行使

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淮南路。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铜铁钱两路行使

陕府西路。河东路。

◎铁钱四路行使

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

右元丰毕仲衍所进《中书备对》，言诸路铜、铁钱监与所铸钱数目，及行使地分详明，今录於此。盖比国初至景德中，则铜钱增九监，而所铸增三百馀万贯，铁钱增六监，而所铸增六十馀万贯云。

哲宗元六年，申钱币阑出之禁，立铜钱出界徒流编配首从之法。

言者谓，自熙宁七年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是中国货宝与四夷共用之也。

户部侍郎苏辙北使还，论事宜曰：“臣切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谨按：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土皆产铁。见今陕西铸折二铁钱，万数极多，与铜钱并行，而民轻贱铁钱，铁钱十五仅能比铜钱十，而官用铁钱与铜钱等，缘此解盐钞法久远必败。河东虽有小铁钱，然数目极少，河北一路则未尝鼓铸。臣等尝闻议者谓可於三路并铸铁钱，而行使之地止於极边，诸州极边见在铜钱并以铁钱兑换，般入近里州郡，如此则虽不禁钱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户部，令遍问三路提、转、安抚司详讲利害，如无窒碍，乞早赐施行。惟河东路极边数郡，访闻每岁秋成，必假铜钱於北界人户收籴，乞令相度，若以绸绢优与折博有无不可。此计若行，为利不小。”

徽宗崇宁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左仆射蔡京奏：“据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申，送到新铸铜钱、铁钱样，已降指挥，铜钱於岁终须管铸三十万贯，铁钱铸二百万贯。自来铸钱，张官置吏，招刺军兵，所费不少，而军兵之役最为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钱得一钱之利，盖是久失擘画。今陕西河中府等处，民私铸最多，召募私铸人，令赴官充铸钱工匠，广为营屋，许其一家之人在营居止，不必限其出入，官给以物料，尽其一家人力鼓铸，计其工直，率十分中支若干分数充其工价，又可收私铸人在官，盖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欲令许天启相度，疾速准此施行，仍与旧来军工相兼鼓铸。今来所铸铜钱，除陕西、四川、河东系铁钱地分更不得行使外，诸路并准折十行用，其钱唯令陕西铁钱地分铸造，於铜钱地分行使，贵绝私铸之患，如有私铸，并以一文计小钱十科罪。又陕西铜钱至重，每一钱当铁钱三或四，今夹锡铸造，样制精好，欲一钱当铜钱二支用，令许天启相度，依此施行。”从之。

夹锡钱始於二年，河东运判洪中孚言：“二虏以中国钱铁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三、当十铁钱。”从之。

尚书省言，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七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一十二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除火耗一斤五两，每钱重三钱。

四年，尚书省言东南诸路盗铸当十钱者多，乃诏广南、福建路更不行使当十钱，有者兑换，於别路行使，其本路别铸小平钱。以闽、广系出铜处故也。又诏荆湖、江、浙当十钱并改作当五钱。

五年，蔡京罢相，监察御史沈畸言：“古者军兴，锡赏不继，或以一当百，或以一当千，此权时之宜，岂可行於太平无事之日！自为当十之议，召祸起奸，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而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　六月，诏当十钱惟京师、陕西、两河许行，诸路并罢。令民於诸县镇寨送纳，给以小钱，自一百至十贯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钞引法。

张商英为相，上言：“当十钱自唐以来，为害甚明，行之於今，尤见窒碍。盖小平钱出门有限有禁，故四方客旅物货交易得钱者，必入中求盐钞，收买官告、度牒，而馀钱又流布在街市小民，故官司内外，交相利养。自当十钱行，一夫负八十千，小车载四百千，钱既为轻赍之物，则告、牒难售，盐钞非操虚钱而得实价则难行，轻重之势然也。今欲权於内库并密院诸司，借支应干封椿金银、物帛并盐铁等，下令以当十钱盗铸为滥害法，限半年更不行用。令民尽所有於所在州军送纳，每十贯官支金银物帛四贯，文择其伪铸者送近便改铸小平钱，存其如样者。俟纳官足，十贯作三贯，文各拨还元借处，然後京城作旧钱禁施行，乃可议榷货通商钞法。”

蔡绦《国史补》：“国朝铸钱沿袭五代及南唐故事，岁铸之额日增，至庆历、元丰为最盛，铜、铁钱岁无虑三百馀万贯，及元、绍圣而废弛，崇宁初则已不及祖宗之数多矣。鲁公秉政，思复旧额，以铜少终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训，子母相权之说，因作大钱，以一当十，至大观，上又为亲书钱文焉。盖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费，铸一钱凡十得息者一二，而赡官吏、运铜铁，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则费一钱之用，始能成一钱。而当十钱者，其重三钱，加以铸三钱之费，则制作极精妙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始亦通流，又以其精致，人爱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盗铸，如东南盗铸，其私钱既锲薄，且制作粗恶，遂以猥多成弊。大观三年，鲁公既罢，朝议改为当三，当三则折阅倍焉，虽县官亦不能铸矣，而大钱遂废。初议改当三也，宰执争辇钱而市黄金，在都金银铺未之知，不两月命下，时传以为讪笑。”

交子　天圣以来，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熙宁元年，始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

二年，以河东公私共苦运铁钱劳费，诏置潞州交子务。

明年，漕司以其法行则矾、盐不售，有害入中粮草之计，奏罢之。四年，复行於陕西，而罢永兴军盐钞务，文彦博言其不便，未几，竟罢其法。

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後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之有两界自此始。

九年，以措置熙河财利孙迥言：“商人买贩，牟利於官，且损钞价。”於是罢陕西交子法。

绍圣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於陕西而本路乏用，请更印制。”诏一界率增造十五万缗。是岁，通旧额书放百四十万六千三百四十缗。

崇宁元年，复行陕西交子。

大观元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自朝廷取湟、廓、西宁，籍其法以助兵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当旧者之四，故更张之。成都漕司奏：“交子务已改为钱引务，欲以四十三界引准书放数，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自後并更为钱引。”从之。又诏：“陕西、河东数路引直五千至七千，而成都才直二三百，豪右规利害法，转运司觉捕扇惑之人，准法以行。民贸易十千以上，令钱与引半用。”言者谓钱引杂以铜、铁钱，难较其直增损。诏令以铜、铁钱随所用分数比计，作铜钱闻奏。知威州张特奏：“钱引元价一贯，今每道止直一百文。盖必官司收受无难，自然民心不疑，便可递相转易通流，增长价例。乞先自上下请给不支见钱，并支钱引，或量支见钱一二分，任取便行，使公私不得抑勒，仍严禁止害法不行之人。”从之。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钱引，崇宁行於京东西、淮南、京师诸路，惟福建、江、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福建，蔡京之乡里也，故免焉。

高宗绍兴三年，刘大中宣谕江南归，言泉司官吏之费岁十三万缗，请省官属。从之。

宋朝鼓铸，饶、池、江州、建宁府四监，岁铸铜钱百三十四万缗，充上供（饶州永平监，四十六万五千；江州广宁监，二十四万；池州永丰监，三十四万五千；建宁丰国监，二十四万四百）；衡、舒、严、鄂、韶、梧州六监，岁铸百五十六万缗，充逐路支用（衡州咸宁监，二十万；舒州同安监，十万；严州神泉监，十五万；鄂州宝泉监，十万；韶州永通监，八十三万；梧州元丰监，十八万）。建炎兵革，州县困敝，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於虔州，并永丰监於饶州（後来只在饶州置司，赣州只系巡历），岁铸才及八万缗。以铜、铁、铅、锡之入，不及於旧，而官吏廪稍工作之费，视前日自若也。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时范汝为作乱，权罢建州鼓铸，二年复铸十二万缗，泉司应副铜、锡六十五万馀斤。

二十四年，罢铸钱司，归之漕司。

二十八年，上命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铜器，告者有赏，其后得铜二百馀万斤。寺观钟、磬、铙、钹既籍定投务外，不得添铸。

二十九年，立为限制，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馀限二年听变转金银，算请茶、盐、香、矾钞引之类，越数隐寄，许人告。

按：此即唐元和所行，皆是以民钱少而不能流通，县官费重而不能广铸，故为此末策耳。

孝宗隆兴元年，诏铸当二、小平钱，如绍兴之初。自乾、淳、迄嘉泰、开禧皆如之。

乾道六年，并铸钱司归发运司。

七年，复置。

八年，於饶、赣各置提点官。

自大中祥符及崇宁以来，钱皆精好。高宗尝谕近臣，欲尽如旧制，不较工料之费。乾道八年，孝宗以新铸钱淆杂，诏提点铸钱及永平监官、左藏西库监官、户工部长贰，议罚有差。

淳熙二年，并赣州归饶州而加都大焉。

祖宗内帑岁收新钱一百五万（江、池、饶、建四监），而每年退六十万，三年一郊，又支一百万赴三司，是内帑每年才得十一万六千馀缗，而左藏得九十三万三千馀缗也。今岁额止十五万，而隶封椿者半，内藏者半，左藏咸无焉。又自国家置市舶於浙，於闽，於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凡舶船之方发也，官必点视，及遣巡捕官监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载钱离岸，及官司之点、巡捕之送，一为虚文。於是许火内人告，以其物货之半充赏；又或以装发，则舶回日亦许告首，尽以回货充赏。沿海州军以铜钱入海船者有罚。淳熙五年五月，诏蕃商往来夹带铜钱五百文，随离岸五里外依出界法。

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宗司，建州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至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钱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於是沿边皆用铁钱矣。”所以淮南旧铸铜钱，乾道初，诏两淮、京西悉用铁钱，荆门隶湖北，以地接襄、岘，亦用铁钱，而淮西鼓铸铁钱未办。议者欲取之蜀，事既行，参政洪造以为不便，上然之，但即蜀中取十五万缗，行之庐、和而已。

六年，诏司农丞许子中往淮西措置铁钱。子中言舒、蕲、黄州皆产铁，合置监（舒州置同安监，蕲春置蕲春监，黄州置齐安监），且铸折二钱。诏户部支凑二十万贯为本。又诏发运司通管四监（江州、兴国军、临江军、抚州）。子中所管三监（舒、蕲、黄），每岁各认三十万贯，其大小铁钱，令两淮通行。

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羡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

光宗绍熙二年，诏帅、漕司赈粜收破缺铁钱及私钱。明年，又降度牒二百道换私铁钱。

臣僚言江北公行以铜钱一准铁钱四，禁之。当时铜钱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来，悉以铁钱收换，或以会子一贯换钱一贯省，其铜钱解赴行在及建康、镇江。沿江州军关津去处，委官检察，又於江之南北各置官库，以铜、铁钱交换。凡沿江私渡及极边径路，严禁透漏。

绍熙十五年，置利州绍熙监，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地多山林，宜炭铁，仍增铸十五万缗。未行，卒减铸十万。

二十二年，嘉州守臣王知远乞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

宁宗嘉定元年，即利州铸当五大钱。

三年，制司欲尽收旧引，又於绍兴、惠民二监岁铸共三十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时议者恐其利厚而盗铸滋多，而总所方患引直日低，虽盗铸不禁，盖欲钱轻则引重也。会子　高宗绍兴元年，因婺州之屯驻，有司请椿办合用钱，而舟楫不通，钱重难致。乃诏户部造见钱关子付婺州，召客人入中，执关赴榷货务请钱，有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於是州县以关子充籴本，未免抑配，而榷货务又止以日纳三分之一偿之，人皆嗟怨。

六年二月，诏置行在交子务。臣僚言：“朝廷措置见钱关子，有司浸失本意，改为交子，官无本钱，民何以信？”极论其不可。於是罢交子务，令榷货务桩垛见钱印造关子。

二十九年，印给公据、关子，赴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各关子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

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桩见钱，於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赴左藏库送纳。明年二月，诏会子务隶都茶场。正以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

三十二年十二月，诏定伪造会子之罚（犯人处斩，赏钱一千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名目者听。）日造会子，监官分押，每一万道解赴户部覆印。当时会纸取於徽、池州，续造於成都府，又造於临安府。会子初止行於两浙，後又诏通行於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并用见钱外，其不通水路去处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典卖田宅、牛畜、车船等如之，或全用会子者听。

孝宗隆兴元年，诏官印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置江州会子务。

乾道二年，因左司谏陈言会子之敝，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两收之。

三年正月，度支郎中唐彖言：“自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馀万道，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过一千五百六十馀万道，除在官司桩管循环外，其在民者，有九百八十万道。自十一月十四日以後，措置收换，截至三年正月六日，共缴进过一百一十八万九千馀贯，尚有八百馀万贯未收，大约每月收换不过六七十万。缘诸路纲运依近指挥，并要十分见钱，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是致在外会子，往往商贾低价收买，辐辏行在，所以六务支取拥并。”诏给降度牒及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榷货务，召人全以会子入纳，候出卖将尽，申取朝廷节续给降，务欲尽收会子也。六月，户部曾怀言，会子除收还外，有四百九十万贯在民，乞存留行使。十二月，以民会子有破损者，别造五百万换给。他日，又诏损会贯百钱数可照者，并作上供钱解发，巨室以低价收者坐罪。

四年，以取到旧会毁抹截凿付会子局重造，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逐界造新换旧。差户部尚书曾怀同共措置，铸“提领措置会子库”印，依左藏库推赏，其将带经过务场不得收税。蒋芾奏曰：“此月用会子收回金银，若会子稍多，又出钱银收之。”陈俊卿奏曰：“敛散抑扬，权之在上，可以无敝。”其年四月一日，兴工印造，至岁终可造一千万贯，措置收换旧会。每道收糜费钱二十足，零百半之，应旧会破损，但贯百字存，印文可验者，即与兑换，内有假伪，将辩验人吏送所司，其监官取朝廷指挥。每验出一贯伪会，追究元收兑会子人，钱三贯与辩验人。如官吏用心，讫事无假伪，具姓名推赏。自十二月一日始置局收换，至明年三月十日终尽绝，更不行用。

淳熙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场会子库将第四界铜板，接续印造会子二百万赴南库桩管。当时户部岁入一千二百万，其半为会子，而南库以金银换收者四百万，流行於外者才二百万耳。

范成大《揽辔录》载：“虏本无钱，惟炀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馀，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於河南，效中国楮币，於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钱，不用钞。钞文略曰：‘南京交钞所准户部符，尚书省批降，检会昨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贯至三贯例交钞，许人纳钱给钞，河南路官私作见钱流转。若赴库支取，即时给付，每贯输工墨钱一十五文。候七年纳换别给，以七十为陌。伪造者斩，捕告者赏钱三百千。’前後有户部管当令史、官交钞库使副书押，四围画龙鹤有饰。”

右石湖乾道充泛使入金国，道汴京，有交钞所，载其所见如此。其时中国亦以币权钱，然东南之地有会子，又有川引、淮交、湖会，而鼓铸之所亦复不一，所以常困钱币多而贱，秤提无策。而彼则惟以交钞行之河南，以中国旧钱行之河北，似反简易也。元，颖滨使辽回奏事，亦言北界别无钱币，惟用中国钱云。

光宗绍熙元年，诏第七、八界会子各展三年。臣僚言：“会子界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矣，何以示信？”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

宁宗庆元元年，诏会子界以三千万为额，额外更增，许执奏不行。

嘉定二年，臣僚言三界会子数目滋多，称提无策。诏封桩库拨金银、度牒、官诰绫纸、乳香，凑成二十万，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换旧会，品搭入纳，以旧会之二换新会之一。而称提新会最严，未免告讦肆起，根连株逮而苛政出；估籍徒流，乡井相望而重刑用；假称提而科敷抑配，酷吏得志。

泉州守臣宋钧，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皆以称提失职，均降一官，崇亢、陈宓各展二年磨勘。自是，岁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然籴本以楮，盐本以楮，百官之俸给以楮，军士支犒以楮，州县支吾无一而非楮，铜钱以罕见为宝，前日桩积之本，皆绝口而不言矣。是宜物价翔腾，楮价损折，民生憔悴，战士常有不饱之忧，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皆楮之弊也。楮弊而钱亦弊。昔也以钱重而制楮，楮实为便；今也钱乏而制楮，楮实为病。况伪造日滋，欲楮之不弊，不可得也。且国家建隆之初，赋入尚少，东征西伐，兵馈不绝於道，未尝藉楮以开国也。靖康以来，外攘夷狄，内立朝廷，左支右吾，日不遑暇，未尝藉楮以中兴也。至於绍兴末年，权以济用，至於孝宗，谋虑及此，未尝不曲尽其心焉。当时内有三宫之奉，外有岁币之费，而造楮惟恐其多，收换惟恐其不尽，而或无以示民信也。至於光、宁以来，造愈多而弊愈甚，其所幸者，恭俭节用，无土木之妖，动静有常，无锡予之泛，所以楮虽弊而有以养其原也。

川引　高宗绍兴三年六月诏，四川自祖宗以来，先计引数，封桩本钱，常停重钱以权轻券，故法不弊。中印给泛料数多，即将本钱侵用，故引法日坏。况自张浚开宣府，赵开为总饷，以供籴本，以给军需，增引日多，莫能禁止。

七年二月，川陕副帅吴请置银会於河池。五月，中书省言引数已多，虑害成法。诏止之。盖祖宗时，蜀交书放两界，每界止一百二十馀万。令三界通行，为三千七百八十馀万，以至於绍兴末年，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馀贯，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又以盐酒等阴为称提。是以饷臣王之望亦请添印钱引以救目前，不得不为朝廷久远之虑。当时诏添印三百万，委之望约度，给用即止。後之望只添印一百万。

孝宗隆兴二年，饷臣赵沂依前指挥添印二百万。

淳熙五年闰六月，臣僚言：“蜀中钱引已增至四千五百馀万，增而不已，必至於不可行，乞立定额，得增添。”从之。

光宗绍熙二年五月，诏川引展界行使。

宁宗嘉泰末，两界书放凡五千三百馀万缗，通三界书放益多矣。开禧末年，饷臣陈咸以岁用不足，尝为小会，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缗止直铁钱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银、度牒一千三百万，收回半界，期以岁终不用。然四川诸州去总所远者千数百里，期限已逼，受给之际，吏复为奸。於是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仅售百钱。制司乃揭榜，除收兑一千三百万引外，三界依旧通行，又檄总所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民心稍定。自後引直五百铁钱有奇，若关外用铜钱，引直百七十钱而已。

嘉定三年春，制、总司收兑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馀万缗，其千二百万缗，以茶马司羡馀钱及制司空名官告，总所桩管金银、度牒对凿，馀以九十三界钱引收兑。又造九十四界钱引五百馀万缗，以收前宣抚程松所增之数，应民输纳者，每引百帖八千。其金银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银三分，其金银品色官称，不无少亏，每旧引百，帖纳二十引。盖自元年、三年两收旧引，而引直遂复如故。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尝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即官用钱自买，方得无弊。

淮交　绍兴末年，会子行，未有两淮、湖广之分。

乾道元年，户部侍郎林安宅言，督府忘费，印给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乞别给会子二十万，背印付淮南州军行使，不得越过他路。

二年六月，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於两淮州县行使，其日前旧会听对换。应入纳买卖，并以交子见钱中半。如往来不便，诏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府榷货务，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对换循环使用。然自绍兴末年以前，铜钱禁用於淮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谏陈良言：“莫若如旧，从民便。铁钱已散，铜钱已收，且令兼行，以铁钱二当铜钱一，交子可以尽罢无疑也。”上曰：“朕亦知其不可行，只为武锋一军在彼。”良又奏交子不便，诏两淮郡守、漕臣各条其利害。皆谓所降交子数多，而铜钱并会子又不过江，是致民旅未便。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其民交子许作见钱纳官，应在官交子日下尽数赴行在左藏库交纳。

後又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又诏江南州郡民行使淮交者从便。至嘉定十五年，增印及三百万，其数日增，价亦日损，称提无其术也。

湖会　孝宗隆兴元年，湖广饷臣王言：“襄阳、郢、复等处大军支请，以钱银品搭。令措置於大军库堆垛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发赴军前，当见钱流转，於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抹茶引故纸，应副抄造会子。”从之。及印造之权既专，则印造之数日增，且总所所给止行本路，而京南水陆要冲，商贾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乃诏总所以印造铜板缴申尚书省，又拨茶引及行在会子收换焚毁。而总领所谓：“江陵、鄂州商旅辐辏之地，每年客贩官盐动以数百万缗，自来难得回货。又湖北会子不许出界，多将会子就买茶引，回往建康、镇江等处兴贩。今既有行在会子可以通行，谁肯就买茶引？缘每年帖降引数多。若卖不行，军食必阙。”朝廷遂寝其议，乃再印给湖北会子二百万贯，收换旧会。至嘉定十四年，诏造湖广会子三十万，对换破损会。自後因仍行之。

按：钱币之权当出於上，则造钱币之司当归於一。汉时，常令民自铸钱，及武帝则专令上林三官铸之，而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输其铜三官。然钱以铜、铁、铅、锡而成，而铜、铁、铅、锡搬运重难，是以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直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冶，铸以供用。中兴以来，始转而为楮币。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之，而暂以权钱耳。然钞引则所直者重（承平时，解盐场四贯八百售一钞，请盐二百斤），而会子则止於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引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如颗盐钞只可行於陕西，末盐钞只可行於江淮之类），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之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来或废或用，号令反覆，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便同见钅强，所以後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

东莱吕氏曰：“泉布之设，乃是阜通财货之物，权财货之所由生者。考之於古，如《管子》论禹汤之币，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金，皆缘凶年，故作币救民之饥。考之《周官 司市》，凡国有凶荒，则市无征而作布。又考单穆公谏景王之说，古者天灾流行，於是量资币，权轻重，作币以救民。以《管子》与《周礼》、单穆公之论，观夏商之时所以作钱币，权一时之宜，移民通粟者，为救荒而设，本非先王财货之本虑。所以作钱币，论国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则有九年之食，以为财货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论财货，但论九年之积，初未尝论所藏者数万千缗，何故？所论农桑，衣食财货之本；钱布流通，不过权一时之宜而已。先有所谓粟，泉布之权方有所施，若是无本，虽积钅强至多，亦何补盈虚之数。所以三代以前论财赋者，皆以粟为本，所谓泉布，不过权轻重，取之於民。所以九贡、九赋用钱币为赋甚少，所谓俸禄亦是颁田制禄，君、卿、大夫不过以采地为多寡，亦未尝以钱布为禄。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为末作，盖缘钱之用少。如制禄既以田，不以钱，制赋又自以粟布帛，其用钱甚少，所以钱之权轻，惟凶年饥荒所以作币。先儒谓金铜无凶年，权时作此，以通有无，以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论布泉者甚少。到得汉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职之高下，所谓万石、千石、百石，亦是以粟制禄。不过口、算，每人所纳，百馀年尚未以钱布为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时国用不足，立告缗之法，以括责天下，自此古意渐失，钱币方重。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粟为本，以泉布为权，常不使权胜本，所以当时地利既尽，浮游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坏，以匹夫之家藏钅强千万，与公上争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後世贡禹之徒欲全废此，惟以帛为本，此又是见害惩艾，矫枉过直之论。大抵天下之事，所谓经权本末，常相为用，权不可胜经，末不可胜本，若徒见一时游手末作之弊，欲尽废之，如此则得其一，不知其二。後世如魏文帝时天下尽不用钱，贡禹之论略已施行，遂有湿薄绢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为无用，其意本要重帛，反以轻帛。天下惟得中平论最难，方其重之太过，一切尽用，及其废之太过，一切尽不用，二者皆不得中。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汉至隋，其泉布更易虽不可知，要知五铢之钱最为得中。自汉至隋，屡更屡易，惟五铢之法终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时初铸‘开元钱’最得其中，自唐至五代，惟‘开元’之法终不可易。论者盖无不以此为当。以此知数千载前有五铢，后有‘开元’最可用。何故？论太重，有所谓直百、当千之钱；论太轻，则有所谓榆荚、三铢之钱。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铢、‘开元’铢两之多寡，鼓铸之精密，相望不可易。本朝初用开元为法，其钱皆可以久行。自太宗以张齐贤为江南转运，务欲多铸钱，自此变‘开元’钱法，钱虽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本朝张齐贤未变之前，所谓‘太平钱’尚自可见，齐贤既变法之後，钱虽多，然甚薄恶不可用。当时务要得多，不思大体。国家之所以设钱以权轻重本末，未尝取利。论财计不精者，但以铸钱所入多为利，殊不知铸钱虽多，利之小者，权归公上，利之大者。南齐孔ダ论铸钱不可以惜铜爱工，若不惜铜，则铸钱无利，若不得利，则私铸不敢起，私铸不敢起，则敛散归公上，鼓铸权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钱便薄恶，如此，奸民务之皆可以为。钱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南齐孔ダ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论。或者自缘钱薄恶後，论者纷纷，或是立法以禁恶钱，或是以钱为国赋，条目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若是上之人不惜铜爱工，使奸民无利，乃是国家之大利。泉布之法，总而论之，如周、如秦、如汉五铢、如唐开元，其规或可以为式，此是钱之正。若一时之所铸，如刘备铸大钱以足军市之财，第五琦铸‘乾元钱’，此是钱之权也。如汉武帝以鹿皮为币，王莽以龟贝为币，此是钱之蠹也。或见财货之多，欲得废钱；或见财货之少，欲得鼓铸。皆一时矫枉之论，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权一时之宜，如寇之在蜀创置交子，此一时举偏救弊之政，亦非钱布经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於蜀，则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於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为，之於官，所以可行。铁钱不便，交子即便。今则铜钱稍轻，行旅非不可挟持，欲行楮币，铜钱便，楮券不便。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议者欲以楮币公行，参之於蜀之法，自可以相依而行，要非经久之制。今日之所以为楮券，又欲为铁钱，其原在於钱少，或稍为铜器，或边鄙渗漏，或藏於富室。今则所论利害甚悉。财利之用，在於贸易，孔ダ之论，宜不惜铜爱工，不计多寡，此最的当推本之论。钱之为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至於百工之事，皆资以为生，不可缺者。若是地力既尽，帛有馀，山泽之藏咸得其利，钱虽少不过钱重。钱虽重，彼此相权，国家之利，亦孔ダ之论。要当寻古义，识经权，然後可也。”

水心叶氏曰：“钱之利害有数说。古者因物，权之以钱；後世因钱，权之以物。钱币之所起，起於商贾通行，四方交至，远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钱行之。然三代之世，用钱至少，自秦、汉以後浸多，至於今日，非钱不行。三代以前，所以钱极少者，当时民有常业，一家之用，自米、布帛、蔬菜、鱼肉，皆因其力以自致，计其待钱而具者无几。止是商贾之贸迁，与朝廷所以权天下之物，然後赖钱币之用。如李悝平籴法，计民一岁用钱只一千以上，是时已为多矣，盖三代时尚不及此。土地所宜，人力所食，非粟则布帛，与夫民之所自致者，皆无待於金钱，而民安本著业，金钱亦为无用，故用之至少，所用之数，以岁计之，亦是临时立法，制其多少。後世不然，百物皆由钱起，故因钱制物，布帛则有丈尺之数，粟有斛斗之数，其他凡世饮食资生之具，皆从钱起，铢两多少，贵贱轻重，皆由钱而制。上自朝廷之运用，下自民输贡、州县委藏、商贾贸易，皆主於钱，故後世用钱百倍於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後世不得不多。何者？三代各断其国以自治，一国之物自足以供一国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阙之物，亦不至费心力以营之。上又明立禁戒，不要使天下穷力远须，故《书》曰‘惟土物爱，厥心臧’。《老子》曰：‘致治之极，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无所用钱如此，安得不少！後世天下既为一国，虽有州县异名，而无秦、越不相知之患，臂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於四方？则商贾往来，南北互致，又多於前世，金钱安得不多？古者以玉为服饰，以龟为宝，以金银为币，钱只处其一，朝廷大用度、大赐予，则是金尽用黄金。既以玉为服饰，玉是质重之物，以之为饰，过於金、珠远矣。汉世犹用金银为币，宣、元以後，金币始尽。王莽欲复古制，分三等币，後不复行。至东汉以後，黄金最少，又缘佛、老之教盛行，费为土木之饰，故金银不复为币，反皆以为器用服玩之具。玉自此亦益少，服饰用金银，故币始专用钱，所以後世钱多。此数者，皆钱之所由多。用钱既多，制度不一，轻重、大小、厚薄皆随时变易，至唐以‘开元钱’为准，始得轻重之中。古钱极轻，今三代钱已无，如汉五铢、半两，其在者尤轻薄不可用。盖古者以钱为下币，为其轻易，後世以钱为重币，则五铢、半两之类宜不可用。然大重则不可行，所以‘开元’为轻重之中。唐铸此钱，漫衍天下，至今犹多有之，然唐世无钱尤甚。宋朝则无时不鼓铸，以‘开元钱’为准，如太平、天禧钱又过於‘开元’。仁宗以前，如‘太平钱’最好，自熙宁以後不甚佳。国初惟要钱好，不计工费，後世惟欲其富，往往减工缩费，所以钱稍恶，若乾道、绍兴钱又不及熙丰远矣。然而唐世所以恶钱多，正以朝廷不禁民之自铸。要之利权当归於上，岂可与民共之？如刘秩之论与贾谊相似，当汉文帝欲以恭俭致平，谓天下无用钱处，故不复收其权柄，使吴、邓钱得布天下，吴王用之，卒乱东南。唐以开元、天宝以後，天下苦於用兵，朝廷急於兴利，一向务多钱以济急，如茶、酒、盐、铁等末利既兴，故自肃、代以来，渐渐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钱於民。上下相征，则虽私家用度，亦非钱不行，天下之物隐没不见，而通行於世者惟钱耳！夫古今之变，世数之易，物之轻重，货之贵贱，其迭往迭来，不可逆知，然钱货至神之物，无留藏积蓄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务藏钱，而朝廷亦尽征天下钱入於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於外以待之。不知钱以通行天下为利，钱虽积之甚多，与他物何异？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钱为少，只当用楮，楮行而钱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见，而钱亦将不可得而见。然自古今之弊相续至於今日，事极则变，物变则反，必须更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当如何变得。其决不可易者，废交子，然後可使所藏之钱复出。若夫富强之道，在於物多，物多则贱，贱则钱贵，钱贵然後轻重可权，交易可通。今世钱至贱，钱贱由乎物少，其变通之道，非圣人不能也。”

●卷十 户口考一

○历代户口丁中赋役

夏禹平水土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涂山之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及其衰也，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馀国，方於涂山，十损其七。周武王定天下，列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国，人众之损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万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极盛也。

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凡征役之施舍，与其祭祀饮食丧纪之禁令（郑司农云：“九比，谓九夫为井。”康成谓：“九比者，冢宰职出九赋者人之数也。”）。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可任，谓丁强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以其馀男女、强弱相半其大数。）凡起徒役，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羡，饶也。田，谓猎也。追，追寇贼也。竭作，尽行）。

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岁时入其书（征之，给公上事也。国中，城郭内。年十五以下为六尺；二十为七尺，国中晚赋而早免之，以其所居复多役少；野早赋而晚免之，以其复少役多）。

《朱子语录》曰：“问：‘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乡遂所以不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数，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乡遂以五起数，家出一人为兵，以守卫王畿。役次必简，故《周礼》惟挽柩则用之，此役之最轻者。”

山斋易氏曰：“近郊之民，王之内地，共辇之事，职无虚月，追胥之比，无时无之。故七尺而征，六十而舍，则稍优於畿外，非姑息也。远郊之地，王之外地也，其沟洫之制，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羡。故六尺而征，六十五而舍，则稍重於内地，非荼毒也。园廛二十而一，若轻於近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扰，扰则不能以宁居，是故二十而税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於远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贾之资利，不可不抑，不抑则必至於忘本，是二十而五，系近郊、远郊劳佚所系。”

《载师》：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夫税者，百亩之税；家税者，出士徒车辇，给徭役。横渠张氏曰：“夫家之征，疑无过家一人者，谓之夫；馀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谓之家。”）。

《闾师》：凡无职者，出夫布。

民无职者一而已，《载师》出夫家之征，《闾师》止言出夫布，何也？《载师》承上文宅不毛、田不耕之後，乃示罚之法也。《闾师》承上文九职任民之役，乃常法也。均一无职之民，而待之有二法，何也？盖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贾末作之人，皆於常法之外别立法以抑之。如关市或讥而不征，或征之。讥者，常法也；征者，所以抑之也。民或出夫布，或并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夫家解当如横渠之说，郑注谓令出一夫百亩之税，则无田而所征与受田者等，不几太酷矣。

遂大夫以岁时稽其夫家之众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与其可施舍者，掌其政令禁戒。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於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三官以贰佐王治者，当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均人掌均人民、牛马、车辇之力政（政读为征。人民，则治城郭、涂巷、沟渠。牛马、车辇，转委积之属）。凡均力政以岁上下，丰年，则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则公旬用二日焉；无年，则公旬用一日焉（旬，均也）；凶札，则无力政。

《王制》：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败於姜戎是也），乃料民於太原。

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协孤终（掌民数者。无父曰孤。终，死也），司商协民姓（掌赐族受姓之官），司徒协旅（合师旅），司寇协奸（刑官，知死刑之数），牧协职（牧养牺牲，合其物色之数），工协革（百工之官，更制度合其数），场协入（场圃黍稷之数），廪协出（廪人掌九出用之数），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审之以事（事，谓国籍田、狩，简知其数），王治农於籍、於农隙，耨获亦於籍，於既，狩於毕时（，秋时。毕，冬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言王不谓其众少而大料数之，是示以寡少，又厌恶政事，不能修之意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

平王东迁三十馀年。庄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於庶人，凡千一百九十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三人。

战国之时，考苏、张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馀五百馀万，推人口数尚当千馀万。秦兼诸侯，所杀三分居二，犹以馀力北筑长城四十馀万，南戍五岭五十馀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百姓死没，相踵於路。陈、项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馀万，彭城之战，雎水不流。汉高帝定天下，人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十分无三。

右杜氏《通典》所考东迁以後，汉初户口数目，大约如此。

秦用商鞅之法，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汉兴，循而未改。

汉高祖四年八月，初为算赋（《汉仪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并车马）。

按：户口之赋始於此。古之治民者，有田则税之，有身则役之，未有税其身者也。汉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赋，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给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税之且役之也。

十一年，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据四年算赋减其半也）。”

更赋（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为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後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後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

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谪之也）。

文帝偃武修文，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赋四十（常赋，岁一事，每算百二十。时天下民多，故三岁一事，赋四十也）。

吴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

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

徐氏曰：“按《高纪》：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疲癃。”《汉仪注》：“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陈，年五十六乃免为庶民，就田里。”则知汉初民在官三十有三年也。今景帝更为异制，令男子年二十始傅，则在官三十有六年矣。

武帝建元元年，诏民年八十复二算（二口之算也）。

元封元年，行所巡县，无出今年算。

昭帝元凤四年，诏收四年、五年口赋（《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勿收（更赋注见上）。

按算赋十五岁以上方出，此口赋则十五岁以前未算时所赋也。

元平元年，诏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

宣帝地节三年，流民还归者且勿算事。

甘露元年，减民算三十（一算减钱三十也）。

五凤三年，减天下口钱。

按：汉始有口赋，然颇轻於後代。至昭、宣时又时有减免，且令流民还归者勿算。故其时胶东相王成遂伪增上流民自占八万馀口，以蒙显赏。则以流徙者算数既除，州郡无逋负之责，可以容伪故也。

元帝时，贡禹请民年二十乃算。

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於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辄杀。宜令民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

成帝建始二年，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惠帝即位，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所与（同居，谓同籍同财也）。

《货殖传》：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一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而更繇租赋出其中，衣食好美矣。

按：汉法有口赋、有户赋。口赋，则算赋是也。户赋，见於史者惟此二条。《货殖传》所言，则是封君食邑户所赋。然则地土之不以封者，县官别赋之欤？抑无此赋也？庶民农工商贾以下，似是百户赋二十，与上悬绝，殊不可晓，又谓之息二千，岂官每户贷以一文，而万户取其息二千乎？当考。

汉自高祖讫於孝平，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汉之户口至元始二年最为殷盛，故志举之以为数）。王莽篡位，以《周官》税民，凡田不耕者为不殖，出三夫之税；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冗，散也，人勇反），县官衣食之。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地震，压死者其口赋逋税勿收。

明帝即位九月，发天水三千人讨叛羌，复是岁更赋。

永平五年，复元氏田租、更赋六岁。

永平九年，徙朔方者复口算。

章帝元和元年，人无田徙他界者，除算三年。

二年，诏曰：“《令》‘人之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令诸怀妊者赐胎养，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

和帝永元六年，流民就践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

安帝元初四年，除三年过更、口算。

元初元年，除三辅三岁更赋、口算。

顺帝永建五年，郡国贫人被灾伤者，勿收责今年过更。

阳嘉元年，勿收更、租、口赋。

永和四年，除太原民更赋，金城、陇西地震灾甚者，勿收口赋。

桓帝永寿元年，复泰山、琅琊更、算。

光武中元二年，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

明帝永平十八年，户五百八十六万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万五千二十一。

章帝章和二年，户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万六千三百六十七。

和帝永兴元年，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

安帝延光四年，户九百六十四万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万七百八十九。

顺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

冲帝永嘉元年，户九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

质帝本初元年，户九百三十四万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二。

右《郡国志》注，伏无忌所记，每帝崩辄记户口及垦田大数列於後，以见滋减之差（垦田数见《田赋门》）。光武中兴之後，三十馀年所附养，至末年，户数仅及西都孝平时四分之一，兵革之祸可畏哉！嗣是累朝休养生息，每每增羡，固其理也。但冲、质二帝享国各止一年二年之，史所载无大兵革饥馑，而永嘉户数损於建康一万，本初户数损於永嘉五十八万有奇，殊不可晓，岂纪录之误邪？桓帝永寿二年，户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

右东都户口极盛之数。此系《後汉书 郡国志》所载，如《通典》则以为户千六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六千八百五十六。户少於《汉书五》百三十八万有奇，口多於《后汉书》六百四十二万有奇，未知孰是。

灵帝遭黄巾之乱，献帝罹董卓之难，大焚宫庙，劫御西迁，京师萧条，豪杰并争，郭汜、李亻之徒，残害又甚，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荒废，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陕津之难，以箕撮指，安邑之东，后裳不全。遂有戎寇，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馀年。及魏武克平天下，文帝受禅，人众之损，万有一存。

魏武据中原，刘备割巴蜀，孙权尽有江东之地，三国鼎立，战争不息。魏氏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

汉昭烈章武元年，有户二十万，男女九十万。蜀亡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

吴赤乌五年，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吴亡时，户五十三万，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後宫五千馀人。

刘昭补注《後汉 郡国志注》曰：“魏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又按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昔汉永和五年，南阳户五十馀万，汝南户四十万，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逾二郡，加有食禄复除之民，凶年饥疾之难，且可供役裁足一郡，以一郡之用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魏武帝初平袁氏，定邺都，制赋，户绢二匹、绵二斤（见《田赋门》）。

晋武帝平吴之後，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ク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占田数见《田赋门》）。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

蜀李雄薄赋，其人口出钱四十文。巴人谓赋为ク，因为名焉。ク之名旧矣，其赋钱四十，则起於李雄也。

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之後，九州攸同，大抵编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晋之极盛也。

後赵石勒据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魏王即曹公。以河内、魏、绛等十一郡并前赵国合二十四，户二十九万，为赵国。前秦苻坚灭前燕慕容，入邺阅其名籍，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千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口於关中，平燕定蜀之後，伪代之盛也。时关陇清宴，百姓丰乐，自长安至於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行者取给於途，工贾资贩於道。

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税三斛，唯蠲在身之役。

八年，又增税米五石。

南燕主慕容备德优迁徙之民，使之长复不役，民缘此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以避课役。尚书请加隐核，从之。得荫户五万八千。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广固（今北海郡），西灭姚秦，平关、洛，长河以南尽为宋有。帝素节俭，文帝励精勤民，元嘉之治，比於文、景。国富兵强，更务远略，师徒覆败，江左虚耗。今按本史，孝武大明八年，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

宋文帝元嘉中，始兴太守孙豁上表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三十斛，一户内随丁多少悉皆输米，且十三儿未堪田作，或是单迥，便自逃匿。户口之减，实此之由。宜更量课限，使得存立。今若减其米课，虽有交损，考之将来，理有深益。”诏善之。

按：汉以前，田赋自为田赋，户口之赋自为户口之赋。魏晋以来，似始混而赋之，所以晋孝武时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只口税三斛增至五石。而宋元嘉时，乃至课米六十斛，与晋制悬绝，殊不可晓。岂所谓六十斛者非一岁所赋邪？当考。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户，岁输布四尺。

孝武大明中，王敬弘上言：“旧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当以十三以上自能营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见事，犹或未尽。体有强弱，不皆称年。循吏恤隐，可无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剧，况值苛政，岂可称言！至今逃窜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宪，实亦由兹。今皇化维新，四方无事，役名之宜，应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帝从之。

齐氏六主，年代短促，其户口未详。

齐自永元以後，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扬、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在所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往往所在并是复荫之家。凡注病者，或以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务货赂，随意纵舍。

梁武之初，亦称为治，後侯景逆乱，竟以幽毙。元帝才及三年，便至覆灭，坟籍亦同灰烬，户口不能详究。

陈武帝荆州之西既非我有，淮、肥之内力不能加。宣帝勤恤民隐，时称令主，阅其本史，户六十万，而末年穷兵黩武，远事经略，吴明彻全军只轮不返，锐卒歼焉。至後主亡时，隋家所收户五十万，口二百万。

後魏起自阴山，尽有中夏。孝文迁都河洛，定礼崇儒。明帝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馀矣。

按：太康平吴後，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云倍而馀，是其盛时则户有至五百馀万矣。

道武帝时，诏采诸漏户合输纶绵。自後诸逃户占为纟由茧罗者甚众，於是杂、营户师遍於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同，户口错乱。景穆帝即位一切罢之，以属郡县。

按：人户之以输财别为户计，不隶郡县，其事始此。魏令每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详见《田赋门》）。

尔朱之乱，政移臣下，分为东西。权臣擅命，战争不息，人户流离，官司文簿散弃。今按旧史，户三百三十七万五千三百六十八。

其时以征伐不息，唯河北三数大郡多千户以下，复通、新附之郡，小者户才二十，口百而已。

齐神武秉政，乃命孙腾、高崇之分责无籍之户，得六十馀万，於是侨居者各勒还本籍，是後租调之入有加焉。

北齐承魏末丧乱，与周人抗衡，虽开拓淮南，而郡县褊小。文宣受禅，性多暴虐，及武成、後主俱是僻王，至崇化二年为周所灭。有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十万六千八百八十。

北齐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为中丁，六十六以上为老，十五以下为小。

後周闵、明二主，俱以弑崩。武帝诛权臣，揽庶政，恭俭节历，考名实，五六年内，平荡燕、齐，嗣子昏虐，亡不旋踵。大象中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

周制：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起徒役无过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亦无力征。

隋文帝颁新令，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以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开皇三年，乃令人以二十一成丁。炀帝即位，户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为丁。高奏：“人课税，虽有定分，年恒徵纳，除注常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定簿，难以推校。乃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便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

《通典》论曰：“隋受周禅，至大业二年，有户八百九十万。盖承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废，奸伪尤滋。高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奉公上，蒙轻减之征。浮客悉自归於编户，隋代之盛由此。

东坡苏氏曰：“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故管仲以阴谋倾鲁、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晋之人以并诸侯。当周之盛时，其民物之数登於王府者，盖拜而受之。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其贡赋输籍之法，必有可观者。然学者以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过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无传焉。孔子曰‘不以人废言’，而况可以废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户三百六十馀万，平陈所得又五十万，至大业之始，不及二十年，而增至八百九十馀万者，何也？方是时，布帛之积至於无所容，资储之在天下者至不可胜数，及其败亡涂地，而洛口诸仓，足以致百万之众，岂可少哉！”

文帝恭俭为治，不加赋於人。炀帝大业五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後周静帝时，有户三百九十九万九千六百四，至隋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才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二十二）。

炀帝承其全盛，遂恣荒淫，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筑长城东西千馀里，皆徵百万馀人。丁男不充，以妇女充役，而死者大半。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以至於亡。

大业五年，民部侍郎裴蕴以民版籍脱漏，户口及诈注老少尚多，奏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又许民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时，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览状曰：“前代无贤才，致此罔冒。今户口皆实，全由裴蕴。”由是渐见亲委。

唐制：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授田法见《田赋门》）。

定天下户，量其资产定为三等。後诏三等未定升降，宜为九等。凡丁附籍帐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其冒诈隐避以免课役者，不限附之早晚，皆征之）。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唐贞观户不满三百万，三年，户部奏中国人因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後降附，开四夷为州县，获男子一百二十馀万口。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马四千三百匹。永徽元年，户部奏：去年进户一十五万，通天下户三百八十万。

致堂胡氏曰：“方隋之盛也，郡县民户尚版图者，八百九十馀万。自李密、王、窦为倡，而山东尽为盗区，是後四方并兴，拥众十数万而加多者，垂五十馀党，以郡县反者尚不与焉。至唐武德六七年，盖干戈扰狼吞虎噬者十三四年，而後内盗悉平。後二年太宗即位，贞观仁义之治兴，休息生养，至高宗永徽三年，天下乐业阜生，将一世矣，有司奏户口才及三百八十万。然则略会之隋氏极盛之民，经离乱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起於独孤后无《关雎》之德，废长立少，而其祸至此也。”

总章元年，司空李破高丽国，虏其王，下城百七十，户六十九万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

证圣元年，凤阁舍人李峤上表曰：“臣闻黎庶之数，户口之众，而条贯不失，按此可知者，在於各有管统，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非直课调虚蠲，阙於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患，不可不深虑也。或逃亡之户，或有检察，即转入他境，还行自容，所司虽具设科条，颁其法禁，而相看为例，莫遵承；纵欲纠其愆违，加之刑罚，则百州千郡庸可尽科？前既依违，後仍积习，检获者无赏，停止者获原，浮逃不悛，亦由於此。今纵更搜检，委之州县，则还袭旧踪，卒於无益。臣以为宜令御史督察检校，设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抚之，施权衡以御之，为制限以一之，然後逃亡可还，浮寓可绝。所谓禁令者，使闾阎为保，递相觉察，前乖避皆许自新，仍有不出，辄听相告，每纠一人，随事加赏，明为科目，使知劝沮。所谓恩德者，逃亡之徒久离桑梓，粮储空阙，田野荒废，即当赈其乏少，助其修营，虽有缺赋悬徭，背军离镇，亦皆舍而不问，宽而勿征；其应还家而贫乏不能致者，乃给程粮，使达本贯。所谓权衡者，逃人有绝家去乡，失离本业，心乐所住，情不愿还，听於所在隶名，即编为户。夫愿小利者失大计，存近务者丧远图。今之议者，或不达於变通，以为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人，贯不可改；而越关继踵，背府相寻，是开其逃亡而禁其割隶也。就令逃亡者多，不能总计割隶，犹当计其户等，量为节文，殷富者令还，贫弱者令住；检责已定，计料已明，户无失编，人无废业，然後按前躅，申旧章，严为防禁，与人更始。所谓限制者，逃亡之人应自首者，以符到百日为限，限满不出，依法科罪，迁之边州。如此，则户无所遗，人无所匿矣。”

武后神龙元年，户六百三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

万岁通天元年，敕：“天下百姓，父母令外继别籍者，所析之户并须与本户同，不得降下；其应入役者，共计本户丁中，用为等级，不得以析生蠲免。”

元宗开元十四年，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

八年，宇文融请括籍外逃户羡田，从之（见《田赋门》）。

按：开元二十五年《户令》云：“诸户主皆以家长为之，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无课口者为不课户。诸视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废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为不课户，无夫者为寡妻妾，馀准旧令。诸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皆尽子孙听取，先亲皆先轻色，无近亲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内中男者并听；诸以子孙继绝应析户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即所继处有母在，虽小亦听析出；诸户欲析出口为户及首附口为户者，非成丁皆不合析，应分者不用此令。诸户计年将入丁、老疾，应徵免课役及给侍者，皆县令貌形状，以为定簿，一定以後，不须更貌，若有奸欺者，听随事貌定，以附於实。”九年，制：天下虽三载定户，每载亦有团貌，自今以後，计其转年合入中男、成丁、五十九者，任追团貌。

天宝十三载，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

《通典》：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十；管田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唐之极盛也。

三载，更令民十八以上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又制：如闻百姓或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一家有十丁以上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化。如更犯者，准法科罪。

《通典》曰：“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於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隐漏之甚也。”（愚论见《田赋门》）。

致堂胡氏曰：“世有博古者，言自古人主养民至一千万户则止矣。三代以上无经据者；两汉而後，诚未有溢於一千万户；明皇几之矣，繁夥既甚，理复亏耗，岂人力所能遏哉！是以数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汉文、景而武帝继之，以隋高祖而炀帝继之，以明皇而禄山出焉。不然者，尧、舜、禹、启太平凡三百馀年，周成王身致刑措，康王、穆王、昭王嗣守丕业，太平亦二百馀年，岂与後世中国无事之时浅促之比也。然则唐、虞、夏、周之民，岂止一千万户而已哉！养之既至，教之又备，无夭札瘥及兵革杀戮之祸，父子祖孙连数十世为太平之民，王者代天理物，於是为尽矣。明皇享国虽久，户口虽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毁之，比祸乱稍平，几去其半，徒以内有一杨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呜呼！可不监哉，可不监哉！”

肃宗至德元年，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

乾元三年，户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

敕：“逃亡户不得辄徵，亲近及邻保务从减省，要在安存。”又敕：“应有逃户田宅并须官为租赁，取其价直以充课税。逃人归复，宜并还。所由亦不得称负欠租赋，别有追索。”

《通典》：乾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自天宝十四载至乾元三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

愚尝论汉以後以户口定赋，故虽极盛之时，而郡国所上户口版籍终不能及三代、两汉之数，盖以避赋重之故，递相隐漏。且疑天宝以上户不应不课者居三分之一有奇，今观乾元户数，则不课者反居其太半，尤为可笑。然则，是岂足凭乎（详见《田赋门》）。

代宗广德二年，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五。

诏一户三丁者免一丁，凡亩税二升，男子二十五为成丁，五十五为老，以优民。

二年，敕：“如有浮客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如二年以上种植家业成者，虽本主到，不在还限，任别给授。”

大历元年，制：“逃户复业者，给复二年。如百姓先卖田宅尽者，宜委本州县取逃死户田宅，量丁口充给。”

德宗建中元年，定天下两税户，凡三百八十万五千七十六。

《通典》：主户百八十馀万，客户百三十馀万。

《通典》论曰：“昔贤云：‘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卫，冉子仆，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国足则政康，家足则教从，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税，国足不在於重敛，若逃税则不土著而人贫，重敛则多养羸而国贫，不其然矣（管子曰：‘以正户籍，调之养羸。’羸者，大贾蓄家也。正数之户既避其赋役，则至浮浪，以大贾蓄家之所役属，自收其利也）。三王以前，井田定赋。秦革周制，汉因秦法。魏晋以降，名数虽繁，亦有良规，不救时弊。昔东晋之宅江南也，慕容、符、姚迭居中土，人无定本，伤理为深，遂有庚戍土断之令，财丰俗阜，实由於兹。其後法制废弛，旧弊复起，义熙之际，重举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禅，得户三百六十万，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十万，洎於大业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载，有户八百九十万矣（自平陈後，又加四百八十馀万）。其时承西魏丧乱，周、齐分据，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网隳紊，奸伪尤滋。高睹流冗之病，建输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轻其数，使人知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奉公上，蒙轻减之征（浮客，谓避公税，依强家作佃家也。荀悦论曰：‘公家之惠，优於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於豪人也。’高设轻税之法，浮户悉自归於编户，隋代之盛，实由於此）。先敷其信，後行其令，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於天下，人俗康阜，之力焉。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馀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於西汉，约计天下编户合逾元始之，而名籍所少三百馀万（贞观以後，加五百九十万，其时天下户都有八百九十馀万也。汉武黩兵，人口减半，末年追悔，方息征伐。其後至平帝元始二年，经七十馀载，有户千二百二十馀万。唐百三十馀年中，虽时起兵戎，都不至减耗，而浮浪日众，版图不收，若比量汉时，实合有加数。约计天下人户，少犹可有千三四百万矣）。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职事委於郡胥，货贿行於公府，而至此也。自建中初，天下编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重为按比，收入公税，增倍而馀（诸道加出百八十万，共得三百一十万）。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皆被其籍。诚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旧制：百姓备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兴以後，经费不充，於是徵敛多名，且无常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庶不知告诉。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倚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钝劣者即被徵输，困竭日甚。建中新令，并入两税，常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而使臣置制各殊，或有轻重未一，仍属多故。兵革氵存兴，旧额既在，见人渐艰。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既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於斯矣（计诸簿帐所收，可有二百五十馀万户。按历代户口，多不过五，少不减三，约计天下，除有兵马多处食盐，足知见在之数。者采晋、隋旧典制置，可得五百万矣。以五百万户共黜二百五十万户税，自然各减数）。古之为理也，在於周知人数，乃均其事役，则庶功以兴，国富家足，教从化被，风齐俗一。夫然，故灾不生，悖乱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闾、族、党、州、乡、县、遂之制，维持其政，纲纪其人。孟冬司徒献民数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图脱漏，人如鸟兽，飞走莫制，家以之乏，国以之贫，奸宄渐兴，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远者，将求理平之道，非无其本欤！”

宪宗元和时，户二百四十七万三千九百六十三。

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十卷，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三，县一千四百五十三，见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坊、宁、镇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翼、范阳、沧景、淮西、淄清十五道七十一州，并不申户口数目）。每岁赋入倚办，止於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八十三万馀人，比量士马，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徵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

六年，制：“自定两税以来，刺史以户口增损为其殿最，故有析户以张虚数，或分产以系户名，兼招引浮客，用为增益，至於税额，一无所加。徒使人心易摇，土著者寡。观察使严加访察，必令诣实。”

衡州刺史吕温奏：“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独不支济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後团定户税，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百。昨寻旧案，询问闾里，承前徵税并无等第；又二十馀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设法团定，检获隐户数约万馀，州县虽不曾科徵，所由已私自敛率。与其潜资於奸吏，岂若均助於疲人？臣请作此方圆，以救瘵，庶得下免偏苦，上不缺供。”敕旨：“宜付所司。”

库部员外郎李渤上言：“臣过渭南长源乡，旧四百户，今才百户，阌乡县旧三千户，今才千户，他处皆然。盖由聚敛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故也。”执政恶之，渤谢病免。

致堂胡氏曰：“天宝初，户几一千万，元和初，合方镇有户百四十四万，是十失其八也。宪宗急於用兵，则养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异、铸聚敛，受诸道贡献，百姓难乎其阜蕃矣。”

穆宗长庆时，户三百九十四万四千五百九十五。

敬宗宝历时，户三百九十七万八千九百八十二。

文宗开成四年，户四百九十九万六千七百五十二。

《唐 食货志》：天宝户数通以二户养一兵，长庆以後，率三户养一兵（详见《国用门》）。

武宗会昌时，户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

会昌元年正月，制：“安土重迁，黎民之性，苟非难窘，岂至流亡！将欲招绥，必在资产。诸道频遭灾，州县不为申奏，百姓输纳不办，多有逃移。长吏惧在官之时破失人户，或恐务免征税，减克料钱，於见在户中分外摊配；亦有破除逃户桑地，以充税钱。逃户产业已无，归还不得，见户每年加配，流亡转多。自今以後，应州县开成五年已前逃户，并委观察使、刺史差强明官，就乡村诣实检会桑田屋宇等，仍勒令长加检校，租佃与人，勿令荒废，据所得与纳户内征税，有馀即官为收贮，待归还给付，如欠少，即与收贮，至归还日，不须徵理。自今以後，二年不归复者，即仰县司召人给付承佃，仍给公凭，任为永业。其逃户钱草斛斗等，计留使钱物合十分中三分已上者，并仰於当州、当使杂给用钱内，方圆权落下，不得克正员官吏料钱及馆驿使料。递乘作人课等钱，仍任大户归还日，渐复元额。”

大中二年正月制：“所在逃户见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暂时东西，便被邻人与所由等计会，推云代纳税钱，悉将斫伐毁拆，及愿归复，多已荡尽，因致荒废，遂成闲田。从今已後，如有此色，勒村老人与所由并邻近等同检勘分明，分析作状，送县入案，任邻人及无田产人，且为佃事与纳税，如五年内不来复业者，便任佃人为主，逃户不在论理之限。其屋宇桑田树木等，权佃人逃户未归五年内，不得辄有毁除斫伐，如有违犯者，据根口量情科责，并科所由等不检校之罪。”

会昌五年，天下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馀人，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周广顺三年，敕：“天下县邑素有差等，年代既深，增损不一。其中有户口虽众，地望则卑；地望虽高，户口至少，每至调集，不便铨衡。宜立成规，庶协公共。应天下州府及县，除赤县、畿县、次赤、次畿外，其馀三千户以上为望县，二千户以上为紧县，一千户以上为上县，五百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五百户为中下县。宜令所司，据今年天下县户口数，定望、紧、上、中、下次等奏闻。”户部据今年诸州府所管县户数目，合定为望县六十四，紧县七十，上县一百二十四，中县六十五，下县九十七。

●卷十一 户口考二

○历代户口丁中赋役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乾德元年，平荆南，得户十四万二千三百。湖南平，得户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

三年，蜀平，得户五十三万四千二十九。

开宝四年，广南平，得户十七万二百六十三。

八年，江南平，得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五。

九年，天下主客户三百九万五百四。

此系《会要》所载。本年主客户数如前行所载，开宝八年平江南以前户数，出《通鉴长编》，通算只计二百五十六万六千三百九十八，与《会要》不合，当考。诏更定县望，以户四千以上为望，次为紧、为上、为中、为中下，凡五等。

乾德元年，令诸州岁奏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女口不预。

开宝四年，诏曰：“朕临御以来，忧恤百姓，所通抄人数目，寻常别无差徭，只以春初修河，盖是与民防患。而闻豪要之家，多有欺罔，并差贫阙，岂得均平？特开首举之门，明示赏罚之典。应河南、大名府、宋亳宿领青徐兖郓曹濮单蔡陈许汝邓济卫淄潍滨棣沧德具冀澶滑怀孟磁相邢镇博瀛莫深杨泰楚泗州、高邮郓所抄丁口，宜令逐州判官互相往彼，与逐县令佐子细通检，不计主户、牛客、小客，尽底通抄，差遣之时，所冀共分力役。敢有隐漏，令佐除名，典吏决配，募告者以犯人家财赏之，仍免三年差役。”

太宗雍熙元年，令江、浙、荆湖、广南民输丁钱，以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并身有疾废者免之。

至道元年，诏复造天下郡国户口版籍。

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故户税赋莫得周知，至是始命复造焉。

至道三年，天下主客户四百一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诏除两浙、福建、荆南、广南旧输身丁钱，凡四十五万四百贯。

三司使丁谓言：“东封及汾阴赏赐亿万，加以蠲复诸路租赋，除免口算，圣泽宽大，恐有司经费不给。”上曰：“国家所务，正为泽及下民，但敦本抑末，节用谨度，自然富足。”

初，湖、广、闽、浙因伪国旧制，岁敛丁身钱米，所谓丁口之赋。大中祥符，诏除丁钱，而米输如故。至天圣中，婺、秀二州犹输丁钱，转运司以为言，乃除之。其後庞籍请罢漳泉州、兴化军丁米，有司持不可。皇三年，帝命三司首减郴、永、桂阳监丁米，以最下数为准，岁减十馀万石。既而漳、泉、兴化军亦第损之。嘉四年，复命转运司裁定郴、永、桂阳与道、衡二州所输丁米及钱绢杂物，无业者弛之，存业者减半，後虽进丁，而复增取。时广南犹或输丁钱，亦命转运司条上。自是所输无几矣。

天禧五年，天下主客八百六十七万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九百九十三万三百二十。

诏：“诸州县自今招来户口，及创居入中开垦荒田者，许依格式申入户籍，无得以客户增数。”旧制，县吏能招增户口，县即申等，仍加其俸缗，至有析客户者，虽登於籍，而赋税无所增入。故条约之。

仁宗天圣七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十六万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千六百五万四千二百三十八。

庆历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十二万三千六百九十五，口二千一百八十三万六十四。

嘉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二百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一十七，口二千六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二百九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口二千九百九万二千一百八十五。

神宗熙宁八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五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二十九，口二千三百八十万七千一百六十五。

湖广承伪政，旧输丁米，大中祥符以後，屡裁损犹不均。四年，诏屯田员外郎周之纯往广东相度均之。

元丰二年七月，提举广西常平刘谊言：“广西一路户口二十万，而民出役钱至十九万缗，先用税钱敷出，税数不足，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复算於身丁。夫广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税以钱，又算以米，是一身而输二税，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钱，甚可悯也。至於广东西监司、提举司吏，一月之给，上同令、录，下倍摄官，乞裁损其数，则两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宽。”遂诏月给钱递减二千，岁遂减一千二百馀缗。

按：广南丁钱，史所载大中祥符尽蠲之，独丁米未除。今观谊之言，则尚有丁钱也。作法於贪，难革而易复，可畏哉！

元丰六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七百二十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万九千三百。

右以上系《国朝会要》所载户口数目，今考元丰三年，检正中书户房公事毕仲衍经进《中书备对》，内载天下四京、一十八路户口主客数目，微为不同，又有各路细数，今具录於后：

天下总四京、一十八路。户，主客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二千六百八十四。

主一千一十万九千五百四十二（内四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二户元供弓箭手，僧院、道观、山泾、山团、亻、典佃、乔佃、船居、黎户不分主、客、女户，今并附入主户数）。

客四百七十四万三千一百四十四（内一万五百二十二户，元供交界浮居散户、蕃部无名目户，今并附入客户数）。

口，主客三千三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八十九。

主二千三百四十二万六千九百九十四（内六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口，元供弓箭手、山亻、童行、僧道、蜒船居、黎户，今入主口数）。

客九百八十七万六千八百九十五（内一万一百二十八口元供浮居散户，今入客户数）。

丁，主客一千七百八十四万六千八百七十三。

主一千二百二十八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内二十九万八千二百七十五口，不分主客）。

客五百五十六万二千一百八十八。

东京开封府，县二十二：　开封　祥符　陈留　雍邱　襄邑　咸平　太康　扶沟　尉氏　陵　中牟　管城　新郑　阳武　酸枣　长垣　封邱　白马　韦城　胙城　东明　考城。

户，主一十七万一千三百二十四。

口，主二十九万五千九百一十二，客八万五千一百八十。

丁，主二十一万二千四百九十三。

京东路州一十五：　兖　徐　曹　青　郓　密　齐　济　登　莱　单　濮　潍　淄　县七十八。

户，主八十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三，客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一十七。

口，主一百六十六万九百三，客八十八万五千七百七十四。

丁，主九十五万七千五百五十四，客五十六万五千六百九十三。

京西路州一十四：　许　孟　陈　襄　邓　随　金　房　汝　蔡　郢　均　唐　颖。府一：河南。　军一：信阳。　县七十九。

户，主三十八万三千二百二十六，客二十六万八千五百一十六。

口，主六十四万四千七百五十七，客四十五万八千一百三十。

丁，主四十万七百四十，客二十六万九千六百二十三。

河北路州二十三：　定　澶　相　恩　邢　沧　怀　卫　博　磁　　棣　深　瀛　雄　霸　祁　冀　赵　德　滨　莫　保。　府二：　大名　真定。　军十一：　永静　乾宁　信安　广信　安肃　保定　顺安　保顺　德清　永宁　北平。　县一百四。

户，主七十六万五千一百三十，客二十一万九千六十五。

口，主一百四十七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客四十万七千五百一。

丁，主七十七万三千八百九十一，客二十万五千四百六十七。

陕府西路州二十六：　陕　同　华　耀　　泾　秦　　延　解　陇　成　凤　虢　坊　丹　阶　商　宁　原　庆　渭　环　熙　岷　河　府三　京兆　凤翔　河中　军六　庆成　镇戎　保安　康定　通远　德顺。　县一百一十八。

户，主六十九万七千九百六十七，客二十六万四千三百五十一。

口，主二百一万五千四百三十六，客七十四万六千三百六十八。

丁，主一百六万七千九百三十六，客四十二万五千六百五十一。

河东路州十四：　潞　晋　麟　府　代　绛　隰　忻　汾　泽　宪　岚　石　丰。府一：太原。军七：威胜　宁化　平定　岢岚　火山　保德　吉乡。监一：大通。　县七十三。

户，主三十八万三千一百四十八，客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一。

口，主七十五万二千三百一，客一十三万八千三百五十八。

丁，主三十七万二千三百九十，客七万七千四百六十二。

淮南路州一十八：　扬　寿　庐　宿　濠　和　蕲　海　楚　舒　泰　泗　亳　光　滁　黄　真　通。军一：无为。　县六十九。

户，主七十二万三千七百八十四，客三十五万五千二百七十。

口，主一百三十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五，客六十三万七千三百二十六。

丁，主一百三十二万三百六，客十五万二千三百。

两浙路州一十四：杭　越　苏　润　湖　婺　明　常　衢　温　合　秀　睦　处。　县七十九。

户，主一百四十四万六千四百六，客三十八万三千六百九十。

口，主二百六十万五千四百八十四，客六十一万八千二百一十五。

丁，主一百六十二万九千五百三十二，客二十九万八千二十七。

江南东路州七：　宣　歙　江　池　饶　信　太平。府一：江宁。军二：　广德　南康。县四十八。

户，主九十万二千二百六十一，客一十七万一千四百九十九。

口，主一百六十万九千六百一十二，客二十八万九千八百四十三。

丁，主一百一万九千一百三十四，客一十八万六千二十七。

江南西路州六：　洪　虔　吉　袁　抚　筠。军四：兴国　建昌　临江　南安。县四十七。

户，主八十七万一千七百二十，客四十九万三千八百一十三。

口，主二百一万六百四十六，客一百六万五千二百一。

丁，主八十八万四千三百二十九，客三十八万七百九十八。

荆湖南路州七：潭　衡　永　郴　邵　全　道　监一：桂阳。县三十三。

户，主四十五万六千四百三十一，客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二十六。

口，主一百一十五万三千八百七十二，客六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八。

丁，主六十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三，客三十二万二千五百四十六。

荆湖北路州九：　鄂　安　岳　鼎　温　峡　归　辰　沅。府一：荆南。县四十五。

户，主三十五万五百九十三，客二十三万八千七百九。

口，主七十万二千三百五十六，客五十万九千六百四十四。

丁，主二十八万五千五百二十六，客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四。

福建路州六：福　建　泉　南剑　漳　汀。军二：邵武　兴化。县四十五。

户，主六十四万五千二百六十七，客三十四万六千八百二十。

口，主一百三十六万八千五百九十四，客六十七万四千四百三十八。

丁，主七十九万七百一十九，客五十六万二百三十。

成都府路州一十二：眉　绵　汉　彭　蜀　嘉邛　简　黎　雅　茂　威。府一：　成都。军一：永康。监一：陵井。县五十八。

户，主五十七万四千六百三十，客一十九万六千九百三。

口，主二百七十八万九千二百二十五，客八十六万四千五百二十三。

丁，主六十八万五千二十，客二十七万七百二十四。

梓州路州一十一：　梓　遂　果　资　普　合　荣　渠　昌　戎　泸。　军二：怀安　康安。监一：富顺。县四十九。

户，主二十六万一千五百八十五。

口，主八十八万五千五百一，客五十二万八千二百一十四。

丁，主三十七万四千六百六十九，客三十万五千五百二十九。

利州路州九：利　阆　洋　文　剑　兴　巴　蓬　龙。府一：兴元。县三十九。

户，主一十七万九千八百三十五，客一十二万二千一百五十六。

口，主四十万二千八百七十四，客二十四万五千九百九十二。

丁，主一十九万五千三百八十七，客一十四万四千五百九十一。

夔州路州九：夔　忠　万　施　开　达　涪　渝　黔。军三：安　梁山　南平。监一：　大宁。县三十一。

户，主六万八千三百七十五。

口，主二十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五，客二十五万二千四百七十二。

丁，主一十四万九千七十，客一十七万一千一十七。

广南东路州一十四：　广　韶　循　潮　连　南雄　英　贺　封　端　新　康　惠　南恩。县四十。

户，主三十四万七千四百五十九，客二十一万八千七十五。

口，主八十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七，客三十二万二千五百一十二。

丁，主七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七，客二十六万二千五十九。

广南西路州二十四：桂　客　邕　象　昭　梧　藤　龚　浔　贵　柳　宜　宾　横　融　化　高　雷　白　钦　郁林　廉　琼　顺。军三：　万安　昌化　朱崖。县六十。

户，主一十六万三千四百一十八，客七万八千六百九十一。

口，主五十八万四千六百四十一，客四十七万九百四十六。

丁，主二十七万三千六百七十四，客四十一万九千三百一十六。

哲宗元六年，天下主客户一千八百六十五万五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万二千三百一十一。

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九百七十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五，口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一千六百六。

徽宗崇宁元年，天下主客户共升户三十万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十万九千一百六十三，增入元符元数，计户二千合一万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万七百六十九。

政和三年，详定《九域图志》蔡攸、何志同言：“本所取会天下户口数类多不实，且以河北二州言之：德州主客户五万二千五百九十九，而口才六万九千三百八十五；霸州主客户二万二千四百七十七，而口才三万四千七百一十六。通二州之数，率三户四口，则户版刻隐，不待校而知之。乞诏有司申严法令，务在核实。”从之。八月，淮南转运副使徐闳中言：“《九域志》，在元丰主客户共一千六百馀万，大观初已二千九十一万，乞诏诸路应奏户口，岁终再令提刑、提举司参考同保。”从之。

六年，户部言：“淮南转运司申：《政和格》知、通、令、佐任内增收漏户一千至二千户常格，一县户口多者止及三万，脱漏难及千户，少得应赏之人，繇此不尽心推括。看详令、佐任内增收漏户八百户，升半年名次；一千五百户，免试；三千户，减磨勘一年，七千户，减二年；一万二千户，减三年。知、通随所管县通理，比令、佐加倍。”从之。

按：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然观当时诸人所言，则版籍殊欠核实所纪似难凭，览者详之。

高宗绍兴三十年，天下主客户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万九千八。

绍兴五年，诏：“诸路经残破州县，亲民官到任，据见存户口实数批上印历，满任日亦如之，以考殿最。”

八年，尚书刘大中奏：“自中原陷没，东南之民死於兵火、疫疠、水旱以至为兵、为缁黄及去为盗贼，馀民之存者十无二三，奸臣虐用其民，诛求过数，丁盐绸绢最为疾苦。愚民宁杀子而不愿输，生女者又多不举，民何以至是哉？乞守令满日以生齿增减为殿最。”

又诏：“应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户，及无等第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於常平钱内人支四贯文省，仍委守令劝谕父老，晓譬祸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数多，监司保明推赏。”

孝宗乾道二年，诸路主客户一千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四百五十，口二千五百三十七万八千六百八十四。

淳熙八年，臣僚言：“饥馑之时，遗弃小儿为人收养者，於法不在取认之限，听养子之家申官附籍，依亲子孙法。昨叶梦得守颍昌，岁大饥，仍为空名券，坐上件法印版付里胥，凡有收养者给其券，所全活甚众。乞下州县镂版，谕民通知。”

又诏，申严建、剑、汀、邵四州不举子之禁。

光宗绍熙四年，诸路主客户一千二百三十万二千八百七十三，口二千七百八十四万五千八十五。

宁宗嘉定十六年，诸路主客户一千二百六十七万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万八十五。

两浙路户二百二十二万三百二十一，口四百二万九千九百八十九。

江南东路户一百四万六千二百七十二，口二百四十万二千三十八。

江南西路户二百二十六万七千九百八十三，口四百九十五万八千二百九十一。

淮南东路户一十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九，口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一。

淮南西路户二十一万八千二百五十，口七十七万九千六百一十二。

广南东路户四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口七十七万五千六百二十八。

广南西路户五十二万八千二百二十，口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二百七。

荆湖南路户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口二百八十八万一千五百六。

荆湖北路户三十六万九千八百二十，口九十万八千九百三十四。

福建路户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二百一十四，口三百二十三万五百七十八。

京西路户六千二百五十二，口一万七千二百二十一。

成都府路户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七百九十，口三百一十七万一千三。

利州路户四十万一千一百七十四，口一百一万六千一百一十一。

潼川府路户八十四万一千一百二十九，口二百一十四万三千七百二十八。

夔州路户二十万七千九百九十九，口二十七万九千九百八十九。

右《国朝会要》所载户口，南渡前无各路数目，故以《中书备对》所书元封各路数编入，而南渡後莫盛於宁宗嘉定之时，故备书之。

身丁钱者，东南、淮、浙、湖、广等路皆有之。自马氏据湖南始取永、道、郴、州、桂阳军、茶陵县民丁钱、绢、米、麦，嘉四年，诏无业者与除放，有业者减半。然道州丁米每岁犹为二千石，人甚苦之。绍兴五年，守臣赵坦请以二分敷於田亩，一分敷於民丁。诏下其议，漕司言：“如此，则贫民每丁当输二斗有奇，乞尽敷於田亩。”言者以为太重，请损其一分。诏漕司相度（四月甲辰）。六年，枢密院检详王迪又请两路丁钱随田税带纳（八月己亥），不果行。十四年，知永州罗长源言於朝，遂尽放湖南诸郡丁钱（十月庚子），然上供椿数则如故。後十馀年，杨良佐邦弼为漕，乃奏除之。江东诸郡丁口盐钱，李氏有国日所制也。盖以泰州及静海军（今通州）盐货计口散，收钱入官。其後失淮南，而盐不可得，既又令折绵绢输之，民益以为病。明道二年，范文正公为江淮安抚，乞会一路主户，以见在盐价，於春时给盐食用，随夏税送纳价钱。奏可。其後谓之蚕盐者，此也。两浙身丁钱者，始未行钞法以前，岁计丁口，官散蚕盐，每丁给盐一斗，输钱百六十有六，谓之丁盐钱。皇中，许氏以纟由绢依时直折纳，谓之丁绢。自钞法既行之後，盐尽通商，而民无所给，每丁仍增钱为三百六十，谓之丁身钱。大观中，始令三丁纳绢一匹，当时绢贱，未有倍费，其後物价益贵。乃令每丁输绢一丈、绵一两，皆取於五等下户，民甚病之。建炎三年，诏以一半折绢，一半纳见钱（十一月丁未），於是岁为绢二十四万匹、绵百万两、钱二十万缗。绍兴初，又用严守颜为言，曾得解人免丁钱（三年四月甲午）。二十五年，上念浙民之困，免丁绢钱绵一年，以内府钱帛偿户部（八月己丑）。乾道元年，孝宗以两浙岁涝，又免灾伤郡邑身丁钱十三万七千缗、绢十六万三千匹，皆有奇（二月癸卯）。惟临安以驻跸所在，每三年一下诏除之，岁满复然。至开禧元年十二月御笔，浙路身丁钱自今永与除免，恩施浸博矣。先是，绍兴末，吕公雅广问为浙漕，以湖州丁绢多所隐漏，乃给申帖付民户，俾自排丁名，得四十万丁，每丁为钱千四百、绢八尺有奇（三十一年四月丁亥）。明年，守臣陈之茂因请折绢，以五千为匹，仍止岁额为定，不以添丁而增赋。诏皆可之（正月丁巳）。自是湖州以五丁科一匹矣。未几，又曾以七丁为一匹。乾道八年，余处恭为乌程令，请於朝，乞以七丁科一匹。曾钦道秉政，奏行之。自是为例。两淮丁钱者，不知所从始。乾道末，诏民户一丁充民兵者，本名丁钱勿输（七年八月丙辰）。二广丁钱，亦不知其所始。广西郡县贫薄，凡民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纳，谓之挂丁钱。绍熙初，诏令本路监司约束（二年郊赦申明）。大抵丁钱多伪国所创，余尝谓唐之庸钱，杨炎已均入二税，而後世差役复不免焉，是力役之征亦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输钱以免役，而绍兴以後，所谓耆户长、保正雇钱复不给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钱而论之，力役之征，盖取其四矣。而一有边事，则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缕之征，有粟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则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今布缕之征，有折税，有和、预买，川路有激赏，而东南有丁绢，是布缕之征三也。粟之征，有税米，有义仓，有和籴（川路谓之劝籴），而斗面加耗之输不与，是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论之，盖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余恶夫世之俗吏，不知财赋本末源流，故以趣办为能，而拨其本也。故详录其事，以待上问而出焉（闽、浙、湖、广丁钱，在国初岁为四十五万缗，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尝除之，後又复）。

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自本朝元丰至绍兴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两口，则无是理，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然今浙中户口，率以十户为十五口有奇，蜀中户口，率以十户为二十口弱，蜀人生齿非盛於东南，意者蜀中无丁赋，於漏口少尔。昔陆宣公称租庸调之法曰：“不校阅而众寡可知，是故一丁授田，决不可令输二丁之赋，非若两税，乡司能开阖走弄於其也。自井田什一之後，其惟租庸调之法乎！”

右二段系《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宋朝丁钱本末，及历代户口详略之概，其考订精核故书之。

水心叶氏曰：“为国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从，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战国相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坏井田开阡陌者，诱三晋愿耕之民以实秦地也。汉末天下殚残，而三国争利，孙权搜山越之众以为民，至於帆海绝徼，俘执岛居之夷而用之。诸葛亮行师，号为秉义，不妄虏获，亦拔陇上家属以还汉中。盖蜀之亡也，为户二十四万，吴之亡也，为户五十馀万，而魏不能百万而已。举天下之大，不当全汉数郡之众。然则因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州县，直以见入职贡者言之，除已募而为兵者数十百万人，其去而为浮屠、老子及为役而未受度者，又数十万人，若此皆不论也。而户口昌炽，生齿繁衍，几及全盛之世，其众强富大之形，宜无敌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势属而不亲，是故无垦田之利，无增税之入，役不众，兵不强，反有贫弱之实见於外，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听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县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绢价者，此其意岂以为民不当生於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欤？夫前世之致民甚难，待其众多而用之，有终不得者，今欲有内外之事，因众多已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争者！而论者曾莫以为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计之，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增税，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穷居憔悴，无地以自业。其驽钝不才者，且为浮客，为佣力，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为窃盗，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为家。丰年乐岁，市无贵粜，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无所从给。大抵得以税与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此其所以虽蕃炽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也。呜呼！亦其势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於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帛之直三倍於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旧，田宅之价十倍於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於旧。盖秦制万户为县，而宋、齐之，山阴最大而难治，然犹不过三万，而两浙之县以三万户率者，不数也。夫举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犹不足为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十年之後，将以救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则其穷而无告者，其上岂宜有不察者乎？田无所垦而税不得增，徒相聚搏取攘窃以为衣食，使其俗贪淫诈靡而无信义忠厚之行，则将尽弃而鱼肉之乎！噫！此不可不虑也。汉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户繁实，地著充满，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孙、刘资之以争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复振起，今皆为下州小县，乃无一士生其者。而闽、浙之盛，自唐而始，且独为东南之望。然则亦古所未有也。极其盛而将坐待其衰，此岂智者之为乎？且其土地之广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数千里无聚落，奸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气蒸郁而不遂；而其狭者，凿山捍海，レ决遗利，地之生育有限，民之锄耨无穷，至於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应，天气亢而不属，肩摩袂错，愁居戚处，不自聊赖，则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此当今之急务也。而论者则又将曰‘虑其因徙而生变’，夫岂有不变之术而未之思乎！抑听其自变者乎！”

○奴婢（佣赁　品官占户）

《周官》：大宰以九职任万民，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民，无常职，转移执事（臣妾，男女贫贱之称。转徙执事，若今佣赁也）。

《酒人》：奚三百人（古者从坐男女没入县官为奴，其少才知以为奚，今之侍史、官婢）。

汉高祖令民得卖子。

五年，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文帝劝务农桑，帅以俭节，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

贾谊曰：“岁恶不入，请卖爵子。”又曰：“今人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纳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晏者也。”

晁错劝帝募民徙塞下，募民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

女子缇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罪。

后四年，免官奴婢为庶人。

武帝建元元年，赦吴楚七国帑输在官者（吴、楚七国反时，其首事者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帝即位，哀而赦之）。

《司马相如传》，卓王孙僮客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

董仲舒说上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不得专杀奴婢也）。”

其後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

杨可告缗遍天下（告民匿缗钱不算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谓杂置官员，分掌众事），徙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元帝时，贡禹言：“官奴婢十馀万，游戏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宜免为庶人。”

杜延年坐官奴婢乏衣食免官。

今按：豪家奴婢，细民为饥寒所驱而卖者也。官奴婢，有罪而没者也。民以饥寒至於弃良为贱，上之人不能有以赈救之，乃复效豪家兼并者之所为，设法令其入奴婢以拜爵复役，是令饥寒之民无辜而与罪隶等也。况在官者十馀万人，而复税良民以养之，则亦何益於事哉！

成帝永始四年，诏曰：“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多蓄奴婢，被服绮，其申饬有司，以渐禁之。”

哀帝即位，诏曰：“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议限例。”有司条奏：“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为庶人。”

王莽名天下奴婢曰“私属”，不得买卖。

光武建武二年五月，诏曰：“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悉听之，敢拘执，论如律。”（下同）

六年十一月，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

七年，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

十一年，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八月癸亥，诏曰：“敢炙灼奴婢，论如律。所炙灼者为废民。”

十月壬午，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十二年三月，诏陇蜀民被掠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或依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掠人法从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卖者无还直。

殇帝延平元年，诏诸官府、郡国、王侯家奴婢姓刘及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务令实悉。

安帝永初四年，诸没入为官奴婢者，免为庶人。

晋武帝平吴之後，令王公以下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详见《职官门》）。

晋元帝太兴四年，诏曰：“昔汉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时，凉州覆败，诸为奴婢亦皆复籍，此累代成规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

东晋寓居江左以来，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每品灭五户，至第九品五户。其佃皆与大家量分。其典计，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参军、殿中监、监军、长史、司马部曲督、关外侯、材官、议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数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虎贲、殿中虎贲、持椎斧武骑虎贲、持（色立反）冗从虎贲、命中武骑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丁女并半之。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男年十六亦半课，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其田，亩税米二升。盖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当一升，秤则三两当今一两，尺则一尺二寸当今一尺。

按：此即汉人封君食邑户之遗意。然汉不过每户岁赋二百钱，而此所赋乃过重者，盖封君所得只是口赋，而汉人有田者官别赋之；晋以来人皆授田，无无田之户，是以户赋之入於公家及私属皆重。又一品所占不过四十户，非汉列侯动以千户万户计者比也。

後魏令：每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十头当奴婢八（详见《田赋门》）。

孝文太和九年，诏均天下人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详见《田赋门》）。

周武帝保定五年，诏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赎为庶人。

建德元年，又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百姓。

容斋洪氏《随笔》曰：“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士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春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籍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云。

唐制：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没官，皆谓之官奴婢。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农；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长，令远京师，配岭南为城奴也）。一免为审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

显庆二年，敕：“放诸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听之，皆由家长手书，长子以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诸官奴婢年六十以上及废疾者，并免贱。”

永昌元年，越王正被诛，家僮胜衣田者千馀人，於是制王公已下奴婢有数。

万岁通天元年，敕：“士庶家僮仆有骁勇者，官酬主直，并令讨击契丹。”

大足元年，敕：“以北缘边州县，不得畜突厥奴婢。”

天宝八载，敕：“京畿及诸郡百姓，有先是给使在私家驱使者，限敕到五日内，一切送内侍省。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约，定数驱使，虽王公之家不得过二十人，其职事官一品不得过十二人，二品不得过十人，三品不得过八人，四品不得过六人，五品不得过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过二人，八品、九品不得过一人。其嗣郡王、郡主、县主、国夫人、诸县君等，请各依本品同职事及京清资官处分，其有别承恩赐，不在此限。其荫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荫职减比见任之半，其南口请以蜀蛮及五溪、岭南夷獠之类。”

大历十四年，诏：“邕府岁贡奴婢，使之离父母之乡，绝骨肉之恋，非仁也。宜罢之。”

元和四年，敕：“岭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多被公私掠卖为奴婢，宜令所在长吏，切加捉搦，井审细勘责。委知非良人百姓，乃许交关，犯者准法处分。”

八年，敕岭南诸道，不得辄以良口饷遗贩易。

长庆元年，诏禁登、莱州及缘海诸道，纵容海贼掠卖新罗人口为奴婢。

四年，敕诸司、诸使，各勘官户奴婢，有废疾及年七十者，准格免贱从良。

会昌五年，中书门下奏：“天下诸寺奴婢，江淮人数至多，其有寺已破废，全无僧众，奴婢既无衣食，皆自营生。洪、潭管内人数倍多，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处，计必不少，并放从良百姓。”旨依。

大中九年，禁岭南诸州货卖男女，如有以男女佣赁与人，贵分口食，任於当年立年限为约，不得将出外界。

昭宗大顺二年，敕：“天下州府及在京诸军，或因收掳百姓男女，宜给内库银绢，委两军收赎，归还父母。其诸州府，委本道观察使取上供钱充赎，不得压良为贱。”

後唐同光二年，赦：“应百姓妇女俘虏他处为婢妾者，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识认。”

天成元年，敕：“京城诸道，若不是正口，不得私书契券，辄卖良人。”

周显德五年，新定《刑统》：“讠玄诱良口、勾引逃亡奴婢与货卖所盗资装者，其讠玄诱勾引之人，伏请处死，良口奴婢准律处分，居停主人重断，或分受赃物至三疋以上处死；将良口於蕃界货卖，居停主人知而不告官者，亦处死。”

宋太祖皇帝开宝二年，诏：“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时检视、听其主速自收瘗，病死者不须检视。”

四年，诏：“应广南诸郡民家有收买到男女为奴婢，转将佣雇以输其利者，今後并令放免，敢不如诏旨者，决杖配流。”

淳化二年，诏：“陕西沿边诸郡先岁饥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宜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

至道二年，诏：“江南、两浙、福建州军，贫人负富人息钱无以偿，没入男女为奴婢者，限诏到并令检勘，还其父母，敢隐匿者治罪。”

真宗咸平元年，诏：“川陕路理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价以偿。”

六年，诏：“士庶家雇仆，有犯不得黥其面。”

天禧三年，诏：“自今掠卖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领并处死，诱致者同罪，未过界者决杖黥配。”

大理寺言：“按律，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二年。又诸条，主驱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其有愆犯决罚至死及过失杀者，勿论。自今人家佣赁，当明设要契，及五年，主因过驱决至死者，欲望加部曲一等；但不以愆犯而杀者，减常人一等；如过失杀者，勿论。”从之。

●卷十二 职役考一

○历代乡党版籍职役

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於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司，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无有相贷，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凌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既牧之於邑，故井一为邻，邻三为朋，朋三为里，里五为邑，邑十为都，都十为师，师七为州。夫始分於井则地著，计之於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

周制，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郑元曰：“此所以劝民者也。使之者，皆谓立其长而教令使之。保，犹任也。救，救凶灾也。宾，宾客其贤者也。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也。者，谓礼物不备，相给足也。闾，二十五家。族，百家。党，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乡，万二千五百家。”此总谓郊内者也）。及三年则大比，大比则受邦国之比要（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人数及其财物也。受邦国之比要，则亦受乡遂矣。郑司农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按比是也。要，谓其簿。”）

比长：每比下士一人（掌五家），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亲，有罪奇邪则相及。徙於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徙，谓不便其居，或国中徙郊，或郊徙国中，皆从而付所处之吏，明无罪恶）；徙於他，则为旌节而行之（谓徙异乡，有节乃达）；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纳之。

闾胥：每闾中士一人（掌二十五家），各掌其闾之徵令，岁时数其闾之众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丧纪之数，聚众庶，既比而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挞罚之事（失礼者之罚也）。

族师：每族上士一人（掌一百家），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属民读邦法，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春秋祭亦如之。登其族之夫家众寡，辨其贵贱、老幼、废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车辇。比、伍、闾、族各为联，使之相保相受，赏罚相及，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若师田行役，则合其卒伍，简其兵器，以鼓铎旗物帅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罚。岁终则会。

党正：每党下大夫一人（掌五百家），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四孟月属氏读法，春秋祭亦如之。国索鬼神而祭祀（礻昔祭），则以礼属民，而饮酒於序，以正齿位。凡党之祭祀、丧纪、昏冠、饮酒，教其礼事，掌其戒禁。师田行役，则以法治其正事。正岁属民读法，书其德行道艺。岁终则会。

州长：每州中大夫一人（掌二千五百家），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正月吉属民读法，考其德行道艺，纠其过恶而劝戒之。岁时祭祀州社，则属民读法。春秋以礼会民，而射於州序。州之大祭、大丧，皆莅其事。师田行役，则帅而致之，掌其戒令赏罚（於军因为师帅）。岁终则会。正岁读法。三年大比，则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谓甸、稍、县、都），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ガ（作管反），五ガ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经、形体，皆谓制分界也。邻、里、ガ鄙、县、遂，犹郊内比、闾、族、党、州、乡也。郑司农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与国中异制，故五家为邻。”郑元谓异其名者，示相变耳。遂之军法、追胥、起徒役如六乡）。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夫均其厚薄则生产平，统之於都则其数举，家於乡遂则其户可详，五人为伍则人之众寡可知。故《管子》曰：“欲理其国者，必先知其人，欲知其人者，必先知其地。”自昭、穆之後，王室中衰，井田废坏，不足以纪人之众寡，宣王是以料人於大原，由兹道失之）。

邻长：每邻一人（掌五家），掌相纠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赞，徙於他邑，则从而授之。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二十五家），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岁时合耦於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序，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敛其财赋。

ガ长：每ガ中士一人（掌一百家），各掌其ガ之政令，以时校登其夫家，比其众寡，治其丧纪、祭祀之事。作民则旗鼓兵革帅而至。岁时简器（稼器，兵器），趋其耕耨，稽其女工。

鄙师：每鄙上士一人（掌五百家），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作民（谓起役也）则掌其戒令，以时数其众寡，而察其美恶而诛赏。岁终则会。

县正：每县下大夫一人（掌二千五百家），各掌其县之政令、徵比，以颁田里，以分职事，掌其治讼，趋其稼事，而赏罚之。若将用野民，师田行役，移执事，则帅而至，治其政令（移执事，谓移用其民）。既役，则稽功会事而诛赏。

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详於周。《周礼》，五、两、军、师之法，此兵役也；师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闾、族、党之相保爱，此乡役也。有司徒焉，则因地之善恶而均役；有族师焉，则校民之众寡以起役；有乡大夫焉，则辨年之老少以从役；有均人焉，则论岁之丰凶以行复役之法。”

齐威公用管仲，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里，什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来，故人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系於主。”是以制国，郊内则以五家为轨，轨十为里，里四为连，连十为乡，乡五为帅。国内十五乡，自家至帅。郊外则三十家为邑，邑十为卒，卒十为乡，乡三为县，县十为属，属有五。自家至属，各有官长，以司其事，以寓军政焉，而齐遂霸。

徐伟长《中论》曰：“夫治平在庶功兴，庶功兴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数周。民数周为国之本也。先王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焉。九职既分，则劬劳者可见，勤惰者可闻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尽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兴者，未之有也。庶功既兴，故国家殷富，大小不匮，百姓休和，下无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怡有本。道者，审本而已矣。故《周礼》，孟冬，司寇献民数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为政者，未之知恤民也，譬犹无田而欲树艺，虽有农夫，安能措其强力乎？是以先王制六乡、六遂之法，所以维持其民，而为之纲目也。使其邻比相保爱，赏罚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顺，可得而知也。及乱君之为政也，户口漏於国版，夫家脱於联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奸心竞生，而伪端并作，小则滥窃，大则攻劫，严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审人数乎！”

秦用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按：秦人所行什伍之法与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则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为仁厚辑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汉高祖二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以十月赐酒肉。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汉官仪》曰：“游徼、亭长皆习设备五兵：弓弩、戟、、刀剑、甲钲。鼓吏赤帻行，带剑佩刀，持盾被甲，设矛戟，习射。设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邮相去二里半，司奸盗。亭长持二尺版以劾贼，执绳以收执贼。”）。

水心叶氏曰：“县、乡、亭之制，本於商鞅。鞅虽改法，要是周衰，国大者难用旧制，齐、晋、楚裂地名官以自便，往往在商鞅之前矣。古者百里之狭，自为朝廷，由後世观之，疑若烦民。然三老、啬夫、游徼，犹各有职掌，近民而分其责任。若後世荡然无复纪秩，而令、长悍然独以征取为事，则又鞅之所不为也。”

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讨项羽。

文帝十二年，诏以户口率置三老常员，遣谒者劳赐三老帛，人五匹。

武帝元狩元年，遣谒者赐县三老帛，人五匹；乡三老人三匹。

元狩六年，遣谒者循行天下，谒三老、孝弟以为民师。

戾太子发兵诛江充，长安扰乱，言太子反。上怒甚，壶关三老茂上书，言太子亡邪心，上感悟。

宣帝元康元年，加赐三老帛。四年及甘露三年，皆赐帛有差。

王尊为京兆尹，坐免。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功效日著。书奏，天子後以尊为徐州刺史。

王尊为东郡太守，河水甚溢。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马，状以身填金堤，水波稍。白马三老奏其状，制诏秩尊中二千石。

黄霸守颍川，吏民兴於行谊，赐三老爵及帛。

韩延寿守冯翊，有昆弟讼田，延寿曰：“咎在冯翊。”称疾病，不听事，令、丞、啬夫、三老亦自系待罪。

元帝初元元年，赐三老帛，人五匹。

五年，赐三老帛，人五匹。

永光二年，赐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赐三老钱、帛。

绥和元年，赐三老帛。

平帝元始三年，赐三老帛。

西汉凡县、道（有蛮夷曰道）、国（列侯所食县曰国）、邑（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东汉乡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正女义妇，逊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闾，以兴善行。乡置有秩、游徼、三老。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後，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亭有长，以禁盗贼。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汉官仪》曰：“乡户五千则有秩。”）

明帝即位，赐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注云：“三老、孝弟、力田，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化。”

今考西汉《高后纪》，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师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然则三老乡各一人，孝弟、力田既禄秩如许尊，未必各乡皆设，有其人则置之耳。孝文、武、宣、成、哀纪，各有赐孝弟、力田金帛爵级事。

元和二年，帝耕於定陶。诏曰：“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国家甚休之。其赐帛人一匹，勉率农功。”

永平三年，赐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十二年，赐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十七年，赐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章帝建初三年，赐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级。

四年，立皇太子，赐爵同。

和帝永光八年，赐爵同。

十二年，赐爵同。

元兴元年，立皇太子，赐爵同。

安帝永初三年，帝加元服，赐爵二级。

元初元年，赐爵同。

延光元年，赐爵人二级。

顺帝永建元年，赐爵人三级。

四年，赐爵二级。

阳嘉元年，赐爵三级。

桓帝建和元年，赐爵同。

献帝建安元年，赐爵人二级。

晋制：每县户五百以上皆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乡户石每千以下，置治书吏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稀，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县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阳县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亦置六部尉，馀大县置二人，次县、小县各一人。邺、长安置吏如三千户以上之制。

东晋哀帝崇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断。

孝武时，范甯陈时政曰：“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狭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垅坟柏，皆以成行，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难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怀，下役之虑。’斯成并兼之所执，而非通理之笃论也。古者失地之君，犹臣所寓之主；列国之臣，亦有违之礼。随会仕秦，致称《春秋》；乐毅逭燕，见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随代移迁，何至於今而独不可。”帝善之。

安帝义熙九年，宋公刘裕缘人居土，上表曰：“臣闻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画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汉遂不改，富强兼并，於是为弊。在汉西京，大迁田、景之族，以实关中，即以三辅为乡闾，不复系之於齐、楚。九服不扰，所成旧。自永嘉播越，爰淮、海，朝运匡复之算，人怀思本之心，经略之图，日不暇给，是以宁人绥治，犹有未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人无定本，伤理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於时财阜国丰，实由於此。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自非改调张，无以济治。夫人情滞常，难与虑始，谓父母之邦以为桑梓者，诚以生焉终焉，敬爱所。请依庚戌土断之科，庶存其本，稍与事著。然後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声，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则恋本之志，乃速申於当年，在始暂勤，要终必易。”於是依界土断，唯青、兖、徐三州人居晋陵者，不在断限，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

宋孝武大明中，王元谟请土断雍州诸侨郡县（今襄阳、汉东等郡也）。

齐高祖建元二年，诏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纪，国之理端。自顷氓伪已久，乃至窃注爵位，盗易年月。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记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虽改籍书，终无得实。若约之以刑，则人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又未易可惩。诸贤并深明理体，各献嘉谋，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

虞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条取人，孝建元年书籍，众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长。凡受籍，县不加检勘，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下归县。吏贪其赂，人肆其奸，奸弥深而弥多，赂逾厚而答逾缓。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扬州等九郡黄籍共七万一千馀户。於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犹未四万。神州奥区，尚或如此，江、湘诸郡，尤不可言。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人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书籍，宜更立明科，一听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长审自检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为正。若有虚昧，州县同咎。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版籍顿阙，弊亦有以。自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寻苏峻平後，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物之怀私，无代不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便谓道人。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土断，属役无漏，流亡不归。法令必行，自然竞反。为理不患无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纳之。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至武帝永明八年，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诏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自宋明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边疆，皆许还本。自此後有犯，严其罪。”

梁武帝时所司奏，南徐、江、郢逋两年黄籍不上。帝纳尚书令沈约之言，诏改定《百家谱》。

约上言曰：“晋咸和初，苏峻作乱，版籍焚化。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乎宋，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而尚书上省库籍，唯有宋元嘉中以来者。晋代旧籍并在下省左人曹，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既不系寻检，主者不复经怀，狗牵鼠，雨湿沾烂，解散於地，又无扃。此籍精详，实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徵发。既立此科，苟有回避，奸伪互起，岁月滋广，以至於齐。於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坏矣。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书新籍。通官荣禄，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义熙在宁康之前，或以崇安在元兴之後，此时无此府，此年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年；又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如此诡谬，万绪千端，校籍诸郎，亦所不觉，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细，难为眼力，寻求巧伪，莫知所在，徒费日月，未有实验。假令兄弟三人，分为三籍，一籍祖父官，其二初不被，同堂从祖以下，固自不论。诸如此例，难可悉数。或有应而不，不须而。所既多，理无悉当，怀冤抱屈，非止百千，投辞请诉，充曹刃府，既难领理，交兴人怨。於是悉听复注，普停洗。既蒙复注，则莫不成官。此盖核籍不精之巨弊也。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於此。自元嘉以来，籍多假伪，景平以前，既不系检，凡此诸籍，得无巧换。今虽遗落，所存尚多，宜有徵验，可得信实，其永初、景平籍，宜移还上省。窃以为晋籍所馀，须加宝爱，若不留意，则远复散失矣。不识胄允，非谓衣冠，凡诸此流，罕知其祖。假称高、曾，莫非巧伪，质诸文籍，奸事立露，徵覆矫诈，为益实弘。又上省籍库虽直郎题掌，而尽日科校，唯令史独入，籍既重实，不可专委群细。若入库检籍之时，直郎、直都，应共监视，写籍皆於郎、都目前，并皆掌置，私写、私换，可以永绝。事毕郎出，仍自题名。臣又以为巧伪既多，并称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令公私阙乏，是事不举。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即左人尚书，专共校勘。所贵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雠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帝以是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置。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贾弼好簿状，大披群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无遗阙，其子孙代传其业。宋王弘、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姓谱，以助铨序，伤於寡略，齐王俭复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为八十卷，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

按：魏、晋以来，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选举，私门以此订婚姻，寒门之视华族，如冠屦之不侔。则夫徭役贱事，人之所惮，固宜其改窜冒伪，求自附流品，以为避免之计也。然徭役当视物力，虽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广狭，泽之荫後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不劳而定矣。不此之务，而方欲改定谱籍，虽曰选谙究流品之人为郎、尚书以掌之，然伪冒之久者滋多，非敢於任怨者谁肯澄汰？如杨期、井韶至以耻愤构逆乱，则澄汰亦岂易言哉！

陈文帝天嘉初，诏曰：“自顷编户播迁，良可哀伤。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

按：《周官》之法，贵者、贤者及新之迁徙者，皆复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议征役之法，必以土断侨寓，正谱籍为先。然自晋至梁、陈，且三百年，贵者之泽既斩，则同於编氓；侨者之居既久，则同於土著，难以稽考。此所以伪冒滋多，而议论纷纷也。

後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徵敛，倍於公赋。孝文太和十年，纳给事中李冲之说，遂立三长（三长谓五家一邻长，五邻一里长，五里一党长）。

李冲以为三正理人，所由来远，於是创三长之制，曰：“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长三载亡愆，则陟用之一等。”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为一法，言似可用，其实难行。”太尉元丕曰：“臣谓此法若行，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户，新旧未分，人心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於事为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课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进曰：“人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常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北齐令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一党之内，则有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合十有四人，共领百家而已。至於城邑，一坊侨旧或有千户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济，若论外党，便是烦多。

齐文宣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

隋文帝受禅，颁新令，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

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令理人词讼。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判断不平，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於六七百万户内铨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才，乃欲於一乡之内选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即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复不可令两县共管一乡。”敕内外群官就东宫会议。自皇太子以下多从德林议。苏威又言废郡，德林语之云：“修令时，公何不论废郡为便？令出，其可改乎？”然高同威之议，遂置之。十年，虞庆则於关东诸道巡省使还，并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词讼，不便於人。党与爱憎，公行货贿。”乃废之。

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邻为保。每里设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天下户，量其资产升降，定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常留三比在州县，五比送省（仪凤二年二月敕：自今以後，省黄籍及州县籍也）。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强者充。其次为坊正。若当里无人，听於比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

开元十八年，敕：“天下户等第未平，升降须实。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自後如有嘱请，委御史弹奏。”

广德二年，敕：“天下户口委刺史、县令据见在实户，量贫富等第科差，不得依旧籍帐。”

睿宗景二年，监察御史韩琬陈时政，上疏曰：“往年两京及天下州县学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员阙，先拟者辄十人。顷年差人以充，犹致亡逸，即知政令风化渐以敝也。”

宣宗大中九年，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炼於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

周显德五年，诏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每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仍每及三载即一如是。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旧制：凡有课役，皆出於户民，郡国辇运官物，率以侨居人充。至是，始令文武官、内诸司、台、省、监、诸使，不得占州县课役户，及诸州不得役道路居民为递夫。五月，诏令、佐检察差役有不平者，许民自相纠举。京百官补吏，须不碍役乃听。

国初循旧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以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奔走驱使；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掐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

乾德五年，又禁诸州职官私占役户供课。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京西转运使程能上言：“诸州户供官役素无等第，望品定为九等，著於籍，以上四等量轻重给役，馀五等免之，後有贫富，随所升降。望令本路施行，俟稍便宜，即颁於天下。”诏令转运使躬裁定之。

七年，令两京诸州、府部民，有乏种及耕具、人丁者，许众共推择一人，练土地之宜，明种树之法者，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沃瘠及五种所宜，指言某处土地宜植某物，某家有种，某户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令乡三老、里胥与农师周劝民分於旷土种莳，俟岁熟共取其利。为农师者蠲税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赌博者、怠於农务者，农师谨察之，白於州县论其罪，以警游惰焉。九年，以其烦扰，停之。

淳化五年，令天下诸县以第一等户为里正，第二等户为户长，勿得冒名以给役，讫今循其制。

宋朝凡众役多以厢军给之，罕调丁男。大中祥符五年，提点府界段惟几发中牟县夫修马监仓，群牧制置使以厩卒代焉，因下诏禁之。

天禧元年，又诏治河勿调丁夫，以役充。

乾兴元年十二月（时仁宗已即位，未改元），臣僚上言：“伏见劝课农桑，曲尽条目，然乡闾之弊，无由得知。朝廷惠泽虽优，豪势侵陵罔暇，遂使单贫小户，力役靡供。乃岁丰登，稍能自给，或时水旱，流徙无踪，户籍虽有增添，农民日以减少。以臣愚见，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算，中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约千户，官员、形势、衙前将吏不啻一二百户，并免差遣，州县乡村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户，如此则二三年内已总遍差，才得归农，即复应役，直至破尽家业，方得休闲。所以人户惧见稍有田产，典卖与形势之家，以避徭役，因为浮浪，或纵惰游。更有诸般恶幸影占门户，田土稍多，便作佃户名目，若不禁止，则天下田畴半为形势所占复。请自今见任食禄人同居骨肉，及衙前将吏各免户役者，除见庄业外，不得更典卖田土，如违，许人告官，将所典卖没官，自减农田之弊，均差遣之劳，免致私役不禁，因循失业。其罢俸、罢任、前资官元无田者，许置五顷为限。”诏三司定夺。三司言：“准农田敕，应乡村有庄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虚报逃移，与形势户同情启幸，於名下作客户隐庇差徭，全种自己田产。今与一月，自首放罪，限满不首，许人告论，依法断遣支赏。又准敕，应以田产虚立契，典卖於形势、豪强户下隐庇差役者，与限百日，经官首罪，改正户名。限满不首，被人告发者，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决配。今准臣僚奏，欲诸命官所置庄田，定以三十顷为限，衙前将吏合免户役者，定以十五顷为限。所典买田只得於一州之内典买。如祖父迁葬，别无茔地者，数外许更置坟地五顷。若地有崖岭，不通步量，刀耕火种之处，所定顷亩，委逐路转运使别为条制，诣实申奏。又按农田敕，买置及析居归业佃逃户未并入本户者，各共户帖供输，今并须割入一户下，今後如有违犯者科罪，告人给赏。”并从之。

开宝平蜀後，令西川得替官部纲赴京，与减一选；无选可减，加一阶。

止斋陈氏曰：“熙宁罢衙前，应纲运皆募得替官管押，自令下，无应募者。”

仁宗景中，诏川陕、闽、广、吴、越诸路衙前仍旧制，馀路募有版籍者为衙前，满三期，罪不至徒，补三司军将。

皇中，又禁役乡户为长名衙前，使募人为之。

役之重者，自里正、乡户为衙前，主典府库或辇运官物，往往破产。景中，稍欲宽里正衙前之法，乃命募充。

知并州韩琦上疏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於里正衙前，兵兴以来，残剥尤甚。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分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苟脱沟壑之患。每乡被差疏密，与赀力高下不均。假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第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为钱三百万，乙乡第一等户五户，计赀为钱五十万，番休递役，即甲乡十五年一周，乙乡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馀，贫者败亡相继，岂朝廷为民父母之意乎？请罢里正衙前，命转运司以州军见役人数为额，令佐视五等簿通一县计之，籍皆在第一等，选赀最高者一户为乡户衙前，後差人仿此。即甲县户少而役蕃，听差乙县户多而役简者。簿书未尽实，听换取他户。里正主督租赋，请以户长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议京畿、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转运司度利害，皆以为便。而知制诰韩绛、蔡襄亦极论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绛请行乡户五则之法，襄请以产钱多少定役重轻。至和中，遂命绛、襄与三司参定，继遣尚书都官员外郎吴机复趋江东，殿中丞蔡禀趋江西，与长吏、转运使议可否。因请行五则法，凡差乡户衙前，视赀产多寡置籍，分为五则，又第其役轻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当役十人，列第一等户百；第二等重役五，当役五人，列第二等户五十。以备一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长吏以下同按视之，转运使、提点刑狱察其违慢。遂更著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颁焉。自是遂罢里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

按：乾兴元年，臣僚上言影占徭役之害，自官豪势要以至衙前将吏，皆避役之人。请立限田之法，命官三十顷，而衙前将吏亦得占十五顷，馀者以违制论。夫均一衙前也，将吏为之则可以占田给复，乡户为之则至於卖产破家。然则非衙前之能为人祸也，盖官吏侵渔之毒，可施之於愚戆之乡氓，而不可施之於谙练之将吏故也。韩、蔡诸公所言固为切当，然过欲验乡之阔狭、役之疏密而均之，且既曰罢里正衙前，而复选赀最高者为乡户衙前，则不过能免里正重复应役之苦，而衙前之如故也。此王荆公雇募之法所以不容不行之熙丰欤！

庆历中，令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裁损役人，即给使不足，益以厢兵。

时范仲淹执政，以为天下县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废河南府诸县，欲以次及他州，当时以为非是，未几悉复。

时州县既广，徭役益众，知广济军范讽上言：“军地方四十里，户口不及一县，而差役与诸郡等，愿复为县。”转运司执不可，因诏裁损役人。自是数下诏书，议蠲冗役，以宽民力。又置宽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县力役多所裁损，凡省二万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皇中，诏州县里正、押司、录事既代而令输钱免役者，论如违制律。

时有王逵者，为荆湖转运使，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馀，蒙奖诏。由是他路竞为掊克，欲以市恩，民至破产不能偿所负，朝廷知其，乃下此诏。

按：役钱之说始於此。以免役诱民而取其钱，及得钱，则以给他用，而役如故，其由来久矣。

治平四年六月（时神宗已即位，未改元），诏州县差役仍重，劳役不均，其令逐路转运司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

先是，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自经而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鬻田产於官户，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於本等户。其馀戕贼农民，未易遽数。望令中外臣庶条具利害，委侍从、台省官集议，考验古制裁定，使役力无偏重之患，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役法之议始此。

英宗时，谏官司马光言：“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臣尝行於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闾舍乎？臣闻其言，焉伤心，安有圣帝在上，四方无事，而立法使民不敢为久生之计乎？臣愚以为凡农民租税之外，宜无所预，衙前当募人为之，以优重相补，不足，则以坊郭上户为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纲运，典领仓库，不费二三，而农民常废八九。何则？儇利戆愚之性不同也。其馀轻役，则以农民为之。”

按：温公此奏，言之於英宗之时，所谓募人充衙前，即熙宁之法也。然既曰募，则必有以酬之。此钱非出於官，当役者合输之，则助役钱岂容於不徵？而当时诸贤论此事复不可，何也？盖荆公新法大概主於理财，所以内而条例司，外而常平使者，所用皆苛刻小人，虽助役良法，亦不免以聚敛亟疾之意行之，故不能无，然遂指其法为不可行，则过矣。

同知谏院吴充言：“乡役之中，衙前为重。被差之日，官吏临门籍记，杯杵匕箸皆计资产，定为分数，以应须求。至有家赀已竭而逋负未除，子孙既没而邻保犹逮。是以民规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无以为生。乞早定乡役利害，以时施行。”

帝因阅内藏库奏，有衙前越千里输金七钱，库吏邀乞，逾年不得还者。帝重伤之，乃诏制置条例司讲立役法。

熙宁二年，条例司言：“考合众论，悉以使民出钱雇役为便，即先王之法，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也。愿以条目付所遣官分行天下，博尽众议。”奏可。於是条谕诸路曰：“衙前既用重难分数，凡买扑酒税、坊场，旧以酬衙前者，从官自卖，以其钱同役钱随分数给之。其厢镇场务之类，旧酬奖衙前，不可令民买占者，即用旧定分数为投名衙前酬奖。如部水陆运及领仓驿、场务、公使库之类，旧烦扰且使陪备者，今当省，使无费。承符、散从等旧苦重役偿欠者，今当改法除，使无困。凡有产业物力而旧无役者，今当出钱以助役。”皆其条目也。久之，司农寺言：“今立役条，所宽优者，皆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经制一定，则衙司县吏又无以施诛求巧舞之奸，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筑室道谋，难以成就，欲自司农申明所降条约，先自一两州为始，候其成就，即令诸州军放视施行，若其法实便百姓，当特奖之。”从之。於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以其府界所行条目奏上之，帝下之司农寺，诏判寺邓绾、曾布更议之。绾、布上言：“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资之贫富，上下分为五等。岁以夏秋随等输钱，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两县有产业者，上等各随县，中等并一县输。析居者随所析而升降其等。若官户、女户、寺观、未成丁，减半输。皆用其钱募三等以上税户代役，随役重轻制禄。开封县户二万二千六百有奇，岁输钱万二千九百缗，以万二百为禄，赢其二千七百，以备凶荒欠阙，他县仿此。”然输钱计等高下，而户等著籍，昔缘巧避失实。乃诏责郡县，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农隙集众，稽其物业，考其贫富，察其诈伪，为之升降，若故为高下者，以违制论。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产为抵；弓手试武艺，典吏试书计。以三年或二年乃更。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无异辞，著为令。令下，募者执役，被差者得散去。开封一府罢衙前八百三十人，畿县放乡役数千，於是颁其法天下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轻不一，民贫富不等，从所便为法。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钱，名免役钱。其坊郭等第户及成丁、单丁、女户、寺观、品官之家，旧无色役而出钱者，名助役钱。凡敷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而随户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数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阙，虽增毋得过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

四年，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冯京言：“修差役，作保甲，人极劳敝。”上曰：“询访邻近百姓，亦皆以免役为喜。盖虽令出钱，而复其身役，无追呼刑责之虞，人自情愿故也。”文彦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说，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按：潞公此论失之。盖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於任怨而不为毁誉所动，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尽令输钱，坊场、酒税之入尽归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无怨，而实则农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於百姓何所不便”之说。而潞公此语与东坡所谓“凋敝太甚，厨传萧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为流俗干誉，不足恤者，是岂足以绳其偏而救其乎？

四月，从提举常平陈知俭之请，罢许州衙前公使库，以军校主之，月给食钱三千。初，诸路衙前以公使多所倍费，有至破家者，至是始更以军校，其後行於诸路，人皆便之。

御史中丞杨绘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闵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而有司率务多敛，致天下不晓，以为取赢而他用之也。如王庭老、张靓科配一路缗钱至七十万，输之多者一户至三百千，民皆谓供一岁役之外，剩数几半，咸谓庭老、靓必有升擢。此盖因取数多，谤议兴也。乞少赐裁损，以安民心。”

东明县民数百诣开封府及台省，诉超升等第出役钱事。杨绘又言：“东明县民所诉，乃因司农寺不因旧则，自据户数创立助役钱等第，下县令遵所立而著之籍，不问堪升与否也。凡立等第，必稽户力高下而制其升降。州必凭县，县必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稽之乡众，乃可得实。今乃自司农寺预定品数，付县立簿，岂得民心甘服哉？”帝命提点司究所从升降以闻，仍严升降之法。司农寺及府界提举言，畿民有未知新立法意，以助役钱多，愿仍旧充役者。诏如不愿输钱免役，县案所当供役岁月，如期役之，与免输钱。王安石为言外扇摇役法者，谓输钱多必有赢馀，若群诉必可免役，既聚众侥幸，苟受其诉，与免输钱，当仍役之。帝从其说。

监察御史刘挚陈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掌多，故旧法上户之役类皆数且重，下户之役率常简而轻，今不问上下户，概视物力以差出钱，故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优富苦贫，非法之善。况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钱岁不可阙，则是赋税有时减阁，而助钱更无蠲损也。役人必用乡户，为其有常产则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奸伪之人，则帑庾、场务、纲运，不唯不能典，窃恐不胜其盗用而冒法者众。至於弓手、耆、壮、承符、散从、手力、胥史之类，恐遇寇则有纵逸，因事辄为骚扰也。司农新法，衙前不差乡户，其旧尝愿为长名者，听仍其旧，用官自召卖酒税、坊场并州县坊郭人户助役钱数，酬其重难，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缓急科率，郡县赖之，难更使之均助钱。乞诏有司，若坊场钱可足衙前雇直，则详究条目，徐行而观之。”

御史中丞杨绘言：“助役之利一，而难行有五。请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顷者，亦有户才三顷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顷而较三顷，则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齐无异。况如官户，则除耆长外，皆应无役，今例使均出雇钱，则百顷所输必三十倍於三顷者，而又永无决射之讼，此其利也。然难行之说亦有五：民惟种田，而责其输钱，钱非田之所出，一也。近边州军应募者非土著，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议防此五害，然後著为定制，仍先戒农寺无欲速就以祈恩赏，提举司无得多取於民以自为功，如此则谁复妄议？”

同判司农寺曾布摭绘、挚所言而条奏辩诘之，其略曰：“畿内上等户尽罢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输钱比旧受役时，其费十减四五；中等人户旧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之类，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故其费十减六七；下等人户尽除前日冗役，而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故其费十减八九。大抵上户所减之费少，下户所减之费多。言者谓优上户而虐下户，得聚敛之谤，臣所未谕也。提举司以诸县等第不实，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开封府、司农寺方奏议时，盖不知已尝增减旧数。然旧敕每三年一造簿书，等第常有升降，则今品量增减亦未为非。又况方晓谕民户，苟有未便，皆与正，则凡所增减，实未尝行。言者则以为品量立等者，盖欲多敛雇钱，升补上等以足配钱之数；至於祥符等县，以上等人户数多减充下等，乃独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谕也。凡州县之役，无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尝不典主仓库、场务、纲运，而承符、手力之类，旧法皆许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长、壮丁，以今所措置最为轻役，故但轮差乡户，不复募人。言者则以为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又以为近边奸细之人应募，则焚烧仓廪，或守把城门，则恐潜通外境，此臣所未谕也。免役或输见钱，或纳斛斗，皆从民便，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则谓直使输钱，则丝帛粟麦必贱，若用他物准直为钱，则又退拣乞索，且为民害。如此则当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谕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为，虽凶荒饥馑，未尝罢役，今役钱必欲稍有馀羡，所以为凶年蠲减之备，其馀又专以兴田利、增吏禄。言者则以为助钱非如税赋有倚阁减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类，亦尝倚阁减放否？此臣所未谕也。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馀万，所输缗钱七十万耳，而畿内户十六万，率缗钱亦十六万。是两浙所输财半畿内，然畿内用以募役，所馀亦自无几。言者则以为吏缘法意，广收大计，如两浙欲以羡钱徼幸，司农欲以出剩为功，此臣所未谕也。”於是诏绘知郑州，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遣察访使遍行诸路，促成役书。

司农言：“始议出钱助民执役，今悉召募，请改助役为免役。”制可，若不愿就募而强之者论如律。

诏监司各定所部助役钱数，利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判官鲜于亻先曰：“利路民贫，二十万足矣。”议既不合，各为奏上。帝是亻先议，侍御史邓绾言：“利路役岁须缗钱九万馀，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万有奇。”乃诏责瑜而擢亻先为副使，以示诸路。

颁募役法於天下。内外胥吏素不赋禄，惟以受赇为生，至是，用免役钱禄之，有禄而赃者，用仓法重其坐。初时，京师赋吏禄，岁仅四千缗。至八年，计缗钱三十八万有奇，京师吏旧有禄及外路吏禄尚在数外。又诏：“凡县皆以免役剩钱，用常平法给散收息，添支吏人餐钱，仍立为法。”

五年，权江西提刑、提举金君卿首遵诏书募受代官部钱帛纲趋京，不差乡户衙前，而费十减五六。赐诏奖谕，仍落权为真。

先时，召募人押钱帛纲入京，每一万贯匹支陪纲钱五百贯足，询问曾押纲乡户衙前之家，皆不愿行，乃选得替官员、使臣人员管押，相度每绸绢万匹正支钱一百缗足，钱万贯支钱七十缗足，并不差乡户衙前，故有此诏。

王安石白上曰：“此事诸路皆可行，但令监司加意许令指占好舟，差壮力兵士及时遣，则替罢官人人争应募矣。”

七年，诏：“役钱每千别纳头子五钱，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辇载之类，皆许取以供费，若尚不给用，许以情轻赎铜钱足之。”

先是，凡公家之费有敷於民者，谓之“圆融”。多寡之数，或出临时，污吏乘之以为奸，习滋久。至是，诏辄圆融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原。

诏：“闻镇、定州民有拆卖屋木以纳免役钱者，令安抚、转运、提举司体量，具实以闻。”

王安石白上，言：“百姓卖屋纳役钱，臣不能保其无此。然论事有权，须考问从前差役卖屋陪填，与今卖屋纳役孰多孰少，即於役法利害灼然可见。”

诏：“崇奉圣祖及祖宗陵寝神御寺院、宫观，免纳役钱。诸旌表门闾有敕书，及前代帝王子孙於法有荫者，所出役钱依官户法，赐号处士非因技授者准此。”　五月，诏：“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给田募人为之。凡逃、绝、监牧之田籍於转运司者，不许射买请佃，以其田给应募者，而其所直，准一年雇役为钱几何，而归其直於转运司。”衢州西安县用缗钱十二万买田，始足募一县之役。司农寺请行之诸路，诏自今用宽剩钱买募役田，须先参会馀钱可以枝梧灾伤，方许给买，若田价翔贵之地则止之。八月，诏罢给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旧，阙者勿补。七月，参知政事吕惠卿献议曰：“免役出钱或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按户令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嘉敕造簿，委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且田野居民，耆、户长岂能尽知其贫富之详？既不令自供手实，则无隐匿之责，安肯自陈？又无赏典，孰肯纠抉？以此旧簿不可信用。谓宜仿手实之意，使人户自占家业，如有刊匿，即用隐寄产业赏告之法，庶得其实。”於是遂行手实法。其法：官为定立田产中价，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下随价自占，仍并屋宅分有无蕃息以立之等，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田而辄隐落者许告，有实，三分以一充赏。将造簿，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物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明书其数，众示两月，使悉知之。从之。

察访京南常平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实上其家之物产而官为注籍，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版图，而均齐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县灾伤五分以上，则留竣丰岁。以臣观之，使民自供手实，无所扰也，何待於丰穰哉？愿诏有司不以丰凶弛张其法。”从之。

十月，诏：“闻东南推行手实簿法，公私烦扰，其权罢，委司农寺再详定以闻。”

初，吕惠卿创行手实法，言者多论其长告讦，增烦扰，不便。至是，惠卿罢政，御史中丞邓绾言：“役法初行，且用丁产户籍，故诸路患其不均，各已改造。其均钱之法，田顷可用者视田顷，税数可用者视税数，已得家业贯陌者视家业贯陌。或随所下种石，或附所收租课，法虽不同，大约已定，而民乐输矣，安用剔抉披索，互相纠告，使不安其生邪？凡民所以养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尽数供析出钱，则本用供家，不专於租赁营利，欲指为供家之物，则有时馀羡，不免须贸易与人，则家家有告讦之忧，人人有隐落之罪，无所措手足矣。夫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一也。其有无交易，不过服食、器用、粟米、财畜、丝麻、布帛之类，或春有之而夏已析阅，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则公家簿书如何拘辖，隐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へ讼者趋赏报怨而公相告讦，畏怯者守死忍饿而不敢为生，其为未善可知矣。”故降是诏。

司农寺乞废户长、坊正，令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为甲头，督输税赋苗役，一税一替。若催科外别令追呼者，以违制论。从之。明年，诏问罢耆户长、壮丁之法何人建议，及以此议奏呈，帝曰：“已令出钱免役，又排甲使为保丁，责之催科，失信於民。又保正本令习兵，何可更供二役？”安石曰：“保丁、户长皆百姓为之，今罢差户长，使为保丁，数年或十年方催一税，其任役不过二十馀家，於人情无所苦。《周官》什伍其民，有军旅，有田役，若谓保丁止供教阅，不知馀事属何人也？”其後，诸路皆言甲头催税未便，遂诏耆户长、壮丁仍旧募充，其保正、甲头、承帖法并罢。诏：“官户输役钱免其半，所免虽多，各无过二十千。两县以上有物产者通计之，两州两县有物产者随所输钱，等第不及者并一多处。”以司农寺言户减免钱数，承民户两处有物业者出钱不一故也。

九年，荆湖路察访蒲宗孟言：“两路元敷役钱太重，以一岁较其入出而宽剩数多。”诏权减二年。十月，诏：“自今宽剩役钱及买扑坊场钱，更不以给役人，岁具羡数上之司农，馀物凡籍之常平者，常留一半。”

侍御史周尹言：“诸路募役钱，元指挥於数外留宽剩钱一分，闻诸州县希提举司风指，广敷民钱，至减省役额，克损雇直，而民输数一切如旧。宽剩数已倍多而募直太轻，仓法又重，役人多不愿就募。天下皆谓朝廷设法聚敛，不无疑怨。乞遵免役本法，募耆长、户长及役人，不可过减者悉复旧额，但约募钱足用，其宽剩止存留一分，以上不得更有敷取。”三司使沈括亦言：“立法之意，本欲与民均财惜力，役重者不可不助，无役者不可不使之助金。重役不过衙前、耆户长、散从官之类，衙前即坊场、河渡钱自可足用，其馀取於坊郭、官户、女户、单丁、寺观之类，足以赋禄。出钱之户不多，则州县易於督敛，重轻相补，民力自均，诏司农寺相度以闻。

知彭州吕陶奏：“朝廷欲宽力役，立法召募，初无过敛民财之意，有司奉行过当，增添科出，谓之宽剩。自熙宁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县，已有宽剩钱四万八千七百馀贯，今岁又须科纳一万馀贯。以成都一路计之，无虑五六十万，推之天下，见今纳有六七百万贯文宽剩在官。岁岁如此，泉币绝乏，货法不通，商旅、农夫最受其。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钱外有此宽剩数目，乞令诸路提举仓司契勘见在宽剩钱数，约度支得几岁不至缺乏，沛发德音，特与免数年，或乞逐年限定数目，不得过役钱十分之一，所贵民不重困。”不报。

是岁，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金银钱斛匹帛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支金银钱斛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贯、石、匹；应在银钱斛匹帛二百六十九万二千二十贯、匹、石、两，见在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

役钱之初立额，两浙之东多以田税钱数为则，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诏令通物力、税钱互细为数，从便输纳。

初，许两浙坊郭户家产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毋输役钱，已而乡户不及五十千者亦不免输。

元丰七年，天下免役缗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场务钱五百五万九千，帛石匹九十七万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钱较熙宁所入多三之一。

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通苦差役，而衙役之任重行远者尤甚，特创免法。虽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亩，实解前日困敝。故群议杂起，意不为变。顾其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为额，而展敷二分以备吏禄、水旱之用。群臣每以为言，屡加疑诘，而安石持之益坚。此其为法既不究终防，又有聚敛小人乘此增取，帝虽数诏禁戒，而不能尽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则安石不能将顺德意，其流已见矣。

八年（哲宗已即位）八月，户部言：“役钱所留宽剩，内有及三四分已上去处，合行裁减，令所留宽剩不得过二分，馀并减，其元不及二分处依旧。”从之。又诏体量人户役钱轻重，先从下等减放。又诏：“旧以保正代耆长催税、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并罢，如元充保正、户长、保丁，愿不妨本保应募者听。”

知吉州安福县上官公颖奏：“臣窃怪耆、壮、户长法之始行也，皆出於雇；及其既久也，耆、壮之役则归於保甲之正、长，户长之役则归於催税甲头。往日所募之钱，系承帖司及刑法司人吏许用，而其馀一切封桩，若以为耆、壮、户长诚可以废罢，即所用之钱自当百姓均减元额，今则钱不为之减，又使保正、长为耆壮之事，催税甲头任户长之责，是何异使民出钱而免役，而又使之执役也？”

按：以保正代耆长等役，熙宁已尝行之，继而以人言不便罢之矣。今观此，则是罢而复行也。盖熙宁之徵免役钱也，非专为供乡户募人充役之用而已，官府之需用、吏胥之廪给，皆出於此。及其久也，则官吏可以破用，而役人未尝支给，是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复他作名色以役之也。为法之，一至此哉！

侍御史刘挚言：“州县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自助役法行以来，簿籍不改，务欲敷配钱数，故所在临时肆意升补下户入中，中户入上。今天下往往中上户多而下户少，富县大乡上户所纳役钱，岁有至数百缗或千缗者，每岁输纳无已，至贫竭而後有裁减之期。旧来乡县差役循环相代，上等大役至速亦十馀年而一及之，若下役则动须三二年乃复一差，虽有劳费，比今日岁被重敛之害，孰为多少也？”

●卷十三 职役考二

○历代乡党版籍职役

元元年二月，门下侍郎司马光言：“按因差役破产者，惟乡户衙前有之，自馀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未闻有破产者。其乡户衙前所以破产者，盖由山野愚戆之人，不能事，或因水火损破官物，或为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备偿不足，有破产者。至於长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经重难，别得优轻场务酬奖，往往致富，何破产之有？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户为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今更使之一概输钱，则是赋敛愈重也。故自行免役以来，富者差得自宽，而穷者困穷日甚。又监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羡馀，以希恩赏，此农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以为莫若直降敕命，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役人并依熙宁以前旧法，人数委本县令、佐亲自揭五等丁产簿定差。诸州所差之人若正身自愿充役者，即令入役，不愿充役者，任便选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钱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别雇，若将带官物，勒正身赔填。如此，则诸色公人尽得其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过，官中百事无不修举。其见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如衙前一役虽号重难，近来条贯颇为优假，诸公使库、设厨酒库、茶酒司，并差将校勾当，诸上京纲运召得替官员或差使臣、殿侍、军将管押，其杂色及畸零之物差将校或节级管押，衙前若无差遣，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赔备亦少於向日。若犹以衙前为力难独任，即乞依旧於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有屋业，每月掠钱及十五贯，庄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随贫富等第出助役钱，不及此数者与放免。放其助役钱令逐州桩管，约本州衙前重难分数，即行支给。然尚虑天下役人利害逐处不同，乞指挥下诸路转运司下诸州县，限五日内具利害申本州，州限一月申转运司，本司类聚限一季奏闻，委执政官参详施行。”

是日，三省、枢密院同进呈，得旨依。初，光上奏，左仆射蔡确言，此大事，当与枢密院共之。故同进呈。知枢密院章取光所奏，凡疏略未尽者，枚数而驳奏之。尚书左丞吕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其不无疏略未备。所言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大体。乞选差近臣三四人，专切详定闻奏。”从之。始司马光奏乞复行差役旧法，既得旨依奏，知开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开封、祥符两县如旧役人数，差一千馀人充役，亟诣东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议者谓京但希望风旨，苟欲媚光，非事实也。苏辙言：“京明知熙宁以前旧法役人数目显有冗长，并不依近降指挥相度申请，便尽数差拨；及朝旨本无日限，辄敢差人监勒，於数日内蹙迫了当，故意扰民，以害成法。乞赐行遣，以示惩戒。”

监察御史王岩叟言：“请复差乡户主管天下官物，公家则免侵陷，在私亦脱刑祸。宜独可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尽变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当应大役者百家，而岁取十人，则九十家出力为助，明年易十户，复如之，则大役无偏重之矣。其於百色无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资陪，悉用熙宁新法禁之，虽不助，犹可为。今所谓助者，不过助受役之家岁用而已，无厚敛也。”

中书舍人苏轼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宽剩钱不得过二分，以备灾伤。而有司奉行过当，通计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几十六七年，常积而不用，至三十馀万贯石。先帝圣意，固自有在，今日所当追探其意，以兴长世无穷之利。熙宁中，尝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以系官田如退滩、户绝、没纳之类，及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知密州，亲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复罢。盖大臣利於速成，且利宽剩钱以为他用，故不果行。”因列其五利。诏并送详定所。

右司谏苏辙言：“复行差役，其应议者有五：其一曰旧差乡户为衙前，破散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为苦者，其自是农家岁出役钱为难，及许人添见卖坊场，遂有输纳不纳者耳。向使止用官卖坊场一色课入以雇衙前，自可足办，而他色役人止如旧法，则为利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乡差税户可，然行之十馀年，投雇者亦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之害。今略计天下坊场钱，一岁可得四百二十馀万，若立定中价，不许添，三分减一，尚有二百八十馀万贯。而衙前支费及召募非泛纲运，一岁共不过一百五十馀万缗，则是坊场之直自可了办衙前百费，何用更差乡户？今制尽复差役，知衙前苦无陪备，故以乡户为之。至於坊场，元无明降处分，不知官自卖邪，抑仍用以酬奖衙前也？若仍用以酬奖，即召募部纲以何钱应用？若不与之钱，即旧名重难，乡户衙前仍前自备，为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户旧苦科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钱太重，未为经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酌今役钱减定中数，与坊场钱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今椿备募雇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见今在人数定差，熙宁未减定前，其数实冗长，不可遵用。其四，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迓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县胥吏并量支雇钱募充，仍罢重法，亦许以坊场、坊郭钱为用，不足用，方差乡户，所出雇钱不得过官雇本数。”诏送看详役法所详定，役法所以役法难尽猝就，择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见数为额，惟衙前一役用坊场、河渡钱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其馀役人惟该募者得募，馀悉定差。遂罢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钱即免输。寻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为招募。凡熙、宁尝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备、圆融之类，悉申行之，耆、壮依保正、长法。坊场河渡钱、量添酒钱之类，名色不一，惟於法许用者仍以支用外，并椿备招募衙前、支酬重难及应缘役事之用。如州钱不供用，许移别州钱用之；一路不足，许从户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馀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减募增差。衙前最为重役，若已招募足额，上一等户有虚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乡差役人，在职官如敢抑令别雇承符、散从承代其役者，转运司劾奏重责。时提举常平司已罢置，凡役事改隶提刑司。

九月，诏：“诸路坊郭五等已上，及单丁、女户、官户、寺观等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者减五分，馀户下此悉免之，输仍自元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早迓送餐钱，用坊场、河渡钱给赋，不足，方得取此六色钱助用；而有馀，封椿以备不时之须。”

七年，尚书省言：“近者参行差募之法，闻州县奉诏不谨，以致差徭轻重失当，或役人有所赔备，或占留役钱不尽雇募。”诏运使、提刑司申饬，使之究心，如更不虔，劾奏以闻。二月，诏：“应差诸县手力，如合一乡休役皆不及三年者，得用助役钱募人为之，既终一役，别有及三年者，复行差法。”

御史中丞苏辙言：“臣近奏乞修完政，以塞异同之议，其一谓诸州衙前。臣请先论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实。盖定差乡户，人有家业，欺诈逃亡之，比之雇募浮浪，其势必少，此则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乡户，必有避免纠决，比至差定，州县吏乞取不赀。及被差使，先入重难，若使雇募惯熟之人费用一分，则乡差生疏之人非二三子不了，由此破荡家产。嘉以前，衙前之苦，民极畏之，此则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愿，自非惯熟，必不肯投，州县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当，动知空便，费亦有常，虽经重难，自无破产之患，此则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产单薄，侵盗之，必甚於乡差，熙宁以来，多患於此，此则雇衙前之也。然则差衙前之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则私家之害无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则官府之有法可止。何者？嘉以前，长名衙前除差三大户外，许免其馀色役。今若许雇募衙前，依昔日长名免役之法，则上等人户谁不愿投？诸州衙前例得实户，则所谓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窃谓虽三代圣人，其法不能无，是以易贡为助，易助为彻，要以因时施宜，无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雇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变法之比也。”

役次之名：　衙前　散从　承符　弓手户　耆户长　壮丁

熙宁雇役所取之钱：　坊场　当役户　坊郭户　官户　女户　单丁　寺观　内坊场系官钱，当役户以下系取之於民，谓之“六色钱”。

取民六色之钱，益以系官坊场钱，充雇役之用，而尽蠲衙前以下诸役，熙宁之法也。以坊场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诸役仍复输差民户，而尽蠲六色之钱，元之法也。然元复差役之初，议者不同，故有弓手许募曾充有劳效者指挥，则所谓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钱虽曰罢徵，继而诏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官户，自三等以上，旧输免役钱并减五分，馀户下此悉免之，则所谓雇役之钱，元未尝尽除也。自是诸贤於差雇之议各有所主，而朝廷亦兼行之。然熙宁尽除差法，明立雇议，而当时无状官吏，尚且免役之钱而不尽支给，假他役之名而重复科差，况元差雇兼行，议论反复，则此免役六色之钱，其在官者不肯尽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时复徵以入官，固其势也。颍滨所谓所在役钱宽剩一二年必未至缺用，从今放免，理在不疑；东坡所谓六色钱以免役取，当於雇役乎尽之，然後名正而人服。皆至当之论。

绍圣元年，帝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第行元丰旧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有何不便邪？”

右司谏朱勃言：“输钱免役，固有过数多敷者。用钱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内，又有优便而愿自投募，不必给雇者。苟详为裁省，则人情无有不便。”诏付户部详议。

诏复免役法，凡条约悉用元丰八年见制。乡差役人，有应募者可以更代，即罢遣之。许借坊场、河渡及封椿钱以为雇直，须有役钱日补足其数。所输免役钱，自今年七月始。耆户长、壮丁召雇，不得以保正、保长、保丁充代，其他役色应雇者放此。所敷宽剩钱，不得过一分，昔常过数、今应减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户始。复置提举官。九月，用户部言，举行元丰条制，以保正、长代耆长，甲头代户长，承帖人代壮丁。

其後，又诏：“诸县无得以催税比磨追甲头、保长，无得以杂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为名，占破当直者，坐赃论。所管催督租赋，州县官辄令陪备输物者，以违制论。”

左正言孙谔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数，元丰多，元省；虽省，未尝废事也，则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丰重，元轻；虽轻，未尝不应募也，则重不若轻。”户部尚书蔡京言：“详谔所论多省、轻重，明有抑扬，是谓元丰不如元，乞行贬黜。”谔坐黜知广德军。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四月，户部奏：“京西北路乡书手、杂职、斗子、所由、库秤、拣、掐之类，土人愿就募，不须给之雇直，他路亦须详度施行。”诏从之。

崇宁元年，尚书省言：“民户既输钱免役，岂可复差？前书令大保长催税而不给雇直，是为差役，非免役也。”诏提举司以元输雇钱如旧法均给。

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岁取二分，则五年有一倍之数。免役剩钱，岁取一分，则十年有一年之备。故绍圣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宽剩及三料，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於民者，非为利也。乞诏常平司候丰衍日，具此制奏而蠲之。”

四年，臣僚言：“州县户簿等累经改造，故增减失实。乞委常平官分行所部，不以等第，而以田税多寡均敷役钱。”户部尚书许几言：“州县户众而役少，则敷钱止於第三等；或户少而役多，则均及四、五等。今若不计家业税钱，不用等第，概以田亩均敷役钱，则失输钱代役之意。”其议遂格。

宣和元年，臣僚言；“役钱一事，神宗首防官户免多，特责半输。今比户称官，州县募役之类既不可减，雇令官户所减之数均入下户，下户於常赋之外，又代官户减半之输，岂不重困？”诏：“非泛补官者，输赋、差科、免役并不得视官户法减免，已免者改之。进纳人自如本法。”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官户役钱，旧法比民户减半。今来诏置弓手，以御暴防患，官户所赖犹重，欲令官户役钱更不减，而民户比旧役钱量增三分，专椿管以助养给。”从之。

官旧给庸钱以募户长，及立保甲，则椿庸钱以助给费。未几，废保甲，复户长，而庸钱不复给，遂拘入总制窠名焉。

臣僚言：“州县保正、副，未尝肯请雇钱，并典吏雇钱亦不曾给，乞行拘收。”户部看详：“州县典吏雇钱若不支给，窃恐无以责其廉谨，难以施行。其乡村耆、户长依法系保正、长轮差，所请雇钱往往不行支给，委是合行拘收。乞下诸路常平司，将绍兴五年分州县所支雇钱，依经制钱例分季发付行在。敢隐匿侵用，并依擅支上供钱法。”从之。

按：役钱之在官者以供他用，而雇役之直或给或否，中兴以前已如此矣，但尚未曾明立一说，尽取之耳。今乃谓保正、副未尝肯请雇钱，又谓所请雇钱往往不行支给。夫当役者岂有不肯请雇钱之理？而不行支给则州县之过，朝廷所尝觉察禁治，使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今乃以此之故而拘入经制之窠名，所谓“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也。

四年，罢催税户长，依熙、丰法，以村三十户，每料轮差甲头一名，催纳租税、免役等分物。

既而言者谓甲头不便者有五：一，小户丁少，催科不办。二，旧每都保正、长才四人，今甲头凡三十一人，破产者必众。三，夏耕秋收，一都之内废农业者凡六十人，则通一路有万万人不容力穑。四，甲头皆耕夫，既不识官府，且不能与形势豪户争立，所差既多，争诉必倍。於是甲头不复差，而耆、户长役钱因不复给。

保正、副　十大保为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内通选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应，主一都盗贼烟火之事，大保长一年替，保正、小保长二年替。户长催一都人户夏秋二税，大保长愿兼户长者，输催纳税租，一税一替，欠数者後料人催。

以上系中兴以後差役之法，已充役者谓之“批朱”，未曾充役者谓之“白脚”。

孝宗隆兴二年，诏：“诸充保正、副，依条只令管烟火、盗贼外，并不得泛有科扰差使，如违，许令越诉，知县重行黜责，守、ヘ各坐失觉察之罪。”

以言者谓近来州县违法，保内事无巨细，一一责办，至於承受文引、催纳税役、抱佃宽剩、修葺铺驿、置买军器、科卖食盐，追扰赔备，无所不至，一经执役，家业随破，故有是命。

乾道三年，三省言：“役法之害，下三等尤甚。官户既有限田，往往假名寄产。不若一切勿拘限法，只选物力高强官户与民户通差，则役户顿增，下户必无偏差之害。乞此後官户合雇人代役。”诏依，令两浙路先次遵行。

宁宗庆元五年，右谏议大夫张奎言：“乞行下州县，保正止许当本都贼盗、斗殴、烟火公事，不许非泛科配；户长止许专一拘催都内土著租税，不许抑勒代纳逃绝官物，违者官吏重罚。”从之。

又臣僚言：“户长催纳苗税，内有逃绝之家户籍如故，见存之户恃顽拖欠，为户长者迫於期限，不免与之填纳。虽或经官陈诉，而乃视为私债，不与追理，势单力穷，必至破荡，此户长之所以重困也。乞行下州县，如有恃顽拖欠之徒，即与严行追断，仍勒还代输之钱，庶使充役者不致重困破家。”从之。

嘉定二年，殿中侍御史徐范言：“民赀之重者，俾充里正。彼多产之家，其输役钱於官亦多，既已征其财，而又俾之执二年之役，是为重复。乞参酌祖宗常平免役之本意，行下州县，姑於役人从役之年，蠲其免役之输，役满输钱如故。”从之。

役起於物力，物力有升降，升降不ゾ则役法公。是以绍兴以来，讲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详。应人户典卖产业、推割税赋，即与物力一并推割。至於推排，则因其赀产之进退与之升降，三岁一行，固有赀产百倍於前，科役不增於今者。其如贫乏下户，赀产既竭，物力犹存，朝夕经营，而应酬之不给者，非推排不可也。然当时推排之，或以小民粗有米粟，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鸡豚犬彘之畜，纤微细琐皆得而籍之。吏视其赂之多寡，以为物力之低昂。又有计田家口食之馀，尽载之物力者，上之人忧之，於是又为之限制，除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外，不得以猪羊杂色估纽，其贫民求趁衣食，不为浮财，後耕牛、租牛亦与蠲免。若夫江之东、西，以田地亩头计税，亦有不待推排者（惟受产之家，有司详於税契而略於割税，倘为之令曰“交易固以税契为先後，亦以割税为得业，虽已税契，而不割税，许出产人告，以业还见纳税人”，则人孰有不割税者乎？此亦所以救役法之也）。保正、长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为保，十大保为都保，有保长，有都、副保正，馀及三保亦置长，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为之附庸，或为之均并，不一也。其人户物力如买扑坊场，别无产业，即以本坊物力就坊充役。如有田产物力，即并就一多处充役。其有物力散在邻乡者，并归烟爨处。又有散在别县数乡者，各随县分并归一里为等第。若夫役次之歇倍，则绍兴十四年臣僚奏请以其物力增及半倍者歇役十年，增及一倍者歇役八年，增及二倍歇役四年，皆理为白脚。必差遍上三等户，方许於得替人轮差。其窄都不及歇役年限去处，即从递年体例选差。淳熙十六年，两浙漕臣耿秉申明，又以一倍歇役十年，二倍歇役八年，三倍歇役六年，庶几疏数得中。庆元元年，徐谊尽破秉之说，专用淳熙十四年臣僚之议。而议者又谓：“物力有高下之殊，乡都有宽狭之异。其折倍之法，可以为宽乡之便，以贻狭乡之害；可利宽乡之中户，以困狭乡多产之家。如以宽乡言之，自物力五百贯而上累至二千贯者，则三倍五百贯之家矣。其在富室，虽使之四年一役，亦未为过。若狭乡自物力一百贯而上积至於四百贯，亦谓之三倍，所谓四百贯之户曾不及宽乡之中产，今亦使之四年一役，其利害轻重灼然矣。”於是从耿秉之议，务要宽乡、狭乡各得其便。其析生白脚，则庆元五年臣僚奏谓：“若兄弟共有田二三百亩，才已分析，便令各户充役，则前役未苏而後役踵至，实为中产之害，须以其分後物力参之。其在二等以上者，合作析生白脚，充应役次；若在三等以下，许将未分前充过役次，於各户名下批朱，理为役脚，与都内得替人比并物力高下、歇役久近，通行选差。”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孙减半；荫尽，差役同编户（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一十顷，九品五顷）。封赠官子孙差役同编户（谓父母生前无曾任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赠者）。应非泛及七色补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数，其奏荐弟侄子孙，原自非泛、七色而来者，仍同差役。进纳、军功、捕盗、宰执给使，减年补授，转至升朝官，即为官户，身亡，子孙并同编户。太学生及得解及曾经省试人，虽无限田，许募人充役。单丁、女户及孤幼户，并免差役，庶几孤寒得所存恤，凡有夫有子，不得为女户，无夫、子，则生为女户。死为绝户。女人，以奁钱置产，仍以夫为户。坑冶户遇采打矿宝，免本身诸般差役。盐、亭户家产及二等以上，与官户、编户，一般差役不及；二等依绍兴十七年七月指挥蠲免。民兵、万弩手免户下三百亩税赋及诸般差役，不及三百亩辄隐他人田亩，许人告。湖北、京西民义勇第四等户，与免非泛差科外，其合差保正、长，以家业钱数多寡为限，将限外之数与官、编户轮差。总首、部将免保正、长差役。文州义士已免之田，不许典卖，老疾身亡，许承袭。凡募人充役，并募土著有行止人，其故停军人及曾系公人并不许募。既有募人，官司不得复追正身。募人不管於雇役之家，非理需索，或凭藉官司之势，奸害善人，断罪外，坐募之者以保伍有犯，知而不纠之罚。且保正、副所职，在於烟火、盗贼、桥梁、道路，今或使之督赋租，备修造，供役使，皆非所役，而执役者每患参役有钱，知县到罢有地理钱，时节参贺有节料钱，官员过都、醋库月息皆於是而取之；抑有弓兵月巡之扰，透漏禁物之责，捕盗出限之罚，催科填代之费，承月追呼之劳；至於州县官吏收买公私食用及土产所有，皆其所甚惧也。若夫户长所职，催夏税则先期借绢，催秋税则先期借米，坍溪落江之田、逃亡死绝之户，又令填纳，凡此之，皆上之所当察也。高宗皇帝身履艰难，在河朔亲知闾阎之苦，尝叹知县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讲究役法，至中兴而大备。乾道五年，处州松阳县首倡义役，众出田，助役户轮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风义，为易乡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广。而当时浮议胥动，多有伺其隙而败其谋者，淳熙十一年，御史谢谔言：“义役之行，当从民便，其不愿义役者，乃行差役。”上然之，且美其言为法意圆备。及朱文公熹亦谓义役有未尽善者四：“上户、官户、寺观出田以充义役，善矣。其有下户只有田一二亩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钱买田入官，而上户田多之人计会减缩，所出殊少。其下户今既被出田，将来不免役，无缘复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贫民以资上户，此一未尽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纳先後之，亦未免有不公之，将来难施刑罚，转添词诉，此二未尽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目已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後，贫者或富，富者或贫，临事未免致争讼，此三未尽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户轮充都、副保正，中下户轮充夏秋户长。上户安逸而下户陪费，此四未尽善也。”固尝即此四未尽善者而求之，盖始倡义役者，多乡闾之善士，惟恐当时议之未详而虑之未周。及踵接义役者，未必皆乡闾之善士，於是其日开，其流日甚。或以其材智足以把握，而专义役之利；或以其气力足以凌驾，乃私差役之权。曰倍法，曰析生，等第法皆无所考，而雇募人亦不与置；置必受约束、任驱使於义首者，可以教号乡曲，厌酒肉而有馀，否则佣钱不支，而当役者困矣。是以虐贫而优富，凌寡而暴孤。义役之名立，而役户不得以安其业；雇役之法行，而役户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朱熹未尽善之，固如此也。

水心叶氏《义役跋》曰：“保正、长法不承引帖、催二税，今州县以例相驱，诃系鞭挞，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预醵钱给费，逆次第其先後，以应期会，名曰义役，然则有司失义甚矣。余尝问为保正者，曰费必数百千；保长者，日必百馀千，不幸遇意外事，费辄兼倍，少不破家荡产，民之恶役，甚於寇雠。余尝疑之，官人以牧养百姓为职，当洁身驭吏，除民疾苦。且追则有期，约日以集，使贿必行，应追者任之可也。民实有产，视税而输，使赋必重，应输者任之可也。保正、长会最督促而已，何用自费数百千及百馀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荡产乎？且此钱合而计之，岁以千百巨万，既不归公上，官人知自爱，又不敢取，谁则有此？余欲以其言为妄，然余行江、淮、闽、浙、洞庭之南北，盖无不为此言者矣。呜呼！此有司之所宜陈者也。余忝为长吏，不得为令佐自试其术，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惨然。因孙君《义役》书成，辄题於後，以告其得为者。”

按：差役，古法也，其也，差设不公，渔取无艺，故转而为雇。雇役，熙宁之法也，其也，庸钱白输，苦役如故，故转而为义。义役，中兴以来，江、浙诸郡民户自相与诸究之法也，其也，豪强专制，寡弱受凌，故复反而为差。盖以事体之便民者观之，雇便於差，义便於雇，至於义而复有，则末如之何也已。窃尝论之，古之所谓役者，或以起军旅，则执干戈、胄锋镝而後谓之役；或以营土木，则亲畚锸、疲筋力然後谓之役。夫子所谓“使民以时”，《王制》所谓“岁不过三日”，皆此役也。至於乡有长，里有正，则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後有诸侯，有诸侯而後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後有天子。然则天子之与里胥，其贵贱虽不侔，而其任长人之责则一也。其在成周，则五家设比长，二十五家设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则曰闾胥（掌二十五家。六乡），曰ガ长（掌一百家。六遂），皆中士也。曰族师（掌一百家。六乡），曰鄙师（掌五百家。六遂），皆上士也。曰党正（掌五百家。六乡），曰县正（掌二千五百家。六遂），皆下大夫也。曰州长（掌二千五百家。六乡），则中大夫也。周时，邻里乡党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汉时，乡亭之任，则每乡有三老、孝悌、力田，掌观导乡里，助成风俗。每亭有亭长、啬夫，掌听狱讼、收赋税。又有游徼，掌巡禁盗贼。亦皆有禄秩，而三老、孝悌、力田为尤尊，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古之所谓复除者，复其繇戍耳，如三老，盖亦在复除之科。然则谓三老为役可乎）。尝以岁十月赐酒肉，或赐民爵一级，则三老、孝悌、力田必二级；赐民帛一匹，则三老、孝悌、力田必三四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壶关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为郡，而东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状。至於张敞、朱博、鲍宣、仇香之徒为显宦有声名，然其猷为才望，亦皆见於为亭长、啬夫之时。盖上之人爱之重之，未尝有诛求无艺、迫胁不堪之举；下之人亦自爱自重，未尝有顽钝无耻、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汉以来，虽叔季昏乱之世，亦未闻有以任乡亭之职为苦者也。隋时，苏威奏置五百家乡正，令理人词讼，而李德林以为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识，剖断不平，今令乡正专理五百家，恐为害更甚。诏集议，而众多是德林，遂废不置。然则隋时乡职或设或废，本无关於理乱之故，而其所以废者，盖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轻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时，观监察御史韩琬之疏，然後知乡职之不愿为，故有避免之人（琬言“往年两京及天下州县学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员阙，先拟者辄十人。顷年，差人以充，犹致士逸，即知政令风化渐以也）。唐宣宗时，观大中九年之诏，然後知乡职之不易为，故有轮差之举（诏以州县差役不均，自今每县据人贫富及差役轻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检署讫，锁於令厅，每有役事，委令据簿轮差）。自是以後，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徵求，极意凌蔑，故虽足迹不离里闾之，奉行不过文书之事，而期会追呼，笞比较，其困踣无聊之状，则与以身任军旅、土木之徭役者无以异，而至於破家荡产，不能自保，则徭役之祸反不至此也。然则差役之名，盖後世以其困苦卑贱，同於徭役而称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闾、族、党之官之本意也。王荆公谓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盖服役於比、闾、族、党之官者也。苏文忠公谓自杨炎定两税之後，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柰何复欲取庸钱？然不知唐之所谓庸，乃征徭之身役，而非乡职之谓也。二公盖亦习闻当时差役之名，但见当时差役之贱，故立论如此，然实则误举以为比也。上之人既贱其职，故叱之如奴隶，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复自贱其身，故或倚法以为奸，或匿贼以规免，皆非古义也。成周之事远矣，汉之所以待三老、啬夫、亭长者，亦难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则役法愈，役议愈详。元讲明差雇二法，为一大议论，然大概役之所以不可为者，费重破家耳。苏黄门言，市井之人应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长习见官司，吏虽欲侵渔，无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县，已自慑怖，而况家有田业，求无不应，自非廉吏，谁不动心，凡百侵扰，当复如故。以是言之，则其所以必行雇役者，盖虽不能使充役之无费，然官自任雇募之责，则其役与民不同，而横费可以省；虽不能使官吏之不贪，然民既出雇募之费，则其身与官无预，而贪毒无所施。此其相与防闲之术，虽去古义远甚，然救时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丰言其不便者，则谓差役有休歇之时，而雇役则年年出费；差役有不及之户，而雇役则户户徵钱，至有不愿输钱而情愿执役者。盖当时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费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钱为不便。又当时各州县所徵雇役钱，除募人应役之外，又以其馀者充典吏俸给之用，又有宽剩钱可以备凶旱赈救。可以见当时充役之费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钱可以备此三项支用也。若夫一承职役，羁身官府，则左支右吾，尽所取办，倾倒廪不足赔偿，役未满而家已罄，事体如此，则雇役之法岂复可行，雇役之金岂复能了？然则此法所以行之熙、丰而民便之，元诸君子皆以为善者，亦当时执役之费本少故也。礼义消亡，贪饕成俗，为吏者以狐兔视其民，睥睨朵颐，惟恐堕阳之不早；为民者以寇戎视其吏，潜形匿影，日虞怀璧之为殃。上下狙伺，巧相计度，州县专以役户之贫富为宦况之丰杀，百姓亦专以役籍之系否验家道之兴衰。於是民视乡亭之职役如蹈汤火，官又以复除之说要市於民，以取其赀。其在复除之科者，苟延岁月，而在职役之列者，立见虚耗，虽有智者，不能为谋矣。所谓正本澄源之论，必也朝廷以四维励士大夫，饩廪称事，无俾有多藏之恶；士大夫以四维自励，力行好事，稍能以泽物存心。然後锄奸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泛之支备，以养其事力。赋敛之簿书必核，无使代逋欠之输；勾呼之期会必明，使受稽慢之罚。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爱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护其腹心，劬劳不惮。既无困苦之忧，不作避免之念，则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雇、曰义之纷纷哉？不然，举三代以来比、闾、族、党之法所以联属其民，上下相维者，反藉为厉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说矣。

○复除

周乡大夫之职，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之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舍，役除，不收役事也。贵，若今宗室及关内侯皆复也。服公事者，若今吏有复除也。老者，谓若今八十、九十复羡卒也。）

《旅师》：凡新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新徙来者复之也）。《均人》：凶札则无力政（“政”读作“征”）。

《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乡；升於学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给其徭役）。

五十不从力政（力政，城道之役也）。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於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诸侯为民，以其亲徙，当须复除，但诸侯地宽役少，故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大夫之家邑，大夫役多地狭，故期不从政）。

汉高祖二年，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乡三老、县三老，复勿徭戍。

五年，诏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军吏卒赐爵，非七大夫已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七年，民产子，复勿事二岁。

八年，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

十一年，诸县坚守不降反寇者，复租三岁。丰人徙关中者，皆复其身。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

十二年，诏吏二千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以沛为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请复丰，乃并复丰，比沛。又诏秦始皇帝守家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无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无与他事。

惠帝四年，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

文帝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募民守塞皆赐高爵，复其家（令民入粟，至五大夫，乃复一人）。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

三年，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

四年，复诸刘有属籍者，家无所与。

景帝遗诏，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又诏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给米粟为糜。鬻，之六反），为复子若孙，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登礼中岳，以山下户凡三百，封崇高，为之奉邑，独给祠，复无有所与。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终身复。桑弘羊请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时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调发之士益鲜。

宣帝地节二年，诏：“博陆侯功德茂盛，复其後，世世母有所与，功如萧相国。”

地节三年，诏流民还归者，且勿算事。

地节四年，诏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送终，尽其子道。

元康元年，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

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

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

世祖建武五年，诏复济阳二年徭役（帝生於济阳，故复之）。

十九年，幸汝南南顿县，赐吏人，复南顿岁租一岁。

父老叩头言，愿赐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年乎？”吏人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

二十年，复济阳县徭役六岁。

三十年，复济阳县徭役一岁。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愿蒙优复。”诏曰：“丰、沛、济阳，受命所由，加恩报德，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结，而吏人求复，令人愧笑。重逆此县之拳拳，其复元氏田租、更赋六岁，劳赐县掾史及门阑走卒。”

桓帝永康元年，复博陵、河二郡，比丰、沛。

灵帝光和六年，复长陵县，比丰、沛。

徐氏曰：“按汉之有复除，犹《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赋役之谓也。然西京时，或以从军，或以三老，或以孝悌、力田，或以明经，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以至民产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给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复，其美意至多。至东都所复，不过济阳、元氏、南顿数邑，为天子之私恩矣。”

按：《周官》及《礼记》所载周家复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汉则并赋税除之，岂汉之法优於周乎？曰：非也。盖赋税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则皆受之於官。其在复除之例者，如所谓贵者、贤者、能服公事者，即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禄以代耕，未尝予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谓老者、疾者，则不能耕而不复给以田，且仰常饩於官者也。所谓新氓之迁徙者，则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数色之人，既元无田，则何有於赋税？故只除其征役。至汉，则田在民，官不执授受之柄，亦无复应受与不应受之法矣，故在复除之例者，并除其赋役也。然汉以後则官户之有荫，至单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则有之，亦不复闻有除税之事矣。

魏黄初元年之後，始开太学。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

王褒门人为本县所役，求褒为属。褒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捉笔已四十年。”乃步担乾饭，儿负盐豉，门徒从者千馀人。安邱令以为见已，整衣出迎之於门，褒乃下道至土牛，磬揖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执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诸生。

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凡主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若老及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奴婢纵为良人，给复三年。役外蕃人，一年还者给复三年，二年者给复四年，三年给复五年。又诏诸宗姓未有职任者，不在徭役之限。

元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给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为蠲使，岁再遣之。

白履忠召拜朝散大夫，乞还。吴竞谓之曰：“子素贫，不г斗米匹帛，虽得五品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门夫，吾以读书，县为免。今终身高卧，宽徭役，岂易得哉！”

唐制：诸司捉钱户，皆给牒蠲免徭役（详见《杂征榷门》）。

宋真宗皇帝乾兴元年，臣僚上言官势户及将校衙前占田避役之害（见《差役门》）。

仁宗时，初，官八品已下死者子孙役同编户，诏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赵州至千馀人，州以为言，遂诏出家者须落为僧，乃可免役。

神宗熙宁四年，颁募役法於天下。诏崇奉圣祖及祖宗陵寝神御寺院、宫观，免纳役钱。

诸旌表门闾有敕书，及前代子孙於法有荫者，所出役钱依官户法，赐号处士非因技授者准此。

按：自熙宁助役之法既行，凡品官、形势以至僧道、单丁该免役之科者，皆等第输钱，无所谓复除矣。然数者之输钱，轻重不等，其详见《户役门》，兹更不备录。

中兴以後，差役之法，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孙减半，荫尽差役同编户（详并见《户役门》）。

●卷十四 征榷考一

○征商关市

《周官 司市》：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有灾害，物贵，市不税，为民困乏也。金铜无凶年，因物贵，大铸泉以饶民）。

廛人：掌敛市纟次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而入於泉府（布，泉也。郑司农云：“纟次布，列肆之税布。”杜子春云：“总当为亻，谓无肆立持者之税也。”元谓：“总读如租之。布，谓守斗斛铨衡者之税也。质布者，质人之所罚，犯质剂者之泉也。罚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货贿诸物邸舍之税。”）凡屠者敛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以当税给，作器物也）。凡珍异之有滞者，敛而入於膳府。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於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於其涂矣。”《集注》：“廛，市宅也。张子曰：‘或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盖逐末者多则廛以抑之，少则不必廛也。’”讥，察也，察异服异言之人而不征商贾之税也。

又曰：“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集注》：“治之，谓治其争讼。龙断，冈垄之断而高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谓罔罗而取之也。从而征之，谓人恶其专利，故就征其税，後世缘此遂征商人也。”

按：如孟子之说，可以见古今关市征敛之本意。盖恶其逐末专利而有以抑之，初非利其货也。

汉高祖接秦之，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一石五千。乃约法省禁，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汤沐邑，皆各自为私奉养，不领於天下经费（言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不入国朝之库仓也经常也。经，常也）。又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石林叶氏曰：“高祖禁贾人得衣锦、绣、绮、、、、，操兵，乘、骑马，其後又禁得为吏与名田。凡民一算，商贾独倍，其贱之至矣。凡贾皆有籍，谪以戍边者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而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虽非先王之政，然敦本抑末，亦後世所不能行也。”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文帝时，晁错说上曰：“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按：汉初铸钱，轻於周、秦，一时不轨逐末之民，蓄积馀赢，以稽市物，不勤南亩，而务聚货。於是立法，崇农而抑商，入粟者补官，而市井子弟至不得为吏，可谓有所劝惩矣。然利之所在，人趋之如流水，《货殖传》中所载，大抵皆豪商钜贾，未闻有以力田致富者。至孝武时，东郭咸阳以大鬻盐，孔仅以大冶领大司农，桑弘羊以贾人子为御史大夫，而前法尽废矣。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车（始税商贾车船，令出算）。

先公曰：“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即位甫一纪耳，征利已至於此。然则府库之积，其可恃哉！兴利之臣不知为谁。时郑当时为大司农，以他日荐桑弘羊、咸阳、孔仅观之，益可疑也。政使非其建白，亦任奉行之责矣。汉人多言汲、郑，其实当时非黯比也。黯奋不顾身，以折功利之冲，当时乃荐掊刻之人，以济武帝之欲，乌得并称哉！”

元狩四年，初算缗钱。

公卿请令诸贾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干而一算（此谓雠缗钱者也，随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益多）。诸作有租及铸（以手力所作而卖之），率缗钱四千一算（手作者得利差轻，故算亦轻）。已上皆算缗钱之法。

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轻车以一算（凡民不为吏，不为三老、骑士，苟有轻车，皆出一算）；商贾轺车二算（商贾则重其赋也）。已上算车之法（元光只算商车，至是，民庶皆不免）。

船五丈已上一算（商贾之船）。匿而能告者，以半畀之（所谓告缗也）。贾人无得籍名田，以便农，犯者没入。

按：算缗钱之法，其初亦只为商贾居货者设，至其後，告缗遍天下，则凡不为商贾而有蓄积者皆被害矣，故择其关於商贾者登载於此，而馀则见《杂征榷门》。

太初四年，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

王莽篡位，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令工商能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於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桑蚕、织、纺绩、补缝，工匠医卜及他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居处所在为区。谒舍，今客店），皆各自占所为於其所在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占不以实，尽没入所采取。

按：莽之法，既榷商贾之货而取其十一，又效商贾之为而官自买卖。今录其关於征商者於此，而馀则见《市籴考》。

晋自过江，至於梁、陈，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佑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佑。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欲为惩励。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

宋孝武大明八年，诏：“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自东晋至陈，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鱼薪之类过津，并十分税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馀，小市十馀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

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赞成之，後主大悦。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在此焉。税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养，游食四方，损害不少，虽有薄敛，何足为也！”

後周闵帝初，除市门税。及宣帝即位，复兴入市之税，每人一钱。

隋文帝受禅，除入市之税。

唐武后长安二年，凤阁舍人崔融上议曰：“臣伏见有司税关市事条，不限工商，但是行人尽税者。臣谨按：《周礼》九赋，其七曰关市之赋。窃惟市纵繁杂，关通末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赋税。夫关市之税者，唯敛出入之商贾，不税往来之行人。何四海之广，九州之杂，关必据险路，市必凭要津。若乃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喑鸣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小有失意，且犹如此，一旦变法，定是相惊。非唯流迸齐人，亦自扰乱殊俗。求利虽切，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识大体，徒欲益帑藏，助军国，殊不知军国益扰，帑藏愈空。且如天下诸津，舟行所聚，洪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还，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铺纳税，则检覆检覆，检覆则迟留。此津才过，彼铺复止，非唯国家税钱，更遭主司僦赂。何则？关为诘暴之所，市为聚人之地，税市则人散，税关则暴兴，暴兴则起异图，人散则怀不轨。况浇风久扇，变法为难，徒欲禁末游、规小利，岂知失元默、乱大伦乎？古人有言：‘王者藏於天下，诸侯藏於百姓，农夫藏於庾，商贾藏於箧。’惟陛下详之。必若师兴有费，国储多窘，即请倍算商客，加敛平人。如此则国保富强，人免忧惧，天下幸甚。”

德宗时，赵赞请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每缗税二十，竹木茶漆税十之一，以赡常平本钱。帝纳其策。属军用迫蹙，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

文宗太和七年，御史台奏：“太和三年赦文，天下除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令御史台严加察访者。臣伏以方今天下无事，圣政日跻，务去烦苛，与民休息。臣昨因岭南道擅置竹纟束场，税法至重，害人颇深，博访诸道，委知自太和三年准赦文两税外停废等事，旬月之内，或以督察不严，或以长吏更改，依前置，重困齐人。伏望今後自太和三年准赦文所停两税外，科配杂榷等率复置者，仰敕到後十日内，具置事申闻奏，仍申报台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令严加察访，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惩责，长吏奏听进止。”旨依。

开成二年十二月，武宁军节度使薛元赏奏：“泗口税场，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今商量其杂税物请停绝。”敕旨：“淮、泗通津，向来京国自有率税，颇闻怨ゥ。今依元赏所奏，并停其所置官司，所由悉罢。所有泗口税额，准徐泗观察使今年前後两度奏状，内竖共得钱一万八千五十五贯文。内十驿一万一千三百贯文，委户部每年以实钱逐近支付，泗、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钱赐充本军用，其他未赡，委在才臣，共息怨咨，以泰行旅。”

後周显德五年，敕诸道州府，应有商贾兴贩牛畜者，不计黄牛、水牛，凡经过处并不得抽税；如是货卖处，仰据卖价每一千抽税钱三十，不得别有邀难。

按：鬻卖而有税，理也。经过而有税，非理也。观此，则其来已久，而牛畜之外，馀物俱有过税，商旅安得愿出其涂乎？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箧搜索。又诏榜商税则例於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

止斋陈氏曰：“此薄税敛初指挥也。恭惟我艺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自後累朝守为家法，凡州县小可商税，不敢专擅创取，动辄奏禀三司取旨行下。谨按景德四年，三司盐铁商税按奏：‘据滨州监税李忠恕状，准条，银每两税钱四十文，其专栏等称银元来不纳税钱事。省司检会景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敕令。将银出京城门往诸路州军者，并须於在京税务纳钱，每两四十文，不降指挥，只是条贯。自京出门，其滨州税务元不收税，合依久例，不得创收。’天禧四年，福建转运司奏：‘尚书屯田员外郎方仲荀奏，乞收福建枋木税每估一贯税一百文。本司勘会《祥符编敕》，每木十条抽一条讫，任贩货卖，不收商税。’天圣七年，福建运司奏：‘福州商税有当增收钱者八，当减钱者五，当不收钱者十，当创收钱者十二。’有旨，创收、增收并不行，馀依奏。以此见当时州郡小可商税不敢专擅创收，动须奏禀，而漕臣、省司亦不敢辄从所请，横改条法。至淳化三年，令诸州县有税，以端拱元年至淳化元年收到课利最多钱数，立为祖额，比校科罚。盖商税额比较自此始。及王安石更改旧制，增减税额，所申省司不取旨矣。熙宁三年九月，中书札子：‘详定编敕所参详，自来场务课利增亏，并自本州保明三司，立定新额，始牒转运司令本处趁办，往复经动年岁，虚有留滞，莫若令本州自此立定祖额比较。’有旨从之，而本州比较自此始，商税轻重皆出官吏之意，有增而无减矣。政和间，漕臣刘既济申明於则例外增收一分税钱，而一分增收税钱窠名自此起。至今以五分充州用，五分充转运司上供，谓之五分增收钱。绍兴二年，令诸路转运司量度州县收税紧慢，增添税额三分或五分，而三五分增收税钱窠名自此始。至今以十分为率，三分本州，七分隶经总制司，谓之七分增税钱，而商税之重极於今日。”

李重进平，以宣徽北院使李处新知扬州，枢密直学士杜к监州税。

止斋陈氏曰：“以朝臣监州税始於此，盖收方镇利权之渐，然是时初未以此置官也。据《太宗实录》，上谓赵普等曰：‘王仁赡纵吏为奸，诸州场院皆隐没官钱。朕初即位，悉罢去，分命使臣掌其事，利入遂数倍。’以此见诸州监当分差使臣自太宗始。雍熙三年始著於令，监当使臣、京朝官并三年替，仍委知州、通判提举之，遂为定员。”

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自唐室藩镇多便宜从事，擅其征利，其後诸国割据，掊聚财货以自赡，故征算尤繁。宋朝每克复疆土，必下诏蠲省。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景德二年，诏诸路商税年额及三万贯以上，审官院选亲民官临莅），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之。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

开宝六年，诏岭南商贾赍生药者勿算。

先是，伪蜀时，部民凡嫁娶，皆籍其帏帐妆奁之数估价抽税，是年，诏除之。

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以部内州军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常税各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颁行天下。”

至道元年，诏两浙诸州纸扇、芒鞋及细碎物皆勿税。

二年，诏民间所织缣帛非出鬻於市者勿得收算。

真宗景德三年，除杭、越等十三州军税鹅鸭年额钱。

大中祥符五年，诏京东西、河北、陕西、江淮南民以柴薪渡河津者勿税。

大中祥符六年，诏免诸路州军农器收税。

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

四十万贯以上：

东京　成都（二十一务）　兴元（三务）

二十万贯以上：

蜀（九务）　彭（八务）　永康（五务）　梓（二务）　遂（二务）

十万贯以上：

开封（二十三务）　寿（八务）　杭（十二务）　眉（二务）　绵（二务）　汉（二务）　嘉（八务）　邛（十九务）　简（四务）　果（一务）　戎（三务）　泸（六务）　合（一务）　怀安（三务）　利（三务）　阆（一务）　剑（七务）　三泉县（二务）　夔（二务）

五万贯以上：

西京（二十六务）　北京（十四务）　徐（七务）　郓（十二务）　邳（三务）　颍（十一务） 沧（二十二务）　博（十四务）　棣（十一务）　秦（六务）　德（十三务）　京兆（十二务）　楚（八务）　真（五务）　庐（六务）　成（五务）　扬（七务）　蕲（八务）　无为（八务）　资（一务）　高邮（八务）苏（五务）　普（一务）　昌（三十八务）　洋（八务）　兴（二务）　大宁监（一务）　达（一务）　施（五务）　涪（六务）

五万贯以下：

南京（九务）　青（十务）　齐（十务）　沂（五务）　兖（九务）　淮阳（二务）　济（六务）　单（五务）　濮（八务）　襄（八务）　邓（七务）　许（十务）　蔡（十六务）　陈（六务）　滑（一务）　澶（十务）　瀛（七务）　滨（六务）　思（六务）　凤（四务）　永静军（九务）　真定（十五务）　河中（十一务）　陕（六务）　并（九务）　延（十六务）　凤翔（十五务）　亳（十一务）　舒（十九务）　宿（九务）　光（七务）　黄（九务）　湖（十务）　婺（八务）　秀（七务）　信（八务）　洪（十一务）　吉（七务）　潭（七务）　荣（一务）　雅（十一务）　广安（三务）　富顺监（一务）　巴（五务）　蓬（一务）　安（二务）　福（十二务）　黔（七务）　忠（二务）　万（六务）　渝（三务）

三万贯以下：

密（六务）　登（四务）　莱（四务）　潍（三务）　曹（四务）　淄（十一务）　郢（二务）　唐（五务）　孟（七务）　汝（十务）　郑（九务）　冀（七务）　雄（一务）　相（七务）　邢（七务）　定（十七务）　怀（八务）　卫（八务）　（九务）　深（五务）　磁（十一务）　赵（六务）　保（一务）　永宁（一务）　华（八务）　通利（三务）　同（十一务）　耀（九务）　（四务）　解（五务）　庆（十一务）　商（四务）　宁（六务）　环（六务）　泽（五务）　陇（八务）　渭（十八务）　阶（二务）　德顺（一务）　乾（八务）　通远（一务）　潞（六务）　晋（六务）　绛（六务）　汾（五务）　海（四务）　泰（七务）　泗（七务）　滁（四务）　和（六务）　濠（四务）　涟水（二务）　越（九务）　润（六务）　明（五务）　常（五务）　温（六务　）台（八务）　处（七务）　衢（八务）　睦（六务）　江宁（五务）　宣（九务）　歙（六务）　江（六务）　池（十一务）　饶（六务）　太平（八务）　南康（七务）　虔（六务）　广德（二务）　袁（九务）　兴国（二务）　临江（五务）　衡（一务）　江陵（十四务）鄂（八务）　安（五务）　岳（十一务）　黎（一务）　汉阳（三务）　荆门（二务）　文（六务）　龙（二务）　集（七务）　璧（一务）　南剑（十一务）　开（一务）　建（七务）　泉（九务）　汀（八务）　漳（十务）　广（十四务）　昌化（三务）　潮（五务）

一万贯以下：

随（三务）　金（十七务）　均（三务）　信阳（二务）　莫（三务）　霸（三务）　乾宁（一务）　信安（一务）　（五务）　虢（四务）　坊（四务）　岷（三务）　原（六务）　仪（四务）　府（二务）　代（十九务）　隰（九务）　忻（一务）　石（六务）　辽（五务）　威胜（五务）　平定（四务）　南安（三务）　建昌（二务）　通（二务）　桂阳（二务）　鼎（四务）　澧（四务）　陵井监（四务）　峡（五务）　梁山（一务）　邵武（三务）　康（十六务）　南雄（六务）　英（八务）

五千贯以下：

广济（一务）　房（一务）　保安（一务）　安肃（一务）　丹（四务）　广信（一务）　顺安（二务）　保安（三十务）　镇戎（六务）　熙（一务）　庆成（二务）　（一务）　宪（一务）　岚（三务）　慈（二务）　宁化（一务）　火山（一务）　岢岚（一务）　保德（一务）　抚（二务）　大通监（二务）　江阴（三务）　筠（三务）　永（三务）　郴（一务）　邵（三务）　全（二务）　归（一务）　辰（一务）　沅（四务）　复（二务）　茂（一务）　南平（三务）　兴化（八务）　循（四务）　韶（三务）　连（四务）　贺（二十一务）　封（三务）　端（一务）　新（一务）　南恩（一务）　惠（四务）　梅（二务）　春（九务）　桂（十四务）　容（五务）　邕（一务）　象（七务）　融（一务）　昭（十二务）梧（一务）　藤（一务）　龚（一务）　浔（三务）　贵（十一务）　柳（九务）　宜（五务）　宾（四务）　横（三务）　化（五务）　高（六务）　雷（二务）　白（一务）　钦（一务）　郁林（一务）　万安（一务）　珠崖（一务）　廉（五务）　琼（一务）　蒙（一务）　窦（二务）　南仪（一务）

按：天下商税惟四蜀独重，虽夔、戎间小垒，其数亦倍蓰於内地之壮郡。然《会要》言四蜀所纳皆铁钱，十才及铜钱之一，则数目虽多，而所取亦未为甚重。而熙宁十年以後再定之额，他郡皆增於前，而四蜀独减於旧，岂亦以元额偏重之故欤？

仁宗时，诏场务岁课倍增者，乃增使臣一员监临。又诏取一岁中数为额，後虽羡益勿增，仍毋得抑配人户、苛留商贾，求羡馀以希赏（详见《酒税门》）。

天圣中，有请算钱以助给费者，仁宗曰：“货泉之利，欲流天下而通有无，何可算也。”不许。又诏有司裁定岁课或不登而州县责衙前备偿者，立命罢之。

神宗熙宁元年，诏：“三路支移，或民以租赋赍货至边贸易以转官者毋税。石炭自怀至京不征。流民复业者，所过免算。”

四年，诏三司：“凡民承买酒麴、坊场，率千钱输税五十，储之以禄吏。”

七年，诏减国门税数十种，钱不满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门皆责以课息，近止令随其闲要分等，以检捕获失之数为赏罚。既而以岁旱，复有是命。

八年，手诏问中书，贾贩之物法不税者，其市利钱当输否？时有司创税贾物之入京者，谓之市利钱，以禄吏。帝疑焉，故问之。

《郑侠奏议》跋後云：“建言者以诸门及本务税钱额亏折，皆是官员饶税过多，而吏人受财，公共偷瞒，不知乃为市易拘拦商旅入务官买，以致商旅不行，税乃大亏也。遂立条约，专拦皆有食钱，官员不得饶税。专拦取钱依仓法，官员妄饶税，并停替，仍会问诸处，每商旅纳官税一百文，即专拦所得市利钱几何。诸处申，约官税一百，专拦等合得事例钱十文。官中遂以为定例，每纳税钱一百文，别取客人事例钱六文，以给专拦等食钱。已而市易司作，於申收事例钱项，即声说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此明为所收事例钱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及法行，乃谓所收之税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钱十文。只如苎麻一斤收钱五文，山豆根一斤收钱五文，问客人别要事例钱一十文。本门为不便申省，及市易司并不施行，致客人为事例钱故，屡与专拦相拖拽，云：‘我官钱十文纳了，你问我要甚事例钱？’必须取条贯分明详谕，方肯纳钱而去。不三五日间，因三月二十六日奏状，准三月二十七日圣旨，市利钱三百文以下税钱者，皆无市利钱矣。看详，有司当立法时，取专拦所得事例钱以供专拦逐月食钱，不曰事例钱，而以市利名之者，盖取《孟子》所谓‘有贱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之意以为名，是贱之也，又从而多取之以益官，岂不缪哉！宜乎圣上闻之，自三百以下税钱，并不收市利也。”

哲宗元元年，从户部之请，在京商税院酌取元丰八年钱五十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一缗有奇，以为新额，自明年始。

八年，商人载米入京粜者，力胜税权蠲。

兵部尚书苏轼上言：“臣闻太贱则伤农，太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使丰熟之乡商贾争籴，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凑，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法，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臣切为圣世病之。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酪之费，所蓄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又在浙西，累岁亲见水灾，中民之家有钱无，被服珠金，饿死於市。此皆官收五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之咎也。臣闻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今陛下每遇灾伤，捐金帛，散仓廪，自元以来，盖所费数千万贯石，而饿殍流亡不为少衰。只如去年浙中水灾，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运米，以救苏、湖之民，盖百馀万石，又计籴本、水脚，官费不赀，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业破产，无所告诉。与其官司费耗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虽目下稍失课利，而灾伤之地，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如近岁之多也。今《元编敕》，虽云灾伤地分，虽有例亦免，而所从来，必自丰熟地分，所过不免收税，则商贾亦自不行。议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灾伤，则邻路免税，一州灾伤，则邻州亦然。虽以今之法小为疏通，而隔一州一路之外，丰凶不能相救，未为良法，须是尽削近岁法，专用《天圣附令》指挥，乃为通济。臣窃谓若行臣言，税钱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无税，商贾必大通流，不载见钱，必有回货。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於力胜，而灾伤之地有无相通，易为赈救，官司省费，其利不可胜计。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书带下，光益圣德，收结民心，实无穷之利。取进止。”

徽宗大观元年，凡典买牛畜、舟车之类，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税。建中靖国初有此令，至是蠲之。

二年，诏在京诸门，凡民衣屦、菽、鸡鱼、果蔬、炭柴、磁瓦器之类，并蠲其税，岁终计所蠲，令大观库给偿。

重和元年，以臣僚言，凡民有遗嘱并嫁女承书，令输钱给印文凭；其丝绵缣帛即其乡聚市鬻者，亦令先历近地场务请税。寻皆罢之。八月，臣僚又言，税物由便道者，请令批引致务参验并税之。诏户部下诸路漕司计画以行。

宣和二年，宫观、寺院、臣僚之家为商贩者，令关津搜阅，如元丰法输税，岁终以次数报转运司取旨。

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之物免税。至建中靖国初，马、牛、驼、骡、驴已不入服用之例，而比年臣僚营私谋利者众，宫观、寺院多有免税专降之旨，皆以船艘贾贩，州县无孰何之者，故有是诏。

三年，两浙、淮西等路，税例外增一分者勿取。其先，漕臣被旨起应奉物，乃增税以更费。至是，御笔罢之。

钦宗靖康元年，诏：“都城物价未平，凡税物，权更蠲税一年。”

高宗建炎元年，诏：“京城久闭，道路方通，有贩货上京者，与免税。”又诏应残破州县合用竹木砖瓦并免收税。又诏北来归正人、两淮复业人，在路不得收税。又诏於平江昆山县江湾浦量收海船税，应官司回易诸军收买物色，依条收税。盖宁於海道取给军需，而不以病民也。又虑税网太密，诏减并一百三十四处，减罢者九处，免过税者五处。至於牛、米、柴、面，民间日用所需，并与罢税。

孝宗隆兴之初，招集流民，凡两淮之商旅、归正人之兴贩，并与免税。州县续置税场不曾申明去处，并罢之。又诏乡落墟市贸易皆从民便，不许人买扑收税，减罢州县税务甚多。

光宗复罢楚州、雅州管下镇务，减临安府富阳馀杭税额。

宁宗时，减罢州县税务亦不一。

关市之征日以蠲免，中兴列圣仁民之心何如哉！其间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绍兴二十一年六月，臣僚言诸州额外征取，止资公库，无名妄用，乞令监司检察），私立税场，算及缗钱、斗米、菜茹、束薪之属（乾道四年，诏诸州县不得私置税场，邀阻客旅。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广中无名场税在在有之，若循之氵利头、梅之梅溪，皆深村山路，略通民旅，私立关津，缗钱、斗米、菜茹、束薪，并令输税）。或擅用稽察、措置（乾道九年二月，诏诸县税场於正官外擅置稽察、措置等官，许民户越诉），添置专拦收检（绍兴十年九月，敕：“诸路税务置专拦外，类皆过数招收，并有监官、亲随之类，通同接取，可令禁止。”淳熙五年四月，臣僚言池州雁汊等处，栏头妻子直入船内搜检，谓之女栏头），与吾民相刃相靡，不啻雠敌。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乾道六年闰月，臣僚言：“重征莫甚於沿江。凡溯流而上，至於荆峡，虚舟往来，谓之‘力胜’；舟中无重货，谓之‘虚喝’；宜征百金，元抛千金之数，谓之‘花数’，骚扰不一，乞严禁止。”从之），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绍兴三十二年八月，都省言专拦骚扰，甚者指食米为酒米，指衣服为布帛）。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敕：“访闻场务利於所入，以至士夫、举子道路之费，搜箧倒囊，一切拦税，可以禁止。”）。甚者，贫民博易琐细於村落，指为漏税，辄加以罪（嘉定八年二月，臣僚言：“滨江之民，担负鱼鲜於村落博卖，未尝经涉城市，亦诬其漏税而加之罪。或遇溪贩运火柴，每束亦收五六文钱。乞严行觉察。”从之）。空身行旅，亦白取金，百方纡路避之，则拦截叫呼（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广中场）。或有货物，则抽分给偿，断罪倍输，倒囊而归矣（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闻者咨嗟，则指曰：“是大小法场也（绍兴二十二年，臣僚言蕲之蕲阳、江之湖口、池州之雁汊税务，号为大小法场）。”是以中兴以来，申明越津拦税之禁（上曰：“昨见河朔有步担负米，尤为所害。其专拦有在十里外私自收税者，况舟船之利多於步担，其扰可知。”绍兴三十二年三月，臣僚言州县多遣人於三二十里外拘栏税物，以发关引为名，乞禁止。乾道四年九月，诏不得离县五里外拦掠村民。绍兴四年三月，嘉定八年二月，皆有禁），其场务税赏不许引用（倘於租额外有剩数，听其累赏，是道天下重征），其告漏税不实者坐之（庆元六年五月诏）。其有合税者，照自来则例，不得欺诈骚扰，如例外多收投子钱，许民越诉（绍熙元年十一月）。其赴务投税者，不得截留收买（庆元五年四月诏）。列圣之禁戢吏奸也如此，是宜商贾之利通而民生之用足，虽中兴再造，民力已竭，而不至於甚困者，皆此之由也。

●卷十五 征榷考二

○盐铁矾

齐管子曰：“海王之国（海王者，言以负海之利而王其业。王，音於况反），谨正盐荚（正，税也，音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少半，犹劣薄也），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吾子，谓小男、小女也），此其大历也（历，数）。盐百升而釜（盐十三两七铢一黍十分之一为升，当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盐，七十六斤十二两十九铢二累为釜，当米六斗四升），今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分强，半强也。今使盐官税其盐之重，每一斗加半合为强而取之，则一釜之盐得五十合而为之强）。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锺二千（十釜之盐，七百六十八斤为锺，当米六斛四斗是），十锺二万，百锺二十万，千锺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举其大数而言之也。开口，谓大男、大女之所食盐也）。禺之商，日二百万（禺，读为“偶”。偶，对也。商，计也。对其大男、大女食盐者之口数而立，以计所税之盐，一日计二百万，合为二百锺），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正，九百万也万（万乘之国，大男、大女食盐者千万人，而税之，盐一日二百锺，十日二千锺，一月六千锺也。今又施其盐数，以千万人如九百万人之数，则所税之盐一日百八十锺，十日千八百锺，一月五千四百锺）。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又变其税千四百锺之盐而籍其钱，计一月每人籍钱三十，凡千万人，为钱三万万矣。以此籍之数而比其常籍，则当一国而有三千万人矣），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诸君，谓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为老男，五十以上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十万人而当三千万人者，盖盐官之利耳。盐官之利既然，则铁官之利可知也。盐官之利当一国而三千万人，铁官之利当一国而三万人焉，故能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人耳，其常籍人之数犹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将籍於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令天给之盐，则百倍归於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若，犹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钅兆，若其事立（大锄谓之钅兆。羊昭反）；行服连（辇名，所以载作器，人挽者）、轺（羊昭反）、┝（居玉反）者（大车驾马），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今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针之重，每十分加一分为强强取之，则一女之籍得三十针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为强而取之，五六为三十也，则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为强而取之，则一农之籍得三耜铁也）。其馀轻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弥重，其加弥多），然则举臂胜（音升）事，无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则国无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国（虽无海而假名有海，则亦虽无山而假名有山），售盐於吾国（彼国有盐而籴於吾国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盐平价釜当十钱者，吾又加五钱而取之，所以来之也。既得彼盐，则令吾国盐官又出而籴之，釜以百钱也），我未与其本事也（与，用也。本事，本盐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谓加五钱之类也。推，犹度也），此用人之数也（彼人所有而皆为我用也）。”又曰：“齐有渠展之盐（渠展，齐地，沛水所流入海之处，可煮盐之所也，故曰渠展之盐）请君伐菹薪（草枯曰菹，采居反），煮水为盐（煮海水），正（音征）而积之。十月始征，至於正月，成三万六千锺，下令曰：‘孟春既至，农事且起，大夫无得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北海之众，无得聚庸（庸，功也）而煮盐（北海之众，谓北海煮盐之人。本意禁人煮盐，下令以农事，虑有妨夺，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机，斯为权术）。此则坐长十倍，以令粜之。梁、赵、宋、卫、濮阳，彼尽馈食之国（本国自无盐，远馈而食），无盐则肿，守圉之国（“圉”与“御”同，古通用）用盐独甚。”桓公乃使粜之，得成金万斤。

按：《周礼》所建山泽之官虽多，然大概不过掌其政令之厉禁，不在於征榷取财也。至管夷吾相齐，负山海之利，始有盐铁之征。观其论盐，则虽少男、少女所食；论铁，则虽一针、一刀所用，皆欲计之，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养（养，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则喜，夺则怒。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而不见夺之理，故民可爱而洽於上也。”其意不过欲巧为之法，阴夺民利而尽取之，既以此相桓公霸诸侯，而齐世守其法。故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鱼盐蜃蛤，弗加於海。民参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从其政；Τ介之关，暴征其私。布常无艺，徵敛无度。”盖极言其苛如此。然则桑、孔之为，有自来矣。

汉高祖接秦之敝，量利禄，度官用，以赋於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祖税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汤沐邑，皆各自为奉养，不领於天下之经费。秦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汉兴，循而未改。

按：史既言高祖省赋，而复言盐铁之赋仍秦者，盖当时封国至多，山泽之利在诸侯王国者，皆循秦法取之以自丰，非县官经费所榷也。

孝惠、高后时，吴有豫章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班固赞曰：“吴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敛以使其众，逆乱之萌，自其子兴。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盖防此矣。”

武帝元狩四年，置盐铁官。

元狩中，兵连不解，县官大空，富商大贾冶铸鬻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五年，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为牢盆（苏林曰：“牢，价直也。今世人言雇手牢。”如淳曰：“牢，廪食也。古者名廪为牢。盆，煮盐盆也”）。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钅大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孔仅使天下铸作器，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益广关，置左右辅。初，大农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卜式为御史大夫，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盐味苦，器脆恶），贾贵，强令民买之，乃因孔仅言事，上不说。

先公曰：“孔仅、咸阳所言，前之属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属大农，则其利尽，此聚敛之臣饰说以盖其私也。管仲之盐铁，其大法税之而已，盐虽官尝自煮之以权时取利，亦非久行，铁则官未尝冶铸也，与孔、桑之法异矣。”

元封元年，因桑弘羊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名往往均输盐铁官，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

盐官凡二十八郡：

河东（安邑）　太原（晋阳）　南郡（巫）　钜鹿（堂阳）　勃海（章武）　千乘　琅琊（海曲。长广）　会稽（海盐）　犍为（南安）　蜀（临邛）　益州（连然）　巴（朐忍）　安定（三水）　北地（弋居）　上郡（独药）　西河（富昌）　朔方（沃{土}）　五原（成宜）　雁门（楼烦。沃阳，有长、丞）　渔阳（泉州）　陇西　辽西（海阳）　辽东　南海（番禺）　苍梧（高要）　东平 北海　东莱（曲城。弦。东牟。当利。阳乐）

铁官凡四十郡：

京兆（郑）　左冯翊（夏阳）　右扶风（雍。漆）　弘农（宜阳。渑池）　太原（大陵）　河东（安邑。绛县。皮氏。平阳）　河内（隆虑）　河南　颍川（阳城）　汝南（西平）　南阳（宛）　庐江（皖）　山阳沛（沛）　魏（武安）　常山（都乡）　千乘（千乘）　齐（临淄）　东莱（东弁）　东海（下邳。朐）　济南（东平陵。历城）　泰山（嬴）　临淮（盐渎。堂邑）　桂阳汉中（沔阳）　犍为（武阳南安）　蜀（临邛）　琅琊　渔阳（渔阳）　右北平（夕阳）　辽东（平郭）　陇西　胶东（郁秩）　鲁楚（彭城）　广陵　中山（北平）　东平　城阳（莒）　涿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还，奏事，徙为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有诏下终军问状，军诘偃：“胶东南近琅琊，北接北海，鲁国西枕泰山，东有东海，受其盐铁。偃度四郡口数田地，率其用器食盐，不足以并给二郡邪？将势宜有馀，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矫制而鼓铸者，欲及春耕种赡民器也。今鲁国之鼓，当先具其备，至秋乃能举火。此言与实反者非（重问之）？偃已前三奏，无诏（不报听也），不惟所为不许（惟，思也），而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千民采誉，此明圣之所必诛也。偃矫制颛行，非奉使体，请下御史徵偃即罪。”上善其请，奏可。

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毋得与天下争利，视以俭勤。御史大夫桑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

弘羊言：“往者豪强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铸、煮盐，一家聚或至千馀人，大抵尽流放之人，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家人有宝器，尚犹柙而藏之，况天地之山泽乎？夫权利之处，必在山泽，非豪人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人，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今纵人於权利，罢盐铁以资强暴，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矣。盐铁之利，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不可废也。”文学曰：“庶人藏於家，诸侯藏於国，天子藏於海内。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民，远争利，务民之义，利散而人怨止。若是，虽汤、武生存於代，无所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倾，贵贱有平而人不疑。县官设衡立准，而人得其所，虽使五尺童子市，莫之能欺。今罢之，则豪人擅其用而专其利也。”文学曰：“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铁器者，农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田野辟而五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人用给，人用给则富国而教之以礼。礼行则道有让，而人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齐，士乃不同，刚柔异气，巨小之用，倨勾之宜，党殊俗异，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於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设百官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人强，蓄积有馀。是以征伐敌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军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尽西河而人不苦。今盐铁之利，所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务於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於用，无害於人。”文学曰：“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人富，当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而见其所害。且利非从天来，不由地出，所出於人而为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熟，旧为之亏。自天地不能满盈，而况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代长短也。商鞅峭（七叫反）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恶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为不便。宜罢郡国榷酤酒关内铁官。”奏可。於是利复流下，庶人休息。

宣帝地节四年，诏：“盐，民之食，而贾咸贵，其减天下盐贾。”

元帝初元五年，罢盐铁官。

永光二年，复盐铁官。

成帝绥和二年，赐丞相翟方进策曰“百僚用度各有数。君增益盐铁，更变无常。朕既不明，随奏许可”，云云。方进自杀。

东汉郡有盐官、铁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

明帝时，官自鬻盐。

时贵，县官给用不足。尚书张林言：“盐，食之急，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诏诸尚书通议。朱晖等言：“盐利归官，则人贫怨，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言为然。

永平十五年，复置涿郡故安铁官。

肃宗建初中，议复盐铁官，郑众谏，以为不可。诏数切责，至被奏劾。众执之不移，帝不从。

按：盐铁官，显宗已尝置矣，今言复，岂中间尝罢邪？

和帝即位，罢盐铁禁。

诏曰：“昔孝武皇帝致诛胡、越，故榷收盐铁之利，以奉师旅之费。自中兴以来，匈奴未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休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顺圣旨，勉行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献帝建安初，置使者监卖盐。

时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馀万家，及闻本土安宁，皆企愿思归，而无以自业。於是卫觊议，以为：“盐者，国家之大宝，自丧乱以来放散，今宜依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归者，以供给之，劝耕积粟，以丰实关中。远者闻之，必多竞还。”魏武於是遣谒者仆射监盐官，移司隶校尉居弘农。流人果还，关中丰实。

後秦主姚兴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木皆有赋。群臣咸谏，以为天殖品物，以养群生，王者子育万邦，不宜节约，以夺其利。兴曰：“能逾关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损有馀以裨不足，何不可？”遂行之。

陈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税，遂从之。

後魏宣武时，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先是罢之，而人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能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复罢其禁，与百姓其之。

时御史中尉甄琛表称：“《周礼》，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为之厉禁。盖取之以时，不使戕贼而已。故虽置有司，实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未有为民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今县官鄣护河东盐池而收其利，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盖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贫？乞弛盐禁，与民共之。”录尚书、彭城王勰曰：“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宽田畴之赋；收关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谓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盐池之禁，为日已久，积而散之，以济国用，非专为供大官之用，宜如旧。”魏主卒从琛议。

致堂胡氏曰：“盐之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养人也。尽捐之民，则纵末作、资游惰；尽属之官，则夺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宝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为厉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则政平而害息矣。”

魏自弛盐禁之後，官虽无榷，而豪贵之家复乘势占夺，近池之人又辄障吝。神龟初，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等奏，请依先朝，禁之为便，於是复置监官以监检焉。其後更罢更立，至於永熙。自迁邺後，於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盐。沧州置灶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一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郸置灶四，计终岁合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八斛四斗。军国所资，得以周赡矣。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盐之政令，一曰散盐，煮海以成之；二曰监盐，引池以化之；三曰形盐，掘地以出之；四曰饴盐，於戎以取之。凡监盐每池为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

按：东南之盐，煮海而已；西北之盐，则所出不一，而名亦各异。《南史 张畅传》，魏太武至瓜洲，饷武陵王以九种盐，曰“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是魏主所食；黑者疗腹胀气满，细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疗目痛；柔盐不用食，疗马脊创；赤盐、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是也。

隋文帝开皇三年，先是尚依周末之弊，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是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於是吴盐、蜀麻、铜冶皆有税，市轻货繇江陵、襄阳、上津路转至凤翔。

唐贞元元年，河中尹姜师度以安邑盐池渐涸，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左拾遗刘彤请检校海内盐铁之利，从之。

彤上表曰：“臣闻汉孝武为政，厩马三十万，後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殚费之甚，实百当今。然而古费多而货有馀，今用少而财不足者何也？岂非古取山泽，而今取贫人哉！取山泽，则公利厚而人归於农；取贫人，则公利薄而人去其业。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职，轻重有术，禁发有时，一则专农，二则饶国，济入盛事也。臣实为当今疑之。夫煮海为盐，采山铸铁，伐木为室，丰馀之辈也。寒而无衣，饥而无食，佣赁自资者，穷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夺丰馀之人，蠲调敛重徭，免穷苦之子，所谓损有馀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谓然乎！臣愿陛下诏盐、铁、木等官各收其利，贸迁於人，则不及数年，府有馀储矣。然後下宽大之令，蠲穷独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虽戎狄未服，尧、汤水旱，无足虞也。奉天变，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议其可否，咸以盐铁之利，甚益国用，遂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俱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检校海内盐铁之课。至十年八月十日，敕：“诸州所造盐铁，每年合有官课。比令使人句当，除此更无别求。在外不细委知，如闻称有侵克，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检校，依令式收税。如有落帐欺没，仍委按察纠觉奏闻。其姜师度除蒲州盐池以外，自馀处更不须巡检。”

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盐州五原有乌池、白池、瓦窑池、细项池，灵州有温泉池、两井池、长尾池、五泉池、红桃池、回乐池、弘静池，会州有河池，三州皆输米以代盐。安北都护府有胡落池，岁得盐万四千斛，以给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十一，成州、州井各一，果、闻、开、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领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剑南西川院领之。梓、遂、绵、合、昌、渝、泸、资、荣、陵、简有井四百六十，剑南东川院领之。皆随月督课。幽州、大同横野军有盐屯，每屯有丁有兵，岁得盐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负海州岁免租为盐二万斛以输司农。青、楚、沧、海、棣、杭、苏等州，以盐价市轻货，亦输司农。天宝、至德，盐每斗十钱。乾元元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监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以法。及琦为诸州权盐铁使，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供费，盐铁使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於是上盐法轻重之宜，以盐利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晏又以盐生霖潦则卤薄，旱则土溜坟，乃随时为令，遣吏晓导，倍於劝农。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馀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监，岁得钱百馀万缗，以当百馀州之赋。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日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捕私盐者，奸盗为之衰息。然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馀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明年而晏罢。贞元四年，淮西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盐每斗亦增二百，为钱三百一十，其後复增六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为钱三百七十。江淮豪贾射利，或时倍之，官收不能过半，民始怨矣。刘晏盐法既成，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包佶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许以漆器、玳瑁、绫绮代盐价，虽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广虚数以罔上。亭户冒法，私鬻不绝，巡捕之卒遍於州县。盐估益贵，商人乘时射利，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伤财，当时病之。其後军费日增，盐价浸贵，有以数斗易盐一升。私粜犯法，未尝少息。顺宗时，始减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增安、涣阳、涂浍三监。其後盐铁使李奏江淮每斗减钱十以便民，未几复旧。方是时，盛贡献以固宠，朝廷大臣皆饵以厚货，盐铁之利积於私室，而国用耗屈，榷盐法大壤，多为虚估，率千钱不满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为使，以盐利皆为度支，物无虚估，天下粜盐税茶，其赢六百六十五万缗。初岁之利，如刘晏之季年，其後则三倍晏时矣。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馀万缗。四方豪商猾贾杂处解县，主以郎官，其佐贰皆御史。盐民田园籍於县，而令不得以县民治之。

元和中，皇甫钅专奏：“应管煎盐户及盐商，并诸监院停场官吏、所由等，前後制敕除两税外不许差役追扰。今请更有违越者，县令奏闻贬黜，刺史罚俸，再罚奏取旨施行。”从之。

贞元二十一年，停盐铁使月进。旧盐铁钱总悉入正库，以助给费，而主北务者稍以时市珍玩时新物充进献，以求恩泽。其後益甚，岁进钱物，谓之“羡馀”，而给入益少。及正元末，逐月有献，谓之“月进”，及是而罢。

宪宗之讨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钅专加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盐估以供军。贞元中，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至元和中，减死流天德五城。钅专奏论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没其车驴，能捕斗盐者赏千钱，州县团保相察，比於贞元加酷矣。自兵兴，河北盐法羁縻而已。至皇甫钅专又奏置榷盐使，如江淮榷法，犯禁岁多。

元和十三年，盐铁使程异奏：“应诸州府先请置茶盐店收税。伏准今年正月赦文，诸州府因用兵以来，或虑有权置职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断者。伏以榷税茶盐，本资财赋，赡济军镇，盖是从权，兵罢自合便停，事久实为重敛。其诸道先所置店及收诸色钱物等，虽非擅加，且异常制，伏请准赦文勒停。”从之。

按：皇甫钅专、程异皆聚敛小人。元和十三年，则宪宗平淮西之後，浸以骄侈，二人以进羡馀有宠为相之时也。然钅专加盐估，峻榷法，靡所不至，而异能上此奏，犹为彼善於此。史称异自知不合众心，能廉谨谦退，为相月馀，不敢知印秉笔，故终免於祸，观此奏，亦其一节也。

穆宗时，田弘正举魏博归朝廷，乃命河北罢榷盐。户部侍郎张平叔议榷盐法敝，请官自卖盐可以富国，诏公卿议其可否。中书舍人韦处厚、兵部侍郎韩愈条诘之，以为不可，遂不行。

愈奏略谓：“平叔请今州府差人自粜官盐，可以获利一倍。臣以为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籴盐多用杂物贸易。盐商则无物不取，或赊贷徐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铺自卖，利不关己，罪则加身，非得见钱，必不敢受，如此则贫者无从得盐，自然坐失常课，如何更有倍利？又欲令人吏将盐家至户到而粜之，必索百姓供应，骚扰极多。有贫家食盐至少，或有淡食，动经旬月，若据口给盐，依时徵价，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奸猾者转富，土著守业者日贫，若官自粜盐，不问贵贱贫富，四民僧道并兼游手，因其所食，尽输官钱；并诸道军、诸使家口亲族，递相影占，不曾输税，若官自粜盐，此辈无一人遗漏者。’臣以为此数色人等，官未粜盐之时，从来籴盐而食，不待官自粜然後食盐也。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则是天下百姓无贫富贵贱，皆已输钱於官矣，不必与国家交手付钱，然後为输钱於官也。”

时奉天卤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盐十二斤，利倍硷卤。文宗时，采灰一斗，比盐一斤论罪。开成末，诏私盐月再犯者，易县令，罚刺史俸；十犯，则罚观察、判官课料。宣宗即位，茶、盐之法益密，粜盐少、私盗多者，谪观察、判官，不计十犯。户部侍郎、判度支卢弘止以两池盐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舆更立新法，其课倍入，迁权盐使。以壕篱者，盐池之堤禁，有盗壤与鬻硷皆死，盐盗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两池盐盗贩者，迹其居处，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户盗粜二石，皆死。”是时，江、吴群盗以所剽物易茶盐，不受者焚其室庐，吏不敢枝梧，镇戍、场铺，堰埭以关通致富。宣宗乃择尝更两畿辅望县令者为监院官。户部侍郎裴休为盐铁使，上盐法八事，其法皆施行，两池榷课大增。其後兵遍天下，诸镇擅利，两池为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有，岁贡盐三千车。中官田令孜募新军五十四都，饣军转不足，仍倡议两池复归盐铁使，而重荣不奉诏，至举兵反，僖宗为再出，然而卒不能夺。

後唐同光三年，敕：“魏府每年所徵随丝盐钱，每两与减放五文，逐年卖蚕盐、食盐、大盐、甜次冷盐，每斗与减五十，栾盐与减三十。”

天成元年，敕：“诸州府百姓合散蚕盐，二月内一度散，依夏税限纳钱。”

晋天福元年，敕：“洛京洛管内所配人户食盐，起来年每斗放减十文。”

七年，宣旨下三司：“应有往来盐货悉税之，过税每斤七文，住税每斤十文。其诸道应有保属州府盐务，并令省司差人勾当。”

先是，诸州府除散蚕盐徵钱外，每年末盐界分场务，约粜钱一十七万贯有馀。言事者称，虽得此钱，百姓多犯盐法，请将上件食盐钱，於诸道州府计户，每户一贯至二百，为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兴贩，既不亏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诸处场务且仍旧。俄而盐货顿贱，去出盐远处州县，每斤不过二十文，近处不过一十文，掌事者又称骤改其法，奏请重置税焉，盖欲绝兴贩，归利於官。场院粜盐虽多，人户盐钱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按：盐之为利，自齐管仲发之，後之为国者，榷利日至。其初也，夺灶户之利而官自煮之，甚则夺商贩之利而官自卖之。然官卖未必能周遍，而细民之食盐者不能皆与官交易，则课利反亏於商税。於是立为蚕盐、食盐等名，分贫富五等之户而散抑配之。盖唐张平叔所献官自卖盐之策，而昌黎公所以驳议之者，其虑已略及此矣。迨其极也，则官复取盐自卖之，别取其钱，而人户所纳盐钱遂同常赋，无名之横敛永不可除矣。当时，江南亦配盐於民而徵米，在後盐不给而徵米如故，其历三百年而未除。宇县分割，国自为政，而苛敛如出一辙，异哉！周广顺二年，敕令庆州榷盐务，今後每青盐一石依旧抽税钱八百八十五陌、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钱五百八十五陌、盐五升，此外不得别有邀求。

青、白盐池在盐州北。唐朝元管四池：曰乌池、白池、瓦窑池、细项池。今出税置吏唯有青、白二池。

敕诸色犯盐、麴五斤以上，并重杖处死，以下科断有差；刮硷煎炼私盐所犯一斤以上断死，以下科断有差；人户所请蚕盐得将归茧供食，不得博易货卖，违者照私盐科断。州城、县镇郭下人户系屋税合请盐者，若是州府，并於城内请给；若是外县镇郭下人户，亦许将盐归家供食。仰本县预取逐户合请盐数目，攒定文帐部领人户请给，勒本处官吏及所在场务同点检入城。若县镇郭下人户城外别有庄田，亦仰本县预先分擘开坐，勿令一处分给供使。

三年，敕：“诸州府并外县镇城内，其居人屋税盐，今後不，其盐钱亦不徵纳。所有乡村人户合请蚕盐，所在州城县镇严切检校，不得放入城门。”

显德元年，上谓侍臣曰：“朕览食末盐州郡，犯私盐多於颗盐界分。盖卑湿之地易为刮盐煎造，岂惟违我榷法，兼又污我好盐。况末盐煎炼，搬运费用倍於颗盐。今宜分割十馀州，令食颗盐，不唯辇运省力，兼亦少人犯禁。”自是，曹、宋已西十馀州皆食颗盐（种者曰颗盐，出解州。煮者曰末盐，出濒海）。

三年，敕：“漳河已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场粜盐，今後除城郭草市内仍旧禁法，其乡村并不许盐货通商。逐处有咸卤之地，一任人户煎炼，兴贩则不得逾越漳河入不通商界。”

五年，既取江北诸州，唐主奉表入贡，因白帝以江南无卤田，愿得海陵盐监南属以赡军。帝曰：“海陵在江北，难以交居，当别有处分。”乃诏岁支盐三十万斛以给江南，士卒稍稍归之。

宋朝之制，颗盐出解州安邑、解县两池。以户民为畦夫，悉蠲其他役，每岁自二月一日垦畦，四月始种，八月乃罢，官廪给之。安邑池每户岁种盐千席，解池减二十席（至道二年，两池得盐三十七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此其最多之数也。大中祥符九年四月，陕西转运张象中言：“两池见贮盐三千二百七十六庵，计三亿八千八百八十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计直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十贯。虑尚有遗利，望行条约。”上曰：“地财之阜，此亦至矣，若过求增羡，虑有时而阙，不可许也。”）募兵百人，目为“护宝都”以巡逻之，以给本州及三京、京东之齐、兖、曹、濮、单、郓州、广济军，京西之滑、郑、陈、颍、汝、许、孟州，陕西之河中府、陕虢州、庆成军，河东之晋、绛、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怀州及澶州诸县之在南河者（郓、齐、宿州旧食末盐，建隆二年以溯流辇运劳费，始改食颗盐）。末盐煮海，则楚州盐城监岁煮四十一万七千馀石，通州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馀石，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馀石，给本州及淮南之庐、和、舒、蕲、黄州、无为军，江南之江宁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饶、信、歙、抚州、广德、临江军，两浙之常、润、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复、潭、鼎、鄂、岳、衡、永州、汉阳军（庐和舒蕲黄州、汉阳军旧通商、太平兴国二年始令官卖。信、歙旧食两浙盐，後改焉。江、浙旧皆禁，九年，盐铁使王明请开禁，计岁卖盐钱五十三万五千馀贯：二十八万七千馀贯给盐与民，随税收其钱；二十四万馀贯商人贩易，收其算。雍熙二年六月，依旧禁止）。海州板浦、惠泽、洛要三场岁煮四十七万七千馀石，涟水军海口场十一万五千馀石，以给本州军及京东之徐州，淮南之光、寿、濠、泗州，两浙之杭、苏、湖、常、润州、江阴军。密州涛洛场岁煮三万二千馀石，以给本州及沂、潍州。杭州场岁煮七万七千馀石，明州昌国东、西监三十万一千馀石，秀州场二十万八千馀石，温州天富南、北监，密缨、永嘉二场七万四千馀石，台州黄岩监一万五千馀石，以给本州及越、处、衢、婺州（越州旧有盐润监，岁煮三千馀石，後罢）。福州长清场岁煮五百一万五千馀斤，以给福建路（初得福建即禁盐，太平兴国八年开其禁，後复禁之。建、剑、汀尝食两浙盐，後改就本路）。广州东莞静安等十三场岁煮二万四千馀石，以给本州及封、康、英、韶、端、潮、连、贺、恩、新、惠、梅、循、南雄州，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旧潮州有松口等四场，岁煮以给本州及梅、循二州，雍熙四年废）。廉州白石、石康二场岁煮一百五十万斤，以给本州及容、白、钦、化、蒙、龚、藤、象、宜、柳、邕、浔、贵、滨、梧、横、南、仪、郁林州。又高、窦、春、雷、融、琼、崖、儋、万安州各煮以给本州，无定额。大率煮海有亭户、盐丁，鬻於官或折租税，亦有役军士定课煮者（通、泰亭户每一石并耗三石，给钱五百文，以布帛茶米充直，民甚苦之，开宝七年始诏并给实钱。初平岭南，令民煮盐，以百一十斤为石，给钱二百，後廉州言盐田荒秽，民新锄治，旧盐课月八石至三石，凡五等，不能充其数，望差减之，诏蠲其半）。又有滨州场，岁煮二万一千馀石，以给本州及棣、祁州杂支，并京东之青、淄、齐州（旧滨、棣二州禁榷，雍熙二年令通商）。煮井者，益州路则陵井监及二十八井，岁煮一百十四万五千馀斤（乾德五年，伪蜀知陵井监任元吉始请凿五井煮监，是岁得八十万斤，擢元吉永清令，是後浸增其数），绵州二十四万馀斤，邛州九井二百五十万斤，眉州一井一万馀斤，简州十九井二十七万斤，嘉州十五井五万九千馀斤，雅州一井一千六百馀斤，汉州一井五百馀斤。梓州路则梓州一百四十八井三百六十六万馀斤，资州九十四井六十四万二千馀斤，遂州三十五井四十一万六千馀斤，果州四十三井十四万六千馀斤，普州三十八井二十二万九千馀斤，昌州四井四万馀斤，泸州氵育井监及五井七十八万三千馀斤，富顺监十四井一百一十七万三千馀斤。利州路则阆州一百二十九井六十一万馀斤。夔州路则夔州永安监十一万七千馀斤，忠州五井五十一万三千馀斤，达州三井十九万馀斤，万州五井二十万九千馀斤，黔州四井二十九万七千斤，开州一井二十万四千斤，安军安监及一井八十一万四千馀斤，大宁监一井一百九十五万馀斤。以各给本路。监则官掌，井则土民斡鬻，如数输课，听往旁境贩卖，唯不得出川峡（川峡盐，初承伪制，官鬻之。开宝七年，诏斤减十钱，又令斡鬻，其羡利者但输十之九。太平兴国二年，右拾遗郭泌上言：“剑南诸州官粜盐，斤为钱七十。盐井深，煮盐极苦，樵薪益贵，辇置弥艰，加以风水之虞，或至漂丧。而豪民黠吏相与为奸，贱籴於官，贵粜於民，至有斤获钱数百者。有司亏失岁额，而民不得贱盐。望稍增旧价为百五十文，则豪猾无以规利，民有望以给食矣。”从之。有司言：“昌州岁收虚额盐万八千五百馀斤，乃开宝中知州李佩率意掊敛，以希课最，废诸井薪钱，於岁额外课部民煮盐。民不习其事，甚以为苦，至破产不能偿其数，多流移入他部，而积年之征不可遽免。欲均於诸州，作两税草估钱米以输官。”诏悉除之，其旧额二万七千六十斤即令井户煮焉。端拱元年七月，以西川食盐不足，许商人贩阶、文州青、白盐，陕路井盐、永康军崖盐入川勿收算。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诏泸州南井灶户遇正、至、寒食各给假三日，所收日额仍与除放；三年正月，减泸州氵育井监课盐三之一）。煮卤者，并州永利监（本名河东榷盐院，咸平四年改名）岁煮十二万五千馀石，以给本州及忻、代、石、岚、宪、辽、泽、潞、麟、府州、威胜、岢岚、火山、平定、宁化、保德军，许商人贩卖，如川峡之制。凡颗、末盐，皆以五斤为斗。颗盐卖价，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末盐卖价，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钱，有二十一等（开宝初，尝诏诸州卖盐斤六十钱者减为五十，四十者为三十，後颗盐减至四十四。九年，又减四钱。太平兴国初，新禁榷之地以转送回远，又有增颗盐至五十、末盐至四十钱处。至道二年，杨允恭等复请定和州、无为军斤三十六，舒、庐州加二钱，蕲、黄、濠、寿州又加二钱，安、复州又加二钱，止於四十四钱）。至道末，卖颗盐钱七十二万八千馀贯末盐一百六十三万三千馀贯。凡禁榷之地，官立标识，候望以晓民。其颗盐通商之地，京西则蔡、襄、邓、随、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阳军，陕西则京兆、凤翔府、同、华、耀、乾、商、泾、原、、宁、仪、渭、、坊、丹、延、环、庆、秦、陇、凤、阶、成州、保安、镇戎军（旧缘边诸州兼食乌、白池之青、白盐。淳化三年，陕西转运郑文宝以李继迁叛逆，请禁止之，许商人贩解池盐，可以资国计，诏可，自陕以西收私市者抵死。其後戎人乏食，复商贩。解盐利薄，多取他径趣唐、邓，以邀善价，吏不能禁，关陇民无盐食。四年八月，除其禁。咸平中，有请官运解盐，就边州置吏鬻之，命度支使梁鼎驰往经画。度支员外郎李士衡上言：“辇运劳民非便，请行解盐通商。”从之，而以旧榷年额钱分配诸州，随税输纳。景德三年，士衡又言京兆、同、华、耀钱额多，请减十之二，诏悉除之），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蔡、襄等州及安、复、商州旧通商，太平兴国初，令商、蔡食解盐，馀食海盐，并官卖。後以运路不通，复许通商，唯安、复则禁之）。末盐运商之地，京东则登、莱州，河北则大名真定府、贝、冀、相、卫、邢、、深、赵、沧、磁、德、博、棣、祁、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清、通利、永静、乾宁、定远、保定、广信、安肃、永定军（河北旧禁盐，建隆四年，始令邢、、磁、镇、冀、赵六州城外二十里通行盐商。开宝三年，悉罢榷，官收其算，斤一钱，往卖者倍之。旧榷利钱均赋城郭居民，及门户形要户，随夏税输之，亦差减旧数）。

五代时，盐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盐阑入禁地法，贸易至十斤、煮硷至三斤乃坐死，民所受蚕盐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上请。三年，增阑入三十斤、煮硷至十斤坐死，蚕盐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後每诏优宽，至太平兴国二年，乃诏阑入至二百斤以上，煮硷及主吏盗贩至百斤以上，蚕盐入城市五百斤以上，并黥面送阙下。

止斋陈氏曰：“国初，盐荚只听州县给卖，岁以所入课利申省，而转运司操其赢，以佐一路之费，初未有客钞也。雍熙二年三月，令河东，北商人如要折博茶盐，令所在纳银，赴京请领交引。盖边郡入纳算请，始见於此。端拱二年十月，置折中仓，令商人入中斛斗，给茶盐钞。盖在京入中斛斗算请，始见於此。天圣七年，令商人於在京榷货务入纳钱银，算请末盐。盖在京入纳见钱算请，始见於此。而解盐算请，始天圣八年；福建、广东盐算请，始景二年。京师岁入见钱至二百二十万，诸路斛斗至十万石（见是年八月淮南、江、浙、荆湖、福建等路提举盐事朱某奏）。祖宗之意，虑客钞行而州县之盐不足，则为之限制（至道二年二月，敕江、浙、淮南官卖盐，并赴永丰、盐城监般请，其海陵监应副客人；至解盐则以唐、邓、商、均等十一州为在京入纳金银交引地分，永兴、凤翔等二十五州为陕西入纳粮草交引地分。可谓详密矣），熙、丰新法，增长盐价（福建路祖额卖盐收到二十七万三百馀贯，自推行盐法，於元丰二年收到四十六万五千三百馀贯，三年收六十万馀贯，见转运司贾青奏。河北路自元丰七年正月推行盐法，至十一月终，收盐息钱二十六万五千贯，充便籴司籴本，见元丰八年四月六日敕。可以略见当时盐课）。於是河北复官盐，而广盐亦通入江、湖，置便籴司，以所封椿诸路增剩盐利钱充籴本。元裁损剩数，且罢封椿。三年，令任公裕裁定增损九路盐价，未几，复新法。绍圣三年二月，江、湖、淮、浙六路，通算钞引见钱充足。元八年，年额外有增收到五分入朝廷封桩，五分转运司。元符元年九月，令福建准此。崇宁元年二月，敕盐钞每一百贯於在京入纳九十五贯，於请盐处纳充盐本，其绍圣三年五分指挥不行。自二年十二月行法，至三年十一月，在京已及一千二百馀万贯，遂尽罢，诸路官以盐钞每百贯拨一贯与转运司。於是东南官卖与西北折博之利尽归京师，而州县之横敛起矣。”

开宝七年，诏三司校诸州盐、麴、市征、地课而殿最之。

令诸州知州通判官、兵马都监、县令所掌盐、麴及市征、地课等，并亲临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满较其殿最，欺隐者置於法。募告者，赏钱三十万。

止斋陈氏曰：“太平兴国以後，虽有比较岁入增亏酬奖之法，而累朝多不果行。至景德以後，且有诸盐场监受课出剩不得理为劳绩。嘉赦文，又申严希求恩赏，苛阻商旅之禁。至熙宁五年，始令逐年转运司每岁比较州县盐酒课利最多最少者两处，开坐增亏及知、通、令、尉名衔闻奏，当行赏罚，合黜者不以去官赦降原减。”

雍熙四年，禁代州宝兴军等处民私市北虏骨堆渡及桃山盐，犯者论罪有差。

雍熙後，以用兵乏馈饷，令商人输刍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给以颗、末盐。

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江、淮茶盐。

咸平四年十月，秘书丞、直史馆孙冕上言曰：“茶盐之制，利害相须。若或江南、荆湖通商卖盐，缘边折中粮草，在京纳金银钱帛，则公私皆便，为利实多。今若便放行，即南中州军且令官卖。商人既已入中，候其换易交引，往至亭场，川路遐，风波阻滞，计须二年以上，方到江、潭。未即，官卖盐课已倍获利入，纵其坌集，稍侵官卖之额，然以增补亏，於官无损，缘边入中又委输愈多。况三路官卖旧额止百三十万贯，臣计在北所入已多，在南所亏至少，旧额钱数必甚增盈。其淮南禁盐，有长江之限，但严切警巡，明立赏罚，则官卖盐课，必不亏悬。设使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之後，官吏怠慢，或至年额稍亏，则国家以折中粮草赡得边兵，以中纳金银实之官库，且免和雇车乘，差扰户民，冒涉凛寒，经历遐远。借加荆湖运钱万贯，淮南运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穷边，则官费民劳，何啻数倍！”诏吏部侍郎陈恕等议其事。恕等上议曰：“江、湖之地，素来官自卖盐，禁绝私商，良亦有以。盖由近煮海之地，自犯禁之人，官得缗钱，颇资经费。且江、湖之壤，租赋之中，帛虽多，钱刀盖寡。每岁买茶入榷，市铜铸钱，准粮斛以益运输，平金银以充贡入。乃至京师便易，南土支还，赡用之名，实藉盐钱助，居常度费，犹或阙供。今若悉许通商，则必顿无储拟，未有别钱备用，盐法讵可更张？且变制改图，事非细故，若匪官盐住卖，则又私商不行。即令住卖官盐，立乏一年课额。况行商算画，必务十全，岂有江、湖官犹卖盐，边塞私肯入粟？假令敢入私物，获请官盐，首初运到江、湖，必须官私竞贸。既而官价高大，私价低平，多粜商盐，则官盐不售；并依官价，则私价太高。公私两途，矛盾不已，则官利失而私商困矣。况不即住卖而望商人入中藁粟者，未之有也；既入中藁粟而望课利不亏者，亦未之有也。向者淮南通商，亦於边上折中，一岁之内，入数甚微，粮则不及万锺，草则多无一束。近者陕西盐法，亦令纳秸资边，一年之，数亦无几。全亡实验，但有虚名。江、湖若放通商，淮南亦须撤禁。三处既私商杂扰，两浙必官盐流离，透漏侵淫，禁不可止。乍变易则江、湖为首，终紊乱则淮、浙相兼，大失公储，莫救边备，若以施之於今日，窃恐未为叶宜也。”诏从之。

榷矾者，唐於晋州置平阳院以收其利，开成三年，度支奏罢之，以矾山归州县。五代以来，创务置官吏。宋朝之制，白矾出晋慈坊州、无为军、汾州之灵石县（无为军场曰昆山，自大中祥符元年後，以停积颇多，权罢煮造。灵石场，至道初废，景德元年复置，大中祥符八年又废，其矾徙就晋州。慈州场，曰芥泉），绿矾出慈隰州，池州之铜陵县（隰州场，太祖时以地接河东伪境，罢之。太平兴国八年，本州牙吏卜美请募工造镬煮矾，输官课，诏从其请。铜陵场，雍熙二年废，天禧五年复置。又汾州灵石亦有绿矾），各置官典领，有镬户煮造入官。市晋、汾、慈州矾，以一百四十斤为一驮，给钱六千（给见钱三之二，馀准以茶丝）。隰州矾驮减三十斤，给钱八百。博卖白矾价：晋州每驮二十一贯五百，慈州又增一贯五百，绿矾：汾州每驮二十四贯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驮四贯六百，皆博卖於人。又有散卖者，白矾：坊州斤八十钱，汾州百九十二钱，无为军六十钱；绿矾，斤七十钱。至道中，白矾岁课九十七万六千斤，绿矾四十万五千馀斤，卖钱十七万馀贯。贞宗末，白矾增二十万一千馀斤，绿矾增二万三千馀斤，卖钱增六万九千馀贯。建隆三年，诏禁商人私贩幽州矾，官司严捕没入之。其後定令，私贩河东幽州矾一两以上，私煮矾三斤及盗官矾至十斤者，弃市。开宝三年二月，增私贩至十斤，私煮及盗满五十斤者死，馀论罪有差。太平兴国初，以岁鬻不充，有司请严禁法，诏私贩化外矾一两以上及私煮至十斤，并如律论决，而再犯者悉配流，远复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州官矾滞积，盖小民多就山谷僻奥处私煮，以侵其利，而绿矾价贱，不可以晋州矾均法。”诏如犯私茶论罪。

建隆时，命晋州制置矾务，许商人输金帛丝绵茶及缗钱，官以矾偿，凡岁增课八十万贯。淳化初，有司言：“国家以见钱酬矾直，商客以陈茶入博，有利豪商，无资国用。请今後惟以金银见钱入博。”从之。

止斋陈氏曰：“太祖矾禁为契丹、北汉设也，其後并盐、酒皆榷之，非本意也。”

●卷十六 征榷考三

○盐铁（矾）

仁宗时，诏天下茶盐酒税取一岁中数为额，後虽羡益勿增，无得抑配人户苛阻商旅。

天圣八年，上书者言：“县官禁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校。请听通商，平估以售，可宽百姓之力。”乃诏罢三京、二十八军州榷法，听商贾入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自是，商贾流行，然税课之入官者颇耗。自元昊反，聚兵西边，用度不足，因诏入中他货，予券偿以池盐。由是羽毛，筋角、胶漆、钱炭、瓦木之属，一切以盐易之。猾商贪贾乘时赇吏为奸，至入椽木二，估千钱，给钱一大席，为盐二百二十斤。虚费池盐，不可胜计，盐直益贱，贩者不行，公私无利。朝廷知其弊，乃诏复京师榷法，凡商人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皆计直输亏官钱。内地州军民盐，悉收市入官，官为置场，增价而出之。复禁永兴、同、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军商盐，官自辇运，以衙前主之。又禁商盐私入蜀，置折博务於永兴、凤翔，听人入钱若蜀货，易盐趋蜀中以售。自禁榷之後，量民资厚薄，役令免车转致诸郡，道路縻费，役人竭产不能偿，往往亡匿，关内骚然。所得盐利，不足以佐县官之急。并边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岁费京师钱币，不可胜数，帑藏愈虚。太常博士范祥乃请旧禁盐地一切通商，盐入蜀者亦恣不问；罢并边九州军入中刍粟，第令入实钱，以盐偿之。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南、西盐，第优其估；东、南盐又听入钱永兴、凤翔、河中，岁课入钱（凡通商州军，在京西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筑盐池则为东盐）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即池验券，按数而出，尽弛兵民辇运之役。诏从之。数年，滑商贪贾无所侥幸，关内民安其业。其後三司言京师商贾罕至则盐直踊贵，请得公私并贸，而馀则禁止官鬻，皆从之。两池岁役畦户以解、河中、陕、虢、庆成民为之，官司旁沿侵剥为苦，乃诏三岁一代。尝积逋盐课至三百三十七万馀席，诏蠲其半。中以积盐多，特罢种盐一岁，或二岁、三岁，以宽其力。其後减畦户半，又稍佣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无追逮侵剥之扰。

沈氏《笔谈》曰：“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是悉免。行之既久，盐价时有低昂，又於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盐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年，至今以为利。”

青、白盐出乌、白池，西羌擅以为利。自李继迁叛，乃禁毋入塞，未几罢。庆历中，元昊纳款，请岁入十万石售於县官，谏官孙甫等言：“辇运疲劳。又并边户尝言青盐价贱而味甘，故食解盐者少，虽刑不能禁。今若许之，则并边蕃汉尽食羌人所贩青盐，不能禁止，解盐利削，陕西财用屈矣。”乃不许其请。

庆历元年冬，以淄、潍、青、齐、沂、密、徐、淮扬八州军仍岁凶灾，乃诏弛禁，听人贸易，官收其算，而罢密、登岁课，第令户输租钱。其後郓、兖皆以壤地相接，请罢食池盐，得通海盐，收算如淄、潍等州，许之。自是，诸州官不贮盐，而岁应授百姓蚕盐皆罢给，然百姓输蚕盐钱如故。至和中，始诏百姓输钱以十分为率，听减三分云。

河北沧、滨二州盐，自开宝以来，听人贸易，官收其算，岁为额钱十五万缗。上封者请禁榷以收其利，余靖为谏官，言：“前岁军兴以来，河北拣点义勇及诸色科率，数年未得休息。臣尝痛燕蓟之地陷虏且百年，而民无南顾之思者，戎狄之法大率简易，盐、麴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太祖皇帝特推恩以惠河朔，故许通盐商，止令收税。若一旦榷绝，价必腾踊，民苟怀怨，悔将何及。伏缘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惟刮硷煎之以纳二税，今若禁止，便须逃亡。盐价若高，犯者必众，近民怨望，非国之福。”其议遂寝。後王拱辰为三司使，复建议榷二州盐，下其议。鱼周询等以为不可，请重算商人，可得缗钱七十馀万。上曰：“使人顿食贵盐，非朕之意。”於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张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钱而弛其禁，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盗贩不已，若榷之则盐贵，虏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虏获福也。虏盐滋多，非用兵不能禁，边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上大悟，立以手诏罢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为佛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书北京。後父老过其下辄流涕。

按：授人以盐而徵其钱，谓之蚕盐，行之京东诸路；免盐之榷而均诸税，谓之两税盐钱，行之河北，皆五代法也。及其弊也，盐不给而徵钱如故，税已纳而禁榷再行。盖误以二者为经常之赋而不知其源出於盐也。河北之榷，方平言之，仁皇听之，惠及一道矣；独蚕盐钱之输，未有能如方平者力言之，至和中仅免其十之三。惜哉！

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盐之入官，淮南、福建斤为钱四，两浙杭、秀为钱六，温、台、明亦为钱四，广南为钱五。其出，视去盐道里远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缗钱、粟帛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乾兴元年，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会通、泰鬻盐岁损，所在贮积无几，因罢入粟帛，第令入钱，久之，积盐复多。明道二年，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砂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继而莫能止。比岁运河浅涸，漕挽不行，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又亭户输盐，应得本钱或无以给，故亭户贫困，往往起为盗贼，其害如此。愿得权听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钱京师，又置折博务於扬州，使输钱及粟帛，计直予盐。盐一石约售钱二千，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三千万以资国用，一利也；江、湖远近皆食白盐，二利也；岁罢漕运縻费，风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时漕盐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五利也。赡国济民，无出於此。”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亦以疏通盐利为言，即诏翰林侍读宋绶、枢密直学士张若谷、知制诰丁度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议可否。皆以为听通商则恐私贩肆行，侵蠹县官，请敕制置司益漕船运至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盐；复天禧元年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在通、泰、楚、海、真、扬、涟水、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馀州厅县镇，毋至乡村；其入钱京师者增盐予之，并敕转运司经画本钱，以偿亭户。诏皆施行。

景二年，三司言诸路博易无利，遂罢，而入钱京师如故。

康定元年，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予之，而河北复出三税法，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然东西盐利特厚，商旅不愿受金帛，皆愿得盐。

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无赖之徒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江、淮虽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建之汀州与虔接，虔盐既不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既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梅、循、惠、广八州之地。所至污人妇女，掠人帛，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粜盐岁才及百万斤，朝廷以为患。职方员外郎黄炳请增近岁所增官估，斤为钱四十，以虔州十县五等户夏秋税率百钱令籴盐二斤，随夏税钱入偿官。从之。然岁才增粜六十馀万斤。江西提点刑狱蔡挺乃令民首纳私藏带兵械，以给巡捕吏兵，而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十斤、徒不及五人、不以兵甲自随者，止输算勿捕。淮南既团新纲漕盐，挺增为十二纲，纲二十五艘，锁伏至州乃发。输官有馀，则以畀漕舟吏卒，官复以半贾取之，繇是减侵盗之敝，盐遂差善。又损粜价，岁课视旧增至三百万馀斤，乃罢扶等所率籴盐钱。

嘉间，两浙转运使沈立、李肃之奏：“本路盐课缗钱岁七十九万，嘉三年才及五十三万，而一岁之内，私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其弊在於官盐估高，私贩不止，而官课益亏。请榷官估，罢盐纲，令铺户衙前自趋山场取盐，如此则盐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课必溢。”诏从之。

皇以来，屡下诏书，命亭户给官本皆以实钱，其售额外盐者，给粟帛必良，逋岁课久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甚厚，而有司罕能承上意焉。蜀煮井为盐者，井源或发或微，而责课如故，任事者多务增课以为功，贻患後人。朝廷切於除民害，尤以远人为意，有司上言，辄为蠲减，前後不可悉数。

鬻硷为盐，大抵硷土或厚或薄，薄则利微，铛户破产不能足其课。至和初，韩琦请户满三岁，地力尽，得自言，摘他户代之。明年，又诏铛户输岁以分数为率，蠲复有差，遇水灾，又听得他户代役，百姓便之。矾初亦官置务煮之，天圣已後，听民自煮，官置场售之，私售矾禁如私售茶法。两蜀旧亦榷矾，天圣诏弛其禁。初，晋、慈矾募人入金帛茶丝易之。其後，河东转运使薛颜请一切入缗钱，以助边籴。久之矾积益多，复听入金帛、刍粟。刍粟虚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斗粟直钱百，估增至三百六十，矾之出官为钱二万一千五百，才易粟六石，以麟州粟实直较之，为钱六千，而矾一驮已费本钱六千。县官徒有榷矾之名，其实无利。嘉六年，乃罢入刍粟。复令入缗钱。矾以百四斤为一驮，入钱京师榷货务者，为钱十万七千；入钱麟、府州者，又减三千，自是，商贾不得专其利矣。

神宗熙宁七年，中书议陕西盐钞大出，多虚钞而盐益轻，以钞折兑粮草，有虚抬边籴之患，请用西蜀交子法，使其数与钱相当，可济缓急。诏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又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

八年，中书又言：“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则钞贱而籴贵，故出钞不可无限。然入中商人或欲变易见钱，而官不为买，即为兼并所抑，则钞价贱。而边境有急，钞未免多出，故当置场，以市价平之。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以当用钞数立额。永兴军遣官买钞，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即民钞多而滞，则送解池毁之。”诏从其请。然有司给钞溢额，犹视其故。

旧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卖解盐，於是开封府界阳武、酸枣、封邱、考城、东明、白马、中牟、陈留、长垣、胙城、韦城，曹濮澶怀济单解州、河中府等州县，皆官自卖。未几，复用商人议，以唐邓襄均房商蔡郢随金晋绛虢陈许汝颖隰州、西京、信阳军通商，畿县及澶、曹、濮、怀、卫、济、单、解、同、华、陕、河中府、南京、河阳，令提举解盐司运盐卖之。

自禁榷之後，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其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重赏构捕私盐，民骚怨。盐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二缗有馀，商不入粟，边储失备，乃议所以更之。皮公弼、沈括等言官卖当罢。於是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陈留、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听通商，其入不及官卖者，官复自卖；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阳武、酸枣、封邱、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官卖如故。又诏商盐入京，悉卖之市易务，每席无减千；民盐皆买之市易务，私与商人为市，许告，没其盐。又诏京师置七场，买东、南盐钞，市易务计为钱五十九万三千馀缗，三司阙钱，请颇还其钞，令卖之於西，买者其三给钱，其七准缘边价给新引，庶得民旧钞，而新引易於变易。诏用其议。

哲宗元元年，户部及陕西制置解盐司议：“延、庆、渭、原、环、镇戎、保安、德顺等八州军皆禁榷，官自鬻，以万五千五百席为额，听商旅入纳於八州军折博务，算给交引，一如范祥旧法。其出卖到盐钱，以给转运司籴买。”从之。

徽宗崇宁元年，解州贾考南北团池修治畦眼，拍磨布种，通得盐百七十八万二千七百馀斤，州具以闻。初，解梁之东有大盐泽，绵亘百馀里，岁得亿万计。自元符元年，霖潦池坏，至是，乃议修复。四年，池成，凡开二千四百馀畦，百官皆贺。其役内侍王仲千实董之，仲千以额课敷溢为功。然议者或谓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风，须臾成盐，其利则博，苟欲溢额，不俟风日之便，厚灌以水，积水而成，味苦不口。

沈氏《笔谈》曰：“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唯中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尧梢水，一谓之巫咸河。大卤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盐。唯巫咸水人，则盐不复结，故人谓之“无咸河”，为盐泽之患，筑大堤以防之，甚於备寇盗。原其理，盖巫咸乃浊水，入卤中则淤淀卤脉，盐遂不成，非有他异也。”又曰：“盐之品至多，前史所载，夷狄自有十馀种，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今公私通行者四种：末盐、颗盐、井盐、崖盐是也。唯陕西路颗盐有定课，岁为钱二百三十万缗，自馀盈虚不常，大约岁入二千馀万缗。唯末盐岁自抄三百万缗，供河北边籴，其他皆给本处给费而已。缘边籴买仰给於度支者，河北则海、末盐，河东、陕西则颗盐及蜀茶为多。运盐之法，凡行百里，陆运斤四钱，船运斤一钱，以此为率。

祖宗以来，行盐钞以实西边。其法：积盐於解池，积钱於在京榷货务，积钞於陕西沿边诸郡，商贾以物解至边入中，请钞以归。物斛至边有数倍之息，惟患无回货，故极利於得钞，径请盐於解池。旧制，通行解盐池甚宽。或请钱於京师，每钞六千二百，登时给与，但输头子等钱数十而已。以此，所由州县，贸易炽盛，至为良法。崇宁，蔡京始变盐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欲囊括四方之钱尽入中都，以进羡要宠，钞法遂废，商贾不通，边储失备。东南盐禁加密，犯法被罪者众，民食盐杂以灰土，解池天产美利，乃与粪壤俱积矣。大概常使见行之法售给不通，辄复变易，名对带法，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循环者，已积卖钞，未授盐，复更钞；已更钞，盐未给，复贴输钱，凡三输，始获一直之货。民无赀更钞，已输钱悉乾没，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纟而死者。时有魏伯刍者，本三省大胥也，蔡京委信之，专主榷货务。政和六年，盐课通及四千万缗，官吏皆进秩。七年，又以课羡第赏。其後，伯刍年除岁迁。官通议大夫、徽猷阁待制，既而党附王黼，京恶而黜之。伯刍非有心计，但与交引户关通，凡商旅算请，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纳之数，务入纳数多，以昧人主而张虚最。初，政和再更盐法，伯刍方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开阖利柄，驰走商贾，不烦号令，亿万之钱，辐辏而至，御府须索，百司支费，岁用之外沛然有馀，则榷盐之入可谓厚矣。顷年盐法未有一定之制，随时变革以便公私，防闲未定，奸弊百出。自政和立法之後，顿绝弊源，公私兼利。异时一日所收不过二万缗，则已诧其太多，今日之纳乃常及四五万贯。以岁计之，有一郡而客钞钱及五十馀万贯者，处州是也；有一州仓而客人请盐及四十万袋者，泰州是也。新法於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万贯，虽传记所载贯朽钱流者，实未足为今日道也。伏乞以通收四千万贯之数宣付史馆，以示富国裕民之政。”小人得时骋志，无所顾惮，遂至於此。於时御府用度日广，课入欲丰，申岁较季比之令，在职而暂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计折，害法者不以官荫，并处极坐，微至於盐袋鲞盐，莫不有禁，州县惟务岁增课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厉。七年，乃降御笔：“昨改盐法，立赏至重，抑配者众，计口敷及婴孩，广数下逮驰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叹。悉从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严近制，改奉新钞。”盖帝意未尝不欲审法定令，宽济斯民。有司不能将明帝恩，故比较已罢而复用，钞札既免而复行，盐囊增饶而复止，一囊之价裁为十一千，既又复为三十三千矣，民力因以扰匮，盗贼滋焉。

南盐　熙宁五年，卢秉提点两浙刑狱，仍专提举盐事。令盐场约得盐之多寡而定其分数，自六分至十分；三灶至十为一甲，而煮盐地什五其民，以相讥察；及募酒坊户愿占课额，取盐於官卖之，月以钱输官，毋得越所酤地；又严捕盗贩，刑禁苛酷。蹇周辅措置福建盐，以建、剑、汀、邵武官卖盐价苦高，漳、泉、福、兴化煮盐价贱、故多盗贩卖於贵处，请减建、剑、汀、邵武盐价，募上户为铺户，官给券，定月所卖，从官场买之，如是则民易得盐，盗贩不能规厚利。周辅又措置江西盐法，言汀州运路险远，淮盐至者不能多，请罢运淮盐，通搬广盐一千万斤於江西虔州、南安军，复均淮盐六百一十六万斤於洪、吉、筠、袁、抚、临江、建昌、兴国军，以补旧额。大率峻剥民，民被其害。哲宗即位，御史言周辅议江西盐法掊刻诞谩，乃削职贬官。

河北盐　旧不榷。熙宁八年，三司使章言河北、陕西并为边防，今陕西榷盐而河北独不榷，此祖宗一时误恩，请遣使诣海阳及煮小盐州县（小盐，伪盐也），与两路转运司度利害施行。而文彦博论其不便，诏如旧。元丰三年，京东转运李察言，南京、济、濮、曹、澶行解盐，馀十有二州行海盐，请用今税法置买盐场，尽灶户所煮盐，官自卖之，禁私为市。岁收钱二十七万三千馀缗。而息几半之。乃诏以京东法榷之河北，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尽榷卖以增其利。哲宗即位，监察御史王岩叟言其不便，遂罢河北榷法。绍圣中复之。

河东盐　熙宁八年，三司使章言：“东西永利两监，盐岁课旧额二十五万馀缗。自许商人入中粮草，增饶给钱支盐，商人得钞千钱，售价半之，县官阴有所亡，坐贾获利不赀。又私盐不禁，岁课日减，今才十万四千馀缗，若计粮草虚估，官才得实钱五万馀缗，视旧亏十之八。请如解盐例，募商人入钱请买，或官自鬻，重私贩之禁，岁课且大增，并边市粮草，一用见钱。”乃诏官自运盐，鬻於本路。知太原府韩绛言其不便，请通商，乃令商人输钱於边，给券，於东西监请盐，以除加饶折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卖地，即官盐已运至场务者，令商人买之，加运费。

蜀盐　熙宁中，患井盐不可禁，欲尽实私井而运解盐以足之，修起居注沈括以为不可，遂寝。九年，刘佐入蜀经度茶事，乃岁运解盐十万席，未几，罢之。崇宁二年，川峡利、洋、兴、剑、蓬、闻、巴、绵、汉、兴元府等州，并通行东北盐。四年，梓、遂、夔、绵、汉、大宁监等盐仍旧鬻於蜀，惟禁侵解池盐。

蚕盐　熙宁五年，京西漕臣陈知俭言蚕盐畸零，非民所愿，乃罢之，第令输钱。七年，复诏开封府界蚕盐折以粮者，三等户以下许代以钱，愿输本色者听。元初，有司言罢所蚕盐，而令虚纳盐钱，於义未安，乃诏旧经蚕盐处仍旧散敛。有司复奏府界、京西、京东等路用蚕盐三万二千五十席，预出盐引，募人算请於解盐司以给用。六年，徐州、淮阳军仍旧散敛，京东及晋、绛、隰、磁州皆罢。元符三年，重定散蚕盐给纳之限，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澶州皆罢。初，东南岁支蚕盐，即不欲盐，计其数输价钱六分，如京东、西之制。政和三年，虑州县抑民，诏罢两浙、淮南支，其江、湖四路下盐事、常平司共相度闻奏。後遂诏淮、浙支蚕盐去处，依市卖客盐价例支给价钱，散依旧，来数输纳物帛，其丁口盐钱亦依上件指挥散纳。中兴後，亦不复散盐，而差损民所纳之直。

东莱吕氏曰：“《洪范》，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润下，润下作咸，此盐之根原。五行之气无所不在。水周流於天地，润下之性无所不在。其味作咸，凝而为盐，亦无所不在。种类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地。三者盐之尤多，世共知之。如青州出於东井，幽蓟东海、岭南南海皆出於海，剑南西川出於井，如河东盐出於池，如解池，盐之尤著者，大略三种。三种之外，所出亦多。如河北有卤地，此出於地者；如永康军盐出於崖，此出於山者。又有出於石，出於木，品类不一。大抵盐生民之日用，不可一日缺者，所以天地之，无处不有。自《禹贡》青州贡盐、，此海盐之见於经。三代之时，盐虽入贡，与民共之，未尝有禁法。自管仲相桓公，当时始兴盐，以夺民利。自此後，盐禁方开。虽汉兴除山泽之禁，到武帝时，孔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盐始禁榷。至昭帝之世，召贤良文学论民疾苦，请罢盐铁，又桑弘羊反覆论难，所以盐榷不能废。元帝虽暂罢之，卒以用度不足复建。自此之後，虽盐法有宽有急，然禁榷与古今相为终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开，一开不可复塞。於是论其作俑出於管仲，计近功浅效，夺民利以开盐禁，自此天下之盐皆入禁榷。论禁榷之利，惟是海盐与解池之盐，最资国用。南方之盐皆出於海，北方之盐皆出於池。如蜀中井盐，自赡一方之用，於大农之国计不与焉。前代盐法兴衰皆不出於所论，今且论本朝盐本末。本朝就海论之，惟是淮盐最资国用。方其国初，钞盐未行，是时，建安军置盐仓，乃令真州发运。在真州，是时，李沆为发运使，运米转入其仓，空船回，皆载盐，散於江、浙、湖、广。诸路各得盐，资船运而民力宽，此南方之盐，其利广而盐榷最资国用（至道二年十一月，西京作坊使杨允恭言：“淮南十八州军，其九禁盐，馀不禁。商人由海上贩盐，官倍数而取之，至禁盐地，则上下其价。民利商盐之贱，故贩者益众，至有持兵器往来为盗者。且行法宜一，今请悉禁，官遣吏主之。”诏知制诰张秉与盐铁使陈恕等会议，恕言其不可，允恭再三为请，乃从之。是岁，收利巨万）。解池之盐，朝廷专置使以领之，北方之盐尽出於解池（大中祥符九年，陕西转运副使张象中言：“安邑、解县贮盐三千二百七十六，计三亿八千八百八十万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计直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十贯，切虑遗利，望行条约。”帝曰：“地财之阜，此亦至矣。若过求增羡，虑有时而阙，不可许也。”）当时，南方之盐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然而南方之盐，管得其人则其害少，惟北方解池之盐，有契丹、西夏之盐尝相参杂，夺解池之利，所以本朝议论最详，大抵解池之盐，味不及西夏，西夏优而解池劣；价直，西北之盐又贱。所以沿边多盗贩二国盐以夺解池，所以国家常措置关防，西夏常护视入中国界。大抵南方所出是海盐，自汉以来，海盐、井盐用煎熬之制，皆烹炼然後成，两处之盐，必资人力。如解池之盐，大抵姑耕种，疏为畦垅，决水灌其，必俟南风起，此盐遂熟，风一夜起，水一夜结成盐。所以北方皆坐食盐，如南风不起，则课利遂失。夫海盐、井盐全资於人，解地之盐全资於天而人不与。至徽宗时，如两浙之盐多有变更。自蔡京秉政，费转搬仓之法，使商贾入纳於官，自此为钞盐法，请钞於京师，商贾运於四方。有长引、短引，限以时日，各所之地，远近以为差。蔡京专利罔民，所以盐法数十日一变。盐法既变，则钞盐亦不可用，商贾既纳钱之後，钞皆不用，所以商贾折阅甚多，此海盐之一变也。解盐之变，缘徽庙初，雨水不常，围堑不密，守者护视不固，为外水参杂。雨水不常，外水イ满流入，解池不复成盐，此所以数年大失课利。後大兴徭役，尽车出外水，渐可再复，此是解盐之一变也。若论禁榷之利，天下之盐固皆禁榷，惟是河北之盐自安、史乱河北一路，缘藩镇据有河北盐，後本朝因而以盐定税，所以河北一路盐无禁榷（《唐志》：“自兵兴，河北盐羁縻而已。至皇甫奏置榷盐使，如江淮榷法，犯禁者岁多。及田弘正举魏博归朝廷，穆宗命河北罢榷盐。”《国朝会要》：“开宝三年四月，诏河北诸州，盐法并许通行，量收税钱，每斤过税一文、住卖二文，隐而不税，悉没官，以其半给捕人定赏。”）仁宗时，议者要禁榷，仁宗不肯。神宗时，荆公、章亦欲禁榷，神宗亦不许。自後章为相，方始行禁榷，犯刑禁者甚多，盗贼滋起。河北所以不可禁榷，兼河北之盐又与其他不同。如井盐，官司只才一井，故井盐可榷。如解池之盐，亳封守，亦可禁榷。海盐亦待煎起炉闭炉，非一旦所成，官司及时禁察，亦可禁榷。惟河北盐是卤地，其地甚广，非如井、池可以为墙园篱堑封守；又才煎便成，非如海盐必待煎煮，可以禁察，所以最易得犯禁。自章禁榷河北，一到靖康之末，盗贼愈多。河北风俗悍，盐又易成，小人图利，所以不体朝廷之法，遂轻来相犯。盐大略如此。然推大纲论之，盐固是三代以前与民共之，若就後世不得已，彼善於此论之，取诸山泽不犹胜取之於民！盖所谓兴贩煎盐皆非地著之人，因而取之，必宽民力。本之民力，然而取之欲宽，不尽其利，则盐可以公行，若迫而取之，必有官刑。此见小者必至於失大，而盐法之弊所以不可施行也与！”

自熙宁初，始变矾法。岁课所入，元年为钱三万六千四百缗有畸，并增者五岁，乃取熙宁六年中数，定以一十八万三千一百缗有畸为新额。至元丰六年，课增至三十二万七千九百缗，而无为军矾听民自鬻，官置场售之，岁课一百五十万斤，用本钱万八千缗，自治平至元，数无增损。初，熙宁，东南九路官自卖矾，发运司总领焉。元初通商，绍圣复熙宁之制。大观元年，定河北、河东矾额各二十四万缗，淮南九万缗，复罢官卖，听客贩。政和初，以亏损额数，於是复官卖，罢客贩如旧制。

高宗建炎初，淮、浙亭户，官给本钱。诸州置仓，令商人买钞算请，五十斤为一石，六石为一袋，输钞钱十八千。又诏运司勿得将盐本钱支给他用。

绍兴元年，诏临安府、秀州亭户合给二税，依皇专法计纳盐货。以亭户皆煎盐为生，未尝垦田故也。二年，诏淮、浙盐每商人每袋贴纳通货钱三千，已算请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陈，如私盐律。十一月，诏淮、浙盐场所出盐以十分为率，四分支今降指挥以後交钞，二分支今年九月以後交钞，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钞。先是，吕颐浩以对带法不可用，令商人贴纳钱，至是，复以分数如对带法，於是始加严察矣。三月，诏盐场官煎卖盐比租额增者推赏。四年，诏淮、浙盐每袋增贴纳钱三贯文，并计纲赴行在，寻命广盐亦如之。九月，以入纳迟细，减所添钱。然自建炎三年改钞法，绍兴三年九月又改，十一月又改，今年正月又改，及令所改，凡五变，而建炎旧钞支发未绝，乃命以资次前後从上并支焉。

六年，赵鼎奏久不变法，建康日纳盐钱甚盛。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

孝宗乾道六年，户部侍郎叶衡奏：“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然年来课入不增，商贾不行者，皆私贩之害也。且以淮东、二浙盐货出入之数言之，论盐额则淮东之数多於两浙五之一，以去岁卖盐所得钱数论之，淮东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灶之多寡论之，两浙反多淮东四之三，盖二浙无非私贩故也。乞委官分路措置。”

淳熙十三年，臣僚言总辖权制亭、灶，刻剥本钱，纵亭户私煎盗卖，诏淮、浙场见差总辖并罢。

《朝野杂记》曰：“淮、浙盐额最多者，泰州岁产盐一百六十一万石，嘉兴八十一万石，通州七十八万石，庆元三十九万石。淮、浙盐一场十灶，每灶昼夜煎盐六盘，一盘三百斤，遇雨则停。淳熙末，议者谓总辖、甲头权制亭、灶，兜请本钱，恣行刻剥，惧其赴，纵令私煎，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十日雨，则一场私盐三十六万斤矣。而又有所谓镬子盐，亭户小火，一灶之下，无虑二十家，家皆有镬，一家通夜必煎两镬，得盐六十斤，十灶二百家，以一季计之，则镬子盐又百馀万斤矣。一场之数已如此，诸路可知。十三年九月己未，遂罢总辖，令亭户自请本钱焉。

宁宗庆元元年二月诏循环盐钞住罢，将增剩钞名改作五支文钞给算，与日前已投在仓通理资次支请。以淮东提举陈损之言：“循环、增剩两等文钞，据客人称循环钞多有弊。盖自宣和客人先买一钞，更重买一钞，其先钞号为旧钞，而重买谓之新钞。旧钞可以搀支，重买复为旧钞，如此循环，实商贾之利也。乞截日住罢，只用一色增剩钞支请。”於是富商巨贾有顿为贫民者矣。嘉泰四年十二月，诏支客盐并以旧钞七分、新钞三分，以旧钞理资次。

开禧以後，节次有缴纳旧钞换新钞，指挥不一。唐乾元初，第五琦为盐铁使，变盐法，刘晏代之，当时举天下盐利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增至六百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宋朝元，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比唐举天下之赋已三分之二。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宁一监支盐三十馀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则是一州之数，过唐举天下之数矣。

右《中兴四朝食货志》言，绍兴一州盐利过唐时举天下之数，其说固然矣。然考之唐史，则至德盐每斗十钱而已，至第五琦变盐法而十倍其榷，然不过每斗为钱一百一十。而建炎初商人贾钞，计盐六石为一袋，至输钱十八千，继而每袋又增贴纳钱三千，则其时盐价比之第五琦所榷已是三倍有馀，而至德之价则又悬绝矣。盖盐直比唐则愈贵，缗钱比唐则愈轻，所以其数之多如此，要亦未可全归之征利之苛也。

闽、广之盐，自祖宗以来漕司官般官卖，以给司存。建炎，淮、浙之商不通，而闽、广之钞法行。未几，淮、浙之商既通，而闽、广之钞法遂罢。然旧法，闽之上四州曰建、剑、汀、邵，行官卖盐法；闽之下四州曰福、泉、漳、化，行产盐法（随税纳盐也）。官卖之法既革，产盐之法亦弊，钞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当时转运、提举司申乞上四州依上项指挥，下四州且令从旧。及钞法既罢，岁令漕司认钞钱二十万缗纳行在所榷茶务，自後或减或增，卒为二十二万缗（绍兴三年，诏榷免五万贯。五年，依旧认二十万。十二年，诏添十万，计三十万。二十七年，特减八万，为二十二万）。

上四州用钞法，以私贩多钞额，随即停钞法，仍系官卖。

下四州随产纳盐，而州县苛取，每产一文以上至二十文，皆纳盐五斤，而胥吏交纳钱数又倍之。嘉定，臣僚奏乞行下，将产二十文以下合纳盐五斤者并行蠲免，从之。

二广之盐皆属於漕司，量诸州岁用而给之盐。然广东之俗富，犹可通商，广西之地广漠而瘁，食盐有限，商贾难行。况自东广而出，乘大水而无滩碛，其势甚易；自西广而出，水小多滩碛，其势甚难。是广西之盐不得与广东比伦也。建炎末鬻钞，未几复止，然官般、客钞亦屡有更革，东、西两漕屡有分合。绍兴八年，诏广西盐岁以十分为率，二分令钦、廉、雷、高、化州官卖，馀八分行钞法。又诏广东盐九分钞法，一分产盐州县出卖。广南土旷民贫，赋入不给，故漕司鬻盐，以其息什四为州用，可以粗给，而民无加赋，若客钞既行，州县必致缺乏。

孝宗乾道四年，罢盐钞，令广西漕司自认钞钱二十万。其後再行钞法，而州县率以钞抑售於民，其害甚於官般，乃诏官卖如故。

蜀盐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荣州之公井、大宁富顺之井监、西和州之盐官、长宁州之氵育井，皆大井也。若隆、荣等十七州，则皆卓筒、小井而已。自祖宗以来，皆民自煮之。成都、童川、利路自元丰，岁输课利钱银绢，总为八十万缗，比军兴所输，已增数倍矣。然井有耗淡而盐不成者，官司虑减课额，不肯相验封闭。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德音，令逐路漕臣躬亲按视。绍兴二年九月，四川总领赵开初变盐法，仿大观法置合同场，收引税钱，大抵与茶法相类，而严密过之。每斤输引钱二十有五，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每引别输提勘钱六十，其後又增贴纳等钱。凡四川四千九百馀井，岁产盐约六千馀万斤，引法初行，每百斤为一担，又增十斤勿算以优之，其後递增至四百馀万缗。二十九年十二月，诏减西和州卖盐直之半。先是，州之盐官井岁产盐七十馀万斤，半为官吏柴茆之费，半鬻於西和、成、凤州，岁得钱七万缗，为西和州铸钱本。盐多地狭，每斤为直四百，民甚苦之，故有是命。

初，赵开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额煮盐，赴官输土产税而已。其後咸脉有盈缩，月额有登耗，官以虚钞赴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坏。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与之，每担有增及百六十斤者。又逃废绝没之井，许人增额承认，小民利於得井，每界递增，盐课加多而不可售，公私皆病。绍熙，杨辅为总计，遣官核去虚额，栈闭废井，申严合同场法。

●卷十七 征榷考四

○榷酤禁酒

《酒诰》：“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矧汝刚制於酒，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於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

东坡苏氏曰：“自汉武帝以来至於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赏或不赀，未尝少纵，而私酿终不能绝。周公独何以能禁之？曰：周公无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责之学，乙笞其子而夺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

《周官》：萍氏掌几酒、谨酒（几者，几察酤卖过多及非时者。谨者，使民节用而无彝也）。

汉文帝即位，赐民五日（，布也。王德布於天下，合聚饮食为）。

汉兴，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

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

後元年，诏戒为酒醪以靡。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大，民得酤酒。

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

昭帝元始六年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乃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

颜氏曰：“占谓自隐度其实，定其辞也。武帝时赋敛烦多，律外而取，今始复旧。”

公非刘氏曰：“罢酤、占租、卖酒钱，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矣。占不以实，则论如律也。租，即卖酒之税也。卖酒升四钱，所以限民不得厚利尔。《王子侯表》，旁况侯殷坐贷子钱不占租，皆免侯，义与此占租同。”

先公曰：“按：‘租’字古时恐以为钱货所直之名。如《食货志》贾谊谏：‘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铸钱。’颜注‘雇佣之直，或租其本’是也。”

王莽篡汉，始立法，官自酿酒卖之。

义和鲁匡言：“山泽、盐、铁、钱、布帛、五均赊贷，斡在县官，唯酒酤乃独未斡。《诗》‘曰无酒酤我’，而《论语》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诗》据承平之时，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论语》孔子当周衰乱，酒酤在民，薄恶不诚，是以疑而勿食。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如淳曰：“卢，肆地。”臣瓒曰：“卢，酒瓮也。”师古曰：“卢者，卖酒之区也，以其一边高，形如锻家卢，故取名耳。”）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计其贾而参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贾，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及糟灰炭（，酢浆也，才代反）给工器薪樵之费。”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数人，皆用富贾。洛阳薛子仲、张长叔，临姓伟等（姓姓名伟也）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莽知民苦之，复下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用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货，百姓所取平，以给赡；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於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

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诏兖、豫、徐、冀四州雨多伤稼，禁酤酒。

顺帝汉安二年，禁酤酒。

桓帝永兴二年，以旱蝗饥馑，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足。

汉末，曹操表奏酒禁，孔融争之。

赵石勒以民始复业，资储未丰，重制禁酿。行之数年，无复酿者。

致堂胡氏曰：“用兵以食为尤急，故禁酒，为其糜米也。而後世当尚武之时，取利於酒，夺民酤而榷之官，比承平时责利加倍；而军屯所在，又许之置场自酿，争多竞胜，谓足以充军费、省民力，岂古今世变之异欤！不然，何曹操、石勒能行之，而後之君子不能也？

宋文帝时，扬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议禁酒。从之。

後魏明帝正光後，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斗，ろ五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时郊庙、百神郡祀依式供营，远蕃客使不在断限。

陈文帝时，虞荔以国用不足，奏立榷酤之科。天嘉二年从之。

隋文帝开皇三年，先时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至是，罢酒坊，与百姓共之。

唐初无酒禁。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蕃客，不御酒。

代宗广德二年，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此外不问公私，一切禁断。

大历六年，量定三等，逐月税钱，并充布绢进奉。

德宗建中元年，罢酒税。三年，复制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军费，斛收置三千，州县总领，漓薄私酿者论其罪。寻以京师四方所凑，罢榷。

致堂胡氏曰：“善政建於古圣王者，後世鲜克遵之，以谓时异事殊，不可胶柱而调瑟也。不善之政兴於聚敛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为强兵足用，不可既有而弃之也。榷酒茗、算舟车、山泽，古圣王所不为，而後世以为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严，取之悉，甚於常赋，一有废弛，立见阙匮。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廪官吏，亦用军旅，亦赈水旱，亦交四夷，所仰者独贡、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节，量入以为出，无侈靡妄费，则贡、助、什一不啻足矣。费出无涯，征求无艺，贡、助常法所不能支，则必榷之又榷，算之又算，之又，称贷於富家，税陌於大旅，多至於倍蓰，加至於什百，於是财竭下叛，并国而失之。是故知治体者欲罢官榷酒，使民自为之，而量取其利，虽未尽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渐也。德宗尽罢之，善矣，已而侔利最急。故知尽罢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为善也。”

贞元二年，复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榷百五十钱，其酒户与免杂差役。独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麴而已。

按：昔人举杜子美诗，以为唐酒价每斗为钱三百。今榷百五十钱，则输其半於官矣。

宪宗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钱除出正酒户外，一切随两税、青苗钱据贯均率。”从之。

十二年，户部奏：“准敕文，如配户出榷酒钱处，即不得更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恐诸州府先有不配户出钱者，即须榷酤。请委州府长官据当处钱额，约米麴时价收利，应额足即止。”

太和八年，遂罢京师榷酤。凡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馀缗，而酿费居三之一，贫户逃酤不在焉。

会昌六年敕：“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纳榷酒钱，并充资助军用，各有权许限，扬州、陈许、汴州、襄州、河东五处榷麴，浙西、浙东、鄂岳三处置官店酤酒。如闻禁止私酤，官司过为严酷，一人违犯，连累数家，闾里之，不免咨怨。宜从今以後，如有百姓私酤及置私麴者，但许罪止一身；同谋容纵，任据罪处分。乡井之内，如有不知情，并不得追扰，兼不得没入家产。”

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边镇麴法，後榷酒以赡军。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方颛其利，按兵请入奏利害，天子遽罢之。

梁开平三年敕：“听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

後唐天成三年敕：“三京、邺都、道州府乡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亩纳麴钱五文足陌。一任百姓造麴，酝酒供家，其钱随夏秋徵纳，并不折色。其京都及诸道州府县镇坊界及关城草市内，应逐年买官麴酒户，便许自造麴，酝酒货卖，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终一年，逐月计算，都买麴钱数内十分纳二分，以充榷酒钱，便从今年七月後，管数徵纳。榷酒户外，其馀诸色人亦许私造酒麴供家，即不得衷私卖酒。如有故违，便仰纠察，勒依中等酒户纳榷。其村坊一任沽卖，不在纳榷之限。”

吴氏《能改斋谩录》曰：“今之秋苗有麴脚钱之类，此事起於五代後唐。当时虽纳麴钱，而民许自卖酒。时移事变，麴钱之额遂为定制，而民则禁私酤矣。”

长兴元年赦节文：“人户秋苗一亩元徵麴钱五文，今後特放三文，止徵二文。”

二年，放麴钱。官中自造麴，逐年减旧价一半，於在城货卖。除在城居人不得私造外，乡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令下，人甚便之。其年七月，以课额不迨，准前禁，乡村百姓造麴，其已造到者，令纳官，量支还麦本。

周显德四年敕：“停罢先置卖麴都务。应乡村人户今後并许自造米醋，及买糟造醋供食，仍许於本州县界就精美处酤卖。其酒麴条法依旧施行。”先是，晋、汉以来，诸道州府皆权计麴额，置都务以沽酒，民酒醋例皆漓薄。上知其弊，故命改法。

吴氏《能改斋谩录》曰：“《魏名臣传》，中书监刘放曰：‘官贩苦酒，与百姓争锥刀之末。请停之。’苦酒，盖醋也。醋之有榷，自魏已然，乃知不特近世也。”

宋朝之制，三京官造麴，听民纳直以取。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遗利，则所在皆请官酤。

陈滑蔡颖随郢邓金房州、信阳军旧皆不榷。太平兴国初，京西转运使程能请榷之，乃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麦给酿，以官钱市樵薪及吏工俸料。岁计获利无几，而主吏规其盈羡，又酝齐不良，酒多漓坏，至课民婚葬，量户大小令酤，民甚苦之。岁俭物贵，殆不偿其费。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诏募民自酿，输官钱减常课三之二，使易办；民有应募者，检视其资产，长吏及大姓其保之，後课不登则均偿之。是岁，取诸州岁课钱少者四百七十二处，募民自酤，或官卖麴收其直。其後民应募者寡，犹多官酿。

陕西虽榷酤，而尚多遗利，咸平五年，度支员外郎李士衡请增课以助边费，乃岁增十一万馀贯。两浙旧制，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酿，乃蠲其禁，其榷酤岁课如麴钱之制，附两税均率。雍熙二年，诏：“杭州更榷法以来，城郭富豪之家，坐收酤酝之利；乡村贫弱之户，例纳配率之钱。非便，可仍依江南例，官造酒，减价酤卖，其所均钱并罢纳。”天禧四年，转运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课旧额十四万，遗利尚多。”乃岁增课九万八十贯。

川陕承伪制，卖麴价重，开宝二年，诏减十之二。既而颇兴榷酤，言事者多以为非便，乃罢之，仍旧卖麴。

太宗皇帝太平兴国元年，诏：“先是募民掌茶盐榷酤，民多增常数求掌以规利。岁或荒俭，商旅不行，致亏常课，多籍没家财以偿，甚乖仁恕之道。今後宜并以开宝八年额为定，不得复增。”

真宗景德四年，诏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规，宜令计司立为永式。自今中外不得复议增课，以图恩奖。”

时承平日久，掌财赋者法禁愈密，悉笼取遗利，凡较课，以祖额前界递年相参。

景德初，榷务连岁有羡，三司即取多收者为额，上以其不俟朝旨，或致掊克，乃诏增额皆奏裁。

至道二年，两京诸州收榷课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馀贯、铁钱一百五十六万五千馀贯，京城卖麴钱四十八万馀贯。天禧末，榷课铜钱增七百七十九万六千馀贯、铁钱增一百三十五万四千馀贯，卖麴增三十九万一千馀贯。

汉初，犯私麴者并弃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建隆二年四月，以周法太峻，令民犯私麴者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典，其馀论罪有差；私市酒、麴者，减造者罪之半。三年三月，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乡闾三十斤，弃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处死；所定里数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弃市。乾德四年，诏比建隆之禁第减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乡闾一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处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轻而犯者鲜矣。

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酒课岁额：

四十万贯以上：

东京　成都（二十八务）

三十万贯以上：

开封（三十五务）　秦（十八务）　杭（十务）

二十万贯以上：

京兆（二十三务）　延（十二务）　凤翔（二十五务）　渭（十三务）　苏（七务）

十万贯以上：

西京（二十三务）　北京（二十七务）　齐（二十六务）　郓（十一务）　徐（七务）　许（十三务）　沧（二十三务）　真定（八务）　定（六务）　华（十务）　庆（十三务）　镇戎（六务）　太原（十一务）　亳（十二务）　（六务）　宿（十三务）　楚（五务）　泗（七务）　真（八务）　越（十务）　湖（六务）　婺（九务）　秀（十七务）　江宁（六务）　常（九务）　江陵（十五务）　绵（十四务）　汉（十九务）　邛（十九务）　果（二务）　梓（十八务） 阆（四十二务）

五万贯以上：

南京（九务）　青（十务）　密（五务）　莱（四务）　淄（七务）　淮阳（四务）　兖（九务）　济（六务）　单（四务）　濮（七务）　襄（八务）　邓（八务）　孟（五务）　蔡（二十二务）　陈（六务）　颖（七务）　郑（八务）　澶（九务）　冀（十四务）　瀛（七务）　博（十四务）　棣（十三务）　德（十六务）　恩（十一务）　滨（八务）　相（七务）　邢（十二务）　（十一务）　深（五务）　赵（七务）　河中（七务）　陕（十五务）　同（十一务）　耀（五务）　 （五务）　宁（八务）　环（二十五务）　保安（二务）　泾（六务）　陇（十务）　阶（六务）　德顺　通远　晋（十二务）　仪（七务）　绛（八务）　隰（八务）　汾（四务）　扬（九务）　 泰（八务）　寿（十六务）　庐（三务）　舒（十九务）　无为（十务）　润（六务）　明（五务）　温（七务）　台（八务）　衢（四务）　睦（七务）　宣（七务）　信（八务）　潭（八务）　鄂（八务）　鼎（三务）　眉（十六务）　蜀（八务）　彭（八务）　嘉（三务）　遂（四务）　合（九务）　兴元（三十六务）　建（十三务）

五万贯以下：

沂（六务）　潍（三务）　曹（四务）　光化（一务）　汝（十务）　滑（四务）　永静（六务）　怀（十务）　磁（十二务）　卫（五务）　祈（三务）　保（一务）　通利（六务）　解（四务）　虢（六务）　商（八务）　坊（四务）　凤（五务）　岷　乾（七务）　忻（二务）　岚（四务）　保德（一务）　岢岚（二务）　石（二务）　海（四务）　通（四务）　蕲（八务）　和（五务）　光（七务） 黄（八务）　涟水（一务）　高邮（三务）　太平（六务）　江（六务）　洪（七务）　饶（九务：　在城，五县，石头，景德，兴利）兴国（三务）　安（五务）　澧（二务）　岳（四务）　简（十五务）　资（十六务）　怀安（十二务）　剑（三务）

三万贯以下：

广济（一务）　随（二务）　金（一务）　均（三务）　郢（三务）　唐（五务）　莫阝（四务）　雄（一务）　乾宁（二务）　灞（四务）　安肃（一务）　永宁（二务）　广信（一务）　顺安（一务）　丹（三务）　北平（一务）　熙（一务）　成（三务）　潞（十务）　府（一务）　代（七务）　威胜军（八务）　平定军（四务）　泽（五务）　宪（一务）　慈（三务）　辽（三务）　滁（六务）　濠（七务）　处（八务）　歙（六务）　南康（四务）　广德（二务）　虔（十三务）　池（六务）　抚（一务）　筠（一务）　临江（三务）　建昌（三务） 衡（六务）　汉阳（三务）　陵井监（二十务）　永康（八务）　荆门（一务）　昌（四务）　普（四十三务）　荣（六务）　渠（一务）　广安（三务）　利（六务）　南剑（十五务）　三泉（一务）　蓬（七务）　兴（一务）　洋（五务）

一万贯以下：

登（二务）　信阳（二务）　信安（一务）　保定（一务）　房（三务）　庆成（三务）　宁化军（一务）　南安（二务）　吉（九务）　袁（四务）　永（三务）　邵（二务）　峡（一务）　归（一务）　雅（七务）　泸（一务）　巴（十四务）　邵武（四务）　文（一务）

五千贯以下：

原（十一务）　开宝监　火山军（一务）　道（一务）　郴（一务）　全（务）　桂阳（六务）　戎（三务）　富顺监（一务）　龙（三务）　集（二务）　壁（三务）　大宁监（一务）　渝（四务）　万（一务）　忠（一务）

无定额：

莱芜监　利国监　河　康定军　沙苑监　太平监　司竹监　大通监　麟　丰　永平监　辰　沅　氵育州监　黎　茂　威　剑门关

无榷：

夔　黔　达　开　施　涪　安　梁山　福　汀　泉　漳　兴化 广南东、西两路州军

右《会要》所载熙宁以前天下酒课岁额，以大数为之第等如此，内大郡课多者，除钱之外，又有总绢布之类，不悉录。

止斋陈氏曰：“国初，诸路未尽禁酒。吴越之禁自钱氏始，而京西禁始太平兴国二年，闽、广至今无禁。大抵祖宗条约，酒课大为之防。淳化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敕令诸州以茶盐酒税课利送纳军资府，於是稍严密矣。咸平四年五月四日，敕诸州麴务自今後将一年都收到钱，仍取端拱至淳化元年三年内中等钱数立为祖额，比较科罚，则酒课立额自此始，然则藏之州县而已。庆历二年闰九月二十四日，初收增添盐酒课利钱岁三十七万四千一百三十馀贯上京，则酒课上供始於此，从王琪之请也（今户部所谓王福部一文添酒钱是也）。熙宁五年正月四日，令官务每升添一文，不入系省文帐，增收添酒钱始於此，则熙宁添酒钱也。崇宁二年十月八日，令官监酒务上色每升添二文，中下一文，以其钱赡学。四年十月，量添二色酒价钱，上色升五文，次三文，以其钱赡学，则崇宁赡学添酒钱也（五年二月四日，罢赡学添酒钱）。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令诸路依山东酒价升添二文六分，入无额上供起发，则政和添酒钱也。建炎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曾纡申请权添酒钱。每升上色四十二文，次色十八文，以其钱一分州用，一分充漕计，一分提刑司椿管，则建炎添酒钱也。绍兴元年五月六日，令诸州军卖酒亏折本钱，随宜增价，不以多寡，一分州用，一分漕计，一分隶经制。前此酒有定价，每添一文，皆起请後行之，至是，州郡始自增酒价而价不等矣。十二月十八日，令添酒钱每升上色二十文，下色十文，一半提刑司椿管，一半州用。三年四月八日，令煮酒量添三十文作一百五十文足，以其钱起发。五年闰二月二十三日，置总制司。六月五日，令州县见卖酒务，不以上下，每升各增五文，隶总制，而总制钱始於此。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令卖煮酒权增升十文，以四文州用，六文令项椿管赡军，是为六文煮酒钱。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令诸州增置户部赡军酒库一所，以其息钱三分留本州充本，馀钱应副大军月椿，无月椿处起发，是为七分酒息钱。八年六月十日，令两浙诸路煮酒增添十文足，并蜡蒸酒增添五文足，内六文隶总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以都督府申请，权添煮酒一十文，内四文木州糜费，六文三省、枢密院椿管，激赏库拘收，是为六分煮酒钱。而又有发运司造舡添酒钱，每升上色三文，次二文；提举司量添酒钱，不以上下色，升一文。盖不知所始。绍兴十一年二月八日，并为七色酒钱，隶经制，而坊场名课亦数增长，与蜀之折估不与焉，则绍兴添酒钱也。酒政之为民害至此极矣，不可不稍宽也。”

仁宗时，河北酒税务有监临官，而转运司复遣官比视岁课，浸以侵民，诏禁之。既而又请场务岁课三千缗以上者，以使臣监临，帝曰：“岁入不多而增官，得无扰乎？”乃诏岁课倍其数，乃增使臣。时天下茶盐酒税岁课有比年不登者，诏取一岁中数别为额，後虽羡溢，勿复增。

嘉初，又诏酒税场务毋得抑配人户，苛阻商旅，求羡馀以希赏。

乾兴初，言者谓天下酒课月比岁增，无有艺极，非古者禁群饮、教节用之义。遂诏乡村得增置酒场，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虽欲增课以售，弗听；主者欲自增课，委官吏度异时不致亏负，然後上闻。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请酒场利薄者悉禁增课，从之。

初，酒场岁课不登，州县多责衙前或五保输钱以充其数。嘉、治平中，数戒止之，又诏蠲京师酒户所负麴钱十六万缗。

皇中，酒麴岁课合缗钱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减二百一十二万三千七百三，而皇中，又入金帛、丝纩、刍粟、材木之类，总其数四万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万一千九百七十五云。

英宗治平四年，诏江南近复村酒场抑民市酒者罢之。

神宗熙宁四年，三司承买酒麴坊场钱率千钱税五十，储之以禄吏。七年，诸郡旧不酿酒者，许以公使钱酿之，率百缗为一石，溢额者论以违制律。

崇宁二年，知涟水军钱景允言建立学舍，请以承买醋坊钱给用。诏常平司计其无害公费乃如所请，仍令他路准行之。

先是，元初，臣僚请罢榷醋，而户部以为本无禁文，命加约束。至绍圣二年，翟思请诸郡醋坊日息用度之馀，悉归之常平，以待他用。及是，景允有请，故令常平司计之。

宣和六年，户部奏诸路增酒钱，请如元丰法，悉充上供，为户部用，以入漕司。从之。

高宗建炎三年，张浚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开言蜀民已困，惟榷酤尚有赢馀，遂大变酒法：自成都始，先罢公帑卖供给酒，即旧扑卖坊场所置隔酿，设官主之，民以米赴官自酿，每斛输钱三十，头子钱二十二。明年，遍其法於四路，於是岁迎增至六百九十馀万贯，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与焉。於是东南之酒额亦日增矣。

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即成都潼川府、资普州、广安军创清酒务，许人户买扑分认，岁课为钱四万八千馀缗。自赵开行隔槽法，所增至十四万六千馀缗（绍兴元年额），及世将改官监，所入又倍自，後累增至五十四万八千馀缗（绍兴二十五年额），而外邑及民户坊场又为三十九万缗（淳熙二年额）。然隔槽之法始行，听民就务槽酝卖，官计所入之米而取其课，若未病也。行之既久，酝卖亏欠，则责入米之家认定月额，不复其米而第取其钱，民始病矣。

中兴後，增添酒价钱入漕计及总制司本末，见前止斋论。

绍兴十三年，诏淮东总所酒止於元置州军，淮西总所止於建康，扬州止於本州，不於别州县村镇添置，其有添置及诸军开沽，并与停闭。

十五年，罢夔路酒禁。夔旧无酒禁，为场店一百四十馀所，建炎末增至六百馀所，约增额钱四万二千九百馀贯，然土荒人少，不以为便。至是，宣抚司与转运司对数补填，遂弛其禁。十二月，诏南北十一库并隶左右司，充赡军激赏酒库。

二十一年，诏诸军买扑酒坊特许依旧监官赏格。四万、三万贯以上场务，增及一倍，减一年磨勘，以下者递赏有差。

乾道，又诏诸酒库除本任旬发窠名钱外，能补纳前官拖欠者，各有赏劝。又诏十万贯以上场务酒官，任满与减四年磨勘，馀等第推赏有差。

二十五年，罢逐路漕司寄造酒。以侍御史汤鹏举言诸州县寄造，不支本钱，专用耗米，始於李椿年，甚於曹泳故也。

三十年，以检点措置赡军酒库改隶户部既而户部。侍郎邵大受等言：“岁计赖经、总制，窠名至多，今诸路岁亏二百万，皆缘诸州公使库广行造酒，别置店沽卖，以致酒务例皆败坏。”乃诏户部行下提刑司检察诸州，将违法酒店日下住罢，其诸州别置酒库如军粮酒库、防椿库、月椿库之类，并省务寄酒及帅司激赏酒库，应未分隶经、制钱去处，并日下立额分隶，补趁亏额。

三十一年，殿帅赵密以诸军酒坊六十六归之户部（又见九年），同安郡王杨存中罢殿岩，复以私家扑酒坊九处上之，岁通收息六十万缗有奇，以十分为率，七分起赴行在，三分应副漕计。盖自军兴以来，诸帅擅榷酤之利，由是，县官始得资之以佐经费焉。

乾道元年，以浙东、西六十四所拨付三衙，分认课额，岁付左藏南库，输馀钱充赡军器等用。五年，三衙以酒库还之户部。

孝宗兴隆二年，右正言晁公武言：“私酒、私麴有禁法也，未闻有犯糯米之罚者，乞行禁止。”

二年，臣僚言：“赣州并福建、广南等处，以烟瘴之地，许民自造酒服药。小民无力酝造，榷酤之利，尽归豪户。乞将所造酒经官税毕，然後出卖，其税钱椿发行在。”从之。

八年，详定敕令所以知常德府刘邦翰言：“湖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贫之家，不捐万钱则不能举一吉凶之礼。乞将课额令民随产业均纳，其酝造酤卖听民便。”然以酒课均分民，即是两税之外别生一税，他日渔利之臣仍旧酤榷而此税不除，反为民害，乃检《乾道重修敕令》，禁止抑买。

淳熙三年，诏减四川酒课钱四十七万三千五百馀贯，令礼部给除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补还今岁减数；自来年以後，於四川合应副湖广总所钱内，截上件钱补足。从制使范成大之请也。

七年，从右正言葛必阝之请，诏：“民买扑酒坊，一界既满，无人承买，虽欲还官而官司不受，无以偿还，虚受刑责。仰诸路提刑司委官体究蠲放。”

八年，兵部侍郎芮辉言：“潭州自绍兴初剧盗马友行税酒法，一方便之，於官无费，岁得钱十四五万缗。昨守臣辛弃疾变榷酒，人多移徙，乞依旧法。”

按：榷酒之课额既重，官自酝造，则不免高价抑勒人户沽买。欲以课额随民均配而纵其自酿，则又是两税之外别生一税，他日必有税不除而再榷酒之事。惟有於要闹坊场之地听民酝造，纳税之後，从便酤卖，实为公私两利，但恐各处先立定高大之额，则所收税未必能及额耳。县官惟务榷利，而便民之事乃愧於一剧盗，何邪？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曰：“旧两浙坊场一千三百三十四，岁收净利钱八十四万缗，至是，合江、浙、荆湖人户扑买坊场，一百二十七万缗而已。盖自绍兴初概增五分之後，坊场败阙者众故也。”

水心叶氏《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曰：“自前世乡村以分地扑酒，有课利买名净利钱，恣民增钱夺买。或卖不及，则为败缺而当停闭。虽当停闭而钱自若，官督输不贷。民无高下，枚户而偿，虽良吏善政，莫能救也。嘉定二年，浙东提举司言：‘温州平阳县言，县之乡村坊店二十五，当停闭二十一，有坊店之名而无其处，旧传自宣和时则然。钱之以贯数二千六百七十三，州下青册於县，月取岁足，无敢蹉跌。保正赋饮户不实，杯盂之酤，罂缶之酿，强家幸免，浮细受害。穷山入，绝少醉者，鬻樵雇薪，抑配白纳，而永嘉至有算亩而起，反过正税，斯又甚矣。且县人无沈湎之失，而受败缺之咎，十百零细，承催乾没，关门逃避，攘及锅釜，子孙不息，愁苦不止，惟垂裁哀，颇加救助。伏见近造伪会子抵罪者所籍之田，及馀废寺亦有残田，谓宜赐县就用，禾利足以相直，补青册之缺，释饮户之负，不胜大愿。’於是朝廷恻然许之。命既布，一县无不歌舞赞叹，以纪上恩。夫坊场之有败缺，州县通患也。今平阳独以使者一言去百年之疾，然则昔所谓莫能救者，岂未之思欤！某闻仁人视民如子，知其痛毒，若身尝之，审择其利，常与事称，疗之有方，子之有名，不以高论废务，不以空意妨实，然後举措可明於朝，廷而惠泽可出於君上，此其所以法不弊而民不穷也。”

按：水心此记足以尽当时坊场之弊。祖宗之法，扑买坊场，本以酬奖役人，官不私其利；又禁增价搀扑，恐其以逋负破家，皆爱民之良法也。流传既久，官既自取其钱，而败阙停闭者，额不复蠲，责之州县，至令其别求课利以对补之，而後从则凋之。州县他无利孔，而有败阙之坊场者，受困多矣。

●卷十八 征榷考五

○榷茶

唐德宗建中元年，纳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本钱。时军用广，常赋不足，所税亦随尽，亦莫能充本储，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诏亟罢之。

贞元九年，复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去岁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储。伏请於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已後所得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可，仍委张滂具处置条目。每岁得钱四十万贯，茶之有税自此始。然税无虚岁，遭水旱处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

致堂胡氏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钅共、杨慎矜、韦坚以及刘晏皆置而不征，犹为忠厚。天地生物，凡以养人，取之不可悉也。张滂税茶，则悉矣。凡言利者，未尝不假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税钱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额，则後莫肯蠲，非惟不蠲，从而增广其数，其法严峻者有之矣，或至於官尽榷之，商旅不得贸迁，而必与官为市。在私，则终不能禁，而椎埋恶少窃贩之害兴，偶有败获，奸人猾吏相为囊橐，狱迄不直，而治所由历，株连枝蔓，致良民破产，接村比里，甚则盗贼出焉。在公，则收贮不虔，发泄不时，至於朽败，与新敛相妨，或没入窃贩，无所售用，於是举而焚之，或乃沈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则在於得数十万缗钱而已。夫弛山泽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听商旅贸迁而薄其征。茶也者，东南所有，西北所无，虽曰薄征，其入於王府者亦不赀矣。息盗夺，止讼狱，佐国用，其利亦大矣，张滂、王涯岂足效哉！

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播又奏加取焉。

右拾遗李上疏谏曰：“榷茶起於养兵，今边境无虞，而厚敛伤民，不可一也。茗饮，人之所资，重赋税则价必增，贫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泽之饶，其出不赀，论税以售多为利，价腾踊则市者稀，不可三也。”

文宗时，王涯为相，判二使，复置榷茶使，自领之，徙民茶树於官场，榷其旧积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为盐铁使兼榷茶使，复令纳榷，加价而已。李石为相，以茶税皆归盐铁，复贞元之旧。

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拓地钱”，故私犯益起。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请：“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贩茶人侵夺其利，今请委强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庐、寿、淮南界内，布置把捉，晓谕招收，量加半税，给陈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无苛夺。所冀招怀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忧，正税者无失利之叹。”从之。

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亦死；顾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庐、寿、淮南皆加半税，税商给自首之帖，天下税益增倍贞元。江淮茶为大模，一斤至五十两。诸道盐铁使于每斤增税五钱，谓之“剩茶钱”，自是斤两复旧。

按《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画羽形置炀突，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羽贞元末卒，然则嗜茶、榷茶，皆始於贞元矣。

宋制，榷货务六：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之蕲口（乾德二年八月，始令京师及建安、汉阳等军、蕲口置务。太平兴国二年，又於江陵府、襄复州、无为军增置务。端拱二年，又於海州置务。淳化四年，废建安、襄复州务。其後京城务但会给交钞往还，而不积茶货）。又有场十三：蕲州曰王祺、石桥、洗马（又有黄梅场，景德二年废），黄州曰麻城，庐州曰王同，舒州曰太湖、罗源，寿州曰霍山、麻步、开顺口，光州曰商城、子安。又买茶之处：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湖南则江陵府、潭、澧、鼎、岳、鄂、镇、归、峡州，荆门军；福建则剑南剑、建州（虔、吉、郴、辰州，南安军，皆折税课，本州买给民用）。山场之制，领园户，受其租，馀悉官市之。又别有民户折税课者，其出鬻皆在本场。诸州所买茶，折税受租同山场，悉送六榷务鬻之（江陵府受本府及潭、鼎、澧、岳、归、峡州茶；真州务受潭、袁、池、吉、饶、抚、洪、歙、江、宣、岳州，临江、兴国军茶；海州务受杭、湖、常、睦、越、明、温、台、衢、婺州茶、汉阳军务受鄂州茶；无为军务，抚、吉州，临江军，而增南康军茶；蕲口务受潭州、兴国军茶）。凡茶有二类，曰片、曰散。片茶造，实卷摸中串之，惟建、剑则既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其名有龙、凤、石乳、的乳、白乳、头金、蜡面、头骨、次骨、末骨、粗骨、山挺十二等（龙、凤皆团片，石乳、头乳皆狭片，名曰“京”。的乳亦有阔片者。乳以下皆阔片），以充岁贡及邦等之用，洎本路食茶（江、浙、荆湖旧贡新茶芽者三十馀州，有岁中再三至者。大中祥符元年，上悯其劳，诏罢之）。馀州片茶，有进宝、双胜、宝山、两府出兴国军，仙芝、嫩蕊、福合、禄合、运合、庆合、指合出饶、池州，泥片出虔州，绿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临江军，灵川福州，先春、早春、华英、来泉、胜金出歙州，独行、灵草、绿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拓枕出江陵，大小巴陵、开胜、开卷、小卷、生黄、翎毛出岳州，双上、绿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东首、浅山、薄侧出光州，总二十六名。其两浙及宣、江、鼎州止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为号。散茶有太湖、龙溪、次号、末号出淮南，岳麓、草子、杨树、雨前、雨後出荆湖，清口出归州，茗子出江南，总十一名。江、浙又有以上中下、第一至第五为号者。凡买价：蜡茶，每斤自三十五钱至一百九十钱，有十六等；片茶，每大片自六十五钱至二百五钱，有五十五等；散茶，每一斤自十六钱至三十八钱五分，有五十九等。岁课山场八百六十五万馀斤。和市：江南一千二十万馀斤，两浙一百二十七万九千馀斤，荆湖二百四十七万馀斤，福建三十九万三千馀斤。其贸鬻：蜡茶，每斤自四十七钱至四百二十钱，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钱至九百一十七钱，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钱至百二十一钱，有一百九等。至道末，卖钱二百八十五万二千九百馀贯，天禧末，增四十五万馀贯。天下茶皆禁，唯川陕、广听民自买卖，不得出境。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诏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论罪；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并持仗贩易为官私擒捕者，皆死。

太平兴国二年，重定法，务轻减。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茶园户辄毁败其丛树者，计所出茶论如法。

八年，诏禁伪茶。又诏民旧茶园荒废者蠲之，当以茶代税而无茶者，许输他物。

淳化三年，诏盗官茶贩鬻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雍熙後用兵，乏於馈饷，多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不为其直，取市价而後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颗、末盐及茶。

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江、淮茶盐。

三年八月，监察御史薛映、秘书丞刘式等上言：“向者，朝廷制置缘江榷货八务，以贮南方之茶，便於商人贸易。今四海无外，诸务皆宜废罢，令商人就出茶州府官场算买，既大省辇运，又商人皆得新茶。”诏从之。遂以三司盐铁副使雷有终为诸路茶盐制置使，左司谏张观与映副之，令商榷利害。次年四月，废缘江榷货八务，听商人就出茶州军买贩，大减榷务茶价。诏既下，商人颇以江路回远非便，有司以损其直，亏失岁计为言。七月，复置缘江八务，罢制置使、副。至道初，刘式犹固执前议，西京作坊使杨允恭上言：“商人杂市诸州茶，新陈相糅，两河、陕西诸州，风土各有所宜，非参以多品，则商旅少利，罢榷务令就茶山买茶不可行。”上欲究其利害之说，令宰相召盐铁使陈恕、副使、判官与式、允恭定议，召问商人，皆愿如淳化所减之价，不然者，即望仍旧。有司职於出纳，既难於减损，皆同允恭之说，式议遂寝。即以允恭为江南、淮南、两浙发运兼制置茶盐使，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著作郎王子与副之。二年，从允恭等请，禁淮南十二州军盐，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者，悉偿以茶。自是鬻盐得实钱，茶无滞积，岁课增五十万八千馀贯，允恭等皆被赏。

止斋陈氏曰：“乾德时，东南六路、闽、浙归职方，馀尚未平。太祖榷法盖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场以买之，自江以北皆为禁地。太平兴国中，樊若水奏，江南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量税听自卖，逾江涉淮，乘时射利，紊乱国法，望严禁之，则谓乾德榷法也。自若水建议，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则官卖以实州县；一则沿边入中粮草，算请以省馈运；一则榷务入纳金银钱帛算请以赡京师。而河东、北互市，川陕折博，又以所有易所无，而其大者最在边备。盖祖宗以西北宿兵供亿之费，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贾，而虚估加抬以利之。其後理财之臣往往以遗利在民，数务更张，然大概无过李谘、林特二法，二法大概以抑茶商及边民耳。故林特以见钱买入中贱价交钞，而以实钱算茶，然犹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则是去虚估加抬未远也。至李谘复祖刘式之意（淳化三年，秘书丞刘式起请，令商旅自就园户买茶，於官场贴射，废榷货务），始断然罢去买纳茶本，使客自就山园买茶，而官场坐收贴纳之利，行之三年而罢。然当时议者徒咎谘法不能惜留在京见钱，而不及其刻剥商贾之怨。景以後，西边事兴，始复行加抬法。嘉四年，天下无事，仁皇慨然一切弛禁。当时诏书曰：‘上下征利垂二百年，江、湖之，幅员数千里，为陷阱以害吾民。尚虑幸於立异之人，因缘为奸之党，妄陈奏议，以惑官司。必明刑，用惩狂谬。’自此，茶不为民害者六七十载矣。此韩琦相业也。至蔡京始复榷法，於是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其子蔡绦自记之曰：‘公始说上以茶务，若所入厚，专以奉人主。’此京本意，而西北边粮草名曰便籴，而均籴、结籴、贴籴、括籴之名起。盖以官告、度牒之类等第抑配，而边民不聊生矣。京之误国类如此。”

凡园户，岁课作茶输其租，馀则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钱而後入茶，谓之本钱。百姓岁输税愿折茶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此收茶之法。

凡民鬻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给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之欲贸易者，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予之，谓之交引；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计直予茶如京师。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致於西北，以致散於夷狄，其利又特厚。此鬻茶之法。

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後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广储峙，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钱，得券则转鬻於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贸易，以射厚利。繇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

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谓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馀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後虽屡变法以救之，然不能亡弊。

天圣元年，有司请罢三说，行贴射之法（即李谘所陈，见上文）。

景中，叶清臣上疏言：“尝计茶利岁入，以景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馀缗，天下所售受食茶，及本息岁课亦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收税钱，自是数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废度支之本，不置榷场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後，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人不厌取。”时下其议，皆以为不可行。至嘉中，何鬲、王嘉麟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时韩琦、富弼等执政，力主其说，乃议弛禁，以三司岁课均赋茶户，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蜡茶禁如旧，馀茶肆行天下矣。论者尤谓朝廷志於便人，欲省刑罚，其意良善，然茶户困於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给费不充。学士刘敞、欧阳修等颇论其事，略言：“昔时百姓之摘山者，皆受钱於官，今也顾使纳钱於官，受纳之，利害百倍；先时百姓冒法贩茶者被罚耳，今悉均赋於民，赋不时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时大商贾为国贸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敝等言不从。

民之种茶者，领本钱於官而尽纳其茶，官自卖之，敢藏匿及私卖者有罪（此国初之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钱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谓之贴射（此天圣之法）。园户之种茶者，官收租钱，商贾之贩茶者，官收征算而尽罢禁榷，谓之通商（此嘉之法）。

治平中，岁入蜡茶四十八万九千馀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馀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茶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总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见茶法得失矣。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建茶务，仁宗初，岁造小龙、小凤各三百斤，大龙、大凤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蜡茶一万五千斤。小龙、小凤，初因蔡君谟为建漕，造十斤献之，朝廷以其额外免勘。明年，诏第一纲尽为之，故《东坡志林》载温公曰：‘君谟亦为此邪？’”

神宗熙宁七年，始建三司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於秦凤、熙河博马，与成都路漕司议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惟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至，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馀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惟宜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绢、绸、绵、草，各以其直折输，役钱亦视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总三十万。杞被令经度，即诸州创设官场，岁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直。既而运茶积滞，岁课不给，乃建议於彭、汉二州岁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亦未免积滞。复建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顾运回东船载入蜀，而禁商贩。未几，盐法复难行，宗闵乃议川陕略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於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给赏。於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矣。

知彭州吕陶言：“川陕四路所出茶货，北方东南诸处，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为禁地，亏损治体，莫甚於斯。只如解州有盐池，民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乃百姓已物，显与解盐、晋矾事体不同。恭惟仁圣恤民之心，必不如此。”又言：“国家置市易司笼制百货，岁出息钱不过十之二，必以一年为率。今茶场司不以一年为率，务重立法，尽榷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客旅，日以官本变转，殊不休已，比至岁终，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此於市易之条自相违戾。又客旅及侩人以榷茶，不许私交市，共邀难园户，於外预商计裁价，园户畏法惧罪，且欲变货营生，穷迫之，势不获已，则一听客言，斤收实钱七分卖之官，馀三分留为客人买茶之息。如此则园户有三分之亏，而官中名得其息，自是园户本钱，客人无所费也。乞下本路体量更改。”不报。

自熙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陕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李稷加为五十万，及陆师闵为百万云。

初，熙宁五年，以福建茶陈积，乃诏福建茶在京、京东西、淮南、陕西、河东仍禁榷，馀路通商。

王子京为转运副使，言：“建州蜡茶旧立榷法，自熙宁权听通商，自此茶户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唯常茶，税钱极微，南方遗利无过於此，乞仍行榷法。”元初，罢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军仍其旧。

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堤岸，创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拌和者有罚，募人告者有赏。讫元丰末，岁获息不过二十万，商旅病焉。元丰修置水磨，止於在京及开封府界诸县，未始行於外路。及绍圣复置，其後遂於京西郑滑州、颖昌府，河州澶州皆行之。

哲宗元二年，熙河、秦凤、泾原三路茶仍官为计置，永兴、延、环庆许通商，凡以茶易者听仍旧，毋得逾转运司和籴价，其所博斗斛勿取息。

侍御史刘挚上言：“蜀地榷茶之害，园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愿选使者考茶法之弊欺，以苏蜀民。”

右司谏苏辙上言：“盗贼之法，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千，今民有以钱八百和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赏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顾轻重之宜。盖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不识事件。”且备陈五害。诏遣黄廉等体量。

绍圣元年，陕西复行禁榷，凡茶法并用元丰旧条。

“徽宗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议大改茶法，奏言：“自祖宗立额榷之法，岁收净利凡三百二十馀万，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馀万缗。庆历之後，法制浸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馀年，利源浸失。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县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皆籍名数，岁鬻於官吏，皆用仓法，园户自前茶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於旁近郡县便鬻，馀悉听商人於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算请於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路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後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苛留。买茶本钱以度牒及盐钞、诸色封椿、坊场、常平剩钱通三百万缗为率，给诸路，诸路措置，各分命官。”诏悉听焉。俄定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荆南，淮南於扬州，两浙於苏州，江东於江宁府，江西於洪州。其置场所在：蕲州即其州及蕲水县，寿州以霍山、开顺，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罗源、太湖，黄州以麻城，庐州以舒城，常州以宜兴，湖州即其州及长兴、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清溪、分水、桐庐、遂安，婺州即其州及东阳、永康、浦江，处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苏、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馀姚、诸暨、新昌、剡县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温州以平阳。大法既定，其制置节目，不可毛举。

四年，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请长短引，自买於园户。茶贮以笼，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加密矣（长引许往他路，限一年。短引止於本路，限一季）。

按：京崇宁元年所行乃禁榷之法，是年所行乃通商之法，但请引抽盘商税，苛於祖宗之时耳。

大观三年，计七路一岁之息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馀缗，榷货务再岁一百十有八万五千馀缗。京专用是以舞智固权，自是岁以百万缗输京师所供私奉，掊息滋厚，盗贩公行，民滋病矣。

政和二年，大增损茶法。凡请长引再行者，输钱百缗，即往陕西，加二万，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输缗钱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钱引法。岁春茶出，集民户约三岁实直及今价上户部。茶笼并官制，听客买，定大小式，严封印之法。长短引辄窜改增减及新旧对带、缴纳申展、住卖转鬻科条悉具。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於是又诏凡贩长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须更买新引对卖，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带二斤鬻之，而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於产茶州军，而簿给於都茶务。凡不限斤重茶，委官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若避匿钞及擅卖，皆坐以徒。复虑茶法犹轻，课入不羡，定园户私卖及有引而所卖逾数，保内有犯不告，并如煎盐亭户法。短引及食茶关子辄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赏钱百万。

大抵茶、盐法主於蔡京，务巧掊利，变改法度，前後罢复不常，民听眩惑。

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钞，给卖东南茶、盐，以提领真州茶盐为名。三年，置行在都茶场，罢合同场一十八处，惟洪州、江州、兴国军、潭州、建州各置合同场，监官一员。罢食茶小引（建炎三年九月旨，别印小引，每引五贯文，许贩茶六十斤。比附短引，增添斤重，暗亏引钱，损害茶法，住罢。淳熙二年复置）。凡茶、盐经从而把隘官军以搜检奸细为名而骚扰者，依军法施行。明年，以罚太重，减徒。

三年，捕私茶赏罚依盐事指挥。祖宗应犯榷货并不根究来历，止以见在为坐。嘉著令，今户部言，不系出产州军捕获私贩茶、盐，可以不究来历其出产州军私贩者，并系亭、灶、园户为之，一概不究，无以杜私贩之弊。诏自茶、盐外，其馀榷货并不根究来历。他日，都省又言，应犯私茶、盐，不得信凭供指，妄有追呼。诏从之。

绍兴二十七年，令凡商贩淮南长引茶，令秤发官司先问客人所指住卖州县，经由场务及合过官渡，并背批月日姓名，即时放行；如不行批引，纵放私茶，与正犯茶人一等犯罪。盖自榷场转入虏中，其利至博，淮河私渡讥禁甚严，然民触犯法禁自若。

宁宗嘉泰四年，知隆兴府韩邈奏：“户部茶引，岁有常额，隆兴府惟分宁产茶，他县并无，而豪民武断者乃请引认租，借官引以穷索一乡，无茶者使认茶，无食利者使认食利，所至惊扰。乞下省部，非产茶县并不许人户擅自认租，他路亦比类施行。”从之。

四川茶　建炎元年四月，成都路运判赵开言榷茶、买马五害，请用嘉故事，尽罢榷茶，而令漕司买马；或未能然，亦当减额以苏园户，轻价以惠行商，如此则私贩衰而盗贼息矣。朝廷遂擢开同主管川、陕茶马。二年十一月，开至成都，大更茶法，仿蔡京都茶场法，印给茶引，使商人即园户市茶，百斤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在外。所过征一钱所止一钱五分，引与茶随，违者抵罪。自後引息钱至一百五万缗。绍兴复提举官，又旋增引钱。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视开之初又增一倍矣。

自熙、丰来，蜀茶官事权出诸司之上，而其富亦甲天下，时以其岁剩者上供。旧博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细茶遗之。然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然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

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共九千馀匹，川马五千匹，秦马四千匹。淳熙以後，为额共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尝及焉。

建茶　建炎二年，叶浓之乱，园丁散亡，遂罢岁贡。绍兴四年明堂，始命市五万斤为大礼赏。十二年兴榷场，取蜡场为榷场本，禁私贩，官尽榷之，上供之馀许通商，官收息三倍。上供龙凤及京铤茶岁额，视承平才半，盖高宗以锡赉既少，惧伤民力，故裁损其数云。

○坑冶

《周官》，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物地，占其形色之咸淡也。授之，教取者之处），巡其禁令。

齐管仲言盐铁之利。汉桑弘羊建议榷盐铁。东汉以後盐铁本末并见《盐铁门》（不再录）。

汉武帝行幸回中，诏曰：“往者朕郊见上帝，泰山见金，宜更铸黄金为麟趾蹄以协瑞焉。”

东坡《仇池笔记》曰：“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六十万斤。陈平四万斤楚，董卓坞金亦多。其馀三五十斤者不可胜数。近世金不以斤计，虽人主未有以百金与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凿山披沙无虚日，金为何往哉？颇疑宝货神变不可知，复归山泽邪？”

石林叶氏曰：“汉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楚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馀万斤。盖币轻，故米贱金多也。”

按：如二公之说，则金莫多於汉，然民之淘取，官府之徵敛，史未尝言之，度未必如後世之甚也。三代之时，服食器用，下之贡献有程，上之用度有节，未尝多取於民。後之言利者，始以为山海天地之藏，上之人当取其利以富国，而不可为百姓豪强者所擅。其说发於管仲，而盛於桑弘羊、孔仅之徒，然不过曰盐、曰铁，则以其於民用也，金为天地之秘宝，独未闻有征榷之事。汉法，民私铸铁者钅大左趾，博士使郡国，矫诏令民铸农器者罪至死，铁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铁者又置小铁官，遍於天下，独未闻有犯金之禁。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贵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则国家之征利，无资於金也。《货殖传》所载蜀卓氏、山东程郑、宛孔氏、鲁丙氏称为尤富，然皆言其擅铁冶之利，而未闻有藏金之事。然则豪强之致富，不由於金也。上下之，好尚如此，盖犹有古人不贵难得之货之遗意云。

後汉明帝永平十一年，氵巢湖出黄金，庐江太守取以献。

後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有司奏长安骊山（今昭应县）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其秋，恒州（今代郡、安边、马邑）又上言白登山（今马邑郡界）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馀斤，其色洁白，有逾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又汉中旧有金户千馀家，常於汉水沙金，年终输之。後临淮王为梁州刺史，奏罢之。

按《酉阳杂俎》：魏明帝时，昆明国贡避寒鸟，常吐金屑如粟。《蜀都赋》：“金沙银砾注。”注：“永昌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南史夷貊传》：林邑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则出飞，状如萤火。”此皆沙金之见於史传者。昔时遐方裔夷所产，今则东南处处有之矣。

唐，凡金、银、铁、锡之冶一百八十六：陕、宣、润、饶、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汾州矾山七。

贞观初，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财也，但恨无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而专言税银之利，欲以桓、灵视我邪？”乃黜万纪还家。

麟德二，年废峡山铜冶四十八。

开元十五年，初税伊阳五重山银、锡。

天宝五载，李林甫为相，谓李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主上未知也。”他日，之因奏事言之，上以问林甫，对曰：“臣久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为爱已，薄之虑事不熟，之自是失恩。

德宗时，户部侍郎韩洄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是隶盐铁使。

元和时，天下银冶废者四十，岁采银万二千两，铜二十六万六千斤，铁二百七万斤，锡五万斤，铅无常数。

二年，禁采银，一两以上者笞二十，递出本界，州县官吏节级科罪。

开成元年，复以山泽之利归州县，刺史选吏主之。其後诸州牟利以自殖，举天下不七万缗，不能当一县之茶税。

宣帝增河、湟戍兵衣绢五十二万馀匹，裴休请复归盐铁使以供国用，增银冶二、铁山七十一，废铜冶二十七、铅山一。天下岁率银二万五千两、铜六十五万五千斤、铅十一万四千斤、锡万七千斤、铁五十三万二千斤。

後唐长兴二年敕：“今後不计农器、烧器、动使诸物，并许百姓逐便自铸造，诸道监冶除依常年定数铸办供军熟铁并器物外，管出生铁，比已前价，各随逐处见定高低，每斤一例减十文货卖，杂使熟铁亦任百姓自炼。巡检、节级、勾当卖铁场官并铺户，一切并废。乡村百姓於夏秋苗亩上纳农器钱一文五分足，随夏秋二税送纳。”

晋天福六年赦节文：“诸道铁冶三司，先条流百姓农具破者，须於官场中卖，铸时於官场中买铁。今後许百姓取便铸造买卖，所在场院不得禁止搅扰。”

宋兴，金、银、铜、铁、铅、锡之货，凡诸军产金有五，曰：商饶歙抚州、南安军（至道元年，废邵武军院。二年，又废成州二院。饶州旧禁商人市贩，颇致争讼，大中祥符五年，从凌策之请，除其禁，官收算焉）。产银有三监，曰：桂阳、凤州之开宝（本七房冶，开宝五年赐名）、建州之龙焙；又有五十一场，曰：饶州之德兴，虔州之宝积，信州之宝丰，建昌之马茨湖、看都，越州之诸暨，衢州之南山、北山、金水旧（又有灵山场，大中祥符二年奏），处州之庆成、望际，道州之黄富，福州之宝兴，漳州之兴善、毗婆、大深、岩洞，汀州之黄焙、龙门、宝安，南剑州之龙逢、宝应、王丰、杜唐、高才、赡国、新丰岩、梅营、龙泉、顺昌，邵武军之焦阮、龙门、小杉、青女、三溪、黄上、同福、累祭，南安军之稳下，广州之上，韶州之乐昌、螺阮、灵源，连州之同官，英州之贤德、尧山、竹溪，恩州之梅口，春州之阳江；三务曰秦州陇城、陇州、兴元府（太平兴国四年，於五台置冶，後废。秦州旧有太平监，後去其名。又贺州有宝盈场及杭州务，後并省）。产铜有三十五场，饶、处、建、英州各一，信州、南安军各二，汀州三，漳州四，邵武军八，南剑州十二（饶州日兴利，建州日同德，英州日礼平，信州日铅山，南安军日南康、城下，汀州日锺僚，馀皆与银场同）；一务曰梓州之铜采（国初，坊、陇二州亦置场，後废。又嘉州亦有采场，咸平六年置）。又产铁有四监，曰大通兖州之莱芜（莱芜监领杏山、阜阳、何家、鲁东、汶阳、万家、宜山七冶。旧又有石门、大叔、道士等冶，景德中，以铁数不登，并废。汶阳、南鲁西治，大中祥符七年废），徐州之大通、利国，相州之利成；又有十二冶，曰河南之凌，虢州之麻庄，同州之韩山，凤翔之赤谷、平，仪州之广石河，蕲州之回岚、瓷窑，黄州之龙陂，袁州之贵山，兴国军之慈湖，英州之黄石；二十务曰晋、磁、凤、澧、道、渠、合、梅州各一，陕州之集津，耀州之榆林，坊州之玉华，虔州之上平、符竹、黄平、青堂，吉州之安福，汀州之莒溪、古田、龙兴、罗村；二十五场曰信州之丁溪、新溪，鄂州之圣水、荻洲、樊源、安乐、龙兴、大、建州之晚化，南剑州之毫村、东阳、武夷、平林、涂亢、安福、万足、桃源、交溪、娄杉、汤泉、立沙、黄溪，邵武军之万德、宝积、连州之牛鼻（又有沂州曾阝城冶、磁州苑城冶、齐州龙山冶。泽、淄、秦、潭、利、英、白、郁林州皆旧出铁，後并废）。产铅有三十六场、务，曰越、建、连、英、春州各一，韶州、南安军各二，衢州、汀州各三，漳州四，邵武军八。南剑州十二（并与银、铜场同名）。产锡有九场，曰河南之长水，虔州之安远，南安之城下，南康之上犹，道州之黄富，贺州之太平川、石场，潮州之黄冈，循州之大任（旧信州有铅场，後废）。产水银有四场，曰秦、阶、商、凤州。产朱砂有三场，曰：商宜州、富顺。

太祖皇帝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後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抗敝。每念兹事，深疾於怀，未能捐金於山，岂忍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岁输课银宜减三分之一。”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凤州山内出铜，定州诸山出银矿，请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爱宝，当与众庶共之。”不许。

至道末，天下岁课银十四万五千馀两，铜四百一十二万二千馀斤，铁五百七十四万八千馀斤，铅七十九万三千馀斤，锡二十六万九千馀斤。天禧末，金一万四千馀两，银八十八万三千馀两，铜二百六十七万五千馀斤，铁六百二十九万三千馀斤，铅四十四万七千馀斤，锡二十九万一千馀斤，水银二千馀斤，朱砂五千馀斤，然金银除坑冶、丁税、和市外，课利、折纳、互市所得皆在焉。

开宝五年，诏罢岭南道媚川都采珠。

先是，刘钅长於海门镇募兵能探珠者二千人，号“媚川都”。凡采珠者必以索系石，被於体而没焉，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众。及平岭南，废之，仍禁民采取。未几，复官取。容州海渚亦产珠，官置吏掌之。

自太平兴国二年，贡珠百斤。七年，贡五十斤，径寸者三。八年，贡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场所采。

金、银、铜、铁、铅、锡之冶，总二百七十一。金产登、莱、商、饶、汀、南恩六州，冶十一。银产登、虢、秦、凤、商、陇、越、衢、饶、信、虔、郴、衡、漳、汀、泉、福、建、南剑、英、韶、连、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监，冶八十四。铜产饶、信虔、建、漳、汀、泉、南剑、韶、英、梓十一州，邵武军，冶四十六。铁产登、莱、徐、兖、凤翔、陕、仪、虢、邢、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剑、英、韶、渠、合、资二十四州，兴国、邵武二军，冶七十七。铅产越、衢、信、汀、南剑、英、韶、连、春九州，邵武军，冶三十。锡产商、虢、虔、道、潮、贺、循七州，冶十六。又有丹砂产商、宜二州，冶二；水银产秦、凤、商、阶四州，冶五。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泽之利有限，或暴发辄竭，或采取岁久，所得不偿其费，而岁课不足，有司必责主者取盈。

仁宗、英宗每下赦书，辄委所在视冶之不发者，者废冶，或蠲主者所负岁课，率以为常，而有司有请，亦辄从之无所吝，故冶之兴废不常，而岁课增损系焉。皇中，岁得金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九两，铜五百一十万八百三十四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一千一斤，铅九万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锡三十三万六百九十五斤，水银二千二百一斤。其後，以赦书从事，或有司所请，废冶百馀。既而山泽兴发，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复故者，总六十八。是岁，视皇金减九千六百五十六，银增九万五千三百八十四，铜增一百八十七万，铁、锡增百馀万，铅增二百万，独水银无增损，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馀斤。今之论次诸冶，以治平中所有云。

天圣中，登、莱采金岁益数千两。帝命奖官吏，王曾曰：“采金多则背本趋末者众，不宜诱之。”

景中，登、莱民饥，诏弛金禁，听民自取，後岁丰然後复故。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登、莱州产金，自太宗时已有之，然尚少，至皇中始大发。民废农桑采掘地采之，有重二十馀两为块者，取之不竭，县官榷买，岁课三千两。”

《中书备对》诸路坑冶金数：

莱州金四千一百五十两。房州金六十六两。登州金三十九两。商州金三十九两。饶州金三十四两。沅州金一百三十二两。汀州金一百六十七两。邕州金七百四两。

神宗熙宁元年，诏：“天下宝货坑冶，不发而负岁课者蠲之。”

七年，广西经略司言邕州填乃峒产金，请置金场。後五年，凡得金为钱二十五万缗。

元丰四年，以所产薄，诏罢贡金。

八年，知熙州王韶奏本路银、铜坑发。诏令转运、市易司共计之，以所入为熙河籴本。七月，诏坑冶坊郭乡村并淘采烹炼，人并相为保，保内及於坑冶有犯，知而不纠或停盗不觉者，论如保甲法。

元丰元年，是岁诸路坑冶金总计万七百一十两，银二十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五两，铜千四百六十万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铁五百五十万一千九十七斤，铅九百十九万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银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两有奇。

七年，坑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领於虞部。

哲宗绍圣二年，江、淮、荆湖等坑冶司言：“新发坑冶，漕司虑给本钱，往往停闭不当，请令本司同遣官详度。”从之。

湖南漕司言：“潭州益阳县近发金苗，以碎矿淘金赋榷入官，请修立私出禁地之制。”从之。

徽宗崇宁四年，湖北置旺溪金场监官。以其岁收金千两，钤辖司请置官故也。

大观二年，诏：“金银坑发，虽告言或方检视，而私开淘取以盗论。九月，银、铜坑冶旧不隶知县、县令者，并令兼监，赏罚减正官一等。

政和元年，张商英言：“湖北产金，非止辰、沅、靖溪洞，其峡州夷陵、宜都县，荆南府枝江、江陵县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采之地。漕司既乏本钱，提举司买止千两，且无专司定额。请置专切提举买金司，有金苗无官监者，许遣部内州县官及使臣掌。”诏提举官措画以闻，仍於荆南置司。

政和二年，诏工部以坑冶所收金、银、铜、铅、锡、铁、水银、朱砂物数，置籍签注，岁半消补，上之尚书省。自是，户、工部，尚书省皆有籍钩考，然所凭惟帐状，至有额而无收，有收而无额，乃责之县丞、监官及曹、部奉行者，而更督递年违负之数。九月，措置陕西坑冶蒋彝奏：“本路坑冶收金千六百两，他物有差。”诏输大观西库，彝增秩，官属各减磨勘年。

六年，诏：“承买坑冶，岁计课息钱十分蠲一。”以频年无买者，欲优假之故也。五月，中书言刘芑计置万、永州产金，甫及一岁，收二千四百馀两。诏特与增秩。

宣和元年，石泉军江溪沙碛麸金，许民随金脉淘采，立课额，或以分数取之。

坑冶，国朝旧有之，官置场、监，或民承买，以分数中卖於官。旧例诸路转运司，本钱亦资焉，其物悉归之内帑。崇宁以後，广搜利穴，榷赋益备。凡属之提举司者，谓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钱与剩利钱为本，金银等物往往皆积之大观库，自蔡京始也。政和，数罢数复，然告发之处，多坏民田，承买者立额重，或旧有今无而额不为损。

政和，臣僚言诸路产铁多，民资以为用而课息少，请仿茶、盐法，榷而鬻之。於是户部言：“详度官置炉冶，收铁给引，召人通市。苗脉微者令民出息承买，以所收中卖於官，毋得私相贸易。”从之。

先是，元丰六年，京东漕臣吴居厚奏：“徐、郓、青等州岁制军器及上供铁之类数多，而徐州利国、莱芜二监岁课铁少不能给。请以铁从官兴煽，计所获可多数倍。”诏从其请。自是，官榷其铁，且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罢之。其後，大观初，泾源干当、皇城使裴纟句上言：“石河铁冶令民自采炼，中卖於官，请禁民私相贸易。农具、器用之类，悉官为铸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输官而偿其直。”乃诏毋得私相贸易如所奏，而农具、器用勿禁。於是官自卖铁，唯许铸钅写户市之。

钦宗靖康元年，诸路坑冶苗矿微，或旧有今无，悉令蠲损，凡民承买金银并罢。

高宗建炎三年，诏：“福建、广南自崇宁以来，岁买上供银数浩大，民力不堪，岁减三分之一。”

绍兴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黄岩县刘觉民乞依熙宁法，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江西运司相度，江州等处金银坑冶亦乞依熙、丰法。”从之。

十四年，诏：“见今坑冶立酌中课额，委提刑、转运司不得别有抑勒，抱认虚数，令有力之家计嘱幸免，切致下户受弊。”

孝宗隆兴二年，铸钱司言，坑冶监官岁收买金及四千两、银及十万两、铜锡及四十万斤、铅及一百二十万斤者，各转一官；知、通、令、丞部内坑冶每年比租额增剩者，推赏有差。

宁宗嘉定十四年，臣僚言：“产铜之地，莫盛於东南，如括苍之铜廊、南算、孟春、黄涣峰、长拔、殿山、炉头、山庄等处，诸暨之天富，永嘉之潮溪，信上之罗桐，浦城之因奖，尤溪之安仁、杜唐、洪面、子坑五十馀所，多系铜银共产，大场月解净铜万计，小场不下数千，银各不下千两，为利甚博。至今双瑞、西瑞、十二岩之坑出银，繁氵、大定、永兴等场银铅并产，兴盛日久。又信之铅山与处之铜廊皆是胆水，春夏如汤，以铁投之，铜色立变（浸铜，以生铁炼成薄片，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上生赤煤，取刮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淳熙元年七月指挥，信州铅山场浸铜，每发二千斤为一纲，应副饶州永平监鼓铸）。夫以天地之畀坑冶，而属吏贪残，积成蠹弊，诸处检踏官吏大为民殃，有力之家悉务辞逊，遂至坑源废绝，矿条湮闭。有出备工本，为官开浚，元佃之家方施工用财，未享其利，而哗徒诬胁，甚至黥配估籍，冤无所诉，此坑冶所以失陷也。”

●卷十九 征榷考六

○杂征敛（山泽津渡）

《周官》：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远郊以。外所敛野之赋，谓野之园圃、山泽之赋也。凡疏材，草木有实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御冬之具也。）载师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疏：漆林特重者，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

汉高祖时，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汤沐邑，各自为奉养，不领於天下之经费（言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不入国朝之仓库也）。

文帝後六年，弛山泽。

章氏曰：“汉之山泽、园池之税，本以给供养而少府掌之。其後，仿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谓山林、苑池之税，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犹有江海陂池属少府者，而海丞（主海税）、果丞（主果实。二者皆少府属官）犹掌之於少府之下，则亦不尽属之也。惟文帝时赵弛其赋，而後世犹有增益其税而故为六之令，其增损行废固有时邪？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缗钱。

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贯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隐度也，各隐度其财物多少，而为名簿送之於官也），率缗钱二十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以手力所作而卖之者），率缗钱四十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比，例也。身非为吏之例，非为三老，非为北边骑士，而有轺车，皆令出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商贾人有轺车，使多出一算，重其赋），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是时，豪富皆争匿财，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以风百姓，而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於是告缗钱纵矣（纵，放也，放令告言）。杨可告缗遍天下（如淳曰：“告缗令杨可所告言也。”师古曰：“此说非也。杨可据令而发动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民俞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而县官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

东莱吕氏曰：“卜式为小忠而不知大体者也，其愿输家业半助边，丞相弘以为此非人情，不轨之臣。然罢报之後，此助县官之心终不衰，则非矫饰也。惜其未尝讲学，故区区以输财为忠。是时，富豪皆争匿财，惟式独欲助费，事势相激，故武帝宠式者日厚，嫉富豪者日深。中家以上大率破，虽假手於桑弘羊辈，苟无式以形之，未必如是之酷也。”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边县（得畜牧於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十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边有官马，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十母马还一驹，以给用度，得充实秦中人，故除告缗之令也）。

先公曰：“按：古缗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武帝之聚敛，正为征伐计也，得马息遂不告缗，此汉之所以犹愈於秦也。尝观文帝时，才令民实粟塞下，便可以减田租；武帝时，才令边民畜马取息，便可除告缗，盖一事辄有一事之益。後世厉民之政，一行则与国俱弊，无可哀救，虽复县官百方措置，徒为烦扰，而於民无分毫之益，可叹也夫”

宣帝五凤中，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後复与民，鱼乃出。夫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寿昌习於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未足任，宜如故。”上不听。

元帝元凤元年，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往时有马口出敛钱，今省。武帝时，租及六畜）。

王莽初，设六之令，诸采取名山泽众物者税之。

王莽末，边兵二十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给，数横赋敛。又一切税吏民，赀二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师古曰：“保者，不许其死伤。”），吏尽复以予民（转令百姓养）。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

後汉和帝永元五年，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圃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九月，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

九年，诏：“山林饶利，陂池鱼采，以赡元元，勿取假税。”□十二年、十五年俱有此令，不复录。

顺帝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尚书仆射虞诩上疏：“元年以来，贫百姓章言长吏取受百万以上者，匈匈不绝，谪罚吏人至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少所举奏。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走卒，五百之类，行鞭杖者。此言钱者，令其出资钱，不役身也），司空劾按，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令宜遵前典，蠲除权制。”於是诏书下诩章，切责州郡，谪罚输赎自此而止。

灵帝令刺史、二千石及茂材、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馀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又令郡国贡献先输中府，名为“道行费”（盖正贡外别有所献也。详见《国用门》）。

晋自渡江以来，至於梁、陈，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详见《商税门》）。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师南侵，军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献金帛等物，以助国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献私财数千万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借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

宋孝武帝大明初，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气（许气反）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领而占，贫弱者薪樵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实害理之深弊。请损益旧条，更申常制。”有司检壬辰诏书：“擅占山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恒气炉（力居反）种竹木、杂果为林仍，及陂湖江海鱼梁鳅场（七由反。即移反），常加工修作者，并不追旧。各以官品占山（见《官品》、《占田门》），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阙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条旧业，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并计赃，依常盗论。除晋壬辰之科。”从之。

齐武帝即位，诏免逋城钱，自今以後，申明旧制。初，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宋太始初，军役大兴，受官者万计，兵戎机急，事有未遑，自是，令仆以下并不输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胜计，文符督切，所在扰乱，至是除荡，百姓悦焉。

齐武帝时，王敬则为东扬州刺史（今会稽郡），以会稽边带湖海，人无士庶，皆保塘陂，敬则以功力有馀，悉详敛为钱，以送台库，帝纳之。

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会稽，粗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桥路须通，均夫计直，人自为用。若甲分毁坏，则年一修改；乙限坚牢，则终岁无役。今乃通课此直，悉以还台，租赋之外，更生一调。致令塘路崩芜，湖源泄散，害人损政，实此为剧。建元初，军用殷广，浙东五郡，丁税一千，乃质卖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寻蒙蠲原。而此等租课，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扰人，实自弊国。愚谓课塘丁一条，宜还复旧。”

唐高宗龙朔三年，减百官一月俸，赋雍、同等十五州民钱作蓬莱宫。

唐肃宗即位时，两京陷没，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赀畜，什收其二，谓之率贷。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钱一千者有税。

德宗时，朱滔、王武俊、田悦背叛，国用不给，陈京请借富商钱。度支杜佑以为军费才支数月，幸得商钱五百万缗，可支半岁。乃以户部侍郎赵赞判度支，代佑行借钱令，约罢兵乃偿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经者，家若被盗。然总京师豪人田宅奴婢之估，才得八十万缗。又取僦匮纳质钱及粟麦粜於市者，四取其一，长安为罢市，遮邀宰相哭诉。乃以钱不及百缗，粟米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获才二百万缗。

时军用不给，乃税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为，上钱二千，中一千，下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家计其数，或有宅屋多而无他资者，出钱动数百缗。敢匿一，杖六十，告者赏钱五万。除陌法者，公私给与及买卖，每缗官留五十钱（旧算三十，今加为五十）；给他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率算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日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簿者投状自集。其有隐钱百者没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出犯人家。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专其柄，率多隐盗，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ゥ满天下。

旧制，诸道军出境，则仰给度支。时讨贼兵在外者众，上优恤士卒，每出境，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各出军才逾境而止。月费钱百三十馀万缗，常赋不能给，赵赞乃奏行二法，愁怨之声，盈於远近。及泾原兵反，大呼长安市中曰：“不夺尔商户僦质，不税尔架、除陌矣。”於是架、除陌、竹、木、茶、漆、铁之税皆罢。

致堂胡氏曰：“当是时，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馀，户税二百一十五万七千馀斛，而籍兵七十六万七千馀人，是税户四、斛三而养一兵，他用不预焉。被甲荷戈者既不常饱，量入以为出，国非其国矣。”

今按：德宗之横敛，诿曰军兴乏用也。然琼林、大盈之积，特不过假军兴之名，而厚赋以实私藏。是以饷赐稍不如意，反使泾原骄横之卒，得藉口以为作乱之阶。然则平时刻剥生民而姑息军卒，竟何益哉！

唐贞观初，京司及州县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费。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赐而已。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

十二年，罢诸司公廨本钱，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阁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

十五年，复置公廨本钱，以诸司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於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岁满受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京七十馀司，更一二载，捉钱令史六百馀人受职。太学高第，诸州进士，拔十取五，犹有犯禁罹法者，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给京官职田。

开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隐奏请藉百姓一年税钱充本，依旧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随月收利，将供官人料钱，并取情愿自捉，不得令州县牵挽。

乾元元年，敕长安、万年两县各备钱一万贯，每月收利，以充和顾。

时祠祭及蕃夷赐宴、别设，皆长安、万年人吏主办，二县置本钱，配纳质积户收息以供费。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有罪，府县不敢劾治。民有不取本钱，立虚契，子孙相承为之。尝有殴人破首，诣闲厩使纳利钱，受牒货罪。御史中丞柳公绰奏诸司捉钱户，府县得捕役，给牒者毁之。自是，不得钱者不纳利矣。

宝应元年敕：“诸色本钱，比来将放与人，或府县自取，及贫人将捉，非唯积利不纳，亦且兼本破除。今请一切不得与官人及穷百姓并贫典吏，拣择当处殷富了者三五人，均使翻转回易，仍放其诸色差遣，庶得永存官物，又冀免破人家。”

贞元元年敕：“自今後应徵息利本钱，除主保逃亡转徵邻近者放免，馀并准旧徵收。其所欠钱，仍任各取当司阙官职田，量事粜货，充填本数。”

元和二年，宰臣上言：“圣政惟新，事必归本，疏理五坊户色役，令府县收，万人欣喜，恩出望外。臣等辄革旧弊，率先有司，其两省纳课陪厨户及捉钱人，总一百二十四人，望令归府县色役。”从之。

元和十一年，御史中丞崔从奏：“捉钱人等比缘皆以私钱添杂官本，所防耗折，裨补官利。吏近日访闻商贩富人投身要司，依官本，广求私利，可徵索者自充家业，成逋欠者证是官钱，非理逼迫，为弊非一。今请许捉钱户添放私本，不得过官本钱，勘责有剩，并请没官。”

十四年，御史中丞萧俯奏：“诸司、诸军、诸使公廨诸色本利钱等，伏缘臣当司及秘书省等三十二司利钱，准赦文，至十倍者，本利并放，展转摊保；至五倍者，本利并放。缘前件诸司、诸使、诸军利钱，节文并不该及，其中有纳利百姓，见臣称诉纳利已至十倍者，未蒙一例处分，求臣上达天听。伏以南北诸司事体无异，纳利百姓皆陛下赤子，若恩泽均及，则雨露无偏，乞特赐准赦放免。”

会昌元年正月赦节文：“每有过客衣冠，皆求应接行李，苟不供给，必致怨尤。刺史、县令但取虚名，不惜百姓，夫畜皆配民户，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莫斯为甚。宜为本道观察使条流，量县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钱，逐月收利。或前观察使前任台省官不乘馆驿者，许量事供给，其钱便以留州留使钱充，每至季终申观察使。如妄破官钱，依前科配，并同入己赃论，仍委出使御史纠察以闻。”

按：捉钱之事，惟唐有之。盖以供诸司公用之费。虽曰官出本钱，令其营运纳息，非凿空之横敛，及其久也，民利非假官之势，则不请本钱，白纳利息；官利於取民之财，则所徵利息数倍本钱，而其为无艺甚矣。故述其事，附之杂征敛之後。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诏除沧、德、棣、淄、齐、郓乾渡三十九处所算钱，或水涨，听民置渡，勿收其算。

五代时，有津渡之算，水或枯涸，改置桥梁，有司犹责主者备偿，至是诏除。此後诸州有类是者，多因恩宥蠲除。陈州私置蔡河琐，民船胜百斛者取百钱，有所载，倍其征，太平兴国中诏除之。

建隆二年，诏：“自今宰相、枢密使、带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节度使，依故事纳礼钱，宰相、枢密使三百千，藩镇五百千，充中书门下公用，仍於中书刻石记授。上年月已经纳者，後虽转官，不再更纳。旧相复入者，纳如其数。”时中书门下言“唐制，凡视事於中书者，纳礼钱三千缗，近颇隳废，乞举行之”故也。

按：朝廷视官制禄，所以养贤。官莫崇於相，则禄赐宜优於百僚，今於上日反徵其钱，以充公用，可乎？今考《五代会要》，後唐天成元年，门下、中书两省状：“准旧例，检校官合纳光省礼钱。近降敕命，除翊卫勋庸、藩垣将佐外，其馀不带平章事节度使，及防御、团练、刺史、诸道副使、郎中以下，并三司职掌盐院官、县令、录事参军、判司等，凡关此例，并可徵收。伏缘省司旧例，别无钱物，祗徵礼钱，以充公廨破使。遭值离乱，致失规绳，乞依元行依例徵理，自防御、团练、刺史至诸道将校、押衙，各纳钱有差。”则为例已久，且不止於使相而已。又考是年十二月中书奏：“准故事，应诸道藩镇带平章事处，各纳礼钱五百千，充中书修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内铺陈什物。”敕从之。则纳此钱者，似是唐末以来，方镇据土地，修贡献，求为使相之人，恐非盛唐之制。然观建隆之诏，则在庙堂为相者皆纳矣。又考梁开平五年敕：“食人之食者忧人之事，况丞相位尊，参决大政，而堂封未给，且无餐钱，朕甚愧之。宜令日食万钱之半。”则当时为相者，俸廪尚无之，况修公署置什物乎！此所以反有无艺之横取也。

又按：所谓修公署、备什物之类，唐时有诸司捉钱户，捉官本钱，营运纳息，以供此费。至五代之时，则不复有之，而令居职者履任之初，自出此钱。国初承五代之法，遂亦有之，故并附於捉钱之後。

太宗淳化元年，诏：“诸处鱼池，旧皆省司管系，与民争利，非朕素怀。自今应池塘河湖鱼鸭之类，任民采取，如经市货卖，乃收税。”

先时，淮南、江、浙、荆湖、广南、福建，当僭伪之时，应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鱼之处，皆纳官钱，或令人户占卖输课，或官遣吏主持。帝闻其弊，诏除之。又有橘园、水、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因伪国旧制而未除，前後累诏废省。

开宝三年，令买扑坊务者收抵当。

止斋陈氏曰：“买扑始见此，至淳化中而买扑酬奖之法次第举矣。买扑之利归於大户，酬奖之利归於役人，州县坐取其赢以佐经费，以其剩数上供，此其大略也。自熙宁悉罢买扑酬奖之法，官自召买，实封投状，著价最高者得之，而旧章举废矣。”

神宗元丰二年，导洛通汴司言：“纲船为商人附载，有留阻之弊。今洛水入汴无湍驶，请置堆垛场於泗州，贾物至者，先入官场，官以船运至京，稍输船算。”从之。□三年，诏近京以通津水门外顺成仓为场。

元丰二年，三司言：“人户买扑官监，及非新酬衙前场务所增收钱，并合入三司帐。而司农寺以谓官监、务外，皆是新法拘收钱，不当入三司。乞留以助募役；兼岁入百万缗，於市易务封椿，若失此钱，恐不能继。”争辩久之，乃从司农之请。

七年，府界、诸路坊场钱岁收六百九十八万六千缗，、帛九十七万六千六百石、疋有奇。

新法既鬻坊场、河渡，司农又并祠庙鬻之，募人承买，收取净利。官既得钱，听民为贾区庙中，判应天府张方平言：“管下五十馀祠，百姓尽已承买。阏伯主祀大火，火为国家盛德所承；微子开国於宋，亦本朝受命建号所因。又有双庙，乃唐张巡、许远。今既许承买，小人以利为事，必於其营为招聚，纷杂亵。岁收甚微，实损大体。欲乞不卖此三庙，以称国家严恭之意。”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国，无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庙皆得不鬻。明年二月，中丞邓润甫言：“兴利之臣议前代帝王陵寝皆合请射耕垦，而司农可之。缘此，唐之诸陵悉见芟刈，闻昭陵已翦伐无遗。乞下所属依旧禁止。”诏从之。

哲宗元元年，侍御史刘挚言：“坊场旧法，买户相承，皆有定额，毋得增价。新法乃使实封八状，唯利价高，有旧才百缗而益及千缗者，其後类多败阙。请罢实封之法，令诸路转运、提举司会新旧之数，酌取其中，立为永额，召人承买。”其後，详定役法所度之事，请下之诸州，若累界有增，以次高一界为额；增亏不常，以酌中为额。或前次所负及五分，县以闻州，州与漕司次第保上之，仍立界满承买抵当之制，馀皆如旧法。从之。

五年，户部郎中高言：“场务败阙者请止损净息，其省额如故。”从之。又诏：“无人承买者许自陈，损其钱数，明谕以召人，愿增价者听。若不售，则更减之，减及八分而不售者，提刑司审核，权停闭。”

徽宗自崇宁来，言利之言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沿汴州县创增锁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卖二十馀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等钱，水磨钱、侵街房廊钱、庙图钱、淘沙金钱，不得而尽记也。

大观三年，臣僚言：“比岁诸郡求以坊场增给公帑，不啻二十馀万缗，且虑朝廷封桩，浸为厨传之费。请考元丰旧制，详议行之。”诏令户部以所用封桩及坊场钱数申尚书省。

按：坊场即墟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今考其明言酒务者入《榷酤门》，明言货税者八《征商门》，而泛言坊场者，则以附杂征榷之後。

牙契　税契始於东晋，历代相承，史文简略，不能尽考。宋太祖开宝二年，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

止斋陈氏曰：“元降指挥，应典卖物会问邻至，有不愿，即书之於帐，听即两月批印，违者依漏税法。所以防奸伪，省狱讼，非私之也。庆历四年十一月，始有每贯收税钱四十文省之条，至政和无所增。宣和四年，发运使、经制两浙江东路陈亨伯奏，乞淮、浙、江、湖、福建七路，每贯增收二十文，充经制移用通旧收钱不得过一百省。绍兴五年三月敕：“每贯勘得产人合同钱一十文，入总制名起发。”乾道七年，户部尚书曾怀奏：“人户交易一十贯内正钱一贯，除六百九十五文充经、总制钱外，有三百二十五文，欲存留一半，馀入总制钱帐，另项起发。”

至是，牙契今为州县利源矣。

神宗元丰时，令民有交易则官为之据，因收其息。

徽宗崇宁三年敕：“诸县典卖牛畜契书，并税租钞旁等印卖田宅契书，并从官司印卖。除纸笔墨工费外，量收息钱，助瞻学用，其收息不得过一倍。”

大观二年，以出卖钞旁息钱事涉苛细，罢之。

政和中，应奉事起，乃复行。

宣和五年，诏：“诸路所收钞旁定帖钱，除两浙路隶应奉外，馀路并逐州委通判拘收，与发运司充籴本。”

高宗建炎元年赦：“应今日以前典卖田宅、马牛之类，违限印契合纳倍税者，限百日，许自陈蠲免。”

二年，初复钞旁定帖钱（靖康时尝罢之），命诸路提刑司掌之，无得擅用。

绍兴二年，右朝奉郎姚氵允言：“诸路曾被兵火去失契书业人，许诣所属陈理，本县下邻保证实，给户帖。”从之。

五年，诏诸路勘合钱每贯收十文足（即钞旁定帖钱）。

初令诸州通判印卖田宅契纸，自今民竞产而执出白契者，毋得行用。从两浙运副吴革请也。

革言：“在法，田宅契书县以厚契印造，遇人户有典卖，纳纸墨本钱买契书填。缘县典自掌印板，往往多印私卖，致有论诉。今欲委逐州通判立千字文号印造，每月给付诸县，遇民买契，当官给付。”

冬十一月，诏：“诸路州县出卖户帖，令民自行开其所管地宅田亩架之数而输其直，仍立式行下。”时诸路大军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调度不继，故有是诏。既而中书言恐骚扰稽缓，乃立定价钱，应坊郭乡村出等户皆三十千，乡村五等、坊郭九等户皆一千，凡六等，惟闽、广下户差减，期一等足计纲赴行在，即旱伤及四分以上，权住听旨。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缙言，诏州县止以簿籍见在数目出给户帖，务要简便不扰，如容纵乞取，重於法，令刑狱使者察之。时州县追呼颇扰，乃命通判职官遍诣诸邑，面付人户，其两浙下户展限二月。内诸路簿籍不存者，计先纳价钱，俟造簿毕日给帖。

二十六年，户部言：“印契违日限者，罪之而没其产，太重难行，徒长告讦。欲并依绍兴法旧限六十日投税，再限六十日赍钱请契。”从之。

二十七年，诏：“人户买卖耕牛，并免投纳契税。”

孝宗乾道七年，户部言：“每交易一十贯，纳正税钱一贯，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经、总制钱外，三百二十五文存留，一半充州用，馀一半入总制钱帐，如敢隐漏，依上供钱法。人户违限不纳，或於契内减落价贯，规免税钱，许牙人并出产户陈首，将物业半给赏，半没官。每正税钱一百文带纳头子钱二十一文二分，州县过数拘收、公人邀阻作弊，并重置典宪。”从之。

臣僚言：“乞诏有司，应民交易并令先次过割，而後税契。凡进产之家，限十日缴连小契自陈，令本县取索两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税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点对批凿。如不先经过割，不许投税。”诏：“赦令所参照见行指挥，修立成法。”

八年，诏：“今後遇赦，删去税契违限许免倍自首一节。监司、州郡无得自擅免倍税契，违者坐之。”

言者谓今之置产者，未尝以税契为意，盖起於赦恩许其免纳而自首，况监司、州郡不候朝旨，免倍税契，所收钱不复分隶窠名，一切以资妄用，故有此令。

淳熙六年，敕令所进呈《重修淳熙法》，上亲笔圈记人户内驴、驼、马、船契书收税，谕辅臣曰：“凡有此条，并令删去，恐後世有算及舟车之言。”

七年，臣僚言：“民典卖田产，必使之请官契，输税钱，其意不徒利也，虑高赀之家兼并日增，下户日益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县以人户物力科配，空给印纸，名为预借契钱，殊失法意。”诏禁止之。

宁宗嘉定十三年，臣僚言：“州县交易，印契所以省词讼，清税赋，而投报输直，亦有助於财计。今但立草契，请印纸粘接其後，不经官投报者，不知其几也。印契具文，过割可废，有交易已毕，迁徙他郡，二税茫无所归，州县徒费追扰，至於改换等色、减退亩步者，不知其几也。乞申严成法。”从之。

经、总制钱　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废於靖康，建炎复之。绍兴初，孟庾提领措置财用，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盖南渡以来，养兵耗财为夥，不敢一旦暴敛於民，而展转取积於细微之，以助军费，初非强民而加赋也。建炎二年冬，上在维扬，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於是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收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於细而积之甚众，求之於所欲而非强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钱出於兼并之家，无伤於下户；增收卖酒钱合於人情，而无害於民；官吏俸给除头子钱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继遽罢。欲望博延群议，更加讨论。乃亨伯为河北转运使，又行於京东西、河北路，昨来河北、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若行於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岁入无虑数百万计。况边事未宁，苟不知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暴敛於仓卒，曷若取积於细微。”於是除不便於民者（如纳免行钱、减罢曹官役人钱、钞旁定帖钱、院虞候充狱子重禄钱、牛畜等契息钱、契白纸钱），以权添酒钱、添卖糟钱、人户典卖田宅增添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并楼店务增添三分房钱五项，令东西八路州军（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命各路宪臣领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终起发。绍兴五年闰二月，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乞以总制司为名，而总制钱自此始矣。四月，臣僚言：“赋入之利，莫大於杂税。茶盐出纳之，每贯增头子钱五文，岁入不少。”而财用司言：“茶盐已复钞价，其头子钱难以增添，而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依节次指挥，每贯共收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馀一十三文并充本路州县并漕司支用。今欲令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於每贯见收头子钱上，量行增添，共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旧来合得一十三文省外，馀尽并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补助军需。”尚书省又言：“耆、户长雇钱并抵当库椿四分息钱、转运移用钱、勘合朱墨钱、出卖系官田舍钱，及赦限内典卖牛畜等印契税钱、进献纳贴钱、常平司七分钱、茶盐司袋息钱，并令诸路州县桩管，应办军期。”而总制司又言：“人户税赋畸零，如析居异财，绢绵零至一寸一钱者，亦收一尺、一两，米零至一勺、一抄者，亦收一升之类，并与折纳。至於二广、福建、江东西路免役一分宽剩钱，若无灾伤减阁，并令发付行在，及两浙西路役人雇钱，除岁用外，应副外大军支用。”八月，江西提举司言：“常平钱物，旧例每贯收头子钱五文足，今合依诸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费外，馀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一项窠名起发。”十一月，尚书省言：“经总制钱，监司州郡或以军期应办为名，辄行借兑拘截取拨者。乞依诸路州军通判已得指挥施行（州县辄将经制钱擅行应副兑借拘截取拨，辄有侵支互用者，内所委官所当职及取拨官，并先降两官放罢，人吏徒二年，各不以去官赦降原减）。”绍兴十六年，户部侍郎李朝正言：“诸路每岁所取经、总制钱，委本路提刑并检法、办官点磨拘催，岁终欲通行殿最。”

增及一分以上，减三季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议赏。有差亏一分以上，展三年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议罚有差。

二十六年，礼部侍郎贺允中言：“比年经、总制钱以二十六年以前最高者十九年之数立额，其当职官既诱以厚赏，又驱以严责，额一不登，每至横敛，民受其弊。望诏有司立岁额。”既而仓部郎中黄祖舜乞自十九年之外，有稍高年分，或少损其数，诏从之。三十一年，诏诸路州军未起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经、总制钱特与除放，其二十八年以後欠数，令提刑司督责补发。孝宗乾道元年，诏诸路州县出纳，每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充经、总制钱，仍将所增钱别项发纳左藏西库，补助经费。自是，公家出纳经、总制钱，每千共收五十六文。光宗登极，从吏部尚书颜师鲁奏，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路经总制钱共十七万一千缗。嘉泰初，除四川外，东南诸州额理经制钱七百八十馀万（四川九十万缗）。

月椿钱　始於绍兴二年也。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共议，令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应办。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钱不肯取拨，止取於朝廷窠名，曾不能给十之二三（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净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椿不封椿、系省不系省钱，皆是朝廷窠名也。）於是州县横敛，铢积丝累，仅能充数，一月未毕，而後月之期已逼，江东、西之害尤甚。七年，户部员外郎霍蠡言：“愿诏诸路守臣条具所桩实有窠名几何，临时措画者若为而办。”八年，侍郎士畏及参政李光皆言月桩之害，上感动，每谕宰臣：“若得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九年正月复河南州军赦，务与民休息，令转运司具逐州见认月桩钱数申朝廷，据实科拨。二月，诏以州县大小所入财赋，欲斟量当，易於椿办。其日後殿进呈，各有窠名，但多为漕司占留，遂不免敷及百姓。上曰：“若所拨科名钱不足，从朝廷给降应副，不得一毫及民。”绍兴十七年，减江东、西月椿钱一十二万七千缗有奇。光宗登极，用吏部尚书颜师鲁奏，减江、浙诸郡月椿钱一十六万五千缗有奇。

江、浙转运赵汝愚上言：“臣伏自到任以来，不住询访民利害，及今来巡历所至，有可以宽裕民利者。本司已随事斟酌轻重，次第罢行，独有诸县措置月椿钱物，其名色类多违法，最为一方细民之害。臣试举其大者，则有曰麴引钱、曰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臣尝询究，盖已累经朝廷指挥及前後监司约束往罢矣。大抵类能力制於一时，而不能保无於後日，其弊正如鼠穴，左固则右逸矣。至诘其所从出入，则首以月椿无科名，循例措置为辞。甚者奸赃之吏，又并缘掊克，以济其私，预於簿书之，阴为抵谰之计。有司熟视，不可稽考，其设有能自植立，整齐纪纲者，则往往窘於调度，拘率牵制，困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得持是数者，挟持官吏，以渔猎细民。流弊万端，不可殚述，其原则始於月椿太重而已。臣不胜愤懑，因尽考诸县月椿出纳之数，及其初科降之目，与夫先後因革之制观之。其始缘江、淮用兵，供亿数万，朝廷深恐一时乏事，遂令本路计月椿办大军钱物，而月椿之名始立。然其时降到旁通式内，犹许先取无额经制钱；不足，方取上供钱；又不足，则取诸司封椿钱。其後又增置赡军七分酒息钱，其馀不以有无拘碍钱物，皆许移用，甚至急阙，则朝廷亦时支降茶引、度牒之类以济之。是时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馀积，公私未告病也。今诸司封椿固不得用，而无额经制钱州县皆有定额，不尽分隶月椿，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钱及七分酒息钱二种而已，其馀盖尽以取足於州县也。况夫比年以来，州县用度日广，财赋日蹙，所以予之者岁益加少（谓如州县科拨二税与州县赡用之类），而取之者岁益加多（谓如增收头子钱、勘合钱、闰月坊场钱之类），非作法以取诸民，则何以哉！臣尝略计本路月椿之数，每岁为缗钱七十万，而格外所入者半之，虽其亦有傅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敛，什尝三四也。今朝廷纵未能大有蠲除，以尽扫宿弊，臣谓宜令有司择其最重者稍赈恤之。”

板帐钱　亦军兴後所创。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两浙运判耿秉言：“二浙近在日边，疾苦易於上闻，固宜州县之，雍容为政。今百里之寄，铨曹见缺，至无人愿就，是安可不思所以救之。盖今县邑之所苦者，不过板帐钱额太重耳！额重而收趁不及，计无所出，则非法妄取。以纳斛斗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到盗贼，不还失主；检校财产，不及其卑幼。亡僧、绝户，不候实而拘籍入官；逃产、废田，不与销豁而逼勒填纳。远债之难索者，豪民献於官，则追催甚於正税；私纳之为罚者，仇家讼於县，则监纳过於赃钱。赊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户长。检税不止於商旅，而苛细及於盘合，奁具。今年之税赋已足，而预借於明年；田产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纳其他。如罚酒、科醋、卖纸、税酱、下拳钱之类，殆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无非违法。州郡利其能办财赋，佯若不闻，一且告发，则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继之未免循复前例。盖其太重之额既不减，则亦别无他策尔！且是法创立，经隔已数十年，物价有低昂，户口有息耗，安可不随时而加损？乞令臣与诸郡从长斟酌，将合减之数开具闻奏，去其太甚而立为中制，庶几仰副圣天子惠养斯民之意。”从之。於是镇江府丹阳、金坛两县一岁通减钱二千八百四十四贯有奇，平江府常熟县每年与减一万贯，昆山、吴江县每年合与减发三千贯。自此诸路有陈情，亦优减不一矣。

叶应诏条奏曰：“何谓一曰经总制钱之患？昔李宪经始熙河，始有所谓经制财用者，其後童贯继之，亦曰经制，盖其所措画，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谓经制也。方腊既平，东西残破，郡县事须兴复，陈亨伯以大漕兼经制使，移用诸路财计，其时所在艰窘，无以救急，故减役钱，除头子，卖糖酵，以相补足。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彦国以知江宁兼总制，括民财以数百万计，已散者视若泥沙，未用者弃之沟壑。维扬驻跸，国用益困，吕颐浩、叶梦得实总财事，四顾无策，於是议用陈亨伯所收经制钱者。其说以为征商虽重，未有能强之而使贩，卖酒虽贵，未有能强之而使饮。若头子之类，特取於州县之馀，而可供猝迫之用。梦得号为士人，而其言如此，盖办目前者不暇及远，亦无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万而已。其後内则为户部，外则为转运使，不计前後，动添窠名。黄子游、柳约之徒，或以造运船，或以供军兴，递添酒税，随刻头子，赵鼎、张浚相继督师，悉用取给。而孟庾以职事之重，当总制之名，耆户长、壮丁雇钱始行起发，役法由此大坏。二制并出，色额以数十计。州县之所趁办者，本不过数条，瓜剖棋布，皆以分隶，一州则通判掌之，一路则提点刑狱督之，胥吏疲於磨算，属官倦於催发。酒有柳运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亏折官本；茶有秤头、息、油单、压面；商税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宽剩；得产有勘合，典卖有牙契。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拨有糜费。故酒之为胜也，几至於二百；头子之去贯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贯计者至於千七百万。凡今截取以畀总领所之外，户部经常之用，十八出於经、总制。士方其入仕，执笔茫然，莫知所谓，老胥猾吏，从旁而嗤之。上之取财，其多名若是，於是州县之所以诛求者，江、湖为月椿，两浙、福建为印板帐，其名尤繁，其籍尤杂。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学士大夫，尤有知其不善，叹息而不能拯；今之新进後出者，有智者惊，有勇者奋，视两税为何物，而况远及先王贡赋之法乎！臣尝计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财利，其时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无所用，坊场、河渡、免行、茶汤、水磨、堆垛之额，止以给吏禄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吴居厚，可谓刻薄矣。蔡京继之，行钞法，改钞币，诱赚商旅，以盗贼之道利其财，可谓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细，解落贯陌，饮人以不赀之酒，其患如经、总制之甚者。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至其急迫皇骇，无所措其手足，则虽绍兴以来号为名相如赵、张者皆安焉，又以遗後人。而秦桧权忮劫胁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弃馀琐屑之以为国用者，是何其无耻之至是也哉！故总制钱不除，一则人才日衰，二则生民日困，三则国用日乏。陛下诚有意加惠天下，以图兴复，以报仇怨，拔才养民，以振国用，在一出令而已。”

又曰：“何谓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则为妄作矣。当其风俗之成，名节之厉，犹知利之不当言，财之不当取，盖处而学与出而仕者虽不能合，而犹未甚离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馀习耳。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於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政也’，学与政判然为二。县则以板帐、月椿无失乎郡之经常为无罪，郡则以经、总制无失乎户部之经费为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监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於此者，而今也推是术以往，风流日散，名节日坏，求还祖宗盛时，岂复可得！是则人才日衰者，经、总制钱使之也。何谓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说，必曰‘经、总制钱者，朝廷所以取州县之弃馀，而板帐、月椿，各自以力趁办，其於民固未尝明加之赋敛也，赢缩多少，惟人而已’，臣请以事验之，知州去民尚远，而知县去民最近者也。月椿、板帐，多者至万缗，少者犹不下数千缗。昔之所谓窠名者，强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数爪牙吏，百计罔民，日月消削。盖昔之号为壮县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复可举手，今之所谓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并，与县官抗衡，及衣冠势力之家在耳。若夫齐民中产，衣食仅足，昔可以耕织自营者，今皆转徙为盗贼饿死矣。若经、总制不除，州县破坏，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谓国用日乏？今岁得缗钱千五百万，昔三代及汉、唐不能进焉，所以裕国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骤为孤注，与不博而丐其赢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为国有大计，自始至末，必有品节条章，岂有左右望而罗其细碎不收之物？且均之为朝廷出纳也，又从而刻削其头子，卖酒取数倍之息，若此者犹可以为国乎？使国不贫，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经、总制钱不除，则取之虽多，敛之虽急，而国用之乏终不可救也。今欲变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额之半，正其窠名之不当取者罢去。然後令州县无敢为板帐、月椿以困民，黜其旧吏刻削之不可训诲者，而拔用恻怛爱民之人，使稍修牧养之政。其次罢和买，其次罢折帛，最後议茶盐而宽减之。若此，则人财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财用之所以至此者，兵多使之也。财与兵相为变通，则兵数少而兵政举，若此则国用不乏矣。陛下岂有爱於多财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举而天下定，王业之所由始也。”

右经总制、月椿、板帐等钱所取，最为无名。虽曰责办州县，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尝论其事，以为“自户部四折而至於县，如转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势穷矣。县何所取之，不过巧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议者必且以为朝廷督责官吏补发，非有与於民也，此又与掩耳盗钟之见无异，盖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说以诖误朝听耳。”此至当之论。昔太史公论桑弘羊之善理财，以为民不加赋而上用足，而司马温公谓其不过设法阴夺民利。然弘羊所谓理财，若盐铁，则取之山泽也；若酒酤，均输、舟车之算，则取之商贾逐利者也。盖山海天地之藏，而商贾坐笼不赀之利，稍夺之以助县官经费，而不致尽倚办於农田之租赋，亦崇本抑末之意。然则弘羊所为，亦理财之良法，未可深訾也。至後世则若茶盐，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税，官既各有名额以取之，未尝有遗利在民矣，而复别立窠名，以为取办州县，所敛不及民，将以谁欺？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虽蔡京、吴居厚之徒亦羞为之者是也。盖宋承唐之法，天下财赋除其供辇送京师之外，馀者并留之州郡。至於坊场、坑冶、酒税、商税，则兴废增亏不常，是以未尝立为定额。其留州郡者，军资库、公使库、系省钱物，长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来，虽屡有拘辖此算之令，然祖宗法度宽大，未尝究竟到底。熙、丰以後，驱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项钱物，则州郡所入，亦复不少。过江以来，军屯日盛，国用大困，遂立经、总制等窠名以取之，虽曰增征商之羡馀，减出纳之贯陌，而亦所以收州县之遗利也，然倥亻之际，不暇审订，故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而额之重者不可复轻，督迫之馀，州县遂至别立苛横之法，取之於民。绍兴讲和以後，至乾、淳之时，诸贤论之屡矣，如赵丞相所奏，及水心应诏所言，最为详明。然言其弊而不思所以革弊之方，则亦未免书生之论。盖经、总制等窠名皆起於建炎、绍兴，而彼何如时也？强敌压境，岁有荐食吞噬之谋；翠华南巡，未知税驾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将帅擅命，而敌之功无岁无之，固非计财惜费之时，则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隆兴再讲和好之後，国势稍张，敌患亦息。虽曰诘戎兵、讨军实，不当废弛，然文物礼乐既已粲然承平之旧矣，则无名之征、权宜之法，岂不可讲求而蠲削之？议者必曰钱数目浩大，而科取各有去著，未易尽捐。然酒价、牙契之利可以增羡，则当於坊场要闹之地、人物殷实之处而明增之，不当例立此法，而使州县之凋弊无措者，不免别赋於民以取足也。官员请俸之给可以克除，则当视其员之太者、俸之太优者而明减之，不当留头钱而使士大夫之受俸於官者，不免有曰惠而实不至之讥也。州郡椿留之财赋可以收取，则当择其郡计之优厚者，於留州钱内明增上供，而凋弊之郡则不复责取。如此考明白之後，则正其名色曰某郡酒坊、牙契钱增羡几何，某郡增解户部上供钱几何，诸州减除官俸钱几何，按期申解而尽削经总制、月椿、板帐之名，则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尽捐也。其未尽捐者，明以增课、减俸等项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则州县不得借凿空取办、挨那不敷之说，而违法取财以困民，上下之，岂不两利？盖天下之财皆朝廷之财，遮藏讳避而暗取之，固不若考核名实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增羡等项既明属版曹，则异日或有趁办不行之处，亦未尝不可明致蠲减之请。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县者，曰经总制、月椿、板帐钱也，而州县之所藉以办此钱者，曰酒坊、牙契、头子钱也。或所取不能及额，则违法扰民以足之，曰输纳斛面、富户词讼、役人承替、违限科罚之类是也。上下之，名目各不吻合。州县以酒坊、牙契不办诉之版曹，则朝廷曰“吾所取者经、总制钱而已，未尝及此”，则不知其实取此以办彼也。百姓以斛面、罚钱等事诉之朝廷，则州县曰“吾以办经、总制钱而已，未尝入已”，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互相遮覆，文不与而实与，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实，择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经常之赋；其不应取者，削其名而可绝并缘之奸，岂非经久之计！寿皇英主，乾、淳贤俊满朝，而计不及此，惜哉！

●卷二十 市籴考一

○均输市易和买

《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市，敛布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货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注见《钱币考》）。

水心叶氏曰：“熙宁大臣慕周公之理财，为市易之司，以夺商贾之赢，分天下以债，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为君子者，又从而争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为利也。’其人又从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圣人之意、《六经》之书，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终以大敝，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敛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其馀者祭祀、丧纪皆有数，而以国服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为也。何者？当是时，天下号为齐民，未有特富者也。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筑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无不毕与。然而祭祀、丧纪犹有所不足，则取於常数之外。若是者，周公不与，则谁与之？将无以充其用而恤之也，则民一切仰上而其费无名，故赊而贷之，使以日数偿，而以其所服者为息。且其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敛之，则为不仁。然则二者之法，非周公谁为之？盖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学周公之法於数千岁之後，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谓周公不为是法，而以圣贤之道不出於理财者，是足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为之，固不以自利，虽百取而不害，而况其尽与之乎？然则奈何君子避理财之名，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徒从其後频蹙而议之，厉色而争之耳。然则仁者固如是邪！”

愚论见《钱币考》。

汉武帝元封元年，置均输官。

桑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於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而许之，一岁之中，诸均输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时，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昭帝时，霍光辅政，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使丞相、御史相与语人疾苦。文学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教道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无示以利，然後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均输，与人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夫末修则人侈，本修则人懿，懿则财用足，侈则饥寒生。愿罢均输以进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数为寇暴，备之则劳中国，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愁苦，为虏所俘，乃修鄣塞，饰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不足，故置均输，蕃货长财，以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是内空府库之财，外乏执备之用，罢之不便。夫国有沃野之饶，而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不足於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砂毛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毡裘，兖、豫河之漆丝，养生奉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学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义以风之，励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亲附，远者说德。王者行仁政，无敌於天下，恶用费哉！夫导人以德，则人归厚；示人以利，则人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况上为之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人罪梯也。夫古之赋税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农人纳其，工女效其织，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者郡国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济、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人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人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人并收，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物。”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於京师，以笼货物，贱则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牟利，故命曰‘平准’。准平则民不失职，均输则人不劳，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涂，通有无之用，故《易》曰：‘通其变，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均输所以通委财而周缓急，是以先帝开均输以足人财。王者塞人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人，丰年则贮积以备乏绝，凶年岁俭则行币物，流有馀而拯不足。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今山东被灾，赖均输之蓄，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人以振。故均输之蓄，非所以贾万人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备水旱也。古之贤圣，理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理家养生必於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以末易本，以虚易实。今山泽之材，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

先公曰：“今按桑大夫均输之法，大概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然农民耕凿，则不过能输其所有，必商贾懋迁，乃能致其所无。今驱农民以效商贾，则必释其所有，责其所无，如贤良文学之说矣。太史公《平准书》云‘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此说疑未明。班孟坚采其语曰‘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而相灌输’，此说涣然矣。盖作‘如异时’三字，是谓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东莱吕氏尊迁抑固，是以取《书》而不用《志》语。然义理所在，当惟其明白者取之，是以《通鉴》取《志》语云。”

水心叶氏曰：“《平准书》直叙汉事，明载聚敛之罪，比诸书最简直。然观迁意，终以为安宁变故，质文不同，山海轻重，有国之利。按《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於平准，取天下百货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後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恐此意迁亦未知也。”

王莽篡位，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莽有所兴造，必欲依古经文。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乐语》，《乐元语》。河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诸侯之书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馀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於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蚕桑织纺绩补缝，工匠医卜及他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居处所在为区。谒舍，今客舍），皆各自占所为於其所在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占不以实，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诸司市尝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他所。众民卖买五布帛丝绵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无令折钱。万物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庾，积也。积物待贵）。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受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价，立泉府以收滞货而时其买卖，皆所以便民也。所谓“国服为息”者，乃以官物赊贷与民，则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说，令民采山泽者、畜牧者、纺织者，以至医巫技艺，各自占所为，而计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为贡，则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尝有此法乎？噫！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

东汉章帝时，尚书张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所谓均输也（谓租赋并雇运之直，官总取而官转输於京，曰均输）。”诏议之。尚书仆射朱晖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非明主所宜行。”帝不从。其後用度益奢。

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布帛贱，上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於京师市米，买丝绵绫绢布（详见《籴门》）。

唐德宗时，赵赞请置常平官，兼储布帛，於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缗，下至十万，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并榷商贾钱，以赡常平本钱。帝从之。属军用迫蹙，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数。

德宗时，宫中取物於市，以中官为宫市使，置“白望”数十百人，以蓝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谏官御史言其，而中官言京师百姓赖宫市以养，帝以为然。顺宗即位乃罢之。

按：“京师百姓赖宫市以养”之语，出於中官之口。此辈逢君之恶，岂能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休戚。然王莽之五均，介甫之易市，亦皆以为便百姓而行之，且举《周官》泉府之法以缘饰其事，然则名为效周公，而识见乃此阉之流耳！

宋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七年，诏：“应剑南东西、川峡路从前宫市及织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宜令诸州自今只织买绫、罗、绸、绢、布、木绵等，馀并罢之。”

宋朝如旧制，调绢、绸、布、丝、绵，以供军需，又就所产折科、和市。其纤丽之物，则东京有绫锦院（初，平蜀得锦工百人，始置院，所织有锦绮、鹿胎、花罗、绉、绫纟。咸平初，尝停织机百馀，令织绢），西京、真定府、青益梓州亦有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潭州旧有绫锦务，淳化四年废），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江宁岁无定额，润州万匹。又婺州岁买万。润州务旧十二日为一匹，王子与制置江淮，匹减一日，岁终不如数，至被笞。景德三年，诏复旧），梓州有绫绮场（又溢州市买院亦织熟色绫，及彭锦汉蜀眉陵简遂资荣普州、怀安军皆织大小绢、欹正、花纱。大名府、贝沧德博棣杭越湖婺州和市小绫。庐、寿州折科小绫。乾德四年，蓬州请以租丝配民织绫，给其工直，诏不许。旧济州有机户十四，岁受直织绫，宝三年，诏廪给者送阙下，馀罢之。湖州亦有织绫务，太平兴国中，从转运使熊延吉之请，停务，女工五十人悉纵之。至道元年，杭州置织务，岁市诸州丝给其用，後罢）。又毫州市绉纱，大名府织绉（庐、寿州亦折科白），青、齐、郓濮、淄、潍、沂、密、登、莱、衡、永、全州市平纟（庐寿濠泗和泰光州、高邮涟水军亦折科官纟）。又东京榷货务岁入中平罗、小绫各万匹，以供服用及岁时赐与。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库所需，则有司下其数，充足而止。

淳化五年，又诏：“官中买物有元不出产处，毋得抑配扰民。”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言：“本路岁给诸军帛七十万，民罕有缗钱，常预假於豪民，出倍称之息，及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欠，以是工机之利愈薄。请令官司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从之，仍令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或蚕事不登，则许以大小麦折纳，仍免其仓耗及头子钱。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本朝预买绸绢，谓之和买绢。按：《玉壶清话》与《渑水燕谈》二书，皆以为始於祥符初。因王旭知颍州，时大饥，出府钱十万缗，与民约曰：‘来年蚕熟，每贯输一缣。’谓之和买，自尔为例。而《渑水燕谈》又以为其後李士衡行之陕西，民以为便，今行天下，於岁首给之。然予按范蜀公《东斋记事》称是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预给库钱贷之，至夏秋令输绢於官。预买绸绢，盖始如此。以三书考之，当以范说为是，盖范尝为是官耳。予读诗人袁陟世弼所为墓志，序其当仁宗时，为太平州当涂知县。且言江南和市绸绢，豫给民钱，郡县或以私惠人，而不及农者，当涂尤甚，世弼所为条约，细民始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爱天下多矣。而其後以盐代钱，以为缣直。又其後也，盐亡而额存，然後知《左氏》所谓‘作法於凉’，其说不诬矣。”

国初，凡官所需物，多有司下诸州，从风土所宜及民产厚薄而率买，谓之“科率”。开宝三年，令天下诸州，凡丝、绵、绸、绢、麻、布、香药、毛翎、箭、皮革、筋角等，所在约支二年之用，不得广有科市，以致烦民。淳化五年，诏诸州科买物非风土所出，多课民转市於他处，及调役飞挽不均者，件析以闻，当议均减。

止斋陈氏曰：“和、预买始於太平兴国七年，然折钱未有定数，如转运使辄加重，诏旨禁绝之。熙宁理财，多折见钱，而诸郡犹有添起贯陌不等之，朝廷随即行遣。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预、和市尤为无名之敛。然建炎初行折帛，亦止二贯，户部每岁奏乞指挥，未为常率。四年为三贯省，绍兴二年为三贯五百省，四年为五贯二百省，五年七贯省，七年八贯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损其价，两浙绸绢每匹七贯文，内和买六贯五百文，绵每两四百文，江东路绸绢每匹六贯文，则科折之重，至此极矣，不可不务宽之也。

皇中，诏曰：“三司岁下诸路科买，多出仓猝，故物价翔踊伤民。其度民所堪，先期告戒，若府库有备，勿复收市。”

嘉三年，枢密副使张屏请罢民科率及营造不急之物，其库务物之阙供者，在所以官分售之。於是置减省司於三司，命韩绛、陈升之等总其事。自是，多所裁损矣。

初，京师有杂买务、杂买场，以主禁中贸易。景中，尝诏须库物有缺，乃听市於杂买务。皇中，帝谓辅臣曰：“国朝惩唐宫市之，置务以京朝官、内侍参主之，以防侵扰，而近岁非所急物一切收市，扰人甚矣。”乃申景之令，使皆给实直。其後内东门市民物，或累岁不偿钱，有司请自今悉开杂买务，以见钱市之；内出金帛欲易钱者，旧付杂卖场，至是又悉请送左藏库计直易钱，诏皆可之。至嘉中，复诏金帛付杂卖场，以三司判官监视，平估以售，毋抑配小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糯米有馀蓄，请令发运司损和籴数五十万石，市金帛上京，储之榷货务，备三路军需。”从之。

神宗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漕司王广渊，和买绸绢，增数抑配，率钱千课绢一匹，其後和买并税绢，匹皆输钱一千五百。”诏条析以闻。时王安石右广廉颢言不行。

祖宗时官市布帛，依时直以济用度，其有预给直，俾偕岁赋以输公上，谓之和、预买。然价轻而物重，民力浸困，其後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

时右正言李常亦言：“广廉以陈汝羲所进羡馀钱五十馀万缗，随和买绢钱分配，於常税折科放买外，更取二十五万缗。请以颢言付有司行之。”不从。

七月，以京东预买绸绢并息钱五十万缗赐常平场司。

按：熙宁初，王介甫秉政，专以取息为富国之务。然青苗则春散秋敛，是以有赊贷之息；市易则买贱卖贵，是以有贸易之息。至於和买，则官以钱买民之绸绢而已，息钱恶从出？盖当时言利小人如王广廉辈，以千钱配民，课绢一匹，其後匹绢令输钱一千五百，是假和买绸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见其刻又甚於青苗矣。

元丰四年，遣李元辅变运川陕西路司农物帛。中书言：“物帛至陕西，择省样不合者贸之，籴粮储於边，期以一年毕。”

五年，户部上其数，凡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四两，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奇。

均输、市易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今天下财用无馀，典领之官拘於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以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亡，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令本司俱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虑其为扰，多以为非。向既董其事，乃请置官设属，帝曰：“兹事鼎新，脱有纷纭，须朝廷坚主之，使得自择其属。若委以事而制於朝廷，是教玉人雕琢也。”向於是辟刘忱、卫琪、孙、张穆之、陈倩为属，又请有司具六路岁所当上供之数、中都岁所用及见储度可支岁月，凡当计置几何，皆预降付有司。从之。

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言：“均输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

谏官李常论均输不便。他日，帝语宰执曰：“朕问常何以名均输，常言买贱卖贵而已。朕谕以《禹贡》纳粟、纳秸，此即均输之意，岂买贱卖贵哉！”王安石曰：“常所言乃平准，非均输也。盖常亦不晓均输之名耳。”帝复以手诏褒谕薛向，然均输後讫不能成。

元丰二年，帝因论薛向建京师买盐钞法无成事，语侍臣曰：“新进之人轻议更法，其後见法不可行，犹遂非惮改。均输之法，如齐之管仲、汉之桑弘羊、唐之刘晏，其智仅能推行，况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终始，所当重惜，虽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国计甚便，姑静以待之。”

熙宁五年，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於京师置市易务。”先是，有魏继宗者，自称草泽，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於是中书奏：“在京师市易务监官二，提举官一，句当公事官一。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已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句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入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以上并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实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收买。”故降是诏。又以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京东市钱八十七万缗为市易本钱，其馀合有交钞及折博物令三司应副。

时三司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三司按治，”御批削去此条。

七月，上谕王安石：“闻市易极苛细，人皆怨谤，如榷货鬻冰则民鬻雪者皆不售，市梳朴则梳朴贵，市脂麻则脂麻贵。”安石皆辩解之，以为鬻冰由园苑，梳朴为兼并者欲占，脂麻以不稔，自当贵耳。上又谓：“市易鬻果，太烦碎，罢之如何？安石曰：“立法当论有害於人与否，不当以烦碎废也。”

七年，诏权三司使曾布、翰林学士吕惠卿同究诘市易事。

先是，帝出手诏付布，谓市易司市物，颇害小民之业，众言喧哗。布乃引监市易务魏继宗之言，以为吕嘉问多取息以千赏，商旅所有者尽收，市肆所无者必索，率贱市贵鬻，广裒赢馀，是挟官府为兼并也。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偕布究诘之。布即上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状，且言：“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固已凛凛乎架、除陌之事矣。嘉问奏：‘近差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为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五月，乃诏章、曾孝宽即军器监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户房会财赋数，与布所陈异，而吕嘉问亦以杂买务多入月息钱不觉，皆从公坐有差。未几，布礻职，与嘉问皆出守郡，魏继宗仍夺秩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实预之。後揣帝意有疑，遂急治嘉问，而惠卿与布有宿怨，故卒挤之，而市易如故。

九年，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诏吕嘉问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较。十年，定上界本钱以七百万缗为额，不足，以岁所收息益之；其贷内帑钱，岁偿以息二十万缗。

元丰二年，诏市易旧法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罚钱百分之二。贪人及无赖子弟多取官货，不能偿积息，罚愈滋，囚系督责，徒存虚数，实不可得。於是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以田宅金银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自元丰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罚钱悉蠲之，凡数十万缗；负本息者延其半年。众议颇以为惬。

按：均输、市易、皆建议於熙宁之初，然均输卒不能行，市易虽行之而卒不见其利，何也？盖均输之说始於桑弘羊，均输之事备於刘晏。二子所为虽非知道者所许，然其才亦有过人者。盖以其阴笼商贩之利，潜制轻重之权，未尝广置官属，峻立刑法，为抑勒禁制之举，迨其磨以岁月，则国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记》、《唐书》皆亟称之，以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则薛向之徒，岂遽足以希其万一？宜其中道而废也。然所谓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则夫祖宗时以赋税而支移、折变，以茶盐而入中粮草，即其事矣。苟时得能吏以斡运之，使其可以裕国而不至困民，岂非理财之道？固不必亲行贩易之事，巧夺商贾之利而後为均输也。介甫志於兴利，苟慕前史均输之名，张官置吏，废财劳人，而卒无所成，误矣。至於市易，则假《周官》泉府之名，袭王莽五均之迹，而下行黠商豪家贸易称贷之事，其所为又远出桑、刘之下。今观其法制，大概有三：结保贷请，一也；契要金银为抵，二也；贸迁物货，三也。是三者，桑、刘未尝为之，然自可以富国，则其才岂後世所能及？然贷息、抵当、贸迁之事，使富家为之，假以岁月，岂不获倍蓰千万之利？今考之熙宁五年赐内藏库及京东路钱为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万缗，至九年，中书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仅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呜呼！以县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贸迁图利，且放偿取息，以国力经营之，以国法督课之，至使物价腾踊，商贾怨ゥ，而孳孳五年之，所得子本盖未尝相称也，然则是岂得为善言利乎！桑、刘有知，宁不笑人地下？又按：郑介夫熙宁六年进《流民图》，状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顿不入都，竞由都城外径过河北、陕西，北客之过东南者亦然。盖诸门皆准都市易司指挥，如有商货入门，并须尽数押赴市易司卖，以此商税大亏。然则市易司息钱所获，盖不足以补商税之亏矣。

熙宁三年，王韶置秦凤市易司於古渭城。

六年，置两浙市易司於杭州，又置夔路市易司於黔州。十二月，置成都市易司。

八年，置广州市易司，又置郓州市易司。

熙宁六年，详定行户利害所言：“乞约诸行利入厚薄纳免行钱，以禄吏与免行户祗应。自今禁中买卖，并下杂卖场、杂买务，仍置市易估市物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则取办焉。”皆从之。

郑侠奏议跋云：“京城诸行，以计利者上言云，官中每所需索，或非民用物，或虽民用物，或少缺，率皆数倍其价收买供官。今立法，每年计官中合用之物，令行人众出钱，官为预收买，准备急时之用，如岁终不用即出卖，不过收二分之息，特与免行。所贵於行人不至於急时枉用数倍之价，至於破坏锓本。此法固善，若要深合民心，上等行人多出，中等助之，下等贫乏特与免，官中只取足用，无冀其馀，则善矣。洎至立法，更不辨上、中、下之等，一例出钱，富者之幸，贫者之不幸，其不愿者固多，而愿者少矣。才立法，随有指挥：元不系行之人，不得在街市卖坏钱纳免行钱人争利，仰各自诣官投充，行人纳免行钱，方得在市卖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赏。此指挥行，凡十馀日之，京师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负水担粥以至麻鞋头之属，无敢不投行者。因献丞相书言及是，又黎东美之前得子细陈述，相次闻已有指挥，些少擎负贩卖者免投行，然已逾万缗之数。三月二十七日圣旨所先放，乃此免行钱也。”

元丰三年，诏免行月纳钱不及百者皆除之，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

哲宗元元年，外内监督市易及功场净利钱，许以所入息并罚钱比计，若及官本者并释之。

绍兴四年，复置市易务，唯以钱交市，收息毋过二分，勿令贷请。

元符三年，市易务改名平准务。

哲宗绍圣元年，户部言两浙蚕丝薄收，今岁和买并税绸绢，请令四等下户输钱，易左帑等绸绢用之。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言预买钱多，人户愿请比岁例增给。诏诸路提举司假本司剩利钱，同漕司来岁市绸绢，计纲赴京。

左司员外郎陈言：“预买之息，重於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创增，虽名济乏，实聚敛之术。”

大观元年，以坊郭户预买，有家至千匹或四五百匹者，令诸路漕司详度以闻。

政和元年，臣僚言：“两浙因绍圣中王同老之请，和买并税绸绢匹有头子钱，又收市倒钱四十，例外约增数万缗，以分给典吏等，多者千馀缗，少者五百缗。”於是诏罢市利钱。

政和六年，成都路官户预买许减其半，後河北诸路皆如之。既而臣僚言二浙官户猥多，请均和、预之数，乃照旧尝全利者如旧。

七年，诏：“和、预买绢本以利民，比或稍偿杂物，或徒给虚券，为民害多。其令漕司会一路之数，分下州县经画，不以钱而以他物，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给者，以违制论。”

高宗建炎三年，车驾初至杭州，朱胜非为相。两浙运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买绸绢，岁为一百一十七万匹，每匹折纳钱两千，计三百五万缗省，以助国用。”诏许之。东南折帛钱自此始。

折帛、和买，非古也。国初二税输钱米而已，咸平三年，始令州军以税钱、物力科折帛绢，而於夏科输之，此夏税折帛之所从始也。大中祥符九年，内帑发下三司预市绸绢，时青、齐绢匹直八百，绸六百，官给钱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宝元後改给盐七分、钱三分，崇宁三年，钞法既变，盐不复支，三分本钱亦无。

九月，御笔：“朕累下宽恤之诏，而迫於经费，未能悉如所怀。今闻江南和、预买绢，其尤甚，可下江、浙减四分之一，以宽民力，仍见钱，违之法。”

二年，户部请诸路上供丝帛并半折钱如两浙例，於是左相吕颐浩视师，右相秦桧奏从之。江、淮、闽、广、荆湖折帛钱自此始。时江、浙、湖北、夔路岁额绸三十九万匹，江南、川、广、湖南、两浙绢二百七十三万匹，东川、湖南绫罗纟七万匹，四川、广西路布七十七万匹，成都府锦绮千八百馀匹，皆有奇。

神武右军统制张俊置到产业，乞蠲免应干和买等事（绍兴四年），诏特依。後省言：“国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广，粒米寸帛，悉出民力。陛下哀悯元元，权俾士大夫及勋戚之家与编户一等科敷，盖欲宽民力，均有无。今俊独得免，则当均在馀户，是使为俊代输也，人心谓何？兼方今大将不止俊一人，使各援此例求免，何以拒之？望命有司检会官户科敷及和、预买等见行条法，札俊使知。”诏令以次官书行。後省又言：“从俊之请，则恩加於将帅而害及於编户，望收还前诏，乃所以安俊。”其命遂寝。越数年，俊乞免岁输和买绢（俊时为少傅、淮西宣抚使），三省拟本岁特赐俊绢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谕之曰：“诸将皆无此，独汝欲开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议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须当自饬，如作小官时，乃能长保富贵，为子孙之福。”俊惶悚力辞赐绢。俊喜殖产，其罢兵而归，岁收租米六十万斛。右司谏王晋言：“军兴以来，费用百出，州县科敷，有不能免，已诏官户并同编户，所以宽下民也。诸寺院之多产者，类请求贵臣改为坟院，冀免科敷，朝廷优礼大臣，特从所请。然官户既不免，坟院岂缘官户得免哉！况今前宰执员数不少，所在僧徒，侥幸干请，使庄产多者独免，则合科之物归之下户，非官户同编户之意也。”诏户部申严行下。

诏诸路宪臣州县已未支还和买本钱实数来上，初，魏工在考功，建言州县和、预买绢不给本钱，乞就折民应纳役钱，使官无受给之，民无请给之劳。寻下转运、常平司议，冬十月，两浙转运司言：“本路岁用和买本钱七十三万馀缗，无可那拨。”而常平司言：“此钱既充和买，则役人无以给之。”其议遂止。

按：折帛元出於和买。其始也，则官给钱以买之；其後也，则官不给钱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则反令以每匹之价折纳见钱，而谓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则官价之不给久矣，今乃甫诏诸路宪臣州县已未支和买本钱实数来上，岂其时上之人元未知邪？或官吏肆为欺蔽，复以和买名色妄有支破邪？魏工之说固为当理，然役钱者，应纳之物也；折帛者，横取之物也。官惟其乏钱，是以不免横取於民，若其可蠲，则自当明蠲横取之折帛钱，正不必以应纳之役钱比折也。

四年十一月，初令江、浙民户悉纳折帛钱。

六年，两浙转运使李迨始取婺秀湖州、平江府岁计宽剩钱二十二万八千缗有奇，依折帛钱条限起发。

十七年，诏减折帛钱，江南每匹为六千，两浙七千，和买六千五百；绵，江南每两三百，两浙四百，自来年始。

孝宗乾道四年，宰执进呈度支郎官刘师尹奏：“江、浙四路折帛钱，绍兴初年立价折纳，至十一年顿增一倍。十二年九月赦书止令折十之一，十五年又诏两浙夏税绸绢匹减一贯，和预买减一贯二百，江东西减两贯。缘州县不尽遵依，暗有增添，乞裁减以宽民力。”上曰：“朕未尝妄用一毫，只为百姓，可从之。”冬十有二月甲辰，诏两浙、江东西路乾道五年夏税、和买折帛钱，并权与减半输纳一年，如州县过取一文以上，许人户诣检、鼓院进状陈诉。”

淳熙十一年，臣僚言浙东和买绍兴路偏重，浙西临安府偏重。寻论两浙漕臣钱冲之、临安守臣张杓条奏。

又言：“和买科取，人皆规避，田愈多则折户愈不一。其始也，敷及上户而中户不与；其後也，上户巧为规避而中户不得免。乾道二年，每物力户二十一千敷和买一匹，至淳熙七年，十五千敷一匹，数年後可知也。其皆由不以田亩均敷，其害至此，惟平江一郡和买皆亩均，故民之诡名少。望先自浙东西行以亩均敷之法，则民不偏受其害。”

汪义端言：“若和买用亩头均敷，则上户顿减而下户顿增。盖下五等人户元不预和买，但每丁有丁绢，有丁绵，有丁盐钱，今又以亩头均受上户和买，则是以一小民之身，些小薄瘠之产，而纳数项之税赋。合将逐县浮财物力，只照旧例均敷於四等以上为是。”

光宗绍熙元年，臣僚言：“广德军两县物力不多，而和、预买绢乃二万六千馀匹，视他郡十倍其数，民何以堪？户部看详，绍兴三年已减一万一千一百馀匹，後因守臣胡彦国於经界时妄复元数，民不胜困，於是江东运副林岍奏，增复之数姑减一半，漕司通融，代纳三分之一，馀二分倚阁。今本部更与抱认一分，馀一分令本军措置。”从之。

三年，臣僚言：“今日取民已重，未能蠲除，使之均平，民亦无怨。然有甚不均者，夏税和买之有折帛，官户则多纳本色；秋米之有加耗，官户则止纳正数，和籴非正赋，不得已而取之，乃止敷民户而不及官户。夫有官君子，居位食禄，正宜率先乡里，以应公上之需，乃恃势自私如此，不均孰甚焉！望申严诸州县，应折变、加耗、科敷之类，官民户并一概输纳，违许内外台劾奏。”从之。

秘书郎孙逢吉言：“和买为民白著之赋，虽正月给散本钱之法尚载令甲，而人户钞旁亦有见钱请给之文，然上下皆知其为文具也。中兴之初，绢价暴增，匹至十贯，高宗念下户重困，乃令上户输绢，下户输钱，於是有折帛之名，匹折六贯或七贯。和议既定，物帛梢贱又令输绸者以八分折钱，输绢者以三分折钱，馀输本色，遂为定制。朝廷以经费之故，未能裁损，州县又於此外苛取，民力安得不重困哉！”

侍御史林大中论江、浙四路和买之，略谓：“今日东南所入之数，较之祖宗时已不啻数倍，掌计之人倘循中制取之，一岁之入自足以给一岁之用。苟为国敛怨，所得少而所失多矣。”

时东南诸路岁起绸三十九万匹（浙东上供八万，淮衣、福衣八千。浙西上供九万二千，淮衣万六千。江东上供九万，淮、福衣二万七千。江西上供五万二千，淮、福衣万五千。湖北上供三百。皆有奇），绢二百六十六万匹（浙东上供四十三万六千，淮、福衣五万三千，天申大礼八千。浙西上供三十八万一千，淮、福衣十三万八千，天申大礼万匹。江东上供四十万六千，淮、福衣十三万九千，天申大礼八千。江西上供三十万四千，淮、福衣六万七千，天申大礼八千已上。皆有奇。淮东天申大礼五万九百五十，淮西大礼三千七百，湖南天申大礼四百，广东天申大礼四千六百，广西天申大礼六千五百），绫罗纟三万馀匹（浙西绫八千七百，婺州罗二万，湖南平纟三千）。其淮、福衣及天申大礼与绫罗绸总五十二万匹有奇，皆起正色。其绸绢二百五十六万馀匹，约折钱一千七百馀缗，而绵不与焉。

叶应诏条奏言：“何谓和买之患也？自州县而後至於民，民犹怨州县而後又於朝廷，和买则正取之民而已。固以二税为常赋也，岂宜使经用有不足，於二税之内而复有所求哉？经用不足，则大正其名实可也。承平已前，和买之患尚少，民有以乏钱而须卖，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举昔日和买之数委之於民，使与夏税并输，民自家力钱之外，浮财营运，生生之具悉从折计。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义，独困於无策而莫之敢蠲耳！陛下断然出命以号天下，曰：‘自今并罢和买之为上供者所用绸绢，惟军衣未可裁损，其他宫禁、官吏时节支赐，格令之所应与者，一切不行可也。’和买既罢，取民之名正，义声畅於海内矣。”

又曰：“何谓折帛之患？支移、折变，昔者之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军兴，绢价大踊至十馀千，而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计臣始创为折帛，其说曰‘宽民而利公’。其後绢价即平，而民之所纳折帛钱乃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税折帛、又有和买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税，而和买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义乎？其事无名，其取无义，平居自治其国且不可，而况欲大有为於天下乎！虽然，折帛之为钱多矣，所资此以待用者广矣，陛下必钩考其凡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经、总制钱不减，和买、折帛不罢，舍目睫之近而游视於八荒，此方、召不能为将，良、平不能为谋者也。”

宁宗嘉泰二年，判建康府吴琚奏：“本府在城、上元、江宁两县，昨因兵火，遂将营运和买绵绢数，在外三县内句容除元额外，增绢二千一十九匹、绵二万一百六十两。继尝请减於朝，而时相无田土在句容（谓秦桧），独不与减。今欲与尽减续增之绵，永除下邑偏重之害，本府自行承认减数。”并可。

嘉定十一年夏五月，臣僚言：“鄱阳为邑，经界之初，税钱额管八千六百四十二贯有奇，每税钱一百文，敷和买六尺四寸八分有畸，吏缘为奸，有增益积，至嘉定九年，遂及七尺五寸六分。又且见寸收尺，谓之‘合零就整’，去年复顿增三寸。以最小崇德一乡言之，嘉定九年，分额管五百贯文有奇，敷和买绢九百三十馀匹，去年只管九百四十贯有奇，乃增至九百五十五匹，可知其他。乞明诏有司，痛为革绝。”从之。

市舶互市　宋初，承周制，与江南通市。乾德二年，不许商旅涉江，於建阳、汉阳、蕲口置三榷署，通其交市。开宝三年，徙建安榷署於扬州。及江南平，榷署仍旧置，专掌茶货。

互市者，自汉初与南粤通关市，其後匈奴和亲，亦与通市。後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通交易。後魏之宅中夏，亦於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後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

右宋《三朝国史 食货志》略言历代互市之概，今录於此。

开宝四年，置市舶司於广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

止斋陈氏曰：“是时，市舶虽始置司，而不以为利。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然利殊薄。元丰始委漕臣觉察拘拦，已而又置官望舶，而泉、杭、密州皆置司。崇宁置提举，九年之，收置一千万矣。政和四年，施述奏：‘市舶之设，元符以前虽有，而所收物货十二年至五百万。崇宁经画详备，九年之内收至一千万。’其後废置不常，今惟泉、广州提举官如故。”

北蕃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市。後有范阳之师，乃罢不与通。

端拱元年，复诏许互市。二年，复禁之。

淳化二年，置榷如旧制，寻复罢。

景德初，通好北戎，乃复於雄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

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绵、漆器、粳糯，所入有钱、银、布、羊、马、橐驼，岁获四十馀万。东夷、西戎、南蛮溪洞，皆听与边人市易。

景德四年，夏州纳款，於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羊、马、牛、驼、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羚羊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仁宗时，诏杭、明、广三州置市舶司，海舶至者，视所载十算其一而市其三。海舶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皇中，总其数五十三万有馀。陕西榷场二，天圣中，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许之。及元昊反，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军榷场。後又禁陕西并边主兵官与属羌交易。久之，元昊请臣，数遣使求复互市。庆历六年，从其请，复为置场於保安、镇戎二军，岁售马二千匹、羊万口。继言驱羊马至，无放牧之地，为徙保安军场於顺宁寨。既而番商卒无至者，朝廷亦不诘。

英宗治平四年，河东经略司言夏人丐通和市。初，夏人攻庆州大顺城，诏罢岁赐，禁边民毋得私贸易。至是，上章谢罪，复许之。

神宗熙宁八年，市易司请假奉宸库象、犀、珠直二十万缗，於榷场贸易，至明年终偿其直，从之。

九年，诏立与化外人私相贸易罪赏法，河北漕司请也。

河北四榷场，自治平四年，其物货专掌於三司之催辖司，而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督之。至是，以私贩者众，故有是命。

哲宗元元年，杭、明、广三州市舶，是年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

五年，刑部言贾人由海道往外蕃，请令以贾物名数并所诣之地，报所在州召保，得参带兵器或违禁及可造兵器物，官给以文凭。若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住高丽、新罗、登州境者，罪以徒，住北界者加等。

宣和七年，以度僧牒给舶司为折博本，广南、福建、两浙五百至三百各有差。

高宗绍兴二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请入贡。上谕大臣，令卖马可也，进奉可勿许。

臣僚言：“邕、钦、廉三州与交趾海道相连，亡赖之徒掠卖人口贩入其国，贸易金香以小平钱为约。”诏监司、守ヘ巡捕觉察。

四年，诏川陕即永康军、威茂州置博易场，移广西买马司於邕管，岁捐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语不通，一听译者高下其手，吏因缘为奸，非守ヘ廉明则幸滋甚。凡蛮人将以春二月市马，必先遣数十骑至寨，谓之“小队”，如先失其心，则马不至矣。言者谓当厚其缯采，待以恩礼。

十二年，盱眙军建榷场，置官监，准平搭息不得过三分，兑卖入官别搭息；与北官博易，应造军器之物及犬马等并禁。其淮西、京西、陕西榷场如之。於是，沿淮上下，东自扬、楚，西际光、寿，禁止私渡，凡南客贩到草末茶，止许本场折博，不得令南北客相见，北使所过有博易者，许接送伴使应副。

十九年，罢国信所博易。

二十四年，诏四川茶马复置黎州在城，及雅州碉门、灵门两寨博易场（详见《茶考》）。

二十九年，诏存盱眙军榷场外，馀并罢。

建炎元年六月，诏：“市舶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自今有以笃褥香指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博买前来，及有亏蕃商者，皆重其罪，今提举按察。惟宣赐臣僚象笏、犀带，取材舶司，每令拣选堪用者起发。”凡舶舟之来，最大者为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也。次曰牛头舶，比独樯得三之一。次三木舶，次料河舶，递得三之一也。

绍兴十七年十一月，诏三路舶司，蕃商贩到龙脑、沈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馀数依旧法。先是，十四年抽解四分，蕃商诉其太重故也。

上因问御史台检法张阐：“舶岁入几何？”阐奏：“抽解与和买，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上云：“即此即三路所入，皆常赋之外，未知户部如何收附，如何支使。”令辅臣取实数以闻。

隆兴二年，臣僚言：“熙宁初，创立市舶以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纳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怀远之意实寓焉。迩来抽解名色既多，兼迫其输纳，使之货滞而价减，所得无几，恐商旅不行，乞下市舶司约束。”从之。既而市舶司条具利害，谓：“抽解旧法十五取一，其後十取其一。又後，择其良者，如犀、牙十分抽二，又博买四分；真珠十分抽一，又博买六分。舶户惧抽买数多，所贩止是粗色杂物。照得象牙、珠犀比他货至重，乞十分抽一之外，更不博买。且三路舶船，各有司存，旧法召保给据起发，回日各於发舶处抽解，近缘两浙舶司申请随便住舶变卖，遂坏成法，乞下三路照旧法施行。兼商贾由海道兴贩，其或有盗贼、风波、逃亡者，回期难以程限，乞令召物力户充保，自给公凭日为始，若在五月内回舶，与优饶抽税；如满一年内，不在饶税之限；满一年之上，许从本司根究，责罚施行；若有透漏，元保物力户同坐。”从之。

见任官将钱寄附纲首客旅过蕃买物者有罚，舶至，抽解和买入官外，违法抑买，许蕃商越诉，计赃坐罪。

国家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民用日以枵。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暮夜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莫问，其卒不可禁矣。

六年，诏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船，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补助以上者补官有差，监官推赏。其後监官等止将海商入蕃兴贩，便作招诱计数，该赏者多而发到香货下色者皆充数纽估，乃诏舶司相度措置，毋容侥幸。

●卷二十一 市籴考二

○常平义仓租税

齐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上令急於求米，则民重米；缓於求米，则民轻米。所缓则贱，所急则贵）。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谓贾人之多蓄积也），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给，足也，以十取百）。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忠，士不尽死矣。计本量委则足矣（委，积也），然而民有饥饿者，有所藏也（谓富人多藏也）。民有馀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轻之之时，官为敛籴；人重之之时，官为散之）。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钅强，千万（六斛四斗为锺。钅强钱贯）；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钅强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谓供奉），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赡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豪，谓轻侮之）。”管子曰：“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羡，馀也，羊见反）不足而御其财物。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则以币与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则古之理财赋，未有不通其术焉（贱则以币与食，布帛贱以币与衣者，“与”当为“易”，随其所贱而以币易取之，则轻重贵贱由君上也）。”桓公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对曰：“请勿施於天下，独施之於吾国。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馀，有数。彼守国者，守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国之广狭、肥硗，人之所食多少，其数，君素皆知之），则必积委币（委，蓄也，各於州县里蓄积钱币，所谓万室之邑必有万锺之藏，藏钅强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锺之藏，藏钅强百万）。於是县州里受公钱（公钱，即积委之币）。泰秋，国去参之一（去，减也，邱吕反），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价而收藏之），国三分，则二分在上矣（言先贮币於县邑，当秋时下令收籴也。则魏李悝行平籴之法，上熟籴三舍一，中熟籴二舍一，下熟中分之，盖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约中熟为准耳）。泰春，国倍重数也；泰夏，赋以理田土；泰秋，田之存子者若干。今土敛以币，人曰无币，以，则人之三有归於上矣（言当今贵之时，计其价，以赋与人，秋则敛其币。虽设此令，本意收其，人既无币，请输，故归於上）。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重之相因，若春时贵与也。时之化举，若秋时贱收也。因时之轻重，无不以术权之）。则彼诸侯之十，吾国二十，则诸侯归吾国矣。诸侯二十，吾国十，则吾国归於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重流，谓严守价，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泄矣（泄，散也，吾不散出）。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倍重，诸侯之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也。利不夺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经国，常有十国之也。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籴甚贵伤人（此人谓籴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馀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馀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馀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粜至於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馀四百石（平岁百亩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计人岁终长四百石，官籴三百石，此为籴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馀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终岁长三百石，官籴二百石，此为籴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馀百石（自倍，收三百石。终岁长百石，官籴其五十石，云下熟籴一，谓之中分百石之一也）。小饥则收百石（平岁百亩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饥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饥七十石（收二分之一也），大饥三十石（收三之一也。以此推之，大小中饥之率）。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人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官以敛藏出粜），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粜不贵而人不散，取有馀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按：古今言粜籴敛散之法，始於齐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兼主於富国，李悝之意专主於济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则畜贾游於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则桑、孔以来，所谓理财之道，大率皆宗此说。然山海天地之藏，关市物货之聚，而豪强擅之，则取以富国可也。至於农人服田力穑之赢馀，上之人为制其轻重，时其敛散，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诿曰国家不取，必为兼并者所取，遂敛而不复散，而资以富国，误矣。

汉五凤中，岁数丰穰，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足供京师，可省关中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

後汉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仓。

按：《後汉书 刘般传》，显宗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般对以为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然则岂後来卒置之欤？般所言者，後世常平之。常平起於孝宣之时，盖至东汉而其已如此矣。

晋武帝欲平一江表，时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泰始二年，帝乃下诏曰：“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此事久废，希习其宜，而官蓄未广，言者异同，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於穰岁而上不收，贫人困於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未作不可禁也。”至四年，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

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布帛贱，上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於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治建业，今江宁郡），南徐州二百万（治京口，今丹阳郡），各於郡所市籴。南荆河州二百万（治寿春），市丝、绵、纹绢、布、米、大麦。江州五百万（治浔阳），市米、胡麻。荆州五百万（今江陵），郢州三百万（治江夏），皆市绢、绵、布、米、大小豆、大麦、胡麻湘州二百万（今长沙），市米、布、蜡。司州二百五十万（治汝南，今义阳郡），西荆河州二百五万（治历阳），南兖州二百五十万（治广陵），雍州五百万（治襄阳），市绢、绵、布、米。使台传并於所在市易。

後魏孝庄时，秘书丞李彪上奏曰：“今山东饥，京师俭。臣以为宜折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师都度支岁用之馀，各立官司，年丰籴积於仓，时俭则减私之十二粜之。如此，人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钱以取官粟，年丰则常积，岁凶则直给。”明帝神龟正先之际，自徐、扬内附之後，收内兵资，与人和籴，积为边备也。

北齐河清中，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一年之粮，逐当州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齐制：岁每人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籴之物，依价籴贮。

後周文帝创制六官，司仓掌辨九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蓄其馀，以待凶荒，不足则止。馀用足，则以粟贷人，春颁秋敛。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人饥。帝幸洛阳，因令百姓就食，从官并准见口赈给，不以官位为限。

隋文帝开皇三年，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京师置常平监。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请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於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至十五年，以义仓贮在人，多有费损，诏曰：“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於後乏绝。又北境诸州，异於馀处，灵、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十六年，又诏秦、渭、河、廓、豳、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等州社仓，并於当县安置。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致堂胡氏曰：“赈饥莫要乎近其人。隋义仓取之於民不厚，而置仓於当社，饥民之得食也，其庶几乎？储备如此，他日关中大旱，民犹不免食粟糠豆屑，帝亲帅之如洛阳就食，况素无备乎！百姓知挤於沟壑耳。後世义仓之名固在，而置仓於州郡，一有凶饥，无状有司固不以上闻也。良有司敢以闻矣，比及报可，委吏属出，而文移反覆，给散艰阻，监临、胥吏相与侵没，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达之人耳，县邑乡遂之远，安能扶携数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能赈者其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视流散，无矜恤之心，则国家大祸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镇，炀帝之四方，鱼烂河决，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备无患，当以隋文当县置社仓为法，而择长民之官，行恤农之政，其庶有瘳乎！

唐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尚书左丞戴胄建议：“自王公以下，计垦田，秋熟所在为义仓，岁凶以给民。”太宗善之，乃诏：“亩税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至秋而偿。”其後，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州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

开元七年，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资、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其本，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每籴具本利，与正仓帐同申。

二十二年，敕：“应给贷粮，本州录奏，待敕到，三口以下给米一石，六口以下两石，七口以下三石；给粟，准米计折。”

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户别据所种田亩，别税粟二升以为义仓；其商贾户若无田及不足者，上上豆税五石，上中以下递减，各有差。诸出给杂种准粟者，稻一斗五升当粟一斗；其折纳糙米者，稻三石折纳糙米一石四斗。

天宝八载，凡天下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籴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石：

关内（五十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东（十一万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万一千七百五十石）

陇右（十四万八千二百四石）

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仓（六百六十一万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仓（七万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仓（五百八十三万三千四百石）

太原仓（二万八千百四十石）

永丰仓（八万三千七百二十石）

龙门仓（二万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仓粮总四千二百一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关内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东道（一千五十八万九千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万二千六十五石）

陇右道（二十七万二千七百八十石）

剑南道（二十二万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万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万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义仓粮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

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

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万八千四百三石）

陇右道（二十万三十四石）

剑南道（百七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万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仓粮总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

关内道（三十七万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东道（五十三万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三万一千九十石）

陇右道（四万二千八百五十石）

剑南道（万七百十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万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万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六十万二千三十石）

二十八年，敕：“诸州水旱，皆待奏报，然後赈给。道路悠远，往复淹迟，宜令给讫奏闻。”

天宝六载，太府少卿张奏：“准敕节文，贵时贱价出粜，贱时加价收籴。若百姓未办钱物者，量事赊粜，至粟麦熟时徵纳。臣商量，其馀粜者，至纳钱日若粟麦杂种等时价甚贱，恐更回易艰辛，请加价便与折纳。”

自太宗时置义仓及常平仓，以备凶荒。高宗以後。稍假义仓以给他费，至神龙中略尽。元宗复置之。其後，第五畸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蓄本钱。至是，赵赞又言：“自军兴，常平仓废垂三十年，凶荒溃散，馁死相食，不可胜计。陛下即位，京城两市置常平仓官，虽频年少雨，米不腾贵，可推而广之。宜兼储布帛。请於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缗，下至十万，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诸道津会置吏，阅商贾钱，每缗税二十，竹、木、茶、漆十之一，以赡常平本钱。”德宗纳其策。属军用蹙迫，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积。

贞观、开元後，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供军，於是初有和籴。牛仙客为相，有彭果献策，广关辅之籴，京师粮廪益羡。自是，元宗不复和籴於东都。

按：唐都关中，而关辅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故常恃转漕东南之粟，而东南之粟必先至东都，然後浮河、渭，溯流以入关，是以其至也难。故开元以前，岁若不登，天子尝移跸就食於东都。自牛仙客献策和籴，然後始免此行。然肃、代之後，既无东幸之事，东南馈饷稍不至，则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忧。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赋纳，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诸侯国，不过任土作贡，以输王府，而赋税米粟则未尝徵之。当时宗庙百官有司与後世不殊，然赋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闻其责饷运於畿外之诸侯，籴米粟於畿内之百姓也。然则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国用，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为法以取之，益见其不足耳！

天宝中，岁以钱六千万缗赋诸道和籴，斗增三钱，每岁递输京仓者百馀斛，米贱则少府加估而籴，贵则贱价而粜。

贞元初，吐蕃劫盟，召诸道兵十七万戍边。关中为吐蕃蹂躏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户无几。诸道代兵月给粟十七万斛，皆籴於关中。宰相陆贽以“关中贱，请和籴，可至百馀万斛。计诸县船车至太仓，价四十馀，米价七十，则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要。江淮米至河阴者罢八十万斛，河阴米至太原仓者罢五十万，太原米至东渭桥者罢二十万。以所减米粜江淮水灾州县，斗减时价五十以救之。京城东渭桥之籴斗，增时估三十以利农。以江淮籴米及减运直市绢帛遗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籴粟三十三万斛，然不能尽用贽议。

贞元四年，诏京兆府於时价外，加估和籴，差清强官先给价直，然後贮纳，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仓。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於时价，或先敛而後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及闻是诏，皆忻便乐输。

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追蹙鞭挞，甚於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白居易上疏曰：“和籴之事，以臣所观，有害无利。何者？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两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则不然，配户督限，蹙迫鞭挞，甚於税赋，何名和籴！今若令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且本请和籴，惟图利人，人若有利，自然愿来。今若除前之，行此之便，是真为和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则不如折籴。折籴者，折青苗税钱，使纳斗斛，免令贱粜，别纳见钱，在於农人，亦真为利。况度支比来所支和籴价钱，多是杂色匹段，百姓又须转卖，然後将纳税钱。至於给付不免侵偷，货易不免损折，所失过本，其可知。今若量折税钱，使纳斗斛，则既无贱籴麦粟之费，又无转卖匹段之劳利归於人，美归於上，则折籴之便，岂不昭然？由是而论，则配户不如开场，和籴不如折籴，亦甚明矣。臣久处村，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臣近为畿尉，曾领和籴之司，亲自鞭挞，所不忍闻。伏望宸衷俯赐详察。”

元和六年，制：“京畿旧已尽，粟麦未登，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诸道州府有乏粮处，依例借贷。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赈贷并停徵，容至丰年，然後填纳。”

元和七年，户部奏今年冬诸州和籴贮粟：泽蔡四十万石，郑、滑、易、定各一十五万石，夏州八万石，河阳一十万石，太原二十万石，灵武七万石，振武、丰州、盐州各五万石，凡一百三十万石。令於时价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劝农，国有常备。

十二年，诏诸道应遭水州府，以当处义仓斛斗，据所损多少，量事赈给，讫具数闻奏。

十三年，户部侍郎孟简奏：“天下州府常平、义仓等斗斛，请准旧例减估出粜，但以石数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县得专达，以利百姓。”从之。

长庆元年，以京北、京西和籴扰人罢之。

四年，诏於关内、关外折籴、和籴一百五十万石，用备饥歉。

宝历元年，以两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籴二百万斛，以备灾。

开成元年，户部奏：“应诸州府所置常平、义仓，伏请今後通公私田亩别纳粟一升，逐年添贮义仓。敛之至轻，事必通济，岁月稍久，自致盈充，纵逢水旱之灾，永绝流亡之虑。”从之。

太和，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岁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罚俸、书下考，州县假借，以枉法论。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诏曰：“多事之後，义仓废寝，岁或小歉，失於豫备。宜令诸州於所属县各置义仓，自今官所收二税，石别税一斗贮之，以备凶歉给与民。”

三年，诏民有欲借义仓粟充种食者，令州县即计口给计以闻，勿俟报；义仓不足，当发公廪者奏待报。

四年，诏曰：“诸州义仓，用振乏绝，颇闻重叠输送，未免劳烦，宜罢之。”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仓，许商人输粟，优其价，令执券抵江淮，给其茶、盐，每一百万石为一界，禄仕之家及形势户不得辄入粟。

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价甚贱，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令有司虚近仓以贮之，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

五年，令诸州置惠民仓，如稍贵，即减价粜与贫民，不过一斛。

真宗咸平二年，於福建置惠民仓。

真宗景德三年，诏於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各置常平仓（惟沿边州郡则不置），以逐州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钱一二万贯，小州或二三千贯，付司农司系帐，三司不问出入，委转运使并本州委幕职一员专掌其事。每岁秋夏加钱收籴，遇贵减价出粜，凡收籴比市价量增三五文，出粜减价亦如之，所减不得过本钱。大率万户岁籴万石，止於五万石，或三年以上不经粜，即回充粮廪，别以新粟充数。

天禧四年，诏荆湖、川陕、广南并置常平仓。

又诏诸州通河及大路人烟繁处多籴，其僻在山险之处，止约本处主客户收籴。

咸平六年，出内府绫罗锦绮，计直百八十万，与河北转运使定价市鬻籴粟实边。

景德元年，内出银三十万付河北经度，贸易军粮。自兵罢後，凡边州积可给三岁，即止市籴。大中祥符初，连岁登稔，乃合河北、河东、陕西增籴，靡限常数。

初，河东既下，减其租赋。是後，有司言其地沃民勤，多积，乃请每岁和籴，随常赋输送，其直多折色给之。又京东西、河北、陕西切须粮食，则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取上户版籍，酌其输租而均籴之，谓之“对籴”，皆非常制。江、淮、湖、浙诸州置场和籴，以裨岁漕。

天圣三年，权三司使范雍言：“天下和买、和籴夏秋粮草，虽逐处开场，多被经贩行人小估价，例外面添钱收买。候过时，乘宫中急市，即添价将籴买者中卖，致粮草怯弱，枉费官钱不少。乞行下及早开场，依见卖时估，趁时籴买，不得容信作弊。”又臣僚言：“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需，其中有所定物价高大，所入粮草低弱。盖因逐处官员，自将收获职田及月俸馀剩，或籴米买粗弱斗斛支籴，以互相容隐，致亏损官钱。军人请得恶弱口粮，或形嗟怨。乞严禁绝。”从之。

陕西籴，岁预给青苗钱，自天圣中罢不复给。

河北旧有便籴之法，听民输粟边州，而京师给以缗钱，钱不足，即移文外州给之，又折以象牙、香药。景德元年，三司请令河北有输藁入官者，准便籴粟麦例，给八分缗钱，二分象牙、香药，其广信、安肃、北平粟麦、悉以香药博籴，从之。自有事二边，戍兵浸广，师行馈运，仰於博易，有司务优物估，以来输入。

仁宗留意兵食，发内藏库金帛以助籴者，前後不可胜数。宝元中，出内库珠直缗钱三十万，以赐三司，因谕辅臣曰：“此无用之物，既不欲捐弃，不若散之民，收其直助边，亦可纾吾民之敛。”

神宗留意边备，务广储蓄。熙宁五年，诏以银、绢各二十万赐河东经略安抚司，听人赊买，收本息封桩，以备边费。自是，三路封桩，所给不可胜计，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务，或取之他路转运司，或赐常平钱，或鬻爵、给度牒，而出内藏钱帛不与焉。

元丰元年，诏：“河东路十三州岁给和籴钱八万馀缗，自今罢之，以其钱付转运司市粮草。”

时三司户部副使陈安石言：“十三州二税三十九万二千馀石，和籴八十二万四千馀石，所以灾伤旧不除免，盖十三州税轻，又本路恃为边储，理不可阙。其和籴，旧支钱、布相半，数既畸零，民病入州县之费，以钞贸易於市人，略不食半，公家实费，民乃得虚名。欲自今罢支籴钱，岁支与沿边州郡市粮草封桩，遇灾伤，据民不能输数补填，如无灾伤，三年一免输。”朝廷用其议。

五年，诏以开封府界、诸路封桩阙额禁军及淮、浙、福建等路剩盐息钱，并输籴便司为本。寻诏瀛、定、澶等州各置仓，凡封桩，三司毋关预，委度支副使蹇周辅专其事。

结籴　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熙河路军储，得七万馀石，诏运给焉。未几，商人王震言：“结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经年方输者。”诏措置熙河财用孙迥究治以闻。

寄籴　元丰二年，籴便粮草王子渊论纲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岁小不登，必邀厚价，故设内郡寄籴之法，以权轻重。”

籴　熙宁八年，令中书计运米百万石费约三十七万贯，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籴非特省六七十万缗岁漕之费，且河北入中之价，权之在我，遇斗斛贵住籴，即百姓米无所粜，自然价损，非唯实边，亦免伤农。”帝以为然，乃诏岁以米盐钱钞、在京粳米总六十万贯石，付都提举市易司贸易。度民田入多寡，预给钱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绿边籴粟麦封桩。即物价踊，权止入中。听籴便司兑用，须岁丰补偿。

均籴　政和元年，童贯宣抚陕西奏行之，以人户家业田土顷亩均敷，上等则所均斛斗数多，下等数少。五年，言者谓：“均籴之法推行往往不齐，故有其先桩本钱，已籴而不偿其直，或不度州县之力而敷数过多，有一户而籴数百石者。”於是诏诸路毋辄均籴。既而州县以和籴为名，裁价低下，转运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籴之数，诏约止之。

博籴　熙宁七年，诏河北转运、提举司置场，以常平及省仓岁用馀粮，减直听民以丝、绵、绫、绢增价博买，後秋成博籴。崇宁五年，诏陕西钱重物轻，委转运司措置，以银、绢、丝、绸之类博籴斛斗，以平物价。

兑籴　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於麦熟州郡及时兑籴。元二年，尝以岁丰麦贱，下诸路广籴，诏後价若与本相当，即许变转兑籴。

括籴　元符元年，泾原经略使章请并边籴买，务榜谕民，毋得与公争籴，即官储有之，括索蓄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

按：古之国用，食租衣税而已，毋俟於籴也。平籴法始於魏李悝，然丰则取之於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历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於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熙、丰而後始有结籴、寄籴、籴、均籴、博籴、兑籴、括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盖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缺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又法令素宽，致有此弊。後来惩其弊，所以只籴之於民，而不复堕商人之计。然至於计其家产而均敷之，量其蓄积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偿其直，或强敷其数，则其为民病有不可胜言者。盖始也官为商所亏，终也民又为官所亏，其失一也。

先是，常平仓领於司农寺。景初，始诏诸路转运使与州长吏举所部官专主常平钱粟。既而淮南转运使吴遵言：“本路丁口百五十万，而常平钱粟才四十馀万，岁饥不足以救恤。愿自经画为二百万，他毋得移用。”从之。不数年，常平积有馀而兵食不足，乃命司农出常平钱百万缗助三司给军费。久之，数移用，畜藏无几。自景初畿内饥，诏出常平粟贷中下户，户一斛。庆历中，诏京西发常平粟以赈贫民，自是，数以赈贷，而聚敛者或增旧贾以粜，欲以市恩，诏戒之。又诏岁歉发以济饥者，不复督取。然常平之积不厚，亦以出多入少故也。

自乾德初置义仓，未久而罢。明道二年，诏议复之，不果。景中，集贤校理王琪上疏，行隋唐故事，请复置，大略谓“宜令五等以上户，随夏秋二税，二斗别输一升，随税以入，水旱减税则免输。择便地别置仓贮之，领於转运使，今以一中郡计之，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岁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可备饥歉。兼并之家占田广，则义仓所入多；中下之家占田狭，则义仓所入少。及水旱赈给，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中下之民实受其赐，损有馀，补不足，天下之利。”下其事会议，而议者异同。遂诏止令上三等户输粟，已而复罢。庆历初，贾黯又请立民社义仓，然牵於众论，终不果行。

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神宗熙宁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条例司请：“以常平、广惠仓见在斗斛，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钱斛就便转易者，亦计兑换。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豫给者听之。令随税纳斗斛，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如遇灾伤，许展至次料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转运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凶物贵然後出粜，所及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使农人得以趋时赴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多少，分遣官提举，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有绪乃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馀并用常平转移法。”并从之。时天下常平钱见在一千四百万贯、石。诸路各置提举一员，以朝官为之，管句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四十一人。

按：青苗钱所以为民害者三：曰徵钱也，取息也，抑配也。今观条例司所请，曰随租纳斗斛，如以价贵愿纳钱者听，则未尝专欲徵钱也。曰凡以为民，公家无利其入，则未尝取息也。曰愿给者听，则未尝抑配也。盖建请之初，姑为此美言，以惑上听，而厌众论，而施行之际，实则不然也。

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则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言，则汉常平法耳，今推行此法，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乃止。会河北转运司当公事召议事，奏乞度牒数千道为本钱，於陕西转运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请施之河北，安石遂行之四方。苏辙以议不合罢。

熙宁二年，帝阅群臣奏，以仪鸾司官孙思道言坐仓事，善之。坐仓者，以诸军馀粮愿粜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於仓也。诏条例司条例以闻，条例司请如嘉附令敷坐仓故事行之。

曾公亮谓支米有量数不同，难以立价。帝曰：“家各有斗，人自知其所得之多寡，虽定价，庸何伤？然此法第以恤军班防监人可也。”安石曰：“诚然。今立价自一千至六百，过此则军人自粜，与民所定价亦平，更增数钱，未至伤民。价钱贱於所定，则军人受惠矣。”帝曰：“善。”而司马光恐其动众，因经筵进对，为帝言之。吕惠卿曰：“诸军粜石米，止得八百。募其愿以一千粜之，何以致动众？”王亦曰：“外郡用钱四十，可致斗米至京师。今京师乏钱，及用钱百坐仓籴一斗，此极非计。”异日，帝又谓执政坐仓籴米何如？等皆起对曰：“坐仓甚不便，朝廷近罢之，甚善。”帝曰：“未尝也。”光曰：“坐仓之法，盖因小郡乏米，而库有馀钱，故反就军人籴米，以给次月之粮，出於一时之急计耳。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籴军人之米，使积久陈腐，其为利害，非臣所知也。”惠卿曰：“今京师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减东南岁漕百万石。转易为钱，以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臣闻江淮之南，民乏钱，谓之钱荒。而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籴取，以供京师发泄，必甚贱伤农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无钱而官必使之出钱，岂通财利民之道乎？”

元符以後，又有低价抑籴之，诏禁之。

三年，诏：“青苗钱不许抑配。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量觉察禁止，敢沮遏愿请者，按罚亦如之。”

初，敕旨放青苗并听从便，而提举司务以多散为功。又民富者不愿取，而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分配，又兼贫富相兼，十人为保，以富者为保首。王广廉在河北，第一等给十五贯，第二等十贯，第三等五贯，第四等一贯五百，第五等一贯，民喧然以为不便。而广廉入奏言民歌舞圣德，会言者交攻，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诏。

判大名府韩琦言：“熙宁二年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为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借，坊郭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纳则甚难。故自制下以来，官吏惶惑，皆谓若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下户与无业客户或愿请，而将来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系书手、典押、耆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此乃转运司因军诸有阙，自冬涉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决见成熟，行於一时可也。今乃差官置司，以为每岁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岂陕西权宜之比哉？”上乃出琦奏示执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谓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有青苗，而使者强与之乎？”王安石勃然曰：“苟从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遗法也。”上终以琦说为疑，与安石问难，安石翌日遂称疾不出。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即欲奉诏，赵独欲俟安石出，令自罢之，连日不决。上更以为疑。安石再视事，入谢，上劳问曰：“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今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失陷少钱物耳，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坏法，如预买绸绢行之已久，亦何常失陷钱物？”安石既视事，持之益坚，人言不能入矣。初，安石在告，曾公亮、陈升之等举行前诏，乃删去“得抑遏不散”之语。安石复视事，志气愈悍，乃面责曾公亮等，公亮不能抗。

右谏议大夫司马光言：“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搔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於人，故其家常有嬴馀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告告>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嬴馀，急则取债於人，积不能偿，至於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贷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今县官乃自出息钱，以春秋贷民，民之富者皆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提举官欲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富者与债仍多，贫者与债差少，多者至十五缗，少者不减千钱。州县官吏恐以逋欠为负，必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仍以富者为之魁首。贫者得钱，随手皆尽，将来粟麦小有不登，二税且不能输，况於息钱，固不能偿，吏督之急，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力竭不逮，则官必为之倚阁，春债未了，秋债复来。历年浸深，债负益重，或值凶年，则流转死亡，幸而丰稔，则州县之吏并催积年所负之债，是使百姓无有丰凶，长无苏息之期也。贫者既尽，富者亦贫，臣恐十年之外，富者无几何矣。富者既尽，若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谁从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钱凡几千万缗，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灾，州县之吏果有仁心爱民者，安得不为之请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来，以仁政养民，岂可视其流亡转死而必责其所负，其势不得不从请者之言也，然则官钱几千万缗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钱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闾胥里长於收督之际有乞取之资，此可以谓之善计乎？且常平仓者，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贱不伤农，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无过於此，比来所以隳废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闻条例司尽以常平仓钱为青苗钱，又以其换转运司钱，是欲尽坏常平，专行青苗也。国家每遇凶年，供军仓自不能足用，固无羡馀以济饥民，所赖者只有常平仓钱耳。今一旦尽作青苗钱散之，向去若有丰年，将以何钱平籴？若有凶年，将以何赡乎？臣窃闻先帝尝出内藏库钱一百万缗，助天下常平仓作籴本。前日天下常平仓钱共约一千馀万贯石，今无故尽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复欲收聚，何时得及此数乎？臣以为散青苗钱之害犹小，而坏常平仓之害尤大也。”

条例司奏专疏驳韩琦所言，皆王安石自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为不当。看详疏驳，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语，曲为沮格，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缪妄，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且古今异宜，《周礼》所载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又非《周礼》什一之法，更有农具、牛皮、盐钱、曲钱、鞋钱之类，凡十馀件，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绸绢斛斗低估价直，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每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备收卖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皆《周礼》田税什一之外加敛之物，取利已厚，伤农已深，柰何更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谓放青苗钱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也！且坊郭有物力人户，从来不曾见肯零籴常平仓斛斗者，此盖制置司以青苗为名，欲多借钱与坊郭有业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假称《周礼》太平已试之法，以为无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说，惟陛下深详其妄。

翰林学士范镇言：“陛下初诏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议纷纷，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课场者。”王安石曰：“镇所言若非陛下略见《周礼》有此，则岂得不为愧耻。”

光又言：“青苗钱虽不令抑勒，而使者皆讽令抑配。如开封府界十七县，惟陈留姜潜张敕榜县门及四门，听民自来，请则给之，卒无一人来请。以此观之，十六县恐皆不免於抑勒也。”

知青州欧阳修言：“田野之民蠢然，安知《周官》泉府为何物，但见官中放债，每钱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臣愚以为必若使天下晓然知非为利，则乞除去二分息，但纳本钱。”又言：“夏料钱於春中散，犹是青黄不接之时，尚有可说。若秋料於五月散，正是蚕麦成熟、人户不乏之时，何名济阙，直是放债取利耳。若二麦不熟，则夏料尚欠，岂宜更秋料钱？以此而言，秋料可罢不散。”中书言修擅止给青苗钱，欲下问罪，诏放罪，改知蔡州。知亳州富弼亦坐论青苗移镇。

知山阴县陈舜俞不肯奉行，移状自劾曰：“方今小民匮乏，愿贷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饴蜜、孰不染指争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积甘生病。故耆老戒其乡党，父兄诲其子弟，未尝不以贷贳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钱，诱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举。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得钱便出息输纳，实无所利，是使民取青苗钱，乃别为一赋以之也。”坐谪监南康盐酒税。

七年，上患常平官吏多违法，安石曰：“若常平稍多县分专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给纳役钱及常平，度不过置五百员，费钱三十万贯。今岁收息至三百万，但费三十万，不为冗费也。”上从之，至元元年罢。

帝以久旱为忧，翰林承旨韩维言：“畿县近日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帝颇感悟。

著作佐郎黄颜言：“给纳青苗钱，乞诏州县视年丰荒为给散多少，以元散数为额。”

七月，帝以诸路旱灾，常平司未能赈济，谕辅臣曰：“天下常平仓若以一半散钱取息，一半减价粜贵，使二者如权衡之相依，不得偏重，民必受赐。”自是诏诸路州县，据已支见在钱通数，常留一半外，方得给散。

九年，诏司农寺自今两经倚阁常平钱人户，更不得支借钱斛。帝谓“天下常平钱，十常七八散在民。又连岁灾伤，倚阁迨半。止务多给计息为功，不计督索艰难，岂惟亏失官物，兼百姓被鞭挞必众”故也。

十年，提举两浙路常平言：“灾伤累年，丁口减耗。凡九年以前逃绝户已请青苗钱斛，见户有合摊填者乞需丰熟日理纳外，更有全甲户绝，输偿不足，或同甲内死绝，止存一二贫户难以摊纳者，更乞立法。”从之。

元丰元年，诏：“常平仓钱，当输钱而愿入若金帛者，官立中价示民，物不尽其钱者足以钱，钱不尽其物者还其馀直。又听民以金帛易，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凡钱当给若粜，皆用九年诏书通取，留一半之馀。”

六年，户部言：“准朝旨，诸路散敛常平物可自行法，至今酌三年敛散之中数，取一年为格，岁终较其增亏。今以钱粮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丰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增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三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处，户部下提举司具析以闻。

八年八月，诏给散青苗不许抑配，仍不立定额（时哲宗已即位）。哲宗元元年二月，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

左正言朱光庭言：“天下青苗钱除支外，见在钱数尚多。乞并用收籴可存留斛斗，凡遇丰年则添价以籴，遇岁饥则减价以粜，大饥则贷之，候丰岁输还，更不出息。”

门下侍郎司马光子言：“常平之法，公私两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因州县阙常平籴本钱，虽遇丰岁，无钱收籴。又有官吏怠慢，厌籴粜之烦，虽遇丰岁，不肯收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当收成之时，农人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尽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价例，中粜入官。是以农夫粜，止得贱价，官中籴，常用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又有官吏虽欲趁时收籴，而县申州，州申提点刑狱，提点刑狱司申司农寺取候指挥，比至回报，动涉累月，已至失时，价倍贵。是致州县常平仓斛斗有经隔多年，在市价例终不及元籴之价，出粜不行，堆积腐烂者。此乃法因人坏，非法之不善也。”

四月，诏再立常平钱给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为额，民丝麦丰熟，随夏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并纳者止出息一分。

左司谏王岩叟、中丞刘挚、右司谏苏辙等交章言其非。右仆射司马光子乞约束州县抑配青苗钱曰：“先朝初散青苗，本为利民，故当时指挥，立取人户情愿，不得抑配。自後因提举官速要近功，务求多散，讽胁州县废格诏书，名为情愿，其实抑配。或举县句集，或排门钞。亦有无赖子弟谩昧尊亲，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朝廷深知其，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额考校，访闻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敕令给常平钱斛，限二月或正月，只为人户欲借者，及时得用。又令半留仓库，半出给者，只为所给不得辄过此数。又令取人户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前朝本意。虑恐州县不晓朝旨本意，将谓朝廷复欲多散青苗钱，广收利息，句集抑配，督责严急，一切如向日置提举官时。今欲续降指挥，令诸路提点刑狱司告示州县，并须候人户自执状纳保，赴县乞请常平钱之时，方得勘会，依条支给，不得依前句集钞，强行抑配。仍仰提点刑狱常切觉察，如有官吏以此为法骚扰者，即时取勘施行，若提点刑狱不切觉察，委转运、安抚司觉察闻奏。”从之。录黄过中书省，舍人苏轼奏曰：“臣伏见免役之法已尽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独因旧，少加损益，欲行纟臂徐徐，月攘一鸡之道。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言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其害犹在也。昔者，州县并行仓法，而受纳之际，十费二三，今既罢仓法，不免乞取，则十费五六，必然之势也。又官吏无状，於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流涕者也。二十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溺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臣谓四月二十六日指挥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之法初无小异，而今月二十日指挥，犹许人户情愿，未免於设法罔民。便一时非理之私，而不虑後日催纳之患，三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也。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贾无穷之怨！臣虽至愚，深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挥，青苗钱斛後更不给散，所有已请过者，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己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庶使农民自此息肩，亦免後世有所讥议。兼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若不尽去其法，必致奸臣有词，流传四方，所损不细。所有上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以国用不足，建请复青苗钱，四月二十六日指挥，尽纯仁意。时司马光方以疾在告，不与也，已而台谏共言其非，不报。光寻具子，乞约束抑配，苏轼又缴奏，乞尽罢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对於帘前曰：“近者，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纯仁失色立，不敢言。青苗钱遂罢不复散。

按：元初，温公入相，诸贤并进用，革新法之病民者如救眉燃，青苗、助役其尤也。然既曰罢青苗钱，复行常平仓法矣，未几而复有再给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请乃出於范忠宣。虽曰温公在告，不预知，然公其时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给钱斛之说，则非全不预知也。後以台谏交章论列，舍人不肯书黄，遂大悟而不复再行耳。至於役法，则诸贤之是熙宁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杂然并行；免役六色之钱，仍复徵取。然则诸贤虽号为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中盖未尝有一定之见，宜熙、丰之党後来得以为辞也。然熙宁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息，提举司复以多散为功，遂立各郡定额而有抑配之。其行助役也，既取一分之宽剩，而复徵头子钱，民输钱日多，而雇人给直日损，遂至宽剩积压。此皆其极处。至绍圣，国论一变，群奸唾掌而起，於绍述故事宜不遗馀力。然考其施行之条画，则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额抑配；人户助役钱宽剩亦不得过一分，而蠲减先於下五等人户，则聚敛之意反不如熙宁之甚矣。观元之再行青苗，复徵六色役钱，则知兴利之途，虽君子不能尽窒之。观绍圣之青苗取息，役钱宽剩皆止於一分，则知言利之名，虽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储贵发贱敛，以赈凶饥，广畜储，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惩常平积滞不散，侵移他用之，则青苗未尝不可行（晦之说如此）。以坊场扑买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钱，以资雇役，所徵不及下户，不取宽剩，亦可以免当役者费用破家之苦，则助役未尝不可行（二苏之说如此）。介甫狠愎，不能熟议缓行，而当时诸贤又以决不可行之说激之，群忄佥因得以行其附会谋进之计，推波助澜，无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反出後来章、蔡诸人之上矣。绍圣绍述之事，章为之宗主，然元时尝言：“保甲、保马一日不罢则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宁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今复以差代雇，当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将益甚矣。”其说不惟切中元之病，亦且深知熙、丰之非。然则後来之所以攘臂称首者，正张商英所谓热荒要做官，而民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尝不了然中也，其奸人之雄欤！

绍圣二年，户部尚书蔡京乞下有司检会熙宁、元丰青苗条约，参酌增损，立为定制。淮南转运副使庄公岳言：“自元罢提举官，钱为他司侵借，所存无几。欲乞追还向所侵借，令当职官依限给散，以济乏阙，随夏秋税偿纳，勿立定额，自无抑民失财之。”右承议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岁收一分之息，给散本钱，不限多寡，各从人愿，仍勿推赏。其出息至寡，则可以抑兼并之家；赏既不行，则可以绝邀功之吏。”诏并送详定重修敕令所。

徽宗政和八年御笔：“常平敛散法利天下甚博，而比年以来，诸路欠阙，至未及散而遽取之，甚失神考制法之意。令常平司恪遵条令，敛散必时，违者以大不恭论。”

宣和五年，诏：“州县每岁支常平钱，多是形势户请求，及胥吏诈冒支请。令天下州县每岁散钱既毕，即揭示请人数目，逾月敛之，庶知为伪冒者得以陈诉。”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籴，州县视为文具，以新易旧法也。有损失蠹腐而未尝问，不许借贷法也。有悉充他用用实无所储。”诏委官遍行按视。

绍兴九年，宗丞郑鬲乞以常平钱於民输赋未毕之时，悉数和籴，即诏行之。上因谕宰执曰：“常平法不许他用，惟时赈饥。取於民者还以子民也。”

二十八年，赵令讠艮言：“州县义仓米积欠陈腐，乞出粜，及水旱灾荒，不拘检放，及七分便许赈济。”沈该奏：“在法，义仓止许赈济，若出粜恐失初意。”乃令量粜三之一，桩收价钱，次年收籴拨还。

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鳏寡孤独、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乾道九年依例取拨常平义仓赈给。”上命以常平米低价出粜，以义仓米赈济。

宁宗庆元四年，臣僚言：“州县受纳苗米，於法，义仓米合於当日支拨，而因循於州用，不复拨还；人户纳苗稍及分数，例多折纳价钱，其带义仓钱并不许拨，此因纳苗而失陷义仓也。至如绍兴府人户就行在省仓送纳湖田米，其合纳义仓多不催理，此因湖田纳米而失陷也。如淮、浙盐亭户纳盐以折二税，其合纳义仓多是不曾拘催，此因纳盐而失陷也。常平失於兑换，因致陈损，此仓庾陈腐之也（常平米止许递留一年，以新纳秋苗换易支遣）。常平专法，主管官替移，无拖欠失陷方与批书离任，今公然兑借，阳为自劾，更不补还，此州县兑移之也。常平和籴合专置仓廒，今州县多因受纳，以收到出剩拨归常平仓，赢落价钱，此收籴官吏之也。诸没官产业并户绝、僧、道田卖到钱数及亡僧衣钵法，当拘入常平，州县侵渔，鲜曾拨正，此出卖官产之也。若乃吏胥之禄，合於免役钱内支给，而所催役钱，在州则主管官应副人情，在县佐以为公用。已催之数既不以供支遣，又於方场钱内拨支，未尝入以为出。如公吏差出，其本身初不请常平钱，乃诡名借请，或元非差出，而妄作缘故。至於吏胥自有定额，今守ヘ视常平钱米为他司钱物，吏额日增，请给日广，常平司委而不问。若夫借请，在法二分克纳，今或一例借欠，动至数百千，例不除克，此其不一也，倘不为之堤防惩革，则诸蓄日寡，荒政无备。乞明诏诸路提举常平官讲求措置，亟去前，责令逐州每季以本州及属县收支常平义仓等钱米逐项细数，申常平司，不得泛言都数。然後参照条法，逐一审订，稍有失收、失支，勒令填纳，或有情弊，必於法。”

嘉定十一年五月，臣僚言：“顷岁议臣有请计义仓所入之数，除负郭县就州输纳外，馀令逐县置数，自行收受，非惟革州郡侵移之，抑亦省凶年转般之劳。曩时州仓随苗带纳，同输一钞，今正苗输之州，义仓输之县，则输为两输，钞为二钞矣。曩时鼠雀之耗蠹，吏卒之需求，一切倚办於正税，而义仓不预焉，今付之於县，既无正税，独有此色，耗蠹、需求又不能免矣。於是议臣有请令人户义仓仍旧随正税，从便就州作一钞输纳，而州县复有侵移之。臣闻绍兴初，台臣尝请通计一县之数，截留下户苗米，於本县纳，开禧初，议臣之请亦如之。盖截留下户之税米，以补一县之义仓，其馀上户则随正税而输之州；州得以补偿其截留下户之数，州不以为怨；县得此米，别项储之以备赈济，使穷民不致於艰食，则县不以为挠。一举而三利得，此上策也。惟是负郭之义仓则就州输送，自如旧制，至於属县之义仓则令丞同主之，每岁之终，令丞合诸乡所入之数，上之守贰；守贰合诸县所入之数，上之提举常平；提举常平合一道之数，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纸，考其盈亏，以议殿最。”从之。

○社仓

淳熙八年十一月，浙东提举朱熹言：“乾道四年间，建民艰食。熹请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请本乡土居朝奉郎刘如愚共任赈济，夏受粟於仓，冬则加二计息以偿。自後逐年敛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饥即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仓廒，及以元数六百石还府，见管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乡四十五里，虽遇凶年，人不阙食。请以是行於司仓。”时陆九渊在敕令局，见之叹曰：“社仓几年矣，有司不复挂墙壁，所以远力无知者。”遂编入《赈恤门》（凡借贷者十家为甲，甲推其人为之首，五十甲则本仓自择一公平晓事者为社首。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结甲，其有藏匿逃军及作过无行止人，互相觉察。及有税钱衣食不阙者，并不得入甲。仍问人户愿与不愿入甲，开具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儿若干口，大人一石，小儿减半，五岁以下不预请，甲头加请一倍。社首亲自审订虚实，取各人亲手押字，类聚齐备，赍赴本仓。再自审其无，然後逐一排定，甲头写上都簿，明载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给，关与甲头收执请。仍分两时支散，初当下田时。次当耘耨时，秋禾成熟，还不得过八月三十日纳足，有湿恶不实者罚之）。

嘉定末，真德秀帅长沙行之。然今所在州县有行之者，皆以熹之已行者为式，凶年饥岁，人多赖之。然事久而，或主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无可给，或拘纳息米而未尝除免，甚者拘催无异正赋。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其有养矣。

朱子《建安五夫社仓记》曰：“予惟成周之制，县都各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於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於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递相传授，或至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後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国家爱民之深，其虑岂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岂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听其所为，则恐其计私以害公，欲谨其出入，同於官府，则钩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难之而有弗暇耳。

又《金华社仓记》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过以王氏之青苗为说耳。以予观於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子程子尝极论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高宗绍兴，於江、浙、湖南博籴（博籴极边粮草，每岁自三司抛数下库务，先封桩紧便钞，然後召人入籴也。所谓“紧便钞”谓水路紧便处紧便钞，谓上三山场榷务也），多者给官诰，少者给度牒。於是或以钞引数多不售，而吏缘为奸，人情大扰。於是减损其价，劝诱富实积粟之家，不拘官户、编户。至於斗面加抬有禁，专斗乞取有禁，凡朝廷降金银钱帛和籴，而州县阻节不即支还者有罚。

四川有对籴米，谓如税户甲家当输百石，则又科籴百石，所输倍於正税，皆军兴後科配也。

绍兴八年，侍御史萧振言：“经制司籴米，一例抛降数目与诸州，如此则诸州不免抛下诸县，诸县科与百姓，是百姓年例又添一番科率。经制一司张官置吏，止为收籴一事，如何抛与诸州？乞别选官置场收籴。”从之。

十五年，诏禁州县减克价钱，横敛脚费，如盘量出剩，监官计剩数科罪。

十八年，户部奏免和籴，而命三总领置场籴之。

孝宗乾道三年，诏州县只以本钱坐仓收籴，得强配於民。

四年，籴本不给度牒、关引，只降会子，品搭钱粮，每石价钱二贯五百文，又令人户自行量概。凡江西、湖南民不便於关子，令两路缴回。

淳熙四年，诏四川旱伤处免籴。上谕执政曰：“闻总司籴米皆散在诸处，万一军兴而屯驻处无米，临时岂不误事。大抵赈粜未可岁循环，以备凶荒；桩积米须留於要害屯军所在，庶几军民皆便。”

●卷二十二 土贡考一

○历代土贡（进奉羡馀）

《禹贡》：兖州，厥贡漆、丝，厥篚织文（织文，锦绣之属，盛之筐篚而贡）。青州，厥贡盐、（细葛），海物维错（错，杂也）；岱畎丝、、铅、松、怪石（畎，谷也。怪石，石似玉），厥篚丝（，桑蚕丝，中琴瑟弦）。徐州，厥贡惟土五色，泗滨浮磬，淮夷珠暨鱼，厥篚元纤缟（元，黑缯。缟，白缯。纤，细也。明二缯俱细）。扬州，厥贡惟金三品（金、银、铜），瑶、琨（美玉）、┠、（美竹），齿、革、羽毛，惟木，厥篚织贝（织，细苎。贝，水物），厥包橘、柚，锡贡（锡命乃贡，言不常）。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屯、、栝、柏（，柘也），砺、砥、丹（，矢镞），惟、、苦，三邦底贡厥名（、，美竹。苦，中矢。三物皆出梦泽傍，三国常致贡之，天下称善），包（橘柚）匦（匣也）菁、茅（菁以为菹，茅以为酒），厥篚元、玑、组（此州染元色善，故贡之。玑，珠类。组，绶类）；九江纳锡大龟。豫州，厥贡漆、、，，厥篚纤纩（纩，细绵），锡贡磬错（治玉曰错）。梁州，厥贡ギ、铁、银、镂、磬（ギ，玉名。镂，刚铁），熊、罴、狐、狸、织皮（贡四兽之皮，织金）。雍州，厥贡球、琳、琅（球、琳，皆玉名。琅，石似珠）。

《周官》：太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牺牲、包茅之属），二曰嫔贡（嫔，故书作“宾”。宾贡，皮帛之属），三曰器贡（宗庙之器），四曰币贡（绣帛），五曰材贡（木材也），六曰货贡（珠贝自然之物），七曰服贡（祭服），八曰ヵ贡（羽毛），九曰物贡”（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贵为贽）。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材物，八材也）。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贽。”（若犬戎献白狼、白鹿是也）

汉高帝十一年，诏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人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诏见《丁赋门》）

文帝後六年，大旱蝗，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

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师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於是还马，与道里费。

元帝初元五年，罢齐三服官（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纟徙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

东汉世祖建武十三年，诏曰：“往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泽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官勿复受。明敕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者，自如旧制。”

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价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

野王岁献甘醪、膏饧，每辄扰人，吏以为市。樊临终，奏乞罢之，明帝从之。

明帝永平十一年，氵巢湖出黄金，庐江太守取以献。

章帝建初二年，诏齐相省冰绮、方空、吹纶絮（旧齐有三服官，今省）。

和帝诏太官勿受远国珍羞。

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诏曰：“远国珍羞，本以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

安帝永初五年，诏省减郡国贡献太官口食。

和熹邓后诏蜀、汉钅口器凡带佩刀并不复调（钅口音口，以金银缘器也）。

顺帝永建四年，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太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今封还之。”

晋武帝时，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焚之於殿前，乃敕内外敢有献奇技异服者罪之。

隋炀帝龙舟幸江都，所过州县，五百里外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百辇，极水陆珍奇，後宫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谒见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丞、守，薄则率从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

唐制：州府岁市土所出以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匹。异物、滋味、名马、鹰犬，非有诏不献。有加配则以代租赋。

中宗时，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名曰“烧尾”，苏独不进，及侍宴，宗晋卿嘲之，帝默然。曰：“宰相燮和阴阳，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贵，百姓不足，臣诚不称职，不敢烧尾。”

元宗开元二十四年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废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镜录》上之。

代宗时生日端午，四方贡献至数千万者，加以恩泽，诸道多尚侈丽以自媚。

德宗既平朱Г之後，属意聚敛，藩镇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李兼有“月进”，他如杜亚、刘赞、王纬、李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馀”，至代易又有“进奉”。户部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十二三，无敢问者，刺史及幕僚至以进奉得迁官。

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敬宗立，侈用无度，诏浙西上脂妆具。德裕奏：“比年旱灾，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贡之外，悉罢进献，又赦令禁诸州羡馀无送使。今岁经费常少十三万，军用褊急，所需脂妆具度用银二万三千两、金一百三十两，物非土产，虽力营索，尚恐不逮。愿诏宰相议，何以俾臣不违诏旨，不乏军兴，不疲人，不敛怨，则前敕後诏，咸可遵承。”不报。时罢进献不阅月，而求贡使足相接於道，故德裕推一以讽他。又诏索盘绦缭绫千匹，复奏言：“太宗时，使至凉州，见名鹰，讽李大亮献之，大亮谏止，赐诏嘉叹。元宗时，使者抵江南捕、翠鸟，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见褒纳；皇甫询织半臂，造琵琶、捍拨、镂牙於益州，苏不奉诏，帝不之罪。夫、镂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劳人损德为言，岂二祖有臣如此，今独无之？且立鹅天马，盘绦掬豹，文彩怪丽，惟乘舆当御，今广用千匹，臣所未谕。”优诏为停。

宪宗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翰林学士钱微恳谏罢之，帝密戒後有献入右银台门，以避学士。

宣宗时，右补阙张潜奏：“藩府代移之际，皆奏‘羡馀’为课绩，朝廷因为甄奖。夫财赋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军士，则安得‘羡馀’？南方诸镇不宁，皆由此也。变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发兵费又百倍，然则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长吏不增赋敛，不减粮赐，独节游宴、省浮费而能致羡者，然後可赏也。”上嘉纳之。

致堂胡氏曰：“宪宗喜进奉，上承乃祖代、德之，然当朝多贤，相继论列，虽实不能革，犹文为之禁。穆、敬而後，遂无复谏者，非无进奉也，盖以为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诸道助军钱帛入备边库。然因私献以为公家费，策之次也。观张潜疏，则益信‘羡馀’之进，累朝相袭，明矣。虽然，潜之言曰：‘长吏不增赋敛，不减粮赐，独节游宴、省浮费而能致羡，然後赏之。’审如是，将安取馀？且方镇专制境内，其倚法剥削，朝廷何自而稽之？‘羡馀’之名存，而甄奖之令在，彼必曰：‘此皆节省所得，而非增削所致也。’悦其名，不去其实，病源曷瘳？不若禁绝羡馀，无得进奉，则民瘼庶乎其少损矣。”

唐天下诸部每年常贡：

《通典》：按令文，诸郡贡献，皆取当土所出，准绢为价，多不得过五十匹，并以官物充市。所贡至薄，其物易供，圣朝常制，於斯在矣。其有加於此数者盖修令后续配，亦折租赋，不别徵科。

京兆府 （贡葵草席、地骨白皮、酸枣仁。）

华阴郡 （贡鹞子十联、乌鹘五联、茯苓三十八斤、细辛四斤、茯神三十八斤。今华州。）

马翊郡 （贡白里皱文皮三十一领。今同州。）

扶风郡 （贡龙须席十领。今岐州。）

新平郡 （贡翦刀十具、蛇胆十斤、荜豆澡豆五石、白火箸二十具。今州。）

安定郡 （贡龙须席十领。今泾州。）

彭原郡 （贡五色龙须席十领、莞菁、子、亭长、假苏、荆芥。今宁州。）

阳郡 （贡龙须席六领。今陇州。）

中部郡 （贡龙须席六领。今坊州。）

洛交郡 （贡龙须席六领。今州。）

朔方郡 （贡白毡十领。今夏州。）

安化郡 （贡麝香二十五颗。今庆州。）

灵武郡 （贡鹿角胶、代赭、花苁蓉、白雕翎。今灵州。）

榆林郡 （贡青龙角两具、徐长卿十斤、赤芍药十斤。今胜州。）

延安郡 （贡麝香三十颗。今延州。）

咸宁郡 （贡麝香一颗。今丹州。）

银川郡 （贡女稽布五端。今银州。）

平凉郡 （贡九尺白毡十领。今原州。）

九原郡 （贡野马胯皮二十一片、白麦面、印盛盐。今丰州。）

会宁郡 （贡驼毛褐两段。今会州。）

五原郡 （贡盐山四十颗。今盐州。）

新秦郡 （贡青地鹿角二具、鹿角三十具。今麟州。）

单于都护府 （贡生野马胯皮总十二片。）

安北都护府 （贡生野马胯皮二十一片。）

太原府 （贡铜镜两面、甘草三十一斤、矾石三十斤、龙骨三十斤、蒲萄粉屑、柏子仁。）

上党郡 （贡人参二百小两、墨三梃、今潞州。）

河东郡 （贡绫绢扇四面、龙骨二十斤、枣八千颗、凤栖梨三千五百颗。　今蒲州。）

绛郡 （贡梁二十石、墨千四百七十挺、白五百匹、梨三千颗。今绛州。）

平阳郡 （贡蜡烛三十条。今晋州。）

西河郡 （贡龙须席十领、石膏五十斤、消石五十斤。今汾州。）

弘农郡 （贡麝香十颗、砚瓦十具。今虢州。）

高平郡 （贡白石英五十小两、人参三十两。今泽州。）

太宁郡 （贡胡女布五端。今隰州。）

昌化郡 （贡胡女布五端。今石州。）

文城郡 （贡蜡二百斤。今慈州。）

阳城郡 （贡龙须席六领。今沁州。）

定襄郡 （贡豹尾十枝。今忻州。）

乐平郡 （贡人参三十两。今仪州。）

雁门郡 （贡白雕翎五具、熟青二十两、熟绿二十两。今代州。）

楼烦郡 （贡麝香十颗。今岚州。）

安边郡 （贡松子一石。今蔚州。）

马邑郡 （贡白雕翎五具。今朔州。）

河南府 （贡瓷器十五事。）

陕郡 （贡柏子仁、瓜娄根各三十斤。今陕州。）

陈留郡 （贡绢二十匹。今汴州。）

荥阳郡 （贡绢二十匹、麻黄二十斤。今郑州。）

临汝郡 （贡纟二十匹。今汝州。）

雎阳郡 （贡绢二十匹。今宋州。）

灵昌郡 （贡绫二十匹并方文。今滑州。）

颍川郡 （贡绢十匹、蔗心席六领。今许州。）

谯郡 （贡绢二十匹。今亳州。）

濮阳郡 （贡绢二十匹。今濮州。）

济阴郡 （贡蛇床子二十斤、绢二十匹。今曹州。）

北海郡 （贡枣两石、仙文绫十匹。今青州。）

淮阳郡 （贡绢十匹。今陈州。）

汝南郡 （贡绫十匹。今豫州。）

东平郡 （贡绢二十匹。今郓州。）

淄川郡 （贡防风五十斤、进理石五斤。今淄州。）

临淄郡 （贡丝葛十五匹。今齐州。）

鲁郡 （贡镜花绫十匹、紫英白二十二两。今兖州。）

彭城郡 （贡绢二十匹。今徐州。）

临淮郡 （贡绵二十屯、赀布十匹。今泗州。）

汝阴郡 （贡绵二十屯。今颍州。）

东海郡 （贡楚布十匹。今海州。）

济阳郡 （贡阿胶二百小片、鹿角胶三十小片。今济州。）

琅琊郡 （贡紫石英二十两。今沂州。）

高密郡 （贡赀布十端、牛黄一斤、海蛤二十两。今密州。）

东牟郡 （贡牛黄百二十八株、水葱席六领。今登州。）

范阳郡 （贡绫二十匹。今幽州。）

河内郡 （贡平沙十匹。今怀州。）

魏郡 （贡白绵绸八匹、白平绸八匹。今魏州。）

汲郡 （贡绵三百两。今卫州。）

邺郡 （贡纱十匹、凤翮席六领、胡粉百团。今相州。）

广平郡 （贡平绸十匹。今州。）

清河郡 （贡毡十领。今贝州。）

信都郡 （贡绢二十匹、绵一十屯。今冀州。）

平原郡 （贡绢二十匹。今德州。）

饶阳郡 （贡绢二十匹。今深州。）

河郡 （贡绢三十匹。今瀛州。）

东莱郡 （贡牛黄百二十二两。今莱州。）

常山郡 （贡梨六百颗、罗二十匹。今恒州。）

景城郡 （贡细簟四领、细柳箱八十合、糖蟹二十三坩、丰夸三百五十挺。今沧州。）

博陵郡 （贡细绫千二百七十匹、两窠细绫十五匹、瑞绫二百五十五匹、　大独窠绫二十五匹、独窠绫一十匹。今定州。）

赵郡 （贡绵五十匹。今赵州。）

钜鹿郡 （贡丝布十匹。今邢州。）

博平郡 （贡绸十匹。今博州。）

文安郡 （贡绵三百两。今莫州。）

上谷郡 （贡墨三百挺。今易州。）

乐安郡 （贡绢十匹。今棣州。）

北平郡 （贡蔓荆子四斤。今平州。）

密郡 （贡人参五斤。今檀州。）

妫川郡 （贡麝香十颗。今妫州。）

渔阳郡 （贡鹿角胶十斤。今蓟州。）

柳城郡 （贡麝香十颗。今营州。）

归德郡 （贡豹尾三枚。今燕州。）

安东都护府 （贡人参五斤。）

武威郡 （贡野马皮五张、白小麦十石。今凉州。）

天水郡 （贡龙须席六领、芎四十斤。今秦州。）

安西都护府 （贡冈砂五十斤、绯毡五领。）

北庭都护府 （贡阴牙角五只、速霍角十只、阿魏截根二十斤。）

交河郡 （贡ふ布十端。今西州。）

晋昌郡 （贡草鼓子、野马皮、黄矾、绛矾、胡桐泪。今瓜州。）

西平郡 （贡羊角十只。今鄯州。）

陇西郡 （贡麝香十颗、秦胶。今渭州。）

敦煌郡 （贡棋子二十具、石膏。今沙州。）

酒泉郡 （贡肉苁蓉二十斤、相脉二十斤、野马皮两张。今肃州。）

金城郡 （贡麝香十颗、<鼠屯><鼠多>鼠六头。今兰州。）

安乡郡 （贡麝香二十颗。今河州。）

同谷郡 （贡蜡烛十条。今成州。）

和政郡 （贡龙须席六领，并青黄色。今岷州。）

武都郡 （贡蜡烛十条、蜜蜡、羚羊角。今武州。）

临洮郡 （贡麝香十颗。今洮州。）

怀道郡 （贡麸金十两、散金十两。今石州。）

宁塞郡 （贡麸金六两、大黄、戎盐。今廓州。）

合川郡 （贡麝香二十颗。今叠州。）

张掖郡 （贡野马皮十张、枸杞子六斗、药二十斤。今甘州。）

伊吾郡 （贡阴牙角五只、胡桐泪二十五斤。今伊州。）

广陵郡 （贡藩客锦袍五十领、锦被五十张、半臂锦百段、新加锦袍二百领、青铜镜十面、莞席十领、独窠细绫十匹、蛇床子七斗、蛇床仁一斗　、铁精一斤、兔丝子一斤、白芒十五斤、空青三两、造水牛皮甲千领并袋。今扬州。）

安陆郡 （贡青十五匹。今安州。）

弋阳郡 （贡葛十匹、生石斛六十斤。今光州。）

义阳郡 （贡葛十匹。今申州。）

庐江郡 （贡丝布十匹、石斛六十斤。今庐州。）

蕲春郡 （贡白苎布十五端、乌蛇脯。今蕲州。）

同安郡 （贡蜡五十斤、石斛六十斤。今舒州。）

历阳郡 （贡麻布十匹。今和州。）

锺离郡 （贡丝布十匹。今濠州。）

寿春郡 （贡丝布十匹、生石斛五十斤。今寿州。）

齐安郡 （贡紫苎布十端、{云虫}虫二斤。今黄州。）

淮阴郡 （贡赀布十匹。今楚州。）

汉阳郡 （贡麻赀布十匹。今沔州。）

江陵郡 贡白方文绫二十匹、橘皮九十斤、栀子五斤、贝母十斤、覆盆子三斤、石龙芮一斤、乌梅肉十斤。今荆州。）

永阳郡 （贡苎练布十五匹。今滁州。）

襄阳郡 （贡五盛碎古文库路真二具、十盛花库路真二具。今襄州。）

南阳郡 （贡丝布十匹。今邓州。）

淮安郡 （贡绢千匹。今唐州。）

上洛郡 （贡麝香三十颗。今商州。）

安康郡 （贡麸金五两、乾漆六斤、杜仲二十斤、椒目十斤、黄蘖六斤、枳实六斤、枳壳十四斤、茶芽一斤、椒子一石、雷丸五两。今金州。）

武当郡 （贡麝香二十颗。今均州。）

房陵郡 （贡麝香二十颗、雷丸、石膏、苍矾石。今房州。）

汉东郡 （贡绫十匹、葛五匹、覆盆子。今随州。）

南浦郡 （贡金五两。今万州。）

沣阳郡 （贡柑子四百颗、橘子七百颗、龟子绫十匹、恒山一斤、五入簟四领。蜀漆一斤今沣州。）

安郡 （贡蜡百斤。今夔州。）

竟陵郡 （贡白苎布一端。今复州。）

武陵郡 （贡练布十端。今朗州。）

夷陵郡 （贡茶二百五十斤、柑子二千颗、五加皮二斤、杜若二斤、芒硝四十斤、鬼臼二斤、蜡百斤。今峡州。）

南宾郡 （贡苏薰席四领、绵绸五匹。今忠州。）

富水郡 （贡白苎布十端。今郢州。）

巴东郡 （贡蜡四十斤。今归州。）

汉中郡 （贡红花百斤、燕脂一升。今梁州。）

通川郡 （贡绵绸三匹、蜂香五斤、药子二百颗。今通州。）

顺政郡 （贡蜡六十斤。今兴州。）

巴川郡 （贡牡丹皮十斤、药子二百颗、今合州。）

清化郡 （贡绵绸十匹。今巴州。）

洋川郡 （贡白交梭十匹。今洋州。）

河池郡 （贡蜡百斤。今凤州。）

益昌郡 （贡丝布十匹。今利州。）

咸安郡 （贡绵绸十匹。今蓬州。）

盛山郡 （贡蜡四十斤、车前子一升。今开州。）

始宁郡 （贡绵绸十匹。今璧州。）

南平郡 （贡葛五匹。今渝州。）

符阳郡 （贡蜡五十斤、药子二百颗。今集州。）

山郡 （贡绸一十匹、买子木十斤、子一升。今渠州。）

丹阳郡 （贡方文绫七匹、朱文绫八匹。今润州。）

晋陵郡 （贡细青苎布十匹。今常州。）

吴郡 （贡丝葛十匹、白石脂三十斤、蛇床子三斤、甾鱼皮三十头、及鱼腊五十头、压胞七斤、肚鱼五十头、春子五升、嫩藕三百段。今苏州。）

馀杭郡 （贡白编绫十匹、橘子二千颗、蜜姜十石。今杭州。）

会稽郡 （贡朱砂十两、白编绫十匹、交梭十匹、轻调十匹。今越州。）

馀姚郡 （贡附子百枚。今明州。）

东阳郡 （贡纸六千张、绵六百两、葛粉二十石。今婺州。）

新定郡 （贡交梭三十匹、竹簟一合。今睦州。）

信安郡 （贡绵百屯、纸六千张。今衢州。）

吴兴郡 （贡苎布三十端。今湖州。）

临海郡 （贡鲛鱼皮百张、乾姜百斤、乳柑六千颗、金漆五升三合。今台州。）

永嘉郡 （贡鲛鱼皮三十张。今温州。）

新安郡 （贡苎布十五端、竹簟一合。今歙州。）

长乐郡 （贡蕉二十匹、海蛤一斤。今福州。）

清源郡 （贡绵二百两。今泉州。）

建安郡 （贡蕉二十匹、练十匹。今建州。）

临汀郡 （贡烛二十条。今汀州。）

漳浦郡 （贡鲛鱼皮二十张、甲香五斤。今漳州。）

潮阳郡 （贡蕉布十匹、蚺胆十枚、鲛鱼皮十张、甲香五斤，石井、钞石、水马。今潮州。）

宣城郡 （贡白苎布十匹。今宣州。）

豫章郡 （贡葛十五匹、柑子六千颗。今洪州。）

鄱阳郡 （贡麸金十两、簟一合。今饶州。）

长沙郡 （贡葛十五匹。今潭州。）

南康郡 （贡竹布二十匹。今虔州。）

零陵郡 （贡葛十匹、石燕二百颗。今永州。）

临川郡 （贡葛布十匹、箭百万茎。今抚州。）

桂阳郡 （贡白苎布十匹。今郴州。）

庐陵郡 （贡白苎布二十端、陟十斤。今吉州。）

浔阳郡 （贡葛十匹、生石斛十斤。今江州。）

江华郡 （贡零陵香百斤、白布十端。今道州。）

衡阳郡 （贡麸金十四两。今衡州。）

江夏郡 （贡银五十两。今鄂州。）

宜春郡 （贡白苎布十匹。今袁州。）

巴陵郡 （贡白苎布十匹。今岳州。）

邵阳郡 （贡银二十两。今邵州。）

蜀郡贡 （单丝罗二十匹、高苎衫段二十匹。今益州。）

唐安郡 （贡罗二十匹。今蜀州。）

阳郡 （贡交梭二十匹。今彭州。）

德阳郡 （贡弥布十匹、布十匹。今汉州。）

通义郡 （贡麸金八两、柑子不限多少。今眉州。）

梓潼郡 （贡绫十六匹。今梓州。）

巴西郡 （贡双纟川二十匹。今绵州。）

普安郡 （贡丝布十匹、苏薰席六领。今剑州。）

阆中郡 （贡重连绫二十匹。今阆州。）

资阳郡 （贡麸金七两、柑子不限多少。今资州。）

临邛郡 （贡丝布十匹。今邛州。）

通化郡 （贡麝香六十枚、扇香十枚、齐香十枚、颗香三十枚。今茂州。）

交川郡 （贡麝香三十枚、当归七斤、羌活五斤、野狐尾五枚。今松州。）

越隽郡 （贡丝布十匹、进刀子靶六十枚。今隽州。）

南溪郡 （贡葛十匹、六月进荔枝煎。今戌州。）

遂宁郡 （贡樗蒲绫十五匹、乾天门冬百一十斤。今遂州。）

南充郡 （贡丝布十匹。今果州。）

仁寿郡 （贡细葛五匹。今陵州。）

犍为郡 （贡麸金五两。今嘉州。）

卢山郡 （贡金、落雁木。今雅州。）

泸川郡 （贡葛十匹。今泸州。）

阳安郡 （贡绵绸十匹、柑子不限多少。今简州。）

安岳郡 （贡葛十匹、天门冬煎四斗。今普州。）

洪源郡 （贡蜀椒一石。今当州。）

阴平郡 （贡麝香二十颗、白蜜一石。今文州。）

同昌郡 （贡麝香十颗。今扶州。）

油江郡 （贡麸金六两、羚羊角六具。今龙州。）

临翼郡 （贡麝香三十四颗、牛尾五斤、当归十斤。今翼州。）

归城郡 （贡麝香六颗、牛尾五斤、当归二十斤。今悉州。）

静川郡 （贡麝香六颗、当归十斤、羌活十斤、牛尾五斤、今静州。）

恭化郡 （贡麝香二十颗、当归十斤、羌活十斤。今恭州。）

维川郡 （贡麝香二十颗、牛尾十斤。今维州。）

和义郡 （贡班布六匹。今荣州。）

山郡 （贡麝香十颗、墨牛尾二斤。今秦州。）

蓬山郡 （贡麝香十颗、当归十斤、羌活十斤。今柘州。）

黔中郡 （贡朱砂十斤、今黔州。）

卢溪郡 （贡光明砂四斤、今辰州。）

灵溪郡 （贡朱砂十斤、茶芽二百斤。今溪州。）

潭阳郡 （贡麸金八两。今巫州。）

卢阳郡 （贡光明砂一斤。今锦州。）

清江郡 （贡黄连十斤、蜡十斤、黄子二百颗。今施州。）

涪陵郡 （贡连头獠布十段。今涪州。）

宁夷郡 （贡蜡五十斤。今思州。）

义泉郡 （贡蜡烛十条。今夷州。）

龙溪郡 （贡蜡二十斤。今业州。）

南川郡 （贡布五端。今南州。）

南海郡 （贡生沈香七十斤、甲香三十斤、石斛二十斤、{辟黾}皮三十斤、蚺蛇胆五枚、エ沈香二十五斤、藤簟二合、竹簟五领。今广州。）

始安郡 （贡银百两。今桂州。）

安南都 （护府贡蕉布十端、槟榔二千颗、鱼皮二十斤、蚺蛇胆二十枚、　翠毛二百合。）

普宁郡 （贡朱砂二十斤、水银二十斤。今容州。）

始兴郡 （贡锺乳二十四斤十二两二分、竹子布十五匹、石斛二十斤。今韶州。）

临贺郡 （贡银三十两。今贺州。）

连山郡 （贡纟卑布十匹、锺乳十两。今连州。）

高要郡 （贡银二十两。今端州。）

平乐郡 （贡银二十两。今昭州。）

新兴郡 （贡银五十两、蕉五匹。今新州。）

南潘郡 （贡银二十两、今潘州。）

陵水郡 （贡银二十两、今辩州。）

高凉郡 （贡银二十两、蚺蛇胆二枚。今高州。）

海康郡 （贡丝电四匹。今雷州。）

临江郡 （贡银二十两。今龚州。）

浔江郡 （贡银二十两。今浔州。）

蒙山郡 （贡麸金十两。今蒙州。）

开江郡 （贡斑布五端。今富州。）

修德郡 （贡银二十两。今严州。）

临封郡 （贡银二十两、石斛十小斤。今封州。）

南陵郡 （贡银二十两、石斛十小斤。今春州。）

昭义郡 （贡银二十两。今罗州。）

日南郡 （贡象牙二根、犀角四根、沈香二十斤、金薄黄屑四石。今州。）

定川郡 （贡银二十两。今牢州。）

怀德郡 （贡银二十两。今窦州。）

宁浦郡 （贡银二十两。今横州。）

象郡 （贡银二十两。今象州。）

开阳郡 （贡石斛三斤、银二十两。今泷州。）

感义郡 （贡银二十两。今藤州。）

平琴郡 （贡银二十两。今平琴州。）

合浦郡 （贡银二十两。今廉州。）

连城郡 （贡银二十两。今义州。）

玉山郡 （贡玳瑁二具、{辟黾}皮六十斤、翠毛三百合、甲香二斤、今陆州宁仁郡贡银一十两。今党州。）

怀泽郡 （贡细白苎布十端。今贵州。）

龙城郡 （贡银二十两。今柳州。）

铜陵郡 （贡石斛二十小斤、银二十两。今勤州。）

海丰郡 （贡五色藤镜匣一具、蚺蛇胆三枚、甲煎二两、廷鱼皮三、荃台一。今循州。）

晋康郡 （贡银二十两。今康州。）

恩平郡 （贡银二十两。今恩州。）

朱崖郡 （贡银二十两、真珠二斤、玳瑁一具。今崖州。）

万安郡 （贡银二十两。今万安州。）

延德郡 （贡藤盘。今振州。）

右《通典》所载唐朝诸郡土贡物件，比《唐书 地理志》所言各郡土贡微有不同。又《宋史 地理志》及《会要》亦各有土贡物件，与唐亦小异。今除土产已见《地里考》，馀不悉录，而罢免蠲除之诏旨与其名物，则不容不悉著之云。（唐天宝前土宇广於宋，举唐则可以见宋矣，故不悉著。《宋史》所载，详见《地里考》）

後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下诏悉罢之。诏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损被於庶。”又曰：“积於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诏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长春节及他庆贺，不得辄有贡献。

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今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已，或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上始即位，犹循前制，牧守来朝，皆有贡奉，及赵普为相，劝上革去其。是月，申命诸州度支给费外，凡金帛悉送都下，以助军实，无得占留。方镇阙帅守，命文官权知；所在场院，遣京朝官廷臣监临；又置转运使、通判。条禁文簿，渐为精密。由是利归於上，外权削矣。

乾德四年，罢光州岁贡鹰鹞，放养鹰户。

开宝五年，诏罢荆襄道贡鱼腊。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容州初贡珠。

自废“媚川都”，禁民采珠，未几，官复自采。容州海渚亦产珠，仍置官掌之。

至是，加贡珠百斤，赐负担者银带、衣服。

真宗咸平二年，内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谓龙花蕊难得之物，宜充贡，本州遂以为献。上怒黜愈，隶崖州，仍绝其贡。是岁，又减罢剑、陇、夔、贺等五十馀州土贡，又罢三十馀州岁贡茶。

仁宗天圣四年，川峡献织绣。又诏罢夔州玳瑁、紫贝等贡。

神宗元年，上出诸州贡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万朵以下，至同州二十颗，凡四十三州七十种，虑其耗蠹民力诏罢之。

诸路进奉金银钱帛共二十七万三千六百八贯、匹、两。金二千一百两。银一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两。折银钱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贯七十七文。匹帛八万七千八百匹。

同天节进奉一十二万七百四十三贯、匹、两。京东路金二百两、银五千五百两，折银钱四千三百二十四贯七百文、绢七千三百匹。京西路金一百两、银七千一百两，折银钱二千六百九贯四百七十五文。淮南路银九千二百五十两，折银钱一千七十九贯二百二十一文。两浙路银一万一千八百两、绢五千五百匹。江南东路金一千两、银六千两，折银钱五百八十贯、绢四千匹。江南西路银一万四千五百两、绢二千五百匹。荆湖南路银九千三百两。荆湖北路银八千一百两。福建路银一万四千两。广南东路银四千两。江、淮、荆、浙发运使副银各五百两。江、淮等路提点铸钱司银一千两。

南郊进奉一十五万二千八百六十五贯、匹、两。京东路金七百两、绢一万三千匹，折银钱六百五贯文。京西路金一百两、银一千三百两、绢一万五千五百匹，折银钱二千一百一十贯。淮南路银三千五百两，折银钱六千一百三十九贯五百一十二文，绢一万五千匹。两浙路银九千五百两、绢八千五百匹、罗一千匹。江南东路银五千五百两，折银钱五百八十一贯一百六十九文、绢九千匹。江南西路银一万五百两、绢四千匹。荆湖南路银一千三百两。荆湖北路银七千八百两、绢五百匹。福建路银二万三千两。广南东路银三千两。广南西路银五百两、钱二百三十贯文。

右系毕仲衍《中书备对》所述元丰诸路圣节、南郊进奉金帛之数，内同天节江南东路进奉金一千两，即乾道洪文敏公奏乞蠲减饶州圣节贡金，而寿皇特旨减七百两者是也。盖承平时圣节天下进奉通该金一千三百两，而江东路独当一千两，而江东之一千两则又止饶州一郡所出云。

徽宗政和七年，置提举御前人船所。时东南监司、郡守、二广市舶率有应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计会宦者以献。大率灵壁、太湖、慈口溪、武康诸石，二浙奇竹、异花、海错，福建荔枝、橄榄、龙眼，南海椰实，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毁桥梁、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异味珍苞则以健步捷走，虽甚远，数日即达，色香未变也。乃作提举淮、浙人船所，命内侍邓文浩领之。蔡京以曩备东封船二千艘及广济兵士四营，又增制作牵驾人，乞诏人船所比直达纲法，自後所用，即从御前降下，使系应奉人船所数贡入，馀皆不许妄进。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常贡时新口味果实之类，所在因缘更相馈送，骚扰为甚。其令礼部措置，除天地、宗庙、陵寝荐献所须外，馀并罢。”又诏：“天下土贡如金银、匹帛，以供宗庙祭享之费用，以赡官兵之请给，不可阙者依格起发外，其馀药材海错、州火箸、襄阳府漆器、象州藤合、扬州照子之类，一切罢之。”

绍兴四年，先是，和州言：“本州残破之馀，乞蠲免大礼银绢。”户部奏展半年。中书舍人王居正言：“生辰及大礼进贡，乃臣子飨上之诚，初非朝廷取於百姓。若民力无所从出，合预降诏，曲加慰谕，止其进奉，则君臣恩礼两尽。既不能然，至使州县自乞，盖已非是，矧又不许，臣窃以为过矣。望特与蠲免，仍诏户部，淮南诸郡如合行除放，不须令本处再三申请，庶使恩意自出朝廷，人知感悦。”乃诏淮南州军进奉大礼银绢并蠲之。

绍兴二十六年，诏罢临安府岁贡御服绫一百匹。又诏罢连州岁贡珠子，其籍定丁并放逐便。

二十七年，宰执奏四川便民事，上曰：“蜀制造锦绣莫，以充岁贡，闻十岁女子皆拘在官刺绣。朕自即位以来，不欲土木被文绣，首为罢去，後来节次科敷多所蠲减，想民力稍宽矣。”

三十二年，孝宗登极赦：“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果实则封闭园林，海错则强夺商贩，至於禽兽、昆虫、珍味之属则抑配人户，致使所在居民以土产之物为苦。太上皇帝尝降诏禁约贡奉，窃虑岁久，未能遵承，自今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闻於朝，当议参酌天地、宗庙、陵寝合用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外，其馀一切并罢，州郡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

●卷二十三 国用考一

○历代国用

《王制》：“冢宰制国用，必於岁之杪，五皆入，然後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通三十年之率，当有九年之蓄。出，谓所当给为）。祭用数之仂（算今年一岁经用之数，用其什一），丧用三年之仂（丧，大事，用三岁之什一）。丧祭，用不足曰暴，有馀曰浩（暴，犹耗也。浩，犹饶也）。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後天子食，日举以乐。”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馀之赋（财，泉也。郑司农云：“邦中之赋，二十之税一，各有差也。币馀，百工之馀。”元谓：“赋，口率出泉。卿大夫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征之，遂师征其财，皆此赋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国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县，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关市、山泽，谓占会百物。币馀，谓占卖国中之斥币。盖百官所用官物不尽者归之职币，职币得之，不入本府，恐久藏朽蠹，则有人占卖，依国服出息，谓之斥币，谓指斥舆人也。此三者皆末作当增赋者，若今贾人倍算矣。自邦中至币馀，各入其所有物，以当赋泉之数”）。

按：此九赋，先郑以为地赋，後郑以为口赋。然关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泽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税之可乎？关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泽即四郊以下之人也，一人而再税之可乎？後郑虽有末作增赋之说，然於币馀一项尚觉牵强，且居关市及山泽之民，未必皆能占会百物以取利者也，尽从而倍征之可乎？愚以为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为地赋，或为口赋，不可知也；关市以下，则非地赋，亦非口赋，乃货物之税也。关市者，货之所聚，故有赋，如後世商税是也；山泽者，货之所出，故有赋，如後世榷盐、榷茶之类是也。币馀则如後世领官物营运之类，故取其息。息即赋也，故名之曰九赋，而太宰总其纲焉。

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宾客之式，三曰丧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币帛之式，七曰刍秣之式，八曰匪颁之式（匪，分也，谓颁赐也），九曰好用之式（燕好所赐子。式谓用财之节）。

太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於受藏之府（若内府也），颁其贿於受用之府（若职内也），凡官府都鄙之吏及执事者受财用焉。凡颁财，以式法授之；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此九贡之财），凡万民之赋以充府库（此九职之财），凡式贡之馀财以供玩好之用（谓先给九式及吊用，足府库而有馀财，乃可以供玩好，明玩好非治国之用），凡邦之赋用取具焉，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

先公曰：“《周官》，天下之财只有三项：九贡是邦国之贡，据经以待吊用；九赋是畿内之赋，以给九式之用；九职万民之贡，以充府库。三者馀财，以供玩好。虽然，邦国之贡多矣，吊用之费几何，愚恐其有馀；畿内之赋有限矣，九式之费何广也？愚恐其不足。”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凡良货贿之藏，凡王之献金玉、兵器、文织、良货贿之物，受而藏之。凡玉之好赐，供其货贿。

贾山《至言》：“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而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虞，天下弗能供也。”

汉兴，接秦之弊，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醇，不杂也），而将相或乘牛车。上於是约法省禁，轻田租，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有私奉养，不领於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文帝即位，贾谊说上曰：“汉之为汉几四十年，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云云，上感谊言，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晁错说上募民入粟，边支五岁则入粟郡县，支一岁则时赦，勿收农民租（见《田赋门》。）

武帝时，太仓之米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授，乃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用度不足，乃募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及入羊为郎，又令民买爵，置武功爵（见《鬻爵门》），造皮币、白金（见《钱币门》），置盐、铁、均输官，算商车、缗钱，榷酒酤（见《征榷门》）。

西汉财用之司凡三所：大司农（官库），少府、水衡（二者天子之私藏）。故桑弘羊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勿私，以属大农”，毋将隆言“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供养供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给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又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钱为平陵民起第宅。应劭注：“县官公作当仰司农，今出水衡钱，宣帝即位为异政也。”

王莽末，边兵二十万人仰县官衣食，用度不足，数横赋敛。又一切税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师古曰：“保者，不许其死伤”），吏尽复以与民（转令百姓养之）。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繇役烦剧，旱蝗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禄，而私赋敛，民无以自存，盗贼蜂起。

汉兵攻莽，时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长乐御府、中御府及都内，平准帑藏钱帛珠玉财物甚众，莽愈爱之。拜将军九人，皆“虎”为号，将精兵而东，纳其妻子宫中以为质。赐九虎士人四千钱，众重怨，无斗志。

更始都长安，居安乐宫，府藏完全，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安堵复故。更始至，岁馀政教不行。明年，赤眉入关，立刘盆子，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

东汉大司农掌诸钱金帛诸货币，四时上月旦见钱簿，其逋未了，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仓令一人主受郡国传漕。

世祖建武六年，诏田租三十税一如旧（见《田赋门》）。

肃宗时，张林请置盐、铁、均输官（见《征榷门》）。

旧大官汤官给用岁且二万万，窦太后诏杀省珍费，自是裁数千万。汉故事，供给南单于岁一亿九十馀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

桓帝时，段言：“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给七年，用八十馀万亿。今若以骑五十，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无虑用费五十四亿。”

灵帝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中平二年，敛修宫钱。

中常侍张让、赵忠说帝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又令西园驺分道督趣，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十万，馀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钜鹿太守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谏当世之失，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又造万金堂於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起第观。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复藏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府，名为“导行费”（中府，内府也。导，引也，贡献外别有所入，以为所献希之引导也）。

吕强上疏谏曰：“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归之陛下，岂有公私？而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缯，西园引司农之藏，中厩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书奏不省。

献帝即位，董卓劫迁长安，卓诛死，李亻、郭自相攻伐，於长安城中为战地。时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野。帝出太仓米豆为饥民作糜，於御前自加临给。及东归至安邑，御衣穿败，唯以野枣、园菜以为糇粮，长安丘墟。建安元年，驾至洛阳，百官披荆棘而居。州郡各拥强兵，委输不至，尚书郎官自出采，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

晋武帝平吴之後，世属升平，物流仓府，宫闱增饰，服玩相辉。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舆服鼎俎之盛，连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树。物盛则衰，固其宜也。永宁之初，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珠宝金银百馀斛。惠后北征，荡阴反驾，寒桃在御，只鸡以给，其布衾两幅、囊钱三千，以为车驾之资焉。怀帝为刘曜所围，王师累败，府帑既竭，百官饥甚，比屋不见烟火，饥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馁馑仍多，斗米二金，死人大半，刘曜陈兵，内外断绝，拾饼之麴屑而供御，君臣相顾挥涕。

元帝渡江，军士创草蛮陬，赕布不可恒准，中府所储布四千疋。於时石勒勇锐，挺乱淮南，帝惧其侵逼，乃诏方镇能斩勒首者，赏布千疋云。

苏峻既平，帑藏空竭，库中唯有练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王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练布单衣，於是士人翕然竞服之，练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

晋自元帝寓居江左，侨立郡县，诸蛮陬俚洞г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见《田赋门》）。

後魏自孝明帝正光後，国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断百官当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麴有差（见《榷酤门》）。尔後寇贼转众，诸将出征，相继奔败，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廪食、肉悉三分减一，计岁终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乱繁，农商失业。官有征伐，皆权调於人，犹不足以相资奉，乃令所在迭相纠发，百姓愁怨，无复聊生。六镇扰乱，相率内徙，寓食齐、晋之郊，齐神武因之，以成大业。魏武西迁，连年战争，河、洛之间，又并空竭，迁都於邺。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不能万人，馀皆北徙，并给常廪，逐丰稔之处，折绢籴粟，以充国储。於诸州缘河津济，皆官仓贮积，以拟漕运；於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

北齐武成时，用度转广，赐予无节，府藏不足以供，乃减百官之禄，彻军人常廪，并省州郡县镇戌之职；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并不给（南齐以有僮，若今驱使门仆之类），以节国用之费焉。

隋文帝开皇时，百姓承平渐久，虽遭水旱，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师，相属於道，昼夜不绝数月。帝又躬行节俭，益宽徭赋，平江表，师还，赐物甚广，其馀出师命赏，莫不优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於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乃更开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於人，无藏府库。”乃蠲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其後征伐巡游不忘，租赋之入益减，百姓怨叛，以至於亡。

按：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盖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年而并罢之。夫酒榷、盐铁、市征，乃後世以为关於邦财之大者，而隋一无所取，则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疋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馀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於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馀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於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於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馀万段，则又未尝啬於用财也。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乾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汉、隋二文帝皆以恭履朴俭富其国，汉文师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圣贤如此。後之谈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党遂倡为“丰亨豫大，惟王不会”之说，饰六艺，文奸言，以误人国家，至其富国强兵之效，则不逮隋远甚，岂不缪哉！

唐贞观时，马周上疏曰：“隋室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向使洛口、东都无粟帛，则王世充、李密未能聚大众。但贮积固有司之常事，要当人有馀力而後收之，若人劳而强敛之，更以资寇，积之无益也。”

唐天宝以来，海内富实，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馀万缗，粟千九百八十馀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疋，绵百八十馀万屯，布千三十五万馀端。天子骄於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於所入，於是钱之臣始事削。太府卿杨崇礼句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其子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洪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禄山反，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遣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万缗而已。自两京陷没，民物耗弊，肃宗即位，籍江淮富商訾（见《訾算门》），时第五琦以钱得见，请於江淮置租庸使。明年，宰相裴冕以天下用度不足，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商贾助军者，给复。

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杨炎既相德宗，上言曰：“财赋，邦国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先朝权制，以中人领其职，五尺宦竖操邦之柄，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无以计天下利害。臣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给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阙。”帝从之，乃诏岁中裁取以入大盈库，度支具数先闻。

初，转运使掌外，度支使掌内。永泰二年，分天下财赋、铸钱、常平、转运、盐铁，置二使。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以转运使刘晏领之；京畿、关内、河南、剑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领之。及琦贬，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韩与晏分治。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为婚，岁送马十万疋，酬以缣帛百馀万疋，而中国财竭，岁负马价。鱼朝恩、元载擅权，帝诛朝恩，复与载贰，君臣猜间不协，边计兵食置而不议者几十年。诸镇擅地，结为表里，日治兵缮垒，天子不能绳其法，专留意祠祷，焚币玉，写浮屠书，度支廪赐僧巫，岁钜万计。时朝多留事，经岁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贡献未报及失职未叙者，食度支数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岁省费万计。

自至德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饥厉，百役并兴，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於度支、转运使，四方征镇又自给於节度、都团练使。赋敛之司数四，莫相统摄，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巧吏因得旁缘，公进献，私为赃盗，动万万计。河南、山东、荆襄、剑南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於人，富者得免，贫者丁存，故课免於上，而赋增於下。杨炎为相，乃请为两税法以均之，自此吏不能容奸，权归朝廷（详见《田赋门》）。

初，德宗居奉天，储蓄空窘，尝遣卒视贼，以苦寒乞襦，不能致，剔亲王带金而鬻之。朱Г既平，乃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日进”，江西观察使李兼有“月进”，他如杜亚、刘赞、王纬、李皆徼射恩泽，以常赋入贡，名为“羡馀”，至代易又有“进奉”。户部钱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矫密旨加敛，或减刻吏禄，或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进才什二三，无敢问者。刺史及幕僚至以进奉得迁官。继而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生民重困，又为宫市（见《征榷门》）。

朱Г僭位长安，既据府库之富，不爱金帛，以悦将士。公卿家属在城者皆给月俸，神策及六军从车驾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给其衣粮。加以缮完器械，日费甚广。及长安平，府库尚有馀蓄，见者皆追怨有司之横敛焉。

裴延龄领度支，奏：“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於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疋段杂货百万有馀，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馀，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太府少卿韦少华不伏，抗表称此皆每月申奏见在之物，请加推验。执政请令三司详覆，上不许，亦不罪少华。

司马温公有言：“天之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潦则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欲之君、聚敛之臣，苛征横敛，民力不堪而无所从出，於是外则擅留常赋以为进奉，内则妄指见存以为羡馀，直不过上下之间自相欺蔽耳。德宗借军兴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间架、陌钱诸色无艺之征敛，乃复不能稍丰泾原军士之廪饷，以致奉天之难，至委其厚藏以遗朱Г。Г平而府库尚盈，人皆追怨横敛，而帝方惩奉天储蓄空窘，益务聚蓄，不知所以致难之由非因乏财，盖知聚而不知散，乃怨府也。不明之君可与言哉？

宪宗时，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又令诸道观察、节度调费取於所治州，不足则取於属州，送使之馀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时因德宗府库之积，天子颇务俭约。及刘辟、李平，赀藏皆入内库。方镇于ν、王锷进献甚厚，帝受之，李绛言其非宜，帝喟然曰：“诚知非至德事，然两河中夏贡赋之地，朝觐久废，河、湟陷没，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耻，不忍重敛於人也。”然不知进献之取於人重矣。其後，皇甫、王遂、李、程异用事，益务聚敛，诸道贡献尤甚。

会昌末，置备边库，收度支、户部、盐铁钱物。宣宗更号延资库。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属宰相，其任益重。户部岁送钱帛二十万，度支盐、铁送者三十万，诸道进奉助军钱皆输焉。

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通以二户养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田广，无上供。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而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会昌末，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岁钱入九百二十二万缗，岁之常费率少三百馀万，有司远取後年乃济，及郡盗起，诸镇不复上计云。

李吉甫为《元和国计簿》及中书奏疏，以天下郡邑户口财赋之入较吏禄、兵廪、商贾、僧道之数，大率以二户而资一兵，以三农而养七游手。

後唐庄宗既灭梁，宦官劝帝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州县上供者入外府、充给费；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游及给赐左右。於是外府常虚竭无馀，而内府山积，及有司办郊祀，乏劳军钱。郭崇韬颇受藩镇馈遗，或谏之，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藉外财？但伪梁之世，贿赂成风，今河南藩镇皆梁旧臣，主上之仇雠也，若拒其意，能无惧乎？吾特为国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献劳军钱十万缗，因言於上曰：“臣已倾家所有，以助大礼。愿陛下亦出内府之财，以赐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晋阳自有储蓄，可令租庸辇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继韬私第金帛数十万以益之（继韬时以诛死）。军士皆不满望，始怨恨有离心矣。

潞王之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既至，阅府库实金帛不过三万疋、两，而赏军之费应用五十万缗，乃率京城民财，数日仅得数万缗。执政请据屋为率，无问士庶，自居及僦者预借五月僦直，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使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死，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言於帝曰：“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是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於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於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军士无厌，犹怨望。

宋太祖皇帝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自唐末兵兴，方镇皆留财赋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疆境迫蹙，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奉。太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阙，稍命文臣权知所在场务，或以京朝官廷臣监临，於是外权削而利归公上，条禁文簿，渐为精密。

六年，诏诸州通判、官粮科院至任，并须躬自检阅帐籍所列官物，不得但凭主吏管认文状。

是岁，置封桩库。国初，贡赋悉入左藏库，及取荆、湖，下西蜀，储积充羡，始於讲武殿别为内库，号“封桩库”，以待岁之馀用。

帝尝曰：“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於人。”乃置此库。太宗又置景福殿库，隶内藏库，拣纳诸州上供物，尝谓左右曰：“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约节，异时用度有阙，当复赋率於民耳。朕终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开宝以来，用兵及水旱赈给、庆泽赐赉，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数，以贷於内藏，俟课赋有馀则偿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间，岁贷百万，有至三百万者。累岁不能偿，则除其籍。

止斋陈氏曰：“国初平僭伪，尽得诸国所藏之赋入内藏。是後，时时以州县上供拨入库，而不齐集，守藏之臣每以为言，上亦不察察也。盖祖宗盛时，内藏库止是收簇给费之馀或坊场课利，不以多寡，初无定额。熙宁二年，始命三司户部判官张讽核实，讽取自嘉至治平十年以来输送之数、见得川路金银，自皇三年并纳内库，馀福建、广东、淮南、江南东则各有窠名分隶。而十年之间所入殊不等，乃诏今後并令纳左藏库，逐年於左藏库拨金三百两、银五十万两入内藏，遂为永额。然讽元奏治平以前诸路所进坑冶、山泽、河渡课利，悉在其中，既合为元额矣，在後中书再取旨，以诸路提点银铜坑冶司所辖金银场冶课利并依久例，尽数上供入内库，则坑冶之入不理为左藏库年额之数。自是条制益严密，皆王安石之为也。元丰元年，敕诸路上供金银钱帛令赴内藏库内者，委提刑拘催，擅折变、那移、截留者徒二年，不以赦原。元诏令诸路坑冶课利七分起发赴内藏库，三分充漕计，靖康改元，三分复尽输内藏矣。”

开宝元年，诏诸道给舟车辇送上供钱帛。

止斋陈氏曰：“国初上供随岁所入，初无定制，而其大者在粮、帛、银、钱、诸路米纲。《会要》：开宝五年，令汴、蔡河岁运江淮米数十万石赴京充军食；太平兴国六年，制岁运三百五十万石；景德四年，诏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终十年酌中之数，定为年额，上供六百万石。米纲立额始於此。银纲，自大中祥符元年诏五路粮储已有定额，其馀未有条贯，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为多者为额，则银纲立额始於此。钱纲，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请立定钱额，自後每年依此额数起发，则钱纲立额始於此。绢绵纲虽不可考，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数，则亦有年额矣。然而前朝理财务在宽大，随时损益，非必尽取。上供增额起於熙宁，虽非旧贯，尤未为甚。崇宁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钱物新格，於是益重。宣和元年，户部尚书唐恪稽考诸路上供钱物之数：荆湖南路四十二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万疋、两，利州路三万二千五百一十八贯、疋、两，荆湖北路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七十七贯、疋、两，夔州路一十二万三百八十九贯、疋、两，江南东路三百九十二万四百二十一贯、疋、两，福建路七十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七贯、疋、两，京西路九万六千三百五十一贯、疋、两，河北路一十七万五千四百六十四贯、疋、两，广西路九万一千九百八十贯、疋、两，京东路一百七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四贯、疋、两，广南东路一十八万八千三十贯、疋、两，陕西路一十五万七百九十贯、疋、两，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万六千九十八贯、疋、两，成都路四万五千七百二十五贯、疋、两，潼川路五万二千一百二十贯、疋、两，两浙路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八十八贯、疋、两，两淮南路一百一十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三贯、疋、两，而斛斗地杂科不与焉，其取之民极矣。方今版图仅及承平之半，而赋入过宣和之数，虽曰饷军，出不得已，要非爱惜邦本之道，此宽民力之说所以为最先务也。”

按：止斋此段足以尽宋朝上供之委折。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叶，盖以大盗扰乱之後，赋入失陷，国家日不暇给，不能考，加以强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为上供之法，仅能取其三之一。宋兴，既已削州镇之权，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权在上，既不敢如唐之专擅以自私，献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隳乱而难考则，虽按籍而索，锱铢皆入朝廷，未为不可。然且犹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数，定为年额，而其遗利则付之州县桩管，盖有深意：一则州郡有宿储，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则宽於理财，盖阴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则上供输送之外，时可宽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贪饕纵侈之辈，则那计优裕之馀，亦不致刻剥以肆毒，所谓损上益下者也。呜呼，仁哉！

六年，令诸州旧属公使钱物尽数系省，毋得妄有支费。以留州钱物尽数系省始於此。

止斋陈氏曰：“自唐末方镇厚敛以自利，上供殊鲜，或私纳货赂，即名贡奉，至是始尽系省。按：後唐天成年宣命，於系省麴钱上，每贯止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庸租院奏，诸道如更妄称简置官员，即勒令自备请给，不得正破系省钱物，则系省之名旧矣，然初未尝立拘辖钩管之制，要不使妄费而已。淳化五年十二月，初置诸州应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见在钱物申省。景德元年，复立置簿，拘辖累年应在。虽有此令，不过文具。三司使丁谓奏立转运司比较闻奏，省司进呈增亏赏罚之法。然承平日久，国家盖务宽大，诸郡钱物往往积留，漕臣靳惜，吝於起发，而省司殊不究知其详。魏羽在咸平则言淳化以来收支数目攒簇不就，名为主计而不知钱出纳。王随在景德则言咸平以来未见钱物著落，诸州受御指挥，多不供申，或有申报多是卤莽，以致勘会勾销了绝不得。范雍在天圣则又言自太平兴国以来未尝除破，更有桩管，倍万不少。天圣至嘉四十年间，理财之令数下，徒有根括驱磨之文，设而不用，以此见得开国以来讫於至和，天下财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泽，於此见矣。熙宁五年，看详编修中书条例检正五房公事、判司农寺曾布奏：‘伏以四方财物，乾没差谬，漫不可知，三司虽有审覆之名，不复省阅，但为空文。自天圣九年，上下因循，全无检点，纵有大段侵欺，亦无由举发，为弊滋多。’遂乞专置司驱磨天下帐籍。自专置司，继以旁通目子，而天下无遗利，而公使钱始立定额，自二百贯至三千贯止。州郡所入，才醋息、房园、祠庙之利，谓之‘收簇’，守臣窘束，屡有奏陈（谓如本州额定公使钱一千贯，则先计其州元收坊场、园池等项课利钱若干，以不系省钱贴足额数。然诸项课钱逐年所收不等，或亏折不及元数，而所支不系省贴足之钱更不增添，则比额定数有不及一半者，此其所以窘束也）。後又以在州诸色钱类为一体，封桩入便，以便不尽钱起发。初，嘉茶通商，於是以六路茶本钱、茶租、茶税钱封桩入便，若辄有支动，即当职黜降，不以自首、迁官、去官、赦降原减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诸色钱并依通商茶法矣。元丰五年，又以上供年额外，凡琐细钱定为无额上供（谓坊场税钱、增添盐酒钱、卖香矾钱、卖秤斗钱、卖铜锡钱、披剃钱、封赠钱、淘寻野料钱、额外铸到钱、铜铅木脚钱、竹木税钱、误支请受钱、代支失陷赏钱、赃罚钱、户绝物帛钱）。盖自系省而後有应在司，有应在司而後有封桩，有封桩而後起发。盖至熙、丰系省，初无窠名，应在司最为冗长，此元群臣所以深罪王安石之纷更也。”

又诏诸州守臣，非圣节进奉，自馀诸般进奉钱物并留本州管系，不得押领上京。圣节进奉始此。

止斋陈氏曰：“谨按李焘《续通鉴》、熊克《九朝要略》，皆於乾德三年三月平蜀後书：诏诸州计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於是外权削而利归公上矣。盖约本志修入，而《实录》不著。窃考建隆以来，凡上供纲皆有元降指挥，独不见上件条贯，唯至道四年二月十四日，敕川陕钱帛令本路转运司计度，只留一年支备，其剩数计纲起发上京，不得占留，盖平蜀後事也。自馀诸州常切约度，在州以三年准备为率外，县镇二年，偏僻县镇一年，河北、陕西缘边诸州不在此限。江、浙、荆湖、淮南西六路自来便钱，州月帐内将见钱除半支遣外，并具单状申奏。诸州应系钱物合供文帐，并於逐色都数下，具言元管年代、合系本州支用申省，候到省日，或有不系本州支用及数目浩大，本处约度年多支用不尽时，下转运司及本州相度，移易支遣。三司据在京要用金银钱帛诸般物色，即除式样遍下诸州府，具金银钱帛粮草收、支、见在三项单数，其见在项内开坐约支年月，省司即据少剩数目下诸路转运司移易支遣，及牒本州般送上京。如有约度不足去处，许以收至诸色课利计置封桩，以此参考是岁进奉约束。并景德元年李焘所奏，足见国初未尝务虚外郡，以实京师，今从《实录》。”

按：乾德三年有诸州金帛悉送阙下之诏，今复有此诏，疑若异同，而止斋遂以《实录》不载前诏为疑。盖唐末而方镇至於擅留上供之赋，威令不行故也；宋兴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之钱，纪纲素立故也。既欲矫宿弊，则不容不下乾德之诏；然纪纲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则不妨藏之州郡，以备不虞，固毋烦悉输京师而後为天子之财也。

诏官受仓场头子钱之半（头子钱本末见《田赋门》）。

●卷二十四 国用考二

○历代国用

宋兴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祖宗因其畜，守以恭俭简易。方是时，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夷狄金缯之遗，百姓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夷狄耗蠹中国，县官之费，数倍昔时，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於财矣。仁宗承之，给费浸广，天圣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岁用度，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书既降，斋醮糜费甚众，至是始大省斋醮宴赐，及减诸宫观卫卒。自是，道家之奉有节，土本之费省矣。至宝元中，陕西用兵，调度百出，县官之费益广，贾昌期上言：“江淮岁运粮六百馀万，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先所畜聚，不盈数载。天下久无事，而财不藏於国，又不在民，倘有水旱军戎之急，计将安出？”於是议省冗费，减皇后及宗室妇郊祠所赐之半，著为式。於是皇后、嫔御、宗室刺史，各上俸钱以助军，帝亦罢左藏库月进钱千二百缗，公卿近臣亦减郊祠所赐银绢，著为式。时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岁出入财用之数会计以闻：宝元元年未用兵，陕西钱帛粮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万，出一千一百五十一万；用兵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万，出三千三百六十三万有奇。盖视河东北尤剧，以兵屯陕西特多故也。元昊请臣，西兵既解，而调用无所减，即下诏切责边臣及转运司趣议蠲除科率，稍徙屯兵还内地，汰其老弱，官属羡溢则并省之；又命较近岁天下财赋出入之数送三司，取一岁中数以为定式。初，真宗时，内外兵九十一万二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宝元以後，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至是，兵百二十五万九千，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禄廪俸赐从而增广。又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赏赉缗钱、金帛总六百一万；至是，飨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馀万，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镇上言：“古者宰相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愿使中书、枢密院通知兵民财利大计，与三司量其出入，制为国用，则天下民力庶几少宽。”至英宗治平二年，内外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出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七十八。是岁，诸路积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二千九十三，而京师不与焉。

苏轼《策别》曰：“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则易为功，仰人以援已，则难为力，是故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臣请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困穷时，所望不过十金之赀，计其衣食之费，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宽然而有馀。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则心意之欲，日以渐广，所入益众，而所欲益以不给，不知罪其用之不节，而以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贪，求愈多而财愈不供，此其为惑，未可以知其所终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乡者岂能寒而不衣，饥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财之不足为病，何以过此？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之地至狭也。然岁岁出师，以诛讨僭乱之国，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东下并潞，其费用之众，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尝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则亦甚惑矣！夫为国有三计：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则可以九年无饥也。岁之所入，足用而有馀，是以九年之蓄，常而无用，卒有水旱之变，盗贼之忧，则官可以自办，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灾，地不能使之贫，四夷盗贼不能使之困，此万世之计也。而其不能者，一岁之入，才足以为一岁之出，天下之产，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虽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则不免於厚赋，故其国可静而不可动，可逸而不可劳，此亦一时之计也。至於最下而无谋者，量出以为入，用之不给，则取之益多，天下晏然，无大患难，而尽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则将何以加之，此所谓不终月之计也。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壮之时，丰健勇力，然後可以望其无疾以至於寿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见而无遗，若八九十者，将何以待其後邪！然天下之人，方且穷思竭虑，以广求利之门，且人而不急，则以为费用不可复省，使天下而无盐铁酒茗之税，将不为国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费，固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者矣，臣不能尽知，请举其所闻，而其馀可以类求焉。夫无益之费，名重而实轻，以不急之实，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岁而郊，郊而赦，赦而赏，此县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数日而待赐，此诚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谓股肱耳目，与县官同其忧乐者，此岂亦不得已而有所畏邪？天子有七庙，今又饰老、佛之宫而为之祠，固已过矣，又使大臣以使领之，岁给以钜万计，此何为者也？天下之吏为不少矣，将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则凡民之利莫不备举，而其患莫不尽去。今河水为患，不使滨河州郡之吏亲行其灾，而责之以救灾之术，顾为都水监。夫四方之水患，岂其一人坐筹於京师而尽其利害？天下有转运使足矣，今江淮之又有发运，禄赐之厚，徒兵之众，其为费岂可胜计哉？盖尝闻之，里有畜马者，患牧人欺之而盗其刍菽也，又使一人焉为之厩长，厩长立而马益癯。今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无益之费不为不多矣。臣以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以往，莫不有益，惟无轻其毫而积之，则天下庶乎少息也。”

曾巩《议经费》曰：“臣闻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国用者必於岁杪，盖量入而为出。国之所不可俭者祭祀也，然不过用数之仂，则先王养财之意可知矣。盖用之有节，则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汉唐之始，天下之用尝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财有节，故公私有馀，所谓天下虽贫，其富易致也。用之无节，则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汉唐之盛时，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节其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谓天下虽富，其贫亦易致也。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馀。且以景德、皇、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馀员，皇二万馀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有馀，其总三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十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於景德，郊之费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治平用财之端多於景德也。诚诏有司按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岁之数入、官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合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使天下之人如皇、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数、郊之费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则又以类而推之，天下之费，有约於旧而浮於今者，有约於今而浮於旧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如是而力行，以岁入一亿万以上计之，所省者十之三，则岁有馀财三万万。以三十年之通计之，当有馀财九亿万，可以为十五年之蓄。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计每岁之入存十之三耳，盖约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陈，亦约而言今，其数不能尽同，然要其大致必不远也。前世於凋弊之时，犹能易贫而为富，今吾以全盛之势，用财有节，其所省者一，则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则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难，吾之所易，可不论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静质约，天性自然，乘舆器服，尚方所造，未尝用一奇巧，嫔嫱左右，掖庭之间，位号多阙，躬履节俭，为天下先，所以忧悯元元，更张庶事之意，至诚恻怛，格於上下，其於明法度以养天下之财，又非陛下之所难也。”

按：东坡、南丰二公之论，足以尽昭陵以来国计之本末。然大概其所以疲弊者，曰养兵也，宗俸也，冗官也，郊赉也。而四者之中，则冗官、郊赉尤为无名，故二论特详焉。所谓“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所谓“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诚名言也。

神宗以国用不足，留意理财。熙宁元年，谓文彦博等曰：“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以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乃命翰林学士司马光、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帝曰：“宫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费七十万缗，如沈贵妃月俸八十万，皆浮於祖宗之时。”帝以勤俭率天下，诏龙图、天章ト及禁中诸殿栏俱不用毡覆，励精为治，大修宪度，内自百司府寺，外薄四海，事为之制，物为之法，虽藏冰、治灶、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节省。

帝患增置官司费财。王安石反谓增创官司，所以省费。中书言诸仓主典、役人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请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复尽增选人之禄。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馀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馀缗。时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议者不以为善。

帝谓辅臣曰：“比阅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初无关防。前此尝以龙脑、真珠鬻於榷货务，数年不输直，亦不钩考。”盖领之者中官数十人，惟知谨扃钥，涂窗牖，以为固密，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所蓄之数。乃令户部、太府寺，於内藏诸库皆得检察。置库百馀年，至是始编阅焉。

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又别储於景福殿。元丰元年，帝乃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固，犭严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库。後积羡赢为二十库，又揭以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哲宗元元年，议者谓熙宁以前，上供无额外之求，州县无非法之敛，自後献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务刻削以为己功。事有所减，如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清汴水脚、外江纲船之类，例皆赍转运司封桩上供；即用度有增，又令自办上供名额，岁益加多。有司财用，日惟不足，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原於此。因请罢，熙宁以来，旧上供额外所创封桩钱物，及内外封桩、禁军阙额奉给等，枢密院议悉罢封桩。虑诸路观望於铺兵备，或阙缓急之事，乃诏三路、岭南被边勿封桩，仗师臣以占募，馀路封桩仍旧。

诏曰：“邦赋之入，盖有常制，若不裁减浮费，量入为出，深虑有误国计。宜令户部尚书、侍郎同相度裁减，条析以闻。”

右司谏苏辙奏：“臣窃闻熙宁以来，天下财赋文帐，皆以时上於三司。至熙宁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删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职事非一，不得专意点磨文帐，近岁因循，不复省阅，乞於三司选吏二百人，颛置一司，委以驱磨。是时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帐籍视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发其封者。盖州郡所发文帐，随帐皆有贿赂，各有常数，常数已足者，皆不发封，一有不足，即百端问难，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其言为信。帐司之兴，盖始於此。张设官吏，费用钱物，至元丰三年，首尾七八年间，帐司所管吏仅六百人，用钱三十九万贯，而所磨出失陷钱止一万馀贯。朝廷知其无益，遂罢帐司，而使州郡应申省帐皆申转运司，内钱帛、粮草、酒麴、商税、房园、夏秋税管额纳毕，盐帐，水脚、铸钱物料、稻糯帐，本司别造计帐申省，其驿料、作院欠负、修造竹木杂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桥船物料、车、驴、草料等帐，勘勾讫架阁。盖谓钱帛等帐，三司总领国计，须知其多少虚实，故帐虽归转运司，而又令别造计帐申省。至於驿料等帐，非三司国计虚赢所系，故止令磨勘架阁。又诸路转运司，与本部州军地里不远，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帐数目不多，易以详悉，自是内外简便，颇称允当。今户部所请收天下诸帐，臣未委为收钱帛等帐邪？为并收驿料等帐邪？若尽收诸帐，为依熙宁以前不置帐司，不添吏人邪？为依熙宁以来复置帐司，复添吏人邪？若依熙宁以前，则三二十年不发封之弊行当复见；若依熙宁以来，则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钱一万馀贯，而费钱三十九万贯之弊亦将复见。臣乞朝廷下户部令仔细分析闻奏。然窃详司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来，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帐籍不尽申户部，户部不能尽天下钱之数。欲乞令户部尚书兼领左右曹，其旧三司所管钱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监者，并乞收归户部。’推其本意，盖欲使天下财用出纳卷舒之柄，一归户部，而户部周知其数而已。今户部既已专领财用，而元丰帐发，转运司常以计帐申省，不为不知其数也，虽更尽收诸帐，亦徒益纷纷，无补於事矣。臣谓帐法一切如旧甚便，乞下三省公议，然後下户部施行。”

苏辙《元会计录 收支叙》：“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则九年之蓄可而待也。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末盐钱後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疋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У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然则一岁之入，不足以供一岁之出矣。故凡国之经费，折长补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辄求之朝廷，待内藏、末盐而後足。臣身典大计，以为是俞岁月可也，数岁之後，将有不胜其忧者矣。是以辙尝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养有度，金玉锦绣不逾其旧，宫室不修，犬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谨视出入之节，未尝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盈而用广，亦理之常也，顾所以处之如何耳。臣请历举其数：宗室之众，皇节度使三人，今为九人矣；两使留後一人，今为八人矣；观察使一人，今为十五人矣；防御使四人，今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为诸曹郎中），今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为员外郎），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为博士），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为三丞），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诸司使二十七人，今为二百六十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馀可以类推，臣不敢以遍举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员；今之大夫、朝议皆无限法。尚书、侍郎历改三曹，而今之正议、银青合而为一。官秩并增，不知其义，夫国之财赋，非天不生，非地不养，非民不长，取之有法，收之有时，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众，可以礼法节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俟阙则补，否则循资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无不减损。英宗之初，三载考绩，增以四岁。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复推恩；袒免之内，以试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为之，将以为逆人心、违旧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虽然，祖宗行之不疑，当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势既极，不变则败，众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极之势，独持之而不敢议，臣实疑之。诚自今日而议之，因其势，循其理，微为之节文，使见任者无损，而来者有限，今虽未见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间矣。贾谊言诸侯之变，以为失今不治，必为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左司郎中张汝贤复请下诸路转运司，会计自熙宁以前一岁出入之数，及常供泛用之差，并熙宁复参考焉。且条画某事之费，因某法而用，今某法既改，则某费可罢。要亦省不急之用，量入为出，则无不足之忧。从之。

元丰初，作元丰库，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之。大观时，又有大观东、西库。徽宗崇宁後，蔡京为相，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爱惜财赋减省者，必以为陋。至於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後观。元丰官制既行，赋禄视嘉、治平既优，京更增供给、食料等钱，於是宰执皆增。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悦帝意，始广茶利，岁以一百万缗进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费用浸广。其後又有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纷如，大率皆以奇侈为功。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至用三十万缗。牟取无艺，民不胜弊。时用度日繁，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至是，衍为一百二十万缗。又三省、密院吏员猥杂，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馀俸者，故当时议者有“俸入超越从班，品秩几於执政”之言。吏禄滥冒已极，以史院言之，供检三省几千人。蔡京又动以笔贴於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益喧。

户部言：“本部岁用六百馀万缗，悉倚上供。官吏违负者，请以分数为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岁首则列次年之数，闻於漕司，考实申部。”从之。是年，以无额钱物督限未严，乃更一季为一月。

靖康元年，言者论天下财用，岁入有常，须会其数，宜量入为出。比年以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益重困。欲以命户部取索、措置其事且曲折，得以周知大数，而不失盈虚缓急之宜。上至宫禁须索，下逮吏卒廪饩，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诏从其请。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无额上供钱依旧法，更不立额，自来年始。

绍兴五年，川陕宣抚司奏：“四川上供钱帛乞依旧留充赡军，俟边事宁息如旧。”上曰：“祖宗积储内帑，本以备边陲缓急之用，今方多故，军旅未息，宜从所请。”

龙图阁学士、四川都转运使李迨言：“唐刘晏理财，谓亚管、萧。是时天下岁入缗钱千二百万，而莞榷居其半。今四川一隅之地，榷盐榷酒，并诸色窠名钱已三倍晏数，彼以千二百万贯赡六师恢复中原而有馀，今以三千六百万贯赡一军屯驻川陕而不足。计司虽知冗滥，力不能裁节，虽知宽剩，亦未敢除减，但日夜忧惧，岁计不足而已。”

十一年，始命上供罗复输内藏库，其後绫、纱、绢亦如之。

三十年，户部奏，科拨诸路上供米斛，内外诸军岁费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不与焉。

巽岩李氏曰：“唐分天下之赋为三，曰上供、送使、留州。及裴相宪宗，更令诸道观察调度，先取於所治州，不足，乃取於属州。送使之馀，与上供者，悉输度支。当时兵费皆仰度支，未尝别为之名，凡度支钱悉系省也。今所谓系省，特唐留州及送使钱耳，送使钱既无几，其上供钱则往往移以赡军。移上供以赡军，此天子之甚盛德也。”

孝宗乾道二年，诏：“孙大雅奏汉制上计之法，朕以为可行於今。令侍从、台谏参考古制进呈。”

先是，知秀州孙大雅置《本州拘催上供钱格自》来上，且言：“《汉》制：岁尽，郡国诣京师奏事。至中兴，则岁终遣吏上计，於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受贺，而属郡计吏皆觐，以诏殿最。今也不然，未尝有甘泉上计之制，而臣始为之，盖法汉之大司农，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簿，其逋未毕，各具列之意以为书也。”於是监察御史张敦实、刘贡言：“一县必有一县之计，一郡必有一郡之计，天下必有天下之计。天下之计，总郡县而岁考焉。三代远矣，方册可得而知者，自《禹》九州，成赋中邦，因南巡狩，而至大越，登茅山而会诸侯，号其山曰‘会稽’，後立会稽郡。《汉书》注云：‘以其会诸侯之计於此也。’逮至《周官》所载，最为详悉。《天官》冢宰之属，理财居其半，掌财用而言，岁终则会者凡十。又太府之职，岁终则以货贿之入出会之。小宰之职，岁终，则令郡吏致事。郑氏注云：‘若今之上计也。’汉承秦後，萧何收其图籍，知张仓善算，於是令以列侯居相府，领郡国上计者，此则汉初之制，专命一人以掌天下所上之计也。至武帝建元三年，诏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注云：‘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元封五年三月，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太初元年十二月，又受计於甘泉。天汉三年，又受计於泰山之明堂。太始四年三月，又受计於泰山之明堂。是则终武帝之世，五十馀年之间，一受计於帝都，三受计於方岳，或以三月，或以十二月之不同也。至宣帝黄龙元年正月，下诏曰：‘方今天下少事，而民多贫，盗贼不毕，其咎安在？上计簿，文具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案之，使真伪无相乱。’是则在宣帝之时，郡国所上计簿已不能无弊矣。光武中兴，岁终遣吏上计，遂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受贺，而属郡计吏皆在列，置大司农掌之，其逋未毕，各具列之。今孙大雅所陈者是也。然西汉言郡国上计，东汉言属郡计吏，则远方者在东汉未必偕至矣。汉之大司农则今之户部也。窃见户部掌天下之财计，有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法。有月催、旬催、五日一催之期会。每於岁终，独以常平、收支、户口、租税造册进呈，而於诸郡诸色窠目尚略焉。是於三代岁终则会，与两汉上计之法为未备也。然而去古逾远，文籍愈烦，在西汉已不免文具之弊，况今日能尽革其伪乎？在东汉止於属郡之内，况今日川、广之远、能使其如期毕至乎？臣等愚见，莫若岁终令户部尽取天下州郡一岁之计，已足、未足、亏少、亏多之数，并皆造册，正月进呈；兼采汉初之制，丞相选差一人考户部所上计，而明州郡之殿最，则三代、两汉之制皆兼该而无不举之处矣。”诏户部措置。其後，户部言：“诸路州军，岁起上供诸色窠名钱帛，各有条限。年额数目，本部每年预期行下，逐路监司及州军，依限催纳。其岁终具常平收支，并税租、课利旁通，系取前二年数，户部本年数造册进呈，内不到路分，次年附进。今来张敦实等奏陈，岁终令户部尽取天下州郡一岁之计，已足、未足、亏少、亏多之数造册，正月进呈。缘诸路州军，地里远近不同，窃虑次年正月未能尽实申到，若候取会齐足，攒造亦恐後时。今欲立式，遍下诸路州军，各以本州每岁应於合发上供窠名钱帛粮斛数目置籍，照条限钩考发纳，岁终开具造册，须管次年正月了毕，诣阙投进，降付户部参考；将拖欠州军，取旨黜责施行。”上曰：“如此措置，甚善。”从之。

是年，宰执进呈户部收支细数，见管只四十二万，而未催之钱乃二百八十馀万。是知乾道仁民之政，不尽敛以归国，而财赋之藏於州县如此。

淳熙十年，诏左藏南库拨隶户部。

尝试考昔验今：至道中，岁入一千二百馀万。天禧末，岁入三千六百馀万。嘉岁入三千六百八十馀万。熙宁岁入五千六十馀万。宁宗时，岁入六千馀万。然则土地之广狭，财赋之多少可以考矣。司版曹之计者，尚忍求详生财之方乎？

叶《应诏条奏财总论》曰：“财用，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知今故也。夫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而今世乃以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说安从出哉？盖自舜、禹始有贡赋之法以会计天下之诸侯，比於尧、喾以前为密矣，今《禹贡》之所载是也。然总、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贡入，贡於今世，乃充庭之仪品，盖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为周治其财用，视舜、禹则已详；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内，犹不尽取。盖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为其无以阜通流转，则作币铸金以权之。当是之时，不闻其以财少为患而以财多为功也。虽然，此其事远矣。盐末利，起自春秋，鲁之中世，田始有税，然诸侯各以其国自足，而无煎熬逼迫之忧。盖汉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财不以入关中，人主不租税天下，而诸侯若吴人者，亦不租税其田。光武、明、章，未闻其以财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盗贼夷狄之难，内外征讨，亦不大屈。惟秦始皇豪暴，有头会箕敛之讥；汉武帝奢侈，有均榷征算之政，而西园聚钱，大鬻天下之官爵以致之。盖两汉虽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财为病非若今世也。虽然，此其事远矣。分为三国，裂为南北，无岁不战，无时少安。且其运祚迫蹙，祸变烦兴，至於调度供亿，犹自有序，而亦岂若今日之贫窘漏底哉！此皆具载册书，可即而见者。虽然，此其事远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调，过此无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辟地最广，用兵最久，师行最胜。此其事则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胜，其不待多财而能之也决矣。然则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财少为患也。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耳。非如今日以一财之不足而百虑尽废，奉头竭足以较锱铢，譬若慵夫浅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己者也。以财少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说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极甚乃至於今日。其为国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销耗，内之所以取悦其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敌者，一切无有。习为宽缓迂远之常说以文其无用，而尽力於苟且督迫，鞭挞疲民，舞小吏，而谓之有能。陛下回顾而加圣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为不究古者财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错谬而不合於常经者，则无以知财之多少有无不足为国家之患。此而不知，则天下之大计皆不可得而预论，而况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镇自擅，财赋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变屡作，排门空肆以受科敛之害，而财之匮甚矣，故太祖之制诸镇，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既而僭伪次第平一，诸节度伸缩惟命，遂强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财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给，而犹不闻以财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内之蓄藏稍以空尽，而仁宗景、明道，天灾流行，继而西事暴兴，五六年不能定。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天下之论扰扰，皆以财为虑矣。当是时也，善人君子，以为昔之己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复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谓精悍驵侩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奋头角以裒敛为事。虽然，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愁劳苦议乎盐茗、榷货之而未得也。是以熙宁新政，重司农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专敛散，兴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会，关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贱隶什百之获，皆有以征之。盖财无乏於嘉、治平，而言利无甚於熙宁、元丰，其借先王以为说而率上下以利，旷然大变其俗矣。崇、观以来，蔡京专国柄，以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吕惠卿之所未工，故变钞法，走商贾，穷地之宝以佐上用，自谓其蓄藏至五千万，富足以备礼，和足以广乐，百侈并斗，竭力相奉。不幸党与异同，屡复屡变，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画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腊则加敛於东南，取燕山则重困於北方，而西师凡二十年，关陕尤病，然後靖康之难作矣。方大元帅建府於河北，而张悫任馈饷之责者，盐钞数十万缗而已。及来维扬，而黄潜善、吕颐浩、叶梦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榷货自营，而收旧经制钱之议起矣。况乎大将殖私，军食自制，无复承统。转运所至，刷攫。朝廷科降，大书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将五百，追捉乡户，号痛无告，赃贪之人，又因之以为己利。而经总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桩、和籴，皆同常赋，於是言财之急，自古以来，莫今为甚，而财之乏少不继，亦莫今为甚也。自是以後，辛己之役、甲申之役，边一有警，赋敛辄增，既增之後，不可复减。尝试以祖宗之盛时所入之财，比於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後，随处之封桩，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後，比熙宁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馀万缗，其大半不可钩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营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於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馀，今者财愈多而不足。然则善为国者，将从其少而治且有馀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於多者劳而少者逸，岂恶逸喜劳而至是哉？故臣请陈今日财之四患：一曰经总制钱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买之患，四曰茶盐之患。四患去则财少，财少则有馀，有馀则逸，有馀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少改矣。”

右《水心外稿》所上《财总论》二篇，足以见历代理财之大概，及中兴以後财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备载之於《国用考》之终。至其所言经总制、和买、折帛钱，则各具本门。

王藏库者，国家经费所贮。系帮支三衙、百官请给，及宗庙宫禁非泛之费。并将校、卫卒、ト门、医职、近侍请给，皆出焉。

左藏南库，本御前桩管激赏库。绍兴休兵後，秦桧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尽入此库，户部告乏则与之，由是金币山积，士大夫指为琼林、大盈之比。高宗尝出数百万缗以佐调度，淳熙末始并归户部。

左藏封桩库，孝宗所创。其法，非奉亲，非军需不支。至淳熙末年，往往以犒军或造军器为名，拨入内库，或睿思殿，或御前库，或修内司，有司不敢执。

内藏库，即祖宗时旧置元丰三十二库。崇宁後为大观东、西库。秦桧用事时，每三宫生辰，及春秋内教、每年寒食节，与诸局所进书，皆献令币，由是内帑山积。绍兴末，诏除太后生辰及内教外，馀并减半。孝宗初，又并进书礼物罢之。绍熙初，始数取封桩钱入内藏。

御前甲库者，绍兴中置。凡乘舆所需图画、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库取之，故百工伎艺之巧者，皆出其，日费毋虑数百千。禁中既有内酒库，而甲库所酿尤胜，以其馀酤卖，颇侵户部课额，以此库储常不足。臣僚以为言，乃罢之。

三省枢密院激赏库者，渡江後所创。自建炎龙兴，赏膳始减，至维扬及临安又减。绍兴四年秋，赵元镇为川陕、荆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钱入此库。十年，秦桧之当国，以兀术畔盟用兵，须犒赐之物，乃计亩率钱，遍天下五等，贫民无免者。然兵未尝举，而所敛钱尽归激赏库。其後岁支至三十八万缗，堂厨万五千，东厨万二千，玉牒所，日历、敕令所，国史院，尚书省犒设，中书门下、密院支费，各有差，议者指为冗费，後减二十万缗。孝宗时，再减十万缗。

合同凭由司者，宫禁所取索也。岁取金银钱帛，率以百万计，版曹照数除破，不能裁节。

修内司，掌宫禁营缮，岁输缗钱二十万，以给其费，後减其半。

榷货务都茶场者，旧东京有之。建炎二年，始置於扬州。明年，置於江陵。绍兴三年，置於镇江及吉州。五年，省吉州务，而行在务移於临安场，岁收茶、盐、香息钱。

丰储仓者，绍兴二十六年始置。韩尚书仲通在版曹，请别储粟百万斛於行都，以备水旱，号“丰储”。其後，镇江、建康、关外、四川皆有之。

东南三总领所，掌利权皆有定数。然军旅饥馑，则告乞於朝，惟四川在远，钱币又不通，故无事之际，计臣得以擅取予之权，而一遇军兴，朝廷亦不问。

诸州军资库者，岁用省记也。旧制，每道有计度转运使，岁终则会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亏者补之，故郡邑无不足之患。自军兴，计司常患不给，凡郡邑皆以定额窠名予之，加赋增员，悉所不问，由是州县始困。近岁离军添差，大为州郡之患（绍兴十一年四月己未，初用张循王奏，离军将佐并与添差，州郡患无以给。二十七年六月丙辰，兵部奏大郡毋过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为额。从之），而宗室、戚里、归明、归正、甚至於乐艺贱工、胥史杂流，亦皆添差。庆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员，尽本府七场务所入，不足以给四员总管之俸，其有十五年不徙任者，计其俸入，钱二十馀万缗，米十馀万斛。扬州会府也，岁输朝廷钱不满七八万，而本州支费乃至百二十万缗，民力安得不困？绍熙初，议者请裁定朝廷经费，然後使版曹尽会一岁之入，正其旧籍，削去虚额，择诸路监司之爱民而知财计者，俾之稽考调度，蠲其烦重，以宽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为郡者，但能撙节用度，讥察渗漏，使岁计无乏，己号过人，无复及民之政矣。

公使库者，诸道监、帅司，及州军边县与戎帅皆有之。盖祖宗时，以前代牧伯皆敛於民，以佐厨传，是以制公使钱，以给其费，惧及民也。然正赐钱不多，而著令许收遗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帅、宪等司，则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其实以助公使耳。公使苞苴，在东南为尤甚。扬州一郡，每岁馈遗，见於帐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至必数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书为平江守，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厚，一饮之费，率至千馀缗。时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总计摄润者，视事不半岁，过例馈送，皆至四五万缗，供宅酒至二百馀斛，孝宗怒而绌之（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然其风盖未殄也。东南帅臣、监司到罢，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近岁蜀中亦然。其会聚之，折俎率以三百五十千为准，有一身而兼数职者，则并受数人之馈，献酬之际，一日而得二千馀缗，其无艺如此。顷岁陈给事岘为蜀帅，冯少卿宪为成都漕，就以所遗元物报之。陈怒，奏其容覆赃吏，朝廷移之，逮陈败方得直。时芮国器侍郎、赵子直丞相相继为江西漕，凡四方之聘币，皆不入於家，斥其资，置养济院於南昌以养贫者。朱少卿时敏为潼川守，受四方之馈，每以其物报之。赵德老镇成都，受而别储之，临行以散宗室之贫者，此皆廉节之可纪者也。惟总领所公使钱，以料次取於大军库，故敛不及民。然正赐不多，而岁用率十数万，每岁终，上其数於户部，辄以劳军、除戎器为名，版曹知而不诘也。所谓公使醋钱者，诸郡皆立额，白取於属县，县敛於民吏以输之，小邑一岁亦不下千缗，人尤以为怨，谓宜罢互送而损遗利，使上下一体，而害不及民，则合祖宗制公使之意矣。

右左藏库以下，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载宋朝渡江後帑藏之大概，而其制多承东京之旧，至军资库、公使库则皆财赋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经总制、月桩钱观之，则其徵取於州郡者，何其苛细？以军资、公使库观之，则其储蓄之在州郡者，又何其宽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细，则民宜痛受椎剥之苦；储蓄之宽假，则吏宜大肆侵盗之恶，而俱不然，何也？盖国家之赋敛虽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惨怛忠利之意，故民无怨ゥ。州郡之事力虽裕，而所以励士大夫者，壹皆礼义廉耻之维，故吏少贪，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财赋为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虽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则异。唐之法起於中叶之後，盖版籍隳废，体统陵夷，藩方擅财赋以自私，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财，节镇刺史往往取经常之赋，以供内府之所进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复能究其岁入之数，而苟为是姑息之举，则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平之时，盖拊民以仁，驭吏以礼，而人主未尝有耽欲黩货之事，虽内藏之蓄积，常捐以助版曹，则州郡之财赋固己其不必尽归之京师。又使为监司、郡守者，厨传支吾，官给其费，则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宽裕之政，则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沿袭既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则如前所云；而其失者，盖自中兴以来，朝廷之经费日夥，则不免於上供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经总制、月桩钱之类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则不免於常赋之外，别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头子钱之类是也。盖其所以倚办责成於州郡者，以其元有桩留之赋，然有限之桩留，不足以给无艺之徵取。又其法立於倥偬之时，州郡利源之厚薄，事力之优剧，不能审订斟酌，而一概取之。故郡计优裕，幸而长吏又得廉之人，则撙节奉上之外，其馀力又可代输下户之逋悬，对补无名之窠额。若郡计凋弊不幸，而长吏又值贪庸之辈，则经常之赋入，不登於版曹，而并缘之渔猎，己遍及於闾阎矣！愚常备论其事於经总制钱之末，虽然，仁厚之泽所以著在人心者何也？盖虽愧於取民有制之事，而每有视民如伤之心，故奉行之者不敢亟疾，所谓不从其令而从其意者是也。虽不免季世征敛之法，而能行之以士君子忠厚之心，故蒙被者不见其苛娆，所谓不任法而任人者是也。

●卷二十五 国用考三

○漕运

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粟（运载刍稿令疾至，故曰飞刍。挽粟，谓引车船也。音晚），起於黄、垂（音谁。东莱二县）、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言沿海诸郡，皆令转输至北河。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锺而致一石（六斛四斗为锺。计其道路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汉兴，高帝时，漕运山东之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娄敬说帝都关中。张良曰：“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敬说是也。”孝文时，贾谊上说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钅强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侯而遂调均发徵，至无状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至十馀锺致一石。其後，东灭朝鲜，置沧海郡，人徒之众，拟西南夷。又卫青击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复兴十万馀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於帝曰：“异时关东运粟，漕水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此损漕省卒，而卒肥关中之地，得。”上以为然，发卒穿渠以漕运，大便利也。其後，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馀万石，更底柱之险，败亡甚多，而亦颇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阪下（皮氏，今绛郡龙门县。汾阴、蒲阪，今河东郡宝鼎、河东二县），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ヂ弃地，度可得二百万石以上。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底柱之东，可无复漕。”上又以为然，发卒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时越人徙者以田予之，其租税入少府，其入未多，故谓之稍）。其後，又有人上书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东流，南入沔，今汉中郡褒城县。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县及扶风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言：“抵蜀从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百馀里，以车转，从斜入渭。如此，汉中可致，而山东从沔无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於巴蜀。”上以为然，拜汤子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馀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柏梁台，宫室之修，由此日丽。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请令民入粟补吏、赎罪，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

按：汉初，致山东之粟，不过岁数十万石耳。至孝武，而岁至六百万石，则几十倍其数矣。虽征敛苛烦，取之无艺，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凤二年，诏：“曰前年减漕三百万石。”三年，诏曰：“民被水灾，颇匮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即位，岁数丰穰，耿寿昌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天子从其计。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筑仓理船，费直二万万馀（万万，亿也），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人被其灾，寿昌习於商功分铢之事，其深计远虑，诚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听，漕事果便。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内，收四百万斛以给军，以辇车骊驾，转输不绝。

虞诩为武都太守，开漕船道，而水运通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初，平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建武时，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东侵，日月弥广，兖、豫百姓怨叹。会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诏发卒数十万，遣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堤，自荣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馀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溃漏之患。费以百亿计。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炀帝开汴渠以幸扬州。文士考《禹贡》言尧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贡赋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记入河之水。独淮与河无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来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远，或名鸿沟，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达於冀也。今据《後汉书》，则平帝时己有汴渠，曰‘河、汴决坏’，则谓输受之所也。至是，发卒四十万修渠堤，则平地起两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门，更相洄注，则以节制上流，恐河溢为患也。是正与今之汴渠制度无异，特未有导洛之事耳。史曰‘渠堤自荣阳而东’，则上疑其为鸿沟，下疑其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黄河也，故袁、曹相距，沮授曰：‘悠悠黄河，吾其济乎！’汴渠自西而东，鸿沟乃横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独所谓自禹以来有汴者，此则不易之论也。”

汉丞相诸葛亮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木牛，其法：“方腹曲胫，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著於腹。载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而不可小使；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为牛头，双者为牛脚，横者为牛领，转者为牛足，覆者为牛背，方者为牛腹，垂者为牛舌，曲者为牛肋。刻者为牛齿，立者为牛角，细者为牛鞅，摄者为牛秋轴。牛御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三十里，而人不大劳，牛不饮食。”流马亦有尺寸之数。

先公曰：“邸阁者，仓禀之异名欤！魏晋以来多称之。《晋史 景纪》言，蜀将姜维寇狄道，帝曰：‘姜维攻羌，收其质任，聚作邸阁讫而复转行至此’云云。是邸阁者，仓禀之名耳。”

魏齐王正始四年，司马宣王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今淮阳郡至寿春郡）。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宣王从之，乃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於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语在《屯田篇》）。

晋武帝太始十年，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虽有此诏，竟未成功）。

怀帝永嘉元年，修千金曷於许昌以通运。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千馀丁，各运米六斛。

穆帝时，频有大军，粮运不继，制王公己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

赵王虎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馀皆储之水次；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

後魏自徐扬内附之後（徐州，今彭城。扬州，今寿州），仍代经略江淮。於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请於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於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需，应机漕引。此费役微省。时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平阳等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敝，费公损私。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疋三丈九尺，别有私人雇价布八十疋；河东一车，官酬绢五疋二丈，别有私人雇价布五十疋。自馀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雇绢三疋，市木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雇作首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二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车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载；私人雇价，远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费，一车有布远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计举七百石，准其雇价，应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杂事，计一船有布千一百疋。又其造船之处，皆须锯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给当州郡门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船之所运，唯达氵雷陂。其陆路後氵雷陂至仓门，调一车雇绢一疋，租一车布五疋，则於公私为便。”诏从之，而未能尽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薄骨律镇，今灵武郡。高平，今平凉郡。安定，即今郡。统万，即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往来，犹以为难，设令载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滞陷。又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计奉五千乘运十万斛，百馀日乃得一返，大废生人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三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臣闻郑、白之渠，远引淮海之粟，溯流数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犹称国有储粮，人用安乐。求於牵屯山（在今平凉郡高平县，今笄头山语讹亦曰沌山，即牵屯山也）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船，一船胜二十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工轻於车运十倍有馀，不费牛力，又不废田。”诏曰：“知欲造船运，一冬即成，大省人力，既不费牛，又不废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

隋文帝开皇二年，以京师仓禀尚虚，议为水旱之备，诏於蒲、陕、虢、熊、伊、洛、郑、怀、、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县。伊州，今陆浑县。洛州，今绛县。馀县并今郡）置募运米丁。又于卫州置黎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卫、陕、华并今郡），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又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於洛阳运米四十石。经底柱之险，达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四年，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即今西京城也）东至潼关，三百馀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便之。

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馀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洛水达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转输。四年，又发河北诸郡百馀万众开永济渠。引水，南达於河，北通涿郡（今范阳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逐吐谷浑得其地，并在今酒泉、张掖、晋昌郡之北，今悉为北狄之地）。谴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四方诸郡运粮以给之。七年冬，大会涿郡。分江淮南配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别以舟师济沧舳，舻数百里。并载军粮，期与大兵会於平壤（高丽所都）。置洛口回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致堂胡氏曰：“隋炀积米，其多至二千六百馀万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极奢於内，穷武於外，耕桑失业，民不聊生，所谓江河之水不能实漏瓮。仓窖充盈，足为重敛多藏之罪耳。”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岁不过二十万石，故漕事简。自高宗以後，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庸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其後，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二钅瓜於胸，而绳多绝，挽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师，元宗访以漕事，耀卿条上。便宜，曰：“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调物，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四月己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浅，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涨，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樯阻隘。江南之人，不习河事，转雇河师水手，重为劳费。其得行日少，阻滞日多。今汉、隋漕路，濒河仓禀，遗迹可寻。可於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於仓以待，则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元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踊贵，元宗将幸东都，复问耀卿漕事，耀卿因请罢陕陆运，而置仓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输粟於仓而去，县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仓三门东西，漕舟输其东仓，而陆运以输西仓，复以舟漕，以避三门之水险。元宗以为然，乃於河阴置河阴仓，河西置柏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阴仓，自河阴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元宗大悦，拜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转运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使，益漕晋、绛、魏、濮、邢、贝、济、博之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岁，漕七百万石，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是时，民久不罹兵革，物力丰富，朝廷用度亦广，不计道里之费，而民之输送所出水陆之直，增以“函脚”、“营窖”之名，民传言用斗钱运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罢相，北运颇艰，米岁至京师才百万石。三十五年，遂罢北运。而崔希逸为河南陕运使，岁运百八十万石。其後，以太仓积粟有馀，岁减漕数十万石。二十九年，陕郡太守李齐物凿底柱为门以通漕，开其山巅为挽路，烧石沃醯而凿之。然弃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门，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视，齐物厚赂使者，还言便。齐物入为鸿胪卿，以长安令韦坚代之，兼水陆运使。坚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又於长乐坡濒苑墙凿潭於望春楼下，以聚漕舟。坚因使诸舟各揭其郡名，陈其土地所产宝货诸奇物於伏上。先时民唱俚歌曰“得体纥那邪”。其後宝符於桃林，於是陕县尉崔成甫更《得体歌》为《得宝弘农野》。坚命舟人为吴、楚服，大笠、广袖、芒ハ以歌之。成甫又广之为歌辞十阕，自衣阙後绿衣、锦半臂、红抹额，立第一船为号头以唱，集两县妇女百馀人，鲜服靓妆，鸣鼓吹笛以和之。众艘以次辏楼下，天子望见大悦，赐其潭名曰广运潭。是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自裴耀卿言漕事，进用者常兼转运之职，而韦坚为最。初，耀卿兴漕路，请罢陆运，而不果废。自景中，陆运北路分八递，雇民车牛以载。开元初，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而八递用车千八百乘。耀卿罢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递伤牛，乃为交扬两递，滨水处为宿场，分官总之，自龙门东山抵天津桥为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盗起，而天下匮矣。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淮运於是阻绝，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河南尹刘晏为户部侍郎，兼句当度支、转运、盐铁、铸钱使，江淮粟帛，繇襄、汉越商於输京师。及代宗出陕州，关中空窘，於是盛转输以给用。广德二年，废句当度支使，以刘晏颛领东都、河南、淮西、江南东西转运、租庸、铸钱、盐铁，转输至上都，度支所领诸道租庸观察使，凡漕事亦皆决於晏。晏即盐利雇佣分利督之，随江、汴、河、渭所宜。故时转运船繇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为歇サ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上三门，号“上门填阙船”，米斗减钱九十。调巴、蜀、襄、汉麻竹┠为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未十年，人人习河险。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馀万缗。又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历八年，以关内丰穰，减漕十万石，度支和籴以优农。晏自天宝末掌出纳，监岁运，知左右藏，主财三十馀年矣。及杨炎为相，以旧恶罢晏，转运使复归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库部郎中崔河图主之。及田悦、李惟岳、李纳、梁崇义拒命，举天下兵讨之，诸军仰给京师。而李纳、田悦兵守涡口，梁崇义扼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以秦、汉运路出浚仪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自隋凿汴河，官漕不通，若导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鸡鸣冈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则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起东关，历颍、蔡，涉汴抵东都，无浊河溯淮之阻，减故道二千馀里。会李纳将李洧以徐州归命，淮路通而止。户部侍郎赵赞又以钱货出淮迂缓，分置汴州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以度支总大纲。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陆运牛死殆尽。德宗以给事中崔造敢言，为能立事，用为相。造以江、吴素嫉钱诸使颛利罔上，乃奏诸道观察使、刺史选官部送两税至京师，废诸道水陆转运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转运使，以度支、盐铁归尚书省，宰相分判六尚书事。以户部侍郎元判诸道盐铁、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诸道两税。增江、淮之运，浙江东、西岁运米七十五万石，复以两税易米百万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岭南米亦百二十万石，诏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西渭桥仓。诸道有盐铁处复置巡院，岁终宰相计课最。崔造厚元，而韩方领转运，奏国漕不可改。帝亦雅器，复以为江淮转运使。元嫉其刚，不可共事，因有隙。称疾罢，而为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於是崔造亦罢。遂劾常馈米淄青、河中，而李纳、怀光倚以构叛，贬雷州司户参军，寻赐死。是时，汴宋节度使春夏遣官监汴水，察盗灌溉者。岁漕经底柱，覆者几半。河中有山号“米堆”，运舟入三门，雇平陆人为门匠，执标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谚曰：“古无门匠墓。”谓皆溺死也。陕虢观察使李泌益凿集津仓山西迳为运道，属於三门仓，治上路以回空车，费钱三万缗，下路减半；又为入渭船，方五板，输东渭桥太仓米至凡百三十万石，遂罢南路陆运。其後诸道盐铁、转运使张滂复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观察使李领使，江淮堰埭隶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税，以副使潘孟阳主上都留後。李巽为诸道转运、盐铁使，以堰埭归盐铁使，罢其增置者。自刘晏後，江淮米至渭桥浸减矣，至巽乃复如晏之多。初，扬州疏太子港、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辄复堙塞。淮南节度使杜亚乃渠蜀冈，疏句城湖、爱敬陂，起堤贯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则舟不得前。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泄有馀，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以诸道盐铁、转运使卢坦籴以备一岁之费，省冗职八十员。自江以南，补署皆厉院监，而漕米亡耗於路颇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议米至渭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过者死；盗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败免，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於道路，禁锢连岁，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数。其後贷死刑，流天德王城，人不畏法，运米至者十亡七八。盐铁、转运使柳公绰请如王播议加重刑。太和初，岁旱河涸，掊沙而进，米多耗，抵死甚众，不待覆奏。秦汉时故漕兴成堰，东达永丰仓，咸阳县令韩辽请疏之，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可以罢车免之劳。宰相李固言以为非时，文宗曰：“苟利於人，阴阳拘忌，非朕所顾也。”议遂决。堰成，罢免车之牛以供农耕，关中赖其利。故事，州县官充纲，送轻货四万，书上考。开成初，为长定纲，州择清疆官送两税，至十万迁一官，往来十年者授县令。江淮钱积河阴，转输岁费十七万馀缗，行纲多以盗抵死。判度支王彦威置县递群畜万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养以取佣，日役一驿，省费甚博。而宰相亦以长定纲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岁授官者十馀人，乃罢长定纲，送五万者书上考，七万者减一选，五十万减三选而己。及户部侍郎裴休为使，以河濒县令董漕事，自江达渭，运米四十万石。居三岁，米至渭桥百二十万石。凡漕达於京师而足国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县、方镇，漕以自资，或兵所征行，转运以给一时之用者，皆不足纪。

贞元初，陆贽上奏，言：“邦畿之税，给用不充，东方岁运租米，冒淮湖风浪之险，溯河、渭湍险之艰，费多而益寡。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则曰国之大事，不烦费损，故有用斗钱运斗米之言。虽知劳烦，不可废也。习近利而不防远虑者，则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内和籴，既易集事，又足劝农，何必转输，徒耗财用。臣以两家之论，互有短长，各申偏执之怀，俱昧变通之术。若国家理安，钱俱富，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常以羡财，益广漕运，虽有厚费，资贫人。贞元之始，巨盗初平，太仓无兼月之储，关辅遇连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运，务省脚钱，至使郊畿烟火殆绝，馁殍相望，斯所谓睹近利而不防远患者也。近岁关辅年屡登，数减百姓税钱，许其折纳粟麦，公储委积，足给数年，农家犹苦贱。今夏江淮水潦，漂损田苗，米价倍贵，流庸颇多，关辅以贱伤农，宜加价籴，以劝稼穑。江淮以贵民困，宜减价粜米，以救凶灾。今宜籴之处则无钱，宜粜之处则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此所馀，所谓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也。今淮南诸州米，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从淮入渭桥，每斗船脚又约用钱二百文，计运米一斗，总当钱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陈，尤为京邑所贱。据市司月估，每斗只粜得钱三十七而己，耗其九而存其一，馁彼人而伤此农，制事若斯，可谓深失矣。今约计一年和籴之数，可当转运二年；一斛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斛。比较即时利害，运务且合悉停。臣窃虑停运，则舟船无用，坏烂莫修；倘遇凶灾，复须转漕，临时鸠集，理必淹迟。臣今欲减所转之数，以实边储。其江淮诸道，运米至河阴，河阴运米至太原仓，太原运米至东渭桥，来年各请停所运三之二。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斛，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於水灾州县粜之，以救贫乏，计得钱六十四万缗，减僦直六十九万缗。请令户部先以二十万缗付京兆，令籴米以补渭桥仓之阙数，斗用百钱，以利农人；以一百二万六千缗付边镇，使籴十万人一年之粮，馀十万四千缗，以充来年和籴之价；其江、淮米钱僦直，并委转运使折市绫、绢、纟、绵，以输上都，偿先贷户部钱，如此，则不扰一人，无废百事。但於常用之内，收其枉费之资，百万赢粮，坐实边鄙，又有劝农振乏之利，存乎其矣！”

元，东坡苏氏《论纲梢欠折利害奏状》曰：“臣闻唐代宗时，刘晏为江淮转运使，始於扬州造转运船，每船载一千石，十船为一纲，扬州差军将押赴河阴。每造一船，破钱一千贯，而实费不及五百贯。或讥其枉费，晏曰：‘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创置，须谋经久，船场既兴，执事者非一，须有馀剩，养活众人，私用不窘，则官物牢固。’乃於扬子县置十船场，差专知官十人，不数年，皆致富赡。凡五十馀年，船场既无破败，馈运亦不阙绝。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只，船始败坏。而吴尧卿者，为扬子院官，始勘会每船合用物料，实数估给，其钱无复宽剩。专知官十家即时冻馁，而船场遂破，馈运不给，不久遂有黄巢之乱，刘晏以一千贯造船，破五百贯为千系人欺隐之资，以今之君子寡见浅闻者论之，可谓疏缪之极矣！然晏运四十万石，当用船四百只，五年而一更造，是岁造八十只也。每只剩破五百贯，是岁失四万贯也。而吴尧卿不过为朝廷岁宽四万贯耳！得失至微，而馈运不继，以贻天下之大祸。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计，未尝不成於大度之士，而败於寒陋之小人也。国家财用大事，安危所出，愿常不与寒陋小人谋之，则可以经久不败矣。”

按：西汉与唐俱都关中，皆运东南之粟以饷京师，自河、渭溯流而上，然汉武帝时，运六百万斛，唐天宝极盛之时，韦坚为水陆运使，仅一岁能致四百万斛馀。岁止二百五十万斛。而至德以後，仅百馀万而已，俱未能如汉之数。且考之《食货志》，及参以陆、苏二公之言，则运弥艰，费弥重，岂古今水道有险易之不同邪？当考。

咸通元年，南蛮陷交趾，徵诸道兵赴岭南。诏湖南水运自湘江入氵零渠，并江西水运，以馈行营诸军。溯运艰难，军屯广州乏食，润州人陈石诣阙言：“海船至福建，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广州得船数十艘，便可得三五万石，胜於江西、湖南溯流运粮。”又引刘裕海路进军破卢循故事。乃以石为盐铁巡官往扬子县专督海运，於是军不阙供。

後唐同光三年，吏部尚书李琪奏请敕下诸道，合差百姓转般之数，有能出力运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县官，有官者依资次迁授，欠选者便与放选，千石以上至万石者，不拘文武，显示赏酬。免令方春农人流散，此亦转仓赡军之一术也。敕租庸司下诸州，有应募者闻奏施行。

长兴二年，敕应沿河船般仓，依北面转运司船般仓例，每一石於数内与正销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运，自洛口至京，往来牵船下卸，皆是水运，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仓门稍远，牙官运转艰难，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别凿一湾，引船直至仓门下卸，其工役欲於诸军亻兼人内差借。”从之。

周显德二年，上谓侍臣曰：“转输之物，向来皆给斗耗，自汉以来，不与支破。仓禀所纳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岂无损失，今後每石宜与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税而取耗，虽非良法，诚以给用，犹不使民徒费。今观世宗之言，则知晋、汉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尝为耗用，直多取以实仓禀耳。比及输运，其当给耗，反不与之，而或责之纲吏，或还使所出州县补其亏数，亡身破家，不可胜计，岂为国抚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费是也；当予而未尝予者，漕运斗耗是也。世宗既与之，善矣；省耗应罢而未罢，岂非以多故未及邪？明宗、潞王时，可谓窘匮，犹放逋租数百万，世宗诚欲蠲除省耗，又何难哉？

四年，诏疏下汴水，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东北达於济。自是，齐、鲁之舟楫皆至京师。

六年，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自京东疏汴水入於蔡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河以通漕运。

宋东京之制：受四方之运者，谓之“船般仓”，曰永丰、通济、万盈、广衍（通济有四仓，景德四年改第三曰万盈，第四曰广衍）、延丰（旧广利，景德中改。大中祥符二年，增第二）、顺成（旧常丰，景德中改）、济远（旧常盈，景德中改）、富国，凡十仓，皆受江淮所运，谓之东河，亦谓之里河。曰永济、永富二仓，受怀、孟等州所运，谓之西河。曰广济第一仓，受颍、寿等州所运，谓之南河，亦谓之外河。曰广积、广储二仓，受曹、濮等州所运，谓之北河。受京畿之租者，谓之税仓。曰广济第二仓，受京东诸县。广积第一、左右骐骥院、天驷监凡三仓，受京北诸县。左天厩坊仓受京西诸县（旧有义丰仓，大中祥符元年改）。大盈、右天厩二仓，受京南诸县。受商人入中者，谓之折中仓，有里、外河二名，又有茶库仓，或空则兼受船般斛斗。草场则汴河南北各三所，骐骥、左右天厩坊、天驷监各一所，以受京畿租赋及和市所入。诸州皆有正仓、草场，受租税、和籴、和市刍粟，并掾曹主之。其多积之处，亦别遣官专掌。凡漕运所会，则有转般仓。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榷所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官乏车牛者，僦民车以给。

六年，令诸州辇送上供钱帛，悉官给车乘，当水运者，官为具舟，不得调发居民，以妨农作。

初，荆湖、江、浙、淮南诸州，择部民之高赀者部送上供物，民质不能检御舟人，舟人侵盗官物，民破产以偿，乃诏遣牙将部送，勿复扰民。

自江南东，岁漕米数百万给京师，太宗恐仓吏给受不平，遣皇城卒变服侦逻，廉得永丰仓持量者八辈受赇为奸，悉斩之，监仓免官治罪。

端拱元年，徐休复上言：“京师内外凡大小二十五仓，官吏四百二人，计每岁所给不下四百万石，望自今米、麦、菽各以一百万石为一界，每界命常参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专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共掌之。”诏可。

二年，国子博士李觉上言曰：“晁错云‘欲民务农，在於贵粟’，盖不可使至贱，亦不可使至贵。今王都万众所聚，导河渠，达淮海，贯江湖，岁运五百万斛，以资国费，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来都下粟麦至贱，仓禀充刃，红腐相因，或以充赏给，斗直数十，钱此工贾之利而军农之不利也。夫军士妻子不过数口，而月给粮数斛，即其费有馀矣。百万之众，所馀既多，游手之民，资以给食，农夫之粟，何所求售？况粮之来也，至远至艰；官之给也，至轻至易。岁之丰俭，不可预期，傥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边境之急，何以救之？今运米一斛至京师，其费不啻三百钱，诸军旧日给米二升，今若月赋钱三百，人必乐焉。是一斗为钱五十，计江淮运米工脚，亦不减此数。望明敕军中，各从其便，愿受钱者，若市价官米斗为钱二十，即增给十钱，裁足以当工脚之费，而官私获利，数月之内，米价必增，农民受赐矣。若米价腾踊，即官复给粮，军人粜其所馀，亦获善价，此又戎士受赐矣。不十年，官有馀粮，江外之运，亦渐可省。”上览奏嘉之。

天禧末，京城所积仓粟一千五百六十万馀石，草一千七百万五千馀围。

国初以来，四河所运粟未有定制。至太平兴国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尝不及其数。至道初，汴河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自是，京城积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万石（凡漕运，大约其数，亦计临时移易焉）。凡水运自淮南、江南、荆湖南、北路所运粟，於扬、真、楚、泗州四处置仓以受其输，既而分调舟船溯流而入京师，置发运使领之。荆湖、江、淮、两浙以及岭表金银、香药、犀象、百货亦同之。惟岭表陆运至虔州而後水运（咸平五年七月，又命户部判官凌策，与江南转运同计度，省自京至广南香药驿递军士及使臣计六千一百馀人）。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由汴河而至，亦置发运使领之。陈、颍、许、蔡、光、寿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东十七州之粟帛，由广济河而至，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运，而岁计所赖者，惟汴流焉河北卫川东北有御河达乾宁军，其运物亦有廷臣主之。川陕诸州金帛，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担，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运送江陵。自江宁遣纲吏运送京师，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疋，分为十纲（旧常至数百万疋）。天禧末，水陆上供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馀贯、两、端、疋，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千馀斤。诸州岁造运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虔州六百五，吉州五百二十五，明州一百七十七，婺州一百三，温州一百二十五，台州一百二十六，楚州八十七，潭州二百八十，鼎州二百四十一，凤翔斜谷六百，嘉州四十五）。

止斋陈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陕西之粟，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陈、蔡之粟，自闵河、蔡河入汴至京师；京东之粟，自十五丈河历曹、陈济及郓至京师，四河所运惟汴河最重。

景德中，漕东南粟岁不过四百五十万石，後增至六百万。天圣中，发运使请所部六路计民税一石，量籴粟二斗五升，岁可更得二百万石给京师。仁宗曰：“常赋外增籴，是重扰民。”不许。时江南贵民贫，尚书员外郎吴耀卿以为言，诏岁减五十万，後是三司奏，复增至六百万。然东南灾歉，辄减岁漕数，或百万或数十万。又转移以给他路者时有焉。

庆历中，诏减广济河岁漕一十万石。後黄河岁漕益减耗，才运菽三十万石，而岁创漕船，市材木，役牙钱，劳费甚广；嘉四年，诏罢所运菽，减漕船三百艘。自是岁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旧转运使以本路纲输真、楚、泗州转般仓，载盐以归，舟还其郡，卒还其家。而汴舟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岁擢运者四。河冬涸，舟卒亦还营，至春复集，名曰放冻。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无风波沈溺之患。其後发运使权益重，六路上供米团纲发船，不复委本路，独发运使专其任。文移坌并，事目繁夥，有不能检察，则吏胥可以用意於其。操舟者赇诸吏，辄得诣富饶郡市贱贸贵，以趋京师。自是江、汴之舟，合杂混转无辨矣，挽舟卒有终身不还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中，发运使许元奏：“近岁诸路因循，粮纲法坏，遂令汴纲至冬出江，为他路转漕，兵不得息。宜敕诸路增船载米，输转般仓充岁计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说为然，朝廷为诏如元奏。久之，而诸路纲不集。嘉三年，复下诏切责有司以格诏不行，及发运使不能总纲条，转运使不能斡岁入，预敕江、淮、两浙转运司，以期年功，各造船补卒，团本路纲，期自嘉五年汴纲不得复出江。至期，诸路船犹不足。汴纲既不得至江外，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师，失商贩之利；而汴纲工卒讫冬坐食，苦不足，皆盗毁船材，易钱以自给，船愈坏，漕岁额又愈不及。论者初欲漕卒得归息，而近岁汴纲多佣丁夫，每船卒不过一二人，至冬当留守船，实无得归息者。时元罢久矣。後至者数奏请出汴船，执政守前诏不许。御史亦以为言。治平三年，始诏出汴船七十纲，未几，皆出江复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师，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广济河七十四万石。又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者，总其数一千一百七十三万，而诸路转移以相给者皆不与焉。繇京西、陕西、河东运薪炭至者，薪以斤计为一千七百一十三万，炭以秤计为一百万。是岁，诸路创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大约京师岁费粟四百馀万石，刍四百馀万围，粟则漕运之人及畿县岁赋、商人入中皆在焉，刍亦赋於畿县，或体量和市。既而罢商人入中粟，至景初议复之。论者或谓籴京师，则价翔贵，命官度利害，後虽复之，然入中者无几。刍以体量和市者，遇岁俭则蠲之，前後不可胜数。至和中，一岁凡蠲二十五万。三司尝请以布偿刍直，登、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过厚，命差减其数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师粳米支五岁馀，久且陈腐，请令发运司以上供五十万石粜贵处，市金帛储榷货务，以给三路军需。”从之。

发运司始於仁宗。时许元自判官为副使，创汴河一百纲，漕荆湖、江、淮、两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扬、楚、泗转般仓而止，复从通、泰载盐为诸路漕司经费。发运司自以汴河纲运米入京师。

神宗熙宁七年，诏委官疏浚广济河，增置漕舟，依旧运京东米上供。

宣徽南院使张方平言：“国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运，立上供年额，汴河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唯汴河运米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近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仓，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议者不己，屡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旧。愿留神虑。以固基本。”

京东察访邓润甫等言：“山东沿海州郡地广，丰岁则贱，可募人为海运。山东之粟可转之河朔，以助军食。”诏京东、河北路转运相度，讫无施行。

薛向为江淮发运使，先是，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甚则风水沉没以灭迹。而官物陷折者，岁不减二十万斛。至向，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相检察，而旧弊悉去。

七年，提举汴河提岸司言：“京东地富，粟可以漕运，但以河水浅涩，不能通舟。近修京东河岸，开斗门通广济河，为利甚大。今请通津门里汴河岸，东城里三十步内，开河一道，及置斗门，上安水磨，下通广济河，应接行运。”从之。

八年，诏罢岁运粮百万石赴西京。先是，导洛入汴，运东南粟以实洛下，至是，户部奏罢之。

元七年，知扬州苏轼上言：“臣窃见嘉中，张方平论京师军储云：‘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四通八达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险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国。兵恃食，食恃漕运，漕运一亏，朝廷无所措手足。’因画十四策。内一项云，粮纲到京，每岁少欠不下六七万石，皆以折会填偿，发运司不复抱认，非祖宗之旧也。臣以此知嘉前，岁运六百万石，而以欠折六七万石为多。访闻去岁止运四百五十馀万石，而欠折之多，约至三十馀万石，运法之坏，一至於此。臣到任以来，所断粮纲欠折等人不可胜数，衣粮罄於折会，船车尽於折卖，质妻鬻子，聚为乞丐，散为盗贼，窃计京师及缘河诸郡，例皆如此。盖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故物货流通，缘路虽失商税，而京师坐获富庶。自导洛司废，而淮南转运司阴收其利，数年以来，官用窘逼，转运司督迫诸处税务，日急一日。谨按一纲三十只船，而税务那官不过一员，未委如何点检得三十只船一时皆遍，而必勒留住岸一船检点即二十九只船，皆须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扬、高邮、楚、泗、宿六州军所得粮纲税钱，不过万缗。而所在税务专栏，因金部转运司许令检点，缘此为奸，邀难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纲稍皆穷困骨立，亦无复富商大贾肯以物货委令搭载。以此专仰攘取官米，无有限量，折卖船板，动使净尽，事败入狱，以命偿官。显是金部与转运司违条刻剥，得粮纲税钱一万贯，而令朝廷失陷纲运米三十馀万石，利害皎然。臣闻东南馈运，所系国计至大，故祖宗以来，特置发运司，专任其责，选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时许元辈，皆能约У诸路，主张纲运，其监司州郡及诸场务，岂敢非理刻剥邀难？但发运使得人，稍假事权，申明元编敕，不得勒令住岸条贯，严赐约У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东南大计，自然办集。”

徽宗大观三年，尚书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己令直达，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将岁贡额斛於真、扬、楚、泗仓廒为卸纳摺运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诸路岁额不足之数，且欠发运司米一百二十馀万斛不偿。乞将见在斛斗尽令般发赴朝廷。”从之。

转般之法，东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纲至於淮甸，以及真、扬、楚、泗，为仓七以聚蓄军储。复自楚、泗置汴纲般运上京，以发运使董之。故常有六百万石以供京师，而诸仓常有数年之积。州郡告歉，则折纳上等价钱，谓之额斛。计本州岁额，以仓储代输京师，谓之代发。复於丰熟以中价收籴。贱则官籴，不至伤农，饥歉则纳钱，民以为便。本钱岁增，兵食有馀。国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无以加於此矣。崇宁初，蔡京为相，始求羡财以供侈费，用所亲胡师文为发运使，以籴本数百万缗充贡，入为户部侍郎。自是来者效尤，时有进献，而本钱竭矣。本钱既竭，不能增籴，而储积空矣。储积既空，无可代发，而转般无用矣。乃用户部尚书曾孝广之说，立直达之法。时崇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广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剥劳费。遂於堰傍置转般仓，受逐州所输，更用运河船载之入汴，以达京师。虽免推舟过堰之劳，然侵盗之弊由此而起。天圣中，发运使方仲荀奏请度真、楚州堰为水闸，自是东南金帛、茶布之类直至京师，惟六路上供犹循用转般法，吏卒糜费与在路折阅，动以万数。欲将六路上供斛斗，并依东南杂运直至京师或南京府界卸纳，庶免侵盗乞贷之弊。自是六路郡县各认岁额，虽湖南、北至远处所，亦直抵京师，丰不加籴，歉不代发。方纲米之来也，立法峻甚，船有损坏，所至修整，不得逾时。州县欲其速过，但令供状，以钱给之，以至沿流乡保悉致骚扰，公私横费，无有纪极。又盐法已坏，回舟无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随坏，本法尽废，弊事百出，良可叹也。”

谭稹言：“伏读圣训，自转般之法废为直达，岁运仅足。自开岁纲运，不至两河，所籴所般，数目不多，何以为策？令臣询访措置以闻。窃详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转般仓之本意，可谓至密。一则以备中都缓急，二则以防漕渠阻节，三则纲般装发，资次运行，更无虚日。自其法废，河道日益浅涩，遂致中都粮储不继，仰烦圣训，丁宁训饬，谓淮南三转般仓，今日不可不复，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两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为始，候一处了当，次及真、楚，既有籴本，顺流而下，不甚劳费。乞赐施行，然後俟丰岁计置储蓄，取旨立法转般，以为永法。”诏：“稹所陈利害甚明，并可依奏。候睦贼平日，令发运司措置施行。”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奏：“转般之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米，则可籴於真；二浙有米，则可籴於扬；宿、毫有米，则可籴於泗。坐视六路之丰歉，有不登之处，则以钱折斛，发运司得以斡运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以宽民力。万一运渠旱乾，则近有汴口仓庾，今日所患者，向来籴本岁五百万缗，支移殆尽，难以全仰朝廷。乞将经制司措置地契、卖糟、量添七色等钱，以桩充籴本，假之数年，可以足用。”六月，诏特支降度牒一百万贯，香、盐钞一百万贯，付吕淙、卢知原均斛斗，专充应副转般。令尚书省措置取旨。

大观以後，或行转般，或行直达，诏令不一。

政和元年，张根为江西转运副使，岁漕米百二十万以给中都。江南州郡僻远，官吏艰於督趋，根常存三十万石於本司为转轮之本，以宽诸郡，时甚称之。

高宗建炎初，诏诸路纲米以三分之一输行在所，馀赴京师。二年八月，诏二广、湖南北、江东西路纲运赴江宁府，福建、两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东西、河北、陕西路及川纲并赴行在。又诏二广、湖南北纲运如经由两浙，亦许赴平江府送纳；福建纲运经由江东、西，亦许赴江宁府送纳。三年闰八月，又诏诸路纲运除见钱并粮斛赴建康府户部送纳外，其金银绢帛并赴行在所。绍兴初，因地之宜，以两浙粟专供行在，以江东之粟饷淮东，以江西之粟饷淮西，荆湖之粟饷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数，责漕臣将输，而归其馀行在，钱帛亦然。惟水运有舟楫之劳，陆运有夫丁之扰，雇舟差夫，不胜其弊，民有自毁其舟楫不愿藏舟，自废其田而不愿有田。王事鞅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脚糜费七分钱三分钱法，严卸纲无欠复拘留人船之戒，虑掳船之为民害也。既优价雇募客舟矣，又许将一分力胜搭带私物捐其税，及於两浙、江东西、四川泸叙嘉黔自造官舟。又揆道里之远近，滩碛之险阻，置转般仓；修堰闸，开浚河道。以便漕运。

绍兴四年，川陕宣抚吴调两川夫运米十五万斛至利州，率四十馀千致一斛，饥病相仍，道死者众。漕臣赵开听民以粟输内郡，募舟挽之，人以为便。然嘉陵江险，滩碛相望，夏苦涨流，冬阻浅涩，终岁之运，殆莫能给。再欲陆运，帅臣邵溥争之，且言：“宣司己取蜀民运脚钱百五十万，其忍复使之陆运乎！”乃卒行水运。总所委官就籴於沿流诸郡，复就兴、利、阆州置场，听客人中卖。又减成都水运对籴米，免四川及京西路请州租以宽之。

纲运之官，其责繁难，人以为惮。故自绍兴以来，优立赏格，其有少欠，许籴填补足，其纲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後来献说者止欲从窄减作五，且以百石论之，五止五斗耳，使之全无侵蠹，当风扬掷，亦不免五之少，则举无纳足之纲。於是户部言：“乞将少欠五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日籴填。”

孝宗淳熙元年，诏：“不以所欠多少，并与放除。其纲米赴仓卸纳，以陈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钱纲在路违法借贷重其罚，或借贷官钱收买物货无偿，许估卖出豁其金银钱帛色额；低次亏损官钱者，行下元买纳场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摊民户。其有因纲运欠折追降官资者，如本非侵盗，且补纳己足，许保明叙复。”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本朝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盖天下漕米多取於东南，而东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东莱吕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为都，公侯中百里而为都。天子之都，漕运东西南北，所贡入者，不过五百里；诸侯之都，漕运所贡入者，不过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运之法不备。虽如《禹贡》所载入於渭，乱於河之类，所载者不过是朝廷之路；所输者不过币帛九贡之法。所以三代之时，漕运之法，未甚讲论，正缘未是事大体重。到春秋之末，战国之初，诸侯交相侵伐，争事攻战，是时稍稍讲论漕运之法，然所论者尚只是行运之漕，至於国都之漕，亦未甚论。且如《管子》所论，粟行三百里，则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如孙武所谓千里馈粮，士有饥色，皆是出征转输，至其所以输国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国都所在各有分，故当时亦尚未讲论。惟是後来，秦并诸侯，罢五等，置郡，然後漕运之法，自此方详。秦运天下之粟，输之北河，是时，盖有三十锺致一石者。地里之远，运粟之多，故讲论之详，方自此始。後来历代最盛，无如汉、唐。在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岁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众，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给之，所以郑当时开漕渠、六辅渠之类，盖缘当时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然当汉之漕在武帝时，诸侯王尚未尽输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当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与诸侯封疆相杂，诸侯各据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时，所谓淮南东道皆天子奉地，如贾生说是汉初如此。至汉武帝时，亦大概有名而无实，其发运粟入关，当时尚未论江淮。到得唐时，方论江淮，何故？汉会稽之地去中国封疆辽远，开垦者多，粟不入京师，以京师之粟尚不自全，何况诸侯自封殖？且如吴王濞作乱，枚乘之说，言京都之仓不如吴之富，以此知当时殖利自丰，不是运江淮之粟。到唐时，全倚办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有征行，便出兵，其不征行，各自归散於田野，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於关中不过十万。後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己坏，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坏，所用粟不多。唐漕运时，李杰、裴耀卿之徒未甚讲论，到二子讲论，自是府兵之法既坏，用粟既多，不得不讲论。且如汉漕系郑当时之议，都不曾见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杰、裴耀卿之议，都不曾见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见於中、睿、明皇之时，正缘汉武官多役众。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飨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且唐肃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诸镇，皆强租赋不领於度支。当时有如吐蕃、回纥为乱，所用犹多。镇武、天德之，岁遣两河诸镇，所以全倚办江淮之粟。议论漕运，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征输，水次各自置仓。如集津仓、洛口仓、含嘉仓、河阴仓，渭桥转相般运，道途之远，此法遂坏。自当时刘晏再整顿运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习，其操舟者所以无倾覆之患，国计於是足。所以唐人议论之多，惟江淮为最急。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於道，韩运米岁至，德宗、太子置酒相庆。可见唐人倚办於此，如此其急。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到长安是一节。所以当时漕运之臣，所谓无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所会於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初时，润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河南、陕西互相转输。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发足，所以韩由漕运致位宰相，李因漕运飞扬跋扈，以至作乱。以此三节，惟是京口最重。所谓汉漕，一时所运，临时制宜，不足深论。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时，漕运之法分为四路：东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若是陕西之粟，便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若是陈、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师。京东粟自广济河至京师。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条河至京师。当时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无阻，及入汴，大计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门、白波入关，自河入汴入京师，虽惠民、广济来处不多，其势也轻。本朝置发漕两处，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陆路转输之劳；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门，舟楫之利。若其他置发运，如惠民河、广济河虽尝立官，然不如两处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谓岁漕六百万石，所专倚办江淮，其所谓三门、白波之类，非大农仰给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时，陆路之粟至真州入转般仓，自真方入船，即下贮发运司，入汴方至京师，诸州回船，自真州请盐散於诸州，诸州虽有费，亦有盐以偿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来，迟速必视风势。本朝发运使相风旗，有官专主管，相风旗合则无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迟速，何故以风为旗？盖缘风动四方，万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风旗。真州便是唐时扬子江，後来本朝改号曰真州。运法未坏，诸州船只到真州请盐回，其次入汴、入京师。後来发运岁造船，谓之发运官船，与诸州载米发运，申明汴船不出江，诸州又自造船。虽有此约束，诸州船终不应付，因此漕法渐坏，惟发纲发运未罢。及蔡京为相，不学无术，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废改盐法，置直达江，无水处不如此。是时奸吏多，虽有运漕之官，不过催督起发，其官亦有名而无实。大抵用官船逐处漕运时，便都无奸计。若用直达江，经涉岁月长远，故得为奸，所费甚多，东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仓之粟少似东南蓄积，发运有名无实，此召乱之道也。本朝漕运之法坏自蔡京，东京发运本原大略如此。

●卷二十六 国用考四

○振恤

《周礼》：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厄；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委积者，禀人、仓人计九之数足国用，以其馀共之，所谓馀法用也。职内邦之移用亦如此也，皆以馀财共之。少曰委，多曰积）。禀人掌九之数，以待国之匪颁，赐稍食。以岁之上下数邦用，以知足否，以诏用，以治年之丰凶。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上也；人三，中也；人二，下也（此皆谓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若食不能人二，则令邦移民就，诏王杀邦用。

汉高祖二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文帝六年，大旱，蝗。发仓庾以振贫民。

武帝四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於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禀，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救，乃徒贫民於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士十馀万口，衣食皆仰给於县官，数岁，贷与产业，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费以亿计。

元鼎二年，诏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救振饥民免其厄者，具以名闻。”

河内贫民伤水旱万馀家，汲黯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振贫民，请归节伏矫制罪。上贤而释之。

昭帝元凤三年，诏曰：“乃者民被水灾，颇匮於食，朕虚仓禀，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武帝始开边，徒民屯田，皆与犁、牛。後丞相、御史复有所请。令敕自上所赐予勿收责，丞相所请乃令其顾税耳）。”

宣帝本始四年，诏曰：“今岁不登，己遣使者振贷困乏，使农移就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输长安仓，助贷贫民，以车船载入关，得无用传（传，传符也。欲之多，故不问其出入）。”

元帝初元元年，诏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务农，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

永光四年，诏所贷贫民勿收责。

成帝河平四年，振贷濒河郡水伤不能自存者，避水他郡国，所在冗食之（冗，散。禀食使生活，不占著户给役使也）。

永始二年，诏曰：“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三十万以上，赐爵五大夫，吏亦迁二等，民补郎。十万以上，家无出租赋三岁。万钱以上，一年。”

光武建武六年，令郡国有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笃癃，无家不能自存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赐鳏、寡、孤、独、笃癃不能自存者，人三斛。

章帝建初十六年，诏贫民有田业而匮乏者贷种粮，勿收责。

以後，以各处水旱、饥馑，振贷非通行天下者不书。

献帝兴平元年，三辅大旱，帝出太仓米豆作糜食饥人。

时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如故。帝疑振恤有虚，乃亲於御座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责有司，收侯汶考实，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济。

魏文帝黄初二年，冀州大蝗，民饥，遣使开仓禀以振之。

明帝景初元年，冀、兖、徐、豫四州遇水，遣使循行。没溺死亡及失产财者，所在开仓振给之。

吴大帝赤乌三年，民饥，诏开仓禀以振贫穷。

晋成帝咸康元年，扬州诸郡饥，遣使开仓振给。

宋文帝元嘉中，三吴水潦，贵人饥。彭城王义康立议：“以东土灾荒，人稠踊，富商蓄米，日成其价。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馀皆勒使粜货，为制平价。又沿淮岁丰，令三吴饥人，即以贷给，使强壮转运，以赡老弱。”又诏以会稽、宣城二郡米百万斛赐遭水人。

二十年，诸州郡水旱，人大饥，遣使开仓振恤。

魏孝文太和元年，诏州郡水、旱、蝗，人饥，开仓振恤。

七年，以冀、定二州饥，诏郡县为粥於路以食之。定州上言，为粥所活者，九十四万七千馀口。冀州上言，为粥所活者，七十五万一千七百馀口。

宣武延昌元年，州郡十一大水，诏开仓振恤，以京师贵，出仓粟八十万石以振恤贫民。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关中大旱，民饥，上遣左右视民食，得豆屑杂糠以献，为之流涕，不御酒，殆将一期。乃帅民就食於洛阳，敕斥候不得辄有驱逼，男女参厕於仗卫之，遇扶老携幼，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令左右扶助之。

唐太宗谓黄门侍郎王曰：“开皇大旱，隋文帝不许振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是仓庾之积足以备凶年，其馀何用哉！”

唐太宗贞观二年，山东旱，遣使振恤饥民，鬻子者，出金宝赎还之。

以後，发常平义仓振恤事，并见《市粜考》，兹不再录。

周显德六年，淮南饥，上命以米贷之，或曰：“民贫，恐不能偿。”上曰：“民犹子也，安有子倒悬而父不为解者！安责其必偿也？”

致堂胡氏曰：“称贷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纾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责其他，日之偿也。其责偿也，或严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归钱，或贫无可偿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诡贷而徵诸编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丰取约予为术，聚敛之臣以头会箕敛为事，大旱而税不蠲，水涝而税不蠲，蝗、蝻、螟、贼而税不蠲。长官督税不登数，则不书课；民户纳欠不破产，则不落籍。出於民力尚如此，而况贷於公者，其责偿固不遗馀力矣！世宗视民犹子，匡救其乏而不责其必偿，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遣使振贷扬、泗饥。户部郎中沈义伦使吴越还，言：“扬、泗饥民多死，郡中军储尚有馀万斛，倘以贷民，至秋收新粟，公私俱利。”有司沮之曰：“若来岁不稔，孰任其咎？”义伦曰：“国家以廪粟济民，自当召和气，致丰年，宁忧水旱邪？此当断自宸衷。”上从之。三月，诏赐沂州饥民种、食。又诏振宿、蒲、晋、慈、隰、相、卫州饥。

开宝四年，刘钅长平，诏振广南管内州县乡村不接济人户，委长吏於省仓内量行振贷，候丰稔日令只纳元数。

八年，平江南，诏出米十万石振城中饥民。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以粟四万石振同州饥。

淳化二年，诏永兴、凤翔、同华陕等州岁旱，以官仓粟贷之，人五斗，仍给复三年。

五年，命直史馆陈尧叟等往宋、亳、陈、颍等州，出粟以贷饥民。每州五千石，及万石仍更不理纳。

真宗咸平二年，诏出米十万石振两浙贫民。

五年，遣中使诣雄、霸、瀛、莫等州为粥，以振饥民。

两浙提刑锺离瑾言：“百姓阙食，官设糜粥，民竞赴之，有妨农事。请下转运司量出米振济，家不得过一斗。”从之。

仁宗、英宗一遇灾变，则避朝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於颜色，恻怛哀矜，形於诏令，其德厚矣。灾之所被，必发仓禀振贷，或平价以粜；不足，则转漕他路粟以给；又不足，则诱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灾甚，则出内藏或奉宸库金帛，或鬻祠部度僧牒，东南则留发运司岁漕米，或数十万，或百万石济之。赋租之未入、入未备者，或纵不取，或寡取之，或倚格以须丰年。宽逋负，休力役，赋入之有支移、折变者省之；应给蚕盐若和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农者罢之。薄关市之征，鬻牛者免算。利有可与民共者不禁，水乡则蠲蒲、鱼、果、之税。民流亡者，关津毋责渡钱；过京师者，分遣官诸城门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为淖靡食之，或赋以田，或听隶军籍。老幼不能自存者，听官司收养，因饥役若厌溺死者，官为瘗理祭之，厌溺死者加赐其家钱粟。蝗为害，则募民捕，以钱若粟易之，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下诏州郡戒长吏存拊其民，缓缧系，省刑罚，饥民劫窖者薄其罪。且以戒监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罢懦不任职者。遣内侍存问，灾甚则遣使安抚。其前後所施，大略如此。

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鬻之。至嘉二年，枢密使韩琦请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谓之广惠仓，领以提点刑狱，岁终具出纳之数，以上三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以上留万石。田有馀，则鬻如旧。四年，诏改隶司农寺，州选官二人，主出纳。岁十月，则遣官验视应受米者，书其名於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米，人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馀乃及诸县，量其大小而均给之。其大略如此。

庆历八年，河北、京东西大水，大饥，人相食。诏出二司钱帛振之。流民入京东者不可胜数，知青州富弼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择公私庐舍十馀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阙、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者廪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为生者，听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书其劳，约为奏请，使他日得以次受赏於朝，率五日辄遣人以酒肉粮饭劳之，人人为尽力。流民死者为大冢葬之，谓之“丛冢”。自为文祭之。及流民将复其又业，各以远近受粮。凡活五十馀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馀人。上闻之，遣使慰劳，就迁其秩。弼曰：“救灾，守臣职也。”辞不受。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饥民聚为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数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为知人，而实杀之。弼所立法简便周至，天下传以为法。时救郓州刘夔亦发廪振饥，民赖全活者甚众，盗贼衰止，赐书褒奖。

曾巩《救灾议》曰：“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坏庐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忧悯，下缓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钱不可以立屋庐；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饱。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虽主上忧劳於上，使者旁午於下，无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请发仓廪与之粟，壮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许之赐之，可谓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审计终始，见於众人之所未见也。今河北地震、水灾，所毁坏者甚众，可谓非常之变也。遭非常之变者，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己废其业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於上，则其势必不暇乎他为。是农不复得修其畎亩，商不复得治其货贿，工不复得利其器用，民不复得转移执事，一切弃百事而专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为性命之计，是直以饿殍之义养之而已，非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也。以中户计之：户为十人，壮者六人，月当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当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当受粟五石，难可以久行也，则百姓何以赡其後？久行之，则被水之地既无秋成之望，非至来岁麦熟之时，未可以罢。自今至於来岁麦熟，凡十月，一户当受粟五十石。今被灾者十馀州，州以二万户计之，中户以上，及非灾害所被，不仰食县官者去其半，则仰食县官者为十万户。食之不遍，则为施不均，而民犹有无告者也；食之遍，则当用粟五百万石而足，何以办？此又非深思虑为公家长计也。至於给授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处之，气久蒸簿，必生疾疠，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过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馀屋庐构筑之费，将安取哉？屋庐构筑之费既无所取，而就食於州县，必相率而去其故居，虽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必弃之而不暇顾，甚则杀牛马而去者有之，伐桑枣而去者有之，其害可谓甚也。今秋气己半，霜露方始，而民露处，不知所蔽，盖流亡者亦己众矣，如是不可止，则将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战斗之民，此众士大夫之所虑而不可谓无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众士大夫所未虑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则？失战斗之民，异时有警，边戍不可以不增尔；失耕桑之民，异时无事，边籴不可以不贵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欤？万一或出於无聊之计，有窥仓库，盗一囊之粟、一У之帛者，彼知己负有司之禁，则必鸟骇鼠窜、窃弄锄挺於草茅之中，以游徼之吏。强者既嚣而动，则弱者必随而聚矣。不幸或连一二城之地，有χ鼓之警，国家胡能晏然而己乎！况今外有夷狄之可虑，内有郊祀之将行，安得不防之未然，销之於未萌也！然则为今之策，下方纸之诏，赐之以钱五十万贯，贷之以粟一百万石，而事足矣。何则？今被灾之州为十万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钱五千，下户常产之赀，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钱以完其居，得粟以给其食，则农修其畎亩，商得治其货贿，工得利其器用，民得转移执事，一切得复其业，而不失其常生之计，与专意以待二升之禀於上，而势不暇乎他为，岂不远哉？此可谓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者也。由有司之说，则用十月之费，为粟五百万石，由今之说，则用两月之费，为粟一百万石，况贷之於今而取之於後，足以振其艰乏，而终无损於储蓄之实，所实费者钱五钜万贯而已，此可谓深思远虑为公家长计者也。又无给授之弊、疾疠之忧，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颓墙坏屋之尚可完者，故材旧瓦之尚可因者，什器众物之尚可赖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马，保桑枣，其利又可谓甚也。虽寒气方始而无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则有乐生自重之心，各复其业，则势不暇乎他为，虽驱之不去，诱之不为盗矣。夫饥寒饿殍之民，而与之升合之食，无益於救灾补败之数，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钱与粟一举而振之，足以救其患，复其业。河北之民，闻诏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赖，而自安於畎亩之中，负钱与粟而归，与其父母妻子脱於流离转死之祸，则戴上之施而怀欲报之心，岂有己哉！天下之民闻国家措置如此，恩泽之厚，其孰不震动感激，悦主上之义於无穷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悦者，未之有也。”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师。待制陈荐请以粜使司陈粟贷民，户二石。从之。

御史中丞司马光上疏曰：“圣王之政，使民安其土，乐其业，自生至死，莫有离散之心。为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见，莫若谨择公正之人为河北监司，使之察灾伤州县，守宰不胜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各使振济本州县之民。若斗斛数少不能周遍者，且须救土著农民，各据版籍，先从下等次第振济，则所给有限，可以豫约矣。若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曰，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则将来百姓争务蓄积矣。如此，饥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弃旧业，浮游外乡。居者既安，则行者思反，若县县皆然，岂得复有流民哉？”

神宗熙宁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两浙运司，令分赐本路，召人纳米或钱振济。

帝以内侍有自淮南来者，言宿州民饥多盗，系囚众，本路不以闻。诏遣太常博士陈充等视宿、亳等州灾伤。又诏河北灾伤州军劫盗死罪者并减死，刺配广南牢城，年丰如旧。

司马光上疏论曰：“臣窃闻降敕下京东、京西灾伤州军，如人户委是家贫，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未知虚的，若果如此，深为不便。臣闻《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簿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於民，独於盗贼愈更严急。所以然者，盖以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盗斛斗者，小加宽纵，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官中当轻徭簿赋，开仓振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相劫夺也。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敕以劝之，臣恐国家始於宽仁而终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

按：温公此奏，乃言之於英宗治平年，非此时所上，今姑附此。

六年，诏：“自今灾伤，用司农常法振救不足者，并预具当修农田水利工役募夫数及其直上闻，乃发常平钱斛募饥民兴修，不如法振救者，委司农劾之。”

七年，赐环庆路安抚司度僧牒千，以备振济汉蕃饥民。

元丰元年，诏以滨、棣沧州被水灾，令民第四等以下立保贷请常平粮有差，仍免出息。

帝曰：“振济之法，州县不能举行，夫以政杀人与刃无异。今出入一死罪，有司未尝不力争，至於凶年饥岁，老幼转死沟壑，而在位者殊不恤，此出於政事不修而士大夫不知务也。”

九年，知太原府魏绛言：“在法，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给米豆，至次年三月终止。河东地寒，与诸路不同，乞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终止；如有馀，即及三月终。”从之。

振贫始於嘉中罢鬻诸路户绝田，以夏秋所输之课，给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神宗以来，其法不废。自蔡京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州县奉行过当，费用既多，不免率敛，贫者乐而富者扰矣。

元丰，诏青、齐、淄三州被水之民老幼疾病无依者，给口食，如乞丐法。

哲宗元六年，翰林学士承旨、知杭州苏轼言：“浙西二年诸郡灾伤，今岁大水，苏、湖、常三州水通为一，杭州死者五十馀万，苏州三十万，未数他郡。今既秋田不种，正使来岁丰稔，亦须七月方新，其间饥馑变故，未易度量。乞令转运司约度诸郡合粜米斛数目，下诸路封椿，及年计上供赴浙西诸郡粜卖。”诏赐米百万斛，钱二十馀万缗，振济灾伤。

绍圣元年，帝以京东、河北之民乏食，流移未归，诏给空名假承务郎敕十、太庙斋郎补牒十、州助教不理选限敕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东、西路提举司，召人入钱粟充振济。

东莱吕氏曰：“荒政条目，始於黎民阻饥，舜命弃为后稷，播时百，其详见於《生民》之诗。到得後来，如所谓禹之水，汤之旱，民无菜色（《荀子》：“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其荒政制度不可考。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周礼 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二曰簿征，三曰缓刑），其详又始错见於六官之书。然古者之所谓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则有九年之蓄（出《礼记 王制》），遇岁有不登，为人主者则贬损减省丧荒之式，见於小行人之官，札丧凶荒厄穷为一书（《周礼 秋官》）。当时天下各自有廪藏，所遇凶荒则振发济民而己。当时措置与後世不同，所谓移民、平籴，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论之，太宰以九式均节物用，三曰丧荒之式，又遗人掌县鄙之委积，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簿征、散利。凡诸侯莫不有委积，以待凶荒，凶荒之岁，为符信发粟振饥而己。当时敛散轻重之式未尝讲。侯甸采卫皆有馈遗，不至於价翔踊，如弛张敛散之权亦不曾讲。惟到春秋、战国，王政既衰，秦饥乞籴於晋，鲁饥乞籴於齐（出《左传》），岁一不登，则乞籴於邻国，所谓九年之制度，已自败坏。见《管子 轻重》一篇，无虑百千言，不过君民互相攘夺。收其权於君上，己非君道。所谓荒政，一变为敛散轻重，先王之制因坏。到後来敛散轻重之权又不能操，所以启奸民幸凶年以谋祸害，民转死於沟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与敛散轻重之法又殆数等，大抵其法愈坏，则其术愈粗。论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为苟且之政，己非所以为王道，秦汉以下，谓之善政。汉武帝诏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本纪元鼎二年诏）。’唐西都至岁不登，关中之粟不足以供万乘，荒年则幸东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时，且有‘逐粮天子’之语。後来元宗溺於苟安，不出长安（并出《通鉴》。）。以此论之，时节不同，孟子所谓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谓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须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粜法，非先王之政，丰年收之甚贱，凶年出之振饥，此又思其次之良规。到得平粜之政不讲，一切趣办之政，君子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己而讲，要之，非常行。使平籴之法常行，则价不贵，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养。至於移民、移粟，不过以饥殍之养养之而已，若设糜粥，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民愈贫困，常若枯旱，价翔贵，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军开东方诸仓，振贷穷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酩，酩不可食。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置养赡宫以廪之。吏盗其廪，饥死者十七八）。大抵荒政，统而论之，先王有预备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积有可均处，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无焉，设糜粥，最下也。虽然如此，各有差等。有志之士，随时理会便其民。战国之时，要论三十年之通计，此亦虚谈，则可以行平籴之法。如汉、唐坐视无策，则移民、通财虽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论。又不得已而为糜粥之养，随所遇之时，就上面措置得有法亦可。大抵论荒政，统体如此。今则所论，可行者甚多，试举六七条。且如汉载粟入关中无用传（宣帝本始四年，岁不登，民以车船载入关，毋得用传。出《本纪》）。後来贩粟者免税，此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後世劝民出粟，散在乡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户各出，散而与之，此一条亦可行。又如富郑公在青州，处流民於城外所谓“室庐”，措置种种有法，当时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与於其（富郑公自郭移青，会河朔大水，民流京东。公以为从来拯救，当聚之州县，人既猥多，仓廪不能供，散以粥饭，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饥死；死者气薰蒸，疾疫随起，居人亦致病弊。是时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饥民散入村落，择所部丰稔者三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各因坊村，择寺庙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岩为窟室，以处流民。富民不得陂泽之利，分遣寄居官往主其事，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为吏胥、走隶者，皆给其食，令供簿书、给纳、守御之役。借民仓以贮，择地为场，掘沟为限，与流民约，三日一支，出纳之详，一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内，吏之所至，手书其劳，酒炙之馈日至，人人忻戴，为之尽力。比麦熟，人给路粮遣归，饿死者无几，为大冢葬之。谓之“丛冢”。其强壮堪为禁卒者，募得数千人，奏乞拨充诸军。自是天下流民处，多以青州为法）。又如赵清献公在会稽，不减价，四方商贾辐辏（出《言行录》。熙宁中，以大资政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饿死者十五六。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价，公独榜衢路，令有米者增价粜之。於是诸州米商辐辏诣越，米价更贱，民无饿死者）。此一条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条皆近时可举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条，亦见《历世大纲》，须要参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下事虽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人皆施用得遍了，今但则举而措之而己。今所论荒政，如平籴之政，条目尤须讲求。自李悝平籴至汉耿寿昌为常平仓，元帝以後或废或罢，到宋朝遂为定制。仁宗之世，韩魏公请罢鬻没官之田，募人承佃，为广惠仓，散与鳏寡孤独。庆历、嘉，既有常平仓（国朝淳化三年置。景德三年，於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两浙置。天禧四年，诏益、梓、夔州，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并置），又有广惠、广济仓振恤，所以仁宗德泽洽於民，三仓盖有力。至王荆公用事，常平、广惠量可以支给，尽粜转以为钱，变而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广惠之田卖尽（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乞令河南、京东、淮南转运司施行常平、广惠仓出纳乃预备之法。广惠仓斛斗，除依律合支老疾、乞丐人，据数量留外，其馀并令常平仓监官通管，一般转易。其两仓见钱，依陕西出青苗钱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召人户请领，令随税送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斛斗，或纳时价贵，愿纳见钱，皆听。仍於京东、淮南、河西三路先行此法措置。”四年，诏卖广惠仓田），虽得一时之利，要之竟无根底。元虽复，章又继之，三仓又坏，论荒政者不得不详考。”

高宗建炎元年，诏劝诱富豪出粟米济粜饥民，赏各有差。

粜及三千石以上，与守阙进义校尉；一万五千石以上，与进武校尉；二万石以上，取旨优异推赏；已有官荫不愿补援名目，当比类施行。

绍兴二十八年，浙东、西田苗损於风水。诏出常平米振粜，更令以义仓振济。在法，水旱检放及七分以上者济之，诏自今及五分处，即拨义仓米振济。

孝宗隆兴二年，霖雨害稼，出内帑银四十万两，付户部变籴以济之。其年，淮民流於江、浙十数万，官司虽济而米斛有限，乃诏民不曾经水灾处占田万亩者，粜三千石；万亩以下，粜一千石。

乾道三年，臣僚言：“日前富家放贷，约米一斗，秋成还钱五百。其时米价既平，粜四斗始克偿之，农民岂不重困？”诏应借贷米只还本，取利不过五分。

七年，中书门下省言：“湖南、江西旱伤，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凡出米振济，系崇尚义风，不与进纳同。”

无官人：一千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限将仕郎者听，以上补官或进士，则免文解及补上州文学、迪功郎各有差。文臣：一千石减二年磨勘，选人转一官，以上循资及占射差遣有差。武臣亦如之。五千石以上，文武臣并取旨优与推恩。

臣僚言：“诸路旱伤，乞以展放，展阁责之运司，籴给、借贷责之常平司，觉察妄滥责之提刑司，体量措置责之安抚司。”上谕宰执曰：“转运只言检放一事，恐他日振济之类必不肯任责。”虞允文奏曰：“转运司管一路财赋，谓之省计。凡州郡有馀、不足，通融相补，正其责也。”

淳熙八年，诏支会子二十二万，并浙东路常平义钱内支一十万贯，付提举朱熹，措置振粜。

十年，江东宪臣尤袤召人，言：“东南民力凋弊，中人之家至无数月之储。前年旱伤，江东之南康、江西之兴国俱是小垒，南康饥民一十二万二千有奇，兴国饥民七万二千有奇。且祖宗盛时，荒政著闻者，莫如富弼之在青州，赵之在会稽，在当时已是非常之灾，夷考其实，则青州一路饥民止十五万，几及南康一军之数；会稽大郡，饥民才二万二千而已，以兴国较之，已是三倍。至於振赡之米弼，用十五万，用三万六千。今江东公私合力振救，为米一百四十二万，去岁江西振济兴国一军，除民劝诱所得，出於官者自当七万，其视青州一路、会稽一郡，所费实相倍蓰，则知今日公私诚是困竭，不宜复有小歉。国家水旱之备止有常平义仓，频年旱，发之略尽。今所以为预备之计，唯有多出缗钱，广储米斛而己。”又言：“救荒之政，莫急於劝分。昨者朝廷立赏格以募出粟，富家忻然输纳，故庚子之旱不费支吾者，用此策也。自後输纳既多，朝廷吝於推赏，多方沮抑，或恐富家以命令为不信，乞诏有司施行。”

浙东提举朱熹与丞相王淮书曰：“今上自执政，下及庶僚，内而侍从，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结附而得。明公不此之爱，而顾爱此迪功、文学、承信、校尉十数人之赏，以为重惜名器之计，愚亦不知其何说也。大抵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旨之计。此其自谋，可谓尽矣，然自旁观论，则亦可谓不思之甚也。”

宁宗嘉定二年，起居郎贾从熟言：“出粟振济，赏有常典，多者至命以官，固足示劝，然应格г赏者未有一二。偏方小郡，号为上户者，不过常产耳，今不必尽责以振济，但随力所及，或粜或贷，广而及於一乡，狭而及於一都，有司核实量多寡与之免役一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庶几官不失信，民必乐从。”从之。

●卷二十七 国用考五

○蠲贷

汉文帝二年，民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

十二年，赐天下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右除田租，始於汉文，以後或因行幸所过除田租，或各处灾伤除田租，非遍及天下者不录。详见《田赋考》。

武帝元朔元年，诸逋贷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收。

昭帝始元二年，诏所振贷种食勿收责。

按：汉以来始有蠲贷之事，其所蠲贷者有二：田赋一也，逋债二也，何三代之时独不闻有所蠲贷邪？盖三代之所以取民，田赋而已，贡、助、彻之法虽不离乎什一，然往往随时随地为之权衡，未尝立为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贡》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则田下而赋上，人功少则田上而赋下。兖州之地，盖十有三载而後可同於他州，又有杂出於数等之，如下上、上错、下中三错之类，可见其未尝立为定法。孟子以为治地莫不善於贡，亦病其较数岁之中以为常，然则数岁之外亦未尝不变易，非如後世立经常之定额，其登於赋额者，遂升合不可悬欠也。盖其所谓田赋者，既随时斟酌而取之，则自不令其输纳不敷而至於逋悬，既无逋悬，则何有於蠲贷？而当时之民，亦秉义以事其上，所谓“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谓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农，则又不至如後世徇私忘公，而徼幸其我蠲。至於田赋之外，则未尝他取於民，虽有春省耕，补不足；秋省敛助不给之制，然未闻责其偿也。春秋时，始有施舍己责之说，家量贷而公量收之说。秦、汉而下，赋税之额始定，而民不敢逋额内之租，征敛之名始多，而官复有税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视时之丰歉、民之贫富而时有蠲贷之令，亦其势然也。由唐以来，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贷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乱离。改易朝代，则有所蠲；恢拓土宇，则有所蠲；甚至三岁祀帝之赦，亦必有所蠲，以为常典。盖征敛之法本苛，逋欠之数日多，故蠲贷之令不容不密，而桀黠顽犷之徒，至有故逋常赋以待蠲，而以为得策，则上下胥失之矣。

宣帝元康元年，诏所振贷勿收。

神爵元年，诏所振贷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诏所贷贫民勿收责。

鸿嘉元年，诏逋贷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贷勿收。

成帝河平四年，诏诸逋租赋所振贷勿收。

後汉章帝元年，诏以大旱，勿收兖、豫、徐州田租。

和帝永元四年，诏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者，什四以上，勿收田租。九年，诏如之。

顺帝永建元年，诏以疫疠水旱，令人半输今年田租；其伤害什四以上，勿收责；不满者，以实除之。

桓帝延熹九年、灵帝熹平四年，皆有是诏。

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取蜀，赦。益州士民，复除租税之半。

吴大帝嘉禾三年，宽民逋赋，勿复督课。

十三年，诏原逋责。

晋武帝泰始元年，受禅。复天下租赋及关市之税一年，逋债宿负皆勿收。

太康元年，平吴，将吏渡江复十年；百姓及百工复二十年。

二年，诏四方水旱甚者，无出田租。

五年，减天下户课三分之二。

六年，以岁不登，免租贷宿负。

惠帝永平元年，除天下户调绢绵。

成帝咸和四年，诏遭贼州县，复租税三年。

孝武太元四年，郡县遭水旱者，减租税。

五年，以比岁荒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债，皆蠲除之。

十七年，大赦。除逋租宿债。

宋武帝即位，大赦。逋租宿债勿收。

齐高帝即位，大赦，除逋租宿债（梁、陈受禅，皆然）。

魏道武天兴元年，诏大军所经州郡，皆复赀租一年，除山东人租赋之半。

二年，又除州郡租赋之半。

太武延和三年，诏以频年征伐，有事西北，运输之役，百姓勤劳，令郡县括贫富，以为三级，富者租赋如常，中者复二年，下穷者复三年。

孝文帝太和六年，分遣大使巡行州县，遭水之处免其租赋。

隋文帝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馀诸州并免当年租赋。

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唐高祖武德元年，即位。诏义师所过给复三年，其馀给复二年。

四年，平王世充、窦建德，大赦。百姓给复一年，陕、鼎、函、虢、虞、芮、七州转输劳费，幽州管内久隔寇戎，并给复二年。

太宗即位，免民逋租宿负。又免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二岁租，给复天下一年。

贞观元年，以山东旱，免今年租。

中宗复位，免民一年租赋。

睿宗即位，免天下岁租之半。

元宗开元五年，免河南、北蝗水州今岁租。

八年，免水旱州逋负。

九年，免天下七年以前逋负。

十七年，免今岁租之半。

二十七年，免今年租。

天宝十四载，免今年租、庸半。

肃宗乾元二年，免天下租、庸，来岁三之一；陷贼州，免三岁租。

代宗即位，免民逋负租宿负。次年，又诏免之。

宪宗元和四年，免山南东道、淮南、江西、浙东、湖南、荆南今岁税。

十四年，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负。

武宗会昌六年，以旱，免今年夏税。

宣宗大中四年，蠲度支、盐铁、户部逋负。

九年，以旱，遣使巡抚淮南，减上供馈运，蠲逋租。又罢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贡，以代下户租税。

懿宗咸通七年，大赦。免咸通三年以前逋负。

後唐庄宗天成二年，诏免三司逋负近二百万缗。

潞王即位，以刘句判三司，钓考旧逋，必无可偿者请蠲之。诏长兴以前，户部及诸道逋租三百三十万石咸免之。贫民大悦，三司吏怨之。

致堂胡氏论见《田赋考》。

宋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秘书丞高绅上言：“受诏诣江南诸州，首至宣州，检责部内逋官物千二百四十八万。”即日诏太常丞黄梦锡乘传案其事，皆李煜日吏掌邮驿、盐铁、酒榷、供军秸等，以铁钱计，其数逮四十年，州郡不为削去其籍。梦锡检勘合理者才三四万，民贫无以偿。乃诏悉除逋籍。

真宗咸平元年，判三司催欠司王钦若上言：“诸路所督逋负并十保人偿纳未尽者，请令保明闻奏；均在吏属科理者，请蠲放之。”诏可。又令川峡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以偿。自是，每有大赦，必令台省官与三司同详定逋负，引对蠲放。天书降，放五百八十万；东封，放五百四十九万；汾阴，放五百九十四万。其後所放，大约准此。

巽岩李氏《送汤司农归朝序》曰：“侧闻真宗初即位，王文穆公与毋宾古同佐三司。宾古谓：‘天下宿逋自五代讫咸平理督未己，民病不能胜，将启蠲之。’文穆得宾古言，即夕俾吏治其数。翌日具奏，真宗愕曰：‘先帝曷不知此？’文穆曰：‘先帝固知之，特留遗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馀万，释系囚三千馀人，由是遇文穆甚异，卒用为相。仁宗继立，推广先志，亟改追欠司曰蠲纳司，旋命近臣详定应在名物，下诸路转运使，期以三年悉蠲之。每三年复一大赦，凡宿逋之总於蠲纳司者，苟非侵盗，皆得除洗。历圣相授，率由旧章，所蠲当以数百万计，究其本原事迹，实自文穆发之。文穆晚缪所为，要不合古，而真宗独加宠待，亦惟文穆旱有恤民之言，宜为宰相故尔。”

仁宗天圣六年，诏：“天下应在物，转运司选所部官，期三年内悉除之。百万以上，岁中除十之八者升陟；不及百万，而岁中悉除者录其劳；过期者劾其罪。”是岁，有司言所蠲二百三十六万。

嘉四年，蠲三千二百一十六万，其馀或千万，或数百万，推是以知四十馀年之，以恩释者多矣。然有司或务聚敛，有尝以恩除而追督不舍者，朝廷知其弊，下诏戒饬。

英宗治平三年，诏逋负非侵盗皆除之。或请所负须嘉七年赦後己输十之三，乃以赦除端明殿学士钱明逸言：“此非赦意，请如初令。”诏可。

神宗熙宁元年，释逋负贷粮一百六十二万八千五百石有奇，钱十一万七千四百缗有奇。

元丰五年，诏内外市易务，在京酒户罚息钱并除之。後又诏倍罚麴钱三分己放一分外更免一分。

哲宗元元年，右司谏苏辙言：“乞将民官本债负出限役钱，及酒坊元额罚钱，见今资产耗竭，实不能出者，令州县监司保明除放。”诏令户部勘会。辙谓此事惟州县可见，若令户部取之，州县文字，往来问难，淹延岁月，救民之急，不当如此，乞与一切放免。於是诏户部勘会应系诸色欠负窠名，数目若干，系息或罚，及逐户己纳过息罚钱数，并抛下免役及坊场净利等钱，仍以欠户见有无抵抵当物力，速具保明以闻。寻诏内外见监理市易官钱，特许以纳过息罚钱充折，如己纳及官本，即便与放免，并坊场净利钱亦依此。

五年，诏府界诸路人户，积年负欠，以十分为率，每年随夏、秋料各带纳一分，愿并纳者听。又诏诸路负欠，许将斛斗增价折纳。

御史中丞傅尧俞言：“风闻逐处监司，以今岁蚕麦并熟，催督积年逋负，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积年之欠，徒费鞭朴，长公人贪暴乞取之弊。诸路监司且令带纳一料，候秋成更令带纳。”

知杭州苏轼言：“二圣嗣位以来，恩贷指挥多被有司巧为艰阂，故四方皆有黄纸放白纸收之语。虽民知其实，止怨有司，然陛下未尝峻发德音，戒饬大臣，令尽理推行，则亦非独有司之过也。况臣所论市易、盐钱、酒税、和买绢四事，钱物虽多，皆是虚数，必难催理。除是复用小人如吴居厚、卢秉之类，假以事权，济其威虐，则五七年，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兵循常法，何缘索得，三五年後，人户竭产，伍保散亡，势穷理尽，不得不放。当此之时，亦不得谓之圣恩矣。伏乞留神省览，或执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则茫然如堕海中，民复何望矣！”

七年，轼又上言曰：“臣闻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谓善人者，其不及圣人远甚。今二圣临御，八年於兹，仁孝慈俭，可谓至矣，而帑廪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水旱相继，以上圣之资无善人之效，臣窃痛之。所至访问耆老有识之士，阴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宽政，无他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免於僵仆则幸矣，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求於一饱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号为无比户者，皆为市易所破，十无一二矣，其馀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积欠。监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门，鞭笞日加其身，虽有白圭、倚顿，亦化为筚门圭窦矣。自祖宗以来，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盗用，及虽有侵盗而本家及五保人无家业者，并与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无以为生，虽加鞭挞，终无所得，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则为盗贼之所凭籍，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虽有水旱盗贼，民不思乱，此为捐虚名而收实利也。自二圣临御以来，每以施舍己责为先务，登极赦令，每次郊赦，或随事指，皆从宽厚。凡今所催欠负，十有六七，皆圣恩所贷矣，而官吏刻簿，与圣意异，舞文巧诋，使不该放。监司以催欠为职业，守令上为监司之所迫，下为胥吏之所使，大率县有监催千百家，则县中胥徒，举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则此等皆寂寥无获矣。自非有力之家纳赂请求，谁肯举行恩贷，而积欠之人，皆邻於寒饿，何赂之有？其贫困扫地，无可蚕食者，则县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买，抵当物业；或虽非衷私，而云买不当价。似此之类，蔓延追扰，自甲及乙，自乙及丙，无有穷己。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钱，谓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盖无虚日，俗谓此等为县胥食邑户。嗟乎！圣人在上，使民不得为陛下赤子，而皆为奸吏食邑户，此何道也！商贾贩卖，例无见钱，若用见钱，则无利息，须今年索去年所卖；明年索今年所赊，然後计算得行，彼此通济。今富户先已残破，中民又有积欠，谁敢赊卖物货？则商贾自然不行，此酒税课利所以日亏，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诸路连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转运司窘於财用，例不肯放税，纵放亦不尽实，虽无明文指，而以喜怒风晓官吏，孰敢违者？所以逐县例皆拖欠两税，较其所欠，与依实检放无异，於官了无所益，而民有追扰鞭挞之若。近者诏旨凡积欠皆分为十料催纳，通计五年而足，圣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谓有旨倚阁者，方待依十料指，馀皆并催。纵使尽依十料，吏卒乞觅，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户既未纳足，则追扰常在，纵分百料，与一料同。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而欠籍不除，以致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利并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颍移扬州，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尝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馀万虎狼散於民，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来，日以检察本州积欠为事，内己有条贯除放，而官吏不肯举行者，臣即指本州一面除放去讫。其於理合放而於条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权住催理，听候指；其於理合放而於条有碍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圣旨。”

元符三年十二月（时徽宗己即位），诏两浙转运司应旧欠朝廷及他司钱物斛斗总计六百五十馀万，分作十五年拨还，仍自建中靖国元年为始。

时右司员外郎陈进《国用须知》，言帝嗣位之初，肆赦天下，大弛逋负，其数太多，不无侥亻幸，方国用匮乏之时，倾天下之财而无孑遗，大臣为无益之举，以坏先宪，不可以不虑。会御史中丞赵挺之亦言：“契勘元七年所放，不问系与不系欠负，凡民钱物宜输於官者，一切均放之。然所放欠，乃元丰八年三月己前，盖七年已前也，今元符三年乃放元符三年已前者，则所放不赀矣。祖宗以来，放欠自有程式，今不取祖宗以来旧法，而独取元七年之法，其放欠，止依所放名件，而不依所放年岁，显有情弊。乞并送户部勘当，将建隆以来至元六年赦敕契勘，如不曾放过名件，并合依祖宗以来赦敕催纳。方当内外告乏之时，朝廷能收宜取之物，以助国用，非小补也。”

宣和六年，臣僚言：“京西等处二税，及坊场、酒税拖欠贯万不少，悉非良民不纳，多是形势顽猾，人户欺隐。又高邮县共欠一十馀万贯石，作逃移者四万七千馀户，每岁辄除额税五万二千馀贯石。盖州县之官不能治豪右，抑兼并，贫下之户为豪右兼并，其籍必妄申逃移，失陷省税。乞诏有司驱磨按治，庶使贫下之民，均被圣泽。”从之。

高宗建炎二年，诏元年夏秋税租及应欠负官物并除放。

绍兴二年，诏遣范汝为平，蠲本州路上四州今年夏、秋税及夏料役钱。下四州曾遭寇掠者，蠲今年夏税。

三年，诏诸州军所欠绍兴元年夏秋二税并和买，上三等人户与倚阁一半，第四等以下并倚阁，分限三年带纳。又诏潭、郴、鼎、澧、岳、复、循、梅、惠、英、虔、吉、抚、汀、南雄、荆南、南安、临江皆盗贼所蹂践，及军行经历处，与免科差及催欠各二年。

六年，诏去年旱伤及四分己上州县，绍兴四年已前积欠租税皆除之。执政初议倚阁，上曰：“若倚阁州县，因缘为奸，又复催理扰人。”乃尽蠲之。

七年，诏：“驻跸及经由州县，见欠绍兴五年已前赋税，并坊场净利所负并蠲之。”

二十一年，诏：“自绍兴十一年至十七年诸色拖欠钱物，除形势及公吏、乡司，与第二等已上有力之家，馀并蠲之。”

二十三年，温州布衣万春上书，言：“乞将民有利债欠，还息与未还息，及本与未及本者并除放，庶少抑豪右兼并之权，伸贫民不平之气。”上谓辅臣曰：“若止偿本，则上户不肯放债，反为细民害。”乃诏私债还利还本者，并与依条除放。

二十六年，吏部侍郎许兴古言：“今铨曹有知县、县令共二百馀阙，无愿就者，正缘财赋督迫，民官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罢献羡馀，蠲民积欠，谨择守臣，戒饬监司，奉法循理，则称民安矣。”诏行之。

二十八年，三省言：“平江、绍兴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户积欠，拟令户部开具有无侵损岁计。”上曰：“不须如此，止令具数，便於内库拨还。朕平时不妄费内库所积，正欲备水旱。本是民钱，为民用，何所惜？”乃诏平江等处，应日前积久税赋并蠲之。

二十九年，诏诸路州县，绍兴二十七年前积欠官钱三百九十七万馀缗，及四等以下户系官所欠皆除之。

三十年，臣僚言：“自岳飞得罪，湖北转运司拘收前宣抚司库务金币物斛，计置六百九十馀万缗，有未输纳者八十九万缗，至是一十年，拘催不已。此皆出军支使及回易逃亡之数，即非侵盗，无所追偿，望即除放。”从之。

绍兴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赦文：“应官司债负房赁、税赋、和买、役钱及坊场、河渡等，截止绍兴三十二年以前并除放。如别立名额追纳者，许越诉官吏，并坐之。”

乾道元年正月，有事于南郊赦，蠲减并循旧制。自後每三岁郊赦皆如之。

诏蠲福建路寺、观宽剩钱。

先是闽部寺、观计口给食，常住所馀，尽为官拘。是致僧道不肯留心管业，田多不耕，耕者旋复逃弃，抑勒邻保补欠，累及乡民，乃有是命。

广东帅臣林安宅言：“近者湖南凶贼奔冲本路，韶、连、南雄、封州，德庆、肇庆府之西，会广州之怀集、清远，皆遭蹂践，或被焚荡。乞依广西例，免今年夏秋二税，并命应副转运司，供赡荆南及本路大兵钱粮。”诏并英、贺、郴州，桂阳军未起钱物悉蠲之。十二月，宰执进呈立皇太子赦内一项，应为人曾孙，如祖孙四世见在，特与免本身色役、二税、诸般科敷一年。户部虑亏损岁计，欲每户放止五十干。上曰：“岂可失信於人？虽数多亦不柰何。”

乾道二年，诏饶州岁进金一千两，特减七百两。

五年，蠲诸路州军隆兴元年至乾道二年终拖欠上供诸色窠名钱粮，及乾道二年己前上供、科籴纲运欠米。又蠲江淮等路绍兴二十七年至乾道二年终拖欠内藏库岁额钱共八十七万五千三百缗有奇。

六年，户部侍郎王佐等言：“军兴以後，行在省仓、诸路总所借兑过钱一百九十六万馀缗、银三十八万五千馀两、金二百馀两、度牒五千道。殿步马军司元借过酒本钱二十二万五千馀缗，及诸郡寄招军兵兑支钱五万八千缗，起发忠勇军衣，赐绵一万二千九百馀两、绢三千八百馀疋，并乞蠲放。”从之。

九年，诏大理寺见追赃钱自乾道七年二月以前并蠲之。

淳熙四年，臣僚言：“屡赦蠲积欠，以苏疲民，州县不能仰体圣意，至变易名色以取之。宜下诸路漕司，如合该除放无得更取之於州，州无得更取之於县，仍督逐县销豁欠簿，书其名数，榜民通知。”诏可。

七年，池州言：“检放旱苗米四万五千馀石，其经总制钱二万六千馀贯，系於苗上，收趁无所从出。”诏蠲之。

浙东提举朱熹言：“去年水旱相继，朝廷命检放秋苗，蠲阁夏税。缘起催在前，善良畏事者多己输纳，其得减放者皆顽猾人户，事件不均。望诏将去年剩纳数目，理作八年蠲豁。”诏户部看详。

诏：“淳熙七年、八年，诸路州军，应住催并，权免拘催，候秋成理纳，或随料留纳。苗税缘系连年旱伤，可特与蠲放。”

十年，先是，户部尚书曾怀申请：“妄诉灾伤，侥幸减免税租，许人告，依条断罪，仍没其田一半充赏。”至是，江东运副苏谔奏：“昨称灾伤，止是规免本年一料税租，断罪给赏，己是中，难以拘没其田。”从之。

朱熹戊申封事：“臣伏见祖宗旧法，凡州县催理官物，己及九分以上，谓之‘破分’，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问。由是州县得其赢馀，以相补助，贫民些小拖欠亦得迁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闾里，君民两足，公私两便，此诚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曾怀用事，始除此法，尽刷州县旧欠，以为隐漏，悉行拘催，於是民税物，豪分铢两，尽要登足。怀以此进身，遂取宰相，而生灵受害，冤痛日深。得财失民，犹为不可，况今政烦赋重，民卒流亡，所谓财者，又无可得之理，若不早救，必为深害。”

按：以此二事观之，曾怀之为刻剥小人可知矣。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禅即位。蠲赦条画一依寿皇登极赦事理。

臣僚言：“绍兴三十二年赦止放官司债负，今乃易官司之司为公私之私。赦下之後，并缘昏赖者众，乃诏私债纳息过本者放，未过本者，免息还本，并缘昏赖者科罪。”

绍熙元年，臣僚言：“陛下嗣位之初，首议蠲贷，意州县可以均受其赐。今郡之督责於县者如故，县之诛求乎民者无所遗也。乞令诸路监司，将知名阙乏，县、道、诸郡公心共议蠲减无名之供，而後禁戢不止之取。一郡则通一郡之事力，而宽融所当减之县；监司则通一路之事力，而宽融所当减之州。期以一季，开具减放名色钱数闻奏。”诏可。

绍熙五年，宁宗即位登极赦，蠲放一如淳熙十六年故事。

庆元五年，臣僚奏：“乞蠲潭州科纳、承平时黄河筑埽铁缆钱、宁国府抱认废圩米。”从之（二项系攸县及宣城县民田亩内抱认科纳，今除之）。

嘉泰四年，前知常州赵善防言：“贫民下户，每岁二税但有重纳，未尝拖欠，朝廷蠲放，利归揽户、乡胥，而小民未尝沾恩。乞明诏自今郊霈与减放次年某料官物，或全料，或一半，其日前残零，并要依数纳足，则贫民实被宽恩，官赋亦易催理。”从之，开禧元年，诏免两浙身丁钱绢，自来年并除之。

右宋以仁立国，蠲租己责之事，视前代为过之，而中兴後尤多。州郡所上水旱、盗贼、逃移，倚阁钱，则以诏旨径直蠲除，无岁无之，殆不胜书。姑撮其普及诸路与所蠲名目颇大者登载於此。盖建炎以来，军兴用度不给，无名之赋稍多，故不得不时时蠲减数目，以宽民力。又西蜀自张魏公屯军关陕，以赵开为随军转运，军前支使馈，馈饷尤浩。故赋税茶、盐，榷酤，和买布、绢，对籴米粮，及其他名色钱物，锱铢必取，率是增羡，蜀民颇困。事定之後，凡无名横敛，不急冗费，多从蠲减云。

●卷二十八 选举考一

○举士

《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物，犹事也。兴，犹举也。民三事教成，乡大夫举其贤者、能者，以饮酒之礼宾客之，既则献其书於王）。

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郑司农云：“兴贤，若今举孝廉；兴能，若今举茂材。”）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贰之（天府，掌祖庙之宝藏者。内史，副写其书者，当诏王爵禄之时）。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当射之时，民必观焉，因询之也）。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详见《学校考》）。

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若以岁时祀祭州社，则属其民读法，亦如之。三年大比，则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

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及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以四孟月朔日读法者，弥亲民者於教亦弥数）。春秋祭荣，亦如之。正岁，属民读法而书其德行道艺，以岁时莅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师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悌睦姻有学者。

闾胥各掌其闾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丧纪之数，聚众庶，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

《礼书》曰：“闾胥聚民无常时，族师属民有常月。族师岁属以月吉与春秋，党正岁属以孟吉与正岁，州长岁属以正月之吉与春秋，然後乡大夫三年大比之，以卑者其职烦，尊者其事简也。由党正而下，有所读有所书；州长则有所读无所书，而有所考；乡大夫则考而兴之，无所读。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闾师书之。孝悌睦姻有学，难知者也，故族师书之。德行则非特孝悌也，道艺则非特有学也，故党正书之。书之者易，考之、兴之者难，故书之止於党正，考之在州长，兴之在乡大夫，以卑者其责轻，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术，养之有其渐。方其在学也，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学士之版，春合舞，秋合声，於其合声，则颁次其所学而辨异之。诸子掌国子之ヘ，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比年考校之法也。学之考校如此，乡之考察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积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奋励，以趋上之所造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三岁大比，则率其吏而兴，明其有功者，属其地治者（兴，举民贤能，如六乡之所为也。属，犹聚也。又因举吏治功者，而聚敕其馀以治职事）。

按：六乡之外为六遂。遂大夫之职，犹乡大夫之职也。州长以下之职，犹县正以下之职也。然励教化、兴贤能之事，乡详而遂略。先儒谓乡以教为主，遂以耕为主，岂遂民不可教而乡民不可耕邪？盖亦当互文以推之。

《国语》齐桓公内正之法：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君亲问焉，曰：“於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於父母聪慧贤仁发闻於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问焉，曰：“於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不比，其罪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乡长退而修德进贤，公亲见之，遂使役官。及五属大夫复事，公问之如初。五属大夫於是退而修属，属退而修县，县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

因读《国语》此章，而参以《王制》所言司徒俊选之事，然後知古之圣贤，其於化民成俗、选贤与能二事，视其贤愚升沈，举切吾身，故其为法甚备。其教人也，不特上贤以崇德，而必欲简不肖以绌恶；其举人也，不特进贤受上赏，而必欲蔽贤蒙显戮。盖赏罚相须而行，则始不视为具文。後世非不立学校也，而未闻有不帅教之罚，盖姑选其能者，而无能之人则听其自为不肖而已。非不兴选举也，而未闻有蔽贤之戮，盖姑进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则听其自为不遇而已。其教之也不备，其选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所以日衰也。虽然，惟其教训之法不备，所以选举之涂不精。士生斯世，盖自为材而未尝有所赖於上之人，则所谓焉知贤才而举之，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而蔽贤之罚亦无所施矣！

汉高祖十一年，诏曰：“盖闻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既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其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ガ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有贤者，郡守身自往劝勉，令至京师，驾车遣之）。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行状年纪也）。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文帝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详见《贤良方正考》）。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元朔五年，制诏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按：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後世则各自为科目，其与乡举里选，又自殊涂矣，故姑载其立法之始，略见於此，而其详各见本考。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与计者偕来，而县次给之食也）。

先时，董仲舒对策曰：“臣愚以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於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遂令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元朔元年，诏曰：“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α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必有我师。今或阖郡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於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壹谓之好德（，得其人），再谓之贤贤，三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壹则黜爵，再则黜地，三则黜爵地毕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此所以劝善黜恶也。今诏书绍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按：齐桓公内政之法，与汉高皇、孝武二诏俱为举贤设也。观其辞旨，皆以为人才之遗佚，咎在公卿之蔽贤，至立法以论其罪。後来之法，严缪举之罚而限其涂辙者有之矣，未有严不举之罚而责以荐扬者也。盖古之称贤能者，皆不求闻达之士，而後世之干荐举者，皆巧於奔竞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国家待士之意固薄，而士之不自重，深可慨也。

制：郡国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决断，材任三辅县令。

孝昭元始五年，诏举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元凤元年，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归。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

地节三年，诏令郡国举孝悌、有行义闻於乡里者各一人。

元康元年，诏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於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元康四年，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

孝元初元三年，诏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建昭四年，临遣谏大夫、博士循行天下，举茂材特立之士。

孝成河平四年，日食。遣光禄大夫、博士行濒河之郡，举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阳朔二年，奉使者不称。诏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鸿嘉二年，诏举淳厚有行义能直言者，冀闻切言嘉谋，正朕之不逮。

永始二年，日食。临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与部刺史举淳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

元延元年，诏以日食星陨，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诏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悌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

四年，诏将军、中二千石举明兵法有大虑者。

孝平元始元年，以日食，诏公卿、将军、中二千石举淳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二年，诏举武勇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冬，诏中二千石举治狱平，岁一人。

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锺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东汉之制：选举於郡国属功曹，於公府属东西曹，於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凡郡国守相，视事未满岁，不得察举孝廉。以其未久，不周知也（东汉举士，多以孝廉，详见本考）。

建武六年，诏举贤良、方正各一人（以後并见本考）。

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光禄勋岁举茂材、四行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一人（四行，谓淳厚、质朴、谦逊、节俭也）。

章帝时，所徵举率皆特拜，不复简试。士或矫饰，谤议渐生，乃诏曰：“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材、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著，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馀见《孝廉考》）。

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大鸿胪韦彪上议曰：“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於君。’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绰优於赵、魏老，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在於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深纳之。

元和二年，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

安帝建光元年，令公卿、特进、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

元初元年，诏三公、特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举淳厚质直各一人。

陈忠上疏曰：“嘉谋异策，宜辄纳用。若有道之士对问高者，宜垂省览，以广直言之路。”书御，有诏拜有道高第士沛国施延为侍中。

永初二年，诏曰：“间者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远求博选，开不讳之路，冀得至谋，以鉴不逮，而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其有百僚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玑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博衍幽隐，朕将亲览，待以不次。”

顺帝阳嘉元年，除郡国耆儒十九人补郎、舍人。二年，又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

顺帝永嘉元年，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胡广之。诏从雄议。（详见《孝廉门》）。

先公曰：“公府，三公府也。端门，太微垣，左右执法所舍，即御史府，犹近世御史台。覆试，进士之法也，试之公府，而覆之端门，此所以牧守不敢轻举而察选清平也。是法也，胡广首其非，帝不从，既行而广出为济阴太守，首坐缪举之罚，盖公正之法，庸回者之所不便也。左伯豪在当世，风节刚劲，举雄者虞诩也，雄所举者周举也。观举雄者，与雄所举者，雄之为人可知矣；得雄之为人，雄之为法可知矣。范史推其效验，至於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所为，而陈蕃、李膺之徒，皆在雄法中所得之人。其坐缪举者，胡广辈尔。”

灵帝建宁元年，诏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

范晔论曰：“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後，复增淳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淳厚之属，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识时宜，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之徒，泥滞旧方，互相诡。循名者屈其短，算实者挺其效，故雄在尚书，天下莫敢妄选，十馀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证乎！顺帝始以童弱反政，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风采。遂乃备元玉帛，以聘南阳樊英，天子降寝殿，设坛席，尚书奉引，延问得失，急登贤之举，虚降已之礼。於是处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车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风，俊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正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苏章、种、栾巴牧民之良，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ダ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於兹盛焉。向使庙堂纳其高谋，疆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辞，举措禀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为恨哉！逮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其馀宏儒远智，高心洁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坠，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

魏文帝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民错杂，详覆无所。延康元年，尚书陈群以为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其有秀异，不拘户口。其武官之选，俾护军主之。

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在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审定，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谓免乖失。及法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所以刘毅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南朝至於梁、陈，北朝至於周、隋，选举之法，虽互相损益，而九品及中正，至开皇中方罢。

黄初三年，诏曰：“今之计、考，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於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

齐王嘉平初，曹爽既诛，司马宣王秉政，详求理本。中护军夏侯元言曰：“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於台阁，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次，涣然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於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且众职之属，各有官长，但使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而总之於台阁。官长所第，中正所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庶可静风俗而审官才矣。”兼请除重设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辞不能改，请俟於他贤。

晋武帝泰始五年，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

散骑常侍傅元、皇甫陶以为政教颓敝，风俗不淳，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後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於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於今。陛下圣德，化邻唐、虞，唯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也。”帝乃使元草诏进之。元奏曰：“臣闻先王分士农工商以经国制事，各一其业而殊其务。自士以上子弟，则为之立太学以教之，选明师以训之，随才优劣以之授用。农以丰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贾以通其货。故虽天下之大，兆庶之众，而无游人在其间。汉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农工之业多废，或逐淫利而离其事；徒系名於太学，然不闻先王之风。今圣政滋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工器不尽其宜。臣以为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婴齐之大夫，避庄公之难，亦耕於海滨。昔者圣帝明王，贤佐俊士，皆尝从事於耕农矣。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众，而赐拜不在职者又多，加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於前。使冗散之官为农，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可以无乏矣。《虞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是为九年之後乃有迁叙也。故居官久，则念立慎终之化；不久，则竞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浅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义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而终不能用。於时虽风教颓失而无典制，然时有清议，尚能劝俗。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沈废；郄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其为惩劝如是。其後中正任久，爱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渐弊，遂计官资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为贵。尚书仆射刘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丧乱，是军中权时之制，非经久之典也，宜用土断，复古乡举里选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损，而官才有三难，皆兴替之所由也。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夺天朝权势，爱恶随心，情伪由已，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诉之忌，损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遂为坐废，若然，虽宣尼之圣，莫不有过，则可废何独责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论，横於州里，嫌隙之雠，结於大臣，损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谓人伦有序，若贯鱼成次；才德优劣，伦辈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贵异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负载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损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国之重，而无赏罚之防，使得纵横，无所顾惮。诸受枉者抱怨积久，独不蒙天地无私之德，长壅蔽於邪人之铨，损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乡党之义，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给事殊方，犹不识其面，况能尽其才乎？而中正知与不知，将定品状，必采声於台府，纳毁於流言。任已则有不识之弊，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既无乡老纪行之议，又非朝廷考绩之课，遂使为官之人，弃近求远，背本趋末，损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设状者，求人才而论功报也。今於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於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崇虚名也，损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况不实者乎！损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今之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锐於人事乎！损政之道八也。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按：魏晋以来，虽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进之门则与两汉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国荐举，或由曹掾积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袭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涂辙。然诸贤之说，多欲废九品，罢中正，何也？盖乡举里选者，采毁誉於众多之论，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黄於一人之口。且两汉如公府辟掾属，州郡选曹僚，皆自荐举而自试用之，若非其人，则非特累衡鉴之明，抑且失侍毗之助，故终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至中正之法行，则评论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评论所不许，则司擢用者不敢违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则司评论者本不任其咎。体统脉络，各不相关，故徇私之弊，无由惩革。又必限以九品，专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狭，其迹太露，故趋势者不暇举贤，如刘毅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是也。畏祸者不敢疾恶，如孙秀为琅琊郡吏，求品於清议王戎从弟衍，衍将不许，戎劝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独免是也。快恩雠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袁粲吊劭子岐，岐辞以疾，粲曰：“今年决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陈寿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见之，乡里以为贬，坐是沈滞累年。谢惠连爱幸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馀首，坐废，不豫荣伍。尚书仆射殷景仁爱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儿时，便见此文，而论者云是惠连，其实非也。”文帝曰：“若此，便应通之。”元嘉七年，乃始为彭城王义康参军。阎缵父卒，继母不慈，缵恭事弥谨，而母疾之愈甚，乃诬缵盗父时金宝，讼於有司，遂被清议十馀年。缵孝谨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复品。以此三事观之，其法甚严，然亦太拘。盖人之履行稍亏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扌文拭湔涤，则天下无全人矣。况中正所品者未必皆当乎！固不若采之於无心之乡评，以询其履行，试之以可见之职业，而验其才能，一如两汉之法也。

东晋元帝制：扬州岁举二人，诸州各一人。时以天下丧乱，务存慰勉，远方孝、秀，不复策试，到即除署。既经略粗定，乃诏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应命，有送至京师，皆以疾辞。

太兴三年，尚书孔坦议请普延五岁，许其讲习。乃诏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也。

按：孝廉诸科，自东汉以来，皆有策试之事。夫以文墨小技，而定其优劣，己不足以称其科名矣。今观东晋之事，则应举者皆不能试之人，且以孝廉、秀才自名，而必迟以五岁，待其讲习，乃能预於试，不亦有面目乎？然观惠帝永宁初，王接举秀才，报友人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智识之士钳口韬笔，非荣此行，欲极陈所言，冀有觉悟。”会是岁三王举义，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才、孝廉，一皆不试，接以为恨。然则上下相蒙，姑息具文，其来久矣，宜其皆欲侥幸於不试也。

宋制：丹阳、吴、会稽、吴兴四郡，岁举二人，馀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天子或亲临之。及公卿所举，皆属於吏部，序才铨用。凡举得失，各有赏罚，失者其人加禁锢，年月多少，随郡议制。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孝武即位，仕者不拘长幼。（详见《举官门》）。

齐尚书都令史骆宰议策秀才格，五问并得为上，四三为中，二为下，一不合与第。谢超宗以为片辞折狱，寸言挫众，鲁史α贬，孔论兴言，皆无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会，岂必委牍方切理道，非患对不尽问，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宁劣五通而常，与其俱奇，必使一亦宜采。诏从宰议。因习宋代限年之制，然而乡举里选，不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门以三十试吏，故有增年矫貌以图进者。其时士人皆厚结姻援，奔驰造请，浸以成俗。至和帝时，梁武帝为丞相，上表曰：“前代选官，皆立选簿，应在贯鱼，自有铨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怀抱，或得之馀论，故得简通宾客，无俟扫门。顷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忌进，怀质抱直者，选部或以未经朝谒，难於进用。或有晦善藏声，自埋衡泌者，又以名不表著，绝其阶绪。必须书刺投状，然後弹冠，则是驱迫廉，奖成浇竞。愚谓自今选曹宜精隐核，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庶人识涯，造请自息。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门以过立试吏，求之愚怀，抑有未达。何者？设官分职，惟才是务。若限岁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实幼童，籍已逾立，滓秽名教，於斯为甚。”乃施行。

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又制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乡置乡豪，各一人，专典搜荐，无复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诏凡州岁举二人，大郡一人。

敬帝太平二年，复令诸州各置中正，仍旧选举，皆须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则否。

尚书左仆射沈约论曰：“汉末丧乱，魏武始创，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代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籍代资，用相凌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多少，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已还，遂成卑庶。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悬绝，陪奉朝夕，义隔乡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监中，约又上疏曰：“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师，罢公卿、牧守，并还乡里，小人瞻仰，以成风俗。且庠校布，传经授受，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於小吏佐，方至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秀异，始为公府所辟，迁为牧守，入作台司。汉之得人，於斯为盛。今之士人，并聚京邑，其有守土不迁，见谓愚贱。且当今士子繁多，略以万计，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秀才自别是一种任官，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此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语耳。”鸿胪卿裴子野又论曰：“《书》云：‘贵贵，为其近於君也。’天下无生而贵者，是故道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礼坏，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继及，非夫嗣嫡，犹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见礼侯伯，式闾拥，无绝於时。其後四方豪势之家，门客千数，卑身折节，比食同袍，虽相倾倚，亦成风俗。迄於二汉，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学行是先。虽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士，士庶虽分，而无华素之隔。有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高士，犹厕清涂。降及季年，专称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令互争铢两，所论必门户，所议莫贤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祸作，非所以敦弘退让、厉德兴化之道也。”

陈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尝为挽郎，得未壮而仕。（详见《举官门》）。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表叙之。（详见《举官门》）。

韩麒麟子显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有门地，不复弹坐。如此，则可别贡门地，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或云，代无奇才，不若取士於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代无周、召，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较其寸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正始元年冬，乃罢诸郡中正。（详见《举官门》）。

北齐选举多沿後魏之制，凡州县皆置中正。其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後；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

周武帝既平齐，广收遗佚。乃诏山东诸州举明经理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至宣帝太成元年，诏州举高才博学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

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杜正元开皇举秀才，试策高第。时海内惟正元一人举秀才，馀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元独不得进止。曹司以策过杨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剌史何忽妄举此人！”素志在试退正元，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元及时并了，素大惊曰：“诚好秀才。”其弟正藏亦举秀才，苏威监选。时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难为别奏，抑为甲科。正藏诉屈，威怒，改为丙第。正伦亦举秀才。隋世天下举秀才不十人，而正元一门三秀才。

按：常贡者，不分优劣，随例铨注之人也。举秀才者，文才杰出，对策高第之人也。隋虽有秀才之科，而上本无求才之意，下亦无能应诏之人，有一二，则反讶之，且嫉之矣。杨素苛酷俗吏，宜其疾视如此；苏威儒者也，亦复沮抑正藏。士生斯时，何其不幸邪！

治书侍御史李谔以选才失中，上书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浮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之状。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於是闾里童昏，贵游总，未窥六甲，先制五言。捐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浇漓愈扇。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是以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剌史司马幼之上表华艳，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素，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代。如闻在外州县，仍踵弊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於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称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敕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

炀帝始建进士科。

●卷二十九 选举考二

○举士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於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举选不繇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於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於考功员外郎试之。

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等。凡明经，先帖文，然後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凡《开元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试官能通者依正员。凡《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第，通八为乙第。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後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後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後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凡贡举非其人者、废举者、校试不以实者，皆有罚。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略如此。而士之进取之方，与士之好恶，所以育材养士、招徕奖进之意，有司选士之法，因时增损不同。初，秀才科等最高，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高宗时，刘祥道上疏言：“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举秀才者，请自六品以下至草野，蕃加搜访，毋令赫赫之辰，斯举遂绝。”开元二十四年以後，复有此举，其时进士渐难，而秀才本科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於进士。主司以其科废久，不欲收奖，应者多落之，三十年无及第者。天宝初，礼部侍郎韦陟始奏请有堪此举者，令官长特荐，其常年举送者并停。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

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後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馀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县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於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

秀才之科久废，而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则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有乙科而已。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或在殿庭，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开元以後，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不减千人，所收百才有一。

高祖即位，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於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

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

上元二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

天后表曰：“伏以圣绪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从之。

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言：“明经多钞义条，进士唯诵旧策，皆亡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试策。

武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於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

致堂胡氏曰：“汉策问贤良，非试之也，延於大殿，天子称制，访以理道，其事重矣。贡士既试於南宫，已精其较选，而又试之殿庑，是以南宫为不足信邪？其先所第名必从而升降之，殆犹儿戏耳。故先正富文忠公请罢殿试，其说甚当，然未能有行焉，无亦悦其名，以谓亲屈帝尊，策天下士，其α然为举首者，天子所亲擢欤？夫南宫礼闱遴选文学卿大夫，使司衡鉴，严莫甚焉。以是为未也，重复试之，於是上者或下，後者或先，前日所考，殆成虚设。古者明试以言，岂其若是之劳且玩也？又况事始自僭窃乱淫之武后，可不革哉！”

按：致堂之言固善，然武后所试诸路贡士，盖如後世之省试，非省试之外再有殿试也。唐自开元以前，试士未属礼部，以考功员外郎主之。武后自诡文墨，故於殿陛下行员外郎之事。

右补阙薛谦光上疏言：“今之举人有乖事实，或明诏试令搜扬，则驱驰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为‘觅举’。夫觅者自求之称，非人知我之谓也。故选曹授职，喧嚣於礼闱，州郡贡士，诤讼於陛闼，谤议纷纭，浸成风俗。今夫举人，询於乡闾，归於里正而已。虽迹亏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窃资，邀勋盗级，假其贿赂，即为无犯。设如才应经邦，唯令试策；武能制敌，只验弯弧。昔汉武见司马相如赋，恨不同时，及置之朝廷，终文园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吴起将战，左右进剑，起曰：‘将者提携桴鼓，临难决疑，一剑之任，非将事也。’然则虚文岂足以佐时，善射岂足以克敌？要在文察其行能，武观其勇略而已。又汉法所举之主，终身保任。今宜宽平年限，容其采访，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才行，君子道长矣。”

长寿二年，太后自制《臣范》两卷，令贡举人习业，停《老子》。

中宗神龙初，制：“贡举人停习《臣范》，依前习《老子》。”

元宗时，诏举人减《尚书》、《论语》策，而加试《老子》。

按：《六经》孔孟之说，有国家者所当表章，为士者所当习业也，老氏岂得以并之？武后假圣绪之说，狐媚其君，及其窃位，则复以其所自著所谓《臣范》者同之六籍，以易《老子》。夫聚之丑，牝晨之祸，岂足以垂世立范乎！

长寿三年，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伏见比年以来，天下诸州所贡物，至元日皆陈在御前，唯贡人独於朝堂列拜，则金帛羽毛升於玉阶之下，贤良文学弃彼金门之外，恐所谓贵财而贱义，重物而轻人。伏请贡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备充庭之礼。”制可。

元宗开元五年，始令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国子监谒先师，学官开讲问义，有司为具食，清资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阅礼焉。又令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敕诸州贡士：上州岁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

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上言：“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縻天禄。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馀人，方於明经、进士多十馀倍，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之得仕也。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诚，实所未晓。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长以为限，恐儒风渐坠，小道将兴。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岂在独抑明经、进士也？”上然之。又言：“主司帖试明经，不务求述作大旨，专取难知，问以孤经绝句或年月日。请自今并帖平文。”从之。

洋州刺史赵匡《举选议》曰：“汉朝用人，自诏举之外，其府寺郡国属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身於家，而辟书交至，以此士务名节，风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门之秀屈矣。国朝举选用隋氏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夫才智因习就，固然之理。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溺於所习，悉昧本原，欲以启导性灵，奖成後进，斯亦难矣。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盖有涯分，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主司徵问，不立程限，故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业无所成，固由於此。故当代寡人师之学，其弊二也。疏以释经，盖筌耳。明经读书，勤劳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故当官少称职之吏，其弊三也。举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而杂色之流广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无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业抱後时之叹，待不才者何厚，处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启昏窒明。故士子舍学业而趋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故业因儒雅，行成险薄，非受性如此，势使然也。浸以成俗，亏损国风，其弊五也。大抵举选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归，休息未定，聚粮未办，即又及秋。正业不得习，益令艺能浅薄，其弊六也。羁旅往来，縻费实甚，非唯妨阙正业，盖亦隳其旧产，未及数举，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贫窭之士，在远方欲力赴京师，而所冀无际，以此揆度，遂至没身，使兹人有抱屈之恨，国家有遗才之缺，其弊八也。官司运江、淮之储，计五费其四，方达京邑，刍薪之贵又十倍四方，而举选之人每年攒会，计其人畜，盖将数万，无成而归，十乃七八，徒令关中烦耗，其弊九也。为官择人，唯才是待。今选司量格，并格之以年数。合格者判虽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应科目者，才有小瑕，莫不见弃。故无能之士，禄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贤审官之义，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选人不约本州所试，悉令聚於京师，人既浩穰，文簿繁杂，因此渝滥，其事百端。故俗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顿除举选，以从古制，且稍变易，以息弊源，则官多佳吏，风俗可变。”

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於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侍郎亲故移试考功，谓之“别头”。

开元二十五年，敕曰：“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自今明经问大义十条，对时务策三首，进士试大经十帖。”

天宝六载，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建言举人多卑贱愚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乃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灼然超绝者，具名送省，委尚书试，御史中丞监之，取名实相副者闻奏。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

按：温公《通鉴》载此事於天宝六载，然以《唐登科记》考之，是年进士二十三人，风雅古调科一人，不知何以言无一人及第也。当考。

天宝十二载，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

十四载，复乡贡。

肃宗乾元初，中书舍人李揆兼礼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不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ゼ其词藻，深昧求贤之意。”及试进士文章日，於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於床，而引贡士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兹，请恣寻检。”

舒元舆举进士，见有司钩校苛切，既试尚书，虽水、炭、脂炬、飧具皆人自将，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围，席坐庑下。因上书言：“古贡士未有轻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隶人待之，诚非所以下贤意；罗棘遮截，疑其为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

吴氏《能改斋谩录》曰：“《杜阳杂编》记舒元舆进士，既试，脂炬人皆自将。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广记》云：唐制，举人试日，既暮，许烧烛三条。韦永贻试日先毕，作诗云：‘褒衣博带满尘埃，独上都堂纳卷回。蓬巷几时闻吉语，棘篱何日重来？三条烛尽钟初动，七转丹成鼎未开。残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又云：‘白莲千朵照廊明，一片平《雅》、《颂》声。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月画难成。’而旧说亦言：举人试日，已晚，主文权德舆於帘下戏云：‘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举子遽答云：‘八韵赋成，惊破侍郎之胆。’故《国史 窦正固传》：‘旧制，夜试以二烛为限，长兴二年，改令昼试。正固以短昼，奏复夜试。’周广顺中，窦仪奏复用昼。乃知本朝循周，不许见烛。”

代宗广德二年，贾至为侍郎，建言：岁方艰歉，举人赴省者，两都试之。两都试人自此始。

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言：“进士科起隋大业中，是时犹试策。高宗朝，刘思立加进士杂文，明经填帖，故为进士者皆诵当代之文，而不通经史，明经者但记帖括。又投牒自举，非古先哲王侧席待贤之道。请依古察孝廉，其乡闾孝友信义廉耻而通经者，县荐之州，州试其所通之学，送於省。自县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状、保辨、识牒皆停。而所习经，取大义，听通诸家之学。每问经十条，对策三道，皆通为上第，吏部官之；经义通八、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第，罢归。《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其明经、进士及道举并停。”诏议之。给事中李栖筠等议曰：“三代之选士任贤，皆考实行，是以风俗淳一，运祚长远。汉兴，监其然，尊儒术，尚名节，虽近戚窃位，强臣擅权，弱主外立，母后专政，而亦能终彼四百，岂非学行之效邪？魏、晋以来，专尚浮侈，德义不修，故子孙速颠，享国不永也。今绾所请，实为正论。然自晋室之乱，南北分裂，人多侨处，必欲复古乡举里选，窃恐未尽，请兼广学校，以明训诱。虽京师州县皆立小学，兵革之後，生徒流离，儒臣师氏，禄廪无向。请增博士员，厚其廪稍，选通儒硕生居其职，十道大郡置太学馆，遣博士出外，兼领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见其利。”而众论以为举进士久矣，废之恐其失业。乃诏明经、进士与孝廉兼行。

江陵项氏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於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於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嗟乎，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盖可知矣。”

德宗贞元十八年，敕：“明经、进士，自今以後，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

十九年，敕：“礼部举人，自春以来，久愆时雨，念其旅食京邑，资用屡空，其礼部举今年宜权停。”

博士韩愈上状曰：“伏见今月十日敕，今年诸色选举宜权停者。道路相传，皆云以岁之旱，陛下怜悯京师之人，虑其乏食，故权停举选，以绝其来者，所以省费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窃以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费。今京师之人不啻百万，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并其僮仆、畜马，不当京师百万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计之，诚未为有所损益。又今年虽旱，去岁大丰，商贾之家必有储蓄，举选者皆赍持资用，以有易无，未见其弊。今若暂停举选，或恐所害实深，一则远近惊惶，二则人士失业。臣闻古之求雨之词曰：‘人失职欤？’然则人之失职足以致旱，今缘旱而停举选，是使人失职而召灾也。”

宪宗元和时，明经停口义，复试墨义十条，五经取通五，明经通六。其尝坐法及为州县小吏，虽艺文可采，勿举。

初，开元时，礼部考试毕，送中书门下详覆，其後中废。侍郎钱徽所举送，覆试多不中选，由是贬官，而举人杂文复送中书门下。长庆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礼部已放榜，而中书门下始详覆。今请先详覆而後放榜。”议者以为起虽避嫌，然失贡职矣。

《钱徽传》：“徽为礼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杨浑之诿徽求致第籍。浑之者，凭子也，多纳古帖、秘画於文昌。徽不从，文昌怒，即奏徽取士以私，乃诏覆试，徽坐贬。”

洪氏《容斋随笔》曰：“唐穆宗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知举，放进士郑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诏中书舍人王起、知制诰白居易重试，放卢公亮等十人，贬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状论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试进士以来，论奏者甚众，盖以礼部进士，例许用书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则思虑必周，用书策则文字不错。昨重试之日，书策不容一字，木烛只许两条，迫促惊忙，幸皆成就，若比礼部所试，事校不同。及放公亮等敕文，以为《孤竹管赋》出於《周礼》正经，阅其程试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试进士，许挟书及见烛如此。”又曰：“高锴为礼部侍郎知贡举，阅三岁，颇得才实。始，岁取四十人，才益少，诏减十人，犹不能满，此《新唐书》所载也。按《登科记》：开成元年，中书门下奏进士元额二十五人，诏加四十人，奉敕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锴在礼部，每举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为定，则《唐书》所云误矣。《摭言》载锴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知举，诫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紫衣，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接之，书中与求巍。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也。’锴不得已，遂从之。思谦及第後，宿平康里，赋诗云：‘银缸斜背解明，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然则思谦俊俊不羁之士耳，锴徇凶之意，以为举首，史谓颇得才实，恐未尽然。先是，太和三年，锴为考功员外郎，取士有不当，监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别头’试。六年，侍郎贾饣束又奏复之，事见《选举志》。”

按：唐科目考校无糊名之法，故主司得以采取誉望，然以钱徽、高锴之事观之，权幸之嘱，亦可畏也。东汉及魏、晋以来，吏部尚书司用人之柄，然其时诿曰“取行实甄材能”，故为尚书者，必使久於其任，而後足以察识。今唐人礼部所试，不过於寸晷之，程其文墨之小技，则所谓主司者，当於将试之时，择士大夫之有学识操守者，俾主其事可矣，不必专以礼部为之。今高锴之为侍郎知贡举也，至於三年，仇士良之挟势以私裴思谦也，至於再嘱，於是锴亦不能终拂凶以取祸矣。此皆预设与久任之弊也。

元和中，中书舍人李肇撰《国史补》，其略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实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终身为文人，故争名常为时所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近年及第，未过关试，皆称新及第进士，所以韩中丞仪尝有《知闻近过关试》，仪以一篇纪之曰：“短行轴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笔尖。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之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然拔解亦须预人为词赋，非谓白荐），将试各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谓之题名会，大燕於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後，亦谓之关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离会），籍而入选谓之春关，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毛，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亦谓之秋卷），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其大略也。其风俗系於先达，其制置存於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元鲁山、张睢阳有焉，刘辟、元有焉。”

永徽之後，以文儒亨达鲜不由两监者，於时场籍先两监而後乡贡，盖以朋友之臧否、文艺之优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扬去就，与众共之故也。

天府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相副，以滋教化之原。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七八，苟异於是，则往往牒贡院请落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嚼，故废置不定。

同、华解众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

谏议大夫殷侑言：“《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於《六经》。比来史学多废，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科及《三传》科。

文宗太和八年，宰相王涯以为礼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书，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试杂文、乡贯、三代名讳送中书门下。

唐众科之目，进士为尤贵，而得人亦最为盛，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太和八年，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试诗赋。文宗从内出题以试进士，谓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题，所试差胜。”乃诏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时文宗好学嗜古，郑单以经术位宰相，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帝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因得不罢。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仄次叙，元无定格。故有三韵者，《花萼楼赋》以题为韵是也；有四韵者，《荚赋》以‘呈瑞圣朝’，《舞马赋》以‘奏之天庭’，《丹甑赋》以‘国有丰年’，《泰阶六符赋》以‘元亨利贞’，为韵是也；有五韵者，《金茎赋》以‘日华川上动’为韵是也；有六韵者，《水止魍魉》《人镜》、《三统指归》、《信及豚鱼》、《洪钟待撞》、《君子听音》、《东郊朝日》、《蜡日新天》、《宗乐德》、《训胄子》诸篇是也；有七韵者，《日再中》、《射已之鹄》、《观紫极舞》、《五声听政》诸篇是也；八韵有二平六仄者，《六瑞赋》以‘俭故能广，被褐怀玉’《日五色赋》以‘日丽九华、圣符土德’，《径寸珠赋》以‘泽浸四荒，非宝远物’为韵是也；有三平五仄者，《宣耀门观试举人》以‘君圣臣肃，谨择多士’，《悬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悬法象魏’，《元酒》以‘荐天明德，有古遗味’，《五色土》以‘王子毕封，依以建社’，《通天台》以‘洪台独出，浮景在下’，《幽兰》以‘远芳袭人，悠久不绝’，《日月合璧》以‘两耀相合，候之不差’，《金尼》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动’为韵是也；有五平三仄者，《金用砺》以‘商高宗命傅说之官’为韵是也；有六平二仄者，《旗赋》以‘风卷舒，军容清肃’为韵是也。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韵为常。唐庄宗时，常覆试进士，翰林学士承旨卢质以《后从谏则圣》为赋题，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为韵。旧例，赋韵四平四仄，质出韵乃五平三仄，大为识者所诮，岂非是时已有定格乎？国朝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自今广文馆及诸州府礼部试进士赋，并以平仄次用韵。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九年，中书门下奏：“面奉进止，令条流进士数，及减下诸色入仕人等。进士，准太和四年格，及第每年不过二十五人，今请加至四十人；明经，准太和八年敕减下人数外，及第不得过一百一十人，今请再减下十人。”

武宗会昌五年，举格节文：“公卿百家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举士人等，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所在监及官学，仍精加考试。所送人数：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二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其凤翔、山南西道东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坊、宣商、泾、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其河东、陈许汴、徐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其诸支郡所送人数，请申观察使为解都送，不得诸州各自申解。诸州府所试进士杂文，据元格并合封送省。准开成三年五月三日敕落下者，今缘自不送所试以来，举人公然拔解；今诸州府所试，各须封送省司检勘，如病败不近词理，州府妄给解者，试官停见任用阙。”

时宰相李德裕尤恶进士。初，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其制：序立西阶下，北上东向；主人席东阶下，西向；诸生拜，主司答拜，乃叙齿、谢恩，遂升阶，与公卿观者皆坐，酒数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会、题名席。至是，德裕奏：“国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德裕尝论公卿子弟於科举，武宗曰：“向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进之路。昨黜杨知至、郑朴等，抑其大甚耳。有司不识朕意，不放子弟即过矣，但取实艺可也。”德裕曰：“郑肃、封敖子弟皆有材，不敢应举。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随计，一举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然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则子弟未易可轻。”德裕之论，偏异盖如此。然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

宣宗大中元年，礼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续奏：“堪放及第三人封彦卿、崔彖、郑延休等，皆以文艺为众所知，其父皆在重任，不敢选取，其所试诗赋并封进。”奉进止：“令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韦琮等考。”尽合程度，其月二十三日奉进止：“并付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试，只合在公，如涉徇私，自有刑典。从今以後，但依常例取舍，不得别有奏闻。”

懿宗咸通四年，进士皮日休上疏，请以《孟子》为学科，曰：“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今国家有业庄、列之书者，亦登於科，其诱善也则深，而悬科也未正。伏望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同。”不报。

昭宗天复元年赦文，令中书门下选择新及第进士中有人在名场，才沾科级，年齿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礼部侍郎杜德祥奏：拣到新及第进士陈光问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禹年七十三，刘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郑希颜年五十九。诏光问、松、希禹可秘书省正字，象、崇、希颜可太子校书。

洪氏《容斋随笔》曰：“昭宗当斯时乱离极矣，尚能眷眷於寒儒，甚可书也。《摭言》云：上新平内难，闻放进士，甚喜，特授官，制词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各膺宠命。’时谓此举为五老榜。”

《唐登科记》总目：

高祖武德元年上书拜官一人

二年、三年、四年，不贡举。

五年，秀才一人，进士四人。

六年，进士四人。

七年，秀才二人，进士六人。

八年，秀才一人，进士五人。

九年，秀才二人，进士七人。

太宗贞观元年，秀才二人，进士四人。

二年，米贵不举贡。

三年，秀才二人，进士五人。

四年，秀才一人，进士九人。

五年，秀才一人，进士十五人。

六年，秀才一人，进士十二人。

七年，秀才二人，进士十三人。

八年，秀才一人，进士九人。

九年，进士六人。

十年，进士十一人。

十一年，秀才一人，进士八人。

十二年，秀才一人，进士十一人。

十三年，秀才二人，进士十七人。

十四年，秀才一人，进士五人。

十五年，秀才一人，进士十四人。

十六年，不贡举。

十七年，进士十五人。

十八年，秀才一人，进士二十四人。

十九年，秀才三人，上书拜官一人。

二十年，秀才一人，进士三人。

二十一年，进士七人。

二十二年，进士九人。

二十三年，秀才一人，进士八人。

高宗永徽元年，秀才一人，进士十四人。

二年，进士二十五人（其年始停秀才举）。

三年、四年不贡举，应制及第三人。

五年，进士一人。

六年，进士四十三人，应制及第一人。

显庆元年，进士三人。

二年，进士二十二人。

三年，进士十七人，诸科一人。

四年，进士二十人。

五年，进士十四人，上书拜官一人。

六年，进士五人，召拜官一人。

龙朔二年，进士八人。

三年，不贡举。

麟德元年，进士三人，诸科二人。

二年，进士并落下。

乾封元年，幽素举十二人。

二年，进士五人。

总章元年，进士二十六人。

二年，不贡举。

咸亨元年，进士五十四人。

二年、三年，不贡举。

四年，进士七十九人。

上元元年，进士五十七人，重试及第十一人。

上元二年，进士四十五人，别敕二人，续试三人。

仪凤元年，不贡举，诸科四人。

二年，不贡举，上封拜官一人。

三年，不贡举，诸科一人。

调露元年，不贡举。

二年，进士一人。

永隆二年，进士一人。

开耀二年，进士五十五人，重试及第十八人。

永淳二年，进士五十五人。

嗣圣二年，进士十三人重试三十六人。

武后光宅元年，进士十六人，上书拜官并诸科九人。

二年，进士五十九人。

垂拱元年，进士二十二人，再取五人。

二年，进士四人。

三年，进士六十五人。

四年，进士二十四人，诸科三十人。

永昌二年，进士神都六人，西京二人，诸科一人。

二年，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诸科五人。

三年，进士十六人。

长寿二年，进士十八人，减策及第二人。

三年，不贡举，诸科二人。

延载二年，进士二十二人。

证圣元年，不贡举，诸科一人。

天册万岁二年，进士二十七人，南郊举及第三人。

万岁通天二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十人。

三年，不贡举，诸科二人。

圣历元年，进士二十二人。

二年，进士十六人，诸科一人。

三年，进士二十人。

久视二年，进士十九人，诸科二人。

大足元年，进士二十七人。

二年，不贡举，诸科十人。

长安二年，进士二十一人。

三年，进士三十一人，诸科四人。

四年，四十一人，续奏四人。

中宗神龙元年，进士六十一人，重试及第十二人，诸科二十九人。

二年，进士三十二人，诸科三十九人。

景龙元年，进士四十八人，诸科三人。

二年，进士四十人，诸科六人。

三年，不贡举，诸科八人。

睿宗景元年，进士五十二人。

二年，诸科五十六人。

延和元年，进士三十七人。

元宗先天元年，诸科二十七人。

开元元年，进士七十一人，重奏六人。

二年，进士十七人，诸科十二人。

三年，进士二十一人。

四年，进士十六人上书及第一人。

五年，进士二十五人。

六年，进士三十二人。

七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八人。

八年，进士五十七人。

九年，进士三十八人。

十年，进士三十三人。

十一年，进士三十一人。

十二年，进士二十一人。

十四年，进士三十一人。

十五年，进士十九人，诸科三人。

十六年，进士二十人。

十七年，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一人。

十八年，进士二十六人。

十九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人。

二十年，进士二十四人。

二十一，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一人。

二十二，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九人。

二十三，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五人。

二十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七人。

二十五，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三人。

二十六，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十一人。

二十七，年进士二十四人，诸科五人。

二十八，年进士十五人，诸科五人。

二十九，年进士十三人，诸科四人。

天宝元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人。

二年，进士二十六人。

三载，进士二十九人。

四载，进士二十五人。

五载，进士二十一人。

六载，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一人。

七载，进士二十四人。

八载，进士二十人。

九载，进士二十一人。

十载，进士二十人。

十一载，进士二十六人。

十二载，进士五十六人。

十三载，进士三十五人，诸科一人。

十四载，进士二十四人。

十五载，进士三十三人。

肃宗至德二载，进士二十二人，江淮六人，成都府十六人，江东七人。

乾元元年，进士二十三人。

二年，进士二十五人。

三年，进士二十六人。

上元元年，进士二十九人。

代宗宝应元年，停贡举。

二年，进士二十七人。

广德二年，进士十三人，又十二人。

永泰元年，进士二十七人。

二年，两都共二十六人。

大历二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一人。

三年，进士十九人，诸科三人。

四年，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二人。

五年，进士二十六人。

六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二人。

七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四人。

八年，进士三十四人，诸科五人。

九年，进士三十二人。

十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一人。

十一年，进士十四人。

十二年，进士十二人。

十三年，进士二十一人，诸科二人。

十四年，进士二十人。

德宗建中元年，进士二十一人，诸科二十七人。

二年，进士十七人，诸科二人。

三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人。

四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三人。

兴元元年，进士五人。

贞元元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二十一人。

二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一人。

三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五人。

四年，进士三十一人，诸科二十六人。

五年，进士三十六人，诸科六人。

六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三人。

七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二十二人。

八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八人。

九年，进士三十二人，诸科八人。

十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二十六人。

十一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八人。

十二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四人。

十三年，进士二十人，诸科六人。

十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九人。

十五年，进士十七人，诸科四人。

十六年，进士十九人，诸科八人。

十七年，进士十八人，诸科八人。

十八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三人。

十九年，进士二十人，诸科六人。

顺宗永贞元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人。

宪宗元和元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三十六人。

二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十一人。

三年，进士十九人，诸科二十四人。

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七人。

五年，进士三十二人，诸科十二人。

六年，进士二十人，诸科十三人。

七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四人。

八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二人。

九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十一人。

十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三人。

十一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十四人。

十二年，进士三十五人，诸科十四人。

十三年，进士三十二人，诸科十三人。

十四年，进士三十一人，诸科十二人。

十五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三人。

穆宗长庆元年，进士三十三人，下十人，重试十四人，诸科三十八人。

二年，进士二十九人，诸科十人。

三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十九人。

四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十五人。

敬宗宝历元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三十二人。

二年，进士三十五人，诸科十二人。

文宗太和元年，进士三十三人，诸科十五人。

二年，进士三十七人，诸科三十六人。

三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二十六人。

四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七人。

五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六人。

六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五人。

七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五人。

八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十一人。

九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五人。

开成元年，进士四十人，诸科九人。

二年，进士四十人，诸科三人。

三年，进士四十人，诸科七人。

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二人。

五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八人。

武宗会昌元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六人。

二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三人。

三年，进士二十二人，诸科十四人。

四年，进士二十五人，续放一人，诸科七人。

五年，进士二十七人，覆试落下八人，诸科五人。

六年，进士十六人，诸科五人。

宣宗大中元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十人。

二年，进士二十二人，诸科十七人。

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

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三人。

五年，进士二十七人，又三十人，诸科二十二人。

六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九人。

七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

八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五人。

九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六人。

十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五人。

十一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三人。

十二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四人。

十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三人。

十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三人。

懿宗咸通二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二人。

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

四年，进士三十五人，诸科十一人。

五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九人。

六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十八人。

七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十七人。

八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二十人。

九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

十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

十一年，停举。

十二年，进士四十人，诸科九人。

十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

十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

十五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

僖宗乾符二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九人。

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一人。

四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人。

五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八人。

六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九人。

七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十四人。

广明二年，进士十二人，续赐第二人。

中和二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二人。

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二人。

四年，停举。

五年，进士三十五人，诸科二人。

光启二年，进士九人，诸科二人。

三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一人。

四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人。

昭宗龙纪元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七人。

大顺元年进士二十一人，诸科一人。

二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六人。

三年，进士三十人，诸科六人。

景福二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十二人。

乾宁元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三人。

二年，进士二十五人，重放一十五人，落下十人，诸科三人。

三年，进士十二人，诸科四人。

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三人。

五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一人。

光化二年，进士二十七人，诸科一人。

三年，进士三十六人，诸科二人。

四年，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三人。

天复二年、三年停举。

四年，进士二十六人，诸科一人。

天二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二人。

三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四人。

四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二人。

右唐二百八十九年逐岁所取进士之总目。

按：昌黎公《赠张童子序》言：“天下之以明二经举，其得升於礼部者，岁不下三千人，谓之乡贡；又第其可进者，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然观《登科记》所载，虽唐之盛时，每年礼部所放进士及诸科，未有及五七十人者，与昌黎所言不合。又开元十七年，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又太和敕进士及第不得过四十人，明经不得过百一十人。然记所载逐年所取人数如此，则元未尝过百人，固不必为之限也。又明经及第者，姓名尤为寥寥，今曰不得过百一十人，则是每科尝过此数矣，岂《登科记》所载未备而难凭邪？《唐史》、《摭言》载华良入为京兆解不送，以书让考官曰：“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馀人。”以此证之，则每岁所放不及二十人也，《登科记》不误矣。又按《容斋随笔》言：“唐开元，国子祭酒杨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切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馀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当时以其言为然。淳熙九年，大减任子员数，是时吏部四选开具以三年为率，文班进士大约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幸流外盖过二千之数，甚与开元类也。”今考唐每岁及第者，极盛之时不能五十人。姑以五十人为率，则三岁所放不过百五十人。而宋自中兴以後，每科进士及第动以四五百人计，盖倍於唐有馀矣。又唐士之及第者，未能便解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於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而宋则一登第之後，即为入仕之期。夫其数之多如此，取之易复如此，则宋之以进士入仕者，其冗当数倍於唐，而今谓淳熙之事才类开元，何邪？

●卷三十 选举考三

○举士

梁太祖开平元年，敕：“近年举人，当秋荐之时，不亲试者号为‘拔解’，今後宜止绝。”又敕：“礼部贡院每年所放明经及第，不得过二十人。”

乾化元年，以尚书左仆射杨涉知贡举，非常例也。开元时，以礼部侍郎专知贡举，其後或以他官领，多用中书舍人及诸司四品清资官，唯会昌中，命太常卿王起知贡举，时亦检校仆射。五代时，或以兵部尚书，或以户部侍郎、刑部侍郎为之，不专主於礼侍矣。

後唐庄宗同光三年，敕：“今年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令翰林院覆试。升王徽、桑维翰居魁、亚，降符蒙正第四。今後礼部所试，委中书门下子细详覆奏闻。”

明宗天成三年，工部侍郎任赞奏请：“诸色举人不是家在远方、水陆隔越者，逐处选宾从官僚中艺学精博一人，各於本贯一例分明比试。如非通赡，不许妄给文解。”

长兴三年，敕：“今後落第举人，所司已纳家状者，次年便赴贡院就试，并免再取文解。”

长兴四年，礼部贡院奏新立条件如後：

一、九经、五经、经明呈帖由之时，试官书“通”、“不”後，有不及格者，唱落後，请置笔砚，将所纳帖由分明，令自阅，或者试官错书“通”、“不”，当与改正。如怀疑者，便许请本经当面检对，如实是错，即於帖由上书名而退。

一、五科常年榜出，多称屈塞。今年并明书所对经书墨义，云第几道“不”，第几道“粗”，第几道“通”，任将本经书疏照证。如考试官去留不当，许将状陈诉，当再加考较。如合黜落，妄有披述，当行严断。

一、今年举人有抱屈落第者，许将状披诉於贡院，当与重试。如贡院不理，即诣御史台论诉。请自试举人日，令御史台差人受举人诉屈文状，并引本身勘问所论事件。或知贡举官及考试官已下敢受货赂，升擢亲朋，屈抑艺能，阴从请，及不依格去留，一事有违，请行朝典。

一、怀挟书策，旧例禁止。请自今後入省门搜得文书，不计多少，准例扶出，殿将来两举。

一、遥口受人、回换试处及抄义题帖书时诸般相救，准例扶出，请殿将来三举。

一、艺业未精，准格落下，耻见同人，妄扇屈声，拟为将来基址；及他人帖对过场数多者，便生诬玷，或罗织讴骂者，并当收禁，牒送御史台，请赐敕鞫。如知贡举官及考试官事涉私徇，屈塞艺士，请行朝典。若虚妄者，请严行科举，牒送本道重处色役，仍永不得入举场，同保人亦请连坐，各殿三举。

奉敕“宜依”。

又奏：“准《会要》：贡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备充庭之礼。近来直至临锁院前，赴应天门外朝见。今後请令举人复赴正仗如旧法。或以人数不少，请只取诸科解头一人就列，其馀续到者俟齐日别令朝见奉敕依。”

石林叶氏曰：“唐末，礼部知贡举，有得程文优者，即以已登第时名次处之，不以甲乙为高下也，谓之‘传衣钵’。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鲁公质，遂处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国於鲁，与凝皆同，世以为异也。”

後周太祖广顺三年，敕：“礼部贡院於引试之前，精加考校，逐场去留。无艺者，虽应举年深，不得饶借场数。有艺者，虽遭黜落，并许陈诉，只不得街市省门故为喧竞，及投无名文字讪毁主司，如有故违，必行严断，配流边远，同保人永不得赴举。主司不得受荐书题，如有书题，密具姓名闻奏，其举人不得就试。”又令：“今後举人须取本乡贯文解，若乡贯阻隔，只许两京给解。”

南唐设科举，既而罢之。

先公曰：“按《五代通录》，自梁开平至周显德未尝无科举，而偏方小国兵乱之际，往往废坠。如江南号为文雅最盛，然江文蔚、韩熙载皆後唐时中进士第，宋齐邱、冯延已仕於南唐，皆白衣起家为秘书郎，然则南唐前此未尝设科举，科举於此时耳，顾以江文蔚一言罢之。如以文蔚之言‘前朝进士公私相半’为讥，则文蔚固亦前朝进士也。然明年以徐铉建言，复置科举。暨我朝开宝中，唐之为国不一二年将亡，而犹命张亻必典贡举，放进士，可悲也已！”

世宗显德二年，敕：“国家设贡举之司，求俊茂之士，务询文行，以中科名。比闻近年以来，多有滥进，或以年劳而得第，或因媒势以出身。今岁所贡举人，试令看详，果见纰缪，须至去留。其李覃、何严、杨徽之、赵邻几等四人宜放及第，其严说、武允成、王汾、闾邱舜卿、任惟吉、周度、张慎微、王翥、马文、刘选、程浩然、李进等一十二人艺学未精，并宜黜落，且令苦学，以俟再来。礼部侍郎刘温叟失於选士，颇属因循，据其过尤，合行谴谪，尚示宽恕，特与矜容，刘温叟放罪。将来贡举公事，仍令所司具条理奏闻。”

其年五月，尚书礼部侍郎、知贡举窦仪奏：“其进士请今後省卷限纳五卷以上，於中虽有诗、赋、论各一卷，馀外杂文、歌篇，并许同纳，只不得有神道碑、志文之类。其帖经对义，并须实考通三已上为合格，将来覆试，候考试终场，其不及人以文艺优劣定为五等：取文字乖舛、词理纰缪最甚者为第五等，殿五举；其次者为第四等，殿三举；以次稍优者为第三等、第二等、第一等，并许次年赴举。其所殿举数，并於所试卷子上朱书，封送中书门下，请行指挥及罪发解试官、监官等。其诸科举人，若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监官、试官为首罪，勒停见任；举送长官，闻奏取裁。监官、试官如受赂，及今後进士如有倩人述作文字应举者，许人告言，送本处色役，永不得仕进，同保人知者殿四举，不知者殿两举。受倩者如见在官停任，选人殿三选，举人殿五举，诸色人量事科罪。”从之。

又奏：“诸科举人所试墨义，第一场十‘否’者殿五举，第二场、第三场十‘否’者殿三举，其三场内凡有九‘否’殿一举。”

按：贡举而以墨义之“通”、“否”为升黜，浅陋殊甚，有同儿戏。然“否”之多者，殿举亦如之，犹略有古人简不率者示罚之遗意云。

窦仪又奏：“乞依唐穆宗时考试及第进士，先具姓名、杂文申送中书请奏覆讫，下当司与诸科一齐放榜。”五年，右谏议大夫、知贡举刘涛於东京试士，放榜後，率新及第进士刘坦已下一十五人来赴行在，以其所试诗赋进呈。上以其词多纰缪，命翰林学士李覆试，退落郭浚、赵保雍等七人，涛坐责官。

《五代登科记》总目：

梁太祖开平二年，进士十八人，诸科五人。

三年，进士十九人，诸科四人。

四年，进士十五人，诸科一人。

五年，进士二十人，诸科十人。

乾化二年，进士十一人，诸科一人。

三年，进士十五人。

四年，停举。

五年，进士十三人，诸科二人。

贞明二年，进士十二人，诸科一人。

三年，进士十五人，诸科二人。

四年，进士十二人，诸科二人。

五年，进士十三人，诸科一人。

六年，进士十二人，诸科三人。

七年，停举。

龙德二年，进士十四人，诸科二人。

三年，停举。

唐庄宗同光二年，进士十四人，诸科二人。

三年，进士四人。

四年，进士八人，诸科二人。

明宗天成二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九人。

三年，进士十五人，诸科四人。

四年，进士十三人，诸科二人。

长兴元年，进士十五人，重试落下八人，诸科一人。

二年，进士四人。

三年，进士八人，诸科八十一人。

四年，进士二十四人，诸科一人。

愍帝长兴五年，进士十七人，诸科一人。

废帝清泰二年，进士十四人，诸科一人。

三年，进士十三人。

晋高祖天福二年，进士十九人。

三年，进士二十人。

四年、五年，停贡举。

六年，进士十一人，诸科四十五人。

七年，进士七人。

八年，进士七人。

九年，进士十三人，诸科五十六人。

开运二年，进士十五人，诸科八十八人。

三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九十二人。

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进士二十五人，诸科一百五十五人。

隐帝乾元年，进士二十三人，诸科一百七十九人。

二年，进士十九人，诸科八十人。

三年，进士十七人，诸科八十四人。

周高祖广顺元年，进士十三人，诸科八十七人。

二年，进士十三人，诸科六十六人。

三年，进士十人内落下二人，诸科八十三人。

世宗显德元年，进士二十人，诸科一百二十一人。

二年，进士十六人，诸科一百十六人。

三年，进士六人，诸科二十九人。

四年，进士十人，诸科三十五人。

五年，进士十五人，内落下七人，诸科七十二人。

六年，进士十人，诸科五十人。

按：五代五十二年，其惟梁与晋各停贡举者二年，则降敕以举子学业未精之故，至於朝代更易，干戈攘抢之岁，贡举未尝废也。然每岁所取进士，其多者仅及唐盛时之半，土宇分割，人士流离，固无怪其然。但《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唐虽有之，然每科所取甚少，而五代自晋、汉以来，明经诸科中选者，动以百人计。盖帖书、墨义，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亦贱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诗赋中进士举者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乎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国家亦姑以是为士子进取之涂，故其所取反数倍於盛唐之时也。国初，诸科取人亦多於进士，盖亦承五季之弊云。

欧阳公《什邡陈氏荣乡亭记》曰：“什邡之吏特不喜儒，必摧辱中伤之。民既素饶，乐乡里，不急禄仕，又苦吏之为，故未尝有儒其业与服以游者。甚好学者，不过专一经，工歌诗，优游自养，为乡丈人而已。逮陈君岩夫始为进士，然亦未尝敢儒衣冠谒县门，出入闾巷必乡其服。已而州下天子诏书，索乡举秀才，岩夫始改服诣门应诏，吏方相惊。既州试之，送礼部，中丙科以归省其父，曰：‘噫！吾始恶进士之病已，而不知其可以为荣也。’乃筑亭以旌之。”晁归来子序张穆之《触鳞集》曰：“五季文物荡尽，而鲁儒犹往往抱经伏农野，守死善道，盖五十年不改也。太祖皇帝既定天下，鲁之学者始稍稍自奋，白袍举子，大裾长绅，杂出戎马介士之，父老见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是时，厌乱，人思复常，故士贵，盖不待其名实加於上下，见其物色士类，而意已悦安之，此儒之效也。”愚尝读此二篇，而後知五代之时，虽科举未尝废，而士厄於离乱之际，不得卒业，或有所长，而不能以自见，老死闾阎，不为少矣！

宋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书省。凡进士，试诗、赋、杂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三传》，一百一十条；《开元礼》《三史》各三百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其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经引试，通六为合格，仍抽卷问律，本科则否。皆本贯发解，若有乡贯阻越及在化外，得於开封府投牒，奏俟朝旨。诸州以本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或不晓经艺，即选以次官充诸科，并本判官监试。试纸，长官印署面给之。帖经对义，监官、试官对考通否，逐场定去取。凡试日，坏挟所业经义及遥口相授者，即时遣出。所试合格，取通多业精者为上，馀次之。解文，首具元请解及已落见解人数，所试经义，朱书“通”、“否”，监官、试官署名於其下。进士文卷、诸科义卷、帖由，并随解文送贡院。其有残废笃疾，并不得预解。或应解而不解，不应解而解，监官、试官为首罪，停所任，受赂以枉法论，长官听朝旨。凡见任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试”。所属官司先以名闻，得旨而後解。既集贡院，十人或五人同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家状并试卷之首，署年及举数、场第、乡贯，不得增损移易，以仲冬收纳，月终而毕。将临试期，知举官先引问联保，与状佥同而定焉。凡就试，禁挟书为奸，进士试词赋，唯《切韵》、《玉篇》不禁。进士文理纰缪者，循旧制殿五举；诸科初场十“否”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否”殿三举，第一至第三场九“否”并殿一举。殿举之数，朱书於试卷，送中书门下。诸已发解及进士，虽有挟书之禁，而不搜索。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诏：“及第人不得拜知举官子弟弟侄，及目为师门、恩门，并自称门生。”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所知进士之负艺者，号曰：“公荐。”上虑其因缘挟私，诏禁之。

乾德元年，诏曰：“一经皓首，十上千名，前史之明文、昔贤之苦节，悬科取士，固当优容。按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非所以启迪仕进之路也。自今一依诸科，举人许令再应。”

按：自唐以来，所谓明经者，不过帖书、墨义而已。愚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馀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有云：“见有礼於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则对云：“下文曰：‘见无礼於其君者，如鹰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云：“注疏曰云云。谨对。”有不能记忆者，则只云：“对未审。”盖既禁其挟书，则思索不获者不容臆说故也。其上则具考官批凿，如所对善，则批一“通”字；所对误及未审者，则批一“不”字。大概如儿童挑诵之状，故自唐以来贱其科，所以不通者，殿举之罚特重，而一举不第者不可再应，盖以其区区记问犹不能通悉，则无所取材故也。艺祖许令再应，待士之意亦厚矣。

乾德五年，卢多逊知贡举，上复诏参知政事薛居正於中书覆试，皆合格，乃赐及第。

先是，陶子邴擢上第，上曰：“闻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乃诏：“食禄之家有登第者，礼部具析以闻，当令覆试。”

开宝三年，诏礼部贡院阅贡士及诸科十五举以上终场者，具姓名以闻。至是，籍到司马浦等一百六人，并赐本科出身（此特奏名恩例之始）。

五年，初，岁取进士不过十数人，知贡举奏合格人姓名而已。至是，礼部试到进士安守亮等十一人及诸科十七人，上召对讲武殿，始下制放榜，新制也。

六年，李知贡举，取宋准等十一人，上以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黜去之。济川，乡人也，上颇不悦。会有诉用情取舍者，上乃令籍终场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准以下，乃御讲武殿各赐纸札，别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得进士二十六人、五经四人、《开元礼》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赐及第，又赐钱二十万以张宴会。等寻皆坐责。自兹殿试遂为常例。

是岁，新修《开宝通礼》成，诏：“乡贡《开元礼》宜改称乡贡《通礼》，本科并以新书试问。”

江南进士林松、雷说试不中格，以其道来归，并赐《三传》出身。

是岁，诏贡士之下第者，特免将来请解，许直诣贡部。

八年，亲试举人，得王嗣宗等三十六人。

按：殿前试士始於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责，后不过下行其事，以取士誉，非於考功已试之後再试之也。开元以後，始以礼部侍郎知贡举，送中书门下详覆，然惟元和，钱徽为侍郎知贡举，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试多不中选，徽坐免官。长庆以後，则礼部所取士，先详覆而後放榜，则虽有详覆之名，而实未曾再试矣。五代以来，所谓详覆者，有升黜人。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中书覆试，则以帝疑陶之子不能文而中选，故覆之，亦未尝别为之升黜也。至开宝六年，李知举，放进士後，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论榜，上遂於讲武殿命题重试。御试自此试始。等所取十一人，重试共取二十六人，然於等所取十一人内，只黜武济川一人，馀十人则高下一依元次，而续取到二十六人，不过附名在此十人之後，共为一榜，然则是年虽别试而共为一榜，亦未尝有省试、殿试之分也。至八年，覆试礼部贡院合格举人王式等於讲武殿，内出试题，得进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为首；王式者，礼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则居其四。盖自是年御试始别为升降，始有省试、殿试之分，省元、状元之别云。

九年，诏翰林学士李等阅诸道所解孝弟力田等人，试问所业，毋可采，乃悉退去。诏劾本部官滥举之罪（见《孝廉门》）。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滞，顾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於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於是礼部上所试合格人姓名，上御讲武殿覆试，内出诗赋题，赋韵平仄相，依次用。命李、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试诸科，得三百馀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馀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馀人，皆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上自为诗二章赐之。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馀皆优等注拟，宠章殊异，历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不听。

唐朝有敕赐及第，以表特恩，至是，御试中第者皆称之。其後文学之臣有不由科第者，或献文别试，亦敕赐进士及第。

按：是年诸道所发贡士，得五千二百馀人，赐第者共五百馀人，为十取其一。

石林叶氏曰：“国初取进士，循唐故事，每岁多不过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尝语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长久之术，因曰：‘莫若参用文武之士。’是岁御试题，以‘训练练将’为赋，‘主圣臣贤’为诗，盖示以参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来未之有也。遂得吕文穆公为状头，李参政至第二人，张仆射齐贤、王参政化基等数人皆在其。自是连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时名臣悉自兹出矣。”

三年九月，上御讲武殿试礼部贡士举人，进士加论一首，自是以三题为准。故事，礼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试，非常例也。是冬，诸州举人并集，会将亲征北汉，罢之。自是每一年或二年乃贡举。

按：《选举志》言是年试进士始加论一首，然考《登科记》所载，建隆以来，逐科试士皆是一赋、一诗、一论，凡三题，非始於是年也。

五年，覆试进士，得苏易简以下一百二十一人，并分甲乙之第，赐宴。

时颜明远、刘昌言、张观、乐史等四人皆以见任官举进士，上惜科第不与，特授近藩掌书记。

是岁，有赵昌国者，求应百篇举（谓一日作诗百篇。不设此科，求应者即试之），上出杂题二十字曰“松风雪月天，花竹鹤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各令赋五篇，篇八句。逮日旰，仅成数十首，率无可观。上以此科久废，特赐及第，以劝来者。仍诏有司今後应百篇举，约此题为式。

七年，诏：“诸州长吏解送举人，取版籍分明，为乡里所推，仍十人为保，保内有行止逾违者连坐，不得赴举。”

八年，诏曰：“岁千秋赋，是曰彝章。爰自近年，遂隳前制，止一偕於计吏，许常赴於贡闱，岂足程功，颇容徼幸。复归旧贯，允叶至公。宜令诸道下第举人依旧重请文解。”

是年，试进士始分三甲，第一甲并知县。

雍熙二年，令考官亲戚别试。是年，亲试举人，初唱名赐第，赐梁颢以下一百七十馀人，诸科一百馀人。李、吕蒙正之子皆入等，上以势家不宜与孤寒竞进，罢之。左右言尚有遗材，复试又得洪湛等七十馀人，诸科三百馀人，并赐及第。

四年，先是，上阅试举人，累日方毕，宰相屡请以春官之职归有司，如唐故事，乃诏岁命春官知举。

端拱元年，礼部放进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一十人。榜既出，而谤议蜂起，上意其遗材，遽召下第人覆试於崇政殿，得进士马国祥以下及诸科凡七百人，以试中为目，用白诏纸书其名氏以赐之，令权知诸县簿、尉。六月，又命右正言王世则等召诸下第进士及诸科於武成王庙重试，得合格数百人。上覆试诗赋，又拔进士叶齐以下三十一人，诸科八十九人，并赐及第。

容斋洪氏《随笔》曰：“太宗雍熙二年、端拱元年，礼部放进士之後，虑有遗材，至於再试再放。雍熙复试凡百七十六人，端拱复试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时待士可谓至矣。然太平兴国末，孟州进士张雨光以试不合格，纵酒大骂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斩之，同保九辈永不得赴举。恩威并行，至於如此。”二年，亲试举人，有中书吏人及第，上令夺所授敕牒，乃诏禁吏人应举。

淳化三年，是岁，诸道举人凡万七千馀人，苏易简知举，殿试始令糊名考校。内出《卮言日出赋》题，试者不能措辞，相率叩殿槛上请。有钱易者，日未中三题皆就，以其轻俊，特命黜之。得孙何以下三百馀人，诸科八百馀人，就宴，赐御制诗三首、箴一首，又诏刻《礼记 儒行篇》赐近臣及京朝官受任於外者，并以赐何等。初，内殿策士，例赐御诗以宠之，至陈尧叟始易以箴，至是，诗箴并赐。

旧制，《三史》、《通礼》各试三十场，每场墨义十道。制：“自今只试墨义十五场，馀十五场抽卷令面读，能知义理、分辨其句、识难字者为合格，不合者落。”

自端拱元年试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後，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後遂为例。

容斋洪氏《随笔》曰：“淳化三年，太宗试进士，出《卮言日出赋》题，孙何不得知所出，相率叩殿槛，乞上指示之，上为陈大义。景德二年，御试《天道犹张弓赋》後，礼部贡院言：‘近进士惟钞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昨者，御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则知题目不示以出处也。大中祥符元年，试礼部进士，内出《清明象天赋》等题，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至景元年，始诏御药院：御试曰，进士题目，具经史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

按：艺祖、太宗皆留意於科目，然开宝八年，王嗣宗为状元，止授秦州司理参军，尝以公事忤知州路冲，冲怒，械系之於狱。然则当时状元所授之官既卑，且不为长官所礼，未至如後世“荣进素定，要路在前”之说也。至太平兴国二年，始命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次皆优等注拟，凡一百三十人。淳化二年试士，第一甲至三百二人，皆赐及第。太宗时，惟此二年科目恩数最为优渥。《涑水记闻》言太平兴国之事，以为太祖幸西都，张齐贤以布衣献策，帝善之，归语太宗曰：“吾幸西都得一张齐贤，我不欲官之，汝异日可收以自辅。”是榜齐贤中选，在数十人後，及注官，乃诏尽与超除。如此，则是通榜恩数之厚，是太宗欲曲为张齐贤之地。马永卿《语录》载淳化二年之事，则以为武当山道士邓若拙尝出神，见二仙官相语曰：“来春进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极低，如何！”对曰：“高低不可易也，独甲科可易，不若以第二甲为第一甲。”道士觉以告人。既而唱名，上有宫中之喜，因谓近臣：“第一甲多放几人，言止则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谓第四人，王钦若第十一人，张士逊第二百六十人。後丁谓、王、张皆为宰相。如此，则是黄甲人数之多，是神物欲曲为张士逊之地。二说颇涉偏私诡异，故李大性所著《典故辨疑》深言其不然。愚以为太宗寤寐英贤，如恐不及，时出特恩，以示奖励，故初无一定之例。有如太平兴国二年、三年，第一等、第二等并授通判，而五年则前二十三名授通判，八年则第一甲授知县，雍熙二年第一等为节察推官，淳化三年则止前四名授通判，则累科授官之崇庳无定例也。分甲取人，始於太平兴国八年，然是年第三甲五十四人，第二甲一百五十七人，反三倍於第三甲之数。端拱元年、二年，则又不分甲。淳化三年，第二甲五十一人，第一甲三百二人，反六倍於第二甲之数，则累科分甲人数之多少无定例也。好事者徒见二张致身宰辅，而不擢高科，而二科恩例尔优厚，故必以为曲为二人之地耳。

真宗咸平元年，诏礼部放榜，得进士孙仅以下五十人，高丽宾贡一人。自淳化五年停举凡五年，至是始行之。

其年，密州发解官坐荐送非人，当入金，特诏停任。因诏告谕诸路，以警官吏。

容斋洪氏曰：“按《登科记》，孙仅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刘烨为河南人，馀皆贯开封府，其下二十五人亦然。不应都人士中选如是其多，疑外方寄名籍，为进取之便耳。”

二年，诏：“天下贡举人应三举者，今岁并免取解，自馀依例举送。”

三年，亲试举人，上临轩三日无倦色，得进士陈尧咨以下四百九人，诸色四百三十馀人。又试进士五举、诸科八举，及尝经御试，或年逾五十者，得进士及诸科凡九百馀人，共千八百馀人，其中有晋天福随计者。较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未有也。

诏曰：“孔门四科，德行为贵。言念近岁，偷薄成风，务扇朋游，以图进取，潜相诟病，指摘瑕疵，有玷士伦，颇伤俗化。自今两京、诸路所解举人，宜先廉访行实，或艺文可采而操履有亏，投书匿名，饰词讪上之类，并严加惩断，勒归乡县课役，永不得就举。如辄敢解送，所由官吏必当论罪，仍令御史台觉察之。”

又亲试河北贡举人，赐进士齐革等十三人、诸科三百四十五人及第、同出身。既下第，求试武艺及量材录用者又五百馀人，悉赐装钱慰遣之，命礼部叙为一举。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科举取士，及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时制旨，未尝辄同。士子随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诉也。太平之二年，进士一百九人，吕蒙正以下四人得将作丞，馀皆大理评事，充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将作丞，馀并为评事，充通判及监当。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苏易简以下二十三人皆将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则以下十八人评事、知县，馀授判、司、簿、尉，未几，世则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录，明年并迁守评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梁颢以下二十一人才得节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权知诸县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陈尧叟、曾会至得光禄丞、直使馆，而第三人姚揆但防御推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以下二人将作丞，二人评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拟。咸平元年，孙仅但得防推。二年，孙暨以下但免选注官。盖此两榜，真宗在谅ウ，礼部所放，故杀其礼。及三年，陈尧咨登第，然後六人将作丞，四十二人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节使推官、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团军事推官。”

四年，诏：“淄、青、齐州及河北经蕃寇蹂践处，贡举许免取解。”（此泛免之始）

五年，亲试举人，得进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经》、诸科百八十人。是岁，贡举人集阙下万四千五百馀人，陈恕知贡举，所取士甚少（进士、诸科共取二百一十八人，约六十六人取一人），诸州举送官被黜责者甚众。

景德二年，亲试举人，得进士李迪等二百四十馀人，特奏一百馀人，诸科五百馀人，诸科特奏七十馀人。先是，迪与贾边皆有声场屋，及礼部奏名，而两人皆不与。考官取其文观之，迪赋落韵，边论“当仁不让於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於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

虞部员外郎、知郑州王矩上书自荐，求进士第。上以矩自燕蓟归化，居官清白而自强学业，特赐及第，驿召赴闻喜宴。上以去岁河朔用兵，民甚惊扰，其乘城捍寇，多出士人，故广示甄采。

诏应赐进士、诸科同出身，试将作监主簿者，并令守选。故事，登科皆有选限；近制，及第即命以官。上初复廷试，赐出身者亦免选；至是，策名之士尤众，多设等级，以振淹滞，虽艺不及格，悉赐同出身，试秩解褐，故令有司循用常调，以示甄别。又诏：“贡举之门，因循为弊，躁竞斯甚，缪滥益彰。宜令权住二年，庶使服勤，更专学问，无失大成之术，式符虚伫之怀。仍委礼部贡院：自今科场，务精考试，无容滥进，用革浇风。比又有州郡全无解送，是谓旷官。其诸路府州将来秋赋，当职官如依前顾避，全不解人，致有上言，必行朝典。”

礼部贡院上言：“请诸色举人各归本贯取解，不得寄应，及权买田产立户，诸州取解发寄应举人，长吏以下请依例科罪，犯者罪亦如之。有乡里遐远，久住京师，许於国子监取解，仍须本乡命官委保，判监引验，乃得附学，发解日奏。请差官考试。”

三年，诏：“进士就试，不许继烛。自今开封府、国子监、诸路州府，据秋赋投状举人，解十之四，如艺业优长，或荒缪至甚，则不拘多少。今岁秋赋，止解旧人，新人且令习业。川、广旧取解人，并许免解。”

翰林学士晁迥等议：“令诸州约分数解送，或自来举子止有三两人，欲听全解，或其才业卓然不群者，别以名闻。其文武升朝官亲，许附国学。”（此胄试之始）

贡院言：“昨详进士所纳公卷，多假借他人文字，或用旧卷，或为佣书人易换文本，是致考校无准。请自今并令举人亲自投纳，於试纸前亲书家状。如将来程试与公卷全异，及所试文字与家状书体不同，并放之。或假用他人文字，辨认彰露，即依例扶出，永不得赴举。其知举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贡院，考较公卷，分为等第。如事业殊异者，至日更精加试验，所冀抱艺者不失搜罗，躁进者难施伪滥。”

四年，令礼部糊名考较。先是，上尝问辅臣以天下贡举人数，王旦曰：“万三千有馀，约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则当黜者不啻万人矣。典领之官，必须审择。晁迥兢畏，当以委之。”且谓滕元晏少交游，命迥等知贡举，元晏等封印卷首。凡封卷首及点检详试别命官皆始此，先糊名用之殿试，今复用之礼部也。初，陈彭年举进士，以轻俊为宋白所出，於是彭年与迥等更定条制，设关防，不复拣择文行。虽杜绝请，然甲科者多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大中祥符元年，南省下第举人周叔良等百二十人讼知贡举官朋附权要，抑塞孤寒，列上势家子弟四十馀人，文字浅近，非合奏名。上曰：“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既而叔良等所陈皆妄，命配隶许州。

二年，礼部贡院言：“准诏议定国子监、两京、诸路以五次解到举人内，取一岁数多者，自今解十之三，永为定式。”诏令於五年最多数中特解十之五，庸振淹滞，以广搜罗。

六月，亲试东封路服勤词学、经明行修，赐进士梁固以下三十一人。

四年，亲试祀汾阴路服勤词学、经明行修，赐进士张师德以下三十一人。

按：自雍熙、端拱而後，取士之法，省试之後乃有殿试，已为定例。独此二年《会要》所载，乃停贡举年分，礼部未尝放进士，然则此六十馀人者，乃是封禅特恩所试，如後来进省到殿之类是也。

四年，开封府进士郭颜、孙硕等同保赴举，硕预荐，颜被黜，诣府自首有服纪不当赴举，欲以累硕。上恶其险躁无儒行，令配颜蔡州，勿齿儒籍。又诏曰：“如闻河朔诸州解送举人难於考核，颇多黜落。宜令转运使於落解举人最多处，内有显负苦辛者，遣官别加考试，及格人送礼部。”

五年，上闻贡院监门官以诸科举人挟书为私，悉解衣阅视，失取士之体，亟令止之。又令贡院录诸州发解试题以闻，以将廷试，虑或重复。自是用以为例。　又诏令自今贡举人曾预南省试者，犯公罪特听罚赎。

先是，挟书赴试者，并同保人殿一举。是岁试诸科，以挟书扶出者十八人，计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当奏名。有司以闻，上特令赴殿试，乃诏礼部裁定殿举之制。礼部言：“诸科怀挟书策，比对义十‘不’、词理纰缪者情理稍重；其进士所挟，未必全是所试文字。请自今挟书犯者依条殿举，其同保殿举指挥更不施行。”奏可。

八月，诏：“诸卫将军、诸司使副、三班、知州处贡举人，令通判、幕职、录事参军及考试官解发，知州止同署解状，所解不当，亦免其罪。”

七年，诏：“诸州解送举人内黜落多处，宜令本州选官覆试，取艺业优长者送礼部，以二月一日为限。进士、诸科其曾经殿试，并河北、陕西诸科曾至终场，及他州两至终场下第者，悉免取解。”

容斋洪氏《随笔》曰：“天禧三年，京西转运使胡则言：‘滑州进士王世质等诉本州黜落，即取元试卷付许州通判崔立看详，立以为世质等所试不至纰缪，已牒滑州依例解发。’诏转运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发缘由以闻，其试卷仰本州缴进，世质等仍未得解发。及取到试卷，诏贡院定夺，乃言词理低次，不合充荐，复黜之，而劾胡则、崔立之罪。盖是时贡举条制犹未坚定，故有被黜而来诉其枉者，至於省试亦然，如叶齐之类由此登第，後来无此风矣。”

八年，始制誊录院。

时怀、卫、滨州以部内官属少进士登科者，因聚数州进士都试之。乃诏：“自今诸州发解，如乏试官，宜令转运司选邻州官充，不得移举就他州并试。”

天禧二年，诏：“自今锁厅，应举人所在长吏先考试艺业，合格者始听取解。如至礼部不及格，当停见任，其前後考试官、举送长官皆重罪。”至天圣时，除其法。

四年，诏以近年开封府举人稍多，屡致词讼，令翰林学士承旨晁迥等议定条制。迥等上言：“诸州举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贯难於取解，遂奔凑京毂，寓籍充赋。人数既众，混而为一，有司但考其才艺，解送之际，本府土著登名者甚少，交构喧竞，亦由於此。欲请自今举人有期周卑弱以下服者，听取文解；寄应举人实无户籍者，计召官保任，於本府户籍人数外别定分数荐送。”诏从之。

●卷三十一 选举考四

○举士

仁宗天圣二年，赐举人宋郊、叶清臣、郑戬以下及诸科凡四百八十馀人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上封事者言，经学未究经旨，乞於本科问策一道。对者多纰缪，上以执经肄业不善为文，特命取其所长，用广仕路，并不黜落。国朝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郊与弟祁俱以词赋得名，时奏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祁第十。

时天下登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取士之路可谓盛矣。虽耄钝之士，数诎於试，後多收入仕版，谓之“特奏名”。至或因循不学，欲积举以应令，乃诏曰：“学犹殖也，不殖将落，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朕虑天下之士或有遗也，既已临轩较得失，而忧其屡不中科，则衰迈而无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闾，而进不得预於禄仕，故常数之外，特为之甄采。而狃於宽恩，遂隳素业，颓弛苟简，浸以成风，甚可耻也。自今宜笃进厥学，无习侥幸焉。”

景初，诏曰：“乡学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或老而不得进，朕甚闵之。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辄黜，皆以名闻。”自此率以为常。

石林叶氏曰：“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礼部故事。景中，稍厌其烦渎，始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模印给之，遂罢上请之制。”

王氏《挥麈录》曰：“韩忠献（亿）景中参仁宗政事，天下称为长者。四子仲文（综）、子华（绛）、持国（维）、玉汝（缜）俱礼部奏名，忠献启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虽非有司观望，然臣既备位政府，岂当受而有之？天下将以为由臣致此，臣虽不足道，使圣明之政，人或议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为荣观哉！乞尽免殿试唱第，幸甚！’诚恳再三，上嘉叹而允所请。忠献既薨，仲文、子华、玉汝相继再中甲科，独持国曰：‘吾前已奏名矣，当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远方邪？’不复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公荐持国疏云：‘曾预南宫高荐，自後不出仕宦。’其後仲文知制诰，子华、玉汝皆登宰席，持国赐出身，至门下侍郎，为本朝之甲族云。”

按：嘉二年御，试方令礼部所奏进士俱免黜落，知以前盖有过省而殿试不中者矣，故韩忠献诸子仲文、子华、玉汝必再中甲科而後可以言登第。若嘉二年以後，则凡预礼部正奏名，皆为有出身之人矣。

四年，贾昌朝言：“有亲戚事本州，及或为发解官，及侍父祖远宦距本州二千里，宜敕转运司选官类试，以十率之，取二人。”诏近臣议，而丁度等谓旧制限十月二十五日上名於省，若二千里而赴试，或有不及，愿宽其期一月，听如昌朝说。由是诸路始有别头试。其年，诏开封府、国子监及别头试，封弥、誊录如礼部。

宝元中，李淑侍经筵，帝访以进士诗、赋、策、论先後，俾以故事对。淑退而上奏曰：“唐调露二年，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以进士止试策，灭裂不尽其学，请帖经以观其学，试杂文以观其才。自此沿以为常。至永隆二年，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试策。天宝十一载，进士试一大经，能通者试文、赋，又通而後试策，五条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赵赞请试以时务策五篇，箴、论、表、赞各一篇，以代诗、赋。太和三年，试帖经，略问大义，取精通者次试论、议各一篇。八年，礼部试以帖经、口义，次试策五篇，问经义者三、问时务者二。厥後变易，遂以诗、赋为第一场，论第二场，策第三场，帖经第四场。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篆为贵，得取士之实矣。然考官以所试分考，不能通加评校，而每场辄退落，士之中否特系於幸不幸。愿约旧制，先策，次论，次赋及诗，次帖经、墨义，而敕有司并试四场，通较工拙，以一场得失为去留。”诏有司议，稍施行焉。

庆历四年，臣僚上言，改更贡举进士所试诗、赋、策、论先後，诏下两制详议。知谏院欧阳言：“凡贡举旧法，若二千人就试，常额不过选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试及取人之数，大约不过此）。是於诗赋、策、论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选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试之官殆废寝食，疲心竭虑，因劳致昏，故虽有公心而所选多滥，此旧法之弊也。今臣所请者，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误引事迹者（亦限件数），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於千人而选五百，则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选者不至大滥，盖其节钞剽盗之人，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策、论逐场旋考，则卷子不多，考官不至劳昏，去留必不误）。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此臣所谓变法必须随场去留，然後可革旧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当博采（只可尽令试策），要在南省精选。若省榜奏人至精，则殿试易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概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细加详定，大概当以策、论为先。”

按：诗、赋不过工浮词，论、策可以验实学，此正理也。今观欧公所陈，欲先考论、策，後考诗、赋，盖欲以论、策验其能否，而以诗、赋定其优劣，是以粗浅视论、策，而以精深视诗、赋矣。盖场屋之文，论、策则蹈袭套括，故汗漫难凭；诗、赋则拘以声病对偶，故工拙易见。其有奥学雄文，能以论、策自见者，十无一二，而纷纷鹄袍之士，固有头场号为精工，而论、策一无可采者。盖自庆历以来，场屋之弊已如此，不特後来为然也。故欧公之言，欲先试论、策，择其十分乱道者先澄汰之，不特使之稍务实学，且使司衡鉴者所考少则易精；又既工论、策，则不患其不长於诗、赋，纵诗、赋不工，而所取亦不害为博古通经之士矣。

又按：祖宗以来，试进士皆以诗、赋、论各一首，除制科外，未尝试策。天圣，晏元献公请依唐明经试策而不从。宝元中，李淑请并诗、赋、策、论四场通考，诏有司施行。不知试策实始於何年。当考。

知制诰富弼言：“国家沿隋唐设进士科，自咸平、景德以来，为法尤密，逾於前代，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夫省试有三长，殿试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时词学之臣，而又选馆阁才臣数人，以助考较，复有监守巡察、糊名、誊录，上下相警，不容毫之私，一长也。引试凡三日，诗、赋可以见词艺，论、策可以观才识，四方之士得以尽其所蕴，二长也。贡院凡两月馀，研究差次，可以穷功悉力，三长也。殿试考官滥取而不择，一短也。一日试诗、赋、论三篇，不能尽人之才，二短也。考校不过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礼部放榜则权归有司，临轩唱第则恩出主上，则是忘取士之本，而务收恩之末也。且历代取士，悉委有司，独後汉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亦未闻天子亲试也。至唐武后载初之年，始有殿试，此何足法哉！必虑恩归有司，则宜使礼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诸殿庭，唱名赐第，则与殿试无所异矣。”遂诏罢殿试，而议者多言其轻上恩，隳故事，旋复殿试如旧。

上命侍臣条奏急务，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奏列十事，其三请精贡举，欲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诏近臣议，於是翰林学士宋祁等合奏言：“今教不本於学校，士不察於乡里，则不能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於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臣等参考众说，择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学校，则学者修饰矣；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於治乱矣；简程式，则宏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於记诵矣。”乃诏：“州县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为教授，不足则取於乡里宿学之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试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亏行、冒名等禁。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可为永式。”初，保宁军推官胡瑗教授湖州，科条纤悉备具，诸生信爱，如其子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为学令。是冬，诏罢日限。以余靖言广学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宽食贫之人，或者谓仲淹既去，而执政意皆异，故有是诏。

时言初令不便者甚众，以为诗、赋声病易考，而策、论汗漫难知，祖宗以来，莫之有改，得人尝多。乃诏一依旧条。

嘉二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

时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欧阳知贡举，尤以为患，痛裁抑之，仍严禁挟书者。既而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浇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时上书者言：“四年一贡举，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众多，势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废学数年；才学之士，不幸有故，一不应诏，沈沦十数年，或累举滞留，遂至困穷老且死者甚众，以此毁行冒法干进者不可胜数。宜岁一贡举，中分旧数而荐之。”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帝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为今之计，孰若裁其数而屡举也？”下有司议，而议者乃合奏曰：“臣等谓易以岁之法，无害而有利，不足疑也。使举子不幸有疾病丧服之故者，不致久沈，且程文偶不中选，旋亦遇贡举，则无滞才之叹，而天下所荐举数既减半，礼部主司易以详较，得士必精矣。近年挟书代笔传义者多，因使权贵富豪之子得以滥进。盖由人众，有司无繇察，若人少，则诸伪滥势自不容，使寒苦艺学之人得其涂而进。”於是下诏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增设明经，试法：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三经通六、五经通五为合格，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等，而罢说书举。其不还乡里而寓户他州以应选者，严其法：每秋赋，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上於州，州长贰复审察得实，然後上本道使者类试。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则州县皆坐罪；若省试而文理纰缪，坐元考官。

时以科举既数，则高第之人倍众，其擢任恩典宜损於故，乃诏曰：“朕惟国之取士，与士之待举，不可旷而冗也，故立岁之期，以励其勤；约贡举之数，以精其选。著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日尝不次而用，若循旧比，终至滥官，甚无谓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前此前三名皆为通判）。其馀以次减降。”自是骤显者鲜，而所得人材及其风浸比旧亦浸衰。

容斋洪氏《随笔》曰：“本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及嘉以前，亦指日在清显，东坡《送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为通判，第一人才得评事、签判，代还升通判，又任满始除馆职。王安石为政，又杀其法，恩数既削，得人衰矣。观天圣初榜，宋郑公郊、叶清臣、郑文肃公戬，高文庄公若讷、曾鲁公公亮五人连名，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尧臣、韩魏公琦、赵康靖公连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刘相沆、孙文懿公连名。杨榜，不幸即死，王岐公、韩康公绛、王荆公安石连名。刘榜，不显，胡右丞宗愈、安门下焘、刘忠肃公挚、章申公连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从，盖可数矣。”

沈氏《笔谈》曰：“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分错，有司不能绳。觐见之日，先设禁闱於著位之前，举人皆拜於禁闱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坐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中，予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馀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阁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

又曰：“礼部贡院试进士，设香案於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学究，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取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席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

按：沈公所记典故，皆源於唐时，宋朝因之，至嘉时犹然。後来天下所解进士，非中选礼部，待对亲策之日，不得觐清光。而礼部试士之时，虽无所谓五经学究，然其所以待进士者，礼亦杀於祖宗之时矣。

英宗治平三年，诏曰：“先帝以士久不贡怠於学，而豪杰者不时举，故下岁之令。而自更法以来，其弊浸长。里选之牒仍故，而郡国之取减半；计偕之籍屡上，而道涂之劳良苦，朕甚闵焉。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天下解额，於未行岁之法已前，四分取三为率，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恩典不增而贡举期缓，士得休息，官以不烦矣。

知谏院司马光上言，请贡院逐路取人，其略曰：“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使僻远孤陋之人与之为敌，混同封弥，考较长短，势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虽微陋之处，必有贤才，不可诬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近自族姻，远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多矣。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於京师，不复更归。其亦有身负过恶，或隐忧匿服，不敢於乡里取解者，往往和买监牒，妄冒户贯，於京师取解。自岁开场以来，远方举人惮於往还，只於京师寄应者，比旧尤多。国家虽重为科禁，至於不用荫赎，然冒犯之人岁岁滋甚。所以然者，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则人之常情，谁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设美官厚利进取之涂以诱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於後，是犹决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势必不行矣。”

参知政事欧阳修上言：“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厚薄於其。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於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传》曰：‘无作聪明乱旧章。’又曰：‘利不百者不变法。’今言事之臣偶见一端，即议更改，此臣所以区区欲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谓‘偶见一端’者，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此臣所谓偏见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国家方以官滥为患，取士数必难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则须多减东南之数。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馀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减东南而增西北，则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东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当发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齐，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须充足十一之数，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颠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专以较艺取人，而使有艺者屈落，无艺者滥得，不问缪滥，只要诸路数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则寄应者争趋而往，今开封府寄应之弊可验矣。此所谓法出而奸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广南东、西路进士例各绝无举业，诸州但据数解发，其人亦自知无艺，只来一就省试而归，冀作摄官尔。朝廷以岭外烟瘴，北人不便，须藉摄官，亦许其如此。今若一例与诸路十人取一人，此为缪滥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尔，若旧法一坏，新议必行，则弊滥随生，何可胜数！故臣谓且遵旧制，但务择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选，人自无言，此乃当今可行之法尔。若谓上习浮华，当先考行，就如新议，亦须只考程试，安能必取行实之人？议者又谓西北近虏，士要牢笼，此甚不然之论也。使不逞之人不能为患则已，苟可为患，则何方无之？前世贼乱之臣，起於东南者甚众，其大者如项羽、萧铣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辈，又皆起乱中州者尔，不逞之人，岂专西北？矧贡举所设，本待材贤，牢笼不逞，当别有术，不在科场也。惟事久不能无弊，有当留意者，然不须更改法制，止在振举纲条尔。近年以来，举人盛行怀挟，排门大噪，免冠突入，亏损士风，伤败善类，此由举人既多，而君子小人杂聚，所司力不能制，虽朝廷素有禁约，条制甚严，而上下因循，不复申举。惟此一事，为科场大患，而言事者独不及之。愿下有司议革其弊，此当今科场之患也。”

按：分路取人之说，司马、欧阳二公之论不同。司马公之意，主於均额，以息奔竞之风；欧阳公之意，主於核实，以免缪滥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艺取人，则欧公之说为是。盖士既求以用世，则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訾，至於弃亲匿服、身负过恶者，皆素无行检之人，此曹虽使之生长都城，早游馆学，超取名第，亦未必能为君子。若以为远方举人，文词不能如游学京师者之工，易以见遗，则如欧、曾、二苏公以文章名世，诏今传後，然亦出自穷乡下国，未尝渐染馆阁，习为时尚科举之文也，而皆占高第。然则必须游京师而後工文艺者，皆剽窃蹈袭之人，非颖异挺特之士也。

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初，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俱本於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进士额。诏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议之。韩维请罢诗赋，各习大经，问大义十道，以文解释，不必全记注疏，通七以上为合格；诸科以大义为先，黜其不通者。苏颂欲先士行而後文艺，去封弥、誊录之法。直史馆苏轼上议，略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於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而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於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官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於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兴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於天下，而必欲废之？”

上读轼疏曰：“吾固疑此，今得轼议，释然矣。”他日以问王安石，安石曰：“不然。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赵是轼言，安石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於是卒如安石议，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取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进士额，诸科如许用旧业一试後，非尝应诸科人得创以诸科求试。其京东西、陕西、河北、河东五路之创试进士者，及府、监、他路之舍诸科而为进士者，乃得用所增之额以试，皆别为一号考取，盖欲优其业，使不至外侵，则常向慕改业也。

按：科举不足以尽取人之法，然自隋唐以来，入官者皆以是为进身之阶，及其人之贤否，则初不缘此。柳子厚《送崔符序》言：“今世尚进士，故天下举归之，而更其科以为得异人乎？无也。惟其所尚，又举而从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犹是人也；尚之以经术，经术犹是人也。”姚康撰《科第录序》言：“以颜、孔为心者，虽日视淫靡，莫能迁其操；以桀、跖为行者，虽日闻仁义，莫能治其性。若膺乡举里选，亦此流也；若搜茂材异行，亦此流也。则何必目秀才为朴，名进士为薄邪。”盖唐人已有此论，即坡公之意也，但变声律为议论，变墨义为大义，则於学者不为无补。然介甫之所谓“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学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书纵尽善无可议，然使学者以干利之故，皓首专门，雷同蹈袭，不得尽其博学详说之功，而稍求深造自得之趣，则其拘牵浅陋，去墨义无几矣，况所著未必尽善乎？至所谓“学术不一，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则李斯所以建焚书之议也，是何言欤！

既罢明经、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诸科之不能改试进士者。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惟尝应明经、诸科试在熙宁五年前者得试，非此类，有司不受。既得官，又得预刑法官试，中者推恩有加。

三年，亲试举人，初用策。旧制，进士一日而兼试诗、赋、论，谓之“三题”，特奏名人止试论一道。至是，进士就席，有司犹循故事给《礼部韵》及题，出乃策问也。

叶祖洽对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为三等，覆考为五等。上令宰相陈升之面读，以祖洽为第一。考官苏轼疾其阿谀，因拟进士策一篇以进。

是年，南郊赦书，访求节行才识学术之士，诸路监司以刘蒙等二十一人应诏，送舍人院试，而命以官。

熙宁初，诏：“进士、诸科经仁宗朝殿试，或进士、明经三举，殿试五举，省试下，诸科五举，殿试七举，省试下，并免解。因应举授诸州司士、长史、文学、助教、参军，不理选限。年未六十，注权入官。”三年，又诏：“景五年以前礼部试下，进士一举、诸科二举，年六十五，若递加一举，则不限年，州县以名闻，特与推恩。府、监举人以京朝官二人保识。进士七举、诸科八举、年四十、礼部尝奏名者，并特赴殿试，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各减一举以优之。旧止试论，至是，如进士试时务策一道。自同五经出身而降为九等，上等注官，次守选，次遇郊注官，及不理选限各有差。”

诏：“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凡亲戚若门客毋得试於其州，类其名上之转运司，使与厅者同试，率七人特立一额以解，不用其所避州解额。”

五年，诏宗室非袒免亲，许应举补官。

十年，始立宗子试法：凡祖宗袒免亲已命者，附锁厅试；非袒免以外，例许应举，国子监、礼部皆别试、别取，十人取五，试者虽多，解过五十人。廷试策问与进士同，而别考累举不中，年及四十以闻，而录用之。

六年，诏进士、诸科及选人、任子并令试断案、律令大义或时议，始出官。其後又诏进士第一人以下并试。初，诏自三人以下始令试法，中书习学练亨甫言：“高科任签判及职官，预一州之事，其於习法岂所宜缓？前此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矣。”乃诏悉试。

帝因言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令，吴充曰：“汉儒陈宠以法律讲受，徒众常数百人。有律学在六学之一，後来缙绅，多耻此学。明法一科又徒能诵其文，罕通其意。近岁将补官者，必聚而试之，此有以见恤刑之意。”

旧制，进士诸科以甲次高下率钱期集，贫者或称贷。是年，始赐钱三千缗为期集费。

旧制，新进士入谢，进谢恩银百两。至是，罢之。

八年，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於学官，谓之《三经新义》。

先是，安石奏学官试文，且言黎亻先、张谔文胜而违经旨，帝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安石曰：“已令陆佃、沈季长训释《诗义》矣。”帝曰：“佃辈信能发明奥旨乎？”安石曰：“虽命之训，而臣实商度也。”

旧制，开封府发解三百馀额，国子监额不及其半。至是，合试而通取之。

九年，殿试进士。初，覆考官陈泽等考上一甲文卷失当，赎金有差。诏自今唱名尽四甲，而礼部正奏名上十人，未与者奏听裁决。

元丰元年，诏开封府、国子监举人并试，通取解额。其诸州不满百人者，令漕司取便近州各用本所额，就一州考取。御史黄廉言：“别试所解试业《诗》者十人而取至四五，《书》之一经止取一人，等之业文，不应能否相绝如此。愿分经立额，均收其长。”诏自今《诗》、《易》悉占三分，《书》二分，《周礼》、《礼记》通二分。又言：“朝廷多用讲官考试，诸生在学，熟知其平时议论趋向，则试文易投其好，而远士往往见黜。考官用监学讲授人。”诏差官日取裁。知谏院黄履言：“诸科旧试记诵，故口授为传义，重其法禁。今大义须文，岂容口授？而重法如故，仍酿立告赏，证左又皆其徒，虑有诬枉，请改立法。”从之。

五年，先是，帝见黄裳所为文，爱之。至是，礼部奏进士，有裳名。及进读试策，在前列者皆不称旨。命求裳名，至未甲始见，乃擢为第一。考官以高下失实赎金。

八年，济、博、棣三州诸科举人诉於礼部，言：“诸科旧额多归进士，仅有存者，又有以尽解新科明法。今试而中，无额可解。”於是常留诸科旧额十分之一，以待不能改业者。

知徐州苏轼上言，乞为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事见《胥吏门》）

哲宗元二年，更科场法。进士分四场：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论一道，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不兼诗赋人许增治一经，诗赋人兼一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

尚书省言：“近岁承学之士闻见浅陋，辞格卑弱，患在治经者专守一家，不识诸儒传记之说，为文者唯知解释，不通声律体要之学，深虑用之文从此遂息。兼一经之内，可以为题者无几，有司所试，多其平日已尝宿为，若非议而更之，必且大弊。”而礼部请置《春秋》博士，进士专为一经。又侍御史刘挚奏：“国朝取士，试赋、论、策，更百馀年，号为得人。熙宁初，以章句破碎大道，乃罢诗赋而改试以经，可谓知本。然今之治经，大与古异。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佐以庄、列、释氏之书，试者累辈百千，概用一律，其中虽有真知圣人本指，该通先儒旧说，与时尚不合，一切捐弃。且诗赋、经义，均之以言取人，贤否邪正，未可遽判。第从有司去取较之，诗赋有声律法度，故工拙易见，所从命题者广，故寡重复；经义命题不出此书，既可夙具，稍更数试，题多重出，既格律不严，难以一见判其高下，或时得窃他人之文以为已作。此於取弃难易之，科第当否，由之以分。愿复诗赋，与经义兼行，其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自已之说，禁用字解、释典，以救文弊，亦使学者兼通他书，稍至博洽。”又言：“近制，明法举人试律令大义及断案，谓之‘新科明法’，中其选者，吏部即注司法，叙名在进士及第人之上。古者治本礼义，而刑法仅以助之。旧制，刑法最为下科，然必责之兼经，则犹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今新科罢兼经，专试刑书，又所取比旧猥多，调拟之法失其次序。欲加试《论语》、《孝经》大义，仍裁半额，注官并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以闻。

左仆射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後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於词采。神宗罢赋、诗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已者取，异已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异端。若已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至於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四年，知杭州苏轼状奏：“据本州进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诣臣陈状称：‘准元四年四月十九日敕，诗、赋、经义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谓学者久传经义，一旦添改诗赋，习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优待诗赋，勉进词学之人。然天下学者寅夜竞习诗赋举业，率皆成就，虽降平分取人之法，缘业已习就，不愿再有改更；兼学者亦以朝廷追复祖宗取士故事，以词学为优，故士人皆以不能诗赋为耻。比来专习经义者十无二三，见今本土及州学生员多从诗赋，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亏诗赋进士，难使捐已习之诗赋，抑令就经义之科。或习经义多少各以分数发解，乞据状敷奏者。’臣曩者备员侍从，实见朝廷更用诗赋本末，盖谓经义取人以来，学者争尚浮虚，文字止用一律，程试之日，工拙无辨。既去取高下，不厌外论，而已得之後，所学文词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诗赋。而横议之人欲收姑息之誉，争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朝廷重失士心，故为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见太学生习诗赋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闻蜀中进士习诗赋者十人而九；及出守东南，亲历十郡，及多见江、湖、福建士人皆争作诗赋，其间工者已自追继前人。专习经义，士以为耻。以此知前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皆妄也。惟河北、河东进士，初改声律，恐未甚工，然其经义文词亦自比他路为拙，非独诗赋也。朝廷於五路进士，自许礼部贡院分数取人，必无偏遗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据前件进士汪溉等状，不敢不奏，亦料诸处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参详众意，特许将来一举随诗赋、经义人数多少，各纽分数发解。如经义零分不及一人，许并入诗赋额中。仍除将来一举外，今後并只许应诗赋进士举，所贵学者不至疑惑，专一从学。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贴黄：“诗赋进士亦自兼经，非废经义也。”

又诏举经明行修科，分路立额，共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察以闻。各用其州解额，无其人则缺之。

司马光奏：“乞每岁委升朝文官保举一人，应经明行修科，与进士并置。程试一如进士，惟於及第後推恩优异，以劝勉天下举人，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窃料此法初行，其奔竞属请固不能免，若朝廷於所举人违犯名教及赃私罪，必坐举主，有所赦，行遣三五人後，自皆谨择其人，不敢妄举。如此，则士之居乡居家，独处ウ室，立身行已，不敢不谨，惟惧玷缺有闻於外矣。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

王觌言：“人情进取相妨则相挤，若经明行修科本用其州解额，虽名实孚应，众必合意诋之。此科本以厚风俗，恐俗未及厚而反败之也。乞创额以消争进。”

权知贡举苏轼言：“今名器爵禄出之太易，每一试，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祖宗旧制，礼部已奏名，至御试而黜者甚多。至嘉中年，始尽赐出身，近岁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时圣断。今礼部十人以上，别试、国子、开封解试、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进士及自该特奏而预正奏者，皆定著於令，递升一甲，则是法在有司，恩不归於人主，甚无谓也。”轼又言：“比得命案例具今举该特奏者，约已及四百五十人，今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进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後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於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初政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出官，其馀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使积弊之极增重不已。”

八年，中书言：“御试请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三题。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馀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可见习赋者多。於是诏：“来年御试，习诗赋人复试三题，专经人且令试策，自後概试三题。”

绍圣元年，礼部已定御试三题条约，至三月，诏仍试策。又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仍除去《字说》之禁。又诏礼部，取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籍，遇试，颁付考官，以防复出。罢《春秋》科，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经。既而复立《春秋》博士，崇宁又罢之。

时有建言请於《诗》、《书》、《周礼》三经义中出题以试举人者。朝廷下其议，有司承意，谓为可行。既而右正言邹浩言：“三经义者，所以训经，而其书非经也。以经造士，而以非经之题试之，甚非先帝专用经术之义。”後出题讫依旧法。

徽宗崇宁三年，诏曰：“神考议以三舍取士，而罢州郡科举，其法行於畿甸，而未及郡国。肆朕纂图，制诏有司讲议其方，成书来上，悉推行之，设辟ń於国郊，以待士之升贡者，又与临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朕劝励学者至矣。然州郡犹以科举取士，不专於学校。其诏天下，将来科场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庶几复古。”自此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部试。

四年，诏：“将来大比，更参用科举取士一次，辟ń太学其亟以此意谕达远士，使即闻之。”时州县悉行三舍法，当官者子弟得免试入学，而士之在学者积岁月累试乃得应格，其不能辍身试补者，仅可从狭额应科举，不得如在籍者三舍、解试兼与而两得，其贫且老者尤甚病之。时人议其法曰：“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故诏书及此而加以审订，未遽废科举也。

大观元年，诏举八行。

自元仿古，创立经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略艺文，取礼部试黜之士附恩科，其时御史既已咎其无所甄别矣。及八行科立，专以八行全偏为三舍高下，不内外，皆不试而补，则往往设为形迹，以求入於八行，固已可厌，至於请徇私，尤难防禁。大抵两科相望几数十年，乃无一人卓然能自著见，与名格相应者。而八行又有甚弊。士子斥弛，公私交患苦之，不能谁何，乃借八行名称，纳之学校，使其冀望无罚应贡，则稍且自戢，而长史实恐缪举从坐，故宁使之占额不贡。以是知略实艺而追古制，其难盖如此也。

政和二年，亲试举人，始罢赐诗，改赐箴。先时，御史李章言作诗害於经术，自陶潜至李、杜皆遭讥诋。诏送敕局立法，宰臣何执中遂请禁人习诗赋。又诏士毋得习史学。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先是，崇宁以来，专意王氏之学，士非三经、《字说》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议不以为是，蔡嶷为翰林学士，慕容彦逢为吏部侍郎，宇文粹中为给事中，张琮为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时务策并随事参以汉唐历代事实为问。”奉御笔：“经以载道，史以纪事，本末该贯，乃称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时务策问并参以历代事实，庶得博习之士，不负宾兴之选。”未几，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李彦章言：“夫《诗》、《书》、《周礼》，三代之故，而史载秦、汉、隋、唐之事。学乎《诗》、《书》、《礼》者，先王之学也；习秦、汉、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学也。今近臣进思之论，不陈尧舜之道，而建汉唐之陋，不使士专经，而使习流俗之学，可乎？伏望罢前日之诏，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学，而不流於世俗之习，天下幸甚！”奉御笔：“经以载道，史以纪事，本末该贯，乃为通儒。今再思之，纪事之史，士所当学，非上之所以教也。况诗赋之家皆在乎史，今罢黜诗赋而使士兼习，则士不得专心先王之学，流於俗好，恐非先帝以经术造士之志。可依前奏，前降指挥更不施行。”时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

按：尊经书，抑史学，废诗赋，此崇、观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论似正矣。然经之所以获尊者，以有荆舒之三经也；史与诗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鉴》、苏黄之酬唱也。群忄佥借正论以成其奸，其意岂真以为六籍优於迁、固、李、杜也哉？

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

六年，礼部试进士万五千人。诏特增百人额，差知举官五人。

是年，赐第八百馀人，因上书献颂，直令赴试者殆百人。有储宏等隶大阉梁师成为使臣或小史，皆赐之第。

先是，大观三年，宦者梁师成中甲科。政和四年，以邓洵武之子、鸿胪寺丞雍进颁文可采，特令直赴廷试。自後此类颇多。

政和八年，嘉王揩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昴为首。

按：太宗时，李、吕蒙正之子御试入等，上以势家不当与孤寒争进，黜之，颜明远等四人以见任官举进士，上惜科第不与，特授近蕃掌书记，盖惟恐权贵占科目以妨寒也，今亲王得以为状元。又按：端拱二年，有中书堂後官及第，上夺所授敕牒，勒归本局，诏今後吏人无得应举，盖惟恐杂流取名第，以玷选举也。今阉宦与其隶皆得以登甲科，盖至是祖宗之良法荡然矣。

王氏《挥麈录》曰：“国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盖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别立分数，考校五路举子，以北人拙於词令，故优取。熙宁三年廷试，罢三题，专以策取士，非杂犯不复黜。然五路举人尤为疏略，黄道夫榜，传胪至第四甲党卷子，神宗笑曰：‘此人何由过省？’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用分数取末名过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益以广。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试至八百五人，盖燕免省者既众，天下赴南宫试者万人，前後无逾此岁之盛。”

钦宗靖康元年，复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赐出身　凡士不繇科举若三舍，而赐进士第或出身者，其所从得不一路：遗逸、文学、吏能、言事，或奏对称旨，或试法而经律入优，或材武，或童幼而能文，或边臣之子以功来奏，其得之虽有当否，总其大较，要有可考。熙宁四年，太子左赞善大夫吴安度试舍人院已八等，有司以安度所试《绿竹诗》背王刍古说，而直以为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记》叙载淇园之竹，正卫产也，安度语有据。”遂赐进士出身。五年，祝康、李举之试经书、律令大义，而有司考之入优，遂以令赐明经出身。其後梁子野、黄葆光赐出身，遂同进士。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淳来献捷，帝喜甚，遂以赐之。其後赵迩在政和擒蛮卜漏，编次用兵首末，授其子永裔来奏，永裔亦得赐。八年，章荐大理寺丞欧阳发有史学，又得赐。九年，中丞邓绾荐遂州布衣冯正符受赐，己而绾败，正符亦坐附会追夺。元符元年，承务郎李景夏召对；三年，上舍生何太正应诏言事，皆特赐。崇宁二年，又赐右司郎官林摅、苏州进士俞焘等。明年，蔡京子攸亦与焉。四年，宋乔年察访熙河称旨；大观四年，开封少尹张叔夜皆以职事赐。政和中，小学生曹芬、骆庭芝以能文赐。自此达官贵胄既多得赐，又上书献颂得之者多至百数，不胜纪矣。靖康新政，惩奸臣蔽塞，凡行义有闻、议论忠谠，悉加赐以示好恶。张炳、雷观、陈东、尹享、邓肃相望得赐，而天下知所乡矣。

●卷三十二 选举考五

○举士

高宗建炎元年，诏曰：“国家设科取人，制爵待士，岁月等阴阳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坚。顷缘寇戎侵犯京邑，爰致四方之隽，已愆三岁之期，比申饬於攸司，涓上春而明试，深虞道阻，宽伫浃旬。而驻跸行宫，时巡方岳，非若中都当远近之会，可使四方得道里之均。特从权宜，创立规制，分礼闱之奏额，就诸路之漕台，俾谨择於考官，用精於实学，士省劳费，乡誉髦，悉预计偕，以俟亲策，敷告多士，咸体至怀。诸道令提刑司选官，即转运置司州军引试，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河东路附京西转运司；国子监、开封府人就试於留守司，御史一人董之，国子监人愿就本路试者听。”

《朝野杂记》：“建炎二年，王唐公为礼部侍郎，建言复以词赋取士，自绍兴二年科场始。曾侍御统请废经义而专用词赋，上意乡之，吕元直不可而止。十三年，国学初建，高抑崇司业言：‘士以经术为本，请头场试经义，次场试诗赋，末场试子史论、时务策各一首。’许之。十五年，诏经义、诗赋分为两科，於是学者竞习词赋，经学浸微。二十六年冬，上谕沈守约曰：‘恐数年之後，经学遂废。’明年二月，诏举人并兼习两科（内大小经义共三道）。三十一年，言者以为老成经术之士，强习辞章，不合音律，请复分科取士，仍诏经义合格人有馀材，许以诗赋不足之数通取，不得过三分，自今年太学公补试行之，迄今不改。先是，举人既兼经义、诗赋、论、策，因号四科，然自更制以後，惟绍兴十四年、二十九年两行之而止，盖举人所习已是为二，不可复合矣。”

按：熙宁四年，始罢词赋，专用经义取士，凡十五年；至元元年，复词赋与经义并行；至绍圣元年，复罢词赋，专用经义，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经、赋。盖熙宁、绍圣则专用经而废赋，元、建炎则虽复赋而未尝不兼经，然则自熙宁以来，士无不习经义之日矣。然元初，始复赋，欲经、赋中分取人，而东坡公上疏言：“自更法以来，士工习诗赋者，十人而七。欲朝廷随经、赋人数多少，各自立额取人。”则知当时士虽不习诗赋者十五年，而变法之馀，一习即工且多矣。至建炎、绍兴之，则朝廷以经义取士者且五六十年，其兼用诗赋才十馀年耳。然共场而试，则经拙而赋工；分科而试，则经少而赋多。流传既久，後来所至场屋，率是赋居其三之二，盖有自来矣。

二年，诏：“下第进士，六举曾经御试、八举曾经省试、并年四十以上，四举曾经御试、五举曾经省试、并年五十以上，河北、河东、陕西举人数内，特各减一举，元符以前到省两举者不限年，一举者年五十五已上，诸道转运司、开封府皆以名闻，令直赴廷试。”

按：仁宗嘉二年，廷试始免黜落，然则自後凡经御试者，无不出官之人。熙、丰年，亦尝有曾经御试推恩之令，盖为嘉二年御试不中者设也。今中兴之初，复有此令，则自建炎上距嘉以前，盖七十馀年，岂复有曾经御试之人乎？又恐是特为科试入下等，不理选限、未出官者而设，盖此曹亦谓之曾经御试，故令其再试而官之，以示优渥之恩。史志所载不明，当考。

是年，亲试举人於行都，赐进士李易以下四百五十馀人，第一人左宣教郎，二人、三人左宣义郎，馀推恩有差。特奏名第一人附第二甲，入五等者亦予调官，川、陕、河北、京东正奏名不赴者一百三人，即家赐第。皆龙飞特恩也。

故事，廷试上十名，御药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上曰：“取士当务至公，考官自足凭信，岂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诏自今勿先进卷子。

绍兴元年，以岁当明堂，复诏诸道类试，择宪、漕或帅守中词学之人总其事，使精选考官。於是四川宣抚处置使张浚始以便宜令川、陕举人即置司州试之。

侯延庆言：“用兵以来，太学既罢，青衿解散，文籍沦坠。今诸道州军进士已有定额，独行在职事及务官随行有服亲及门客，往往乡贡隔绝，请立应举法，以国子监进士为名。”诏从之，令转运司附试。是年，德音：“应该恩免解举人，值兵毁失公据者，召京官二员委保，所在州军给据讫，仍申部注籍。”

二年，亲策进士张九成等。时凌景夏为第二，吕颐浩言，景夏词实胜九成，请更第一。上曰：“士人初进，便须别其忠佞。九成上自朕躬，下至百执事，言之无所畏避。”乃擢首选。九成以类试及亲策俱第一，特进一官。四川类试正奏名第一人，依殿试第五人恩例。

九年，诏：“陕西久陷伪境，与四川类试，必不能中程式。其令礼部措置，别号取放。”川、陕分类试额自此始。

御史中丞廖刚言：“国朝三岁一举，每以今年大礼，明年科场，又明年省、殿试为准，故注授人先後到部，不至搀并。今科试、明堂同在嗣岁，省司财计难以应办，一不便也。近岁初官待阙，率四五年，若使进士，荫人同时差注，二不便也。更展一年，则旧制合矣。”天子是其议，其来年诏曰：“三岁宾兴之制，肇自治平，爰暨累朝，遵为彝典。顷缘多故，氵存展试期，致取士之年当宗祀，而入仕之众并集铨曹，攸司困供亿之繁，多士兴滞留之叹。宜从革正，用复故常，庶蒇事惟均，有便於国，调官无壅，亦便尔私。其绍兴十年，诸州依条发解，於绍兴十二年正月省试，三月殿试。自後科场示此为准。”

十三年，初立同文馆试。凡在行朝，去本贯及千里以上者，许附试国子监。

诏：“祖宗旧法，诸路州军科场，并限八月五日锁院。缘福建去京远，遂先期用七月；川、广尤远，遂用六月。今福建、二广趋京不远，恐试下举人冒名再试他州，可依限八月初五日锁院。”

旧诸州皆以八月选日试士，举人有就数州取解者。至是，诏诸道发解并以中秋日引试，四川则用季春，而仲秋类省焉。

太学博士王之望言：“举人程文，或纯用本朝人文集数百言，或歌颂及佛书全句，旧式皆不可考。建炎初，悉从删去，故犯者多。”诏申严行下。

十九年，诏：“自今科试前一岁，诸州军及属县长吏籍定合应举人，以次年春县上之州，州下之学，核实引保，赴乡饮酒毕，送试院。其临期投状射保者，皆勿受。”

自熙、丰，程颢、程颐以道学倡於洛，海内皆师归之。中兴以来，始盛於东南，士子科举之文稍祖颐说。先是，陈公辅上疏诋颐学，乞行禁绝，而胡寅辨其非。至绍兴末年，正字叶谦亨上言：“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士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右王安石，稍涉颐学，一切摈弃。程、王之学，时有所长，皆有所短，取其合於孔、孟者，皆可以为学也。”上曰：“赵鼎主程颐，秦桧主王安石，诚为偏曲。”诏有司自今毋拘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道学之禁，至是稍解矣。

礼部侍郎周葵言：“科举足以取士。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多取经传之言可为谀佞者，以为问目，学者因之，专务苟合时好。如论伊尹、周公，则竞为归美宰相之言；《春秋》讥贬失礼，则指为褒称之事。悖戾圣人之意，大率类此。至於前古治乱兴亡之变，以时忌绝口不道，後生晚辈往往不读史书。望诏有司选通经博古之士，置之上游；其穿凿迎合，议论乖僻，不合体式者，皆行黜落；若矫枉过正，不顾所问，务为诋讦者，亦复勿取。”从之。

二十五年，上谓辅臣曰：“往年秦埙对策，皆桧、喜语，有司拟为第一，朕抑第三，不使与寒士争。今可举行祖宗故事，应礼部举人内有权要亲族者，并令覆试。仍追夺埙出身，改曹冠等七人阶官并带‘右’字，馀并放。”

二十七年，先时蜀士赴殿试不及者，皆赐同进士出身。上念其中有俊秀能取高第者，不宜皆下列，至是，先期谕都省，宽展试日以待。宰相沈该奏：“天时向暑，临轩非便。请後至者臣等策之，中书定高下。”上曰：“三年策士，朕岂惮一日之劳邪？”及唱第，王十朋为首，第二人阎安中，第三人梁介。安中、梁介皆蜀士也。上大悦。

二十九年，孙道夫侍经筵，一日，极论四川类试请托之弊，请尽令赴礼部。上曰：“後举但当遣御史监之。”道夫持益坚，事下国子监，祭酒杨椿曰：“蜀去天万里，可使士子涉三峡、冒重湖邪？欲革其弊，一监试得人足矣。”遂诏监司守ヘ宾客力可行者赴省，馀不在遣中。是岁，四川类省试，始降敕差官。四川类省试第一人恩数，初，视殿试第三人，赐进士及第，优之也。後以何耕对蜀人才策，为秦桧所怒，乃改礼部类试第一等人并赐进士出身，自是无有不赴御试者。惟上不亲策，则类省试第一人恩数如旧，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已上附第二甲焉。

孝宗隆兴元年，诏：“应令人代名及为人冒名赴省者，各计所受财依条外，并永不得应举。”

省试旧以十四人取一名，隆兴初，建、剑、宣、鼎、洪五州进士，三举实到场者，皆以覃恩免解。有旨增省额百人，遂以十七人取一人，而四川类省试则十六人取一名，後不复改。

容斋洪氏《随笔》曰：“黄鲁直以元三年为贡院参详官，有书帖一纸云：‘正月乙丑，锁太学，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进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视今日为不侔。”

臣僚言：“科举之制，州郡解额狭而举子多，漕司数宽，士往往舍乡贯而图漕牒。乞申严诈冒之禁，立为中制。”从之。四年，乃裁定牒试法，文武臣添差官，除亲子孙外，并罢；其行在职事官，除监察御史已上，并不许牒试。

乾道六年，诏自今诸道试官，皆隔一郡选差。後又令历三郡合符，乃听入院，防私弊也。

七年，虞允文请辛巳以来归正人，依仿祖宗陕西、河北赴南省试，别立号取人。从之。

八年，礼部尚书胡沂、郎官萧国梁造贡籍成，上之，凡诸道举人乡贯、治经、三代、年甲、举数悉备。

淳熙二年，御试。上尝谓辅臣，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诗书，命讨论殿最来上。至是，唱第後之二日，上御殿，引按文士詹癸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艺，新制也。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其日，进士俱衤阑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各给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莫不振厉自献，多命中焉。凡三箭中帖为上等，正奏第一人转一官，与通判，馀循一资；二箭中帖为中等，减二年磨勘；一箭中帖及一箭上垛为下等，一任回不依次注官。上四甲能全中者取旨，第五甲射入上等注黄甲，馀升名次而已。特奏名第五等人射艺合格与文学，凡不中者并赐帛。

六年，诏：“特奏名自今三人取一，在第四等以前，馀并入第五等。其末等纳敕者旧许再试，今止许一试。旧免解人有故不入试者，理为一举，今不理。潜藩及五路旧升甲者，今但升名。”其後又许纳敕三次，为定制焉。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开元中，国子祭酒杨言：‘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馀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当时以其言为然。淳熙九年，大减任子员数，是时，吏部四选开具，以三年为率，文班进士大约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幸、流外盖过二千之数，甚与开元类也。”

十一年，御试。时进士试策，薄暮未纳卷者三，奉旨赐烛。既而侍御史刘国瑞言：“宫庭之，自有火禁，贡举之条，不许见烛。虽圣恩宽厚，假以须臾，窃恐玩习成风，浸隳法制。其纳卷最後者，请下御试所降黜。”从之。旧例，廷试举人至暮者许赐烛，然殿深易黑，日昃则殿上烛出矣。凡赐烛，正奏名降一甲，如在第五甲，降充本甲末名；特奏名降一等，如在第五等，与摄助教。举人试艺於省闱及国子监、两浙转运司者，皆禁烛。

十四年，御试得进士王容以下。上天姿英明，大廷策士，多自升黜，不尽由有司。是举，王容盖自第三亲擢为榜首。时儒生迭兴，辞章雅正，号“乾淳体”。

朱熹尝欲罢诗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其私议曰：“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返为大成。今《乐经》亡而《礼经》阙，二戴之礼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经之为教，己不能备，而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馀。若诸子之学同出於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之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记》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试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通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虽熹议未上闻，而天下诵之。

项安世拟对学士院试策曰：“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於今二百馀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议矣。故曰‘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不论伊、傅、周、召如何，但使诸葛亮、王猛处此，必当自出意度，别作炉鞴，以陶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当时之事，决不受此缠缚也。自王导、谢安以下，随世就事之人，欲於妥帖平静之中，密致分数剂量之效，则必不敢变今之说，取今之士矣。此固无以议为也。然则用王、谢之术为之调度，亦有道乎？曰：‘有。时於寻常尺寸之中，略出神明特达之举，稍更茸己甚之习，薄伸浑厚平直之气，则犹愈於已也。’盖天下之事，虽贵於守法，而亦不可以一付於法。法者所以抑侥幸，非所以抑豪杰也。夫所谓侥幸者，其才不应得，而冒欲得之之谓也。一人得之，众人攀之，其门一开，不可复禁。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使之欲进而无隙，欲求而无辞，是则法之效也。若夫豪杰之士，其德宜为人上，其才宜为世用，非所谓侥幸者，此法之所求，非法之所拒也。人所共服，莫敢与比，以此为例，谁敢攀之？有若是者，时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专以操笔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则亦足以补风化，隆实行，扶善人而愧恶子也。”又曰：“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犹未尽出於此也。有上书而得官，如和逢尧、员半千之类是也；有隐逸而召用，如阳城、李渤之类是也；有出於辟举，如韩愈之出於张建封、董晋是也；有出於延誉，如吴武陵之荐杜牧之是也。至於本朝，法令始密，科场条贯，如缚胥吏，而乡举里选之意纤悉无遗矣。然祖宗之时，犹有度外之事，如张咏当为举首，而以逊其乡人，则犹有朋友之义也；宋祁当为第一，而令与兄，则犹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为文，则犹有礼意也；李畋、张及二人并解，则犹未立额也。此外又有陈乞之恩，聘召之礼，元经行之举，三舍行艺之规，则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尽士矣，故孙复、苏洵之用，犹出於常法之外，而雷简夫、姚嗣宗之官，或由於特达之授。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虽或少出常度，然亦千万中之一二耳，须臾之才行，不足以胜二百年之科目也。”

按：取士之弊，人人能言之，然晦、平甫二公之说，则不废科目之法，而自足以救科目之弊，其说犹为确实可行云。

光宗初，建议者云：“省闱试士，春令尚浅，天寒晷短，遇风雪，则砚冰笔冻，书字不成，纵有钜材，莫克展布。请展至二月朔，而殿试则於四月初选日。”从之。

宁宗庆元二年，以谅阴不亲策，省试进士，得正奏名邹应龙等。

自韩胄袭秦桧故智，指道学为伪学，台臣附之，上章论列，诏榜朝堂，而刘德秀在省闱奏疏，至云：“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既而叶翥上言：“士狃於伪学，专习《语录》诡诞之说，《中庸》、《大学》之书，以文其非。有叶《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请内自太学，外自州军学，各以月试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台考察。太学以月，诸路以季。其有旧习不改，则坐学官、提学司之罪。”是举也，语涉道学者皆不预选。

四年，言者云：“今之诗赋，虽未近古，然亦贯穿六艺，驰骋百家，拘以骈俪之制，研精覃思，始能成章。惟经义一科，全用套类，父兄相授，囊括冥搜，片言只字，不脱毫分，溢箧盈箱，初无本领，旅进场屋，鲜有出於揣拟之外，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望令有司，所出《六经》题目，各於本经摘出两段文意相类者，合为一题，庶几实学得尽己见，而挟册雠伪者或可退听。”从之。

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陈主司三弊：一曰沮抑词赋太甚，既暗削分数，又多置下陈；二曰假借《春秋》太过，诸处解榜，多首选；三曰国朝正史与实录等书，人私藏，具有法禁，惟公卿子弟，或因父兄得以窃窥，有力之家，冒禁传写，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发为策问，寒远之士，无繇尽知。请自今诗赋纯正者，之前列，《春秋》卓异者，不妨巍占，若所作无异诸经，自当杂定高下。其策题并须明白指问。”诏从之。

开禧二年，诏诸道运司、州、府、军、监：“凡发解举人合格试卷姓名，类申礼部，候省试中，牒发御史台，同礼部长贰参对字画，关御药院内侍照应。廷试字画不同者，别榜放。”

旧制，秋贡、春试皆置别头场，以待举人之避亲者。自缌麻以上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临轩亲试，谓之“天子门生”，虽父兄为考官，亦不避。是年，始因议臣有请，诏自今在朝官有亲属赴廷对者，免差考校。

开禧元年，检详毛宪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韩胄既败，乃用言者奏，夺宪次对，而降自知为第五甲末。

嘉定十五年，秘书郎何淡言：“祖宗旧制，诸科举人问大义十道，能以本经注疏对，而加之以文辞润色者为‘上’；或不指明义理，但引注疏及六分者为‘粗’；其不识本义，或连他经文义乖戾、章句断绝者‘否’。夫经本注疏，则学有源流；文先义理，则士有器识。而今之时文，束於命题之短长，狃於立说之关键，而有司强裂句读，专务断章，是在我者己先离绝旨意，破碎经文，则何以责其尽合於大义哉？望诏有司革去旧习，使士子去机巧而深义理，考注疏而辩异同，明纲领而识体要，则实学之士出矣。”诏从之。

新进士旧有期集，渡江後，置局於贡院，特旨赐之餐钱，集英殿赐第之三曰赴焉。上三人得自择同升之彦，分职有差。朝谢後，拜黄甲，其仪：设褥於堂上，东西相向，皆再拜；拜已，择榜中年长者一人，状元拜之；复择最少者一人，拜状元。所以侈宠灵、重好会、明长少也。又数日，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用释奠礼。遂赐闻喜宴，侍从已上及知举官、馆职皆预焉。

试刑法者，亦自熙、丰始。旧附铨试院，兵火後权停，绍兴三年始复，後又降敕别差试官二员，专撰刑法问题，号为假案。其合格分数，例以五十五通作十分为率，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系二十七通七半），四分半以上入第三等上（系二十四通七半），四分以上入第三等中（系二十二通以上），凡试入二等者，选人改京秩，盖赵忠简为相，以刑名之学其废日久，故白请优之，今遂为大理评、丞之选。四年制置司请每三年就类省试院别差刑法官二员校试。从之。

新科明法者，熙宁改旧明法科为之。崇宁初废，取其解省额归礼部。建炎二年正月，大理少卿吴言：“法官阙人，请复此科，许进士尝得解贡人就试。”从之。

绍兴十一年，始就诸路秋试，每五人解一名，省试七人取一名，皆不兼经。明年御试，御药院请分为第二等，第一等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十四年七月，言者以为滥，请解、省试各递增二人（解试七人取一，省试九人取一），所试断案刑名通粗，以十分为率，断案及五分、《刑统》义文理俱通者为合格，无则阙之，仍自後举兼经。十六年二月，遂罢之，迄今不复置矣。

新科明法，始就诸道秋试，每各五人解一，省试十取其一。御药院又拟恩例，第一等赐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後三岁，议者谓得解人取应，更不兼经，白身得官反易於有官试法。乃诏自今断案、刑名通粗以十分为率，断及五分、《刑统》义文理全通为合格，及虽全通而断案不及分数者勿取，仍自後举兼经。

淳熙七年，秘书郎李言：“汉世仪、律、令同藏於理官，而决疑狱者必传以古义。祖宗朝，诏学究兼习律令，而废明法科；後复明法，而以三小经附，盖欲使经生明法，法吏通经。今所试止於断案、律义，断案稍通，律义虽不成文，亦得中选，故法官罕能知书。谓宜使习太法者兼习经义，参考优劣，以定去留。”上曰：“古之儒者以经术决狱，若用俗吏，必流於刻。宜如所奏。”乃诏自今第一、第二、第三场试断案，再场各三道；第四场试大经义一道、小经义二道；第五场试《刑统》律义五道。明年，诏断案三场，每场止试一道，每道刑名十件，与经义通取，四十分已上为合格。经义定去留，律义定高下。

嘉定二年，臣僚上言：“棘寺官属，颇难其人，狱案来上，致多差舛，其原在於习法之不精，试法之不详也。自昔设科，本以六场引试，内断案五场，各以刑名八件计四十通，律义一场计十通，断案以试其法令，律义以试其文理。自後有欲便其所习，始增经义一场，而止试五场，律义又居其一，断案止三场而已，殊失设科之初意。金科玉条，琐密繁碎，自非终日研究，未易精熟，乃牵於程文，以移其功。考试主文，类多文士，轻视法家，惟以经义定去留，其弊一也。法科之设，正欲深明宪章，习熟法令，察举明比附之精微，识比折出入之错综，酌情法於数字之内，决是非於片言之。政和、绍兴案题字不过五七百，多不满千；比年不求题意之精密，专务繁冗以困人，敷衍支离，动辄二千字。自朝至於日中昃，仅能誊写题目，岂暇深究法意？其弊二也。进士考官，凡有出身皆可充选；刑法考官，不过在朝曾中法科丞、评数人，由是请托之风盛，换易之弊兴，其弊三也。臣以为宜罢去经义，仍分六场，以五场断案、一场律义为定。所问法题，稍简其字数，而求精於法。试官各供五六题，纳监试或主文临期点定。如是，则谳议得人矣。”从之。六年，议者云：“今止试《刑统》，是尽废义理，而专以法律为事，杂流进纳之人皆得就，又可径除职事官，非所以重科目、清班缀也。请复试经义一场，以《尚书》、《语》、《孟》题各一篇，与刑统大义通为五场；所出经题，不必拘刑名伦类，以防预造。杂流入赀人毋得收试。”

文武杂试　高宗建炎元年，追复祖宗故事，於科举之外有文武杰特者，试而官之。时郡国荐士四人至，命中书省各试策一道。何烈对策，依廷试礼称“臣”，上以其寒远，一体推恩。既而有言其疏者，於是降充末名，补下州文学，考官汪藻等皆坐黜。而军中便宜借补者众，诏内有武勇之人，委诸道提刑、安抚司依弓马所格法比试，合格人赴御营使司审试，拟定名目，上大省部，给进武、进义校尉两等文帖换授。既而上言者云：“立功之人色目不一，或输家财助国，或赍蜡弹，冒险阻，或以进言献策。今率试以弓马，而旧补授至升朝官、大使臣者，例得校尉，未为允惬。宜令借补文臣，试兵书战策，以为殿最，馀并验实免试注官。”

东莱吕氏曰：“取士科目，自夏商以前，不见於经，其可见者，至周始有。自周後数千载，凡其废置、沿革、轻重，就所偏者看，皆自可考；然而考论须见得所以废置、因革、轻重之所以然。以大略观之，大抵向前重，向後愈轻。且如《周礼》以乡三物教民，谓之宾兴，只看‘宾’之一字，当时盖甚尊士。详考前一段，他是一个本末度数精详具备，固不必说；只看他‘宾兴之，三年大比，献贤能之书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贰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饮墨水，如夺席、脱容刀，如棘围，如糊名，若防奸盗然。为士者须深思其故：何故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轻？须当深究之。三代之时，士一个进修之至，惟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须看当时之於士，待之甚重，而考之则甚详；後世待之既轻，考之又略。且如《王制》论乡秀士升於司徒，曰选士；司徒又论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然後方免其徭役；大乐正又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曰进士，这里方可受爵禄。司马，政官也，以其可使从政也。凡经四级，然後始可从政。然犹未也，司马又辨论官材，论其贤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待其位定，始与之以禄。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经四级，已入仕之後凡经三级。经七级，然後始得禄。其考之之详如此。成周之时，见得官爵皆天位天禄，不敢轻授。至後世，与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为进退，盖有以一日之长而决取终身之富贵者。当时考之甚详如此，然论其大略，汉唐以来，大抵自重而渐轻，自缓而渐速。由汉以来，虽不能如三代拜受之礼，然犹州长身劝为之驾，虽以当时号为谄谀如公孙弘者，犹是乡人劝勉而来，未尝自进。到得後来，唐始令投牒自进，而士始渐轻，此所谓‘自重而渐轻’。自汉至唐，进士登第者尚未释褐，或是为人所论荐，或再应皆中，或藩方辟举，然後始得释褐。至本朝始，放进士及第即放释褐，此所谓‘自缓而渐速’。科目虽多，其历代常行自有数。自汉至隋以前，惟孝廉与秀才常行；自隋唐至本朝，惟进士、明经常行；至熙宁後，王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进士独存，明经始废（熙宁四年，明经科废罢），此其大略可见。其次便是制科。制科却历代常行不废，汉则因事而举，六朝亦举，至唐及本朝亦未尝废；到得熙宁，王荆公得政，孔文仲对策议新法，制科始罢。至元初，又再复得两三举，至绍圣初，章为相，欲行荆公法，又再罢（景德四年，帝曰：“比设此科，欲求才识，若但考文义，苟有济时之用安得知？今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熙宁二年，贤良孔文仲考入第三等，诏：“毁薄时政，不足收录，告示发付本任。”天圣八年，茂才富弼，景二年，体用吴育；景六年，贤良苏辙、苏轼）。大抵三代之时，不专是语言文章，至汉以来，则有所谓射策、对策，是时已成科举之习，虽然，尚理会经义，又与时议。到隋炀帝之时，风俗浮华，始有进士之科，方有律赋。自唐以来，孝廉、秀才之科尚在，但只是明经、进士二科盛而秀、孝衰。是时，有记问者则得明经，有辞藻者则得进士。当时南北未分，两边各自设科。既分之後，後周进士未设，尚自理会秀、孝二科。是时，南人高南师，北人高北师，各守家法，莫之能定，当时主司有欲优劣之者，反为所难。隋炀帝时，风俗浮华，进士科始立。至唐初，进士、明经都重；及至中叶以後，则进士重而明经轻，盖当唐之时，文华之士多了，故如此。到得本朝，待遇不同，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至明经之科，不过为学究之类。当时之人为之语曰：‘焚香取进士，嗔目待明经。’才设进士试时，便设香案，有拜跪之礼；才到明经试时，则设棘监守，惟恐他传义。当时进士有帖经之制，他文士都不屑去记这传义，於是有赎帖。才是进士科试帖经，不知是或作一篇文，或作一赋，便可赎帖经。及至熙宁，荆公罢词赋，帖经、墨义并归进士一科，齐、鲁、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质厚不能为文辞，所以自进士科一并之後，榜出多是南人预选，北人预者极少。自哲庙以後，立齐、鲁、河朔五路之制，凡是北人皆别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庆历中，范文正公、富公、韩魏公执政，欲先试论策，使工文辞者言古今治乱，简其程式，使得以逞，问以大义，使不专记诵，自是古文渐复。一年而三公皆罢政，此制遂停。王文正公为相，南省试进士《当仁不让於师论》，贾时边、李迪皆有名场屋，及榜出，二人不与。试官取其文观之，李以落韵，边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御试。王文公以为落韵者不审尔。若舍注疏而立说，不可许，遂取李黜边。前辈之守注疏如此严。至王荆公始以注疏不可用，作《三经说》，令天下非从《三经》者不预选；罢词赋，又以《春秋》有《三传》难通，罢之。至元，始复词赋，增《春秋》。又至绍圣，章执政，欲复介甫法，遂复罢词赋，去《春秋》。後来至钦宗，又始复元制（太平兴国三年，诏律赋以平仄次用韵。天圣五年，诏参考策论。庆历四年，宋祁等言：“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学校。先策论，则文辞者留心於治乱；简其程式，则宏博者得以骋；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於记诵。赋许依放唐人赋。”诏颁下。庆历五年，诏进士诸科如旧制考校注云。先是，颁行宋祁等新制，上封者言非便，熙宁四年，诏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各令占一经，并《论语》、《孟子》。诸科稍令改进士科）。大抵须是有乡举里选底风俗，然後方行得乡举里选之制。所以杨绾复乡举里选，未几停罢，缘是未有这风俗。今已为士，须思所以为风俗者何由，又须深察三代之所以厚而後世之所以薄者何故，则亦庶乎复古。”

《宋登科记》总目：

太祖建隆元年，进士十九人，榜首杨砺。

二年，进士十一人，榜首张去华。

三年，进士十五人，榜首马。

四年，进士八人，榜首苏德祥。

乾德二年，进士八人，榜首李景阳制科一人。

三年，进士七人，榜首刘察。

四年，进士六人，榜首李肃制科二人。

五年，进士十人，榜首刘蒙叟。

六年，进士十一人，榜首柴成务。

开宝二年，进士七人，榜首安德裕。

三年，进士八人，榜首张拱；赐十五举未及第人司马浦等一百六人本科出身。

四年，进士十人，榜首刘寅。

五年，进士十一人，榜首安守亮。

六年，进士十一人，榜首宋准，再试取十六人、落下一人；诸科九十六人。

七年，停贡举。

八年，进士三十一人，省元王式，状元王嗣宗；诸科二十四人。

九年，停贡举。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一百九人，省元状元吕蒙正；诸科二百七人，十五举以上一百八十四，凡五百馀人。

三年，进士七十四人，省元状元胡旦；诸科八十二人。

四年，不贡举。

五年，进士一百二十一人，省元状元苏易简，诸科五百三十四人。

六年、七年，停贡举。

八年，进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状元王世则；诸科二百八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贡举。

二年，进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陈充，状元梁颢；诸科六百九十九人。

三年、四年，不贡举。

端拱元年，进士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一人。覆试得进士、诸科七百人；又武成王庙重试，得进士三十一人，诸科八十九人，省元程宿（是年，不临轩）。

二年，进士一百八十六人，诸科四百七十八人，省元陈尧叟，状元同。

淳化元年、二年，不贡举。

三年，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诸科七百七十四人，省元孙何，状元同。

四年、五年，至道元年、二年、三年，并不贡举。

真宗咸平元年，进士五十人，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孙仅，状元同。

二年，进士七十一人，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孙暨，状元同。

三年，进士四百九人，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省元李庶几，状元陈尧咨。

四年，停贡举，制科七人。

五年，进士三十八人，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王曾，状元同。

六年，不贡举。

景德元年，不贡举。

二年，进士二百四十七人，诸科五百七十人，省元刘滋，状元李迪。

三年，不贡举，制科二人。

四年，不贡举，制科二人。

大中祥符元年，进士二百七人，诸科三百二十人，省元郑向，状元姚晔。

二年，亲试东封路，进士三十一人，状元梁固。

三年，停贡举。

四年，祀汾阴路，进士三十一人，状元张师德。

五年，进士一百二十六人，诸科三百七十七人，省元、状元徐。

六年，停贡举。

七年，亳州、南京路进士二十一人，状元张观。

八年，进士二百八十人，诸科六十五人，省元高饣束，状元蔡齐。

九年，停贡举。

天禧元年、二年，停贡举。

三年，进士一百四十人，诸科一百五十四人，省元程戡，状元王整。

四年、五年，乾兴元年，并停贡举。

仁宗天圣元年，停贡举。

二年，进士二百人，诸科三百五十四人，省元吴感，状元宋郊。

三年、四年，停贡举。

五年，进士七十七人，诸科八百九十四人，省元吴育，状元王尧臣。

六年、七年，停贡举。

八年，进士二百四十九人，诸科五百七十三人，省元欧阳修，状元王拱辰；制科二人，拔萃二人。

九年，停贡举，拔萃四人。

明道元年、二年，并停贡举。

景元年，进士四百九十九人，诸科四百八十一人，制科三人，拔萃四人，省元黄庠，状元张唐卿。

二年、三年、四年，并停贡举。

宝元元年，进士三百一十人，诸科六百一十七人，制科二人，省元范镇，状元吕凑。

二年、康定元年、庆历元年，并停贡举。

二年，进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杨，状元同；制科一人。

三年、四年、五年，并停贡举。

六年，进士五百三十八人，诸科四百一十五人，制科一人，省元裴煜，状元贾黯。

七年、八年，停贡举。

皇元年，进士四百九十八人，诸科五百五十人，制科一人，省元冯京，状元同。

二年、三年、四年，并停贡举。

五年，进士五百二十人，诸科五百二十二人，省元徐无党，状元郑獬。

至和元年、二年，嘉元年，不贡举。

二年，进士三百八十八人，诸科三百八十九人，省元李实，状元张衡；制科一人（是岁，始定为岁一科举）。

四年，进士一百六十五人，诸科一百八十四人，省元刘挚，状元刘；制科三人。

六年，进士一百八十三人，诸科一百二人，省元江衍，状元王俊民。

八年，进士一百九十三人，诸科十一人，省元孔武仲，状元许将。

英宗治平二年，进士二百人，诸科十八人，制科二人，省元彭汝砺，状元同（始诏三岁一科举）。

四年，进士二百五十人，诸科三十六人，省元许安世，状元同（时神宗已即位）。

神宗熙宁三年，进士二百九十五人，省元陆佃，状元叶祖泠；明经、诸科四百七十二人，制科二人。

六年，进士四百人，诸科四十人，省元邵刚，状元余中。

九年，进士四百二十二人，诸科一百九十四人，省元张嵫，状元徐铎。

元丰二年，进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先浚明，状元时彦。

五年，进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经三人，省元刘，状元黄裳。

八年，进士四百八十五人，省元焦蹈，状元同（是岁，谅ウ，不临轩）。

哲宗元三年，进士五百二十三人，制科一人，省元章援，状元李常宁。

六年，进士五百一十九人，省元邹起，状元马涓；制科三人。

绍圣元年，进士五百一十二人，省元刘范，状元毕渐；制科三人，宏词科八人。

四年，进士五百六十四人，省元汪革，状元何昌言；词科九人。

元符三年，进士五百六十一人，省元李，状元同（是岁，谅ウ，不临轩）。

徽宗崇宁二年，进士五百三十八人，省元李阶，状元霍端友。

五年，进士六百七十一人，省元吴倜，状元蔡（是科为始，罢诸州发解，并省试，并从学校逐年贡士）。

大观三年，进士六百八十五人，宗室上舍四十二人，上舍魁李弥逊，状元贾安宅。

政和二年，进士七百一十三人，上舍魁师骥，状元莫俦。

五年，进士六百七十人，宗子上舍十七人，上舍魁傅崧卿，状元何。

八年，进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魁何奎，状元王嘉。

宣和三年，进士六百三十人，上舍魁宋齐愈，状元何涣。

六年，进士八百五人（是年，复省试），省元杨椿，状元沈晦。

高宗建炎二年（以军兴，分路类省试），进士四百五十一人，状元李易；四川、河北、京东进士八十七人。

绍兴二年，进士二百五十九人，状元张九成；四川进士一百二十人。

五年，进士二百二十人，省元樊光远，状元汪应辰；四川进士一百三十七人。

八年，进士二百九十三人，省元黄公度，状元同（是年，不亲策。引见正奏名，与四川类省奏名参定编排）。

十二年，进士二百五十四人，省元何溥，状元陈诚之；四川进士一百四十四人。

十五年，进士三百人，省元林机，状元刘章；四川进士七十三人。

十八年，进士三百三十人，省元徐履，状元王佐；四川进士二十三人。

二十一年，进士四百四人，省元郑闻，状元赵逵；四川进士十八人。

二十四年，进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秦埙，状元张孝祥；四川进士六十三人。

二十七年，进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张宋卿，状元王十朋（先时，四川类省道远，趁赴殿不及者别奏名。是年，无不到）。

三十年，进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刘朔，状元梁克家；四川进士十六人。

孝宗隆兴元年，进士五百四十一人，省元木待问，状元同（是年，不亲策，同绍兴八年）。

乾道二年，进士四百九十二人，省元何澹，状元萧国梁。

五年，进士五百九十二人，省元方恬，状元郑侨。

八年，进士三百八十九人，省元蔡幼学，状元黄定。

淳熙二年，进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章颖，状元詹癸。

五年，进士四百一十七人，省元黄涣，状元姚颖。

八年，进士三百七十九人，省元俞烈，状元黄由。

十二年，进士三百九十五人，省元邵康，状元卫泾。

十四年，进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汤，状元王容。

光宗绍熙元年，进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钱易直，状元余复。

四年，进士三百九十六人，省元徐邦宪，状元陈亮。

宁宗庆元二年，进士五百十六人，省元莫子纯，状元邹应龙。

五年，进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苏大璋，状元曾从龙；四川进士四人。

嘉泰二年，进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傅行简，状元同（是年，谅ウ，不临轩）。

开禧元年，进士三十八人，省元林执善，状元毛自知。

嘉定元年，进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朱停，状元郑自诚；四川进士四人。

四年，进士四百六十五人，省元周端朝，状元赵建夫。

七年，进士五百二人，省元姚宏中，状元袁甫。

十年，进士五百二十三人，省元陈埙，状元吴潜。

十三年，进士四百七十五人，省元邱大发，状元刘渭。

十六年，进士五百五十人，省元王胄，状元蒋重珍。

理宗宝庆二年，进士九百八十七人，省元王会龙，状元同（是年，谅ウ，不临轩）。

绍定二年，进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陈松龙，状元黄朴。

五年，进士四百九十三人，省元叶大有，状元徐元杰。

端平二年，进士四百六十六人，省元杨茂子，状元吴叔告。

嘉熙二年，进士四百二十二人，省元缪烈，状元周坦。

淳元年，进士

人，省元刘自，状元徐俨夫。

四年，进士

　人，省元徐霖，状元留梦炎。

七年，进士

　人，省元马廷鸾，状元张渊微。

十年，进士

　人，省元陈应雷，状元方逢辰。

宝元年，进士　　　人，省元丁应奎，状元姚勉。

四年，进士

　人，省元彭方迥，状元文天祥。

开庆二年，进士　　　人，省元李雷奋，状元周震炎。

景定三年，进士　　　人，省元李，状元方山京。

度宗咸淳元年，进士　人，省元阮登炳，状元同（是年，谅ウ，不亲策）。

四年，进士六百六十五人，省元胡跃龙，状元陈文龙。

七年，进士

　人，省元刘梦荐，状元张镇孙。

十年，进士

　人，省元李大同，状元王龙泽。

右宋三百一十五年逐科取士之总目，以《登科记》及《会要》参考，并省元、状元之名具录於此。国初，殿试本覆试也。唐以来，或以礼部所取未当，命中书门下详覆，至宋，艺祖、太宗重其事，故御殿覆试。至雍熙四年，宰相请如唐故事，以春官之职归有司，上从之。次年，命宋知白知举，榜出而谤议蜂起，或击登闻鼓求别试，於是再行覆试，凡得数百人。又明年，则知贡举苏易简等不敢专其事，固请御试，上从之。自此遂为定例。然是年以後，如陈尧叟、孙何、王曾皆礼部所取第一人，而御试复以之冠多士，可见当时殿试，不过审覆其缪滥者黜之，而元在前列者，固未尝别第其升降也。景德以後，多别取状元，然省元亦皆置之龟列，《石林燕语》谓：“故事，南省奏名第一人，殿试唱过三名不及，则必越众抗声自陈，虽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吴春卿、欧阳公皆由是升第一甲。独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辈屡趣之，皆不应，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时服其静退。自此遂为故事。”然则仁宗时，省元亦例在前列，盖当时殿试虽曰别命试官，糊名考校，然赐第之时，往往亦参采誉望，乃定抡魁。欧阳公作《蔡齐行状》言：“凡贡士当赐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数人并见，又参择其材质可者，然後赐第一。及公召见，衣冠伟然，进对有法，天子以为无能出其右者，乃擢为第一。”可见当时抡魁，未尝不参取誉望，则文章冠礼闱者，就为状头，要亦此意。後来无此法矣。

●卷三十三 选举考六

○贤良方正

汉文帝二年，诏曰：“十一月晦，日有食之。二三执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正朕之不逮。”

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

贾山《至言》：“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图所以昭光洪业休德，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焉曰：‘将兴尧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於事也，诸侯闻之，又必怠於政矣。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今功业方就，名闻方昭，四方乡风，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臣窃悼之。《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不胜大愿，愿少衰射猎，以夏岁二月，定明堂，造大学，修先王之道。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故君子不常见其齐严之色、肃敬之容，大臣不得与宴游，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使皆务其方以高其节，则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尽心以称大礼。如此，则陛下之道尊敬，功业施於四海，垂於万世子孙矣。诚不如此，则行日坏而荣日灭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坏之於天子之廷，臣窃愍之。陛下与众臣宴游，与大臣方正朝廷论议。夫游不失乐，朝不失礼，议不失计，轨事之大者也。”

按：山之言固善矣，然古者内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与贤士大夫游，故文帝视朝而受郎官止辇之言，驰坂而受袁盎揽辔之谏，盖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随事纳规，则未为无补，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时，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孔安国以儒者为侍中，特听掌御唾壶，则其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长孺，则帝虽雄暴，而所以礼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将军之上。盖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亲近而遂至於玩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亲士大夫之时少，亲宦官、宫妾之时多，虽辅弼股肱之臣，亦不过质明趋朝，鞠躬屏息，笏奏事，卑卑而前，数语即退，而所与游处亲密者，皆嬖幸近习之流耳。况贤良方正之士，脱迹草莱而观光上国，其视黄屋之後尘、重瞳之表，远在霄之上，势分隔而情意日疏，等威严而震怖易起，所谓临轩详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汉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时效忠谠乎？然则山所言愿少弛击狐伐兔之事，而讲求立经陈纪之计，诚为至当之论；至谓必使大臣不得预宴游，方正修洁之士不得从射猎，然後可以建功业，则非古义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坏之於天子之廷。”夫所谓贤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极谏，以靡刂切上躬耳。今反为人主宴游射猎所蛊而坏之，则何以谓之贤良方正乎？汲黯、魏徵之流，岂以日侍游猎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节乎？

又按：《晁错传》言：文帝时，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对策者百馀人，惟错为高第，迁中大夫。错未举贤良时，己为太子家令，上书言事，帝赐玺书宠答曰：“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择於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则帝於言事之微臣，所以尊崇之者至矣，未尝有慢之意，如山所言也。制策略谓：“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则其所以虚心诏访者，尤为恳恻。然观错所对，言“五帝神圣，其臣莫及，陛下神明德厚，不下五帝，执事之臣莫能望清光，陛下不自躬亲，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窃恐神明之遗也。”大概皆导谀纳谄之言，殊辜帝孜孜访求之本意，反不如为太子家令时所言劝农、备边之策为确实也。错在高第而所对如此，则其馀百馀人者可知。然则贤良方正负文帝，帝未尝负贤良方正也。

孝武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後百数，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仲舒，孝景时为博士），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策之，对毕，复策之，遂以为江都相。辕固，帝初即位时，以贤良徵，诸儒嫉毁，言固老，罢归之。

帝初即位，诏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

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先公曰：“此行仲舒之言也，卫绾特使之书奏耳。建白大义，岂绾所能辨哉！武帝年未二十，而奋然知所决择如此，可谓英主矣。然辕固以老而见弃，庄助以容悦见录，仲舒虽殷勤三策，而不能引以自近也。以举贤良一事考之，帝终身之得失皆可推矣。”

元光五年，诏策贤良。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时公孙弘年六十，以贤良徵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至是，复徵贤良文学，川国复推上弘，弘谢曰：“前己尝西，用不能罢，愿更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诏诸儒，弘奏对。时对者百馀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按：《武帝本纪》言元光元年策贤良，所载制策与《公孙弘传》所载文小异。弘对策在元光五年，而本纪又於制策之末称董仲舒、公孙弘出焉。按：仲舒对策在建元元年，俱不在元光元年，本纪误。

弘初以贤良徵为博士，後罢归，再以贤良徵，方对策。然则贤良之未对策者，亦可以为博士欤？董仲舒、辕固亦皆先为博士，後举贤良。

按：西都贤良策之载於史者，晁、董、公孙、杜钦、谷永、杜邺而己。仲舒最醇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始，初心清明，故异其对，而复再三询叩，得以罄其所学。弘素曲学，又值不称旨罢免之馀，宜其姑为平缓无忤之说以取容，自不足责。晁错知治体，善议论，非弘之比，又遇谦恭好问之主如文帝，且己尝受知，辱眷於太子家令，言事之时，又非如仲舒泛泛下僚，猝奉大对之比，乃谆复乎五帝神圣之说，赞颂不容口而略无建明，惜哉！钦、永阿王氏，论益卑矣。邺指陈外戚，讥切丁、傅，稍不负方正之名。王吉、贡禹之正大，朱、何武之刚方，必有嘉论，惜史逸其传云。

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持节郡国，举贤良。

五年，诏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

六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

有司者，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也；贤良、文学者，茂陵唐生、鲁国万生、中山刘子、九江祝生与其徒六十馀人也。其建议之首曰：“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所疾苦。”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而後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愿悉罢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难之，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罢之不便。

按：自孝文策晁错之後，贤良方正皆承亲策，上亲览而第其优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无亲策之事，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然所问者盐铁、均输、榷酤，皆当时大事，令建议之臣与之反覆诘难，讲究罢行之宜，卒从其说，为之罢榷酤。然则虽未尝亲奉大对，而其视上下姑相应以义理之浮文者，反为胜之。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进身者，必如此然後为有益於人国耳（贤良及大夫问难本末，见《征榷考》）。

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地震，诏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地节三年，诏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

诏曰：“乃者九月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正朕之不逮，毋讳有司。”

神爵四年，令内郡国举贤良可亲民者各一人。

孝元初元二年，以地震陇西郡，诏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

永光二年，以日食，诏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何武为京兆尹，坐举方正所举者召见辟雅拜（行礼容拜也。辟犹盘旋也），有司以为诡众虚伪，武坐左迁楚内史。

孝成建始二年，诏三辅、内郡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三年，以日蚀、地震，诏：“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

上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

元延元年，以日食、星陨、孛见，令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经对，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令公卿与内郡国共举）。

孝哀帝元寿元年正月，以日食，有诏令公卿大夫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等，察举贤良方正及能直言者各一人。

◎西汉举贤良文学

晁错（以太子家令举，迁授中大夫）　董仲舒（以博士举，迁授江都相）　公孙弘（以博士举，迁博士待诏）　杜钦（以武库令举，迁授议郎）　严助（郡举，擢授中大夫）　朱（以博士举，迁授槐里令）　王吉（以阳令举，迁授昌邑中尉）　贡禹（以博士举，迁授河南令）　魏相（郡卒史举，迁授茂陵令）　盖宽饶（以郎举，迁谏大夫）　孔光（以议郎举，迁授谏大夫）　谷永（以太常丞举，待诏公车）　杜邺（以凉州刺史举，不及拜官，卒）　何武（以太守卒史举，迁授谏大夫）　辕固（以清河王太傅举，寻罢归里）　黄霸（以丞相长史举，迁扬州刺史） 朱邑（以太守卒史举，迁大司农丞）

世祖建武六年十月，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永念厥咎，内疚於心。其敕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七年四月，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川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诏：“公卿己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诏曰：“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朕将悉听焉。”帝乃亲临策问，选补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五年闰三月，诏曰：“朕以不明，统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於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行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

顺帝即位，诏公、卿、郡守、国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汉安元年二月，诏大将军、公、卿举贤良方正、能探赜索隐者各一人。

冲帝即位，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师地震，诏大将军、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诏大将军、三公、特进、侯，其与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永兴二年二月，京师地震，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东汉举贤良文学

鲁丕（郡功曹举，迁议郎）　申屠刚　苏章　李法　爰延　崔る　周燮（不就）刘瑜　荀淑　皇甫规　张奂　刘淑　刘焉

魏明帝青龙元年，诏公、卿举贤良笃行之士各一人。

晋武帝泰始四年，诏公、卿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挚虞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虽所言殊途，皆明於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曰（云云）。虞对毕，擢为太子舍人。

阮种与诜、王康对贤良，俱居上第，即除尚书郎。然毁誉之徒，或言对者因缘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问之。诏曰：“前者对策所问，未尽子大夫所欲言，故复延见，其具陈所怀。”种策奏，帝亲览焉，又擢为第一，转中书郎。

按：试贤良而至於再策，始於汉武帝之待仲舒，而晋武之时亦有之。盖於对者数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见二帝於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後世亦不过付之有司，视以具文耳。

唐制，天子自诏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材。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天子亲临观之，试己，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

元宗开元八年，上亲策应制举人於含元殿，谓曰：“古有三道，今减从一道。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务收贤俊。”仍令有司设食。

石林叶氏曰：“汉举贤良，文帝二年，对策者百人，晁错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对策者亦百馀人，公孙弘为第一。当时未有黜落法，对者皆预选，但有高下耳。至唐，始对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姜公辅等二十五人；太和，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贞元中，韦执谊、崔元翰、裴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长庆中，庞严等，至少犹皆十四人。”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德宗贞元十年，贤良方正科十六人，裴为举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继之。六名之中，连得五相，可谓盛矣。而邪正不侔，度、群同为元和宰相，而以聚敛贿赂亦居之，度、群极陈其不可，度耻与同列，表求自退，两人竟为所毁而去。且三相同时登科，不可谓无事分，而玉石杂糅，薰莸同器，若默默充位，则是固宠患失，以私妨公，裴、崔之贤，谊难以处也。本朝韩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联名，熙宁，康公、荆公为相，岐公参政，故有‘一时同榜用三人’之语，颇类此云。”

天宝十三载，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词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制举试诗、赋自此始。

宪宗元和元年，敕制举人试讫，有通夜纳策，计归不得者，并於光宅寺止宿，金吾卫使差人监引至宿所，切加句当，勿令喧杂。

是年，策贤良，诏杨於陵、郑敬、李益、韦贯之同考核。贤良牛僧孺、皇甫、李宗闵条对甚直，无所畏避，考官第其策居三等。权幸恶其诋讦，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为唱诽，贯之等皆坐贬黜。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来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应科者既未必英才，而发问之目往往摘抉细隐，穷所难知，务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极谏之风替矣。要必深诏中外，精求方闻，有学行者勿令先献所业，直召至殿廷而亲策以当世之急务，与夫政事之阙失，使举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则就加任使，以合於尧舜奏言试功之举，则瑰玮杰特之才不困於簸扬淘汰，而国家收多士之实用矣。”

文宗太和三年，贤良、前进士刘ナ对策切直，指陈时事，不避贵近，言辞激切，士林感动。考官冯宿、贾饣束、庞严等有所畏忌，不敢上闻，随例摈斥，议者不平。谏臣或将其策白於宰臣，宰臣怯惮，亦不敢为之明白。同对李抗表请让官於ナ，不报。

按：既曰制科，则天子亲策之，亲览之，升黜之权，当一出於上。汉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於挚虞、阮种亦然。公孙弘所对，太常奏为下第，而帝擢为第一。盖汉世人主於试贤良，皆亲第其优劣，臣下所不可得而轩轾也。唐之制科，则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孺辈以直言忤权幸，则考官坐其累；而刘ナ所陈尤为忠愤鲠切，则自宰相而下皆不敢为之明白。虽是当时阉宦之势可畏，亦由素无亲览之事，故此辈得以劫制衡鉴之人也。

◎唐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

显庆二年，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

乾封元年，幽素科，苏、解琬、苗神容、格辅元、徐昭、刘讷言、崔谷神及第。

上元二年，辞殚文律科，崔融及第。

垂拱四年十二月，辞标文苑科，房晋、皇甫琼、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业科，李文愿及第。

长寿三年四月，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薛稷、寇Г及第。

证圣元年，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张漪及第。

通天元年，文艺优长科，韩琬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绝伦科，苏、崔元童、袁仁敬、何凤、孟温礼、洪子舆、卢从愿、赵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选使孟诜试拔萃科，崔翘、郑少微及第；疾恶科，冯万石及第。

长安二年，龚、黄科，马克麾及第。

神龙二年，才膺管、乐科，张大求、魏启心、魏、卢绚、张文成、楮ギ、咸е业、郭邻、赵不为及第；才高位下科，冯万石、晁良正、张敬及第。

三年，材堪经邦科，张九龄、康元及第；贤良方正科，苏晋、宋务光、寇Г、卢怡、吕恂及第。

景龙三年，抱器怀能科，夏侯及第；茂才异等科，王敬从、卢重元及第。

景二年，文以经国科，袁晖、韩朝宗及第；藏名负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经邦国科，韩休及第；藻思清萃科，赵冬曦及第；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郭邻之及第；道侔伊、吕科，张九龄及第；手笔俊拔、超越辈流科，杜昱、张子渐、张秀明、常无名、赵居正、贾登、邢巨及第。

开元二年，直言极谏科，梁卿、袁楚客及第；η人奇士、逸沦屠钓科，孙逖及第；良才异等科，邵闰之、崔翘及第。

五年，文儒异等科，崔侃、褚庭晦及第；文史兼优科，李期、康子元、达奚及第。

六年，博学通议科，郑少微、萧诚及第。

七年，文辞雅丽科，邢巨、苗晋卿、褚思光、赵良器及第。

十二年，将帅科，裴敦复、房自谦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边科，郑、樊衡及第；高才沈沦、草泽自举科，邓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吴巩及第。

十九年，博学宏词科，郑、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鱼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刘璀、杜绾及第；智谋将帅科，张重光、崔圆、李广琛及第。

天宝元年，文辞秀逸科，崔明允、颜真卿及第。

六年，风雅古调科，薛据及第。

十三年二月，辞藻宏丽科，杨绾及第。

大历二年，乐道安贫科，杨膺及第。

六年，讽谏主文科，郑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姜公辅、元有直、樊泽、吕元膺及第；文辞清丽科，奚陟、梁肃、刘公亮、郑辕、沈封、吴通元及第；经学优深科，孙比、黎逢、白季随及第；高蹈邱园科，张绅、卫良儒、苏哲及第；军谋越众科，夏侯审、平知和、郑儋、凌正、周渭、丁俯及第；孝弟力田闻於乡闾科，郑黄中、崔浩、李牧及第。

正元元年九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韦执谊、郑利用、穆质、杨为阝、裴复、柳公绰、归登、李直方、崔、郑敬、魏弘简、沈回、田元佑、徐兖及第；博通坟典、达於教化科，熊执易、刘简甫及第；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许贽及第。

四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丰、史牟、陆震、柳公绰、赵参、徐弘毅、韦彭寿、邹儒立、王乃、杜伦、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科，李巽及第；孝悌力田闻於乡闾科，张浩及第。

十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裴、王播、朱谏、裴度、熊执易、许尧佐、徐弘毅、崔绾、皇甫、王仲舒、许季同、仲子陵、郑士材、邱颖及第；博通坟典、通於教化科，朱颖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张平叔、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元稹、韦、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绾、罗让、崔护、薛存庆、韦珩、李蟠、元修、萧俯、沈传师、柴宿及第；达於吏理、可使从政科，陈岵及第。

三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李宗闵、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贾饣束、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坟典、达於教化科，冯苞、陆亘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樊宗师及第；达於吏理、可使从政科，萧睦及第。

长庆元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庞严、任畹、吕述、姚中立、韦曙、李回、崔嘏、崔龟从、韦正贯、崔知白、陈元锡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军谋宏达、材任将帅科，吴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坟典、达於教化科，李思元及第。

宝历元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伸、杨俭、韦端符、舒元裒、萧敞、杨鲁士、来择、赵祝、裴恽、韦丝、李昌宝、严楚封、李涯、萧夷中、冯球、元晦及第；详明吏理、达於教化科，韦正贯及第；军谋宏达、材任边将科，裴俦、侯章及第。

太和二年闰三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李、裴休、裴素、南卓、李甘、杜牧、马植、郑亚、崔博、崔、王式、罗邵京、崔渠、韩宾、崔慎由、苗、韦昶、崔焕、崔谠及第；详明吏理、达於教化科，宋混及第；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科，郑冠、李式及第。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世制举科目猥多，徒异其名耳，其实与诸科等也。张九龄以道侔伊吕策高第，以《登科记》及《会要》考之，盖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劳使所举诸科九人，经邦治国、材可经邦，才堪刺史，贤良方正，与此科各一人；藻思清华、兴化变俗科各二人。其道侔伊吕策问殊平平，但云：兴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贤审官，莫先任举。欲远循汉魏之规，复存州郡之选，虑牧守之明不能必鉴。次及越骑、飞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邱赋於革车，并安人、重，编户、农桑之事，殊不及为天下国家之要道，则其所以待伊吕者亦狭矣。九龄於神龙二年中材堪经邦科，本传不书，计亦此类耳。”

後周世宗显德四年十月，诏曰：“制策悬科，前朝盛事，莫不访贤良於侧陋，求谠正於箴规，殿廷之，帝王亲试。其或大裨於国政，有益於时机，则必待以优恩，縻之好爵，拔奇取异，无尚於兹，得士者昌，於是乎在。爰从近代，久废此科，怀才抱器者郁而不伸，隐耀韬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翘翘之楚多致於弃捐，皎皎之驹莫就於縻絷，遗才滞用，阙孰甚焉！应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於教化者，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其逐处州府，依每年贡举人式例，差官考试，解送尚书吏部，仍量试策论三道，共三千字以上，当日内取文理俱优、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来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许上表自举。”

宋朝之制，国初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於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於吏部对御策，试三千言，以文理俱优者中其选。

真宗咸平四年，诏学士、两省、御史台五品，尚书省诸司四品以上，於内外京朝、幕府州县官、草泽中，各举贤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见任转运使及馆阁职事人应诏。

景德二年，诏：“复置博通坟典达於教化、才识兼茂明於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等科，委中书门下先加程试。如器业可观，具名闻奏，朕将临轩亲试。”

时命两制考文卷，中等者甚少，又命侍读、待制重考。上犹虑遗才，令中书重详定讫，试论六首合格者以闻。

大中祥符元年，时上封者言：“两汉举贤良，多因兵荒灾变，所以询访阙政。今国家受瑞建封，不当复设此科。”於是悉罢。

凡特旨试艺者，有於中书学士舍人院，或特遣官专试，所试诗、赋、论、策、颂、制诏或三篇，或一篇。景德後，唯将命为知制诰者，方试制诰。东封及祀汾阴时，献文者多试业得官。

仁宗天圣七年，诏曰：“朕开数路以详延天下之士，而制举独久置不设，意吾豪杰或以故见遗也，其复置此科。”於是增其名，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於教化科，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举及起应选者。又置书判拔萃科，以待选人之应书者。又高蹈邱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以待布衣之被举及应书者。又武举以待方略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艺业於有司，有司较之，然後试秘阁，中格，然後天子亲策之。

後数岁，李淑上书言：“吏部故事，选人以格限未至者，能试判三节，谓之拔萃。此特有司之事耳，而陛下乃亲策之，非其称矣。又所谓茂材异等，本求出类之隽也，而士之不利乡荐者，始出而应焉。臣以为此二者皆非国家求才之本意也，宜有以易之。”於是罢书判拔萃科，令幕职州县官皆得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诸常试乡举被黜者，毋复应茂才异等科。其後十馀年，又诏：自今制科须近臣论荐，毋得自举。初，御史唐询与参知政事吴育有隙。帝数称近岁制科得人，以育为贤，而询奏言：“自古灾异乃册贤良，今者，六科率不用公卿推引，而特视进士之期。凡应此科者，至自称曰贤良方正，曰茂才异等，曰博通坟典，臣以为习扇浇浮，莫甚於此，可悉罢之。”而育复奏曰：“册贤良自晁错始，错非以灾异举也。”帝以育言为然，由是制科得不废，而特禁其自荐而已。

公是刘氏《杂说》曰：“夫自举之与人举之，所以厉世矫俗，岂可同日而语哉？今不惟进士自举而已，至於贤良方正亦自举也，岂不过乎！夫贤良，美称也；方正，善行也。古之当此名者，方将高卧潜处，不知羔雁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窥颜色、求便利而进矣。争门指，不足以谕其情；侧肩攫金，不足以况其态；鼓腹自鬻，不足以比其羞：无乃其实与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贤良於进士矣，不知贤良之害於俗，甚於进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之泽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闻之者，必争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游手惰农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则不独游手惰农而後争之，必将有舍业而往者矣，则兔小而鹿大故也。夫进士，兔也；贤良，鹿也。二者皆足以动贪利之心，而贤良之所动者多，可不慎哉！”

石林叶氏曰：“富公以茂材异等登科，後召试馆职，以不习诗赋求免，仁宗特命试以策论，後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苏子瞻又去策止试论三篇。熙宁初，罢制举，其事遂废。”

又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尝入第三等，後未有继者。至嘉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玉山汪氏曰：“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後熙宁，孔文仲考中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绌之。”

神宗熙宁七年，吕惠卿以为制科止於记诵，非义理之学，且进士已试策，与制科无异。乃诏罢之。

先时，秘阁考制科，陈彦古六论不识题语何出，字又不及数，准式不考。盖自秘阁试制科以来，未有如彦古空疏者。次年，乃罢制科。

哲宗元元年，复制科。

绍圣元年，罢制科。自朝廷罢诗赋、废明经，词章记诵之学俱绝，至是而制科又罢，无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乃置宏词，以继贤良之科。

三省言：“唐世取人，随事设科，其名有词藻宏丽、文章秀异之属，究其所试，皆异乎进士、明经。今既复旧科，纯用经术，诸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敕、檄书、露布、诫谕，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而不可阙，先朝已尝留意，特科目未及设。”二年，诏立宏辞科，岁许进士登科者诣礼部请试，若见守官，须受代乃得试，率以春试上舍日附试，不自立院也。差官锁引，悉依进士，惟诏、诰、赦敕不以为题，所试者，章、表、露布、檄书用四六，颂、箴、铭、诫谕、序、记用古今体，亦不拘四六。考官取四题，分二日试，试者虽多，取毋过五人。中程者上之三省，三省覆视，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辞格超异者，恩命临时取旨。

徽宗大观四年，改为词学兼茂科，科举岁，附贡士院试，取毋过三人，不中率，许阙。仍不试檄书，增制诏，分二日试四题，其二以历代史事借拟为之，馀以本朝典故或时事。宰臣执政亲属毋得试。

高宗绍兴元年，下诏复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有司讲求旧制，每科场年，命中丞、给、舍、谏议大夫、学士、待制三人举一人，不拘已仕未仕（命官仍以不曾犯赃私罪人充）。先具词业（策、论共五十篇），缴送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三等，文理优长为上，次优为中，常平为下。次优已上并召赴阁试。岁九月，命学士、两省官考试於秘阁，御史监之，试六论（每首五百字以上），於《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扬》、《管子》、《文中子》正文内出题，差楷书祗应，四通以上为合格。仍分五等，以试卷缴奏御前拆号，入四等以上者，召赴殿试。其日，上临轩亲策（限三千字以上），宰相撰题，差初覆考、详定官。赴试人引见赐坐，殿廊两厢设垂帘、帏幕、青褥、紫案，差楷书祗应，内侍赐茶果。对策先引出处，然後言事。第三等为上，恩数视廷试策第一人；第四等为中，视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第五等为下，视廷试第四人，赐进士出身；不入等，与簿、尉差遣。以上并谓白身者，若有官人，则进一官与升擢。

旧制，六论於正文及注疏内出题。至是，有司请除疏义勿用。

七年，诏以太阳有异，氛气四合，令中外侍从各举能直言极谏一人。吕祉举选人胡铨，江藻举布衣刘度，上即日除铨枢密院编修官，而度不果召。

孝宗乾道元年，诏令尚书、两省、谏议大夫已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人，仍具词业缴进。

苗昌言奏：“国初尝立三科，景德增而为六。仁宗皇帝时，李景请依景德故事，亲策贤良秘阁，六论专取《六经》及问时务，其史传注疏乞不条问。帝亦以为问隐奥观其博，不若取其能明世之治乱，有补阙政。又诏以景德六科定为制举之目，俾少卿、监已上奏举内外京朝官；增置书判拔萃科、高蹈丘园科、沈沦草泽科、茂材异等科，总为十科，并许布衣应诏。於是何咏、富弼、余靖、尹洙、苏绅、张方平、江休复、张伯玉辈出焉。其立法宽，故得士广也。自绍兴复科，三岁一下诏，垂四十年，未闻有一介魁垒豪杰之士出应制书，岂盛治之世无其人耶？盖责之至备，而应之者难；求之不广，而来者有隔尔。臣请参稽前制，岁下诏，权於正文出题，其僻书注疏不得以为问目。追复天圣十科，开广荐扬之路，振起多士积年委靡之气，太平之治不难立也。”上诏礼部集馆职、学官议之，皆曰：“注疏诚可略，科目不必广。天下之士屏处山林，滞迹遐远，侍从之臣岂能尽知？伏见国初制科，上命监司、守臣解送。乾德中，以无人应制，许直诣阁门请应。若依乾德故事，恐起侥幸，请如国初之制。”诏可。

先是，翰林学士汪应辰以眉山布衣李应诏，上览其文称奖，命依格召试，会有沮之者，不果试。是岁，宰相虞允文为上言之，始依元独试故事，命翰林学士王严、起居舍人李彦颖考试，参详六论凡五通，上喜曰：“继自今其必有应诏者矣。”十一月，上亲策於集英殿，有司考入第四等。复御殿引见，赐制科出身，授节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誊写为册进御及德寿宫，并焚进诸陵。淳熙四年，李之弟塾复举贤良方正，而近习又恐制科之攻己，其摇沮焉。会台州赵汝愚举姜凯，信守唐仲友举郑建德，吏部侍郎赵粹中举马万顷应诏。上问辅臣：“召试贤良，故事有黜落者否？”对曰：“昨李止独试。若数人，须分优劣。”既而监察御史潘纬言：“制科不过三事，一、缴进词业，二、试六论，三、对制策。而进卷率皆宿著，廷策岂无素备，惟六论一场谓之‘过阁’，人以为难。若罢注疏而复以四通为合格，则与应进士举，一场试经义五篇者何异？”乃诏增为五通。其年，始命官、糊名、誊录如故事。所试六论，後二日，试院言：“文卷多不知题目所出，及引用上下文不尽，有仅及二通者。”上命赐束帛罢之，举者周必大等皆放罪。旧试六题，一明一暗。时考官所命多暗僻，失国家求言之意矣。

淳熙十一年，诏罢注疏出题。於是郡国举庄治、滕{山成}，试六论皆四通，而考官颜师鲁以其文理平凡，不应近制，又罢之。自是荐绅重於特举，山林耻於自耀，α然而起者鲜矣。

自李之後，制科无合格者。又三十馀年，永康何致者，为郡守陈缵馆客，缵入朝荐之，有旨召试。会同荐者滕{山成}、杜富遭忧不赴诏，须服阕并召。致躁急，欲先得试，缵介苏师旦言之韩胄，得内批如所请，中书缴还，後又为台谏论其进论中言“伊尹始负尧舜之道，而终为天下开凌犯之端”之语为诋诬，坐罢归。辛未岁，致以吴挺荐召，又为台臣所论，乃勒归乡增修所学焉。

叶论制科曰：“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以来，能言之士有是论矣，虽然，原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见有偶然得之者，要以为坏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举无可用，此科举之敝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选之尤难。使科举不足以得才，则制科者亦庶几乎得之矣。虽然，科举所以不得才者，谓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则制举之庶乎得之者，必其无法焉，而制举之法反密於科举。今夫求天下豪杰特举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彼区区之题目记诵、明数暗数制度者，胡为而责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纪，问之略遍，以为其说足以酬吾之问，则亦可谓之奇才矣。当制举之盛时，置学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虚论，披抉不穷，号为制科习气，故科举既不足以得之，而制举又或失之。然则朝廷之求为一事也，必先立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无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记诵者耳，此固所谓豪杰特起者轻视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盖昔以三题试进士，而为制举者以答策为至难，彼其能之，则犹有以取之。自熙宁以策试进士，其说蔓延，而五尺之童子无不习言利害，以应故事，则制举之策不足以为能，故哲宗以为今进士之策有过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废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荐而不得试者，其试而不见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举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诏而追复，不俟科举之岁皆得举之，将何所为乎？设之以至密之法，与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与此者为急官爵计耳。且天下识治知言之人，不应如是之多，则三岁以策试进士，使肆言而无所用，是诚失之矣。今又使制举者，自以其所谓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陈利害，其言泛杂，见者厌视，闻者厌听。且士之猥多，无甚於今世，挟无以大相过之实，而冒不可加之名，则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为讥笑之具。今宜暂息天下之多言，进士无亲策，制举无记诵，无论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举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骤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长无取，非惟无益而反有害也。”

巽岩李氏《制科题目编序》曰：“阁试六论，不出於经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盖将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习强记之馀功，後直言极谏之要务，抑亦重惜其事而艰难其选，使贤良方正望而去者欤？然而士终不以此故而少挫其进取之锋，问之愈深，则对之愈密，历数世未尝有败绩失据之过。士岂真多能哉？斯执事者优容之也。逮熙宁中，陈彦古始不识题，有司淮式不考，而制科随罢。君子谓彦古不达时变，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极谏忤宰相意，高第，斥小官。彼狡焉思纵其淫心，以残害典则，厌是科之不便於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则姑置焉，名存而实亡矣。凡所谓贤良方正，尚肯复游其乎？彦古区区，昧於一来，是必不敢高论切议也，殆揣摩当世，求合取容耳。传注义疏之么么纤微且不及知，矧惟国家之大体，渠能有所发明哉！而执事犹恶其名，决坏之然後止。彦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无得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举者，独何心欤？至於元，廑复旋废，其得失之迹，又可见矣。今天子明诏三下，而士莫应，岂非犹惩於彦古故邪？盖古之所谓贤良方正者，能直言极谏而己；今则惟博习强记也，直言极谏则置而不问，甚至恶闻而讳听之，逐其末而弃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之所以莫应也。余勇不自制，妄有意於古人直言极谏之益，而性最疏放，勉从事於博习强记，终不近也。恐其幸而得从晁、董、公孙之後，曾是弗察，而猥承彦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馀家之文书，掇其可以发论者，各数十百题，具如别录。亦颠倒句读，窜伏首尾，乃类世之覆物谜言，虽若不可知，而要终不可欺，戏与朋友共占射之，贤於博奕云耳，实非制科本意也。因书以自警云。”

按：制科所难者六论，然所谓四通、五通者中选，所谓准式不考者闻罢，则皆以能言论题出处为奇，而初不论其文之工拙，盖与明经墨义无以异矣。况有博闻强记如巽岩者，聚诸家奇僻之书，掇其可以为论题者，抄为一编，揣摩收拾，殆无所遗，然则浅学之士，执此以往，亦可哆然以贤良自名，而有掇巍科之望矣。科目取人之弊，一至於此！然观《邵氏闻见录》言范文正公以制科荐富郑公，富公辞以未习，范公曰：“已为君辟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馆。”以是观之，所谓大科文字者，往往即巽岩所编之类是也。以富公异时之德业如许，然应制科之初，倘不求其文而习焉，则亦未必能中选。东坡作《张文定公墓铭》言：“天下大器，非力兼万人，孰能举之？非仁宗之大，孰能容此万人之英？盖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举而得富弼，再举而得公。”盖所以夸制科得人之盛，然制科之为制科，不过如此，则二公之所蕴蓄抱负，此岂足以知之乎？

◎博学宏辞科

绍兴三年立此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於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试人先投所业三卷，朝廷降付学士院，考其能者召试。遇科场年，应命官，除归明、流外、入赀及尝犯赃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皆得试，每次所取不得过五人，若人才有馀，临时取旨，具合格字号，同真卷缴纳中书看详。推恩则例比旧制更加优异，以三等取人：上等转一官，选人改秩，无出身人赐进士及第，并免召试，除馆职；中等减三年磨勘，与堂除，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下等减二年磨勘，无出身人赐进士出身，并许召试馆职。大观中，有词学兼茂科，建炎初犹有应者，至是始更立焉。自复科以来，所得鸿笔丽藻之士，多有至卿相、翰苑者。绍兴中，得十有七人；隆兴至淳熙，得十有三人；绍熙，一人；开禧至嘉定，三人。初，洪遵入中等，洪适入下等。高宗览其文，叹曰：“此洪皓子邪？父在远，能自立，忠义报也。”即以遵为秘书省正字，适为枢密院编修官。词科即入馆自遵始。後三岁，洪迈继之。真德秀、留元刚应选，有司书德秀卷曰“宏而不博”，书元刚卷曰“博而不宏”。宁宗喜其文，命俱异等。其後有司值郡试，必摘其微疵，仅从申省或降旨升擢而已。

容斋洪氏《随笔》曰：“本朝宏词虽用唐时科目，而所试文则非也。自乙卯至於绍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绍熙庚戍阙不取。其以任子进者，汤岐公至宰相，王曰严至翰林承旨，李献之学士，陈子象兵部侍郎，汤朝美右史，陈岘方进用，而予兄弟居其，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执政，予冒处翰苑。此外皆系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执政，沈德和、莫子齐、倪正父、莫仲谦、赵大本、傅景仁至侍从，叶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馀多碌碌，而见存未显者陈宗召也。然则吾家所蒙，亦云过矣。”

叶论宏词曰：“法或生於相激。宏词之废久矣，绍圣初，既尽罢词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绝，始立博学宏词科。其後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何者？朝廷诏诰典册之文，当使简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孔子录为经常之词，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谓重矣。至两汉诏制，词意短陋，不复仿佛其万一。盖当时之人，所贵者武功，所重者经术，而文词者，虽其士人哗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笔吏之所能无几也。然其深厚温雅，犹称雄於後世，而自汉以来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奇文绝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於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尝知义，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尝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宁之以经术造士也，固患天下习为词赋之浮华而不於实用，凡王安石之与神宗往反极论，至於尽摈斥一时之文人，其意晓然矣。绍圣、崇宁号为追术，熙宁既禁其求仕者不为词赋，而反以美官诱其己任者使为宏词，是始以经义开迪之，而终以文词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为宏词，则其人己自绝於道德性命之本统，而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於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特举朝廷之高爵厚禄轻以与之而己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罢词赋而置词科，今词赋、经义并行久矣，而词科迄未尝有所更易。是何创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终，使不自为背驰也！盖进士、制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者，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

●卷三十四 选举考七

○孝廉

汉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亡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三匹。”（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孝景後二年，诏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董仲舒对策曰：“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故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元朔元年，诏曰：“朕深诏执事，兴廉举孝，今或阖郡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於上闻也。”（详见《乡举里选考》）

按：汉时诏郡国荐举人才，贤良方正与孝廉二科并行。然贤良一科，文帝与武帝时，每对辄百馀人，又徵诣公车，上书自鬻者以千数；而孝廉之选，文帝之诏以为万家之县亡应令者，武帝之诏以为阖郡不荐一人，盖贤良则稍有文墨材学者可以充选，而孝廉则非有实行可见者不容谬举故也。

孝宣黄龙元年，诏曰：“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言吏六百石者不得复举为廉吏也）

孝平元始元年，令宗室：“其为吏举廉佐吏，补四百石。”

◎西汉举孝廉

路温舒（以决曹史举，迁山邑丞）　龚胜（郡吏，三举孝廉，再为尉，一为丞）鲍宣（以郡功曹举，迁郎）　京房（以孝廉举，为郎）　赵广汉（以州从事举茂材，察廉，迁阳翟令）　张敞（以太守卒史察廉，为甘泉仓长）　尹翁归（以督邮举廉，为缑氏尉；又以都内令举廉，为弘农都尉）　王尊（以州从事举，迁盐官长）　盖宽饶（郡文学举，迁郎）　刘辅（迁襄贲令）　萧望之（御史官属，迁治礼丞）　薛宣（以大司农斗食属察廉，补不其丞；又以不其丞察廉，迁乐浪都尉丞）　冯逡（野王子，迁郎）　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补安陵丞）　杜邺（迁郎）　王嘉（光禄掾察廉，为南陵丞；复察廉，为长陵尉）　师丹（迁郎）　孟喜（迁郎）　黄霸（左冯翊卒史，察补河东均输长；复察廉，为河南太守丞）　尹赏（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　王吉（郡吏举孝廉，为郎）　平当（以大鸿胪文学察廉，为顺阳长）

东汉之制，郡太守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百官志》）

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次补之，光武始用孝廉为尚书郎。

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廉吏各二人，光禄岁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

章帝建初元年，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

和帝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丁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丁鸿传》）

永元七年四月，诏曰：“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人，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选郎出补守相。

十三年，诏：“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诏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补令、长、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署郎通达经术任牧民者，视事三岁以上，皆得察举。

顺帝即位，令郡国守、相视事未满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

阳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胡广、郭虔、史敞上书之曰：“凡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显用，年乖︹仕；终、贾扬声，亦在弱冠。前世以来，贡举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戾旧章，便利未明，众心不厌。矫枉变常，政之所重，而不访台司，不谋卿士。若事下之後，议者剥异，异之则朝失其便，同之则王言己行。臣愚以为可宣下百官，参其同异，然後览择胜否，详采厥衷。”帝不从。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久之，广陵所举孝廉徐淑年未四十，台郎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左雄诘之曰：“昔颜回闻一知十，考廉问一知几邪？”淑无以对，乃罢却之。闰月丁亥，令诸以诏除为郎，年四十以上，课试如孝廉科者，得参廉选，岁举一人。

左雄前议举吏先试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门，尚书张盛奏除此科，黄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清洗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

二年，张衡言：“自初举孝廉，迄今二百岁矣，皆先孝行，行有馀力，始学文法。辛卯诏书，以能章句奏案为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此弃本而取末。曾子长於孝，然实鲁钝，文学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观，内必有阙，则违选举孝廉之志矣。”

汉安元年，尚书令黄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於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帝从之。

桓帝即位，诏曰：“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常必由之。诏书连下，分明恳恻，而在所玩习，遂至怠慢，选举乖错，害及元元。顷虽颇绳正，犹未惩改。方今淮夷未殄，军师屡出，百姓疲悴，困於调发。庶望群吏，惠我劳民，蠲涤贪秽，以祈休祥。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选。赃吏子孙，不得察举。杜绝邪伪请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将观厥後。”

诏侍中、尚书、中官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

徐氏曰：“按孝廉之举，始自西都，尝考元朔诏书云：‘深诏执事，兴廉举孝，今或至阖郡不荐一人。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详观此文，则孝之与廉，当是各为一科。故萧望之、薛宣、黄霸、张敞等皆以察廉补长、丞，独王吉、京房、师丹、孟喜皆以举孝廉为郎，刘辅举孝廉为襄贲令，至东都则合为一科矣。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於後世科举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东都则年四十以上始得察举矣。黄琼言，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於取士之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则知当时虽以孝廉名科，而未尝责其孝行廉隅之实，是亦失设科之本意也。虽然，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之盛，则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

按：西汉举贤良、文学，则令其对策，而孝廉则无对策之事，盖所谓贤良、文学者，取其忠言嘉谟，足以佐国，崇论宏议，足以康时，故非试之以对策，则无以尽其材。若孝廉，则取其履行，而非资其议论也。今亦从而有试焉，则所谓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又况左雄所言诸生试家法（谓儒有一家之学，六艺专门之类），文吏课笺奏，则又文之靡者，去贤良所对尚复远甚，而何以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宁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愚以为真孝实廉之人，岂有不学墙面之理？而以家法、笺奏应选者，又岂可遽许以学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後，济阴太守胡广等十馀人皆坐缪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馀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则知当时孝廉一科滥吹特甚，於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无问其实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犹如此，则其他可知。王荆公诗言：“文章始隋唐，进取归一律。安知鸿都事，竟用程人物！”呜呼！其来久矣，非始於隋唐也。

许荆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於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於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

按：此後汉初之事。当时之所谓孝廉，必取其实行，稽诸乡评，誉望著者入选抡，而声称损者遭摈弃，故所举大概皆得其人。中叶以来，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干请而得之，於是只得假试文之事，以为革缪之法矣。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举至孝与众卓异者。

桓帝建和元年，诏大将军、公卿、郡国举至孝笃行之士各一人。

延熹九年，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

献帝建安五年，诏三公举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国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讳。

徐氏曰：“按《荀爽传》：太常赵典举爽至孝，对策陈便宜。灵帝诏举有道之士，而谢弼、陈淳、公孙度俱对策，除郎中。由是观之，汉世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东汉举孝廉

马棱（伏波族孙，以郡功曹举，迁谒者）　魏霸　韦彪　冯豹　贾琮郑弘　周章　张霸　桓典　桓鸾　刘平　江革　周　第五伦　锺离意　寒朗　朱穆　徐防　张敏　胡广　袁安　翟劭　霍　陈禅　庞参　陈龟　桥元　黄宪（不就）　杨彪　张纲　王龚　种　陈球　杜根　刘陶　李　傅燮　盖勋　张衡（不就）　左雄　李固　杜乔　吴　延笃　段　陈蕃　李膺　刘　宗慈　巴肃　范滂　尹勋　蔡衍　羊陟　陈翔　檀敷　刘儒　贾彪　符融（不就）　郑太（不就）　荀　皇甫嵩　朱隽　刘虞　公孙瓒　袁术　许荆　第五访　刘矩　刘宠　阳球　刘琨　张兴　包咸　杨仁　董钧　服虔　颖容　许慎　高龚　刘梁　高彪　刘茂　张武　戴封　雷义　王烈　谢夷吾　李　公沙穆　华佗（不就）

长水校尉樊上言：“郡国举孝廉，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敕郡国简用良俊。”

种始为县门下吏，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明日，谌送客於大阳郭，遥见，异之。还白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吏也。”歆笑曰：“当求山泽隐滞，乃洛阳吏邪？”谌曰：“山泽不必有异士，异士不必在山泽。”歆即召於庭，辨诘职事，辞对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辟太尉府，举高第。

按：东京选举，孝廉一科为盛，名士多出其中，然以此二段观之，则滥吹者亦多。如樊所言取年少能报恩者固非矣；若田歆庭诘种，而观其辞对有序，则谓之能吏可耳，所谓孝廉岂於一应对之顷而知之乎？

魏黄初二年，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司徒华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隳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经盛衰，今听孝廉不以经试，恐学业从此而废。若有秀异，可特徵用，患於无其人，何患不得哉！”帝从其言。

魏舒年四十馀，郡举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於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

东晋元帝初，以天下丧乱，务存慰勉，远方孝、秀，不复策试。後以经略粗定，乃令试经。其後孝、秀莫敢应命，至者多辞以疾（详见《举士门》）。

宋制，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皆策试（见《举士门》）。

北齐制，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贡士，考功郎中策贤良（见《举士门》）

周武帝诏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岁一人（见《举士门》）。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引汴、诸州所举孝廉，赐坐於御前，上问以皇王政术，及皇太子问以曾参说《孝经》，并不能答。太宗谓曰：“昔楚庄王言事，群臣莫逮，退而有忧色，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自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之不德，群臣莫能逮，吾国其几於亡乎！’朕发诏徵天下俊异，才以浅近问之，咸不能答。海内贤哲将无其人邪？朕甚忧之。”

代宗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奏：“请每岁举人依乡举里选察秀才孝廉。”敕旨：“每州每岁察孝廉，取在乡闾有孝弟廉耻之行荐焉，委有司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五经之内精通一经，兼能对策达於理体者，并量行业授官。其明经、进士并停，进举亦宜准此，同所司作条件处分。”七月二十六日，礼部侍郎杨绾奏：“贡举条，孝廉各令精通一经。其取《左氏传》、《公羊》、《梁》、《礼记》、《周礼》、《仪礼》、《毛诗》、《尚书》、《周易》任通一经，每经问义二十条，皆取傍通诸义，务穷根本；试策三道，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仍每日问一道，频三日毕。经义及策全通为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与官；其问义每十条通七、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者罢之。又《论语》、《孝经》皆圣人深旨，《孟子》亦儒门之达者，其学官望兼习此三者，其为一经，其试如上。秀才举人，望令精通五经问义二十条，对策五道，全通者为上第，上第者送名中书门下，请超与处分；问义十条通七、策通四为中第，中第者送吏部与官；下者罢之。孝悌力田，但能熟读一经，言经音切，即令所司举送，试通，便与出身。其今年举人或旧业既成，理难速改，或远州所送，身己在途，事须收奖，不可中废。其今秋举人中有情愿依旧业举者亦听。今年之後，并依新敕敕旨。进士、明经置来日久，今顿令改业，恐难有其人。诸色举人宜与旧法兼行。”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敕孝廉科宜停。

宋太祖皇帝开宝八年，诏诸州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异行，或有文武材，年二十以上至五十可任使者，选择具送阙下。如无人塞诏，亦以实闻。

九年，诏翰林学士李等於礼部贡院同阅诸道所解孝悌力田及有人材武学，凡七百四十人。试问所习之业，皆无可采。而濮州以孝悌荐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骇其颇多，召问於讲武殿，率不如诏；犹称素能习武，复试以骑射，则陨越颠沛失次。上顾曰：“止可隶兵籍。”皆号告求免，乃悉令退去，诏劾本部官司滥举之罪。

按：以孝廉或孝悌名科，盖取其平日之素履，固难於一阅试之顷而知之也。然自东汉以来，孝廉遂为取士科目之通称，不复有循名责实之举，不过试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倥偬之际，则并不试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始有进士、明经等科，遂无复有举孝廉之事。盖隋唐而後之进士、明经，即东汉以来之孝廉，皆借其名以为士子进取之涂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时有察举之诏，而贞观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参所说《孝经》；开宝之孝弟，至不能言所习之业，浅陋可笑如此。盖自以文艺取人，士之精华果锐者，皆尽瘁於记问词章声病帖括之中，其不能以进士、明经自进者，皆椎朴无文之人，遂欲别求进身之涂辙，故夤缘州郡，以应诏举。详史所载，二帝所以询访之者，固非僻经奥传，傲以所不知也，而已不能答，则其无所抱负可知。景，李淑言：“所谓茂材者，本求出类之隽，而士之不利乡举者应焉，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贞观、开宝所解孝悌力田，文武才皆不能应乡举之辈耳。

○武举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师古曰：“六郡，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公孙贺，北地人，少为骑士从军。李广，陇西人，以良家子从军。赵充国，陇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傅介子，北地人，以从军为官。甘延寿，北地人，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冯奉世，上党人，以良家子选为郎。张次公以勇悍从军。常惠应募随苏武使匈奴。郑吉以卒伍从军。傅介子斩楼兰王，士刺王者皆补侍郎。灌夫以候司马从击吴、楚。苏建以校尉从大将军。

唐武举起於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翘关者，长一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後，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第，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

按：《选举志》言：“唐武举起武后之时，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详书。”然郭子仪大勋盛德，身系安危，自武举异等中出，是岂可概言其不足道邪？《唐登科记》所载异科出身者众，独轶武举，亦一欠事。

永隆元年，岳牧举武陟县尉员半千及第，上御武成殿亲问曰：“《兵书》云天阵、地阵、人阵之名，何谓也？”半千对曰：“臣观载籍，多谓天阵谓星宿孤虚也，地阵谓山川向背也，人阵谓偏伍弥缝也。以臣愚见，谓不然矣。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之时，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士卒轻利，将帅和睦，此人阵也。若用兵去是三者，其何以战。”上深赏之。

右补阙薛谦光言：“今武能制敌之科，祗令弯弧。夫赵虽勇，资诸葛之指挥；周勃虽雄，乏陈平之计略。若使樊哙居萧何之任，必失指踪之机；使萧何入戏下之军，亦无免主之效。是知谋将不取於弓马，良相不资於射策。愿降明制，循名责实，文则试以效官，武则令其守御。”

唐武选，兵部主之。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取其躯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若文吏求为武选，取身长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武夫求为文选，取书判精通，有理人之才，而无殿犯者。

宋有武举、武选。咸平时，令两制、馆阁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尝行。

仁宗天圣八年，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後试之。

景四年，韩亿言：“武臣宜知兵书，而禁不得传，请纂其要以授之。”於是出《神武秘略》以授边臣。

庆历六年，策武举。冯维师奏：“武举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

神宗熙宁五年，枢密请建武学於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使臣未参班与门荫、草泽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马应格，听入学，给食，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讲释之。愿试阵队者，量给兵伍。在学三年，具艺业考试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试。凡试中，三班使臣与三路巡检、监押、寨主，未有官人与经略司教队、差使，三年无过，则升亲民至大使臣；有两省、待制或本路钤辖以上三人保举堪将领者，并兼诸卫将军，外任回，归环卫班。以尚书兵部郎中韩缜判学，内藏库副使郭固同判，赐食本钱万缗。生员以百人为额。科场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监、文官转运判官以上各奏举一人，听免试入学。生员及应举者不过二百人。春秋各一试，步射以一石三斗，马射以八斗，矢五发中的；或习武伎，副之策略，虽弓力不及，学业卓然，并为优等，补上舍，以三十人为额。

八年，诏武学与文举同时锁试，以防进士之被黜而改习者。

高宗建炎二年，兵部言：“应武举得解、免解人，各召保官赍公据赴部引验，於行在殿前司试弓马讫，就淮南转运司别场附试程文。”从之。

绍兴十六年，始建武学。兵部上《武士弓马及选试去留格》：凡初补入学，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试步骑射不中，即不许试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谓辅臣：“国家武选，政欲得人，今诸将子弟皆耻习弓马，求换文资，数年之後，将无人习武矣。宜劝诱之。”

凡武学生习《七书》兵法，步骑射分上、内、外三舍，学生以百人为额。置博士一员，以文臣有出身或武举高选人为之；学谕一员，以武举补官人为之。

孝宗隆兴元年，御试得正奏名三十七人。殿中侍御史胡沂言：“臣观唐之郭子仪，以武举异等，初补右卫长史，历振远、横塞、天德军使。祖宗时，试中武艺人并赴陕西任使。又武举中选者，或除京东捉贼，或三路沿边，试其效用；或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今率授以榷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臣请取近岁中选人数，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深浅，授以军职，使之习练边事，谙晓军旅，实选用之初意也。”

乾道五年，廷试，始依文举给黄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榜首赐武举及第，馀并赐武举出身。

上垂意武科，以授官与文士不类，诏自今第一人补秉义郎，堂除诸司计议官，序位在机宜之上；第二、第三人保义郎，诸路帅司准备将领，代还，转忠翊郎；第四、第五人承节郎，诸路兵马监押，代还，将保义郎，皆仿进士甲科恩例。四年，又以文举状元代还，例除馆职，亦召武举榜首为ト门舍人。五年，御试得正奏名四十四名，始立武学国子额，收补武臣亲属，其文臣亲属愿赴武补者亦听。七年，初立《武举绝伦并从军法》：凡愿从军者，殿试第一人与同正将，第二、第三名同副将，第五名已上、省试第六名已下并同准备将。从军以後，立军功及人才出众，特旨擢用。上曰：“武举本求将帅之才，今前名皆从军，以七年为限，则久在军中，谙练军政，他日可备擢用。”

武臣试换文资，祖宗朝、许从官三人荐举。绍兴令敦武郎以下听召保官二人，以经义、诗赋求试。其後，太学诸生久不第者，多去从武举，已，乃锁厅应进士第，凡以秉义或忠翊皆换京秩，恩数与第一人等。後以林颖秀言：“武士舍弃弓矢，更习程文，褒衣大袖，专效举子。夫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启其侥幸名爵之心。”於是诏自今毋得锁换。

宁宗初，复武科锁换令。

○任子

《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董仲舒对策曰：“夫选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必贤也。”王吉言：“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伊尹，不仁者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至於积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为作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

哀帝元年，除任子令。

先公曰：“汉二千石任职二年，得任其子若同产，盖有八九岁为郎备宿卫者。朝夕左右与闻公卿议论，执戟殿陛，中郎将以兵法部属之，而淳厚有行者，光禄勋岁课第之。时出意上书疏，足以裨缺失，而天子亦因以习知其性，而职其才之能否，自郎选为县令，自大夫选为守相，或持节四方，天子时课其功而召之入。盖上之久留意其选，而法制使之然也。”

◎西汉任子入任

苏武以父任为郎。刘向以父任为辇郎。孔光子男放为侍郎。董恭为御史，任贤为太子舍人。萧育以父任为太子庶子。史丹九男，皆以丹任为侍中。汲黯以父任为太子洗马。史丹、冯野王皆以父任为太子中庶子。伏湛以父任为博士弟子。辛庆忌以父任为右校丞。杜延年以三公子补军司空。虎贲诸郎皆父死子代。

△右父任

霍去病任光为郎。杨恽以忠任为郎。袁盎兄哙任盎为郎中。

△右兄任

成帝时，侯霸以族父任为太子舍人。赵兼淮南王舅，子由以宗家任为郎。

△右宗家任

元始二年，龚胜、邴汉乞骸骨，策曰：“其上子若孙若同产、同产子一人。所上子男，皆除为郎。”

△右致仕任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

◎东汉任子入仕 　桓郁　桓焉　周勰　耿秉　马廖　宋均　黄琼　袁敞　黄琬　臧洪　何休

延熹中，宦官方炽，任及子弟为官，布满州县。

按：任子法始於汉，而其法尤备於唐。《汉》、《唐史》列传中，凡以门荫入仕者，皆备言之，独《魏》、《晋》、《南》、《北史》不言门荫之法，而列传中亦不言以门荫入仕之人，何也？盖两汉入仕之途，或从辟召，或举孝廉，至隋唐则专以科目取人，所以汉唐之以门荫入仕者，皆不由科目与辟召者也。自魏晋以来，始以九品中正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为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家。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谢，北之崔、卢，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犹然以门地自负，上之人亦缘其门地而用之，故当时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之说，北人亦有“以贵袭贵，以贱袭贱”之说。往往其时仕者，或从辟召，或举孝廉，虽与两汉无异，而所谓从辟召、举孝廉之人，则皆贵胄也。其起自单族匹士而显贵者，盖所罕见。当时既皆尊世胄而贱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夸特起而鄙门荫，而史传中所以不言以荫叙入官者，盖所以见当时虽以他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唐制：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馀见《举官门》）。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诏减每岁奏补千牛、斋郎之额，自今台省六品、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荫补。

止斋陈氏曰：“唐制：礼部简试太庙斋郎、郊社斋郎，文资也；兵部简试千牛备身及太子千牛，武资也，盖文武荫补之制。自後唐天成三年，和凝奏斋郎岁以三十人为限；同光二年，奏千牛左右仗各六员，岁以十二员为限。至是减之，岁凡补二十五员。恭惟艺祖初定任子之法，台省六品、诸司五品必尝登朝历两任，然後得请，不请者则不补矣。太宗淳化，始因改元恩霈，文班中书舍人、武班大将军以上，并许荫补，如遇转品，即许更荫一子，而奏荐之广自此始。至道二年，始有寿宁节推恩之令，则圣节奏荐自此为例。大中祥符元年，始有东封礼毕推恩之令，则郊奏荐自此为例。前朝患之，累尝裁定。圣节奏荐，自嘉元年罢，今惟郊如故。至於致仕、遗表之恩，凡与者皆特典也，而後亦为定制。至熙宁始裁定：诸卫将军、诸司副使，累奏不得过二人；非任路分都监差遣，即须入仕三十年方听奏荐，而限年限员之法立。宣和四年，中大夫至带职朝奉郎入官十五年，诸卫大将军至武翊大夫入官二十年（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敕），内侍官武功大夫至武翊郎，累奏不得过二人。逮於孝宗，法度益严。淳熙九年，更务裁抑，始立遇郊荫补恩泽正数：宰相十人（开府仪同三司以上同），执政八人，侍从六人（观察使至节度使、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右武大夫及至通侍大夫同）、带职朝奉郎、朝仪大夫三人（武翊大夫至武功大夫同）；致仕、遗表恩泽，文臣见任宰相八名（旧十二名），曾任宰执七名（旧十名），见任执政六名（旧九名），曾任执政（谓带职者）五名（旧七名），在内侍从、在外待制以上、或不带职大中大夫以上二名（旧二名）；无遗表止得致仕者，侍御史（旧二名）、中散中奉至中大夫（旧二名）、朝奉郎至朝议大夫一名，武臣见任使相七名（旧九名），曾任使相六名（旧八名），见任执政、太尉（谓许依执政官例者）六名（旧七名），曾任执政、节度使五名（旧七名），诸卫上将军至承宣使四名（旧五名），观察使三名（旧四名），通侍大夫二名（旧四名），正侍至右武大夫（旧二名）、诸卫大将军、武功至武翊大夫一名（遥郡同）。”

又诏：“斋郎每岁以十五人为额，取年貌合格、诵书精熟者充。覆试不如所奏，三司坐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诏：“应以门荫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当令於国学听习经书，以二年为限，仍令审官院与判监官考试讫，以名闻。”既而引对大理评事钱象中、太常寺举礼郎陈宗纪，并以学业未精，令且习读，俟次年引对。又诏：“己有官而再奏者，至所合授止。”又诏：“锁厅就试，至礼部不合格者，停见任。”（详见《举士门》）

石林叶氏曰：“祖宗时，见任官应进士举，谓之锁厅，虽中选，止令迁官，而不赐科第，不中则停见任，其爱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军事推官鲍当等应举合格，始各赐进士及第，自是遂皆赐第。”

七年，幸南京，诏文武臣僚逮事太祖者，赐一子恩泽。

初，转运使辞日，皆得奏一人。天禧後，唯川、广、福建路始听，馀路再任者始得奏焉。

仁宗庆历中，大减恩荫制入仕之路，罢圣节奏荫恩例。学士以下，遇郊恩许奏大功以上亲，再遇郊许奏小功以下亲。荫长子孙皆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若弟侄须过二十，必五服亲乃得荫。己尝荫而物故者，无子孙禄仕，听再荫。自是任子之恩杀矣。

英宗登极，四方监司、州守贺即位押贡奉人，悉命以官。

知谏院司马光言：“监司、太守遣亲属奉表至京师者，不问官职高下、亲属远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职、权知州军，或所遣之人非亲属者，亦除斋郎、差使、殿侍，此盖国初承五代姑息藩镇之弊，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国家爵禄，本待贤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无故受官，诚为太滥。今纵不能尽罢，其进表人若五服内亲者，或乞等第授以官；其无服及非亲属者，并量赐金帛罢去，庶少救滥官之失。”时以诏令己行，不从。

英宗慨然思革天下之弊，时方患官冗，言者皆谓由三岁一磨勘，其进甚亟，稍迁以至高位，故获荫者众。乃令自今待制以上，自迁官後六岁，无过迁之，有过益展年，至谏议大夫止。京朝官四岁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监限七十员，员有阙，以前行郎中久次者补之；少卿、监以上迁官，听旨。

神宗熙宁四年，中书言：“荫补者免试注官，多不习事，以致失职。试者又须限年二十五，才者既滞，所试又止律、诗，岂足甄才。及己受任而无劳可书，亦无荐者，法当再试书判三道，亦成虚文。今请守选者岁以二月八月试断案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法官同铨曹官撰式考试，第为三等，上之中书。上等免选注官，优等依判超例升资，无出身者赐之。试不中或不能就试，满三岁亦许注官，惟不得入县令、司理、司法。自是更不试判，仍除去免选恩格。若历任有举者五人，自与免试注官，其荫补人亦罢试诗。年及二十许自言，而试断案、律义及议应格，即许注官，优等亦赐出身。试而不中，或不能试，年及三十，自许参注。若年及二十，授官己及三年，出官亦不用试。若秩入京朝，即展任监当三年，在任有二人荐之，免展。”诏悉从之。

旧制：荫补初赴选，皆试律暨诗；己仕而无劳绩、举荐及无免试恩，皆试判。更制以後，暨试律义、断案议，後又增试经义。中选者皆得随铨拟注，其入优等者，往往特旨擢赐进士出身。

熙宁初，裁损奏荫之法，自宰相、使相而下，并及宫掖、外戚，递有减损。旧制，诸妃遇圣节奏亲属一人，一年许奏三人，郊礼许奏一人，今定诸妃每遇圣节并郊，许奏有服亲一人。旧制，皇亲妻两遇郊，许奏亲属一人，今罢。旧制，郡、县主遇郊，许奏亲生子及其夫之亲，今只许奏亲子。旧制，臣僚之妻为国夫人者，得遗表恩，今除之。旧制，公主每遇圣节、郊礼，许奏夫之亲属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许奏一人，今罢生日恩，圣节许奏有服亲。

按：熙宁所裁损奏荫之法，先自妃嫔、公主始，此法之所以必行。外如皇亲妻及命妇、郡县主所荫，其恩尤滥，故并抑之。而圣节奏荫恩例，则仁宗时己罢之，往往行之於臣僚，而未尝行之於姗、主。至此方有施行，然亦但裁抑其滥及者，而未尝尽罢此例云。

五年，曾布等言：“中外臣僚陈请恩泽，未有定制。今欲见任二府，许乞差遣一人；宰相、枢密使兼平章事因事罢者，陈乞转官一人，指射差遣二人；馀以次有差。”

徽宗宣和元年，侍御史张汝舟言：“奏补之法，有太滥者，有太吝者。今法所该奏补，与先朝同，而所从该奏者异。昔之官至大夫，历官不下三五十年，而今之出官，有阅三五年己至大夫者矣。文武官至大夫既易且速，其来日众，而奏补未尝限年，此所以为太滥也。朝请至朝奉郎得致仕恩，虽亡殁在给敕後，皆得荫补；至若中大夫以下及武功、武翼大夫，已求致仕，而受敕不在生前者，乃格其恩不与，於是有以疾危而致仕，身谢而未受敕者，则其家往往匿哀须限，仍以不及亲授不与г恩者多矣，此所以为太吝也。欲乞文武官虽遇郊当荫，文入官不及十五年、武入官不及二十年，皆未许荫补，以抑其太滥。至於文武官及大夫以上尝乞休致，而身谢在出敕前，并许奏荫，以补其所不及。”诏除寺、监长贰至开封少尹，系用职事荫补，不合限年，馀悉从之。

司谏李会言：“比年大臣子弟仅能胜衣，即从列，遇大礼亦得奏补。其稚年显贵，身既滥矣，未有子而移荫他人，是叠滥也。请待制以上无出身人，须年及三十、通历任及十年者，遇郊许奏。”从之。其後朱胜非追记当时权臣欺君滥恩，其言曰：“祖宗旧制，宰执子弟例不堂除，只於铨部注拟，罢政不以罪，则推恩迁擢。盖二府号表则之地，不阿其亲，当以身率故也。赵普子弟皆官右列，普再相，长子遂受庄宅使。元中，范纯仁再相，子正平博学有文行，未尝出官，竟死选调。绍圣中，章作相九年，子援及持皆高第有学问，士论推许，并为州县幕职监当官。惟是仁宗朝，夏竦子安期以累任边帅，授待制、直学士。熙宁，王安石荐其子为崇政殿说书，除待制，後因《三经义》成，迁直学士，力辞不受。然安期犹有才，犹有学问，至蔡京拜相不数年，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宰相郑居中子修年、亿年，刘正夫子皂民、阜民，余深子日章、兄清，王黼子闳孚，白时中子彦晖，执政蔡卞子仍，邓洵仁子襄，邓洵武子雍，并以曲恩幸例，列於从班，而阜民、襄、闳孚尤懦呆，或始十馀岁。宣和末，谏官李会疏论，以为：“尚嬉竹马，己获荷囊；未应娶妇，己得任子。”时亦觉其太滥，遂免奉朝而列侍从如故。

高宗建炎元年，李纲言：“宣、靖以来，宰相子悉以恩泽至待制、杂学士。”乃诏宰执子弟任待制己上者，并罢。

绍兴四年，太尉、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资。吏部言有碍条格，诏特许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资禄子孙者，自是为例。

中书舍人赵思诚言：“孤寒之士，名在选部，皆侍数年之阙，大率十年而不得一任。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万二千员，科举取士不与焉。将见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调者矣。祖宗朝秘书监，今之中大夫也；诸寺卿，今之中奉、中散大夫也。仕至此者，皆实以年劳、功绩得之，年必六十，身不过得恩泽五六人。政和、宣和之後，私谒行，横恩广，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员数比祖宗时不知其几倍，而恩例未尝少损，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馀者。此而不革，实政事之大蠹也。望特旨侍从官共议所以革弊之术，示之以至公，断之以必行。”诏下其议。会思诚去国，议遂格。

二十二年，右谏议大夫林大鼐言：“武臣多出军中，爵秩多而族姓少，凡有奏荐，同姓皆期功，异姓皆中表。闾巷之徒，附会以进，寨帅、栅长利其高赀，有司不能诘其端，他人不能伺其隙。请自今须经统辖长官结罪保明，诡冒者连坐之。”

孝宗即位，慨然思革冗官之弊，初诏百官任子者遇郊恩权免奏荐，年七十人遇郊不许奏子。俄又诏，未奏者许一名。

乾道九年，诏武臣尝任执政官，遇郊听补文资。於是恩数视执政者亦得之。盖戚里、宗王与夫攀附之臣，皆争以文资禄其子，不可复正矣。

宁宗嘉泰初，言者以官冗恩滥，诸宗女夫授官者，依旧法终身只任一子，两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门客，著为令。

《庆元荫补新格》：使相以上十人，执政官、太尉八人，文官大中大夫以上及侍御史、武臣节度、承宣、观察使六人，文臣中散大夫以上、武臣防、团、刺史及横行四人，文臣带职朝郎以上、武臣正使三人。致仕、遗表：文臣前宰相、见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少、使相七人，曾任执政官六人，大中大夫以上二人；武臣使相已上八人，节度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观察使四人；文臣中大夫、武臣防御使己下，并不得推遗表恩。先是，绍兴初，中书舍人赵思诚尝上任子限员之议，诏从官讨论申省，淳熙九年八月庚子，始用廷臣集议行之。既而从官有身前已奏六人，而身後推恩为吏部所格者，开禧未，议者有请，乃诏致仕、遗表恩泽在限员之外，若非泛恩泽，则概不许云（谓监司、帅臣遇有恩，及泛使出疆之类）。铨试者，旧有之，凡任子若同进士出身之人皆赴，建炎兵火後权停，绍兴三年始复旧。无出身人许习经义、诗赋、时议或《刑统》义、断案。十三年九月，诏兼试二场，惟有出身人试律如故。其任子之在蜀者，旧法令益、梓两路漕司轮年分春秋铨试；乾道二年，从知蜀州杨民望之请，委制置司主之。後有降敕差监试、考试官，惟蜀士同出身之在东南者，则免铨试。故事，春秋再试，十人而取七。乾道二年後，上春试，二人而取一；绍熙末，议者病其寡学，乃请三人而取一；後三年，谢用光为吏部侍郎，上言今世禄之家己留意学问，请复旧制，诏许焉。今蜀中铨试甚宽，凡假手者率费七百缗，又势要子孙鲜不与选。或谓宜悉赴吏部，然吏部亦不免此，要当如祖宗时先试而後命可也。旧铨试未合格者许堂除，淳熙中，孝宗始严其令。八年八月，赵卫公帅泸，奏其子昱书写机宜文字。既受敕矣，木待问蕴之在西掖，缘他事以未铨试为言，遂寝其命。绍熙元年八月，计司业衡又奏，乞中选人就吏部长贰厅前帘试，试中然後许参选（小经义一首，或小赋或省题诗一首）。明年四月，吏部条具如所奏，内同进士出身并恩科人更不帘试，仍下四川制置司一体施行。从之。黄子由时为考功郎官，建言今已增试律义，自不须更帘试。大臣进呈，光宗曰：“帘试以革代笔之弊，正当加严，岂可废也！”三年八月，谢子肃侍郎又言：“铨试不中，四十以上注残零阙人，乞令郎官就长贰厅写律一条，俾之解释，如或不通，未得参注。”从之。始任子降等补文学者，与恩科人皆免铨试。考宗以为非是，亦命试焉。惟宗室子铨试，则终场无杂犯者皆出官，盖朝廷优天属之意（广东、西漕司旧亦有铨试，乾道八年罢之）。

乾道元年，吏部尚书叶上言：“选人差注格法、堂除赏典，并在中铨人之上。比年以来，调官者急於请谒，而堂除不胜其多；在官者巧於经营，而赏典不胜其滥。至於铨试，号为公选，旧来一岁二试，十取其七，今乃从而损之，岁止一试，十取其五。夫其严且难如此，而注授之际，乃为多且滥者所升压，非所以为平也。”上从其议，命更法焉。

淳熙十二年，臣僚言：“比年铨试，有以国戚而与宫观，有以勋阀而与差遣，问尝中铨乎，曰未也。臣闻古之行法，必自贵近始。舍贵近而行於疏远，则天下不服；法行而天下不服，则法废矣。请明诏执事，自今一时除授未察其中否者，令吏部条具来上，未中者许给舍缴驳，台谏弹罢，虽宫观、岳祠带贴职者亦在所不与。盖贴职者，天子之优恩，非可假此以免试也；岳祠、宫观，临民之渐也。不中铨试，不以贴职而出官，不以岳祠、宫观而临民，则幸塞矣。”从之。

●卷三十五 选举考八

○童科（小学附）

汉兴，萧何草律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後汉左雄奏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童子郎（汉法：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黄琬以公孙为童子郎。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任延年十二，为诸生，显名太学中，号为：“任圣童”。张堪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杜安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黄香年十二，博学经典，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司马朗十二，试经为童子郎。监试者以其身体壮大，疑朗匿年，劾问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长大，朗虽稚弱，无仰高之风，损年以求早成，非志所为也。”监试者异之。

唐有童子科，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与出身。

广德二年，停童子岁贡。大历三年，又复之，仍每岁令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之例考试讫，奏闻。十年，再停之。

开成三年，敕：“诸道应荐万言及童子，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有官者合诣吏曹，未试者即归礼部，文词学艺，各尽其长。此外更有招延，则为冗长。起今以後，不得更有闻荐，俾由正路，冀绝幸门。”（虽有是命，而以童子为荐者，比比有之）

後唐庄宗同光三年，礼部贡院奏：“今後童子委本州府依诸色举人例考试经解选省，任称乡贡童子，长吏不能表荐。若无本处解送，本司不在考试之限。”

天成三年，敕：“近年诸道解童子，皆越常规，或年齿渐高，或神情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积成乖敝。此後应州府不考艺能，滥发文解，其逐处判官责罚。仍下贡院将解到童子精加考较，须是年颜不高，念书合格，道字分明，即放及第。”

长兴元年，敕：“童子准往例委诸道表荐，不得解送，每年所放不得过十人，仍所念书并须是正经，不得以诸子书虚成卷数。及第後，十一选集，初任未得授亲民官。”

周太祖广顺三年，户部侍郎、权知贡举赵上交奏：“童子元念书二十四道，今欲添念书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从之。

宋真宗景德二年，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并长吏以闻。至是，亦召试，殊诗赋各一篇，盖诗六章，赐殊进士出身，盖同学究出身。後旨复召殊试诗、赋、论，嘉其敏赡，擢授秘书省正字。

王氏《挥麈录》曰：“《真宗实录》，召试神童蔡伯亻希，授官之後，寂无所传。明清因於故书中得其奏状一纸云：‘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内臣毛昌达宣召赐对，试诵真宗皇帝御制歌诗，即日蒙恩释褐，授守秘书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岁，及赐臣御诗云：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续蒙宣赴东宫侍仁宗皇帝读书，朝夕亲近，颇历岁年。其後臣年一十七岁，以家贫陈乞差遣，仁宗皇帝圣念矜怜，特依所乞，仍有旨馀人不得援例。自兹累历任使，今来本任，至来年二月当满。重念臣生事萧条，累族重大，又无得力儿男可以供侍，一日舍禄，无以为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无一物失所，其於老者惠恤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岁，甲子庚申，即未至衰老，欲望圣慈特赐许臣再任管句江州太平观一任，觊仍廪稍，得养单贫。’盖元丰初，计其年尚未七十，司农少卿，今之朝议大夫也，碌碌无所闻，岂非聪明不及於前时邪？”

朱兴仲《续归田录》云：“伯亻希字景蕃，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於东宫，元献自幼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祚，元献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旧恩常领郡，颇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识其姓名，必曰：‘藩邸旧臣，且令转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己八十岁矣。监司荐之，乞落致仕与宫祠，其辞略云：‘蔡伯亻希年八十岁，食禄七十五年。’余谓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绵长如此者。”

按：史言晏殊以景德二年召试，年十四。仁宗以大中祥符三年生，则仁宗有生之年，殊年已十九。今谓殊与蔡伯亻希俱以五六岁为神童，侍仁宗於东宫，误矣。

仁宗即位，以童子赐出身者凡十人。宝元元年，以为无补而罢之。

神宗元丰时，置在京小学，有“就傅”、“初筮”两斋。

徽宗政和四年，小学生近千人，尚有继至者，分十斋处之。增教谕俸，不许受У。自八岁至十二岁，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上舍。若能文，从博士试本经、小经义各一道，稍通补内舍，优补上舍。後曹芬以文优，赐同上舍出身。

崇宁五年，参在京小学规约，颁之州县小学，州隶教授，县隶学长，其小学生皆自备餐钱附食。至宣和罢其法。

童子科，元丰以後，赐出身者五人。元时，诏礼部自今请试童子诵书，毋收接。大观後，复其科，赐补官者五人。

高宗建炎二年，初试童子。祖宗朝，皆天子亲试，其命官、免举，皆临时取旨，无常格也。

孝宗淳熙八年，始诏分为三等：凡全诵六经、《孝经》、《语》、《孟》，及能文如大经义三道，《语》、《孟》义各一道，或赋及诗各一首，为上等，与推恩；诵书外能诵一经，为中等，免文解两次；止能诵六经、《语》、《孟》，为下等，免文解一次。覆试不合格，与赐帛。

宁宗嘉定十四年，诏自今岁取三人，期以季春集阙下，先试於国子监，而中书覆试，为定制焉。

高宗一朝，童子求试者三十有六人，授官者五人（万顷、彭兴宗、张揉、朱虎臣、刘毂）。永免文解者一人（晏章）。免文解者一人（绍兴三年，林佐国始）。赐帛罢遣者九人（绍兴三年四月）。兄弟童子三人（饶州江安国、定国，戴松、戴滋，又张叟、卿未知何许人）。惟朱虎臣者，能排阵步射及诵《七书》，故补承信郎；刘毂以小校子五岁善骑射，故补校尉。虎臣，浮梁人，既召见，又特赐金带，以宠异之，此亦前所未有。

孝宗一朝，童子求试者七十四人，而命官者七人。有吕嗣兴者，衢州人也，四岁能诵《书》、《切韵》、变四声、画八卦。上召见，面俾吟诗，遂授右从政郎，赐钱三百缗，令伴皇孙荣国公读诵，乾道八年春也。又有临川王克勤，尤为警敏，初命右从事郎，庐陵李如圭、三山林公洽、何擢并右迪功郎，三山何致远将仕郎，庐陵郭洵直下州文学。

光宗一朝，童子求试者十七人，无补官者。惟从事郎吴刚年九岁，能诵六经、《语》、《孟》，以寿圣亲侄孙，特改承务郎，仍依初补法，壬子四月也。

晏元献初以童子召试，遂赐出身，令秘阁读书，久之，即以为正字。乾道末，上踵故事，以临川王克勤敏叔为秘书省读书，制禄视正字之半。淳熙初，上幸秘阁，馆职皆迁官，选人改京秩。有司言克勤於上，诏以为文林郎。久之，台官有言其过者，遂除初等职官。後复以锁厅中第，为太学博士。自後未有继者。

自置童子科以来，未有女童应试者。自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试，中书後省挑试所诵经书四十三件，并通，诏特封孺人。

○吏道

◎西汉时以试吏入官

路温舒（县狱吏）　卫青（县吏，给事侯家）　公孙弘（狱吏）　张汤（长安吏）　杜周（廷尉史）　王（郡、县吏）　陈万年（郡吏）　于定国（狱吏）　龚胜（郡吏）　丙吉（鲁狱吏）　赵广汉（郡吏）　尹翁归（狱小吏）　张敞（乡有秩，补太守卒史）　王尊（狱小吏）　孙宝（郡吏）　何并（郡吏）　薛宣（都船狱吏）　朱博（亭长，迁功曹）　朱邑（啬夫，迁卒史）　赵禹（佐史）　王温舒（亭长，迁廷尉史）　尹齐（以刀笔吏迁御史）　减宣（佐史）　严延年（郡吏）　尹赏（郡吏）　楼护（京兆吏）　王吉（郡吏）　鲍宣（啬夫，补У州丞）　焦延寿（郡吏察举，补小黄令）

公非刘氏《送焦千之序》曰：“东西汉之时，贤士长者未尝不仕郡县也。自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街卒、游徼、啬夫，尽儒生学士为之。才试於事，情见於物，则贤不肖较然。故遭事不惑，则知其智；犯难不避，则知其节；临财不私，则知其廉；应对不疑，则知其辩。如此，则察举易，而贤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时士与吏徒异物，吏徒治文书，给厮役，戆愚无知，集诟无节，乘窥隙，诡法求贷，笞骂﹃辱，安以为已物，故无可以兴善者；而儒生学士之居於乡里，不过闭门养高，其外则游学四方，以崇名誉，然後可以出群过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县议其行而察举之，难矣。”

今按：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学，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并开二途以取人，未尝自为抑扬，偏有轻重，故下之人亦随其所遇以为进身之阶，而人品之贤不肖，初不系其出身之或为儒或为吏也。是以张汤、赵周辈之深文巧诋，赵广汉、何并之强明健决，固胥吏气习也。若公孙弘之儒雅，丙吉之贤厚，龚胜之节操，尹翁归之介洁，亦不嫌於以吏发身。则所谓吏者，岂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为之乎？後世儒与吏判为二途，儒自许以雅，而诋吏为俗，於是以繁治剧者为不足以语道；吏自许以通，而诮儒为迂，於是以通经博古为不足以时。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并蓄之法，过有抑扬轻重之意，於是拘谫不通者一归之儒，放荡无耻者一归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

汉制，郡国岁尽遣上计掾史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簿。东都上计吏多留补郎官，中尝罢，今复之。

桓帝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太尉杨秉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馀人，帑藏空虚，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留拜者。

赵壹举郡上计到京师，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己。逢异之，让曰：“下郡计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郦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坐者皆属观。壹造河南尹羊陟，陟初不见，後延与语，大奇之。西还，谒弘农太守皇甫规，门者不即通，壹遁去。规闻大惊，以书谢曰：“今旦，白有一尉、两计吏，不道屈尊门下（言只以为计吏，不知是壹也），更启乃知己去。如印绶可投，夜岂待旦？”

按：以赵壹之文才儒雅，而失身计吏，以取傲忽如此，非深相知者，盖不知其为壹也。

徐氏曰：“东京入仕之途虽不一，然由儒科而进者，其选亦艰，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广之贤，而不免为郡散吏；袁安世传《易》学，而不免为县功曹；应奉读书五行并下，而为郡决曹吏；王充之始进也，刺史辟为从事；徐稚之初筮也，太守请补功曹。盖当时仕进之路有如此者，初不以为屈也。”

主事，二汉有之。汉光禄勋有南北庭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诸郎之中察茂材者为之（後汉范滂自光禄四行迁光禄主事。时陈蕃为光禄勋，滂执公仪诣蕃，蕃亦不止，滂怀恨投版弃官而去。郭泰闻之曰：“若范孟博者，岂宜以公礼隔之！”蕃乃谢之。又胡伯蕃、公沙穆并为之。）

令史，汉官也。後汉尚书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书。後增剧曹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选於兰台、符节，精练有吏能者为之（《汉官仪》云：“能通《苍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後汉韦彪上疏曰：“往时楚狱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职，而类多小人，好名奸利。今者务简、可皆停省。”）其尚书郎，初与令史皆主文簿，其职一也，即缺，以令史久次者补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耻焉（丁邯以孝廉为郎，称病不就。光武诏问：“实病乎，羞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帝怒，杖之数十，诏问：“欲为郎否？”邯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也。”中诏遣出，终不为郎。又郎中袁著诣阙上书，讼梁冀骄暴，冀阴杀之。学生刘常为名儒，素善著，冀召常补令史以辱之。）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补丞、尉。尚书令郑弘奏曰：“职尊赏薄，多无乐者。请郎补千石，令史为长。”帝从之（《蜀志》：董厥为府令史，诸葛亮称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後迁至尚书令史、平台事）。

按：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然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则未尝曰官綦贵而吏綦贱也。後世为胥吏者，作奸犯科，不自爱重，放纵於义理之外，故为世所轻，而儒者尤耻与为伍。秦弃儒崇吏，西都因之。萧曹以刀笔吏佐命为元勋，故终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贤厚之人亦多借径於吏以发身。其时，儒与吏未甚分别，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经者补太守卒史，而不以为恧。元、成以来，至东汉之初，流品渐分，儒渐鄙吏，故以孝廉补尚书郎、令史而深以为耻，盖亦习俗使然。然胡广、袁安之进身者亦由郡吏，而丁邯则决不肯为尚书令史，何也？盖东都亦未尝废试吏入仕之涂，故方其未遇，而浮沈里巷无所知名也，则虽郡吏亦屑为之；及其既以孝廉异科荐举徵召，则未免自负清流，虽尚书机要之地，亦耻其为郎、令史矣。然考《晋书 百官志》：“魏青龙二年，尚书陈矫奏置都官、骑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试诸孝廉能结文案者五人，谨封奏其姓名以补之。”然则丁邯虽誓死不为，而自光武立法之後，孝廉之为郎者遂为久例欤。

都事，晋有尚书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宋、齐八人；梁五人，谓之五都令史，职与晋同。旧用人常轻，武帝诏曰：“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须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流，以尽时彦。”乃以都令史视奉朝请（其时以太学博士刘讷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参军刘显兼吏部都，太学博士孔虔孙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参军萧轨兼左民都，宣毅墨曹参军王兼中兵都：五人并以才地兼美历兹选。）

隋开皇初，改都令史为都事，置八人。炀帝分隶六尚书，六人领六曹事。唐因之。

主事，後魏於尚书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员。炀帝三年，并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随曹闲剧而置，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满十者亦一人，杂用士人。唐并用流外。

右历代都事、主事，皆吏长之名也。

西晋令史，朝晡诣都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贾充为尚书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尚书置省事自此始也。其品职与诸曹令史同（刘卞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访问知，怒，退为尚书令史。姚苌执符坚，遣仆射尹纬诣坚问事。坚见其杰，问曰：“卿於朕世何官？”纬答曰：“尚书令史。”坚曰：“卿宰相材，王景略之俦，而朕不知，宜其亡也。”）。

晋、宋兰台寺正书令史，虽行文书，皆有品秩，朱衣执版。

孔ダ为御史中丞，坐鞭令史，为有司所纠。

梁、陈与晋、宋同。

後魏令史亦朱衣执笏，然谓之流外勋品。

北齐尚书郎判事，正令史侧坐。书令史、过事令史皆平揖郎，无拜。

自隋以来，令史之任，文案烦屑，渐为卑冗，不参官品。开皇十五年，诏州县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炀帝以四省、三台皆曰“令史”，九寺、五监、诸府卫皆曰“府史”。於时令史得官甚少，年限亦赊。

牛弘尝问於刘炫曰：“按《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减则不济，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较，文不烦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己。今之文簿，尝虑覆理，锻炼辛苦甚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远也。”弘又曰：“後魏、北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曰：“齐氏立州不过十，二州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欲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京师籴贵，远人不愿仕流外，始於诸州调佐史及朝集典充选，不获己而为之，遂促年限，优以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县尉者。自此之後，遂为宦途。总章初，诏诸司令史考满者，限试一经。时人嗟异，著於谣颂（是岁，京师饥旱，弘文、崇贤、司成三馆学士并放归本贯。又阎立本、姜恪为相，立本善画，恪有边功。当时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士放散，五台令史明经。”）。

张元素少为刑部令史。太宗尝对朝臣问之曰：“卿在隋何官？”对曰：“县尉。”又问未为县尉时，曰：“流外。”又问何曹，元素辱之，出ト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褚遂良上疏，以为：“君能礼其臣，乃能尽其力。元素虽寒微，陛下重其材，擢至三品，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弃宿昔之恩，使之郁结於怀，何以责其仗节死义乎？”上曰：“朕亦悔之。”孙伏伽与元素在隋皆为令史，伏伽於广坐自陈往事，一无所隐。

高宗永徽时，吏部侍郎刘祥道上言：“三省都事、主事、主书，比选补皆取流外有刀笔者，虽欲参用士流，率以俦类为耻，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书政本，人物所归，专责曹史，理有未尽。宜稍革之，以清其选。”

元宗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馀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则应诸色裁损，不应独抑明经、进士也。”

按：张元素事太宗，深以流外为耻。彼创业之时，依乘风，致位将相，其发身微贱，盖有甚於流外者矣，不必耻也。然至明皇时，承平己久，正当分别流品，汰除冗滥，以清仕途，而流外出身，岁不下二千人。盖唐进士科取人颇少，士欲求用，而有所限制，则捷出他径，处秽而不羞矣。

刘晏为度支使，常以为办集众务，在於得人，故必择通敏情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检簿书，出纳钱，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於时，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於名，故吏多贪污。”

郑馀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主书滑涣与宦人刘光琦相倚为奸，每宰相议为光琦沮变者，令涣往请必得，由是四方赀饷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郑政颇姑息，而佑常行辈待，不名也。至馀庆议事，涣傲然指画诸宰相前，馀庆叱去。後涣以赃败，宪宗闻而善之。

唐法，置公廨本钱，与诸司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岁满受官（见《赀选门》）。

凡流外，兵部、礼部举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书奏：“吏部流外铨诸色选人，试判两节，并以优劣等第申奏。文优者，宜超一资注拟，次者依资，又其次者与同类官中比拟。仍准元敕，业文者任徵引今古，不业文者但据公理判断。可否不当，罪在有司。”

宋太祖皇帝开宝五年，诏：“流外选人，经十考入令、录者，引对方得注拟。驱使散从官、伎术人，资考虽多，亦不注拟。”

上亲阅诸司流外人，勤归农者四百人。

六年，上知堂後官擅权，多为奸赃，欲更用士人，命选令、录、簿、尉充之。而有司所选，终不及数，乃召旧任者四人，面加戒励，令复故。

太宗端拱元年，诏河南府法曹参军梁正辞、楚邱县主簿乔蔚等五人为作监丞，充中书堂後官。堂吏拔选人授京官为之，自此始也。

二年，上亲试举人，有中书守当官陈贻庆举《周易》学究及第。上知之，令追夺所受敕牒，释其罪，勒归本局。因谓侍臣曰：“科级之设，待士流也，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乃诏自今中书、枢密、宣徽、学士院，京百司，诸州系职人吏，不得离局应举。

至道元年，以堂後官栾崇吉为度支副使。崇吉提点中书五房公事，明习文法，清白勤事，故上越次而如之。即召堂後官、著作郎杨文质为秘书丞，代掌五房事，谓之曰：“汝见擢用栾崇吉否？当自勉励也。”

雍熙时，以堂後官充职事官，仍诏除入谢外不赴朝参，见宰相礼同胥吏。寻又诏：“流外出身，曾坐真徒，历四任，不入令、录。”

真宗咸平元年，诏吏部铨：“凡注诸县令佐，勿得全用流外。”

流外补选之例：五省、御史台、九寺、三监、金吾司、四方馆职掌，每岁遣近臣与判铨曹，就尚书省同试律三道，中者补正名，理劳考。後以就试人多怀挟传授，乃有锁院、巡搜、糊名之法。试百司吏人，问律及疏，所对合格，复口诵之，以防怀挟传授之弊。然其自叙劳绩，臣僚为之陈请，特免口诵，谓之“优试”，得优试者率中选。後因言者，遂复减吏部考试百司人，岁以二十人为额，毋得侥幸求优试。

神宗熙宁三年，诏中书置检正五房公事官一员，每房各置检正公事二员，并以士人升朝官充。

石林叶氏曰：“枢密都承旨与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属事，参谋议。真宗後，天下无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欧公建言请复旧制，而不克行。熙宁初，始用李评为都承旨。评初受命，文潞公为枢密使，以旧例见之，不为礼。评诉於神宗，上命史官检详故事，以久无士人为之，检不获，乃诏如ト门使见枢密之礼。”

按：检正、都承，後来皆从官为之。今观此，则知祖宗立法之初，或命胥吏，或命士人，固无定例也。既胥吏所尝为之官，则宰相所以待之者，宜其礼貌少杀於士大夫。然考之《国史》，检正之初立也，邓绾实为之。邓以上书阿附新法进身，有“笑骂从他笑骂，好官须我为之”之语，则岂以充检正为恧者哉！

知徐州苏轼上言：“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於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士争得失於毫之，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馀者，困於无门，则无所不至矣。故臣愿陛下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考行察廉，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黄霸起於卒史，薛宣奋於书佐，朱邑选於啬夫，丙吉出於狱吏，其馀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唐自中叶以後，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往往积功以取旄钺。虽老奸巨盗或出其中，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李抱玉、段秀实之流，所得亦己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趋，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书，治刑狱钱，其势不可废鞭挞，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於其。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愿陛下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以补牙职，皆取人材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於科举者禄之。以今之庸钱，而课之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自公罪杖以下听赎，依将校法，使长吏得荐其才者，第其功阅，书其岁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於此涂，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

按：祖宗时，吏可出仕为官，而外官又可以入为省吏。尝观《欧阳公集 外制》，有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审官院令史马登可遂州司户、前杭州司理参军范衮可卫尉寺丞充堂後官等制，皆在昭陵之时，盖不特艺祖、太宗朝为然也。今坡公复拳拳欲立吏人出官之法，盖祖宗时，省院要路之吏可以年劳出官，而州县小吏则未有入仕之法。此五路人士既拙於文词，多不能以科目发身，则立试吏之途以收拾之，亦良法也。

哲宗元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言：“百司胥吏，大率积累及二十馀年，方得出官。惟三省吏为最优幸，凡千点检诸司文书，率随其司酬奖减年，出官最速；其未愿出官者，坐理资任，至为郡守。宜加裁抑，使毋过厚，则杂流可以少损。”

先时，中书堂後官、提点五房官，虽未至员外郎，奏补听如旧制。至崇、观时，蔡京优待堂吏，往往至中奉大夫，或换防御使、观察使，由此任子百倍以前。

《朝野杂记》曰：“堂後官者，三省诸房都录事也。补职及一年，改宣教郎；五年，愿出职者与通判；十年以上，予郡。建炎初，李伯纪为相，建请堂吏出职止通判。从之，迄今不改。”又曰：“凡吏职年满，依法补授将仕郎；後有恩赏者，许循修职郎，用考第开升，至从政郎止。其不因年劳，非泛补授者，未得注拟，具元补因依奏裁。”

○赀选进纳

汉文帝从晁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第九等），万二千石为大庶长（第十八等），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景帝二年，诏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无厌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令赀算十以上得官（服虔曰：“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訾十算，乃得为吏。十算，十万也。贾人有财，不得为吏，廉士无訾，又不得官，故减訾四算得官矣。‘訾’与‘赀’同。”），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官，无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按：汉初，限訾富者乃得官，盖恐其家贫而为吏则必贪故也。然致富者多贾人，而贾人又不得为吏（有市籍即贾人也），然则訾不及算与及算而为贾人者，皆不可以为官，则所限者众矣。故景帝诏减作訾算四乃得官云。

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价以招人（裁谓减省）；及徒复作，得输粟於县官以除罪。

武帝时，董仲舒对策言：“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

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於此。

元朔五年，置赏官，命曰武功爵（《茂陵中书》有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左庶长，十一级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级十七万，凡直三十馀万金（《索隐》曰：“大颜云：‘一金，万钱也。计十一级，级十七万，合百八十七万金。’而此云三十馀万金，其数必有误者。”顾氏按：“或解云，一级十七万，自此以上，每级加一万，至十七级，合成三十七万也。”或说：“‘七’当为‘一’，即十一级，衍‘万’字，其曰直三十馀万者，盖卖爵必级级少增其价，至直三十馀万金也。”）。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试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千夫，武功爵第七级。五大夫，旧二十等爵第九级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杨仆以千夫为吏，殆谓此），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乐卿，武功爵第八。言买爵唯得至第八也），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废耗。

元狩四年，除故盐铁官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元鼎二年，始令史得入补官，郎至六百石（师古曰：“吏更迁补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

元鼎三年，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徵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言被牵引者为其根株所送，当充徒役；而能入财者，即当补吏）。

按：汉初，入仕之途，不加澄汰。惧民之弃本逐末而储蓄不丰也，遂立为入粟之法；惧吏之贫乏无藉而贪欲无厌也，遂立为赀算之法。虽有愧於古人任贤使能之意，然犹不过随时以救弊，而上之人初未尝利其财也。至武帝，以征伐之馀，用度不足，始立赏官，明开鬻卖之门，入者，入羊者，入奴婢者，煮盐冶铁者，皆得入仕。至株送之法行，则陷之以罪罟，以取其财，而复酬之以官，於是名器益滥矣。

西汉以赀为郎：（如淳曰：“汉制，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

张释之　司马相如

《杨恽传》：“恽迁中郎将。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得出，名曰‘山郎’（山，财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言出财用者，虽非休沐，常得在外也），或至岁馀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转相放效。恽为中郎将，罢山郎，移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长，久也。一岁之调度。言总一岁所须财物，文书调度，移司农以官钱给之）。其疾病、休谒、洗沐，皆以法令从事，有罪辄奏免，荐其贤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励。绝请谒货赂之端，宫殿翕然称之。”

《贡禹传》“禹言：‘孝文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毋赎罪之法，固令行禁止。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自见功大威行，遂从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法，使犯法者赎罪，入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於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於世，欺谩而善书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慧贵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於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察其所以然，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罪者辄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

按：《杨恽传》所载，及贡禹所言，大概皆为赀郎设也。任官不以材德选，而徒择其赀力之富厚，岂理也哉！然赀郎之见於《汉史》者，惟张释之、司马相如。释之十年不得调，有“久宦减仲产”之叹；相如亦谢病免归成都，家徒四壁立。盖其初非以德选，遂为世所轻，而宦亦不达，故资产之富厚者，反因游宦而贫。虽以释之之才，相如之文，苟非一日他有以见知人主，自致显荣，则必为赀郎所累，终身坎Б矣。士之所以进身者，其发轫可不审哉！

《黄霸传》：“冯翊以霸入财为官，不署右职，使领郡钱计。”夫输财於官而得仕者，犹不以右职畀之，况徒以其家资之厚而予之官者乎？

○输财得官

卜式（武帝时，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不报；再献钱三十万，拜郎中。後为御史大夫，封侯）　黄霸（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後复入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至丞相）　杨仆（以千夫为吏。一千夫即武功赏第七级。至楼船将军，封侯）

东汉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

桓帝延熹四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

灵帝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山阳公载记》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应选者半之，或二分之一，於西园立库贮之。”

中平四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後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是时，段闾、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後登公位。崔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烈於是声誉衰减。

帝欲以羊绩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中使督之，名为左驺，其所之往，辄迎致礼敬，厚加赠赂。绩乃坐使人於单席，举袍示之，曰：“臣之所赀，惟此而己。”左驺白之，帝不悦，以故不登公位。

刘陶为京兆尹，到职当出修宫钱直千万（时拜职名当出买官之钱，谓之修宫钱，）陶既清贫，而耻以钱买职，称疾不听政。帝重陶才，原其病。

武帝、灵帝卖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则异。武帝取之於豪富之百姓，盖风以毁家纾国之公谊，故卜式、黄霸虽以赀财进身，而不害其为名士也。灵帝取之於贪饕之公卿，盖纵其剥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张温虽以公誉登仕，而无救其为小人也。

晋武帝太康三年，问司隶校尉刘毅曰：“朕可方汉何帝？”毅曰：“桓、灵。”帝曰：“吾虽德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治，南平吴会，混一天下，方之桓、灵，不己甚乎？”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时，孝宣二年初，承丧乱之後，仓廪虚罄，遂班入粟之制：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职人输七百石赏一夫阶，授以实官；白人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阶；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各有差。

唐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於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岁满授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言：“七十馀司，更一二载，捉钱令史六百馀人受职。太学高第、诸州进士，拔十取五，犹有犯禁罹法者，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诏给百官俸。又令：文武职事三品以上给亲事、帐内。以六品、七品子为亲事，以八品、九品子为帐内，岁纳钱千五百，谓之品子课钱。凡捉钱品子无违负者，满二百日，本属以簿附朝集使上於考功、兵部，满十岁，量文武授散官。

至德二年七月，宣谕使、侍御史郑叔清奏：“承前诸使下召纳钱物，多给空名告身，虽假以官，赏其忠义，犹未尽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艺，兼情愿稳便，据条格议，同申奏闻，便写告身。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纳钱，请准敕回授馀人，并情愿还俗、授官勋邑号等亦听；如无人回授及不愿还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赀财，既助国纳钱，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赀财，能率十分纳三分助国，馀七分并任终身自荫，身殁之後，亦任回与近亲。又准敕纳钱百千文，与明经出身，如曾受业，粗通帖策，修身谨行，乡曲所知者，量减二十千文；如先经举送到省落第，灼然有凭，帖策不甚寥落者，减五十千文；若粗识文字者，准元敕处分；未曾读学，不识文字者，加三十千。应授职事官并勋阶号及赠官等，有合荫子孙者，如户内兼荫丁、中三人以上免课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所有赀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如於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嘉其竭诚，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资，并量资历好恶，各据本条格例节级优加拟授；如七十以上情愿授致仕官者，每色内量十分减二分钱。”（时属幽寇内侮，天下多虞，军用不充，权为此制，寻即停罢。）

元和十二年，诏：“入粟助边，古今通制。如闻定州侧近秋稼方登，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纳粟五百石者，放优出身，仍减三选；一千石者，无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资授官；二千石者，超两资。如先有出身及官，情愿减选者，每三百石与减一选。”又敕：“入蕃使不得与私觌正员官告，量别支给，以充私觌。”

旧例，使绝域者许卖正员官十员，取赀以备私觌。虽优假远使，殊非典法，故革之。

十五年，复其制，入回鹘使仍旧与私觌正员官十三员，吐蕃使八员。

宋兴以来，所重者独进士，若纳粟授官，止赎刑而己，於民政无预也。

神宗熙宁元年，行入粟补官法，出将作监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抚司募人入粟。寻又赐河东空名敕诰。

徽宗宣和三年，臣僚言：“元丰所立进纳官法，多所裁抑，应入令、录及因赏得职官，止与监当，该磨勘者即换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法意深矣。迩者，东南用兵，民入金，皆得补文武官，理选依限如官户，此不便也。且富而入纳者，皆尝与不入纳者均受科取，今复其户不输，是得数千缗於一日，而失数千斛於无穷也。况大户得复则移其科於下户，下户重贫，州县缓急，当责何人办事？况不注监当，不限磨勘，与士大夫泾渭并流，驽骥同皂，又弊之大者。乞改用进纳本法。”诏：“近东南捕贼，入金粟而补之官，与常平法进纳者异。可如已命毋改。该注亲民官，而有田业在所莅，其毋得注。”

高宗绍兴二十年，用吴逵言，置力田科，命江、浙、福建监司守臣募民往两淮开垦田地。岁收五百石归官庄者，免本户差役；七百石，补进义副尉；至四千石，补进武校尉，并作力田出身。其被赏後再开垦及元数，许参选如法，理名次在武举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场许赴转运司应举。

孝宗淳熙二年，诏进纳补官请举年及合免举之人，许纳补授文书，直赴南省。

七年，中书门下省言：“湖南、江西旱伤，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凡出米振济，系崇尚义风，不与进纳同。一千石，补进义校尉，愿补不理选将仕郎者听；二千石，补进武校尉，如系进士，与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补承信郎，如系进士，与补上州文学；五千石，补承节郎，如系进士，补迪功郎。

○方伎

西汉卫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仕至丞相）。邓通以濯船为黄头郎（佞幸）。周仁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为舍人（仕至侍中）。吾邱寿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仕至大中大夫）。荀彘以御见，侍中。武帝时，虞初以方士侍祠，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武帝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亡所阿私（《龟传》）。

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赵定、龚德，皆召见待诏，伍宏以医待诏。

成帝时，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又有本草待诏（《郊祀志》）。

范晔《东汉书 方伎传》论曰：“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挟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谓李少翁、栾大之徒）。後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於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谓桓谭、贾逵、张衡之流）。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盖谓此也。”

※《东汉书 方术传》所载在仕路者

任文公（善天官风角，仕至司空掾）　郭宪（善术，仕至光禄勋）　许杨（善术，晓水脉，仕至都水掾）　王乔（有神术，仕至县令）　谢夷吾（善风角，仕至太守）　李（善《河洛》风星，以孝廉举，仕至司徒）　樊英（善风角、星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以隐士聘，任至光禄大夫）　公沙穆（善《河洛》步推之术，仕至弘农令）　单（善天官算术，仕至汉中太守）　韩说（善图纬，仕至江夏太守）。

按：史所载两汉士大夫明方术，善技艺，而在仕途有至大官者，如卫绾、周仁、吾邱寿王，则假方术以进，而自他有文行以取显贵者也；如李、樊英之徒，则虽善方术，而本不假此以进身取位者也。然考《东汉书 方术传》所载，则终身肥遁，不求闻达者甚多，有不应辟举者，有变姓名不知所终者，真贤士也。其与後世之以一伎自名，而奔走形势之涂，以为干名徇利之阶者，大有迳庭矣。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为散骑侍郎，礼部尚书李纲谏曰：“古者，乐工不与士齿，虽贤如子野、师襄，皆终身继世，不易其业。唯齐末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者以为殷监。今天下新定，建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莱，而先擢舞胡为五品，使鸣玉曳组、趋跄廊庙，非所以规模後世也。”上不从，曰：“吾业已授之，不可追也。”

故事，伎术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申。谓秘书、殿中、太常、左春坊、太仆等伎艺之官，唯得本司迁转，不得外叙。若本司无阙，听授散官；有阙，先授。若再经考满者，听外叙。

唐制，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书、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不过本色局署令，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

中宗神龙元年，太白山人郑普思以方术除秘书监。其年，又除方术人叶静能为国子祭酒。

元宗开元七年，敕：“出身非伎术而以能任伎术官者，听量与员外。其选叙考劳，不须拘伎术例。”

天宝十三载，吏部奏：“准格，伎术官各於当色本局署员外置，不得同正员之数。”从之。

文宗太和五年，敕：“诸色艺能授官，今後如有罪犯停职者，委本司牒报吏部，不在叙用限。”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谒见於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陈俊、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之力也。愿就陛下乞二州以报之。”帝许之。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既而伶人屡以为言，帝谓崇韬曰：“吾已许匝矣，使吾惭见此三人。公言虽正，当为我屈意行之。”乃以俊为景州刺史，德源为宪州刺史。时亲军有从帝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宋太祖皇帝开宝十年，诏：“司天台学生及诸司伎术工巧人，不得拟外官。”

教坊使卫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乞领郡。上曰：“用伶人为刺史，此庄宗失政，岂可效之邪！”宰相拟上州司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处，资望甚优，亦不可轻授，此辈但当於乐部迁转。”乃以为太乐署令。

真宗天禧元年，诏：“伎术人虽任京朝官，审刑院不在磨勘之例。”

鲁国长公主以赵自化药饵有功，请授尚食使兼医官院事。上曰：“自化顷因雍王元份以求刺郡，寻谕以方术之流不可任郡。今复有此请，命枢密使召戒之。”

乾兴元年，中书言：“旧制，翰林医官、图画、琴棋待诏转官，止光禄寺丞；天禧四年，乃迁至中允、赞善、洗马同正。请勿逾此制，惟特恩至国子博士而止。”

徽宗大观四年，并书学生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医学生入太医局，而算书生则归之太史局（画学、医学等并见《学校考》）。

●卷三十六 选举考九

○举官

《虞书》：“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载，行。采，事也。称其人之有德，必举事以为验）。”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宽弘庄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乱，治也），扰而毅（扰，顺也。毅，果也），直而温，简而廉（性简易而有廉隅），刚而塞（刚断而实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明九德之常，以择人而官之）！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九德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思也。卿大夫称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须明行之，可以为卿大夫）；日严敬六德亮采，有邦（严敬其身，行六德，可为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周官》：“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

按：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然则举士之与举官，非二途也。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往往当时士之被举，未有不入官者也。降及後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举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校之法。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盖有举於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於礼部而得官者，则士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统之。然三代、两汉之时，二者本是一事，故摭其事实，原其法意之详於士者入《举士门》，详於官者入《举官门》。然大概未尝各自立法，於後世之为也，故所纪多互见，必参考然後得之。

秦自孝公纳商鞅策，富国强兵为务，仕进之涂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至始皇遂平天下。

汉高祖十一年，诏曰：“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从吾游者，吾能尊荣之。布告天下：其有意称明德者，御史、中执法、郡守必身劝勉，遣诣丞相府，署行、义及年。有而不言，觉，免。”（详见《举士门》）

景帝诏曰：“有市籍，赀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官，赀少则不得官，朕甚怜之。减至四算算得官。”（详及注见《赀选门》）

汉制，凡郡国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调僚属及部人之贤者，举为秀才、廉吏，而贡於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无常员，或至千人，属光禄勋。故卿校、牧守居闲待诏，或郡国贡送、公车徵起，悉在焉。光禄勋复於三署中铨第郎吏，岁举秀才、廉吏，出为他官，以补阙员。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是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负俗，谓被世讥论也）。夫泛驾之马、斥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先公曰：“汲黯常谏帝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供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材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尽用，与无材同，不杀何施？’盖至是名臣文武欲尽，则黯之说十馀年而遂验矣。帝徒知杀之之易，而不知招之之难也，无怪乎诏下而无有应举者。虽然，帝於是春秋高而血气亦浸定矣。”

元帝永光元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淳厚、谦逊、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师古曰：“始令丞相、御史举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见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也。”

按：西都举人之法，如孝廉及贤良方正，有未仕而举者，有既仕而举者。至是，复诏举此四科。盖未仕者则以此开选举之门，而既仕者就以此定考课之法也。

成帝阳朔二年，奉使者不称，诏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元延元年，诏以日食、星陨，令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诏大司马、列侯、将军、中二千石、州牧、守、相，举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侧陋可亲民者各一人。

东汉之制，选举於郡国属功曹，於公府属东西曹，於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

光武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一人，监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各一人。改前汉常侍曹尚书为吏部尚书，其所进用，加以岁月先後之次。又诏三公以四科辟召。（见《辟举门》）

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材四行（四行，淳厚、质朴、谦逊、节俭也）。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

章帝时，诏复用前汉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举士，先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其德行尤异不宜试职者，疏於他状；举非人兼不举者，罪。

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复用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阁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

和帝永元五年，诏曰：“选举良材，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县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著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後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务，非独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伤，由法不行故也。”

安帝永初二年，诏王主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

永初五年，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

安帝时，三府任轻，陈忠上疏曰：“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於三公。”

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梁春秋》各一人。

顺帝阳嘉元年，诏曰：“者以来，吏政不勤，於灾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令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三公也）。其简叙先後，情高下，岁月之次，文武之宜，务存厥中。”

二年，郎ダ上疏曰：“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复不归贡举者？”书奏，帝复使对尚书，ダ对曰：“今选举皆归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当则哲之重，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尚书职在几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

按：自光武不任三公，事归台阁，故选举之任亦在尚书。今陈忠之说如彼，而郎觊之说复如此，要之，三公与尚书均是人也，得其人则皆能举贤，失其人则皆不免徇私。苟欲徇私，则何所不至？而谓其“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意不得通”，疏矣。

永和三年，令大将军、三公举故刺史、二千石及见令、长、郎、谒者、四府掾属刚毅武猛谋谟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左雄举故冀州刺史冯直任将帅，直尝坐赃受罪，周举以此劾奏雄。雄曰：“诏书使我选武猛，不使我选清高。”举曰：“诏书使郡选武猛，不使郡选贪污也。”

桓帝时，纲纪隳紊，凡所选用，莫非情故。时议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之人，不得相临，遂有三互法（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不得交互为官。是时，史弼迁山阳太守，其妻钜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禁网益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而公府限以三互，经时不补。议郎蔡邕上言曰：“幽、冀旧壤，缺职经时，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而坐设三互，自坐留阂。昔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於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岂复顾循三互，限以未制？愿蠲除近禁，无拘三互，以差厥中。”书奏，不省。

灵帝时，吕强上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後付之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按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劳苦乎？”

黄琬为五官中郎将，陈蕃为光禄勋，深相敬待，数与议事。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材。”於是琬、蕃同心，显用名士，平原刘醇、河东朱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蕃、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坐免官禁锢。

曹公初建魏府，以毛、崔为东曹掾吏，铨衡人物，选用先尚勤俭，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砺名节，务从约损。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仪，吏有著新衣好车者，不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途，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伪矣。”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见《举士门》）

汉昭烈既崩，诸葛孔明秉政，惩恶举善，量能授任，不计资叙。时犍为郡守李严以杨洪为功曹，严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为蜀郡守。洪门下书佐何有才策，洪未去郡，而已为广汉郡守。

孙氏有江东，选曹尚书主选举。吴郡暨艳性峭刻，好清议，为尚书，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艳欲激浊扬清，别其善否，乃选三署，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居位贪婪，志节卑污者，皆以为军吏，置之营府。於是怨声嚣然，竞言艳用私情，亏公法，艳坐自杀。

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递相标目，而夏侯、诸葛、何、邓之俦，有“四聪”、“八达”之称，帝深所嫉恶。於是士大夫之有名声者，或禁锢废黜以惩之。帝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

其後士人多务进趋，廉逊道缺，刘著《崇让论》以矫之，其略曰：“古圣王之化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贤也，故劝令让贤以自明贤也，岂假让不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贤而自至出矣，至公之举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才之道也。在朝之土相让於上，下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天下所共推，则天下士也。推让之风行，则贤不肖灼然殊矣。故非时独乏贤也，时不贵让，一人有先众之誉，毁必随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虽令稷、契复存，亦不复全其名矣。能否混杂，优劣不分，士无素定之价，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非能独贤，因其先用之资而复迁之无已，不胜其任之病发矣。夫一时在官之人，虽杂有凡猥之材，其中贤明者亦多矣，岂可谓皆不知让贤为贵耶？直以时皆不让，习以成俗，故遂不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闻，名之谢章，所由来尚矣。原谢章之本意，欲进贤能以谢国恩也。昔舜以禹为司空，禹拜稽首，让於稷、契及咎繇，益让熊罴，伯夷让夔、龙。唐、虞之时，众官初除，莫不皆让也。谢章之义，盖取於此。季代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而已。相承不变，习俗之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绝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贤能而让之矣，让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择三司所让最多者而用之，此为一公缺，三公已豫选之矣。且主选之吏，不必任公而选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选一公为详也。推之四征、尚书、郡守皆然。夫众官百郡之让，与主者共相比，不可同岁而论也。贤愚皆让，百姓耳目尽为国耳目。夫人情争则欲毁已所不如，让则竞推於胜已。故世争则毁誉交错，优劣不分，难得而详也；时让则贤智显出，能否之美，历历相次，不可得而乱也。当此时也，能退身修己者，让之者多矣，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驰骛进取而欲人见让，犹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皆知进身求通，非修之於已则无由矣，浮声虚论，不禁而自止矣。”

齐王嘉平初，夏侯元请使官长各考其属能否，而中正则惟考行迹。（详见《举士门》）

晋武帝泰始七年，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

太康九年，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又令举守令之才。

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凡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山涛为吏部尚书，再居选职，共十有馀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後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於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之。”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後，众情乃浸。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侍中彭权迁，当选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简有雅量，在朝廷足以肃正左右；卫将军王济才高美茂，後来之冠，此二人诚顾问之秀。圣意倘惜济主兵者，骁骑将军荀恺智器明敏，其典宿卫，终不减济。博士祭酒庾纯强正有学义，亦堪此选。国学初建，王、荀已亡，纯能其事，宜当小留，粗立其制，不审宜尔有当圣旨者否？又尚书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将军祜体义立政，可以肃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将军虽不整，正须筋力，戎马间犹宜得健者。征北大将军贞正静一，中书监荀勖达练事物。三者皆人彦，不审有可参举者不？”

王戎迁尚书左仆射，领吏部，始为甲午制。凡选举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隶傅咸奏戎，曰：“《书》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今内外群官，居职未期而戎奏还，既未定其优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宜免戎官。”戎与贾、郭通亲，竟得不坐。戎与时卷舒，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

王戎有人伦鉴识，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能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彻，於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表物。谓裴拙於用长，荀勖工於用短，陈道宁纟畏々（初六反）如束长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候戎戎，辄疾不之见，敦後果为逆乱。其鉴赏先见如此。

按：西晋时，以吏部尚书执用人之柄，山涛、王戎相继居是职，二人虽贤否不同，而皆有知人之鉴。《巨源启事》中所处分者，内则要地，外则方面；戎所评议者，亦一时名胜，非後进小吏也。盖当时尚书权任之重如此。後来居是职者，既未尝有二公之鉴识，且其所权衡，不过么么微官，所谓“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使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者是也。近世叶水心言：“今之大臣，以堂除与人者，乃昔日铨选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职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为宰相之大权，则怪铨选为奉行文书之地也。使今日铨选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选尽归铨部，然後大臣知职任，而铨选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书、侍郎不虚设矣。”此语足以箴後来之失。然後来之大臣，苟非作奸擅权、固位植党者，其於用人亦不过谨守资格，以为寡过之地，以异於吏部之铨衡。如萧何之以大将举韩信，狄仁杰之以宰相举张柬之，其事亦寥寥矣。

九品之法渐敝，中正任久，爱憎由已，遂计官资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为贵。尚书仆射刘毅上言：“九品始因魏初丧乱，是军中权时之制，非经久之典也。宜用土断，复古乡举里选之法。”因言九品有八损，而官才有三难：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况不实者乎！”（详见《举士门》）

按：既曰九品中正之官设之於州县，是即乡举里选之遗意。然未仕者，居乡有履行之善恶，所谓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绩效之优劣，所谓状也。品则中正可得而定，状则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状，著於九品，则宜其难凭。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别有考课之法，而复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况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当乎！

宋营阳王时，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谓傅亮曰：“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措怀；自此以上，故宜互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千水署纸尾。”遂不拜。千木，羡之小字。选案黄纸，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云“署纸尾”。宋黄门，第五品也。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县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馀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复拘老幼，守宰以三周为满。时中军录事参军周朗上疏曰：“欲为教者，宜以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置一帅。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学经；十七至二十，皆令习武。训以书记图纬、忠孝仁义之礼，廉让恭勤之则；授以兵经战略、军部舟骑之容，挽强击刺之法。习经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习武者三年善艺，亦升之司马。若七年而经不明，五年而勇不达，即更求其言行，考其事业，必不足取者，虽公卿子弟，长归农亩，终身不得为吏。”兼述农桑生植之本，及礼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悦。左卫将军谢庄以其时搜才路狭，又上表曰：“九服之旷，九流之难，提钧悬衡，委之选部。一人之鉴易限，而天下之才难原。以易限之鉴，照难原之才，使国无遗授，野无滞器，其可得乎？请普令大臣，各举所知，以付尚书铨用。”不从。帝又不欲重权在下，乃分吏部，置两尚书，以散其权。

裴子野曰：“官人之难，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察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忧难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求其理，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於学校，论之州里，考诸六事，然後贡於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罕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析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於一司，於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黩，无复廉耻之风、谨愿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後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於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颜峻为吏部尚书，留心选举，奏无不可。後谢庄代峻，意多不行。峻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尝欢笑答之。人言：“颜峻嗔而予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

按：自魏晋以来，州郡无上计之事，公府无辟召之举。士之入仕者，始则中正别其贤否，次则吏部司其升沉而已。所以尚书之权最重，而其於人恩怨亦深。故贾充与任恺争权，则启令其典选，俾之易生间隙；蔡廓以主ウ时艰，不欲居通塞之地。盖非精於裁鉴者，不能称其任，而恬於权势者，多不乐居其位也。

齐因宋代限年之制，乡举里选不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门以三十试吏，故有增年矫貌以图进者。（详见《举士门》）

左仆射王俭请解领选，谓褚渊曰：“选曹之始，近自汉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贡计，三府辟士，与众共之，犹贤一人之意。古者选众，今则不然，奇才绝智所以见遗於草泽也。”渊曰：“诚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难为改也。”

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监中，制：“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得一经者，不得为官。”（详见《举士门》）

陈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尝为挽郎，得未壮而仕。诸郡唯正王为丹阳尹经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则否。有高才、异行、殊勋，别降恩旨叙用，不在常例。凡选无定时，随缺则补。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於迁。若有迁授，但移转一人为官，则诸官多须改动。其用官式，吏部先为白牒，列数十人名，尚书与参掌者共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则下於选曹，量贵贱，别内外，随才补用；以黄纸录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书其名帖鹤头板，修容整仪，送所授之家。其别发诏除者，即宣付诏局，诏局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又敕可，付选司行名。得官者不必待行名到，但闻诏出，明日即入谢後，诣尚书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则临轩。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丧乱之後，纲维颓坏，制度未立，百官无复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迁，骤班进秩，法无可称者。後徐陵、孔奂继为吏部尚书，差有其序。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选举。每以季月与吏部铨择可否；其秀才对策第居中，上表叙之。

文成帝和平三年，诏曰：“今选举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处後，晚进居先，岂所谓彝伦攸叙也！诸曹选补，宜各书劳旧才能。”其後中正所铨，但在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

崔浩为冀州大中正，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数十人，各起家为郡守。景穆帝为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令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高允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较胜於上，何以能济。”

郭祚为吏部尚书，特清，重惜官位，至於铨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笔，即云：“此人便已贵矣。”由是事颇为稽滞，每招怨ゥ。然而所拔用者，量材称职，士论归之。

孝文励精求治，内官通班以上，皆自考，以为黜陟。（见《考课门》）

任城王澄为吏部尚书，诏澄简旧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於选臣，动有万数，冗散无事。澄品为三等，量其优劣，尽其能否，咸无怨言。

自太和以前，精选中正，德高乡国者充；其边州小郡，人物单鲜者，则并附他州；其在遐陋者，则阙而不置。当时称为简当，颇为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时，州无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庸鄙者操铨之权，而选叙颓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罢诸郡中正。时有以杂类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无人保任者夺官还役。

清河王怿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隶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类，而得上宰行僚。自兹以降，亦多乖舛。且参军事专，非出身之职，今必释褐而居；秘著本为起家之官，令或迁转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违明令，非所谓式遵遗范，奉顺成规。此虽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弥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当九流之广，必令该鉴氏族，辨照人伦，才识有限，固难审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门胄，品藻高卑，四海画一，专尸衡石，任实不轻。故自置中正以来，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拟其人，妙尽兹选，皆须名位重於乡国，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综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为敕制，使官人选才，备依先旨，无令能否乖方，违才易务；并革选中正，一依前轨，庶清源有归，流序允穆。”灵太后诏依表施行，而终不能用。

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张彝之子仲上封事，请铨别选格，排抑武夫，不使预清品。於是武夫愤怒，羽林、虎贲千馀人焚彝第，杀其父子。诏斩其凶强者八人，馀大赦以安之。

张彝既死，灵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资入选。既而官员少，应调者多，选曹无以处之。及崔亮为吏部尚书，乃奏为格制，官不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需此人，停日後者终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则先擢用。时沉滞者，皆称其能。

亮甥刘景安贻书规之，亮答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吾谓当尔之时，无遗才、无滥举矣，而汝犹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选，专归尚书，以一人之鉴，照察天下，刘毅所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鉴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哉！’今勋人甚多，又羽林入选，武夫倔起，而不解书计，唯可广弩前驱，指踪捕噬而已。忽令佩组乘轩，求其烹鲜之效，未尝操刀，而使割。又武人至多，官员至少，不可周溥。设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况一人冀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执，不宜使武人入选，请赐其爵，厚其禄。既不见从，是以权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水心叶氏曰：“按：《萧宝寅传》载魏世外官代还六年方叙，内官四年为限。今亮立此格，专以停罢後岁月断之，不总计其平生资历，抑新进，拔滞淹，故为有意，利柄在已，人不得干，虽曰失之，犹有所获。不若後世沈涂考任，无复止法，容侥幸，长躁求，使士大夫皆安傲然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较又远矣。”

先公曰：“按：停年格立於武人入选之後，武人入选始於羽林作乱之馀，此当时事情也。《通鉴》述崔亮答书，削去本旨，已为未然；胡氏、叶氏之论古今得失则然矣，而停年之所以立，弗深考也。”

後甄琛、元修义、城阳王徽相继为吏部尚书，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及辛雄为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龟以来，专以停年为选。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案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硕鼠以百里之命，皆货贿是求，肆心纵意，其制虽烦，不胜其欲。致令徭役不均，发调违谬，聚敛盈门，囚执满道。盖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须简置，以康国道。但郡县选举，由来所轻，贵游隽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选补之法，妙尽才望。如不可并，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无铨革。三载黜陟，有称者补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历郡县不得为内职，则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书奏，会帝崩。及孝庄帝初，诏求德才文艺政事强直者，县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业，具以表闻。得三人以上，县令、太守、刺史赏一阶，举非其人者黜一阶。凡官郡守、县令，六年为满，满後六年为叙。

薛淑为吏部郎中，上言：“使选曹唯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数人而用，何谓铨衡！请积劳之中，有材堪牧人者，在先用之限；其馀不堪者，既壮藉其力，岂容老而弃之。将佐丞尉，去人稍远，小小当否，未为多失，宜依次补序，以酬其劳。”不报。

东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摄吏部尚书，乃革後魏崔亮年劳之制，务求才实。自迁邺以後，掌大选知名者不过数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疏；袁聿修沈密谨厚，所伤者细；杨遵彦风流辩给，所取失於浮华；唯辛术贞明简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衡鉴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诏：“内外执事官从五品以上、三府主簿、录事参军、诸王文学、侍御史、廷尉三官、尚书郎中、中书舍人，每在三年之内，各举一人：或夙在朝伦，沈屈未用；或先官後进，今见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释。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识深长，具通济，操履凝峻，学业宏赡，诸如此辈，随取一长，无待兼资，方充举限。举荐之文，指论事实，随能量用，必陈所堪，不得高谈，谬加褒饰。所举之人，止在一职，三载之内，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下，举主准举人之犯，各罚其金；自鞭以下，举主勿论。若未经三载而更，馀转通计後官日月，合满三周。凡所举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时政，不限年之远近，举主之赏，亦当非次，被举之人，别当擢授。其违限不举，依式罚金。又拥旄作镇，任总百城，分符共理，职司千里，凡其部统，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内下郡太守、县令、丞、尉、府佐、录事参军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г在吏职，及前为官并白人等，并听表荐。太守则曹掾以下及管内之人，亦听表举。其大州、中州、小州，畿内、上郡、中郡，并三年之内各举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馀郡守，不在举限。”

杨典选二十馀年，奖擢人伦，以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以为之用人，似贫士市瓜，取其大者。

水心叶氏曰：“魏以停年致乱，高氏反之。观此，则奔走一时材用，以赴功名，自不系君德也。铨叙群彦，虽曰吏部之职，然宰相知人，能尽器使，乃职业中一大事。”

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选举，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贰之。初，霸府时，苏绰为六条诏书，其四曰擢贤良。绰深思本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其所察举，颇加精谨。及武帝平齐，广收遗逸，乃诏山东诸州举明经理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

乐逊上疏论选举曰：“选曹赏录勋贤，补拟官爵，必宜与众共之，有明扬之授，使人得尽心，如睹白日。其材有升降，功有厚薄，禄秩所加，无容不审。即如州郡选置，犹集乡闾，况天下选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内除，此外付选曹铨叙者，既非机事，何足可密。人生处世，以荣禄为重，修身履行，以基身名，逢时既难，失时为易。其选置之目，宜令众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见知，品物称悦。”

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开皇十八年，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济二科举人。牛弘为吏部尚书，高构为侍郎，选举先德行而後文材，最为称职。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

牛弘问於刘炫曰：“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纪纲，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

自後周以降，选无清浊。及卢恺摄吏部尚书，与侍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物类，颇为清简，而谮纷纭，恺及道衡皆除名。

沈既济曰：“选法之难行，久矣。夫天产万类，美寡而恶众；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群。虽消长迭有，而善恶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将退不肖而惩其滥，必悬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惧，举善以劝，而不仁自远，可以阴骘而潜移之，故难明斥其恶而强挤也，暨艳、张彝皆以不及是而败，悲夫！斯理甚明，盖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语焉。故崔、毛当魏武而政举，卢、薛值隋文而身坠，时难不其然乎！”

炀帝制：“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

大业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书职事。时武夫参选，多授文职，八年，诏曰：“顷自班朝治人，乃由勋叙，拔之行阵，起自勇夫，蠹政害人，由於此。自後诸授勋官，并不得授文官职事。”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敕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选补。受选者三千馀人，徒步随船三千馀里，不得处分，死者什一二。

致堂胡氏曰：“甚矣美才难得，而凡马之众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随舟徒行，自东南而极北，逖矣。而受选之士三千馀人，甘於重趼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於以见此三千馀人皆恣睢嵬琐之流耳。委以章绶，错诸百姓之上，处於庶务之间，决知其不免於旷之负也。故善为天下者，如汉光武、唐太宗皆减省吏员，而贤才是择，唯恐其壅於上闻也。专顾己私者，不为官择人，入仕者数倍於员阙，以收其虚誉；而崭然见头角者，则消磨汰斥之，惟恐其与已轧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睢嵬琐之流，而天下之祸乱起矣。”

●卷三十七 选举考十

○举官

唐制，凡选有文武，文选吏部主之，武选兵部主之，皆为三铨，尚书、侍郎分主之。凡官员有数，而署置过者有罚，知而听者有罚，规取者有罚。每岁五月，颁格於州县，选人应格，则本属或故任取选解，列其罢免、善恶之状，以十月会於省，过其时者不叙。其以时至者，乃考其功过。同流者五五为联，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识之。刑家之子、工贾异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者有罚。文书乖错，隐幸者放之，非隐幸则不。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五品以上不试，上其名中书门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巴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已注而唱，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厌者为甲，上於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然後以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谓之“奏受”。视品及流外则判补，皆给以符，谓之“告身”。凡官已受成，皆廷谢。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选未满而试文三篇，谓之“宏辞”；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凡出身，嗣王、郡王，从四品下；亲王诸子封郡公者，从五品上；国公，正六品上；郡公，正六品下；县公，从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从七品上；男，从七品下。皇帝缌麻以上亲、皇太后期亲，正六品上；皇太后大功、皇后期亲，从六品上；皇帝袒免、皇太后小功缌麻、皇后大功亲，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缌麻、皇太子妃期亲，从七品上。外戚，皆以服属降二阶叙。娶郡主者，正六品上；娶县主者，正七品上；郡主子，从七品上；县主子，从八品上。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凡品子任杂掌，及王公以下亲事、帐内劳满而选者，七品以上子，从九品上叙。其任流外而应入流内，叙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及勋官五品以上子，从九品下叙。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赠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与正官同。郡、县公子，视从五品孙；县男以上子，降一等；勋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孙，视正三品。凡秀才，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中第，正八品下；上下第，从八品上；中上第，从八品下。明经，上上第，从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从九品下。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弘文、崇文馆生及第亦如之。应入五品者以闻。书、算学生，从九品下叙。凡弘文、崇文生，皇帝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一家听二人选。职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书门下正三品同三品、六尚书等子孙并侄，功臣身食实封者子孙，一荫听二人选。京官职事正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官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并供奉三品官、带四品五品散官子，一荫一人。凡勋官选者，上柱国，正六品叙；六品而下，递降一阶。骁骑尉、武骑尉，从九品上叙。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进年劳一阶叙；每一考，中上进一阶，上下二阶，上中以上及计考应至五品以上奏而别叙。六品以下迁改不更选，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劳岁一叙，给记阶牒。考多者，准考累加。凡医术，不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图画、工巧、造食、音声及天文，不过本色局、署令；鸿胪译语，不过典客署令。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五考送兵部试，有文者送吏部。凡斋郎，太庙以五品以上子孙，及六品职事并清官子为之，六考为满；郊社以六品职事官子为之，八考而满。皆读两经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择仪状端正无疾者。武选，凡纳课品子，岁取文武六品以下、勋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为解上兵部，纳课十三岁而试，第一等送吏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纳资二岁，第四等纳资三岁，纳已，复试，量文武授散官。若考满不试，免当年资；遭丧免资。无故不输资及有犯者，放还之。凡捉钱品子，无违负满二百日，本属以簿附朝集使，上於考功、兵部。满十岁，量文武授散官。其视品国官府佐应停者，依品子纳课，十岁而试，凡一岁为一选。自一选至十二选，视官品高下，以定其数，因其功过而增损之。

高祖武德初，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禄，官不充员。有司移符州县，课人赴调，远方或赐衣续食，犹辞不行。至则授用，无所黜退。不数年，求者浸多，亦颇加简汰。

旧制，内外官皆吏部启奏授之，大则署制三公，小则综品流。自隋以降，职事五品以上官，中书门下访择奏闻，然後下制授之。唐承隋制，初则尚书铨掌六品、七品选，侍郎铨掌八品选，三年一大集，每年一小集。其後，尚书、侍郎通掌六品以下选，其员外郎、监察御史，亦吏部唱讫，尚书、侍郎为之典选。自贞观以後，员外郎乃制授之。又至则天朝，以吏部权轻，监察亦制授之。其铨综也，南曹综之，废置予夺之，铨曹注拟之，尚书门下兼同之，门下详覆之，覆成而後过官。至肃宗即位灵武，强寇在郊，始命中书以功状除官，非旧制也。

凡诸王及职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在京师者，册授（诸王及职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并临轩册授；其职事正三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并朝堂册。讫，皆拜庙。册用竹简，书用漆）；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册拜，皆宰司进拟。自六品以下，旨授；具视品及流外官，皆判补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书，唯员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则否（供奉官名起居、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属选司。开元四年始有此制）。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著於令者：纳课品子万人，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千牛备身八十人，备身左石二百五十六人，进马十六人，斋郎八百六十二人，诸卫三卫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诸屯生、副千九百八人，诸折冲府录事、府史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执仗、执乘每府三十二人，亲事、帐内万人，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尚药童三十人，诸台、省、寺、监、军、卫、坊、府之胥史六千馀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门户，而诸司主录以成官及州县佐史未叙者不在焉。至於铨选，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礼部举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太宗时，以岁旱贵，东人选者集於洛州，谓之“会选”。高宗上元二年，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仕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岁水旱，皆遣选补使即选其人。而废置不常，选法又不著，故不复详焉。

太宗贞观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准贞观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举荐官，中书、门下奏：常参官八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正员及额内得替者，并停荐。其使下郎官、御史、丁忧废省官，在外者，望委诸道观察使及州府长史；其在京城，委中书、门下、尚书省、御史台。常参清官并诸使三品以上，左右庶子、詹事、少卿监、司业、少尹、谕德、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著作郎、中允、中舍、秘书、太常丞，赞善、洗马等，每年一度闻荐。”至六年十二月一日，敕：“自今已後，王府官宜停荐，其见任宰相及勋臣子弟，亦不须举人。”至八年：“每冬荐官，比来所举人数颇多，自今以後，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应合举人，各令每人荐不得过两人，馀官不得过一人，准前敕处分。”至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每年冬荐官，吏部准式检勘或成者，宜令诸司尚书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试都堂，访以理术，兼商量时务。状考其理识通者及考第事迹，定为三等，并举主姓名录奏。试日，仍令御史一人监试。”

按：唐初所谓冬荐，即後来所谓举状也。但如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皆有荐人之权，则其途亦广。然所荐必试而後用，则荐人者亦必审而後发，不至如後来全以请谒嘱而得之者矣。

高宗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引铨注法，复定州县升降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督、都护府悉有差次，量官资授之。其後李敬元为少常伯，委事於员外郎张仁衤韦，仁衤韦又造姓历，改状样、铨历等程式，而铨总之法密矣。然是时仕者众，庸愚咸集，有伪主符告而矫为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参调者，有远人无亲而置保者。试之日，冒名代进，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实。虽繁设等级，递差选限，增谴犯之科，开纠告之令以遏之，然犹不能禁。大率十人竞一官，馀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而吏求货贿，出入升降。

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上疏曰：“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人，是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古之选者，为官择人，不闻取人多而官员少也。今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遂令九流繁总，人随岁积。谨约在所须人，量支年别入流者，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有馀，不虑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馀人，应须数外，恒馀两倍。又比来放选者，见停亦千馀人，更复年别新加，实非处置之法。望请革，稍清其选。”中书令杜正伦亦言入流者多，为政之弊。公卿以下惮於改作，事竟不行。

武后初，试选人皆糊名，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务收人心，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职员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试官以处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又以邓元挺、许子儒为侍郎，无所藻鉴，委成令史，依资平配。李峤为尚书，又置员外郎二千馀员，悉用势家亲戚，给俸禄，使务，至与正官相殴者。又有检校、敕摄、判知之官。

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用事，於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凡数千员。内外盈溢，无厅事以居，当时谓“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郎也。又以郑为侍郎，大纳货赂，选人留者甚众，至逆用三年员阙，而纲纪大溃。韦氏败，始以宋为吏部尚书，李、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悉奏罢斜封官，量阙留人，虽资高考深，非才实者不取。初，尚书铨掌七品以上选，侍郎铨掌八品以下选。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几，、元之等罢，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罢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积於下，必有非常之变。”乃下诏尽复斜封别敕官。

元宗即位，励精为治，制：“凡官不历州县者，不拟台、省。”已而悉集新除县令宣政院，亲临问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诏员外郎、御史、诸供奉官皆进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员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铨司之任轻矣。其後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议置十铨，乃以礼部尚书苏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吴竞谏曰：“《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等分掌吏部选，而天子亲临决之，尚书、侍郎皆不闻，议者以为万乘之君，下行选事。”帝悟，复以三铨还有司。

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视大入小，或初近後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蹑级，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有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争之不能得。及光庭卒，中书令萧嵩以为非求才之方，奏罢之。诏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分寸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有异材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

按：自汉董仲舒对策，以谓：“古之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然则年劳之说，自西汉以来有之矣，然未尝专以此为用人之法。至崔亮之在後魏，裴光庭之在唐，则遂以此立法矣。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历级而升，不致沉废；挺特者不能脱颖以出，遂至迥。宋、萧二公皆以为非，明皇虽从其言，而卒不能易其法。非特明皇不能易而已，传之後世，踵而行之，卒不可变。何也？盖守法之事，庸愚皆能之；知人之明，则贤哲亦不敢以此自诡故也。昔熙宁间，东坡公拟进士御试策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无知人之明，则循规矩，蹈绳墨，以求寡过。二者审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讲习而知，德可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学，必出於天资。如萧何之识韩信，岂有法之可传者？以诸葛孔明之贤，而短於知人，故失之於马谡，而孔明亦审於自知，故终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无大小，一付之於法，人无贤不肖，一付之於公议，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试而後用，终不敢求非常之功者，诚以当时大臣不足以与知人之明也。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擢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於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然则後之论者，虽君相之用人，犹以循规矩，蹈绳墨为主，则知人之事，固难以责之吏部尚书也。

天宝二年，李林甫领吏部尚书，日在政府，选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晋卿。御史中丞张倚新得幸於上，遥、晋卿欲附之。时选人集者以万计，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为之首，群议沸腾。议沸腾安禄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试之，手持试纸，终日不成一字，时人谓之“曳白”。遥、晋卿等皆坐贬官。

天宝九载，敕：“吏部取人，必限书、判，且文学政事，本自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又限循资，尤难奖擢。自今已後，简县令但才堪政理，方圜取人，不得限以书、判及循资格注拟。诸畿、望、紧、上、中，每等为一甲。委中书门下察问，选择堪者，然後奏授。大理评事，缘朝要子弟中有未历望、畿县便授此官，既不守文，又未经事。自今後有此色及朝要至亲，并不得注拟。”

初，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後乃还本司视事，兵部、吏部尚书侍郎知政事者，亦还本司分阙注唱。开元以来，宰相位望渐崇，虽尚书知政事，亦於中书决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书者，不自铨总。又故事，必三铨、三注、三唱而後拟官，季春始毕，乃过门下省。杨国忠以右相兼吏部尚书，建议选人视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宜对众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员阙，一日，会左相及诸司长官於都堂注唱，以夸神速；或於宅中引注，虢国姊妹垂帘观之，或有老丑者，指名以为笑，士大夫遭诟耻。故事，兵、吏部注官讫，於门下过，侍中、给事中省，不过者谓之“退量”。国忠注官，呼左相陈希烈於坐隅，给事中列於前，曰：“既对注拟，即是过门下了。”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与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牍，趋走谘事，国忠顾谓帘中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杨氏大噱。

先公曰：“唐之选格，宽严失中。其始立法，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厌者为甲，上於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不审者皆得下，既审然後上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此其详也。惟若是，是以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自裴光庭作循资格，谓之“圣书”，至杨国忠任情废法，而选法始大坏。然以韩文公之才，犹三选无成，十年如初，不得已，就张建封之辟，然後得禄。盖严则贤愚同滞，宽则贤否混淆，亦法使之然也。

肃宗即位於灵武，以崔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京师未复，举选不至，诏涣为江淮宣谕选补使。收采遗逸，不以亲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谤，吾不忍为。”然听受不甚精，以不职罢。

代宗大历六年，元载为宰相，奏：“凡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无得检勘。”从之。时载所奏拟多不遵法度，恐为有司所故也。

先公曰：“史称载纳贿除吏，恐有司之正也。然近世庙堂除官，超资越格，惟意所为，有司亦曷尝敢问？是唐之法令犹存耳。”

肃、代以後兵兴，天下多故，官员益滥，而铨法无可道者。德宗时，试太常寺叶律郎沈既济极言其弊，曰：“近世爵禄，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臣以为当轻其禄利，重其督责。夫古今选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而今选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虽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职，计劳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苟执不失，犹乖得人，况众流茫茫，耳目犹不足者乎！盖非鉴之不明，非择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观变以制法，察时而立政。按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至於齐、隋，署置多由请托。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於吏部。此矫时惩弊之权法，非经国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不可以坐守元刂弊。臣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俾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听州府辟用。则铨择之任，委於四方；结奏之成，归於二部。必先择牧守，然後授其权，高者先署而後闻，卑者听版而不命。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圣王明目达聪，逖听遐视，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夫如是，则接名伪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贪叨贿货，懦弱奸宄，下诏之日，随身而废，通计大数，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员宽，事而官审，贤者不奖而自进，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开元、天宝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臻於理？’臣以为不然。夫选举者，经邦之一端，虽制之有美恶，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举，在两汉则理，在魏、齐则乱；吏部选集，在神龙、景龙则紊，在开元、天宝则理。当其时，久承升平，御以法术，庆赏不轶，威刑必齐，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此也。况以此时用辟召之法，则理不益久乎？”天子虽嘉其言，而重於改作，讫不能用。

既济《选举杂议》十条，二：或曰：“昔後汉贡士，诸生试经学，文史试笺奏。则举人试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独非於今，何也？”答曰：“汉代所，贡乃王官。耳凡汉郡国每岁贡士，皆拜为郎，分居三署，储才待诏，无有常职，故初至必试其艺业而观其能否。至於郡国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职，何尝宾贡，亦不试练。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铨上省，受试而去者，自隋而然，非旧典也。”四：或曰：“吏部有滥，止由一门；州郡有滥，其门多矣。若等为滥，岂若杜众门而归一门乎？”答曰：“州郡有滥，虽多门，易改也；吏部有滥，虽一门，不可改也。何者？凡令选法，皆择才於吏部，述职於州郡。若才职不称，紊乱无任，责於刺史，则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废也。’责於侍郎，则曰：‘量书、判、资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责於令史，则曰：‘按由历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谁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则罪将焉逃？必州郡之滥，独换一刺史则革矣；如吏部之滥，虽更其侍郎无益也。盖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过。故云‘门虽多而易改，门虽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致堂胡氏曰：“铨选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为当革，而莫有行之者，岂皆智之不及欤？盖以自不能无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宁付之成法，犹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纵未可尽革，如沈既济之论，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案籍、成法，人才之贤否，一不预焉，大则委宰臣叙进，下则听州府辟举，其徇私不称，则吏部觉察，御史按劾，岂有不得人之患哉？虽然，世无不可革之弊。以周、汉良法，魏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废之，则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难改之有？为政在人，人存则政举矣。其本则系乎人君有爱民之意与否耳。

初，吏部岁常集人，其後三数岁一集，选人猥至，文簿纷杂，吏因得以为奸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阙员亦累岁不补。陆贽为相，乃惩其弊，命吏部据内外员三分之，计阙集人，岁以为常。是时，河西、陇右没於虏，河南、河北不上计，吏员大率减天宝三之一，而入流者加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而考限迁除之法浸坏。

帝初任杨炎、卢杞，引植私党，排陷忠良，天下怨疾。贞元後，惩艾其失，虽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必反覆参诘乃得下。及陆贽秉政，始请台阁长官得自荐其属，有不职，坐举者。帝初许之，或言诸司所举皆亲党，招赂遗，无实才，帝复诏宰相自择。贽上奏言其非便，帝虽嘉之，然卒停荐士诏。

贽疏言：“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难，圣哲所病。听其言则未保其行，求其行则或遗其才。校劳考则巧伪繁兴，而端方之人罕进；徇声华则趋进弥长，而沉退之士莫胜。自非素与交亲，备详本末，探其志行，阅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饰貌者不容其伪。故孔子云：‘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夫欲观视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前也，是以前代有乡里举选之法，长吏辟举之制（汉制，其州郡佐史，自长吏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当时如杜乔则杨震所辟，李膺则胡广所辟。唐制，采访、节度官属，自判官以下，得自辟举，未报则称摄，已命则同正。当时如杜甫则严武所辟，韩愈则董晋所辟，他皆类此），所以明历试，广旁求，证行能，息驰骛也。昔周以伯ぁ为太仆，命之曰：‘慎简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是则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白简僚属之明验也。汉朝务求多士，其选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为郎。选入之初，杂居三所，台省有阙，即用补之。是则古之郎官皆以任举充选，此其明验也。魏晋以後，暨於国初，采择庶官，多由选部，唯高位重职，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请而命焉。故晋代山涛为吏部尚书，中外品员，多所启授。宋朝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先使人谓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已下悉委。’蔡廓犹愤恚，以为失职，遂不之官。是则黄门、散骑侍郎皆由吏部选授，不必朝廷列位，尽合简在台司，此其明验也。国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则并旨授。制敕所命者，盖宰相商议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盖吏部铨材授职，然後上言，诏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吏部注拟选人，奏置循资格限，自起居、遗、补及御史等官，犹并列於选曹铨综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闻常参之官，悉委宰臣选择，此又近事之明验也。其後旧典失序，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已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者，则莫致焉。任众之道益微，进善之途渐隘。近者，每须任使，常苦乏人，临事选求，动淹旬朔，姑务应用，难尽当才。岂不以荐举陵迟，人物衰少，居常则求精太过，有急则备位不充？欲令庶绩咸熙，固亦难矣。臣实驽钝，一无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虽怀窃位之惧，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虚，终难上报。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臣当谨守法度，考课百官，奉扬聪明，信赏必罚，庶乎人无滞用，朝不乏才，以此为酬恩之资，以此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陈，求贤审官，粗立纲制。凡是百司之长兼副贰等官，及两省供奉之职，并因察举劳效，须加奖任者，并宰臣叙拟以闻，其馀台省属僚，请委长官选择，指陈才实，以状上闻。一经荐扬，终身保任，各於除书之内，具В举授之由，示众以公，明章得失。得贤则进考增秩，失实则夺俸赎金，亟得则α升，亟失则黜免。非止搜扬下位，亦可阅试大官，前志所谓‘达观其所举’，即此义也。自蒙允许，即以宣行。南宫举人，才至十数，或非台省旧吏，则是使府佐僚，累经荐延，多历仕任。议其资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於阙败。而议者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务徇物情，因谓举荐非宜，复委宰臣拣择。崇任辅弼，博采舆词，可谓圣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责成之道，听言考实之方，闲邪存诚，犹恐有阙。所谓‘委任责成’者，将立其事，先择其人；既得其人，谨谋其始；既谋其始，详虑其终。终始之间，事必前定，有疑则勿果於用，既用则不复有疑。待终其谋，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协於初者，赏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赏者无所与逊，见黜者莫得为辞。夫如是，则苟无其才，孰敢当任？苟当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圣王委任责成，无为而理之道也。所谓‘听言考实’，虚受广纳，洪接下之规；明目达聪，广济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听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虚，不可不考之於实。言事之得者，勿即谓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谓非，必穷其所失之理。称人之善者，必详考行善之迹；论人之恶者，必明辨为恶之端。凡听其言，皆考其实；既得其实，又察以情；既尽其情，复稽於众。众议、情、实，必参相得，然後信其说，奖其诚，如或矫诬，亦明罚。夫如是，则言者不壅，听之不劳，无浮妄乱教之谈，无阴邪害善之说，无轻信见欺之失，无潜陷不辩之冤，此古之圣王听言考实，不出户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纳臣而用之，旋闻横议而止之，於臣谋不责成，於横议不考实，此乃谋失者得以辞其罪，议曲者得以肆其诬。率是以行，触类而长，固无必定之计，亦无必实之言。计不定则理道难成，言不实则小人得志，国家所病，常必由之。圣旨以为外议云：‘诸司所举皆有情故，兼受贿赂，不得实才者。’臣请陛下当使所言之人，详陈所犯之状，某人受贿，某举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质於臣，臣复以事质於举主。若便首伏，则据罪抵刑；如或有词，则付法阅实。谬举者必行其罚，诬善者亦反其辜，自然宪典克明，邪慝不作。惩一沮百，理之善经，何必贷其奸赃，不加辩诘，私其公议，不出主名，使无辜见疑，有罪获纵，枉直同贯，人何赖焉。圣旨又以‘官长举人，法非稳便，令臣并自拣择，不可信任诸司者。’伏以宰辅，常制不过数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极，必不能遍谙多士，备阅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须辗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扬以暗投。倘如议者之言，所举多有情故，举於君上，且未绝私，荐於宰臣，安肯无诈。失人之弊，必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今又将徇浮言，专任宰臣除吏，宰臣不遍谙识，踵前须访於人。若访於亲朋，则是悔其覆车，不易其前辙之失也；若访於朝列，则是求其私荐，必不如公举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详择焉。恐不如委任长官，谨简僚属，所拣既少，所求亦精，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ウ谬之责。人之常性，莫不爱身，况於台省长官，皆是久当朝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责者乎？所谓台省长官，即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择辅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圣人制事，必度物宜，无求备於一人，无责人於不逮，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僚佐，所任愈崇，故所择愈少，所试渐下，故所举渐轻。进不失伦，则杜绝徼求，将务得人，无易於此。是故选自卑远，始升於朝者，各委长吏任举之，则下无遗贤矣；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进之，则朝无旷职矣；才德兼茂，历事不逾者，然後人主将任之，则海内无遗士矣。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求广在於各选所知，长吏之荐择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责实，宰臣之序进是也。求不广，则下位罕进；下位罕进，则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则惧旷庶职；惧旷庶职，则苟取备员，是以考课之法不暇精也。考课不精，则能否无别；能否无别，则砥砺渐衰；砥砺渐衰，则职业不举；职业不举，则品格浸微，是以贤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广求人之道，而务选士之精；不思考课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弥失，务精益粗，塞源浚流，未见其可。臣欲详惩旧说，伏虑听览为烦，粗举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洪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於选士之道，岂不伤於容易哉？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太后不惜爵位，以宠四方豪桀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故当时有“把推碗脱”之语。而一时所得，如姚崇、宋辈，皆足以建开元之太平。事见《则天传》）。此乃近於求才贵广、考课贵精之效也。陛下诞膺宝历，思致理平，虽好贤之心有逾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时。盖由鉴赏独任於圣聪，搜择颇难於公举，但速登延之路，罕施拣之方。遂使先进者渐益凋讹，後来者不相接续，施一令则谤沮互起，用一人则疮立成。此乃失於选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德宗天资猜忌，用人太精，东省闭阁累月，南台惟一御史）。则夫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失士。是知虽易於举用，而不易於苟容，则所易者足广得人之资，不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务精於选才，则所精者足梗进贤之途，不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加以情有憎爱，趣有异同，假使圣如伊、周，贤如杨、墨，求诸物议，孰免讥嫌？昔子贡问於孔子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盖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恶君子，亦如君子之恶小人。将察其情，在审其听，听君子则小人道废，听小人则君子道消。今陛下谨选宰臣，必以为重於庶品；谨择长吏，必以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献规，长吏荐士，陛下则但纳横议，不稽始谋。是乃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虚实，不校所议之短长，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将使人无所措其手足，岂独选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贞元四年，吏部奏：“艰难以来，年月积久，两都士类，散在远方，三库敕甲，又经失坠，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诈欺。分见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之‘接脚’，乃至制、敕、旨、皆被改张毁裂。如此之色，其类颇多，所以选集加众，真伪混然。谨具由历状样，乞委观察使、诸州府县，於界内应有出身以上，合依样通状发到所司攒勘，即奸伪必露，冤抑可明。”

贞元九年，御史中丞韦正伯劾奏称：“吏部贞元七年冬京兆府逾滥解送之人，已授官总六十六人。或有不到京铨试，选授官告；又按选格铨状自书，试日书迹不同，即放；殿选违格文者，皆不复验；及降资不尽，或与注官。伏以承前选曹，乖谬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贫乏待阙，奸滥以贿赂成名，非陛下求才审官之意。”由是刑部尚书刘滋以前任吏部尚书，及吏部侍郎杜黄裳皆坐削阶。

韩愈《赠张童子序》曰：“天下之以明二经举於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始自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举其可举者，然後贡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有司总州府之所升而考试之，加察详焉，第其可进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能在是选者，厥惟艰哉！二经章句仅数十万言，其传注在外皆诵之，又约知其大说，繇是举者或远至十馀年，然後与乎三千之数，而升於礼部矣；又或远至十馀年，然後与乎二百之数，而进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终身不得与者焉。”

按：如昌黎公之说，则知唐选举之法，州府所升者试之礼部，礼部所升者试之吏部，其法截然；且礼部所升之士，其中吏部之选十不及一，可谓难矣。然观御史韦正伯所劾奏贞元七年冬京兆府逾滥解送之人，已授官总六十六人，则似未经礼部者径入吏部。又《会要》称太和元年中书门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学，抵合於礼部应举；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选。近年以来，格文差互，多有白身及散、官并称乡贡者，并赴科目选。及注拟之时，即妄论资次，曾无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则知唐中叶以後，法度大段隳废紊乱矣。

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定考迁之格，诸州刺史、四品以上皆五考。（见《考课门》）

杨於陵为吏部侍郎。初，吏部程判，别诏官参考，齐抗当国，罢之。至是，尚书郑馀庆移疾，乃循旧制。於陵建言：“他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员，有司计员为留遣之格，事不相谋，莫如勿置。”於是有诏三考官止较科目选，至常调悉还吏部。又请修甲历，南曹置簿相检实，吏不能为奸。

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集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徵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唯惧人之能知也。（张有《龙筋凤髓判》，《白乐天集》有《甲乙判》，《元微之集》亦有判百馀篇）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铨选以身、言、书、判择人。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 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今郑畋敕语、堂判犹存。世俗喜道琐细遗事，参以滑稽，目为‘花判’。其实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国初尚有唐馀波，久而革去之，但貌体丰伟，用以取人，未为至论。”

按：唐取人之法，礼部则试以文学，故曰策，曰大义，曰诗赋；吏部则试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书，曰判。然吏部所试四者之中，则判为尤切，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今主司之命题，则取诸僻书曲学，故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备；选人之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盖虽名之曰判，而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殊不切於从政，而吏部所试为赘疣矣。陵夷至於五代，干戈侵寻，士失素业，於是所谓试判，遂有一词莫措，传写定本，或只书“未详”，亦可应举。盖判词虽工，亦本无益，故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视之耳。

文宗太和元年八月，敕：“诸道、诸军、诸使应奏判官，并每年冬荐等所奏判官，除新开幕府据元额署外，其向後奏请，如是元阙，即云：‘阙某职，今奏某人充。’如已有，今更奏，即云：‘某职某人缘某事停，奏某人替。’其前使下台省官合冬荐者，除府使罢外，既有荐用，当其要籍，不合便称去职。自今已後，如带职掌授台省官两考者，不在冬荐限；如其实有故罢免者，亦须待授官周岁，然後许冬荐，状中具言罢免事故。其他据品秩合冬荐者，则依元敕。”

太和二年三月，都省奏落下吏部三铨注今春旨甲内超资官洪师敏等六十七人。敕：“都省所执是格，铨司所引是例，互相陈列，颇似纷纭。所贵清而能通，亦犹议事以制。今选已满，方此争论，选人可哀，难更停滞。其三铨已授官，都省落下者，并依旧注，重与团奏，仍限五日内毕。其如官超一资、半资，以今授稍优者，至後选日量事降折。尚书、侍郎注拟不一，致令都省以此兴词，郑、丁公著宜罚一季俸。东铨所落人数较少，杨嗣复罚两月俸。其今年选格，仍分明标出近例，冀绝徼求。”时尚书左丞崔弘景以吏部注拟多不守文，选人中侥幸者众，纠按其事，落下甲敕选人辈，惜已成之官。经宰相喧诉，故特降此敕。

七年，中书门下奏：“今後请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本府、本道常选人中，择堪为县令、司录、录事参军人，具课绩、才能闻荐。其诸州先申牒观察使，都加考覆，申送吏部。至选集日，不要就选场更试书判，吏部尚书、侍郎引诣选曹，试时务状一道，访以理民之术，及自陈历仕以来课绩，令其一一条对，择其理识优长者，以为等第，便以大县注拟。如刺史所举并两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优与进改。其县令、录事参军得上下考兼陟状者，许非时放选。如犯赃至一百贯已下者，举主量削阶秩；一百贯已上者，移守僻远小郡。观察使委中书门下奏听进止。所举人中两人善政、一人犯赃，亦得赎免，其犯赃官永不齿录。”从之。

昭宗天元年，敕：“应天下州府令、录，并委吏部三铨注拟。自四月十一日以後，中书并不除授。或诸道荐奏量留，即度可否施行。”

《杜氏通典》评曰：“按秦法，唯农与战始得入官。汉南孝悌、力田、贤良、方正之科，乃时令徵辟，而常岁郡国率二十万口贡止一人。约计当时推荐，天下才过百数，则考精审择，必获器能。自兹厥後，转益烦广。我开元、天宝之中，一岁贡举凡有数千，而门资、武功、艺术、胥吏，众名杂目，百户千途，入为仕者又不可胜纪，比於汉代，且增数十百倍，安得不重设吏职，多置等级，递立选限以抑之乎？常情进趋，共慕荣达，升高自下，由迩陟遐，固宜骤历方至，何暇淹留著绩。秦氏列郡四十，两汉郡国百馀，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县邑，便宜从事，阙略其文，无所可否，责以成效，寄委斯重，酬奖亦崇。今之部符三百五十，郡县差降，复为八九，邑之俊，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专之，八使十连，举动咨禀，地卑礼薄，事下任轻，诚曰徒劳，难阶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为吏部尚书，无问贤愚，以停解日月为断，时沉滞者皆称其能。魏之失才，实从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学术，盗有天下，不欲权分，罢州郡之辟，废乡里之举，内外一命，悉归吏曹，才厕班列，皆由执政。则执政参吏部之职，吏部总州郡之权，罔惩体国推诚、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铨综失叙，受任多滥。岂有万里封域，九流丛凑，抡材受职，仰成吏曹，以俄顷之周旋，定才行之优劣，求无其失，不亦谬欤！而後有司尊贤之道，先於文华；辨论之方，择於书判。靡然趋尚，其流猥杂。所以阅经号为‘倒拔’，徵词同乎射覆，置循资之格，立选数之制，压例示其定限，平配绝其逾涯，或糊名考，或十铨分掌。苟济其末，不澄其源，则吏部专总，是作程之弊者；文词取古，是审才之末者；书判又文词之末也。凡为国之本，资乎人；人之利害，系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级；欲少等级，在精选择；欲精选择，在减名目。俾士寡而农工商众，始可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矣。诚宜斟酌理乱，详览古今，推仗至公，矫正前失。或许辟召，或令荐延。举有否臧，论其诛赏，课绩以考之，升黜以励之。振斯元刂弊，其效甚速，实为大政，可不务乎！”

●卷三十八 选举考十一

○举官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自唐末丧乱，绅之家，或以告敕鬻於族姻，遂乱昭穆，至有舅叔拜甥侄者。选人伪滥者众，郭崇韬欲革其弊，请令铨司精加考核。时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注官者才数十人，涂毁告身者十之九。选人或号泣道路，或馁死逆旅。

明宗天成二年，制：“选人或因远地干戈、私门事故，遂至过格。今後如过格十年外，不在赴集之限。又据长定格，选人中有隐忧者殿五选。伏以人伦之贵，孝道为先，既有负於尊亲，定不公於州县，有伤风化，须峻条章。今後诸色官员内，有隐忧冒荣者，勘责不虚，终身不齿，其入仕告敕，并付所司焚毁。”

三年，敕：“北京及河北诸道摄官内，有庄宗御署及朕署，便与据正官资叙；其伪朝授官，勘验不虚，亦同告身例处分。兴元以西，曾授伪蜀爵命敕，到後一周年为限，各於本罢任处投状分析，申奏点勘，出限不叙理。”

中书奏：“吏部流外铨诸色选人试判两节，并不优劣等第与官资。其业文者，任徵引古今；不业文者，但据事理判断可否，不当罪在有司。吏部南曹关：‘今年及第进士内，《三礼》刘莹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勘状称：‘晚逼试期，偶拾得判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敕：“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激劝效官。刘莹等既不攻文，只合直书其事，岂得相传藁草，侮渎公场？及至定期覆试，果闻自惧私归，宜令所司落下放罪，许再赴举。”其年十月，敕：“访闻每年及第举人牒试、吏部关试，判题虽有，判语全无，只见各书‘未详’，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谬，须议去除。此後关送举人，委南曹官吏准格考试。如是进士并经学及第人，曾亲笔砚，其判语即须缉构文章，辨明治道；如是委无文章，许直书其事，不得只书‘未详’。如开试时，正身不到，又无请假文书，牒贡院，申奏停落。”

按：唐以试判入仕，五季因之，然以此三条观之，其为文具可知也。有如流外铨，必胥吏之徒，非以文学进身者，则所对不责其引徵古今，但据事理判断，诚是也。至於及第进士，而乃一词莫措，传写定本，雷同欺诳，至烦国家立法，明开曾亲笔砚、委无文章两途以处之，则乌取其为进士乎？况正身多不至，则所谓试者，不过上下相与为欺耳，可无试也。

长兴二年，敕：“举选之众，例是艰辛，曾因兵火之馀，多无敕甲，不有详延之路，永为遐弃之人。其失坠告身者，先取本人状，当授官之日，何人判铨？与何人同官？上任、罢任与何人交代？仍勘历任处州县，如实，则别取命官三人保明施行。”

周世宗显德元年，初令翰林学士、两省官举令录。除官之日，署举者姓名，若贪秽败官，连坐。

宋朝之制，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吏部铨唯注拟州县官。旧幕职皆使府辟召，国朝但吏曹拟授。京诸司六品以下官皆无选，中书特授。周朝每藩郡有阙，或遣朝官权知。太祖始削外权，牧伯之阙，止令文臣权莅。其後，内外皆非本官之职，但以差遣为资历。京朝官则审官院主之，使臣则三班院主之，少卿、监以上、刺史、副率内职，中书、枢密院主之。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诏：“常参官并翰林学士内有尝佐藩郡及历州县官者，各保举堪充幕职、今录一人，不必以亲为避，但条析具实以闻，当於除授制书辨其举主，它日有所犯不如举状，连坐之。”

知制诰高锡奏：“请许人讦告滥举，所告不实者罪之，得实者白身授以官，有官者优擢，非仕宦者赏缗钱。”从之。

四年，诏：“自前藩镇多奏初官人为掌书记，颇越资序。自今历两任有文学者，方得奏举。”又诏陶等於见任前任幕职、州县官中举堪为藩郡通判者一人，如谬举，量事连坐。又诏：“自今诸州吏民不得即诣京师举留即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刺史、知州、通判、幕职、州县等官。若实以治行尤异著名，吏民固欲借留，或请立碑颂德者，许即於本处陈述，以俟上报。”真宗咸平时，复诏禁之。

乾德二年，诏翰林学士等四十二人，各举才堪通判者各一人。又诏吏部南曹，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书门下引验以闻。上虑铨衡止凭资历，或英才沈於下僚故也。

开宝四年，诏：“自今诸州不得以摄官视事，其阙员处，即时以闻，当委有司除注。”十一月，又诏：“近以诸道摄官，悉令罢去，及虑若更民政，欲著吏能，雷同遐弃，良可惜也。宜委有司按其历任，经三摄无旷败，即以名闻。任伪署者不在此限。”

五年，先时，令诸州印发春季选人文解，自千里至五千里外，分定日限为五等，各发离本处，及京百司文解，并以正月十五日前到省，馀季准此。若州府违限及解状内少欠事件，不依程式，本判官、录事参军、本曹官罚置殿选。诸州员阙，并仰申阙解除，以木夹重封题号，逐季入递，合格日四时奏，年满，俟敕下准格取本司文解赴集。流外铨据状申奏，以四时取解参选。至是，国家取荆、益、交、广，辟土既广，吏员多阙，是以岁常放选。选人南曹投状，判成送铨，铨司依次注授。其後，选部阙官，即特诏免解，非时赴集，谓之“放选，”习以为常，取解季集之制，有名而无实矣。

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先是，选人试判三道，考为三等：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优，为上；一道全通，二道稍次而文稍堪，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纰缪，为下。判上者，职事官加一阶，州县官超一资；判中，依资；判下，入同类，惟黄衣人降一资。至是，诏增为四等：以三道全次，文翰无取者，惟中下；依旧格判下之制，以三道全不通而文翰纰缪者，为下，殿一选。

六年，令诸路转运使下所属州府，令长吏择见任判司薄尉之清廉明者，具以名闻。当驿召引对，授以知县之任。

八年，诏：“自今应临轩所选官吏，并送中书门下，考其履历，审取进止。”时上选用庶僚，不专委有司，皆引对，观其敷纳，有可采者，悉与超擢；复虑因缘矫饰，徼幸冒进，乃有是诏。

雍熙二年，令翰林学士、两省、御史台、尚书省官，各於京官、幕职、州县中举可升朝者一人。

四年，诏曰：“进贤推士，当务至公；行爵出禄，固无虚授。苟毕得其材实，亦何吝於宠章。近者诸处奏荐，多涉亲党，既非得举，徒启幸门。将塞津，宜行告谕：自今诸路转运使及州郡长吏，并不得擅举人充部内官，其有阙员，即时具奏。”

端拱三年，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举朝官一人为转运使。是日，诏曰：“国家详求事之吏，外分主计之司，虽曰转输，得兼按察，总览郡国，职任尤重，物情舒惨，靡不由之。尚虑徼功，固当责实，交相绳检，於理攸宜。自今转运使凡厘革庶务，平反狱讼，漕运金，成绩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於民者，令诸州岁终件析以闻，非殊异者不得条奏。”诏：“三司、三馆职事官已升擢者，不在论荐；其有怀材外任，未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举。”

四年，令内外官所保举人有变节逾滥者，举主自首，原其罪。

上励精求治，听政之暇，因索两省、两制清望官名籍，问朝士有德望者，悉令诸官。仍令自今中外官所举之人，并须析其爵里及历仕殿最以闻，不得有隐。所举责实无验者，罪之；如得状者，有赏典。

真宗咸平二年，秘书郎陈彭年请复举官自代之制，诏秘书直学士冯拯、陈尧叟参详之。拯等上言：“窃详往制，常参官及节度、观察、防御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讫三日内，於四方馆上表让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书门下，每官阙，则以见举多者量而授之。今缘官品制度，沿革不同，伏请令两省、御史台官、尚书省六品以上，诸司四品以上，授讫，具表让一人自代，於阁门投下，方得入谢。在外者，授讫三日内，具表附驿以闻。”诏可。

景德元年，诏：“内外群官所保举人，亦有中道变迁，但或不令言上，必恐负累滋多。宜令比类并许陈首，当惩责其人，特免连坐。”

四年，又令：“举官所举差遣，本人在所举任内犯赃，即用连坐之制；其改他任犯赃，元举主更不连坐。”

大中祥符二年，诏：“幕职、州县官初任者，或未熟吏道，群官勿得荐举。”

三年四月，诏：“自今每年终，翰林学士以下常参官，并同举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职、州县官各一人，明言治行堪何任使，或自已谙委，或众共推称。至时，令ト门、御史台计会催促，如年终无举官状，即具奏闻，当行责罚。如十二月内差出，亦须举官後方得入辞。诸司使副、承制、崇班曾任西北边、川、广钤辖亲民者，亦同此例。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结罪奏举部内官属，不限名数，明言在任劳绩；如无人可举及显有逾滥者，亦须指述，不得顾避。以次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到京，如有违限，委都进奏院具名以闻，当依不申考帐例科罪。三司使副即结罪举奏在京掌事京朝官、使臣，仍令中书置籍，先列被举人名衔，次列历任功过及举主姓名、荐举度数，一本留中书，一本常以五月一日进内。次年籍内，仍计向来功过及荐举度数，使臣即枢密院置籍。两省、尚书省、御史台官，凡出使迥，并须采访所至及经历邻近郡官治迹善恶以闻。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官、知州、通判到阙，各具前任部内官治迹能否，如邻近及经由州县访闻群官善恶，亦须同奏，先於ト门投进後，方得入见。或朝廷要人任使，及有不治州县难了公事，并於上件籍内选择过犯数少，举任及课绩数多，并资历相当者差委，仍於宣敕内尽列举主姓名。或能一任集，即特与迁转；苟不集事，本犯虽不去官，亦移闲慢僻远处。内外群臣并举及三人事者，仰中书、枢密院具名取旨，当议甄奖；如并举三人不集事，坐罪不至去官，亦仰奏裁，当行责降；或得失相参，亦与折当。”

天禧三年，吏部铨言：“本司令录稍多，员阙甚少，请权借审官院京朝官知县阙注拟一任。”诏审官院以五千户以下县借之。

仁宗天圣六年，诏：“审刑院举常参官在京刑法司者为详议官；大理寺详断、刑部详覆、法直官，皆举幕职、州县晓法令者为之。自请试律者须五考，有举者乃听试律三道、疏二道，又断中小狱案二道，通者为中格。”

时举官擢人，不常其制。国子监阙讲官，尝诏诸路转运使举经义通明者；或欲不次用人，又尝诏近臣举常参官历通判无赃罪而才任繁剧者，已之亲及执政近属得举；欲官诸边要，亦尝诏节度使至ト门使、知州军、铃辖、诸司使，举殿直以上材勇使边任者，或令三司使下至天章阁待制举奏之；边有警，又或诏诸转运使、提点刑狱、升朝官举所部官才任将帅者；三路知州、通判、县令，皆诏近臣举廉吏选任之，拘资格。至於文行之士，钱之才，刑名之学，各因时所求而荐焉。而守选者更郊赦减与赴调。後立法：所举未迁而罪赃暴露者，免劾。自天圣後，进者颇多，物议患其冗，始戒近臣，非受诏辄举官。又下诏风厉，以为荐举阿私。其任用已至部使者，得复荐。失举而已擢用，听自言不实，弗为负。

又诏磨勘迁京官者，增四考为六考，增举者四人为五人，犯私罪又加一考。举者虽多，无本道使者亦为不应格。议者以身、言、书、判为无益，乃罢之，而试判者亦名文具，因循无所去取。

御史王端以为：“法用举者两人，得为令；为令无过谴，迁职事官、知县；又无过谴，遂得改京官。乃是用举者两人，保其三任也。朝廷初无参伍考察之法，偶幸无过，辄信而遣之，是以碌碌之人皆得自进。因仍弗革，其弊将深。”乃定令：被荐为令，任内复有举者始得迁，否则如常选，无辄升补。时增设禁限，常参官已授外任，得奏举。京官见任知州、通判，升朝官兵马都监、诸司副使以上，及在京员外郎尝任知州、通判，诸司副使尝任兵马都监者，乃听举。明年，流内铨复裁内外臣僚岁贡数，文臣待制至侍御史，武臣自观察使至诸司副使，举吏各有等数，得辄过；而被举者须有本部监司、长吏、按察官，乃得磨勘。睦州团练推官柳三变到官未逾月，而知州吕蔚荐之。侍御史知杂郭劝言：“蔚未睹善状而荐之，盖私之也”。乃限到官一考，方得荐。又诏：“选人六考改官而尝犯私罪者，加一考。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岁举京官不得过二人，其尝参官得复举。”自是举官之数省矣。又命监司以所部州多少、剧易之差为举令数，非本部无辄举。其後又增举主至三员。盖官冗之弊浸极，故保荐之法，大抵初略而後详也。

仁宗朝，尤以选人迁京官为重，虽有司引对法当与，帝亦省察其当否乃可之。

苏轼《策别》曰：“国家取人，有制策，有进士，有明经，有诸科，有任子，有府史杂流。凡此者，虽众无害也。其终身进退之决，在乎召见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爱惜慎重者也。今之议不过曰：‘多其资考，而责之以举官之数，且彼有勉强而已。资考既足，而举官之数亦以及格，则将执文墨以取必於我，虽千百为辈，莫敢不尽与。’臣窃以为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过，是以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岁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於吏部吏部，以其资考之远近、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杂治之，参之以其材器之优劣而定其等，岁终而奏之，以诏天子废置；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罪免者几人，而增其数，以所奏之等补之，及数而止。使其予夺亦杂出於贤不肖之间，而无有一定之制，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将自奋厉磨淬，以求闻於时，而向之所谓用人之大弊者，将不劳而自去。然而议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优劣为差，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臣以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举进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门，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罗天下之贤俊，而习知其为人，至一日之试，则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为盛。今以名闻於吏部者，每岁不过数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访问参考其才，虽有失者，盖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则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又曰：“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长吏举之；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长吏任之，他日有败事，则以连坐，其过恶重者其法均。且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矣。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况於十数年之後，其幼者已壮，其壮者已老，而犹执其一时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过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惟其既已改官而无忧，是故荡然无所不至。方其在州县之中，长吏亲见其廉谨勤之节，则其势不可以不举，彼又安知其终身之所为哉！故曰‘今之法，责人以其所不能’者，谓此也。一县之长察一县之属，一郡之长察一郡之属，职司者察其属郡者也。此三者其属无几耳，其贪，其廉，其宽猛，其能与不能，不可谓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复以为牧人欤？夫为长而属之不知，则此固可以罢免而无足惜者。今其属官有罪，而其长不即以闻，他日有以告者，则其长不过为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职司察其属郡，郡县各察其属，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罚之甚轻，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何也？夫吏之贪者，其始必诈廉以求举。举者皆王公贵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连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馀人，此如盗贼质劫良民以求苟免耳。为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变矣！如臣之策，以职司、守令之罪罪举官，以举官之罪罪职司、守令。今使举官与所举之罪均，纵又加之举官，亦无如之何，终不能逆知终身之廉者而後举，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职司、守令，彼其势诚有於督察之。臣知贪利小人无容足之地，又何必於举官焉难之。”

石林叶氏曰：“祖宗时，监司、郡守荐部吏，初无定员，有其人则荐之，故人皆谨重不肯轻举，改官人每岁殆无几。自庆历后，始以属邑多寡制数。于是各务充元额，不复更考材实，改官人每岁遂至数倍。事有欲革弊而反以为弊，固不得不谨其初。治平中，贾直孺为中司，尝以为言，朝廷终莫能处，盖人情沿习既久，虽使复旧，亦不可为也。”

英宗时，御史中丞贾黯又言：“今京朝官至卿、监凡二千八百馀员，可谓多矣。而吏部奏举磨勘选人未引见者，至二百五十馀人。臣不敢远引前代，且以先朝事较之：方天圣中，法尚简，选人以四考改官，而诸路使者荐部吏，数未有限，而在京台阁及常参官尝任知州、通判者，虽非部吏皆得荐。时磨勘改官者，岁才数十人。後资考颇增，而知州荐吏，视属邑多少裁定其数，又常参官不许荐士，其条约比天圣渐繁，而改官者固已众矣。然磨勘应格者，犹不越旬日即引对，未有待次者也。皇中，始限监司奏举之数，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减六七十人。皇及今才十年耳，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数省，今也法密而其数增，此何故哉？正在荐吏者岁限定员，务充数而已。如一郡之守岁许荐五人，而岁终不满其数，则人人以为遗已。当举者避谤畏讥，欲止不敢，此荐者所以多，而真才实廉未免於无能也。谓宜明诏天下，使有人则荐，不必满所限之数。”天子纳其言，下诏申敕焉。

明年，诏：“中外臣僚岁得举京官者，视元数以三分率之，减一分；举职官有举者三人，任满选如法。”所以分减举者数，省京官也。是岁，判吏部流内铨蔡抗言：“奏举京官人尚多，度二年引对乃可毕，计每岁所举，无虑千九百员，被举者既多，则磨勘者愈众。且今天下员多阙少，率三人而待一阙，若不稍改，後将除吏愈艰。臣愚以为可罢知杂御史、观察使以上岁得举官法。”从之。自是，举官之数弥省矣。

治平三年，命宰执举馆职各五人。先是，上谓中书曰：“水潦为灾，言事者云咎在不能进贤，何也？”欧阳修曰：“今年进贤路狭，往时入馆有三路，今塞其二矣。进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荐举，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年，进士五人以上皆得试，第一人及第，有不十年即至辅相者；今第一人两任方得试，而第二人以下不复试，是高科路塞矣。往时，大臣荐举即召试，今只令上簿，候缺人乃试，是荐举路塞矣。惟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劳老病之人，此臣所谓荐举路狭也。”上纳之，故有是命。韩琦、曾公亮、赵概等举蔡延庆以下凡二十人，皆令召试。宰臣以人多难之，上曰：“既委公等举之，苟贤，岂患多也？先召试蔡延庆等十人，馀须後时。”

石林叶氏曰：“国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其实无别舍，但各以库藏书列於廊庑间尔。直馆、直院谓之‘馆职’，以他官兼者谓之‘贴职’。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即试诗赋各一而入，否则用大臣荐而试，谓之‘入馆’。官制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建秘阁於中，自监、少至正字，列为职事官，罢直阁、直院为名，而书库仍在，独以直秘阁为贴职之首，皆不试而除，盖特以为恩数而已。”

治平四年，陈汝羲试学士院，中等，除集贤校理。御史吴中言：“比择十人先试馆职，而汝羲亦预，渐至冗滥，兼诗赋非所以经国治民。请用两制荐举，仍罢试诗赋，代之以策。”诏两制详议。其年，试胡宗愈辈，仍用诗赋。熙宁元年，罢试诗赋，而更以策、论。二年，王介等五人，始以策、论试於学士院，皆除馆职。後比年有试者，苏税、陈睦、李清臣、刘挚、王钦臣等，皆以试除。四年，太常丞许将以所业献，召试，为集贤校理。五年，吕公弼荐王安礼材堪大用，召对称旨，欲峻用之，其兄安石辞，乃以为崇文院校书。曾布常举邓润甫可备经筵馆职，诏取润应制科进卷视之，擢为集贤校理。

旧制，凡设试以待命士，而入之铨注者，自荫补、铨试之外，有进士律义、武臣呈试材武及刑法等官，而铨试所受为特广。荫补初赴选，皆试律暨诗；已任而无劳绩、举荐及无免试恩，皆试判。熙宁更制以後，概试律义、断案议，後又增试经义。中选者皆得随铨拟注，是铨试之凡也。

按：是时进士、选人之守选者，亦皆试而後放，然特详於荫补云。

四年，诏曰：“故事，二府初入，举所知者三人，将以观大臣之能。比年多因请谒干誉，荐者不公。其令中书、枢密院，举人皆明言才业所长，堪任何事，以副朕为官择人之意。”

熙宁二年，陈升之拜相，循例为侯叔献、程颢皆与堂除，又升一任。帝曰：“荐士不考才实，以辅臣故例得进秩升任，此何为也？”於是罢两府初入举官之制。

熙宁二年，御史乞罢堂选知州，曾公亮执不可。帝曰：“精择判审官人付之，何为不可？”王安石曰：“中书所总已多，通判亦有该堂选者，徒留滞，不能精择，归之有司，宜也。”

按：课试儒生，有司之事也，今以礼部考校为未当，而必俟乎亲策。进退百官，宰相之事也，今以中书选择为留滞，而一付之审官，轻重失伦矣。况司牧之任，千里休戚所系，非他官比，而庙堂一不之问，则所谓“中书所总已多”者，其事岂有重於进贤退不肖者乎？

三年，置审官西院。旧制：文臣京朝官，审官院主之；武臣内殿崇班至诸司使，枢密院主之；供奉以下，三班院主之。至是，诏曰：“枢辅之任重矣，不当亲有司之事。其以审官为东院，别置西院，专领阁门祗候以上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又诏：“川陕、福建、广南七路之官罢任，迎送劳苦，其令转运使立格就注，免其赴选。著为令。”後增湖南为八路。

帝以旧举官往往缘求请得之，多且滥，欲革去奏举，而概以公法，仍诏内外举官法皆罢，令吏部、审官院参议选格。

四年，诏堂选、堂占悉罢。吏部始立定选官格，其法各随所任职事，以入任功状立格，以待拟注。

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言：“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後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叹，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氵存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调多门，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後，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按：罢诸司之荐举，付铨选於吏部，此熙宁所定之法，盖所以示至公而绝幸门也。今东坡公所言乃如此，岂此法特所以待守常安分之人，而阿谀时指，附会新法，如所谓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馀辈，则初不在此限乎？

哲宗元时，司谏苏辙言：“祖宗旧法，凡任子年及二十五，方许出官，自馀进士、诸科，初命及已任而应守选者，非逢恩不得放选。先朝患官吏不习律令，欲诱之读法，乃减任子出官年数，除去守选之法，概令试法，通者随得注官。自是天下争诵律令，於事不为无补。然人人习法，则试无不中，故荫补者例减五年，而选人无复选限。吏部员多阙少，闻今已用元四年夏秋阙，官冗至此亦极矣！宜追复祖宗守选旧法，而选满之日，兼行先朝试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

荫补入学，肄业一年，不犯上三等罚，方许就铨试。（详见《学校门》）

御史上官均言：“定差不便有七：诸路赴选，中试乃差，八路随意即射，不均一也；诸路吏选，有待试，有需次，率及七年，方成一任，略计八路就注，若及七年，已更三任矣，不均二也；八路虽坐愆停罢，随许射注，而吏选无愆犯人，既须试法，候及一年方有注拟，此不均之弊三也；选人俸给，替则随罢，又待次大率四年，方再得禄，况八路待次，又许权摄，禄无虚日，不均四也；八路土人得特奏名者，免试就注家便，年高力惫，不复望进，往往营私废职，其弊五也；仕八路久，知识既多，土人就射本路，不无亲故请嘱，其弊六也；八路监司，地远而专，便使荡灭功过名次，人亦不敢争校，故有力者多得优便，而孤寒滞，其弊七也。定差本意，止因省迓送雇费，然事极弊生，八路阙常有馀，吏部阙常不足。今立法互季迭用，而运司定差犹占其半，是半均半不均也。如闻迓送雇直，岁计不堪多，用坊场、河渡钱已可给用，请并八路定差，尽归吏部，殊为均便。”

左仆射司马光言：“臣窃惟为政之要，莫若得人。百官称职，则万务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优於德而啬於材，或长於此而短於彼，虽皋、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况於中人，安可求备？是故孔门以四科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臣误蒙甄擢，备位宰相，谨选百官，乃其职业，而智识浅短，见闻褊狭。知人之难，圣贤所重，寰宇至广，俊彦如林，或以恬退滞淹，或以孤寒遗逸，被褐怀玉，岂能周知？若专引知识，则嫌於挟私，难服众心；若止循资序，则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达官，人举所知，然後克叶至公，野无遗贤矣。臣欲乞朝廷设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举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序），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同上），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同上），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九曰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同上）。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於十科中举三人（非谓每科举三人，各随所知，於十科内一岁共举三人），具状云：‘臣切见某人有何行能（并须指陈实事，不得徒饰虚辞。位在上者得举下，下不得举上），臣今保举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举（谓举行义纯固而违犯名教之类），及犯入已赃，臣甘伏朝典不辞。’候奏状到日，付中书省置簿抄录举主及所举官姓名，别置合举官臣僚簿，岁终不举及人数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须令差官体量、相度、检点、磨勘、刷、催促、推勘、定夺，则委执政亲检逐簿，各随所举之科选差，令试管勾上件事务。若能办集，即别置簿记其劳绩，遇本科职任有阙（谓若经筵或学官有阙，即用行义纯固、经术精通等科；台谏有阙，即用节操方正科之类），则委执政亲检逐簿，选名实相称，或举主多，有劳绩之人补充，仍於本人除官敕告前，尽开坐举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举，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犯正入已赃，举主减三等科罪。若因受贿徇私而举之，罪名重者，自从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宽宥，虽见为执政官，朝廷所不可辍者，亦须降官示罚。所贵人人重谨，所举得人。”

光又言：“朝廷执政只八九人，若非交旧，无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狭，岂足以尽天下之贤才。若采访毁誉，则爱誉憎毁，情伪万端。与其听游谈之言，曷若使之结罪保举。故臣奏设十科以举士，其中一科‘公正聪明可备监司’，诚知请属挟私所不能无，但有不如所举者，严加谴责，无所宽宥，则今後自然谨择，不敢妄举矣。”诏皆从之。

诏：“大臣奏举馆职，并如制召试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

先是，右正言刘安世言：“祖宗之待馆职也，储之英杰之地，以饬其名节，观以古今之书，而开益其聪明，稍优其禀，不责以吏事，所以滋长德器，养成其名卿贤相也。自近岁以来，其选浸轻。或缘世赏，或以军功，或酬聚敛之能，或徇权贵之荐，未尝较试，遂获贴职。多开幸门，恐非祖宗德意。望明诏执政，详求文学行谊，审其果可长育，然後召试，非试毋得辄命，庶名器重而贤能进。”至是乃降诏命，而言未尽行，安世复奏：“祖宗时，入馆鲜不由试，惟其望实素著，治状显白，或累持使节，或移镇大藩，欲示优恩，方令贴职。今既过听臣言，追复旧制，又有所谓‘朝廷特除不在此限’，则是不问人材高下、资历深浅，但非奏举，皆可直除。名为更张，弊源尚在。愿仿故事，资序及转运使，方可以特命除授，庶塞侥幸，重馆职之选。”

熙宁四年，殿中侍御史吕陶言：“郡守提封千里，生聚万众，所系休戚，而不察能否，一以资格用之，凡再为半刺，有荐者三人，则得之矣。不公不明，十郡而居三四，是天下之民半失其养。请令内外从臣，岁举可为守臣者各三人，略资序而采公言，庶其可以择才庇民也。”诏：“内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岁举再历通判资序、堪任知州者一人，籍於吏部。遇三路及一州而四县者，其守臣有阙，先差本资序人，次案籍以及所荐者。”八月，殿中侍御史韩川言：“近委大中大夫以上岁举守臣，而荐所不及，虽课入优等，皆未预选，此倚荐以为信也。然大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师，唯驰骛请求、因缘宛转者，常多得之。迹远地寒，虽历郡久，治状著，课入上考，偶以无荐，则反在通判下，不许入三路及四县州。且州以县之多少而分简剧，亦为未尽。盖繁简在事不在县，固有县多事不繁，亦有县少事不简者。愿参以考绩之实，著为通令，仍不以县之多少而为简剧。”诏吏部立法以闻。已而岁举积多，吏部无阙以授。四年，遂罢大中大夫以上岁举法，唯奉诏乃举焉。

绍圣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砺乞：“稍责吏部甄别能否，凡京朝官才能事效苟有可录，尚书暨郎官铨择而以名闻，三省分三年考察之，高则引对，次即试用，下者还之本选。若资历、举荐应入高，而才行不副，许奏而降其等。凡皆略许出法而加升绌，岁各毋过三人。”

徽宗政和六年，臣僚言知县、县令凡百七十馀阙，无愿注者。命吏部措置。已而吏部取在选应入者，随其资序，自上而下，不以愿否，径有差注，如硬差法，遂有贯户福建而强注四川者。明年，上知其远难赴，特许便乡差注，路虽远，毋过三十驿；已注者听改注。

重和元年，臣僚言：“八路定差，岁久弊多，尝究其原，在付非其人，而又举职不专也。且四选之在吏部，尚书、侍郎专总其事，而八路则委之转运。既以军储、吏禄、供馈、支移为已责，而差注视为末务，乃付之主管文字官。其人又以稽考簿书、检勘行移为先，而不复究心差注，乃付之士案，率吏胥拟定，而佥厅特视成书判而已，几何而不废法哉！比年以来，贿赂公行，随其厚薄为注阙之高下。甚者曰：‘某阙供给厚，遗我一季之得，则可差矣；某地圭租优，归我一科之资，则以汝往矣。’苟贱不廉之士，亦增赇以市，而取偿於至官之後。间有刚正而无赂者，则定差之牍，脱漏言词，隐落节目，暨其上部，必致退，待其参会重上，已半岁所矣。士大夫以身在八路，势须畏忌，若必投诉，是诉所莅监司也，以是阙多而不调者众。宜督察典领之官，岁终取吏部退难有无、多寡为之课而赏罚之，可以公拟注而绝吏赇。”从之，仍立为法。

升改、荐任之法，选人用以进资改秩，京朝官用以升任，旧悉有制。自熙宁後，又从而损益之，故举皆限员，又岁又分举，制益详矣。

先时，选人应改官，必对便殿。旧制，五日一引，不过二人，其後待次者多，至有逾二年乃得引。帝悯其留滞，至元丰四年，乃诏每甲引四人以便之。

熙宁四年，定十六路提点刑狱岁举京官、县令额：京东西、河东、淮南路，京官七人，职官三人，县令五人，成都府、梓州、江南东西路，京官五人，职官三人，县令四人；福建、利州、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京官四人，职官三人，县令二人；夔州路，京官三人，职官二人，县令二人。

六年，诏察访官举京官、职官、县令者，河东、两浙十二人，馀路十人，升陟不限数。

选人任中都官者，旧未有荐举法。至是，诏其属有选人六员者，岁得举三员。又定提举市易司岁举京官五员。

元元年，岁举升陟始立额，如举改官及职、令之数。复通判举法。诏岁举京官、县令各一员，仍间迭而举。用孙觉言，吏部选人改官，岁以百人为额。

绍圣元年，右司谏朱勃言：“选人初受任，虽有能者，法未得举为京官；而有挟权善请求者，职官、县令举员既足，又并改官举员求之。”诏历任通及三考，而资序已入幕职、令录，方许举之改官。又言：“选人改官岁限百人，而元变法，三人为甲，月引三见。积累至今，待次者亡虑二百八十馀人，以数而计，历二年三季始得毕见。请酌元丰令增损之。”诏依元丰五日而引一甲，甲以三人，岁毋过一百四十人，俟待次不及百人，别奏定。

大观四年，裁减国学长贰岁举改官而立之数，大司成十五员，祭酒、司业各八员。

政和三年，尚书省修立改官格：“承直郎至登仕郎六考，将仕郎七考，有改官举主而职司居其一，即与磨勘；如因坐公私愆犯，各随轻重加考及举官有差。”从之。

七年，臣僚言：“官冗吏员增多，本因入流日众。熙宁郊礼，文武奏补总六百一十一员；元丰六年，选人磨勘改京朝官总一百三十有五员。近考之吏部，政和六年，郊恩奏补约一千四百六十有奇，选人改官约三百七十有奇。其来既广，吏员益众，欲节其来，惟严守磨勘旧法，不可苟循妄予而已。且今之磨勘，有局务减考第者，有用远减举官者，有用酬赏比类者，有因大人特举者，有因事到阙而不用满任者，有约法违碍许先次而改者，凡皆弃法用例。法不能束，而例日益繁，苟不裁之，将又倍蓰於今而未可计也。请诏三省若吏部：旧有正法，自当如故，馀皆得用例。”诏：“惟川、广水土恶弱之地，许减举如制，馀悉用元丰法从事，其崇宁四年之制勿行。”

高宗建炎初，诏即驻跸所置吏部。时四选散亡，名籍莫考，始下诸道州、府、军、监，条具属吏寓官之爵里、年甲、出身、历任、功过、举主、到罢月日，编而籍之。

诏：“京畿、京东西、河北、河东士夫在部注授，虽铨未中而年及者，皆听注官。”二年，诏：“京官赴行在者，令吏部审量，非政和以後进书颂及直赴殿试之人，乃听参选。在部知州军、通判、签判及京朝官知县、监当，旧以三年为任者，令权以二年为任，兵休仍旧。”以赴调者萃东南，选法留滞故也。

四年，言者论：“近世铨衡之官，守法不立。自京、黼用事，有诣堂及吏部阙者，判一‘取’字，虽已注人，亦夺予之，甚至部有佳阙，密献以自效。为寒远患，逾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长贰，自今堂中或取部阙，并须执守，得供报。”从之。

绍兴元年，诏馆职选人到任及一年，通理四考，并自陈改官。

选人改官，旧无定数。绍兴以後，多不过九十人、少或至五十人（绍兴二十年，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八人；三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一年，五十人），捕盗及职事官皆不在数。三十二年，遂至一百十三人。孝宗患之，隆兴元年四月，诏以百员为额。乾道三年七月，又通四川为百二十员。七年十月，有司请不限员，奏可，时虞丞相当国也。淳熙初，上以官冗，稍严升改之令，於是六年引见改官不及七十员，而捕盗在焉。周洪道为吏部尚书，七年二月，因请以七十员为额。是年四月，又增八十员，职事官并引见改官六十五人，四川换给一十五人，特旨改官不与。十三年三月，又诏职事官改官在八十员岁额之外。自是岁改京官者仅百员，今遂为永制。奏举京官，祖宗时无定数，有其人则举之。太平兴国後，诸州通判亦得举京官。熙宁中，取以为提举常官员数。元中，尝暂复之。至绍圣又罢。淳熙六年九月，上以岁举京官数滥，命给舍、台谏议之。王仲行、傅希吕时兼给事中，乃请六曹、寺、监（户部右曹郎官同）岁减举员三之一，诸路监司减四之一，礼部、国子监长贰减三之二，前执政岁减二员，诸州无县者岁止一员。岁终不除运副，而判官补发者不理为职司。奏可。庆元元年十一月，复诏判官补发副状，理为职司。又诏职司状不得用二纸，用姚察院愈奏也。在京选人，旧无外路监司荐举。渡江後，诏以六部长贰作职司。乾道七年九月，罢之。惟馆学官通理四考，不用举主改官，盖累圣优贤之意。

二年，吕颐浩言：“近世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职。宜仿祖宗故事，外自监司、郡守及旧格堂除通判，内自察官、省郎已上、馆职、书局编修官外，馀阙并寺监丞、法寺官、六院等，武臣自准备将领、正副将已上，其部将、巡尉、指使以下，并归部注。”从之。

三年，右仆射朱胜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後，文籍散佚，会广东转运司以所录元丰、元吏部法来上，乃以省记旧法及续降指挥，详定而成此书。

五年，诏：自今注拟，并选择非老疾及不曾犯赃与不缘民事被罪之人。时建议者云：“州县亲民，莫如县令。今率限以资格，虽贪懦之人，一或应格，则大官大职得以自择。请诏监司、郡守条上剧邑，遴选清平廉察之人，如前日预十科之目者为之。”

二十二年，右谏议大夫林大鼐上言曰：“中兴之初，恩或非泛，人得侥幸，有以从军而改秩者，有以捕盗而改秩者，有以登对而改秩者。今则朝廷无事，谨惜名器，改秩无他，惟有荐举一路，而贪躁者速化，廉静者陆沉。臣欲取考第员数增减以便之，增一任者减一员，十考者用四，十二考者用三，十五考者用二。如减举法行，须实历县令，不得仍请岳祠。其或负犯殿选，自如常坐。士有应此格者，行无玷阙，年亦蹉跎，无非孤寒老练安义分之人。望付有司条上，以弭奔竞。”议者以进士登科、门荫子弟，才沾一命，不复参部，多于堂除，有紊铨法。诏禁之。

二十九年，敕令所删定官闻人滋请：“凡在官者历任及十考已上，无公私过犯，虽举削不及格，许降等升改。或疑其太滥，则取吏部累年改官酌中人数，立为限隔，举状、年劳，参酌并用。”於是天子以其议下近臣，而中书舍人洪遵、给事中王希亮等上议曰：“自一命已上仕於州县之间，虽有真贤实廉，势不能自达於上，故为之立荐举之法。必使之历任六考，所以迟其岁月而责其赴功，必使之举官五员，所以多其保任而必其可用。若举之而非其人，有才而不见举，是则监司、郡守之罪，而非法之不善也。今如议臣所请，则有力者惟图见次，无才者苟冀终更，率不过出官十馀年，可以坐待京秩，此不可一也。今欲酌每岁改官之员，减其分数，以待无举削者，则当被举之人，必有失职淹滞之叹，此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驯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减，非所以救末流之弊，此不可三也。夫祖宗之法，非有大害未易轻议，今一旦取二百年成法而易之，此不可四也。臣以为如故便。”滋议遂寝。

三十一年，诏：“初官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方听受监司、郡守京削之荐。”

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国家设铨选以听群吏之治，其掌於七司，著在令甲，则所守者法也。今升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谓例焉。长贰有迁改，郎曹有替移，来者不可以复知，去者不能以尽告。索例而不获，虽有强明健敏之才，不复致议；引例而不当，虽有至公尽理之事，不复可伸。货贿公行，奸弊滋甚。尝睹汉之公府则有辞讼比，以类相从，使不良吏不得生因缘；尚书则有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比之为言，犹今之例。臣谓今吏部七司亦宜许置例册，凡换给之期限，战功之定处，去失之保任，书填之审实，奏荐之限隔，酬赏之用否，凡经申请，或白堂，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拟定，而长贰书之於册，永以为例。每半岁则上於尚书省，仍关御史台而详焉。如是，则巧吏无所施，而铨叙平允矣。”

先是，刘珙为吏部员外郎，有才智善，摘检奸弊。一日，命中庭张幕设案，置令式其中，使选集者得出入纟番阅，与吏辩，吏愕眙不能对。时议翕然称之。

孝宗隆兴元年，诏：“选人历十二考已上，无赃私罪，与减举主一员。”

用闻人滋之言也。旧举主须员足，乃以其牍上，若举主物故或罢免则不计。故有得荐牍十馀而不克磨勘者。淳熙中，始有逐旋放散之令，人皆便之。

乾道二年，令科举前一岁，量留司户、薄、尉、职官、教官窠阙，以待黄甲进士。又诏：“见任在京监当、六部架阁等，如系京朝官以上，须实历知县一任，始听关升。通判资序初改秩者，如之。”是时多以堂除理实历，越次关升，故有斯诏。

先是，有出身人许注教官，理为作县。是岁，诏：“自今有出身，曾任县令，初改官，许注教官，馀并先注知县。”自是改秩者，无不制邑矣。

淳熙元年，参知政事龚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则当量人才，在铨部则宜守成法。夫法本无弊，而例实败之。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於用例破法；比年之患，在於因例立法，故谓吏部者，‘例部’也。今《七司法》，自晏敦复裁定，不无疏略，然已十得八九，有司守之以从事，可以无弊。而循情废法，相师成风，盖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法常靳，例常宽，今至於法令繁多，官曹冗滥，盖繇此也。望诏有司裒集参附法及乾道续降申明，重行考定，非大有抵捂者弗去，凡涉宽纵者悉刊正之。庶几国家成法，简易明白，赇谢之奸绝，冒滥之门塞矣。”於是诏从修焉。既而吏部尚书蔡以改官、奏荐、磨勘、差注等条法，分门编类，冠以“吏部条法总类”为名。十一月，参知政事龚茂良进《吏部七司敕令格式申明》三百卷，诏颁行焉。

三年，吏部言：“六十不得入选，今文臣武臣皆有隐减年甲之弊。”诏禁之。时州郡上阙状稽违，多畀人私摄，乃诏下诸道转运司，州委通判，县委县丞，监司委属官，以时申发，稽违隐漏者罪之。

光宗绍熙二年，吏部侍郎罗点言：“铨量之法，得以察其人物，其功过而进退之，而有司奉行，浸成文具。群趋而进，一揖而退，是非贤否，一不暇问；甚者循习旧例，才注差遣，更不铨量。伏请自今令长贰从容接谈，稍问以事，除癃疾已有定法，如绝不通晓及有过尤者，别与注拟。”从之。

宁宗庆元中，制：“初改官人必作令，谓之‘须入’。中兴以来，数申严其令。今除殿试上三名、南省元外，并令作邑。”自後虽宰相子、甲科人，无不宰邑者矣。

●卷三十九 选举考十二

○辟举

三代以前，天下列国有三卿、五大夫、一十七士。大国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国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皆不命，皆国君专之。汉初，王、侯国百官皆如汉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惩吴、楚之乱，杀其制度，罢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补。其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历代因而不革。

汉初，掾吏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後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

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於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建武二年，卫飒辟大司徒府，举能案剧，除侍御史。

安帝元初六年，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五人。

旧任三府选令史，光禄试尚书郎，时皆特拜，不复选试。李固与吴雄上疏，选举补置，可归有司。帝感其言，自是稀复特拜，切责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称善。杨秉亦言所徵皆特拜不试为非。

翟为侍中，时尚书有缺，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天文、道术，以高第者补之。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孙懿恐有先用，乃绐懿曰：“图书有汉贼孙登，将以才智为中书所害，观君表相，似当应之。”因对之涕泣。懿忧惧移病不试，由是对第一，拜尚书。

按：东汉用人，多以试取之。诸科之中，孝廉、贤良、有道皆有试，迁官则如博士，如尚书皆先试，至於辟举、徵召，无不试者。李固、杨秉所言，皆以试为是，特拜为非。然所试率文墨小技，固未足以知其贤否也。况於翟者，以市井权谲之术，冒取高第，又足为贤乎？

孝灵帝时，司徒杨赐、太尉桓焉皆坐辟诏禁锢党人免。

徐氏曰：“按公府之有辟命，自西京则然矣。然东汉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习《诗》、《礼》为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学好词章，而辟司徒桥元府；周举博学洽闻，为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邰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黄琼者，四府并命如陈纪者。往往名公钜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乘为重，是以誉望日隆，名节日著，而一洗末世苟合轻就之风。孟子曰：“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其斯之谓与！

州从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通为百石。

按《鲁恭传》：“恭再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其耆旧大姓或不蒙荐举，至有怨望者。恭闻之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诸生不有乡举者乎？’终无所言。”盖东汉时，选举、辟召皆可以入仕。以乡举里选循序而进者，选举也；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者，辟召也。故时人犹以辟召为荣云。

孙宝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刚直不苟合，常称疾不仕。宝以恩礼请文为布衣友，日设酒食，妻子相对。文求受署为掾，进见如宾礼。数月，以立秋日署文东部督邮，入见，敕曰：“今日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掾部讵有其人乎？”文仰曰：“无其人不敢受职。”宝曰：“谁也？”文曰“霸陵杜稚季”云云。於是稚季不敢犯法。宝为京兆三岁，京师称之。任延为会稽都尉，吴有龙邱苌者，隐居太末，王莽时，四辅、三公连辟，不就。掾吏白延请召之，延曰：“龙邱先生躬德履义，都尉扫洒其门，犹惧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书记，致医药，吏使相望於道。积一岁，苌乃乘辇诣府，愿得先死备录。延辞让再三，遂署议曹祭酒。

按：两汉二千石长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概多取管属贤士之有才能操守者。盖必如是，乃能知闾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状之显著，常必由之。後世长吏既不与之以用人之权，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职显能於本土。士之贤者亦以隐情惜已，不预郡府之事为高，而与郡守、县令共治其民者，则皆凶恶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则岂三互之法可行之於僚掾，而独不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止之命官，而独不可施之於无藉在之恶少乎？

魏王凌为青州刺史。青土初定，请王基为别驾，後召为秘书郎，凌复请还。顷之，司徒王郎辟基，凌不遣。朗书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则升於公辅，公臣之良，则入於王职，是故古者侯伯有贡士之礼。今州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凌犹不遣。凌流称青土，亦由基叶和之辅也。

刘虞备礼署田畴为从事，令其奉表行。在既而虞为公孙瓒所杀，畴至，哭於虞墓。北归，率宗族附从数百人，扫地而盟曰：“君仇不报，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敌地而居，徵辟皆不就。

曹爽辟王沈及羊祜，沈劝祜应命，祜曰：“委质事人，复何容易。”遂不就。

古人之於所为主也，有君臣之义焉，故难则死之。羊叔子之贤，盖知曹爽之不足以死故也。

北齐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权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核，由此起也。

後周时，刺史僚佐、州吏则自署，府官则命於朝廷。

隋文帝时，牛弘为吏部尚书，高构为侍郎，最为称职。当时之制，尚书举其大者，侍郎铨其小者，则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

弘问於刘炫曰：“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何也？”炫对曰：“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寮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纤介之绩，皆属考功，所以繁也。”唐制，二品、三品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守五品以上敕授，六品以下旨授，其视品及流外官皆判补之（判补即辟举之类）。

肃、代以後，天下兵兴多故，官滥而铨法益坏。沈既济上疏极言之，欲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六品以下或僚祖之属，听州府辟用。则铨择之任委於四方，结奏之成归於二部。必先择牧守，然後授其权，高者先署而後闻，卑者听版而不命。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有《选举杂议》十条，详见《举官门》）

既济《选举杂议》五：“或曰：‘今日多情故，长官许其选吏，必纲纪紊失，不如今已之有伦也。’答曰：‘不假古义，请徵目前以明之。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铨择。纵其间或有情故，大举其例，十犹七全，则辟吏之法见行於今，但未及於州县耳。利害之理，较然可观，何纪之失？何纲之紊？向令诸使僚佐尽授於选曹，则安获镇方隅之重、理财赋之殷也。’”六：“或曰：‘顷年尝见州县有摄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议久长，才始到官，已营生计，迎新送故，劳弊甚矣。今令州郡召辟，则其弊亦尔，柰何？’答曰：‘国家职员，皆禀朝命，摄官承乏，苟济一时，不日不月，事必停省，人虽流而责不及，绩虽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职无移夺，命自州邦，所摄之官，便为己任，上酬知己，下利班荣，争竭智力，人谁不尽？今常调之人，远授一职，已数千里赴集，又数千里之官，挈携妻孥，往复劳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间岁而停官，成名非知已之恩，後任可计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谁为苟！’”

陆贽秉政，请令台阁长官各自举其属，有不职，坐举者。帝初许之，或言诸司所举皆亲党，招赂遗，无实才，帝复诏宰相自择。贽上奏言其非便，帝虽嘉之，然卒停荐士诏。（陆贽疏见《举士门》）

按：自隋时，海内一命之官，并出於朝廷，州郡无复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则虽见知於方镇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则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时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为王官而被辟者，若张建封之辟许孟容，李德裕之辟郑畋，白敏中之辟王铎是也；有登第未释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晋之於韩退之是也；有强起隐逸之仕者，若乌重允之於石洪、温造，张博之於陆龟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忄舀之於辛谠是也。而所谓隐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刘贡甫言：“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缺，是以号称得人。”盖必许其辟置，则可破拘挛，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见遗於科目者，亦未尝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广也。宋时，虽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历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复拘以资格，限以举主。盖去古法愈远，而倜傥斥弛之士，其不谐尺绳於科目，受羁於铨曹者，少得以自达矣。

宋太祖皇帝建隆四年，诏：“自前藩镇多奏初官人为掌书记，颇越资序。自今历两任有文学者，方得奏举。”

开宝四年，诏：“自今诸州不得以摄官视事；其阙员处，即时以闻，当委有司除注。”继又诏：“委有司按其历任经三摄无旷败者，具以名闻。”（详见《举官门》）

太宗雍熙四年，诏：“今後诸路转运使及州郡长吏，并不得擅举人充部内官，其有阙员，即时具奏。”

神宗熙宁间，内外小职任，长吏旧得奏举者悉罢，一归吏部，以为选阙。已而铨法所授，才与职多不相当，遂又即选阙取其不可专以法注者，仍许辟置，然亦罕矣。至要司剧任，或创有兴建，长吏欲得其所亲信者与相协济，则往往特命许之，於是辟置亦不能全废也。时开封府许自辟其府曹官，自馀如东西审官、三班、流内铨主簿，陕西湖城镇等监官，发运、转运司管文字及掌机宜文字，元丰中，三司在京仓库、御厨、店宅务，提举熙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司当公事，及差使使臣，并川路买茶起纲场监官之类，并许自辟，不从吏部注拟。

哲宗元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言：“广南摄官凡两经解发，摄簿尉一任无过，遂得正授。若重加举数，亦可少节其滥。”

徽宗大观二年，诏：“祖宗销革五代辟置，自一命以上，非王命不除。自今诸路毋得直牒差官及以待阙得替官权。”

政和六年，吏部侍郎韩粹彦言：“三年，患官久阙则乏事，尝诏：‘见官若当终更，已及三月，或创阙及非次阙而经三季无辟牍来上，则不俟长吏奏报，吏部径自用阙。’有明命矣。今奏举阙，如防河、捕盗、榷盐、三路沿边掌兵，欲俟所委举官自列无人，乃从吏部用阙。”从之。

赦文举其所知，古之道也。比臣僚妄请，尽罢举辟，意谓遵奉元丰，而不知元丰一时之命，寻以复旧。盖事有繁简，人有能否，若不令长吏荐举，天下之大，人才之众，朝廷何由尽知？必致滞才废事。

宣和七年，臣僚言：“在部右选员猥多，无阙可受，而法须急纲运差使者，所差不得过一二百人，额差不足，至於借差至再三，而又不足，遂借及大使臣。每被差讼诉纷，争欲求免。此其弊在於干求辟举，莫肯参选。固有连三任自初官以至升朝，足未尝摄吏部门，故在部者多遭役使。今欲须用部阙足一任，乃许就辟。自後部授、外辟，常令相间，苟不如式，受辟与辟之者皆坐罪。”诏议立法。

高宗建炎初，兵革方殷，诏河北招抚使、河东经制使及安抚等使，皆得辟置将佐官属，行在五军并御营司将领，亦辟大小使臣。於是负才略武勇者，或以簪笏从戎，或以布衣授官，入幕不可胜数。而诸道郡县，自戎马侵轶、盗贼残扰之馀，官吏解散，诸司诱人填阙，皆先领职而後奏给付身。於是江、浙州郡守将，皆假军兴之名，换易官属，占使窠阙。又有罪籍未该叙复、守选未合参部者竞趋焉。朝论患之，乃下吏部尽令改正，使归部依格注拟。除陕西五路、两河、两淮、京东等路经略安抚司属官听举辟，馀路皆罢。诸道巡检、县尉、刑狱官阙，许提刑司具名奏辟。

四年，臣僚上言：“南渡以来，土宇未复，宦游之所睥睨者，江、浙、闽、广数路而已。朝廷既侵用吏部阙员，而提领安抚司又奏辟其亲旧。贵游子弟，稍有党援，则足不至铨部，辄得便地，占善阙。凌迈超越，无复资格，长奔竞之风，塞寒俊之路。臣谓大郡守ヘ及军旅之事，或须择人任使者，自从朝廷除授，其馀员阙，与诸司所辟举，一皆付之铨曹，使有司以法授之。如郡县常经兵毁，吏部榜阙无愿就者，即许权行辟举。”从之。

起居郎朱震言：“方今经营荆楚，控制上流，远方之民，理宜绥抚。如闻峡州四县，多用军功或胥吏补知县，拦吏补监务，民被其害。愿取各州官阙，委安抚奏辟。”从之。

绍兴二年，吕颐浩以左仆射都督诸军，请辟参谋官以下文武七十七人，户部尚书李弥大、秘书少监傅崧卿预焉。而李弥大言於上曰：“东晋王导、谢安为都督，未尝离朝廷。今边圉幸无他，颐浩不宜轻动。且臣为天子侍从，非颐浩可辟。请於诸军悉置军正，如汉朝故事，察官、郎官为之。陛下必欲遣臣，请与崧卿别为一司，专司其过失以闻。”弥大遂改命。吕颐浩又言：“督府属官，不限员数，徒以开请谒，縻禄廪。请以准备差遣辟文资，以准备差使辟武资臣，各以十五人为限。”诏可。七月，议者言：“比年帅守、监司辟官，搀夺部注，朝廷不能夺，铨曹不能违。又多畀以添差不务之阙，上自监司、ヘ贰以下至掾属给使，一郡之中兵官八九员，一务之中监当六七员，较祖宗朝殆三四倍。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禄，生民安得不重困乎！请敕有司裁省其阙，不得已则以宫庙之禄畀之。”奏可，自今已就辟差理资任者，得据旧阙，以妨下次。

三年，敕：“不曾经吏部注授参选，及虽有请受历之类，而别无省部手照文字人，明敕诸路监司、郡守，并不许奏辟差遣。”

六年，诏：“诸道宣抚司属官，许本司奏辟，内京官以二年为任，愿留再任者取旨。”自兵兴，所辟官有更十年不退者，故条约焉。

○考课

虞，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

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於四岳，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

冢宰，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会，大计也），听其政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

汉法，刺史以六条察二千石，岁终奏事，举殿最（六条：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讹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好，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儿宽为左内史，有军发，以负租课殿，当免；民恐失之，输租不绝，课更以最。

宣帝始亲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传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公卿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

丙吉传：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朱邑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尹翁归为扶风，盗贼课常为三辅最。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断狱大减，为天下最。河南太守召信臣治行常为第一。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赐黄金四十斤。陈万年、郑昌皆以守相高第，入为右扶风。义纵、朱博、尹赏皆县令高第，入为长安令。

地节四年，诏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各、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闻。

黄龙元年，诏曰：“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

元帝时，京房言：“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晋灼曰：“令、丞、尉治一县，崇教化亡犯法者辄迁。有盗贼，满三日不觉，则尉事也。令觉之，自除，二尉负其罪。率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会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伺，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以奏事，以防壅塞”。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上乃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房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房去月馀，为显等所谮，下狱坐死。

按：考课之法，汉行之久矣，今房始以是为言，而帝善之，则其所陈必有异乎人者。史文不详，无以定其得失。但既曰：“考课”，则必黜幽陟明，立为一定之法，使一皆可行，又必上下之间，体统相维，而後可以举行。今房欲使其弟子二人为刺史，而已居中通籍，为其奏事，以防壅塞；及其为太守，则又请无属刺史，则是以考课之法为其一家之学，而他人皆不能行。且已欲自课第吏千石以下，而不欲刺史课已，则体统隳矣。此所以来谗贼之口而杀其身也。

萧育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

永光元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淳厚、谦逊、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又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大鸿胪卿野王能行第一。

东汉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徒掌人民事，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司空掌水土事，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

李忠为丹阳守，垦田增多，三公考课为天下第一。贾琮为交趾刺史，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以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

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验，然後黜退。光武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於有所效奏，便加退免，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谓尚书之平，决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憎爱，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经盛衰、贻後王也。”

魏明帝时，以士人毁称是非，混杂难辨，进令散骑常侍刘邵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举。或辟公府为亲人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赐爵焉。至於公卿及内职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时，大议考课之制，散骑黄门侍郎杜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文具无益，上疏曰：“书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关七圣而课试之要未立，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在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责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掇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至於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理，臣以为未尽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几至众，诚非一明所能偏照，故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一体相资而成也。”後考课竟不行。

晋武帝泰始初，务崇理本，诏河南尹杜预为黜陟之课，其略曰：“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已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敦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颁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独倚明折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後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访，敷纳以言。及至末代，不能纪远而求於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彰，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於累细，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典，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後，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按，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均，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难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书也。”

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诏曰：“三载考绩，自古通经；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为迟，可进者大成赊缓。是以朕今三载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滞无妨於贤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当朝，考其优劣为三等。六品以下，尚书重问；五品以上，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上上者迁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时否臧必举，赏罚大行，其薄赏者犹锡车马器服，以申奖劝。後帝临朝堂，顾谓录尚书兼廷尉卿广陵王羽曰：“凡考绩上下二等，可为三品，中等但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丝之美恶，中等守本，事理大通。”帝又谓尚书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尝进一贤，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谓羽曰：“汝居枢端之任，在职以来，功勤之绩不闻於朝，阿党之音频干朕听。今出汝录尚书、廷尉，但居特进、太保。”自尚书令、仆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馀人，皆略举遗阙。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

宣武帝时，太尉、侍中、高阳王雍上表曰：“窃惟三载考绩，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闲冗官本非虚置，或以贤能而进，或因累勤而举，如其无能，不应黍兹高选。以勤以能进之朝伍，或征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皆是散官，以充剧使，乃於考陟，排同闲伍。检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称事之辈，未必悉贤。而考闲以多，课烦以少，上乖天泽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复寻正始之格，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前任事上中者，六年进一级。三年一考，自古通经。今以前六年升一阶，检无愆犯，倍年成级。以此推之，明以代考也。”徐州刺史萧宝寅又论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轻，及考课悉以六载为程，既而限满代还，复经六年而叙。是则岁周十二，始得一阶。於东西两省、文武闲职、公府散佐、无事冗官，或数旬方应一直，或弦朔止於暂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为限。是则一纪之内，便登三级。彼以实劳剧任，而迁贵之路至难；此以散位虚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悬，令厚薄之如是！”

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将大考百寮，散骑常侍、领三公郎中崔鸿以考令於体例不通，乃建议曰：“窃惟王者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扬清激浊，故绩效能官，才必称位者，朝升入进，年岁数迁，岂拘一阶半级，阂以同寮等位者哉！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其职，或超腾转陟，数岁而至公卿，故能时收多士之称，国号丰贤之美。窃见景明以来考格，三年成一考，转一阶。贵贱内外万有馀人，自非犯罪，不问贤愚，莫不上中，才与不肖，比肩同转。虽有善政如龚、黄，儒学如王、郑，才史如班、马，文章如张、蔡，得一分一寸，必为常流所攀，选曹亦抑为一概，不曾甄别。琴瑟不调，改而更张，虽明旨已行，犹宜消息。”时不从。

《虞书》言“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古帝王考课之法。董仲舒言：“古之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才虽累日，不离於小官；贤才虽未久，不害为辅佐。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此後世年劳之法，二法虽相似，而其意实相反。考课是以日月验其职业之修废，年劳是以日月计其资格之深浅。後世之所谓考课者，皆年劳之法耳。故贤者当陟，或反以资浅而抑之；不肖者当黜，或反以年深而升之。故考课之法行，则庸愚畏之；年劳之法行，则庸愚便之。崔鸿所言，即崔亮所行也。（亮奏立停年之格，见《举官门》）

宋文帝元嘉时，守宰以六期为断。及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过久，乃以三年为断，谓之“小满”。

唐考功之法，凡百司之长，岁较其属功过，差以九等，大合众而读之。流内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义存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状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二曰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三曰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较之最；四曰礼制仪式，动合经典，为礼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谐，不失节奏，为乐官之最；六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七曰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八曰兵士调习，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九曰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十曰雠校精审，明於刊定，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纳明敏，为宣纳之最；十二曰训道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十三曰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军将之最；十四曰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十五曰详录典正，词理兼举，为文史之最；十六曰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无隐，为句检之最；十八曰职事修理，供承︹济，为监掌之最；十九曰功课皆充，丁匠无怨，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时，收获成课，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谨於盖藏，明於出纳，为仓库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虚，究理精密，为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医卜，效验多著，为方术之最；二十四曰检察有方，行旅无壅，为关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扰，奸滥不行，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养肥硕，蕃息孳多，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边境清肃，城隍修理，为镇防之最。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饰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凡定考，皆习於尚书省，唱第然後奏。亲王及中书、门下、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护、节度、观察使，则奏功过状，以考行之上下。每岁，尚书省诸司具州牧、刺史、县令殊功异行，灾蝗祥瑞，户口赋役增减，盗贼多少，皆上於考司。监领之官，以能抚养役使者为功；有耗亡者，以十分为率，一分为一殿。博士、助教，计讲授多少为差。亲、勋、翊卫，以行能功过为三等，亲、勋、翊卫备身，东宫亲、勋、翊卫备身，王府执仗亲事、执乘亲事及亲勋翊卫主帅、校尉、直长、品子、杂任、飞骑，皆上、中、下考，有二上第者加阶。番考别为簿，以侍郎颛掌之。流外官，以行能功过为四等，清谨勤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中平以下，四考皆中中者，进一阶；一中上考，复进一阶；一上下考，进二阶；计当进而参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虽有下考，从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凡制敕不便，有执奏者，进其考。贞观初，岁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莅之，号监中外官考使。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员外郎判外官考。其後屡置监考、校考、知考使。故事，考簿朱书，吏缘为奸，咸通十四年，始以墨。又制：“若於善最之外，别有可加尚，及罪虽成殿而情状可矜，或不成殿而情状可责者，省校之日，皆听考官临事量定。”

高祖武德二年，上亲阅郡臣考绩，以李纲、孙伏伽为上第。

太宗贞观三年，尚书右仆射房元龄、侍中王掌内外官考，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奏其不平，追按勘问。王不伏举按，上付侯君集推问，秘书监魏徵奏称：“必不可推鞫。且元龄、王国家重臣，俱以忠直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人两人不当，终非有阿私。若即推绳此事，便不可信任，何以堪当委重？假令错谬有实，未足亏损国家；穷鞫若虚，失委大臣之体。且万纪比来恒在考堂，必有乖违，足得论正；当时鉴见，切无陈说，身不得考，方始纠弹，徒发在上怒，非是诚心为国。无益於上者，有损於下。所惜伤於理体，不敢有所阿为。”遂释不问。

六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曰：“臣窃见流内九品以上，令有等第，而自比年入多者不过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谓令设九等，正考当今之官，必不施之於异代也。纵朝廷实无好人，犹应於见在之内比较其尤善者，以为上第。岂容皇朝之士，遂无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独知贬一恶人，可以惩恶；不知褒一善人，足以劝善。臣谓宜每年选天下政术尤最者一二人，为上上，其次为上中，次为中上，其次为上下，则中人已上可以自劝。”

高宗时，滕王元婴为全州刺史，颇纵骄逸，动作无度。帝戒之，且曰：“朕以王骨肉至亲，不能致於理，今书王下下考，以愧王心。”

司刑太常伯卢承庆尝考内外官，有一人督运遭风失米，承庆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无言而退。承庆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无喜色，亦无愧词。又改曰：“宠辱不惊，考上上。”

致堂胡氏曰：“考士者当较其平素，今以一时容止而进退之，厚貌深情者得以蒙其奸矣。然观承庆判注之语，则知古者考课有所毁誉，而得之者以为荣禄，此亦《山公启事》之馀俗也。後世课最负犯，立为定目，依式而书，於吏文无谬则善矣，其人有异绩美行，无由察录，而贪贼素害，幸免按举者，即以无过著於官簿。贤否混乱，功罪同区，未之有改也。岂非激扬之阙政乎？”

中宗神龙中，御史中丞卢怀慎上疏曰：“臣闻孔子曰：‘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书》云‘三载考绩’，校其功也。子产，贤者也，其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常材乎？窃见比来州县官佐，下车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迁除，不论课考；或历时未改，便倾耳而听，企踵而睹，争求冒进，不顾廉耻，亦何暇宣风布化，求瘼恤人哉！户口流散，百姓凋敝，职为此也。何则？人知吏之不久，则不从其政；吏知迁之不遥，又不尽其能，偷安苟且，脂韦而已。又古之为吏者长子孙，仓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请都督、刺史、上佐、两畿县令等，在任未经四考，不许迁除。察其课效尤异，或锡以车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临问，并玺书慰勉，若公卿有阙，则擢以劝能。政绩无闻，抵犯贪暴者，放归田里，以明赏罚。致理救弊，莫过於此。”

元宗开元三年，敕：“内外官考未满，所司预补替人，名为‘守阙’，特宜禁断。纵後有阙，所司不得令上。”

二十五年，命诸道采访使考课官人，善绩三年一奏，永为常式。

二十七年，赦文：“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劝天下。比来诸道所通善状，但优仕进之辈，与为选调之资，责实循名，或乖古义。自今以後，诸道使更不须通善状，每至三年，朕自择使臣，观察风俗，有清白政理著闻者，当别擢用之。”

天宝二年，考功奏：“准考课令，考前事不满二百日，不成合考者。‘事’谓都论在任日至考时，有二百日即成考，请假、停务并不合破日。比来多不会令文，以为不入曹局，即为不事，因此破考。臣等参量，但请俸禄，即同事。请假不满百日，停务不至解免，事须却上其考，并合不破。若有停务逾年，不可更请禄科，兼与成考。”从之。

肃宗乾元二年，御制郭子仪、李光弼、苗进卿、李辅国考辞。

代宗宝庆元年，吏部奏：“州县官三考一替，如替人不到，请校四考後停。”

二年，考功奏请立京、外按察司。京察连御史台分察使，外察连诸道观察使，各访察官吏善恶。其功过稍大，事当奏者，使司案成便奏，每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状报考功。其功过虽小，理堪惩劝者，案成即报考功。至校考日，参事迹以为殿最。

德宗贞元元年，以刑部尚书关播、吏部侍郎班宏为校内外官考使。七年，考功奏：“准诸司皆据功过论其考第，自至德後至今三十年来，一例申中上考。今请复其能否，以定升降。”从之。又言：“准考课令，三品已上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考，并奏取裁，亲王及大都督亦同。伏详此文，则职位崇重，考绩褒贬，不在有司，皆合上奏。今缘诸州刺史、大都督府长史及上中下都督、都护等，有带节度、观察使者。方镇既崇，名礼当异，每岁考绩，亦请奏裁。其非节度、观察等州府长官，有带台省官者，请不在此限。”

宪宗元和二年，中书门下举今年正月赦文上言：“国家故事，於中书直具员簿，以序内外庶官。爰自近年，因循遂废，清源正本，莫急於斯。今请京、常参官五品以上前资、见任，起元和二年，量定考数，直具员簿。应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诸陵令、五府司马，及东宫官除右左庶子、王府官四品已下，并请五考。其台官先定月数，今请侍御史满十三月，殿中侍御史满十八月，监察御史依前一十五个月与转。三省官并三考外，馀官并四考外，其文武官四品已下并五考商量与改。尚书省四品已上，馀文武官三品已上，缘品秩已崇，不可限以此例，须有进改，并临时奏听进止。其权知官，须至两考，然後正授；未经正授，不得用权知官资改转。其中缘官阙要人，及缘事须有移者，即不在常格叙迁之限。诸道及诸使、副使、行军司马、判官、参谋、掌书记、支使、推官、巡官等，有敕充职掌，带检校五品已上官及台省官，三考与改转，与官四考与改转。”

李渤为考功员外郎，岁终当考校自宰相而下升黜之名第，其考，以宰相段文昌等为下考。奏入不报。会渤请急，冯宿领考功，以：“考课令取岁中善恶为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以上为清望官，岁进名听内考，非有司所得专。渤举旧事为褒贬，违朝廷制，请如故事。”渤议遂废。

十四年，考功奏：“今後应注考状，但直言某色行能、某色异政，或树劳效，或推断纠举，便书善恶，不得更有虚美闲言。注考并不得失於褒贬，如违，据所失轻重，准令降书考官考。又准敕：御史台分察，及诸道观察使访察官吏善恶功过，具状报考功。近日都不见牒报。今後诸司不申报者，州府本判官便与下考。”从之。

宣宗大中五年，吏部奏：“刺史、县令如赋税毕集，判断不滞，户口无逃散，田亩守常额，差科均平，廨宇修饰，馆驿如法，道路开通之类，皆为寻常职分，不合计课。自今後但云所勾当常行公事，并无败阙。唯职分乖缺及开田、招户、辨狱、雪冤及新制置之事，则任录其由申上，亦须简要，不得繁多。又近年以来，刺史皆自录课绩申省，务者则张皇其事，谦退者则缄默不言。今後其巡内刺史，请并委本道观察使定其考第，然後录申，本州不得自录课绩申省。又州府申官人覆得冤狱，书殊考者，其元推官人多不惩殿，或云‘书考日当书下考’，至时又不提举。请自今以後，书辨狱官人殊考日，便须书元推官下考；如元推官自以为屈，任经廉使及台省陈论。其官人先有殿犯，官长断云‘至书考日与下考’者，如至时不举，其本判官当书下考。其所申到下考，省司校其所犯，如与令式相符，便校定申奏，至敕下後，并须各牒州府。又近日诸州府所申奏录课绩，至两考三考以後，皆重具从前功课申省，以冀褒升。省司或检勘不精，便有侥幸。今後不得更具从前功绩申上。又近日诸州府所申考解，皆不指言善最，或漫称考秩，或广说门资，既乖令文，实为繁弊。今後如有此色，并请准令降其考第。从前以来，应得考之人，并给考牒以为凭据。近年考事容易，给牒不一。或一人考牒，数处请假；或数年之後，方始来请。自今以後，校考敕下後，其得殊考及上考人，省司便据人数，一时与修写考牒，请准吏部告身及礼部春关牒，每人各出钱收赎，其得殊考者出一千文，上考者出五百文，其钱便充写考牒纸笔杂用。以前件事条等或出於令文，或附以近敕，酌情揣事，不至乖张。谨并条例进上。”奉敕依。

周世宗显德五年，尚书考功奏：“奉新敕：‘起今年正月一日後授官，并以三周年为限，闰月不在其内者。’当司所书校内外六品以下赴选官员考第，今後以一周年校成一考，如欠日不计，限满三周年校成三考；如考满後未有替人，在任更一周年与成第四考，欠日不在计限。兼逐年月日，自上以来，课绩功过，第二考须具经考後课绩，不得重叠计功，其末考须是具得替年月日，比类升降。自今年正月一日以前授官到任者，准格例三十个月书校三考；今年正月一日後来授官到任者，准新敕三周年为月限，每一周年书校一考，闰月不在其内。所有诸道州府校考申发考帐，及当司校奏，各依前後格敕施行。”

按：周以前皆以三十月为三考，至是，始令三周年云。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旧制，文武常参官各以曹务闲剧为月限，考满即迁，上谓宰相非循名责实之道。会监门卫将军魏仁涤等以治市征有羡，诏并增秩，因罢岁月叙迁之制，非有劳者未尝进秩矣。

止斋陈氏曰：“太祖置审官院考课中外职事，受代京朝官引对磨勘，盖复序进之制。其後稍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咸平五年十二月，令审官院考校京朝官，令任及五年以上无赃私罪者以名闻，当迁其秩，诸路转运使令中书进拟。景德三年六月，令三班院考校使臣，以七年为限）。曾犯赃罪，则文臣七年，武臣十年（天禧三年十一月，郊赦，京朝官犯赃罪经七年者，委中书门下取旨。五行曾犯赃罪经十年者，委枢密院取旨）。治平三年九月，诏待制以上六岁至谏议大夫止（今太中大夫），京朝官四岁至前行郎中止（今朝请大夫），少卿、监以七十员为额（今朝议大夫），於是始有止法。元丰四年，中书拟定磨勘转官，谏议大夫、待制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三年；太中大夫以上，进士八年，馀十年（今考功令改谏议大夫为权六曹侍郎）；承务郎以上至朝请大夫，进士八年，馀十年。崇宁四年，改朝请大夫至中散大夫七年，中大夫非两制不得转太中大夫。绍兴四年，修立承务以上四年即转奉直、朝议、中散、中奉、中大夫者七年（绍兴八年添入中大夫）。诸朝议、奉直大夫并特恩人以八十员为额，馀如旧法。武臣大使臣修武郎至武德大夫五年，武功大夫七年，转遥郡刺史；以後十年至遥郡防御使止。而止法尤为严密矣。进纳人至从义郎止，吏职非泛补授至训武郎止，枢密院人亦至训武止，三省人至朝请大夫止。已出官，不得转中大夫。内侍至武功郎止，驸马都尉至承宣使止，而医官不过和安大夫，太史局官不过春官大夫。横行，非战功不得除授。”

三年，诏吏部流内铨、南曹，门下省，令议成长定格一卷，循资格一卷，制敕一卷，凡二十二道。

止斋陈氏曰：“选人七阶，祖宗朝以考第资历无过犯，或有劳绩者递迁，谓之“循资”。若磨勘应格，自令、录以上（今从政郎）及六考者，皆改著作佐郎，无出身及十考者，改大理寺丞（今宣教郎。旧宣德郎，政和改今名），其有功赏者，减一考。若未该磨勘，循格至支使（今文林郎）及八考者，有出身人改太子中允，馀改太子中舍（今通直郎）。其四色判官（今承直郎）及九考以上者，改秘书丞（今承议郎），无出身人止殿中丞（今奉议郎），十二考以上改太子博士（今奉议郎）。自仁宗始以考第改官者猥多，遂诏用帅守、通判、监司保举，以岁改百员为额。元丰稍镌改官之额，观察判官以上改奉议郎，无出身人改通直郎；掌书记改通直郎，支使以下一例改宣德郎。”

先是，令文：州县官抚育有方，户口增益者，各准见户十分加一分，刺史、县令各进考；若户口耗者，准增户法减一分，降考一等。主司因循例不进考，唯按视缺失，不以轻重，便书下考。至是，有司上言：请以减损户口一分科内，系欠一分以上，并降考一等；如以公事旷违，有制殿罚者，亦降一等。又置县尉，颁《捕贼条》，给以三限，限各二十日。三限内获者，令、尉等第议赏三限不获者，尉罚一月俸，令半之。尉三罚，令四罚，皆殿一选，三殿停官。令、尉与贼斗而能尽获者，赐绯升擢。

六年，诏：“诸州县官今後罢任，具治所廨舍仓库有无坏隳及所增修著为籍，受代则书於考课之文。其损坏不完者殿一选，完葺建置而不烦民力者减一选。凡考第之法，内外选人周一岁为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岁，书为第四考。已书之绩，不得重计。”

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先是，诸州掾曹及县令、簿、尉皆户部南曹给印纸、历子，俾州郡长吏书其绩用、愆过，秩满有司详视，差其殿最。诏有司申明：其诸州有别给公据者，罢之。继又诏申明：有司批书，凡漏书一事者殿一选，三事降一资；及不得增减功过，阿私罔上，违事者书考之官议罪。

端拱三年，以户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谢泌、秘书丞王仲华，同磨勘京朝官功过；吏部侍郎张宏、户部副使高象先、膳部员外郎范正辞，同磨勘幕职、州县官；枢密院都承旨赵、李著，左赞善大夫魏廷式，同磨勘三班。自是，考绩之司各有条制矣。

四年，磨勘京朝官之司曰审官院，幕职官、县官曰考课院。诏翰林学士钱若水、枢密直学士刘昌言同知审官院事，凡京朝官考较功过，以定任使之升降，皆其职也。又以判流内铨、翰林学士苏易简，虞部员外郎、知制诰王旦等同知考课院。凡常调选人，流内铨主之；奏举及历任有私累者，考课院主之。

按：考课之任，唐则属之吏部，专以考功郎中主之。宋兴之初，祖宗特重其事，故不但委之司存，而特命清望之官同任其事，如五年之命王沔、谢泌之流是也。至是年，始立审官院、考课院，於是专有司存。然所命同知院事者，亦皆名流贵官为之，比唐制为重矣。

真宗咸平四年，旧制，每郊祀推恩，百僚多获序进，谏官孙何等请罢之。至是，诏：“郊祀礼行庆成，止加勋、阶、爵、邑，而命审官院考课朝官殿最，引对迁秩。”京朝官磨勘始此。

景德元年，令诸路转运使辨察所部官吏能否为三等：公勤廉、惠及民者为上，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贪猥者为下。四年，初令见任京朝官及三年方得磨勘迁官，後又令京朝官在外任满三年当考课考者，附驿上状。

仁宗尤矜怜下吏，以铨法选人有私罪皆未听磨勘，谕近臣凡衙谢弗至与对扬失仪，旧尝论罪，其勿论。其後吏部铨引选人九人，瀛州У鹿县尉王得说历官寡过，书考最多而无保任者，帝察其孤寒，特擢为大理寺丞。

天圣时，诏：“自今两地臣僚，非有勋德善状，不得非时进秩；非次罢免者，以转官带职为例。两省以上，旧法四年一迁官，今具履历听旨。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历任尝有罪，先以情重轻及勤绩与举者数奏听旨。”

庆历三年，从辅臣范仲淹等所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须请望官五人保任始得迁。其後御史刘元瑜以为长奔竞，非所以养士廉耻，乃罢之。

八年，诏近臣言时政，翰林学士张方平言：“祖宗之时，文武官不立磨勘年岁，不为升迁次序。有才用名实之人，或从下位便见超擢；无才用名实之人，有守一官十馀年不改转者。其任监当或知县、通判、知州，有至数任不得迁者。故当时人皆自勉，非有劳效，知不得进。自祥符之後，朝廷之议益循宽大，故令自监当入知县，知县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两任为限；又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见有弊。及今岁年深久，习以为常，皆谓本分合得，无贤不肖，莫知所劝。愿陛下稍革此制，其应磨勘叙迁者，必有劳绩可褒，或朝廷持敕择官保任者，即与转迁；如无劳绩，又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考。其保任之法，不当一例，应须选择清望有才识之人，即命举之。如此，则是委执政之臣举清望官，委清望官举亲民官，官有阙员，随员数举之，又足以见圣恩急才爱民之意也。”

至和元年，以贾黯判流内铨。时承平日久，百官职业皆有常宪度，乐於因循，而铨衡徒文书备具而已，黯始欲以风义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泽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还，举者甚多，应格当迁，方投牒自陈。人皆知其尝丧父，莫肯为作文书。泽知不可，乃去，发丧制服，以不得家问为解。泽既除丧，求磨勘，黯谓：“泽三年不与其父通问，亦有人子之爱於其亲乎？使泽虽非匿丧，犹为不孝也。”言之於朝，泽坐废归田里，不齿终身。晋州推官李亢，初以入钱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应举及第。积十岁，当应勘，乃自首言其初事。黯以为此律所谓罔冒也，奏罢之，夺其劳考。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尚存唐制考课之法。庆历、皇中，黄亚夫庶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载考词十四篇，黄司理者曰：‘治许狱岁再周矣，论其罪弃市者五十四，流若徙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无有冤隐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书中。’舞阳尉者曰：‘舞阳大约地广，他盗往往囊橐於其间，居一岁，为窃於强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书中。’法曹刘昭远者曰：‘法者，礼之防也。其用之以当人情为得，刻者为之，则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经举进士，始掾於此，若老於为法者，每抱具狱，必傅之经义然後处，故无一不当其情。其考可书中。’他皆类此。不知其制废於何时，今但付之士案吏，据定式书於印纸。比者，又令郡守定县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从出。若使稍复旧贯，似为得宜。虽未必人人尽公得实，然思过半矣。”

嘉二年，诏：“文武官旧皆陈乞磨勘，有伤廉节。截自今，岁满令审官、三班院举行之。”

同知谏院司马光言：“自古得贤之盛，莫若唐虞之际，然稷任播种，益主山林，垂为共工，龙作纳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礼，后夔典乐，皆各守一官，终身不易。苟使之更来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尽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远者三年，近者数月，辄以易去，如此而望职事之修，功业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设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职，群情未洽，绩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嫉之，在下者怨之。当是时，朝廷或以众言而罚之，则勤恪者无不解体矣。奸邪之臣，奇以哗众，养交以市誉，居官未久，声闻四达，蓄患积弊，以遗後人。当是之时，朝廷或以众言而赏之，则奸邪者无不争进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夫以名行赏，则天下饰名以求功；以文行罚，则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英宗治平三年，考课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监淄州盐酒税务。坐考劣降等自田始。

考绩之制，旧无审定殿最格法。自发运使率而下之至於知州，皆归考课院，专以监司所第等级为据。至考监司，则总其甄别吏部能否，副以采访不行，合二事为课，悉书中等，无所高下。神宗即位，凡职皆有课，凡课皆责实。监司所上守臣谓不占等者，展年降资；而治状优异者，增秩赐金帛，以玺书奖励之。若监司以上，则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又诏立考课县令之法，以断狱平允、赋入不扰、均役止盗、劝课农桑、账恤饥穷、导修水利、户籍增衍、整治簿书为最，而参用德义清谨、公平勤恪为善，参考县令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绝者，别立优、劣二等，岁上其状，以诏赏罚。其入优、劣者，赏罚尤峻。继又令：一路长吏无甚臧否，不须别为优、劣二等，止因上、中、下三等区别以闻。随内外官职司以考核。而中书皆置之籍。每岁竟，或有除授，则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进绌之。

元丰三年，诏御史台六察案官，以所纠劾官司稽违失职事多寡为殿最，中书置簿以时书之，任满取旨升黜。已而中书上所修法，以朝廷用其言断罚人方为纠劾，帝批曰：“或上簿亦可。”

高宗绍兴二年，臣僚言：“守令有四善四最考课之法，虽具载条格，欲明诏监司守臣遵行。”诏命吏部申明行下。

三年，礼部员外郎舒清国言：“诸道郡县顷罹兵毁，请以户口增否，别立守令考课，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为三甲，置籍考校。县令课绩，知、通考之；知州课绩，监司考之；考功会其已成，较其优劣而赏罚焉。”从其议。

六年，王弗请令江淮官久任而课其功过。上曰：“朕昔为元帅时，见州县官言：‘在官者以三年为一任，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规矩，三年则务收人情，以为去计。’今止以二年为任，虽有葺治之心，亦无暇矣。可如所奏（中兴之初，赴调之士萃於东南，令权以二年为任，以纾留滞，兵休日仍旧）。”又诏：“自今监司分上下半年，开具所部知县有无善政显著、缪懦不职，申省。”

十四年，司封郎中李涧言：“今知县再任，六考乃升通判，而丞与诸司属官，初无吏责，反以四考关升，故人皆有所择而不愿就。又因民事得罪之人，虽微罪亦终身废弃，故人皆有所惧而不敢就。请自今应理亲民者，并通及六考关升，而应缘民事之人，自徒以上乃取旨。”

二十五年，监察御史何溥言：“州县之间，贪吏为虐，监司不问，郡守不诃，甚失陛下委任之意。臣请郡守不治，而监司得以按之，则郡守当坐纵容之罪；监司不按，而台谏得以劾之，则监司当受失察之罪。而又每岁校其所按之多寡，以为殿最之课。”从之。

二十七年，校书郎陈俊卿上言：“人之才性，各有所长。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在唐、虞之际，各守一官，至终身不易。此数君子者，使之更来迭去，易地而居，未必尽其能，况其馀乎？今也监司帅臣，小州换大州，东路易西路，送迎扰扰；内而朝廷百执事，亦往往计日待迁，视所居之官有如传舍。臣尝考太祖朝，任魏丕掌作坊十年，刘温叟高台丞十有二年，太宗朝，刘蒙正掌内藏二十馀年，此祖宗之良法也。望令监司、帅守有政术优异者，或增秩赐金，或待终秩而後迁，使久於其职，察其勤惰而升黜之，庶几人安其分，而万事举矣。”诏三省行之。

孝宗兴隆元年，先是，以恩例减磨勘者，率以四年为一官，有初官部数纲而径转朝郎者。至是，始著对用之令，凡一年减年，对一年实历乃得。

四年，臣僚言：“有其事斯有其劳，有其劳斯谓之考。今有丐祠於私室，受禄於公家，秩终则计考书历，用以升改，甚不称陛下劝勤责实之意。”乃诏：选人任岳祠并不理为考。

乾道三年，廷臣上言：“我祖宗盛时，有京朝官考课，有幕职、州县官考课。其後为审官院，为考课院，皆命中书或两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赏罚，百馀年如一日也。独熙宁中始罢之，自此州县之吏，苟简自恣，不复知有殿最，虽有批书，徒为文具。至若身为侍从，则并与批书俱亡矣，尚何考焉？今陛下励精庶政，棕核名实，望遵故事，应监司、郡守朝辞日，别给御前历子，如荐贤才为几人，使各录其正犯，若为治钱，若为理狱讼，兴某利，除某害，各为条目，使之祗奉新书，黾勉从事。每考，令当职官吏从实批书，代还，使藉手以见陛下，然後诏执事精加考核。其风绩有闻者，优与增秩；所莅无状者，罚自无赦。薄海内外，风俗丕变，贤者效职，而中下之才亦皆强於为善。”上乃诏经筵官参照祖宗考课之法，讲而行之。

广西提刑张维考察本部守令，以政平讼理为臧，以政不平讼不理为否，而臧否之中，复有优劣。凡臧之品有三：臧之最，臧之次，臧之下。否之品有二：否之最，否之次。天子嘉其法，颁之诸道，视以为式，令监司、帅臣岁终各以其能否之实闻於朝，其有贪墨庸懦，庇而不发，致台谏论列者，各有罚。其冬，礼部郎官胡元质论其法犹未尽，上问其故，元质曰：“治效赫然，职事废弛，臧否定矣。其有治状隐而未著，无功过可书，一切名之以否，则何武之平平，阳城之下下皆可也否也？愿令监司、帅臣置之臧否之外，无强名之。”上曰：“善。”

八年，诏：“臧否为三等：治效显著为臧，贪刻庸缪为否，无功无过为平。令详加考察，明著事实，如不公，令御史台弹奏。”

张拭、胡铨久不理年劳，上嘉其廉静，诏拭特迁两官，铨磨勘四官。

光宗初，言者谓：“臧否之法，多由请，缪者营救其入否，平者侥幸其为臧。况观其初而未安於政者，先在所否；待久而後见其过者，预以为臧。臧否一定，则臧者虽有疵而终不指，否者虽有美而终不录。愿诏各举所知，而罢其令。”

宁宗庆元三年，右正言应武言：“祖宗以一郡之官总之太守，诸郡之官总之监司，而又以诸道之监司总之御史。朝廷以殿最三等察监司，监司以三科考郡守而下，皆辨其职而进退之。今郡国按刺之权浸轻，多徇私情而废公法。臣尝考承平旧制，於御史台别立考课职司一司，以刺举多者为中，无所刺举为下。盖监司受察，则郡守不得苟安；郡守振职，则僚属莫敢自肆。愿陛下遵而行之，申严其令，岁终各以能否之实闻於上，以诏升黜。其贪墨昏懦，致台谏奏劾者，坐监司、郡守以容庇之罪。”诏行焉。

●卷四十 学校考一

○太学

《王制》：“有虞氏养国老於上庠，养庶老於下庠。夏后氏养国老於东序，养庶老於西序。殷人养国老於右学，养庶老於左学。周人养国老於东胶，养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或上西，或上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上庠、右学，太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东序、东胶，亦太学，在国中王宫之东。西序、虞庠，亦小学，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学於西郊。国老谓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谓士及庶人在官者。养国老者为太学，养庶老者为小学）。”

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宫，周学也（庠之为言祥也，於以考礼详事，鲁谓之米廪，虞帝上孝，令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乐师，瞽蒙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於此祭之。之为言班也，於此班政教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校、序、庠皆乡学；学，国学也。共之，无异名也）。

《礼书》曰：“四代之学，虞则上庠、下庠，夏则东序、西序，商则右学、左学，周则东胶、虞庠，而周则又有辟ń、成均、瞽宗之名。则上庠、东序、右学、东胶，太学也，故国老於之养焉；下庠、西序、左学、虞庠，小学也，故庶老於之养焉。《记》曰：‘天子设四学。’盖周之制也。周之辟ń即成均也，东胶即东序也，瞽宗即右学也，盖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则曰辟ń（郑氏释《王制》谓：“辟，明也。ń，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毛氏释《诗》谓：“水旋邱如璧以节观者，故曰辟ń。”孔颖达曰：“《礼》注解其义，《诗》注解其形”），以其成其亏、均其过不及则曰成均，以习射事则曰序，以纠德行则曰胶，以乐祖在焉则曰瞽宗，以居右焉则曰右学。盖周之学，成均居中，其左东序，其右瞽宗，此太学也；虞庠在国之西郊，小学也。《记》曰：‘天子视学，命有司行事，祭先圣先师焉。卒事，遂东序，设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学，所以教诸侯之弟。祀先贤於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夫天子视学，则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圣先师焉，即祀先贤於西学也，祀先贤於西学，则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东序，设三老、五更之席，即养国老於东胶也，养国老於东胶，即食三老、五更於太学也。然则商之右学，则周谓之西学，亦谓之瞽宗；夏之东序，在周谓之东胶，亦谓之太学。盖夏学上东而下西，商学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则右学、东序，盖与成均并建於一邱之上而己。由是观之，成均颁学政，右学祀乐祖，东序养老、更，右学、东序不特存其制而己。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诸侯之学，小学在内，太学在外，故《王制》言‘小学则公宫南之左，太学在郊。’以其选士由内以升於外，然後达於京故也。天子之学，小学居外，太学居内，故《文王世子》言‘凡语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选士由外以升於内，然後达於朝故也。”

江陵项氏《松滋县学记》曰：“学制之可见於书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说者曰：以成性也。然则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学，自开辟则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学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廪，则自其孝养之心发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苇》、《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则以检其行也。商人以乐造士，如夔与《大司乐》所言，而命之曰学，又曰瞽宗，则以成其德也。学之音则校，校之义则教也，盖仿於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备矣。周人而兼用之，内即近郊并建四学，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东，商校在西，当代之学居中南面，而三学环之，命之曰胶，又曰辟ń。郊言其地，璧言其象，皆古人假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学之制，参而行之。凡侯国皆立当代之学，而损其制，曰泮宫，凡乡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党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学达於天下。夫人而习闻之，故今百家所记，参错不同者无他，皆即周制杂指而互言之也。”

司徒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命乡简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率国之俊士与执事焉（朝犹会也。此庠谓乡学也。乡谓饮酒也。将习礼以化之）。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中年考校而又不变，则使转徙其居也）。不变，移之郊，如初礼（郊，乡界之外）。不变，移之遂（远郊之外），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移居於司徒也。秀士，乡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艺者）。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可使习礼者。学，太学）。升於司徒者不征於乡，升於学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给其徭役。造，成也，能习礼则为成士。正义云：“此徭役者，供学及司徒细碎之徭役。”）乐正从四术，立四教（即诗、书、礼、乐），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之以礼、乐，冬夏教之以诗、书。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於大乐正，大乐正以告於王（此所简者，谓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子。大胥、小胥皆乐官属也。出学，谓九年大成学止也），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亦习礼以化之。不变，王亲临，重弃贤者子孙。此习礼皆於大学也）。不变，王三日不举（去食乐），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棘，逼也。逼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谓其太远），终身不齿。

《礼书》曰：“乡简不率教者，至於四不变然後屏之，小乐正简国子之不帅教，止於二不变则屏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为易治，膏粱之性为难化。以其易治，故乡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时。以其难化，故国子之出学，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变，然後屏之。九年而简，则虽二不变，屏之可也。古之学政，其轻者有觥挞，其重者不过屏斥而己。若夫万民之不服教，其附於刑者归於士。”

又曰：“秀於一乡者谓之秀士，中於所选谓之选士，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进士以其将进而用之也。选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乡，俊士升於学而不征於司徒。俊士亦谓之造士，盖学至於此，材成德敏，非可一名命之也。《传》曰：‘十人曰选，百人曰俊。’此论其大致然也。古之六卿，其分职也未尝不通，其联事也未尝不分。司徒掌邦教，司马掌邦政，未尝不分也。有发则司徒教士以车甲，升造士则司马辩论官材，未尝不通也。《周官》大司马之属司士曰：‘以德诏爵’。此司马辩论官材之谓也。”

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移名於司马。进士，可进受爵禄也）。司马辩论官材（辩其论，官其材，观其所长也），论进士之贤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

师氏掌以[A134]诏王（[A134]音美）。掌国中失之事以教国子弟（教之使识旧事。中，中礼者。失，失礼者）。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以调之乐。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学）。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祭於学宫中）。

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学士，谓卿大夫诸子学舞者。版，籍也，今时乡户籍，世谓之户版。大胥主此籍，以待当召聚学舞者。卿大夫之诸子，则按此籍以召之）。春入学，舍菜、合舞。秋颁学，合声（春使之学，秋颁其材艺所为。合声亦等其曲折，使应节奏）。

《文王世子》：凡学（户孝反，教也）世子及学士必时（学士，谓司徒论俊选所升於学者）。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皆於东序（干戈，万舞，象武也，用动作之时学之。舞，象文也，用安静之时以学之）。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师学戈，师丞赞之（四人皆乐官之属，通职，秋冬亦学以羽。小乐正，乐师也，《周礼》乐师掌国学之政，教国子小舞。大胥所掌见上。师掌教国子舞羽吹。《疏》曰：“此经杂，多有诸侯之礼，故谓之大乐正、小乐正也。小舞即年幼小时教之舞，其舞即舞、羽舞、皇舞、耗舞、干舞、人舞也。《周礼》唯有师，此云师丞者，或诸侯之礼，或异代之法）。胥鼓《南》 （《南》，南夷之乐。胥掌以大乐之会正舞位，旄人教夷乐则以鼓节之）。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阳用事则学之以声，阴用事则学之以事，因时顺气，於功易也。周立三代之学，学书於有虞氏之学，典谟之教所由兴也。学舞於夏后氏之学，文武中也。学礼乐於殷之学，功成治定，与己同也）。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於东序（学以三者之威仪也。合语谓乡射、乡饮酒、大射、燕射之属也。《乡射义》曰：“古者於旅也语。”疏曰：合语谓合会义理而语说。《诗 楚茨》论祭祀之事云：“笑语卒获。”笺云：“古者於旅也语。”是祭有合语也。养老既乞言，自然合语也。周立三代之学，三代学皆立大学、小学。今按：下养老於东序，是周之大学，夏之东序也。又《王制》之养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学为虞庠也）。大乐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学以三者之义也。戚，斧也。语说，合语之说。数，篇数。疏云：谓大乐正授世子及学士等篇章之数，为之讲说，使知义理）。大司成论说在东序（论说，课其义之深浅、才能优劣。此云“乐正司业，父师司成”，则大司成，司徒之属师氏也）。凡侍坐於大司成者，远近三席可以问（犹容也。容三席则得指画相分别也。席之以制，广三尺三寸三分，则是所谓甬丈也）。终则负墙（就後席相避）。列事未尽不问（错尊者之语不敬也）。

《乐书》曰：“《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礼、乐，冬夏以诗、书，《文王世子》之教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者，升於学者之造士，则其才向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难者，而以诗、书後於礼、乐。贵骄之世子，则其性诱於外物，其教之也难，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後於礼、乐、诗、书。《周官》师氏教国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记》言教国之子弟在乡遂之後，其教之难易盖可见矣。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子亦预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国之学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异，教之所施有先後尔。”

凡语於郊者（语谓论说於郊学。疏曰：郊，西郊也，周以虞庠为小学，在西郊，天子亲视学而考课论说也），必取贤敛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大学正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曰进士，谓此矣）。曲艺皆誓之（曲艺，小技能。誓，谨也。皆使谨习其事），以待又语（又语为後复论说也。疏：令待後复论说之日，如春待秋时也）。三而一有焉（三说之中有一善则中之，以有曲艺，不必尽善），乃进其等（进於众学者。等，辈，）以其序（又以其艺为次），谓之郊人，远之（候事官之缺者以代之。远之者，不曰俊选曰郊人，贱技艺。疏：谓之郊人，以其犹在郊学也）。於成均以及取爵以上尊也（天子饮酒於虞庠，则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

《尚书大传》：“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见小节焉，践小义焉；二十入大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故入小学知父子之道、长幼之序，入大学知君臣之义、上下之位。故为君则君，为臣则臣，为父则父，为子则子。”

程子曰：“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择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复之农亩。盖士农不易业，既入学则不治农，然後士农判。古之学者自十五入学，至四十方仕，中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须去趋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己有汲汲趋利之意，何由得向善？其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营衣食无害，惟利禄之诱最害人。”

朱子《大学章句序》曰：“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按：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大戴礼 保傅传》及《白虎通》之说。十三年入小学、二十入大学，《尚书大传》之说。程、朱二子从《保傅》、《白虎通》。

又按：注云十五年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内则》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学书计”者，谓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今以诸书所载及此注详之，则《保傅》及《白虎通》所言八岁入小学者，乃天子世子之礼。所谓小学则在师氏虎门之左，大学则在王宫之东，亦皆天子之学也。《尚书大传》所言十三年入小学，乃公卿、大夫、元士子之礼。盖公卿已下之子弟年方童幼，未应便入天子之学，所以十年出就外傅，且学於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师氏所掌虎门小学。而天子则别无私学，所以世子八岁便入小学欤？

《王制》：“天子曰辟雍（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

《诗 灵台》：“ね业维枞，贲鼓维镛。於论鼓钟，於乐辟雍。”“於论鼓钟，於乐辟雍。鼍鼓逢逢，蒙瞍奏公。（植者曰ね，横者曰拘业，大板也。枞，崇牙也，贲，大鼓。镛，大钟。论之言伦也，言得其伦理。水旋邱如璧曰辟ń，以节观者。逢逢，和也。有眸子而无见曰蒙，无眸子曰瞍。公，事也。”）

朱子曰：“《王制》论学曰：‘天子曰辟ń，诸侯曰泮宫。’说者以为辟ń，大射行礼之处也，水旋邱如璧以节观者。泮宫，诸侯乡射之宫也，其水半之。盖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也。故《振鹭》之诗曰：‘振鹭於飞，於彼西雍。’说者以为泽，盖即旋邱之水，而其学即所谓泽宫也。盖古人之学与今日不同，孟子所谓‘序者射也’，则学盖有以射为主者矣。苏氏引《庄子》言文王有辟ń之乐，遂以辟ń亦为学名，而曰古人以学教胄子，则未知学以乐而得名欤？乐以学而得名欤？则是又以为习乐之所也。张子亦曰辟ń古无此名，其制盖始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学，而诸侯不得立焉。《记》所谓鲁人将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宫者，盖射以择士云尔。”

东莱吕氏曰：“或疑是诗叙台池苑囿与民同乐，胡为以辟ń学校剿入之。彼盖未尝深考。三代人君与士大夫甚亲，游宴之{目}御、征行之扈卫，无往而不与髦俊俱焉。乐正司业，父师司成，则乐者固学士之所常隶也，夫岂有二事哉！”

《文王有声》：“镐京辟ń，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哉。”

张氏曰：“灵台辟ń，文王之学也。辟ń之在镐京者，武王之学也。辟ń至此始为天子之学。”

江陵项氏《枝江县新学记》曰：“古者周天子之居民也，不但天子，诸侯之国自二十五家以上则有学焉。学莫尚於斯矣。方是时，建官三百六十，以张备法而纪众民，视其中无一事无法者，而独於建学无制，则其吏非应文也。无一民无养者，而独无粟士之廪，则其士非为养也。而上下顾交趋之如裘葛饮食，然则必有不可舍焉者矣。天子之学谓之辟雍，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则以为明堂，同律、候气、治历、考详则以为灵台。诸侯之学谓之泮宫，大师旅则将士会焉，大狱讼则吏民期焉，大祭祀则始祖享焉。盖其制皆於国之胜地，披水筑宫为一大有司，国有大事则以礼属百官、群吏，下民而讲行之，无事则国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论鼓钟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礼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谓之乡老。二乡而公一人，则六乡盖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学。公与老皆无职於六官，学、序、庠、塾皆无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呜呼，此意深矣。”

汉兴，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兴太学。

徐氏曰：“按《三辅黄图》，太学在长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狱。”

董仲舒《对策》曰：“养士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谓举贤良文学之诏书也），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

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

前此博士虽各以经授徒，而无考察试用之法，至是官始为置弟子员，即武帝所谓兴太学也。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名见後）至於广励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周室衰而《关雎》作（《韩诗》说也），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悯王路废而邪道兴，於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世以浑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君无所遇，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後世学者多录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及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文侯好学。陵迟以至於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诎焉，然齐、鲁之，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及至秦季世，焚《诗》、《书》，坑儒士，《六艺》从此缺矣。陈涉起匹夫，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孔申为涉博士）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於陈王也。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於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後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於是喟然叹兴於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暇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徵用，然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今上即位，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自孔子後，公孙弘始以儒者得政），天子学士靡然乡风矣。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是时论学者尚知本如此）。今礼废乐崩，朕甚悯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

此武帝制也。而其建请之议，条画之目，则公孙丞相实发之。

谨与太常臧、博士平（臧，孔臧。平，博士之长也。博士，太常之属）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以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旧官为博士旧授徒之黉舍也。至是官置弟子员，来者既众，故因旧黉舍而兴修之）。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此太常所补也。诏书既曰崇乡里之化，则太常所补弟子，不过取诸关中而已）。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此郡国所择也。自好文学已下条目甚详，而太常弟子止取仪状端正者，盖太常天子近臣，常以儒宗为之，任其选择，不必立法也）。一岁皆辄试（太常所补、郡国所择，虽有两途，至於受业一年而後试，则考察无二法也），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应劭曰：“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按博士秩比六百，不应掌故秩反过之。盖应劭之误）；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郎中，宿卫之臣，故具名籍以待上选也）。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非常选也）。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诸不称者，谓太常之谬选，博士之失教，及郡国之滥以充赋也）。臣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名布谕下（欲为学者开入仕之路，故以宣布诏书为名，与三代宾兴之意异矣。此俗儒之所喜，而高士所不屑也）。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左内史後为左冯翊，右内史後为京兆尹、右扶风。大行後为大鸿胪）；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掌故尊於文学掌故，即前所谓秩比二百石以上者也。中二千石属即左右内史、大行卒史也，大行中二千石，左右内史虽二千石亦通言之也），文学掌故补郡属（文学掌故即博士弟子通一艺所补也。郡属即郡太守卒史也）、备员（既无诵多者，故选掌故彼善於此者以充数）。请著功令（新立此条，请以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选举令）。他如律令（此外并如旧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公卿多文学之士，而治效反少於前日，此太史公所叹也）。

先公曰：“按《汉书》此条有‘博士弟子通一艺以上者补文学掌故缺’，又有‘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者补卒史’，恐是两样人。温公《通鉴》析为二端，东莱《大事记》殊未明。武帝崇儒兴学只是好名，当时文学布在州郡，极留滞，故弘请选用之为学官，而复补卒史及郡属、备员，意轻可知。”

窃详此段自“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下”至“请诸不称”，是指白身受业而通一艺者。自“择其秩比二百石”至“补郡属备员”，是指已仕受业而通一艺者。然白身通艺者可以为郎中，则其官反高（郎中秩比三百石），已仕通艺者只可为左右内史、太守卒史，则其位反卑（佐史秩百石以下），殊不可晓。考订精详者必能知之。按西汉《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焚《诗》、《书》，独存博士官所职者，则犹令其司经籍。然既曰通古今，则上必有所师承，下必有所传授，故其徒实繁。秦虽存其官而甚恶其徒，常设法诛灭之。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传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馀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馀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数十人。然则秦之於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盖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叔孙通面谀脱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礼器发愤而事陈涉，有以也哉。

《儒林传》：“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

师古曰：“射策者，谓为问难疑义，书之於策，量其大小，置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

按：此即後世糊名之意。但糊名则是隐举人之名以防嘱托徇私，此则似是隐问难之条以防假手宿构，其欲示公一也。

张汤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

按：汤本传：“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而深刻吏多为爪牙用者，依於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夫《尚书》、《春秋》所言，岂有舞文巧诋、惨酷深刻如汤之为乎？今以上乡文学，而令博士弟子以其所学附会缘饰之，则所谓廷尉卒史者，往往皆曲学阿世如公孙丞相之流耳。狄山以博士稍持正论抗汤，则触祸机矣。贾山所谓“士修之於家而坏之於天子之廷”，此语当为武帝发。孝文则未尝坏天下士也。

昭帝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

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

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馀，复如故。

先公曰：“西汉博士隶太常，有周成均隶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有文学掾，《五经》之师，儒宫之官，长吏辟置，布列郡国，亦有党庠遂序之意。然有二失。乡里学校人不升於太学，而补弟子员者自一项人（好文学、敬长上，仪状端正）；公卿弟子不养於太学，而任子尽隶光禄勋。自有四科，考试殊涂异方，下之心术分裂不一，上之考察驰鹜不精。”

哀帝时，置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谓处家持丧服）。

按：学校礼义之地，博士弟子公卿之储，则亲丧而予宁持服宜也。然汉时居官者实未尝行丧礼。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谓修三年丧少能行者，由是兄弟不和。翟方进母死，既葬三十六日，起视事，自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注：即文帝遗诏所谓也）。宣、方进皆为相封侯，犹不能舍去禄位，躬行三年之丧，而乃欲立此法以律从学干禄之士乎？

阳朔二年，诏曰：“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否则学者无述焉，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观。”

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常员之外，更开此路）。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两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奏起明堂、辟ń、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

班固《儒林传赞》：“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於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利禄之路然。”

辟ń　武帝封泰山还，登明堂，儿宽上寿曰：“者圣统废绝，陛下发愤，祖立明堂、辟ń。”

河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注：三雍，明堂、辟ń、灵台也）。

成帝时，犍为郡於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ń，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逊之容，以风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ń，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ń，因以篡位。

按：据此说，则辟ń王莽时方立之。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不过令其授学，而择其通艺上第者擢用之，未尝筑宫以居之也。然考儿宽所言与河献王对三雍宫之事，则似已立於武帝之时，何也？盖古者明堂、辟ń共为一所。蔡邕《明堂论》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ń。异名而同事。”武帝时封泰山，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璧，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修封时以祠太一、五帝。盖儿宽时为御史大夫，从祠东封，还登明堂上寿，所言如此，则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献王所对之地亦是其处，非养士之辟ń也（班固《汉书》、《武帝赞》有“兴太学”之说，然《董仲舒传》只言“後武帝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明元未尝有庠序也）。至成帝时刘向所言，则专为庠序而设。然班固《礼乐志》言：“世祖受命中兴，乃立明堂、辟ń。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养三老、五更於辟ń，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兴，群下无所从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则知东都亦未尝以辟ń为庠序。然世祖建武五年己立太学，而固之时尚言庠序未设，何邪？当考。

又按：徐天麟《西汉会要》言：“《三辅黄图》：汉辟ń在长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太学亦在长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狱。”岂即辟ń邪？或别一所邪（鲍宣得罪下狱，博士弟子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集此下。”诸生会者千馀人。此亦西都已立太学之一证。当考）？

西汉以博士入官：

贾谊（吴公荐为博士）　董仲舒　疏广　薛广德　彭宣　贡禹　韦贤　夏侯胜　辕固　后苍　韩婴　胡生　严彭祖　江公

以太常掌故入官：

晁错（以文学充）

以博士弟子入官：

息夫躬　儿宽　终军　朱　眭弘（明经）　萧望之（射策甲科）　匡衡（射策甲科）　马宫（射策甲科）　翟方进（射策甲科）　何武（射策甲科）　王嘉（射策甲科）　施雠　房凤（射策乙科）　召信臣（射策甲科）

世祖建武五年十月，营起太学，车驾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

《洛阳记》：“太学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

光武中兴，先访儒雅，四方学士会京师。於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十四博士，谓《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太仆朱浮以国家既兴，宜广博士之选，乃上书曰：“夫太学，礼义之官，教化所兴。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伏闻诏书更试五人，唯起见在洛阳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将有所失。求之密迩，容或未尽，而四方之学，无所劝乐。凡策试之本，贵得其真，非有期会，不及远方也。及诸所召试，皆私自发遣，非有伤费烦扰於事也。语曰：‘中国失礼，求之於野。’臣浮幸得与讲图谶，故敢越职。”帝然之。

东汉之制，太常卿每选士博士，奏其能否。建武中，太常选试博士四人，陈元为第一。张元举孝廉为郎，会《颜氏》博士缺，元策试第一，拜为博士。蔡茂试博士，对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杨仁举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经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应旧科，上府逊选。（《汉官仪》：“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中兴以来，始试而後用。盖既欲其为人之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也。

博士举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三十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赏赐。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

十九年，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於前。桓荣被服儒衣，温恭有酝藉，辩明经义，每以礼逊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及，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

中元元年，初营明堂、辟ń、灵台，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临辟ń，初行大射礼。

光武始建三ń，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物，祖割辟ń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於前，冠带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後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上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蔡邕《明堂论》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易》曰：‘《离》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中正焉皆曰太庙。谨承天随时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礼，明前功百辟之劳，起尊老敬长之义，显教幼诲稚之学。朝诸侯选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论其功而祭。故为大教之官，而四学具焉，官司备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万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专受作之所自来，明一统也。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ń。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春秋》因鲁取宋之奸赂则显之太庙，以明圣王建清庙明堂之义。《经》曰：‘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纳於太庙。’《传》曰：‘非礼也。君人者，将昭德塞违，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昭其俭也。夫德俭而有度，升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庙论之，鲁太庙皆明堂也。鲁祀周公於太庙明堂，犹周宗祀文王於清庙明堂也。《礼记 檀弓》曰：‘王斋於清庙明堂也。’《孝经》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礼记 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於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於太庙，以天子礼乐，升歌《清庙》，下管《象》舞，所以异鲁於天下。’取周《清庙》之歌歌於鲁太庙，明堂鲁之庙犹周清庙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孙者也。《易传 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 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礼记 古大明堂之礼》曰：‘膳夫是相礼，日中出南围，见九侯门子。日侧出西围，视五国之事。日ウ出北围，视帝节犹。’《尔雅》曰：‘宫中之门谓之闱。’王居明堂之礼，又别阴阳门，东、南称门，西、北称闱，故《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然则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知掌教国子。与《易传》、《保傅》王居明堂之礼参相发明，为四学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乐，则遂养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始之养也，东序，释奠於先老，遂设三老位焉。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皆於东序。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於东序。’又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然则诏学皆在东序。东序，东之堂也，学者诏焉，故称太学。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礼记 太学志》曰：‘礼，士大夫学於圣人、善人，祭於明堂，其无位者祭於太学。’《礼记 昭穆篇》曰：‘祀先贤於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即所以显行国礼之处也。太学，明堂之东序也，皆在明堂辟ń之内。《月令记》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统万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宫象日辰也。水环四周，言王者动作法天地，德广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执有罪，反，舍奠於学，以讯馘告。’《乐记》曰：‘武王伐殷，为俘馘於京太室。’《诗 鲁颂》云：‘矫矫虎臣，在泮献馘。’京，镐京也。太室，辟ń之中明堂太室也。与诸侯泮宫俱献馘焉，即《王制》所谓‘以讯馘告’者也。《礼记》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孝经》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言行孝者则曰明堂，行悌者则曰太学，故《孝经》合以为一义，而称镐京之诗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ń、太学事通合之义也。其制度数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屋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也。圆盖方载，六九之道也。八闼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应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锺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应三统。四乡五色者，象其行。外广二十四丈，应一岁二十四气。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

按：如蔡邕之说，则古者明堂、辟ń、太学、太庙合为一所，以朝、以祭、以教、以飨、以射，皆於其地。东汉时辟ń以为天子养老、大射行礼之所，太学以为博士弟子授业之所，析为二处，与古异。要之太学与辟ń固不可析为二处，养老、大射其与传道授业亦岂二事哉。

班固《辟ń诗》：“乃流辟雍，辟ń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

致堂胡氏曰：“明帝幸辟雍，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於太学。详此礼，则知东京太学与辟ń相去亦非近地。盖汉世辟ń不为养士之所，显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时也，则黉宇之设遂虚之邪？商、周在先代之学，故《记》言养国老於某庠养、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学矣，不应以为未足，又建辟ń也。”

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四姓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邓太后召和帝弟济北、河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馀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馀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

肃宗建初中，大会诸儒於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堂生受《古文尚书》、《毛诗》、《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逸轶，博存众家。

和帝永元十二年，赐博士弟子员在太学者布，人三疋。

司徒徐防上疏，以为“汉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劝勉。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者，皆正以为非。”上从之。

和帝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於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

顺帝永建六年，缮太学，更开拓房室。

将作大匠翟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书，而孝宣论《六经》於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ń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熹以为太学、辟ń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而顷者颓废，至於园采刍牧之处。宜更修缮，诱进後学。”帝从之。学者为立碑铭於学。

阳嘉元年，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左雄又奏召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於是负书来学，集京师。

前汉成帝末，岁课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今各增十人，则甲科五十人，乙科三十人，并丙科二十人为一百人。

自安帝览政，薄於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顺帝感翟之言，更修黉舍，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质帝本初元年，令郡国学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赏进。

梁太后诏：令大将军以下，悉遣子入学，每岁辄於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汉官仪》曰：春三月、秋九月习乡射礼，礼生皆使太学学生）。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馀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

桓帝延熹五年，太学西门自坏。襄楷上疏曰：“太学，天子教化之宫，其门无故自坏者，言文德将丧，教化废也。”

时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讥，汝南、南阳又有“画诺”、“坐啸”之谣。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馀人，郭林宗、贾伟节为之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公族，姓也，名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牢修乃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天子震怒，下郡国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执膺等。辞所连及，陈之徒二百馀人，书名三府，禁锢终身。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徒，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八顾”，曰“八及”，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恺”也。

东坡苏氏《南安军之学记》曰：“学莫盛於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议政可谓近古。然卒为党锢之祸，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祸败固宜。”

建和初，诏：“诸学生言十六以上，比郡国明经试，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为郎中，中第十七人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为王家郎。”永寿二年，诏复课试诸生，补郎、舍人。其後复制：“学生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其不能通二经者，须後试复随辈试之，通二经者，亦得为文学掌故。其已为文学掌故者，满二岁，试能通三经者，擢其高第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太子舍人。已为太子舍人，满二岁，试能通四经者，推其高第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为郎中。满二岁，试能通五经者，推其高第补吏，随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试复随辈试，第复高者亦得补吏。”

其後纲纪隳紊，凡所选用，莫非情故，乃立三互法（详见《举官门》）。

灵帝熹平五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馀人，徐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党人既诛，其高明善士多坐流废。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讼。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添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篆书，秦始皇使程邈所作。隶书亦程邈所献，主於徒隶，从简易也）。

鸿都门学　初，灵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术相招，後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趋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时，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於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康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馀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於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於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於石渠，章帝集学士於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後又诏中尚方为鸿都文学梁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像立赞，以劝学者。尚书杨球奏曰：“臣闻《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後嗣何观！’按松、览等皆出於微篾，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权豪，俯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孺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书奏不省。

先公曰：“鸿都门，汉宫门也。太子保之废，来历与九卿朝臣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即其所也。太学，公学也；鸿都学，私学也。学乃天下公，而以为人主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与为列者则以为耻，公卿州郡之举辟也，必敕书强之。人心之公，岂可诬也。虽然，有所由然也。在昔明帝之朝，幸辟ń辩说，讲白虎观，称制临决也，先儒戴氏论曰：天下是非析於理，不析於势，君子论学，无庸於挟贵为也。天子之尊，群臣承望不及，是是非非，岂能尽断於天下之理乎？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尊礼师傅，是正经义，岂不尽善尽美哉；明帝临幸辟雍，自为辩说，已失人君之体矣；章帝患《五经》同异，博集诸儒会议白虎观，天子称制临决，去圣久远，《六经》残阙，诸儒论难，前後异说，而欲以天子之尊临，定是非於一言之，难矣哉。鸿都之兴，蔡邕言之，以为章帝白虎释义，其事优大。彼灵帝之童心稚识，何足语此。愚谓启帝之私心者，往往自白虎观之称制临决始。”

按：灵帝之鸿都门学，即西都孝武时待诏金马门之比也。然武帝时，虽文学如司马迁、相如、枚皋、东方朔辈，亦俱以俳优畜之，固未尝任以要职。而灵帝时，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则其人品可知。然当时太学诸生三万馀人，其持危言核论，以激浊扬清自负者，诛戮禁锢，殆靡孑遗，而其在学授业者，至争第，相更告讼，无复廉耻。且当时在仕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材，皆西园谐价，献修宫钱之人矣。於鸿都学士乎何诛！

献帝初平四年九月，试儒生四十馀人，上第即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

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事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安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悯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时长安中为之谣曰：“头白皎然，食不充粮。裹衣褰裳，当还故乡。圣主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元裳”）。”

十月，太学行礼，车驾幸永福城门，临观其仪。赐博士以下各有差。

先公曰：“试士科选也，观礼文字也，天下承平，行之可也。是时奸凶乱朝，杀戮宰辅，诸侯据地，笺虐王臣，盗贼未平，道路不通，国家岌岌有危亡之形。而献帝方为此举，何其不知务。汉祚至此时，己如日薄桑榆，如人迫耄荒，乃不自哀，而哀耆儒之不遇邪？”

东汉以博士入官：

蔡茂　承宫　郎ダ　曹褒　卢植　戴凭　欧阳歙　牟长　杨伦　魏应

●卷四十一 学校考二

○太学

《魏志 王肃传》注：“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纪纲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来求浮虚者各竞逐也。正始中，有诏议圆丘，普延学士。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於此。是以区区私心，常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笃者也（数公，谓董遇、贾洪、邯郓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七人为儒宗）。”黄初五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梁》博士。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者罢遗（选举补官，并如後汉建和之制）。

明帝太和二年，诏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

四年，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後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齐王正始中，刘馥上言：“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一十馀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陈荣辱之路。”

明帝时，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经明行修，一国清选，而使迁除限不过长，惧非所以崇显儒术，帅励怠隋也。宜随学行优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劝学者，於化为弘。

按：两汉博士皆名儒，而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今观刘馥、高柔所言，则知魏时博士之遴选既不精，而博士之迁升亦复有限矣。

吴主孙休永寿元年立学制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遵理，为时养器也。宜按旧制，置学官，立《五经》博士，取应选，加其宠禄。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称，以王化，以正风俗。”

晋武帝初，太学生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馀人，才任四品，听留。”诏曰：“己试经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其馀遣还郡国。”

咸宁二年，起国子学（法《周礼》国之贵游子弟国子，受教於师者也）。

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杂，欲辨其泾渭，於是制立学官品，第五品以上得入国学。

东晋元帝时，太常贺循言：“尚书被符，经置博士一人。又多故历纪，儒道荒废，学者能兼明经义者少。且《春秋》三传，俱出圣人，而义归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学之者也。况今学义甚颓，不可令一人总之。今宜《周礼》、《仪礼》二经置博士二人，《春秋》三传置三人，其馀则经置一人，各八人。”太常车允上言：“按二汉旧事，博士之职唯举明经之士，选转各以本资，初无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学最优者领之，职虽不同汉氏，尽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谓宜依魏氏故事，择朝臣一人经学最优者，不系位之高下，常以领之。每举太常共研厥中。其馀七人，自依常铨选。”大兴初，欲立学校，唯《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孔氏，《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仪礼》、《公羊》、《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博士。

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术，以贾马、郑、杜、伏、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实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员十有九人，准古计今，犹未中半。九人以外，犹宜增置。《周礼》。《左氏》、《公羊》、《梁春秋》，臣以为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遇王敦难，不行。

征南军司戴邈上言：“丧乱以来，庠序隳废。议者或谓平世尚文，遭乱尚武，此言似之而实不然。夫儒道深奥，不可仓卒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之，则废坠已久矣。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从军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讲肄道义，良可惜也。世道久丧，礼俗日弊，如火之消膏，莫之觉也。今王业肇建，万物权舆，宜笃道崇儒，以励风化。”从之。

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太常冯怀以江左浸安，请兴学校。帝从之。乃立太学，徵生徒。而士大夫习尚老、庄，儒术终不振。

致堂胡氏曰：“东晋请建学校者，惟戴邈与袁、冯三君子恳恳言之，而终不能革清谈之俗，还孔、孟之教，任是责者，其庾亮乎。”

先公曰：“是时赵亦下书，令郡国立《五经》博士。初，勒置大小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南北之学并兴，而江左虽微，中原丧乱，则自若也。”

孝武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太学。於时无复国子生，置太学生六十人，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其国子生见祭酒、博士，单衣角巾，执经一卷以代手版）。

自穆帝至孝武，并以中堂为太学。

太元九年，尚书谢石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颁下州郡，普修乡校。帝纳其言。明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房屋百五十五。而品课无章，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上言：“臣闻旧制，国学生皆取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诏虽褒纳，竟不施行。

秦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又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者教授诸将。阳平公融坐擅起学舍，为有司所纠。高泰谓王猛曰：“昔鲁僖公以泮宫发《颂》，齐宣王以稷下垂声，今阳平公开建学宫，追踪齐、鲁，不闻明诏褒美，乃更烦有司举劾乎？”乃止。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

宋武帝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

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国学，二十七年废。

帝雅好艺文，使丹阳尹庐江何尚之立元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散骑常侍雷次宗立儒学，为四学。

司马氏曰：“《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然则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馀事。至於老、庄虚无，固非所以为教也。夫学者所以求道，天下无二道，安有四学哉！”

齐高帝建和四年，诏立国学，以张绪为祭酒，置学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孙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上都二千里为限。帝崩，乃以国讳废学。

先公曰：“齐高即位之初，求直言，崔祖思以为人不学则不知道，此逆乱之所由生，宜开文武二学，使人依方习业，优殊者侍以不次。此国学之所以置欤？《南史 儒林传 叙》言：‘国学时或建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取文具而已。’宋、齐一也。张绪见谓风流，在清简寡欲之目，以为有正始之风。善清言而已，师道恐不止於清言。然当时以为极选矣。是春置学，秋以国哀罢，曾不及岁。江左之学校如此。”武帝永明三年，诏立学。初，宋太宗置总明观以集学士，亦谓之东观。上以国学既立，省总明观。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

时王俭领国子祭酒。诏於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又诏俭以家为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俭少好礼乐及《春秋》，言论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术。俭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仪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与仿效（俭以宰相领祭酒）。令国子生单衣角巾，执经代手版。

东昏侯永元初，诏依永明旧事废学。时有司奏，国学、太学两存焉。

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制书始下，而废学先闻，将恐观国之光者，有所阙也。若以国讳官废，昔晋武立学，爰洎元始，百馀年中，未尝暂废，其岂无国讳？永明以德太子故废，斯非古典。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天子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代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国学、太学两存之可也。”

梁武帝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又置胄子律博士。

五年，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又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皆入学。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赐训授之司各有差。

致堂胡氏曰：“史称武帝雅好儒术，至是置《五经》博士，开馆宇，招後进，四馆所养士逾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庙以示尊师。他日，又幸国子监，亲临讲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可从师者，皆入学。可谓勤矣。然儒风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尚佛，自天监改元，即不肉食，此躬行也，故特以美行兴学养士，故人不从其令而从其意。意乃身率，令乃文具。其後纲维不立，人纪胥废，国破身陨，为万世笑，盖始於此。人主心术所尚，可不慎哉！”

陈天嘉以後，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其所采掇，盖亦梁之遗儒。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馀人。天兴二年，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

帝问博士李光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书籍。”帝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从之，命郡县大索书籍，送平城。又命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者凡四万馀字，号曰《众文经》。

明年，特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

太武始光三年，别立太学於城东。後徵卢元、高允等，令州郡各举才学，於是人多砥砺，儒术转兴。

孝文太和中，改中书为国子，又开皇子之学，建明堂、辟ń。及迁都洛阳，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又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时用者，加以厚赏。

宣武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於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员四十人。虽黉宇未立，而经术弥显。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馀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举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正光三年，始置国子生三十六人。

齐时，师保疑丞皆赏勋旧，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胄子以通经进仕者，唯博陵崔子发、广平宋游卿而已。

周武帝保定三年，幸太学，以太傅、燕公于谨为三老而乞言焉。

天和元年，诏：“诸胄子入学，但束於师，不劳释奠。释奠者，学成之祭。自今永以为式。”

隋文帝开皇中，令国子寺不隶太常。自前代皆属太常也。

仁寿元年，诏：以天下学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简留国子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前殿内将军河刘炫上表切谏不听。又改国子为太学。

水心叶氏曰：“仁寿元年减国子学生，止留七十人，太学、四门、州县学并废。当时国子千数，则所散遣者数千万人，岂不骇动。虽有谏者，皆不听。史臣以为其暮年精华稍竭致然。时方遣十六使巡省风俗。而诏以为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七月，下诏令州县搜扬贤哲，则云：‘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惟恐商歌於长夜，抱关於夷门’。旨意恳切，且‘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徵召将送，必须以礼。’则所谓精华将竭、有所厌怠者亦未然。盖其心实谓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为教，使材者必由学，舜、周公之论是也。汉以後传经师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学则枉以坏，不材者由於学则揠以成。教之无本而不行，取之虽骤而不获。则学之盛衰兴废，盖未易言也。”

先公曰：“刘炫上表言学校不宜废，而帝不纳，由其不学故也。牛奇章不可辞其责矣。其後盗贼群起，经籍道息，而炫亦以饥死，哀哉。而水心乃以为帝心实谓空设学校，未足以得人材，然则废之诚是欤？”

炀帝即位後，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於开皇之初。徵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於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以奏闻。於时旧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刘士元、河刘光伯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及古今，後生钻仰。诸经议疏，绅咸宗师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方领矩步之徒亦转死沟壑，经籍湮没於煨烬矣。

唐制：凡学六，皆隶於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事者为之。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国子监生，尚书省补，祭酒统焉。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馀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限一岁；《尚书》、《公羊传》、《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邱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帖，帖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岁终，通一年之业，口问十义大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每岁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给程。其不帅教及岁中违程满三十日，事故百日，缘亲病二百日，皆罢归。既罢，条其状下之属所，五品以上子孙送兵部，准荫配色。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

高祖武德元年，诏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於秘书外省别立小学。

太宗贞观五年以後，数幸国学。於门下别置弘文馆，於东宫置崇文馆，遂增创学舍一千二百。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於是国学之内八千馀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高宗龙朔二年，东都置国子监。明年，以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

上元二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国子监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聪明者为之。试书日诵千言，并日试策，所业十通七，然後补其禄俸，同直官。通四经业成，上於尚书吏部试之，登第加一阶放选。其不第即习业如初，三岁而又试，三试而不中第，从常调。武后圣历二年，凤阁舍人韦嗣立上言：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馀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入垂拱已後，文明在辰，盛典鸿休，日书月至，因藉际会，入仕尤多。陛下诚能下明制，发德音，广开庠序，大敦学校，三馆生徒，即令追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别求仕进，皆入国学，服膺训典。崇饰馆庙，尊尚儒师，则四海之内靡然向风矣。

中宗神龙二年，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У之礼礼於师，国子、太学各绢三疋，四门学绢二疋，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疋，皆有酒脯。其У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言国子监所管学生国子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选艺业优长者为试官，仍长官监试。

洪氏《容斋随笔》曰：“《唐六典》：‘国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一案，为束之礼。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皆如国子之法。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每旬前一日，则试其所习业。’乃知唐世士人多工书，盖在六馆时，以为常习。其《说文》、《字林》、《苍》、《雅》诸书，亦欲贵以结字合於古义，不特铨选之时，方取楷书遒美者也。束之礼乃於此见之。《开元礼》载：皇子束，У帛一篚五疋，酒一壶二斗，一案三廷。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於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於先生，敢请见。’执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篚，博士受币，皇子拜讫，乃出。其仪如此，州县学生亦然。”

诏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愿宿卫及仕国子生，听之。其学业成而堪贵者，宗正寺试，送监举如常法。三卫番下日，愿入学者，听附国子学、太学及律馆习业。蕃王及可汗子孙愿入学者，附国子学读书。

玄宗开元五年，始令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国子监谒先师，学官开讲问义，有司为设食，清资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阅礼焉。

七年，又令弘文、崇文、国子生季一朝参。又敕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以二十一以下，通一经及未通经而聪悟有文词、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即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

开元十一年，上置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会稽贺知章等，或书，或侍讲，以张说为书使以总之。有司供给优厚。中书舍人陆坚以为此属无益於国，徒为靡费，欲悉奏罢之。张说曰：“自古帝王於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陆子之言，何不达也。”上闻之，重说而薄坚。

帝爱郑虔之材，欲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虔闻命，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令後世言广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庑舍，有司不复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

天宝十二载，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选。

十四年，复乡贡。

代宗广德二年，诏曰：“古者设太学，教胄子，虽年不登，兵革或动，而俎豆之事不废。顷年戎车屡驾，诸生辍讲，宜追学生在馆习业，度支给厨米。”

萧昕时为国子祭酒，建崇太学以树教本。帝悟其言，诏群臣有籍於朝及神策六军子弟肄业者，听补生员。

二月，释奠於国子监，命宰相帅常参官，鱼朝恩率六军诸将往听讲，子弟皆服朱紫为诸生。朝恩既贵显，乃学讲经为文，仅能执笔、辨章句，遽自谓才兼文武，人莫敢与之抗。

国子监成，以鱼朝恩行内侍监、判国子监事。中书舍人常衮言：“成均之任，当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领之。”不听。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先公曰：“先王之礼，受成献馘於学，汉期门、羽林之士悉通一经，然则释奠讲经，宰相帅常参官、武臣率六军诸将往听，未为失也。而鱼朝恩判监事则非也。以薰腐之馀而列之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之上，岂惟章甫逢掖羞之，介胄之夫亦以为辱矣。”

德宗贞元六年，时弘文、崇文生未补者，务取阙员以补，速於登第，而用荫乖实，至有假市门资、变易昭穆及假人试艺者。乃诏宜遽式考试，假代者论如法。

归崇敬为国子司业，皇太子欲临国学行齿胄礼。崇敬以学与官名皆不正，乃建议：“古天子学曰辟ń，以制言之，壅水环缭如璧然；以谊言之，以礼乐明和天下云尔。在《礼》为泽宫。故前世或曰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学省。汉光武立明堂、辟ń、灵台，号‘三ń宫’。晋武帝临辟ń，行乡饮酒礼，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南迁，惟有国子学。隋大业中，更名国子监。今声名之盛，辟ń独阙，请以国子监为辟ń省。祭酒、司业之名，非学官所宜。业者，ね大板，今学不教乐，於义无当。请以祭酒为太师氏，位三品；司业为左师、右师，位四品。近世明经，不课其义，先取帖经，颛门废业，传授义绝。请以《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周官》、《仪礼》、《毛诗》为中经，《尚书》、《周易》为小经，各置博士一员。《公羊》、《梁春秋》共准一中经，通置博士一员。博士兼通《孝经》、《论语》，依章疏讲解。德行淳洁、文词雅正、形容庄重可为师表者，委四品以上各举所知，在外给传，七十者安车蒲轮敦遣。国子、太学、四门、三官，各立《五经》博士，品秩、生徒有差。旧博士、助教、直讲、经直、律馆算馆助教，请皆罢。教授法：学士谒师，贽用段一束，酒一壶，衫布一裁，色如师所服。师出中门，延入、与坐，割酒，三爵止。乃发箧出经，抠衣前请，师为说经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请益。师二时堂上训授道义，示以文行忠信、孝弟睦友。旬省，月试，时考，岁贡，视生徒及第多少为博士考课上下。有不率教者，贾楚之，国子移礼部，为太学生；太学又不变，徙之四门；四门不变，徙本州之学；复不变，繇役如初，终身不齿。虽率教，九年学不成者，亦归之本州。礼部考试法：请罢帖经。於所习经问大义二十而得十八，《论语》、《孝经》十得八，为通；策三道，以本经对，通二为及第。其孝行闻乡里者，举解具言，试日义阙一二，许兼收焉。天下乡贡如之。习业考试，并以明经为名，得第授官，与进士同。”有诏尚书省集百官议。皆以习俗久，制度难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职者称氏，国学非世官，不得名辟ń省、太师氏。大抵惮改作，故无施行者。

宪宗元和二年，置东都监生一百员。自天宝後，学校益废，生徒流散。永泰中，虽置西监生，而馆无定员。於是始定生员：西京国子馆生八十人，太学七十人，四门三百人，广文六十人，律馆二十人，书、算馆各十人。东都国子馆十人，太学十五人，四门五十人，广文十人，律馆十人，书馆三人，算馆二人而已。

韩愈《复请国子监生徒疏》曰：“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原，至使公卿子弟，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取上庠。今圣道大明，儒风复振，恐须革正，以赞鸿猷。今请国子馆并依《六典》，其太学馆量许取常参官八品以上子弟充，其四门馆亦量许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如有资荫不补学生应举者，请礼部不在收试限，其新补人有冒荫者，请牒送法司科罪。缘今年举期已近，伏请去上都五百里内，特赐非时收补；其五百里外，且任乡贡，至来年春，一时收补。其厨粮度支，先给二百七十四人，今请准新补人数，量加支给。”又《论新注学官牒》：“准今年赦文，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资叙，不考艺能，至今生徒不自劝励。伏请非专通经传、博涉坟史，及进士、《五经》诸色登科人，不以比拟。其新授官，上日必加研试，然後放行。上以副圣朝崇儒尚学之意。”

文宗太和七年赦节文：“应公卿士族子弟，取来年正月已後，不先人国学习业者，不在应明经、进士之限。”

武宗会昌五年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太学。外州寄士人并隶名所在官学。”

咸通中，刘允章为礼部侍郎，请诸生及进士第并谒先师，衣青衿、介帻，以还古制。又建言：“群臣输光学钱治庠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诏可。

梁开平三年，国子监奏：“修建文宣王庙，请率在朝及天下见任官俸钱，每贯克留一十五文。”

後唐天成三年正月，中书门下奏：“伏以祭酒之资，历朝所贵，爰从近代，不重此官。况属圣朝，方勤庶政，须弘雅迫，以振儒风。望令宰臣一员兼判国子祭酒。”敕：“宜令宰臣崔协兼判。”其年八月十一日，宰臣兼判国子祭酒崔协奏：“请国子监每年氐置监生二百员，候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满数为定。又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学官。如有乡党备谙、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申监司，方与解送。但一身就业，不得影庇门户。兼太学书生，亦依此例，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辄免本户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数内，不系时节，有投名者，先令学官考试，校其学业深浅，方议收补姓名。”敕：“宜依。”

五年正月五日，国子监奏：“当监旧例，初补监生有У钱二千，及第後光学钱一千。窃缘当监诸色举人及第後，多不於监司出给光学文钞，及不纳光学钱，祗守选限，年满便赴南曹参选。南曹近年磨勘选人，并不收竖监司光学文钞为凭。请自今後欲准往例，应色举人及第後，并先於监司出给光学文钞，并纳光学钱，等各有所业等第，以备当监逐年公使。”奉敕：“宜准往例，自今後凡补监生，须令情愿於监中修学，则得给牒收补，仍据所业次第，逐季考试申奏。如收补年深未闻艺业，虚沾补牒不赴试期，亦委监司具姓名申奏。”

按：五代弊法，凡官府公使钱，多令居官者自出其费，宰相则有光省钱，御史则有光台钱，至於监生亦令其出光学钱，则贫士何所从出？既徵其钱，复不蠲其役，待士之意，亦太薄矣。然史所言，多有未曾授业辄取解送者，往往乱离之际，其居学者亦皆苟贱冒滥之士耳。

●卷四十二 学校考三

○太学

宋初，增修国子监学舍（周显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禅院建国子监），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东西廊之板壁。

太祖皇帝开宝八年，国子监上言：“生徒旧数七十人，先奉诏令分习《五经》，内有系籍而不至者，又有住京进士、诸科，常赴讲席。缘监生元有定数，欲以在监习业之人补充生徒。”诏：“令元系籍而听习不阙，得于秋试；系籍而不至者，听於本贯请。其未入於籍而听习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乡里，令补监生之阙。”

仁宗庆历二年，天章阁侍讲王洙言：“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状量试艺业，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或致千馀人。即随秋试召保取解，及科场罢日，则生徒散归，考官倚席，若此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听讲者。欲望自今应国子监，每遇科场敕下，授纳取解家状日己前，须实曾附本监听学满五百日者，许投状。令本授官取文簿勘会诣实，依例召京朝官委保，方得取应。每十人之中，与解三人。其未系监生欲求试补者，亦不限时月投状试业收补。每日讲筵应系听读生徒，并於本授业学官前亲书到历。如遇私故出入，或疾告、归宁，并具状给假。若满周年不来参假者，除落名籍。”事下国子监，本监请：“自今试补学生听读五百日，方许取解；已得国学文解省试下者，止听读一百日，许再请解。又国子监除七品以上子孙，许召保官试补外，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例不收补，以此每遇科场，多有冒称品官子孙，难以详别，或兴词诉。请仿唐制，立四门学，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孙，补充学生。自今每岁一补试，差学官锁宿、封弥，精加考校，取文理稍通者具名闻奏，给牒收补。内不合格者，且令理日依旧听读，後次与试。若三试不中，不在试补之限。”从之。四月，诏国子监、太学、天下州县学生，更不立听读日限，以谏官余靖极言其非便故也。

按：古人所谓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者，进德修业之事也。至汉人之补博士弟子员，则只限以通一经，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佛如此。至宋熙、丰後立三舍之法，则不过试之以浮靡之文，而诱之以利禄之途。然明经而必至於通一艺，试文而必至於历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国家虽未尝严其法制、稽其去留，而为士者，内耻於习业之未精，外诱於荣途之可慕，其坐学之日自不容不久。今庆历之法，所谓习业者，虽有讲肄听读，而未尝限以通经之岁月；所谓荣途者，止於拔解赴省，而未尝别有优异之捷径。此所以科场罢日，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虽限以听学之岁月，而不能强其久留，反以淹滞为困，故不久而遂废也。

庆历三年，立四门学，以士庶子弟为生员。四年，判国子监王拱辰等言：“首善自京师，汉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馀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今国子监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学者，请以锡庆院为太学。”从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锡庆院乏财费多，而虏使锡宴之所不可阙，乃复以太学为锡庆院。

皇末，以胡瑗为国子监讲书，专管句太学。数年，进天章阁侍讲，犹兼学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侨、顾临辈分治其事，又令孙觉说《孟子》，中都士人稍稍从之。一日，升堂讲《易》，音韵高朗，指意明白，众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谤议蜂起。瑗不顾，强力不倦，以卒有立。迨今三十馀年，犹用其规模不废。瑗在学时，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於首善，令雅乐歌诗，乙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琴瑟之声彻於外。瑗在湖学，教法最备。始建太学，有司请下湖学取瑗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

神宗熙宁元年，增太学生员，庆历中尝置内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置一百，寻诏九百人为额。

四年，侍御史邓绾言：“国家治平百馀年，虽有国子监，仅容释奠斋庖，而生员无所容。至於太学，未尝营建，止假锡庆院廊庑数十，生员才三百人。请以锡庆院为太学，仍修武成王庙为右学，上以拟三王四代胶、庠、序、学东西左右之制，下则无後於汉、唐生员学舍之盛。”乃诏尽以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庑建讲书堂四。诸生斋舍、官掌事者直庐略具，而太学栋宇始仅足用。自主判官外，益至直讲，总而为十员，率二员共讲一经，委中书选差，或主判官奏。生员为三等：初入学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员以百，内舍二百，外舍不限员。各以其经从所讲官受学，月考试举业，优等上中书。其正、录、学谕，以上舍生为之，经各二员；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复保上中书审察，奏除官。先有职掌者，己受官，仍与旧职，俟直讲、教授有阙，次第选用。

议学校贡举（见《举士门》）

初，苏颂子嘉在太学，颜复尝策问王莽、後周变法事，嘉极论为非，在优等。苏液密写以示曾布曰：“此辈唱和，非毁时政。”布大怒，责张琥曰：“君为谏官判监，岂容学官与生徒非毁时政而不弹劾。”遂以告安石。安石大怒，遂逐诸学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监，选用学官，非执政所喜者不与。陆佃、黎宗孟、叶涛、曾肇、沈季良与选，季良，安石妹婿；涛，其侄婿；佃，门人；肇，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斋授口义，旦至学讲之，无一语出己。其设三舍，皆欲引用其党耳。

八年，颁王安石《诗》、《书》、《周礼义》於学。（详见《举士门》）

太学安等已升上舍，皆特免解。其自发解者，即免礼部试。时三舍未有推恩定法，故特降命也。

仁宗时尝置武学，既而中辍，至是复置，寻诏生员以百人为额。又置律学，置教授四员。

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习断案生员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试，义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

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总二千四百。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封弥、誊录如贡举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与考校。公试，外舍生入第一、第二等，参以所书行艺与籍者，升内舍；内舍试入优、平二等，参以行艺，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学正增为五人，学录增为十人，学录参以学生为之。

太学生虞蕃讼学官升舍偏曲，下御史台核实，何正臣请置狱，辞所及虽非蕃所尝言者，皆得究治。於是追逮遍四方，逾年狱始成。判监李季长坐受学生竹簟、陶器，削职停官。判监黄履失察，陈襄受请，皆降罚。直讲王氵允之削籍，太常丞余中贬秩，皆有赇也。

又诏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又益郡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以为学费。

学制所言，国子监以国子名，而实未尝教养国子。乃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为国子生听读，额二百人。仍尽以开封府解额归诸太学，其国子生解额，以太学分数取之，毋过四十人。

七年，用司业朱服言，四方来试礼部者，虽不籍於太学，或有显过，若造飞语谤朝政，许监官以闻，用学规殿罚。

按：子产不以郑人议执政之然否而毁乡校，盖以学校所以来公论也。今熙宁之建太学，苏嘉言变法事忤介甫，则学官并坐其罪，而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试文则宗新经，策时务则夸新法。今又立飞语谤朝政者以学规殿罚之条。则太学之设，乃箝制罗织之具耳，以是为一道德，可乎？

哲宗元六年，岑象求等言：“国学设师生而禁其谒见，无从叩问。”礼部详度，许从长贰请益，仍立讲训考课之式。私试既不锁宿，则是日讲说亦不废。

七年，置广文馆解额。先是，开封解额稍优，四方士子多冒畿县户以试。又有隶太学不及一年，不该解试者，亦往往冒户。礼部案旧制，凡试国子监者，先补中广文馆生，乃得以牒求试。遂依效其法，立广文馆生二千四百员。除开封府元解百人则许自试，其尝拨取诸科二百、国子额四十，通二百四十人者，今皆取诸开封府以为本馆解额。遇科场年试补馆生，中者执牒诣国子监验试。凡试者十人取一，开封考取亦如其数。试者不及千人，即以率减取，仍严禁重试。礼部言：“国子生应解己有定额在法，试者满百人，即如额取二十人，若不满百，与国子混试通取，以元五年计之，凡五人有奇而解一人。”诏：“自今太学及国子生发解，并以是年分数准取。”帝既亲政，群臣多言元所更学校科举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功久，不许改。至是议者益多。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先帝立三舍法，以岁月稽其行实，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得不经礼部试，特命以官。责备而持久，故其得也难，自元丰以来，应格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己。诱进激劝，莫善於此。元新令，遂罢推恩之制。宜复元丰法，以广乐育之德。”知章又请三学补外舍生，依元丰令一岁四试。皆从之。罢五路经历通礼科。太学生中上舍者，悉用元丰制推恩，上等即该注官者，岁毋过二人；免礼部试者，每举五人而止；免解试者二十人而止。仍计数对除省试发解额，其元法勿用。诸三舍升补等法，悉推行旧制。苟合增损，即条具以闻。

绍圣元年，国子监奏罢广文馆发解，其额本取之开封府、诸科及国子，悉复还之。凡学生自外路参假及新补中未该拨填入学者，权附国子监别号试，取一次。

诏五路礼部奏名额，以十分之三与府、监，诸路进士通取二分，合五路通取，馀五分监自取。罢《春秋》科。

元符元年，诏以命官人许为国子生，毋过四十人。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经。复置《春秋》博士，崇宁复罢之。

徽宗崇宁元年，命将作少监李诫，即城南门外相地营建外学，是为辟ń。蔡京又奏：“古者国内外皆有学，周成均盖在邦中，而党庠、遂序则在国外。臣亲承圣诏，天下皆兴学贡士，即国南建外学以受之，俟其行艺中率，然後升诸太学。凡此圣意，悉与古合。今上其所当行者：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而外学则处外舍生。太学上舍本额一百人，内舍二百人，今贡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学为四讲堂、百斋，斋列五楹，一斋可容三十人。士初贡至，皆入外学，经试补入上、内舍，始得进处太学。太学外舍，亦令出居外学。俟学成奏行之。其敕、令、格、式，悉用太学见制。国子祭酒总治学事。外学官属，司业、丞各一人，稍减太学博士、正、录员归外学，仍增博士为十员，正、录为五员，学士充学谕者十人，直学二人。俟贡士至为之。”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立考选法。

诏取士皆从学校、三舍，废科举法（见《举士门》）。

内侍刘公度、郑禄肄业国庠，文粗可采，特减磨勘以旌之。

令学生实非资问辄见师长，因而干请，用学规极等罚之。凡奉祠及仕而解官或待次，悉许入内、外学。任子不系州土，随所寓入学，仍别斋居处，别号试考。曾升补三舍生，後从献助得官，其入学视任子法。

大观三年，提举淮东常平徐畈言：“荫补入官人须隶学及一年，不犯上三等罚，方许就铨试；尝再入等，即免铨试。公、私试尝为第一人，比铨试推恩。”从之。

政和七年，臣僚言：“进士之中铨格者，每一百人而得占注优恩不过五七人，去年中、上二等皆阙不取。今取隶学国子试格，用之铨法，五年而得上二等优恩者二百四十人，免试者尚在其外。是荫补隶学者，优於累试得第之人。”诏在学尝魁一试者，许如旧恩，馀止令免试注官。

钦宗靖康元年，右谏议大夫杨时言：“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轻费妄用，极侈靡以奉上，几危宗社。乞追夺安石王爵，毁去配飨之像，使邪说淫乱不能为学者惑。”诏：“王安石从祀孔子庙廷，礼部其改位置在郑康成以下。”

御史中丞陈过庭言：“《五经》义微，诸家因而异见，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为正，所否者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顷者指苏轼为邪学而加禁切，己弛其禁，许采其长而用之，实为通论。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诋王氏以为邪说，此又非也。诸生习用王学，率众见时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乃得散退。斋生又自互党王、苏，至相追击，附从者纷纷。凡为此者，足以明时之不能服众也。”诏时罢兼祭酒。

正言崔言：“近诏谏臣直论得失，以求实是，陛下求治切矣。然数千年来，王公卿相及居要路者，皆自蔡京出，则安有实是闻於陛下乎？且举冯所上之言曰：‘士无异论，太学之盛也。’此奸言也。昔王安石斥除异己，名臣如韩琦、司马光辈既以异论逐，而其所著《三经》之说，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落，则天下靡然，无一人敢可否矣。陵夷以至大乱，则无异论之祸也，尚敢为此荧惑也乎？其言曰：‘崇宁以来，博士各徇其党，而言皆偏异，附王学则诋元之文，附元则诮王氏之说。’此犹欺罔也。此时士夫岂有敢学元百诋王氏者乎？自京贼用事，借学法以钳士人，如用军法以胁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辖，一有异论，则学官亦皆黜废矣。此非徒劫持学校也，疑有异论则己过且暴闻焉尔。而何博士先生稍敢诮诋王氏乎？前日博士讲解具在，取而覆视，则之诞信见矣。至如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说，或记祖宗典故，或载名臣谈论，虑其鉴照己罪，一切禁锢，严刑重赏，使不敢藏，则其禁异亦已极矣，而元能与王氏两立乎？其欺罔亦已甚矣。”

律学　熙宁六年，置教授四员，凡命官学人皆得自占入学，举人须命官二员任其平素。先入学听读而後试补。习断案，人试案一道；习律令，人试大义五道。月一公试，三私试。

需用古今刑书，许於所属索取。凡朝廷新颁条令，刑部画日关送。

算学　崇宁三年立。其业以《九章》、《周髀》及假设疑数为算问，仍兼《海岛》、《孙子》、《五曹》、《张邱建》、《夏侯阳》算法，并历算、三式、天文书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经，愿占大经者听。公私试、三舍法略如太学。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将仕郎为次。

容斋洪氏《随笔》曰：“大观中，置算学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诏以文宣王为先师，兖、邹、荆三国公配飨，十哲从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数之人绘像於两廊，加赐五等之爵。於是中书舍人张邦昌定其名：风后、大桡、隶首、容成、箕子、商高、常仆、鬼臾区、巫咸九人封公，史苏、卜徒父、卜偃、梓贞、卜楚邱、史赵、史墨、礻卑灶、荣方、甘德、石申、鲜于妄人、耿寿昌、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张衡、周兴、单、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业、萧吉、临孝恭、张胄玄、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邓平、刘洪、管辂、赵达、祖冲之、殷绍、信都芳、许遵、耿询、刘焯、刘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昙罗、李淳风、王希明、李鼎祚、边冈、郎ダ、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马季主、洛下闳、严君平、刘徽、姜岌、张邱建、夏侯阳、甄鸾、卢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条具，固有於传记无闻者，而高下等差，殊为乖谬。如司马季主、严君平止於男爵，鲜于妄人、洛下闳同定《太初历》，而妄人封伯，下闳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黄帝为先师云。”

书学　篆、隶、草三体字，《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五书，仍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三舍试补、升降略同算学法，推恩差降一等。

画学　曰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篆字，著音训，馀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文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略同书学。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

医学　初隶太常寺，神宗时置提举判局，始不隶太常。亦置教授一员，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三百人为额，三学生愿预者听。仿三学之制，立三舍法，为三科以教诸生。有方脉科、针科、疡科。方脉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病源》、《千金翼方》为小经。考察升补等略如诸学之法，其选用最高者为尚药医师以次医职，馀各以等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云。

小学（见《童科门》）

高宗建炎初，诏即驻跸所置国子监，立博士二员，以随驾之士三十六人为监生。

国子监生员皆胄子也。旧制，行在职事官同姓缌麻亲、务官大功亲，听补试入学，每三年科场举三人取一，若未补中则七人取一。然太学生皆得以公私试积校定分数升舍，惟国子生以父兄嫌，但寄理而已，须父兄外补，乃移入太学而得升。

绍兴八年，叶林上书言：“西汉夺於大盗，天下非汉有矣，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太学。西晋灭於狂胡，天下非晋有矣，元帝兴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学。光武时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时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养，未尝以恢复为辞，馈饷为解。我宋以儒立国，垂二百年，懿范闳规，非汉、晋比也。”“今中兴圣祚驻跸东南，百司庶府，经营略备，若起太学，计官吏、生徒姑养五百人，不过费陛下一观察使之月俸。愿谋之大臣，咨之宿学，亟复盛典以昌文治。”而廷臣皆曰：“若仿元丰则军食未暇而削弱，非礼也。请徐议之。”

十三年，始建太学，置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三员，正、录各一员，养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凡诸道住本贯学满一年，三试中选，不犯第三等已上罚，或虽不住学，而曾两预释奠及齿於乡饮酒者，听取应充弟子员。是岁秋季始开补，就试者五千人。自後春秋两补。三舍旧法凡四百十条，绍兴重修，视元丰尤密。诸斋长、逾月书学生行艺於籍（行谓帅教不戾规矩，艺谓治经程文），每季终论可选者考於学谕（仲月後入学者，次季选考），十日考於学录，二十日考於学正，三十日考於博士，四十日考於长贰，岁终校定（三经季选者准此校定，至升补日，展一季）。外舍百人内舍三十人注於籍（如逐舍与校定生不满元额，即计分数取）。内舍仍分优、平二等，於次年六月以前闻奏。诸补内舍附公试，以外舍上二等同考选，簿参定，若簿内所选者，据阙升补（阙多就试人少者，以就试人所为率，不得过一分五；上舍准此，不得过三分。若簿未成，其合理升补年月听以试中日为始。即试虽入上二等而考选不预者，候补一岁。私试入三等及不犯三等已上罚，或预选而试不入上二等者，候再试。入三等已上听补）诸补上舍，以岁九月五日锁院（发解年，候试毕，别为一甲附试），考校合格，分优、平二等奏号，长贰同拆号。官入院以所奏行艺参定，俱优为上，一优一平为中，俱平或一优一否为下（否谓已经三季已上选，或校考不预闻奏，而试入优等，及有优等校定而试不入等者）。注籍讫，具名闻奏。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省，下等免解。中、下等补及一年，并申尚书礼部（若下等自该免解，及已经免解而再该免者，即与免省。其不自该免者许再试。入优与升等）。

王奂知临安府，括民冒占白地钱，岁入十二万缗有畸，为太学养士之费。

十八年，诏太学在籍外舍生，若入学已及五年不预校定及不曾请到国学解，或不曾公试入等，自绍兴十九年为始，岁终检校除籍，免请本州公据，止召本学生二员委保再补。以後岁终，依此检校。

权礼部侍郎陈诚之言：“国庠立额不为不广，然有待阙之士者，臣尝得其说矣。京师视四方为甚远，非身隶业上庠者不能取应，其请假归省即就乡举，故额常有馀。今首善之地，江、浙土人便於往来，一补中外舍，即无假满不参之人，故未尝有阙，後来之士将何以待之。国子监勘会，昨京师上庠外舍生以二千人为额，自来未尝满额。盖缘四方士人请假归乡，道途既远，往往止就乡举；又旧法，或三经试而不与升补，或两经试而曾犯规罚，自有除籍之法，所以阙额周流，源源不塞。今来上庠见以一千人为额，江、浙土人往还既无告假逾限除籍之虑，得以故作规避，占据学籍，使有司补试不行，有妨後进。”故有是命。

按：自崇、观以来，三舍之法大备，议者病其立捷径之涂，长奔兢之风。然观此疏，则知当时尚有参假而归，复取乡举者。如後来之法，以资望言则舍选尊而乡举卑，以名额言则舍选优而乡举窄，盖未尝有以太学生退就乡举者。非惟国家无此法，而士亦决不肯辞尊而居卑，舍优而就窄矣。

二十七年，诏自今以春季放补，省试年即以孟夏，立为定制。

孝宗隆兴元年，始三岁一补。

太学遇覃恩，旧无免解法，帝始创行之，自是为例，省额增数十人。

乾道二年诏：下省并曾请举赴补人，以太学遇省阙额收补，额外勿增。在朝清要官期亲许牒子弟作待补国子，别号考校。如太学生遇有期亲任清要官，更有国子生，不预校定、外补及差职事，惟得赴公试、私试，科举则混试焉。旧公、私试皆学官主之，自淳熙後公试仍锁院，降敕差官，学官不预。

太学补弟子员，故例，每三岁科举後，朝廷差官锁院，凡四方举人皆得就试，取合格者补入之，谓之混补。淳熙後朝议以就试者多，欲为之限制，乃立待补之法，诸路漕司及州、军，皆以解试终场人数为准，每百人而取六人许赴补试，率以开院後十日揭榜。然远方士人多不就试，则为他人取其公据代之，冒滥滋甚。庆元中遂罢之。嘉泰二年，复行混补，就试者至三万七十馀人，分六场、十八日引试云。

三年，黄伦以两优释褐，自绍兴建学，至是始有两优，用崇宁恩例，授承务郎国子录。

《朝野杂记》：“旧制，太学上舍生积校已优而舍试又入优等者，就化原堂释褐，号释褐状元，例补承事郎、太学正录。淳熙初，郑鉴自明由此选，不四年而为著作郎，补郡。自明数言事，上甚喜，久而稍厌之。六年，刘纯叟尧夫复以解褐除国子正。时王仲行为兵部尚书，奏言：‘今两优释褐，初授京秩即授学官，视状元、制科恩数过之，事理不当，乞先与外任。’时知滁州张商卿亦言：‘今中上舍为学官，不数年便可作监司、郡守，狱讼财赋非所素习，岂能保其不谬，乞先注职官。’上然之。十月丙申，诏与殿试第二人恩例。”

光宗绍熙三年，礼部侍郎倪思请混补以徕多士。诏两省、台谏可否。於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合奏曰：“伏奉诏书，讲论混补之法，盖有根本之论。稍师古始而言，我国家恢儒右文，列圣一揆，内自京师，外至郡县，皆有学，庆历以後，文物彬彬，几与三代同风。迨至崇、宁，创行舍法，诚得党庠遂序之遗意。故一时学者粗知防检，非冠带不敢行於道路，遇乡曲之长及学校之职事，则敛容而避之，习俗诚美矣。而其失也，在於专习经义，崇尚老、庄，废黜《春秋》，绝灭史学。又罢去科举，遂使寒之士，进取无他涂，事理俱违。旋行废革。炎祚中兴，始建太学於行都，行贡举於诸郡。然奔竞之风胜，忠信之俗微，亦惟荣辱升沈，皆不由乎学校，至於德行道艺，惟取决於糊名，苟为雕篆之文，无复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文具。臣请远稽古制，近酌时宜，不烦朝廷建官，不劳有司增费，惟重教官之选，仍假守贰之权，仿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终场之数，定所贡之员，期以次年，试於太学。庶几士修实行，不事虚文，渐复淳风，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无三舍之害。其诸州教养、课试、升贡之法，下有司条上。”思议遂寝。时朱熹门人或问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头理会，若太学无非望之恩，又於乡举额窄处增之，则人自安乡里矣。”

朱子《学校贡举私议》曰：“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盖古之太学，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チ所记元侍讲吕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是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悦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悦而诚服之。’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於场屋者耳。士之有志於义理者既无求於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艺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之法，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千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如此，则待补之法固可罢去，而混补者又必使与诸州科举同日引试，则彼有乡举之可望者自不复来，而不患其纷冗矣。至於取人之数，则又严为之额，而许其补中之人从上几分，特赴省试，则其舍乡举而来赴补者，亦不为甚失职矣。其计会、监试、漕试、附试之类，亦当痛减分数，严立告赏，以绝其冒滥。其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责以教导之实，则州县之学，亦稍知义理之教，而不但为科举之学矣。”宁宗庆元二年，以国子生员多伪滥，制：自今职事官期亲、务官子孙乃得试补。凡监学生皆给绫牒。若告谒在外，遇科举试於曹司。嘉定七年，祭酒请以外舍分数及五分或六分最优者一人，与次年升内舍。後二年，家扌寅始以外优升。岁为定例。

宗学　绍兴十四年建於临安，学生以百员为额：太学生五十人，小学生四十人，职事各五人。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员。在学者皆南宫、北宅子孙，若亲贤宅近属，则别选馆职以教授焉。

宁宗嘉定九年，诏诸王宫学改作宗学，参之国朝典故，仍隶宗正寺，以宫教授改为博士、宗谕。

叶论学校曰：“何谓京师之学？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诱天下。三代、汉儒，其言学法盛矣，皆人耳目之熟知，不复论。若东汉太学，则诚善矣。唐初犹得为美观。本朝其始议建学，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几而大狱起矣。崇、观以俊秀闻於学者，旋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误朝之臣，大抵学校之名士也。及诸生伏阙捶鼓以请起李纲，天下或以为有忠义之气，而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无如太学之士。及秦桧为相，务使诸生为无廉耻以媚已，而以小利之，阴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风，献颂拜表，希望恩泽，一有不及，谤议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学尤弊，遂为姑息之地。夫正谊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学，而今也何使之至此？盖其本为之法，使月书季考，校定分数之毫，以为终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势利招来之，是宜其至此而无怪也。何谓州县之学？无考察之法，则聚食而已。往者崇观、政和，盖尝考察州县之学如天子之学，使士之进皆由此，而罢科举，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下人也，故不久而遂废。今州县有学，宫室廪饩无所不备，置官立师其过於汉、唐甚远，惟其无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愿於学矣。州县有学，先王之馀意幸而复见，将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愿於学，岂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讲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学，变其故习，无以利诱，择当世之大儒久於其职，而相与为师友讲习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朝廷官使之，为无难矣。而州县之学，宜使考察，上於监司，闻於礼部，达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进於太学，或遂官之。人知由学，而科举之陋稍可洗去；学有本统，而古人文宪庶不坠失。若此类者更法定制，皆於朝廷非有所难，顾自以为不可为耳。虽然，治道不明，其纪纲度数不一一揭而正之，则宜有不可为者；陛下一揭而正之，如此类者虽欲不为，亦不可得也。”

东莱吕氏曰：“先王之制度，虽自秦、汉以来皆弛坏废绝，然其他如礼乐法度，尚可因影见形，因枝叶可以寻本根；惟是学校，几乎与先王全然背驰，不可复考。且如礼，後世所传固非先王之旧，如射飨、宗庙、明堂，虽是展转参杂，而有识之者犹自可见；且乐如《韶乐》、《文始》、《五行》之舞，全然非旧，然知锺律者尚自可以推寻，复先王六律五音之旧；且如官名，後世至体统断绝，然而自上临下，以大统小，左右相司，彼此相参，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旧。惟是学校一制，与古大不同。前此数者犹是流传差误，然学校不特流传差误，乃与先王之学全然背驰。且如唐、虞、三代设教，与後世学校大段不同，只举学官一事可见。在舜时，命夔典乐教胄子；在周时，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乐之官掌教，盖其优游涵养、鼓舞动荡，有以深入人心处，不是设一个官司。自秦、汉以後，错把作官司看了，故与唐、虞、三代题目自别，虽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虽是法度具举，然亦不过以法制相临，都无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与政自是两事，後世错认，便把教做政看。若後世学校，全不可法。大率因枝叶可以见本根，今则但当看三代所以设教命官教养之意。且如《周礼》一书，设官设教所以便民，若师氏、保氏、大司乐、大胥、小胥之类，所教者不过是国子，然当时所谓乡遂所以兴贤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并不见有设教之官，虽是州序、党遂略见於《周礼》，然而未尝见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如何。只看此，亦是学者所当深思。且如周公设官，下至於射夭鸟至微至纤之事，尚皆具载，岂於兴贤能国之大教不见其明文？其他大纲小纪，表里如此备具。学者须要识先王之意，只缘不是官司。凡领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学校之官，不领於六官，非簿书期会之事。其上者三公论道不载於书，其下者学官设教不领於六官，盖此二者皆是事大体重，非官司所领。惟是国子是世禄之官，鲜克由礼，以荡凌德，实悖天道，不可不设官以教养之。然而所以教养之意，上与三公，其事大体重，均非有司簿书期会之可领。要当识先王之意，虽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设教，未尝有理无事、有体无用，本末亦自备见，但不在官联、官属之中。舜之时，自国子之外，略不见其掌教之官，然‘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之。’如此之备。在周人，学官虽不领於一属，然而‘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终始备具。至於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这又见体用本末无穷。大抵学校大意，唐、虞、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汉以後做官司看了，所以後世之学不可推寻，求之唐、虞、三代足矣，秦、汉之事当束之不观。今所详编者，要当推此意。大抵看後世秦、汉一段，错认教为政，全然背驰。自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时复能举，如武帝表章《六经》，兴太学，不足论；如光武为诸生投戈讲义，初见三ń，亦不足论；如後魏孝文迁都洛阳，欲改戎狄之俗，亦不足论；如唐太宗贞观之初，功成治定，将欲文饰治具，广学舍千二百区，游学者至八千馀人，亦不足道。这个都是要得铺张显设以为美观。惟是扰攘之国、僻陋之邦、刚明之君，其视学校若弊屣断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见得理义之在人心不可已处。今时学者，多是去看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做是，不知这个用心内外不同，止是文饰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学校远。是扰攘之时、刚武之君、偏迫之国本不理会，如南、北朝，虽是草创，若不足观，不是文饰，自有一个不能已处，其去唐、虞、三代学校远。惜乎，无鸿儒硕师发明之。这般处学者须深考，其他制度一一能考，亦自可见学校之所以得失，三代以上所以设教命官至理精义，要当深考。”

●卷四十三 学校考四

○祠祭褒赠先圣先师录後

《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於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官谓礼、乐、诗、书之官。《周礼》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此之谓先师之类也。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亦可以为之也。不言夏，夏从春可知也。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己，无迎尸以下之事。疏云：以其释奠直奠置於物，无食饮酬酢之事。释奠所以无尸者，以其主於行礼，非报功也）。”

正义曰：“所教之官，若春诵、夏弦，则太师释奠也；教干戈，则小乐正、乐师等释奠也；教礼，即执礼之官释奠也。皇氏云：‘其教虽各有时，其释奠则四时各有其学，备而行之。’”“四时在学释奠，犹若教书之官，春时於虞庠之中，释奠於先代明书之师，四时各然；教礼之官，秋时於瞽宗之中，释奠於其先代明礼之师，如此之类是也。”

“凡始立学者，必释奠於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谓天子命之教始立学官者也。先圣，周公若孔子。疏云：立学为重，故及先圣；常奠为轻，故唯祭先师）。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注谓“国无先圣、先师，则所释奠者，当与邻国合。”朱文公《礼书》谓：“以下文大合乐考之，有合当为合乐。”）。有国故则否（注谓：“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则各自奠之，不合。”朱文公《礼书》为：“国故当为丧纪凶札之类。”）。凡大合乐，必遂养老。”（大合乐，谓春人学舍菜、合舞，秋颁学合声，於是时也，天子视学。遂养老，谓用其明日也。）

长乐刘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学，虞庠则以舜为先圣，夏学则以禹为先圣，殷学则以汤为先圣，东胶则以文王为先圣，各取当时左右四圣成其德业者为之先师，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学之法也。”临邛魏氏曰：“《记》曰：‘凡学，春官释奠於其先师。’释者曰：‘若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又曰：‘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曰：‘若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贤於西学，祭乐祖於瞽宗，传者亦谓各以所习之学祭先师。夫周公、孔子，非周、鲁之所得而专也，而经各立师，则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为师，仁鄙、寿夭，君实司之，而臣则辅相人君以师表万民者也。自孔子己前，曰圣曰贤，有道有德，则未有不生都显位，没祭大者，此非诸生所得嗣也。自君师之职不修，学校废，井牧坏，民散而无所系，於是始有师、弟子群居以相讲授者。所谓各祭其先师，疑秦、汉以来始有之，而《诗》、《书》、礼、乐各立师，不能以相通，则秦、汉以来为士者断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见世变日降，君师之职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战国之乱，犹有圣贤为之师，秦、汉以来，犹有专门为之师，故所在郡国尚存先师之号，奠祠於学，故记人识於礼，而传者又即其所闻见以明之也。”

《王制》：“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礻马於所征之地（礻马，师祭也。其礼亡）。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学（定兵谋也）。出征，执有罪，反，释奠於学，以讯馘告（释菜、奠币，礼先师也。讯馘，所生获断耳者）。”《文王世子》：“天子视学，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东序，释奠於先老。”

《周礼》：“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太祝“大会同，造於庙，宜於社，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反，行舍奠（《曾子问》曰：“凡告必用牲币，反亦如之”）。”甸祝“舍奠於祖庙，祢亦如之。”（贾公彦曰：“非时而祭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馔具而已”。）

《仪礼》“宾朝服，释币於祢，又释币於行，遂受命。上介释币亦如之。”“释币於门。乃至於祢，筵几於室，荐脯醢，觞酒陈（主人酌进奠一献。言陈者，将复有次也。先荐後酌，祭礼也。行释币，反释奠，客出谨入也），席於阼，荐脯醢，三献。”

《礼书》曰：奠者，陈而奠之也。郑氏曰：“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事（贾公彦曰：“奠之为言停，停馔具而已”）。”考之《仪礼》，聘宾归“至於祢，荐脯醢，觞酒陈”，陈者，所以奠之也，则释奠，设荐馔酌奠而已，可知也。《特牲馈食》“奠觯於尸”，未至之前则释奠无迎尸，可知也。古者释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庙社，或施於学。《周官》太祝“大会同，造於庙，宜於社，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舍奠於祖庙，弥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庙社者也。大司乐“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於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於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视学，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圣、先师焉。有司卒事，反命。东序，释奠於先老。”《王制》：“出征，执有罪，反，释奠於学，以讯馘告。”此施於学者也。山川、庙社之祭，不止於释奠，学之祭，释奠而已。贾公彦曰：“非时而祭曰奠。”此为山川、庙社而言之也。学之释奠则有常时者，有非时者。《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於先圣、先师，秋冬亦如之。”郑氏曰：“不言夏，夏从春可知。”此常时之释奠也。凡始立学，天子视学，出征，执有罪，反，以讯馘告，必释奠焉，此非时之释奠也。释奠之礼，有牲币，有合乐，有献酬。太祝“造於庙，宜乎社，过大山川则用事，反，则释奠”，此告祭也。《曾子问》曰：“凡告，必用牲币。”《文王世子》：“凡始立学，释奠、行事，必以币。”此释奠有牲币之证也。《文王世子》：“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此释奠有合乐之证也。《聘礼》：“觞酒陈、席於阼，荐脯醢，三献。一人举爵，献从者，行酬，乃出。”此释奠有献酬之证也。然山川、庙社之释奠皆有牲币，学之释奠非始立学则不必有币也。学之释奠有合乐，则山川、庙社不必有合也。聘宾释奠有三献，则天子诸侯之於山川、庙社，不止三献也。凡始立学与天子视学，释奠於先圣、先师，四时则释奠先师而已。《文王世子》谓春释奠於先师，郑氏释《王制》亦谓释奠礼先师，其说是也。然郑氏以《王制》之释奠，为释菜奠币，以《文王世子》之释奠者必有合，为与邻国合。孔颖达以《学记》之释菜为释奠，其说误也。

“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兴当为衅。礼乐之器，成则衅之。又用币告以器成），然後释菜（告先圣、先师以器成，有时将用也。疏云：“释菜惟释藻而已，无牲牢币帛）。不舞，不授器（释菜礼轻也。释奠则舞，舞则授器。司马之属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傧於东席，一献，无介语，可也（言乃退者，谓得立三代之学者，释菜於虞庠，则傧宾於东序。鲁之学，有米廪、东序、瞽宗也。疏云：东序与虞庠相对，东序在东，虞庠在西，既退，傧於东序，明释菜在於虞庠。语即前经合语之等。言可也，明释菜时未可语，礼尚严也）。”

大胥“春入学，舍菜、合舞（舍菜即释菜，礼先师也。菜，藻之属。春始以其学士入学宫而学之。合舞，等其进退，使应节奏），秋颁学，合声（春使之学，秋颁其才艺所为。合声亦等其曲折，使应节奏）。”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乐正，乐官之长。命习舞者，顺万物始出地，鼓舞也。将舞，必释菜於先师以礼之。《夏小正》曰：丁亥，万舞入学。）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舞（为季春将习合乐也。习乐者，习歌与八音）。”

《学记》：“大学始教皮弁祭蔡，示敬道也（皮弁，天子之朝服也。祭菜，礼先圣、先师。疏谓：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圣、先师以藻之菜）。”

正义曰：“凡释奠有六：始立学释奠，一也；四时释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师还释奠於学，六也。释菜有三：春入学释菜合舞，一也；衅器释菜，二也；《学记》皮弁祭菜，三也。”

《礼书》曰：《周礼》大胥“春入学，舍菜合舞”，《学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月令》仲春“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文王世子》“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後释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傧於东序，一献，无介语，可也”，然则释菜之礼犹挚也。妇见姑舅，其挚也枣栗、服修，若没而庙见则释菜。弟子见师，其挚也У，若礼於先师则释菜。大胥释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释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释奠既舞故也。《士丧礼》君视敛，“释菜入门”，《丧大记》“大夫、士既殡而君往焉，释菜於门内”，占梦“季冬乃舍萌於四方”，舍萌，释菜也，则释菜之礼岂特子弟之见先师，妇之见庙而已哉。婚礼有奠菜仪，弟子之见先师其仪盖此类欤？郑氏谓婚礼奠菜盖用堇，入学释菜藻之属，始立学释菜芹藻之属，盖以泮官有芹藻，子事父母有堇萱，故有是说也。菜之为挚则菜而已。《采》教成之祭，毛氏谓牲用鱼，Ρ之用藻。则《诗》所谓“湘之”者，Ρ之也，与释菜异矣。

汉高祖十二年十一月，上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

元帝时，孔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奉孔子後。

成帝绥和元年，封殷後孔子世吉子孔何齐为殷绍嘉侯，千六百七十户。後六月，进爵为公，地满百里。

梅福上书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车，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绍夏於杞，明著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流出於户，所谓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汤不祀，殷人无後，陛下继嗣久微，殆为此也。《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虽不正统，封其子孙以为殷後，礼亦宜之。何者？诸侯夺宗，圣庶夺。传曰‘贤者子孙宜有土’，而况圣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今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诚能据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孙，则国家必获其福，又陛下之名与天亡极。何者？追圣人素功，封其子孙，未有法也，後圣必以为则。不灭之名，可不勉哉！”福孤远，又讥切王氏，故终不见纳。初，武帝时封周後姬嘉为周子南君，至元帝时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为十馀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时康衡议，以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统也。其犯诛绝之罪者，绝而更封他亲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义，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绝。今宋国已不守其统而失国矣，则宜更立殷後为始封君，而上承汤统，非当继宋之绝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远不可得；虽得其嫡，嫡之先已绝，不当得立。《礼记》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师所共传，宜以孔子世为汤後。”上以其语不经，遂见寝。至成帝时，梅福复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汤祀。绥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梁》、《世本》、《礼记》相明，遂下诏封孔子世为殷绍嘉公。

平帝元始初，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为褒成侯。

光武建武五年，上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封殷後孔安为殷绍嘉公，周後姬常为周承休公。十三年，改封常为卫公，安为宋公，以为汉宾，在三公上。十三年，封孔均子志为褒成侯．

按：西汉时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绍嘉侯奉殷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兴，袭爵如故。绍嘉之後，不知所终。褒成之後，则志卒，子损嗣，至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尊侯；损卒，子曜嗣；曜卒，子元嗣。相传至献帝初国绝。魏时再袭封，世世不绝。

明帝永平二年，养三老、五更於辟雍，郡县行乡饮酒礼於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一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帝谓孔僖曰：“今日之会，於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於光荣，非所敢承。”帝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欧阳氏《集古录 汉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鲁前相瑛书言：‘诏书崇圣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演《易》系辞，经纬天地，故特立庙。褒成侯四时来祠，事已即去。庙有礼器，无常人掌领，请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谨问太常祠曹掾冯牟、史郭元。辞对：故事，辟雍祠先圣，太宰、太祝各一人，备爵，太常丞监祠，河南尹给牛、羊、豕，大司农给米。臣愚以为如瑛言可许。臣雄等稽首以闻。制曰可。”读此可见汉祠孔子其礼如此。雄，吴雄；戒，赵戒。鲁相瑛，据碑言姓乙字仲卿。

徐氏曰：“按《文王世子》曰：‘凡学，春官释奠於先圣、先师，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於先圣、先师，既衅器用币，然後释菜。’则知古人建立学校，未尝不以祀礼为先也。高皇帝虽在倥偬，犹能修其祠於过鲁之日。武帝兴太学，而独未闻释奠之礼焉。明帝行乡饮於学校，祀圣师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独崇宣圣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阙里，祠孔子，作六代之乐，则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当时儒学之臣，能以古人释奠之礼而推广之，则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黄初二年，诏曰：“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在鲁卫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凄凄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於时王公终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礼，修素王之事，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遭天下大乱，百祀堕坏，旧居之庙，毁而不修，褒成之後，绝而莫继，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尝之位，斯岂所谓崇礼报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於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齐王正始七年，令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颜渊配。

晋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孙宗圣侯震为奉圣亭侯，又诏太学及鲁国四时备三牲以祀孔子。

七年，皇太子讲经，亲释奠於太学，如正始礼。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经，行释奠礼於太学。

元帝大兴二年，皇太子讲经，行释奠礼於太学。

明帝大宁三年，诏给奉圣亭侯四时祠孔子祭，如太始故事。

成、穆、孝武三帝，皆以讲经亲释奠，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时制也。孝武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权立太学。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宋文帝元嘉八年，奉圣侯有罪夺爵。至十七年，又授孔隐之。隐之兄子熙先谋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为奉圣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迈为奉圣侯。迈卒，子荼（诩俱切）嗣，有罪失爵。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释奠，采晋故事（裴松之议舞六佾，宜设轩悬之乐，器用悉依上公）。祭毕，亲临学宴会，太子以上悉在。

齐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旧事，学生到，先释奠先圣、先师，礼又有释菜，未详今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时从喻希议，用元嘉故事，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尚书令王俭议：“《周礼》‘春入学，释菜合舞。’《记》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学，必释奠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废，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祀则重。陆纳、车允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宜备帝王礼乐。此则车、陆失於过轻，二范伤於太重。喻希云：‘若王者自设礼乐，则肆赏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圣，则须所况非备。’细寻此说，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推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裴松之议，故事可依也”）。

梁武帝天监八年，皇太子释奠。周舍议：“既惟大礼，请依东宫元会，太子著绛纱衤暴（音博，衣领也），乐用轩悬。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从之。又有司以为，《礼》云‘凡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阶’。吏部郎徐勉议：“郑元云：‘由命士以上，父子异宫。’宫室既异，无不由阼阶之礼。请释奠及宴会，太子升堂，并宜由东阶。若驾幸学，自然中阶。其会宾客，依旧西阶。”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宁国、临城公入学，时议者以与太子有齿胄之议，疑之。议中臣缵等以为：“参、点、回、路，并事尼父，邹、鲁称盛，洙、汶无讥。师道既光，得一资敬，无亏亚二。”制可。

後魏封孔子二十七叶孙乘为崇圣大夫。

孝文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叶孙珍为崇圣侯。

文成帝诏：宣尼之庙，当别敕有司行荐享之礼。

北齐改封三十一代孙为恭圣侯。

北齐将讲於天子。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宣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经及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朔，制：祭酒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以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学诸生阶下，拜孔圣，揖颜回。日出行事。郡学则於坊内立孔、颜庙，博士以下亦每月朝（张凭议日：“不拜颜子者，按学堂旧有圣贤之象，既备礼尽敬，奉尼父以为师，而未详颜子拜揖之仪。臣以圣者，君道也；师者，贤臣道也。若乃尧、舜、禹於君位，则稷、契与我并为臣矣。师元风於洙、泗，则颜子吾同门也。夫大贤恭已，既揖让於君德；回也如愚，岂越分於人师哉！是以王圣佐贤，而君臣之义著；拜孔揖颜，而师资之分同矣”）。

後周武帝平齐，改封孔子後为邹国公。

隋文帝仍旧，封孔子後为邹国公。

炀帝改封为绍圣侯。

隋制，国子寺每岁四仲月上丁，释奠於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县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亦每年於学行乡饮酒礼。

唐高祖武德二年，诏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闻，详考所宜，当加爵土。七年，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

太宗贞观二年，左仆射房元龄等建议：“武德中，诏释奠於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臣以为周公、尼父俱称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晋、宋、梁、陈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历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请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诏从之。

十一年，封孔子裔德伦为褒圣侯，修宣尼庙於兖州，给户二十充享祀。

十四年，幸国子学，亲释奠。

二十年，诏皇太子於国学释奠於先圣、先师，皇太子为初献，国子祭酒为亚献，摄司业为终献。

初，释奠以儒官自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至是，中书侍郎许敬宗等奏：“按《礼记 文王世子》：‘凡学，官春释奠於先师。’郑元注曰：‘官谓诗、书、礼、乐之官也。’彼谓四时之学，将习其道，故儒官释奠，各於其师，既非国家行礼，所以不及先圣。至於春、秋二时合乐之日，则天子视学，命有司兴秩节，总祭先圣先师焉。秦、汉释奠，无文可检。至於魏氏，则使太常行事。自晋、宋以降，时有亲行，而学官为主，全无典实。且名称国学，乐用轩悬，樽俎威仪，并皆官备，在於臣下，理不合专。况凡在小神，犹皆遣使行礼，释奠既准中祀，据礼必须禀命。今请国学释奠，令国子祭酒为初献，祝词称‘皇帝谨遣’，仍令司业为亚献，国子博士为终献。其诸州，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县学，县令为初献，县丞为亚献，博士既无秩，请主簿通为终献。若阙，并以次差摄。州县释奠，既请遣刺史、县令亲为献主，望准祭社，给明衣，修附礼令为永式。学令祭以太牢，乐用轩悬，六佾之舞，并登歌一部。与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州县常用上丁，无乐，祭用少牢。”

二十一年，诏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肃、王辅嗣、杜元凯、范甯、贾逵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於国胄，自今有事於太学，并令配享尼父庙堂。

高宗永徽中，制改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颜回、左邱明从祀。

显庆二年，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按新礼，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又准贞观二十一年，以孔子为先圣，更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与颜回俱配尼父於大学。今据永徽令文，改用周公为先圣，遂黜孔子为先师，颜回、邱明并为从祀。谨按《礼记》云：‘凡学，春官释奠於其先师。’郑元注曰：‘官谓诗、书、礼、乐之官也。先师者，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可以为师者。’又《礼记》曰：‘始立学，释奠於先圣。’郑元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据礼为定，昭然自别，圣则非周即孔，师则偏善一经。汉、魏以来，取舍各异。颜回、孔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求其节文，递有得失。所以贞观之末，亲降纶言，依《礼记》之明文，酌康成之奥说，正孔子为先圣，加众儒为先师，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纰缪。而今新令，不详制旨，辄事刊改，遂违明诏。但成王幼年，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所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又说明王孝道，乃述周公严配，此即姬旦鸿业，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实贬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丧之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弘圣教於《六经》，阐儒风於千世，故孟轲称生民以来，一人而已。自汉已降，奕叶封侯，崇奉其圣，迄於今日，胡可降兹上哲，俯入先师？且邱明之徒，见行其学，贬为从祀，亦无故事。今请改令从诏，於义为允。其周公仍依别礼配享武王。”诏从之。

三年，文宣王庙诏用《宣和》之舞（国子博士范κ撰乐章）。

总章三年，皇太子弘释奠於国学。开耀元年、景龙二年、永隆二年并行此礼。

乾封元年，追赠孔子为太师。

天授元年，封孔子为隆道公。

总章元年，颜回赠太子少师，曾参赠太子少保，并配享孔子庙。

元宗开元七年，以贡举人将谒先师，质问疑，义敕皇太子及诸子宜行齿胄礼。乃谒先圣，太子初献，亚、终献并以胄子充。右散骑常侍褚无量讲《孝经》并《礼记 文王世子》篇。初，诏侍中宋亚献，中书侍郎苏终献。及临享，上思齿胄之义，乃改焉。又诏春、秋释奠用牲牢，其属县用酒而已。

八年，国子司业李元奏言：“两京国子监庙堂，先圣孔宣父，配坐先师颜子，今其像见立侍。准礼，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颜子道亚生知，才光八室，既当配享，其仪见立，请据礼文，合从坐侍。又四科弟子闵子骞等，并伏膺儒术，亲承圣教，虽复列像庙堂，不参享祀。谨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贤，犹г从祀，岂有升堂入室之子，独不г配享之馀？望请春、秋释奠，列享在二十二贤之上。七十子者，则文翁之壁尚不阙如，岂有国庠遂无图绘？请命有司图形於壁，兼为立赞，庶敦劝儒风，光崇圣烈。曾参孝道可崇，独受经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贤从享。”诏曰：“颜子等十哲宜为坐像，悉令从祀。曾参大孝，德冠同列，特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图画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贤於庙壁。上以颜子亚圣，亲为制赞，书於石。闵损以下，仍令当朝文士分为之赞，题其壁焉。

按：自《礼记》“释奠於先圣、先师”之说，郑康成释先师，以为如乐有制氏，《诗》有毛公，礼有高堂生，《书》有伏生之类。自是後儒言释奠者本《礼记》，言先师者本郑氏注。唐贞观时，遂以左邱明以下至贾逵二十二人为先师，配食孔圣。夫圣，作之者也；师，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亲炙言之，则莫如十哲、七十二贤；以传授言之，则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师，可以继先圣。今舍是不录，而皆取之於释经之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独子夏无以议为，左邱明、公羊高、梁赤犹曰受经於圣人而得其大义，至於高堂生以下，则谓之经师可矣，非人师也。如毛、郑之释经，於名物固为该洽，而义理有差舛；至王辅嗣之宗旨老、庄，贾景伯之附会谶纬，则其所学已非圣人之学矣。又况戴圣、马融之贪鄙，则其素履固当见摈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颜渊之外反不得预。李元虽恳恳言之，而仅能升十哲、曾子侪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贤俱不г享祀。盖拘於康成之注，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也。

二十七年，诏曰：“弘我王化，在乎儒术。能发此道，启迪含灵，则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谓自天攸纵，将圣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经，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赐，不其猗欤！於戏！楚王莫封，鲁公不用，俾夫大圣，才列陪臣，栖遑旅人，固可知矣。年祀浸远，光灵益彰，虽代有褒称，而未为崇峻，不副於实，人其谓何！夫子既称先圣，可追谥为文宣王，令三公持节册命，其後嗣褒圣侯改封嗣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岂宜依旧，宜补其坠典，永作成式。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东西行列侍。且门人三千，见称十哲，包夫众美，实越等夷，畅元圣之风规，发人伦之耳目，并宜褒赠，以宠贤明。其颜子既云亚圣，须优其秩。

颜子赠兖国公

闵子骞赠费侯

冉伯牛赠郓侯

冉仲弓赠薛侯

冉子有赠徐侯

仲子路赠卫侯

宰子我赠齐侯

端木子贡赠黎侯

言子游赠吴侯

卜子夏赠魏侯

又孔子格言，参也称鲁，虽居七十之数，不载四科之目。顷虽参於十哲，终未殊於等伦，久稽先旨，俾修旧位，庶乎礼得其序，人焉式瞻。”命尚书左丞相裴耀卿摄太尉，持节就国子庙册。册毕，所司奠祭，亦如释奠之礼。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东都，就庙行册礼。又敕两京及兖州旧宅庙像，宜改服衮冕；其诸州及县，庙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须改衣服。两京乐用宫悬。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摄行事。七十子并宜追赠。

曾参赠成阝伯

　　颛孙师赠陈伯

澹台灭明赠江伯

宓子贱赠单伯

原宪赠原伯

　　公冶长赠莒伯

南宫子容赠郯伯

公哀赠阝伯

曾点赠宿伯

　　颜路赠杞伯

商瞿赠蒙伯

　　高柴赠共伯

漆雕开赠滕伯

　公伯寮赠任伯

司马牛赠向伯

　樊迟赠樊伯

有若赠卞伯

　　公西赤赠郜伯

巫马期赠曾阝伯

　梁赠梁伯

颜柳赠萧伯

　　冉孺赠纪伯

曹┰赠曹伯

　　伯虔赠聊伯

公孙龙赠黄伯

　冉季赠东平伯

秦子南赠少梁伯

漆雕子敛赠武城伯

颜子骄赠琅琊伯

漆雕徒父赠须句伯

壤驷赤赠北徵伯

商泽赠睢阳伯

石作蜀赠石邑伯

任不齐赠任城伯

公夏守赠亢父伯

公良孺赠东牟伯

后处赠营邱伯

　秦子赠彭衙伯

奚容箴赠下邳伯

公肩定赠新田伯

颜襄赠临沂伯

　枭阝单赠铜伯

句井疆赠淇阳伯

罕父黑赠乘邱伯

秦商赠上洛伯

　申党赠邵陵伯

公祖子之赠期思伯　　　荣子期赠雩娄伯

县成赠钜野伯

　左人郢赠临淄伯

燕赠渔阳伯

　郑子徒赠荥阳伯

颜之仆赠东武伯

原亢赠莱芜伯

乐赠昌平伯

　廉洁赠莒父伯

颜何赠开阳伯

　叔仲会赠瑕邱伯

狄黑赠临济伯

　わ巽赠平陆伯

孔忠赠汶阳伯

　公西举如赠重邱伯

公西箴赠祝阿伯

蘧瑗赠卫伯

施常赠乘氏伯

　林放赠清河伯

秦非赠阳伯

　陈亢赠颍伯

申枨赠鲁伯

　　琴牢赠□□伯

颜哙赠朱虚伯

　步叔乘赠淳于伯

琴张赠南陵伯

右孔子弟子姓名之可见者。《史记》、《家语》所载，并十哲，共七十七人。内公伯寮、秦商、枭阝单，《家语》不载，而别有琴牢、陈亢、县三人。唐赠典见《礼乐志》及《唐会要》所载，并七十七人（姓名与《史记》同）。独杜氏《通典》所载则除十哲外，自记七十三人，系增入蘧瑗、林放、陈亢、申枨、琴牢、琴张六人。若以为七十二贤在十哲之外，则《史记》、《家语》所载少五人，《通典》所载多一人。然太史公作《仲尼弟子传序》，言孔子之所严事，於周则老子，於卫蘧伯玉，於齐晏平仲，於楚老莱子，於郑子产，於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钅是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并世。又史称孔子卫主蘧伯玉，及反鲁，伯玉使人至，孔子礼其使，而称以夫子，则尊之者如此，然则瑗虽贤，盖非门弟子之列也。

国子祭酒刘瑗奏：“准故事，释奠之日，群官道俗皆合赴监观礼，请依故事。”制可。

肃宗上元中，以岁旱罢中、小祀，而文宣王之祭，至仲秋犹祠之於太学。

永泰二年八月，修国学祠堂成，祭酒萧昕始奏释奠，宰相元载、杜鸿渐、李抱玉及常参官、六军将军就观焉。

自复二京，惟正会之乐用宫县，郊庙之享，登歌而已，文、武二舞亦不能具。至是，鱼朝恩典监事，乃奏宫县於论堂，而杂以教坊工伎。宪宗时，夔州刺史刘禹锡尝叹天下学校废，乃奏记宰相曰：“言者谓天下少士，而不知养材之道郁堙不扬，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叹廪庾之无馀，可乎？贞观时，学舍千二百区，生徒三千馀，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国。今室庐圯废，生徒衰少，非学官不振，病无赀以给之也。凡学官春、秋释奠於先师，斯止辟雍、宫，非及天下。今州县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古，甚非孔子意。汉初群臣起屠贩，故孝惠、高后，置原庙於郡国，逮元帝时，韦元成遂议罢之。夫子孙尚不敢违礼飨其祖，况後学师先圣道而欲违之。《传》曰：‘祭不欲数。’又曰：‘祭神如神在。’与其烦於荐飨，孰若行其教令？教令颓靡，而以非礼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窃观历代无有是事。武德初，诏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祭。贞观中，诏修孔子庙兖州。後许敬宗等奏，天下州县置三献官，其他如立社。元宗与儒臣议，罢释奠牲牢，荐酒脯。时王孙林甫为宰相，不涉学，使御史中丞王敬从以明衣牲牢，著为令，遂无有非之者。今夔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举天下州县岁费凡四千万，资三献官饰衣裳，饴妻子，於学无补也。请下礼官、博士议，罢天下州县牲牢衣币，春秋祭如开元时。籍其资，半畀所隶州，使增学校；举半归太学，犹不下万计，可以营学室，具器用，丰馔食，增掌故，以备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县进士皆立程督，则贞观之风，粲然可复。”当时不用其言。

德宗建中三年，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孙齐卿为兖州司马，袭文宣王。贞元二年二月释奠，自宰臣已下毕集於国学，学官升讲座，陈《五经》大义及先圣之道。

九年九月，太常奏，以十一月贡举人谒先师，合与亲飨太庙日同。准《六典》，上丁释奠，若与太祠同日，即用中丁。其谒先师，请别择日。从之。

十五年，膳部郎中归崇敬奏：“时议每年春秋释奠，祝版御署讫，北面而揖。臣以为其礼太重。按《大戴礼》，师尚父授周武王丹书，武王东面受之。请参酌轻重，庶得其宜。”

宪宗元和四年，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孙惟为兖州参军。

十三年，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孙惟至袭文宣王。

武宗会昌二年，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孙荣为国子监丞，袭文宣王。

後唐长兴三年，国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见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释奠於文宣王，以兖公颜子配坐，以闵子骞等为十哲排祭奠，其有七十二贤图形於四壁，面前皆无酒脯。自今後，乞准本朝旧规，文宣王四壁诸英贤画像前面，请各设一豆、一爵祠飨。”中书帖太常礼院检讨礼例，分析申者。今礼院检《郊祀录》，释奠文宣王并中祠，例祭以少牢，其配座十哲，见今行释奠之礼。伏自丧乱以来，废祭四壁英贤。今准帖，为国子博士蔡同文所奏文宣王四壁诸英贤，各设一豆、一爵祠享。当司详《郊祀录》，文宣王从祀诸座，各笾二，实以栗、黄牛脯；豆二，实以葵菹、鹿醢；、簋各一，实以黍、稷饭；酒爵一。礼文所设，祭器无一豆、一爵之仪者。奉敕：其文宣王庙四壁英贤，自此每释奠，宜准《郊祀录》，各陈、醢等诸物以祭。

周广顺二年六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孙、前曲阜县令孔仁玉复为曲阜县令，仍赐绯鱼袋。以亚圣颜渊裔孙颜涉为曲阜县主簿。仍敕兖州修葺祠宇，墓侧禁樵采（时车驾亲征，兖州初平，遂幸曲阜，谒孔子祠。既奠，将致敬，左右曰：“仲尼，人臣也，无致敬之礼。”上曰：“文宣百代帝王师，得无拜之！”即拜奠於祠前）。

致堂胡氏曰：“人为谄谀，趋利而不顾义者也。孔子大圣，途之人犹知之，岂以位云乎？如以位，固异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则配乎天地；如以功，则贤乎尧舜。卒伍一旦为帝王，而以异代陪臣临天下之大圣，岂特趋利导谀，又无是非之心矣。斯臣也，当周太祖时以拜孔子为不可，则当石高祖时必以拜契丹为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国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则其君不得闻大道，则浅俗之论易入，理义之言难进，人主功德高下一系於此。然则学乎，学乎岂非君臣之急务哉！”

宋初，增修先圣及亚圣、十哲塑像，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皆画像於东西廊之板壁。太祖亲撰先圣及亚圣赞，从祀贤哲先儒，并命当时文臣为之赞。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丁，贡举人谒先圣、先师，命官行释奠之礼，皆如旧典。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诏庙门准令立戟十六枝。

乾德四年，以文宣王四十四代陵庙主、进士孔宜为兖州曲阜县主簿。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诏孔宜可授太子右赞善大夫，袭封文宣公。十月，诏免兖州曲阜县袭封文宣公家租税。

先是，历代以圣人之後不预庸调。周显德中，遣使均田，遂抑为编户。至是，孔氏诉於州以闻，帝特免之。

真宗咸平三年，诏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孔延世，许於厅上见知州、通判及转运使，仍留三年。又赐以祭器、经书及银帛各五十两。兖州旧以七户守孔子坟，至是增二十户。大中祥符元年，以将东封泰山，诏兖州宣尼宜令判州事王钦若致祭。又诏封祀日，文宣王四十六代孙赐同学究出身孔圣，令衣绿，次京官陪班位。十一月，东封礼毕，幸曲阜县，谒文宣王庙。上服靴袍，诣庙酌献，庙内外设黄麾仗，孔氏家属陪列。初，有司定仪止肃揖，上特再拜。又幸叔梁纥堂，命刑部尚书温仲舒等，分奠七十六弟子、先儒叔梁纥、颜氏，上制赞，刻石庙中。复幸孔林，以树木拥道，降舆乘马，至文宣王墓奠拜。追谥曰元圣文宣王。

先是，诏有司检讨汉、唐褒崇宣圣故事。初，欲追谥为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当加帝号，故第增美名。《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梦感黑帝而生，故曰‘元圣’。”《庄子》曰：“恬澹，元圣、素王之道。”遂取以为称。

又诏以御香一合并炉及亲奠祭器留庙中，赐其家钱二百千、采三百疋，录亲属五人，并赐出身，又赐太宗御制书百五十卷及银器八百两，制宣圣冕服、玉圭，庙给守兵四十人。

诏封叔梁纥齐国公，颜氏鲁国太夫人，丌官氏郓国夫人。

诏追封孔子弟子兖公颜回兖国公，费侯闵损琅琊公，郓侯冉耕东平公，薛侯冉雍下邳公，齐侯宰予临淄公，黎侯端木赐黎阳公，徐侯冉求彭城公，卫侯仲由河内公，吴侯言偃丹阳公，魏侯卜商河东公，成阝伯曾参瑕邱侯，陈伯颛孙师宛邱侯，江伯澹台灭明金乡侯，单伯宓不齐单父侯，原伯原宪任城侯，莒伯公冶长高密侯，郯伯南宫绦龚邱侯，阝伯公哀北海侯，宿伯曾点莱芜侯，杞伯颜无繇曲阜侯，蒙伯商瞿须昌侯，共伯高柴共城侯，滕伯漆雕开平舆侯，任伯公伯寮寿张侯，向伯司马耕楚邱侯，樊伯樊须益都侯，郜伯公西赤钜野侯，卞伯有若平阴侯，曾阝伯巫马期东阿侯，颍伯陈亢南顿侯，梁伯梁千乘侯，萧伯颜辛阳侯，纪伯冉孺临沂侯，东平伯冉季诸城侯，聊伯伯虔沭阳侯，黄伯公孙龙枝江侯，彭衙伯秦甯新息侯，少梁伯秦商鄄城侯，武城伯漆雕哆濮阳侯，琅琊伯颜骄雷泽侯，须句伯漆雕徒父高苑侯，北徵伯壤驷赤上わ侯，清河伯林放长山侯，睢阳伯商泽邹平侯，石邑伯石作蜀成纪侯，任城伯任不齐当阳侯，鲁伯申枨文登侯，东牟伯公良孺牟平侯，曹伯曹┰上蔡侯，下邳伯奚容箴济阳侯，淇阳伯句并疆滏阳侯，邵陵伯申党淄川侯，期思伯公祖句兹即墨侯，雩娄伯荣期厌次侯，钜野伯县成城武侯，临淄伯左人郢南华侯，渔阳伯燕源侯，荥阳伯郑国朐山侯，阳伯秦非华亭侯，乘氏伯施之常临濮侯，朱虚伯颜哙济阴侯，淳于伯步叔乘博昌侯，东武伯颜之仆冤句侯，卫伯蘧瑗内黄侯，瑕邱伯叔仲会博平侯，开阳伯颜何堂邑侯，临济伯狄黑林虑侯，平陆伯わ巽高堂侯，汶阳伯孔忠郓城侯，重邱伯公西举如临句侯，祝阿伯公西箴徐城侯，南陵伯琴张顿邱侯。

又诏封元圣文宣王庙配飨先鲁史左邱明瑕邱伯，齐人公羊高临淄伯，鲁人梁赤龚邱伯，秦博士伏胜乘氏伯，汉博士高堂生莱芜伯，九江太守戴圣楚邱伯，河博士毛苌乐寿伯，临淮太守孔安国曲阜伯，中垒校尉刘向彭城伯，後汉大司农郑众中牟伯，河南杜子春缑氏伯，南郡太守马融扶风伯，北中郎将卢植良乡伯，大司农郑康成高密伯，九江太守服虔荥阳伯，侍中贾逵岐阳伯，谏议大夫何休任城伯，魏卫将军、太常、兰陵亭侯王肃赠司空，尚书郎王弼封偃师伯，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当阳侯杜预赠司徒，豫章太守范甯封钜野伯。命三司使、两制、待制、馆阁官作赞。

大中祥符二年，诏太常礼院定州县释奠礼器数，礼院言：“先圣、先师每座酒樽二、笾八、豆八、簋二、二、俎三、一、洗一、篚一（樽皆加勺、幂，各置於坫）、巾共二、烛一、爵共四、坫共二，或有从祀之处，诸座各笾二、豆一、簋一、一、俎一、烛一、爵一，乞颁下。”从之。

绍兴七年，有司奏，释奠初依奏告制，後比拟旧例，视感生帝而加鼎三（实以羹）、登一（实以脂肝）。十哲、从祀九十八位，其用羊、豕各一，每位笾二（栗、鹿脯）、一（稷）、簋一（黍）、俎一（羊、豕腥肉）、爵一（实以清酒）。

五年，诏改元圣文宣王谥为至圣文宣王，避圣祖名也。大禧元年，以文宣王四十六代孙光禄寺丞圣袭封文宣公。

判国子监孙言：“释奠，旧礼以祭酒、司业、博士为三献，新礼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献官二员通摄，伏恐未副崇祀乡学之意。望令备差太尉、太常、光禄卿以充三献。”诏可。又诏《释奠仪注》及《祭器图》，令崇文馆雕印，颁行下诸路。

欧阳氏《襄州城县夫子庙记》：“释奠、释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见师，以菜为挚，故始入学者必释菜以礼其先师。其学官四时之祭乃皆释奠。释奠有乐无尸，而释菜无乐，则其又略也。故其礼亡焉。而今释奠幸存，然亦无乐，又不遍举於四时，独春、秋行事而己。自孔子没，後之学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为先圣，而後世无以易。学校废久矣，学者莫知所师（一有则字），又取孔子门人之高弟曰颜回者而配焉以为先师。隋、唐之际，天下州县皆立学，置学官、生员，而释奠之礼遂以著令。其後州县学废，而释奠之礼，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废。学废矣，无所从祭，则皆庙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圣人之不得势者也。’然使其得势，则为尧、舜矣。不幸无时而没，特以学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礼。而後之人不推所谓释奠者，徒见官为立祠而州县莫不祭之，则以为夫子之尊由此为盛，甚者乃谓生虽不得位，而没有所享，以为夫子荣，谓有德之报，虽尧舜莫若，何其谬论者欤！祭之礼，以迎尸、酌鬯为盛，释奠荐馔，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乐舞、授器之礼，今又废，则於其略者又不备焉。然古之所谓吉、凶、乡射、宾燕之礼，民得而见焉者，今皆废失，而州县幸有社稷释奠、风雨雷师之祭，民犹得以识先王之礼器焉。其牲酒器币之数，升降俯仰之节，吏又多不能习，至其临事，举多不中而色不庄，使民无所瞻仰，见者怠焉，因以为古礼不足复用，可胜叹哉！”

按：古者入学则释奠於先圣、先师，明圣贤当祠之於学也。自唐以来，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然考之前贤文集，如柳子厚《柳州文宣王庙碑》与欧公此记及刘公是《新息县盐城县夫子庙记》，皆言庙而不及学，盖衰乱之後，荒陋之邦，往往庠序颓圯，教养废弛，而文庙独存。长吏之有识者，以兴学立教其事重而费钜，故姑葺文庙，俾不废夫子之祠，所谓犹贤乎已。然圣贤在天之灵，固非如释、老二氏与典祀百神之以惊动祸福、炫耀愚俗为神，而欲崇大其祠宇也，庙祀虽设而学校不修，果何益哉！

●卷四十四 学校考五

○祠祭褒赠先圣先师（录後）

仁宗景元年，诏释奠用登歌。

陈《乐书》曰：“成周之制，大胥春入学，释菜、合舞，秋颁学，合声。故《礼记 文王世子》：凡释奠，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凡大合乐，必遂养老。又曰：释奠於先圣、先师、先老，终之，遂发咏焉，登歌《清庙》，下管《象》，舞《大武》而已。《月令》：仲春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盖学校之於天下，礼乐之所自出，小有释菜，而以食为主，大有释奠，而以饮为主。其习舞与声，而大合六代之乐一也。北齐天子讲毕，以太牢释奠孔子，配以颜回，设轩架之乐，六佾之舞。唐开元中，释奠文宣王始用宫架之乐。然孔子，人臣也，用轩架足以为礼，用宫架则过矣（宫架，天子之制，四面皆县钟磬，备六律、六吕，如宫室之有墙，故谓之宫架。轩架，诸侯之制，三面县，去中吕、蕤宾、林锺，缺其一面，如轩车之有藩，故谓轩架。图见《乐书》）。圣朝春、秋上丁，释奠於东序，上戊，释奠於西序，并设登歌之乐，不用轩架，而用判架（判架只东、西两面县而已，南、北皆缺，又去黄锺、大吕、应锺也）。抑又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设舞焉，是有歌奏而无舞，非古人习舞合乐之意。而正之，以广礼乐之教於天下，实圣朝急务也。”

皇三年，诏：“兖州仙源县自国朝以来，世以孔氏子孙知县事，使奉承庙祀，近岁废而不行，非所以尊先圣也。今後宜复以孔氏子弟充选。”

至和二年，诏封孔子後为衍圣公。

集贤殿学士刘敞言：“据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祖无择奏：‘伏见至圣文宣王四十七代孙孔宗愿袭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未死己赐谥矣。臣窃观前史，孔子之後袭封者众，在汉魏则曰褒成褒、宗圣，在晋宋曰奉圣，後魏曰崇圣，北齐曰恭圣，後周及隋封以邹国，唐初曰褒圣，或为君，或为侯、为公、为大夫，使奉祭祀。唯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遂以均为褒成君，至唐开元二十七年，追谥为文宣王，又以其後为文宣公，是皆以祖之美谥而加後嗣。生而谥之，不经甚矣。欲乞明诏有司，详求古训，或封以小国，或取尊儒褒圣之义，别定美号，加於封爵，著於令式，使千古之下，无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奉圣旨，送两制详议。臣等谨按：汉元帝初元元年，以师孔霸为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而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八百户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称褒成君。至平帝元始元年，始更以二千户封莽为褒成侯，而追谥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观之，则褒成者，国也；宣尼者，谥也；公爵者，爵也。褒成宣尼公犹曰河献王云耳。盖推宣尼以为褒成祖，非用褒成以为宣尼谥也。唐世不深察此义，而以褒成为夫子之谥，因疑霸等号封褒成者，皆袭其祖之旧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考校本末，甚失事理。先帝既封泰山，亲祠阙里，又加文宣以“至圣”之号，则人伦之极致，盛德之显名，尽在此矣，尤非其子孙臣庶所宜袭处而称之者也。臣等以为无择议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七代孙孔宗愿，伏乞改赐爵名，若褒成、奉圣之比，上足以尊显先圣，有不可阶之势，下不失优孔氏，使得守继世之业，改唐之失，法汉之旧。《传》曰‘必也正名’，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此之谓也。”

英宗治平元年，诏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县，其袭封人如无亲属在乡里，令常任近便官，不得远去家庙。

京东提刑王纲乞慎重长民之官，故有是诏。

神宗熙宁八年，判国子监常秩等言：本监宣圣神像旧用冕服九旒，七十二贤、二十一先儒并用朝服。检会唐开元中尊孔子为文宣王，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详此，则孔子之冕宜用天子之制十二旒。孔子既用冕旒，则七十二贤、二十一先儒各依本爵用冕服。今来所修殿屋已成，见装饰塑像，欲乞改正。下太常礼院详定。礼院检会，国朝文宣王庙，自建隆三年诏庙门准仪制，令立戟十六枝，用正一品之礼。大中祥符二年，赐曲阜县文宣王庙桓圭一，从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按衣服今王爵之服，春、秋释奠则用中祠，皆今朝之制也。其兖国公颜子等皆以本朝郡、国、县封爵。缘古今礼制不一，难以追用周之冕服，宜如旧制，依官品衣服令，文宣王冕用九旒，颜子己下，各依郡、国、县公、侯、伯正一品至正四品冠服制度，庶合礼令。从之。

元丰六年，吏部尚书曾孝宽言，孟轲有庙在邹，未加爵命。诏封邹国公。

七年，礼部言：“乞以邹国公同颜子配食宣圣，荀况、扬雄、韩愈并从祀於左邱明等二十二贤之。”从之。封荀况兰陵伯，杨雄成都伯，韩愈昌黎伯，颁行天下，学、庙塑像，春、秋释奠行礼。

容斋洪氏《随笔》曰：“自唐以来，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故坐祀於庙堂上。其後升颜子配享，则进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补其阙。然颜子之父路、曾子之父点，乃在庑下从祀之列，子处父上，神灵有知，何以自安？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正谓是也。又孟子配食，与颜子并，而其师子思、子思之师曾子亦在下。此两者於礼、於义实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议耳。”

相台岳氏《愧郯录》曰：“苏文忠公轼《集 私试策问》曰：‘古者坐於席故笾豆之长短、簋之高下，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珂按：今世国学、郡县学礼殿坐像，皆正席南向，颜、孟而下列侍，所措设与前不殊。私窃疑之。庆元己未，朱文公熹始作《白鹿礼殿塑像说》，其文曰：‘古人之坐者，两膝著地，因反其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为肃拜，则又拱两手而下之至地也；其为顿首，则又以头顿手上也；其为稽首，则又其手而以头著地，亦如今之礼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仪礼》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礼记》曰“坐而迁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轾右轩左”，《老子》曰“坐进此道”之类，凡言坐者，皆谓跪也。汉文帝与贾生语，不觉膝之前於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皆其明验。然《记》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庄子》又云“跪坐而进之”，则跪与坐又自有少异处。疑跪有危义，故两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两膝著地、以尻著而稍安者为坐也。又《诗》云“不遑启居”，而《传》以启为跪；《尔雅》以妥为安，而跪以为安定之坐。夫以启对居而训启为跪，则居之为坐可见；以妥为安定之坐，则跪之为危坐亦可知。盖两事相似，但一危一安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为礼亦无所考，但杜子春说太祝九拜处，解奇拜皆当齐屈两膝，如今之礼拜明矣。凡此三事，书传皆无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时而变，而今人有不察也。顷年属钱子言作白鹿礼殿，欲据《开元礼》，不为塑像而临祭设位。子言不以为然，而必以塑像为问。予既略考礼如前之云，又记少时闻之先人云。尝至郑州谒列子祠，见其塑像席地而坐，则亦并以告之，以为必不得已而塑像，则当放此，以免於苏子俯伏匍匐之讥。子言又不谓然。会予亦辞浙东之节，遂不能强，然至今以为恨也。其後乃闻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犹是。当时琢石所为，尤足据信。不知苏公蜀人，何以不见而云尔也。及杨方子直入蜀帅幕府，因使访焉，则果如所闻者，且为写放文翁石像为土偶以来，而塑手不精，或者犹意其或为加趺也。去年又属蜀漕杨玉休子美，今乃并得先圣、先师三像，木刻精巧，视其坐後两，隐然见於帷裳之下，然後审其所以坐者，果为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时，不得此证以晓子言，使东南学者未得复见古人之像，以革千载之谬，为之喟然太息。姑记本末，写寄洞学诸生，使书而揭之庙门之左，以俟来者考焉。’又注其下曰：‘老子云：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盖坐即跪也，进犹献也，言以重宝厚礼与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说者乃以为坐禅之意，误也。然後古意遗像粲然可考而知。’珂按：《符子》曰：‘太公涓钓於隐溪，跽而隐崖，不饵而钓，仰咏俯吟，暮则释竿，其膝所处，石皆若臼，其跗触崖若路。’此尤足以验前说。或谓国朝景灵宫设塑之制亦坐於椅，所不当轻议。珂窃以为原庙用时王之礼，ブ席器皿皆与今同，则其为像反不当以泥古矣。珂在朝时，以摄奉常丞奉祠太庙，得立阼阶，见室中之用亦不以高几。盖古今器服各其宜，以便於事，是亦求神之义也。”

哲宗元元年，朝议大夫孔宗翰辞司农少卿，请依家世例知兖州，以奉孔子祀。从之。宗翰又言：“孔子後袭封疏爵，本为侍祠，今乃兼领他官，不在故郡。请自今不使袭封之人更兼他职，终身使在乡里。”事下礼部太常寺。礼官议，欲依所请，定典礼，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学以训其子孙，袭封者专主祠事，增赐田百顷，供祭祀之馀，许均赡族人。其差墓户并如旧法。赐书，置教授一员，教谕其家子孙，乡邻或愿从学者听。改衍圣公为奉圣公，及删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颁赐。诏可。

六年，帝幸太学，行释奠礼，一献再拜。

元符元年，吏部言：“请下兖州，於孔子家众议承袭之人，不必子继，所贵留意祖庙，敦睦族人。”从之。

徽宗崇宁元年，诏追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为沂水侯。三年，太常寺言：“国朝祀仪，诸坛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东南西面，若两位亦为一列，以北为上，其从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国子监颜子孟子配享之位，即与闵子骞等从祀之位同作一列，虽坐次少出，而在文宣王帐座之後，於配食之礼未正。请改正颜子而下从享位次，为图颁示天下。”从之。

绍熙，项安世为越州教授，《告先师文》曰：“常平使者朱熹为安世言：‘《开元礼》，先圣东向，先师南向，故三献官皆西向，则稽古尚右也。今祀典正位南向，配位西向，三献官犹西向，则兼而用之也。独此府庙、学，有司以私意复古，使配位皆东向，此古者先圣之位也，拂今之法，戾古之义，先师其不妥於此也。’安世用惕然不敢宁处，谨择日奉安先师於西向故位，不敢不告，惟先师鉴之。”

六月，诏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庙，设位於邹国公之次，仍令国子监图其像，颁之天下。

大观元年，大司成强渊明言：“考礼经，士始入学释菜，请自今每岁贡士始入辟雍，并以元日释菜於先圣。”从之。

二年，诏跻子思从祀。

四年，诏先圣庙用戟二十四，文宣王执镇圭，并如王者之制。

议礼局言：“文宣王自开元追谥之初，则内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乐用宫架，其礼制盖尝增崇矣。《国朝会要》，国子监神像旧用冕九旒，服九章，而不载其更易之端。崇宁四年八月，诏从国子司业蒋静之请，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图绘，颁之天下郡邑。其执圭、立戟，乞并从王者制度。”又言：“弟子公夏首、后处、公肩定、颜祖、邬单、罕父黑、秦商、原抗、乐、廉从祀文宣王，考之《史记》，皆有其名。《唐开元礼》亦载祀典。乞皆赠侯爵，使与祭享。”从之。

九月十二日，诏公夏首封钜平侯，后处胶东侯，公肩定梁父侯，颜祖富阳侯，邬单聊城侯，罕父黑祁乡侯，秦商冯翊侯，原抗乐平侯，乐建城侯，廉胙城侯。

政和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大常寺奉诏，“孔子高弟子所封侯爵与宣圣名同，失弟子尊师之礼。今乞以瑕邱侯曾参改封为武城侯，宛邱侯颛孙师为颍川侯，龚邱侯南宫绦为汶阳侯，楚邱侯司马耕为雒阳侯，顿邱侯琴张为阳平侯，瑕邱伯左邱明为中都伯，龚邱伯梁赤为雒陵伯，楚邱伯戴圣为考城伯。”从之。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王为临川伯，从祀。五年，太常寺言：“兖州邹学孟子庙，诏以乐正子配享，公孙丑以下从祀，皆拟定其封爵：乐正子克利国侯，公孙丑寿光伯，万章博兴伯，浩不害东河伯，孟仲子新泰伯，陈臻蓬莱伯，充虞昌乐伯，屋庐连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陈代沂水伯，彭更雷泽伯，公都子平阴伯，咸邱蒙须城伯，高子泗水伯，桃应胶水伯，盆城括莱阳伯，季孙丰城伯，子叔承阳伯。”从之。

钦宗靖康元年，右谏议大夫杨时言王安石学术之谬，乞追夺王爵，毁去配享之像。诏王安石依郑康成例从祀。

高宗绍兴八年，诏衢州於系官田内拨赐五顷，赐主奉先圣祠事、袭封衍圣公孔，以孔氏渡江，子孙隔绝林庙，故赐田以奉先圣尝也。

十三年，上幸学，止辇大成殿内外。入幄，群臣班列於庭。上出幄，升东阶，跪上香，执爵三祭酒，再拜，如常仪（详见《幸学门》）。

二十四年，以文宣王五十代孙补右承奉郎，袭封衍圣公，奉祠事。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学，如绍兴之仪。

光宗绍熙四年，以文宣王五十一代孙孔文远为承奉郎，褒封兖圣公。

○唐开元礼

◎皇太子释奠於孔宣父

△斋戒

皇太子散斋三日於别殿，致斋二日於正殿。前致斋一日，典设郎设皇太子幄座於正殿东序及室内，俱西向。又张帷於楹前下（殿若无室，张帐为之）。致斋之日，质明，诸卫率各勒所部，屯门列仗如常。昼刻上水一刻，左庶子版奏：“请中严。”近仗就陈於ト外，通事舍人引宫臣文武七品以上褶陪位如式。诸侍卫之官各服其器服，诸侍臣并结佩，俱诣ト奉迎。左庶子版请“外办”。上水三刻，皇太子服通天冠、绛纱袍，结佩以出，侍御如常。皇太子即座西向坐，侍臣夹侍如常。一刻顷，左庶子前跪奏称：“左庶子臣某言，请降就斋室。”俯伏，兴，还侍位。皇太子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还本司，直卫者如常，典谒引陪位者以次出。凡应享之官，散斋三日，致斋二日（散斋皆於正寝。致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享所。其无本司者皆於享所）。近侍之官应从升者，及从享群官、监官、学官、诸学生等，各於本司及学馆，俱清斋一宿，并如别仪（国学及齐太公庙将享，宫司先申享日，本司散下其礼，所司随职供办。凡应享之官，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如别仪，无皇太子散斋以下仪）。

△陈设

前享三日，典设郎设皇太子便次於庙东，西向；又设便次於学堂之後，随地之宜。守宫设文武侍臣次各於便次之後，文左武右。设诸次享官於斋坊之内，从享之官於庙东门之外，随地之宜（国学设献官以下次於斋坊。太公仪同国学）。前享二日，太乐令设轩悬之乐於庙庭：东方、西方磬ね起北，钟ね次之；北方磬ね起西，钟ね次之。设三钅专钟於编悬之，各依辰位。树路鼓於北悬之道之左右，植建鼓於三隅，置、於悬内，在左，在右。设歌钟、歌磬於庙堂之上前楹，北向，磬ね在西，钟ね在东。其匏竹者立於堂下阶，重行北向，相对为首（此悬皆展而悬之）。诸工人各位於悬後。右校扫除内外，又为瘗坎於院内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自设轩悬以下，国学、太公仪并同）。前享一日，奉礼设皇太子位於东陛东南，西向（国学三献设位於东门之内道北，执事则道南，西向北上。太公仪同国学）。又设望瘗位於庙堂东北，当埋坎西向（望瘗与国学同，太公仪并同）。设亚献、终献位於皇太子东西，执事者各位於後，俱重行，西向北上（国学无亚献以下仪，太公并同）。设御史位於庙堂之下西南，东向，令史陪其後。设奉礼位於乐悬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设奉礼、赞者位於埋坎东北，南面东上。设协律郎位於庙堂上前楹之近西，东向。设太乐令位於北悬之，北向（自御史位以下，与国学同。太公仪同国学）。设从享官七品以上位（国学则馆官位，太公仪设庙官位）於乐悬之东，当执事西，南向；监官、学官位於乐悬之西，当宫官东向（国学则设学官位於悬西，当馆官东向。太公庙设庙官位同）。设学生位於宫官、监官、学官之後，俱重行北上（国学学生位於学官、馆官後，有观者於南门内道左、右，相对为首。太公无学生）。设门外位：为亚献、终献位於东门之外道南，执事位於後，每等异位，俱北向西上（国学设三献门外位如常仪，太公仪与国学同）。监官、学官位於献官东南（国学则馆官、学官位，太公仪庙官位），从享宫官位於学官之东，俱重行北面，以西为上。设酒樽之位於庙堂之上：先圣牺樽二、象樽二、山二，在前楹北向；先师牺樽二、象樽二、山二，在先圣酒樽之东，俱西上（樽皆加勺、幂，有坫以置爵，其先师之爵同置於一坫。太公及留侯同上）。设洗於东阶东南，亚献之洗又於东南，俱北向；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篚实以巾、爵）。执樽、、篚、幂者各位於樽、、篚、幂之後。设币篚二，各於樽、坫之所。典设郎设皇太子座於学堂之上东壁下，西向。监司设讲榻於北壁下，南向；又设执读者座於前楹，当讲榻北向。守宫设太傅、少傅座於皇太子西北，南面东上（若有令、詹事以下座，则设座於皇太子西南，北向东上）。侍讲者座於执读西北（执如意者一人立於侍讲之西）。三馆学官非侍讲者座於侍讲者之西，皆北面东上。若有上台三品以上观讲者，设座於侍讲之北，南面东上。设论议座於讲榻之前近南，北面。设脱履席於西阶之南，东向。掌仪设版位：宫官七位以上东阶东南，西向北上。执经、侍讲等於西阶西南。监官及学官非侍讲者於侍讲者之後；若有上台三品以上观讲者，位於执经之北，少退，重行，皆东面北上。学生分位於宫官、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又设掌仪位於宫官西北，赞者二人在南，俱西向（国学无设皇太子座下至此仪）。晡後，郊社令率斋郎以樽坫洗篚幂入设於位（升东者自东阶）。谒者引祭酒、司业设厨视濯溉（凡导引者每一曲一逡巡。太公仪引三献视濯溉）。赞引引御史诣厨省馔具（司业以下每事讫，各还斋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率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馔所，遂烹牲（其牲用太牢二，正座及先师首俎皆升右胖十一体，左丘明以下折分馀体升之。国学、太公并同）。未明五刻，郊社令帅其属及庙司各服其服，升设先圣神座於座上西楹，东向（国学设神座於庙室内西楹，东向。太子仪拂神幄）。设先师神座於先圣神座东北，南向西上（若前堂不容，则又於室外之东至陈而北，东向南上）。席皆以莞。设神位各於座首（太公仪无先圣神座以下至此）。

△出宫（国学无此仪。太公同）

前出宫二日，本司宣摄内外，各供其职。守宫设从享宫官次於东宫朝堂如常。其日未明，所司依卤簿陈设於重明之门外。奏礼设从享宫官位於东宫朝堂如常。文武宫臣七品以上，依时刻俱集於次，各服公服。诸卫率各勒所属，陈设如式。左庶子版奏：“请中严。”典谒引宫臣各就位。诸侍卫官各服其器服（左庶子负玺如式），俱诣ト奉迎。仆进轺车於西ト外，南向（若须乘辇，则听临时进止）。内率一人执刀立於车前，北向。中允一人在侍臣之前，赞者二人在中允之前。左庶子版请：“外办。”仆奋衣而升，正立执辔。皇太子著具服、远游冠，乘舆以出，左右侍卫如常式。内率前执辔，皇太子升车，仆立授绥，左庶子以下夹侍如常仪。中允进，当车前跪奏称：“请发引。”俯伏，兴，退复位（凡中允奏请，皆当车前跪奏称“具官臣某言。”讫，俯伏，兴）。车动，中允与赞者夹引以出，内率夹车而趋。出重明门，至侍臣上马所，中允奏称：“请车权停，令侍臣上马。”左庶子前，承令。退称：“令曰诺。”中允退称：“侍臣上马。”赞者承传，文武侍臣皆上马。庶子以下夹侍於车前，赞者在供奉宫人内。侍臣上马毕，中允奏称：“请令车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称：“令曰诺。”中允退复位。内率升讫，中允奏称：“请发引。”退复位。皇太子车动，太傅乘车训导，少傅乘车训从，出延喜门，不鸣鼓吹，从享宫臣乘马陪从如常仪。

△馈享

享日，未明三刻，诸享官各服祭服，诸陪祭之官皆公服，学生青衿服。郊社令、良酝令各率其属入实樽、及币（牺樽实以醴齐，象樽实以盎齐，山实以清酒。齐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实於上樽。其币以帛，各长一丈八尺）。

太官令帅其属，实诸笾豆簋等。未明二刻，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祝史与执樽篚幂者入自东门，当阶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凡奉礼有辞，赞者皆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讫，执篚幂者各就位。赞引引御史、太祝诣东阶升堂，行扫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扫除於下，讫，引降还斋所。奉礼以下次还斋所（国学扫除於下讫，引就位，谒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门外位，学生就门内位。太公仪无学生位，馀同国学）。皇太子将至，谒者、赞引各引享官及从享学官等俱就门外位，学生皆入就门内位。皇太子至庙门外，回车南向，内率降立於车右。左庶子进，当车前跪奏称：“左庶子臣某言，请降车。”俯伏，兴，还侍位。皇太子降车，乘舆之便次，侍卫如常。郊社令以祝版进，皇太子署讫，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国学无皇太子将至以下至此仪。太公并同）。未明一刻，谒者、赞引引享宫官就门外位，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国学无谒者以下仪。太公同）。太常令帅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陈於悬内，武舞立於悬南道西（其升堂坐者皆脱履於下，降纳如常）。谒者引祭酒入就位，立定，奉礼曰：“再拜。”祭酒再拜讫，谒者引祭酒谒东阶升堂，行扫除於上，降，行乐悬於下讫，引还本位。初，祭酒行乐悬，谒者、赞引各引祭官及陪祭之官次入就位（国学则谒者引司业，太公仪引亚献）。皇太子停便次半刻顷，率更令於便次门外东向，左庶子版奏：“外办。”皇太子出便次，侍卫如常仪。率更令引太子至庙东门，中允进笏，皇太子执笏，近侍者从入如常仪。皇太子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率更令进立於左）。率更令前启：“再拜。”退复位。皇太子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及学生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率更令前启：“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国学，初司业行扫除讫，谒者、赞引各引享官以下、学官以上次入就位。立定，奉礼曰：“众官再拜。”众官及学生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谒者进祭酒之左白：“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无停便次以下仪。太公仪，亚献，扫除讫位，至入拜讫，谒者白初献）。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凡取物者皆跪俯伏而取以兴。奠物则跪，奠讫，俯伏而後兴）。鼓祝奏《永和之乐》以姑洗之均（自後堂下接神之乐，皆奏姑洗），作文舞之舞，乐舞三成，偃麾、戛，乐止（凡乐，皆协律郎举麾，工鼓祝而後作，偃麾、戛而後止）。率更令前启：“再拜。”退复位。皇太子再拜（国学无率更下至再拜。太公仪并同）。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及学生皆再拜。太祝各跪取币於篚，立於樽所。率更令引皇太子，《永和之乐》作（皇太子每行，皆作《永和之乐》。国学引祭酒升东阶，无乐。下放此。太公庙谒者引初献官），皇太子自东阶升，左庶子以下及左右侍卫、量人从升（以下皆如之）。皇太子升堂，进先圣神座前，西向立，乐止。太祝以币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币北向进，皇太子笏授币（每受物，笏，奠讫执笏，俯伏，兴）。登歌，作《肃和之乐》，以南吕之均。率更令引皇太子进，西面跪奠於先圣神座前，俯伏，兴，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再拜。讫，率更令引皇太子进先师首座前，北向立。又太祝以币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币西向进，皇太子受币，率更令引皇太子进，北向跪奠於先师首座，俯伏，兴，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再拜。登歌止。率更令引皇太子，乐作，皇太子降自东阶，还版位，西向立，乐止。初，群官拜讫，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东门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升自东阶，太祝迎取於阶上，进奠於先圣及先师首座前，太祝与祝史退立於樽所。初，皇太子既奠币，太官令出，帅进馔者奉馔陈於东门之外。初，皇太子既至位，乐止，太官令引馔入。俎初入门，奏《雍和之乐》（自後酌献皆奏《雍和之乐》），馔至阶，乐止。祝史各进，跪彻毛血之豆，降自东阶以出。馔升，太祝迎引於阶上，各设於神座前（笾豆，盖、幂先彻乃升；簋既奠，其盖於下）。设讫，太官令以下降复位，太祝还樽所。率更令引皇太子诣洗，乐作，皇太子至洗，乐止。左庶子跪取，兴，沃水；又左庶子跪取盘，兴，承水；皇太子盥手。中允跪取巾於篚，兴，进，皇太子手讫，中允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於篚，兴，进，皇太子受爵。左庶子酌水，又左庶子奉盘，皇太子洗爵，中允又授巾，皆如初。皇太子拭爵讫，左庶子奠盘，中允受巾奠於篚，皆如常。率更令引皇太子，乐作，皇太子升自东阶，乐止。诣先圣酒樽所，执樽者举幂，左庶子赞酌醴齐讫，乐作，率更令引皇太子进先圣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俯伏，兴，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立，乐止。太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国学云：“开元神武皇帝谨遣祭酒某封姓名。”下同。太公仪云：“谨遣某官某封”），敢昭告於先圣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纵，诞降生知，经纬礼乐，阐扬文教，馀烈遗风，千载是仰，俾兹末学，依仁游艺。谨以制币牲齐，粢盛庶品，奉旧章，式陈明荐，以先师颜子等配座。尚飨。”讫，兴（太公祝云“爰定六韬，载成七德，功业昭著，生灵攸仰，俾兹末学，克奉旧章”至“以张留侯等配”）。皇太子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跪奠版於神座，兴，还樽所，皇太子拜讫，乐止。率更令引皇太子讫先师酒樽所，执樽者举幂，左庶子取爵於坫，进，太子受爵，左庶子赞酌醴齐，乐作，率更令引皇太子进先师首座前，北向跪奠爵，俯伏，兴，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立，乐止（皇太子既奠首座爵，馀座皆斋郎助奠，相次而毕。其亚献、终献，斋郎助奠亦如之）。太祝持版进於先师神座之左，西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敢昭告於先师颜子等七十二贤：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实，敬修释奠於先圣孔宣父。惟子等或服膺圣教，德冠四科，或光阐儒风，贻范千载。谨以制币牲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从祀配神。尚飨。”讫，兴（齐太公配座张留侯等祝云“惟子等宣扬武教，光赞韬钤，大济生灵，贻范千载”云云）。皇太子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跪奠版於神座，兴，还樽所，皇太子拜讫，乐止。率更令引皇太子诣东序，西向立，乐作，太祝各以爵酌上樽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左庶子，左庶子奉爵北向进，皇太子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兴。太祝各帅斋郎进俎，太祝跪减先圣及先师神座前三牲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又以笾豆取稷黍饭，兴。以胙肉各共置一俎上，又以饭共置一笾。太祝以饭笾授左庶子，左庶子奉饭北向进，皇太子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俎授左庶子，左庶子以次奉进，皇太子每受以授左右。讫，皇太子跪取爵，遂饮卒爵。左庶子进，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复於坫，皇太子俯伏，兴，再拜，乐止。率更令引皇太子，乐作，皇太子降自东阶，还版位西向立，乐止。文舞出，鼓，作《舒和之乐》，出讫，戛，乐止。武舞入，鼓，作《舒和之乐》，立定，戛，乐止。初，皇太子将复位，谒者引国子祭酒（国学谒者引司业，下放此。太公同引亚献）诣洗，盥水洗爵讫，谒者引祭酒升自东阶，诣先圣酒樽所，执樽者举幂，祭酒酌盎齐讫，武舞作，谒者引祭酒进先圣神座前，西向跪奠爵，兴，谒者引祭酒少退，西向再拜。谒者引祭酒诣先师酒樽所，取爵於坫，执樽者举幂，祭酒酌盎齐，谒者引祭酒进先师首座前，北向跪奠爵，兴，谒者引祭酒少退，北向再拜讫，谒者引酒诣东序，西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进祭酒之左，北向立。祭酒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饮卒爵。太祝进受爵，复於坫。祭酒兴，再拜。谒者引祭酒降复位。初，祭酒献将毕，谒者引司业（国学谒者引博士，下放此。太公仪引终献）诣洗讫，升酌盎齐，终献如亚献之仪。讫，谒者引司业降复位，武舞止。太祝等各进，跪彻豆，兴，还樽所（彻者，笾豆各一少移於故处）。奉礼曰：“赐胙。”赞者唱：“众官各拜。”在位者及学生皆再拜（已饮福者不拜）。《永和之乐》作，率更令前启：“再拜。”退复位。皇太子再拜（国学无率更令至再拜。太公仪同国学）。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及学生皆再拜，乐一成止。率更令前启：“请就望瘗位。”率更令引皇太子就望瘗位，西向立（国学谒者引祭酒。太公仪引初献）。奉礼帅赞者转就瘗坎东北位，初，在位者将拜，太祝各执篚神座前，跪以篚取币，降自西阶，诣瘗坎，以币置於坎讫，奉礼曰：“可瘗。”坎东西厢各四人土。半坎，率更令前启：“礼毕。”（国学、太公仪进初献之左白云）率更令引皇太子出门，还便次，乐作（国学谒者遂引祭酒出，无率更下至乐作。太公仪同）。皇太子出门，乐止。中允进受笏，侍卫如常仪（国学无皇太子出门等仪。太公仪同）。谒者、赞引各引亚献以下以次出。初，自礼毕，奉礼率赞者还本位。赞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讫，赞引引出。学生以次出。其祝版燎於斋坊。

△诸州释奠於孔宣（父县释奠附）

前享三日，刺史（县则县令，下放此）散斋於别寝二日，致斋於厅事一日。亚献以下应享之官，散斋二日，各於正寝，致斋一日，於享所（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若刺史、上佐有故，并以次差摄；博士有故，次取参军事以上摄。县丞为亚献，及簿尉通为终献。县令有故，并以次差充当。县阙则差比县及州官替充）。其日，助教及诸学生皆清斋於学馆一宿。前享二日，本司扫除内外。又为瘗坎於院内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阶。本司设刺史以下次於门外，随地之宜。前享一日晡後，本司帅其属守门。本司设三献位於东阶东南，每等异位，俱西面；设掌事位於三献东南，西面北上。设望瘗位於堂上之东北，当瘗坎西向。设助教位（县学官位，下放此）於西阶西南，当掌事位、学生位於助教之後，俱东南北上。设赞唱者位於三献西南，西面北上。又设赞唱位於瘗坎东北，南向东上。设三献门外位於道东，每等异位，俱西面；掌事位於终献之後，北上。祭器之数与祭社同。掌事者以樽、坫升设於堂上前楹，北向；先圣之樽在西，先师之樽在东，俱西上，皆加勺、幂；先圣爵一，配座爵四，各置於坫。设币篚於樽所。设洗直东荣，南北以堂深；水在洗东，加勺、幂；篚在洗西，南肆，实爵三、巾二於篚，加幂。执樽、、洗、篚者各位於樽、、洗、篚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厨。夙兴，掌馔者实祭器（其实与祭社同）。本司帅掌事者设先圣神座於堂上西楹，东向，设先师神座於先圣神座东北，南向，席皆以莞。质明，诸享官各服祭服，助教儒服，学生青衿服。本司帅掌事者入实樽、及币（每座樽二，一实元酒为上，一实醴齐次之。礼神之币用帛，各长丈八尺），祝版各置於坫。赞唱者先入就位。祝二人与执樽、、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赞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执樽、、篚者各就位。祝升自东阶，行扫除讫，降自东阶，各还斋所。刺史将至，赞礼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门外位，助教、学生并入就门内位。刺史至，参军事引次之（县令，赞礼者引，下放此）。赞唱者先入就位。祝人升自东阶，各立於樽後。刺史停於次少顷，服祭服出次，参军事引刺史入就位，西向立，参军事退位立於左。赞礼者引享官以下次入就位（凡导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赞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参军事少进刺史之左，北面白：“请行事。”退复位。祝俱跪取币於篚，兴，各立於樽所（凡取物者皆跪伏取以兴，奠物则跪奠讫，俯伏而後兴）。本司帅执馔者奉馔陈於门外。参军事引刺史升自东阶，进先圣神座前，西向立，祝以币北向授，刺史受币，参军事引刺史进，西向跪奠於先圣神座前，兴，少退，西向再拜。讫，参军事引剌史当先师神座前，北向立。祝又以币西向授，刺史受币，参军事引刺史进，北向跪奠於先师神座，兴，少退，北向再拜。参军事引刺史降复位。本司引馔入，升自东阶，祝迎引於阶上，各设於神座前（笾豆，盖、幂先彻乃升；簋既奠，其盖於下。笾居右，豆居左，簋居其。羊、豕二俎横而重於右，腊特陈於左）。设讫，本司与执馔者降出，祝还樽所。参军事引刺史诣洗，执者酌水，执洗者跪取盘，兴，承水，刺史盥手，执篚者跪取巾於篚，兴，进，刺史手讫，执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兴以进，刺史受爵，执者酌水，刺史洗爵，执篚者又跪取巾於篚，兴，进，刺史拭爵讫，执篚者受巾，跪奠於篚，奉者跪奠盘，兴。参军事引刺史升自东阶，诣先圣酒樽所，执樽者举幂，刺史酌醴齐。参军事引刺史诣先圣神座前，西向跪奠爵，兴，少退，西向立。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刺史（县令，下放此）具官姓名，敢昭告於先圣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纵，诞降生知，经纬礼乐，阐扬文教，馀烈遗风，千载是仰，俾兹末学，依仁游艺。谨以制币牲齐，粢盛庶品，奉旧章，式陈明荐，以先师颜子配神。尚飨。”祝兴，刺史再拜，祝进跪奠版於神座，兴，还樽所。刺史拜讫，参军事引刺史诣先师酒樽所，取爵於坫，执樽者举幂，刺史酌醴齐。参军事引刺史诣先师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兴，少退，北向立。祝持版座於神座之左，西向跪读祝文曰：“敢昭告於先师颜子：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实，敬修释奠於先圣孔宣父。惟子庶几具体，德冠四科，服道圣门，实臻奥。谨以制币牲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从祀配神，尚飨。”祝兴，刺史再拜，祝进，跪奠版於神座，兴，还樽所。刺史拜讫，参军事引刺史诣东序，西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一爵进刺史之左，北面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俯伏，兴。祝各帅执馔者进俎，跪减先师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又以笾取稷黍饭，共置一笾。兴，祝先以饭进，史受以授执馔者；又以俎进，史受以授执馔者。刺史跪取爵，遂饮卒爵，祝进受爵，复於坫。刺史兴，再拜，参军事引刺史降复位。初，刺史献将毕，赞礼者引亚献诣洗，盥手洗爵，升献饮福如刺史之仪（唯不读祝文，亦不受胙）。讫，降复位。初，亚献将毕，赞礼者引终献诣洗盥手，升献饮福如亚献之仪。讫，降复位（自此下至燔祝版，如祭社仪，唯祝取币降西阶为异）。

◎侯国通祀仪礼州县释奠至圣文宣王仪

△时日

州县以春、秋二仲上丁，释奠至圣文宣王。前一月，检举关所属排办。（新潭本增云：“释奠前期，行事、执事官集肄仪，祝习读祭文及视币，赞者分引行事於学之讲堂讫。退。”）

△斋戒

前释奠五日，应行事官、执事官散斋三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寝，不吊丧、问疾、作乐、判书刑杀文书、决罚罪人及与秽恶。致斋二日，一日於厅事，其一日质明赴祠所宿斋，唯释奠事得行，其馀悉禁。献官各以州县长吏（阙以次官充），已斋而阙者，通摄行事。（新潭本增云：“其陪位诸学生皆斋於学馆。”）

△陈设

前释奠三日，有司设行事、执事官次於庙门外，随地之宜（今定此日再涤祭器）。前二日，有司牵牲诣祠所。前一日，扫除庙之内外，设登歌之乐於殿上稍南，北向（应颁乐州府则设）。释奠日丑前五刻，执事者陈币篚各於神位之左（币以白绢，长一丈八尺），祝版各於神位之右，置於坫（祝版长尺二寸，广八寸，梓楸或柏为之）。次设祭器，掌馔者实之，每位各左十笾，为三行，以右为上（第一行干{艹撩}在前，乾枣、形盐、鱼肃次之；第二行鹿脯在前，榛实、乾桃次之；第三行菱在前，芡、栗次之）；右十豆，为三行，以右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菹、葵菹、菁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鱼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鹿、兔醢次之）；俎二，一在笾前（实以羊腥七体：两髀、两肩、两胁并脊。两髀在两端，两肩、两胁次之，脊在中），一在豆前（实以豕腥七体，其载如羊）；又俎六，在豆右，为三重，以北为上（第一重：一实以羊腥肠、胃、肺、离肺一，在上端，肫肺三次之，肠三、胃三又次之。一实以豕腥肤九，横载。第二重：一实以羊熟肠、胃、肺。一实以豕熟肤，其载如腥。第三重：一实以羊熟十一体：肩、臂、、肫、胳、正脊一、直脊一、横脊一、长胁一、短胁一、代胁一，皆二骨以并，肩、臂、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胁在中。一实以豕熟十一体，其载如羊，皆羊在左、豕在右）；二、簋二，在笾、豆外二俎，在左，簋在右（实以稻、粱，粱在稻前。簋实以黍、稷，稷在黍前）。设牺樽四、象樽四为二重，在殿上东南隅，北向西上（配位即於正位酌樽之东），牺樽在前，皆有坫，加勺、幂，为酌樽（牺樽一实明水，为上樽，馀实齐，初献酌之。象樽一实明水，为上樽，馀实醴齐，亚、终献酌之）。又设太樽二、山樽二在神位前（太樽一实齐，山樽一实醴齐，各以一樽实明水），著樽二、牺樽二、象樽二、壶樽六（著樽一实盎齐，牺樽一实醍齐，象樽一实齐，各以一樽实明水。壶樽三实元酒，三实三酒。明水、元酒皆在上，五齐、三酒皆以本处酒充）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加幂。五齐三酒皆设而不酌。又设诸从神祀位祭器，每位各左二笾（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次之），俎一，在笾豆（实以羊、豕腥肉），一，在笾前（实以稷），簋一，在豆前（实以黍），爵一，在笾豆之前。两庑各设象樽二（实以法酒）。有司设烛於神位前。洗二，於东阶之东（盥洗在东，爵洗在西），在洗东，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若爵洗之篚，则又实以爵，加坫）。执、篚者位於其後。设揖位於庙南门外，於献在西，东向，亚、终献及祝在东，西向北上（祝位稍）。又设三献官席位於殿上东阶东南，西向北上。分献官位其後。祝位二，於庭中稍北。学生位於庭中，北向西上。设初献饮福位於东序，西向。又设祝位於殿上前楹，西向。开瘗坎於庙殿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设望瘗位於瘗坎之南，三献官在南，北向西上，祝在东，西向。

△省馔

前释奠一日，释奠官帅其属，常服，阅馔物，祝牲充盾，诣厨视涤溉，讫，各还斋所。晡後，掌庙者扫除庙之内外。

△行事

释奠日丑前五刻（行事，仲春用丑时七刻，仲秋用丑时一刻），行事、执事官各入就次。掌馔者帅其属实馔具毕，赞礼者引（初献常服。凡行事、执事官皆赞礼者引），升自东阶（凡行事、执事官升降皆自东阶），点视陈设讫，退就次，各服其服。学生先入就位（赞礼者引）。三献官诣庙南门外揖位立定（新潭本注云：“据《士相见礼》‘主人揖，入门右，宾奉贽入门左’。疏曰：‘凡门，出以西为右，以东为左；入则以东为右，以西为左。’故《仪礼》十七篇，主人出入门皆由东，宾出入皆由西，此不易之论也。今释奠仪设揖位於庙门之外，初献位於西东面，亚、终献立於东西面，误也。当以《仪礼》宾西、主东之位为正）。赞礼者赞揖。次引祝入殿下席位，西向立，赞者对立於三献之前。少定，赞请行事，《凝安之乐》作，三成，止，赞唱者曰：“再拜。”初献以下皆再拜。赞者引祝升殿就位。赞者引初献诣盥洗位，《同安之乐》作（初献升降行止皆作《同安之乐》），至位，北向立，执者酌水，初献笏，盥手，手，执笏升，诣至圣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乐止。《明安之乐》作，笏跪，祝立於神位之左，西向笏跪，执事以币授祝，祝奉币授初献，祝执笏兴，先诣兖国公神位前，北向立，初献受币奠讫，执笏，俯伏，兴，再拜。次诣成阝国公、沂国公（今咸淳三年升配成阝国公、沂国公位在兖国公下，合增入。亚献、终献放此）、邹国公神位前，东向奠币，并如上仪。乐止，祝复位。初献降阶，乐作，复位，乐止。少顷，赞者引初献再诣盥洗位，乐作，至位，北向立，笏，盥手，手，执笏。次诣爵洗位，北向立，笏，洗爵，拭爵，以授执事者（按王氏凡三），执笏升殿，诣至圣文宣王酌樽所，南向立，乐止。《成安之乐》作，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笏跪执爵，执樽者举幂，执事者酌牺樽之齐，初献以爵授执事者，兴，执笏诣　至圣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笏跪，执事者以爵授初献，初献执爵，三祭酒，奠爵，执笏俯伏，兴，乐止。次引祝诣神位前，东向（直视捧版在左右），笏，跪读祝文。读讫，执笏兴，先诣配位前，南向立。初献再拜，《成安之乐》作，次诣兖国公、成阝国公、沂国公、邹国公神位前，东向，酌献、读祝并如初仪，俱复位。初献降阶，乐作，复位，乐止。赞者引亚献诣盥洗、爵洗位，升诣酌樽所立（已上仪节及乐，并同初献），酌象樽之醴齐，亚献以爵授执事者，执笏诣神位前，笏跪，执爵三祭酒，奠爵，执笏俯伏，兴，再拜。次诣兖国公、成阝国公、沂国公、邹国公神位前，并如上仪，降复位，乐止。赞者引终献诣洗，升殿，酌献，并如亚献之仪，降复位。终献将升，次引分献官诣洗，盥手手，分献殿内及两庑诸神位（朱文公云：“献十哲者由东阶升，献两庑者由两庑之阶升”），笏跪，执爵三祭酒，奠爵，执笏俯伏，兴，再拜。分献讫，俱复位。赞者引初献升阶，诣东序，西向立，执事者以爵酌正、配位福酒合置於一爵，持爵诣初献之左，北向立，初献再拜，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执馔者以俎进，减正、配位胙肉合置一俎（按王氏胙俎各脊减正脊横脊），又以豆取黍稷饭合置一豆，先以饭授初献，初献受讫，以授执馔者，又以俎授初献，初献受爵，饮卒爵，执事者受虚爵复於坫，初献执笏俯伏，兴，再拜，降复位。赞礼者曰：“执事者各复位。”赞唱者曰：“赐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饮福受胙者不拜）。赞礼者引初献以下就望瘗位，执事者取币、祝版於瘗坎，赞礼者曰：“可瘗。”土半坎。初献以下诣南门外揖位立定，赞礼者赞曰：“揖。”礼毕，退。有司监彻礼馔，阖户以降，乃退。

朱子曰：“夫子像设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後置在台座上，到春、秋释奠，乃陈簋、笾豆於地，是甚义理？某几番说要塑宣圣坐於地上，如设席模样，祭时自席地。此有甚不可处？每说与人，道差异，不知如何。某记在南康，欲於学中整顿宣圣，不能得。後说与交代云云。宣圣本不当设像，春秋祭时，只设主祭可也；今不可行，只得设像坐於地，方始是礼。”又曰：“孔子居中，颜、孟当列东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东庑三十六人了，方自西头排起，当初如此。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趱一位，次序都乱了。此言漳州，未知他处如何。”又云：“某经历诸处州县学，都无一个合礼序。”释奠散斋，因云：“陈肤仲以书问释奠之仪。今学中仪，乃礼院所颁，多参差不可用。如《唐开元礼》好，《开宝礼》只是全录《开元礼》，易去其帝号耳。若《政和五礼》则甚错。今释奠有伯鱼而无子思，又十哲亦皆参差，仲弓反在上。且如绍兴中作《七十二子赞》，只据唐爵号，不知後来已经加封矣。近尝申明之。”又曰：“谒先圣拈香不是古礼。拜进将捻香不当叩首，只直上捻香了，出笏叩首而降拜。”

朱子《沧洲精舍释菜仪》：“前期，献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凉衫）。掌仪设神座，用席，先圣南向，配位西向，从祀位东、西向。设祝版於先圣位之右，设香炉、香案、香合於堂中，设祭器於神座前，每位各左一笾（今用漆盘，实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盘，实以笋、菜）。设牺樽一於堂上东南隅（今以瓦樽代），加以勺、幂。设烛四於堂中，二於东西从祀位之前。设洗二於东阶之东（盥洗在东，爵洗在西），卓一於洗东，卓上箱二（巾东，爵西）。设献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献官以下序立於东廊下，掌仪帅执事者升堂实酒馔。赞者一人引献官升堂点阅，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诸生各就位。赞者一人离位少前，再拜讫，进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仪、祝、司樽者皆升，掌仪立於东序西向，祝立於阼阶上西向，司樽者立於樽南北向。赞引献官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诣盥如初。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赞，升，诣樽所，西向立，赞以爵授献官，司樽举幂酌酒，献官以爵授赞，俱诣先圣前，献官北向跪，赞跪授爵，献官执爵三祭，奠爵於笾之，俯伏，兴，少立。祝诣献官之左，东向跪读祝讫，兴，复位。献官再拜。次诣盥洗爵如初。洗诸配位爵讫，赞者以盘兼捧升，酌，诣配位如初仪，但不读祝。献官复位。当献官谒配位酌献时，赞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东西从祀礼，盥洗以下并如配位之仪（东先西後）。分奠讫，复位。在位者皆再拜，退。献（赞者）　分奠二人（赞者二人）　祝　掌仪者　司樽。”

●卷四十五 学校考六

○幸学养老

按：古者天子之视学，多为养老设也，虽东汉之时犹然。自汉以後，养老之礼浸废，而人主之幸学者，或以讲经，或以释奠，盖自为一事矣。故今以二事合为一门云。

有虞氏深衣而养老，（凡养老之服，皆其时王所与群臣燕之服也。有虞氏质，深衣而己。孔颍达云：“人君养老有四种：一是养三老、五更；二是子孙为国死难，而王养死者父祖；三是养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养庶人之老。四代皆然。”）养国老於上庠，养庶老於下庠，而用燕礼（庠，养也。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中也）。其礼尚矣。宪，养气体而不乞言（宪，法也，养之为法其德行，曰五帝则有斯也）。有善则记之，为史（史，史孝厚者也）。

夏氏燕衣而养老（改虞制而尚黑衣裳），养国老於东序，养庶老於西序，而用飨礼（东序，东胶也，亦大学，在国王宫之东。西序在西北）。殷人缟衣而养老（殷尚白而缟衣裳），养国於右学，养庶老於左学，而用食礼（食音似。下同）。

周制，元衣而养老（元衣，素裳），养国老於东胶（胶之言纠也），养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皆学名也。异者，四代相变耳。或上西，或上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周之小学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谓之虞庠云。其所谓立乡学亦如之）。兼用虞燕、夏飨、殷食之礼（兼用之，备阴阳也。凡饮养阳气，凡食养阴气；阳用春、夏，阴用秋、冬）。夏官罗氏，仲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月令》：仲秋，天子“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五十养於乡，六十养於国，七十养於学，达於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凡三王养老，皆引年。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於东序。凡大合乐，必遂养老。

外饔，邦飨耆老、孤子，则掌其割烹之事。酒正，飨耆老、孤子，皆共其酒，无酌数。凡有秩酒者，以书契授之（有秩酒谓老臣。《王制》九十曰有秩）。遗人，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门关出入皆有税，所税得者，国用之外，留之以养老孤）。司门，以其财养死政之老与其孤（财即门关之委积。死政之老，乃死国政事者之父母也）。槁人，若飨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礼运》：三公在朝，三老在学。《内则》：凡养老，五帝宪（宪，法也，养之为法其德行），三王有乞言（又从之求善言可施行也）。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礼，皆有史（史，史孝厚者也。微其礼者，依违之言，求而不切也。）《乐记》：食三老、五更於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总干，亲在舞位也。周名大学曰东胶）。《祭义》：贵老为其近於亲也。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而尚齿，周人而尚齿（贵，谓燕赐有加於诸臣也。尚，谓有事尊之於其党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是故朝廷同爵则尚齿；七十杖於朝，君问则席；八十不俟朝，君问则就之，而弟达乎朝廷矣（君问则席，为之布席於堂上而与之言。就之，就其家也）。天子巡守，诸侯待於境，天子先见百年者。八十、九十者东行，西行者弗敢过；西行，东行者弗敢过。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齿於乡里，再命齿於父族，三命而不齿。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此谓乡射、饮酒时也。齿者，谓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国之卿也。不复齿，席之於宾东。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谓既一人举觯乃入也，虽非族亦然，承齿於族，故言族尔）。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与之揖让，而后及爵者（谓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与之为礼，而後乃揖其所谓卿大夫）。《中庸》：燕毛所以序齿也（燕，谓既祭而燕也，燕以色为坐。祭时尊之也，至燕亲之也。齿亦年也）。

《礼书》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养也三：国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岁养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礼》罗氏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在仲春，《月令》养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乐，必遂养老’，郑氏云：‘大合乐，谓春入学释菜、合舞，秋颁学合声。於是时也，天子则学焉，遂养老。’此养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大合乐亦必养老，此又养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简不帅教，出征受成以讯馘告，凡天子入学莫不养老，此又不在岁养之数也。夫贵胄谓之国子，则贵而老者谓之国老；贱者谓之庶人，则贱而老者谓之庶老。国子与庶人之俊者同其学，所以一道德；国老与庶老异其学，所以别分义。故有虞氏养国老於上庠，养庶老於下庠；夏后氏养国老於东序，养庶老於西序；殷人养国老於右学，养庶老於左学；周人养国老於东胶，养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罗氏献鸠以养之者，国老也；司徒以保息养之者，庶老也；司门以其财养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槁人所谓耆老者，总三者而言之也。郑氏谓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皇氏谓人君养老有四种：一是养三老、五更，二是子孙为国难而死者父祖，三是养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视学养老一岁有七：郑氏云凡饮养阳气，凡食养阴气，阳用春、夏，阴用秋、冬，是四时养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乐，必遂养老，大合乐谓春入学舍菜、合舞，秋颁学合声；又季春大合乐，天子视学，亦养老，是七也。然则古者建国必立三卿，乡饮酒必立三宾，而养老必立三老。故礼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学。’三公非一人，则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汉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故永平中拜桓荣为五更，建初中拜伏恭为三老，而郑氏以此为三代之制，误矣（晋亦以王祥为五更）。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则三老、五更乃群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皇氏离而二之，亦误矣。《月令》无冬、夏养老之文，《周礼》、《礼记》特言春养秋食而已，熊氏谓养老岁有七，亦误矣。又《礼记》言‘天子视学，遂东序养老’，则视学、养老皆同日也，郑氏谓用其明日，亦误矣。养老之礼，外饔掌割烹，酒正共酒，槁人共食，罗氏共鸠。方其养也，必先释奠於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馔、省醴，养老之珍具，遂发咏焉，登歌《清庙》，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冕而总干，则乞言、宪行之养著，而孝悌之化行矣。有司告以乐阕，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养老幼於东序。’而终之以仁。此所谓一举事而众皆知其德之备也。礼言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飨礼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礼而服缟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玄衣。盖虞氏以燕则以恩胜礼，夏后氏以飨则以礼胜恩，殷人以食则趣恩、礼之中，而周则文备，故修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飨耆老，此周人以飨礼养老也；《行苇》言饮射而继之以祈黄，此周人以燕礼养老也；《祭义》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学，此周人以食礼养老也。然元衣，燕衣也，燕衣非冕服，及总干而舞必冕服者，以舞者乐之成，故特服冕以明至诚，有加而无杀也。冕而总干施於食礼，而《记》称食尝无乐者，考之於《诗》，《商颂》言‘顾予尝’，而有‘兆鼓渊渊，ィィ管声’，《小雅》言‘以往尝’，而有‘锺鼓既戒’，‘鼓锺送尸’，则尝有乐矣。乐师‘飨食诸侯，序其乐事，令奏锺鼓。’锺师‘凡享食，奏燕乐’。师‘宾客享食’‘鼓羽之舞’。则食有乐矣。其曰食尝无乐，盖非商、周之制也。汉明帝养老之礼，其曰‘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屦，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明日，皆诣阙谢。’其养特三老、五更二人而已，群老不与焉，非古礼之意也。”

《文王世子》：“天子视学，大昕鼓徵，所以警众也（昧爽击鼓以召众）。众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圣、先师焉（兴，举也。秩，常也。节犹礼也。使有司摄其事，举常礼，祭先圣、先师。不亲祭之者，视学观礼耳，非为彼报也）。有司卒事反命（告祭毕，天子乃入）。始之养也（又之养老之所），东序，释奠於先老（亲奠之者，已有所事也。疏曰：时天子视学，在虞庠之中，有司释奠既毕，天子乃从虞庠入反於国。明日，乃之东序而养老，故曰“始之养也”。周立三代学，又立周之大学於东，谓之东胶；立小学於西郊，谓之虞庠。天子寻常视学，则於东胶中，唯行养老之礼；若始立学，则既视学毕，然後东序养老之处，亲释奠於先世之老，既毕，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学，则不释奠於先老也），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各以三、五者，取象於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群老无数，其礼亡，以乡饮酒礼言之，席位之处，则三老如宾，五更如介，群老如众宾。疏：蔡邕以更字为叟，叟，老称。又以三老为三人，五更为五人）。馔、省醴，养老之珍具，遂发咏焉，退修之，以孝养也（发咏，谓以乐纳之。退修之，谓既迎而入，献之以醴，献毕而乐阕）。反，登歌《清庙》（反，谓献群老毕，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使工登歌《清庙》以乐之）。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既歌，谓乐正告工歌备也。语，谈说也，歌备而旅，旅而说父子、君臣、长幼之道，说合乐之所美以成其意。《乡射记》曰：“古者於旅也语。”）。下管《象》，舞《大武》。大合众以事，达有神，兴有德也（《象》，武王代纣之乐也，以管播其声，又为之舞，皆於堂下。众，谓所合学士也。达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兴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师乐为用，前歌後舞）。正君臣之位、贵贱之等焉，而上下之义行矣。有司告以乐阕（阕，终也。告君以歌舞之乐终，此所告者谓无算乐），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养老幼於东序。’终之以仁也（群吏，乡遂之官。王以燕末而命诸侯时朝会在此者曰：‘各反养老幼东序。’如王家东序之礼）。”

《王制》：“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率教者，以告於大乐正，大乐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注见太学考）。”

“天子出征，受成於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於学，以讯馘告。”

仲春之月，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季春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

《礼书》曰：“天子视学四：养老也，简不帅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讯馘告也。养老必於仲春、季春、仲秋，而简不帅教、出征受成、以讯馘告者无常时。虽有常时，其入学也亦必养老焉。”

《书大传》：“宣王问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义，为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卫闻之乐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乡；七十者杖於国，见君揖；八十者杖於朝，见君揖，君曰“趣见客，毋俟朝以朝”，乘车而轮，御为仆，送至於家，而孝弟之义达於诸侯；九十杖於朝，见君建杖，君曰“趣见，毋俟朝以朝”，送之舍，卜筮、巫医御於前，祝哽祝噎以食，乘车而轮，胥与就膳，彻，送至於家，君如有欲问，明日就其室，以珍从，而孝弟之义达於四海。学礼：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明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匮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俞矣（俞与逾同，谓越制。成王年十五，亦入诸学观礼布政。四学者，东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学也。春气温养，故上亲；夏物盛，小大殊，故尚齿；秋物成实，故贵德；冬时物藏於地，为象於天，半见也，故尚爵）。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於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达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於上，则百姓黎民化辑於下矣。’”

传曰：天子入太学，祭先圣则齿，尝为臣者弗臣，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

後汉显宗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养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礼。郡、县、道行乡饮酒於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养三老、五更之仪，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讲师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皆服都大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斋於太学讲堂。其日，乘舆先到辟雍礼殿，御座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门屏，交礼，道自阼阶，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明日，皆诣阙谢恩，以见礼遇大尊显故也。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显宗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物，祖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於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乃下诏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而未及临飨。眇眇小子，属当圣业。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而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馔珍，朕亲袒割，执爵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当？《易》陈负乘，诗刺彼己，永念惭疚，无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躬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

永平八年十月，临辟雍，养三老、五更（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

安帝以鲁丕为三老，又以李充为三老。

杨统位至光禄大夫，为国三老。

元初四年，诏曰：“《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泥土相杂，不可饮食，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其务崇仁恕，赈护寡独，称朕意焉。”

按：古人养老之礼，有养於乡者，所谓“五十养於乡”，王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养老於东序”，大司徒以保息六保万民，二曰养老是也。有养於国者，天子视学，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执酱亲馈，执爵亲是也。汉初，每乡及县皆有三老，岁首则使人存问，赐以束帛、酒肉，或赐以爵，乃古人养於乡之意。而国学养老、天子亲讲之礼，则至东汉始行之。然东汉亦时有下郡县有问养老之诏，此其一也。馀不悉录。

灵帝以袁逢为三老，赐以玉杖（玉杖长九尺，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令老人不噎也）。

谯周曰：“汉中兴，定礼仪，群臣欲令三老答天子拜。城门校尉董钧驳曰：‘养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诏从钧议。”谯周论之曰：“礼，尸服上服，犹以非亲之故答子拜，士见异国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视犹子也。”虞喜曰：“且据汉仪，於门屏交礼，交礼即答拜，中兴谬从钧议，後革之，深得其意。”

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天子亲帅群司行养老之礼於太学，命王祥为三老，郑同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

东晋成、穆、孝武三帝，皆以讲经亲诣学释奠。孝武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权立太学释奠。礼毕，会百官六品以上。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诏以前司徒尉元为三老，前大鸿胪卿游明根为五更，於明堂设国老位，庶老位於阶下。皇帝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於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三老言曰：“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顺，然五孝六顺，天下之所先。愿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顺之道，天地之经，今承三老明言，铭之朕怀。”五更言曰：“夫至孝通灵，至顺感幽，故《诗》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愿陛下念之，以济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范，敷展德音，当克己复礼，以行来授。”礼毕，乃赐步挽一乘。诏曰：“三老可给上公之禄，五更可食九卿之俸，供养之味亦同其例。”

北齐制，仲春令辰，陈养老礼。先一日，三老、五更斋於国学。皇帝进贤冠，元纱袍，至辟雍，入总章堂。列宫悬。王公以下及国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仪、武贲、安车迎三老五更於国学。并进贤冠，元服，黑舄，素带。国子生黑介帻，青衿，单衣，乘马从以至。皇帝释剑，执，迎於门内。三老至门，五更去门十步，皆降车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摄齐答拜。皇帝揖进，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阶，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阶，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屦，国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肃拜五更。进珍羞酒食，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以次进五更。又设酒酏於国老、庶老。皇帝升御座，三老乃论五孝六顺典训大纲，皇帝虚躬请授。礼毕而还。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赐鸠杖黄帽（有敕则给，不为常也）。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诏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赐延年杖。皇帝幸太学以食之。三老入门，皇帝迎拜门屏之，三老答拜。设三老席於中楹，南面。太师、晋国公宇文护升阶，设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凭几而坐。大司寇、楚国公豆卢宁升阶，正舄。皇帝升，立於斧之前，西向。有司进馔，皇帝跪授酱豆，亲袒割牲。三老食讫，皇帝又亲跪受爵以，撤去。皇帝北面立，访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当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诲之。”三老答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自古明王圣主，皆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为国之本，存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国家兴废，在於赏罚，若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为善者日益，为恶者日止；若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则天下善恶不分，下人无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随，诚宜相顾。陛下三思而言，九虑而行，若不思不虑，必有过失。天子之过，事无大小，如日月之蚀，莫不知者。愿陛下慎之。”三老言毕，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礼成而出。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国子学，亲临释奠。

唐制，仲秋吉辰，皇帝亲养三老、五更於太学。所司先奏定三师、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为三老，次一人为五更。设三老座於西楹之东，近北南面。设五更座於西阶上，东向。设国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属焉。设众国老座於堂下西阶之西，东面北上（五品以上致仕者为国老，六品以下致仕者为庶老）。

天宝八载闰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妇人七十以上，宜各给中男一人充待，仍任自简择；至八十以上，依常式处分。馀并如《开元礼》。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幸国子监，诏加饰祠宇及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帝亲制文宣王、兖国公二赞。

太宗端拱元年，幸国子监，谒文宣王毕，升辇将出西门，顾见讲座，左右言学官李觉方聚徒讲书，即召觉，令对御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座。”帝为降辇，令有司张幕，设别座，诏觉讲《易》之《泰卦》。从臣皆列坐。觉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应之旨，帝甚悦，特赐帛百疋。

真宗咸平二年，幸国子监，召学官说书，赐以金帛。

仁宗天圣二年，幸国子监，召直讲兼诸王府侍讲马龟符讲说，赐判监冯元以下及学官器币有差。

高宗绍兴十三年，国学大成殿成。明年，国子司业高闶请幸学，上从之。诏略曰：“偃革息民，恢儒建学，声明丕阐，轮奂一新。尔等摅望幸之忱，述诸儒之志，远继桥门之盛，愿观舆之临。请既方坚，理宜从欲。将款谒於先圣，仍备举於旧章。”三月，上服靴袍，乘辇入监，止辇於大成殿门外。入幄，群臣列班於庭。上出幄，升东阶，跪上香，执爵三祭酒，再拜，群臣皆再拜，上降入幄。分奠从祀如常仪。尚舍先设次於崇化堂之後，及堂上之中南向设御座。ト门设群臣班於堂下，如月朔视朝之仪。宰辅、从臣次於中门之外。上乘辇幸太学，降辇於堂，入次更衣。讲官入就堂下讲位，北向；执经官、学生皆立於堂下，东西相向。上出次，升御座，群臣起居如仪。乃命三公、宰辅以下升堂，皆就位，左右史侍立。讲书及执经官北面起居再拜，皆命之升立於御座左右。学生北面再拜，分立於两庑，北上。内侍进书案牙签，以经授执经官，赐三公、宰辅以下坐。讲毕，群臣皆起，降阶，东西相向立。执经官降，讲官进前致词，乃降，北面再拜。左右史降。乃赐茶。三公以下北面再拜，升，各立於位後。学生北面再拜，分两庑立。上下皆就坐。赐茶毕，三公以下降阶，学生自两庑降阶，北面再拜，群臣以次出。上降座还次，乘辇还宫。时命礼部侍郎秦执经，司业高闶讲《易》之《泰》，遂幸养正、持志二斋，赐闶三品服，学官迁秩，诸生授官免举。赐帛有差。上既奠拜，注视貌像，翼翼钦慕。览唐明皇及太祖、真宗、徽考所制赞文，命有司悉取从祀诸赞，皆录以进。上遂作先圣及七十二子赞，冠以序文，亲洒宸翰，以方载之。五月丙辰，登之采殿。备仪卫，作乐，命监学之臣，自行宫北门迎置学宫，揭之大成殿上及二庑。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学，如绍兴之仪。命礼部侍郎李焘执经，祭酒林光朝讲《大学》。

◎唐开元礼

△皇帝皇太子视学仪

视学前一日，所司洒扫学堂之内外。尚舍设大次於学堂之後，守宫设皇太子次於大次之东，皆随地之宜，并如常仪。尚舍设御位学堂上北壁下，当中南向。监司设讲榻於御座之西，南向。设执读座於前楹，当讲榻北向。尚舍又设皇太子座於御座东南，西向。设文官三品以上座於皇太子之南，少退，重行，西向北上；设武官三品以上座於讲榻西南，当文官，重行，东面北上。设侍讲座於执读西北、武官之前，东向北上（其执如意者一人立於侍讲之南，东面）。设论议座於讲榻之前，北面。三馆学官座于武官之后。说脱屦席于西阶下。典仪设版位：皇太子於东阶东南，西面；执经於西阶西南，东面。文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东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於执经西南。侍讲、执读、执如意等於执经之後，重行，东面北上。学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设典仪位於东阶之西，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

△出宫

前出宫三日，本司宣摄内外，各供其职。其日，应从驾文武官依时刻集朝堂，诸卫陈设仗卫。侍中版奏：“外办。”皇帝乘马，文武侍从，并如常行幸之仪。驾将至，祭酒帅监官、学官、学生等奉迎於路左（学生青衿服）。驾至大次门外，降入如常。

△视学

皇帝既入大次，执经、侍讲、执读、执如意等及学官各服公服，典仪帅赞者先入就位。谒者、赞引引文武三品以上及执经以下学生等入就堂下位。皇太子立於学堂门外之东，西向，侍卫如常。侍中版奏：“外办。”皇帝出大次，升自北阶，即御座南向坐。侍臣及近侍量人从升。典仪一人升就东阶上，西面立。舍人引皇太子就位立（诸卫卒、庶子等量人从入，立於皇太子东南，西向北上）。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皇太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侍中跪奏称：“请敕皇太子及公王等升坐。”又侍中称：“制曰可。”侍中诣东阶上，西面称：“敕皇太子及公王等升。”殿上典仪承传，皆下赞者又承传，皇太子以下应坐者皆再拜。讫，通事舍人引皇太子及群官坐者各升座。讫（其公服者脱履於阶下及降纳皆如常），执读读所讲经，执经释义。讫，遂行如意。侍讲者执如意就论议坐，以次论难。讫，侍中跪奏：“礼毕。”群官皆起，通事舍人各降堂下位。若有敕赐会，则侍中前承制，降诣堂下宣敕，及太官下食案等，并如常仪。皇帝降座，还大次。侍卫如常仪。群官以下命讫皆出。执经以下改服常服（学生仍青衿服）。

△銮驾还宫

皇帝既还大次，侍中量时刻版奏：“外办。”皇帝出次，文武官陪从还宫，如来仪。初，驾出，国子祭酒帅监官、学官、学生等奉辞於路左，如常式。

◎皇帝养老於太学仪

△陈

前三日，尚舍直长设大次於学堂之後，随地之宜。设三老、五更次於学堂南门外之西，群老次於其後，俱东向。设群官次；文官於门外之东，重行西向；武官於群老之西，重行东向，皆北上。前一日，尚舍奉御设御座於堂上东序，西向，莞筵纷纯，加藻席画纯，次席黼纯。设三老座於西楹之东，近北，南向；设五更座於西阶上，东向；设国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属焉，皆莞筵纷纯，加藻席画纯。设众国老座於堂下西阶之西，东面北上，皆蒲筵缁布纯，加莞席元帛纯（若三品以上，则莞筵纷纯，加藻席画纯。凡五品以上致仕者为国老）。设庶老座於国老之後，皆蒲筵缁布纯（六品以下致仕者为庶老）。太乐令展宫悬於学堂之庭，设登歌於堂上及举摩位等，皆准元会之仪。典仪设文官五品以上位於悬东，六品以下在其南，俱重行，西向北上。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悬西，六品以下在其南，当文官，俱重行，东向北上。蕃客分方位於文武官六品之南（若有诸州使人，分位於文武官九品之後）。学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奉礼设门外如设次之式。尚舍奉御设樽於东楹之西，北向，左元酒，有坫以置爵。

△养老

仲秋之月，择吉辰，皇帝亲养三老、五更於太学。所司先奏定三师、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为三老，次一人为五更。尚食先具牢馔。銮驾将至，通事舍人引先置之官皆就门外位，学生具青衿服入就位。銮驾至太学门，回辂南向。侍中跪奏：“请降辂。”俯伏，兴。皇帝降辂，乘舆入大次，伞扇侍卫如常。通事舍人引文官五品以上从驾之官皆就门外位。太乐令帅工人、二舞就位如正会之礼。通事舍人引群官、客使入就位。补，銮驾出宫，量时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进贤冠、具服，乘安车，前後导从如常礼。其国老、庶老则有司先戒之。銮驾既至太学，三老、五更及群老等俱赴集其次，群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赞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学堂南门外之西，东面北上。奉礼赞群老出次，引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学堂北户之内，当户北向。侍中版奏：“外办。”皇帝出户，侍卫如常（侍中负宝陪从如式），殿中监进大，皇帝执大，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每太常卿前导，皆博士先引），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太和之乐》作。皇帝降，迎三老於门内之东，西面立，侍臣从立皇帝之後，太常卿与博士退立於左。皇帝立定，乐止。三老、五更皆杖，各一人夹扶左右，太常少卿引道，史执笔以从。三老入门，《舒和之乐》作。三老、五更立於门西，东面北上，奉礼引群老入立於其後。初，三老立定，乐止。太常卿前奏：“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摄齐以答再拜毕，皇帝揖进，三老在前，五更从，仍杖，夹扶如初。至阶，皇帝揖升，俱就座後揖立，乐止。侍卫之官量人从升。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再拜；皇帝西向再拜五更，五更答再拜。《休和之乐》作，三老、五更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屦讫，殿中监、尚食奉御进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设於三老前，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诣三老座前，执酱而馈讫，太常卿引皇帝诣酒樽所，取爵，侍中赞酌酒讫，太常卿引皇帝进，执爵而。尚食奉御以次进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国老、庶老等皆坐，又设酒食於国老、庶老前。国老、庶老等皆食。皇帝即座。太乐令引工升，奏《韶和之乐》，三终。三老乃论五孝六顺，典训大纲，格言宣於上，惠音被於下。皇帝乃虚躬请授，史执笔录善言善行。终，二舞作於悬中讫，礼毕。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少卿及奉礼引导皆如初。太常卿引皇帝从以降阶，《太和之乐》作。皇帝逡巡立於阶前，乐止。三老、五更出，《舒和之乐》作，太常卿引皇帝升立於阶上，三老、五更出门，乐止。侍中前奏：“礼毕。”退复位。太常卿引皇帝降，还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车，导从而还。通事舍人引群官及学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诣阙表谢。

△銮驾还宫（如常仪）

●卷四十六 学校考七

○郡国乡党之学

《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术当为遂。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於闾里，朝夕坐於门。门侧之堂谓之塾。五百家为党，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党属於乡，遂远郊外）。比年入学（每年来入也）中年考校（中犹也。乡遂大夫岁则考学者之德行道艺。《周礼》三岁大比乃考焉）。一年视离经辨志，二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离经，断句绝也。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趣向也。知类，知事义之比。强立，临事不惑也）。

《礼书》曰：“《说文》：‘闾，里门也。’《尔雅》曰：‘门侧之堂谓之塾。’《尚书大传》曰：‘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班固《食货志》曰：‘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邻长坐於左塾。’（详见下文）盖古者合二十五家而为之门塾，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学也；坐里胥、邻长於此，所以教之耕也。《书》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先路，象路也；次路，木路也。象路贵於木路，而象路在左塾，次路在右塾，则左塾者西塾也；里胥尊於邻长，而里胥在右塾，邻长在左塾，则右塾者西塾也。何则？自内视外，则左东而右西；自外视内，则左西而右东也。《曲礼》曰：‘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此左西而右东也；又曰：‘公事自东，私事自西。’此左东而右西也。然则《书》言左塾，史言右塾，皆西塾也，自内外言之异耳。汉之时，闾里亦有门，史称石庆入里门是也。《孟子》曰：‘庠者养也，序者射也。’乡饮酒尊两壶於房户之，乡射尊於宾席之东。盖乡饮在庠，而庠有房室，故尊於房户之；乡射在序，而序无房室，故尊於宾序之东而已。《乡射礼》：‘豫（郑氏曰：今文豫为序）则钩楹内，堂则由槛外（堂，序也）。’‘序则物当栋，堂则物当楣’。是於其有室，则所揖、所履之位浅而前，於其无室，则所揖、所履之位深而後。《尔雅》曰：‘东西墙谓之序。’序之名盖本於此。”

州长，“正月之吉，各率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亦如之。春、秋以礼会民，而射於州序（序，州、党之学）”。

党正，“四时之孟月吉日，则属民而读邦法以纠戒之。春、秋祭亦如之。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於序，以正齿位。”

《尚书大传》：“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所谓里庶老也）。Θ己藏，祈乐已入，岁事已毕（祈乐当为新），馀子皆入学。年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焉。年十八始入大学，见大节，践大义焉（馀子犹众子。古者子恒代父而仕）。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立春学止）。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上老，父师。庶老，少师），馀子毕出，然後皆归。夕亦如之，馀子皆入。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颁白者不提携。出入皆如之。”

《王制》：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太学在郊（《尚书传》曰：“百里之国，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国，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国，三里之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官。”

长乐陈氏曰：“夫诸侯之学，小学在内，大学在外，故《王制》言‘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以其选士由内以升於外，然後达於京故也。天子之学，小学居外，大学居内，故《文王世子》言‘凡语於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选士由外以升於内，然後达於朝故也。”

《鲁颂 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也。”“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其{艹伐}々，鸾声岁々。无小无大，从公于迈。”八章，章八句。

江陵项氏《枝江县新学记》曰：“古之为泮宫者，其条理不见於经，而有诗在焉。予尝反覆而推之，其首三章则言其君相之相与乐此而己，自四章以下始尽得其学法，自敬其德而至於明其德，明其德而至於广其心，广其心而至於固其道终焉。此则学之本也。自威仪、孝弟之自修而达於师旅、狱讼之讲习，自师旅、狱讼之讲习而极於车马器械之精能，此则学之事也。自烈祖之鉴其诚而至於多士之化其德，自多士之化其德而至於远夷之服其道，此则学之功也。”

《明堂位》：“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宫，周学也（言鲁得立四代之学。注见《大学考》）。”

班固《汉书 食货志》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於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礼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於邑。其《诗》曰：‘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饣盍彼南亩。’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邻长坐於左塾（里胥，如今里吏。门侧之堂曰塾），毕出然後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怨刺之诗也）。是月，馀子亦在於序室（馀子，庶子也，未任役者）。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苏林曰：“五方异书，如今秘书学外国书也。”臣瓒曰：“辨五方之名及书艺也。”），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於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於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於天子，学於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以徇於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汉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馀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少府，郡掌财物之府，以此而供太守者）。数岁，郡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於成都中（学官，学之官舍也），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便坐，别坐，可以视事，非正廷也）。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ト。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於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师古曰：“文翁学堂在今益州城内。”）

按：武帝时始为博士、学官置弟子员，前此所谓博士者，虽有弟子，要皆京师自授其徒，其徒自愿受业，朝廷未尝有举用之法，郡国亦无荐送之例。而蜀地僻陋，非齐鲁诸儒风声教化之所被，故文翁遣其民就学，必以物遗博士，而使教之。及武帝既兴学校，则令郡国县官谨察可者，与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则郡县皆有以应诏，而博士弟子始为国家选举之公法也。

元帝时，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

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郡国曰学，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何武为刺史，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试其诵论，问以得失。

西汉以郡文学入官：

梅福、隽不疑、韩延寿、王章、盖宽饶、诸葛丰、郑崇、张禹

世祖建武六年，李忠为丹阳太守。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

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阳，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

宋均调辰阳长，为立学校。

寇恂为汝南太守，修学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举焉。

卫飒为桂阳太守，下车修庠序之仪。

任延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习业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秦彭为泰山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秋飨祀，辄修升降揖逊之仪。

鲍德为南阳太守，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黉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

班固《东都赋》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

鲁丕为赵相，赵王商尝欲避疾，便时稍住学官（学官，学舍也），丕止不听。曰：“学官传五帝之道，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王欲废塞以广游宴，事不可听。”诏从丕言。

魏明帝时，延寿亭侯高柔上疏曰：“汉末陵迟，礼乐崩坏，太祖初兴，愍其如此，在於拨乱之际，并使州县立教学之官。高祖即位，遂阐其业，兴复辟雍，州立课试，於是天下之士，复闻庠序之教，亲俎豆之礼焉。”

晋虞溥，太康时为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招学徒，移告属县，具为条制。於是至者七百馀人，溥乃作诰以奖谕之，曰：“文学诸生，皆冠带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学庭，讲修典训，此大成之业，立德之基也。夫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日闻所不闻，见所不见，然後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学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见其久而渝矣，未见久学而渝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质，後事其色，修色积积，而染工毕矣。学亦有质，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内正其心，外其行，行有馀力，则以学文，文质彬彬，然後为德。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骥之马，亦骥之乘，希颜之徒，亦颜之伦。又曰锲而舍之，朽木不知，锲而不舍，金石可亏。斯非其效乎！”时祭酒求更起屋行礼，溥曰：“君子行礼，无常处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礼於大树之下。况今学庭庠序，高堂显敞乎！”

右系鄱阳郡学事迹之见於前史者。溥之言有味可书，《郡志》殊欠登载。

穆帝永和中，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官，起立讲舍，亮家子弟及参佐大将子弟，悉令入学。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给。皆妙选邦彦，必有其宜者以充此举。近临川、临贺二郡，并求复学校。若非束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明为条制，令法清而人贵。

梁武帝选学生，遣就会稽门山，受业於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

後魏献文帝天安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郡县学始乎此矣。

北齐制：诸郡并立学，置博士、助教授经，学生俱被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备员既非所好，坟籍固不关怀，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纵有游惰，亦不检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其尤异者亦蒙抽擢。

隋仁寿元年，诏废州县学。（详见《太学门》）

唐制：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详见《太学门》）

武德七年，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有明一经以上者，有司试册加阶。

元宗开元二十一年敕：“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并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经已上及未通经，精神聪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送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即诸州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听。国子监所管学生，尚书省补；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州县学生取郭下人充）。诸州县学生习正业之外，仍兼习吉凶礼，公私有礼事处，令示仪式，馀皆不得辄使。诸百姓任立私学，其欲寄州县受业者亦听。”

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赦：“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弘长儒教，诱进学徒。化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里别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

正元三年正月，右补阙宇文炫上言，请京畿诸县乡村废寺，并为县学。并上制书事二十馀件。疏奏不报。

後唐天成三年，宰臣兼判国子祭酒崔协奏：“请颁下诸道州府，各置官学。如有乡党备谙、文行可举者，录其事实申监司，方与解送。但一身就业，不得影庇门户。”

宋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千百人，乞赐《九经》肄习。诏国子监给本，仍传送之。

先时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学馆，以本道为洞主，掌其教授。

又赐石鼓书院敕额。

书院唐元和衡州李宽所建，国初赐额。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邱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命奉礼郎戚舜宾主之，仍令本府幕职官提举，以诚为府助教。

八年，赐潭州岳麓书院额。始，开宝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创宇，以待四方学者。李允则来为州，请於朝，乞以书藏。方是时，山长周式以行义著，八年，召见便殿，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诏赐书院名，增赐中秘书。

右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建置之本末如此。此外则又有西京嵩阳书院，赐额於至道二年；江宁府茅山书院，赐田於天圣二年。嵩阳、茅山後来无闻，独四书院之名著。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後随，皆务兴起。後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锡，教养之规，往往过於州县学，盖皆欲仿四书院云。

仁宗即位之初，赐兖州学田。已而又命藩辅皆得立学。其後诸旁郡多愿立学者，诏悉可之，稍增赐之田如兖州。由是学校之设遍天下（皇四年，诏自今须藩镇乃得立学，他州勿听）。庆历四年，参知政事范仲淹等建议精贡举，请兴学校，本行实。乃诏州县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为教授，不足则取於乡里宿学之有道业者。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者，百日而止（见《举士门》）

安定先生胡瑗，自庆历中教学於苏、湖二十馀年，束弟子前後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讲习有素也。欧阳公诗曰：“吴兴先生富道德，诜诜子弟皆贤才。”王荆公诗曰：“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桷与榱。”庆历四年，诏州县皆立学，於是建太学於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至今著为令。

五年，诏曰：“顷者尝诏方夏增置学官，而吏贪崇儒之虚名，务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竞起而趋之，轻去乡闾，浸不可止。今後有学州县，毋得辄容非本土人居止听习。若吏以缮修为名而敛会民财者，按举之。”

神宗熙宁四年，诏置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学，以陆佃等为诸州学官。仍令中书采访逐路有经术行谊者各三五人，虽未仕亦给簿尉俸，使权教授。他路州、军，命近日选荐京朝官有学行可为人师者，堂除逐路官，令兼所任州教授。州给田十顷为学粮。仍置小学教授。

八年秋，诏诸州学官先赴学士院，试大义五道，取优通者选差。

元丰元年，诏诸路州府学官共五十三员。

京东路兖徐曹郓青密州、应天府各一员，京西路西京国子监、许陈襄邓州各一员，河北路北京国子监、定相沧卫棣瀛州、真定府各一员，陕府西路陕华耀秦熙州、永兴军、凤翔河中府各一员，河东路潞、晋、代州、太原府各一员，淮南路扬州、亳州各一员，两浙路杭越苏三州各一员，江南东路饶州、江宁府各一员，江南西路洪州、吉州各一员，荆湖南路潭州一员，荆湖北路江陵府一员，福建路建州一员，成都府路眉州、成都府各一员，梓州路梓州、普州各一员，利州路利州一员，夔州路夔州一员，广南东路广州一员，广南西路桂州一员。

按：是时大兴学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员，盖重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也。观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试中而後授，则与入馆阁翰苑者同科，其遴选至矣。哲宗元初，齐、卢、宿、常、虔、颍、同、怀、澶、河阳等州始相继置教授，三舍法行而员额愈多，至大观时，吉州、建州皆以养士数多，置教授三员。宣和时，罢州县学三舍法，始令诸州教授若系未行三舍已前置者依旧，馀并减罢；如赡学田产、房廊等，系行三舍後添给者，亦复拘收云。

哲宗元元年，诏近臣择经明行修，堪内外学官者，人举二员。遂罢试补法。

二年，中丞胡宗愈言，学者初登科遂颛师席，非是。诏内外学官经任，年至三十，方得在选。

三年，又诏：宫学教授阙，选诸尝被举可为学官，及中十科中可为师表，或可备讲读者，仍官已升朝、年及四十乃得为之。

四年，以举荐颇众，诏须命举乃得奏上。

绍圣元年，三省立格：“侍从、台谏、国子长贰，岁举堪任诸州学官一员，须尝中进士或制科，年及三十者。若制科及进士第在上五人，礼部奏名在上三人、府、监、广文馆第一人，或从太学上舍得第，即皆不试而用，馀并召附吏部春秋试。凡试，两经大义各一道，以通经、善作文为合格。已经举试，中书籍其姓名，俟有阙则选授焉。”於是内外见学官，非制科、进士出身及由上舍生入官者并罢。时学官已立试法，潭、广已下十一州教授本付吏部拟注者，令三省选差。

监察御史黄庆基奏：“先朝以经术设为三舍以考察其行艺，始自太学，著为定令，而未及颁於四方。请州学皆立学，期以一年，考察无玷，乃许应举。方之前日结保投牒以较一日之长者，有矣。”

元符二年，初令诸州推行三舍法。应尝置教授州考选、升补，悉如太学。州许上舍一人、内舍二人，岁贡入之京师。其上舍即附太学补外舍，试中补内舍生，通三试不升舍者，遣还其州。其内舍免试，至则补为外舍生。诸路选监司一员提举学校，守贰董其事。遇试补上、内舍生，选有出身官一人同教授考选，仍弥封、誊录。

徽宗崇宁元年，宰相蔡京建议：“天下皆置学，郡少或应书人少，即合二三州共置一学。学悉置教授二员。县亦置学，州、县皆置小学。推三舍法遍行天下。自县选考升诸州，为州学生，每三年贡入太学，为太学生，至则附上舍试，别立号。考取分三等：试入上等补上舍生，入中等补下等上舍生，入下等补内舍，馀为外舍。诸州、军解额，各以三分之一充贡士，开封府量留五十五额，解士人之不入学者，馀尽均给诸州以为贡额。任外官者子弟、亲戚许入学，若於法应避所任亲者，听随便学於他州，即不得升补与贡。在学及一年，给牒至太学，用国子生额解试。若所贡士至太学试中上等或预升舍人多，其本贯监司、太守推赏有差。州给常平或系省曰宅充养士费，县得用地利所出及非系省钱。州学职掌学谕、学长，许差特奏名人某。毋得以非经史子书教授。”诏令讲议司立法颁降。

二年，先是，诸州县学补弟子无定员，有司病费广难赡，诏诸州用前一举试者为则，尝逾二百人许置百员数，减乎此则以三分之二为额，上舍、内舍立额亦如之。县学则裁其见籍，率三而汰一。提学司通一路才计，均给学费，仍行部摘试文检括当否。生员尝试公私试，虽不中，亦复其身勿事。臣僚言：神宗尚经术，将以明道德，一风俗，元奸朋暨其残党之在元符者，立异说坏之，今馀习未殄。乞立法禁天下刊写，庶其可息。诏付国子监，其有上书及三舍生言涉诬讪并异论者，悉遣归其乡自讼斋拘之。

三年，令州县学用三舍法升太学，罢科举（见《举士门》）。

旧法，隶学三年，经两试不预升贡，即除其籍，法涉太严。自今三年内三经公试不与选，两经补内舍、贡上舍不及格，且曾犯三等以上罚，若外舍即除籍归县，内舍降舍，已降而私试不入等，若曾犯罚亦除籍，再赴岁升试。每上舍生升舍已，其秋即贡入辟雍，长吏集阖郡官、提学官，即本所燕设，以礼津遣，限岁终悉集阙下。自川、广、福建入贡者，给借职券，过二千里给大将券，续其路食，皆以学钱给之。选士入贡其自今年始。如有孝、弟、姻、睦、任、恤、忠、和，若行能尤异为乡里所推，县上之州，免试入学。教授、知通询审无谬，即保任入贡，仍具实以闻，不实者坐罪有差。

八行者，孝、弟、睦、姻、任、恤、忠、和。凡有八行实状，乡上之县，县延入学，审考无伪，即以上州。州第其等，孝、弟、忠、和为上，睦、姻为中，任、恤为下。苟备八行，不俟终岁即奏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司成以下审考不诬，即释褐，命之官，仍优加升擢；不能全备者，为州学上等上舍，馀有差。八刑则反八行而丽於罪，名以其罪名之。县上其名於州，州籍於学，毋得补弟子员。

诏崇宁五年贡士至辟ń不如令者，凡三十有八人，皆遣归，而提学官皆罚金。建州浦城县丞徐秉哲以其县学生隶籍者至千馀人，为一路最，特迁一官。

诏县学生三不赴升试者，除其籍。诸路宾兴会试辟雍，独常州中选者多，知州、教授特迁一官。

诏诸州学生员及五百人以上，许置教授二员；不及八十人，罢置教授官，以在州有科名官兼莅学事。

吴氏《能改斋谩录》曰：“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应见任教授不得为人撰书启、简牍、乐语之类，庶几日力有馀，办举职事，以副陛下责任师儒之意。’奉圣旨依。尝闻陈莹中初任颍昌教授官，时韩持国为守，开宴用乐语，左右以旧例必教授为之，公因命陈，陈曰：‘朝廷师儒之官，不当撰俳优之文。’持国遂荐诸朝，不以为忤。

四年，鲍耀卿言：“今州县学考试，未校文字精弱，先问时忌有无，苟语涉时忌，虽甚工不敢取。时忌如曰‘休兵以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诸如此语，熙、丰、绍圣试者共用不忌，今悉绌之，宜禁止。”诏可。

三年，臣僚言：“比者试文，有以圣经之言辄为时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尧之为君’，以为哉与灾同；‘制治于未乱’，‘安不忘危’，‘吉凶悔吝生乎动’，则以为危、乱、凶、悔皆当避。不讳之朝，岂宜有此！”诏禁之。

按：熙宁之立学校，养生徒，上自天庠，下至郡县，其大意不过欲使之习诵新经，附和新法耳。绍圣、崇观而後，群忄佥用事，丑正益甚，遂立元学术之禁，又令郡县置自讼斋以拘诽谤时政之人。士子志於进取，故过有拘忌，盖言“休兵节用”，则恐类元之学，言灾、凶、危、乱，则恐涉诽谤之语，所谓转喉触讳者也，则惟有迎逢谄佞而已。

七年，给事中毛友言：“比守郡，见诉役者，言：富家子弟初不知书，第捐数百缗钱求人试补入学，遂免身役。比其岁升不中，更数年而始除籍，则其幸免已多矣。请初试补入县学人，并帘试以别伪冒。”从之。

宣和三年，罢天下州县学三舍法，惟太学用之。

臣僚言：“元丰六年，学官召试六十人，而所取才四人，皆一时知名之士，故学者厌服。近观大观、政和所试，率三人取一，既非遴选，故投牒自请试者逾多，其选益轻。欲自今试者十人始取一人，以重其选。”从之。

又诏：“比取诸州教授，并令三省选差。合天下三百馀州，州尝有两教授者，则为员阙且五百矣。大臣五七人，岂能尽察才否，不过破格律，应亲故请求而已。比又尝命八行之教授诸州者，止许大藩员外置之，不以莅职。夫八行老成，有行实，又经廷试登科，顾不得实与诸生讲学。前诏皆未详审，其罢勿行。”

高宗建炎初，复教官试。绍兴中，议者谓欲为人师而自纳所业於有司，以幸中度。乃诏罢其试，而教授自朝廷选差。已而复之。凡有出身许应，先具经义、诗，试各三首，赴礼部，乃下省闱，分两场试之。而取其文理优长者，不限其数。初任为诸州教官，繇是为两学之选。十五年，国子监丞文浩言：“师儒之官，与诸生难疑答问，於群经宜无所不通。请自今并於《六经》中，临期取二经，各出两题，无拘义式，以贯穿该赡为合格。”诏行焉。其後四川制置司遇类省试年，亦放礼部附试，自嘉泰元年始。

绍兴三年，诏：“建炎二年内复置教授处共四十三州，至建炎二年并罢，任满更不差人。今将二年复置教授窠阙并行存留。”

又诏淮西路州县教授并行减罢，令逐州有出身官兼。十八年，江西转运贾直清奏，请立县学，於县官内选有出身人兼领教导。寻下国子监参酌措置。欲比附旧法，县学委知、通於令佐内选有出身官一员，兼领教导职事，及诸州军如未差教授处，即令本路提举司於本州有出身官选差一员兼领。若州县官俱无出身，只令本学长、谕专主教导，令知州、县令觉察点检。从之。

二十一年，大理寺主簿丁仲京奏：“赡学田土多为势家侵佃，望令提举学士官觉察。”上谓大臣曰：“既不度僧，常住多有绝产，其并拨以赡学。”既而户部请令提举司置籍拘管，其无敕额庵院一体行。

朱子《崇安县学田记》曰：“予惟三代盛时，自家以达于天子、诸侯之国，莫不有学，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则其士之廪於学官者宜数十倍于今日。而考之礼典，未有言其费出之所自者，岂当时为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学也有时，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给于县官也欤？至汉元、成，乃谓‘孔子布衣，养徒三千’，而增学官弟子至不复限以员数，其後遂以用度不足无以给之而至於罢。夫谓三千人者聚食於孔子之家，则已妄矣，然养士之需，至於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则亦岂可不谓难哉。盖自周衰，田不并授，人无常产，而为士者尤厄於贫，反不得与为农工商者齿。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则彼又安能终岁裹饭而学於我？是以其费虽多，而或取之经常之外，势固有不得已也。”

●卷四十七 职官考一

○官制总序

伏牺氏以龙纪，故为龙师名官（师，长也。龙化其官长，故为龙师。春官为青龙，夏官为赤龙，秋官为曰龙，冬官为黑龙，中官为黄龙。张晏曰：“庖牺氏将兴，神龙负图而至，因以名师与官也。”）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水名（共工氏，以诸侯霸有九州者。以受水瑞，故水名官）。神农氏以火纪，故为火师火名。（火德也，故为炎帝。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也。神农有火星之瑞，因以名师与官也）。黄帝师名（黄帝受命有瑞，故以纪事。春官为青，夏官为缙，秋官为白，冬官为黑，中官为黄也。黄帝有景之应，因以名师与官也）。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鸟纪，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凤鸟知天时，故以为历正之官），元鸟氏司分也（元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伯赵氏司至也（伯赵，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青鸟氏司启也（青鸟，也。以立春鸣，立秋止。音晏），丹鸟氏司闭也（丹鸟，雉也。以立秋来，立冬去，入大水为蜃。以上四鸟，皆历正以属），祝鸠氏司徒也（祝鸠，鹪鸠也。鹪鸠孝，故为司徒，主教民），且鸠氏司马也（且鸠，王且也。挚而有别，故为司马，主法制），鸠氏司空也（鸠，吉也。鸠平均，故为司空，平水土。音尸，吉音秸，音菊），爽鸠氏司寇也（爽鸠，鹰也。挚，故为司寇，主贼盗），鹘鸠氏司事也（鹘鸠，鹘雕也。春来冬去，故为司事。鹘音骨，雕音陟交反。似山鹄而小，至春多声）。五鸠，鸠民者也（鸠，聚也。治民尚聚，故以鸠为名）。五雉为五正正（五雉，雉有五种：西方曰尊雉，东方曰甾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希雉，伊洛之南曰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止也，止人使不淫放也。扈有九种，春扈分肩，夏扈切元，秋扈切蓝，冬扈切黄，棘扈切丹，行扈，宵扈啧啧，桑扈切脂，老扈安安。以九扈为九农之号，各随其宜，以教民事者也。盾音敕伦反，子夜反，啧壮革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於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德不能致远瑞，始以民事命官。此郯子对鲁昭公之辞。仲尼闻之，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乃见於郯子而学之）。又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长能修其业者，死配食於五行之神，为王者所尊奉）。春官木正曰句芒（正，官长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其祀重也），夏官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也。其祀黎也），秋官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该也），冬官水正曰元冥（水，阴而幽冥。其祀修及熙焉），中官土正曰后土（土为群物主，故称后也。其祀句龙焉。在家则祀中ニ，在野则祀社），唐尧之代，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故尧命之，使敬顺昊天。昊天，言元气广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会。历象其分节，敬记天时，以授人也。此举其目，下别序之）。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宅，居也。东表之地称夷。，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称谷。谷，夷，一也。羲仲，居治东方之官），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寅，敬。宾，导。秩，序也。岁起於东而始就耕，谓之东作。东方之官，敬导出日，平均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夏与春交，举一隅以明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秩南讹，敬致（讹，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时同之，亦举一隅）。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则夷东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寅饯纳日，平秩西成（饯，送也。日出言导，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万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称朔，亦称方。言一方则三方见矣。北称幽，则南称明，从可知也。都，谓所聚也。易，谓岁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顺天常。上总言羲、和敬顺昊天，此分别仲、叔各有所掌）。允百工，庶绩咸熙（允，信。，治。工，官。绩，功。咸，皆。熙，广也。言定四时成岁，历以告时授事，则能治百官，众功皆广，叹其善）。内有百揆、四岳（四岳，分主四方诸侯者也。《周礼正义》曰：“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兜、共工、放齐、鲧四人而已，馀四人无文可知，故《书传》云“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尧始以羲，和为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为四岳。出则为伯。其後稍死，分置八伯，以九州而言，八伯者，据畿外八州也，畿内不置伯，以乡遂之吏主之。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尧初天官为稷，至尧试舜天官之任，谓之百揆，舜又命禹为百揆，皆天官也），外有州牧、侯伯（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国之长）。

按：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後之官所治者，民事也。太古法制简略，不可得而详知。然以《经》、《传》所载考之，则自伏牺以至帝尧，其所命之官，大率为治历明时而己。盖太古洪荒，步占之法未立，天道幽远，非有神圣之德者不足以知之。而位天地，育万物，定四时，成岁功，乃君相职业一大事。《月令》“其帝太，其神句芒。”郑氏注以为此苍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来著德立功是也。盖此数圣人者，生则知四时之事，殁则为四时之神。然太、炎帝、少、颛顼所历者四时，而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则颛顼之时始有此五人者并世而生，能任此五官之事。至帝尧时，则占中星之法，置闰馀之法，渐己著明，然其命官，犹以羲、和为第一义。自是四子之後世守其法，居其官。至舜摄政之时，虽以“在玑玉衡，以齐七政”为首事，然分命九官，则皆以治民，而未尝及天事。盖累圣相承，其法至尧而备，世官自足以掌之，不必别求贤哲之辅，以专其任也。三代官制，至周而尤详。然观成王所以命官，若三公、三孤，则仅有燮理阴阳、寅亮天地二语为天事，而冢宰以下俱民事也。然尚承袭上古之官名。而所谓六官，则天官掌治，地官掌教，春官掌礼，夏官掌兵，秋官掌刑，冬官掌土，略不及天地四时之事。至於冯相氏、保章氏、挈壶氏，则不过三百六十属吏之一。盖至是，而治天事之官事{冖米}易而秩{冖米}卑矣。

虞舜有天下，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禹代鲧为崇伯，入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弃作后稷，播百；契作司徒，敷五教（布五常之教）；皋繇作士，正五刑（士，理狱官）；垂作共工，利器用（垂，臣名。共谓供其百工职事）；伯益作虞，育草木鸟兽（虞，掌山泽之官）；伯夷秩宗，典三礼（秩，序。宗，尊也。三礼，天、地、人之礼。伯夷，臣名，姜姓）；夔典乐，教胄子（胄，长也。谓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诗蹈之舞之，教长国子中和庸孝友），和人神（命夔，使勉之）；龙作纳言，出纳帝命（纳言，喉舌之官。听下言纳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盖亦为六官，以主天地四时也（崔灵恩曰：“自颛顼以来，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故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号曰羲、和。唐尧受之，乃置天地四时之官，命羲、和之後，使复旧职，而掌天地之事。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主四时，为六卿之任。及其末年，舜摄百揆，改地官为司徒，秋官为士，冬官为司空，春官为秩宗。故《尚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分命和仲、和叔等，使主四时之事。又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地官之事也。皋繇作士，五刑有服，秋官之任也。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冬官之职也。伯夷为秩宗，典朕三礼，此春官之所司也。”又《周礼正义》曰：“稷为天官，羲、和为夏官，共为六官。”）。夏后氏之制，亦置六卿（《甘誓》曰“乃召六卿”是也），其官名次，犹承虞制（《礼记》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殷制，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典，法也。此盖殷时制也。周制，太宰为天官，太宗曰宗伯，宗伯为春官，太史以下属焉；太士以神仕者）。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众，谓群臣也。此亦殷时制也。周制，司士属司马。太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六官）。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府，主藏六物之税。此亦殷时制也。周制皆属司徒。司士，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货，人也。音革猛反）。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此亦殷时制也。周制皆属司空。土工，陶旅也。金工，筑、冶、凫、、钅、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轮、舆、弓、庐、匠、车、梓也。兽工，函、鲍<韦军>、韦、裘也。唯草工职亡，盖谓作萑苇之器。<韦军>音吁援反。[A105]音方往反）。五官致贡曰享（贡，功也。享，献也。致其岁终之功於王，谓之献也。太宰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也）。五官之长曰伯（谓为三公也。《周礼》“九命作伯”）。千里之内为王畿，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属、连、卒、州，犹聚也。伯、帅、正，亦长也。凡长，皆因贤侯为之。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老，谓上公）。周成王既黜殷命，参考殷官，制为周礼，以作天地四时之名，谓之六卿（改太宰为天官冢宰，太宗为春官宗伯，司徒为地官，司马为夏官，司寇为秋官，司空为冬官）。立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礼，夏官司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六官之职皆总属於冢宰。故《论语》曰：“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尔雅》曰：“冢，大也。”冢宰则太宰，於百官无所不主），各有徒属，周於百事（崔灵恩曰王者之兴，须变人情，必有改官之礼，周礼所以兴也）。岁终，天子斋戒受谏（谏当所有改为），六卿以百官之成质於天子（质犹平也，平其计要），百官斋戒受质（受平报也），然後休老劳农（享食之也），成岁事（断计要也），制国用。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有变易。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不师古。始罢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总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贰於相。汉初，因循而不革，随时宜也。其後颇有所改（孟康注《汉书》曰：“大司马、左右前後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平至六百石为外朝。”）。王莽篡立，慕从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乱亡（当更始之时，官爵皆群小贾竖。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光武中兴，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後汉建武六年诏曰：“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官吏尚繁。”於是司隶、州牧条奏，并省四百馀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废丞相与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综理众务。洎於叔世，事归台阁，论道之官备员而已。魏与吴、蜀，多依汉制。晋氏继及，大抵略同（《山公启事》曰：“晋制，诸坐公事者，皆三年乃得叙用，其中多有好人，今逍遥无事。臣以为略依左迁法，随资裁减之，亦足惩戒，而官不失其用。”诏善之。又傅元奏曰：“诸官有病满百日不差，宜令去职，优其礼秩。既差而复用。”）。泰元六年改制减费，损吏士职员凡七百人（时议省州郡县半吏，以赴农功。荀勖议以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载其清静，此清心也。汉文垂拱，几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员，县官国邑才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正始中，亦并合郡县，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则宜以省事为先。设官分职，委事责成。量能授任，思不出位。若欲省官，窃谓九寺可并於尚书，兰台宜省付三府。”至东晋，桓温又表曰：“愚谓门下三省、秘书、著作，通可减半。古以九卿综事，不专尚书。今事归内台，则九卿为虚设，皆宜省并。若郊庙、籍田之属，临时权兼，事讫省矣。”）。爰及宋、齐，亦无改作（宋时制新长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锢三年。山阴令沈叔在父疾去职，御史中丞郑鲜之上议曰：“所以为其制者，莅官不久，则奔竞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绩之实耳。今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损义疾理，莫此为大。”诏从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没者，坟墓崩毁及疾病，放属辄去，并不禁锢）。官司有三台、五省之号（三台，盖两汉旧名。五省，谓尚书、中书、门下、秘书、集书省也），郡、县有三岁为满之期（宋州郡县居职，以三周为小满）。梁武受终，多遵齐旧。然而定诸卿之位，分配四时（说在《列卿》中），置戎秩之官，百有馀号（武帝时，置百二十五号将军，为二十四班）。陈遵梁制，不失旧物（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经为挽郎得仕。必有奇才、异行、殊勋，别降恩旨叙用者，不在常例。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得微清，即胜於迁）。後魏昭成之即王位，初置官司，分掌众职（以燕凤为右长史，许议为郎中令）。然而其制草创，名称乖疏。皇始元年，道武平并州，始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等官悉用文人。天兴中，太史言天文错乱，当改王易政，故官号数革（初，道武制官，皆拟远古、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也。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视。他皆类此）。至孝文太和中，王肃来奔，为制官品，百司位号，皆准南朝，改次职令，以为永制（凡守令以六年为满，後经六年乃叙）。又作考格，以之黜陟。又宣武帝行考陟之法，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阶散官；上第者，四载登一级。孝明以後，授受多滥（自明帝孝昌以後，天下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并立佐僚，所在颇为烦扰。及东魏静帝时，齐神武作相，高隆之表请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又时诸朝贵多假常侍，以取貂蝉之饰。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陈诸假侍服者，请亦罢之。又自军国多事，冒窃官者不可胜数，隆之奏请捡括，得五万馀人，而群小喧嚣，隆之惧而止）。北齐创业，亦遵後魏，台、省位号，多类江东（以门下省掌献纳谏正，中书省管司王言，秘书省典司经籍，集书省掌从容讽议，中常侍省掌出入门ト，御史台察纠弹劾）。後主临御，爵禄犬马（御马及犬乃有仪同、郡公之号，籍以旃，食物十馀种。其宫婢、阉人、商人、胡人、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富贵者万数。至末年，太宰、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三公等官，并增员而授，或二或三，不可称数）。後周之初据关中，犹依魏制。及平江陵之後，别立宪章，酌《周礼》之文，建六官之职，其他官亦兼用秦、汉（他官谓将军、都督、刺史、太守之类）。隋文帝践极，百度伊始，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其於庶僚，颇有损益，凡官以四考而代（又制：凡官以理去职，听并执笏）。至炀帝，初存稽古，多复旧章（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如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大业三年，始行新令，有三台、五省、五监、十二卫、十六府（殿内、尚书、门下、内史、秘书，五省也。谒者、司隶、御史，三台也。少府、长秋、国子、将作、都水，五监也。左右翊、左右骁、左右武、左右屯、左右御、左右候、十二卫也。左右备身、左右监门等，凡十六府也。或是旧名，或是新置。诸省及左右卫、武侯、领军、监门府为内官，自馀为外官）。於时天下繁富，四方无虞，衣冠文物为盛矣。既而渐为不道，百度方乱，号令日改，官名月易，图籍散逸，不能详备。唐职员多因隋制，虽小有变革，而大较不异（高祖制：“文官遭父母丧者，听去职。”）。贞观六年，大省内官，凡文武定员六百四十有二而己（显庆元年初制：“拜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雍州牧、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左右仆射，并临轩册授。太子三少、侍中、中书令、诸曹尚书、诸卫大将军、特进、镇军辅国大将军、光禄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册。”又制：“文武官五品以上老及病不因罪解者，并听同致仕例。”）。龙朔二年，又改京司及百官之名（改尚书省为中台，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其馀官司悉改之），咸亨元年复旧。至於武太后，再易庶官，或从宜创号（改尚书省为文昌台，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御史台为肃政台，及诸寺卫等名。又置控鹤府官员），或参用古典（改六尚书为天地四时之官）。天授二年，凡举人，无贤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试官以处之。试官盖起於此也（试者，未为正命。凡正官，皆称行、守。其阶高而官卑者称行，阶卑而官高者称守，官阶同者并无行、守字。太后务收物情，其年二月，十道使举人，并州石艾县令王山耀等六十一人，并授拾遗、补阙；怀州录事参军崔献可等二十四人，并授侍御史；并州录事参军徐昕等二十四人，并授著作郎；魏州内黄县尉崔宣道等二十二人，并授卫佐、校书、御史等。故当时谚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试官自此始也）。於时擢人非次，刑网方密，虽骤历荣贵，而败轮继轨（神功元年制曰：“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又制：“其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不得任京清显要等官。若累阶应至三品者，不得进阶，每一阶酬勋两转。如先有上柱国者，听回授期以上亲。必有异行奇材别立殊效者，不拘此例。”）。神龙初，官复旧号（凡武太后所改之官）。二年三月，又置员外官二千馀人（国初旧有员外官，至此大增，加兼超授诸阉官为员外官者，亦千馀人。中书令李峤，初自地官尚书贬通州刺史，至是召拜吏部侍郎。峤志欲曲行私惠，求名悦众，冀得重居相位，乃奏请大置员外官，多引用势家亲识。至是，峤又自觉铨衡失序，官员倍多，府库由是减耗），於是遂有员外（员外官，其初但云员外。至永徽六年，以蒋孝璋为尚药奉御，员外特置，仍同正员。自是员外官复有同正员者。其加同正员者，唯不给职田耳，其禄俸赐与正官同。单言员外者，则禄俸减正官之半）、检校、试、摄、判、知之官（摄者，言敕摄，非州府版署之命。检校者，云检校某官。判官者，云判某官事。知者，云知某官事。皆是诏除，而非正命），逮乎景龙，官纪大紊，复有“斜封无坐处”之诵兴焉（景龙中，有太平、安乐、长宁、宜城等诸公主，及上官氏与其母沛国夫人郑氏、上官柴氏、贺娄氏、女巫陇西夫人赵氏，皆树用亲识，亦多猥滥。或出身臧获，或由於屠贩，多因赂货，累居荣秩，咸能别於侧门降墨敕斜封以授焉，故时人号为“斜封官”。时既政出多门，迁除甚众，自宰相至於内外员外官及左右台御史，多者则数逾十倍，皆无厅事可以处之，故时人谓之“三无坐处”，谓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先天以来，始惩其弊（元宗御极，宰相姚元崇、宋兼吏部尚书，大革奸滥，卜去其九。时有殿中侍御史崔氵位、太子中允薛昭讽帝曰：“先朝所授斜封官，恩命己布，而姚元崇、宋等洎先帝之明，归怨陛下，道路谤ゥ，天下称冤。柰何与万人为仇敌，恐有非常之变。”上以为然，乃下诏曰：“诸缘斜封别敕授官，先令停任，官并量材叙用。”监察御史柳泽又上疏极言不可：“其斜封官得免罪戾，己沐恩私。旬月之内频烦降旨，前敕令至冬处分，後敕又令替人却停，将何以止奸邪？将何以惩风俗？”）。至开元二十五年，刊定职次，著为格令（此格皆武德、贞观之旧制，永徽初已详定之，至开元二十五年再删定焉。至二十八年，又省文武六品以下官三百馀员及诸流外、番官等）。盖尚书省以统会众务，举持绳目。门下省以侍从献替，规非宜。中书省以献纳制册，敷扬宣劳。秘书省以监录图书。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内侍省以承旨奉引（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凡六省）。御史台以肃清僚庶。九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为九寺）、五监（少府、将作、国子、军器、都水为五监）以分理群司。六军（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为六军）、十六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领军、左右金吾、左右监门、左右千牛为十六卫）以严其禁御。一詹事府、二春坊（有左、右春坊，又有内坊，掌ト内诸事）、三寺（家令寺、率更寺、太仆寺）、十率（左右卫、左右司御、左右清道、左右监门、左右内侍，凡十率府）俾储宫。牧守、督护分临畿服（京府置牧，馀府、州置都督、都护、太守），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按察、采访等使以理州县。节度、团练等使以督府军事。租庸、转运、盐铁、青苗、营田等使以毓财货。其馀细务因事置使者，不可悉数。其转运以下诸使，无所治，废置不常，故不别列於篇）。自六品以下，率由选曹，居官者以五岁为限。於是百司具举，庶绩咸理，亦一代之制焉。（一岁为一考，四考有替则为满。若无替，则五考而罢。六品以下，吏部注拟，谓之旨授。五品以上，则皆敕除。自至德之後，天下多难，甄才录效，制敕特拜，繁於吏部，於是兼试、员外郎倍多正员。至广德以来，乃立制限，州县、员外、兼试等官，各有定额。并云额内溢於限者，不得视职。其有身带京官冗职资名清美兼州县职者，云占阙焉，即如正员之例。官以三考而代，无替四考而罢，由是官有常序焉。）

唐自太宗时己有员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员。至於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己则罢，或遂置而不废，其名类繁多，莫能遍举。肃、代以後，盗起兵兴，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将，听临事注名。其後，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资高下。及清渠之败，复以官爵授散卒。由是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名器之滥，至是而极（张巡在雍邱，才领一县千兵，而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德宗避难於奉天，浑之童奴曰黄岑，力战，即封渤海郡王。至於僖、昭之世，遂有促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之号。德宗幸梁州，在道，民有献瓜果者，上欲试以散官，陆贽言：“军兴以来，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方今之病，在於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何以劝人？夫诱人之方，惟名与利。名近虚而於教为重，利近实而於德为轻。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耗匮而物力不给。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诞慢而人情不趋。夫突锋排患难者，则以是赏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献瓜果者受试官，则彼人将曰：‘吾以忘躯命获官，而彼以献瓜果得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之瓜果矣。’”）。

宋朝设官之制，名号品秩一切袭用唐旧。然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用三省长官。中书、门下并列於外，又别置中书於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庭诸中外库，悉隶三司。中书省但掌册文、覆奏、考帐。门下省主乘舆八宝，朝会位版，流外较考，诸司附奏挟名而己。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他官典领，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记事之笔。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补阙、拾遗改为司谏、正言，而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於仆射、尚书、丞郎、郎中、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秘书、殿中二省，名存实废，惟内侍所掌犹仿佛故事。九寺、五监，尤为空官。六统军、十六卫，每遇大礼朝会，但遣官摄事，以备仪范。天圣中，始以环卫官补宗室子。东宫官不常置，公主无邑司。节度使不食本镇租赋。藩府除授虽带都督之名，而实不行都督之事。京府以及四方大镇，皆有牧尹，而类非亲王不除。诸路无观察、采访，而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特以为右列叙迁之宠，虽有正任、遥领，大率不亲本州之务。诸司使、副，有东班、西班，又有横班。横班之有职事者，独ト门、客省、四方馆略有典掌，其他悉无所领。此其大概也。至於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治内外之事。其次又有阶、有勋、有爵。故士人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而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而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为轻重。时人为之语曰：“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虚名之不足砥砺天下也如此。自真宗、仁宗以来，议者多以正名为请。咸平中，杨亿首言：“文昌会府，有名无实，宜复其旧。”既而言者相继，乞复二十四司之制。至和中，吴育亦言：“尚书省天下之大有司，而废为所，当渐复之。”然朝论异同，未遑正。神宗即位，慨然欲更其制。熙宁末，始命馆阁校《唐六典》。元丰三年，以摹本赐群臣，乃置局中书，命翰林学士张ロ等详定。八月，下诏肇新官制，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九月，详定所上《寄禄格》。会明堂礼成，近臣迁秩即用新制，而省、台、寺、监之官，各还所职矣。五年，省、台、寺、监法成。六年，尚书新省成，帝亲临幸，召六曹长贰以下，询之职事，因戒敕焉。初，新阶尚少，而转行者易以混杂。及元初，於朝议大夫六阶以上始分左、右。既又以流品无别，乃诏寄禄官悉分左、右，词人为左，馀人为右。绍圣中罢之。崇宁初，以议者有请，自承直至将仕郎，凡换选人七阶。大观初，又增宣奉至奉直大夫四阶。政和末，自从政至迪功郎，又改选人三阶，於是文阶始备。而武阶亦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而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故有郎官大夫之首者。继又以新名未具，增置宣正履正大夫、郎，凡十二阶，通为横班，而文武官制益加详矣。大抵自元以後，渐更元丰之制：二府不分班奏事，枢密加置签书，徽省则既罢复建，户部则不领右曹，专典常平而总於其长，起居郎、舍人则通记起居而不分言动，馆职则增置校勘黄本。凡此皆与元丰稍异也。其後蔡京当国，率意自用，然动以继志为言。首更开府守臣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县分六案。又内侍省职，悉仿机庭之号。己而修六尚局，建三衙郎，又更两省之长为左辅、右弼，易端揆之称为太宰、少宰。是时员既滥冗，名且紊杂，故官有视秩，甚者走马承受升拥使华，黄冠道流亦预朝品。元丰之制，至此大坏。及宣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纷更，乃请设局，以修官制格目为名，书未成而边事起矣。

○官数

唐六十员，虞六十员（《尚书》云建官惟百。郑元云虞官六十，唐官未闻，尧、舜同道，或皆六十，并属官而言，则皆有百），夏百二十员（《尚书》云夏、商官倍，则二百。郑元云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员（《明堂位》：“二百。”郑元曰二百四十），周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员（内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诸侯国官六万一千三十二人，按《礼记 王制》计之。商制同）。

右杜氏《通典》所载唐、虞、夏、商之官员数，往往以传闻异辞，故於注两存之。至周之官数，则以为出於《礼记 王制》。今考之，其所谓外诸侯官六万一千三十二人者，以《王制》云殷时天下诸侯国千七百七十三，内大国二百四十九，次国五百一，小国一千二十三。大国、次国则皆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士。唯小国二卿，其大夫与士，如大国、次国之数。大凡列国卿、大夫、士有六万一千三十二人，其数是矣。独所谓内官二千六百四十三人者，未知何据。谨按周家之官数，莫详於《周礼》。今以《周礼》太宰以下及其属，稽其员数之可考者，除《冬官》一篇已亡，无所稽据外，而五官所掌，其有命官而难考员数者，如山虞，每大山中士二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二人；川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之类是也。又有元无命官者，如酒人、浆人之为奄，女御、女祝之为女，方相氏之为狂夫，蛮隶、罪隶之为徒隶是也。若此之外，则其数未尝不昭然可考。大概为公者三人，为卿者二十四人（六官六，六卿六，世妇六宫十二），中大夫共六十八人，下大夫共二百九十三人，上士共一千一百三十三人，中士共四千五百三十六人，下士共一万九千二百零九人。自公而至下士，总计二万五千二百六十六人。此则《周礼》所载内官可考之数也，与前数殊不吻合，今姑具载其目於后，以俟考订之精详者共评之。

《周礼》命官员数。

◎公

乡老，每二乡公一人（郑注：“王置六乡，则公有三人。”）。

◎卿

太宰一（天官） 大司徒一（地官） 乡大夫每乡卿一人（注：六乡则卿六人，各主一乡之事，然总属司徒，非六官兼乡大夫也。地官） 太宗伯一（春官） 世妇每宫卿二人（注：王后六宫则十二人。疏谓此为奄卿。春官） 大司马一（夏官） 大司寇一（秋官） 司空一（《冬官》已亡，不能知其官数员数。然司空之为卿一人，不言可知也）。

右卿共二十四人。

◎中大夫

小宰二　司会二（右天官，共四人） 小司徒二　师氏一　州长：每州一，凡三十州，计三十人。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计六人。遂人二（右地官，共四十一人）

小宗伯二　大司乐二　内史一（右春官，共五人） 小司马二　戎右二　大驭二 戎仆二　校人二　职方氏四（右夏官，共十四人） 小司寇二　大行人二（右秋官，共四人）。

右中大夫共六十八人。

◎下大夫

宰夫四　太府二　司会四　内宰二（右天官，共十二人） 乡师四　党正：每党一人，凡一百五十党，计一百五十人。保氏一　司市二　司门二　遂师二　县正：每县一人，凡三十县，计三十人。廪人二（右地官，共一百九十五人）肆师四　世妇：每宫四人，六宫当二十四人。冢人二　墓大夫二　乐师四　太师二　太卜二　太祝二　太史二　巾车二（右春官，共四十八人） 军司马四　射人二　司士二　诸子二　虎贲氏二　太仆二　司甲二　司弓矢二　齐右二　齐仆二　职方氏八（右夏官，共三十人） 士师四　小行人四（右秋官，共八人）。

右下大夫共二百九十三人。

◎上士

宰夫八　宫正八　膳夫二　医师二　太府四　玉府二　司会八　司书二　职内二　职岁四　职币二　内宰四　内小臣奄上士四（郑注：“奄称士者，异其贤。”愚按：此必奄官之受爵命，如後来内侍省官之类；如酒人等，只称奄几人，则泛泛趋走之奄，与府史等也。右天官，共计四十六人）乡师八　族师：每族一，凡七百五十族，计七百五十人。载师二　县师二　师氏二　司市四　泉府四　司门四　司关二　掌节二　遂师八　鄙师：每鄙一人，凡一百五十鄙，计一百五十人。土均二　稻人二　廪人四　舍人二（右地官，共九百四十八人） 肆师八　天府一　职丧二　乐师八　小师四　卜师四　太祝四　丧祝二　太史四　内史四　外史四　巾车二　都宗人二　家宗人二（右春官，共五十三人）舆司马八 司勋二　掌固二　候人六　射人四　司右二　小臣四　缮人二　戎右二　道右二　道仆十二　田仆十二　校人四　土方氏五（右夏官，共六十七人） 乡士八　职金二　司仪八　掌客二（右秋官，共二十人）。

右上士共一千一百三十三人。

◎中士

宰夫十六　宫正四　宫伯二　膳夫四　庖人四　内饔四　外饔四　兽人四　渔人二　食医二　疾医八　酒正四　宫人四　玉府四　内府二　外府二　司会十六　司书四　职内四　职岁八　职币四　司丧二　内宰八　典妇功二（右天官，共一百十八人） 乡师十六　闾胥：每闾一，凡三千闾，计三千人。封人四　鼓人六　牛人二　载师四　闾师二　县师四　遗人二　均人二　保氏二　司谏二　司救二　司市八　质人二　廛人二　泉府八　司门八　司关四　掌节四　遂师十六　ガ长：每ガ一人，凡七百五十ガ，计七百五十人。旅师四　委人二　土均四　稻人四　土训二　诵训二　迹人四　人二　囿人四　廪人八　舍人四　仓人四　司禄四（右地官，共三千八百九十八人） 肆师十六　天府二　典瑞二　典命二　司服二　典祀二　世妇：每宫八人，六宫四十八人。冢人四　墓大夫八　职丧四　大胥四　典同二　磬师四　钟师四　笙师二　师二　师四　章二　卜人八　龟人二　筮人二　占梦二　二　小祝八　丧祝四　司巫二　巫师二　小史八　冯相氏一　保章氏二　内史八　外史八　御史八　巾车八　典路二　车仆二　司常二　都宗人四　家宗人四（右春官，共二百四人） 行司马十六　马质二　司险二　掌疆八　司士六　诸子四　虎贲氏十二　旅贲氏二　祭仆六　司甲八　司兵四　司弓矢八　人四　驭夫二十　职方氏十六　怀方氏八　合方氏八　训方氏四　形方氏四　山师二　川师二　{备逯}师四　匡人四　扌覃人四（右夏官，共一百五十八人） 乡士十六　遂士十二　县士三十二　方士十六　讶士八　朝士六　司民六　司刑二　司圜六　司隶二　布宪二　司仪十六　环人四　掌讶八　掌交八　掌察四方八　都则一　都士二　家士二（右秋官，共一百五十七人）。

右中士共四千五百三十六人。

◎下士

太宰：旅三十二。宫正八　官伯四　膳夫八　庖人八　内饔八　外饔八　亨人四　甸师二　兽人八　渔人四　鳖人四　腊人四　医师四　疡医八　兽医四　酒正八　凌人二　宫人八　掌舍四　幕人一　掌次四　太府八　司丧四　掌皮四　典妇功四　典丝二　典二　染人二　追师二　履人二　夏采四（右天官，一百七十九人） 司徒：旅三十二。比长：每比一人，凡一万五千比，计一万五千人。封人八　舞师二　牧人六　牛人四　充人二　遗人四　均人四　调人二　媒氏二　司市十六　质人四　廛人四　泉府十六　司门十六又每门二人王城十二门计二十四人　遂师：旅三十二。里宰：每里一人，凡三千里，计三千人。旅师八　稍人四　委人四　土均八　草人四　稻人八　土训四　诵训四　迹人八　人四　角人二　羽人二　掌葛二　掌染草二　掌炭二　掌茶二　掌蜃二　囿人八　廪人十六 仓人八　司禄八　司稼八（右地官，共一万八千二百九十六人） 宗伯：旅三十二。郁人二　鬯人二　鸡人一　司尊彝二　司几筵二　典祀四　职丧八　乐师十六　小胥八　磬师八　钟师八　笙师四　钅专师四　师二　旄人四　章四　娄氏四　典庸器四　司干二　卜人十六 叶氏二　占人八　小祝十六　丧祝八　甸祝二　诅祝二　小史十六　冯相氏四　保章氏四　内史十六　御史十六　巾车十六　典路四　车仆四　司常四（右春官，共二百七十五人）司马：旅三十二。司勋四　量人二　小子二　羊人二　司二　掌固八　司险四　候人十二　环人六　挈壶氏六　射人八　服石氏一　射鸟氏一　罗氏一　掌畜二司士十二　司右四　旅贲氏十六　节服氏八　御仆十二　隶仆二　弁师二　司戈盾二　缮人四　驭夫十四　校人十六　趣马一　巫马二　牧师四　庾人二　土方氏十　山师四　川师四　原师八（右夏官，共二百四十六人） 司寇：旅三十二。司刺二　司约二　司盟二　职金四　司厉二　犬人二　司圜十二　掌囚十二　掌戮二　司隶十二　布宪四　禁杀戮二　禁暴氏二　野庐氏六　蜡氏四　雍氏二　萍氏二　司寤氏二　司ピ氏六　条狼氏六　修闾氏二　冥氏二　庶氏一　冗氏一　{羽是}氏二　柞氏八　氏二　{折石}蔟氏一　翦氏一　赤友氏一蝈氏一　壶涿氏一　庭氏一　衔枚氏二　伊耆氏一　行夫三十二　掌客四　掌货贿十六　都则二　都士四　家士四（右秋官，二百一十三人）。

右下士共一万九千二百零九人。

有命官，难考员数：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族、党、州、县、乡、ガ、鄙、遂，皆有定数，可以推官数之多少，如云每遂中大夫一人，则六遂可知为六人，族师每族上士一人，则七百五十族可知为七百五十人之类。若山泽之名数，则注家不言其有几，所以难考官数）。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二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川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中川下士四人，小川下士二人。泽虞，每大泽大薮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中泽、中薮如中川，小泽、小薮如小川。场人，每场下士二人。司关，每关下士二人。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都司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朝大夫，每国上士二人，下士四人。

无命官：

酒人（奄。郑注谓宦人，贾注谓不称士则称奄。亦府史之属）浆人（奄）笾人（奄） 醢人（奄）醯人（奄） 人（奄） 幂人（奄） 阍人　寺人　内竖　九嫔　女御　女祝　女史　内司服（奄） 缝人（奄） 胥师　贾师　司　司稽　肆长　邻长　舂人（奄）饣喜人（奄） 人（奄） 守祧（奄）瞽蒙（奄） 视了　凡以神仕者　方相氏　圉师　罪隶　蛮隶　闽隶　夷隶　貉隶

汉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万二百八十五员（哀帝时数，兼诸府州郡胥吏）。後汉七千五百六十七员。晋六千八百三十六员。宋六千一百七十二员。齐二千一百三员。後魏七千七百六十四员。北齐二千三百二十二员（并内官）。後周二千九百八十九员（并内官）。隋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员（内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外郡县官九千九百九十五）。唐一万八千八百五员（内官二千六百二十，外郡县官一万六千一百八十五）。

宋内外官员数：

元丰间，南丰曾巩议经费，言景德官一万馀员，皇二万馀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馀员，总二万四千员。

《朝野杂记》：“祖宗时，内外文武官通一万三千馀员。天圣中，两制、两省不及三十员，京朝官不及二千员，三班使臣不及四千员。庆历中，两制、两省至五十员，京朝官二千七百馀员，流外铨选人仅万计。乾道中，京朝官已三四千员，选人亦七八千员。绍熙二年，京朝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合四选，凡三万三千一十六员。庆元二年，京朝官如绍兴之数，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员，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小使臣一万八千七十员，通四选、凡四万二千有奇。盖五年之间所增，仅九千馀员，可谓官冗矣。嘉泰元年春，左选京官以上三千一百三十三员，选人万五千二百四员，大使臣以上六千八百五十四员，校尉以上万二千六百十六员，通四选，共三万七千八百馀员。是五年间所损，仅二千馀员，未知何故。”

●卷四十八 职官考二

○三公总序（四辅二大附）

《记》曰：“虞、夏、商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尚书大传》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志而不志，责之丞；可正而不正，责之辅；可扬而不扬，责之弼。其爵视卿，其禄视次国之君。”），不必备，惟其人。语使能也。”故天子无爵，三公无官，参职天子，何官之称？天文三台，以三公法焉（三台，星名。台，一作能）。伊尹曰：“三公调阴阳，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周成王作《周官》，曰：“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师，天子所师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义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论道，以经纬国事，和理阴阳。）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人），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贰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辅我一人之治）。”则三太，周之三公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公，八命也。九命则分陕为二伯）。又以三少为孤卿，与六卿为九焉（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也。《周礼正义》曰：“按《婚义》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传》云司徒公、司马公、司空公，公各兼二卿。按《顾命》，太保领冢宰，毕公领司马，毛公领司空，别有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卫侯为司寇，则周时三公各兼一卿之职，与古异矣。”又《周礼》王畿有六卿，每二卿则公一人，盖一公领二卿也）。舜之於尧，伊尹於汤，周公、召公於周，是其任也（贾谊曰：“天子不喻於前圣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见礼义之正，《诗》、《书》无宗，学业不法，太师之责也。古者齐太公职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礼於大臣，不中於折狱，无经於百官，不哀於丧，不敬於祭，不诚不信，太傅之责也。古者周公职之。天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言语不叙，音声不中，进退升降不以礼，俯仰周旋不以节，此太保之责也。古者燕召公职之。天子燕业反其学，左右之习诡其师，益诸侯，过大臣，不知文雅之辞，此少师之责也。天子居处出入不以礼，衣服冠带不以制，御器倒侧不以度，采服从好不以章，忿悦不以义，与夺不以节，此少傅之责也。天子居燕私，安而易，乐而耽，饮食不时，醉饱不节，寝起早晏无常，玩好器弄无制，此少保之责也。”）。故《周礼》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後（树棘以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怀也，言怀来人於此，欲与之谋也。群吏，谓府史也。州长，乡、遂之官）。三公一命衮，若有加赐也，不过九命（三公八命矣，复加一命，则服衮龙，与王者之後同，多於此赐也，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有日月星辰。《周礼》曰：“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春秋》九命作伯，尊公曰宰，言於海内无不宰统焉。或说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韩诗外传》曰：“故阴阳不和、四时不节、星辰失度、灾变非常，则责之司马。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民怨其上，则责之司徒。山陵崩弛、川谷不通、五不植、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汉初唯有太傅、太尉，後加置太师、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哀帝时，议以汉旧无司徒，故定三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史记》曰，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汉初因秦置丞相，而弘为之。则丞相为三公矣）。王莽居摄，置四辅官（初，王莽为左辅，甄丰为右弼，甄邯为右丞。後又制以太师、太傅、国师、国将为四辅，位上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後汉唯有太傅一人，谓之上公。及有太尉、司徒、司空（光武初诏司徒、司空二府去“大”，无称爵），而无师、保（董卓盗为太师，非汉本制）。太尉公主天（部太常、卫尉、光禄勋），司徒公主人（部太仆、鸿胪、廷尉），司空公主地（部宗正、少府、司农），而分部九卿（汉制，三公号称万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风俗通》云，三公一岁其食万石也。）盖多以九卿为之。若天地灾变，则皆册免，自太尉徐防始焉（後汉本制，日食、星流及大雨雹等灾变者，惟免太尉。自徐防为太尉，凡天地灾变，三公皆免。至魏黄初二年，始罢此制）。汉制，三公不与盗贼，若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使虎贲执刃夹之也。魏武为司空，破张绣，入觐天子，亦行此制，汗流洽背，自此不复朝觐也）。朝臣见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舆为下。凡拜公，天子临轩，六百石以上悉会，直事卿赞拜，御史授印绶，公三让，然後受。至安帝时，三府任薄，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其灾眚变咎，则责免公台。灵帝临朝，始遣使者就长安拜张温为太尉。三公在外，自温始也。至献帝建安十三年，乃罢三公官。魏初复置，与後汉同（有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然皆无事，不与朝政（高柔上疏云：“今公辅之臣，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大臣献可替否之谓也。”）。初封司空崔林为安阳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林字德孺。裴松之曰：“汉封丞相己为荀悦所讥。魏封三公，其失同也。”）。黄初二年，又分三公户邑，封子弟各一人为列侯。末年，增置太保。晋武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义阳王子初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ダ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凡八公，同时并置，惟无丞相焉，时所谓“八公同辰，攀附翼”者也。遂以太傅、太保为上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无其人则阙，盖居者甚寡（诸公，品第一，食俸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给绢，春百疋，秋二百疋，绵二百斤。元康元年，给菜田十顷，田驺十人。立夏以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又给虎贲二十人，特班剑。给朝车驾安车黑耳）。其太尉、司徒、司空，自汉历魏，皆为三公。及晋迄於江左，相承不改（上公、三公之制不改）。前代三公册拜，皆设小会，所以崇宰辅之制也。自魏末废而不行，至晋拜石鉴（字林伯）为左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始有诏令会，遂以为常（十六国姚泓僭号，受经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亲省疾，拜於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宋皆有八公之官，而不言为八公也（《宋志》曰：“三公黄ト，前史无有义。按《礼记》：‘士与天子同，公侯、大夫则异。’郑元注云：‘士贱，与君同，不嫌也。’夫朱门洞启，当阳之正色也。三公之与天子礼秩相亚，故黄其ト，以示谦不敢斥天子。宜是汉旧制。”音毕）。齐时三公，唯有太傅。梁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开府仪同三司等官；诸公及从公开府者，亦置官属。陈以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并为赠官。三公之制，开黄ト，厅事置鸱尾。後魏以太师、太傅、太保谓之三师，上公也；大司马、大将军谓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谓之三公。北齐皆有三师、二大、三公之官，并置府。其府三门，当中门黄ト，设内屏。三师、二大置佐吏，则同太尉府。後周置六卿之外，又改三师官谓之三公，兼置三孤以贰之（少师、少傅、少保）。而以司徒为地官，大司马为夏官，司空为冬官，如姬周之制，无复太尉、三师之号。宣帝又置四辅官（以大冢宰越王盛为大前疑，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右弼，申国公李穆为大左辅，隋国公杨坚为大後丞）。隋置三师，不主事，不置府僚，但与天子坐而论道。置太尉、司徒、司空，以为三公，参议国之大事，依北齐置府僚，无其人则阙。祭祀则太尉亚献，司徒奉俎，司空行扫除。其位多旷，皆摄行事。寻省府僚佐，置公则坐於尚书都省。朝之众务，总归於台阁矣。炀帝即位，废三师官。唐复置三师，以师范一人，仪刑四海。置三公，以经邦论道，燮理阴阳（祭祀则与隋制同），并无其人则阙。天宝以前，凡三师官，虽有其位，而无其人。太师、太傅、太保各一人，是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是为三公。亲王拜者，不亲事祭祀，阙则摄（不置官属）。五代时，多以畀藩镇及赠官：罗绍威（太师）、韩建（司徒）、马希范、张全义、安元信（并太师）、冯行袭（太傅）。

宋承唐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为宰相、亲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预政事，赴上於尚书省（凡除授，则自司徒迁太保，自太傅迁太尉。检校亦如之）。太尉旧在三师下，由唐以来，至宋朝加重，加以太尉居太傅之上。若宰臣官至仆射致仕者，以在位久近，或己任司空、司徒，则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师则为异数，自赵普以开国元勋，文彦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虽太傅王旦、司徒吕夷简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熙宁二年，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平章事，辞司空、侍中，从之。三年、曾公亮除守司空、检校太师、兼侍中，以两朝定策之功辞相位也。六年，文彦博除守司徒、兼侍中。九年，彦博除守太保、兼侍中，辞太保，从之。元丰三年，曹佾为检校太师、守司徒、兼中书令。九月，诏检校官除三公、三师外并罢（宋朝检校官一十九：三公三师六，左仆射至水部员外郎，共十三。官制行，左仆射以下为职事官，故罢）。又以文彦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富弼守司徒，皆录定策之功也。六年，彦博守太师致仕。八年，王安石守司空，曹佾守太保。元元年，文彦博落致仕，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吕公著守司空、同平章军国重事（旧制，将相皆以阶官守三师或三公。元丰改官制，文彦博常以河东节度使守太师，王安石以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元初，彦博罢节度使，入为平章军国重事，即去守字。及公著为司空，学士院草制，误存守字，是日三省被旨贴麻改正）。崇宁三年，蔡京授司空，行尚书左仆射。大观元年，京为太尉；二年，为太师。政和二年，京落致仕，依前太师，三日一至都堂洽事。九月，诏以太师、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为三师，古无此称，合依三代为三公，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并宜罢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亦称三少，为次相之任。至是，京始以三公任真相。三公自祖宗以来，罕尝备官。独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计也。太师三人：蔡京、童贯、郑绅；太傅四人：王黼、燕王俣、越王、郓王楷；太保十一人：蔡攸、肃王枢至仪王Ф。渡江後，以用兵故，秦桧为太师，张俊、韩世忠为太傅，刘光世为太保。乾道初，杨沂中、吴并为太傅。绍兴初，史浩为太师，嗣秀王为太保，盖自绍兴後，三公未尝备官。

按：三公、三师官之滥授，莫甚於宣和以来，所授者皆非其人，固不待言，而名体尤有未正者。盖郓王、肃王辈为之，是以子为师傅也；童贯为之，是以厮役为师傅也。《朝野杂记》载嘉定初，皇子薨，讨论赠典，吏部引元丰故事，欲赠太师、尚书令，而倪正父引王禹玉等议，以为皇子以师傅名官，於义未安。然不知宣和时，皇子已有生为师傅者矣。

旧检校官十有九，元丰官制，惟存三师，後更定官称，三孤亦置检校，以待节度使之久次者。加至检校少师者，文臣则迁开府仪同三司，武臣则迁太尉。此除授之序也。中兴以後，惟刘光世尝除检校至三公。後或才为检校三孤，不必序进，径拜使相，若太尉，亦有自节度使超进，则又不必为检校官者，皆殊恩也。按朱熹曰，汉初，未见孔壁古文《尚书》中《周官》一篇说太师、傅、保为三公，但见伏生口授《牧誓》、《立政》中所说司徒、司马、司空，遂以为三公而置之。岂知诸侯只三卿，故止有司徒、司马、司空。惟天子方有三公、三孤、六卿。《立政》所纪，周是时方为诸侯，乃侯国制度。《周官》所纪，在成王时，所以不同。公、孤以师道辅君，是为加官。周公以太师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兼相职也。後世官职益紊，遂以公、孤官如加官、贴职之类，不复有师保之任、论道经邦之责矣。旧惟文臣有勋德者除，後世或以诸王子，或以武臣。既曰天子之子与武臣，岂可任师保之责邪？讹谬相承，不复正。旦祖宗法，除公、孤必建节，加检校太子少保、少师之类，然後除开府仪同三司，然後除公、孤。南渡，如张、韩、刘、岳诸武臣犹如此。今建节後，或径除开府至三公、三孤矣。

○太师

太师，古官。殷纣时，箕子为之。周武王时太公，成王时周公，并为太师。周公薨，毕公代之。秦及汉初并无，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光居焉。金印紫绶，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孔光为太师，王莽为太傅。光常称疾，不敢与莽并。太后诏：“令太师无朝，赐灵寿杖。黄门令为太师省中坐置几。太师入省中坐用杖，赐食十七物。”十七物者，公具十七种物也。灵寿，木名）。汉东京又废。献帝初，董卓为太师，卓诛又废。魏世不置。晋初置三公，上以景帝讳“师”，故置太宰以代太师之名（《晋书》曰惠帝大安元年，以齐王ぁ为太师，当是撰述者之误也），秩增三司（蜀李雄僭号，时范长生自西山乘素舆诣成都，雄拜长生为天地太师，封西山侯）。後魏、北齐、後周、隋、唐皆有之（天宝以前，唯以其官赠仲尼及长孙桢、武士窦、毅韦、元贞、张说、裴光廷而已。音忧缚反）。五代以畀藩镇及赠官（见《三公总序》）。

宋制，见《总序》。自祖宗时，太师未尝并除。绍圣初，始有文彦博、吴荣王颢；宣和中，蔡京、童贯、郑绅；靖康初，燕王俣、越王；绍兴初，秦桧、张俊；绍熙末，史浩、嗣秀王伯圭。建隆至绍熙，宰臣生拜太师者五，赵普、文彦博、蔡京、秦桧、史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特拜，其他皆还政加恩云。亲王生拜太师者五人，楚王元佐、燕王元俨、吴王颢、燕王俣、越王，皆以父兄行而得之。绍熙中，嗣秀王伯圭以宗室特拜太师，盖王於光宗为亲伯父，用优礼也。

○太傅

太傅，古官（傅，傅之德义也）。周成王时，毕公为太傅。汉高后元年，初置太傅，金印紫绶。初用王陵，後省。八年复置，後省。哀帝元寿二年，复置，位在三公上。平帝以孔光为之。後汉有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道，无常职。光武以卓茂为之，薨，省。明帝又以邓禹为之（邓禹字仲华，以元功拜太傅，进见东向。又张禹字伯达，迁太傅，舍於宫，太官进食，五日一归府；朝见特赞，与三公绝席。章帝以赵三世在位，为国元老，乃以为太傅。和帝即位幼弱，以邓彪有高名，海内归仁，徵为太傅，百官总己以听之，恩宠之异，莫与为比）。其後，每帝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薨则省。（胡广注曰：“犹古冢宰总己之义。”）桓帝践祚，己加元服，不复置傅，但令太尉胡广、司徒赵戒领尚书事。至灵帝，复以陈蕃为太傅，与广参录尚书事。魏初置太傅，以锺繇为之。晋、宋，金章紫绶，进贤三梁冠，介帻，绛朝服，佩山元玉。梁、後魏、北齐、後周及唐皆有。宋制见《总序》。

○太保

太保，古官。殷太甲时，伊尹为太保。周成王时，召公为太保。汉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莽为之。光武中兴，省。魏初不置，末年始置太保，以郑冲为之（冲字文和），位在三司上。晋武初践祚，以王祥为太保，进爵为公，加置七官之职。太保，所以训护人主，导以德义者也（汝南王亮为太宰、录尚书事，与太保卫对掌朝政。又卫为太保，以公就第，置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也）。章绶佩服冠秩与太傅同。梁、後魏、北齐、後周、隋及唐皆有之（天宝己前，唯以其官赠窦季谋一人而己）。

宋制见《总序》。

○太宰

太宰，於殷为六太，於周为六卿，亦曰冢宰。周武王时，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治。秦、汉、魏并不置（平帝加王莽号曰宰衡）。晋初依《周礼》，备置三公。三公之职，太师居首，以景帝名师，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献王孚居焉，增掾属十人。盖为太师之互名，非周冢宰之任也（何曾为太宰，朝会乘舆入朝，剑履上殿，如萧何、田千秋、锺繇故事。又安帝以太宰琅琊王德文，不宜撄拂事务，以纡论道之重，可衮冕之服、绿绶，羽葆鼓吹音戾。，绿也，以绿为质。，草名也，出琅琊平昌县，似艾，可染绶，因以为绶名）。宋大明中，用江夏王义恭为之，冠绶服秩悉与太傅同。至齐以为赠。梁初有之。至陈又以为赠，有事则权兼之。後魏初无。至孝庄时，以太尉上党王天穆为之，增置佐吏。北齐无闻。後周文帝又依《周礼》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掌邦治，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治邦国。自隋而无。

宋崇宁时，蔡京得政，乃言：“仆臣之贱，非宰相所宜称。”於是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靖康末，诏宰臣依旧为左、右仆射。

○太尉

太尉，秦官（《月令》曰：“孟夏，太尉赞杰俊。”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咸以为号）。汉因之（应劭《汉官》谓太尉为周官，非也。郑元注《月令》亦曰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汉文三年省。景帝三年复置，其尊与丞相等（丞相卫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藉福说田曰：“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窦婴。婴为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从之，皆如其谋。音扶初反）。五年，又省。元狩四年，更名大司马（大司马说在本篇）。後汉建武二十七年，复旧名为太尉公。每帝初即位，多与太傅同录尚书事，府门无阙（论者云王莽为大司马篡盗神器，故贬其阙）。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与二公通谏诤之。灵帝末，以刘虞为大司马，而太尉如故。自此则大司马与太尉始并置矣（刘宠字祖荣，迁太尉，以日食免。又第五伦为会稽太守，署郑弘为都邮，举孝廉。及弘为太尉，而伦为司空，位在下。每朝见，弘曲躬自卑，帝知其故，遂置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以为故事。又陈蕃拜太尉，临朝叹曰：“黄宪若在，不敢先佩印绶。”後坐辟召非其人，策罢）。魏亦有之（王祥字休徵，为太尉。司马文王进爵为王，祥与司徒何曾、司空荀ダ并诣王。ダ曰：“相王尊重，今可相率而拜。”祥曰：“相国势位，诚为尊贵，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己，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辄拜人者邪？损魏朝之美，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何曾、荀ダ遂拜，祥独长揖。文王谓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见顾之重也。”）。晋太尉，进贤三梁冠，介帻，绛朝服，金章紫绶，佩山元玉；若郊庙，冕服、七旒、元衣、裳、七章。宋制，武冠，山元玉。齐制，九旒。後魏初，与大将军不并置。正光之後，亦皆置焉。历代唯後周无，其馀皆有，悉为三公。

宋循历代之制，以太尉与司徒、司空并为三公。政和时罢之，复周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以太尉本秦主兵官，定为武阶之首，正一品，在节度使之上。建炎三年，刘光世始以检校太保除。自後，或以检校三少，或以节度使不带检校，皆径进太尉，则进使相，是为除授之序。依两府恩数。

石林叶氏曰：“汉高祖元年，以萧何为丞相，周苛为御史大夫。五年而後，始命卢绾为太尉。绾王燕後，以命周勃。寻省，盖是时高祖方自征伐，武事不以属人，亦不必设官也。文帝元年，周勃迁右丞相，以薄昭为车骑将军，宋昌为卫将军，而不置太尉。盖自代来，未敢以兵权委汉廷旧臣，故以其腹心分领之耳。自是虚太尉者二十六年。七国反，景帝以周亚夫击之，始复以亚夫为太尉，兵罢亦省。又十三年而武帝以命田，一年复省。又二十一年，乃以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各冠其将军，即太尉也。盖方有四夷之功故尔。自去病、青死又十九年，而霍光以奉车都尉为大司马、大将军。以此考之，太尉官自高祖以来，有事则置，无事则省，不以为常也。盖汉虽设太尉总兵，而左右前後及因事置名以为将军者不一，岂固不欲以兵权属一官邪？观高祖命卢绾，武帝命卫、霍，非亲即旧，其意可知矣。”

○司徒

司徒，古官。少祝鸠氏为司徒（司，主也。徒，众也）。尧时，舜为司徒。舜摄帝位，命Ι为司徒。Ι元孙之子曰微，亦为夏司徒。周时，司徒为地官，掌邦教（《毛诗 缁衣篇》美郑武公也。父子相继为周司徒，能善於其职）。秦置丞相，省司徒。汉初因之。哀帝元寿二年，罢丞相，置大司徒。後汉大司徒主徒众，教以礼义。凡国有大疑大事，与太尉同（蔡质《汉仪》曰：“司徒府与苍龙阙对，厌於尊者，不敢号府。”应劭曰：“此不然。丞相旧位在长安时，府有四出门，随时听事。明帝本欲依之，迫於太尉、司空，但为东西门耳。每国有大议，天子车驾亲幸其殿。”）。建武二十七年，去“大”，为司徒公（邓禹为大司徒，封侯，年二十四。灵帝卖官，廷尉崔烈入钱五百万，以买司徒，其拜日，天子亦临轩，时人谓烈为“铜臭”）。建安末为相国。魏黄初元年，改为司徒（华歆字子鱼，为司徒，家无担石之储。诏曰：“司徒，国之俊老。今天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无谓也。”特赐歆及妻、男等衣服）。晋司徒与丞相通职，更置迭废，未尝并立；永嘉元年，始两置焉（王衍为司徒，东海王越为丞相，始两置也。陈寿为司徒，仰理万几，俯澄邦教。又王戎字仲，为司徒，高选长史、西曹掾，委任责成，常得无为。又蔡谟字道明，迁司徒，谟固让曰：“若我作司徒，将为後世哂，义不收拜。”诏数十下，谟表章十馀上，陈以疾笃。帝临轩，自旦至申，而徵不至。公卿以蔡公傲无人臣之礼，奏送谟廷尉。谟率子弟诣阙稽颡，诏免为庶人。谟每叹曰：“若使刘王乔得南渡，司徒之美选也。”王乔名畴，少有重名）。宋制：司徒金章紫绶，进贤三梁冠，佩山元玉。掌治民事；郊祀则省牲、视涤濯，大丧安梓宫；凡四方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亦与丞相并置。齐司徒之府，领天下州郡名数、户口簿籍。梁罢丞相，置司徒。历代皆有。至後周，以司徒为地官，谓之大司徒卿，掌邦教，职如《周礼》。隋及唐复为三公。

宋仍唐制，政和二年罢（详见《总序》）。

○司空

司空，古官（孔安国曰：“司空，主穿土以居人。空，穴也。古者穿土为穴，以居人）。少鸠氏为司空。舜摄帝位，以禹为司空（《周礼正义》曰：“禹自司空总百揆，乃分司空之职为共工。《虞书》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Ι元孙之子曰冥，亦为夏司空。殷汤以咎单为司空。《周礼》司空为冬官，掌邦事。秦无司空，置御史大夫。汉初因之。至成帝绥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初改为司空，议者又以县、道官有狱司空，故复加为大司空，亦所以别小大之文也），金印紫绶，禄比丞相。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何武字君卿，为司空。事後母不笃，诏册免之。又彭宣字子佩，为大司空。而王莽为大司马，专权。宣上书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矣。臣老病，愿上印绶。”）。後汉初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为司空公（第五伦字伯鱼，为司空，奉公不挠，言议果决，以贞自称。又张敏字伯达，为司空，行大射礼陪位顿仆，册免。又陈宠为司空。府故事，督属籍，不通宾客，以防交关。宠去籍通客，以明无所不受，论者大之。《荀氏家传》曰：“荀爽字慈明，董卓秉政，徵之，起岩穴，九十五日而为司空，时号为白衣登三公。”）。凡营城起邑、复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课，岁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国有大造大疑，谏诤，与太尉同。献帝建安十三年，又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复补（荀绰《百官志》曰：“献帝置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魏初又置司空，冠绶及郊庙之服与太尉同（郑袤字林叔，为司空。天子临轩，遣就第拜授。袤谓使曰：“魏以徐景山为司空，徐公曰：‘三公上应天心，苟非其人，实伤和气。’固辞，见许。袤，莫候反）。宋制：进贤三梁冠，佩山元玉；掌治水土，祠祀掌扫除乐器，大丧掌将校复土。历代皆有之。至後周，为冬官，谓之大司空卿（掌邦事，以五材九范之徒，佐皇帝，富邦国。大祭祀行洒扫。庙社四望则奉豕牲）。隋及唐，复为三公（天宝十三载，册拜杨国忠为司空，其日雨土）。

宋仍唐制，政和二年罢。

○大司马

大司马，古官也，掌武事（司，主也。马，武也）。少有且鸠氏为司马（且音雎）。尧时弃为后稷，兼掌司马。《周官》司马为夏官，掌邦政。项羽以曹咎、周殷并为大司马（楚大司马景舍帅军伐蔡，蔡侯奉社稷而归之。楚发其赏，舍辞曰：“发诚布令而敌退，是王威也。相攻而敌退，是将威也。战而敌退，是众威也。臣不宜以众威受赏。”又司马穰苴本姓田，齐威王以古《司马法》而附穰苴，因号为司马穰苴）。汉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罢太尉，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冠者，加於其上为一官也。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武帝又令大将军、骠骑将军皆有大司马之号）。宣帝地节三年，置大司马，不冠将军，亦无印绶、官属（霍禹为大司马，冠小冠，无印绶）。成帝绥和元年，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去将军。哀帝建平二年，复去大司马印绶、官属，冠将军如故。元寿二年，复赐大司马印绶，置官属，去将军，位在司徒上（汉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俸钱月六万）。始直云司马，议者以汉有军候、千人、司马官，故加“大”。王莽居摄，以汉乃无小司徒，而定司马、司空之号并加“大”。後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马，以太尉代之，故常与太尉迭置，不并列（吴汉为大司马，封舞阳侯）。至灵帝末，始置焉。魏文帝黄初二年，复置大司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则太尉、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位在三公上（吴有左、右大司马）。晋定令，亦在三司上（《晋诸公赞》曰：“义阳王为太尉、大司马，时父子为太宰。父子居上公，中代以来未之有也。”又汝南王亮为大司马，正旦大会，乘车入殿。又陈骞为大司马，赐衮冕之服）。武冠，绛朝服，金章紫绶，佩山元玉，与大将军同。宋时，唯元嘉中用彭城王义康为之，冠、玉与晋同。至齐以为赠。梁时置官属。陈以为赠。後魏、北齐与大将军为二大，位居三师之下、三公之上。後周为夏官，谓之大司马卿（掌邦政，以建邦国之九法，佐皇帝，平邦国。大祭祀掌其宿卫，庙社则奉羊牲）。自隋而无。

○三孤

周成王立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注：“孤，特也。言其卑於公，尊於卿。”《周礼》孤卿特揖，其位东面，乘夏篆，谓五采画毂，服希冕，执皮帛。又公之孤四命。注：“九命上公，得置孤一人。”春秋时，随、楚皆有少师）。秦、汉而下省。後周置三孤，以贰三公。

宋沿唐制，置三师，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至徽宗政和二年，诏：“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非三公之任，乃今之六曹尚书是也。太尉秦官，居主兵之任，亦非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并罢。依周制，立三孤之官，乃次辅之任，或称三少，为次相之任”（馀见《三公总序》）。

○总序三公三师以下官属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历代多有之）、一太（殷建官有六太，其一曰太宰。自周以後，亦常有之。馀五太则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历代有之）、二大（大司马、大将军，历代亦有之）、诸位从公（诸将军及光禄大夫开府者，历代亦时有之）官属等（历代有置有省，亦多同说，所以不更各具本府，但依时代都言之。其大将军，自具本篇）。汉有三师，而不见官属。以丞相为公，置司直、长史；後改丞相为司徒，则曰司徒司直、长史（具《宰相篇》）。其太尉，後改为大司马。绥和初，始置长史一人，掾属二十四人，御属一人，令史二十四人。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置长史加中丞（具《御史大夫篇》）。後汉初，唯置太傅，有长史一人，掾属十人，御属一人（不知何曹）。後置太师，董卓尝居之，盖自为也，而不见官属。太尉属官有长史一人，署诸曹事（卢植《礼注》曰：“如周小宰。”）；掾吏属二十四人（分主二千石长史迁除、民户、祠祀、农桑、奏议、词讼、邮驿、转运、盗贼、罪法、兵、货币、盐铁、仓等事），黄ト主簿（省录众事。掌ト下威仪），记室令史（掌上章表报。後汉末，陈琳、阮皆为曹公记室，军国书檄皆所作），御属（掌为公卿）。司徒属官有长史一人，掾属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属三十六人（正曰掾，副曰史。陈宠辟司徒鲍昱府。是时三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亲事为高。宠独勤心物务；转为辞曹，专掌天下狱讼。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相从。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为法）。司空属官：长史一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二人（正曰掾，副曰属。《汉旧注》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後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其大司马属官，并同前汉。魏置太傅、太保，而不见官属；太尉、司徒、司空，有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正行参军；大司马亦有正行参军也。晋有太宰、太傅、太保。唯杨骏为太傅，增祭酒为四人，掾属二十人，兵曹为左、右也（杨骏辅政，引潘岳为太傅主薄）。太宰、太保官属不见。太尉、司徒、司空，并有长史、司马。太尉虽不加兵者，吏属皆绛服。泰初三年，又置太尉军参军六人，骑司马五人，官骑十人。而司徒加置左长史，长差次九品，铨衡人伦，冠绶与丞相长史同。主簿、左右东西曹掾各一人，若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属十人（武帝时，司徒奏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宜遣掾属循行。诏遂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有所循者，增掾属十人。又温峤请司徒置田曹属，州一人，劝课农桑）。初，王浑（字元中）迁司徒，仍加兵。浑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及吏属绛衣，自以非是旧典，皆令皂服，论者美其谦而识理。司空府加置导桥掾一人，馀略同後汉。咸宁初，诏以前太尉府为大司马府，增置祭酒二人，帐下司马、官骑、大车、鼓吹。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品秩、俸赐、仪制与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刘琨为司空，以卢谌为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铠、士曹，营军、刺奸、帐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以下，令史以上，皆绛服）。司马给吏卒如长史，从事中郎给侍二人，主簿、记室都督各给侍一人。其馀临时增崇者，则褒加各因其时为节文，不为定制（其祭酒掾属，白盖小车七乘，轺车施耳後户、皂轮犊车各一乘。自祭酒以下，令史以上，皆皂零辟朝服）。其为持节都督者，增参军为六人，其馀如常加兵公制（孙楚字子荆，为佐著作郎，参石苞骠骑军事。楚既负其才气，颇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事。”初，参军不敬府主。楚既轻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宋有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诸府皆有长史一人，将军一人。又各置司马一人，而太傅不置。长史、掾属，亦与後汉略同。自江左以来，诸公置长史、仓曹掾、户曹属、东西ト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属二人，令史无定员。领兵者置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参军无定员。加崇者，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掾属四人，则仓曹增置属，户曹置掾。加崇，极於此也。其司徒府若无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职僚异於馀府，有左右长史、东西曹掾属，馀则同矣。馀府有公即置，无则省。齐有太宰、大司马，并为赠官，无僚属。太尉、司徒、司空是为三公，特进位从公，诸开府仪同三司位从公，开府仪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位：长史、司马各一人，谘议参军二人。诸曹有录事，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直兵，外兵，骑兵，长流，贼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铠曹，集曹，右户，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参军，法曹以下署行参军，各一人。其行参军无署者，为长兼员。其公府佐吏，则从事中郎二人，仓曹掾、户曹属、东西ト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属二人。加崇者，则左右长史四人，中郎、掾属并增数。其未及开府，则置亦有佐吏，其数有减。小府无长流，置禁防参军。初，晋令公府长史著朝服，自宋大明以来著朱衣（齐王俭为司徒左长史，请依《晋令》复旧制，不著朱衣，时议不许。又曰：王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长史，可以知止足矣。”又陆慧晓为司徒右长史，谢フ为左长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谓王融曰：“我府二上佐，前代谁可比？”融曰：“两贤同时，未有前例。”）。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齐之旧。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太尉、司徒、司空、开府仪同三司等官。诸公及位从公开府者置官属，有长史、司马、谘议参军、掾属、从事中郎、记室（建安王为雍州刺史，表求管记，以江革为征北记室参军。革弟观又为参军兼记室。任曰：“文房之任，总卿兄弟。”故历代皆为文士之华选云）、主簿、列曹参军、行参军、舍人等官。其司徒则有左、右二长史（褚球字仲宝，为司徒左长史，加貂。台佐加貂，自球始也），又增置左西掾一人，自馀僚佐同於二府。有公则置，无则省。而司徒无公，唯省舍人，馀官常置。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左右光禄大夫优者则加之，同三公，置官属。陈三师、二大，并为赠官，而无僚属。其三公有府长史、司马、谘议参军、从事中郎、掾曹属、主簿、祭酒、录事、记室、正参军、板正参军。後魏三师无官属。後又置太宰，以元天穆为之，增置佐吏。三公及二大并有长史，司马，谘议参军，从事中郎，掾属，主簿，录事参军，功曹，记室、户曹、中兵等参军，诸曹行参军，祭酒，参军事，长兼行参军，督护（其太尉、司徒与二大属官阶同，唯司空府官每降一阶）。北齐三师、二大、三公，各置长史，司马，谘议参军，从事中郎，掾属，主簿，录事，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骑兵、长流、城局、刑狱等参军事，东西ト祭酒及参军事，法、墨、田、水、铠、集、士等曹行参军，督护等员（司徒则加左、右长史）。长史（主吏）、司马（主将）、舍人（主ト内事），皆自秦官也。从事中郎（从事中郎，汉末官也。陈汤为大将军王凤从事中郎。在主簿上，所掌、秩与长史同）、掾属（主诸曹事）、主簿（所主与舍人同，祭酒所主亦同）、令史（主诸曹文书），此皆自汉官也（陈汤为大将军王凤从事中郎是也）。御属、参军自後汉（孙坚参骠骑军事是也。参军所主与掾属同）。其仪同三司如开府者，亦置长史以下官属，而减记室、仓、城属、田、水、铠、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下三公府一阶。其三师、二大佐吏，则同太尉府也）。後周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而不见僚属。隋三师亦不见官属，而三公依北齐置府僚。後省府及僚佐。置公则坐於尚书都省，朝之众务总归於台ト。唐三师、三公，并无官属。

宋亦如之。

●卷四十九 职官考三

○宰相

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洽，神明至（黄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理，得苍龙而辨东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风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谓之六相）。虞舜臣尧（为尧时臣），举八恺（仓舒、ㄨ岂攵、ρ、大临、降、庭坚、仲容、叔达为八恺，即垂、益、禹、皋陶之伦也。庭坚则皋陶字。ㄨ，大回切。岂攵，干来切）使主后土（后土，地官也），以揆百事，莫不时叙，地平天成（揆，度。成，平也）；举八元（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为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内平外成（内，诸夏。外，夷狄），谓之十六相（亦曰十六族）。及殷成汤居毫，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为之（伊尹号为“阿衡”。阿、倚也。衡，平也。汤倚伊尹而取平，故以为官名。仲虺臣名，为汤左相，以诸侯而相天子者也，《左传》称居薛，为汤左相）。武丁得傅说，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武丁，殷之高宗也，使百官以所梦之形象经营，求之於野外，得贤相傅说於傅岩之，於是礼命立以为佐相，使在左右也）。周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亦其任也。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茂为左，疾为右）；庄襄王又以吕不韦为丞相；及始皇立，尊不韦为相国，则相国、丞相皆秦官（又《汉官仪》云，皆六国时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初有左、右（荀悦曰：“秦本次国，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无三公官也。”）。至二世，复有中丞相（二世时，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及斯被诛，乃以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皆决之）。汉高帝即位，一丞相，绿绶（高帝元年拜曹参为假左丞相，即汉初丞相当有左、右，今言一丞相，或《汉书》之误），以萧何为之。及诛韩信，乃拜何为相国。何薨，以曹参为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丞相月俸钱六万（初，陈平为左丞相。及诛诸吕，文帝初立，平乃谢病以让周勃，乃以勃为右丞相，位第一；平为左丞相，位第二。帝因朝问勃：“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问：“天下钱一岁出入几何？”勃又不能对，汗出洽背。及问平，平曰：“有主者。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上善之。勃谢病，请免相，平专为一丞相）。成帝绥和元年，御史大夫何武建言：“古者民谨事约，国之辅佐，必得贤圣。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三光，日、月、星），各有分职。今末俗之弊，政事烦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今丞相独兼三公之事，所以大化久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职授政，以考功效。”於是上拜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皆金印紫绶，比丞相，则三公俱为宰相（汉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事及参知机务之类，所以《汉书》云薛、贡、韦、匡迭为宰相。薛宣、韦贤、匡衡则是丞相，而贡禹但为御史大夫。又萧望之谓朱曰：“吾备位将相。”盖萧望之尝任御史大夫及前将军之职也）。至孝哀帝建平二年正月，从朱博议，复罢大司空（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袭。高祖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历载二百，天下安宁。今更为大司空，与丞相同位。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重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为丞相，非所以重国政也。今愿罢大司空，以御史大夫为百寮率。哀帝从之）。元寿二年，更名丞相为大司徒。初，汉制常以列侯为相，唯公孙弘布衣，数年登相位，武帝乃封为平津侯，其後为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也（到光武绝不复侯，或自以际会援立见封。《汉仪注》曰：“御史大夫为丞相，更春乃封，故且赐爵关内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候，故且先赐爵关内侯。”）。白事教令，称曰君侯（亦谓丞相为上相，陆贾谓陈平曰“足下位为上相”是也）。《春秋》之义，尊上公谓之宰，言海内无不统焉。故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起立乃坐，赞称曰：“敬谢行礼。”皇帝在道，丞相某迎，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下舆。”下立乃升车也）；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疾，从西门入（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朝问起居，百寮亦然。後汉三公疾，令中黄门问疾。魏、晋即黄门郎，尤重者或侍中）；及瘳视事，尚书令若光禄大夫赐以养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丙吉为丞相，尚宽大，好礼让。掾吏有罪不称职，与长休告，终无案验。客或曰：“君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然无所惩艾乎？”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窃陋焉。”因为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韦贤为丞相，年七十馀，乞罢归私第。丞相致仕，自贤始也。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则以病闻。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居半道，丞相追上病。使者还，来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若丞相不胜任，使者策书，驾骆马，即时布衣步出府，免为庶人。若丞相有他过，使者奉策书，驾骓鬼马，即时步出府，乘栈车牝马归田里思过。鬼京媚切）。凡丞相府，门无，不设铃鼓，言其大开无节限也（应劭曰：“丞相旧位在长安，时府有四出门，随时听事。”“国每有大议，天子车驾亲幸。”）。後汉废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综理众务，则三公复为宰相矣（前代丞相有仓头字宜禄。至汉代，有所关白，则叩ト呼宜禄，遂以为常。ト，古沓切。）至於中年以後，事归台阁，则尚书官为机衡之任。至献帝建安十三年，复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又有相国。魏黄初元年，改为司徒（吴有左、右丞相）。而文帝复置中书监、令，并掌机密，自是中书多为枢机之任，（说在《中书令篇》）。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相国，齐王以司马师为之（晋景帝），高贵乡公以司马昭为之（晋文帝）。晋初并不置（武帝初，安平王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义阳王子初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觊为司空，石苞为司马，陈骞为大将军，凡八公，同时并置，唯无丞相焉）。至惠帝永康元年，改司徒为丞相；永宁元年，罢丞相，复置司徒官；永昌元年，罢司徒并丞相，则与司徒不并置矣（丞相与司徒废置非一）。其後或有相国，或有丞相，省置无恒，而中书监、令常管机要，多为宰相之任。自魏、晋以来，相国、丞相多非寻常人臣之职（晋赵王伦、梁王彤、成都王颖、南阳王保并为之）。元帝渡江，以王敦为丞相，转司徒，荀组为太尉，以司徒官属并丞相为留府，敦不受。成帝以王导为丞相，罢司徒府为丞相府。导薨，罢丞相，复为司徒府。相国、丞相皆衮冕，绿绶（音吏）。宋孝武帝初，唯以南郡王义宣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亦有相国。丞相，金章紫绶，进贤三梁冠，绛朝服，佩山元玉，相国则绿元绶也。齐丞相不用人，以为赠官。梁罢相国，置丞相；罢丞相，置司徒。陈又置相国，位列丞相上，并丞相并为赠官。按：自魏、晋以来，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无有常官。其相国、丞相，或为赠官，或则不置，自为尊崇之位，多非人臣之职。其真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魏文帝以刘放、孙资为中书监、令，并掌机密，晋武帝诏以荀勖为中书监、侍中，毗赀朝政。张华为中书令，侍中刘卞谓华曰：“公居阿衡之地。”东晋庾亮、庾冰相次为中书监。先是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庾亮以法裁饬，颇失人心。至冰，经纶时务，升擢後进，朝野注心，咸曰贤相。殷浩为扬州刺史，参综朝权。王敦为大将军、侍中，上表曰“臣备位宰辅”。谢安为中书监，录尚书省事。宋文帝初，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後以江湛、王僧绰俱为侍中，任以机密。後又以殷景仁为侍中、左卫将军，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左卫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四人俱居门下，皆以风力局，冠冕一时，同时之美，近代莫及。初，王弘为江州刺史，加侍中，後徵辅政，以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而弘弟昙首为文帝所任，与华相持。华常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云：“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理？”湛母忧去职，後徵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与殷景仁并被任遇。湛常云：“今代宰相何难，此正可当我南阳郡汉代功曹耳。”沈演之为侍中、右卫将军，文帝谓之曰：“侍中领卫，俱为优重，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齐王俭为侍中、尚书令，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盖自况也。明帝顾命江兄弟及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领军萧坦之，更日贴敕，时呼为“六贵”，皆宰相也。梁何敬容初为吏部尚书、侍中，时徐勉为仆射参掌机事，以疾陈解，因举敬容自代，故敬容迁为仆射，掌选事，侍中如故。此并为宰相。後敬容屡转他官，而参掌如故。又王训为侍中，武帝问敬容曰：“褚彦回年几为宰相？”对曰：“少过三十。”帝曰：“今之王训，无谢彦回。”彦回，宋明帝时为侍中。又周舍本後，朱异为散骑常侍，代掌机密。北齐韩轨为中书令，寻授司空，自以勋历登台铉。按：此则或掌机密，或录尚书，或综机权，或管朝政，或单侍中，或给事中，或受顾命，皆为宰相也。然侍中职任机密之司，不必他名，亦多为宰相。其侍中兼外官，若宋王弘；侍中兼内官，若沈演之，其例不少，则非宰相，盖在当时委任而已。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武自逸，何敬容独勤庶务，为代所嗤鄙。姚察曰：“魏正始及晋之中朝，俗尚於元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唯卞以台阁之务颇欲综理，阮孚谓之曰：‘卿常无暇，不乃劳乎？’宋代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睹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於上，众职隳於下，小人道长，抑此之由也。鸣呼！伤风败俗，而使何敬容之识理见讥薄俗者哉！”）。後魏旧制，有大将军，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俱始置之（神瑞元年，置八大人官，总理万机，时号“八公”），然而尤重门下官，多以侍中辅政，则侍中又为枢密之任矣（说在《侍中篇》）。北齐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中分为左、右，各置府僚（天统三年，以太宰段韶为左丞相，太师贺拔仁为右丞相。又斛律金、斛律光，并由右丞相转拜为左丞相）。然其时为宰相秉朝政者，亦多为侍中（赵彦琛、元文遥、和士开同为宰相，皆兼侍中）。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以杨坚为大丞相，遂罢左、右丞相官。隋有内史、纳言（即中书令、侍中也），是为宰相，亦有他官参与焉（柳述为兵部尚书，参掌机事。又杨素为右仆射，与高专掌朝政）。

按：自後汉时，虽置三公，而事归台阁，尚书始为机衡之任。然当时尚书，不过预闻国政，未尝尽夺三公之权也。至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而三公遂为具员。其故何也？盖汉之典事尚书、中书者，号为天子之私人；及叔季之世，则奸雄之谋篡夺者，亦以其私人居是官。而所谓三公者，古有其官，虽鼎命将迁之时，大权一出於私门，然三公未容遽废也，故必择其老病不任事，依违不侵权者居之。东汉之末，曹公为丞相，而三公则杨彪、赵温，尚书令、中书监则二荀、华歆、刘放、孙资之徒也。魏之末，司马师、昭为丞相，而三公则王祥、郑冲，尚书令、中书监则贾充、荀勖、锺会之徒也。盖是时，凡任中书者，皆运筹帷幄、佐命移祚之人；凡任三公者，皆备员高位，畏权远势之人。而三公之失权任，中书之秉机要，自此判矣。至丞相一官，西汉废於哀帝之时。东汉本不置丞相，建安特置之，以处曹操。魏本不置丞相，正始特置之，以处司马师、昭。及晋则不置，正苻坚所谓“朕以龙骧建业”之说也。然东晋以至宋、齐、梁、陈、隋皆有之。夫中书监既为宰相之任，则升其品秩可也；丞相既不为宰相之任，而尝为擅代之阶，则废其名字可也。今观魏以後之官品，中书监仅为三品，而黄钺大将军、大丞相、诸大将军则为一品、二品。然此数官者，未尝以授人，特宋、齐、梁、陈、隋将受禅则居之，此外则王敦、桓温、侯景亦尝为之。夫高官极品不以处辅佐之臣，而又存其名字，使乱臣贼子递相承袭，以为窃取大物之渐，非所以昭德塞违，明示百官也。

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其後，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徵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後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贞观八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瘳，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盖始起於此。其後，李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也。而同三品之名，盖起於此。然二名不专用，而他官居职者，犹假他名如故。自高宗己後，为宰相者必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虽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师、中书令则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张文以东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同三品入衔，自文始。永淳元年，以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入衔，自待举等始。自是以後，终唐之世不能改。初，三省长官议事於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於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於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宰相事无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官。自开元以後，常以领他职，实欲重其事，而反轻宰相之体。故时方用兵，则为节度使。时崇儒学，则为大学士。时急财用，则为盐铁转运使；又其甚，则为延资库使。至於国史、太清宫之类，其名颇多，皆不足取（侍中、中书令是真宰相，其馀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等名者皆是）。自先天之前，其员颇多，景龙中至十馀人。开元以来，常以二人为限，或多则三人（武太后圣历三年四月敕：“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赐会，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例。”开元十年十一月敕：“自今以後，中书门下宜共食实封三百户。”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并两给俸禄。”）。天宝十五载之後，天下多难，勋贤并建，故备位者众。然其秉钧持衡亦一二人而己（旧例，起居舍人及起居郎唯得对仗承旨，仗下之後谋议不得闻。武太后时，文昌右丞姚以为帝王谟训不可无纪，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而知。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则宰相一人撰录，每月封送史馆，谓之“时政记”自始也）。

德宗时，常衮为相，奏贬中书舍人崔甫为潮州刺史。上以为太重，贬甫河南少尹。初，肃宗之世，天下务殷，宰相常有数人更直决事，或休沐各归私第，诏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为故事。时郭子仪、朱Г虽以军功为宰相，皆不预朝政，衮独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甫既贬，二人表言其非罪，上问：“卿向言可贬，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对：“初不知。”上初即位，以衮为欺罔，大骇，乃贬衮为潮州刺史，以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宰相之职，无常员；有二人，则分日知印。以丞郎以上至三师为之。其上相为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其次为集贤殿大学士。或置三相，则昭文、集贤两学士并监修国史并除焉（国初，范质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集贤学士，此三相例也。唐以来，三大馆皆宰相兼之。宋仍唐制）。参知政事掌副宰相，毗大政，参庶务。其除授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预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庭别设砖位於宰相後，及敕尾署衔降宰相一等（乾德二年，以赵普为相，上欲为普置副而难其名称，问陶下丞相一等何官，引唐参知政事为对。时薛居正为枢密直学士，吕馀庆为兵部侍郎，乃命二人以本官兼，不宣制押班。盖未欲遽令与普齐也。史臣曰：“按唐参预朝政、参知政事等职，皆宰相任也。高宗尝欲用郭待举参知政事，复以其资浅，止令同承受平章事，则平章亚於参政矣。言失之。”）。至道元年，诏宰相与参政轮班知印，同升政事堂。二年，诏复如旧制（参政押敕齐衔、行并马，自寇准始，至今不易）。亲王、枢密使、留守、节度使兼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者，谓之使相。不预政事，不书敕，惟宣敕除授者，敕尾存其衔而己（乾德二年，范质等三相皆罢，以赵普同平章事，李崇矩为枢密使。命下，无宰相书敕，使问翰林陶。谓：“自昔辅相未尝虚位，唯唐太和中甘露事数日无宰相，时左仆射令狐楚等奉行制书。今尚书亦南省官，似可书敕。”窦仪曰：“所陈，非承平令典。今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书敕。”上从之。）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书尚书二令，而不除人；而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复别置中书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以代参知政事。中书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尚书承而行之。独中书取旨，而门下、尚书之官为首相者，不复与朝廷议论（时王、蔡确俱为宰相，确奏：“三省长官位高，恐不须设。”遂以两仆射行三省事，而确为次相专政，不复预）。元初，司马光乃请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自绍兴以後皆因之。时议者谓：“门下相凡事既同进呈，则不应自己行之命，是省审之职可废也。”政和中，改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仍兼两省侍郎。靖康中，复为左、右仆射焉。建炎三年，吕颐浩请参酌三省之制，旧尚书左仆射，今欲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旧尚书右仆射，今欲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二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从之。至乾道八年，诏尚书左、右仆射可依汉制，改作左、右丞相。详定敕令所言：“近承诏旨，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令删去侍中、中书尚书令，以左、右丞相充。缘旧左、右仆射非三省长官，故为从一品。今左、右丞相系充侍中、中书尚书令之位，即合为正一品。”从之。丞相官以太中大夫以上充。参政以中大夫以上充，常除二员或一员。嘉泰三年，始除三员。故事，丞相谒告，参预不得进拟。惟丞相未除，则参预轮日当笔，多不逾年，少才旬月。独淳熙初，叶衡罢相，龚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创见也。

按：以三省为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之职任，其说肇於魏、晋以来，而其制定於唐。然中书、尚书之名，始於汉。《通典》言汉武帝游宴後庭，始令宦者典事尚书，为之中书谒者。则中书、尚书只是一所。然考《霍光传》，光薨，霍山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之，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请去副封，以防壅蔽。而光夫人显及禹、山、等言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则其时中书、尚书似己分而为二。盖尚书在汉时乃御前管文书之所，故汉人上书言“昧死上言尚书”。如丞相、大将军己下连名奏太后废昌邑王，亦是尚书令读奏。武帝虽令宦者典其事，然其末年以霍光出入禁闼，谨慎可属大事，辅少主，则以光领之。光薨，而山继领其事，盖既以大臣之秉政者领之，则其事始在外庭矣。然则所谓上书者为二封，意正本则彻中书而人主阅之，副封则彻尚书而大将军阅之。自此始判而为二，而有内外之分。此显、禹所以有“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之说欤。霍氏既败，张安世复以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史言安世职典枢机，谨慎周密，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间有诏令，乃惊，使使之丞相府问焉。盖霍光领尚书之时，丞相乃蔡义、杨敞也；张安世领尚书时，丞相乃魏相、丙吉也。是时，尚书虽在外庭，以腹心重臣领之，然於宰相并无干预。此安世所以密议大政，及出诏令而佯为不知，遣使问之丞相府。则丞相府，乃宣行尚书所议之政令耳，而尚书非丞相之司存也（汉丞相府有东曹、西曹，为处掾属、议政令之地，於尚书并无干预）。至魏明帝，常卒至尚书门，陈矫为尚书令，跪问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然则魏时尚书犹去禁中不远。及唐初，始定制以三省为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之职任。然省分为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复不一。相职既尊，无所不统，则不容拘以一职，於是始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参知机务、参预政事之名焉。诸名之中，所谓同平章事者，唐初虽以称宰相，乃以处资浅之人，在参知政事之下（见前参政注），中世以後则独为真宰相之官，至宋元丰以前皆然。然宰相者，总百官，弼天子，既不当侪之他官，而其上则不当复有贵官矣。自唐开元以来，郭子仪、李光弼相继以平章事为节度使，谓之使相。而宰相之职侪於他官，自此始。自宋元以後，文潞公、吕申公相继以平章军国重事序宰臣上。而宰相之上复有贵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勋臣名将为之，宜也。自此例一开，於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节镇带同平章事者非一人；极而至於王建、马殷、钱Α之辈，蜂起盗地者，皆欲效之。盖鄙他官而不为，而必欲侪於宰相，以自附於郭、李。则唐中叶以後，所谓平章者如此。文、吕以硕德老臣为之，宜也。自此例一开，於是蔡京、王黼相继以太师总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韩胄、贾似道，擅权专政之久者，皆欲效之。盖卑宰相而不屑为，而必求加於相，以自附於文、吕。则宋中叶以後，所谓平章者如此。盖平章之始立名也，本非甚尊之官，及其久也，则强藩之窃地者为之，权臣之擅政者为之。盖虽官极尊，而居之者多非其人矣。

○宰相属官

丞相司直。汉武帝五年置，掌佐丞相举不法，位在司隶校尉上。翟方进为司直，旬岁间免两司隶（旬岁犹言满岁若十日之一周）。後汉罢丞相，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徒司直居司徒府，助司徒督录诸州郡所举上奏，司直考察能否，以徵虚实。建武十一年省。献帝建安八年，复置司直，不属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领诸州。九年，诏司直皆比司隶校尉，坐同席在上，假传置也（伏湛字惠公。光武以湛才任宰相，拜为司直，行大司徒事）。後无（石勒置都部从事，各部一州，秩二千石，准丞相司直）。

丞相长史。汉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两长史（《汉 百官表》云，丞相有两长史；而《张汤传》云，杀臣者，三长史也。颜师古云，兼有守者，非正员故耳）。盖诸史之长也，职无不监（田仁为宰相长史，上书言天下太守，皆下吏诛死。武帝悦，拜仁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介帻，进贤一梁冠，朱衣，铜印黄绶。刘屈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待得贤人，当拜为右丞相）。後汉建武中省司直，有长史一人。武为丞相、置左、右长史而已。

丞相诸曹吏。掾属三十，御属一。献帝建安中，魏武为丞相，置徵事二人（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以邴原、王烈选补之）。旧有东、西曹，自魏武大军还邺，乃省西曹（时毛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请谒不行，时人惮之。及议并省，咸欲省东曹，皆曰：“旧西曹为上，东次之，宜省东曹也。”魏武知其情，令曰：“日出於东，月盛於西。凡人言方，亦复先东。”遂省西曹）。及咸熙中，司马昭为相国，相国府置中卫、骁骑二将军，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舍人，参军，参战，东西曹及户、贼、金、兵、骑兵、车、铠、水、集、法、奏、仓、士、马、媒等曹掾属，凡四十二人。晋元帝以镇东大将军为丞相，丞相府置从事中郎，分掌诸曹；有录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参军则有谘议参军二人，主讽议事。江左初置军谘祭酒，有录事、记室，东曹、西曹等十三曹，其後又置七曹。宋武帝为相，合中兵、直兵，置一参军曹，则犹二也（其小府不置长流参军者，置禁防参军。蜀丞相诸葛亮有行参军。晋太傅司马越府又有行参军、兼行参军。後渐加长兼字。除拜则为参军事，府版则为行参军。晋宋以来，参军事、行参军各有除版，行参军下则长兼行参军）。又有参军督护、东曹督护、二督护江左置。

尚书都司。隋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掌都省之职。唐武德省，贞观复置，掌副左、右丞所管诸司事（二十三曹呼左、右司为都公）。龙朔改为左、右承务，咸亨中复为左、右司郎中，武后又增员外郎一人。

宋熙宁时，诏中书五房各置检正二员（在堂後官之上），都检正一员（在五房提点之上，皆士人为）。元丰五年，罢检正职务，分归中书舍人、给事中。左右司郎官（未改官制前，左右司郎中为阶官，无职掌）：郎中各一人，员外郎各一人，凡四员，掌举诸司之纲纪，号为都司，亦曰左、右曹。元丰六年，诸司置御史房，主行弹劾御史按察失职。建炎三年，以军兴多事，复置检正二员（一员，吏礼、兵；一员，户、刑、工），位序在左、右司上，四年罢。隆兴元年，诏尚书省吏、兵房，三省、枢密院机速房，尚书省刑、户、工房，三省、枢密院看详赏功房，尚书省礼房，令左、右司分房书拟；其中书门下诸房，令检正书拟。又有诏左、右司郎中各差一员，减罢二员。左司书拟吏、户、礼、机速房，右司书兵、刑、工、赏功房文字。後以右司掌刑房事任为剧，乃置二员（馀见《尚书左右司郎中门》）。

●卷五十 职官考四

○门下省

门下省，後汉谓之侍中寺（嘉平六年改侍中寺）。《晋志》曰：“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或谓之门下省。至齐，亦呼侍中为门下，领给事黄门侍郎、公车太学太医等令丞，及内外殿中监、内外骅骝厩、散骑常侍、给事中、奉朝请、驸马都尉等官。梁门下省有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四人，掌侍从傧相，尽规献纳，纠正违阙，监合尝御药封玺书。後魏尤重。北齐门下省掌献纳谏正及司进御之职，有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六人，统左右局（左右局掌承华阁内诸事）、尚食（知御膳）、尚药（主御药）、尚衣（主御衣服）、殿中（领殿中监，察驾前奏引行事，制诸修补，东耕则进耜。隋改为殿内），凡六局。隋门下省有纳言二人，给事黄门侍郎四人（炀帝三人）。及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等官，并掌陪从朝直，兼统六局。开皇三年，罢门下省员外散骑常侍员。炀帝即位，加给事员，废帝侍、谏议等官。又改殿内省隶门下省。唐龙朔二年，改门下省为东台，咸亨初复旧。至武太后临朝，光宅初改为鸾台，神龙初复旧（圣历三年四月敕，别敕赐物，中书门下省官正三品唯二品，四品五品。开元七年八月，初敕中书门下厨新料破用外有馀，宜分取）。开元元年，改为黄门省，五年复旧。有侍中二人，黄门侍郎二人，给事中四人，左散骑二人，谏议大夫四人，典仪二人，起居郎、左补阙、左拾遗各二人，城门郎四人，符宝郎四人，弘文馆校书二人，其馀小吏各有差。

宋制，门下省在正阳门外西面北廊，掌受天下之成事，审命令，正违失，受发通进奏状，进请宝印。凡中书省画黄、录黄，枢密院录白、画旨，则留为底。及尚书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审之。给事中读，侍郎省，侍中审，进入被旨画闻，则授之尚书省、枢密院。即有舛误应举者，大则论列，小则改正。凡文书自内降者，著之籍。章奏至，则受而通进，俟颁降，分送所隶官司。凡吏部拟六品以下职事官，则给事中校其仕历、功状，侍郎、侍中引验审实察，非其人则论奏。凡迁改爵秩、加叙勋封、四选拟注奏钞之事，有舛误，退送尚书省。覆刑部、大理寺所断狱案，审其轻重枉直，不当罪，则以法正之。国初循旧制，以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之职，复用两制官一员判门下省事。官制行，始正焉。凡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骑常侍各一人，给事中四人，左谏议大夫、起居郎、左司谏、左正言各一人。

元初，左仆射司马光上言：“谨按西汉以丞相总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兴，身亲庶务，事归台阁，尚书始重，而西汉公卿稍以失职矣。及魏武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有令，有监，而亦不废尚书。然中书亲近，而尚书疏外矣。东晋以来，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之议政事，不专任中书，於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体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书、门下之职，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於政事堂议定，然後奏闻。开元中，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自是相承，至於国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势不可复分也。向日所谓中书者，乃中书门下政事堂也。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密使参预朝政，始与宰相分权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与议军国大事，其权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专主文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来，百有馀年，官师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长官及诸路监司、诸州长吏，皆得专达，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书、枢密院。事大，则中书、枢密院进呈取旨，降敕宣命指挥。事小，则批状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书简径，事无留滞。神宗皇帝以唐自中叶以後，官职繁冗，名器紊乱，欲革而正之，诚为至当。然但当据今日之事实，考前世之讹谬，删定重复，去其冗长，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分中书为三省，令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凡内降文书，及诸处所上奏状、申状至门下、中书省者，大率皆送尚书省。尚书省下六曹，六曹付诸案勘当，检寻文书，会问事节，近则寺监，远则州县，一切齐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夺归著，申尚书省。尚书省送中书取旨，中书既得旨，送门下省覆奏画可，然後翻录下尚书省。尚书省复下六曹，方符下诸处。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数月，远者逾年，未能决绝。或四方急奏待报，或吏民词讼求决，皆困於留滞。又本置门下省，欲以封驳中书省录黄、枢密院录白，恐有未当。若令举职，则须日有驳正，争论纷纭，执政大臣遂成不叶。故自置门下省以来，驳议甚少。又门下不可得直取旨行，虽有驳议，必须却送中书取旨，中书或不舍前见，复行改易。又内批文字及诸处奏请，多降付三省同共进呈，则门下之官己经商量奏决，若後有驳正，则为反复。近日中书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门下省。然则门下一官殆为虚设，徒使吏员倍多，文书繁冗，无益於是。臣等今众共商量，欲乞依旧令中书、门下通同职业，以都堂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台谏官章奏，己有圣旨三省同进呈外，其馀并令中书、门下官同商议签书施行。事大则进呈取旨，降敕；事小，则直批状指挥，一如旧日中书、门下故事。并两省十二房吏人为六房，同共点检钞状，行遣文书。若有溢员，除拣选留住外，并特与减三年出职，不及三年应出职者，与减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给事中封驳；差除有不当，委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又两省谏官皆得论列，则号令之出，亦不为不审矣。如此则政事归一，吏员不冗，文书不繁，行遣径直，於先帝所建之官并无所变更，但於职业微有修改，欲令於事务时宜差为简便耳。”

石林叶氏曰：“本朝沿习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别尚书、门下、中书为三省，各以其省长官为宰相，则侍中、中书、尚书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书令之贰左、右仆射为宰相。而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行中书令之职，而别置侍郎以佐之，则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仆射既为宰相，则凡命令进拟，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右仆射又为之长，则出令之职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进对，执政无不同，则所谓门下侍郎者亦预闻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圣旨”。既以奉之，而又审之，亦无是理。门下省事，惟有给事中封驳而已，未有左仆射与门下侍郎自驳已奉之命者。则侍中、侍郎所谓省审者，殆成虚文也。元间，议者以诏令稽留，吏员冗多，徒为重复，因有并废门下省之意。後虽不行，然事有当奏禀，左相必批送中书，左相将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无如之何，侍郎无所用力，事权多在中书。自中书侍郎迁门下侍郎，虽名进，其实皆未必乐也。”

致堂胡氏曰：“古者论一相而止。至成王时，虽以周公位冢宰，然亦与召公同相为左右。此《尚书》之序，孔子之言也。何者？周公不敢自圣独专相事，又将训後世，为人心不同而大贤难得，则参错并用，犹驱车，犹植屋，兼取众力，相辅相正，归於无失而己矣。故自汉以来，或置左、右丞相，或并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仆射，又有侍中、中书、尚书两令，左、右丞，及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参预朝政；而其大纲，则俾中书出令，门下审驳，分为二省，而尚书受成，颁之有司。当贞观之时，君明臣忠，朝希秕政，不数年坐致太平，其集材并用之效如此。诸葛武侯曰：‘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ハ而获珠玉也。’鸣呼！为君如太宗，为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为後世法也。若弃数百年成规，合三省为一，以一相专之，而官属如故，略无可否，见姓署名，是中书、门下之名存，而基命驳正之实亡矣。岂非舞文便私之甚哉？”

按：温公所言，以三省同取旨为是，盖主於合也。致堂所言，以三省各振职为是，盖主於分也。其旨似异。盖门下审覆之说始於唐，然唐以中书门下为政事堂，则己合而为一矣。但门下省之官，有给事中任出纳王命之事，有散骑常侍、左右司谏任谏争阙失之事，皆所谓覆审。而贞观时，太宗又命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有失辄谏，则门下省无不举职之官矣。坐庙堂者，商订於造命之初，毋或擅权而好胜。居纠驳者，审察於出令之後，不惮纠过以弼违，则上下之间始无旷职，而三省之设不为具文。固不必为宰相者各据一省，显分尔汝，然後谓之称其职也。盖元丰官制之行，王为首相，蔡确为次相。确奏乞以首相兼门下侍郎，次相兼中书侍郎，其实以唐制有中书造命之说，於是奏事取旨皆次相，而首相并不得预，盖阴倾而夺之权。及温公为门下侍郎，尝恳确，欲数会议，各尽所见，而确终不许。此小人擅权之常态。於是门下省又以审覆驳正为己任。若各逞私意以为举职，则为中书长官者执造命之说，而必摈门下，使不得预取旨之权；门下长官者执审覆之说，而必驳中书己取旨之事。则两省之分，所以使之自为仇敌矣。其实两省属官既各有司封驳者，则都省共同奏事取旨施行，事有不当而後省留黄缴驳，乃不易之法。

○侍中

侍中者，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任以为左右，即其任也（《汉官》曰：“选於侯伯，转补衮阙。言其道可常尊，故曰常伯。”《周礼》有太仆，千宝注云若侍中）。秦为侍中（《晋志》曰：“黄帝时，风后为侍中。”此皆出於兵家及谶纬之文，不足徵也。刘昭释太尉，其义详矣），本丞相史也，使五人往来殿内东厢奏事，故谓之侍中。汉侍中为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为加官（《汉仪注》：“诸吏给事中曰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无员。将谓郎将以下也。自列侯以下至郎中，皆得有此加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汉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附蝉为文，貂尾为饰（侍中服则左貂，常侍服则右貂。金取坚刚，百炼不耗。蝉取居高食洁。貂取外劲捍而内温润。此本赵武灵王胡服之制，秦破赵得其冠，以赐侍中），便繁左右，与帝升降。旧用儒者，然贵子弟荣其观好，至乃襁抱坐受宠位，贝带脂粉、绮襦纨、冠（惠帝时，侍中冠，贝带，傅脂粉。张辟疆年十五，桑弘羊年十三，并为侍中。，思俊切。，鱼奇切。似凤皇，神鸟），直侍左右，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苏则与吉茂同隐於太白山，後则为侍中。侍中旧亲省起居，故谓之“执虎子”。茂见则，嘲曰：“仕进不止执虎子。”则笑曰：“诚不能效汝蹇蹇鹿车驱。”）。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本有仆射一人（秦、汉以侍中功高者一人为仆射），後汉光武改仆射为祭酒，或置或否，而文属少府，掌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桓帝末，侍中皇蝉参乘，问貂何法，不知所出；又问地震，云不为灾。还宫，左迁议郎）。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负国玺，操斩白蛇剑参乘；馀皆骑，在乘後。献帝即位，初置六人，赞法驾则正直一人负玺陪乘（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参乘，不带剑，馀皆骑从）。殿内门下众事皆掌之。後选侍中，皆旧儒高德，学识渊懿，仰占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上殿称制。秉笏陪见，旧在尚书令、仆射下，尚书上。司隶校尉见侍中，执板揖。侍中旧与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时侍中马何罗挟刃谋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之，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中，郭举与後宫通，拔佩刀惊上，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秦、汉无定员（蔡质《汉仪》曰：“员本八人。”《汉官》曰“无员”。侍中舍有八区，论者因言员本八人。其省门题“尚书寺”，此孝明帝治於东宫尚书模也），魏、晋以来置四人，别加官者则非数（王粲为侍中，《曹植集》赠粲诗曰：“戴蝉珥貂，朱衣皓带。入侍帷幄，出拥华盖。”）。御登楼，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及江左兴宁四年，桓温奏省二人。後复旧（晋武帝时，彭权为侍中，帝问侍臣：“髦头之义何也？”权曰：“《秦纪》云秦国有奇怪兽，触山截波，无不崩溃，唯畏髦头，故使持之以卫至尊也。”又褚翼字谋远，为侍中。苏峻作乱，王师败绩，火及宫室，手抱天子登太极殿。峻兵入，叱翼令下，翼不动，曰：“苏冠军来觐至尊，军人岂得逼侵宫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极殿。峻执政，犹以为侍中。时锺雅亦为侍中，谋奉天子出投义军，事觉，为峻所害。又王爽为侍中，孝武崩，王国宝夜欲开门人为遗诏。爽拒之曰：“皇帝晏驾，太子未至，辄入者斩！”国宝惧，乃止）。侍中，汉代为亲近之职，魏、晋选用，稍增华重，而大意不异（晋任恺字元衷，为侍中，万机大小，多管综之。恺中正，以社稷为己任，恶贾充之为人，不欲久执朝政。或为充谋曰：“恺总门下枢要，得与上亲接，宜启令典选，使得渐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九流难精，间隙易乘。”充因称恺才能，宜在官人之职。即日以恺为吏部尚书，由是侍觐转稀）。武冠，绛朝服，佩水苍玉。旧迁列曹尚书，美迁中领护、吏部尚书。宋文帝元嘉中，王华、王昙首、殷景仁等并为侍中，情任亲密（王华等每与帝接膝共语，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语毕，复手插之。孝武时，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銮辂过白门阙，偃将匐，帝反手接之曰：“朕反陪卿也。”又宋孝武代选侍中四人，并以丰貌，王与谢庄为一双，阮韬与何偃为一双，常充兼假。又谢フ字敬仲，宋末为侍中。及齐受禅之日，フ在直，百僚陪位。侍中当解帝玺，フ佯不知。传诏曰：“解玺授齐王。”フ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使称疾，フ曰：“我无疾，何可道。”遂朝服步出门，得车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齐高祖曰：“我若诛之，彼遂成名。”乃废於家。永明中，复为侍中；至梁亦为侍中）。齐侍中，功高者称侍中祭酒。其朝会，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欲以陆慧晓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永元三年，东昏南郊，不欲亲朝士，以主玺陪乘，前代未尝有（齐有主玺、主衣等官）。梁侍中功高者在职一年，诏加侍中祭酒，与散骑侍郎功高者一人对掌禁令，此颇为宰相矣（王训字怀范，迁侍中。既拜入见，武帝问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几为宰相？”对曰：“少过三十。”上曰：“今之王训，不谢彦回。”又曰：柳庆远为侍中，尝失火，禁中惊惧。帝悉敛诸门钥，问柳侍中何在。既至，悉付之。又王峻与谢沦约，官至侍中，不复谋仕进）。陈侍中亦如梁制。後魏置六人，加官在其数。宜都王穆寿、广平公张黎并以侍中辅政。北齐侍中亦六人。後周初有御伯中大夫二人，掌出入侍从，属天官府；保定四年，改御伯为纳言，斯侍中之职也。宣帝末，又别置侍中为加官。隋又改侍中为纳言，置二人。炀帝大业十二年，又改纳言为侍内（隋氏讳“忠”，故凡“中”皆曰“内”）。唐初，为纳言。武德四年，改为侍中，亦置二人。龙朔二年改为左相，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又改为纳言。神龙元年，复为侍中。开元元年，又改为黄门监；五年，复为侍中。天宝元年，改为左相（至德初，复为侍中。自隋至今，皆为宰相。旧班正三品，大历二年升为从二品）。按令文，掌侍从、负宝、献替、赞相礼仪、审署奏抄、驳正违失、监封题、给驿券、监起居注，总判省事。

宋制，侍中掌佐天子议大政，审中外出纳之事。大祭祀则版奏中严外办，导舆辂，诏升降之节；皇帝斋则请就斋室。大朝会则承旨宣制，告命成、礼祭祀亦如之。册后则奉宝以授司徒。以秩高罕除。自建隆至熙宁，真拜侍中才五人，虽有他官兼领，而实不任其事。官制行，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职，别置侍郎以佐之。元丰寄禄为开府仪同三司。

《容斋随笔》论三省长官（见《中书令门》）。

○侍郎

门下侍郎。秦官有黄门侍郎，汉因之（刘向与子歆书曰：“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处也。”）。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无员。郊庙则一人执盖，临轩朝会则一人执麾。凡禁门黄闼，故号黄门；其官给事於黄闼之内，故曰黄门侍郎。初，秦、汉别有给事黄门之职（扬雄为给事黄门），後汉并为一官，故有给事黄门侍郎。掌侍从左右，给事中使，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於殿上，引王就座。无员，属少府（又《汉旧仪》曰属黄门令）。日暮，入对青琐门拜，故谓之夕郎（《宫闼簿》曰青琐门在南宫。卫注《吴都赋》曰：“青琐，户边青镂也。”）。献帝初即位，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後改给事黄门侍郎为侍中侍郎，去给事黄门之号，旋复故。初，诛黄门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闼，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书，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自此始（荀悦为黄门侍郎。郭况以后弟，小心谦慎，年十六为黄门侍郎）。魏、晋以来，给事黄门侍郎并为侍郎之官，员四人（《山公启事》曰：“黄门侍郎和峤最有才，可为吏部郎。”诏曰：“欲令在左右，更求其次。”）。宋制，武冠，绛朝服，多以中书侍郎为之。齐亦管知诏令，呼为“小门下”。梁增品第，与侍中同掌侍从，傧相威仪，尽规献纳，纠正违阙，监合尝御药，封玺书。陈制亦然。後魏亦有（崔光为黄门侍郎，未尝留心文案，唯从容论议，参赞大政）。北齐置六人，所掌与侍中同。後周天官府置御伯下大夫二人，武帝改为纳言下大夫。随六人，属门下省。至炀帝，减二人，而去给事之名（炀帝初嗣位，犹以张衡为给事黄门侍郎。初，刘行本为黄门侍郎，文帝尝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进谏，帝不顾。行本乃正当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岂得轻臣而不顾？”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谢之，而原所笞者）。唐龙朔二年，改黄门侍郎为东台侍郎，咸通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鸾台侍郎，神龙元年复旧，天宝元年改为门下侍郎（至德中复旧。旧制正四品上。大历三年，又改为门下侍郎，升从三品）。员二人，掌侍从，署奏抄，驳正违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阙，则监封题，给驿券。

宋制，侍郎掌二侍中之职，省中外出纳之事。大祭祀则前导舆辂，诏进止。大朝会则授表以奏祥瑞。册后则奉节及宝位。与知枢密院、同知枢密院、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执政官。元丰官制行，以尚书左仆射兼，复置门下侍郎一员以代参知政事。中兴後，宰相罢兼，复改门下侍郎为参知政事。

按：以宰相而兼他官，本非令典，唐制所谓反轻宰相之体是也。然时方用兵则兼节度使，崇儒学则为大学士，急财用则为盐铁、转运使。盖以国家方重其事，而以宰相提纲，则下不敢以泛泛之司存视之，犹有说也。至於三省，则俱为政本之地，无所不统，长官则宰相，所谓中书门下同平章事是也，佐官则参知政事是也。今元丰改官制，既以中书门下同平章事为左右仆射，参知政事为中书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矣，而复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则是既自有佐官，而复以长官兼之，赘尤甚矣。盖神宗必欲复唐三省之职；而蔡确以有中书造命之说，己为次相兼中书侍郎，王为首相兼门下侍郎，实欲阴摈於门下，使不得与造命取旨之事，苟以便其专政之私，而不复顾体统名称之不顺也。

○给事中

给事中，加官也。秦置，汉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侍中、黄门，无员（《汉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也）。诸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给事中。汉东京省。魏代复置，或为加官，或为正员。晋无加官，亦无常员，在散骑常侍下，给事黄门侍郎上，武冠，绛朝服。宋、齐隶集书省。梁、陈亦掌献纳，省诸闻奏。後魏无员。北齐亦属集书省，凡六十人。後周天官之属有给事中士六十人，掌理六经，给事左右。其後别置给事中，在六官之外。隋初无，至开皇六年，始诏吏部置给事郎（凡置八郎，说在《爵命篇》）。炀帝乃移吏部给事郎为门下之职，位次黄门下，置员四人，以省读奏案。唐武德三年，改给事郎为给事中，後定为四员。龙朔二年，改为东台舍人，咸亨元年复旧。常侍从，读署奏抄，驳正违失，分判省事；若侍中、侍郎并阙，则监封题，给驿券。前代虽有给事中之名，非今任也。今之给事中，盖因古之名，用隋之职。

宋淳化四年，诏给事中，凡制敕有所不便，准故事封驳。九年，诏停给事中，始以封驳司隶银台。元丰官制行，给事中始正其职，而封驳司归门下。又诏给事中许书画黄，不书草，著为令。元元年，门下、中书言後省修成，所有省、曹、寺、监条贯，以门下、中书後省为名。从之。六年，诏驳正事赴执政禀议。给事中韩忠彦言：“朝廷之事，执政所行，职当封驳，则己与执政异，当求决於上，尚何禀议之有？”诏从之。绍圣四年，叶祖洽言：“两省置给舍，庙堂设施得以更相验。今使舍人兼封驳，则给事职废。”诏特旨书读不回避，馀令互书。元符三年，曾肇言：“门下驳正中书违失。近给事中封驳中书录黄，令舍人书读，隳坏官制。”宣和元年，张叔夜言：“命令之出，中书宣奉，门下审读，尚书颁行；而密院被旨，亦录付门下省，神宗制也。今急速文字不经三省，诸房以空黄先次书读，则审读殆成虚设，乞立法禁。”从之。元丰寄禄为通议大夫。建炎间，因旧制置门下後省，以给事中为长官，四员为额（绍兴二年，韩世忠赏功文字，给事中贾安宅除工部侍郎，门下後省阙官，乃诏检正李与权书读。此事亦前所未有）。

岳氏《愧郯录》曰：“唐李藩在琐闼，以笔涂诏，谓之涂归。国朝严重此制，银台既设封驳二字，亦许缴奏。元丰改官名，门下省则有给事中，中书省则有中书舍人。然中兴以後，三省合为一，均为後省。封还或同衔，则曰未敢书读书行，否则析之，其辞止此而己。珂按典故，元四年五月乙酉，权给事中梁焘缴蒲宗孟知虢州，及胡宗回、范锷、孙升、杜天经等放罪罚金指挥，其驳文皆曰：‘所有录黄，谨具封还，伏乞圣慈，特付中书省，别赐取旨施行。’语意乃与今异。以时考之，盖官制既行，分省治事，谨审覆揆议之训，故其制如此耳。然元之初，司马文正光已尝乞合三省，则是道揆虽一，职守仍分。至如合二府於一堂，列两省於同局，则固不必为是区别。斯亦南渡简易之制也。”

○散骑常侍

散骑常侍。自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并乘舆（并音步浪切。骑而散从，无常职）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无员。汉因之，并加官（说在《侍中篇》）。散骑有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後汉中，初省散骑，而中常侍改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於中常侍，谓之散骑常侍。後用士人，始以孟达补之。久次者为祭酒（孟达字子度，自蜀降魏。魏文帝善达之姿才容观，以为散骑常侍）。散骑常侍掌规谏，不典事。貂插右，骑而散从。又有员外者，因曰员外散骑常侍。晋太始中，令员外散骑常侍二人与散骑常侍通员直，因曰通直散骑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蝉，绛朝服，佩水苍玉（《山公启事》曰：“郄诜才志器局，当为黄、散。”黄散谓黄门侍郎及散骑常侍。又曰：“散骑常侍阙，当取素行者补之。”遂举郄诜。又阮孚字遥集，为散骑常侍，尝以金貂换酒，为所司弹纠，帝宥之。又曰贾充为常侍。後改常侍为侍中，未详其义。散骑常侍、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虽隶门下，而别为一省（潘岳云寓直散骑省）。自魏至晋，共平尚书奏事。东晋乃罢之，而以中书职入散骑省，故散骑亦掌表诏焉（傅元为散骑常侍，与皇甫陶俱掌直谏。又华峤字叔骏，加散骑常侍，班同中书。寺为内台，中书、散骑、著作及理礼音律，天文数术，南省文章，门下撰集，皆典掌统之）。宋置四人，属集书省。齐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并为集书省职，而散骑常侍为东省官（其二卫、四军、四校为西省官，说在《将军总叙篇》。周盘龙自平北将军为散骑常侍，武帝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对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旧为显职，与侍中通官。其通直、员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渐替。宋大明中，虽革选比侍中，而人情久习，终不见重。寻复如初。梁谓之散骑省，天监六年，诏又革之（六年诏曰：“在昔晋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并参帷幄。员外常侍，特为清显。可分门下二局，委散骑常侍、侍中，并侍帷幄。尚书案奏，分曹入集书。通直常侍，本为显爵，员外之选，宜参旧准人数，依正员格。”）。自是散骑视中，通直视中丞，员外视黄门郎，然而常侍终非华胄所悦。常侍亦四人，功高者一人为祭酒，与侍中功高者一人对掌禁令，纠诸逋违。陈因梁制。後魏、北齐皆为集书省。掌讽议左右，从容献纳，领诸散骑常侍、侍郎及谏议大夫、给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书之右（魏高祖谓散骑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书，ト省逋堕，致使王言违滞，起居不修。”又宋弁为散骑常侍，迁右卫将军，领黄门。弁屡让，高祖曰：“散骑位在中书之右，常侍者黄门之庶兄，领军侍二卫之假摄，不足空存推让而弃大委任。”），其资叙为第三清（明毫为常侍，加武勇将军，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号至浊。”）。北齐常侍定限八员，如金紫光禄大夫。随诸散骑官，并属门下省。凡历代散骑官，有郎骑常侍（《汉书》有之。颜师古曰：“官为郎而常侍，以侍天子，故为郎骑常侍。”）、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魏初，与散骑常侍同置）、员外散骑常侍（魏末置。齐、梁用人卑杂。又朱异为员外常侍、侍中、中领军、中书舍人，四职并驱卤簿，近代未之有也。又贺琛字国宝，迁员外散骑常侍。旧尚书南座，无貂，貂自琛始）、员外散骑侍郎（晋武帝置。晋代名家，身有国制者起家多为员外散骑侍郎）、通直散骑常侍（按魏末散骑常侍又有在员外者。晋太始十年，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员直，故谓之通直散骑常侍。齐、梁微轻。北齐张景仁除通直散骑常侍，及奏，御笔点除“通直”字，遂为正常侍）、通直散骑侍郎（初，晋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及太兴中，元帝使一人与散骑侍郎通直，故谓之通直散骑侍郎。按历代常侍，或有员外者，或有通直者，故史传中谓员外散骑侍郎或单谓之员外郎；谓通直散骑侍郎或单为之通直郎；其非员外及通直者，或谓之正员散骑侍郎，或单谓之正员郎）。唐贞观二年制，诸散骑常侍皆为散官，从三品。後悉省之。贞观十七年，复置为职事官，始以刘洎为之。其後定制，置四员，属门下，掌侍从规谏。显庆二年，迁二员隶中书，遂分为左右（左属门下，右属中书。左散骑与侍中左貂，右散骑与中书令右貂，谓之八貂）。龙朔二年，改左、右散骑常侍为左、右侍极，咸亨元年复旧。

宋散骑常侍不常置，与谏议、起居、司谏、正言，皆附两省班籍，通谓之两省官（左散骑常侍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皆掌谏诤，虚不除人，亦为检校官）。

石林叶氏曰：“元丰既新官制，四十年间，职事官未有不经除者。惟御史大夫、左右散骑常侍，至今未尝除人。盖两官为台谏之长，非宰执所利，故无有启之者。或云元丰末，黄安中为中丞久次，神宗欲擢为常侍，会寝疾不果。崇宁中，朱圣子为中丞，尝请除二官，竟不行。”

按：神宗之初行官制也，尝谕辅臣，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王亦助确，乃己。盖台谏之长，上意必欲取负天下重名如温公者居之，尤非小人之便，故遂终不除人也。

○谏议大夫

秦署谏议大夫，掌论议，无常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之（刘辅以美才擢为谏议大夫。成帝欲立赵婕妤为皇后，辅上书谏，书奏，收辅系掖庭秘狱。又王α、贡禹、王吉、匡衡、何武、夏侯胜、严助等并为之）。後汉增谏大夫为谏议大夫，亦无常员。二汉并属光禄勋（韦彪字孟达，上疏曰：“谏议之职，应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补益於朝者。今或从徵试辈为之，不宜也。”自後则无闻矣）。後魏亦曰谏议大夫。北齐有七人，属集书省。後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规谏於天子，盖比其任也。隋亦曰谏议大夫，置七人，属门下省，炀帝废之。唐武德五年复置，属门下（王为谏议大夫，尝有谏论，太宗称善，遂诏：“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龙朔二年，改谏议大夫为正谏大夫（武后临朝，垂拱二年六月置匦四区，共为一室，列於朝堂。东方，春，色青，有能告以养人及劝农，可投书於青匦，铭之曰：“延恩”；南方，夏，色赤，有能正谏、论时政之得失，可投书於丹匦，铭之曰“招谏”；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陈抑屈，可投书於素匦，铭之曰“申冤”；北方，冬，色元，有能谋智者，可投书於元匦，铭之曰“通元”。宜令正谏大夫、补阙、拾遗等一人充使，知匦事。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即进。天宝九载三月，改匦为献纳。至德元年十月，复改为匦）。後又置谏议大夫，属中书（延载元年，山人武付方拜正谏大夫平章事）。开元以来废正谏大夫，复以谏议大夫属门下。凡四人，掌侍从规谏（至德元年九月制，谏议大夫论事，自今以後，不须令宰相先知。乾元二年四月，两省谏官十日正封事，直论得失，无假文书，冀成殿最，用存沮劝。大历七年二月，其四员外，内供奉不得过正员数。贞元四年五月，分为左、右，各四员，其右谏议隶中书省）。

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官、职、差遣才以定俸入而不亲职。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皆须别降敕，许赴谏院供职，方为谏官，亦有领他职而不与谏诤。其由他官领者，带知谏院，以两省官充。掌供奉谏诤。凡朝廷阙失，大则廷议，小则上封。明道初，陈执中为谏官，屡请置院，於是以门下省为谏院，徙旧省於左掖之西（司马光有《题名记》）。真宗天禧元年，诏两省置谏官六员，不兼职务。後复兼职如故。（诏曰：“朕大庇民，隆兴至治。弥纶阙失，交属於庶僚；寤寐忠规，屡颁於明诏。虽曾虚伫，未协翘思。夫惟谏诤之臣，迨於风宪之列。倘因循而自默，则献纳以曷观？况朕躬览万机，日披封奏，详延百执，素靡漏言。举职徇公，有何所避？保身箝口，讵至於斯。将戒慢官，用申诞告，仍加优异，以劝倾输。自今两省置谏官六员；御史台中丞、知杂、推直外，置侍御史以下六员，并不兼领职务，每月添支钱十五贯，三年内不得差出。其或诏令乖当、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赏逾制、赋敛繁暴、狱犴稽留，并令谏官奏论、宪臣弹举。每月须一员奏事，或有急务，亦许非时入对。虽言有过当，必示曲全。若事难显行，即令留内。但不得潜为朋附，故作中伤。其谏官仍於谏院或两省内选择。厅事量置什器、应。候及三年，或屡有章疏，实能裨益，特越常例，别与升迁。苟或职业无闻，公言罔睹，移授散秩，仍遣监临。载念古贤，不忘忠谏，虽逢暴怒，尚靡谄辞。今则冲人渴闻，谠论开怀，而待好爵。斯縻是为不讳之朝，岂有犯颜之虑？黜陟之典，断在於必行，语默之端，亟从於自择，更资宰府宣布周行。”）庆历初，诏除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元丰寄禄为大中大夫，始正名左、右谏议大夫为谏垣之长，专言责焉。左隶门下，右隶中书，同掌规谏。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皆得谏正。靖康元年，诏宰执得荐举台谏，当出亲擢，立为定制。建炎三年，诏谏议大夫不隶两省，别置局於後省之侧，许与两省官相见议事。以登闻检、鼓院专隶焉。又诏台谏言事官，系非时上殿，不合在轮对条具之数。绍兴三年，曾统言：“本朝多以谏议兼记注，且听直前奏事。元丰始不任谏列，然亦许直前。顷者权臣用事，言路壅塞。”诏依元丰旧制。

《容斋随笔》论谏官与台官旧不相见事（见《御史台门》）。

绍兴间，致堂胡氏寄政府书曰：“古者人臣皆得进谏於其君。後世专设一职，既己乖谬，居是职者又多以立异为心，挠乱政事。人君难於尽从，故员多不备，难於尽废，故姑设一二人，比诸饩羊，惟台官亦然。方祖宗时，充台谏之选者皆天下望士，或中外践更己久，无所不知，故能有补。後世乃以新进利口为之，宜其观望喋喋，而莫可遏也。然事有随时，官与世建。方汉光武、唐太宗马上经营之日，与齐小白、秦符坚专任一相以成霸业之时，未尝闻有台谏官喋喋於其旁，诚以三军五兵之运，伐人制胜之谋，不可以告人，亦非人所能与故也。及夫平定之後，法制既立，则必设置台臣，使纠违犯，开通谏诤，以补阙失，时势当然耳。今宜以给事中兼谏大夫，中书舍人兼司谏，左、右史兼正言，政事下省，便可救正。谏员既广，院额可废，而御史台只合弹击官邪与夫坏败己成宪度者。至於政事得失，专责大臣与谏者。若夫四方诉讼，自有州县、监司、台省节次；又不得直，则有登闻检、鼓两院存焉。宪台亦非受讼之所也。如此，则治有体统，朝廷增重，国势不摇，可以言治。”

按：以立异为心，以利口为能，此谏官之所以使人厌也。况处多事之时，运筹决胜，其机贵密，其发贵果，尤不宜使好异利口者喋喋其间。然欲遂从而废其官，则过矣。昔司马温公言，凡择言事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此乃名言。诚使为谏官皆得如此之人，何至如致堂所言哉？

○起居

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记其言、事，盖今起居之本（“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汉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则汉《起居注》似在宫中，为女史之任。又王莽时，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事侍傍，记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职。自魏至晋，起居注则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录记也，录其言行与其勋伐。历代有其职而无其官。後魏始置其起居令史，每行幸、宴会，则在御左右，记录帝言及宴宾客训答。後又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领之。北齐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书王言及动作之事，以为国志，即起居之职；又有著作二人，掌缀国录，则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书、正字有叙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职，以纳言统之。至炀帝，以为古有内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内，乃於内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员，次内史舍人下（庾自直、崔祖、虞南蔡、允恭等皆为此职）。唐贞观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职於门下，置起居郎二人。显庆中，复於中书省置起居舍人，遂与起居郎分掌左右。龙朔三年，改为左、右史（郎为左史，舍人为右史），咸亨元年复旧。天授元年，又为左、右史，神龙初复旧。每皇帝御殿，则对立於殿（左郎，右舍人矣），有命则临陛俯听，退而书之，以为起居注。凡册命、启奏、封拜、薨免，悉载之、史馆得之以撰述焉（令狐德、吕才、萧钧、褚遂良、上官仪、李安期、顾允、高智周、张大素、凌季友等并以起居，皆有名之贤者）。

宋沿唐制，起居郎隶门下，起居舍人隶中书，号小两省官，皆为虚名，不典本省事。而典职者自号修起居注，凡二人，多以馆阁官兼。掌更番侍立於崇政殿，又从行幸，以备记录。国初，院在皇城外，但关敕送史馆而不撰集。淳化五年，史馆修撰张亻必上书，请依故事，复左右史之职，为起居注。乃诏从，置院於禁中，命起居舍人史馆修撰梁周翰、秘书丞直昭文馆李宗谔掌起居郎、舍人事，通撰注记。凡宣徽、客省、四方馆、阁门、御前忠佐引见司制置、进贡、辞谢、游幸、宴会、赐赉、恩泽之事，五日一报；翰林麻制、德音、诏书、敕榜该沿革制置者，门下中书省封册告命，进奏院四方官吏风俗善恶之奏、礼宾院诸蕃职贡宴劳赐赉之事，并十日一报；吏部文官除拜选调沿革、兵部武臣除授、司封封建、考巧谥议行状、户部土贡旌表州县废置、刑部法令沿革、礼部奏贺祥瑞贡举品式、祠部祭祀画日道释条制、太常雅乐沿革、礼院礼仪制撰、司天风气候祥异证验、宗正皇属封建出降、宗庙祭享制度，并月终而报；盐铁金增耗、度支经费出纳、户部版图升降，咸岁终而报，每季撰集以送史馆。是岁，令审刑院奏覆有所谕旨可垂戒者，并录送院。熙宁初，诏谏官兼修注者，因後殿侍立，许奏事。元丰中，兼修注王存乞复起居郎、舍人之职，使得尽闻，明天子德音，退而书之。神宗亦谓：“人臣奏对有颇僻、谗慝者，若左右有史官书之，则无所肆其奸矣。”故事，左右虽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禀中书俟旨。存因对及之。乃诏虽不兼谏职者，亦许直前奏事。五年，官制行，罢修注，而郎、舍人始专其职（《四朝志》）。起居郎、舍人掌记天子言、动。御正殿则俟於门庑外，便殿则侍立，行幸则从，大朝会则对立於殿下螭首之侧。凡朝廷命令赦宥、礼乐法度损益因革、赏罚劝惩、群臣进对、文武臣除授及祭祀燕享、临幸引见之事，四时气候、四方符瑞、户口增减、州县废置，皆书以授著作官。六年，诏左、右史分记言、动。元元年，仍诏不分。七年诏：“迩英阁讲罢，续有留身奏事者，许侍立。”绍圣元年，中丞黄履言所奏或干机密，难令旁立，乃止（《会要》）。隆兴元年，胡铨奏记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当观史（国朝梁周翰以起居注每月进御。庆历中，欧阳修乞更不进本，仁宗从之。今望遵仁宗所行之训）；二、立非其地（国朝，记注之臣立於座後。欧阳修谓当人主言动而书，乃立於前。修罢复故。今乃立於殿之东南隅，言动不闻。乞复欧阳修之制）；三、前殿不立（国朝古制，前後殿皆侍立。而前殿不立，又左右司分日而立，无言动之异。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奏不直前（臣欲直前奏事，阁门以不预牒却之；尝预牒矣，又以无班为词。是虽有直前名，而无可奏之时矣。乞左、右史奏事直前，不必预牒及有无班次为拘也）。诏前殿依後殿侍立，馀并依旧制。淳熙间，罗春伯（点）自户部员外郎除右史，避曾祖讳，以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後两史或阙，则降旨以某人权侍立官，盖自此始。《元丰寄禄》起居舍人为朝散郎。

○拾遗补阙

补阙、拾遗。武太后垂拱中置补阙、拾遗二官，以掌供奉、讽谏。天授二年，各增置，通前为五员。三年，举人无贤愚咸加擢用，高者试凤阁侍郎、给事中，次或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当时颇为滥杂，著於谣诵（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自开元以来，尤为清选，左、右补阙各二人，内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遗亦然（两省补阙、拾遗凡十二人）。左属门下，右属中书。

宋端拱初，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是时，太宗欲令谏官修职，故诏改其官。後亦有兼他官不供谏职者。真宗天禧初，诏两省置谏官，不兼职；用刘烨、鲁宗道为左、右正言。元丰肇新官制，左、右司谏各一人，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一人，从七品，同掌规谏讽谕。凡朝廷有阙失，大事则廷诤，小事则论奏，分隶两省，寄禄左右司谏为朝奉郎，左右正言为承议郎。中兴初，诏不隶两省，绍兴二年复。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言：“谏诤之官尚有阙员，居其位者往往分行御史之职。至於箴规阙失，寂无闻焉。愿依唐制，置拾遗、补阙，左右各一员，专掌谏诤，不许纠弹。”从之。以许深父、薛象先充其职，班著在监察御史之上。光宗立，复省。

○典仪

典仪二人，唐置。《周礼 秋官》有司仪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盖此典仪之任。《齐职仪》云东宫殿中将军属官有导客局，置典仪录事一人，掌朝会之事。梁有典仪之职，未详何曹之官，掌唱警唱奏之事，朱服武冠。陈亦有之。後魏置典仪监，史阙其员及所掌。唐初，隶门下省。初用人皆轻，至贞观李义甫为之，是後常用士人。领赞者以知赞唱之节及殿庭版位之次。

○城门郎

《周礼 地官》有司门下大夫一人、上士四人，并城门郎之任。初，汉置城门校尉员一人，掌城门屯兵，有司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门候各一人，出从缇骑百二十人（缇，徒兮切），盖兼监门将军之职。魏因之。晋制，银章青绶，绛朝服，武冠，佩水苍玉。元帝省之。宋、齐俱以卫尉掌宫城屯兵及管钥之事。梁、陈二代依秦、汉，以光禄卿等掌宫殿门户，亦无城门之职。後魏置城门校尉。北齐卫尉寺统城门寺，置城门校尉二人，掌宫殿城门并诸仓库管钥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宫门上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门之禁令，盖并在其任。隋氏门下省统城门局，校尉二人；炀帝大业三年，又隶殿中省；十二年，又减一人；後又改校尉为城门郎，置四人，又隶门下省。唐因之。

○符宝郎

周官有典瑞、掌节二官，掌瑞、节之事（瑞、节，信也。典瑞属春官，掌节属地官）。秦汉有符节令、丞，领符玺郎（昭帝幼冲，霍光秉政。殿中夜惊，光召求符玺，符玺郎不肯授。光夺之，郎按剑对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壮之，增秩二等）。文帝二年，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之制，又皆属焉（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者，以竹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颜师古曰：“符，与郡守各分其半，右则留京师，左以与之。”）。後汉有符节令，两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别为一台，而符节令一人为台率，掌符节之事，属少府。魏与後汉同。晋太始元年，省并兰台，置符节御史掌其事。宋与晋。齐兰台有主玺令史，以治书侍御史领之。梁、陈御史台亦有符节令史。後魏御史台领符节令，符节令领符玺郎中。北齐有符节署，馀与後魏同（符节令一人，符玺郎中四人）。後周有主玺下士，掌国玺之藏。隋初有符玺局，置监二人，属门下省，炀帝改监为郎。唐因之。长庆三年改为符宝郎，神龙初复为符玺郎，开元初复为符宝郎（天宝五载六月敕：“玉玺既为宝，宜为玺书。”十载正月，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其符节并纳於宫中，有行从则请之。郎掌诸进符宝，出纳幡节也。

○弘文馆

唐武德初置修文馆，後改名弘文馆。神龙初，改为昭文，二年又却为修文，寻又为昭文。开元七年，又诏弘文焉。仪凤中，以馆中多图籍，未详正，委学士校理。自垂拱以来，多大臣兼领。馆中有四部书。自贞观初褚亮检校馆务，学士号为馆主，因为故事，每令给事中一人判馆事。校书二人，学生三十人。

宋改为昭文馆（以“弘”犯宣祖讳）。大学士一人，以宰相充。学士、直学士不常置。直馆以京朝官充。掌经史子集四库图籍修写、校雠之事。判官一人，以两省五品以上充。

●卷五十一 职官考五

○中书省

中书之官旧矣。谓之中书省，自魏、晋始焉。梁、陈时，凡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省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书十人，书吏二百人（书吏不足，并取助书），分掌二十一局事，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总国内机要，而尚书唯听受而己。被委此官，多擅威势。後魏亦谓之西台（宣武帝谓中书监崔光曰：“卿是朕西台大臣。”）。北齐中书省管司王言，并司进御之乐及清商、龟兹诸部伶官。隋初，改为内史省，置令二人，侍郎四人（炀帝减侍郎二人），舍人八人（炀帝减去四人），通事舍人十六人。炀帝加起居舍人，而改通事舍人为谒者台职。唐武德三年，复中书省。龙朔二年，改为西台，咸亨初复旧。光宅元年，改为凤阁（凡中书官，随署名改），神龙初复旧。开元元年，改为紫微省，五年复旧（时谓尚书省为南省，门下、中书为北省；亦谓门下省为左省，中书为右省，或通谓之两省）。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骑常侍、起居舍人、右补阙、右拾遗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其馀小吏各有差。

宋制，中书省在左掖门外西面北廊，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行台谏章疏、群臣奏请兴创改革，及中外无法式事应取旨者。凡除省、台、寺、监寺贰以下，及侍从、职事官，外任监司、节镇、知州军、通判，武臣遥郡、横行以上除授皆掌之。凡命令之体有七：曰册书，立后妃，封亲王、皇子、大长公主，拜三师、三公、三省长官，则用之。曰制书，处分军国大事，颁赦宥德音，命尚书左右仆射、开府仪同三司、节度使，凡告廷除授，则用之。曰诰命，应文武官迁改职秩、内外命妇除授及封叙、赠典，应合命词，则用之。曰诏书，赐待制、大卿监、中大夫、观察使以上，则用之。曰敕书，赐少卿监、中散大夫、防御使以下则用之。曰御札，布告登封、郊祀、宗祀及大号令则用之。曰敕榜，赐及戒励百官、晓谕军民则用之。皆承制画旨以授门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为底：大事奏禀得旨者为“画黄”，小事拟进得旨者为“录黄”。凡事干因革损益，而非法式所载者，论定而上之。诸司传宣、特旨，承报审覆，然後行下。设官十有一：令、侍郎、右散骑常侍各一人，舍人四人，右谏议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谏、右正言各一人。分房八：曰吏房，曰户房，曰兵礼房，曰刑房，曰工房，曰主事房，曰班簿房，曰制敕库房。元以後，析兵、礼为二，增催驱、点检，分房十有一，又改主事房为开拆。

○中书令

舜摄位，命龙作纳言，出入帝命。《周官》内史掌王之八柄爵、禄、废、置、生、杀、予、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盖今中书之任。其所置中书之名，因汉武帝游宴後庭，始以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仆射（不言谒者，省文也）。元帝时，令弘恭、仆射石显秉势用事，权倾内外。萧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更置士人，自武帝改用宦者掌出入奏事，非旧制也。成帝建始四年，改中书谒者令曰中谒者令，更以士人为之，皆属少府。汉东京省中谒者令官（时有中官谒者令，非其职也）。魏武帝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黄初初，改为中书令，又置监，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并掌机密。中书监、令始於此也。及明帝时，中书监、令号为专任，其权重矣（时中护军蒋济上疏谏曰：“夫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威权在下，则众心慢上，势之常也。今外所言，辄云中书，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回附向之。请分任众官，不使圣明之朝有专吏之名也。”）。晋因之，置监、令一人，始皆同车，後乃异焉（初，监、令常同车入朝。及和峤为令、荀勖为监，峤意抗，鄙荀巧佞，以意气加之，专车而坐。自此，监、令乃使异车）。魏晋以来，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会时事，典作文书（司马景王命中书令虞松作表，再至不可意，松竭思不能改正，锺会视其草，为定五字，松大悦服。又荀勖为中书监，使子组草诏。傅为监，病风，又使息畅为启。华е为监，时成事多不泄，е启武帝召授子荟草诏。前後相承，以子弟管之，自此始也。又王献之为中书令，启琅琊王为中书监，表曰：“中书职掌诏命，非轻才所能独任。自晋建国，尝命宰相参领。中兴以来，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弥徽，德音四塞者也。”又後魏孝文时，蠕蠕有国丧，帝遣高闾为书与之，不叙凶事。时孝文谓曰：“卿为中书监，职典文辞，若情思不至，应谢所任。”又曰，崔光为中书令，敕光为诏，逡巡不作。荟，乌队切。е，余力切。蠕，如兖切）。以其地在枢近，多承宠任，是以人因其位，谓之“凤凰池”焉。（荀勖守中书监、侍中，参赞朝政。及迁尚书令，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失之甚愠，人有贺者，勖怒曰：“夺我凤凰池，诸公何贺焉！”）晋制，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佩水苍玉，乘辂车（吴纪亮为尚书令，其子骘为中书令，每朝会，吴主以屏风隔其坐。《晋书》曰张华为监，裴楷为令，其掌机密。又王洽字敬和，为中书令，时年二十九。後泠子珉又为中书令，时谓为奕世令德）。东晋常并其职入散骑省，寻复置之。宋冠佩印绶与晋同。梁中书监、令情贵华重，大臣多领之。其令旧迁吏部尚书，才地俱美者为之。陈因梁制。後魏亦有监、令（高允字伯恭，为中书令，文帝重之，不名，呼为“令公”）。北齐因魏制。後周置内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亦其任也。隋初，改中书为内史，置监、令各一人，寻废监，置令二人。炀帝大业十二年，又改内史为内书，後复为内史。唐武德初，为内史令（常有敕而中书门下不时宣行，高祖责其迟由。内史令萧曰：“臣大业之日，见内史宣敕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谓易虽在前，难必在後。臣在中书日久，备见其事。今黄ト初构，事涉安危，若远方有疑，恐失机会。此每受一敕，臣必审勘，使与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迟晚之愆，实由於此。”上善之）。三年，改为中书令，亦置二人。龙朔二年，改为右相。咸亨元年复旧。光宅二年，又为内史。神龙元年，复旧中书令。开元元年，改为紫微令；五年，复为中书令。天宝元年，改为右相（至德初，复为中书令。自隋至今，皆为宰相。旧班正三品，大历二年升为从二品）。按令文，掌侍从献替，制敕册命，敷奏文表，授册，监起居注，总判省事。

宋制，掌佐天子议大政，授所行命令而宣之。祀大神则升坛，飨宗庙则升阼阶相礼。临轩册命则读册。建储则升殿宣制，及玺绶以授太子。大朝会，则诣御座前进方镇表及祥瑞。国朝未尝真拜，以他官兼领者不与政事，然止曹佾，馀皆赠官。官制行，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令之职，别置侍郎以佐之。元丰寄禄为开府仪同三司。

容斋洪氏《随笔》曰：“中书、尚书令在西汉时为少府官属，与太官、汤官、上林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为加官。在东汉亦属少府，而秩稍增。尚书令为千石，然铜印墨绶，虽居机要，而去公卿甚远，至或出为县令。魏晋以来，浸以华重，唐初遂为三省长官，居真宰相之任，犹列三品，大历中乃升正二品。入国朝，其位益尊，叙班至在太师之上，然只以为亲王及使相兼官，无单拜者。见任宰相带侍中者才五人：范鲁公质、赵韩公普、丁晋公谓、冯魏公拯、韩魏公琦。尚书令又最贵，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赵韩公、韩魏公始赠真令。韩公官止司徒，及赠尚令，乃诏自今更不加赠，盖不欲以三师之官赘其称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书令为左辅、右弼而不置尚书令，以为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为之，故郭子仪不敢拜，非本朝也。”

又曰：“绍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嗣秀王伯圭兼中书令。此官久不除，学士大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为当入都堂治事。邸报至外郡，尤所不晓。迈考之典故，侍中、中书令为两省长官，自唐以来居真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肃宗以後，始以处大将，故郭子仪、仆固怀恩、朱Г、李晟、韩弘皆为之。其在京，则入政事堂，然不预国事。懿、僖、昭之时，员浸多，率由平章事迁兼侍中，继兼中书令，又迁守中书令，三者均称使相，皆大敕系衔而下书使字，五代尤多。国朝创业之初，尚仍旧贯，於是吴越国王钱ㄈ、天雄节度符彦卿、雄武王景、武宁郭从义、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义李筠、淮南李重进、永兴李洪义、凤翔王彦超、定难李彝兴、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宁王晏、武胜侯章、归义曹元忠十五人同时兼中书令。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赵普以故相拜。真宗但以处亲王。嘉末，除宗室东平王允弼、襄阳王允良。元丰中除曹佾，与允弼、允良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笔谈》谓有司以佾新命，言自来不曾有活中书令请俸则例，盖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并为开府仪同三司。元以後不复有之，虽崇、观、政、宣轻用名器，且改为左辅、右弼，然蔡京三为公相，亦不敢居。乾道中，诏於录黄及告命内除去侍中、中书令，遂废此官。今当先降指挥复置，则於事体尤惬当也。嗣王终不敢当，於是寝前命，而赐赞拜不名。”

○侍郎

汉置中书，领尚书事，有丞、郎。魏黄初初，中书既置监、令，又置通事郎（《魏志》曰掌诏草，即汉尚书郎之位），次黄门郎。黄门郎己署事过，通事乃署名；己署奏以入，为帝省读书可。後改通事郎为中书侍郎（明帝诏举中书郎，谓卢毓曰：“得人与否，在卢生耳！”又魏末张华迁掌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见施用）。晋置四员。及江左初，又改为通事郎，寻复为中书侍郎。其职副掌王言，更入直省五日，从驾则正直从，次直守（张华兼中书郎，从驾征锺会，掌书疏表檄。嵇含为中书郎，书檄集，含初不立草）。宋中书侍郎，进贤一梁冠，介帻，绛朝服，用散骑常侍为之。齐、梁皆四人。梁以功高者一人主省内事。陈因之。後魏、北齐置四员。隋初为内史侍郎，亦四员。炀帝减二员，改为内书侍郎。唐初为内史侍郎。武德三年，改为中书侍郎。龙朔以後，随省改号，而侍郎之名不易（旧制正四品，至大历二年升从二品）。员二人，掌侍从献替、制敕册命、敷奏文表、通判省事。

宋制，侍郎掌贰令之职，参议大政，授所宣诏旨而奉行之。官制行，以尚书右仆射兼，又别置侍郎以代参知政事。建炎初，复改侍郎为参政。

○舍人

中书舍人。魏置中书通事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为一职（魏明帝时，有通事刘泰），晋江左乃合之，谓之通事舍人。武冠，绛朝服。掌呈奏案章。後省之，而以中书侍郎一人直西省，即侍郎兼其职而掌其诏命。宋初，又置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入直门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参决於中，自是则中书侍郎之任轻矣。齐永平初，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各住一省，时谓之“四户”，权倾天下（茹法亮久为中书通事舍人，後出为大司农。中书势利之职，法亮恋之，垂涕而去。又荧惑入太微，太尉王俭谓武帝曰：“天文乖误，此由四户。”帝纳之而不改），与给事中为一流。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後除“通事”字，直曰中书舍人，专掌诏诰，兼呈奏之事（裴子野以中书侍郎、鸿胪卿掌兼中书通事舍人，别敕知诏诰）。自是诏诰之任，舍人专之（魏晋以来，诏诰并中书令及侍郎掌之，说在《中书令篇》）。陈置五人。後魏有舍人省，而不言其员。北齐舍人省掌署敕行下，宣旨劳问，领舍人十人。後周有小史上士二人，此其任也，属春官。隋内史舍人八员，专掌诏诰。炀帝减四人，後改为内书舍人。唐初为内史舍人，至武德三年，改为中书舍人，置六员。龙朔以後，随省改号，而舍人之名不易。专掌诏诰、侍从、署敕、宣旨、劳问，授纳诉讼，敷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淳以来，天下文章道盛，台阁髦彦无不以文章达。故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按：後汉章、和以後，尚书为机衡之任。尚书郎含香握兰，直宿於建礼门，太官供膳，奏事明光殿，下笔为诏诰，出语为诰令。曹公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则秘书之职近密，尚书之职疏远。魏文帝初，改秘书为中书，自後历代相沿，并管枢密。而後汉尚书郎，非今之尚书郎，乃中书舍人也。武太后临朝，天授元年，寿春郡王盛器兄弟五人初出ト，同日受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阙礼，宰臣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θ立召小吏五人，各令执笔，口授分写同时，须臾俱毕，词理典赡，时人叹服。景龙四年六月二日，初定内难，唯中书舍人苏在太极殿後，文诏填委，动以万计，手操口对，无毫差误。主书韩礼、谈子阳转书诏草，屡谓曰：“乞公少迟，礼等书不及，恐手腕将废。”故事，舍人六员，各押尚书省一行，天下众务无不关决。开元二年十一月，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员，无一头商量事，诸舍人同押连署状进说。凡事有是非，理均与夺，人心既异，所见不同者，望请别作商量，连状同进。若状语交互，恐烦圣思。臣既是官长，望於两状复略言二理优劣，奏听进止，则人各尽能，官无留事。”敕曰：“可”。因是舍人唯知撰制，不复分知机务。既文书填委，遂令书录委之堂後人，其权势倾动天下，姚竟因主书赵诲赃犯所累罢相。姚诚多才，而隳政擅权，以成斯弊，可哀也）。

宋初，中书舍人为所迁官，实不任职，复置知制诰及直舍人院。故事，入西阁，皆中书诏试制诰三篇。惟梁周翰不召试而授，其後杨亿、陈尧佐、欧阳修亦如此例。富弼为知制诰，封还刘从愿妻封遂国夫人词头。唐制唯给事中得封还诏书。中书舍人缴词，自弼始。元丰五年，诏中书舍人印为中书後省之印。曾巩、陆佃并试中书舍人，自是始正官名，遂以中书舍人判後省之事。分案五：曰上案，掌册礼及朝会所行事；曰下案，掌受付文书；曰制诰案，掌书记制词，及试吏校其功过；曰谏官案，掌受诸司关报文书；日记注案；掌录记注。其杂务则随所分案掌之。元初，以苏轼直舍人院，有司言：“自官制行，舍人院废，今为中书後省。”於是改为权中书舍人，遂为故事。後诏舍人各签诸房文字，其命词则轮日分草。中兴置中书後省，以中书舍人为长官，六员为额，常除二员，一员领吏房左选及兵、工房，一员领吏房右选及礼、刑房。嘉泰四年，李季章（璧）。以宗正少卿权中书舍人，而“中”字犯祖讳，季章辞，有旨权以直舍人院系衔，乃受命，不知舍人院废己久矣。盖大臣失於讨论也。绍兴初，诏：“中书、门下两省己并为中书门下省，其两省合送给、舍文字，今後更不分送，并送给事中、中书舍人。”其後又诏以他官兼摄者称权直，资浅者为直舍人院。

石林叶氏曰：“国初循唐旧制，凡命官、迁除、磨勘、移易差遣，中书皆命词给告，不胜其繁。元丰官制行，始命阶官、职事官、选人入品者给告，无品官者但给黄牒而已。元末，犹以为多，复命内外差遣及职事官本等内改易或再任者，亦止给黄牒。绍圣中，朱服为舍人，以为监司、郡守初除不给告，礼太薄，乃诏：‘待制以上知州及帅臣、监司初除、再任，并出告；尚书侍郎、两省、御史台官外馀官并监司本等内改易者，仍给黄牒。’後复行之不同。元符初，中书省复检举如前令。”

容斋洪氏《随笔》曰：“中书舍人所承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尝越日，故其职为难。其以敏捷称者，如韦承庆下笔辄成，未尝起草；陆初无思虑，挥翰如飞；颜荛草制数十，无妨谈笑；郑畋动无滞思，同僚阁笔；刘敞临出局，倚马一挥九制，皆见书於史策。其迟钝窘扰者，如陆馀庆至晚不能裁一言，和蒙闭户精思、遍讨群籍，与夫‘斫窗舍人’、‘紫微失却张君房’之类，盖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广顺初，中书舍人刘涛责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坐遣男顼代草制词也。顼时为监察御史，亦责复州司户。自南渡以来，典故散失，每除书之下，先以省授之，而续给告，以是迁延稽滞。殿拂居官时，才还家即掩关谢客，畏其促词命也。先公使虏归，除徽猷阁直学士。时刘才邵当制，日於漏舍嘱之，至先公出知饶州，几将一月，犹未受告。其他倩诿朋旧，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选者，不觉其难，殊与昔异。”

○通事舍人

昔尧试舜，宾于四门，盖今任也。奏置谒者。汉因之，掌傧赞受事，员七十人，选孝廉年未五十，威容严恪能傧赞者为之（燕太子使荆轲劫始皇，变起两楹之间，其後谒者持匕首刺腋。汉高帝偃武修文，故易之以版）。有仆射，冠高山冠（言其矜庄宾远，故以高山为号。终军为谒者，使行郡国，建节出东关。关吏识之，曰：“此弃生。”）。後汉谒者仆射为谒者台士主。谒者，铜印青绶。天子出，掌奉引（谒者仆射见尚书令，对揖无敬。谒者见，执版拜）。谒者三十人（《汉官仪》又曰三十五人）。谒者初上官，称曰灌谒者，满岁称给事（胡广云：“灌者，明、章二帝服勤园陵，谒者灌柏，後遂假兹名焉。”马融曰：“灌者，习所职也。”应奉曰：“高帝承奉，礼仪多阙，灌婴服事七年，号大谒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列於《汉书》也。”雷义为灌谒者，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留者凡七十人）。和帝代，陈郡何熙为谒者仆射，赞拜殿中，音动左右。然则又掌唱赞（《汉旧仪》曰：“谒者缺，选郎中美须眉、大音者以补之。功次当选欲留增秩者，许之。”）。二汉隶光禄勋（後汉又有黎阳谒者。光武以幽、并兵骑定天下，故於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兵骑千人，复除甚重，谒者任轻，多放情态。顺帝改用府掾有清名威重者，迁超牧守焉）。魏置仆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统谒者十人。及晋武，省仆射，以谒者并兰台。江左复置仆射，後又省。宋武帝大明中，复置仆射一人，职与魏同，亦领谒者十人，掌小拜授及百官报章。齐因之。梁谒者台，仆射一人，掌朝觐宾飨之事；属官谒者十人，掌奉诏出使拜假，朝会宾赞；功高者一人为假史，掌差次谒者。陈亦有之。後魏、北齐谒者台，掌凡诸吉凶公事，导相礼仪。仆射二人，谒者三十人。隋炀帝增置谒者、司隶二台，并御史为三台。谒者台有大夫一人，掌受诏劳问、出使慰抚、持节策受，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驾出，对御史引驾，领议郎以下官（属官有丞、主簿、录事等）。寻诏门下、内史、御史、司隶、谒者五司监受表，以为恒式，不复专谒者矣。初，魏置中书通事舍人官，其後历代皆有，然非今任。隋初罢谒者，仍置通事舍人十六员，丞旨宣传。开皇三年，又增为二十四员。及炀帝置谒者台，乃改通事舍人为谒者台职，谓之通事谒者，置二十人。又於建国门外置四方馆，以待四方使者，隶鸿胪寺（炀帝置四方馆，东曰东夷使者，南曰南蛮使者，西曰西戎使者，北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国、互市事）。唐废谒者台，复以其地为四方馆，改通事谒者为通事舍人，掌通奏、引纳、辞见、承旨宣劳，皆以善辞令者为之。隶四方馆，而又属中书省。

○集贤殿

集贤殿书院，唐开元中置。汉、魏以来，秘书省有其职。梁武帝於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北齐有文林馆学士，後周有麟趾殿学士，皆掌箸述。隋平陈之後，写书正副二本，藏於宫中。炀帝於东都观文殿东西厢贮书。自汉延熹至隋、唐，皆秘书掌图籍，而掌中之书时或有焉。初，开元五年十一月，於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仍令秘书监马怀素、右散骑常侍褚无量总其事，於丽正殿安置，为修书使。至十二年，学士张说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名集贤，改修书使为集贤殿书院学士。五品以上为学士，每以宰相为学士者知院事。初，燕国公张说为中书令知院事，以右常侍徐坚副之。自尔常以近密官为副，兼判院。直学士，六品以下为之。侍讲学士，开元初，褚无量、马怀素侍讲禁中为侍读，其後康子元等为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司直学士。

宋为集贤院大学士，一人，以宰相充，学士以给谏、卿监以上充，直学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无常员。掌同昭文馆。凡昭文、史馆、集贤，谓之三馆，皆以两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

○史官

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後显者。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周则曰太史、小史、内史、外史。而诸侯之国，亦置其官。又《春秋》、《国语》引《周志》及《郑书》，似当时记事，各有其职。秦有太史令胡母敬。至汉武始置太史公，以司马谈为之。卒，其子迁嗣。卒後，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其修撰之职，以他官领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己。自汉以前，职在太史（直《太史局》）；当王莽时，改置柱下五史，记疏言行，盖效古“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自後汉以後至於有隋，中间唯魏明太和中史职隶中书，其馀悉多隶秘书。唐武德初，因隋旧制，史官属秘书省著作局；至贞观三年间十二月，移史馆於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史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於门下省之南，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开元二十五年，宰臣李林甫监史，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史馆谏议大夫尹焙遂奏移於中书省北，其地本尚药局内药院。

致堂胡氏曰：“古者史官，世掌其职，大臣不与，天子不观，故得直笔，取信於後世。其次则如贞观之制，史官日随仗入，随事记之，犹为近古。自李义府、许敬宗不许史官闻仗後事，以行其私，姚乃建令宰相撰时政记，意欲迷眩千古。令韦执谊又奏令史官撰日历。日历云者，犹起草也，将加是正而润色焉耳。苟数人者诚无私意，何用为是纷纷？以其请建之纷纷，则其诬上行私之心欲盖而益彰矣。夫天下有公是非，不为言语文字可以变移白黑，淆乱忠邪，故义府、敬宗、执谊之恶，至于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宋制，监修国史一人，以宰相为之。修撰、直馆、检讨无常员，修撰以朝官充，直馆、检讨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历及典司图籍之事。凡国史，别置院於宣徽北院之东以藏之，谓之编修院。《东京记》云编修俗呼为史院。天圣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为提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为修史，其同修史则以殿阁学士以上为之，编修官以三馆、秘阁校理以上及京官，史毕即停（《续会要》）。元丰改官制，日历隶国史案。每修前朝国史、实录，则别置国史、实录院，国史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馀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庶官为编修官。实录院提举官如国史，从官为修撰，除官为检讨（《麟台故事》）。元复置国史院，隶门下省，明年又置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绍圣复以国史院归秘书省（《宰辅三馆题名》）。中兴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以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选本省官兼检讨、校勘，以侍从官充修撰。绍兴五年，又移史馆於省之侧，别为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实录》，乃即史馆开实录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诏罢史馆，并为实录院（绍兴初，实录、国史皆寓史馆。後罢史馆，遇修实录，即置实录院；遇修国史，即置修国史院）。著作局唯修纂日历（《中兴会要》）。宰相监修，但提大纲。检讨官搜阅、校对。惟修撰实专史职，只据所送到时政记（唐长寿中，姚请仗下所言，宰相撰录，号“时政记”，自始。五代以来，中书、枢密院皆致时政记。枢密院，直学士编修。太平兴国八年，苏易简为参政，自是中书皆参政编录，唯吕蒙正尝以宰相领其事。端拱以後，枢密院事皆送中书，同修为一书；及王钦若、陈尧叟始乞别撰，不关中书，直送史馆）、起居注（事见《左右史门》）铨次其事，排以日月，谓之日历（《圣朝职略》）。绍兴十八年，诏置修国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史》。又有提举修敕令，天圣、庆历、嘉、熙宁编叙及元符敕令格式，各差宰臣提举，详定官以侍从之通法令者充。史馆又有校勘、检阅、校正、编校等官，或以布衣之该洽者为之。

玉牒所提举、监修，亦以宰相为之（见《宗正司》）。

欧阳修《论史馆日历奏》：“臣伏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後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故自前世有国者，莫不以史职为重。伏见国朝之史，以宰相监修、学士修撰，又有两府之臣撰时政记。选三馆之士当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为不重矣。然近年以来，员具而职废。其所撰述，简略遗漏，百不存一，至於事关大体者，皆没而不书。此实史官之罪，而臣之责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据诸司供报，而不敢书所见闻故也。今时政记，虽是两府臣僚修纂，然圣君言动有所宣谕，臣下奏议事关得失者，皆不纪录，惟书除目、辞见之类。至於起居注亦然，与诸司供报文字无异。修撰官只据此铨次，系以日月，谓之日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虽欲书而不得书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今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讳避，史官虽欲书而又不敢书也。加以日历、时政记、起居注例皆承前，积滞相因，故纂录常务追修累年前事，而岁月既远，遗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详於见闻者，又以追修积滞，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则前後相因，史官永无举职之时，使圣朝典法遂成废坠。臣窃见赵元昊自初叛至复称臣始终一宗事节，皆不曾书；亦闻修撰官甚欲纪述，以纂修後时，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诏修时政记、起居注之臣，并以德音宣谕、臣下奏对之语书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据诸司供报编次除目、辞见，并须考验事实。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侬智高，文彦博破王则之类；其贬某职者坐某罪，如昨来麟州守将及并州庞籍缘白草平事，近日孙沔所坐之类。事有文据及迹状分明，皆备书之，所以使圣朝赏罚之典可以劝善惩恶，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赏罚不当者，亦得书以为警戒。此国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并许史所据所闻见书之。如闻见未详者，直牒诸处会问。及臣寮奏异同，朝廷裁置处分，并书之。以上事节，并令修撰官逐时旋据所得录为章卷，标题日分，於史院躬亲入柜封锁，候诸司供报齐足，修为日历。仍乞每至岁终，命监修宰相亲至史院点检。修撰官纪录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职者，奏行责罚。其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除今日以前积滞者不往追修外，截自今後，并令次月供报，如稍有迟滞，许修撰官自至中书、枢密院催请。其诸司供报拖延，及史院有所会问，诸处不画时报应，致妨修纂者，其当行手分，并许史院牒开封府勾追严断。其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并乞更不进本，所贵少修史职，上存圣朝典法。此乃臣之职事，不敢不言。”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熙宁以前，秘书省无著作局，故置史馆，设修撰、直馆之职。元丰官制行，有秘书官，则其职归於监、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绍兴中复置史馆修撰、检讨，是与本省为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既行，其职归於卿、丞矣。而绍兴中复差侍从为修牒，又以他官兼检讨，是与本寺为二也。然则今有户部，可别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别置审官、审刑院矣。又玉牒旧制，每十年一进，谓甲子岁进书，则甲戌、甲申岁复然。今乃从建隆以来再行补修，每及十年则一进，以故不过三二年辄一行赏。书局僭赏，此最甚焉。”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曰：“自真庙以来，史馆无专官。神宗尝欲付曾子固以五朝史事，乃命为史馆修撰，使专典领。其後子固所草具，不当神宗意，书不克成。孝宗时修五朝史，而列传久未毕，遂召李仁父、洪景卢踵为之，皆奉京朝不兼他职者，数年而史始毕。盖自开院至成书，凡二十有八年，秉笔者五十有馀人。时景卢请通修《九朝正史》，上许之。景卢复言：‘制作之事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α贬皆有据依，乞命後来史官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然书未就而景卢去国。淳熙末修《高宗实录》，以他官兼之，至绍熙末年而工未及半。陈君举直学士院，建请以右文殿、秘阁二修撰并旧史馆校勘三等为史官，自校勘供职稍迁秘阁修撰，又迁右文殿修撰；在院三五年，如有劳绩，就迁次对，庶几有专官之效，无冷局之嫌。然亦不克行。明年但增检讨官三员，限一年毕。其後又七年而《高录》始成。时当修高宗正史、孝宗光宗实录，朝论竟无专官，始外召傅景仁、陆务观为在京宫观，免奉朝请，令修史。於是务观还政久矣，乃落致仕，以为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焉。”

○尚书省

昔尧试舜於大麓，领录天下事，似其任也。周之司会，又其职焉（郑元注《周礼》云：大司会，若今尚书）。秦时，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法书，故谓之尚书。尚犹主也。汉承秦置。及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书，以司马迁为之。中间遂罢其官，以为中书之职。至成帝建始四年，罢中书宦者，又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四人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内外而已，其任犹轻。至後汉则为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众务渊薮，内外所折衷，远近所禀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赋，布也）。”令及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及右丞，分掌廪假钱（《隋志》曰：“令统领之，仆射副令，又与尚书分领诸曹。”）。汉初，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及灵帝以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於是始见曹名，总谓之尚书台，亦谓之中台（吴诸葛恪既定山越孙权使尚书仆射综劳军，曰：“故遣中台近官，迎致犒赐之。”）。大事，八座连名，而有不合，得建异议（自顺帝永建元年，初令三公、尚书入奏事。其八座具《历代尚书》中）。二汉皆属少府（蔡质《汉仪》曰：“凡三公、列卿、将、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令、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引车先相回避。卫士传不得避台官，台官过，乃得去。”至晋、宋以来，尚书官上朝及下，禁断行人，犹其制也）。魏制中书省，有监、令，遂掌机衡之任，而尚书之权渐减矣。晋以後，所掌略同。八座、丞、郎初拜，并集都省交礼；迁职，又解交，本汉制也。至於晋、宋，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复解交也（梁陆果迁尚书殿中曹郎拜日，入座、丞、郎并到上省交礼，而果至晚，不及时刻，坐免官）。宋曰尚书寺，居建礼门内，亦曰尚书省（令右阙，则左仆射为省主），亦谓之内台。每入座以下入寺，门生随入者各有差，不得杂以人士。凡尚书官，大罪则免，小罪则遣出；遣出者百日无代人，听还本职（宋顾琛为库部郎，以顾硕寄尚书张茂度闻名，而硕与同席坐，琛坐此遣出。又《宋志》曰：“今朝士诣三公，尚书丞郎诣令、仆射，尚书丞郎，并门下下车履，度门阈，乃纳履也。”）。其令及二仆射出行分道之制，与中丞同。令、仆各给威仪十八人（说在《御史大夫篇》）。自晋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监元年，诏曰：“自礼闱陵替，历兹永久，郎署备员，无取职事。糠秕文案，贵尚虚闲。空有趋墀之名，了无握兰之实。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诏：“尚书中有疑事，先於朝堂参议，然後启闻。”旧尚书官不以为赠，唯朱异卒，特赠右仆射，武帝宠之故也（考周舍问刘杳：“尚书官著紫荷橐，相传云‘挈囊’，竟何所出？”答曰：“《张安世传》云：‘持囊簪笔，事武帝数十年。’注云：囊橐也。近臣簪笔，以待顾问。”）。自魏、晋重中书之官，居喉舌之任，则尚书之职稍以疏远。至梁、陈，举国机要悉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门下，而尚书但听命受事而己。後魏天兴元年，置八部大人於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常侍，各有属官。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置，令大夫主之（崔元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四年，又复尚书三十六曹。天赐元年，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分主省务（武归比郎中，修勤比令史）。至神元年，始置仆射、左右丞及诸曹尚书十馀人，各居别寺（旧例，尚书文簿，诸曹须，即出借。兰城王澄为尚书时，公车署以理冤事重，奏请宜案。澄执奏，以为：“尚书政本，特宜远慎，故凡奏所事，间道通之，盖以秘要之切，防其宣露。宁有古制所重，今反轻之？宜尽写其事意，以付公车。”诏从之）。北齐尚书省亦有录、令、仆射，总理六尚书事，谓之都省，亦谓之北省。後济北王以太子监国，立大都督府，与尚书省分理众事，仍开府置佐（显祖特崇此官，以随王守侍中、摄大都督府长史）。後周无尚书。隋及唐皆有，其制略同，凡尚书省事无不总。龙朔二年，改尚书省为中台；咸亨初，复旧。光宅元年，改为文昌台。垂拱元年，又改为都台。长安三年，又改为中台。神龙初，复为尚书省（亦谓之南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旧尚书令有大厅，堂省之中，今谓之都堂）。都堂之东，有吏部、户部、礼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统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统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而天下之事尽矣（故事，叔父兄弟不许同省为郎官，格令不载，亦无正敕。贞观二年十一月，韦叔谨除刑部员外郎；三年四月，韦季武除主爵郎中；其年七月，韦叔谐除库部郎中，太宗谓曰：“知卿兄弟并在尚书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无辞，稍屈阶资。”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恩除拜，即须相回避，当以准令：同司曹判及公检之官，不得用大功以上亲。若制敕授者，即申所司，从早改拟，遂同省别司亦罢也。）左、右仆射各一人（总统省事）。左丞一人（掌辖吏部、户部、礼部十二司事），右丞一人（掌辖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事），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员外郎各一人（各掌付左右丞所管诸司事），尚书六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一人），侍郎九人（吏部、户部、兵部各二人，馀各一人），郎中二十八人（吏部、户部、兵部、刑部各二人，馀各一人，并左、右司，则三十人），员外郎二十九人（吏、户、兵、刑四部及司勋各二人，馀司各一人，并左、右司，共三十一人），都事六人（以下各有差）。五代时，尚书都省在兴国坊，今梁太祖旧第。

宋太平兴国中，徙於利仁坊孟昶旧第，颇为宏丽，中设都堂、左右司、左右丞、郎中员外郎厅，东西廊分设尚书侍郎厅事二，郎中员外厅事六。掌施行判命，举省内纲纪程式，受付六曹文书，听内外辞诉，奏御史失职，考百官府之治，以诏废置、赏罚。曰吏部、曰户部、曰礼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皆隶焉。凡天下之务，六曹所不能与夺者，总而决之；应取裁者，随所隶送中书省、枢密院。事有成法，则六曹准式具钞，令、仆射、丞检察签书，送门下省画闻。审察吏部注拟文武官及封爵承袭、赐勋定赏之事。朝廷有疑事，则集百官议其可否。凡更改申明敕令格式、一司条法，则议定以奏覆，太常、考功谥议亦如之。季终，具赏罚劝惩事付进奏院，颁行於天下。大祭祀则誓戒执事官。设官九：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分房十：曰吏房，曰户房，曰礼房，曰兵房，曰刑房，曰工房，各视其名而行六曹诸司所上之事；曰开拆房，主受遣文书；曰都知杂房，主行进制敕自、班簿具员，考察都事以下功过迁补；曰催驱房，主考督文牍稽违；曰制敕库房，主编检敕、令、格、式，简纳架阁文书。绍圣二年，诏在京官司所受传宣、内降，随事申尚书省或枢密院覆奏。又诏尚书都省弹奏六曹御史，纠不当者。

石林叶氏曰：“元丰既新官制，建尚书省於外，而中书门下省，枢密、学士院，设於禁中，规模极雄丽。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纸糊。尚书省及六曹皆书《周官》。两省及後省、枢密、学士院，皆郭熙一手画，中间甚有杰然可观者，而学士院画《春江晓景》为尤工。後两省除官未尝足，多有空闲处，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窃毁盗取。徐择之为给事中，时有窃其半屏者，欲付有司，会窃处有刃痕，议者以禁廷经由，株连所及多，遂止。然因是毁者浸多，亦可惜也。”

○录尚书

汉武帝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张安世以车骑将军、霍光以大将军、王凤以大司马、师丹以左将军，并领尚书事（张安世领尚书事，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每言大政，己决，辄移病出。闻有诏命，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每朝廷大臣莫知与议也。又孔光字子夏，领尚书，凡典枢机十馀年，守法度，修政事，不希旨苟合。或问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答以他语，其谨密如此）。後汉章帝以太傅赵、太尉牟融并录尚书事。尚书有“录”名，盖自、融始，亦西京领尚书之任，唐、虞大麓之职也。和帝时，太尉邓彪为太傅尚书事，犹古冢宰总己之义，薨辄罢之。自魏、晋以後，亦公卿权重者为之，职无不总（蜀蒋琬字公琰，为录尚书事。晋宗室会稽王道子及世子元显并录尚书事，时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晋康帝时，何充《让录表》曰：“成康中，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荀崧、陆晔各录二条事。”晋江右有四录，则四人参录也。江右张华、江左庾亮并经阙上书七条）。凡重号将军、刺史皆得命曹受用，唯不得施陈及加节。宋孝武孝建中，不欲威权外假，省录；大明末复置。此後或置或省。齐世，录尚书及尚书令并总领尚书台二十曹，为内台主，行遇诸王以下皆禁驻，号为“录公”（齐明帝为宣城王，录尚书。废帝昭业思蒸鱼，太官以无“录公”命，不与）。高帝崩，遗诏以褚彦回录尚书事。江左以来，无单为录者，有司拟立优策，王俭议宜有策书，乃从之（王俭议以为：“见居本官，别拜录，推理应有策书，而旧事不载。中朝以来，三公、王侯则优策并设，官品第一，策而不优。优者，α美；策者，兼明委寄。尚书职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书令品虽第三，拜必有策。录尚书品秩不见，而总任弥重，前代多与本官同拜，故不别有策。即事缘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书，用申重寄，既异王侯，不假优文。”从之）。北齐录尚书一人，位在令上，掌与令同，俱不纠察。自隋而无。

○尚书令

秦置尚书令。尚，主也。汉因之。铜印青绶。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去中书谒者令官，更以士人为尚书令（时弘恭、石显相继为中书令，专权邪僻。前将军萧望之领尚书事，建言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後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己。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朝会皆专席而坐，京师号曰“三独坐”。故公为令、仆射者，朝会不陛奏事。天子封禅，则尚书令奉玉牒检兼藏封之礼（後汉光武以侯霸为尚书令，每春帝下宽大之诏，奉四时之令，皆霸所建也。郭迁尚书令，处职机密，数纳忠谏。陈忠为尚书令，前後所奏，悉条於南宫阁上，以为故事。郑弘为尚书令，亦著於南宫，以为故事。郭贺字乔卿，为尚书令，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乔卿，忠政朝廷上下平。”又，左雄字伯豪，为尚书令。自雄在尚书令，天下不敢谬选，十馀年间称为得人；自雄掌纳言，多所正肃。沈勋字异徵，诣南宫，赐酒，拜尚书令；持节临辟雍，名冠百僚。荀字文若，为尚书令，居中持重，临薨焚毁故案，奇策密谋不得尽闻；又举荀攸可以代已。後攸为尚书令，亦推贤进士。魏武帝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没世不忘。”）。魏、晋印绶与汉同，冠进贤两梁，纳言帻，五时朝服，佩水苍玉。受拜则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薨，於朝堂发哀（陈矫字季弼，为尚书令。魏明帝卒至尚书门，矫跪问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职，则请就黜。”帝惭而回。又晋乐广为尚书令，无当时称，为後人所思。又太熙元年诏曰：“夫总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开塞者，端右之职也。是以自汉代以来，慎选其人。议郎王戎可为尚书令。”又卫字伯玉，拜尚书令，性严惮，以法御下，视尚书若参佐，尚书郎中掾属。又熊远起日：“伏见吏部以太尉荀组为尚书令，复领荆州牧。自三代以来，未闻以纳言之官而出领牧伯者。”王彪之字叔虎，为尚书令，与谢安共掌朝政。安每称曰：“朝之大事，众不能决者，谘之王公，无不立判。”）。魏、晋以下，任总机衡，事无大小，咸归令、仆。（宋孝建元年，诏曰：“尚书，百官之元本，庶绩之枢机。丞、相、列曹，局司有任。自须事无巨细，悉归令、仆，非所以诏能济业也。可更可明体制，责厥成也。”）齐、梁旧用左仆射美迁司空（谢フ字敬仲，徵为司徒、尚书令，フ辞脚疾不堪朝谒，仍角巾自舆，诣龙门谢。既见，乘小车就席）。梁、陈并有之。後魏、北齐掌弹纠见事，与御史中丞更相廉。察隋亦总领众务。唐尚书令朝服冕，八旒七章，三梁冠。武德初，太宗为秦王时尝居之，其後人臣莫敢当，故自龙朔三年制废尚书令（至广德中，郭子仪勋业既盛，乃特拜焉。子仪以文皇帝故，让不敢受）。令在唐为正二品，朱梁置为正一品。

宋淳化三年升在三师上。掌佐天子议大政，奉所出命令而行之。其属有六曹，凡庶务皆会而决之。凡官府之纪纲程式，无不总焉。大事三省通议，则同执政官合班；小事尚书省独议，则同仆射、丞分班轮奏。若事由中书、门下而有失当应奏者，亦如之。与三公、三师、侍中、中书令俱以册拜。自建隆以来不除，惟亲王元佐、元俨以使相兼领，不与政。政和二年，诏：“尚书令，太宗皇帝曾任，今宰相之官己多，不须置。”然是时说者以谓为令者唐太宗也，熙宁未尝任此，盖时相蔡京不学之过。宣和七年设复置令，亦虚设而已。

《容斋随笔》论三省长官（见《中书令门》）。

○仆射

仆射，秦官。汉因之，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之。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古者重武官，以仆射者掌事，故曰仆射。仆射者，仆役於射也。一云，仆，主也）。军屯吏、驺、宰、永巷宫人皆有，取其领事之号（凡此诸官，皆有仆射，随所领之事以号也。若军屯吏则曰军屯仆射，永巷则曰永巷仆射）。成帝建始元年，初置尚书五人，以一人为仆射，主封门，掌授廪假钱（郑崇字子游，为尚书仆射，数直谏诤。每见，曳革履，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後汉尚书仆射一人，署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众事，印绶与令同（自汉以下，章服并与令同）。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邵为左仆射，卫臻为右仆射。侍者分置左右，盖自此始。经魏至晋，迄於江左，省置无恒。置二，则为左、右仆射；或不两置，但曰尚书仆射。令阙，则左为省主；若左、右并阙，则置尚书仆射以主左事，置祠部尚书以掌右事，则尚书仆射、祠部尚书不恒置矣（若无令，则左仆射为省主，与令同。若左、右并阙，则直置仆射，在其中间，总左。右事）。宋尚书仆射胜右减左，右居二者之间。仆射职为执法，置二则为左、右执法。又与尚书分领诸曹，兼掌弹举。齐左、右仆射行则分道。左仆射领殿中、主客二曹（诸曹、郊庙、园陵、车驾行幸、明议、台内非违、文官举补满叙疾假事。其诸吉庆瑞应众贺、灾异屡发众变、临轩策命，改若格制、位官铨选，凡诸除署、论功、封爵、贬出、入议、疑谳通关案，则左仆射主，右仆射次经之）；右仆射领祠部、仪曹（掌诸曹库藏帛，文武廪给，诸军资差量人役百工，死病亡叛讨捕、考剔非违，租布税调，理船车兵器。其祠部郊庙、丧赠，仪曹仪典礼学，武官除署，移非城邑，人户复除，家宅田地兴工创架运写，拘虑刑狱听讼，百不免遣、通关及案奏事，则右仆射主，左仆射次经之）。黄案，左仆射上署，右仆射次署。凡仆射掌朝轨，尚书掌献奏，都丞任在弹违（诸详谳事，应须部议相值者，皆郎先立意。应奏黄案及关事，以立意官为议主。凡辞诉有慢命者，曹掾咨如旧。若或命有咨，则以其主意者为议主）。齐、梁旧制，右仆射迁左仆射，左仆射美迁令，其仆射处於中。陈亦然。後魏二仆射，左居上，右居下（令、仆、中丞驺唱而入宫门，至於马道。及郭秋为仆射，以为非尽敬之宜，乃奏请：御在太极，驺唱至止车门；御在朝堂，止司马门。驺唱不入宫，自此始也。又朱仲远为行台仆射，请准朝式，在军鸣驺，废帝笑而许之，其肆情如此）。北齐仆射职为执法，置二则为左、右仆射，皆与令同，左纠弹而右不纠弹。隋文帝开皇三年，诏：“左、右仆射从二品。左掌判吏部、礼部、兵部三尚书，御史纠不当者兼纠弹之。右掌判都官、度支、工部三尚书，又知用度。馀并依旧（杨素为右仆射，与高专掌朝政。後文帝渐疏忌素，诏曰：“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评论大事。”外示崇重，实夺其权也。终仁寿之末，不复通省事）。”唐左、右二仆射因前代，本副尚书令。自尚书令废阙，二仆射则为宰相。故太宗谓房元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洞开耳目，访求才贤，是谓宰相洪益之道。今以决辞听讼不暇，岂助朕求贤之意？”乃令尚书细务悉委於两丞，其冤滥大故当奏闻者，则关於仆射。及贞观末，除拜仆射，必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名，方为宰相，不然则否。然为仆射者，亦无不加焉。至开元以来，则罕有加者（自开元以来，始有单为仆射不兼宰相者）。初，龙朔二年，改左、右仆射为左右立政。咸通元年，复旧，官品第四（上元三年闰五月制，中书省颁下诸州府，并宜用黄纸）。武太后改二仆射为文昌左、右相，进阶为从三品，寻复本阶。神龙初，复为左、右仆射（二年九月，敕门下及都省，宜曰别录制敕，自三月一进）。开元元年，改为左、右丞相，从二品。统理众务，举持纲目，总判省事，（二年四月敕：“在京有诉冤者，并於尚书省陈牒，所司为理；若稽延致有屈滞者，委左、右丞及御史台访察闻奏；如未经尚书省，不得辄於三司越诉。”）御史纠不当者，兼得弹之。至天宝元年，复旧。

议曰：“按仆射秦官，其任则微，其职甚细。东汉以後，虽委任渐重，职司会府，而非百寮师长之职也。又按丞相亦秦官，秦氏每群臣上表，皆云“丞相臣某”为首。汉之宗臣萧何为丞相。汉仪，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有疾，法驾至第问。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斩内史晁错是也。霍光受顾之重，当伊、周之地，废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为首，“大司马、大将军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间尝置左、右丞相，亦尝改为相国，亦为大司徒。大抵汉之丞相，是为三公，於天下无所不统。後汉亦以三公为宰相，则司徒本西汉丞相也。後或为丞相，或为相国，或为大丞相，虽互为之名，其实一也。曹公、司马师昭、赵王伦、王敦、王导、刘义宣、齐高帝、梁武帝、尔朱荣、侯景、陈武帝、齐献武、隋文帝皆为之。历代多非寻常人臣之职，亦为赠官。然自秦以降，实居百寮之长。今尚书令总领众务，举持纲目，仆射贰之，诚为崇重。且非统国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书令。如直以尊崇则太师，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师长命百僚也。龙朔中、天宝初，尝改侍中、中书令为左右相，远协伊尹、仲虺为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为左右之义，斯诚允当。或为尚书令、仆射、录尚书之职，是官之师长。按前代录尚书霍光、张安世、王凤、赵、牟融、邓彪、张禹、李固、王导、褚彦回、齐明帝之徒，或是丞相，或是三公，或是大将军、大司马兼之，皆秉朝政，犹古冢宰百官总已，实宰辅也，其时别自有令、仆。今仆射虽尝改为丞相，名同而职异，品秩又未崇极，上有三师、三公、尚书令七人，岂得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袭旧名无实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节，按前代使持节，得戮二千石；其王公以下封国，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开府仪同三司，则礼数、班秩皆如三公，置府辟吏。今岂有其实乎？此例甚众，不能遍举。安有仆射因改丞相之名，都无丞相之实，而为百僚师长也？又与丞、郎绝礼，若不隔品致敬，则诸司长官与隔品寮属，其可绝礼乎？斯不然矣。

宋制，左、右仆射掌佐天子议大政，贰令之职，与三省长官皆为宰相之任。元丰官制行，不置侍中、中书令，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侍中、中书令职事，寄禄为特进。政和中，诏曰：“昔神考训迪厥官，有司不能奉承，仰惟前代以仆臣之贱，充宰相之任。可改左仆射为太宰，右仆射为少宰。”靖康元年，诏依元丰旧制，复为左右仆射。乾道八年诏左、右仆射依汉制，改为左、右丞相。

○左右丞

秦置尚书丞一人，属少府。汉因之，至成帝建始四年，置丞四人。及後汉光武始减其二，唯置左、右丞，佐令、仆之事，台中纪纲无所不统。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驺伯史（黄香字文︹，部左丞，功满当迁，和帝留，增秩，後部尚书，迁仆射），右丞与仆射皆掌授廪假钱，又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杨乔为右丞，行值太常辛柔，柔不避车，乔奏柔不敬，下廷尉）。左、右丞阙，以次夕郎补之，三岁为刺史。汉御史中丞、侍御史行复道中，遇尚书及丞、郎，避车执板揖，丞、郎坐车举手礼之，车过远，乃去。尚书言左丞，敢告知如诏书律令。郎见左、右丞，对揖无敬，称曰左、右君。丞、郎见尚书，执板揖，称曰明时。郎见令、仆，执板拜，朝贺对揖。魏、晋左右丞，铜印青黑绶，进贤一梁冠，介帻，绛朝服。左丞主台内禁令、寝庙祠祀、朝仪礼制、选用置吏、急假兼纠弹之事（傅咸答辛旷诗序曰：“尚书左丞，弹八座以下，居万机之会，乃皇朝之司直，天台之管辖。”又郄诜为左丞，奏推吏部尚书崔洪。洪曰：“我举郄丞，而还奏我，此挽弓自射之谓。”）。右丞掌台内库藏、庐舍，凡诸器用之物及刑狱兵器，督录远道文书章表奏事。宋因之，而右丞亦主钱。（虞玩之字茂瑶，宋元徽中为右丞。齐高帝参政，与玩之书曰：“今漕藏有阙，吾贤居右丞，已觉金粟可积矣。”）皆铜印黄绶。齐左右丞寝庙郊祀、吉庆瑞应、灾异、立作格制、诸案弹、用除置吏、吏补满除遣注职（任遐为右丞，奏御史中丞陆澄不纠事，请免其官）。视中书郎迁黄门郎。左丞掌兵士百工补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其内外诸库藏帛，刑刻创架争讼，田地船乘禀拘，兵工死叛、考剔讨捕，差分百役，兵器诸营署人领，州郡租布、民户移徙，州郡县并帖，城邑人户割属，刺史二千石令长丞尉被收及免赠，文武诸犯削官事。白案则右丞上署，左丞次署。黄案则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诸立格制及详谳大事，郊庙朝廷仪体，亦左丞上署，右丞次署。梁皆铜印黄绶，一梁冠。左丞掌台内分职仪、禁令、报人章，督录近道文书章表奏事，纠诸不法。凡诸尚书文诣中书省者，密事皆以契刀囊盛之，封以左丞印（刘洽字义，为左丞，准绳不避贵戚，尚书省贿赂莫敢通）。右丞掌台内藏及庐舍，凡诸器用之物，录远道文书章表之事。陈因之。後魏、北齐左丞为上阶，右丞为下阶。北齐左丞掌吏部等十七曹（吏部、考功、主爵、殿中、仪曹、三公、祠部、主客、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千石、度支、左右户），并纠弹见事，又主管辖台中违失，并纠驳之（崔昂除左丞，兼度支尚书。左丞兼尚书，近代未有，唯昂为冠首，朝野荣之）。右丞掌驾部等十一曹（驾部、虞曹、屯田、起部、兵部、比部、水部、膳部、仓部、金部、库部），亦管辖台中，唯不弹纠，馀悉与左同。隋左、右丞掌分尚书诸司纠驳（元寿字长寿，为尚书左丞。萧摩诃妻患将死，奏令其子向江南收家产。寿奏劾之曰：“摩诃远念资财，近忘匹好，令其子舍屯驳之母，为聚敛之行。御史韩微之等见而不弹，请付大理。臣忝居左辖，无容寝默。”）。唐因隋制。龙朔二年，改为左、右肃机，咸通九年复旧。左丞掌管辖诸司，纠正省内，句吏部、户部、礼部等十二司，通判都省事。右丞掌管兵部、刑部、工部等十二司，馀与左丞同。

宋制，左、右丞掌参议大政，通治省事，以贰令、仆射之职。仆射轮日当笔，遇假故，则以丞权当笔、知印。大祭祀酌献，荐馔进熟，则受爵酒以授仆射。旧班六曹尚书下，官制行，升其秩为执政官。元丰五年五月，诏左右仆射、丞合治省事。是月，御史言：“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礼於都堂下马，违法犯分。”安礼争论帝前，以谓今左、右丞为执政官，不应又有厚薄。左、右丞於都堂上下马，自此始。元元年，诏：“本省应受御札事大者，送中书省取旨。事小急速，止本省行讫奏知，仍关报中书门下。其未便者，听执奏。”又六曹拟钞，左、右丞签书，仆射书检。又事有条例不至大者，六曹长官专决，非六曹所能决者申省。常程及讼牒，止付左、右丞（初，艺祖既因唐制置宰相，复用翰林学士陶之言，命薛居正、沈义伦为参知政事，以为宰相赵普之贰。官制行，罢参知政事，以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执政。时章以前参知政事除门下侍郎，张ロ以参知政事除中书侍郎，蒲宗孟、王安礼自翰林学士除尚书左、右丞云）。元丰寄禄为光禄大夫。建炎三年，诏中书、门下二侍郎并复改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员外郎）

隋炀帝三年，於尚书都省初置左、右司郎二人，品同诸曹郎，从五品，掌都省之职。唐贞观二年，改为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左、右成务。咸通元年复旧。令掌副左、右丞所管诸司事，省置钞目，勘稽失，知省内宿直，判都省事。若右司不在，则左并行之；左司不在，右亦如之。员外郎，武后永昌元年置，与郎中分掌曹务。神龙元年省，二年复置。

宋制，左司郎中、右司郎中、左司员外郎、右司员外郎各一人，掌受付六曹之事，而举正文书之稽失，分治省事：左司治吏、户、礼、奏钞、班簿房，右司治兵、刑、工、案钞房，而开拆、制敕、御史（元丰六年，都司置御史房，主行弹纠御史案察失职）、催驱、封椿、印房，则通治之，有稽滞，则以期限举催。初，於都司置吏设案，而议者谓台郎宰掾不当自为官司，遂随省房分治所领之事，惟置守分、书奏各四人，主行校定省吏都事以下功过及迁补之事。元丰元年，都司御史房置簿，以书御史六曹官纠劾之多寡当否为殿最，岁终取旨升黜。绍圣元年，诏诸司以岁终点检六曹稽迟最多者，具郎官姓名上省取旨。二年，诏御史台察六曹稽缓违失者，送左司籍记。宣和二年，左司员外郎王蕃奏：“都司以弥纶省闼为职，事无不预。今宰、丞入省，诸房文字填委，次第呈覆，自朝至於日中，或昏暮仅绝，其势不暇一一检阅细故，而省吏往禀宰丞请笔，以草检令承从官赍赴郎官厅落日押字。谓宜遵守元丰及崇宁旧法，诸房各具签贴，先都事、次点检、次郎官押讫，赴宰、臣请肇行下。於是诏曰：“先帝肇正三省，诏给、今、都司以赞省务。今都司浸以旷官，缘省吏强悍，敢肆侵侮。自今违法事，其左右司官勿书，其事举劾，情重者窜责。”元丰寄禄为朝议大夫。

●卷五十二 职官考六

○历代尚书（八座附）

秦尚书四人（不分曹名）。汉成帝初置尚书五人，其一人为仆射，四人分为四曹（尚书曹名，自此而有）：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国二千石），民曹（主凡吏民上书。以“人”字改焉。自後历代曹部皆同），客曹（主外国夷狄）。後又置三公曹（主断狱），是为五曹。後汉尚书五曹六人，其三公曹尚书二人（掌天下岁尽集课州郡），吏曹（掌选举、斋祠。《後汉志》谓之常侍曹，亦谓之选部），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盗贼、辞讼、罪法，亦谓之贼曹），民曹（掌缮理、功作、盐池、苑囿），客曹（掌羌胡朝贺；法驾出则护驾。後汉光武分二千石曹及客曹为南主客、北主客二曹）。两梁冠，纳言帻。或说有六曹（按《後志》云分客曹为二，是六天曹也。又《晋志》云以前汉五曹更加中都官曹，为六曹也。按应劭《汉官》云二千石主中都官事，则不应更有中都官曹也。今依劭说，为五曹六人。魏朗字叔英，又为尚书，再升紫微，謇谔禁省，为百僚所服。又张陵字处仲，为尚书。岁朝，梁冀带剑入省，陵叱令夺剑，劾冀，诏以岁俸赎罪。又郑均字仲虞，为尚书，淡洎无为，以病罢还第，赐尚书禄，号为“白衣尚书”）。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尚书。晋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无五兵）。太康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为六曹尚书（无驾部、三公、客曹）。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皆铜印黑绶，进贤两梁冠，纳言帻，绛朝服，佩水苍玉，乘轺车，皂轮，执笏负荷；加侍官者，武冠、左貂金蝉）。宋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左民尚书统右民及驾部二曹）、都官、五兵六尚书（尚书纳言帻，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齐、梁与宋同（侯景改梁五兵为七兵尚书。又《职官录》曰：“齐尚书品服悉与今同。”），亦别有起部，而不常置也。陈与梁同。後魏初有殿中（掌殿内兵马、仓库）、乐部（掌伎乐及角使五百）、驾部（掌牛马驴骡）、南部（掌南边州郡）、北部（掌北边州郡）五尚书。其後亦有吏部（初日选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书，又有金部、库部、虞曹、仪曹、右民、宰官（元礻是为宰官尚书）、都牧（元祯为都牧尚书）、牧曹、右曹、太仓、太官、祈曹、神都、仪同曹等尚书（自金部以下，但有尚书之名，而不详职事）。北齐有吏部、殿中（殿中统殿中曹，主驾行百官留守名帐、宫殿禁卫，及仪曹、三公、驾部四曹）、祠部、五兵、都官、度支六尚书。後周无尚书。隋有吏、礼、兵、刑、户、工六部尚书。唐尚书与隋同（龙朔二年，改尚书为太常伯，咸通初复旧）。历代吏部尚书及侍郎品秩，悉高於诸曹。

八座，後汉以六曹尚书并令、仆二人谓之八座。魏以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宋、齐八座与魏同（晋、梁、陈不言八座之数）。隋以六尚书、左右仆射及令为八座。唐与隋同（凡历代尚书，有五曹则兼以二仆射、一令为八座；有六曹则以左、右仆射为一座，兼令共为八座，若有六曹而左、右仆射并阙，则以尚书仆射及令为八座；若尚书唯有五曹，又无左、右仆射，则不备矣）。

宋制，判省事一人，以诸司三品以上充，总辖二十四司及集议定谥、文武官封赠、注甲发付选人、出雪投状之事。令史三人，驱使官三人，散官一人（至和中，宣徽南院使吴育言：“国家总览万机，唯在纲要，小大之务，各有攸司。若朝廷职举而事简，则坐制天下，不劳而治矣。今尚书都省是其本也。自唐末五代，因循苟且，杂置他局，事无本末，不相维持，使天子之大有司废为所。凡细琐之务，动干朝廷，遂至君相焦劳，日不暇给，如百川浩荡而不治其本源，万目开张而不得其纲领，虽欲尽力，其势莫可以正也。臣前判尚书都省，见其官司局次，灿然具存。其如有大论议，当下众官杂定，以质所长，而久废不举。今惟定谥时一会都堂，是存其小而废其大者，深足惜也。窃谓久废之职，岂能一人尽正其名谓，当随宜讲旧而渐复之；且於诸学士中分命知六行尚书事；其舍人、待制、大两省官即知左右丞、郎中员外事；其馀馆职或有名望朝士即知郎中、员外事；仍於旧相或前任两府重臣中除一两人判都省，然後各使检详典故，度其可行者奏复之。其次诸司、寺、监从而举之。至於金之计，见属三司者，亦无相妨，并且依旧。事不惊俗，体皆有宜。岁年之，此制一定，有所责成，则高拱无为之治，可以驯致矣。”论者嘉之，然以因袭既久，难於骤革，其论卒不行）。

容斋洪氏《随笔》曰：“祖宗朝，曾为执政，其後入朝为他官者甚多，自元丰改官制後，但为尚书。曾孝宽自签书枢密去位，复拜吏部尚书。韩忠彦自知枢密院出藩，以吏书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尝为左丞，而清臣、存复拜吏书，宗孟兵书。先是，元六年，清臣除目下，为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朝廷未决；继又进拟宗孟兵部、右丞，苏辙言：‘不如且止。’左仆射吕大防於帘前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遂已。胡宗愈尝为右丞，召拜礼书、吏书。自崇宁以来，乃不复然。

岳氏《愧郯录》曰：“今世为尚书者，‘尚’字皆从平声，都省之名亦然。珂尝窃疑其义有所未解，考之《宋书 百官志》，而後知其讹。《志》之言曰：‘尚书，古官也。舜摄帝位，命龙作纳言，即其任也。《周官》司会，郑元云若今尚书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谓之尚书。尚犹主也。汉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书，谓之六尚。战国时已有尚衣、尚冠之属矣。秦时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然则尚书之称，尚书从去声，而非平声，亦既明甚。第郑康成注《周礼 司会》曰，司会周官之长，若今尚书。唐陆德明释其音曰常，虽有此据，了不知其义之所由取，此殆今世袭称之始也。徽宗朝复殿中省，有六尚。今内官省品秩，犹有尚官等称谓，益无可疑云。”

○历代郎官

尚书郎，汉置四人，分掌尚书事：一人主匈奴单于营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户口垦田，一人主财帛委输。後汉尚书侍郎三十六人（《後汉志》曰：“尚书六曹侍郎三十六人，一曹六人也。”），主作文书起草。取孝廉年未五十，先试笺奏，选有吏能者为之。从三署诸台试，初上台称守尚书郎中，满岁称尚书郎，三岁称侍郎，五岁迁大县。其迁为县令，县令秩满自占县，诏书赐钱三万，与三台租钱，馀官则否。吏部典剧，多超迁者。郑弘为仆射，奏以台职任尊而赏薄，人无乐者。诸吏郎补二千石，自此始也。八座受成事，决於郎，下笔为诏策，出言为诏命（後汉尚书陈忠上疏曰：“尚书出纳帝命，为王喉舌之官。臣等既愚ウ诸，郎多文俗吏，鲜有雅才，每为诏文，宣示内外，转相求请。”）。其入直，官供青缣白绫被，或以锦纟为之（纟，私列反。纟，系也）；给帐帷、茵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汤官供饼饵及五熟果食之属，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给尚书郎侍使一人，女侍使二人，皆选端正妖丽，执香炉、香囊护衣服，奏事明光殿，因得侍省中。省中皆以胡粉涂壁，画古贤烈士。以丹朱漆地，故谓之丹墀。尚书郎口含鸡舌香，以其奏事答对，欲使气息芬芳也。奏事则与黄门侍郎对揖，黄门侍郎称已闻，乃出。丞、郎月赐赤管大笔一双，俞麋墨一笏（冯豹为尚书郎，每奏事未报，常俯伏省ト下，或从昏至明。天子默使持被覆之，不惊也。日暮，诸郎下，豹每独在後，帝嘉之。俞麋今阳县，出墨）。魏自黄初改秘书为中书，置通事郎掌诏草（即今中书舍人之任），而尚书郎有二十三人（有殿中、吏部、驾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别兵、都兵、考功、定课），非复汉时职任。青龙二年，尚书令陈矫奏置都官、骑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试诸孝廉能给文案者五人，谨封奏其姓名以补之（魏韩宣为尚书郎，常以职事当受罚，已缚，束杖未行，文帝辇过，闻而赦之）。晋尚书郎选极清美，号为大臣之副。武帝时有三十四曹（加魏直事、屯田、起部、左士、右士；其民曹、中兵、外兵，分为左、右，主客又分为左、右、南、北；无农部、定课、考功，凡三十四曹）；後又置运曹，为三十五曹。置郎中二十三人，更相统摄（晋魏舒为尚书郎，时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罢之。舒日：“吾即其人也。”ゎ被而出，同僚无清论者咸有愧色）。或为三十六曹。当五王之难，其都官、中骑、三曹郎画出督战，夜还理事。东晋有十五曹（殿中、祠部、吏部、仪曹、三公、比部、金部、度支、都官、左民、骑部、仓部、库部、中兵、外兵）。自过江之後，官资少减（王坦之，选曹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其子国宝好倾侧，妇父谢安恶之，除尚书郎。国宝以为中兴膏腴之族，唯作吏部，不作馀曹郎，辞不拜。又宋江智渊改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此选意不悦，固辞不拜。梁王筠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秀，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得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忻然就职）。桓元僭位，改都官郎为贼曹。宋高祖时，有十九曹。元嘉以後有二十曹郎。三公、比部主法制，度支主算，都官主军事、刑狱，其馀曹所掌各如其名（宋武帝初，加置骑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并东晋旧十五曹合为十九曹。元嘉十八年增删定曹郎，即魏世之定科郎也。三十年又置功论郎；後又省骑兵，故为二十曹）。齐依元嘉制，其拜吏部郎，亦有表让之礼（齐谢眺迁尚书吏部郎，上表三让。中书疑眺官未及让，以问沈约。约曰：“宋元嘉中，范晔让吏部，朱循之让黄门，蔡兴宗让中书，并三表诏答，其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让，遂成常俗，恐此有乖让意。王蓝田、刘安西并贵重，初自不让，今岂可慕此不让邪？孙兴公、孔ダ并让记室，今岂可三署皆让邪？谢吏部今授超阶，让别有意，岂关官之大小邪？”）。梁加三曹为二十三曹（殿中、虞曹、屯田）。其郎中旧用员外郎、正主簿、正佐有才地者为之，迁通直郎。天监三年，复置侍郎，视通直郎，郎中迁为之（梁到洽为尚书殿中郎，洽兄弟群从递居此职，时人荣之。又殿中郎缺，武帝曰：“此曹旧用文学，且居雁行之首，宜详择其人。”乃以张缅为之）。陈有二十一曹。後魏三十六曹。至西魏改为十二部。北齐有二十八曹（吏部、考功、主爵、殿中、仪曹、三公、祠部、驾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都官、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度支、仓部、左民、右民、金部、库部）。其吏部、三公各二人，馀并一人，凡三十郎中（後魏、北齐唯置郎中）隋初，尚书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领三十六侍郎（吏部、司勋、主客、膳部、兵部、职方、都官、司门、度支、户部、比部、刑部等侍郎各二人，主爵、考功、礼部、祠部、驾部、库部、金部、仓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侍郎各一人），分司官曹务，直禁省，如汉之制。至开皇三年，二十四司又各置员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帐，侍郎阙则摄其曹事（今尚书员外郎，其置自此始。以前历代皆谓之尚书郎，各以曹名为称首，或谓之侍郎，皆无员外之号。前代史传及《职官要录》或有言员外郎者，盖谓员外散骑侍郎耳，非尚书之职；前代所言郎官上应列宿，盖谓三署郎，非今所谓尚书郎中也）。炀帝即位，以尚书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贰尚书之职（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也。或有曹加二人者。夫侍郎之名旧矣。汉凡诸郎皆掌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以侍卫之故，通谓之侍郎。故武帝时，东方朔为郎，当时谓之“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是也。历代尚书亦有侍郎。隋初尚书诸曹、二十四司诸郎，皆谓之侍郎，通若今之郎官耳，非今六部侍郎之任。自汉以来，尚书侍郎悉然）。改诸司侍郎但曰郎（则今郎中之职）。又改吏部为选部郎，礼部为仪部郎，兵部为兵曹郎，刑部为宪曹郎，工部为起曹郎，以异六侍郎之名。废诸司员外郎，而每司增置一曹郎，各为二员。都司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品同诸曹郎，掌都省之职。寻又每减一郎，置承务郎一人，同开皇员外郎之职。唐改隋诸司郎为郎中，每曹又复置员外郎。武德六年废六司侍郎，贞观二年复旧。今尚书省有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分掌尚书六曹事。其诸曹诸司郎中总三十人，员外郎总三十一人，通谓之郎中，尤重其选。其职任名数，各列在六曹之後。凡郎中章服，皆元冕五旒，衣无章，裳刺黻一章，两梁冠。凡员外郎章服，并爵弁元缨簪，尊者衣裳，一梁冠。

○行台省

行台自魏、晋有之。昔魏末晋文帝讨诸葛诞，散骑常侍裴秀、尚书仆射陈泰、黄门侍郎锺会等以行台从。至晋永嘉四年，东海王越帅众许昌，以行台自随是也（越请讨石勒，表以行台随军）。及後魏，谓之尚书大行台，别置官属（後魏道武帝置中山行台，以秦王仪为尚书令以镇之。孝文永熙三年，以宇文泰为大行台，以苏绰为行台度支尚书）。北齐行台兼统民事，自辛术始焉（武定八年，辛术为东南道行台。东徐州刺史郭志杀郡守，文宣闻之，敕术日：“江淮初附，百姓难向京师。留卿为行台，亦欲理边民冤枉，监理牧守。自今以後，所统十馀州地诸有犯法者，刺史先启听报，以下先理後表。”齐代行台兼总民事，自术始也）。其官置令、仆射，其尚书丞、郎皆随时权制（江左无行台，唯梁末以侯景为河南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隋谓之行台省，有尚书令、仆射（左右任置）各一人，主事四人；有考功（兼吏部、主爵、司勋）、礼部（兼祠部、主客）、膳部、兵部（兼职方）、驾部、库部、刑部（兼都官、司门）、度支（兼仓部）、金部、工部、屯田（兼水部、虞部）侍郎各一人。每行台置食货、农圃、武器、百工监副监，各置丞（食货四人，农圃一人，武器二人，百工四人）、录事等员（食货、农圃、百工等各二人，武器一人）。盖随其所管之道，置於外州，以行尚书事。开皇八年将伐陈，则置淮南行省於寿春；九年已平陈，则废淮南行台省。唐初亦置行台。武德四年诏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自令、仆至郎中、主事，品秩皆与京师同，而员数差少，山东行台及总管诸州并隶焉。其益州、襄州、山东、淮南、河北等道，令、仆以下各降京师一等，员数又减焉。行台尚书令得承制补。其秦王、齐王府官之外，各置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帐内府，贞观以後废。其後诸道各置采访等使，每使有判官二人，兼判尚书六行事，亦行台之遗制。

致堂胡氏曰：“由朝廷制藩屏，以藩屏临州县，以州县治百姓，如挈裘而振其领。政出於一，则禀承者无二三之惑。今唐全有四海，置邮以传命，虽万里之远，不逾时月而至矣。而建二三行台於外，使大臣承制补置，是政出於朝廷，又出於行台，夫岂国无异政之体哉！”

按：行台省之名，虽始於魏、晋之，然两汉初兴，高祖所以委萧何；世祖所以命邓禹，其权任盖亦类此。唐天宝以後，以盗贼陷两京，夷狄侵畿甸，则或以大元帅、副元帅命亲王、勋臣为之，然但可任专征之责，而他事则禀朝旨，则亦未尝备行台省之事也。至其末年，方镇擅地请节，於是或以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王爵命之，如钱Α、马殷、王审知之徒，盖名为奉正朔，而实自为一朝廷矣。然则行台省之名，苟非创造之初，土宇未一，以此任帷幄腹心之臣，则必衰微之後，法制已隳，以此处分裂割据之辈。至若承平之时，则不宜有此名也。建炎时，张魏公以枢密使宣抚川陕，赵忠简谓之曰：“元枢新立大功，出当川、陕，半天下之责。自兵事外，悉当奏禀。”盖大臣在外，忌权太重也。及魏公得罪，谪词言：“假便宜行事之制，忘人臣无将之嫌。肖内阁以招贤，拟尚方而铸印。”然则承制之事易以惹谤，忠简之言固笃论也。

○吏部尚书（侍郎　郎中　员外郎　司封郎中　员外郎　司勋郎中　员外郎　考功郎中　员外郎　官诰院附）

《周礼 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国（变冢言太者，进退异名也。百官总焉，则谓之冢宰；列职於王，则谓之太宰。宰，主也。建，立也。邦，理王所居之邦国。佐，犹助也。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以佐王理邦国。汉成帝初，分尚书置四曹，盖因事设员，以司其务，非拟於古制也。至光武乃分为六曹。迄於魏、晋，或五或六，亦随宜施制，无有常典。自宋、齐以来，多定为六曹，稍似《周礼》。至隋六部，其制益明。唐武太后遂以吏部为天官，户部为地官，礼部为春官，兵部为夏官，刑部为秋官，工部为冬官，以承周六官之制。若参详古今，徵考职任，则天官太宰当为尚书令，非吏部之任；今吏部之始，宜出於《夏官》之司士云）。又夏官之属有司士下大夫二人，掌群臣之版（古书版为班；班书或为版。版，名籍也），岁登下其损益之数（谓用功过黜陟者），辨其年岁与其贵贱（年数多少，知其老少），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卿大夫士庶子之数，以诏王理（告王所当进退），以德诏爵（有贤者之德，乃诏以爵），以功诏禄（理有功勋，後告以禄），以能诏言，以久奠事（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奠音定）。汉成帝初置尚书，有常侍曹主公卿事。後汉改为吏曹，主选举、祠祀。後又为选部（灵帝以梁鹄为选部尚书）。魏改选部为吏部，主选事（陈群为尚书。延康元年，群始建九品官人之法，拜吏部尚书）。晋与魏同（山涛为吏部尚书，用人皆先密启，然後公奏，举无遗才，凡所题目，终始如其言。唯用陆亮，寻以贿败。《启事》曰：“臣欲以郄生为温令。”诏可。寻又启曰：“访闻诜丧母不时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异同之议，请更选之。”诏曰：“君为管人伦之职，此辈应为清议与，不便当裁处之。”刘聪僭号，省吏部，置左、右选曹。石勒时，又置左、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宋时吏部尚书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孝武不欲威权在下，大明二年，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轻其任，而省五兵，後还置一吏部尚书。顺帝明元年，又置五兵二尚书。晋、宋以来，吏部尚书资位尤重（蔡廓为吏部尚书，曰：“我不能为徐羡之署纸尾。”遂不就。选按黄纸，录事尚书与吏部连名，故云“署纸尾”）。梁、陈亦然。後魏、北齐吏部统吏部（掌褒崇、选补）、考功、主爵三曹（自洛阳迁邺已後，掌大选知名者数四。文襄帝少年高明，所蔽也疏；袁淑德沈密谨厚，所伤者细；杨风流辨给，取士失於浮华。唯辛术为尚书，性尚贞明，擢士以才、以器，循名责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前後铨衡，术最为折衷，甚为当时所称）。後周有吏部中大夫一人（掌群臣及诸子之簿，辨其贵贱与其年岁，岁登下其损益之数，依六勋之赏，颁禄之差），小吏部下大夫一人（掌贰吏部之事），领司勋上士等官，属大司马。隋吏部统吏部、主爵、司勋、考功四曹（牛弘为吏部尚书，其选举先德行而後文才，所进用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悟，清慎绝伦，然爽俊有馀，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识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选举，於斯为最。自後周以降，选无清浊，及卢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同之谮）。唐龙朔二年，改吏部尚书为司列太常伯，咸亨初复旧。光宅元年，改吏部为天官，神龙元年复旧。天宝十一载，改为文部（至德初复旧）。掌文官选举，总判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曹事。旧《令》班在侍中、中书令上，《开元令》移在侍中、中书令下。尚书六曹，吏部、兵部为前行，户、刑为中行，礼、工为後行，其官属自後行迁入二部者以为美。自魏、晋以来，凡吏部官属，悉高於诸曹，其迁举皆尚书主之。自隋置侍郎贰尚书之事，则六品以下铨补，多以归之。唐自贞观以前，尚书掌五品选事（贞观二十二年二月，文部侍郎卢承庆兼检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选事。承庆辞曰：“五品选事，职在尚书，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许，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由是言之，即尚书兼知五品选事明矣）。至景龙中，尚书掌七品以上选，侍郎掌八品以上选。至景元年，宋为尚书，始通其选而分掌之，因为常例。开元以前，诸司之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议政於朝堂，午後理务於本司。自开元以来，宰相员少，资地崇高，又以兵、吏尚书权位尤美，而宰臣多兼领之，但从容衡轴，不自铨综，其选试之任皆侍郎专之，尚书通署而已，遂为故事。或分领其事，则列为三铨（四年六月敕，其员外郎、御史并馀供奉官，直进名敕授。自此不在吏部），尚书掌其一，侍郎分其二（尚书所掌，谓之尚书铨。侍郎所掌，其一为中铨，其一为东铨，各有印）。侍郎二人（隋炀帝置，说在《历代郎中篇》。凡六司侍郎，皆贰尚书之事。吏部初置一员，总章元年加二员。龙朔二年改为司列少常伯，咸通元年复旧。分掌选部流内六品以下官，是为铨衡之任。凡初仕进者，无不仰属焉。当选集之际，势倾天下，列曹之中，资位尤重。初，隋世高孝基为吏部侍郎，房元龄、杜如晦与选，孝基特加赏异，後以为知人。唐文皇帝永徽时，马戴、裴行俭为吏部侍郎，贞观以来最为称职。崔元为之，介然自守，绝於请谒，为执政者所忌，转文昌左丞，选司令史，乃设齐自庆，武后闻之，复拜为天官侍郎），

郎中二人（汉、魏以来，尚书属或有侍郎，或有郎中；或曰尚书郎，或曰某曹郎；或则两置，或为互名，虽称号不同，其职一也，皆今郎中之任。《山公启事》曰：“吏部郎主选举，宜得能整风俗、理人偷者。”又曰：“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当正己而已，乃当能正人，不容秽杂也。”乃以议郎杜默为之。又陆慧晓字叔明，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历政以来，咨执选事。慧晓任已独行，未尝与语。帝遣左右以事请问之，慧晓曰：“六十之年，不复能谘都令史为吏部郎也。”然自过江，吏部郎不复典大选。又《职官录》曰：“梁吏部郎，旧视中丞，迁侍中。”又陈吏部郎中，秩六百石。後魏孝文帝欲创革旧制，选制百官，谓群臣曰：“为朕举一吏部郎，给卿三日假。”寻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为之。亮字敬儒，自参选事，垂将十年，廉谨明决。尚书曰：“非崔郎中，选事不办。”隋初，诸曹郎皆谓之侍郎。炀帝三年，置六司侍郎，後遂改诸曹侍郎但曰郎。其吏部郎改为选部郎。唐初复为选部郎中，武德五年改为吏部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司列大夫，咸通元年复旧。掌选补流外官，谓之小铨；并掌文官名簿、朝集、录赐、假使，并文官告身，分判曹事），

员外郎二人（隋开皇六年，置吏部员外郎一人。炀帝三年，改为选部承务郎。唐武德三年复旧。加置一人，一员判废置，一员判南曹，起於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奏置。未置以前，铨中自勘责。故事，两员转厅，至建中元年，侍郎邵说奏，各挟阙替。南曹郎王钅以後，遂不转厅。贞元十一年闰八月，侍郎杜黄裳奏旧例转厅。初，武太后延载元年，又加一员，圣历二年八月省。开元十二年四月，敕兵、吏各事定两人判南曹，寻一人判；贞元元年九月，又以两人判；至十二年闰八月，又一人判）。

司封郎中一人（《左传》曰：“晋文公执秩以正其官。”注云执秩，主爵秩之官。汉尚书有封秩之任，而无其官。故《後汉书》曰：“冯勤字伟伯，光武以为郎中，给事尚书，使典诸侯封事。勤量功次轻重、国土远近、地势丰薄，不相逾越，莫不厌伏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晋尚书有左、右主客曹。北齐河清中，改为主封，置郎中一人，属吏部，主封爵之事。隋初为主爵侍郎，炀帝改为主爵郎。武德初为主爵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司封大夫，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司封郎中。掌封爵皇之枝族及诸亲、内外命妇告身，及道士、女冠等。天宝八载十一月，敕道士、女冠籍每十载一造，永为常式。至德二年十一月，敕道士、女冠等宜依前属司封曹）。

员外郎一人（隋文帝置，炀帝改为主爵承务郎。武德初为主爵员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司勋郎中一人（《周礼 夏官》有司勋上士，掌六卿赏地之法。历代无闻。至後周，吏部有司勋上士一人，掌六勋之赏，以等其功，如古之主爵。隋文帝置司勋侍郎，炀帝改为司勋郎。龙朔二年，改为司勋大夫，咸通初复故。掌校定勋绩、论官赏勋、官告身等事），

员外郎二人（隋文帝置，炀帝改为司勋承务郎。至武德初，乃改为司勋员外郎）。

考功郎中一人（汉文帝时，京房作考功课吏之法，然其职不在尚书。至光武，改尚书三公曹主岁书考课，课诸州郡。魏尚书有考功、定课二曹。宋元嘉三十年，又置功论郎，并其任也。例在《吏部郎中》。後魏考功郎掌考第、孝秀。北齐课功郎中亦掌考第及孝秀贡士。隋文帝置考功侍郎，炀帝改为考功郎。武德初复为考功郎中，龙朔二年改考功为司绩，咸通初复旧。掌考察内外百官及功臣家传、碑、颂、诔、谥等事）。

员外郎一人（隋文帝置，炀帝改为考功承务郎。武德初，复为考功员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武德旧令，考功郎中监试贡举人。贞观以来，乃以员外郎专掌贡举省郎之殊美者。至开元二十四年，移贡举於礼部，而考功员外郎分判事而已）。

宋朝典选之职，自分为四：文选二，曰审官东院（太平兴国六年命郭贽考京朝官课。淳化二年，置磨勘京朝官院，又以兴国中所置差遣院并入，号磨勘差遣院，亦名考课院。淳化四年，以考课京朝官院为审官院。而《涑水记闻》云太宗患中书权太重，向敏中时为谏官，请分中书吏房置审官院，刑房置审刑院。熙宁置审官西院，以主武选，於是改审官院为审官东院焉），曰流内铨（《实录》：淳化四年，以幕职州县考课院归流内铨，命翰林学士苏易简领其事。自後命近臣主之）；武选二，曰审官西院（《涑水记闻》云：王介甫与韩子华合谋，欲沮文潞公，且夺其权。一日发中旨置审官西院，枢密初不知也），曰三班院（《实录》：淳化三年诏置三班院，以崇仪副使蔚进掌之。先是，供奉官等悉隶宣徽院。至是，别置三班院以考殿最，自後多命近臣以主之）。元丰定制，以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流内铨为侍郎左选，三班院为侍郎右选（《道乡集 苏丞相行状》：“唐制，文选掌於吏部，武选则兵部主之。”）。掌文武官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文臣寄禄官自朝议大夫、职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书省敕授者，归尚书左选；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职事官自金吾街仗司以下，非枢密院宣授者，归尚书右选；自初仕至州县幕职官，归侍郎左选；自借差、监当至供奉官、军使，归侍郎右选。凡分职为三，封爵、赠官之事则司封主之，赐功定省之事则司勋主之，官资、课最、名谥之事则考功主之。凡应注拟、升移、叙复、荫补，及酬赏、封赠者，随所分隶校勘法例，团甲以上尚书省，即法例可否不决应取裁者，亦如之。若中散大夫、ト门使以上，则列迁叙之状上中书省、枢密院，得尽给告身，则通书尚书侍郎及所隶郎官（《续会要》）。尚书左、右选凡十五案（左选：掌阙案，知阙案，六品案，七品案，八品案，九品、知杂上案、下案，甲库案。右选：流拟案，大使臣案，小使臣案，甲库案，掌注案，知杂案，告身案），侍郎左、右选凡十五案（左选：注拟、知阙案，补阙案，参军上案、下案，主簿上案、下案，县尉上案、下案，入宫案，甲库案，格式案，过院案。右选：注拟上案、下案，供奉官案，殿直案，甲库案，掌法案，知一案），而四选密矣。尚书：从二品，掌文武之选事而奉行其制命。凡天下员阙具注诸籍，月取其应选者揭而书之，集官注拟，考其阀阅以定可否。凡选授、封爵、功赏、课最之事，皆所隶郎官验实而後判成焉。若有疑不能决，则禀议於尚书省，即应论奏，与郎官同上殿。侍郎：从三品，掌文臣未改秩者。凡始命或有殿负，皆试而後选。若应迁格则团甲，同郎官引见於便殿，禀奏改官。右选，掌武臣未升朝者。凡所任而试不中等，及已入官而未应选者，皆勿注正阙。若选路分都监、将官、ト门候、都总管司承受，皆以名上枢密院。视朝入ト，则执文武班簿对立。官制行，尚书、侍郎同治曹事，奏事则同班；惟吏选分领四选，有所论奏，则各以选事同所隶郎官上殿。元丰寄禄，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六部侍郎为正议大夫。南渡初，诸曹尚书、侍郎互置，惟吏部备官。绍兴八年，依元制，六曹皆置权尚书，以处未应资格之人。建炎四年，六曹置权侍郎，如元制，满二年为真，补外者除待制，未满除修撰。旧制，吏部除侍郎二员，分典左、右选，总称吏部侍郎，命官兼摄，惟称左选侍郎或右选而已。绍熙三年，谢深甫、张叔椿兼摄，始有侍左侍郎、侍右侍郎之称。既而自林大中、沈揆擢贰尚书，则“侍左”“侍右”径入除目，相承不改。郎中：主管尚书左、右选；及侍郎左、右选各一员，参掌选事而分治之。凡郎官，并用知县资序以上充，未及者为员外郎。元丰寄禄为朝请大夫。建炎四年，诏权摄、添差郎官并罢。初进拟，第云吏部郎官；及拟告身细衔，始具言吏部尚书郎中或员外郎，主管尚书某选，主管侍郎某选。绍兴，吕希常以监六部门兼权侍右侍郎。李端民正除尚右郎官，既而何亻甫、杨亻炎、费行之除吏部郎官，皆有侍左、侍右、尚左、尚右之称。自此相承不改。乾道元年，诏：“令後非曾任监司、守臣，不除郎官，著为令。”自是馆学、寺监丞，拘碍资格，迁除不行。郎曹阙员，但得兼摄，旋即外补；有不次擢用者，则自二著躐升二史，以至从列。其自外召至为郎，则资级已高，曾不数月，即序进卿、少，而郎有正员者益少矣。司封：判司事一人，初以无职事朝官充。凡封爵之制，一出於中书，本司但掌定谥先期戒本部赴集而已。元丰官制行，始实行本司事，掌封爵、叙赠、奏荫、承袭之事。寄禄为朝请大夫。司勋：掌勋赏事。凡勋十有二级（自上柱国至武骑尉）。自从七品推而上之至正三品，三岁一迁，必因其除授以加之。凡赏有格，若事应赏，从所隶之司考实以报，审核以上尚书省。寄禄为朝请大夫。隆兴初，诏省并司勋郎中，以司封郎中兼领。考功：判司事一人，以带职朝官或无职事朝官充。凡考课之法分隶他司，或以他司专领，本司但掌覆太常拟谥及幕府州县官流外较考之事。元丰官制行，郎中、员外郎始实行本司事（《续会要》）。初除蔡峋、蔡京（《职略》）。掌文武迁叙、磨勘、资任、考课之政令。凡命官，随所隶选，以其职事且注於历，给之於其属州若司，岁书其功过，应升迁选授者，验历按法而叙进之；有负殿，则正其罪罚。以七事考监司。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凡改服色者，以年劳计之。应谥者，覆太常所定行状，报尚书省官集议以闻。凡立碑碣名额之事掌之。旧置考课院，其定殿最皆有考辟，元丰悉罢。分案十有七（五品案、六品案、七品案、八品案、九品案、职官案、参军案、令丞案、主簿案、县尉案、使副案、供奉官案、资任案、校定案、法案、知杂案）。元三年，诏：“知州课法，吏部上其事於尚书省，送中书省收旨。县令以下，本部专行。”官告院：主管官二员。旧制，掌吏、兵、勋、封官告，以给妃嫔、王公、文武品官、内外命妇及封赠者。官制行，四选皆用吏部印，惟蕃官用兵部印。凡绫纸幅数标轴名色，皆视其品之高下，应奏钞划闻者给之。大观并归尚书省，政和仍归吏部（差主管官）。

○户部尚书（侍郎　郎中　员外郎　度支郎中　员外郎　金部郎中　员外郎　仓部　郎中　员外郎）

《周礼 地官》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按：今户部之职与地官之任，虽亦颇同，若徵其承受，考其沿袭，则户部合出於度支。度支，主计算之官也。算计之任，本出於《周礼 天官》之司会云）。又太宰之属有司会，以九贡之法，致邦国之财用；以九赋之法，令田野之财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职之财用；以九式之法，均节邦之财用；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契版图者之贰，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逆谓受而钩考之，可知得失多少）。汉置尚书郎四人，其一人主财帛委输。至魏文帝置度支尚书寺，专掌军国支计。吴有户部（吴孙休初即位，户部尚书阶下读奏），而晋有度支（晋当阳侯杜元凯为度支尚书，内以利民，外以救边、备物置用，以济当时之益者五十馀条。又张华为度支尚书，运司运漕，决定妙算），皆主算计也。宋、齐度支尚书领度支、金部、仓部、起部四曹。梁亦有之。後魏度支亦掌支计（崔亮为度支尚书，经营费用，岁减亿计）。北齐度支统度支（掌计会，凡军国损益、供粮廪等事）、仓部、左户（左户掌天下计帐、户口）、右户（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课）、金部、库部六曹。後周置大司徒卿一人，如《周礼》之制，其属有民部中大夫二人，掌承司徒教，以籍帐之法，赞计人民之众寡。隋初有度支尚书，则并後周民部职（汉武帝初置尚书，有民曹，主凡吏民上书，悉经此曹主之。後汉光武改民曹主缮修、工作、盐池、苑圃。魏置左民尚书。晋惠帝又加置右民尚书。至於宋齐梁陈皆有左民尚书。而後魏有左民左民、右民等尚书，多领工役，非今户部之例。而梁、陈兼掌户籍，此则略同。自周、隋有民部，始当今户部之职）。开皇三年，改度支为民部，统度支、民部、金部、仓部四曹；国家修《隋志》，谓之户部，盖以庙讳故也（炀帝时，韦中为民部尚书。又武德二年，隋民部尚书萧为相府司录）。唐永徽初，复改民部为户部，庙讳故也（太宗在位，诏官名及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相连者，并不讳；至元宗始讳之）。显庆元年，改户部为度支。龙朔二年，改度支尚书为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复为户部尚书。初，户部居礼部之後，武太后改置天地四时之官，以户部为地官，由是遂居礼部前。神龙元年，复改地官为户部，总判户部、度支、金部、仓部事。

侍郎二人（盖《周官》小司徒建大夫职同其任。後周依《周官》。今侍郎，则隋炀帝置民部侍郎。唐因之，後改曰户部。龙朔二年，改为司元少常伯。咸亨元年，复为户部侍郎。他时曹名或改而官号不易。旧制一员，长安四年加一员，神龙元年减，二年复加）。

郎中二人（汉尚书郎一人，主户口、垦田。吴时张温为尚书户曹郎。魏有民曹郎。晋分为左、右民曹。宋、齐以下，或为左民，或为左户。後魏有户部郎。北齐有左、右民曹。同在《吏部郎中篇》。隋初为户部侍郎，炀帝除“侍”字，隋末改为民部郎。武德初，为民部郎中。龙朔二年，改郎中为大夫，咸通元年复旧。他时曹名或改，而官号不易。掌户口、籍帐、赋役、孝义、优复、蠲免、婚姻、继嗣、百官、众庶、园宅、口分、永业等。建中三年正月，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奏：“天宝以前，户部事繁，所以郎中、员外各二人判署。自兵兴以後，户部事简，度支事繁，唯郎中、员外各一人。请回辍郎中、员外各一人，分判度支案，待天下之乓革已息，归本曹。”奉敕依）。

员外郎二人（隋文帝置，炀帝改为承务郎。武德三年，复为员外郎）。

度支郎中一人（汉初，张苍善算，以列侯主计，居相府领郡国上计者，谓之计相，殆今度支之任。魏尚书有度支。历代度支具《尚书》中。隋初为度支侍郎，炀帝除“侍”字。武德加“中”字。龙朔二年，改度支为司度，咸亨元年复旧。掌支使国用。开元二十四年三月，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林甫奏：“租庸、丁防、和籴杂支、春采、税草诸色旨符，每年一造。据州府及诸司计，纸当五十万张，仍差百司抄写，事甚劳烦。条目既多，详检难过，缘无定额，支税不常，亦因此涉情，兼长奸伪。臣今与采访使及朝集使商量，有不稳便於人、非当土所出者，随意沿革，务从允便。即人知定准，政有常文，编成五卷，以为常行旨符，省司每年但收应支物数颁行，每州不过一两纸，仍附驿送。”敕依。至德以後，戎事费多。乾元二年十二月，吕为兵部侍郎、平章事，充句当度支使。上元元年五月，刘晏为户部侍郎、句当度支事。元年建子月，元载为户部侍郎、句当度支使。宝应元年正月，刘晏为户部侍郎、句当度支使。贞元二年二月，韩以宰相加度支使；五月二日，窦参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度支使。自後虽无，亦有他官判，或云权判，亦云专判）。

员外郎一人（改置与户部员外郎同），

金部郎中一人（《周官》有金职，掌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魏尚书有金部郎，其後历代多有之。北齐金部主才量尺度、内外诸库藏文帐。隋卢昌衡字子均，祖孝徵荐为尚书金部郎，每谓人曰：“吾用卢子均为尚书郎，自谓无愧幽冥矣。”隋初为金部侍郎，炀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龙朔二年，改金部为司珍，咸亨初复旧。天宝中，改为司金，至德初复旧。掌库藏金宝货物、权衡度量等事。自开元二年置铸钱使，皆以他官为之），

员外郎一人（改置与户部员外郎同），

仓部郎中一人（《周官》有仓人，主藏九。又有廪人主藏九之数，赐稍食。魏尚书有仓部郎，後魏有太仓尚书，亦其任也。故《後魏书》曰：“李为太仓尚书，摄南部事，令千里之外户别转运，诣仓输之。所在委积，延停岁月，大为困弊。”历代多有仓部曹，皆掌仓廪之事。後周有地官属司仓下大夫。隋初为仓部侍郎，炀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仓部为司庾，咸亨初复旧。天宝中，改为司储，至德初复旧。掌诸仓廪之事。开元二十六年以後置出纳使，皆以他官为之。音许斤切）。

员外郎一人（改置与户部员外郎同）。

宋制，户部判部事一人，以两制以上充。凡户口、田产、钱、食货之政令，皆归於三司（三司谓盐铁、户部、度支也）。本曹但受天下之土贡，元会陈於庭而已。熙宁中，以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制置三司条例，建官设属，取三司条例看详，所行事付之。三年，罢归中书。以常平、免役、农田、水利新法归司农，以胄案归军器监，修造归将作监，推勘公事归大理寺，帐司、理欠司归比部，衙司归都官，坑冶归虞部，而三司之权始分矣。元丰官制行，罢三司归户部左、右曹，而三司之名始泯矣。旧三司使即今尚书，副使即今侍郎，权发遣副使即今权侍郎，三司判官、推官及判子司官即今郎中、员外郎之任也。建炎兵兴，尝以知枢密院张悫提领措置户部财用，後进中书侍郎，仍兼之。五年，复以参知政事孟庾提领措置。後罢，专委户部长贰。左曹分案三：曰户口，掌诸路州军县户口升降，民立户分财，科差人丁，兴卖屋业，陈告户绝，索取妻男之讼。曰农田，掌农田及田讼务限，奏丰稔，验水旱虫蝗，劝课农桑，请佃地土，令佐任满赏罚，缴奏诸州雨雪，检案灾伤逃绝人户。曰检法，掌凡本部检法之事。设窠有三：曰二税，掌受纳、驱磨、隐匿、支移、折变。曰房地，掌州县楼店务房廊课利，僧道免丁钱及土贡献物。曰课利，掌诸州军酒课利，比较增亏，知、通等职位姓名，人户买扑盐场、酒务祖额酒息，卖田投纳牙契。外有开折、知杂司。右曹分案有六：曰常平，掌常平、农田水利及义仓赈济，户绝田产，居养鳏、寡、孤、独之事。曰免役，曰坊场，曰平准，各随其名而任其事。曰检法。曰知杂。绍兴二年，韩肖胄言：“财赋旧悉隶三司，今户部正有上供之目。诸路窠名，户部不能悉知，漕司不能悉问，失一窠名则所入亦失矣。愿诏诸路漕司，括州郡出入可并罢者，立定籍，使漕司总诸州，户部总诸路，则出入无陷矣。”淳熙中，诏以左藏南库拨隶户部。侍郎：掌治左、右曹职事。元丰官制，户部侍郎一人。中兴初，只除长贰各一员，若止除尚书若侍郎一员。绍兴四年，诏户部侍郎通治左、右曹，自此相承不改。郎中（左曹、右曹）：掌分曹治事。建炎三年诏省并郎曹，惟户部五司以职事烦剧不并，仍各置一员。淳熙九年，诏户部郎官兼主管左藏南库，初置主管。度支郎中掌周知军国财用，会其出入之数；凡上供有额，封椿有数，科买有期，皆掌之。有所漕运，则计程而给其直。凡内外支供及俸给、驿券，赏赐衣服钱帛，先期拟度，时而予之。金部：掌金帛货宝之入，以待邦用。以年额拘催受给。建炎元年，诏常平司见管山泽、坑冶，并依旧拨隶金部。三年，诏罢太府寺，隶金部。 仓部：掌仓刍粟出纳之事。建炎三年，罢司农寺归仓部。绍兴四年复置司农寺。

○礼部尚书（侍郎　郎中　员外郎　祠部郎中　员外郎　膳部郎中　员外郎　主客　郎中　员外郎）

唐、虞之时，秩宗典三礼。《周礼 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之礼。後汉尚书吏曹兼掌斋祀，亦其职也。魏尚书有祠部曹。及晋江左有祠部尚书，掌庙祧之礼。常与右仆射通职，不常置，以右仆射摄之（历代皆与右仆射通职）。宋祠部尚书领祠部、仪曹二曹。齐、梁、陈皆有祠部尚书。後魏为仪曹尚书。北齐祠部尚书统祠部（掌祠祀、医药、死丧赠赙）、主客、虞曹、屯田、起部五曹。又有仪曹主吉凶礼制，属殿中尚书。後周置春官卿，又有礼部，而不言职事；後改礼部为宗伯。又春官之属有典命（掌内外九族之差及主器衣服之令、沙门道士之法），後改典命为大司礼，俄改大司礼复为礼部，谓之礼部大夫（後周卢凯为礼部大夫，充聘陈使）。至隋置礼部尚书，统礼部、祠部、主客、膳部四曹，盖因後周礼部之名，兼前代祠部、仪曹之职。唐龙朔二年，改礼部尚书为司礼太常伯，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礼部为春官，神龙元年复旧。总判祠部、礼部、膳部、主客事。

侍郎一人（《周官 春官》小宗伯中大夫，颇同今任。後周依《周官》。今侍郎则隋炀帝置，唐因之。龙朔二年，改为司礼少常伯，咸亨元年复旧。他时曹名或改，而官守不易。掌策试、贡举及斋郎、弘、崇、国子生等事。旧制，考功员外郎掌贡举。开元二十三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进士李权所诋，朝议以考功位轻，不足以临多士。至二十四年，遂以礼部侍郎掌焉。开元、天宝之中，平既久，群士务进，天下髦彦皆其取舍，故势倾当时，资与吏部侍郎等同）。

郎中一人（《周官 春官》肆师下大夫，亦颇同今任。魏尚书有仪曹郎，掌吉凶礼制。历代多有，例在《吏部篇》。宋、齐仪曹属祠部。《梁书》曰：“武帝谓徐勉云：‘今帝业初构，须一人通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郎。’勉曰：‘孔休源识具清通，详练政事，自晋宋《起居注》，略诵上口。’遂拜为仪曹郎。”後周依《周官》。隋初为礼部侍郎，炀帝除侍字，又改为仪曹郎。武帝初，改为礼部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司礼大夫，咸亨初复旧，其後曹改而官不易。掌礼乐、学校、仪式、制度、衣冠、符印、表疏、册命、祥瑞、铺设、丧葬、赠赙及宫人等）。

员外郎一人（《周礼》肆师上士，後周依焉。至隋文帝置礼部员外郎，炀帝改为仪曹承务郎，武德三年复旧。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祠部郎中一人（魏尚书有祠部郎，历代皆有，主礼制。後魏裴修为中大夫，兼祠部曹。祠部曹主礼乐，每有疑议，修撰斟酌故实，咸有条贯。後周有典祠中大夫。隋初为侍郎，炀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大夫，咸亨元年复旧。延载元年五月制：“天下僧尼隶祠部，不须属司宝。”开元二十年正月制，僧尼隶祠部。天宝十一载，改祠部为职祠，至德初复旧。掌祠祀、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祝、医药等，及僧尼簿籍。自天宝六载及至德三年，常置祠祭使，以他官为之）。

员外郎一人（改置与户部员外郎同）。

膳部郎中一人（膳部於《周官》即膳夫、凌人二职也。晋尚书有左士、右士曹。後魏部官尚书管左士郎。北齐改左士为膳部郎，掌侍官百司礼食肴馔，属都官尚书。後周有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饮食，属大冢宰。隋膳部属祠部，初置侍郎，炀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膳大夫，咸亨初复旧。天宝十一载，又改膳部为司膳，至德初复旧。掌饮膳、藏冰及食料）。

员外郎一人（改置与户部员外郎同）。

主客郎中一人（汉成帝初置尚书，有客曹，主外国、夷狄，後光武分改为南主客、北主客二曹。至魏，亦为南主客事。晋氏分为左、右、南、北四主客，或单为客曹。宋齐、梁、陈单有主客。後魏吏部管南主客，祠部管左主客。北齐改左主客为主爵，南主客为主客。隋初为侍郎，炀帝除“侍”字，寻又改为司籍郎。武德初，改为主客郎中。龙朔二年，又改主客为司藩，咸亨元年复旧。掌二王後及诸藩朝聘）。

员外郎一人（改置与户部员外郎同）。

宋礼部判部事二人，以两制及带职朝官以上充。凡礼仪之事，悉归於太常礼院，而贡举之政领於知贡举官。本曹但掌制科举人，补奏太庙郊社斋郎、室长、掌座，都省集议，百官谢贺表章，诸州申举祥瑞，出纳内外牌印之事，而兼领贡院。官制行，始正其职。凡天地、宗庙、陵园之祀，后妃、亲王、将相封册之命，皇子加封，公主降嫁，稽其仪，以诏上下而举行之。朝廷庆会宴乐，宗室冠、婚、丧、祭，蕃使去来宴赐，与夫经筵、史馆赐书修书之礼，例皆同奉常讲求参酌，而定其仪节。三岁贡举、学校试补诸生，皆总其政。旌节章服之颁，祥瑞表奏之进，凡关於礼乐者，皆掌之。建炎三年，诏鸿胪、光禄寺并归於礼部，太常、国子监亦隶之焉。分案五：曰礼乐，曰贡举，曰宗正奉使帐，曰封册表，曰检法。各随其名而治其事。　侍郎：贰尚书之事。南渡，诸曹长贰互置。绍兴七年，礼部置侍郎二员。隆兴初，诏尚书不常置，礼部侍郎置一员。郎中：参预礼乐、祭祀、朝会、宴享、学校、贡举之事。有所损益，则审订以次咨决。凡庆贺若谢，掌撰表文。与祠部、主客、膳部并列为四。建炎三年，并省郎曹，礼部领主客，祠部领膳部。隆兴初，复诏礼部、祠部一员兼领，自是并行四司之事矣。祠部：掌诸州宫观僧尼、道士、童行、住持教门事务，祠祭奉安祈祷，神庙加封赐额并属之。医官磨勘、医生试补，校其事而予夺之。主客掌诸蕃朝贡、宴设、赐予之事。膳部：掌祠寺奏告牲牢、礼料及宴设酒食果实之事，收冰、藏冰、赐冰以时无阙事。御厨翰林司牛羊司隶焉。

○兵部尚书（侍郎　郎中　员外郎　职方郎中　员外郎　驾部郎中　员外郎　库部　郎中　员外郎）

《周礼 夏官》大司马之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制军诘禁，以纠邦国，领校人、牧师、职方、司兵之属，即今兵部之任也。魏置五兵尚书（《周官》有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五兵之名，当出於此。郑司农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兵谓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也。晋初无，太康中乃有五兵尚书，而又分中兵、外兵各为左、右（按：晋虽分中兵、外兵为左、右，与旧五兵为七曹，然尚书唯置五兵而已，无七兵尚书之名，至後魏始有七兵尚书耳。今诸家著述或谓晋太康中置七兵尚书，误矣）。宋五兵尚书唯领中兵、外兵二曹，馀则无矣。齐、梁、陈皆有之。後魏为七兵尚书。北齐为五兵，统左中兵（掌诸都督告身、诸宿卫官）、右中兵（掌畿内丁帐事、诸兵力士）、左外兵（掌河南及潼关以东诸部丁帐，及发召诸兵）、右外兵（掌河北及潼关以西诸州，所典与左外兵同）、都兵（掌鼓吹、大乐、部小兵等事）五曹。後周置大司马，其属又有兵部中大夫、小兵部下大夫，其职并阙。至隋有兵部尚书，统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曹，盖因後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之职。唐龙朔二年，改兵部尚书为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夏官，神龙元年复旧。天宝十一载，改为武官（至德初复旧）。掌武官选举，总判兵部、职方、驾部、库部事。其分领选举，亦为三铨，制如吏部（尚书所掌，谓之尚书铨。侍郎所掌，其一为中铨，其一为西铨，各有印）。

侍郎二人（炀帝置，唐因之。龙朔二年，改为司戎少常伯，咸亨元年复旧。他时曹名或改而官不易。旧制一员，总章元年加一员。掌武职、武勋官、三卫及兵士以上簿书，朝集、禄赐、假告、使差、发配，亲士帐内考核，及给武职告身）。

郎中一人（历代兵部曹皆有部，具《尚书》中。或单为郎，或置郎中，例在《吏部郎中篇》。隋初为兵部侍郎，炀帝除“侍”字，改为兵部曹郎。武德三年，改为兵部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司戎大夫，咸亨元年复旧。掌与侍郎同）。

员外郎二人（隋文帝置兵部员外郎，炀帝改为兵曹承务郎。武德三年复旧，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职方郎中一人（《周礼 夏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辨九州之国。历代无闻，至後周依《周官》。隋初有职方侍郎，炀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城大夫，咸亨元年复旧。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防人路程远近，归化首渠）。

员外郎一人（《周官 夏官》职方上士，後周依《周官》。隋改置与户部员外郎同）。

驾部郎中一人（《周礼 夏官》之属有舆司马；又有校人，主马之官；又有牧司掌牧放，又有巾车掌公车之政及王之五辂，此皆驾部之本也。魏晋尚书有驾部郎。宋时驾部属左民尚书。齐亦有之。後魏与北齐并曰驾部郎中。後周有驾部中大夫，属夏官。隋初为驾部侍郎，属兵部。及辛公义为驾部侍郎，句检马牧，所获十馀万匹。文帝喜曰：“唯我公义，奉国罄心。”炀帝除“侍”字。武德二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舆大夫。咸亨初复旧，天宝中改驾部为司驾，至德初复旧。掌舆辇、专乘、邮驿、厩牧，司牛马驴骡阑遗离畜。开元十八年闰六月敕：“比来给传使人，为先传马，事颇劳烦。自今以後，应乘传者，宜给纸券。”二十三年十月敕：“新给都督、刺史并关主官、州上佐，并给驿发遣。”二十八年六月，敕有陆驿处得置水驿。自二十年以後，常置馆驿，以他官为之）。

员外郎一人（《周官》有舆上士，後周有小驾上士，盖其任也。至隋，置与户部同）。

库部郎中一人（《周官》有司甲，掌戈盾弓矢之长，各辨其物，以待军事。魏尚书有库部郎，晋因之。宋库部主兵仗。文帝宴，会有荒服外归化人，帝问尚书库部郎顾琛曰：“库中仗有几许？”琛跪对曰：“有十万人仗。”武库仗多秘不言，帝既问失言，及琛跪对，善之。历代或有或阙。後魏、北齐库部属度支尚书，掌凡戎仗器用。後周有武藏中大夫。隋属兵部，初为库部侍郎，炀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库大夫，咸亨初复旧。天宝十一载，又改库部为司库，至德初复旧。掌军器、仪仗、卤簿法式及乘具等）。

员外郎一人（《周官》有司兵中士。後周有小武藏下大夫。隋改置与户部同）。

宋兵部判部事一人。凡籍武官军师卒戎之政令，悉归於枢密院，其选授小者又归三班。本曹但掌三驾仪仗、卤簿字图，释奠武成王庙及武举事，岁终以义勇、兵箭手、寨兵之数上於朝。元丰更制，惟民兵、马政权隶枢密院，武官铨选并归吏部。五年诏：“应缘义勇保甲事并隶枢密院，其馀民兵悉隶兵部。”以什伍之法教民为兵，以选举之法试武士，以卤簿字图分布仪卫，以郡县之图周知地域。凡厢军、蕃兵剩员及金吾街仗司人兵，稽其数而振饬其艺。大将出征，告捷於庙，破贼露布以闻。臣僚之家宣借兵级，与夫蕃夷属户授官、封袭之事，皆掌之。建炎三年，并卫尉寺隶焉。分案十：曰赏功，曰民兵卫，曰厢兵，曰人从看详，曰帐籍告身，曰武举，曰蕃官，曰开折，曰知杂，曰检法。侍郎：南渡後，长贰互置，续侍郎二员，隆兴常置一员。郎中：建炎三年，诏兵部兼职方，驾部兼库部。隆兴初，诏驾部、兵部郎官共一员兼领，自是四司合为一矣。厥後或并置，若从军或将命於外，则假以为宠。职方：掌天下地图，以周知方域之广及城隍堡塞烽候之事，蕃夷归朝内附之事。驾部：掌辇路、车乘、厩牧、杂畜、乘具、传驿之政令，辨其出入之数。建炎三年，诏并太仆寺隶焉。太仆有骐骥、车辂二院（左、右骐骥院监官二员，以武臣充。掌司国马，总教骏四指挥之众，以养喂诸马。每一指挥百人为额。车辂院掌供乘舆、法物）。库部：掌军器、仪仗卤簿法式、随军防城什物，及凡供帐之事。

洪氏《容斋随笔》曰：“唐因隋制，尚书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铨选，文属吏部，武属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书省奏拟。两部各列三铨。曰尚书铨，尚书主之。曰东铨，曰西铨，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为前行，故兵部班级在户、刑、礼之上。睿宗初政，以宋为吏部尚书，李、卢从原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谨为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选称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贤，然兵部为甚。其变而为三班流外铨，不知自何时。元丰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选事，无论文武，悉以付吏部。苏东坡当元中拜兵书，谢表云：‘恭惟先帝复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识三代之旧。古今殊制，闲剧异宜。武选隶於天官，兵政总於枢府，故司马之职独省文书。’盖纪其实也。今本曹所掌，惟诸州厢军名籍，及每大礼则书写蕃官加恩告。虽有所辖司局，如金吾街仗司、骐骥车辂象院、法物库、仪鸾司，不过每季郎官一往耳。名存实亡，一至於是！”

○刑部尚书（侍郎　郎中　员外郎　都官郎中　员外郎　比部郎中　员外郎　司门　郎中　员外郎）

唐、虞之时，士官以正五刑；《周礼 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盖其任也。汉成帝时，尚书初置二千石曹主郡国二千石，又置三公曹主断狱。後汉光武改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政；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盗贼、辞讼、罪法，亦谓之贼曹，重於诸曹（《华谭集 尚书二曹论》曰：“刘道真问：‘薛令长在吴何作？’答曰：‘为吏部尚书。’问曰：‘吴待吏部，何如馀曹？’答曰：‘并通高选，吏部特一时之俊。’刘曰：‘晋、魏以来俱尔，独谓汉氏重贼曹为是，吴、晋重吏部为非。’薛君曰：‘八座秩同班等，其选并清，宜同一揆，若人才或多或少，选例难精，如不得已。吏部职掌人物，人物难明。谓吴、晋为得。君何是古而非今？’刘难曰：‘今吏部非为能刊虚名、举沈朴者，故录以成人，位处三署，听曹探乡论而用之耳，无烦乎聪明。贼曹职典刑狱，刑狱难精，是以欲重之。’答曰：‘今之贼曹，不能听声观色以别真伪，县不能断谳之尚书也。夫在狱者率小人，在朝者率君子。小人易检，君子难精。俱不得已，吏部宜重，贼曹宜轻也。’”）。魏青龙二年，置尚书都官郎，佐督军事。晋复以三公尚书掌刑狱。宋三公、比部皆主法制；又置都官尚书主军事、刑狱，领都官、水部、库部、功论四曹。齐、梁、陈并有都官尚书。後魏亦有都官尚书。北齐都官统都官（掌畿内非为得失）、二千石（掌畿内得失）、比部、水部、膳部五曹；又有三公曹，掌诸曹囚帐，断罪，赦日建金鸡等事（又掌五时读时令），属殿中尚书。後周有秋官大司寇卿，掌刑邦国；其属官又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隋初有都官尚书。开皇三年，改都官为刑部尚书，统都官、刑部、比部、司门四曹，亦因後周之名。唐因之。龙朔二年，改刑部尚书为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复旧。武太后改刑部为秋官，神龙初复旧。天宝中改为宪部，至德初复旧。总判刑部、都官、比部、司门事。

侍郎一人（《周官》小司寇中大夫，盖今任也。後周依《周官》。至隋炀帝置刑部侍郎，唐因之。龙朔二年改为司刑少常伯，咸亨元年复旧。他时曹名或改而官号不易。掌律令，定刑名，案复大理及诸州应奏之事），

郎中二人（《周官》大司寇属官有士师下大夫，盖今任也。汉尚书有三公曹，後汉有二千石曹，魏有都官曹，皆掌刑法、狱讼之事。历代沿革具《尚书》中。或为侍郎，或置郎中，例在《吏部郎中篇》。後周有小刑部下大夫，属秋官府。隋初置刑部侍郎，炀帝除“侍”字，又改为宪部郎。武德三年，改为刑部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复旧。与侍郎同），

员外郎二人（隋文帝置刑部员外郎，炀帝改为宪部承务郎。武德三年，改为刑部员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都官郎中一人（汉司隶校尉属官有都官从事，掌中都官不法事。後汉又改尚书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盗贼。魏青龙二年，始置尚书都官郎，佐督军事。晋、宋尚书都官兼主刑狱。历代事具《尚书》中，其官例在《吏部郎中》注。後周则曰司厉。隋初为都官侍郎，掌簿录、配役、官私奴婢、良贱诉竞、俘囚等事。炀帝除“侍”字，置员外二人。武德三年加“中”字，减一人。龙朔二年，改为司仆大夫，咸亨元年复旧。掌簿敛、配役、官奴婢簿籍、良贱及部曲、客女、俘囚之事），

员外郎一人（《周官》曰司厉下士，盖并今任也，後周依焉。隋改置与户部同）。

比部郎中一人（魏尚书有比部曹，晋因之。宋时比部主法制。齐、梁、陈皆有比部曹，後魏亦然。北齐掌诏书、律令、句检等事。後周曰计部中大夫，盖其任也。隋初为比部侍郎，炀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计大夫，咸亨元年复旧。天宝十一载，又改比部为司计，至德初复旧。掌内外诸司公廨，及公私债负、徒役公程、赃物帐，及句用度物）。

员外郎一人（改置与户部员外郎同）。

司门郎中一人（《周礼 地官》有司门下大夫，掌授管键启闭。历代多阙，至後周依《周官》。隋初有司门侍郎，炀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门大夫，咸亨元年复旧。掌门籍、关桥及道路、过所阑遗物事）。

员外郎一人（《周官》有司门上士，後周依焉。後改置与户部同）。

宋刑部判部事二人，以御史知杂以上或朝官充。淳化二年，以刑部覆大辟案，增置审刑院（知院事一人，以郎官以上至两省充，详议官以京朝官充。掌详谳大理所断案牍而奏之。治所在右掖门）。凡四方以刑狱来上，则谳於审刑院。大中祥符二年，置纠察在京刑狱司（纠察官二人，以两制以上充。详正奏在京刑禁徒以上罪者）。元丰三年，并归刑部。五年，官制行，刑部始专其官。侍郎：旧制，定夺、审复、除雪、叙复、移放，尚书专领之。若制勘、体量、奏谳、纠察、录问，长贰通治之。中兴，长贰互置。隆兴常置一员。淳熙依崇宁专法，奏狱及法令事，请大理寺官赴部共议。郎中：二人，分左右厅，掌详覆、叙雪之事。建炎时，郎中二员，职无分异。绍兴时，诏依元丰旧法，分厅治事，左以详覆，右以叙雪，使官各有守，人各有见，参而任之。都官：掌在京百司吏职补换更替；或以功过展减磨勘，则依条制行之；诸路州军编配羁管等人，置册以记其在亡。建炎三年，诏比部兼司门。隆兴初，诏都官、比部各置一员。自此都官兼比部、司门之事。比部：掌句稽文帐，周知百司给费之多寡。凡诸仓场库务收支，各随所隶，以时具帐籍申上，比部驱磨审覆而会计其数。诸受文历每季终取索审事，故住支及赃罚欠债负则追索填纳，无隐昧则句销除破。司门：掌门关、津梁、道路之禁令；凡所过官吏、军民、商贩出入，稽其诈伪。

○工部尚书（侍郎　郎中　员外郎　屯田郎中　员外郎　虞部郎中　员外郎　水部　郎中　员外郎　军器所　文思院）

《周礼》冬官，其属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国有六职，百工是其一焉。汉成帝初置尚书，有民曹，主凡吏民上书。後汉光武改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囿苑。魏置左民尚书，亦领其职。晋、宋以来，有起部尚书而不常置。每营宗庙宫室则权置之，事毕则省，以其事分属都官、左民二尚书。北齐起郎亦掌工造，属祠部尚书。後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范之法；其属工部中大夫二人，承司之事，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至隋乃有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二曹，盖因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职。唐龙朔二年，改工部尚书为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复旧。武太后改工部为冬官，神龙初复旧。总判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事。

侍郎一人（隋炀帝改置工部侍郎，唐因之。龙朔二年，改为司平少常伯，咸亨元年复旧。他时曹名或改而官不易。掌兴造、工匠、诸公廨屋宇、五行，并纸笔墨等事）。

郎中一人（晋尚书有起部曹。历代皆有，具《尚书》中。隋初为工部侍郎，炀帝除“侍”字，又改为起部郎。武德三年，改为工部郎中。龙朔二年，改为司平大夫，咸亨元年复旧。其後曹名改而官不易，所掌与侍郎同）。

员外郎一人（隋文帝置工部员外郎，炀帝改为起部承务郎。武德三年，复为工部员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屯田郎中一人（汉成帝置尚书郎两人，其一人掌户口、垦田，盖尚书屯田郎之始也。至魏，尚书有农部郎，又其职也。至晋始有屯田尚书；及太康中，谓之田曹，後复为屯田。江左及宋、齐则左民郎中兼知屯田事。梁、陈则曰侍郎。後魏、北齐并为屯田郎。隋初为屯田侍郎，兼以掌仪武之事，故《隋书》曰补或为屯田侍郎。炀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田大夫，咸亨元年复旧。掌屯田、官田、诸司公廨、官人职分赐田及官园宅等）。

员外郎一人（改置与户部员外郎同）。

虞部郎中一人（虞部盖古虞人之遗职。至魏，尚书有虞曹郎中，晋因之。梁、陈曰侍郎。後魏、北齐虞曹掌地图、山川，近远园圃、田猎、杂木等，并属虞部尚书。後周有虞部下大夫，掌山泽草木鸟兽而阜蕃之，又有小虞部，并属大司马。隋初为虞部侍郎，属工部，炀帝除“侍”字。武德中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虞大夫，咸亨元年复旧，天宝十一载又改虞部为司虞，至德初复旧。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须、四税等事）。

员外郎一人（隋置曹，与户部员外郎同。龙朔以後，曹名改而官不易）。

水部郎中一人（《周礼 夏官》有司检，掌设国之五沟、五涂而达其道路，盖其职也。魏尚书有水部郎。历代或置或否。後魏、北齐有水部，属都官尚书，亦掌舟船、津梁之事。後周有司水大夫。隋初为水部侍郎，属工部，炀帝除“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龙朔二年，改为司川大夫，咸亨元年复旧。天宝中，改水部为司水，至德初复旧。掌川渎、津堰、船舻、浮桥、沟渠、渔捕、运漕、水碾等事）。

员外郎一人（後周小司水上士。隋改曹，与户部员外郎同。龙朔二年，以後曹名改而官不易）。

宋制，工部判部事一人，以两制以上充。凡城池土水工役，皆隶三司修造案，本曹无所掌。元丰官制行，尚书工部掌天下城池、宫室、舟车、器械、符印、钱宝之事，百工、山泽、沟洫、屯田之政令。是时，尚书犹未除人。绍兴三年，并少府监归工部，以文思院属焉。建炎并省将作、少府、军器监并归工部。是时，营缮未遑，惟戎器方急。绍兴二年，诏於行在别置作院一所，专打造器甲，令工部长贰专一提点，郎官逐旬点检。少府监既归工部，文思院上下界监官并从本部辟差。又诏御前军器所隶工部，自是营造稍广。宰臣议：“户部以给财为务，工部以办事为能，诚非一体。欲令户部兼领其事。”上虽然之，卒未能合。隆兴以後，宫室、器甲之造浸稀，且各分职掌，而起部之务益简，特提其纲要焉。分案六：曰工作，曰营造，曰材料，曰兵匠，曰检法，曰知杂。又专立一案，以御前军器案为名。侍郎：南渡初，长贰互置，隆兴诏各置一员。郎中：旧制，凡制作、营缮、计置、采伐材物，按程式以授有司，则郎中、员外郎参掌之。建炎三年，诏工部郎官兼虞部，屯田郎官兼水部。隆兴元年，诏工部、屯田共一员兼领。自此四司合为一矣。屯田：掌凡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稻田、塘泺、堤堰之事。虞部：掌凡山泽、苑囿、畋猎，取伐木石、薪炭、药物之属，屏绝猛兽、毒药，及茶矾场、盐池井、金银铜铁铅锡坑冶废置收采之事。水部：掌凡川渎、河渠、津梁、舟楫、漕运、水碾。凡堤防疏瀹之政令，皆掌之。军器所（隶工部）：提点官二员（绍兴三十二年，诏於边臣内差），提辖、监造官各二员，办、受给、监门官各一员。掌鸠工聚材、制造戎器之政令。旧就军器监置，别差提举官，以内侍领之。绍兴中，改隶工部，罢提举官，日轮工部郎官、军器监官前去本所点检监视，後复以中人典领。工部侍郎黄中以为言，请复隶属。从之。三十二年，孝宗即位，有旨增置提点官，以内省都知李绰为之，改称提举，免隶工部。後以御史张震力争，复隶工部。後改隶步军司，寻复旧。绍熙元年，减省员额，如上制。文思院（隶工部）：提辖官一员，监官三员（内一员文臣京朝官充），监门官一员。掌金银、犀玉工巧及采缯、装钿之饰。凡仪物、器仗、权量、舆服所以供尚方、给百司者，於是出焉。沿革附见《榷货务》、《都茶场提辖官》。

○六部监门

六部监门官一员，掌司门钥。绍兴二年置。选升朝文臣有才力人充，仍令六部踏逐奏差。序位、请给依寺、监丞，郎官有阙得兼之。初从吏部尚书沈与求之请也。

○主管架阁库

掌储藏帐籍文案以备用。择选人有时望者为之。旧有管架阁库官，宣和罢之，绍兴十五年复置，吏、户部各差一员，礼、兵部共差一员，刑、工部共差一员，以主管尚书某部架阁库为名，从大理寺丞周之请也。嘉定八年，又置三省、枢密院架阁官。

○三省枢密院监门官

旧以小使臣为之。嘉定六年，谏官郑景绍言：“部门以京朝官，则省门事体尤重。”遂亦命京朝官曾作县通判资序人为之。

●卷五十三 职官考七

○御史台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盖掌赞书而授法令，非今任也（王有命，则赞为之辞，写其理之法令，命来受者即授之）。战国时亦有御史，秦渑池之会，各命书其事，又淳于髡谓齐王曰“御史在后”，则皆记事之职也。至秦、汉为纠察之任（秦以御史监郡。汉初，叔孙通新定礼仪，以“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而去”是也）。所居之署，汉谓之御史府，亦谓之御史大夫寺（汉御史大夫寺在大司马门内，无塾，其门署用梓板不ぬ色，题曰御史大夫寺），亦谓之宪台。成帝时，御史府吏舍百馀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乌去不来者数月，长老异之。後果废御史大夫为大司空，是其徵也。後汉以来，谓之御史台，亦谓之兰台寺（颜师古曰：“官曹通名为寺。”後汉赵岐本名嘉，以生於御史台，因字台卿。又应劭《官仪》曰：“廷尉案责上御史台。”又谢灵运《晋书》曰：“汉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谓三台。”後汉蔡邕以侍御史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周迁三台）。梁及後魏、北齐或谓之南台（北齐王高澄用崔暹为御史中尉，宋游道为尚书左丞，谓之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後魏之制，有公事，百官朝会，名簿自尚书令、仆以下悉送南台（後魏临洮王举哀，兼上尚书左仆射元顺不肯送名，又不送簿，中尉举弹之。顺奏曰：“尚书百揆之本，令、仆纳言之责，不宜下隶中尉，送名御史。”诏许之。後元子思为御史中尉，朔朝，台移尚书索应朝名帐，尚书郎裴献伯移注云：“按蔡氏《汉仪》，御史中尉逢台郎於复道，中尉下避执板，郎中车上举手礼之。以此而言，明非敌体。”子思奏曰：“臣按《汉书》，御史中丞为独坐；又按《魏书》曰，崔琰既为中丞，百寮震恐，则中丞不揖省郎亦已久矣，宪台不属都坐亦非今日，又按孝文帝《职令》，朝会失时则御史弹之。若不送名，到否何验？献伯等乱常变纪，请付法。”诏曰：“国异政，不可据以古事。检孝文帝旧格以闻。寻从子思奏）。後周曰司宪，属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台。龙朔二年改为宪台，咸亨元年复旧。门北辟，主阴杀也（按北齐杨楞伽《邺都故事》云：“御史台在宫阙西南，其门北开，取冬杀之义。”斯事久矣。今东都台门所以不北向者，盖欲变古之制，或建造者不习故事耳。龙朔中，改司经局为柱坊，置司直，为东宫之宪府，亦开北门，以象御史台，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长安城造御史台，时以兵部尚书李员通检校御史大夫，欲於尚书省近，故开北门。此说则非也）。故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旧制但闻风弹事，提纲而已（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辞状者，立於台门候御史，御史竟往门外收采之，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永徽中，崔义元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状题告人姓名或诉讼之事）。其鞫案禁系，则委之大理。贞观末，御史中丞李乾以囚自大理来往滋其奸故，又按事入法，多为大理所反，乃奏於台中置东、西二狱，以自系劾。开元中，大夫崔隐甫复奏罢之。其後罕有闻风弹举之事，多受辞讼，推覆理尽，然後弹之。将有弹奏，则先牒监门禁止，勿许其入（按《宋书》云“二台劾奏，符光禄加禁止，不得入殿省”，是其先例。光禄主殿门）。武太后时，改御史台为肃政台，凡置左、右肃政二台，别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监察各二十人（又置肃政台使六人，受俸於本官，略与御史同。寻罢之），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县。时议以右多名流，左多寒刻，其迁登南省者，右殆倍焉，以其不陵朝贵故也。二台迭相纠正，而左加敬惮。龙朔以後，去肃政之名，但为左、右御史台（初置两台，每年春、秋发使，春曰风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书韦秋质为条例，删定为四十八条，以察州县。延载以後，奉敕乃巡，不每年出使也）。睿宗即位，诏二台并察京师。资位既等，竞为弹纠，百僚被察，殆不堪命。太极元年，以尚书省悉隶左台。月余，右台复请分绾尚书西行事。左台大夫窦怀贞乃表请依贞观故事，遂废右台，而本御史台官复旧，废台之官并隶焉（其左台本御史台也，又别置右台。右台地即今太仆寺是也，本隋长秋监地，武太后改为司宫台，移於街北，遂以其地置右台。右台既废，以其地为御史台使院，开元八年，移太仆寺於此）。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监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内供奉里行者，各如正员之半（太宗朝始有里行之名，高宗时方置内供奉及里行官，皆非正官也。开元初，又置御史里使及侍御史里使、殿中里使、监察里使等官，并无定员，让与里行同。穆思泰、元光谦、吕太一、翟章并为里使，寻省。建中三年九月，御史台请置推官二人，常与本推御史同推覆。奉敕依）。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凡有弹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有制覆囚，则与刑部尚书平阅。行幸，乘辂车为导。朝会，则率其属正百官之班序。

宋仍唐制，有三院。大夫无正员，止为兼官。中丞除正员外或带他官者，尚书则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则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给事中、谏议则曰某官权御史中丞事。次有知杂御史一员，副中丞判台事。三院多出外任，风宪之职用他官领之。太平兴国三年，以张巽为监察御史，正名举职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专言职。至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唐朝有御史里行。至景中始置，以处御史之官卑者。唐仪，台案有六监司。元丰三年，李定请复六察，於是以御史专领六察（元丰三年，御史台言：“请以吏部及审官东西院、二班院隶吏察，户部、三司及司农寺隶户察，刑部、大理寺、审刑院隶刑察，兵部、武学隶兵察，礼祠部、太常寺隶礼察，少府、将作等隶工察。”从之）。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检校官带宪衔者亦除去（自国初至元丰中，检校官多带宪衔，有检校御史大夫者，至是亦罢之）。以中丞为长，知杂御史为侍御史，言事官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为监察御史。旧以中丞兼检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左、右巡使分纠不如法者，文官违失，右巡主之；武官违失，左巡主之），监察御史兼监察使，至是使名悉罢。

容斋洪氏《随笔》曰：“嘉六年，司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谏院，上章乞立宗室为继嗣。对毕，诣中书，略为宰相韩公言其旨。韩公摄飨明堂，殿中侍御史陈洙监祭，公问洙：‘闻殿院与司马舍人甚熟。’洙咎以‘顷年曾同为直讲’。又问：‘近日曾闻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台谏官不相往来，不知言何事’。此一项温公私记之甚详。然则国朝故实，台谏官元不相见。故赵清献公为御史，论陈恭公，而范蜀公以谏官与之争。元丰中，又不许两省官相往来，鲜于子骏乞罢此禁。元中，谏官刘器之、梁况之等论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无章疏罢黜。靖康时，谏议大夫冯论时政失当，为侍御史李光所驳。今两者合为一府，居同门，出同幕，与故事异。”又曰：“台、谏不相见，已书於《续笔》中，其分职不同，各自有故实。元丰中，赵彦若为谏议大夫，论大臣不以道德承圣化，而专任小数，与群有司校计短长，失具瞻体。因言门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礼不宜处位。神宗以彦若侵御史论事，左转秘书监。盖许其论议，而责其弹击为非也。元初，孙觉为谏议大夫，是时谏官、御史论事有分限，毋得越职。觉请申《唐六典》及天禧诏书，凡发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陈。然国史所载，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纪纲，谏官掌规谏讽谕，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当，皆得谏正，则盖许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谏官而薄御史。中丞温造道遇左补阙李虞，恚不避，捕从者笞辱。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造弃蔑典礼，辱天子侍臣。遗、补虽卑，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陵，法吏自恣，请得论罪。’乃诏台官、供奉官共道路，听先後行，相值则揖。然则居此二雄职者，在唐日了不相谋云。”

中兴前，又有三京留司御史台，管句台事各一人，以朝官以上充。掌拜表行香，纠举违失。

石林叶氏曰：“两京留台皆有公宇，其榜曰御史台。旧为前执政重臣休老养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吴正肃公为西京留台，独举其职。时张尧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当，有诉於台者，正肃即为移文诘之。尧佐皇恐奉行，不敢异。其後司马温公熙宁、元丰相继为者十七年，虽不甚预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严，如国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肃，亦必绳治。自创置宫观後，重臣不复为，率用常调庶官，比宫观给使请俸差优尔。朝廷既但以此为恩，故来者奔走府廷，殆与属吏无异矣。”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秦官（侍御史之率，故称大夫）。汉因之，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故事，选郡守相高第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汉旧仪》：“拜御史大夫为丞相，左右前後将军赞，五官中郎将授印。拜御史大夫，二千石赞，左右郎将授印。”）。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成帝欲修璧雍，通三公官，故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金印紫绶，秩比丞相（御史大夫月俸四万）。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请罢大司空，以御史大夫为百僚师，帝从之，遂复为御史大夫，皆宰相之任（事具《宰相篇》）。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凡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物，无也。故，事也。言无所复能於事），或乃阴私相毁害，欲代之（见《史记》。又曰：郑弘为大夫，守之数年不得。匡衡居之，未满而丞相死，即代之）。後汉初，废御史大夫（更始至长安，以隗嚣为御史大夫。建元元年，光武东巡泰山，以张纯视御史大夫，从封禅，礼毕罢）。至建安十三年，罢三公官，始复置之，以郗虑居焉（华歆亦为之），不领中丞，置长史一人。魏黄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为司空，末年复有大夫。而吴有左、右焉（《晋书》曰“魏以司空何曾为晋国丞相，以王沈为御史大夫”是也。吴孙休以丁密、孟宗为左、右御史大夫）。晋初省之。此皆为三公，非今御史大夫也（今御史大夫，即汉以来御史中丞是也。後代或置大夫，皆中丞之互名，非汉曰大夫之任。惟刘聪僭号，置御史大夫亚於三公，颇似汉制也）。唐制，大夫一人，正三品，其属有三院（见《御史台门》）。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凡有弹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韦思谦为御史大夫，性謇谔，颜色庄重不可犯，见王公未尝屈礼。或以为讥，答曰：“耳目官固当特立，雕鹗鹰岂众禽之偶？奈何屈而狎之！”御史大夫李承嘉尝召诸御史责曰：“近日御史言事不白大夫，礼乎？”萧至忠曰：“故事，台官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弹事。若先白大夫而许，则弹大夫者不知白谁也！”）。

宋不除大夫，以中丞为台长（自国初至元丰中，检校官多带宪许，有检校御史大夫者。官制行，并除去）。元丰更官制，神宗欲以司马光为之，宰相蔡确、王以为不可，遂止，卒不除人。

石林叶氏论（见《散骑》）。

○中丞

初，汉御史大夫有两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亦谓中丞为御史中执法（汉高帝诏征贤良，御史大夫下相国，相国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晋灼曰：中执法乃中丞也）。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汉中丞有石室以藏秘书、图谶之属。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十五员，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盖居殿中察举非法也。及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率，即今之御史大夫任也（自此以後，并如今御史大夫也）。《周官》小宰之职，掌建邦之宫刑，以理王宫之政令，凡宫之纠禁，又其任也（《周礼》“少宰”注曰：若今御史中丞。）初，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置长吏，而中丞官职如故。武帝时，以中丞督司隶，司隶督丞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下至黑绶（汉中丞，故二千石为之，或选侍御史高第执宪中司，出为二千石）。哀帝元寿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长史。至後汉光武复改为中丞。两梁冠、铜印青绶。与尚书令、司隶校尉，朝会皆专席而坐，京师号为“三独坐”，言其尊也。凡中丞以下，并文官，属少府（以下谓侍御、侍书等官）。魏初改中丞为宫正，举鲍勋为之，百僚严惮（陈群及司马宣王举勋为之）。後复为中丞。晋亦因汉，以中丞为台主，与司隶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初不得纠尚书，後亦纠之（晋傅咸奏云：“司隶、中丞得纠太子，而不得纠尚书，臣所未譬。”朝廷无以易之。又刘暾字长叔，兼中丞，奏免尚书仆射等十馀人，朝廷嘉之，遂以即真。晋元帝即尊号，省司直，置中丞，皇太子以下悉得纠劾之）。中丞专纠行马内，司隶专纠行马外，虽制如是，然亦更奏众官，实无其限（王恬字元愉，为中丞。简文初即位，未解严，大司马桓温屯中台，夜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请理罪。明日桓温见奏事，叹曰：“儿乃敢弹我，真可畏也。”）。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绕行宫垣白壁（《汉志》：执金吾每月一日绕行宫城。宜是省金吾，此事并中丞也）。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介帻，绛朝服（《职官录》：兼青绶）。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馀内外众官皆受停驻（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有司奏：“御史中丞刘式之仪：‘每至出行，未知制与何官分道。旧科法唯称中丞专道，传诏众官，应诏者得行，制令无分别他官之文。皇太子不宜与众同例，中丞应与分道。扬州刺史、丹阳尹、建康令并是京辇土地之主，或检校非违，或赴救水火，事应神速，不宜稽驻，并合分道。又寻六门则为行马之内，且禁卫非违，并由二卫及领军，未详京尹、建康令门内之从及公事，亦得与中丞分道与否？’其六门内，既非郡县部界，即不合依门外也。”）。齐中丞职无不察，专道而行，驺辐禁呵，加以声色，武将相逢，辄致侵犯，若有卤簿，至相殴击（齐沈冲与兄渊、淡三人并历中丞）。至梁国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监元年，复曰中丞。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宫门行马内违法者皆纠弹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专道而行，逢尚书丞、郎，亦得停驻。其尚书令、仆、御史中丞，各给威仪十人，其八人武冠绛（音沟），执青仪囊，题云“宜官告”，以受辞讼；一人缃衣，执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皇至阶；一人执仪囊，不皇。自齐、梁皆谓中丞为南司（梁江淹字文通，为中丞。齐明帝曰：“今君为南司，足以肃震百寮也。”淹乃弹中书令谢フ等以久疾不预山陵公事。又奏收梁、益二州刺史赃贿，付廷尉理罪。临海、永嘉二太守及诸郡二千石、大县长官等多被劾理，内外肃然。明帝曰：“君可谓近世独出。”旧制，仆射、中丞坐位东、西相向。元日大会，张绾为中丞，兄绩为仆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并道驺分趋两涂，前代未有，时人荣之。皇音横）。陈因梁制（陈徐陵为中丞，奏弹司空安城王顼，导从南台官属，列奏案而入，陈主为敛容正坐。陵进读奏，时安城王在殿上侍立，陵命殿中侍御史引下，遂劾免之）。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梁名士犹不乐（王球从弟僧朗除御史中丞，球谓曰：“汝为此官，不复成膏梁矣。”齐王僧虔迁御史中丞。甲族由来多不居宪职，王氏分枝居乌衣者，为官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後魏为御史中尉，督司百寮。其出入，千步清道，与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逊避，其馀百僚下马弛车止路傍，其违缓者以棒棒之。其後，洛阳令得与分道（元志为洛阳令，与中尉李彪争路，俱入见。彪曰：“御史中尉辟乘华羽盖，驻论道剑鼓，安有洛阳令与臣抗衡？”志曰：“臣神州县主。普天之下，谁非编民？岂有俯同众官，趋避中尉！”孝文遂令分路）。自东魏徙邺，无复此制。北齐武成以其子琅琊王俨兼为御史中丞，欲雄宠之，复兴旧制。俨出北宫，凡京畿之步骑，领军之官属，中丞之威仪，司徒之卤簿，莫不毕备（时俨总领四职）。武成观之，遣中使驰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应声碎其鞍，马腾人颠，观者倾京邑（北齐高恭之字道穆，为御史中丞。帝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执以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车，主泣诉於帝。帝不责穆，谓之曰：“家姊行路相犯，极以为愧。”）。後周有司宪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辨国之五禁，亦其任也。及隋以国讳，改中丞为大夫。唐因隋，亦曰大夫。龙朔二年，改为大司宪，咸亨初复旧。武太后改置左、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各一人，太极初复旧。掌肃清风俗，弹纠内外，总判台事。自周隋以来，无仪卫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骑匹马从之而已（故事，侍御史以下与大夫抗礼。光宅元年九月，韦思谦除左肃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为言，谦曰：“国家班列，自有差等，难以姑息。”其後，大夫又与之抗礼。至开元十八年，有敕申明隔品致敬，其礼由之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之为大夫，又坐受拜。其後有与之抗礼，至今不改。故事，大夫与监察竞为官政，略无承禀。至开元十四年，崔隐甫为大夫，一切督责之，事无大小，悉令咨决。稍有忤竟，列其罪，前後贬黜者过半，群僚侧目。上尝谓曰：“卿为大夫，深副朕委。”）。唐中丞二人，正四品下，贰大夫，掌纠正百官罪恶。

宋承唐制，无大夫，以中丞为台长，无正员，以两省、给、谏权。自中丞以下，掌纠绳内外百官奸慝，肃清朝廷纲纪。大事廷辨，小事奏弹。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除右谏议大夫权。熙宁初，言者以为躐等，乃诏以本官职兼权（熙宁五年，以知杂侍御史邓绾为中丞，初除谏议大夫，王安石言，疑近制，除待制或可，乃以绾为龙图阁待制权御史中丞。中丞不迁谏议大夫自绾始。九年，邓润甫自正言、知制诰为中丞，以宰相属官不可长宪府，於是复迁右谏议大夫权。元丰五年，以承议郎徐禧为知制诰权中丞。禧言：“中丞纠弹之官，赴舍人院行词，疑若未安。”会官制行，罢知制诰，禧乃以本官试中丞）。中丞职任雄峻，南渡初除官最多，隆兴後被擢者少。淳熙十年，黄洽复为之。又三年，再命蒋继周。时施师点在政府，有咄咄逼人之疑。嘉定六年，除章良能。初，王宾以中丞兼侍讲。绍兴十二年，万俟离又以中丞兼侍读，由是言路始兼经筵（祖宗时，台谏例不兼讲读，盖以宰执侍经筵，避嫌也。神宗命吕正献，亦止命时赴讲筵。中兴後兼者三人，皆出上意。绍兴时，万俟离、罗汝戢以中丞、谏议兼，盖以秦桧之弟若孙相继为说书，便於传导。桧死，遂罢兼。庆元後，台丞、谏长暨副端、正言、司谏以上，无不预经筵者）。旧《台令》，两院御史每上、下半年分诣三省、枢密院，取索诸房文字点检，监察御史轮诣尚书六曹按察。凡奉行稽违、付受差失，咸得纠弹。渡江後，稍阙不举。绍兴三年，因御史台主簿陈祖礼有言，始复其旧。

容斋洪氏《随笔》论中丞、学士迁除（见《翰林学士门》）。

○持书侍御史

御史中丞，旧持书侍御史也。初，汉宣帝元凤中，感路温舒尚德缓刑之言，季秋後请谳。时帝幸宣室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持书。持书御史起於此也。後因别置，冠法冠，有印绶，与符节郎共平廷尉奏事，罪当轻重。後汉亦二人，铜印青绶，选明法律者为之（蔡质《汉仪》曰：“选御史高第者补之。”）。凡天下诸谳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自桓帝之後，无所平理，苟充其位而已。魏置持书执法掌奏劾，而持书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宋志》曰：“魏置御史八人，有持书曹掌度支运，课第曹常考课，不知馀复何曹。”）。晋置四人，太始四年又置黄沙狱持书侍御史一人，秩与中丞同，掌诏狱及廷尉不当者皆理之。後并江南，遂省黄沙持书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持书御史二员。魏、晋以来，持书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诸曹，若尚书二丞。宋代掌举劾。齐、梁并同，皆统侍御史。自宋、齐以来，此官不重，自郎官转持书者谓之南奔（梁谢畿卿自尚书三公侍郎为持书侍御史，颇失志，多陈疾，台事略不复理是也）。梁天监初，始重其选，车前依尚书二丞给三驺，执盛印青囊，旧事纠弹官印绶在前故也。後魏掌纠禁内朝会失时，服章违错，飨宴、会见，悉所监之。北齐亦有焉。後周有司宪上士二人，亦其任也。隋又为持书侍御史，台中簿领悉以主之。至唐永徽初高宗即位，以国讳故，改持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龙朔二年，改为司宪大夫。咸亨元年，复为中丞，二人，亦时有内供奉（本有一人，圣历中加一人，寻省，先天中复置），职副大夫，通判台事（开元二十一年三月、置京畿都采访处置使，以中丞为之）。

○侍御史

侍御史，於周为柱下史，老聃尝为之。及秦时，张苍为御史，主柱下方书，亦其任也。又云苍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史籍（见《史记》如淳曰：“方，板也，谓事在板上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柱下事。或曰主四方文书也。”又《职官录》曰：“秦改御史为柱下史。”）。一名柱後史，谓以铁为柱，言其审固不挠也（一云冠法冠，一名柱後惠文，以铁为柱也。法冠者，《秦事》云：“始皇灭楚，以其君冠赐御史，亦名獬豸冠。獬豸，兽名，一角，以触不直也，故执法者冠之。”）。亦为侍御史。汉因之，凡置十五员（又《汉旧仪》曰：“汉御史员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依绛，给事殿中为侍御史，宿庐在石渠门外，二人尚玺，四人持书给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领。录二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侍御史，御史大夫自调更告入归官，比丞相掾史，史白录（白录，著录而已）。惠帝初，遣御史监三辅郡，其後又置监御史（《汉官仪》曰：“侍御史出督州郡盗贼、运漕军粮。言督军粮侍御史。至後汉复有护漕都尉官，建武七年省。”晋太元六年，又置督运御史官）。其举郡国孝廉，第四科云“有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严延年迁侍御史，劾霍光专废立）。武帝时，侍御史又有绣衣直指者，出讨奸猾，理大狱，而不常置（直指而行，无苟私也。衣以绣者，尊宠之也。江充拜直指绣衣使，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时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请没人车马，令身侍北军击匈奴。奏可。贵戚皇恐，见上叩头，愿得入钱赎罪。又王贺字翁孺，武帝时为绣衣御史，逐捕群盗，皆纵而不诛。暴胜之亦为之。至後汉谯元为绣衣御史，持节分行天下，观览风俗，所至专行诛赏。沈约云，绣衣御史，光武省，顺帝复置，魏罢之）。後汉亦有侍御史员，察举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凡郊庙之祀及大朝会、大封拜，则一人监威仪，有违失则劾奏。以公府掾属高弟补之，或故牧守、议郎、郎中为之，唯德所在。初上称守，满岁拜真，出剧为刺史、二千石，平迁补县令。见中丞，执板揖，顺帝复绝他选，专用宰士，有三阙，三府各一，举劾案章，事无大小，尚书受成而已，威烈赫奕，莫之敢犯。真御史、守中丞、持书，服其冠绂，上事言守，关、移称真。又按二汉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斋记），四曰尉马曹（掌厩马），五曰乘曹（掌车驾）。豹尾之内，便为禁省（後汉桓典为侍御史，执政无所避，常乘骢马，京都畏之，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又张纲为侍御史，顺帝汉安时，遣八使按行风俗，唯纲最年少官卑，馀皆宿儒重位，同日受命，各之所部。纲独埋其车输於洛阳都亭，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奏大将军梁冀兄弟罪恶。又陈翔字子麟，拜侍御史。正旦朝贺，大将军梁冀威仪不整，翔奏请收冀理罪，时人奇之。又杨秉字叔节，拜侍御史，京师咸称其有宰相之才）。魏置御史八人。当大会殿中，御史簪曰笔，侧陛而坐，帝问左右：“此何官？何主？”辛毗曰：“此谓御史，旧时簪笔以奏不法。何当如今者，直备位，但毛笔耳。”晋时侍御史九人，颇用郡守为之（《山公启事》曰：“旧侍御史颇用郡守，今散二千石有才能尚少者可用不？”诏使八座详之。毛音饵）。品同持书，而有十三曹（十三曹者，谓吏曹、课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节曹、水曹、中垒曹、营军曹、法曹、算曹。及江左初，省课第曹，置库曹，掌厩牧牛马市租。後分库曹，置左库、外左库二曹）。宋代多并诸曹，凡十御史焉。自汉以来，皆朝服、法冠（晋武库失火，尚书郭彰与侍御史刘暾典知复。彰以后亲轻傲，以功程之呵暾曰：“我不能截卿角邪？”以御史著法冠，有两角故也。暾厉色曰：“天子法冠，而欲截角！”命纸笔奏之。暾音他昆反）。齐有十人，梁、陈皆九人，居曹纠察不法。至後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侍御史与殿中侍御史，昼则外台受事，夜则番直内台。御史旧式，不随台主简代。延昌中，王显有宠於宣武，为御史中尉，始请革选。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则更简代御史。北齐设有八人，亦重其选。後周有司宪中士，则亦其任也。隋置侍御史八人。自开皇之前，犹踵後魏革选；自开皇之後，始自吏部选用，不由台主，仍依旧入直禁中。大业中，始罢御史直宿台内，文簿皆持书主之，侍御史但侍从纠察而已，由是资位少减焉。唐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贞观十一年，吴王恪好畋猎，损居人田苗，侍御史柳范奏弹之。太宗因谓侍臣曰：“权万纪事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范进曰：“房元龄事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坐万纪乎？”）。其将除拜，皆吏部与台长官、宰相议定，然後依选例补奏。其内诏别拜者，不在其限。麟德以来，用人尤重，选授之命不由铨管。及李义府掌大选，宠任既重，始得补之。自义府之後，无出於吏部者。侍御史凡四员（本二员，显庆中加二员。韦仁约曰：“御史衔命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摄州县，诚旷职耳！”）内供奉二员（侍御史内供奉与殿中御史内供奉、监察御史里行，其制并同，皆无职田、庶仆。台例，占阙者得职田、庶仆；无阙可占，则岁两时请地子於太仓，每月受俸及庶仆於太府）。掌纠察内外，受制出使，分判台事；又分直朝堂，与给事中、中书舍人同受表理冤讼，迭知一日，谓之“三司受事”。其事有大者，则诏下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按之，亦谓此为“三司推事”（後汉永安中，侍御史寒朗共三府按楚狱，亦令三司之例）。武太后时，刑狱滋章，凡二台御史多苛刻无恩，以诛暴为事，猜阻倾夺，更相陵构，此其为弊也。神龙以来稍革之，其後名流谨选，侔於贞观、永徽矣。侍御史之职有四，谓推（推者，掌推鞫也）、弹（掌弹举）、公廨（知公廨事）、杂事（台事悉总判之），定殿中监察以下职事及进名、改转，台内之事悉主之，号为“台端”，他人称之曰“端公”。其知杂事者，谓之“杂端”，最为雄剧。食坐之南设横榻，谓之“南床”，殿中、监察不得坐（亦谓之“痴床”，言处其上者皆骄傲自得，使人如痴，是故谓之“痴床”）。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则迁登南省，故号为“南床”。百日察其行步出入，揖让去就，殿中以下皆禀而随之，先後亏失者有罚。其太极以前二台朝列之制，侍御史与殿中随仗入，分居两行（东行在侍中、黄门侍郎、给事中後，起居郎、常侍、正谏议大夫、御史中丞下。西行在中书令、侍郎、舍人後，起居舍人、常侍、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大夫下）。承诏者各五日，有旨召御史，不呼名，则承诏者出（承诏御史旧在西，开元初仍制在东）。侍御史或阙，则假殿中承之（自至德以来，诸道使府参佐，多以省郎及御史为之，谓之外台，则皆检校、里行及内供奉，或兼或摄。诸使官亦然）。故事，御史台不受讼，有诉可闻者，略其姓名，以风闻。其後，御史疾恶者少，通状壅绝。开元十四年，乃定授事御史一人知其日劾状，题告事人姓名。其後，宰相以御史权重，建议弹奏先白中丞、大夫，复通状中书门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轻矣。建中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弹，自是杂端之议轻矣。元和八年，命四推御史受事，周而复始，罢东西分日之限（旧御史遭长官於涂，皆免帽降乘，长官戢辔，辞而止焉。乾封中，王立本为侍御史，意气颇高，涂逢长官，端揖而已。自是诸人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侧鞍弛镫，轻重无常。开元以来，但举鞭耸揖而已）。

宋仍唐制，侍御史贰中丞，隶台院。天禧中，置言事御史，後久不除，庆历五年复置。今御史台中丞厅之南，有谏官御史厅，盖御史得兼谏职也。

○殿中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魏兰台遣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也。晋置四人，江左多置二人（宋徐爰自殿中侍御史转南台侍御史）。梁有四人，掌殿内禁卫内事。後魏、北齐有之。隋初改曰殿内侍御史，置十二人，至炀帝省。唐置六员（初有二员，贞观二十二年增二员，开元中加二员），内供奉三员。初掌驾出於卤簿内纠察非违，馀同侍御史，唯不判事。咸通以前，迁转及职事与侍御史相亚。自开元初以来，权归侍御史，而迁转犹同。兼知库藏出纳及宫门内事，分知左、右巡，京畿诸州、诸卫兵禁隶焉，弹举违失，号为“副端”。ト门之外，百僚班序有离立失列、言嚣而不肃者，则纠罚之。其正冬大会，则戴元豸，乘马加饰（大夫、中丞加金勒珂佩），具服上殿，供奉左右。或阙，则吏部以他官摄之。其郊祀、巡幸，大备卤簿，出入由旌门者，监其队伍。初，武太后时，有殿中里行及员外殿中御史官，或有起家为之而即真者。神龙以来，无监察则有里行。

宋制，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分纠大朝会及朔望、六参官班序。旧制，侍御史兼知杂事，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监察御史兼察使。官卑而入殿中、监察御史者，谓之里行。元丰八年，诏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监察御史兼言事。

石林叶氏曰：“唐三院御史，谓侍御史与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台院，殿中曰殿院，监察曰察院，此其公宇之号，非官称也。侍御史自称端公，知杂事则称杂端，而殿中、监察称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盖失之矣。而侍御史复不称台院，止曰侍御，端公、杂端但私以相号，而不见於通称，各从其所沿袭而已。”

○监察侍御史

监察御史。初，秦以御史监理诸郡，谓之监察史。汉时罢其名。至晋太元中，始置检校御史，以吴混之为之，掌行马外事（《晋志》云：古司隶官知行马外事。晋过江，罢司隶官，故置检校御史，专掌行马外事），亦兰台之职也（又有禁防御史）。宋、齐以来无闻焉。後魏太和末亦置此官，宿直外台，不得入宿内省。北齐置检校御史十二人，後周司宪旅下士八人，盖亦其职也。隋开皇二年，改检校御史为监察御史，凡十二人。炀帝增置十六员，掌出使检校。唐置监察御史十员（初有四员，贞观二十二年加二员，显庆中加二员，开元中加二员），里行五员。掌内外纠察，并监祭祀及监诸军、出使等。监察御史职知朝堂，正门无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西凤阙南，侍殿中侍御史以上从观象门出，若从天降。至开元七年三月，敕并令随仗入ト（隋末亦遣御史监军。垂拱三年十一月，凤ト侍郎韦方质奏言：“旧制有御史监军，今未差遣，恐亏失节度。”武太后曰：“将出师，君授之以斧钺，阃外之事皆使裁之。始间比来御史监军，乃有控制，军中大小之事皆须承禀，非所以委专征也。以卑制尊，理便不可。”不许）。罪人当笞於朝者，亦监之。分为左、右巡，纠察违失。以承天朱雀街为界，每月一代。将晦，即巡刑部、大理东西徒坊、金吾及县狱。若狩，则监围，察断绝失禽者，量宜劾奏（景龙三年，监察御史崔琬弹奏宰相宗楚客、纪处讷等骄恣跋扈，请收劾之。旧制，大臣有被御史弹者，皆俯偻趋出，待罪朝堂。今楚客等目作色，称以忠鲠被诬。中宗令琬与楚客约为兄弟，时人窃号为“和事天子”）。开元初，革以殿中掌左、右巡，监察或权掌之，非本任也。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选拜多自京畿县尉（京畿即赤县也）。又有监察御史里行者，太宗置，自马周始焉（始马周以布衣，有诏令於监察御史里行，遂以为名。後高宗时，王立本自忻州定襄县尉为之。凡里行，皆受俸於本官，多复本官者。自王大宾後，罢本官俸，方有即真者）。武太后时，复有员外监察、试监察，或有起家为之而即真者。又有台使八人，俸亦於本官请，馀并同监察（时人呼为六相）。吏部式其试监察。神龙以来无复员外及试，但有里行。凡诸内供奉及里行，其员数各居正官之半，惟俸禄有差，职事与正同。唐监察御史後增至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寮，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几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为佐，务繁则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弟，茂才异数，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凡战伐大克获，则数俘馘，审功赏，然後奏之。屯田、铸钱、岭南黔府选补，亦视功过纠察。决囚徒，则与中书舍人、金吾将军莅之。国忌斋，则与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观。莅宴射、习射及大祠、中祠，视不如仪者以闻。初，开元中，兼巡传驿，至二十五年，以监察御史检校两京馆驿。大历十四年，两京以御史一人知驿，号馆驿使。监察御史分察尚书省六司，繇下第一人为始，出使亦然。兴元元年，以第一人察吏部、礼部，兼监察使；第二人察兵部、工部，兼馆驿使；第三人察户部、刑部。岁终议殿最。元和中，以新人不出使无以观能否，乃命专察尚书省，号曰六察官。开元十九年，以监察御史二人莅太仓、左藏库。三院御史，皆初领繁剧外府推事。其後，以殿中侍御史上一人为监太仓使，第二人为监左藏库使。凡诸使下三院御史内供奉，其班居正台监察御史之上。

宋初，御史多出外任，风宪之职以他官领之。太平兴国三年，诏本司自荐属官，俾正名举职。天禧元年，诏别置御史六员，不兼他职，月须一员奏事，专任弹举，有急务听非时入对。以殿中丞刘平为监察御史，用新诏也。嘉四年，中丞韩绛请置里行，从之。熙宁三年，除秀州军事推官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用选人为御史自定始也。宋敏求缴词头，云：“去岁骤用京官，今又幕职官便朝著峻，处纠绳之地，臣恐未厌众议。”元丰五年，诏秘书、殿中、内侍省不隶六察，如有违慢，委言事御史弹奏。七年，大正官名，以言事官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为监察御史，掌吏户礼兵刑工之事、在京百司，而察其谬误。八年，诏监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徽宗时，如辟雍大成府等学、太官局、翰林仪鸾司、东西上ト门、客省引进、四方馆，皆不隶台察。崇宁，大臣欲其便已，而南台御史亦有不言事者。自大观臣僚申请，而殿中六尚、辟雍大成府等学、太官局、翰林仪鸾司皆隶六察。自余应求有言，而东西上ト门、客省引进、四方馆复隶御史。自胡舜陟申请，而本台始增入御史言事之文。乾道二年，诏：“自今非曾经两任县令，不得除监察御史，著为条令。”庆元二年，侍御史黄黼言：“御史台有三院，其一为监察御史，高宗时尝置六员，孝宗尝置三员。今分察之任止二人，乞增置一员。”从之。以後常置二员。

容斋洪氏《随笔》曰：“御史许风闻论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从来。以予考之，盖自晋、宋以下如北。齐沈约为御史中丞，奏弹王源曰：‘风闻东海王源。’苏冕《会要》云：‘故事，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有词状在门，御史采状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其後疾恶公方者少，递相推倚，通状人颇壅滞。开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状遂题告事人名，乖自古风闻之义。’然则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阳也。二字本见《尉佗传》。”

又曰：“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监察御史旧例，在任二十五月转准具员不加，今请仍旧。其殿中侍御史旧十二月转具员加至十八月，今请减至十五月。侍御史旧十月转加至十三月，今请减至十二月。’从之。按唐世台官虽职在抨弹，然进退从违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紧。观其迁叙定限可知矣。国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监察满四年而转殿中，又四年转侍御史，四年解台职，始转司封员外郎。元丰五年以後，升沈迥别矣。”

○主簿

主簿。汉有御史主簿（张忠为御史大夫，署孙宝为主簿），自魏、晋以来无闻。至隋大业三年，御史台始置主簿二人（隋兼置录事员二人）。至唐置一员，掌付事句稽，省署抄目，监印，给纸笔。其俸禄与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为大夫，以吏部主事林怀信为之。贞观中，自张弘济为此官之後，遂为美职。管辖台中杂务、公廨、厨库，检督令史、奴婢、配勋、散官职事。每食，则执黄卷，书其谴罚（录事以下小吏各有差）。

宋御史台置推直官二人，专治狱事。凡推直有四推，曰台一推，台二推，殿一推，殿二推。主簿一人，掌受事发辰，句检稽失，兼簿书钱之事。元丰官制行，定员分职，里行、推直悉罢。检法官掌检详法律（元三年，改为主簿；绍圣三年，董敦逸奏复置），主簿掌句稽簿书，各一人。绍兴初，诏检法、主簿特令殿中侍御史奏辟。绍熙中，侍御史林大中以论事不合去，所奏辟检法官李谦、主簿彭龟年亦乞同罢。嘉定元年，刘渠除检法官，范之柔除主簿，以後二职皆阙。

●卷五十四 职官考八

○学士院

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辞、经学之士，下至卜、医、技术之流，皆直於别院，以备宴见。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诸文辞，常於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专其事。元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元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

致堂胡氏曰：“国家陟降多士，当出於中书。中书有私徇，小则诘责，大则黜削可也，不当疑其专而分其权。翰林初置，人才与杂流并处。其後杂流不入，职清而地禁，专以处忠贤、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内相之称，则非王政设官之体矣。王者无私，岂云私人？相无不统，岂云内相？是与大臣自设形迹为异同也。进退辅弼既与之谋，安知无请之嫌？小人处之，附下罔上，安知无卖主之事？故君道公而已矣。或曰：文章之用至众，中书、门下之职至重，势有不得兼也，故必委之翰林，不可废也。曰：自太宗、高宗时尚未有此，不闻乏事，武氏聚华藻轻薄之人於北门，而中宗以宫婢主文柄，是何足法者！不必远稽两汉，上法三王，直取则於贞观，则於所损益可知矣。”

石林叶氏曰：“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後，刘衤韦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因名北门学士。今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後门北向，与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後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朝退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北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又曰：“唐翰林院本内供奉艺能、技术杂居之所，以辞臣特书诏其，乃艺能之一尔。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犹称‘供奉’。自张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於翰林院之南，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之名。盖唐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此特以‘翰林’别之，其後遂以名官，讫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而不冠以‘翰林’，则亦自唐以来沿袭之旧也。”

容斋洪氏《随笔》曰：“白乐天《渭村退居寄钱翰林诗》叙翰苑之亲近云：‘晓从朝兴庆，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妇，对院即储皇。贵主冠浮动，亲王辔闹装。金钿相照耀，朱紫荧煌。球簇桃花骑，歌巡竹叶觞。洼银中贵带，昂黛内人妆。赐禊东城下，颁曲水傍。樽分圣酒，妓乐借仙倡。’盖唐世宫禁与外庭不至相隔绝，故杜子美诗：‘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坐引朝仪。’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开函近御筵。’而学士独称内相，至於与命妇分庭，见贵主冠服、内人黛妆，假仙倡以佐酒，他司无此也。”

晋天福五年，诏翰林学士院公事宜并归中书舍人，自是舍人昼直者当中书制，夜直者当内制。至开运元年，复诏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为两制，各置五员。

宋翰林学士掌内制制、诰、赦、敕、国书及宫禁所用之文辞。凡后妃、亲王、公主、宰相、节度使除拜，则学士草词，授待诏书讫以进。赦降德音，则先进草。大诏命及外国书，则具本禀奏得画，亦如之。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召面谕旨，则给笔札书所得旨。禀奏归院，具辞以进；馀遣内侍授中书省。熟状亦如之。若已画旨而有未尽，则论奏贴正。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有所献纳则请对或奏对。凡初命为学士，皆遣使就第宣诏旨召入院。淳化二年，以翰林学士贾黄中、苏易简同知京朝官考课，李沆权判吏部流内铨。故事，学士掌内庭书诏指挥、边事晓达机谋。天子机事密命在焉，不当豫外司公事，盖防纤微或漏省中语，故学士院常在金銮殿侧，号为深严。自国朝太祖以来，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铨及知太常礼院事。天圣元年，诏学士遇只日至晚出宿，盖故事以双日锁院，只日降麻也。隆兴改元，诏学士及经筵官内宿，稍复祖宗故事。”

石林叶氏曰：“学士院正厅曰玉堂，盖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志》末年：‘居翰苑者，皆谓凌玉清，溯紫霄，岂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为学士院之称而不为榜。太宗时，苏易简为学士，上尝语曰：‘玉堂之设，但虚传其说，终未有正名。’乃以红罗飞白‘玉堂之署’四字赐之。易简即扃置堂上，每学士上事，始得一开视，最为翰林盛事。绍圣，蔡鲁公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庙讳，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沈氏《笔谈》曰：“学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亲幸，至今唯学士上日许正坐，他日皆不敢独坐。故事，堂中设视草台，每草制则具衣冠据台而坐，今不复如此，但存空台而已。玉堂东承旨阁子窗格上有火燃处，太宗尝夜幸玉堂，苏易简为学士，已寝遽起，无烛具衣冠，宫嫔自窗格引烛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为玉堂一盛事。”

洪氏容斋《随笔》曰：“翰苑故事，今废弃无馀。惟学士入朝，犹有朱衣院吏双引至朝堂而止，及景灵宫行香则引至立班处。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状，但尺纸直书其事，右语云：‘谘报尚书省，状候裁旨，月日押。’谓之谘报。此两事仅存。”

○翰林学士承旨

唐宪宗时始置。凡白麻制诰皆内庭代言，命辅臣、除节将、恤灾患、讨不廷则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书，则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读讫，始下有司（乾宁二年，陆以翰林学士承旨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後唐天成三年敕：“今後翰林学士入院，并以先後为定。惟承旨一员，出自朕意，不计官资先後，在学士之上，仍编入《翰林志》。”

宋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

○翰林学士（直院　权直）

唐元宗开元二十六年置。初以中书务繁，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学士分掌制诰书命，至是改供奉为学士，别建学士院专掌内命，以张、刘光谦首居之，而集贤所掌於是罢息。自後给事中张淑、中书舍人张渐、窦华等相继而入焉。其後有韩雄、阎伯、孟匡朝、陈兼、蒋镇、李白等，在旧翰林中，但假其名而无所职。至德已後，军国务殷，其入直者，并以文辞，共掌诏敕。自此北翰林院始无学士之名。其後又置东翰林院於金銮殿之西，随上之所在而迁，取其便稳。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盖不言数。亦有以鸿生硕学、经术优长、访问质疑，上之所礼者，颇列其中。初，自德宗建置以来，秩序未正，延觐之际各超本列。暨正元元年九月，始别敕令，明预班列与诸司官、知制诰例同。故事，中书以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近者所出犹得用黄麻，其白麻皆在此院，自非国之重事拜授，於德音赦宥者，则不得由於斯矣。兴元元年，翰林学士陆贽奏：“学士私臣，元宗初待诏内庭，止於应和诗赋文章而已。诏诰所出，本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今朝野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请付中书行遣。”物议是之。敬宗以翰林学士崇重，不可亵狎，欲别置东头学士，以备曲宴赋诗，事未行而帝崩。梁开平三年，改思政殿为金銮殿，置大学士一员，以敬翔为之（前朝因金銮坡以为门名，与翰林院相接，故为学士者称“金銮”以美之。今以金銮为名，非典也）。後唐同光初，又置护銮书制学士，以赵凤为之。长兴元年，翰林学士刘煦奏：“旧例，学士入院，除中书舍人即不试，馀官皆先试麻制、批答、诗赋各一道，号曰五题。後来虽有召试之名，无考校之实。欲请今後召试新学士，权停诗、赋，试麻制、批答共三道，内赐题目，定字数，付本院召试。”从之。晋天福五年，废翰林学士院，其公事并归中书舍人。开运元年，复学士院。周显德五年诏：“今後当直、下直学士，并宜令逐日起居，其当直学士仍赴晚朝（旧制，翰林学士与常参官五日一度起居。世宗欲朝夕赐见，访以时事，故有是诏）。”

宋翰林学士无定员。凡他官入院未除学士，谓之直院。学士俱阙，他官暂行文书，谓之权直。凡奏事用榜子，关白三省枢密院用谘报，不名。凡初命为学士，皆遣使就第宣诏旨召入院。上日，敕设会从官，侑以乐。元丰中，始命佩鱼，自蒲宗孟始也。凡执政议事则系鞋，盖与侍从异礼也。政和三年，强渊明请以前後所被旨及案例，修为本院敕、令、格、式。五年，御书“ゼ文堂”榜赐学士院。靖康元年，吴等奏：“大礼锁院，麻三道以上，系双宣学士宿直分撰，乞依故事。”从之。承旨不常置，以学士久次者为之。阙员，则以他官兼直院或权直。自国初至行官制，百司事失其实，多所正，独学士院承唐旧典，遵而不改。乾道九年，崔诗初以秘书省正字兼翰林权直。淳熙五年，诗再入院，议者以翰林乃应奉之所，非专掌制诰之地，更为学士院权直。後复为翰林权直，然亦互除二员。绍兴尝除权与正官至三人。

洪氏《容斋随笔》曰：“治平以前，谓翰林学士及知制诏为两制。自翰林罢补外者得端明殿学士，谓之换职。熙宁之後，乃始为龙图。绍兴以来，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迁知制诰，其次及辞不为者乃为待制。赵康靖、冯文简、曾鲁公、司马公、吕正献公是也。学士阙，则次补，或为宰相所不乐者，犹得侍读学士，刘原甫是也。在职未久而外除者为枢密直学士，韩魏公是也。亦为龙图直学士，欧阳公是也。後来褒擢者仅得待制，王时亨是也。馀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又曰：“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杂学士除翰林学士，蒋世修以谏议大夫除御史中丞，时施圣与在政府，语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辈皆自点检。’盖谓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绍兴中所除者，不暇缕述，姑从寿皇圣帝以後至於绍熙五年枚数之，为学士者九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刘忠肃、王日严、王鲁公、周益公及予，其後李献之也。二兄、史、刘、王、周皆擢执政，日严以耆老拜端明致仕，惟予出补郡，献之遂踵武。为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则、黄德润、蒋世修、谢昌国、何自然也。辛、姚、黄皆执政，惟蒋补郡云。”

按：唐之所谓翰林学士，只取文学之人，随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为学士，延觐之际则各随其元官立班，而所谓学士未尝有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尊贵亲遇者号称内相，可以朝夕召对，参议政事，或一迁而为宰相。而其孤远新进者，或起自初阶，或元无出身至试令草麻制，甚者或试以诗、赋，如试进士之法，其人皆呼学士。自唐至五代皆然。至宋则始定制，资浅者为直院，暂行者为权直。於是真为翰林学士者，职始显贵，可以比肩台长，举武政路矣。

○翰林侍读学士（侍读　兼侍读）

唐元宗开元三年，始命马怀素、褚无量更日侍读（上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使入内侍读，待以师傅之礼。”）。十三年，置集贤院侍读学士、侍读直学士。

宋太宗始用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真宗咸平二年，以杨徽之、夏侯峤为翰林侍读学士，邢为翰林侍讲学士，始建学士之职。其後，冯元为翰林侍读、不带学士。又有马宗元为侍讲，高若讷为侍读，不加别名，但供职而已。天禧三年，张知白为刑部侍郎，充翰林侍讲学士、知天雄军府，侍读学士外使自知白始。元丰官制，废翰林侍读、侍讲学士不置，但为兼官，然必侍从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资浅则为说书。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只日入侍迩英阁，轮班讲读。元七年，复增学士之号，元符元年省。建炎元年，诏特差侍从官四员充讲读官，遇万机之暇，令三省取旨，就内殿讲读。宫观兼侍读：元丰八年五月，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兼侍读，提举中太乙宫兼集禧观公事。七月，韩维兼侍读，提举中太乙宫。元元年，端明殿学士范镇致仕，提举中太乙宫兼集禧观公事，兼侍读，不赴。六年，冯京兼侍读，充太乙宫使。未几，乞致仕，不允，仍免经筵进读。中兴以来，如王大资、朱丞相（胜非）、张大资（浚）、谢参政（克家）、赵观文（鼎万）。俟资政（Ι），并以万寿观使兼侍读。隆兴元年，张大资（焘）以万寿、汤大观（思退）以醴泉并兼侍读。乾道五年，刘敷制（章）以佑神兼侍读。台谏兼侍读：自庆历以来，台丞多兼侍读，谏长未有兼者。绍兴十二年春，万俟中丞（Ι）、罗谏议（汝楫）始并兼侍读，自後每除言路必兼经筵矣。

石林叶氏曰：“国初，侍读官初无定职，但从讲官入侍而已。宋宣献、夏文庄为侍读学士，始请日读《唐书》一传，仍参释义理，後遂为定制。”

又曰：“国朝经筵讲读官旧皆坐，乾兴後始立，盖仁宗时年尚幼，坐读不相闻，故起立，欲其近尔，後遂为故事。熙宁初，吕申公、王荆公为翰林学士，吴冲卿知谏院，皆兼侍讲，始建议，以为《六经》言先王之道，讲者当赐坐，因请复行故事。下太常礼院详定。当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完夫为判院，自申公等言。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及礼官王汾、刘分攵、韩忠彦以为讲读官日‘侍’，盖侍天子，非师道也。且讲、读官一等，侍读仍班侍讲上，今侍讲坐而侍读立，不应为二。申公等议遂格。今讲、读官初入，皆坐赐茶，唯当讲时起，就案立，讲毕复就坐，赐汤而退。侍读亦如之。盖乾兴之制也。”

○翰林侍讲学士（侍讲　兼侍讲）

汉显宗时，张数侍讲於御前。张侍灵帝，以杨赐有重名，举赐侍讲於华光殿中。又诏刘宽拜大中大夫，侍讲华光殿。虽有侍讲之号而未以名官。至唐开元十三年始置。（详见《侍读门》）

宋咸平二年，国子祭酒邢为侍讲学士。其後又有马宗元为侍讲，不加别名，但供职而已。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讲学士邢知曹州，侍讲学士外使自始。元丰以後官制（见《侍读门》），故事，自两省、台端以上并兼侍讲。元中，司马公休以著作佐郎兼侍讲，时朝议以文正公之贤，故特有是命（《朝野杂记》）。绍兴五年，范元长以宗卿，朱子发以秘少并兼，盖殊命也。乾道六年，张敬夫始复以吏部员外郎兼。盖中兴後庶官兼侍讲者惟此二人。若绍兴二十五年张扶以祭酒，隆兴二年王宣子佐以检正，乾道七年林景度以宗卿入经筵，亦兼侍讲者。盖扶本以言路兼说书，就升其秩，宣子时摄版曹，景度尝为右史，且有敬夫旧例，故稍优之，皆有以也。熙宁元年，龚鼎臣、苏颂、刘分攵等议不当坐讲疏，朝廷班制以侍讲居侍读下（《会要》）。台谏兼侍讲：庆历二年，召御史中丞贾昌朝侍讲迩英阁。故事，台丞无在经筵者，上以昌朝长於讲说，特召之（《仁宗实录》）。神宗用吕正献，亦止命时赴讲筵，去学士职。中兴後，王尚书宾为御史中丞，建请复开经筵，遂命兼侍讲。自後十五年，继之者惟王唐公、徐师川二人，皆上意也。绍兴十二年春，万俟中丞（Ι）、罗谏议（汝楫）并兼讲读；绍兴二十五年春，董殿院、王正言（珉）。并兼侍讲。非台丞、谏长而以侍讲为称，又自此始。其後，犹或兼说书，台官自尹穑，隆兴二年五月；谏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後并以侍讲为称，不复兼说书矣（《朝野杂记》）。修注兼侍讲：自朱子发後，修注官多得兼侍讲。嘉泰二年八月，林伯玉自殿中侍御史兼侍讲，除起居郎；其年闰十二月，邓伯允自右正言兼侍讲，除起居舍人；伯玉改兼权刑侍，伯允改兼史编实讨，非故典也。开禧元年八月，娄彦开自言路徙奉常，兼权中书舍人，亦以史院易经筵，遂为定例。三年十月，朱仲文自司谏改奉常，兼讲如故，意者以其兼权史侍故也。十一月，王简卿知谏院为左史，仍兼崇政殿说书，言者犹以为不可，罢之。嘉定元年，黄伯庸自右正言兼侍讲，除起居舍人，兼知旧，今故典矣（自渡江以後，惟王枢密纶以右史兼说书，其他无此）。宫观兼侍讲：国初自元丰以来，多以宫观兼侍读。乾道七年，宝文阁待制胡铨除提举佑神观兼侍讲。是日，以宰执进呈，虞允文奏曰：“胡铨早岁一节甚高，谓当阔略，录其气节，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铨固非他人比，且除在京宫观，留侍经筵。”故有是命。

○崇政殿说书（兼说书　经筵附）

古无此官，宋朝仁宗景元年正月，命贾昌朝、赵希言、王宗道、杨安国并为崇政殿说书，日轮二员候。初，侍讲学士孙年老乞外，因荐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职以命之。庆历二年，以赵师民预讲官，复为崇政殿说书，盖秩卑资浅则为说书，不兼侍讲。元，程正叔以布衣为之。然范淳夫乃以著作佐郎兼侍讲，司马公休又尝以著作佐郎兼侍讲，前此未有也（赵师明《家塾记》）。崇宁中，初除说书二人，皆以隐逸起，蔡崇、吕，仍遂其性，诏以士服随班朝谒入侍。渡江後，尹彦明初以秘书兼之，中王龟龄、范至能皆以郎官兼，亦殊命也（《朝野杂记》）。近事，侍从以上兼经筵则曰侍讲，庶官则曰崇政殿说书，故左史兼亦曰侍讲，如程敦厚、赵卫是也（《周益公集》）。台谏兼说书：绍兴十二年春，万俟中丞（Ι）罗谏议（汝戢）并兼讲读。盖秦楚材、梓是时己兼说书，便於传道，自後伯阳继之。每除言路，必与经筵矣，桧死罢兼（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三十二年，台丞、谏长兼经筵者止三人）。庆元後，台丞、谏长暨副端、正言、司谏已上，无不预经筵者。正言兼说书自端明巫始，副端兼说书自端明余尧弼始，察官兼说书自少卿陈夔始（《朝野杂记》）。修注兼说书：自朱子发始，修注官多得兼侍讲。开禧三年十一月，王简卿知谏院为左史，仍兼崇政殿说书，言者以为不可，罢之。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王荆公所作《贾魏公神道碑》云：‘景元年，积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说书，而以公为之。’然予按《傅简公佳话》云：‘太祖少亲戎事，性好艺文。即位未几，召山人郭无为於崇政殿讲书。至今讲官所领阶衔，犹曰崇政殿说书云。’据傅简公所言，则崇政殿说书不始於仁宗景元年矣。岂中尝罢之，而至是再建邪？”

右翰苑经筵在近代为至清要显美之官，而杜岐公《通典》叙职官独阙焉。盖学士、讲读之官皆始於唐开元之时，讲、读隶集贤殿，故《通典》於集贤学士条下附载。而翰林学士，《唐史 志》以为独无所隶。然自开元建学士院之後，居之者多名流，至号内相，乃略不叙述，则为阙事矣。古人有一事必有一官曹，虽历代沿革不同，而所掌之事则一也，故《通典》所载唐所置之官而前代无之者，则叙其所掌之事，以通於前代。如通事舍人唐所制也，而其事则秦、汉以来谒者之任也；集贤殿书院唐置也，而其事则汉、魏以来秘书省之职也，然则翰林学士之官独不可通之於前代乎？盖以言语文字被顾问，以翰墨技艺侍中、侍诏，则汉武帝所以处邹、枚、严、徐，灵帝所以招鸿都文学之类是也。至於出入禁闼，特被亲遇，参谋军国，号称内相，则汉、魏以来侍中、领尚书事、秘书监、中书监之类是也。若代言典诰之任，则武帝所以命司马相如，历代所以置中书舍人是也。但学士院之官，所职丛杂不一，而其位亦高卑不等。唐多以他官兼之。中世以後，则所掌者制诏而已。至宋，则又以唐所置集贤殿讲、读之官隶之。元丰官制既行，而讲、读始去翰林之名，自为经筵之官矣，故以经筵附见学士院之後，存其旧也。

○总学士

宋朝殿学士有观文殿大学士、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学士，端明殿学士。殿学士资望极峻，无吏守，无典掌，惟出入侍从备顾问而已。观文殿大学士，非曾为宰相不除。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及学士，并以宠辅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学士，惟学士久次者始除，近岁以待签枢云。

○观文殿大学士（学士）

宋朝观文殿即旧日延恩殿也。庆历七年，以文明殿学士称呼同真宗谥号，乃改名紫宸殿。後又以紫宸殿非人臣所可称呼，乃以延恩殿更名观文殿。皇元年，诏：“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今後须曾任宰相，乃得除授。”时贾昌朝由使相、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观文殿置大学士自昌朝始。三年，诏班在观文殿学士之前、六尚书之上。自是曾任宰相者，出必为大学士。熙宁中，韩绛宣抚陕西、河东，得罪罢守本官。四年，用明堂赦，授观文殿学士。宰相不为大学士，自绛始。中兴後，非宰相而除者，自绍兴二十年秦喜始。喜知枢密院、郊祀大礼使，礼成，以学士迁，且视仪揆路，非典故也。乾道四年，汪彻旧以枢密使为学士迁。九年，王炎以枢密使为西川安抚使除。至庆元，赵彦逾自工部尚书为端明殿学士，直以序迁至焉。曾为宰相而不为大学士者，自绍兴元年范宗尹始。

观文殿隋炀帝殿名。宋初，为文明殿学士。庆历七年，宋庠言：“文明殿学士称呼同真宗谥号，兼禁中无此殿额，其学士理自当罢。乞择见今正朝或秘殿，以召学士易之。”乃诏改为紫宸殿学士，以参知政事丁度为之。时学士多以殿名为官称，丁遂称曰“丁紫宸”。八年，御史何郯以紫宸不可为官称，於是改延恩殿为观文殿（欧阳公云：“观文乃隋炀殿名，理宜避之，盖当时不知。然则朝廷之上不可以无学也。”），即殿名置学士（《吕氏家塾广记》云：“观文殿学士位资政殿学士上，盖初置观文殿学士职时已有为大资政者，故於上加此美职。朝廷亦知不当以学士压大学士，但常有人充此二职者，故久而不能革正，可因无人为此二职时正之也。”），以丁度为之。自後非曾任执政者弗除。熙宁中，王韶以熙河功；元丰中，王陶以宫僚，未历二府亦除是职，盖异恩也。韶犹兼端明殿、龙图学士云。

○资政殿大学士（学士）

国朝资政殿在龙图阁之东序。景德二年，王钦若罢参政，真宗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在翰林学士下（钦若不悦，诉於上曰：“臣向自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今无罪而罢，班反在下，是贬也。”真宗特改置大学士以处之）。十二月，复以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班在文明殿学士之下，翰林学士承旨之上。资政殿置大学士自钦若始。自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时以为殊宠。祥符初，向文简公以前宰相再入为东宫留守，复加此职。自是讫天圣末，二十馀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阳；召还，始再命之。景四年，王沂公罢相，复除。三十年除三人而皆前宰相也。宋宣献公罢参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职。自冀公後，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献一人而已。康定二年，右正言梁请遵先朝故事，定以员数。於是诏大学士置二员，学士三员。绍兴十年，郑亿年归自伪庭，除资政殿，二年加大学士，许出入如二府仪。亿年未尝秉政。十五年，秦喜自翰林学士承旨为资政，诏立班、恩数同执政。十六年，秦桧弟梓以端明卒於湖州，进大资致仕，恤典同参政。是後，从臣自端明视政府而序进者，遂为常矣。

○端明殿学士

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後唐天成元年，明宗即位之初，四方书奏命枢密使安重诲进读，懵於文义。孔循献议，始置端明殿学士，命冯道、赵凤俱以翰林学士充，班在翰林学士上。後有转改，止於翰林学士内选任。初如三馆例，职在官下。赵凤转侍郎，讽任圜特移职在官上，後遂为故事。晋天福五年废，开运元年复。

宋朝太宗时，程侍郎羽为之，後随殿名改为文明殿学士。庆历中，改文明为紫宸，後改紫宸为观文（其改置本末见《观文殿学士门》）。明道二年，改承明殿为端明殿，复置端明殿学士，以翰林侍读学士宋绶为之（诏略曰：“方奖拔於名儒，特增新於近职，俾参顾问，益广谋猷。”），在翰林学士之下。自明道讫元丰，无前执政为之者，近来以待学士之久次者。元丰中，以前执政为之，自曾孝宽始（孝宽前为签书枢密院）；以见任执政为之，自王安礼始（安礼自尚书左丞为之，知江宁。并见《续会要》）。政和中，尝改为延康殿。建炎二年，都省言延宁殿学士旧系端明殿学士，诏依旧。近拜签枢者多领焉。

○总阁学士直学士

宋朝庶官之外，别加职名，所以厉行义、文学之士。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论议，典校雠。得之为荣，选择尤精。元丰中，修三省、寺、监之制，其职并罢。满岁补外，然後加恩兼职。直龙图阁，省郎、寺监长贰补外，或领监司、帅臣，则除之。待制、杂学士，给、谏以上补外，则除之。系一时恩旨，非有必得之理（《刘忠肃公奏议》又言：“待制、学士，祖宗以来，极天下之选，不为定员。今不考治行，不察流品，幸而给、谏以上则计日得之。乞依元丰官制施行。”）。元二年，诏增复馆职及职事官并许带职，尚书二年加直学士，中丞、侍郎、给舍、谏议通及一年加待制。绍圣三年，诏职事官罢带职，非职事之官仍旧。中兴後，学士率以授中司、列曹尚书、翰林学士之补外者，权尚书、给谏、侍郎则带直学士、待制。

○总待制

唐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门。文明元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於章善、明福门。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随仗待制。永泰时，勋臣罢节制，无职事，皆待制於集贤门，凡十三人，特给餐钱，以优其礼。崔甫为相，建议文官六品以上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待制官日二人，备顾问，仍有公廨。永泰元年，敕裴冕等并集贤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则盖唐设官也。

宋朝景德元年，置龙图阁待制，以杜镐、戚纶充，并依旧充职。祥符二年，诏班视知制诰，列其下。元令，从四品。掌侍从，备顾问，有所献纳则请到或奏对。刘挚言待制、学士之选太滥（见《学士门》）。王岩叟亦言：“待制，祖宗之时，其选最精，出入朝廷才一、二人。今立法无定员，将一年，待制满朝，必有车载斗量之谣。”

○龙图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宋朝大中祥符中，建龙图阁。在会庆殿西偏，北连禁中，阁东曰资政殿，西曰述古殿。阁上以奉太宗御书、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及宗正寺所进属籍、世谱。有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学士。大中祥符三年置，以杜镐为之，班在枢密直学士之上。六年，诏结衔在本官之上。

直学士，景德四年置，以杜镐为之，班在枢密直学士之下。祥符六年，诏结衔在本官之上。

待制，景德元年置，以杜镐、戚纶为之，并依旧充职。四年，诏班在知制诰之下，并赴内殿起居。自改官制，为学士初复之职，或知制诰平出除之。

○天章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宋朝天禧四年初，建天章阁。在会庆殿之西，龙图阁之北。明年，仁宗即位，修天章阁工毕，奏真宗御制安於天章阁。东曰群玉殿，西曰蕊珠殿，北曰寿昌殿，南曰延康殿。内以桃花文石为流杯之所。以在位受天书祥符，改曰天章，取为章於天之义。天圣八年置待制。庆历七年，又置学士、直学士。又有侍讲。学士，庆历七年初置，在龙图阁学士之下。学士罕以命人，迄仁宗世，才王挚一人（《官制旧典》云天章阁只除待制，不除学士，难称呼也）。秦堪自显谟阁进直天章阁，以称呼非便辞，诏改龙图。自是天章不为带职。

直学士，庆历七年，初置天章阁直学士，在龙图阁直学士之下。

待制，天圣八年初置。寓直於秘阁，与龙图递宿，寻命范讽、鞠咏充职。中兴後，图籍、符瑞、宝玩之物，若国史、宗正寺所进属籍，独藏於天章阁，祖宗御容、潜邸旌节亦安奉焉。

○宝文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宋朝宝文阁在天章阁之东西序，群玉、蕊珠殿之北，即旧日寿昌阁，庆历改曰宝文。嘉八年，英宗即位，诏以仁宗御书、御集藏於宝文阁，命王撰记立石。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始置学士、直学士、待制，恩赐如龙图。英宗御书附於阁（《会要》、《宏词编题》）。其学士，治平四年初置，以吕公著兼。

直学士，治平四年初置，以邵必为之。

待制，治平四年初置。

○显谟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宋朝元符元年，曾布、邓洵仁各申请建阁。诏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撰阁名五以闻，续建阁藏神宗御集，以显谟为名（神宗大新政事，故以丕显文王谟为名）。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诏以显谟阁为熙明阁，仍置学士、直学士、待制。续奉旨仍以显谟为额（此据《周益公宏词编题》。而《续会要》云复显谟旧名年月无考。按次年已诏显谟阁学士、直学士如三阁故事，复名显谟则恐在此年矣）。崇宁元年，诏显谟阁学士、直学士、待制如三阁故事，序位在宝文阁学士、直学士、待制之下。学士、直学士、待制，并建中靖国元年置。

○徽猷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大观二年初，建徽猷阁，以藏哲宗御集，置学士、直学士。待制。

○敷文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绍兴十年，置藏徽宗圣制，置学士等官。

○焕章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淳熙建。藏高宗御制。学士等官，并十五年置。

○华文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庆元二年，置藏孝宗御制，置学士等官。

○宝谟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嘉泰二年，置藏光宗御制，置学士等官。

○宝章阁（学士　直学士　待制）

宝庆二年，置藏宁宗御制，置学士等官。

○总阁职

宋朝祖宗以来重之，有集贤殿修撰（後改右文殿）、直龙图阁、直秘阁三等。政和四年，二浙、福建诸路监司、郡守，往往交通内官，多以应奉有劳迁职，遂有未尝朝觐天子，因忽为待制班从官者，蔡京不乐。六年，因增其目，置修撰，与旧为三等，曰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阁修撰。直阁与旧为六等，曰直龙图阁、天章、宝文、显谟、徽猷、秘阁。朝廷除授，自此密矣。旧贴职无杂压，至是因增置，乃定为杂压（蔡攸《国史外补》）。绍兴十年，置直敷文阁。淳熙十五年，置直焕章阁，淳熙令自集撰至直秘阁为贴职。中兴後，直阁为庶官仕藩阃、监司者贴职，各随高下而等差之。

○集英殿修撰

唐张昌龄为北门修撰，孙逖为集贤院修撰。修撰之名始於唐。

宋政和六年，置集英殿修撰，其增置来历见《贴职门》。中兴後，以宠六曹权侍郎之补外者，下待制一等。

○右文殿修撰

唐有集贤院修撰。

宋朝元元年，贴职许内外官带。五年九月，诏复置集贤院学士。绍圣二年四月，诏职事官罢带职，易集贤院学士为集贤院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御笔：“集贤院无此名，秘书省殿以右文殿为名。见任集贤殿修撰并改作右文殿修撰。”其职次於集英殿修撰，为贴职之高等。

○秘阁修撰

政和六年置（见《贴职门》）。贴职修撰，以待馆阁之资深者，仍多由直龙图阁迁焉。

○直龙图阁（直天章阁以下附）

祥符九年，以冯元为太子中允、直龙图阁，直阁之名始此。凡除馆职之久次者，必选直龙图阁，皆为擢待制之基也。

直天章阁，直宝文阁，直显谟阁，直徽猷阁（并政和六年置）。直敷文阁（绍兴十年置）。直焕章阁（淳熙十五年置）。直华文阁（庆元二年置）。直宝谟阁（嘉泰二年置）。直宝章阁（宝庆二年置）。

○直秘阁

宋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馀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以右司谏、直史馆宋泌为直秘阁。直馆、直院则谓之馆职，以他官兼者谓之贴职。元丰以前，凡状元、制科一任还，即试诗、赋各一而入，否则用大臣荐而试，谓之入馆。官制行，废崇文院为秘书监，建秘阁於中，自监少至正字列为职事官。罢直馆、直院之名，独以直秘阁为贴职之首，皆不试而除，盖特以为恩数而已（《石林燕语》。又：“故事，外官除馆职，如秘阁校理、直秘阁者，必先移书在省执事官，叙同寮之好，乃即馆设盛会燕之。自崇宁以来，外官除馆既多，此礼浸废。”）。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後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经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诰者。官至员外郎则任之，中外皆称为学士。及元丰官制行，凡带职者，皆迁一官而罢之，而置秘书省官，大抵与职事官等，反为留滞。政和以後，增修撰、直阁贴职为九等，於是才能治办之吏、贵游乳臭之子，车载斗量，其名益轻。南渡以来，初除校书、正字，往往召试，虽曰馆职不轻畀，然其迁叙反不若寺监之径捷，至推排为郎，即失其故步，混然无别矣。”

又曰：“宋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其次领集贤。若只两相，则首厅兼国史。惟秘阁最低，故但以两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谓之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校理、检讨、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范景仁为馆阁校勘，当迁校理，宰相庞籍言：‘范镇有异才，恬於进取。’乃除直秘阁。司马公作诗贺之曰：‘延阁屹中天，积书汉连。神宗重其选（谓太宗也），国士比为仙。玉槛句陈上，丹梯北斗边。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职秩曾无贵，光华在得贤。’其重如此。自熙宁以来，或颇用赏劳。元丰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为贴职。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於钱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书宴，皆得预席，若馀日则不许至。《随笔》有《馆职名存》一则云。”

按：学士、待制二官始於唐，皆以处清望儒臣，俾备顾问。其初，既无专职，亦无定员。宋因其制，而以三馆为储才之地，故职名犹多。元丰新官制，其职名之元不附丽於三省、寺监者，皆从废革；然除昭文、集贤二学士元丽中书、门下省外。独翰林学士一官在唐已无所系属，而最为清要，故不可废。而诸学士、待制则以其为三馆清流，未欲遽废，故以为朝臣补外加恩之官。盖有同於阶官而初无职掌矣。龙图阁为储祖宗制作之所，故其官视三馆。自後列圣相承，代代有宸奎之阁，而建官亦如之。於是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之官，始不可胜计矣，野处讥其滥及俗吏童。然职名既多，自不容不滥施也。又所谓学士、直阁者，尊卑不同，故难概称（如观文为宰相，资政为执政，端明为签书，龙图以下为尚书，然皆学士也。直龙图、焕章等阁为藩阃、监司之贴职，直秘阁则卑於诸阁，然皆直阁也），於是舍学士、直阁之名，而就以所掌殿阁呼之，遂有丁紫宸、秦天章之称，则以为名称非便，而改以他殿阁。然所谓端明、龙图、显谟、敷文、焕章之类，亦俱非人臣之称谓，流传既久，曰某端明，曰某龙图，不觉其非宜耳。昭文、集贤元隶两省，既已叙其事於各门，殿阁学士、待制与翰林学士元皆无所附隶，故叙殿阁於翰林之後。

●卷五十五 职官考九

○诸卿（少卿）

夏制九卿（《记》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也，亦有六卿。殷、周皆然），殷亦九卿（伊尹曰：“三公调阴阳，九卿通寒暑。”），周之九卿，即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二代诸卿，虽名号不同，然其官职相沿，与周不异。说在《历代官制篇》）。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谓之九寺大卿。後汉九卿而分属三司（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并太尉所部，太仆、廷尉、大鸿胪三卿并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并司空所部），多进为三公，各有署曹掾史，随事为员。九卿有疾，使者临问，加赐钱布（尚书令陈忠常欲褒崇大臣，故奏建此礼）。魏九卿与汉同（九卿名数与汉同）。晋以太常等九卿（即汉九卿）兼将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长秋皆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员。太康四年，增九卿礼秩（元帝以贺循为太常，而散骑常侍如故。循以九卿旧不加官，惟拜太常而已）。宋、齐及梁初，皆因旧制（宋卿尹皆银章青绶，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卫尉则武官。晋服制，以九卿皆文冠，乃进贤两梁冠，非旧也）。梁武帝天监七年，以太常为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农为司农卿，三卿是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为少府卿，加置太仆卿，三卿是为夏卿。以卫尉为卫尉卿，廷尉为廷尉卿，将作大匠为大匠卿，三卿是为秋卿。以光禄勋为光禄卿，大鸿胪为鸿胪卿，都水使者为大舟卿，三卿是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後魏又以太常、光禄勋、卫尉谓之三卿，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为六卿，各有少卿（太和十五年初置少卿，官常同大卿）。北齐以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是为九寺（晋荀勖曰：“九寺可并於尚书。”後魏亦有三府九寺，则九卿称寺久矣，然通异名，不连官号。其官寺连称自北齐始也），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录事等员。隋九寺与北齐同（自昔三代以上，分置六卿，至周明备。至秦及汉，虽事不师古，犹制度未繁。後汉有三公、九卿，而尚书之任又益重矣。魏晋以降，职制日增。後周依《周礼》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习已久，不能革其视听。故隋氏复废六官，多依北齐之制。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加六尚书似周之六卿；又更别立寺、监，则户部与太府分地官司徒职事，礼部与太常分春官宗伯职事，刑部与大理分秋官职事，工部与将作分冬官司空职事。自馀百司之任，多类於斯。欲求理要，实在简省）。炀帝降光禄以下八寺卿阶品於太常，而少卿各加置二人（始开皇中，诸司署惟典掌受纳。至炀帝，署令为判首，取二卿同判，丞惟知检局。令阙，丞判）。唐九寺与北齐同，卿各一人，少卿各二人，丞以下有差。龙朔二年，改九寺之名，凡卿皆加正（若太常卿为奉常正卿，他皆如此）。後各复旧。

宋初虽有九卿，皆以为命官之品秩而无职事。元丰正名，始有职掌。中兴初，并省冗职，除太常寺、大理寺不罢外，宗正以太常兼，而卫尉太仆并兵部，太府、司农并户部，光禄、鸿胪并礼部。绍兴复置宗正、太府、司农，馀遂废。

○太常卿（少卿　丞　主簿　博士　太祝　奉礼郎　协律郎　两京郊社署　太乐署　鼓吹署　太医署　太卜署　廪牺署　汾祠署）

今太常者，亦唐虞伯夷为秩宗，兼夔典乐之任也。周时曰宗伯，为春官，掌邦礼。秦改曰奉常。汉初曰太常，欲令国家盛太常存，故称太常（颜师古曰：“太常者，王之旌也，画日月焉。王者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为太，尊大之义也”）。惠帝更名奉常。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惠帝时，叔孙通为奉太常。定宗庙仪法及定汉仪法，皆叔孙通所著论也。王莽改太常卿为秩宗）。後汉秩与汉同。每祭祀前，奏其礼仪；及行事，赞天子。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仪。每月前晦，察行陵庙。助祭则平冕七旒。汉旧常以列侯忠敬孝慎者居之，後汉不必侯也。旧制陵县悉属，岁举孝廉，後汉则否。建安中为奉常。魏黄初元年改为太常。魏晋皆银章青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佩水苍玉。宋齐皆有之。旧用列曹尚书好迁选曹尚书领护。梁视金紫光禄大夫，陈因之。後魏为上卿，兼置小卿官（《周礼》有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即其任）。北齐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後周建六官，置大宗伯卿一人（掌邦礼，以佐皇帝和邦国），是为春官。隋曰太常，与北齐同。炀帝加置少卿二人，唐因之。龙朔二年改太常为奉常（少卿、丞随寺名改。光禄以下诸寺准此），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太常为司礼，神龙初复旧。卿一人，掌礼仪祭祀，总判寺事。少卿二人，通判（馀寺少卿职并同。太常少卿本一员，神龙中加一员）。领丞一人，主簿二人，博士四人，太祝二人，奉礼郎、协律郎各二人；斋郎五百五十二人（其馀小吏各有差），郊祀、大公庙、大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等署各有令（其郊社及太公庙，两京皆有）。

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长主判（《续会要》云：“皆以两制充。”），而礼院自有判院、同判院。祥符中，祥瑞繁缛，别建礼仪院，辅臣主判，而知制诰为知院。天禧末罢知院，天圣中省礼仪院。而寺与礼院事，旧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并兼礼仪事。元丰正名，始专其职焉。卿掌礼乐、郊庙、社稷、坛、陵寝之事（礼之名有五：吉、宾、军、嘉、凶。皆掌其制度仪式。祭祀有大祠，有中祠，有小祠。其牺牲、币玉、酒醛，荐献、器服，名辨其等；掌乐律、乐舞、乐章。凡亲祠及四孟月朝献景灵宫、郊祀告享太庙，掌赞相礼仪升降之节。及朝会、燕享、上寿、封册之仪。若礼乐有损益，及祀典、神、爵号与封袭、继嗣之事常考定者，拟上於礼部。凡太医政令，以时颁行）。元诏太常寺置长贰，馀寺、监长贰并互置。中兴并省寺、监，独存太常，又命太常兼宗正。绍兴复。隆兴元年，诏光禄寺并归太常寺兼领。掌社稷及武成王庙诸坛斋官习乐之事。丞一员罢。卿，旧不除人（绍兴二十五年除张扶，执政以为言。遂改宗正，复言之，乃除祭酒。开禧忽除陈谠，俄亦改秘书监）。少卿，元初除吕纯礼，御史论门荫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补。建炎初，并省冗职，诏太常少卿一员兼宗正少卿（国初，太常少卿、博士、寺丞俱为寄禄官，少卿後来为朝议大夫，博士丞议郎，丞奉议郎）。

丞，秦置，一人。汉多以博士、议郎为之。後汉凡诸丞皆掌行礼及祭祀小事，总署曹事，举庙中非法。皆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职官要录》曰：“晋、宋九卿丞皆进贤一梁冠，介帻，皂衣，铜印黄绶。齐、梁墨绶）。历代皆有（韦弘为太常丞，父贤以弘当嗣，太常职掌陵庙，烦剧多过，敕弘自免。及贤疾笃，弘坐庙事系狱）。梁旧用员外郎迁尚书郎，天监七年改视尚书郎。陈因之。後魏、北齐亦有之。隋有二人，唐因之，分判寺事（馀寺丞职并同）。

宋皇中，诏特差近上知礼官一员兼丞事。建炎三年，省绍兴复置。

主簿，汉有之（汉卤簿之制，太常驾四马，主簿前车八乘），魏、晋亦有焉。梁天监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一人。陈因之。北齐有功曹、五官主簿二人（历代诸主簿多，说在《列职篇》）。唐置二人，掌付事句稽，省署钞目，监印，给纸笔等事（馀事主簿并同职）。

宋皇中，宋祁乞增置一员，句检在寺文书及掌出纳，遂除胡瑗。後省不置。元丰正名，初除王子奇。建炎三年省，绍兴十年复置。

容斋洪氏《随笔》曰：“自元丰官制行，九寺、五监各置主簿，专以掌句考簿书为职，他不得预。绍圣初，韩粹彦为光禄主簿，自言今辄预寺事，非先帝意也，请如元丰诏书。从之。如玉牒修书，主簿不豫，见於王定国《杂录》。予犹及见绍兴中太府寺公状文移，惟卿、丞系衔，後来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与丞等。今百官庶府皆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晋因之。掌引导乘舆；王公以下应追谥者，则博士议定之（秦有博士数十人。两汉太常属官皆有博士，掌以《五经》教子弟，则今国子博士是也。说在本篇）。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於询度。历代皆有。隋有四人。唐因之。甚为清选，资位与补阙同。掌撰五礼仪注，导引乘舆，赞相祭祀，定诔谥及守祧庙，开闭坎室及祥瑞之事。

宋祥符中置博士二员，後四员。元丰正名，初除何洵直。博士，掌讲定五礼仪式，有改革则据经审议。凡於法应谥，考其行状，撰定谥文。有祠事则监视仪物，掌凡赞道之事。中兴省丞、簿，而太常博士如故。绍兴九年，谏议大夫曾统言，祖宗朝太常博士四员，今见一员。诏添置一员。隆兴元年，从王太宝等议，并省博士一员。

太祝，殷官，与太宰等官为六太。周官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辞，以祈福祥。秦、汉有太祝令、丞，後汉亦曰太祝令、丞。晋、宋、齐、梁、陈、後魏、北齐皆因之。後周依《周官》。至隋置太祝署，太祝令、丞。炀帝罢署，太祝八人。唐初有七人，後增为九人，开元二十三年减置三人。掌读祝文，出纳神主。

宋太祝、奉礼郎掌奏祭祀，阙则承奏荫京官十六以上未掌事者充。郊社掌坐。斋郎无员数（富韩公之父贫甚，客吕文穆门下。一日，白公曰：“某儿子十许岁，欲令入书院，事廷评、太祝。”李文靖公为相，治第隘甚，或以为公言，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盖三官，皆宰相子弟初荫之官也）。

奉礼郎，汉大鸿胪有理礼郎四十七人。晋理礼郎四人，属大行令。後魏理礼郎四人。北齐有奉礼郎三十人，属鸿胪寺之司仪署。後周有理礼中士、下士各一人。隋有奉礼郎十六人，属太常寺。炀帝减至六人。唐初有理礼郎四员，掌设板位，执仪行事。至永徽二年，以庙讳，改为奉礼郎。开元二十三年，减二员（奉礼本名理礼。国家撰《五代史志》，至永徽七年乃成，於时此官已改，故《隋书》、《百官志》谓北齐及隋时理礼皆为奉礼。奉礼之名虽见於前史，其改始自永徽）。

宋奉礼郎品秩见前。掌奉币帛授初献官，大礼则设亲祠板位，大祀掌读册，授搏黍以嘏告，饮福则进爵，酌酒受其虚爵。

协律郎，汉曰协律都尉，李延年为之（武帝以李延年善新声，故为此官）。後汉亦有之。魏杜夔亦为之（魏武平荆州，初得杜夔，知音识旧乐，故为此官）。晋改为协律校尉。後魏有协律郎，又有协律中郎。北齐及隋协律郎皆二人。唐因之。掌举麾节乐，调和律吕，监试乐人典课。

宋协律郎，朝宴、亲郊则遣官摄事。崇宁後，协律郎隶大晟府。又有按协声律、制撰文字、运谱等官，以京朝官、选又或白衣士人通乐律者为之。

两京郊社署。《周官》有典祀，掌以时祭祀。秦、汉有太祝令、丞、属奉常。景帝改为祠祀，武帝更曰庙祀。後汉祠祀属少府。魏、晋有太祝令、丞。宋曰明堂令、丞，掌祀五帝之事。齐有太祝及明堂二令。梁有明堂、太社二令，并属太常。北齐太庙令兼领郊祀、崇虚二丞（郊祀掌五郊群神，崇虚掌五岳、四渎神）。後周有司郊上士、中士，司社中士、下士。隋太常寺置郊社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掌郊祀、明堂、祠祀、祈祷及茅土、衣冠等事。

宋嘉元年，置郊社局令，命石祖元为之。熙宁元年，郊社局令张伯世言，局有郊社名而不主四郊之事，於是始主四郊坛之事（按《唐六典》，两京郊社局令各一人，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然则郊社令通管五郊之事。乞自今兼令句当四郊坛之事，使得巡视提举。所贵官正其名，郊兆常洁。从之。郊社令掌巡视四郊及社稷之坛，掌凡扫除之事。祭社则省牲）。渡江初阙，绍兴十九年始除韩彦直为太社令，请给并依五监主簿例。

太乐署。《周官》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亦谓之乐尹，以乐舞教国子（《左传》楚钟建为乐尹，即大司乐也）。秦、汉奉常属官有太乐令及丞，又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丞。後汉永平三年，改太乐为太子乐令。掌伎乐人，凡国祭飨，掌诸奏乐（卢植《礼注》云：“大子令如古大胥。汉《大乐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庙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关内侯到五大夫子，取子高五尺以上、年十二到三十、颜色和顺、身体循礼者为舞人）。魏复曰太乐令、丞。晋亦有之。齐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齐太乐及诸陵令，永明末置，用二品、三品勋。置主簿，六曹、六品保举）。梁、陈因之。後魏置太乐博士。北齐曰太乐令、丞。後周有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後改为乐部，有上士、中士。隋有太乐令、丞各一人。唐因之。掌习音乐，乐人簿籍。

宋制，太乐局令一人，丞一人，乐正二人，副使正二人。掌车驾郊祀及御殿、御楼、大祠登歌。徽宗时置大晟府，以大司乐为长，典乐为贰。次曰太乐令，秩比丞。次曰主簿，曰协律郎。又有按协声律、制撰文字、运谱等官，以京朝官、选又或白衣士人通乐律者为之。又以武臣监府门及太乐法物库，以侍从及内省近侍官提举。所典六案，曰太乐，曰鼓吹，曰宴乐，曰法乐，曰知杂，曰掌法。京朝礼、乐掌於奉常。崇宁初，置局议太乐；乐成，置府建官以司之，礼、乐始分为二。四年，诏曰：“者得隐逸之士於草茅之贱，获英茎之器於受命之邦，时之宜。以身为度，铸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亲赐乐名曰大晟，府旧乐勿用。”五年二月，因省冗员，并之礼官；九月，复旧。大观四年，以官徒廪给繁厚，省乐令一员、监官二员，吏禄并视太常格。宣和二年，诏以大晟府近岁添置滥徼幸，并罢。

鼓吹署，《周礼》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後汉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属少府。晋置鼓吹令、丞，属太常。元帝省太乐并鼓吹，哀帝复省鼓吹而存太乐。梁有鼓吹令、丞，又有清商署。北齐鼓吹令、丞及清商署并属太常。隋有鼓吹、清商二令、丞，至炀帝罢清商署。唐鼓吹署令、丞各一人，所掌颇与太乐同。

宋鼓吹局令一人，丞一人，崇宁後隶大晟府。（详见《太乐署》）

太医署，《周官》有医师上士、下士，掌医之政令。秦、两汉有太医令、丞，亦主医药，属少府（後汉又有医丞，有医工长）。魏因之。晋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而属宗正。过江省宗正而属门下省。宋、齐隶侍中，梁、陈因之。後魏有太医博士、助教。北齐又曰太医令、丞。後周太医下大夫。隋太医署令二人。唐因之，主医药。凡领医、针灸、按摩、咒禁，各有博士。五代时有翰林医官使。

宋制，翰林医官院使、副各二人，并领院事，以尚药奉御充，或有加诸司使者。直院四人，尚药奉御六人，医官、医学候无定员（旧制，翰林医官使四人、副使二人、直院七人。尚药奉御七人、医官三十人、医学四十人、候医人十二人，其员猥多。宝元二年，始立使副、直院、尚药奉御定员。医官、医学无班位，以服色为差，加同正官至尚药奉御者，或加检校官；其直院，则奉御及同正官皆为之，多自医官特奖而授）。掌供奉医药及承诏视疗众疾之事。典二人。徽宗时置翰林院句当官一员，以内侍省押班都知充。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崇宁元年，诏医官有劳转皇城使实及五年已上，方许除遥郡刺史，又七年除遥郡团练，又十年以上方许除遥郡防御使。医官有和安、成和、成安、成全大夫（旧为军器库使），保和大夫（旧为西绫锦使），保安大夫（旧为榷易使），翰林良医（旧为翰林医官使），和安、成和、成安、成全郎（旧为军器库副使），保和郎（旧为西绫锦副使），保安郎（旧为榷易副使），翰林医正（旧为翰林医官副使），翰林医官，翰林医效，翰林医痊，翰林医愈，翰林医证，翰林医诊，翰林医候，翰林医学。旧诸司使、副有医官使及副使，盖自太医丞、直院转。医官副使叙迁年格一同武官，但为东班使额耳（谓自法酒库以上至皇城使）。政和初既易武阶，而医官之名亦遂易焉，凡十有九阶，立和安大夫视榷易使以上，翰林良医视医官使，其和安郎以下视东副使，若医官副使，则以医正易之（《官制旧典》云：“此名皆大臣所撰，无所稽据。《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今乃以杂流为之，可见当时大臣之不学也”）。旧额和安大夫至良医二十员，绍兴二年五员。和安郎至医官元额三十员，绍兴二年四员。医效元额七员，绍兴二员。医痊元额十员，今一员。医愈至候、大方脉元额百五十员，绍兴十五员而已。

太卜署。殷官太卜为六大。《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秦、汉有太卜令。後汉并於太史，自後无闻。後魏有卜博士。北齐有太卜局丞。後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士、龟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宋以太卜隶司天台，然不置专官。

廪牺署，《周礼》有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秦、汉内史、左冯翊廪牺令、丞，并掌牺牲雁鹜，後属大司农。後汉河南尹属官有廪牺丞。魏、晋、宋、齐、梁、陈、後魏、北齐、隋皆有之。唐令、丞各一人，掌牺牲、粢盛之事。

汾祠署、齐太公庙署，并有令、丞各一人，唐开元中置。

宋廪牺属光禄寺，有牛羊司、牛羊供应所，掌大中小祀牲及太官宴享膳馐之用。监官三人，以诸司使、副及三班使臣充。监栈圈三人，以三班使臣充。

○光禄卿（少卿　丞　主簿　大官署　珍馐署　良酝署　掌醢署）

秦有郎中令（主郎内诸官，故曰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汉因之（石建为郎中令，奏事，事已下，建省读，惊曰：“书‘马’者与尾而五，今乃不足一，获谴死矣！”其谨慎如此）。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应劭曰：“光，明也。禄，爵也。勋，功也。”如淳曰：“勋之言阍也。阍，古主门之官。光禄主官门故也。”张安世为光禄勋。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水也？”其隐人过失如此。王莽时，乃改光禄勋为司中）。後汉曰光禄勋，所掌同。典三署郎更直执戟宿卫，考其德行而进退之（汉东京三署郎有德应四科者，岁举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及三署郎罢省，光禄勋犹依旧举四行衣冠子弟以充之）。郊祀之事掌三献。光禄勋居禁中（如宋之殿中御史）。有狱在殿门外，谓之光禄外部。两汉自光禄、大中、中散、谏议等大夫，及谒者仆射、羽林郎、郎中、侍郎，五官、武贲、左右等中郎将，奉车、附马二都尉，军、户、骑三将（如淳曰：“主车曰车郎，主户卫曰户郎。”），并属光禄勋（後汉张湛字子孝，拜光禄勋。光武临朝，或有惰容，湛辄陈谏其失。又杜林字伯山，为光禄勋，内供奉宿卫，外总三署，周密敬慎，选举称平。郎有好学者，辄见诱进，朝夕满堂，士以此高而慕附。又荀爽为光禄勋，视事三日，册拜司空）。建安末，复改光禄勋为郎中令。魏黄初元年，复为光禄勋。东晋哀帝兴宁二年，省光禄勋，并司徒，孝武宁康元年复置。自魏、晋以後，无复三署郎，而光禄不复居禁中，唯外官朝会则以名到焉。二台奏劾则符光禄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入殿省，光禄主殿门故也）。其宫殿门户，至宋文犹属焉。梁除“勋”字，谓之光禄卿。卿旧视列曹尚书，天监中视中庶子，职与汉同。後魏又置少卿。北齐曰光禄寺，置卿、少卿，兼掌诸膳食、帐幕。隋文帝开皇三年，废光禄寺入司农，十二年复置。初有卿及少卿各一人，炀帝加置二少卿（唯取汉代旧名，而其职则别）。唐龙朔二年，改光禄寺为司宰寺，咸亨初复旧。光宅元年为司膳，神龙初复旧。卿一人，掌终献行事；少卿二人，领太官、珍馐、良酝、掌醢等四署，署各有令、丞。

丞，汉二人，多以博士、议郎为之。後汉一人，魏、晋因之。铜印黄绶。梁、陈视员外郎（其员外说在《通直散骑常侍郎》中）。後魏、北齐并有之。隋有三人。唐置二人。

主簿，汉置。晋、宋、齐、梁、陈并有之。北齐曰功曹、五官主簿。隋二人，唐因之。

宋光禄寺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古者其属有太官、珍馐、良酝、掌醢四局，令分隶御厨、法酒库。古者祭祀则省牲镬濯溉，三公摄祭为终献，今并以他官摄。本寺但掌供祠祭酒醴、果实、醢醯、菹、薪炭及点馔进胙之事。卿、少卿、丞为寄禄官，卿後来为中奉大夫，少卿朝仪大夫，丞宣义郎。元丰官制行，置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元三年，诏长贰互置。政和六年，监察御史王桓等言：“祭祀牲牢之具掌於光禄，而寺官未尝临视，请太祠以长贰，朔祭及中祠以丞、簿监视宰割，礼毕颁胙，有故及小祠，听以其属摄。”从之。中兴後废光禄，并入礼部。

太官署令、丞，於《周官》为膳夫、庖人、外饔中士下士，盖其任也。秦为太官令、丞，属少府，两汉因之。桓帝延熹元年，使太官令得补二千石。魏亦属少府。晋属光禄勋。宋、齐属侍中。梁门下省领太官，陈因之。後魏分太官为尚食、中尚食，知御膳，隶门下省；而太官掌百官之馔，属光禄卿。北齐因之。後周有典庖中士、内膳中士。隋如北齐。唐因之，各一人。

宋朝隶御厨，句当官五人，以朝官并诸司使副、内侍都知押班充。掌供御之膳馐，及内外饔饩割烹煎和素膳之事。元初罢太官令，二年复置。崇宁二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

珍馐署令、丞于《周官》有笾人，掌四笾之实，盖其任也。後汉少府属官有甘丞，主膳具。晋太官令有饣易官、果官吏各二人，自後无闻。北齐饣肴藏令属光禄寺，後周有饣肴藏中士、下士。隋如北齐。唐因之。长安中改为珍馐，神龙初复旧。开元初又改之。有令、丞各一人。

宋珍馐署隶御厨，有供备库（太平兴国二年，改为内物料库），有使及副使。掌供尚食及内外膳馐米面、饴蜜、枣豆、百品之料。监官二人，以三班及内侍充。监门一人，以三班充。外物料库，掌给皇城外诸宫院油盐米面之品。监官二人，以三班内侍充。

良酝署令、丞，於《周官》有酒正中士、下士，掌酒之政令。後汉汤官丞主酒，属少府。晋有酒丞一人。齐食官局有酒吏。梁曰酒库丞。北齐有清漳令、丞主酒。後周如古周之制。隋曰良酝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宋良酝署属御厨，有内酒坊使。掌造法糯酒、糯酒、常料之三等酒，以供邦国之用。监官三人、监门二人，以三班内侍充。都曲院掌造曲，以给内酒坊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监官二人，以京朝官及诸司使副、内侍充。法酒库掌造供御及祠祭（周太祖平河中，得酒工王思善造法曲，因立法酒库置之）。凡祭祀，供五齐三酒，以实樽。监官二人，以朝臣及三班使臣、内侍充。

掌醢署令、丞，於《周官》有醢人，掌四豆之实。自後无闻。至齐，诸公府有酿食典军二人。後周有掌醢中士、下士。隋曰掌醢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宋属御厨，有油醋库监官一人，以京朝官充。掌造油醯，以供邦国膳馐内外之用。

○卫尉卿（丞　主簿　武库令丞　武器令丞　守宫署　公车司马令　　左右都候附）

卫尉，秦官，掌门卫屯兵，汉因之（《汉旧仪》曰：“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内卫寺，於周垣下为区庐。区庐者，若今之仗宿屋）。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复为卫尉。又有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其职略同，而不常置（颜师古曰：“各随所掌之宫以为官名。”）。後汉有卫尉卿一人，职与汉同。晋银章青绶，五时朝服，武官，佩水苍玉，掌冶铸，领冶金（户五千三百五十，冶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晋江左不置卫尉。宋孝武复置。南齐掌宫城管钥（後汉张衡《西京赋》曰：“卫尉八屯，警夜巡昼。”南齐宫城诸敌楼上本施鼓，持夜者以应更唱，高帝以鼓多警眠，遂改以铁磬）。梁卫尉卿位视侍中，职与汉同。卿每月、丞每旬行宫徼，纠察不法。陈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齐为卫尉寺，有卿及少卿各一人。隋文帝开皇三年，废卫尉寺八太常及尚书省，十三年复置。掌军器、仪仗、帐幕之事，而以监门卫掌宫门屯兵。唐因之。龙朔二年，改卫尉为司卫，咸亨初复旧。光宅元年又改为司卫，神龙初复旧。卿一人、少卿二人（初少卿一人，太极元年加一人），领武库、武器、守宫三署，署各有令。丞，秦、汉多以博士、议郎为之。後汉一人，魏、晋并同。宋孝武增置一人。梁亦有之。後魏、北齐并有。隋因之。唐置二人。

主簿一人。汉卫尉驾四马，主簿前车以乘。晋有卫尉主簿二人，宋、齐、梁、陈因之。北齐、隋亦有二人，唐因之。

宋卫尉寺，判寺事一人，以郎官以上充。凡武库武器，并归内库及军器库，以他官及内侍典领，守宫归仪鸾司，本寺无所掌。卿、少卿、丞皆为寄禄官，卿後来为中奉大夫，少卿奉直大夫，寺丞宣义郎。元丰官制行，置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仪卫、兵械、甲胄之政令，少卿为之贰，丞参领之。凡内外作坊输纳兵器，则辨其名数，验其良窳以归於武库，不如式者罚之。时其曝凉而封籍其数。若进御及颁给，则按籍而出之。每季委官检视，岁终上计帐於兵部。掌凡幄之事，大礼设帷宫，张大次、小次，陈卤簿仪仗。长贰昼夜巡徼，察其不如仪者。押仗官则前期禀差。凡仗卫，供羽仪、节钺、金鼓、戟，朝会亦如之。宴享宾客，供幕、茵席，视其敝者移少府、军器监修焉。分案四，置吏十。元三年，诏长贰互置。所隶官司十有三：内弓箭库，南外库，军器衣甲库军，器弓枪之库，军器弩、剑、箭库，掌藏兵仗、器械、甲胄，以备军国之用。仪鸾司，掌供幕供帐之事。军器什物库、宣德楼什物库，掌收贮什物，给用则按籍而颁之。左右金吾街司、六军仪仗司，掌清道、徼巡、排列，奉引仪仗，以肃禁卫。凡仪物以时修饰，选募人兵而校其迁补之事（政和五年，诏金吾卫仗司依格差武冀大夫以上）。中兴後废卫尉，并入工部。

武库令、丞，於《周官》司甲、司弓矢等下大夫，司戈盾等中士、下士，盖其任也。两汉曰武库令，属执金吾。後汉又有考工令、丞，属太仆，主造兵器，成，付武库令，魏、晋因之。晋後属卫尉。宋、齐武库令、丞属尚书库部。梁、陈属卫尉卿。北齐亦有。後周如《周官》。隋如北齐。唐因之，各一人。天宝六载四月，敕改《仪制令》，庙社门、宫门，每门各二十戟，东宫每门各十八戟，一品门十六戟，嗣王、郡王若上柱国带职事二品、散官光禄大夫以上、镇国大将军以上各同职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门十四戟，上柱国带职事三品、上护军带职事二品若中都督、上都护门十二戟，国公及上护军带职事三品若下都督、诸州门各十戟，并官给。贞元五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应请列戟官，准《仪制令》，正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嗣王、郡王并勋官上柱国柱国、等带职事三品以上，并许列戟。准天宝六载四月敕文‘加散官光禄大夫、镇国大将军以上，各同职事品’。近日散、试官便带高阶者众，恐须商量者。伏请准旧制令本文，取带三品以上正员职事为定。”敕旨依。

武器署令、丞。隋行台尚书省有武器监令。唐永徽中始置各一人。掌祭祀及朝会、巡幸及公卿婚葬卤簿之事。

宋武库、武器并归内库及军器库，以他官及内时典领。军器凡四库，句当官并二人。衣甲、弓枪、弩剑三库，悉以诸司使、副及内侍充，什物库以三班使臣充。掌禁兵器铠甲、供军什器储亻待之物，辨其出纳。

守宫署，汉有守宫令、丞，掌御纸笔墨及诸财用并封泥之事，属少府。晋及北齐属光禄勋。北齐守宫令掌张设之事，梁、陈属大匠卿。隋属卫尉寺。唐置令一人，掌诸铺设帐幕、毡褥、床荐、几席之事（广德二年二月敕文：“京兆府诸司诸使幕士丁匠总八万四千五百人数内，宜月支二千九百四十四人，仍令河东、关内诸州府据户口分配，不得偏出京兆府，馀八万一千一百一十四人并停”）。

宋守宫署归仪鸾司。仪鸾司句当官四人，以诸司使、副及内侍充。掌奉乘舆亲祠郊庙、朝会、巡幸、宴飨及内庭供帐之事。凡三库，一曰金银器皿、幕什物，二曰香烛，三曰毡油、床椅、铁器、杂物。监门二人，以三班使臣充。

公车司马令，秦属卫尉，汉因之。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章、四方贡献及阙下凡所徵召公车者，皆总领之（汉张释之为公车令，时景帝与太子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释之遂劾其不敬。文帝免冠谢太后，太后诏赦之，然後得入宫也）。後汉有丞一人。丞选晓讳，掌知非法；尉主阙门兵禁，戒非常（胡广曰：“诸门部各陈屯夹道，其旁设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误出入者。”）。晋江左以来直曰公车令。宋以後属侍中。隋有公车署，置令、丞。唐无。

左、右都候（《周礼》司寤氏有夜士，干宝注曰：“今都候之属。”），後汉各一人，主剑戟士，徼循宫及天子有所收考（宫中诸有诏奏罪，左都候执戟戏车，缚送付诏狱，在宫大小各付所属。见尚书令、仆射、尚书，皆执版拜，见郎对揖）。属卫尉。後无。

○宗正卿（少卿　丞　主簿　崇元署　诸陵署　太庙令）

《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其亲疏。秦置宗正，掌亲属。汉因之，更以叙九族。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五年，又於郡国置宗师，以纠皇室亲族世氏，致教训焉，选有德义者为之。有冤失职者，宗师得因邮亭上书宗伯，请以闻（为书付邮亭，令送至宗伯）。常以正月赐宗伯帛十匹。王莽并宗伯於秩宗。後汉曰宗正，卿一人，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皇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皇族名籍。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胡广曰：“宗正又岁一理诸王世谱，差叙秩第。”髡，枯昆切）。两汉皆以皇族为之，不以他族（楚元王子鄙吝、刘辟疆、刘德等迭为此官。又《後汉书》曰：“刘轸字君文，梁孝王之允，为宗正，卒官，遂世掌焉）。魏亦然。晋兼以庶姓（《山公启事》曰：“羊祜忠笃宽厚，然不长理剧，宗正卿缺，不审可转作否？”）。咸宁三年，又置宗师，以扶风王亮为之，使皇室戚属奉率德义，所有施行，必令诰之（梁王肜亦为宗师）。东晋省之，属太常（桓温奏省）。宋、齐不置宗正。梁天监七年复置之，视列曹尚书，主皇室外戚之籍，以皇族为之。陈因之。後魏有宗正卿、少卿。北齐亦然。後周有宗师中大夫（掌皇族，定世系，辨昭穆，训以孝悌），属大冢宰。隋如北齐之制。唐龙朔二年，改为司宗，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司属，神龙初复旧。卿一人，少卿二人（初，少卿一人，太极元年，加置一人），掌皇族、外戚簿籍及邑司名帐，领崇元署及诸陵、太庙。开元二十五年制，宗正等寺官属，皆以皇族为之。

宋宗正寺，判寺事二人，以宗姓两制以上充，阙则以宗姓朝官以上知丞事。掌奉宗庙诸陵荐享之事，司皇族之籍。大宗正司知司事二人，以皇亲团练、观察使以上充。掌敦睦皇族，教导宗子，受其陈请辩讼之事，及纠过失而达之朝廷（景三年始置司，以皇兄宁江军节度使濮王知大宗正事，皇侄彰化军节度观察留後守节同知大宗正事）。修玉牒官无定员。掌修皇帝玉牒，序宗派，纪族属，岁撰宗子名以进（旧隶宗正寺。景中，言者以玉牒与国史相通，後以史官兼）。又有睦亲、广亲宅都大管句三人，以内侍充。元丰六年，诏宗正寺长、贰不专用国姓，盖自有大宗正司以统皇族也。中兴後，卿一人，不常置；少卿一人，以太常兼。三年，复置少卿一员。嘉定九年，诏以宗学改隶宗正寺，自此寺官又预考校之事。大宗正司知及同知官各一人，丞二人。官属有记室一人。熙宁三年，始以异姓朝臣二员知丞事，置局於睦亲、广亲宅。是岁，省管句睦亲、广亲及提举郡、县主等宅官，以其事归宗正。崇宁三年，置南外宗正司在南京，西外宗正司在西京，各置敦宗院。中兴後，以位高属尊者为判大宗正事，其知及同知如旧制，以宗室团练以上有德望者充。又置知大宗正丞一员，以文人充，掌纠合宗室而检防之，训饬之。凡南班宗室磨勘、迁转、袭封、请给，核其当否；嫁娶房奁、分析财产，酌厚薄多寡而订其议。凡宗室除合该赐名外，皆大宗正定名而後报宗正寺。其馀迁授官资、支给钱米，考核以诏予夺。其不率教者，以法拘之，岁久知悔，则除其过名。分按六，署吏十有二。又有南外宗正司、西外宗正司以处宗室之在外者。各仍旧制，设厚宗院，皆设知宗，仍以所在通判职官兼丞、簿，其纠合、检防、训饬如大宗正司。西、南外两司阙知宗，令大宗正司选择保明而後授之。又各置教授以课其行艺。初，建炎南幸，先徙宗室於江、淮，於是大宗正司移江宁，南外移镇江，西外移扬州。其後屡徙，後西外止於福，南外止於泉；又有绍兴府宗正司，盖初随其所寓而分管辖之。乾道七年，尝欲移绍兴府宗正司於蜀，不果，後归并行在。嘉定，用臣僚言，乞凡除授知宗，须择老成更练之人。诏知宗、宗丞照百司例，每日入局所，以示增重宗盟之意。

玉牒所，淳化六年始设局置官，仿唐制也。诏以《皇宋玉牒》为名，建玉牒殿宇新寺。大中祥符九年，以知制诰刘筠、夏竦为修玉牒官，自後置一员或二员（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本朝国书严奉宝藏，未有如玉牒者用金花红罗标黄金轴。至神宗朝，以轴大难於披阅，诏为黄金梵夹，又以黄金为匣，锁钥皆金也。进呈毕，安奉於宗正寺玉牒殿，士大夫罕有知其制度者。予顷在朝廷，因宗正丞谢汲自本寺事论及玉牒，问宰执诸公制度，赵元鼎曰：‘不过刻如玉册耳。’予曰：‘国家宗支之蕃，自古无之。每朝为一牒，宗室官称名行，女与其夫皆录之，以玉刊，不其难乎？’”又《中兴系年录》注：每朝为一牒，乃载人主系序及历年行事，如帝纪而差详，其後附以皇后事迹，亲王、宗室子女则有《宗蕃庆系录》、《仙源类谱》、《仙源积庆图》三书详焉，非同为一牒也。玉牒则奉安於玉牒殿，类谱则安於属籍堂。胜非亦少误）。景元年，宗正寺修玉牒官李淑申请，诏以编修院厅西阁子充修纂玉牒之所（李淑言：“前修玉牒官冯允亦是兼编修会要，盖缘国史、玉牒事节须要照会，所以只就编修院修纂。”）。熙宁三年，玉牒於三班院置局，後徙编修院。皇帝玉牒十年一进，修玉牒官并以学士典领。自元丰行官制，分隶宗正寺官。六年，诏：“宗正寺修玉牒，照用日历所文字，并指定所书事，令本所节录。”元符二年，宗正寺丞陈觉民乞将先帝玉牒内圣政，令本寺修玉牒官钞写，封送国史院。从之。绍兴十二年袭旧制始建，以宰臣一人提举。修玉牒官一人，以侍从兼，凡宗正卿、少而下悉与修纂。二十九年，诏玉牒所并入宗正寺，更不置修玉牒官、检讨官，以本寺少卿及丞同领编修事；诏玉牒所宰臣提举依旧，修书官一员同宗正卿、丞，修纂更不置检讨官。绍兴三十二年，诏尚书左仆射陈康伯提举编修玉牒。後或以参知政事、签书枢密院事兼权提举（乾道元年，钱端礼以参政兼权，蒋芾以签枢兼权，见《玉牒所题名记》）。故事，玉牒以首相领之，自後相府有阙则以首参兼领，仍带“权”字。淳熙十五年，王丞相淮去位，周益公以右揆兼领；时敕令所才罢，而首参仲至无兼局，益公乃奏乞以仲至权提举玉牒。宰相在位而执政权领宝训玉历，自此始也。

丞、汉亦用皇族。後汉一人（刘茂字子卫，为宗正丞）。历代皆有之。隋有二人。唐因之。

宋初为寄禄官，後改为奉议郎。元丰正官名，诏宗正寺除长贰外，自今後更不专差国姓（以杨畏、赵君锡为之）。建炎三年罢，绍兴五年复置。

主簿，梁置。陈、北齐、隋皆有。唐因之，置一人。

宋天禧时，以卫尉丞兼。元丰正名，初除杨完。建炎三年罢，绍兴十年复置。

崇元署。令，一人。初，後魏天兴二年置仙人博士，掌煮炼百药。北齐置昭元等寺，掌诸佛教，有大统一人，都维那三人，兼置功曹、主簿等员，以管诸州县沙门之法。後周置司寂上士、中士，掌法门之政；又置司元中士、下士，掌道门之政。隋初置崇元署令、丞，至炀帝改郡县佛寺为道场，置道场监一人；改观为元坛，监一人。唐复置崇元署，初又每寺观各置监一人，属鸿胪，贞观中省。开元中，以崇元署隶宗正寺。掌观及道士女冠簿籍、斋醮之事。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有府二人，史三人，典事六人，掌固二人，崇元学博士一人，学生百人。隋以署隶鸿胪，又有道场、元坛。唐置诸寺观监，隶鸿胪寺，每寺观有监一人。贞观中，废寺观监。上元二年，置漆园监，寻废。开元二十五年，置崇元学於元元皇帝庙。天宝元年，两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每祠享，以学生代斋郎。二载，改崇元学曰崇贤馆，博士曰学士，助教曰直学士，置大学士二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元元宫及道院，改天下崇元学为通道学，博士曰道德博士，未几而罢。宝应、永泰，学生存者无几。大历三年，复增至百人。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皆隶鸿胪寺，武后延载元年，以僧、尼隶祠部。开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冠隶宗正寺。天宝二载，以道士隶司封。贞元四年，崇元馆罢大学士，後复置左右衔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总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隶左右衔功德使。会昌二年，以僧、尼隶主客，太清宫置元元馆，亦有学士，至六年废，而僧、尼复隶两衔功德使）。

宋自真宗兴崇道教，置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使，以宰相为之，副使、判官、都监及集禧观、醴泉观、东西太一宫提举，则以两省、两制、丞、郎及防御、诸司使副为之。掌奉斋醮之事。又有译经润文使，亦以宰相为之。熙宁以後，增置祠禄之官，以尊老优贤，而时相欲以宫观之禄处不奉行新法之人，遂无限员，亦无职事，而释老之事则如历代，领之祠部郎官，又属鸿胪寺。至徽宗时，以道教改隶秘书省，置道阶自六字先生至额外鉴义，品秩比视中大夫至将仕郎，凡二十六等。又置道学，升贡及三岁大比法同科举，应天下神霄玉清万寿宫、天庆观知及副知，将来有闻，并以学校登科人充，其馀宫观亦依此令。礼部署名籍差注如吏部法。以蔡攸通行提举道录院。中兴後，道释教门事仍归祠部。

按：崇元署一官，唐创之。以司道教而必属之宗正司者，盖唐以老氏为始祖，则崇其教者，亦以为尊祖宗之事也。杜氏《通典》所载，凡唐所创之官而前代所无者，则必叙其所掌之事，以通之於前代。如崇元一官前代无之，然兴崇二教而为之建立官司，则非始於唐也，故必叙後魏所置仙人博士，北齐所置昭元寺之类。以先之愚，又尝欲以宋所创之官而通之於唐。如崇元署，宋虽无其官，然亦尝兴崇道教，为之置立官司，张皇而推奖之矣，故以真、徽两庙所置玉清、景灵宫使副及都提举道录院等事附见焉。然唐则专主以一官，而其品秩稍卑，宋虽不专置官，而常以宰相贵官兼之。但天宝所置崇元馆大学士二人，以宰相为之，则又景灵、玉清宫使、译经使所取法也。

诸陵园寝官，汉置，属太常（长陵令，秩二千石，为高祖陵也，故尊其秩）。元帝永光元年，分诸陵邑属三辅（《史记》曰司马相如为孝文园令）。後汉每陵园令各一人，掌按行扫除，丞及校长各一人（校长主戒盗贼）。晋、宋皆曰令。而梁初为监，後亦改为令。梁以下皆有之。唐每陵令、丞各一人，初属太常；开元二十五年，并属宗正寺。

宋以宗正寺知丞事掌奉宗庙诸陵荐享之事。

诸庙寝园令、长、丞，汉置（《宋志》曰汉西京曰长，东京曰令）。晋有太庙令。宋太庙令领斋郎二十四人。齐、梁以下皆有（後魏有太常斋郎。《汉书》曰田千秋为高庙寝郎）。旧属太常。唐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宗庙所奉，尊敬之极，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礼官详择所宜奏闻。”至五月，太常少卿韦纟舀奏曰：“谨详经典，兼寻令式，宗庙享荐，皆主奉常，别置署司，事非稽古。其太庙署请废省，本司专奉其事。”许之。二十五年敕：“宗正设官，实司属籍。而陵寝崇敬，宗庙惟严，割隶太常，殊乖本系奉先之旨，深所未妥。自今以後，诸庙署并隶宗正寺。”

宋以宗正寺知丞事掌奉宗庙诸陵荐享之事。室长、斋郎无常数，庙直官一人。太庙、后庙、宫闱令三人，以入内内侍充。元丰後，太庙令属宗正寺，掌宗庙荐新、七祀及功臣从享之礼（品秩与大社、籍田令同）。

●卷五十六 职官考十

○太仆卿（少卿　丞　主簿　乘黄署　典厩署　典牧署　车府署　诸牧监）

《周官》有太仆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似今太仆之职。一云周穆王置太仆正，以伯ぁ为之（ぁ，俱永切），掌舆马。秦因之。在《周官》则校人掌马，巾车掌车，及置太仆，兼其任也。汉初，夏侯婴常为之（《汉书》曰夏侯婴为沛公太仆，常奉车，自高帝至文帝，常为太仆。又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曰：“六马。”）。领五监（龙马、闲驹、橐泉、余、承华五监，各有长、丞），六厩各有令（或曰，六厩谓未央、承华、余、龙马、辂令、大厩也，马皆万匹。武帝承文、景蓄积，海内殷富，厩马有四十万匹。时匈奴数寇边，遣卫青、霍去病发十万骑，并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穷追，大破匈奴。汉马死者十馀万匹。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王莽改太仆为太御。後汉太仆与汉同，亦掌车马，天子每出，奏驾上卤簿用，大驾则执驭（初，汉西京置六厩，东京约省，唯置一厩）。魏因之。晋初有之，银章青绶，五时朝服，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领典牧、乘黄、骅骝、龙马等厩令。自元帝过江之後，或置或省，故骅骝厩为门下之职。晋、宋以来不常置，郊祀则权置太仆执辔，事毕则省。齐亦然。梁太仆卿位视黄门侍郎，统南牧、左右牧、龙厩、内外厩。陈因之。後魏兼置少卿（太武帝平统万赫连昌，定陇右秃、沮渠等，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六畜滋息，马三百馀万匹，乇驼将半之，牛则无数。孝文帝迁洛阳之後，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於并州，渐南，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滋甚）。北齐太仆寺统骅骝、左右龙、左右牝、乘黄、车府署，卿及少卿各一人。後周如古周。隋如北齐，炀帝加署少卿一人。唐龙朔二年，改太仆为司驭，咸亨初复旧。光宅元年改为司仆，神龙初复旧。卿一人，掌驭五辂。少卿本一员，景元年加一员，领乘黄、典厩、典牧、车府等四署。署各有令。天下监牧置八使、五十六监（贞观初，仅有牧牝三千匹，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十五年，始令太仆卿张万岁句当群牧。至麟德四十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领六监，初置四十八监，跨兰、渭、秦、原四州之地，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於河曲。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仪凤三年，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方称使。尔後或戎狄外侵，或牧圉乖散，洎乎垂拱，渐耗大半。开元初，牧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万匹；初有牛三万五千头，是年有五万头；初有羊十一万二千口，是年亦二十万六千口，盛於垂拱）。

丞，秦汉有二人，後汉一人（《汉书》张敬字子高，为太仆丞），魏、晋因之。东晋或省或置。梁有丞，陈因之。後魏、北齐丞一人。隋三人，唐因之。

主簿，梁置一人，北齐亦一人，隋二人，唐因之。

宋太仆寺，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邦国厩牧、车舆之政令，分隶群牧司、骐骥院诸坊监，本寺但掌天子五辂、属车，后妃、王公车辂，给大、中、小祀牛羊。元丰改官制，置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车辂、厩牧马政之令，少卿为之贰，丞参预之。元二年，诏：“外监事，令本寺依群牧司旧法施行。应内外马车专隶太仆，直达枢密院，更不经尚书及驾部。”三年，诏省主簿一员。所隶官司十：车辂院（掌乘辂法物、辇），左右骐骥院，左、右天驷监（掌养国马），鞍辔库（掌御马鞍辔，及给赐臣下），养象所（养驯所），坊，车营、致远务（掌分养杂畜），上、下监（掌治疗病马）。元丰末，废畿内牧马监。元初，置左右天厩坊，听民承佃牧地。绍圣初，置孳生监。中兴後废太仆，并入兵部。

乘黄署。後汉太仆有未央厩令，魏改为乘黄厩。乘黄，古之神马，因以为名（乘黄亦名飞黄，背有角，日行万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飞黄伏皂。一云神黄，兽名，龙翼马身，黄帝乘而仙）。晋以下因之。宋属太常。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历代皆有，悉掌乘舆。唐令、丞各一人，掌乘舆车辂。

典厩署。《周官》有校人、圉师、趣马，掌十二闲之马。汉西京太仆有龙马长，东京有未央厩令，掌乘舆及宫中之马。魏为骅骝厩，晋有骅骝、龙马二厩。自宋以後，分骅骝厩属门下。梁太仆有龙厩及内外等厩，陈因之。北齐有骅骝、左右龙等署。後周有左右厩，各上士一人。隋如北齐。唐改龙厩为典厩署，令二人，丞四人，掌在厩系饲马牛及杂畜事。

典牧署。《周官》牧师下士四人，掌牧马而颁之。秦、汉边郡置六牧师令（说在《诸牧监篇》）。魏、晋以下因之。隋有典牧、牛羊等署，各置令、丞。唐有乘黄等四署，令、丞各四人，掌外牧及造酥酪脯腊之事。

车府署。秦有车府令，以赵高为之。历代皆有。汉、魏属太仆。宋、齐以後属尚书驾部，北齐以下又属太仆。唐置令、丞各一人，掌王公车辂。

诸牧监，汉太仆有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在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魏置牧官都尉，晋因之。自後无闻。北齐有左右牝牡、驼牛、羊等署令。後周曰典牝典牡上士、中士，又有典驼、典羊、典牛中士。隋曰典牧署、牛羊署令丞。唐初因之，分曰牧监，置监、副监、丞、主簿（武太后圣历二年正月，署控鹤府，监一员，从三品；丞一员，从六品；主簿一员，从七品；控鹤左右各二十员，从五品下。以张易之为控鹤监，统左控鹤，出入供奉；以麟台监张昌宗统右控鹤，内供奉。久视元年六月，改控鹤监为天骥府，其月二十五日，又改为奉宸大夫，前改为天骥者宜内供奉。员半千以奉宸之职古无其事，又授斯任者率多轻薄，非朝廷进止选，上疏请罢之，由是忤旨。其年四月敕：“奉宸令一员，从三品；奉宸侍郎一员，从四品上；奉宸大夫十员，左、右各五上；奉宸骖乘十员，左、右各五品、从六品上；奉宸主簿一员，从七品上。凡二十四员，以应二十四气。控鹤、奉宸之名，历代不设，既以车马名职，遂附此篇。”）。

宋有群牧司制置使（景德四年置）、使、制使、都监、判官。制置使一人，以枢密使、副为之（明道二年罢，未几复置）。使一人，以两省以上充（使旧一员。皇初，以翰林学士、吏部郎中梁为同群牧使，时彭乘己为使，员外置也）。副使一人，以内侍都知充。都监二人，以诸司使充。判官二人，以京朝官充。掌内外厩牧之事，周知国马之政，而察其登耗。凡受宣诏、文牒，则以时下於院、监。大事则制置使同签，小事则专遣其副使。都监不备置，判官、都监每岁更出诸州巡坊监，点印国马之蕃息者。左、右骐骥院句当官各三人，以诸司使、副及内侍充，掌牧养国马，以供乘舆及颁赐王公群臣、蕃夷国信给骑、军厩置之用。天驷左、右四监，监官各一人。左、右天厩坊，监官各一人。牧养上、下监官各一人，并以三班使臣充。乳酪院，以句当左骐骥官兼，掌供尚食乳饼酥酪之事。药蜜库，监官二人，以京朝官充，掌受糖蜜药物，以供马医之用。佑马司，句当官三人，以内侍押班、诸司使副充，掌阅诸州所市马，平其直。车营、致远务，监官三人，以京朝官、诸司使副充，掌养饲驴、牛，以驾车乘。驼坊，监官二人，以三班使臣充，掌牧养橐驼。皮剥所，监官二人，以三班使臣充，掌割剥马牛诸畜之死者。

○大理卿（少卿　正　丞　主簿　狱丞　司直　评事　监）

今大理者，亦舜摄帝位，皋繇作士，正五刑，周秋官之任。秦为廷尉，汉因之。掌刑辟，凡狱必质之朝廷，与众共之之义也，兵狱同制，故曰廷尉（此应劭注也。颜师古曰：“廷，平也。理狱贵平，故以为号。”）。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初年复为大理。後汉廷尉卿，凡郡国谳疑（谳，质）皆处当以报（杨赐为廷尉，乃叹曰：“昔‘三后成功，惟股於民’，而皋繇不与焉。”盖吝之也，遂以世非法家固辞。《汉官仪》曰：“元武时有疑狱，见廷尉曹史张禹，所问辄对，处当详理，於是策免廷尉，以禹代之。虽越次而授，亦足以励其臣节。”）。以世家为之，而郭氏尤盛（郭躬为廷尉。躬家世掌法，务在宽平，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之於令）。建安中，复为大理（锺繇以大理为相国）。魏黄初元年，改为廷尉（锺毓字稚叔，为廷尉。听君父亡没，臣子得为理谤；及士为侯，其妻不复改嫁，毓所制也）。历代皆为廷尉。梁国初建，曰大理；天监元年，复改为廷尉。旧用黄门，後视秘书监。有正、监、平三人。元会，廷尉三官与建康三官皆法冠，元衣朝服，以监东、西、中华门。手执方木，长三尺、方一寸，谓之“执方”（天监元年，诏建康狱依廷尉三官，置正、监、平，革选士流，视给事中，以尚书郎出为之；官服，廷尉三官同）。陈因之。後魏亦曰廷尉。北齐曰大理寺，置卿、少卿各一人。後周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附万人之罪，属大司寇，亦其任也（今刑部侍郎之任）。隋初与北齐同（文帝时议置六卿，将除大理，卢思道奏曰：“省有驾部，寺留以仆；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则重畜产而贱刑名也。”），至炀帝加置少卿二人。唐龙朔二年改大理为详刑，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司刑，神龙元年复旧。卿一人，掌鞫狱，定刑名，决诸疑谳。少卿二人（永徽六年，初置少卿一人，神龙元年又加一员），正二人，丞六人，主簿二人，司直六人，评事十二人。

正。秦置廷尉正，汉因之。後汉一人。魏晋谓正、监、平为廷尉三官（晋廷尉三官通视南台持书，旧尚书郎下迁。梁制，服獬豸冠，介帻，皂衣，铜印墨绶）。其後皆有。隋开皇三年增为四员，炀帝增为六员。唐二人，通判寺事。龙朔二年，改为详刑大夫，咸亨初复旧。

丞。自晋武咸宁中，曹志上表，请廷尉置丞。宋、齐、梁并因之，後魏亦然。北齐曰大理丞，一人。隋初二人，至炀帝改为句检官，增为十六人，分判狱事。唐又曰丞，置六人（柱景、徐有功并为司刑丞，与来俊臣、侯思正同制狱，人称之曰：“遇徐、杜必生，遇来、侯必死。”）。

主簿，自魏、晋、宋、齐、梁、陈皆有。唐置二人。

狱丞。晋有左、右丞各一人，宋、齐因之。梁、陈置二人，後魏、北齐亦然。隋有狱掾八人。唐曰丞，有四人。

司直，後魏永安二年置司直十人（御史中尉高穆所奏置），视五品，隶廷尉。位在正、监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检劾事（汉武己置司直，属丞相府，非此司直）。北齐、隋因之。隋初置十人，炀帝置十六人。唐置六人。掌承制出使推覆，若寺有疑狱则参议之。

评事。汉宣帝地节三年，初於廷尉置左、右平，员四人（宣帝诏曰：“今遣廷吏与郡鞫狱，任轻禄簿，其为置正、平，员四人，其务平之。”涿郡太守郑昌上言曰：“圣王立法明刑者，非以为理救衰乱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听，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定，愚民知所避就，奸吏无所弄法。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代衰听惑，则廷平将摇权而为乱首也”。宣帝始置左、右平，而《三辅决录》注云“何比干，汉武帝为廷尉右平”，谬矣）。後汉光武省右平，唯有左平一人，掌平决诏狱，冠法冠。魏、晋以来无左、右，而直谓之廷尉平。後魏、北齐及隋，廷尉平各一人。开皇三年罢。至炀帝乃置评事四十八人，掌与司直同，其後官废。唐贞观二十二年，褚遂良议重法官，复奏置评事十员，掌出使推覆。後加二人，为十二员。

监。秦置廷尉监，汉有左、右监（邴吉字少卿，为廷尉监），光武省右监，唯有左监一人。魏、晋以来无左、右，而直云廷尉监。隋开皇三年，罢大理监。

宋大理寺，以朝官一员或二员判寺事，一员兼少卿事。建隆二年，以工部尚书窦仪判寺事（故事，台省长官兼判公事，得言判某官事，如晋朝尚书左丞崔祝兼判太常卿事是也。若止言寺事，则其属丞、正并可行之。窦仪兼判太常寺，又兼判大理寺事，皆新例也）。凡狱讼之事，随官司决劾，不复听信，但掌断天下奏狱，送审刑院详讫，同书以上於朝。熙宁九年，神宗谓国初废大理狱非是，以问孙洙，洙对合旨。於是下诏：“以京师官寺，凡有狱皆系开封府司录司及左、右军巡三院，囚逮猥多，难於隔讯，又暑多瘐死，因缘留滞，动涉岁时。稽参故事，宜属理官，可复置大理狱。天下奏案，刑部、审刑院详断。置卿一，少卿二，丞四。”始命崔台符知卿事，蹇周辅、杨汲为少卿，各举丞及检法官。凡官属依御史台例，谒有禁。官制行，左断刑，右治狱，各五案（左厅断刑，曰详刑、详谳、宣黄、分簿、奏表。右厅治狱，曰左推、右推、寺案、知杂、检治）。元，因鲜于亻先所请，废大理狱，後复。卿掌折狱、详刑、鞫狱之事。凡职务分左右：天下奏劾命官、将校，及大辟囚以下以疑请谳者，隶左断刑，则司直、评事详断，丞议之，正审之；若在京百司事当推治，或特旨委勘及系官之物应追究者，隶右治狱，则丞专推鞫。盖少卿分领其事，而卿总焉。建炎三年并省寺监，而大理如故，省卿而断刑、治狱少卿各一员。寺正，神宗复置大理狱後置寺正。元丰五年，刑部乞分评事、司直与正为断司，丞与长贰为议司，凡断案，先上正看详当否，论难改正，然後过议司覆议。建炎并省，断治狱寺正各一员。寺丞，国初为寄禄官，视後来宣教郎。神宗正官名，置狱丞四员，命卿、少举官。元丰五年，命莫君陈等九人为大理寺丞，始自朝廷差官也。旧制，断刑寺丞六员，建炎三年减三员，治狱寺丞减二员。司直，元丰时命程嗣先等四人为之。建炎元年，诏断刑司直兼治狱司直，其治狱司直罢。评事，国初为京官寄禄，视後来承事郎。元丰正官名，命张仲颖等十二人为评事。隆兴二年，诏评事以八员为额，以雷、霆、号令、星、斗、文、章为号。

○鸿胪卿（少卿　丞　主簿　典客署　司仪署）

《周官》大行人掌大宾客之礼（《周礼》又有象胥，千宝注云，若晋鸿胪也）。秦官有典客，掌诸侯及归义蛮夷（《史记》曰：“韩信亡楚归汉，为连敖。”徐广注云：“连敖，典客。”）。汉改为鸿胪（应劭曰：“郊庙行礼，赞导九宾。鸿，声也；胪，传也。所以传声赞导，故曰鸿胪。”），景帝二年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应劭曰：“皇帝建诸侯，王宾诸侯，王皆属大鸿胪。故其薨，奏其行迹，赐与谥及哀策诔之。”）；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周礼》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谥官，故以名之。臣瓒曰：“大行是官名，掌九仪之制，以宾诸侯者。”颜师古曰：“事之尊重者遣大鸿胪，而轻贱者遣大行人。”）。中六年，改大鸿胪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又更名其属官行人为大行令（其属官又有郡邸长、丞，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至後汉省，但令郎理郡邸）。秦时又有典属国官，掌蛮夷降者。汉因之，成帝河平元年省之，并大鸿胪（王莽改曰典乐）。後汉大鸿胪卿一人。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馀职与汉同。凡皇子拜王，赞授印绶；及拜诸侯、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台下鸿胪召拜之；王薨，则使使吊之及拜王嗣。魏及晋初皆有之。自东晋至於宋、齐，有事则权置兼官，毕则省。梁除“大”字，但曰鸿胪卿，位视尚书左丞，常导护赞拜（《职官录》曰：“旧视散骑常侍，天监中视中丞、吏部。”）。後魏曰大鸿胪。北齐曰鸿胪寺，有卿、少卿各一人，亦掌蕃客朝及吉凶吊祭。後周司寇有蕃部中大夫，掌诸侯朝觐之叙；有宾部中大夫，掌大宾客之仪。隋文帝开皇三年，废鸿胪寺入太常，十二年复置。领典客、司仪、崇元三署。至炀帝置少卿二人。唐龙朔二年改鸿胪为司文，咸亨初复旧。光宅初改为司宾，神龙初复旧。卿一人，掌宾客、凶仪之事，及册诸蕃。少卿本一员，景二年加一员。领典客、司仪二署。著各有令。

丞。秦曰典客丞，汉为鸿胪丞（萧望之为之），魏、晋亦然。梁、陈、後魏、北齐皆有之。後周曰宾部上士。隋如北齐。唐因之，有二人。

主簿一人。

典客署。《周官》有掌客上士、中士，秦官有典客，汉改为鸿胪。鸿胪属官有大行令、丞（本名行人，武帝改为大行令、丞）。魏改大行令为客馆令。晋改为典客。宋分置南、北客馆令。齐、梁、陈皆有客馆令、丞。後魏初曰典客监，太和中置主客令。北齐有典客署。後周置东南西北四掌客上士、下士。隋初又曰典客署，置令、丞。炀帝改为典藩署。唐为典客署，置令、丞各一人，掌二王後、蕃客辞见宴接送迎及在国夷狄。

司仪署。《周官》有司仪上士、中士。汉大鸿胪有理礼郎，自後无闻。後魏置司仪官。北齐置署令、丞。後周置上士等员。隋如北齐。唐因之，置令、丞各一人掌凶事仪式及丧葬之事。

宋鸿胪寺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四夷朝贡、宴享、送迎之事，分隶往来国信所、都亭怀远驿、礼宾院。本寺但掌祭祀、朝会、前资致仕、蕃客进奉位，享拜周六庙三陵；公王、妃主以下丧葬，羌官监护，给其所用卤簿；文武官薨卒之事。往来国信所管句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掌大辽使介交聘之事）。都亭驿监官一人。　西驿管句官二人，以诸司使、副以下至三班使臣充（掌河西蕃部贡奉之事）。礼宾院监官二人，以ト门祗候以上及三班使臣充（掌蕃夷贡朝、互市之事）。怀远驿监官二人，以监外物料库官兼（掌西南蕃、交州、龟兹、占城、注辇、大石、于阗、甘、沙、宗哥等贡奉之事）。元丰官制行，置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及国之凶仪、中都祠庙、道释帐籍除附之禁令。少卿为之贰，卿参领之。所隶官属十有二：中泰一宫、建隆观等各置提点所，掌殿宇斋宫器用仪物陈设、钱币之事。在京寺务司及提点所，掌诸寺葺治之事。传法院，掌译经润文。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寺帐籍及僧官补授之事。同文馆及管句所，掌高丽使命。都亭西驿、怀远驿、礼宾院所掌见前。中兴後废鸿胪，并入礼部。

○司农卿（少卿　丞　主簿　上林署　太仓署　钩盾署　导官署　苑总监　诸仓监　司竹监　温泉汤监　诸屯监　叟粟都尉等官　典农中郎将等官　籍田令）

少氏以九为九农正（，鸟也。有九种，以为农号，各随其宜，以教人事），舜摄帝位，命弃为后稷，周则为太府下大夫。秦为理粟内史，掌货。汉景帝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掌九、六畜之供膳羞者（见《宋志》。《汉书》曰主货），凡郡国诸仓、农监、都水六十五官皆属焉（毋将崇字君房，为执金吾。上发武库兵送董贤及乳母，崇以为：“武库兵器，天下公用，缮修造作，皆度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供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给末用，不以人力供私费也。”王莽改曰羲和，後改为纳言）。後汉大司农掌诸钱金帛，（刘据为大司农，以职事被谴，灵帝召诸尚书，传呼促步，将加捶挞。尚书令左雄奏曰：“九卿位亚三公，行有佩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孝明永平始加挞罚，非古典也。”帝从之。九卿於此始免捶扑），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给报，损多益寡，取相给足。初，郡国盐官、铁官并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建安中为大农。魏黄初元年又改为司农，晋初因之。渡江，哀帝末，省司农并都水，孝武复置。宋、齐皆有之。梁司农卿位视散骑常侍，主农功仓廪。陈因之。後魏曰大司农。北齐曰司农寺，有卿、少卿各一人，掌仓市薪米，园池果实。後周有司农上士一人，掌三农、九、稼穑之政令，属大司徒。隋初与北齐同，炀帝置少卿二人。唐龙朔二年改司农为司稼，咸亨初复旧。卿一人，少卿二人，掌东耕供进耒耜及邦国仓储之事，领上林、太仓、钩盾、导官四署（署各有令、丞）。

丞。秦曰理粟内史丞，有二人。汉为大司农丞，亦二人，或谓之中丞（耿寿昌为大司农中丞，奏设常平仓给北边，省转漕。又桑弘羊为大司农中丞，管诸计会事）。平帝又置大司农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劝农桑。後汉司农丞一人、部丞一人（部丞主帑藏），魏、晋因之。铜印黄绶（宋、齐以来墨绶），进贤一梁冠，介帻皂衣。後魏、北齐皆有司农丞。隋置五人。唐六人。

主簿，晋太康中置，自後无闻。梁、陈又有。北齐亦然。唐因之。

宋司农寺判寺事二人，以两制或朝官以上充。熙宁二年，立常平敛散法。三年，诏以新法付司农寺；而农田水利、免役、保甲等法悉自司农讲行。以吕惠卿、邓绾判寺，胡宗愈、曾布同判。元丰官制行，寺、监不治外事，遂循唐典，正其职秩，司农旧职悉归户部右曹。司农掌仓储委积之政令，总苑囿库务之事而谨其出纳。京都官吏禄廪，诸路岁运至京师，悉掌焉。凡苑囿行幸排比及荐享进御、颁赐植藏之物与造麴蘖、给薪炭，皆戒有司以时办具。天子亲耕籍田，则奉耒耜。所隶官属凡五十，仓二十有五（《续会要》总仓作二十四），草场十有二（《续会要》作十），排岸司四，园苑四。建炎三年，诏罢司农寺。绍兴四年，复置司农寺，卿、少各特置一员。丞，熙宁新法行，吕惠卿请始置司农寺丞一员。五年，增置丞四员，仍与簿轮出，按察逐年保甲。又置句当公事官，以叶康直等四人为之。九年，以句当公事官所至辄用喜怒，罢之。元丰四年，止留丞一员，馀并罢。中兴後，置丞二员。主簿，治平中已置。熙宁新法行，诏增一员，後置六员。元丰四年，罢三员。建炎罢，绍兴复置。

上林署，汉水衡都尉之职（说在《都水篇》）。後汉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兽；颇有人居，皆主之。魏、晋因之。江左无闻。宋初复置，隶尚书殿中曹。齐因之。梁、陈属司农。北齐及隋亦然。唐因之，有令二人、丞四人，掌诸苑囿、池沼、种植、蔬果、藏冰之事。

宋四园苑提举官，无常员，以三司判官、内侍都知、诸司使以上充。东曰宜春，南曰玉津，西曰琼林，北曰瑞圣。监官各二人，以诸司使、副或内侍、三班使臣充。又有西京宫苑司句当官一人。元丰後，四园苑属司农。

太仓署。《周官》有廪人下大夫、上士，秦官有太仓令、丞。汉因之，属大司农。後汉令主受郡国传漕。其荥阳敖仓官，中兴後属河南尹。历代并有之（晋江左以来，又有东仓、石头仓，丞各一人）。北齐亦然。後周曰司仓下大夫。隋有令二人、丞六人。唐有令三人、丞二人，掌仓廪出纳。

宋诸仓，京城有船般仓、税仓、中仓。总二十五名监官，每界二人，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元丰後，二十五仓属司农。官吏军兵禄食，凡纲运受纳及封桩支用，月具报数，以报司农。中兴後，又有丰储仓。初，绍兴以上供米馀数桩管别廪，以为水旱之助，後益增广收籴，置监官二员，监门官一员。淳熙，命右司为之提领，後以属检正。非奉朝廷指挥，不许支拨。凡外州军起到桩管未，从司农寺差官盘量，据纳到数报本所桩管。

钩屯署。汉钩盾令，宦者，典诸近园苑游观之事，属少府。後汉亦有之。晋大鸿胪属官有钩盾令，自後无闻。北齐如晋制。隋如北齐，令三人，丞十二人。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薪炭、鹅鸭、薮泽之物（天宝五载九月，侍御史杨钊充木炭使，自後相循，或以京尹，或以户部侍郎充）。

导官署（导，择）。周有舂人，秦、汉有令、丞，属少府。汉东京令、丞主舂御米，及作乾Я（音备），属大司农。历代皆有。唐置令二人，丞四人，掌舂碾米面油烛之事。

苑总监，自隋而置，东、西、南、北各有监及副监。唐因之，兼有丞、主簿等官，以掌苑内宫馆、园池之事。

诸仓监。後汉河南尹属官有荥阳仓长、丞。梁司农有左、中、右三部仓丞，陈因之。隋诸仓各有监官，唐因之。掌仓廪出纳。

司竹监。汉有司竹长、丞。魏、晋河南淇园竹，各置宫守之。後魏有司竹都尉。隋曰司竹监。唐因之，有监、副监。丞，掌植养园竹之事。

温泉汤监令，唐置，掌汤院宇，修整器物，以备供奉。

诸屯监。隋置诸屯监及副监，畿内者隶司农，自外者隶诸州。唐因之，置监及丞，掌营种屯田，句当功课、畜产等事。

叟粟都尉（叟音搜，索也），汉武帝军官，不常置。又有治粟都尉、均输令，汉有之，後汉省。

斡官长，汉有之（如淳曰：“斡音管，或作。主均输之事，所谓斡盐铁也。”晋灼曰：“箭之官长也。均输自有令。”师古曰：“如说读为斡，持货财之事，非箭也。”）初斡官属少府，中属主爵，後属司农。

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并曹公置。晋太始二年，罢农官为郡县，後复有之。隋炀帝罢典农官。

劝农谒者，梁武帝天监九年置，视殿中御史，自叟粟以下，尽属司农。唐无之。

籍田令，周为甸师。汉文帝感贾谊之言，始开籍田，置令、丞，掌耕国庙社稷之田。春始东耕於籍田，祠先农，大赐三辅二百里孝弟力田、三老帛种。百收万斛，立为籍田馆，皆以给祭天地、宗庙、群臣之祀。东汉及魏阙。晋武复置，江左省。宋元嘉中又置。

宋掌帝籍耕耨、出纳之事，五、蔬果、藏冰以待用。元丰三年，诏籍田令隶太常寺。渡江初阙，绍兴十五年初除康与之为籍田令。三十一年，诏籍田司权罢，官吏并罢。後复置。

○太府卿（少卿　丞　主簿　诸市署　平准署　左右藏署　常平署）

《周官》有太府下大夫，掌贡赋之贰，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贿於受藏之府。历代不置，然其职在司农、少府。至梁天监七年，置太府卿，位视宗正，掌金帛、府帑及关津市肆。陈因之。後魏太和中，改少府为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财物库藏（王显谓杨固曰：“吾作太府卿，库藏充实。”固曰：“减百官之禄及赃赎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为多。且‘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北齐曰太府寺，亦有卿、少卿各一人，又兼掌造器物。後周有太府中大夫，掌贡赋货贿，以供国用，属大冢宰。隋初与北齐同，所掌左右藏及尚方、司染、甄官等署。炀帝置少卿二人，又分太府寺置少府监，管尚方、织染等署，而太府但管京都市及平准、左右藏。唐龙朔二年，改太府为外府，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司府，神龙元年复旧。卿一人，少卿二人（龙朔元年置少卿二人，分监两都事；大极元年，又加一人），领两京诸市、平准、左右藏、常平等九署。署各有令、丞。

丞，於《周官》为太府上士之任，自後无闻。梁太府丞一人，陈因之。後魏、北齐各一人。後周曰太府上士。隋又曰府丞。唐因之，有四人。

主簿，亦《周官》太府下士之任，自後无闻。梁置一人，陈因之。後魏亦然。隋置四人。唐因之，减一人。

宋太府寺判寺事一人，以两制或带职朝官充。凡财货廪藏贸易、四方贡赋、百官俸秩，皆隶三司，本寺但掌祠祭香、币、巾、神位席，及造斗、秤、升、尺而已。元丰改制，始正职掌（《四朝志》：“此据《续会要》。而《题名》乃云：‘国初省部寺监，惟以寄禄，寺则光禄、太常、宗正、卫尉、司农、大理，或以卿，或以贰，或以丞，各寓一阶，别设主判之官以典事。惟太府则否，其职悉入三司诸案，故主判之任罕置。’与《会要》或异，当考。”）。卿掌财货、出纳、贸易之事。凡贡赋之输於京师者，至则别而受之，供君之用；及待边费，则归於内藏，供国之用；及待经费，则归於左藏（应禄赐，以法给历，从有司检察，书其名数，钩覆而後给焉。供奉之物，则承旨以进，审奏得画，乃听除之。若颁畿内军衣，则前期进样，定其颁日。将校部营兵支请，月具数以闻。凡贾商之赋，小贾则门征之，大贾则输於务。货之不售，平其价鬻於平准，乘时赊贷以济民用；若质取於官，则给用多寡各从其扌氏。岁以香、茶、盐钞，募人入豆实边。即京都关用物，预报度支。凡课入以盈亏定课最，行赏罚。大祭祀、则卿置币，奠玉则入陈玉帛）。元三年，诏太府寺置长贰，馀寺监长贰互置。建炎三年，诏罢太府寺，拨隶金部，独以一丞治鹾茗之质剂。凡省五年，而後复置卿、少各一员。丞，元丰改制置二人，元符中增一员。崇宁中置药局，添丞一员，宣和中省一员。绍兴置二员，参预寺事。主簿，元丰置二人，建炎罢，绍兴复置。太府寺所隶官司二十有五：左藏东西库。南北两库（掌受四方财赋之入，以待经费）。内藏库（受岁计之馀积，以待非常之用）。奉宸库（掌内庭金玉、珠宝、良货）。祗候库（掌受钱帛杂物，以备传诏颁给、赐予）。元丰库（神宗置）。布库。茶库。杂物库。粮料院（掌以法式批支诸司、诸军之廪禄）。审计司（掌审受给之数，驱磨当否）。商税务（收京城商税）。汴河上下锁、蔡河上下锁（掌收舟船木筏之征）。都提举市易司（掌提点贸易货物）。杂买务。杂卖场市易上界（掌敛市不售，货滞於民用者，贸易平价）。市易下界（掌飞钱给券，以通官籴）。榷货务（掌折博斛斗、金银之属）。交引库（掌给印出纳引钱钞之事）。抵当所（掌以官钱听民质取，济其缓急）。和济惠民局（掌合药出卖，以济民疾苦）。店宅务（掌管官屋邸店）。石炭场（掌受纳出卖石炭）。香药库。中兴後，惟有粮料院、审计司、编估局、打套局（二局系拣选市舶香药、杂物）、交引库、祗候库、左藏东西库、和济惠民局、寄椿库。

诸市署。《周官》有司市下大夫，掌市之理。汉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长、丞。後汉则河南尹属官雒阳市长、丞。魏、晋因之。东晋则丹阳尹管之。宋、齐因之。梁始隶太府，陈因之。後魏有京邑市令。北齐则司州牧领东西市令、丞。後周司市下大夫。隋初，京市令、丞属司农，炀帝改隶太府。唐因之。每市令一人，丞二人。

平准署，《周官》有货人中士、下士，主平定物价。秦置平准令，汉因之。掌知物价及主练染，作彩色（赵广汉，州举茂才，为平准令）。後汉平准令、丞隶大司农。嘉平四年，改平准为中准，使宦者为之，列於内署，自是诸署悉以阉人为令、丞。魏少府属官有平准令。宋唯掌染。顺帝即位，以帝讳“准”，故曰染署。齐又曰平准，属少府。梁、陈则曰平水令、丞。北齐平准属司农。後周曰平准中士、下士。隋初如北齐，炀帝改隶太府。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官市易。

左、右藏署。《周官》有职币上士、中士，掌邦财之币；又外府中士主泉藏；有玉府掌王之金玉兵器之藏；内府中士主货贿，藏在内也；职内上士主泉货所入；盖其任也。汉少府属官有中藏府令、丞，魏因之。晋有左、右藏令，属少府。晋江东置御史掌库曹，後分库曹曰外左库、内左库。至宋省外左库，而内左库直曰左库。齐、梁、陈曰右藏。北齐曰左、右藏令，属太府寺。後周曰外府上士、中士。隋如北齐。唐因之，置左藏署令三人（掌库藏钱、布帛、杂采），右藏署令二人（掌铜铁、毛角、玩弄之物，金玉、珠宝、香、画、彩色、诸方贡献杂物）。

常平署。汉宣帝时，耿寿昌请於边郡皆筑仓，贱时增价而籴，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常平之名，起於此也。後汉明帝置常满仓。晋又曰常平仓，自後无闻。梁亦曰常平仓而不籴、粜。陈因之。後魏太和中，虽不名曰常平，亦各令官司籴贮，俭则出粜。隋曰常平仓。唐武德中，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市肆腾踊则减价而出，田穑丰羡则增籴而收，触类长之）。後省监，署常平署令一人，掌仓粮管钥、出纳、粜籴。凡天下仓廪，和籴者为常平仓，正租为正仓，地子为义仓。

○秘书监（少监　丞　郎　校书郎　正字　著作郎　佐郎　正字　太史局令　丞）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於内禁。後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属太常（以其掌图书秘记，故曰秘书）。後省。魏武帝又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即中书令之任）。文帝黄初初，乃置中书令典尚书奏事，而秘书改令为监，掌艺文图籍之事。初属少府，後乃不属（自王肃为监乃不属）。其兰台亦藏书籍，而御史掌之（魏薛夏云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晋武帝以秘书并入中书省，其秘书著作之局不废。惠帝永平中，复别置秘书监，并统著作局，掌三阁图书。自是秘书之府始居於外。其监，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佩水苍玉。宋与晋同。梁曰秘书省（任字彦，为秘书监。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陈因之。後魏亦有之。後周秘书监亦领著作，监掌国史（说在《秘书丞》注）。隋秘书省领著作、太史二曹。炀帝增置少监一人，後又改监、少监并为令。唐武德初，复改为监。龙朔二年，改秘书省为兰台，改监为太史，少监为侍郎，咸亨初复旧。天授初，改秘书监为麟台，神龙初复旧。掌经籍图书，监国史，领著作、太史二局。太极元年，增秘书少监为二员，通判省事。其後，国史、太史分为别曹，而秘书省但主书写、勘校而已（汉初，御史中丞掌兰台秘书图籍之事，至魏、晋，其制犹存。故历代营都邑，置府寺，必以秘书省及御史台为邻），虽非要剧，然好学君子亦求为之（魏徵後为秘书监，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自是秘府图籍灿然毕备）。

丞。魏武帝置秘书令及丞一人，典尚书奏事。後文帝黄初中，欲以何桢为秘书丞，而秘书先自有丞，乃以桢为秘书右丞。其後遂有左、右二丞，刘放为左丞，孙资为右丞。後省。晋复置秘书丞，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嵇绍、司马彪、傅畅、王谧等并为此官）。宋为黄绶，馀与晋同。齐、梁尤重。陈、隋印绶与齐同。历代皆有（後周柳蚪为秘书丞，时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史事，因蚪为丞，始命监掌焉）。唐龙朔二年，改为兰台大夫，咸亨初复旧。掌府事，句稽省署抄目。

秘书郎。後汉马融（字季长）为秘书郎，诣东观典校书。及魏武建国，又置秘书郎，尝以刘邵为之，出乘鹿车（王肃表曰：“臣以为秘书职於三台为近密，中书郎在尚书丞、郎上，秘书丞、郎宜次尚书郎下，不然则宜次侍御史下。秘书丞、郎俱四百石，迁宜比尚书郎，出亦宜为郡，此陛下崇儒术之盛旨也。尚书郎、侍御史皆乘犊车，而秘书丞、郎独乘鹿车，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转台郎以为秘书丞、郎之本意也。”）。晋秘书郎掌中外三阁经书，校阅脱误。进贤一梁冠，绛朝服，亦谓之郎中。武帝分秘书图籍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书郎中四人各掌其一。宋、齐秘书郎皆四员，尤为美职，皆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十月便迁（宋王敬弘子恢之，召为秘书郎，敬弘求为奉朝请，与恢之书曰：“秘书日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无竞之地。”大帝许之）。梁亦然（张缵字伯绪，为秘书郎，固求不迁，欲遍观阁内图籍）。自齐、梁之末，多以贵游子弟为之，无其才实（当时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历代皆有。北齐又谓之郎中。隋除“中”字，亦四员。唐亦四员，分掌四部经籍图书，分判校写功程事。龙朔中改为兰台郎，咸亨初复旧。开元二十八年减一员。

宋太平兴国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皆总为崇文院。及端拱初，建秘阁（择三馆书籍真本并内出古画墨迹等藏之），亦在崇文院中。淳化元年，诏秘阁次三馆，秘书省仍隶京百司。时秘书虽有监、少监、丞、郎，校书郎、正字、著作郎、佐，皆以为寄禄官，常带出入（秘监即今中大夫也）。郎官至秘书监有特令供职者，有以他官兼领者，有以判秘阁官兼判者（至道中，末以翰林学士承旨兼秘书监。淳化中，李至自前执政以礼部侍郎兼秘书监。祥符九年，杨亿以秘书监判秘阁，兼秘书省事。见《麟台故事》）。凡邦国经籍图书，悉归秘阁，而秘书所掌，常祭祀祝版而已。元丰正名，以崇文院为秘书省。既罢馆职（《麟台故事》云，国初三馆直馆直校勘通谓之馆职，必试而命，不试而命者皆异恩），尽以三馆职事归秘书省，置秘书省职事官，自监、少至正字，不领他局。初除龙图阁学士王胜之为秘书监，时寄禄官为正议大夫，盖裕陵欲重此选，又胜之雅有文学故也。监掌书籍图史、天文历数之事，属有五：著作、佐郎、秘书、校书、秘书正字，各以职隶於长贰。惟日历非编修官不预。元中复置集贤院校理。自校理而上，职有六等，随官资除授，或领内、外职任，不必专在馆中。绍圣初，罢之。宣和初改元丰之制，增定为十八员，以放唐登瀛之数。政和五年，诏秘书省殿以右文为名，改集贤殿修撰为右文殿修撰。建炎三年罢，绍兴元年复置（旧秘书省建於禁中，至是权寓临安府法惠寺。十四年，创新省於天井巷之左。少监游操援政和故事，乞置提举官，遂以授礼部侍郎秦禧。後又以孟忠厚为醴泉观使提举，月过局如宰执）。五年，立定十八员为额，太史局文德殿钟漏所隶焉。隆兴元年，诏监、少、丞外，以七员为额。二年，诏依祖宗旧法，更不立额。丞，淳化六年，诏秘书监、丞仍旧，惟无定员及不专职，分莅中外之任（寄禄官後为奉议郎）。元丰後，掌参领书籍、国史、天文历数之事。郎，国初为寄禄官（後亦奉议郎）；元丰後，掌校写分贮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经籍图书，则秘书郎主之。元四年，秘书郎并除升朝知县已上资序人，任满除集贤校理。绍兴初，罢校理。

秘书省校书郎。汉之兰台及後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雠校於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初，汉成帝时，已命光禄大夫刘向於天禄阁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令李柱国校方伎。後以诸大夫扬雄等亦典校於其中）。後於兰台置令史十八人（秩百石，属御史中丞），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後汉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撰《光武本纪》及诸傅记；又以傅毅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等共典校书），盖有校书之任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以郎中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中。当时重其职，故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焉。至魏始置秘书校书郎。晋、宋以下无闻。至後魏有秘书校书郎，北齐亦有校书郎。後周有校书郎下士十二人，属春官之外史。隋校书郎十二人，炀帝初减二人，寻更增为四十人。唐置八人，掌雠校典籍，为文士起家之良选。其弘文、崇文馆，著作、司经局，并有校书之官，皆为美职，而秘书省为最。

秘书正字，後汉桓帝初置秘书监，掌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其後监、令掌图籍之纪，监述作之事，不复专文字之任矣。今之正字，盖令、监之遗职，校书之通制。历代无闻。齐集书省有正书。北齐秘书省有正字。隋置四人。唐因之。掌刊正文字，其官资轻重与校书郎同（贞元八年，割校书四员、正字两员隶集贤殿）。

宋初为寄禄官（後改承务郎）。元丰後，校书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雠典籍，刊正讹谬，各以其职隶於长贰。元初，立试中人除馆职法，选人除正字，京官除校书郎。建炎初罢，绍兴复置。必召试学士院而後命之。

著作郎。汉东京图书悉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国史，谓之著作东观，皆以他官领焉。盖有著作之任而未为官员也（兰台令史班固、傅毅，洛阳令陈崇，长陵令尹敏，司隶校尉孟冀及杨彪等，著作东观）。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官，隶中书省，专掌国史（卫觊字伯儒，以侍中、尚书典著作）。晋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令秘书既典文籍，宜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於是改隶秘书。後别自置省（谓之著作省），而犹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进贤两梁冠，介帻，绛朝服。宋、齐与晋同。梁制，一梁冠而无印绶（以上并大著作）。魏氏又置佐著作郎，亦属中书。晋佐著作郎八人，进贤一梁冠，绛朝服，秘书监自调补之（太元四年诏：“秘书无监，使吏部选佐著作郎，有监复旧。”又《阎纂集》云：邹湛谓秘书监和峤曰：“阎纂可佐著作。”峤曰：“此职闲重，势贵多争，不暇求才。”按此，则大著作秘监自调也）。晋制，佐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宋初，以国朝始建，未有合撰者，其制遂废矣。宋、齐以来，遂迁“佐”於下，谓之著作佐郎，亦掌国史，集注起居。梁初，周舍、裴子野皆以他官领其职，官制与大著作同。陈氏为令、仆子起家之选。後魏有著作郎、佐郎。北齐有著作郎、佐郎各二人。後周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缀国录，属春官之外史。隋於秘书省署著作曹，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炀帝加佐郎为十二人。唐为著作局，置著作郎二人，佐郎四人（开元二十六年，减佐郎二员），亦属秘书省（自宋以後，国史悉属秘书）。龙朔二年，改著作郎为司文郎中，佐郎为司文郎，咸亨初复旧。初，著作郎掌修国史及制碑颂之属，分判局事，佐郎贰之，徒有撰史之名而实无其任，其任尽在史馆矣。其属官有校书郎二人。後魏著作省置校书郎。北齐著作亦置校书郎二人。隋亦同，掌雠校书籍，若本局无书，兼校本省典籍。

正字，二人。隋著作曹置正字二人，唐减一人，掌同校书。宋旧为寄禄官（郎後为奉议郎，佐郎後为宣教郎），元丰正名，掌修纂日历、祭祀祝辞，则著作郎佐之（初除林希为大著，丰稷为小著，皆一时选）。日历所隶秘书省，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以宰相时政记、左右史起居注所书会集修撰，为一代之典。旧於门下省置编修院，专掌国史、实录，修纂日历。官制行，属秘书省国史案（国史详见《中书省》）。

太史局令。昔少以鸟名官，其凤鸟氏为历正。至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羲氏、和氏绍重、黎之後，代序天地。夏有太史终古者，当桀之暴，知其将亡，乃执其图法而奔於殷。殷太史高势见纣之乱，载其图法出奔於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正岁年以序事，颁告朔於邦国（鲁昭公二年，晋韩宣子聘鲁，观书於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又有冯相氏视天文之次序，保章氏掌天文之变。当周宣王时，太史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司马氏晋（周惠王、襄王有子颓、叔带之难，故司马氏奔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梁（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以其图法归周）。秦为太史令（胡母敬之为太史令，作《博学》七章）。汉武置太史公，以司马谈为之，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谈卒，其子迁嗣之。迁死後，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瓒曰：“《百官表》无太史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以太史丞为太史令也。”张寿王亦为太史令）。後汉太史令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国有瑞应、灾异，则掌记之（张衡字平子，为太史令，造浑天仪，铸铜为之）。秦、汉以来，太史之任，盖并周之太史、冯相、保章三职。自汉、晋、宋、齐并属太常，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梁、陈亦同。後魏、北齐皆如晋、宋。隋曰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而属秘书省。炀帝又改曹为监，有令。唐初改监为局，置令。龙朔二年，改太史局为秘书阁局，改令为郎中，丞为秘书阁郎。咸亨初复旧。初属秘书省，久视元年改为浑天监，不隶麟台，改令为监，置一人，其年又改为浑仪监。长安二年，复为太史局，又隶麟台，其监复太史局令，置二人。景龙二年，复改局为监而令名不易，不隶秘书。开元二年，复改令为监，改一员为少监。十四年，复为太史局，置令二人，复隶秘书。後又改局为监。乾元元年，又改其局为司天台。掌天文历数，风气色，有异则密封以奏。其次小史有司历、保章正、灵台郎、挈壶正等，官各有差。

丞二人。司马彪《续汉志》云太史有丞一人。魏以下历代皆同。隋置二人，炀帝减一人。唐初不置丞，久视初改为浑仪监，始置丞二人。长安二年又省，景龙二年复置。

宋有司天监、天文院、钟鼓院。元丰正官制，以太史局隶秘书省，掌测验天文，考定历法。凡日月、星辰、风、气候、祥眚之事，日具所占以闻。岁颁历於天下，则预造进呈。祭祀、冠、昏及典礼，则选所用日。其官有令，有正，有春官、夏官、中官、秋官、冬官正，有丞，有直长，有灵台郎，有保章正。其判局及同判，则选五官正以上业优考深者充。保章正五年、直长至令十年一迁，为灵台郎试中乃迁，而挈壶正无迁法。其别局有天文院、测验浑仪刻漏所，掌浑仪台昼夜测验辰象。钟鼓院掌文德殿钟鼓楼刻漏进牌之事。印历所掌雕印历书。算学。元丰七年，诏四选命官通算学者，许於吏部就试，其合格者，上等除博士，中次为学谕。元元年初，议者为：“本监虽准朝旨造算学，元未兴工，其试选学官亦未有应格。窃虑徒有烦费，乞罢修建。”崇宁三年，遂将元丰算学条制修成敕令。五年，罢算学，令附於国子监。十一月，从薛昂请，复置算学。大观三年，太常寺考究，以黄帝为先师，自常先、力牧至周朴已上从祀，凡七十人。四年，以算学生并入太史局。宣和二年，诏并罢官吏。

●卷五十七 职官考十一

○殿中监（少监　丞　尚食　尚药　尚衣　尚舍　尚乘　尚辇等局　奉御　直长）

魏置殿中监官，晋、宋并同。齐有内、外殿中监各八人，梁、陈因之，其资品极下。後魏亦有殿中监。北齐有殿中局，置监四人，属门下省，掌驾前奉引。隋改为殿内局，置监二人。大业三年，分门下、太仆二司，取殿内监名以为殿内省，有监、少监、丞各一人。掌诸供奉，领尚食、尚药、尚衣（尚食即旧御府）、尚舍（即旧殿中局）、尚乘（领左右六闲及诸闲）、尚辇等六局（《汉仪注》曰：“省中有五尚，即尚食、尚冠、尚衣、尚帐、尚席。”或曰：“秦置六尚，谓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若今殿中之任。”）。每局各置奉御二人以总之，置直长以贰之，属门下省。唐改为殿中省，加置少监二人，丞亦二人，其官局职任一如隋置，为一司，不属门下。龙朔二年，改殿中省为中御府，改监为中御大监、少监，改丞为中御大夫（改尚食为奉膳，尚药为奉医，尚衣为奉冕，尚舍为奉，尚乘为奉驾，尚辇为奉辇，凡奉御皆改为大夫），咸亨初复旧。

丞，隋置一人，唐加一人。

尚食局奉御。始秦置六尚，有尚食焉（如淳曰：“谓掌天子之物曰尚。”）。後汉以後，并其职於太官、汤官。北齐门下省又有尚食局，置典御二人。後周有内膳上士、中士，凡进食先尝之。隋分属殿内，改典御为奉御，有二人，唐因之。龙朔二年，改为奉膳大夫，咸亨初复旧。直长，隋置六人，唐因之，减置五人。

尚药局奉御，自梁、陈以後，皆太医兼其职。北齐门下省有典御二人。隋如北齐之制，後改为奉御而属殿内。唐因之。龙朔二年，改为奉医大夫，咸亨初复旧。直长，隋置四人，唐因之。

尚衣局奉御。《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战国有尚衣、尚冠之职。秦、汉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而属少府。後汉又掌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魏因之。晋属光禄勋，江东省。宋大明中，改尚方曰左、右御府，各置令、丞一人。後废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隶右尚方，其後又置。初，宋氏用三品勋位，明帝改用二品，准南台御史，掌金银采帛，凡诸造作以供奉及妃主六宫。梁、陈其职隶在尚方。後魏有掌服郎。北齐门下省统主衣局，都统、子统各二人。後周有司服上士二人、中士二人。隋分属殿内省，其後又改为尚衣局，置奉御二人。唐因之。龙朔三年改为奉冕大夫，咸亨元年复旧。直长，隋置八人，唐因之，减二人。

尚舍局奉御。《周礼》有掌舍，掌行所解止之处，帷幕幄之事。汉少府属官有守宫令、丞，掌宫殿陈设。魏殿中监掌帐设监护之事。晋、宋以下，其职并在殿中监。隋炀帝置殿内监，改殿内局为尚舍局，置奉御二人。唐因之。龙朔二年，改为奉大夫，咸亨元年复旧。直长，隋置八人，唐因之，而减二人。

尚乘局奉御，自秦、汉以来，其职皆在太仆。北齐太仆骅骝署有奉御十人，管十二闲马。隋炀帝取之，置尚乘局署奉御二人。唐因之，增置奉御四人。龙朔二年，改为奉驾大夫，咸亨元年复旧（尚乘奉御掌六闲马，一曰飞黄闲，二曰吉良闲，三曰龙媒闲，四曰余闲，五曰是，闲六曰天苑闲）。开元中减二人，先是别置厩使，因隶焉，犹属殿中（武太后万岁通天二年，置仗内闲厩，令殿中丞袁怀哲检校。至圣历二年，改为少监闲厩使，自後他官相循为之）。直长，隋置十四人，唐减四人。

尚辇奉御，《周官》小司徒中大夫，掌六畜车辇；又宗伯巾车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辂、辇车，组免有た羽盖（古谓人牵为辇。春秋宋万以乘车辇其母，秦始皇乃去其轮而舆之，汉代遂为人君之乘）。汉、魏、晋并太仆属官，车府令掌之。东晋省太仆，遂隶尚书驾部。宋、齐、梁、陈车府，乘黄令、丞掌之。後魏、北齐则乘黄、车府令兼掌之。後周则司车辂主之。隋又乘黄、车府令丞掌之。炀帝置殿内省尚辇局，奉御二人。唐因之，龙朔二年，改为奉辇大夫，咸亨元年复旧。直长，四人，隋置。唐因之。

宋制，殿中省判省事一人，以无职事朝官充。旧有六尚之局名，别而事存。今尚食归御厨，尚药归医官院，尚衣归尚衣库，尚舍归仪銮司，尚乘归骐骥院，内鞍辔库、尚辇归辇院，皆不领於本省。元丰正官制，置监、少监、丞各一人。监掌供奉天子五食、医药、服御幄、舆辇、舍次之政令，少监为之贰。凡总六局，曰尚食，掌膳羞之事；曰尚药，掌和剂诊候之事；曰尚酝，掌酒醴之事；曰尚衣，掌衣服冠冕之事；曰尚舍，掌次舍幄之事；曰尚辇，掌乘舆之事（六尚各有典御二人，奉帅六人或四人，监门二人或一人。又尚食有膳工，尚药有医师，尚酝有酒工，尚衣有衣徒，尚舍有幕士，尚辇有正供等官，皆分隶其局）。又置提举六尚局及管官一员。旧殿中省判省事一人，以无职事朝官充。虽有六尚局名，别而事存。凡官随局而移，不领於本省。所掌唯郊祀，元日、冬至天子御殿，及后庙、神主赴太庙，供其伞扇；而殿中监视秘书监，为寄禄官而已。元丰中，神宗欲复建此官，而度禁中未有其地，但诏御辇院不隶省、寺，令专达焉。初，权太府卿林颜因按内藏库，见乘舆服御亲行百物中，乃乞复殿中省六尚，以严奉至尊。於是徽宗乃出先朝所度《殿中省图》，命三省行之，而其法皆左正言姚所裁定，岁崇宁二年也。三年，蔡京上修成《殿中省六尚局供奉库务敕令格式》、《看详》，凡六十卷，仍冠以“崇宁”为名。政和元年，殿中省尚伸上编定《六尚供奉式》。靖康元年，诏六尚局并依祖宗法。又诏：“六尚局既罢，格内岁贡品物万数，尚为民害，非祖宗旧制，其并除之。”

○少府监（少监　丞　主簿　中尚左尚右尚　织染　掌冶等署　暴室等丞）

少府，秦官。汉因之，是为九卿。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应劭曰：“山海池泽之税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颜师古曰：“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天子曰少府，诸侯曰私府。汉时官有司府长，掌禁钱。後光武改属司农也。王莽曰共工）。後汉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之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朝贺则给璧。（後汉东平王苍为骠骑，正月朔朝，苍当入贺。故事，少府给璧。时阴就为少府，贵傲不奉法，漏将尽而求璧不得。苍掾朱晖遥见少府主簿持璧，乃往绐曰：“试请睹之。”既得而驰奉之，就复以他璧朝。给，徒改反）。凡中书谒者、尚书令仆、侍中、中常侍、黄门、御史中丞以下皆属焉。晋制，银章青绶，五时朝服，进贤两梁冠，绛朝服，佩水苍玉。哀帝末，省并丹阳尹，孝武复置。宋少府领左右尚方、御府、东冶、南冶、平准等令丞。齐又加领左、右银钅署。梁少府为夏卿，位视尚书左、右丞。陈因之。後魏少府谓之六卿（以少府、宗正、太仆、廷尉、司农、鸿胪为六卿），至孝文太和中，易制官品，遂改少府为太府。北齐无少府，其尚方等署皆隶太府。至隋炀帝大业五年，又分太府为少府监，置监及少监，复领尚方、织染等署，後又改监、少监并为令。唐武德初置军器监，废少府监。贞观元年五月，分太府中尚方、织染坊、掌冶坊署，置少府监。龙朔二年，改为内府监，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尚方监，神龙元年复旧。监一人（总判），少监二人（通判。初少监一人，太极元年加一人），领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等五署（开元十年五月，於北都置军器监，至二十六年五月废）。

丞，汉有六人，後汉省五而有一丞，其後历代皆一人（《山公启事》曰：“中郎卫昱往为少府丞，具有损益。”）。唐置四人。

主簿，晋置二人，自後历代一人，唐有二人。

中尚署，《周官》为玉府。秦置尚方令，汉因之。後汉掌上手工作，御刀剑、玩好器物及宝玉作器（宦者蔡伦为尚方令，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後代法）。两汉又有考工令，主作兵器，其职稍同（考工令作兵器，兵器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采诸杂工。初属少府，中属主爵，光武时属太仆）。汉末，分尚方为中、左、右三尚，魏、晋因之。自过江，唯置一尚方，哀帝以隶丹阳尹。宋武帝践祚，以相府作部配台，谓之左尚方，而本署谓之右尚方，并掌造军器。又以相府细作配台，即其名置令一人，隶门下。孝武大明中，改曰御府（御府，二汉已有之，典官婢作艺衣服补浣之事。魏、晋犹置其职，江左乃省焉）。後废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隶右尚方。则汉之考工令如宋之尚方令，尚方令如宋中署矣。齐署左、右尚方令各一人。梁有中、左、右尚方。北齐亦有三尚方，隶太府。隋炀帝分隶少府。唐省“方”字，有中、左、右三尚署，令、丞各一人（中署掌宫内营造杂作，左署掌车辇、伞扇、胶漆、画镂等作，右署掌皮毛胶墨杂作、席荐等事。开元以後，别置中尚使以监之）。

织染署令一人。《周礼 天官》典丝，掌受文织采组焉，染人掌染线帛。秦置平准令。（韦昭《辨释名》曰：“平准令主染色，染有均平之法，故准而则之。”）汉因之，及主物价、练染。初，少府属官有东织、西织，成帝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北齐中尚方领泾州雍州丝局、定州绸绫局丞。後周有司织下大夫。隋有司织、司染二署，炀帝令为织染一署，令掌织组绶、绫锦、冠帻并染色等。唐因之，有令、丞。

掌冶署。秦及汉郡国有铁官（诸郡国出铁者，署铁官长、丞）。晋冶令掌工徒鼓铸，隶卫尉。江左以来，省卫尉，始隶少府。宋有东冶、南冶，各置令、丞（东冶令、丞各一人，南冶令、丞各一人），而属少府。齐因之。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冶丞，多是吴所置。梁陈有东、西冶（东冶重，西冶轻，其西冶即宋、齐之南冶）。北齐诸冶属太府。後周有冶工、铁工中士。隋有掌冶署令、丞。唐於京师置冶署，有令、丞各一人，掌造铸金银铜铁、涂饰琉璃玉作等事。

暴室丞（後汉暴室丞，宦者也。主中妇人病疾者就此室理之，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属少府。其後无之），海丞（汉平帝置少府海丞一人，掌海税，後无），果丞（与海丞同置，掌诸果实，後无）。

宋少府监判监事一人，以朝官充。凡天子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巧之事，分隶於文思院、後苑造作所。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旌节，郊庙诸坛祭玉、法物，铸牌印朱记，百官拜表案、褥之事。诸州铸钱监，并属少府，监官各一人，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元丰正官制，置监、少监、丞、主簿各一人，掌百工伎巧之政令。所隶官属五：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采、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监官文臣一员，武臣二员。绫锦院掌织锦绣，以供乘舆及凡服饰之用。监官三人，以京朝官诸司使副及内侍充。染院掌染丝币帛。监官二人，以京朝官及内侍充。裁造院掌裁造服饰。监官二人，以京朝官及内侍充。文绣院掌纂绣，以供乘舆服御及宾客祭祀之用。建炎初，以将作、少府监并归工部，绍兴三年复置将作监，少府事总焉（寄禄官少府监後为中散大夫）。

○将作监（少监　丞　主簿　左校　右校　甄官　中校等署　东园主章令）

今将作，亦少氏以五雉为五工正，以利器用（雉有五种，故曰五雉），唐虞共工、《周官》考工之官，盖其职也。秦有将作少府，掌治宫室。汉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後汉位坎河南尹，中元二年省，以谒者领之。章帝建初元年，复置。初以任隗为之，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工，并树桐梓之类列於道侧（《後汉志》注曰：“古列树以表道。”）。魏、晋因之。江左至宋、齐，皆有事则置，无事则省。而梁改为大匠卿，陈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齐有将作寺，其官曰大匠（兼领功曹、主簿、长史、司马等官属）。後周有匠师中大夫，掌城郭宫室之制；又有司木中大夫，掌木工之政令。隋与北齐同，至开皇二十年，改寺为监，大匠为大监，初加置副监。炀帝改大监、少监为大匠、少匠，五年又改为大监、少监，十三年又改大令、少令。唐复皆为匠。龙朔二年，改将作为膳工监（大匠、少匠随监名改），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营缮监，神龙元年复旧。大匠一人（总判），少匠二人（通判。初一人，太极元年加置一人），天宝中，改大匠为大监，少匠为少监，领左校、右校、甄官、中校四署。

丞，汉有二人，後汉一人。魏、晋因之。东晋以後，有事则置，无事则省。梁又置一人，陈因之。後魏有之。北齐四人。後周有匠师中士。隋二人。唐四人。

主簿，晋置。自後与丞同。隋二人，唐因之。

左、右校署。秦及汉初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後唯置左、右校令。後汉因之，掌左、右工徒。魏并左校、右校於材官。晋左、右校属少府。宋以後并有左校令、丞。北齐亦有之。隋左右校令、丞属将作。唐因之。左校署令、丞二人（掌营构木作、采材等事），右校署令、丞二人（掌营土作、瓦泥，并烧石灰、厕溷等事）。

甄官署令、丞一人。後汉有前、後、中甄官令，属将作。晋有甄官署，掌砖瓦之事。宋、齐、北齐、隋悉有之。唐因之，掌营砖石瓷瓦。

中校署令，秦、汉有，自後无。唐置令、丞各一人，掌舟车、杂兵仗、厩牧。

东园主章令，汉有之，武帝更名木工（如淳曰：“章谓木材也。旧将作大匠主材史名章曹掾。”颜思古曰：“今所谓木锺者，盖章声之转耳。东园主章掌材，以供东园匠。”东园匠，官名，主作陵内器物，属少府）。唐无。

宋将作监判监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凡土木匠工之政隶三司修造案，本监但掌祠祀供省牲牌、镇石、炷香、焚版币之事。元丰正官名，置监、少监各一人，丞、主簿各一人，掌宫室、城郭、舟车营缮之事。凡出纳籍帐，岁受而会之，上於工部。所隶官属十：修内司，掌宫城、太庙缮修之事，监官二人，以朝官及内侍充。 东西八作司，掌京城内外缮修之事，句当官各三人，以京朝官、诸司使副充。竹木务，掌受诸路水运材植，抽算商贩竹，以经营造，句当官一人，以京朝官充。 事材场，掌计度财物，前期朴斫，以经营造，监官二人，以京朝官、三班使臣充。 麦<麦>场，掌受京畿诸县夏租<麦>，以给圬墁，监官一人，以三班使臣充。窑务，掌陶土为砖瓦，以给缮营及瓶缶之用，监官三人，诸司使、副充。丹粉所，掌烧变丹粉，以供绘饰，监官一人，内侍充。作坊物料库，掌储积财物，以备给用，监官三人，以京朝官及内侍三班使臣充。退材场，掌受京城内外退弃材木，抡其长短曲直，中度者以给营造，余备薪爨，监官一人，以京朝官充。帘箔场，掌抽算竹木蒲苇，以供帘箔之用，监官二人，以京朝官充。建炎三年，与少府俱并归工部。绍兴三年，置将作监，少府事总焉。隆兴初，宫室无所营缮，职务简省，百工器用属之文思院上下界，隶工部，本监惟置丞一员，馀官虚而不除。乾道以後，人才盛多，监、少、丞、簿无阙，凡台省久次与郡邑之有声者，悉借径於此，号为储才之地，而营缮之事，多俾府尹、畿漕分任其责（寄禄官将作监丞後为宣议郎，主簿後为承务郎）。

○国子监（祭酒　司业　丞　主簿　国子博士　助教　太学　广文　四门　律学　书学　算学等博士　武学宗学附）

孙卿在齐为三老，称祭酒（胡广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长。古者宾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地，故以祭酒为称。”汉之侍中、魏之散骑常侍，功高者并为祭酒，用其义也。公府有祭酒，亦因其名）。汉吴王濞年老不朝，为刘氏祭酒，则祭酒之名久矣（王莽以安车驷马迎夏侯胜为讲学祭酒，胜推而不受）。又汉置博士，至东京，凡十四人，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谓之博士祭酒。盖本曰仆射，中兴转为祭酒。魏因之。晋武帝咸宁四年，初立国子学，置国子祭酒一人（永嘉中，又置儒林祭酒，以杜夷为之）。国子，周之旧名，《周官》有师氏之职，即魏国子祭酒（《周礼》师氏以三德、三行教国子，又有保氏而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也）。晋介帻，皂朝服，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旧视侍中、列曹尚书（刘毅、嵇绍并为此官。又袁字山甫，为国子祭酒。时屡经丧乱，礼教陵迟，上疏求立学徒，帝从之。国学之兴，自始也。又裴为祭酒时，奏立太学，起讲堂，筑门立，刻石以写《五经》也）。宋代不置学，则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明帝太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齐高帝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国学，祭酒准诸曹尚书，博士准中书郎，助教准南台御史，选经学为先，若其人难备，给事中以还明经者，以本位领。其後国讳废学。永明三年立学，尚书令王俭领祭酒。学既建，乃省总明观。八年，国子博士何允单为祭酒，疑所服，陆澄等皆不能据，遂以元服临试；月馀日，博议定，乃服朱衣。齐、梁号为国师，陈、後魏亦曰国子祭酒。其初定中原，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北齐国子寺有祭酒一人。隋开皇十三年，国子寺罢隶太常（凡国学诸官，自汉以下并属太常，至隋始革之），又改寺为学。仁寿元年罢国子学，唯立太学一所，省国子祭酒、博士，置太学博士总知学事。炀帝即位，改国子学为国子监，依旧置祭酒。唐因之。龙朔元年，东都亦置。龙朔二年，改为司成馆，又改祭酒为大司成。咸亨初复旧。光宅元年，改国子监为成均监，神龙元年复旧。领国子学（学生三百人）、太学（学生五百人）四门（学生五百人，俊士八百人）、律学（学生五十人）、书学（学生三十人。算学学生三十人凡六学生徒二千二百一十人。每学各置博士以总学事，及有助教等员。天宝九载，又於国子监置广文馆，领学生为进士业者。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其品秩并与太学同）。置祭酒一人，掌监学之政。皇太子受业，则执经讲说，皆以儒学优重者为之。天宝九载，置广文馆学生进士。

国子司业。炀帝大业三年，於国子监初置司业一人。《礼》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因以为名。唐置二人，副贰祭酒通判监事。龙朔二年，改为少司成，咸亨初复旧。凡祭酒、司业，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

丞，隋置三人，唐一人。

主簿，北齐置。隋一人，唐因之。

宋国子监判监事二人，以两制或带职朝官充，凡监事皆总之。直讲八人，以京官、选人充，掌以经术教授诸生。丞一人，以京朝官或选人充，掌钱出纳之事。主簿一人，以京官或选人充，掌文簿以句考其出纳。监生无定员。元丰正官名，置祭酒、司业、丞、簿各一人，太学博士十人（旧系直讲），正、录各五人，武学博士二人，律学博士、正名一人。祭酒掌国子、太学、武学、律学、小学之政令，司业为之贰，丞参预监事。凡诸生之隶於太学者，立三舍法（见《学校门》）。崇宁立辟ń，置大司成一人为师儒之首，总辟ń、太学之政令，位诸曹侍郎上，宣和罢。中兴初，并国子监归礼部。绍兴三年，置国子监；十二年，置祭酒；十三年，始复建太学。隆兴并省司业，不与祭酒并除。乾道七年，乃并除如故。

国子博士，班固云，按六朝时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又曰：博士，秦官，汉因之）。汉博士多至数十人，冠两梁（文帝时，博士朝服元端，章甫冠）。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成帝之代，《五经》定法稍增，置博士一人。博士选有三科，高第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於时孔光为博士，数使录冤狱，行风俗，以高第为尚书（叔孙通为博士，初制汉礼。又贾谊年二十馀，文帝召为博士，年最少。每有诏议下，诸老生未能言，谊尽为对之，人人各如其意）。後汉博士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京、邱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氏；《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各一博士。华峤《汉后书》曰：“初，欲立《左氏传》博士。范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陈元闻之，乃诣阙上疏争之，更相辩对，凡十馀上，帝卒立《左氏》学。”），掌以《五经》教子弟，国有疑事掌丞问对。旧时从议郎为博士，其通异艺，人平尚书，出部刺史、诸侯、守相，久次转谏议大夫。中兴高第为侍中，小郡若都尉博。士限年五十（其《督邮版状》曰：“生事爱敬，丧没如礼。理《易》、《尚书》、《孝经》、《论语》，兼崇载籍，穷微阐奥，师事某官，经明受谢。见授门徒尚五十人以上。正席谢坐，三郡二人。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身无金痍痼疾，三十六属，不与妖恶交通。王侯赐赏，行应四科，经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举。顺帝讳“保”，故称“守”）。安帝以博士多非其人，诏命三公、将军、中二千石举博士各一人，务得经明行高，卓尔茂异。是时群僚承风，凡所旌赏，绰有馀裕。後旋复故，遂用陵迟。初，平帝元始四年，改博士为博士师。後汉兼而存之，并择儒者（桓荣、鲁恭、戴凭等并为博士）。魏及西晋朝，博士置十九人。武帝咸宁四年，初立国子学，置国子博士一人，皆取履行精淳、通明典义，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元帝时，荀崧上疏曰：“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宋、齐诸博士皆皂朝服，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梁国学有博士二人；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魏、晋、宋、齐并不置《五经》博士，至此始置焉）。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武帝欲招来後进，五馆生皆引寒门隽才，不限人数。陈因之。後魏、北齐并有之。隋仁寿元年，省国子博士；大业三年，复置一人。唐增置二人。龙朔二年改为司成宣业，咸亨初复旧。诸州府亦有经学博士一人。

助教。晋咸宁四年，初立国子学，置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江左及宋并十人（宋制，《易》、《尚书 毛诗》、《礼记 周礼 仪礼》、《左传》、《公羊》、《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助教分掌）。宋、齐并同。梁国子助教，旧视南台御史，品服与博士同。陈因之。後魏亦有。北齐置十人。隋置四人唐国子学助教三人，诸府州县各有助教职员（府、州二人，县一人，学生各有差）。

太学博士。晋江左增置国子博士十六人，谓之太学博士，品服同国子博士。梁置太学博士八人。陈因之。後魏亦然。北齐国子寺有太学博士十人。後周置太学博士下大夫六人。隋初置太学博士五人；仁寿元年，罢国子，唯立太学，置博士五人；大业三年，减置二人。唐因之。助教，後魏置。北齐亦有之，置二十人。後周曰太学助教上士。隋又曰太学助教，五人；大业三年，减三人。唐因之。

广文馆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并以文士为之，唐天宝九载置。

四门博士。《後魏书》刘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门博士，於四门置学。按《礼记》曰‘天子设四学’，郑元注曰‘四郊之虞庠也’。今以其辽远，故置於四门。请移与太学同处。”从之。北齐二十人。隋五人。唐三人。助教，北齐国子寺有二十人，隋初则五人，唐因之。直讲四人，唐初置，无员数，长安四年始定为四员。大成二十人，唐置，取贡举及第人，简聪明者，试书日诵得一千言，并日试策所习业等十条通七，然後补充，仍散官，禄俸赐会同直官例给。武太后长安中省，而置直讲，定为四员。

律学博士，晋置，属廷尉。卫觐奏请律学博士，转相教授。东晋以下因之。梁曰胄子律博士，属廷尉。陈亦有律博士。後魏、北齐并有之。隋大理寺官属有律博士八人。唐因之，而置一人，移属国学。助教一人，位从九品上。

书学博士，唐置三人，又置典学二人。

算学博士，唐置二人，又置典学二人。

宋国子监无博士，有直讲八人，熙宁改为太学博士。元丰定制亦无国子博士。大观元年乃置国子博士四员，国子正、录各二员，与太学官分掌教导。中兴後，置国子博士二员。太学博士，元丰改直讲为之。绍圣元年令：太学博士、正、录，令国子监长贰荐举，召试而後除。绍兴十二年，置太学博士三员。国子正、录，大观初置，掌行学规，纠不如规者罚之。绍兴十三年，诏正、录各置一员。太学正、录：仁宗朝胡瑗掌太学，其正、录第补诸生。熙宁末兴三舍，始选官为正、录，如学官之制。正、录各五人，掌行学规，不如规者纠罚之。元三年，罢命官正、录，以上舍、内舍充，後复置命官学正二员。绍圣悉如元丰旧制。绍兴十二年，复各置一员。书库官：淳化五年，判国子学李志言：“监中印书，亦主掌钱物，凡有公文，其所司止以印书钱物所为名，稍为近俗。今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从之。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於官。元丰三年省。中兴後，并国子监入礼部。绍兴十三年乃复置一员，三十一年罢。龙兴初，诏主库兼书库。乾道七年，复置一员。

武学，唐开元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如文宣王，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贞元元年，尊太公为武成王，诏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六十四人图形焉。

宋庆历三年，诏置武学於武成王庙，以阮逸为教授。八月，罢武学，以议者言“古名将如诸葛亮、羊祜、杜预等，岂专学孙、吴”故也。熙宁五年，枢密院言：“古者出师，受成於学，文武弛张，其道一也，乞复置武学。”诏於武成王庙置学。绍兴十六年，诏修建武学。武博、武谕尝以兵书、弓马、武艺诱诲学者。元丰官制行，以博士代教授。绍兴二十六年，诏武学博士、学谕各置一员，内博士於文臣有出身或武举出身曾预高选充；其学谕差武学人，後又除文臣之有出身者。

宗学。汉平帝诏：“朕惟宗室皆高帝子孙，令置宗师以纠教之。”明、章二帝友爱子弟，幼者率留京师，训导以礼。唐高宗诏宗室子孙就秘书外省别为小学。

宋元丰六年，宗室令铄乞建宗学，诏从之，既而中辍，建中靖国元年复置。崇宁初，立月书、季考法。南渡初，建学。嘉定更新置四斋，後再增三斋。宗学博士，旧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也。至道元年，太宗将为皇侄等置师傅，执政谓环卫之官亲王比，当有降，乃以教授为名。咸平初，遂命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南宫者，太祖、太宗诸王之子孙处之，所谓睦亲宅也。崇宁五年，又改称某王宫宗子博士，位国子博士之上。靖康之乱，宗学遂废。绍兴四年，始复置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二员，隆兴省其一。嘉定九年十二月，始复置宗学，改教授为博士，又置宗学谕一员，并隶宗正寺。在太常博士之下，谕在国子正之上，俸给、赏典依国子博士及正体例。於是宗室疏远者皆得就学，而彬彬可观矣。旋有旨，复存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员。

○军器监（丞　主簿　甲坊署　弩坊署）

後周武帝四年，初置军器监。唐武德初，置军器监。贞观元年，罢军器大监，置少监，後省之，以其地隶少府监，为甲弩坊。开元初，复以其地置军器使；至三年，以使为监，更置少监一员、丞二员、主簿一员、录事一员，及弩坊等署；十一年，悉罢之，复隶少府，为甲弩坊；十六年，移其名於北都，置军器监（亦尝以太原尹兼领之）。天宝六载，复於旧所置军器监。监一人，领甲坊、弩坊两署。

丞、主簿各一人，唐置。

甲坊署令、丞，《周礼 考工记》曰“函人为甲”。隋少府有甲铠署。唐改焉。

弩坊署令、丞，《周礼》司弓矢掌四弩。隋有弓弩署。唐改焉。

宋军器初领於三司胄案，官无专职。熙宁六年，废胄案，乃按唐令置监，择从官总判。元丰正名，分案五，所隶官属四。东西作坊，掌造兵器、旗帜、戎帐行物，辨其名色，监官二人，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作坊物料库，掌收铁锡、羽箭、油漆之类。皮角场，掌收皮革、筋骨，以供作坊之用，置官与东西作坊同。建炎并归工部。绍兴复置长贰各一员。隆兴初，诏军器所已隶工部，本监惟置丞一员。乾道後置监、少监及簿。淳熙初，诏戎器非进入毋辄出所，由是呈验浸省。嘉定以後，事最稀简，特为储才之所。

○都水使者（丞　主簿　舟楫署　河渠署）

虞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泽。《周官》有林衡、川衡二官，掌林麓、川泽之禁。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应劭曰：“山林之官曰衡。掌诸池苑，故称水衡。”张晏曰：“主都水及林苑，故曰水衡。主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师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税也。”）。掌上林苑（汉赵充国以中郎为水衡都尉，主船官也），盖主上林离宫燕休之处（王莽改曰予虞）。後汉光武省之，并其职於少府。每立秋ァ刘之日，辄置水衡都尉（ァ刘，将祭大猎之名。ァ，敕俱反）。事讫省。初，秦、汉又有都水长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自太常、少府及三辅等皆有其官。汉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者以领之（刘向为左都水使者是也。又《续汉 百官志》曰刘向领三辅都水）。至汉哀帝，省使者官。至东京，凡都水皆罢之，并置河是谒者。汉之水衡都尉本主上林苑，魏世主天下水军舟船、器械。晋武帝省水衡，置都水台，有使者一人，掌舟航及运部，而河是为都水官属。元康中，复有水衡都尉（《元康百官名》及《晋起居注》曰：“陈慎、戴熊俱以都水使者领水衡都尉。”）。怀帝永嘉六年，胡贼入洛阳，都水使者奚先出督运得免。江左省河是（诸公赞曰：“陈勰字太和，有巧思，为都水使者。”《洛阳记》曰：“千金是，勰所置。”），宋都水使者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与御史中丞同。孝武帝初，省都水台，罢都水使者，置水衡令，孝建元年复置。齐有都水台使者一人。梁初与齐同；天监七年，改都水使者为大舟卿，位视中书郎，列卿之最末者，主舟航河是。陈因之。後魏初，皆有水衡都尉及河是谒者、都水使者官；至永平二年，都水台依旧置二使者。北齐亦置二使者。隋开皇二年废都水台入司农，十三年复置。仁寿元年，改台为监，更名使者亦为监。炀帝又改为使者，寻又为监，加置少监，又改监及少监并为令，领舟楫、河渠二署。唐武德八年，置都水台，後复为都水署，置令，隶将作。贞观中，复为都水监，置使者。龙朔二年，改都水使者为司津监丞，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都水监为水衡，置都尉。神龙元年，复为都水监，置使者二人，分总其事，不属将作，领舟楫，河渠二署。

丞。汉有水衡丞五人，亦有都水丞。後汉、晋初都水使者有参军二人，盖亦丞之职任。宋因之。梁大舟卿有丞，陈因之。後魏、北齐又曰参军。隋曰都水丞。唐二人。

主簿，晋水衡都尉有之，为左、右、前、後、中五水衡令悉皆有之。梁大舟卿亦有之。至隋又置。唐因之。

舟楫署令。汉主爵中尉属官有都船令、丞，水衡都尉有楫棹令、丞。晋曰船曹吏。齐曰官船典军。後周曰舟中士。隋为舟楫署令、丞。唐因之，令、丞各一人。

河渠署。隋炀帝置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宋都水监，判监事一人，以员外郎以上充；同判监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丞二人，主簿一人，并以京朝官充。掌内外河渠是堰之事（旧例三司河渠案。嘉三年，始专置监以领之）。轮遣丞一人出外治河埽之事，或一岁再岁而罢，其问有谙知水政，或至三年者。置局於澶州，号曰外监寺司，押司官一人。元丰八年，诏提举汴河是岸司隶本监。先是，导洛入汴，专置是岸司；至是，归之都水司。元时，诏南、北外都水丞并以三年为任。七年，方议回河流，乃诏河北、京西漕臣及开封府界提点，各兼南、北外都水事。宣和三年，诏罢南、北外都水丞司，依元丰法，通差文武官一员。四年，臣僚言：“都水监，因恩州修河，举辟文武官至百二十馀员，授牒家居，不省所领何事，皆乘传给券，第功希赏。”诏除正官十一员外，馀并罢。所隶有东、西四排岸司监官，各以京朝官、ト门侯以上及三班使臣充，掌水运纲船输纳顾直之事。汴河上下锁、蔡河上下锁各监官一人，以三班使臣充，掌算舟船木筏之事。天下堰总二十一，监官各一人；渡总六十五，监官各一人，皆以京朝官、三班使臣充，亦有以本处监当兼掌者。

○内侍省（内侍　内常侍　内给事　内谒者监　内寺伯　掖庭局　宫闱局　奚官局　内仆局　内府局）

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宫正、宫伯（皆主王宫，中官之长）、宫人（掌王之六寝）、内宰（理王内之政令，以阴礼教六宫）、阍人（掌守王宫）、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官）。战国时有宦者令（赵有宦者令缪贤是）。秦少府属官有中书谒者令、丞，又有将行、卫尉、少府各一人（并皇后卿）。汉景帝中元六年，改将行为大长秋（颜师古曰：“秋者，收成之时。长者，恒久之义。故以为皇后官名。”）。或用中人，或用士人（中人，阉人）。成帝加置太仆一人，掌太后舆马。通谓之皇太后卿，皆随太后宫为官号，在正卿上，无太后则阙（卫尉在卫尉上，少府在少府上之类是也）。又有长信詹事，掌皇太后宫。景帝六年，更名长信少府。平帝元年四年，更名长乐少府。帝祖母称长信宫，帝母称长乐宫，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府，职如长秋，位在长秋上，及职吏皆宦者也。後汉常用宦者，职掌奉宣中宫命，凡给赐族亲，当谒见者关通之，中宫出则从。属官有丞、中宫仆、谒者、私府署令。初，秦又置中常侍官，参用士人，皆银左貂，给事殿省。汉制，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後汉中常侍赞导内事，顾问应对。永平中，始定员数，中常侍四人（《汉旧仪》曰：“秩千石，得出入卧内，举法省中。”省中即禁中也。成帝外家王禁贵重，朝中为讳禁曰省），小黄门十人，自明帝以後，员数稍增，改以金右貂，兼领卿署之职。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悉用阉人，不调他士。自安迄桓，权任尤重，手幄王爵，口含天宪。桓帝既与宦官谋诛梁冀，乃封宦者五人（单超、徐璜、贝瑗、左、唐衡也）同日为侯，皆食邑，故世号“五侯”焉（杨秉为太尉，奏请免中常侍侯览、贝瑗等官。尚书召对秉掾属曰：“公府外职，而劾近官，经典汉制，有故事否？”秉使对曰：“《春秋》赵鞅以晋阳之甲逐君侧之恶。又《传》曰除君之恶，唯力是视。邓通戏慢，申屠嘉召责，文帝许之。汉制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帝不得已，遂免览官，削瑗国）。及袁绍大诛宦者之後，永巷、掖庭复用士人，阃闱出入，莫有禁切，侍中、侍郎、门部驺宰，中外杂错，鬼声彰闻。魏改汉制，太后三卿在九卿下。晋复旧，在同号卿上，有后则置，无后则阙。齐郁林王立，文安太后即尊号，以宫名置宣德卫尉、少府、太仆。梁有弘训太后，亦置属官。陈亦有太后三卿。後魏大长秋掌顾问应对，自文明冯后，阉官用事，大者令、仆，小者卿、守（宦者赵黑为选曹尚书）。北齐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二人，中常侍四人，掌出入ト门；又有长秋寺，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诸宫ト，领掖庭等令，并用宦者。後周有司内上士、小司内中士、巷伯中士等官。隋曰内侍省，领内侍、内常侍等官（内侍即旧长秋，内常侍即旧中常侍）。炀帝改内侍省为长秋监，置令一人、少令一人、丞二人，并用士人，馀用宦者。领掖庭、宫闱、奚官三署，亦参用士人。唐武德初，改为内侍省，皆用宦者。龙朔二年，改为内侍监，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司宫台，神龙元年复旧。有内侍四人（掌知宫内供奉，中宫驾出则夹引，总判局事。旧二人，开元中加二人。贞元七年三月，敕：“内侍五品以上，许养一子，仍以同姓者，初养日不得过十岁。”），内常侍六人（通判省事）。属官有内给事八人，内谒者监六人，内寺伯二人，寺人六人。领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五局（神龙元年後，始以中使出监诸军兵马。宝应元年五月，敕诸道州所承上命，须凭正敕可施行，不得悬便信中使宣敕即遵行）。

内给事，《周礼》内小臣之职，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前驱。後汉少府有给事黄门，常侍左右，止在内宫，门通中外，及中宫已下众事。自魏、晋至於梁、陈，无其职。後魏有中给事中。後改为中给事。北齐中侍中省有中给事中四人。炀帝改为内承直。唐复为内给事，置八人。

内谒者。後汉大长秋属官有中宫谒者二人，主报中章。後魏、北齐有中谒者仆射。隋内侍省有内谒者监六人，内谒者十二人。唐因之。

内寺伯。《周礼》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隋内侍省有内寺伯二人。唐因之。

掖庭局令。秦置永巷，汉武更名掖庭，置令，掌宫人簿帐、公桑养蚕及女工等事。後汉掖庭令掌後宫贵人采女；又有永巷令，典官婢，皆宦者，并属少府。唐置二人。

宫闱局令二人。隋置。令掌宫内门ト之禁，及出纳神主，并内给使名帐、粮廪事。唐因之。

奚官局令二人。齐、梁、陈、隋有奚官署令，掌守宫人、使药、疾病、罪罚、丧葬等事。唐置二人。

内仆局令二人。後汉有中宫仆，掌车舆、杂畜及导等。唐置二人。

内府局令二人，汉有内者局令。隋曰内者。唐为内府，置令二人。掌内库出纳、帐设、澡沐等。

范晔史论曰：“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广。其能者则勃貂、管苏有功於楚、晋，景监、缪贤著庸於秦、赵。及其敝也，则竖刁乱齐，伊戾祸宋。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左貂，给事殿省。又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见亲幸。至於孝武，亦爱李延年。帝数宴後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益。其後弘恭、石显以佞险自进，卒有萧、周之祸，损秽帝德焉。中兴之初，内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己。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大宪，非复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其後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於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於当今。虽时亦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惨夷五宗。汉之纪纲大乱矣。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綦列於都鄙；子弟支附，过半於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之积，盈仞珍藏；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氓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达，同弊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覃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窦武、何进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嚣怨，协群英之势力，而以疑留不断，至於殄败。斯亦运之极乎！虽袁绍龚行，芟夷无馀，然以暴易乱，亦何云及！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鼎。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

宋祁史论曰：“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ト守御、廷内埽除、禀食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然衣朱紫者尚少。元宗承平，财用富足，志大事奢，不爱惜赏赐、爵位。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馀人。其称旨者辄拜三品将军，列戟於门。其在殿头供奉，委任华重，持节传命，光焰殷殷动四方。所至郡县奔走，献遗至万计。修功德，市禽鸟，一为之使，犹且数千缗。监军持权，节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园、上便之田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肃、代庸弱，倚为捍卫，故辅国以尚父显，元振以援立奋，朝恩以军密重，然犹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惩艾Г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是以庶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至标士、奇材，则奏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我门。小人之情，猥险无顾籍，又日久侍天子，狎则无威，习则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祸生所忽。元宗以迁崩，宪、敬以弑殒，文以忧偾，至昭而天下亡矣。祸始开元，极於天，凶愎参会，党类歼灭，王室从而溃衰，譬犹灼火攻蠹，蠹尽木焚，讵不哀哉！迹其残气不刚，柔情易褫，亵则无上，怖则生怨，借之权则专，为祸则迫而近，缓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势也。噫！枭狐不神，天与之昏，末如乱何。故取中叶以来宦人之大者萃之篇。”

右古今宦者之祸，无如汉、唐之季年。范、宋二史传论特为明畅，故备载之。然夷考其磐固猖獗之由，则有自来矣。盖将相者，天下大权之所自出也。汉中叶以後，以中书为政本，而中书令管机密，属之貂，是宦者得以窃相之柄也。故陈蕃、窦武、何进之徒，一有规画奏启，即为所窥，先发制人，祸不旋踵，而国祚随之。唐中叶以後，倚兵戎定祸乱，而观军容、监军属之貂，是宦者得以窃将之权也。故勋德如李、郭，则俯首受节制，而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贞、朱全忠，则称兵内侮，而遂以移祚矣。兵刑者，人主威柄之所自出也。汉自桓、灵以来，有黄门北寺狱，是宦者得以专刑也。故穷捕钩党，剿戮名士，皆黄门北寺狱之所为也。唐自德、代以来，有两军中尉，是宦者得以专兵也。故易置人主，诛夷大臣，皆两军中尉之所为也。盖将相之任，彼得以据之；兵刑之司，彼得以专之；而又地近情亲，根连株固，故虽有英特之君、贤智之臣，终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病，亦由积渐之久故也。然桓、灵昏主，又从而崇奖之，故权悉下移，而汉之亡遂亟。文、武、宣贤君，虽不能抑制之，然政自已出，故唐之亡少纾云。宋初有内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内内班院，又改入内黄门班院，又改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景德三年诏：“其东门取索司可并隶内东门司，馀入内都知司、内东门都知司、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可立为入内内侍省，以诸司隶之。”国初有内班院，淳化五年八月，改内班为黄门；九月，改黄门为内侍省。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号为前、後省，而入内省比前省尤为亲近。通侍禁中、役服亵近者，隶入内内侍省。供侍殿中、备洒埽之职、役使杂品者，隶内侍省（《职略》云入内内侍省号北司，内侍省号南班，与《志》不同）。入内内侍省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内侍省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自供奉官至黄门，以一百八十人为定员。凡内侍初补曰小黄门，经恩迁补则为内侍黄门。後省官阙，则以前省官补。押班次迁副都知，次迁都都知，遂为内臣之极品。熙宁中，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押班逐省，各以转入先後相压，永为定式。其官称，则有内客省使、延福宫使、宣政使、宣庆使、昭宣使，国初所置（《职略》云：“太祖以内客省使换枢密，以延福宫使换宣徽，其旨远哉。由都知延福使以下至寄资诸司副使者，即依外官荫补之法。”）。元丰议改官制，张诚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置殿中监以易内侍省。既而宰执进呈，神宗曰：“祖宗为此名有深意，岂可轻议（《四朝志》、王定国《见闻录》）？”政和二年，始遂改焉。以通侍大夫易内客省使，正侍大夫易延福宫使，中侍大夫易景福殿使，中亮大夫易宣庆使，中卫大夫易宣政使，拱卫大夫易招宣使，供奉官易内东头供奉官，左侍禁易内西头供奉官，右侍禁易内侍殿头，左班殿直易内侍高品，右班殿直易内侍高班，而黄门之名如故。其属有：御药院句当官四人，以入内内侍省充，掌按验方书，修合药剂，以侍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内东门司句当官四人，以入内内侍省充，掌宫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数而讥察之。合同凭由司监官二人，掌禁中宣索之物，给其要验，凡特旨赐予，皆具名数凭由，付有司准给。管句往来国信所管句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掌契丹使介交聘之事。後苑句当官无定员，以内侍充，掌苑囿、池沼、台殿、种艺、雅饰，以备游幸。造作所，掌造作禁中及皇属婚娶之名拜。龙图、天章、宝文阁句当官四人，以入内内侍充，掌藏祖宗文章、图籍及符瑞、宝玩之物，而安像设以崇奉之。军头引见司句当官五人，以内侍省都知、押班及ト门宣赞舍人以上充，掌供奉便殿禁卫诸军入见之事，及马、步两直军员之名。翰林院句当官一员，以内侍押班、都知充，总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凡执伎以事上者皆在焉。中兴以来，深惩内侍用事之弊，严前、後省使臣与兵将官往来之禁，著内侍官不许出谒及接见宾客之令。绍兴三十年，诏内侍省所掌职务不多，徒有冗费，可废并归入内内侍省。旧制，内侍遇诞节许进子，年十二试以墨义，即中程者，候三年引见供职。三十二年，殿中侍御史张震言宦者员众，孝宗即命内侍省开具见在人数，免会庆节进子，仍定以二百人为额。乾道，以差赴德寿宫应奉阙人，增至二百五十人。绍熙三年，因宰臣奏，中官只令承受宫禁中事，不许预闻他事。嘉定初，诏内侍省陈乞恩例，亲属充寄班候，以十年为限。

●卷五十八 职官考十二

○枢密院

唐代宗永泰中，置内枢密使，始以宦者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其职掌惟承受表奏於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永泰中，宦官董廷秀参掌枢密事。元和中，刘光琦、梁守谦为枢密使。长庆中，王守澄知枢密事。旧左、右军容多入为枢密，亦无视事之厅。後僖、昭时，杨复恭、西门季元欲夺宰相权，乃於堂状後帖黄，指挥公事，此其始也。後梁革唐世宦官之弊，开平元年，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命敬翔为使，始更用士人。其备顾问、参谋议於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於外也。唐庄宗同光元年，复以崇政院为枢密院，命宰臣郭崇韬兼使，又置院使一人，然权侔宰相矣。晋天福中，以桑维翰知枢密院事；四年，废枢密院（以刘处谦兼枢密，奏议多不称旨，及处谦丁内忧，遂废其院）。开运元年复置，以宰臣桑维翰兼使。周显德六年，范质、王溥并参知枢密院事。

宋朝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院在中书之北，印有“东院”、“西院”之文，而共为一院，但行东院印。建隆元年，以魏仁浦、吴兴祚为枢密使，赵普为副使，周末阙副使，至是始置。太平兴国四年，以石熙载为枢密直学士，以签书院事，直学士六人，备顾问应对，然未尝尽除，签书之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张逊知院事，温仲舒、寇准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逵同签书院事，同签书之名始此。旧制，枢密院有使则置副使，有知院则置同知。如置知院，则当为副使者皆改同知；若置使，则同知复改为副使。熙宁元年，文彦博、吕公弼为使，韩绛、邵亢为副使。时陈升之三至枢府，神宗欲稍异其礼，乃以为知院，於是知院与使、副并置矣。元丰改官制，议者欲废密院归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不从。然以密院联职辅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馀悉置。职事多所正，细务分隶六曹，专以兵机军政为职，而契丹、国信、民兵、牧马犹总领焉。中兴初，有知院、同知院、签枢、同签枢，不置枢密使、副使。绍兴七年，张魏公既荐秦桧，未欲其与己并，又以故相不可除他官，乃先白高宗降旨，以本兵之地事权宜重，特除枢密使。秦桧首复除枢使，王敏节副之；既而张、刘二将并除枢密使，岳飞副之，合典故矣。近岁张俊、汪彻、虞允文、王炎、王淮、周必大、王蔺、赵汝愚继除枢使，其副止称同知，盖相承之误。

石林叶氏曰：“梁改枢密院为崇政院，唐庄宗复旧名，遂改为枢密院直学士。至明宗时，安重诲为枢密使。明宗既不知书，而重诲又武人，故孔循始议置端明殿学士二人，专备顾问，以冯道、赵凤为之，班翰林学士上，盖枢密院职事官也。本朝枢密院官既备，学士之职浸废，然犹会食枢密院。每文德殿视朝，则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与职事皆为职名，为直学士之冠，不隶枢密院，升殿侍立，为枢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书补外，除龙图阁学士；户部以下五曹，则除枢密直学士，相呼谓之‘密学’。”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世枢密使专以内侍为之，与他使均称内诸司，五代以来始参用士大夫，遂同执政。按《实录》所载，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书、枢密院文武百官并赴相国寺行香。初，枢密院言：‘旧例，国忌行香，惟密院使、副依内诸司例不赴，恐有亏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与中书门下同赴行香。’从之。枢密使副、翰林枢密直学士并赴，自兹始也。然则枢密之同内诸司久矣。隆兴以来，定朝臣四参之仪，自宰臣至於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枢密立殿上不预，亦此意云。”

按：枢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宠任宦者，故置内枢密使，使之掌机密文书，如汉之中书谒者令是也。若内中处分，则令内枢密使宣付中书门下施行，则其权任己侔宰相。至僖、昭，杨复恭、西门季元之徒遂至於视事行文书矣。昭宗天复元年，既诛刘季述，乃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枢密院侍侧，争论纷然；既出，又称上旨未允，复有改易，挠权乱政。自今并依大中旧制，俟宰相奏事毕，方得升殿承受公事。”盖当时所谓枢密使者专横如此。朱梁惩唐弊，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之不可用，而不知枢密院之不必存也，乃复改为崇政院，以敬翔为使。至後唐而复枢密院，郭崇韬、安重诲相继领其事，皆腹心大臣，则是宰相之外复有宰相，三省之外复有一省矣。宋兴，始以枢密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然後枢密院之设始专有职掌，不为赘疣。然祖宗时枢密院官虽曰掌兵，亦未尝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四年，中书命秘书丞杨士元通判凤翔府，枢密院命之掌内香药库，两府不相知，宣敕各下，乃诏：“自今中书所行事关军机及内职者，报枢密院；枢密院所行关民政及京朝官者，报中书。”是枢密院得以预除授之事也。又是年命宰臣王旦监修《两朝正史》，知枢密王钦若陈尧叟、参知政事赵安仁并修国史，是枢密院可以预文史之事也。至庆历以後，始以宰相兼枢密使，及元丰官制行，欲各主其名，遂不复兼。乃诏：“其事大小，大事，三省与密院同议进呈画旨，称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三省官皆同签书，付枢密院行之；小事，枢密院独取旨，行讫关三省。每朝，三省、枢密先同对，枢密院退待於殿庐，三省始留，进呈三省事，退，枢密院再上，进呈，独取旨，遂为定例。然熙宁初以司马温公为枢密副使，公以言新法不见听，力辞，上使人谓之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辞。”其时文潞公亦在枢府，虽持正论，终不能抑新法之行。至哲宗初即位，蔡确为相，温公为门下侍郎，章知枢密院。温公欲复差役法，而确言：“此大事，当与枢密院同议取旨。”果驳温公所言。然则密院虽可以参谋三省之事，而又在所以委任之者如何。温公、潞公当熙宁之时，与国论不合，则欲其专任本兵，不预他事。蔡确当元之初，欲引章以自助，则欲其共立异议，阴排正人。至绍圣以後，则两府皆忄佥人附会绍述，更无异议，亦不复闻以文、马之俦参错其矣。

○枢密使

五代置枢密使。

宋朝国初因之（详见《枢密院门》）。建隆二年，以枢密副使、兵部侍郎赵普为检校太保充枢密使，不带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处荣为南院使兼枢密副使（自五代以来，凡枢密院官皆文武参用，大中祥符七年，以王嗣宗、曹利用并为检校太保、充枢密副使，亦不带正官）。开宝九年，以曹彬为枢密使，领忠武军节度使，带节度自此始也（至道三年，以镇国军节度曹彬兼侍中充枢密使，彬自节镇入罢旄钺）。太平兴国六年，以枢密副使石熙载为户部尚书、充枢密使，以文资正官充使，自此始也。大中祥符五年，以知枢密院王钦若、陈尧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枢密使，儒臣为枢使、兼使相，自此始也。皇五年制，以枢密使高若讷为尚书左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同群牧制置使。故事，罢枢密使当学士降麻，及若讷罢，但令舍人草词，遂以为例。元丰官制行，罢使、副。绍兴七年，诏：“枢密，本兵之地，事权宜重。可依故事置枢密使、副使。”闰月，诏宰臣兼使；同月，诏枢使立班序立依宰相例。乾道五年，以虞允文为枢密使，立班、恩数并依宰臣。

○宰相兼枢密使

枢密使带相印为枢相，自後唐始。

宋初，魏仁浦以宰相兼枢密使，後罢。庆历二年，二边用兵，富弼言：“边事系国安危。国初，范质、王溥以宰相兼知枢密事。今兵兴，宜令宰相兼领。”仁宗然之，令中书同议枢密院事。吕夷简为首相，曰：“恐枢密谓臣夺权。”时谏官亦论宰相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判枢密院。或曰二府体均，判字太重，乃改为兼枢密使。建炎初置御营司，以宰相为之使。四年罢之，以其事归枢密院机速房，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自庆历後宰相不兼枢密者八十馀年，其兼自此始。绍兴七年，令宰臣张浚兼枢密使，赵鼎、秦桧亦以左、右仆射兼。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乃诏依祖宗故事，更不兼领。其後或兼或否，至开禧而宰臣兼使为永制矣。

○知枢密院

晋天福初，桑维翰以翰林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枢密院事，知院之名始此。

宋初不置，淳化二年，枢使王显出镇，始以张逊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同知院，并正二品。知院掌佐天子执兵政，而同知院为之副。凡边防军务，常与三省分院禀奏，事干体要，则宰相、执政官合奏（《神宗正史 职官志》）。元丰官制行，废枢密使。政和未，邓莘公官至少保，犹止为知院焉。中兴初，宰相兼枢密只兼知院。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枢密之名，其长为使，则其贰为副使；其长为知院，则其贰为同知院。如柴禹锡知院，向敏中同知；及曹彬为使，则敏中改副使。王继英知院，王旦同知，继冯拯、陈尧叟亦同知。及继英为使，拯、尧叟乃改签书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钦若、陈尧叟知院，马知节签书。及王、陈为使，知节迁副使，其後知节知院，则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宁初，文彦博、吕公弼已为使，而陈升之过阙，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枢府，遂除知院，知院与使并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彦博耳。绍兴以来，唯韩世忠、张浚为使，岳飞为副使。此後除使固多，而其贰只为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视宰相，而《乾道职制杂压令》，副使反在同知之下。”又曰：“赵汝愚初拜相，陈癸自参知政事除知枢密院，赵辞不受相印，乃改枢密使，而陈己供职累日，朝论谓两枢长，又名称不同为无典故。然熙宁陈升之知枢密院，文彦博、吕公弼为使，乃知院与使并命故事也。”

○同知枢密院

五代有参知枢密院事。（详见《枢密院》）

宋朝国初阙。淳化二年，王显出镇，张逊知枢密院事，始以温仲舒、寇准同知院，同知之名自此始也。元丰官制行，废使、副，存同知。绍兴中，高宗以本兵之地，事权宜重，依祖宗故事置枢密使，而知院、同知院亦仍旧，由是并除。

○签书枢密院同签书院事

宋太平兴国四年，石熙载以枢密直学士签书院事，签书之名自此始也。八年，张齐贤、王沔并以右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端拱元年，以内客省使杨守一为宣徽北院使、签书密院事。景德三年，韩崇训检校太傅，马知节为检校太保，并签枢密院事。天僖四年，以华州观察使曹玮为宣徽北院使、镇国军留後、签书枢密院事，签书兼藩镇自此始也。元丰官制行，使副、签书悉罢。元初，复置签书枢密院事。初除皆带密直，及罢政，乃拜端明殿学士。靖康初，李回首拜延康殿学士、签书，延康今为端明，自是遂为故事。

枢密院旧无同签书院事者，治平中，始以郭逵为之。签书大抵以处资浅之人。若签书一经亲祠，方进同知及枢副。若武臣权预国政，只除同签书。

容斋洪氏《随笔》曰：“枢密使、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之别，虽品秩有高下，然均称为枢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文定公为集贤相，以书迎之於国门，称曰‘枢密太师相公’，子家藏此帖。绍兴五年，高宗车驾幸平江，过秀州，执政从行者四人，在前者传呼‘宰相’，赵忠简也；次呼‘枢密’，张魏公也，时为知院事；次呼‘参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枢密’，则签书权朝美云。予为检详时，叶审言、黄继道为长贰，亦同一称。而二三十年以来，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谒、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为甚。”

○都副承旨

五代有承旨、副承旨，以诸卫将军充（魏仁浦为枢密副承旨，周祖问屯兵之数及将校名氏，令取簿参视之。仁浦曰：“臣悉能记之。”遂口占以对，无一差误）。

宋太平兴国中，以杨守一充都承旨，都承旨自守一始也。是时都承旨、副承旨多用士人，真宗後稍稍遂用吏人。殴阳修建言请复旧制，不克行。熙宁二年，始以东上ト门使李评为枢密都承旨，李绶为之副，不用院吏而更用士人，自评始也（《续会要》：初，评受命，文潞公为枢使，以旧制见，不为礼。评诉於上。命检故事，不获，乃诏都承旨、副承旨见枢密使、副，并如ト门使礼）。熙宁五年，以尚书比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曾孝宽为起居舍人、充史馆修撰、兼都承旨。先是或用士人，亦止於右职中选。用文馆兼领，自孝宽始也。元丰三年，用张诚一为客省使、都承旨，自是都承复用武臣。元中，复以文臣带待制充都承旨（《哲宗职官志》）。至崇宁以後，则专用武臣矣（《四朝志》）。绍兴二年，权礼部侍郎赵子画充徽猷阁待制、密院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除文臣，自子画始（《中兴系年录》）。建炎四年，高宗在会稽，以武臣辛宗道为都承旨，颇用事。绍兴元年十二月，辛宗道既免，乃诏依元职制，置都承旨一员，并差两制为之，然但闻一二人而已。淳熙中，王久用事，孝宗恶焉，遂复用士人。

○检详

检详之职古无之。宋熙宁四年，诏以编修《经武要略》官四人王存、陈侗、刘奉世、苏液检详枢密院诸房文字，礼遇视中书检正官。元丰三年，诏定置三员。及改官制，检详官寻罢。建炎三年，枢密院请依祖宗朝置检详诸房文字两员，叙位在左右司之下。绍兴二年，诏枢密院己置都承旨一员，减检详一员。枢密请置二员，从之。三十二年，诏枢密院诸房令检详书拟，从左右司请也。乾道二年，诏枢密院检详系掌朝廷机要文字，不许出谒及接见宾客，亦令遵两省官施行。

○编修官

编修官古无之。庆历四年，史馆王洙、承旨单士宁编修例册，编修之名自此始。熙宁二年，枢密院乞将祖宗以来法制所宜施行於久远者，并与删取大旨，著为画一，及圣政革，检寻本院文书，以次记录。其事目：曰兵制，凡招拣、屯戍、训练之类皆附焉；曰马政，曰边防，曰夷狄，曰属国，曰守城，曰器械，曰捕盗，曰选材，曰责效，各以其事类相从，一如兵制，候编成策，仍於逐门各留空纸，以备书载将来处置事件。从之。诏以《经武要略》为名。熙宁三年，以馆职王存、顾临等同编《经武要略》，兼删定诸房例册。元四年，诏密院条例久未编修，又自官制後旧事例，他司所存者亦未删正，命承旨司取索编修。以奉议郎蔡る、宣德郎卫规充编修官。旧以四员为额，绍兴兵兴，裁省其半。三年，枢密请置检详二员，编修止存一员。後复编修官随事置，无定员，以本院官兼者不入衔。

○宣徽院

唐置宣徽南、北院使，有副使（宦者严季实、杨复恭皆尝为之）。梁因之，後唐省副使。院在枢密院北，二使共院而各设厅事。使各一人，以检校官为之，或领节度及两使留後，阙则枢密副使一人兼领。二使亦有兼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者。南院使资望比北院使稍优，然事皆通掌，只用南院印。掌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祀、朝会、宴飨供帐之事，应内外进奉，悉检视其名物。分掌四案，曰兵案，曰骑案，曰仓案，曰胄案。其吏史则有都句押官、前行、後行。其给使则有知客、押衙、道引、行首之属。故事，与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事以先後入叙位。

宋熙宁四年，诏位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下，著为令。九年，诏：“今後遇以职事侍殿，或中书、枢密院合班问圣体及非次庆贺，并特叙二府班。”官制行，罢宣徽院，以职事分隶省、寺，而使号犹存。初，王拱辰治平中知宣徽院，神宗即位，拜太子少保，明年检校太傅，改宣徽北院使，寻迁南院，立班序位视签枢。元丰六年，拱辰除安武军节度使，再任，自此遂罢使名不复除，独太子少师张方平许依旧领南院使致仕。哲宗即位，始迁太子太保而罢使名。元三年，复置南、北院使，仪品恩数如旧制，在京人从视签枢。六年，以冯京为南院使，而张方平亦复使名。中书舍人韩川言：“祖宗设此官，礼均二府，以待勋旧，未尝带以致仕。且宣徽，武官也；宫保，文官也，不宜混并。”不听。方平亦固辞不拜。七年，冯京亦以使致仕。绍圣三年，议者言官名虽复，而无所治之事，乃罢之。

按：枢密、宣徽院皆始於唐，然唐之《职官志》及《会要》略不言建置本末。盖因肃、代以後，特设此官以处宦者，其初亦无甚司存职业，故史所不载。及其後宦者之势日盛，则此二官日尊。及五代以来，至於宋朝，则皆以大臣为之。然枢密既专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废，而副贰属官亦不容不备。宣徽位尊而事简，故常以枢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勋旧大臣之罢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隶，则愈觉赘疣，故遂废罢云。

○将军总叙

三代之制，天子六军，其将皆命卿，故《夏书》曰：“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盖古之天子寄军政於六卿，居则以田，警则以战，所谓入使治之，出使长之之义。其职在国则以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为称，在军则以卒伍、司马、将军为号，所以异军国之名。诸侯之制，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将亦命卿也。晋献公初作二军，公将上军，未有其号，魏献子、卫文子始有将军之称（《左传》曰：“晋阎没、女宽谓魏子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注曰：“献子为中军率，故谓之将军。”又《礼记》曰：“将军文子之丧。”）。自战国置大将军，周末又置前、後、左、右将军。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兴，置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左右前後将军，皆金印紫绶，位次上卿（《後汉志》曰：“汉将军比公者四，谓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掌京师兵卫、四夷屯警。孝武征闽越、东瓯，又有伏波、楼船；及伐朝鲜、大宛，复置横海、度辽、贰师。宣帝增以蒲类、破羌。权时之制，若此非一，亦不常设。光武中兴，诸将军皆称大；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四征兴於汉代，四安、四平起於魏初。後汉有三镇之称，魏有镇北之号。晋武帝重兵官，故军校多选朝廷清重之士居之，置中军将军以统宿卫七军。及五王作难，东海王越以顷兴事皆由殿省，乃奏宿卫有侯爵者皆罢之。时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尽，皆涕泣而去。乃以东海国官领左右卫，以国兵宿卫。晋、宋以来，以领军、护军、左右二卫、骁骑、游击将军，谓之六军（《宋舆服志》曰：“骠骑、车骑，卫将军及诸将军加大者，皆金章紫绶，武冠，佩水苍玉。诸军司马，银章青绶，朝服武冠。”）。其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虏等将军及四中郎将，晋代荀羡、王胡之并居此官。宋、齐以来，唯处诸王素族无为者。齐以二卫、四军、五校，骁骑、游击、积射、强弩、殿中员外、殿中武卫七将军，殿中司马左右及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羽林监，武骑常侍谓之西省，而散骑为东省。梁武帝以将军之名高下舛杂，命更加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号将军，以镇卫、骠骑、车骑为二十四班，四征、四中为二十三班，八镇为二十二班，八安为二十一班，四平、四翊为二十班，凡三十六号，为重号将军。又有五德将军（忠勇、军师、武臣、爪牙、龙骑、麾、镇兵、翊师、宣惠、果毅、智威、仁威、勇威、信威、严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严武是为五德将军也），以班多者为贵。凡十品、二十四班。品取其盈数，班法气候之数。制簿悉以大号居後，以为选法，自小迁大也。前史所记，以位得从公，故将军之名次於台槐之下。至是备其班品，叙於百官之外，凡一百二十五将军。後魏将军之名多矣，谓骠骑、军骑、卫为三将军；未年有八柱国大将军，其中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元赞、元育、元廓、侯莫陈顺、宇文导、达奚武、李远、豆卢宁、字文贵、贺兰祥、杨忠、王雄等是也）。又各分统开府二人，一开府领一军兵，是为二十四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自大统十六年以後，功臣位至柱国及大将军者众矣，咸是散秩，无复统御（後周武帝三年，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隋炀帝以左右翊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凡十二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以总府事（每卫各置长史、录事参军、司仓、兵、骑、铠等参军员。军人总名卫士），盖魏、周十二大将军之遗制。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及窦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今古，自昔位号不足以为称，乃特置天策上将军以拜焉，位在王公上。及升储宫，遂废天策府。二年七月，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乃置十二军，分关中诸府以隶焉（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元戈军，醴泉道为丹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豳州道为招摇军，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每军将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杨恭仁、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为其将），督耕战之备。自是士马强劲，无敌於天下。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复置十二军，後又省之。其後定制，有左右卫、左右骁、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领军、左右金吾、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凡十六卫，大将军各一人（左右卫及左右金吾总谓之四卫，其馀谓之杂卫），将军总三十人（左、右千牛卫将军各一人，馀卫各二人）。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六军，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三人，皆有卫署。其骠骑、辅国、镇军、冠军四大将军，麾、勇武、壮武、宣威、明威、定远、宁远、游骑、游击等九将军，并为五品以上武散官。先天二年正月十日诏：“往者卫士计户取充使，二十一八幕，六十出军，既惮劬劳，咸欲避匿。今改取二十五以上充，十五年即放出。频经征镇者，十年放出。自今已後，羽林、飞骑先於卫士中简择。”开元六年，始诏折冲府兵每六岁一简。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去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二十万，号长从宿卫，岁一番，命左丞萧嵩与州刺史共选之。明年更号曰纩骑也。肃宗以後，有左、右神策军，各置大将军一人，统军各二人，将军各四人。後唐长兴三年，敕：“卫军神威、雄威及魏府广捷以下指挥，宜改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挥；每十指挥立为一军，每一军置都指挥使一人，兼分为左右厢。”应顺元年，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挥为严卫左右军，龙武、神武四十指挥为捧圣左右军。清泰元年，改捧圣马军为彰圣左右军，严卫步军为宁卫左右军。

宋朝承前代之制，有左右金吾卫、左右卫上将军，左右骁卫、屯卫、领军卫、监门卫、千牛卫上将军，诸卫大将军，诸卫将军，并为环卫官，无定员，皆命宗室为之，亦为武臣之赠典。大将军以下，又为武臣责降散官。政和中，改武臣官制，而环卫如故，盖虽有四十八阶，别无所领故也。至於禁旅，则有殿前司都副指挥使、侍卫步军马军都副指挥总之。孝宗时，始令节度使领左、右金吾卫上将军，承宣使领左、右卫上将军，在内则兼带，在外不带。

○左右卫（并亲卫）

汉京师有南、北军，掌理禁卫（南军若唐诸卫，北军若唐羽林等军。周勃驰入北军是也）。初有卫将军，魏末晋文王又置中卫将军。武帝受禅，分中卫为左、右卫将军（以羊为左，赵序为右），并置佐吏，皆掌宿卫营兵，银章青绶，武冠，绛朝服，佩水苍玉。宋、齐谓之二卫，各领营兵，每暮一人宿直。後增二卫仪从为九十人。陈因之。後魏永光初，又增置左、右卫将军各二人。北齐二人，分掌左右厢所，主朱华阁以外，各武卫将军二人贰之。隋初，左、右卫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二人，又各统亲卫。炀帝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又加置亲卫，并领勋武三卫。炀帝改三卫为三侍，非翊卫府皆无三侍），其所领军士名为骁骑。唐复为左、右卫，大将军各一人（掌宫掖禁御，督摄队伍），将军各二人（贰大将军事）。

宋有左右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中郎将、郎将，并为环卫官，无定员，皆命宗室为之，亦为武臣之赠。自大将军以下，又为武臣责降散官。

长史（左、右卫各一人。晋武帝置左、右卫，各有长史、司马。东晋省长史。历宋、齐、梁、陈、後魏、北齐并同。隋左右卫各置长史一人。唐因之）。

录事参军（左、右卫各一人。东晋元帝初为镇东大将军，置录事参军，自後无闻。梁皇弟、皇子府内有录事参军及录事参军各一人。後魏二大公府及第一、第二、第三品将军府，及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府，各有录事参军官。北齐因之。隋左、右卫府各有录事参军一人。唐因之）。

仓曹参军（左、右卫各二人。东晋元帝为镇东大将军，有仓曹参军。宋武帝相府亦置。後魏与录事参军同置。北齐因之。隋左、右卫府各有仓曹参军一人。唐因之，置二人）。

兵曹参军（左、右卫各二人。历代皆与仓曹同置）。

骑曹参军（左、右卫各一人。魏司马景王为大将军，有骑兵掾。宋武帝为相，有骑兵参军。隋左、右卫府有骑兵参军。唐初因之，其後改为骑曹）。

胄曹参军（左、右卫各一人。东晋元帝为镇东大将军，有铠曹参军。宋武帝为相亦有之。齐有左、右铠曹各一人。隋左、右卫府有铠曹行参军事一人。唐因之。长安初改为胄曹，神武初复为铠曹，开元初复为胄曹。凡自十六卫及东宫十率府录事及兵、仓、骑、胄等曹参军，通谓之卫佐，并为美职。汉、魏以来，诸将军有长史以下官属；及唐诸卫所置；盖亦因其旧号，考其资位，则全校微矣。其下诸卫官属并同）。

左、右亲卫中郎将府（中郎将之名，秦、汉以来有之。隋每卫各置开府一员以统之。唐武德七年，改开府为中郎将。亲卫为一府，勋卫、翊卫各为一府。中郎将各一人，掌领校尉以下宿卫，总判府事。唐武德七年，改亲卫骠骑将军为之，其勋、翊二卫亦然。左右郎将一人。隋备身府置左、右郎将。唐因其名，武德七年，改亲卫车骑将军为之，其勋卫、翊卫亦然。掌二中郎将之职。录事参军一人，掌受府事。兵曹参军一人，掌判府事。校尉五人）。

○左右骁卫

汉有骁卫将军，谓之杂号将军。武帝以李广为之，後省。後汉初，改屯卫为骁骑。魏置为中军。晋领营兵，兼统宿卫。梁以来，其任愈重。天监六年，置左、右骁骑，领朱衣直ト，并给仪从。北徐州刺史昌义之首为此职。出则羽仪清道，入则与二卫通直，临轩则升殿夹侍。改旧骁骑曰骑。陈有左、右骁骑及骑。後魏、北齐并有骁骑将军之职。後周有左、右骁骑率上士。隋开皇十八年，置备身府。炀帝即位，改左、右备身府为左、右骁卫府，所领军士名曰豹骑，其备身府又别置焉。唐因隋，置左、右骁卫府，龙朔二年，去“府”字。光宅元年，改左、右骁卫为左、右武威。神龙元年复旧。大将军各一人，所掌与左、右卫同；将军各二人以副之（领官属并隋置，唐因之，同左、右卫）。

宋制见《总序》。

○左右武卫

後汉末，曹公为丞相，有武卫营。及魏文帝，乃置武卫将军，以主禁旅。晋、宋、齐、梁、陈隋又有建武、奋武、广武等将军。至隋，采诸武之名，置左右武卫大将军一人，将军各二人，以总府事。炀帝改所领军士名熊渠。唐光宅元年，改为左右鹰扬卫。神龙元年，复为武卫。其制与隋同，所掌如左右卫（领官属并隋置，唐因之，同左、右卫）。

宋制见《总序》。

○左右威卫

隋初有领军府，炀帝改为左、右屯卫。唐因之。贞观十二年，左右屯卫始置飞骑，出游幸即衣五色袍，乘六闲马，赐猛兽衣鞯而从焉。龙朔二年，改左、右屯卫为左、右威卫，而别置左、右屯营，亦有大将军等官（寻改左右屯营为羽林）。光宅元年，改威卫为豹韬卫。神龙元年复旧。所掌如左、右卫（领官属并隋置，唐因之，同左、右卫。龙朔二年，左、右威卫旧官之员外，各置录事参军一人，府三人，史四人，并隶左、右羽林军，统本司事）。

○左右领军卫

初，魏武为汉丞相，相府自置领军，非汉官也。建安十二年，改为中领军，以史涣为之，与护军韩浩皆领禁兵。文帝受汉禅，始置领军将军，以曹休为之，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晋武帝初省，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前、後、左、右、骁骑七军营兵，即领军之任也。祜迁罢，复置北军中候。怀帝永嘉中，改中军为中领军。元帝永昌元年，复改曰北军中候，寻复为领军。成帝时，复以为中候，而陶侃居之。寻复为领军。魏晋领、护皆金章紫绶，中领、中护银章青绶，武冠，绛朝服，佩水苍玉（晋郄鉴、庾亮、纪瞻、卞、陆晔、褚翼、王彪之、会稽王道子、沈嘉、武陵王遵、孔安国、谢鲲等并为领军）。宋置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护军将军一人，掌外军。齐有领军及中领军。梁领军将军管天下兵要，谓之禁司，与左、右仆射为一流，中领军与吏部尚书为一流。陈因之。後魏有领军、护军（二职若侍臣带者加“中”），又有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二军与领、护不并置。北齐领军府，凡禁卫官皆主之，以高归彦为领军大将军，领军加“大”自归彦始。隋有左、右领军府，各掌十二军籍帐、差科、辞讼之事。不置将军，惟有长史、司马、诸曹掾属等官。炀帝改领军为左、右屯卫（即唐左、右威卫）。唐复采旧名，列置领军卫，分为左、右。龙朔二年，改为左、右戎卫，咸亨元年复旧。光宅元年，改为左、右玉钤卫，神龙元年复旧。各置大将军一人，掌宫掖禁备，督摄队伍，与左、右诸卫同，将军各二人以副之（长史，齐、梁、陈并有之。北齐有长史、司马。隋置录事以下诸曹。唐因之，同左、右卫）。

宋为环卫官，无定员，无职事，皆命宗室为之（详见《总叙》）。靖康元年，御史中丞陈过庭言：“请遵艺祖开宝初罢诸节度使归环卫故事。”於是节度使钱景臻等并为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孝宗隆兴初，诏学士院讨论环卫官制，欲参酌祖宗时及唐太宗制。如节度使则领左、右金吾卫上将军，承宣使则领左、右卫上将军，在内则兼带，在外则不带；正任为上将军，遥郡为大将军；正使为将军，副使为中郎将；使臣以下为左、右郎将。通以十员为额。宗室不在此例。馀管军则解，或领ト门、皇城之类则仍带，虽戚里子弟，非战功不除。上谓宰相，谓欲以此储将才，重环卫如文臣储才於馆阁也。

○左右金吾卫

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师。（如淳曰：“所谓游徼，徼循禁备盗贼也。”颜师古曰：“徼谓遮绕。”）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颜师古曰：“金吾，鸟名也。按《起居注》天子出，职主先导，以御非常，故执此鸟之象，因以名官。”）缇骑二百人（缇骑无秩，比史食俸），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生满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光武微时叹曰：“仕宦当为执金吾。”）。旧掌京师盗贼，考按疑事。後汉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卫尉巡行宫内，金吾徼巡宫外，相为表里，以擒奸捕猾）。月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自中兴，但专徼循，不与他政。魏武秉政，复为中尉。晋初罢。直至後周置武环率、武候率下大夫各二人。隋置左、右武候府大将军一人，将军三人，掌车驾出入，先驱後殿，昼巡夜察，执捕奸非，烽候道路水草所宜，巡狩师田则掌其营禁。炀帝大业三年，改为左、右武候卫，所领军士名飞（《汉百官表》曰：“汉有左武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飞，掌弋射属少府。光武省之。隋氏采旧名）。唐初又为左、右武候府。龙朔二年，改为左、右金吾卫，置大将军一人，所掌与隋同，将军二人副其事（领官属，并隋置，唐因之）。

宋制，见《左右领军卫门》。

○左右监门卫

隋初有左、右监门府将军各一人，掌宫殿门禁及守卫事。各执郎将二人，校尉、直长各三十人（有长史、司马、录事及仓、兵二曹参军、铠曹行参军各一人。二汉有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屯兵，非唐时任），炀帝改将军为郎将，各一人，正四品，置官属并同备身府。唐左、右监门府置大将军、中郎将等官。龙朔二年，改府为卫，大将军各一人，所掌与隋同，将军各二人以副之。中郎将各四人，分掌诸门，以时巡检（领官属，并隋置，唐因之）。

宋制见总叙。

○左右千牛卫

千牛，刀名。後魏有千牛备身，掌执御刀，因以名职（谢绰《宋拾遗》：有千牛刀，即人君防身刀也。齐尚书杨玉夫取千牛刀杀苍梧王是也。其义盖取《庄子》云：“庖丁解牛十九年，所割者数千牛，而刀刃若发於硎。”因以为备身刀名）。北齐千牛备身属左、右将军。隋有左右领左右府，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掌侍卫左右，供御兵仗。领千牛备身十二人，掌执千牛刀。备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刀箭。备身十六人，掌宿卫侍从（左右置长史、司马、录事，及仓、兵二曹参军事，铠曹行参军）。炀帝改左右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置备身郎将等官。唐贞观中，复为左右领左右府。显庆五年，始置左、右千牛府。龙朔二年，改左右千牛府为左右奉宸卫，後改为左、右千牛卫。神龙二年，各置大将军一人，所掌与隋同，总判卫事，将军各一人以副之。中郎将各一人，通判卫事（领官属，即隋左右领左右府长史以下，唐改之）。左右千牛备身各十二人，掌执御刀宿卫侍从（皆以高荫子弟年少姿容美丽者补之，为贵胄起家之良选）。备身左右十二人（执御刀弓箭宿卫侍从），省备身各一百人（掌宿卫侍从）。

宋制见《总叙》。

○左右羽林卫

汉武太初元年，初置建章营骑，後更名羽林骑（象天文羽林星，主车骑也）。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谓之羽林中郎将，领郎百人，谓之羽林郎。选陇西、汉阳、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良家子便弓马者以为之。一名岩郎（《後汉志》曰：“言从游猎，还宿殿阶岩下室中，故号岩郎。”）。又置羽林左、右监（《後汉志》曰：“羽林左监一人，主羽林左骑；羽林右监一人，主羽林右骑，皆六百石。”），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之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光武中兴，以所征伐士劳苦者为之。其後复简五营高手，别为左、右监。羽林父死子继，与虎贲同，所居之处谓之寺（延熹六年，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俸）。二汉并属光禄勋（後汉窦固、邓彪并为羽林）。魏羽林左、右监与汉同（夏侯元为右，互范为左）。晋罢羽林中郎将，又省一监，置一监而已。哀帝省。宋武帝永初初，复置江右领营兵，江左无复营兵。羽林监及虎贲中郎将并铜印墨绶，武冠，绛朝服；其在陛列，则尾冠（鸟每斗死不止），绛纱单衣。江左不服著冠。齐因之。後魏有羽林监。北齐置监十五人。後周有左右羽林率，属大司马。隋炀帝改左、右领军为左、右屯卫，所领兵为羽林。唐贞观十二年，於元武门置左、右屯营，以诸卫将军领之，其兵名曰飞骑。又於飞骑中简材力骁捷善战者，号为百骑，扈从游幸则衣五色袍，乘六闲马，赐猛兽衣鞯。龙朔二年，改左、右屯营为左、右羽林军。武太后临朝，永昌元年改百骑为千骑，天授中改军为卫。中宗景龙元年，改千骑为万骑。大将军一人（大足元年，左、右羽林卫各增置将军一人），所掌与左右卫同，将军各三人以副之（领官属并唐置）。

○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附）

唐初有禁兵，号为百骑，属羽林。永昌元年，改羽林百骑为千骑。景龙元年，改千骑为万骑，仍分为左、右营。开元二十六年，析羽林军置左、右龙武军，以左、右万骑营隶焉。官属并唐置。至德中，分置左、右神武军，各置官属，如羽林之制。

○左右神策军

唐上元中，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镇陕州，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初，哥舒翰破吐蕃临洮西之磨环川，即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ギ为军使。及安禄山反，如ギ以伯玉将兵千人赴难，伯玉与朝恩皆屯於陕。时边土陷蹙，神策故地沦没，即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使，与陕州节度使郭英义皆镇陕。其後伯玉罢，以英义兼神策军节度。英义入为仆射，军遂统於观军容使。广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陕，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天子幸其营。京师平，朝恩遂以军归禁中，自将之，然尚未与北军齿也（南衙诸卫兵，北衙禁军）。永泰元年，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浸盛，分为左、右厢，势居北军右，遂为天子禁军，非他司比。朝恩领之，又请以京兆之好、凤翔之麟游、普润皆隶神策军。明年，又以兴平、武功、天兴隶之。及朝恩罪诛，以刘希暹代为神策军使。希暹复得罪，以朝恩旧校王驾鹤代将。德宗即位，以白志贞代之。及李希烈反，河北盗起，数出禁军征伐，神策之士多斗死者，下诏募兵，而志贞阴以市人补之，名隶籍而身居市肆。及泾卒溃变，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及志贞流贬，神策都虞候李晟与其军之他将皆自飞狐道西赴难，遂为神策行营节度，屯渭北，军遂振。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句当左、右神策军，以宠宦者，而益置大将军以下。又令左、右神策军皆加将军二员，以待诸道大将有功者。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以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又诏左、右神策置统军，以崇亲卫。时边兵衣饣襄多不赡，而神策军廪赐赢三倍，繇是诸将多请遥隶神策军，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於中人矣。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以夺宦者权而不克。元和时，废左右神武、左右神威军，以吴兵骑分隶左、右神策军。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离为十军。令孜自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肃宗以後，营卫惟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皆隶北军，亦名左右十军），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领以都将，亦曰“都头”。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议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贞，乃用嗣覃王允为京西招讨使，神策诸军五十四军悉隶之，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又与王行瑜、韩建连兵犯阙，天子为之斩中尉，杀宰相，乃去。後又诏诸王阅亲军，收拾神策亡散，得数万，置殿後四军，嗣覃王允与嗣延王戒丕将之。茂贞再犯京师，覃王战败，昭宗幸华州。明年，韩建畏诸王有兵请，皆归十六宅，於是四军二万馀人皆罢。又请诛都头李筠，遂杀十一王。及还长安，左、右神策军稍复置之，以六十人为定。是岁，左、右神策中尉刘季述等废帝，幽之。季述等诛，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诛宦官。宦官觉，劫天子幸凤翔。全忠围之岁馀，天子乃诛中尉韩全诲等，以解梁兵，乃还长安。於是悉诛宦官，而神策左、右军繇此废矣。诸司悉归尚书省郎官，两军兵皆隶六军，而以崔允判六军十二卫事。六军者，左右龙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军司以宰相领。

按：《通典》叙唐十六卫建置官将之事详矣，而左、右神策军独阙焉，盖杜公所言多至德、天宝以前事，而神策虽萌芽於肃、代之时，实磐固於德宗幸奉天之後。其初也，则劫制天子，专擅策立；而其末也，则外召贼臣，覆亡宗社。盖唐自中叶以後，强藩擅兵，禁卫寡弱，而其仅存者复为神策所并，视同中人之私属。至昭宗之时，外不足以定寇，而内徒以胁君，逮中人诛，神策废，而唐遂亡矣。《新史 职官志》亦以神策大将军叙於诸卫之後，但不言其兴废之本末，故摭史传所言以补之。

○殿前司

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副都虞候，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及训练之政。

宋初有都点检、副都点检之名，在都指挥使之上，後不复置。入则侍卫殿陛，出则扈从乘舆，大礼则提点编排，整肃禁卫卤簿仪仗，掌宿卫之事。都指挥使以节度为之，而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资序浅则主管本司公事，马步军亦如之。备则通治，阙则互摄。凡军事皆行以法，而治其狱讼，若情不中法，则禀奏听旨。骑军有殿前指挥使、内殿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金钅仓班、东西班、散直、钧容直及捧日以下诸军指挥。步军有御龙直、骨朵子直、弓箭弩直及天武以下诸军指挥。诸班有都虞候、都虞候指挥使、诸知、副都知、押班。御龙诸直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有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骑军、步军有捧日、天武左右四厢都指挥使，捧日、天武左右厢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各以其职隶於殿前司。政和四年，诏：“殿前都指挥使在节度使之上，副都指挥使在正任承宣使之上，殿前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中兴後，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虚不除，则以主管殿前司一员任其事。其属有辨公事、主管禁卫二员，准备差遣、准备差使、点检医药饭食各一员，书写机宜文字一员。本司掌诸班直禁旅扈卫之事，捧日、天武四厢隶焉。训齐其众，振饬其艺，通轮内宿，并宿卫亲兵并听节制。其下有统制、统领、将佐等分任其事。凡诸军班功赏、转补、行门拍试、换官，阅日排连以诏於上；诸殿侍差使年满出职，抵应参班，核其名籍；以时教阅，则谨鞍马、军器、衣甲之出入；军兵有狱讼，则以法鞫治。初，渡江草创，三衙之制未备，稍稍招集，填置三帅，资浅者，各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称。又别置御营司，擢王渊为都统制。其後外州驻，又有御前诸军都统制之名。又并入神武军，以旧统制、统领改充殿前统制、统领官。

石林叶氏曰：“殿前司与侍卫司马军、步军为三衙，其实两司。而侍卫司都指挥使外，又置马、步军都指挥使耳。殿前司亦参马、步军，而总於都指挥使，故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副都虞候与马军步军都指挥使、副使虞候，两司三卫合十二员，分天下兵而领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卫兵，後又有六军。十二卫兵为南衙，汉之南军也；六军为北衙，汉之北军也。末年常以大臣一人总之，如崔允判六军十二卫是也。都指挥使本方镇军校之名，自梁起宣武军，乃以其镇兵因仍旧号，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而自将之。盖於唐六军诸卫之外，别为私兵。至後唐明宗，遂改为侍卫亲军，以康义诚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秦王从荣以河南尹为大元帅典六军，此侍卫司所从始也。及从荣以六军反入宫，义诚顾望不出兵，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朱弘实击之，其後遂不废。殿前军起於周世宗，是时太祖为殿前司都虞候。初诏天下选募壮士送京师，命太祖择其武艺精高者为殿前诸班，而置都检点，位都指挥使上。太祖实由此受禅，见於《国史》。殴阳文忠公为《五代史》，号精详，乃云不知所始，盖考之未详也。自有两司，六军诸卫渐废，今但有其名。则两司不独为亲军而已，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权虽重，而军政号令则在枢密院，与汉、周之史弘肇之徒为之者异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可及也。”（熙宁九年，殿前都指挥郝质言，往军器监与判监刘奉世会议军器，上批：“殿前、马、步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寺、监小官岂可呼召？自今止令移文定议。”）

沈氏《笔谈》曰：“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於文德殿後，立廊阶下唱喏，宰相出，立阶揖之。外遇从官於通衢皆避焉，此礼久废。惟内中横杖之礼，至今不废。”

殴阳氏《归田录》曰：“宝元、康定之间，予自贬所还京，见王君贶初作舍人，余时在坐，见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呈榜称“不敢求见”，舍人遣人谢之而去。庆历三年，余作舍人，三衙军相逢而敛马驻立，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急遣人谢之，比舍人马过，然後敢行。後余官於外十年而还，遂入翰林。与学士相逢，分道而过，更无敛避之礼，盖两制渐轻，三衙渐重。”

洪迈《论三衙军制子》：“臣仰惟陛下天资神武，留意治军，将士感恩用命，非复前比。然臣区区管见，独以为犹有可议者，军制不立，名位不正是也。请以祖宗之制大略论之，三衙军职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挥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曰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曰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秩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级辄废。一成有阙，即以功次递迁。降此而下，则分营、分厢，各置都、副指挥使，如捧日左厢第一军都指挥使、天武右厢第二军都指挥使之类。边境有事，命将讨捕，则旋立总管、钤辖、都监之名，使各将其所部以出，事己则复初。二百年之，累圣相承，皆用此术，以制军诘禁。自南渡以後，触事草创，於是三帅之资浅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称，而都虞候以下不复设置。乃以天子宿卫虎士而与在外诸军同其名号，以统制、统领为之长，又使遥带外路总管、钤辖之名。考之旧制则非法，稽之事体则非是。以陛下圣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谓爪牙之士，岂无数十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诸军为诸厢，改统制以下为都虞候、指挥使，使宿卫之职预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系，异时拜将，必无一军皆惊之举。於以销压未萌，循名责实，则环卫将军虽不置可也。如蒙圣慈或以为然，乞下枢密讨论故实，图议其当，恐或可以少赞陛下布昭圣武之意。兹事体大，愿陛下深念之。”

○侍卫马军司

马军都指挥使一人，以节度使充。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皆无定员，副都指挥使以观察使以上充，都虞候以防御使以上充。掌骑兵之名籍及训练之政令。所领马军，自龙卫而下有左右四厢都指挥使，龙卫左右厢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挥使、都虞候，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以其职隶於马军司。中兴後，常出戍建康。所设官属如殿前司。

○侍卫步军司

掌步军之政令，凡出入扈卫、守宿以奉上，开收阅习、转补以励下。所设官置属及所领步军，自神卫而下左右四厢如马军司。

○知ト门事

即古者摈相之职也。《周礼》大行人掌九仪及宾客之位。汉有通事舍人。

宋朝横班有内客省使、客省使（崇政殿受朝，则升东阶侍立。掌四方进奉及四夷朝贡、牧伯朝觐酒馔饔饩，宰相、近臣、禁卫将校节仪，诸州进奉赐物回诏之事）、引进使、四方馆使（唐四方馆以通事舍人判，隶中书省。石晋始有，为卿监专掌判馆者。皇朝初以检校官判馆。淳熙四年，改置使名。掌文武官正衙见谢辞、国忌赐香，诸道月旦正至章表，郊祀朝会，蕃官、贡举人、进奉使、京官、致仕官、道释、父老陪位之事）、东上ト门使、西上ト门使（凡取禀旨命、供奉乘舆、朝会游宴及赞导三公、群臣、蕃国朝见、辞谢，纠弹失仪之事，使、副专之。舍人以下名通班赞名而已）。其供职於内者，多用国戚世族，号为华要，礼均侍从。政和官制，横班使、副之名既改为大夫，而其职任则命内外官知焉。其後所除，总名知ト门事，仍兼客省、四方馆之职焉。靖康元年，诏ト门并立员额（监察御史胡舜陟奏：“ト门之职，祖宗所重，宣赞不过三、五人。熙宁，通事舍人十三员，祗候、看班祗候六人，当时议者犹以为多。今舍人一百八员，祗候七十六员，看班四员，内免职者二百三员，由宦侍恩亻幸以求财。朱π父子交卖尤多，富商豪子往往得之。真宗时，诸王夫人因圣节乞补ト门，帝曰：‘此职非可以恩泽授。’不许。神宗即位之初，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为ト门祗候，司马光言：‘此祖宗以畜养贤才，在文臣为馆职。’其重如此。今岂可卖以求财，乞赐裁省。”故有是诏）。绍兴元年，上以宋{饯}孙藩邸旧人，稍习仪注，命转行横行一官，主管ト门。绍兴五年，诏右武大夫以上并称知ト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官未至者即称同知ト门事、同兼客省四方馆事，以除授为序，称同知者在知ト门之下。

○同知ト门事

宋朝东、西上ト门副使虽无定员，然选任不及疏远，而所置常少於正使之数。政和官制，以左武、右武郎易二ト副使，而ト门事乃命横行知焉。则同知之职乃昔时所谓副使也。

○ト门宣赞舍人（ト门祗候）

故事，ト门无通事舍人，而通事舍人沿唐制，自隶中书省，如抽赴ト门，并称ト门祗候。其後直授ト门通事舍人，非旧制也。天禧中，去“ト门”二字，政和六年，改为宣赞舍人。又旧以ト门通事舍人、ト门祗候二等，谓之ト职，盖武臣之清选也（ト门通事舍人、ト门祗候二等，比馆职清流，为进取之基，非熟於朝仪不在此选。又有看班祗候，以命世家新进及擢ト门点检使臣为之。而点检官乃知班使之长者，二年无过，遂改看班。政和，改通事作宣赞，且不复选人才，而滥除不知其数，人不以为贵也）。旧止三、五员（天禧初，上与辅臣语及减吏员，向敏中曰：“太祖、太宗朝，ト门祗候不过三、五员，宣导赞谒而己。今逾数百，而除授未已。”上曰：“此盖相承为例，当渐省之。”），熙宁四年，ト门请择武臣子弟六人，前後殿日祗应，以ト中看班祗候为名，候五年熟识仪数，乃除ト门祗候。绍兴中，许令供职注授内外合入差遣，阙到，然後免供职。其後供职舍人员数稍冗，裁定以四十员为额。乾道六年，上欲清ト门之选，除宣赞舍人、ト门祗候仍旧通掌赞引之职外，置ト门舍人十员，以待武举之入官者。掌诸殿觉察失仪兼侍立，驾出行幸亦如之；六参、常朝，後殿引亲王起居。仿儒人馆阁之制，召试中书省，然後命之。又许转对如职事官，供职满二年与边郡。淳熙，置看班祗候，令忠训郎以下充，秉义郎以上始除ト门祗候。又增重荐举ト门祗候之制，必廉有方略，善弓马，两任亲民无遗阙，及曾历边任者充。绍熙以来，立定员额。庆元初，申严ト门长官选择其属之令，非右科前名之士不与召试。ト门为右列清选之职，盖先後维持之力云。

○办皇城司

周虎贲氏“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汉北军即今之皇城司也。汉置羽林郎材官，取三辅良家之子，自给鞍马。唐谓之北衙，左、右羽林军大将军各一人，正三品；将军各三人，从三品。掌统北衙禁兵，督摄左右厢飞骑仪仗，大朝会则周卫阶陛，巡幸则夹驰道为内仗，凡飞骑南上者配其职。有敕上南衙者，大将军承墨敕，白移於金吾，引驾仗官与监门奏覆降墨，然後乃得入。

宋朝因之，旧号武德司，太平兴国诏改今名。政和官制，改皇城使为武功大夫，而其职任则选内外通领焉（皇城司以入内两都知主内判，内定事入内都知无不与；知者惟宿直，诸班禁卫略无统摄。而皇城司亲从官数千人，乃命武臣二员同两都知主之，而殿前复不预，此祖宗处军政深意也）。绍兴中，诏行宫禁卫所改为行在皇城司。三年，诏皇城司系专掌禁庭出入，依祖宗法，不隶台察。

○御前忠佐军头引见司

宋初但曰军头、引见司。端拱元年，改军头司为御前忠佐军头司，引见司为御前忠佐引见司。军头司掌崇班供奉及诸州驻泊捕捉之事。引见司掌军头名籍、诸军搜阅引见之事。中兴以来，提点官、办官并以ト门官充。绍熙三十二年，诏知ト门官兼，则称提点；宣赞舍人、ト门祗候兼，则称办。乾道三年，诏提点办共以四员为额。

○带御器械

宋初，尝选三班以上武亲信者佩、御剑，或以内臣为之。初，是职止名“御带”。咸平元年，改为御带器械。景二年，诏自今无得过六人。庆历元年，诏遇阙员，以历边任有功者补之（旧制，外任带御器械过阙朝见，不宿卫。熙宁六年，向宝移真定府路总管，过京师，特命宿直）。中兴初，诸将在外者多带职，盖假禁近之名，为军旅之重（绍兴七年，枢密院言：“带御器械官合带插。”上曰：“祖宗置此官，所以卫不虞也，今乃佩数只箭，不知何用。方承平时，至饰以珠珍，车驾每出，为观美而已。他日恢复，此等事当尽去。”）。二十九年，诏中外举荐武臣，无阙可处，增置带御器械四员，然近侍亦或得之。乾道以来，诏带御器械立班在枢密院检详文字之上。淳熙，凡正除军中差遣或外任者，不许衔内带行；又许供职一年，方与解带恩例，於是属之职益加重矣。

按：唐承前代置十六卫，皆所以命武臣掌禁旅也。宋兴以来，环卫官特以处宗亲，无限员，无职事，而禁旅则仍五代之制，属之三衙，有都副指挥、虞候为之长，其次则有ト门、御带，其所职亦皆唐十六卫之任。然三衙则专掌兵，以大将主之，而御带、ト门则或以处戚畹内臣，不专为将帅之任，而其职掌皆在京师，故俱次序其事於十六卫将军之後。

●卷五十九 职官考十三

○大将军并官属

大将军，战国时官也。楚怀王与秦战，秦败楚，虏其大将军屈丐是矣。汉高帝以韩信为大将军（初拜信，萧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儿戏耳。”乃择良日，斋戒设坛，以礼拜之。又窦婴为大将军，每朝大议，列侯莫敢亢礼）。武帝又置。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卫青字仲卿，为车骑，击匈奴，大立功，引兵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因军中拜青为大将军，位在公上。卿以下皆拜，惟汲黯独揖。後又加青大司马位冠於大将军上，共为一官）。後霍光、王凤等皆然。成帝绥和二年，赐大司马印绶，罢将军官。後汉光武时，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後汉大将军自为一官，其大司马不加於其上）。和帝时，以窦宪为之。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置官属依太尉。宪威权振朝廷，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宪初为此官，威振天下，尚书以下欲拜之，伏称万岁。尚书令韩棱曰：“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乃止。後梁冀为之，官属倍於三公府）。自安帝政理衰缺，始以嫡舅耿宝为大将军，常在京都。顺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继为大将军，如三公（《梁冀别传》云：“元嘉二年，又加冀礼仪。大将军朝，到端门，谒者将别；增掾属、舍人、令史、官骑、鼓吹各十人。”《风俗通》曰：“桓帝初，京师谣曰：‘游平卖印自有评，不避豪强及大姓。’按：窦武字游平，为大将军，印绶所加，咸得其人。”）。汉末犹在三公上（魏武为大将军，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下，魏武乃固以大将军让绍）。魏黄初中，又有上大将军，以曹真为之（吴亦以陆逊为上大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明帝青龙三年，晋宣帝自大将军为太尉，然则大将军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自汉东京，大将军不常置，为之者皆擅朝权。至晋景帝为大将军，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为太尉，奏改大将军在太尉後，位次三司下。後复旧，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琅琊王迁大将军，复制在三司下。薨，复如旧。冠绶佩服与大司马同。宋唯彭城王义康为之，章绶冠佩亦与晋同。齐以为赠。梁有之。陈以为赠。後魏、北齐为二大，与大司马同。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大将军。隋并以为武散官，不理事。上大将军从二品，大将军正三品。唐贞观二年九月敕：“六军先己各置统军一人。今十六卫宜各置上将军一人，秩从二品。其左右卫及左金吾卫上将军俸料、随军人马等，并同六军统军。其诸卫上将军，次於统军支给。自今已後，内外文武阙官，於文武班中材望相当者参叙，仍符以後各依故事，於本卫量置卫兵。仍举故事，置武班朝参，其廊下食亦宜加给，稍令优重。”汉不见官属。後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有长史一人、司马一人（窦宪为大将军，置长史、司马员吏官属，位次太傅属官），从事中郎二人，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又赐官骑四十人及鼓吹（应劭曰：“鼓吹二十人，非常员。”）。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军司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长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有军司马一人。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候。魏以司马景王为大将军，置掾十人，则无属官。其骠骑、车骑府有长史、司马。晋骠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领、四征、四镇、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开府者，皆为位从公，品秩俸赐亦与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主簿记室督各一人，官属并与公同。宋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府，皆有长史一人，又各置司马一人。齐有大将军为赠官，无僚属；诸骠骑、车骑、卫、镇军、中军、抚军、四征、四镇等将军，凡加“大”字位从公，长史、司马诸官属，亦同公。梁因之，诸将军优者亦然。陈为赠官，无僚属。後魏大将军僚属如三公。北齐亦然。後周大将军有长史、司马、中郎掾属、诸曹参军、典签等员。隋以後无。

○都督

魏文帝黄初三年，以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假黄钺，总统内外诸军。明帝太和四年，司马懿征蜀，加号大都督。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司马昭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武帝伐吴，以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师。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导等权重者乃居之。宋氏人臣无居者，惟江夏王义恭得假黄钺，则专戮郎将，非人臣常器也。後魏亦有都督中外诸军事。後周以来，改都督为总管、校尉。唐分诸道，各置都督府，而都督之名微矣。

宋绍兴初，吕颐浩以左仆射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置司镇江。既而又命孟庾以参知政事权同都督。四年，赵鼎自知枢密院为川陕宣抚处置使，以与吴共事为嫌，乃改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五年，鼎与张浚并相，遂带兼都督诸路军马入衔（浚之初为都督也，以行府为名，凡事干朝廷，则关三省、枢密院。孟庾时为政府，不平曰：“三省、枢密院乃奉行行府文书邪？”）。七年，将罢浚，先废都督府。三十二年，叶义问始以知枢密院事为督视军马，盖朝议以义问非相臣，故其名下都督一等。盖不考孟庾、赵鼎故事而失之也。隆兴初，张浚再以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乃命汪彻以参知政事督视湖北、京西军马。浚去位，都督复废。其秋，诏汤思退以左仆射为之。思退逗遛不进，乃命王之望以参知政事为同都督。之望亦丐免，於是遂命杨存中代为都督。非宰相而为都督，自存中始。

○元帅

唐制有天下兵马元帅、副元帅，掌征伐，兵罢则省。高祖入关，太宗为秦王，加西讨元帅。其後中宗为周王，为洮河道元帅；睿宗为相王，为并州道行军元帅。天宝十五载，安禄山反，以哥舒翰为诸道兵马元帅。上皇幸蜀，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肃宗即位，以广平王ㄈ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属焉。乾元二年，以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元帅。代宗即位，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广德元年，吐蕃入寇，复以雍王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大历八年，罢天下兵马元帅。建中四年，以李希烈反，置诸道行营兵马都元帅，以李晟为、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昭宗天复三年，上议α崇朱全忠，乃以皇子辉王祚为诸道兵马元帅，加全忠太尉，充副元帅。後唐长兴四年，以秦王从荥为天下兵马元帅（中书门下奏：“历朝以来，无天下兵马大元帅公事仪注。臣等谨沿近事，伏见招讨使、总管兼授副使己下橐庭礼。今望令诸道节度使己下，凡带兵权者，见元帅，阶下具军礼参见，皆申公状；其使相者，初相见，亦以军礼，一度己後，客礼相见。”）。

宋靖康元年冬，金虏围京师，康王奉使至磁、相，为士民所遏，不得进，乃拜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陈遘元帅，宗泽、汪伯彦副元帅，速领兵入卫。

○宣抚使

唐元和十四年，淄、青、兖、郓等十二州平，诏户部侍郎杨於陵以本官充淄、青等州宣抚使。

宋不常置，祖宗时，有军旅大事则命执政大臣为之，累朝但除向敏中（延路）、范仲淹（陕西四路）、富弼（河北）、文彦博（河北）、韩绛（陕西、河东）五人（今考向、范二公但为经略安抚使，富、文、韩三公始为宣抚使）。仁宗征侬智高，以狄青为宣抚使，武臣为宣抚自此始。神宗命郭逵讨交趾，逵前执政，然但以招讨使为名，惜之也。靖康初，李纲以尚书右丞出为两河宣抚，继而又以种师道代之。建炎三年，张浚以知枢密院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宰执为宣抚，行移六曹等监，帅司用子，而六曹於宣司用申状。从官任使、副，合申六部，六部行移用公牒。故事，大臣为宣抚使，於三省、枢密院皆用申状，若建都督府则只用关。隆兴初，张魏公以少傅为江淮宣抚使，顷之拜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及符离师溃，公上表待罪，乃降特进，复为宣抚使。既而言者谓：“降官示罚，自古所有，虽出浚自请，然人情观望，号令不行。”乃复以为都督）。其後，孟庾、赵鼎、虞允文、王炎辈皆自二府出为之。若前宰相为宣抚者，则自渡江以後止除李纲、吕颐浩、朱胜非三人。绍兴元年，刘光世以使相宣抚淮南，武臣非执政而为宣抚自此始。二年，李光以端明殿学士为寿春等州宣抚使，文臣非执政而为宣抚自此始。然自绍兴至嘉泰，武臣止刘光世、韩世忠、张浚、吴、岳飞、吴六人，从官止李光、王似二人，盖重之也。绍兴末，诏以杨存中为江、淮宣抚使，刘珙不书黄，遂寝其命。又诏虞允文以兵部尚书为湖北、京西宣抚副使，会存中命格，於是复改川、陕宣谕使，而存中措置两淮焉。

按：两汉以来，大将军之官内秉国政，外则仗钺专征，其权任出宰相之右。隋、唐以後，则无其官。然唐有都、副元帅，宋有都督、宣抚，皆以为将相重臣总师征讨者之官。盖都督、元帅、宣抚即两汉大将军之任也，故各叙其事於大将军之後。又都督之名始於魏晋之，谓之假黄钺、都督中外军事，其权任甚重。至唐则每道有都督府，特以为州牧之职而已。宋中兴後，所命都督始复魏晋之旧。故唐之都督别自为门，在州牧、刺史之後，而此所叙者不及之云。

○车骑将军

汉文帝元年，始用薄昭为车骑将军（灌婴、周亚夫、金日并为之）。後汉章帝即位，西羌反，以舅马防行车骑将军征之。银印青绶，在卿上，绝席。还复罢。和帝即位，以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始赐金紫，次司空。安帝即位，西羌寇乱，以舅邓骘为车骑将军征之，数年复罢（又皇甫嵩等并为之。其官属附见《大将军》後）。灵帝数以车骑拜嬖臣及赠亡人（应劭曰：“美号加於顽凶，印绶於腐尸，亏国家之旧，伤武之重。昔年有睹被之祥，知其为戎。今假号集，不亦宜乎？”）。魏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後、左、右、杂号将军同；其或散还，从文官之例，则位次三司。晋宋车骑、卫，不复为四征所督（晋羊祜为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後魏制与骠骑同（位次升降并同）。隋车骑属骠骑府。唐省之。

○卫将军

汉文帝始用宋昌为卫将军，位亚三司。其官属附见《大将军》後。凡骠骑、车骑、卫三将军，皆金印紫绶，武冠绛朝服，佩水苍玉。晋以陆晔为卫将军，兼仪同三司，加千兵百骑。东晋己後，尤为要重。後魏初，加“大”则次仪同三司。孝文太和中制，加“大”则位在太子太师上。历代多有。唐无之。

○前後左右将军

前、後、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李广为前将军，赵充国为後将军，辛庆忌、王商为左将军，冯奉世为右将军）。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来复置。晋武初，又置前军、左军、右军；太始八年，又置後军，是为四军。齐亦号左、右、前、後四军。陈并有之。北齐左、右将军领千牛备身。唐无。

○四征将军

四征将军，皆汉魏以来置，加“大”者始曰方面。征东将军（汉献帝初平三年，以马腾为之，或云以张辽为之），征西将军（汉光武建武中，以冯异为大将军），征南将军（汉光武建武二年置，以冯异为之，亦以岑彭为太将军），征北将军（魏明帝太和中置，刘靖为之，许允亦为之），各一人。魏黄初中，位次三公。後魏加“大”则次卫将军。唐无。

○四镇将军

镇东将军（後汉末，魏武帝为之），镇南将军（後汉末，刘表为之。魏张鲁、晋当阳侯杜元凯并为之），镇西将军（後汉刘表为之。魏锺会、邓艾并为之），镇北将军（魏明帝太和中置，刘靖、许允并为之），各一人。宋时，四镇与中军为杂号。後魏加“大”，次尚书令。唐无。

○四安将军

安东将军（後汉陶谦、曹休并为之），安南将军（光武元年，以岑彭为之。晋范阳王亦为之），安西将军（後汉末段煨、魏锺会、晋郗鉴并为之），安北将军（晋以郗鉴为之），各一人。後魏亦有。唐无。

○四平将军

平东将军（晋当阳侯杜元凯、王等为之），平南将军（晋卢钦、羊祜、胡奋等为之），平西将军（晋以嵇绍为之），平北将军（汉献以张燕、晋以阮坦并为之），各一人，并汉、魏置。後魏亦有。唐无。

○杂号将军

上（汉以吕禄为上将军），骑（汉武帝以公孙敖及公孙贺并为骑将军），楼船（汉元封三年，以荀彘为之），横海（汉元鼎六年，以韩说为之，击东越有功），材官（汉李息为之，掌理宫室），贰师（汉李广利为之，征贰师城，取善马，故以为号），轻车（汉武帝以公孙贺为之），伏波（汉武帝征南越，始置此号，以路博德为之。後汉马援亦为之。伏波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浪之伏息），中军（汉武帝以公孙敖为之），强弩（汉武帝以李沮为之），戈船（《环氏要略》云：“建戈於船上，浮渡沮水，以讨北狄。”），奋威（汉武帝以任千秋为之），度辽（汉武帝初以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後汉明帝永平八年，又置，屯五原。银印青绶。种字伯景，为度辽将军，诚心怀抚，信赏分明，乃去烽燧斥堠，边方晏然；及卒，匈奴举国伤惜。单于每入朝贺，每见填辄哭泣祭祀。又李膺为度辽将军，声振远域），积射（汉有之。晋武帝大始四年省。太康十五年，立射营、弩营，置积射、强弩将军主之），建威（汉元帝以韩安国、王晏并为之。光武以耿为之），九武（王莽拜将军九人，皆以武为号，号曰九武将军），征虏（後汉建武中，始以祭遵为，後张飞亦为之），武牙（後汉光武以盖延为之），横野（汉光武以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与诸将绝席），捕虏（後汉永平中，马武为之），鹰扬（後汉建安中，魏武以曹洪为之），讨逆（後汉末，以孙策为之），破虏（後汉末，以孙坚为之），讨虏（後汉末，以孙权为之），安汉（蜀糜竺为之，班在军师、将军之右），武威（魏武帝以于禁为之），抚军（魏武帝置，以司马宣王为之），凌江（魏置，以罗献为之），宁朔（魏以王浑为之），横江（吴鲁肃为之。又曰：“鲁横江昔仗万人，屯据陆口界。”），龙骧（晋武帝始以王为之），殿中（宋初置之），黑槊（後魏于粟好持黑槊以自卫，刘裕遥见，题书与之，曰“黑槊公麾下”，明帝因授黑槊将军），牙门将（冠服与将军同。魏文帝黄初中置。明帝以胡烈为之。又王隐《晋书》云，陆机少袭父为牙门将，吴人重武官故也。“晋惠帝特置四部牙门，以汝南王为之。蜀以赵为之）。

○监军（军师祭酒　理曹掾属附）

周代，齐景公使穰苴将兵捍燕、晋之师，穰苴愿得君之宠臣以监军。公使庄贾往，贾不时至，苴斩之。是其始也。汉武帝置监军使者。光武以来歙监诸将。後汉末，刘焉以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刘璋亦为监军使者）。魏、晋皆有之（魏时，司马文王征寿春，石苞为监军。锺会伐蜀，卫为监军。晋孟康持节监石苞诸军事）。初，隗嚣军中尝置军师（隗嚣聘平陵人方望，以为军师。又袁绍请卢损为军师），至魏武帝，又置师官四人（魏荀攸为军师，军国、选举及刑狱、法制皆使决焉。又梁义为左军师。吴朱然为右军师。蜀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晋避景帝讳，改为军司，凡诸军皆置之，以为常员，所以节量诸军，亦监军之职也。而太尉军司尤重，故《山公启事》曰“太尉军司缺，当选上宰监，宜得宿有资重者”也。宋、齐以来，此官颇废。至梁大通四年，元法僧北讨，复以羊侃为大军司。後代多不置。至隋末，或以御史监军事。唐亦然，时有其职，非常官也。开元二十年後，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至德，九节度围贼相州，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观军容使自朝恩始。是後宦者多称军容，节度使皆置监军。至昭宗天复二年诛宦官，其为监军者，诏方镇诛之，宦官尽死，惟河东监军张承业、幽州监军张居翰、清海监军程匡柔、西川监军鱼全及致仕严遵美，为李克用、刘仁恭、杨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斩他囚以应诏（後唐庄宗既取蜀，以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明帝既立，安重诲以知祥据险要，拥强兵，恐久而难制，客省使李严自请为西川监军，必能制知祥，诏从之。严既至，知祥谓之曰：“公前奉使王衍，归而请兵伐蜀。庄宗用公言，遂至两国俱亡。今公复来，蜀人惧矣。且天下皆废监军，公独来监吾军，何也？”严惶恐求哀，知祥曰：“众怒不可遏也。”遂摄下，斩之）。

军师祭酒（後汉建安三年，曹公还许，初置此官）。

理曹掾属（後汉建安十九年，魏武令曰：“军中典狱，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吾甚惧之。”遂置此选）。

○三署郎官叙

汉中郎将分掌三署郎，有议郎、中郎（皆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凡四等，皆秦官，无员，多至千人（灵帝时，三署郎吏二千馀人）。皆掌门户，出充车骑（其散郎谓之外郎）。故卿、校尉、牧守待价於此。公车特徵贤良方正、敦朴、有道、高节、公府掾曹试博士者，亦充兹位。其下第白衣试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谓五官中郎将、左右郎将）。郎中有车、户、骑三将（如淳曰：“主车曰车郎，主户卫曰户郎。”《汉旧仪》曰：‘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车将主左右车郎，左右户将主左右户郎。’”）。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唯议郎不在直中（《汉仪》曰：“三署郎见光禄勋，执板拜；若见五官、左、右将，执板不拜；於三公诸卿无敬。”）。郎官故事，令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时号曰“山郎”（谓以赀财为郎也。山者财用所出，故取名），或至岁不得休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转相放效。杨恽（字子幼）为中郎将，罢山郎，其疾病休沐皆以法令，有过奏免，荐举其高第有行能者，多至郡守、九卿。三署化之，莫不自励，宫殿之内，翕然同声，其後遂以为常（後汉和帝永元元年，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凡三署郎官，二汉并属光禄勋。光禄选三署郎有行应四科者，岁举茂材二人、四行二人（後汉范滂字孟博，举孝廉、光禄四行。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以滂为清诏使以按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到州境，守令有赃污者，望风解印绶而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又上廉吏六人，为长理剧，随缺多少。万户以上为剧县，其缺少者不选，公府亦然。故明帝时，馆陶公主为子求郎，帝不许，赐钱十万，曰：“夫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人受其殃。”（後汉桓、灵，三署见郎七百馀人，而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太尉杨秉上疏谏曰：“先王建国，顺天制官，太微积星，名为郎位，入奉宿卫，出牧百姓”云云。按：自近代皆谓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为尚书郎故事。且夫天文有“武贲”、“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之後，为翊卫之象，则应劭、杨秉所言三署郎是也，而世人谓之尚书郎则误矣。徵其失也，盖自梁陶藻《职官要录》，以汉三署郎故事通为尚书郎，循名失实，遗误後代）。旧有郎中将右骑，光武中兴悉省（汉袁盎、卜式、张骞并为中郎。韩信、主父偃并为郎中。後汉明帝性褊察，尝以事怒郎乐崧，崧走入床下，上将杖撞崧，崧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上乃舍之。又班固二代，位不过郎。又陈蕃谏灵帝曰：“昔明帝公主为子求郎，赐钱十万。今陛下除拜郎吏，无有休已，以一郎比一把菜耳。”）。晋议郎迁为太守（《山公启事》曰：“议郎许允宜参广汉太守选。”），亦有郎中等官。其後虽有中郎将等官，而无三署郎矣。

○中郎将（五官中郎将　左右中郎将）

五官、左、右中郎将皆秦官，汉因之，并领三署郎从。後汉之制，郡国举孝廉以补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後汉黄琬字子琰，为五官中郎将，时陈蕃为光禄勋，深相敬待，每与议事。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功高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见遗，京师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才。”於是蕃、琬同心显用志士，故蕃、琬皆为权富郎所中伤也），其次，分属左、右署。左、右郎将各领左、右署郎。二署皆有中郎、侍郎、郎中三郎，并属光禄勋。魏无三署郎，犹置左、右中郎将。晋武帝省左、右中郎将官。宋孝武大明中，复置。银章青绶，武冠，绛朝服，佩水苍玉。齐左、右中郎将属西省。梁代并分司丹禁。今中郎将四十四员，郎将六十四员，各附《诸军诸卫篇》。唐亦置诸卫中郎将。永徽三年八月，避太子名，改中郎将为旅贲郎将，又改为翊军郎将，寻复旧。

○虎贲中郎将

《周官》有虎贲氏，掌领虎士八百人，军旅会同，君宿於外，则守王闲（闲，┕互行马也。┕音陛，互音护）。汉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门，比郎中，盖以微行出游，选材力之士执兵从送，期之诸门，故名期门。无员，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旧曰虎贲，言如虎之奔），置中郎将领之，故有虎贲中郎将。主虎贲宿卫，冠插两尾（，鸷之中果劲者，每有攫撮，应爪摧碎。尾，上党所贡也），纱单衣，虎文锦，馀郎亦然。凡有虎贲中郎、虎贲侍郎、虎贲郎中、节从虎贲，皆父死子继。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贤亦多为者（後汉马援、孔融并为虎贲中郎将，迁尚书。魏桓阶为虎贲中郎将，迁尚书典选）。唐无。

○四中郎将东西南北

东中郎将（後汉灵帝以董卓为之），南中郎将（後汉献帝以临淄侯曹植为之），西中郎将（晋以谢曼、桓冲为之），北中郎将（後汉以卢植为之。建安中，以鄢陵侯曹彰为之），并後汉置。江左弥重，或领刺史，或持节为之。银印青绶，服同将军。後魏灵太后时，四中郎将兵数寡弱，不足以襟带京师。任城王澄奏，宜以东中带荥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恒农郡，北中带河南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兼称者居之，配以强兵，则深根固本之计也。灵太后初从之，後复止。唐至德後，节度、都团练使殆其遗职。

○杂中郎将

使匈奴中郎将（後汉主护南单于，以张奂为之。後魏天兴四年罢），平越中郎将（晋武帝置，理广州，主护南越），司金中郎将（魏王为之），武卫中郎将（魏始以许褚为之）。唐无。

○折冲府（果毅别将等附）

隋初，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各领军坊、乡团，以统戎卒。开皇中，置骠骑将军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大业三年，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改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郎将（五年，又以鹰扬副郎将为鹰击郎将）。九年，别置折冲、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统领骁果。唐武德初，犹有骠骑府及骠骑、车骑将军之制。武德七年，乃改骠骑为统军，车骑为别将。贞观十年，复采隋折冲、果毅郎将之名，改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魏（有折冲将军，後周有成议、别将官，其名因此也）。其府多因其地，各自为名，无鹰扬之号。凡五百七十四府，分置於诸州，而名隶诸卫及东宫率府。各领兵，满一千二百人为上府（两京城内虽不满此数，而亦同上府），千人为中府（两畿及岐、同、华、怀、陕等五州所管府，虽不满此数，亦同中府），八百人为下府。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掌领校尉以下宿卫及卫士以上，总判府事），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掌通判。《春秋传》曰：“戎昭果毅。”又曰：“杀敌为果，致果为毅。”炀帝始置，後改将为之），别将一人（不判府事。若无兵曹以上，即知府事。初，别将既改为果毅，而府中有长史员。圣历三年废长史，置别将一员，後又兼置长史），长史一人（通判。载初元年置），兵曹一人（判府事，付事旬稽，监印，给纸笔），校尉六人（以下小吏各有差。若校尉以下，唯人数置之）。凡府在赤县为赤府，在畿县为畿府。卫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备六驮马驴（初置八驮，後改为六），米粮、介胄、戎器、锅、幕，贮之府库，以备武事。每岁十一月，以卫士帐上於兵部，以候徵发。天下卫士向六十万人。（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征徭，遂渐逃散。年月渐久，逃死者不补）。天宝八载五月，停折冲府（以无兵可校之）。十一载八月，改诸卫士为武士。

○三都尉（奉车　驸马　骑　奉朝请附）

奉车、驸马、骑三都尉，并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李陵为骑都尉。至更始时官乱，谣曰：“烂羊胃，骑都尉。”）。旧无员，或以冠常侍，或卿尹、校尉左迁为之。奉车掌御乘舆车（《汉官》曰三人），驸马掌驸马（驸马，非征驾车皆为副马。一曰驸，近也，疾也）。骑都尉本监羽林骑（《汉官》十人）。又窦婴为都请（窦太后除婴门籍，不得入朝请。《汉律》，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请）。後汉并属光禄勋。奉朝请无员，本不为官，汉东京罢省三公、外戚、皇室、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晋武帝亦以皇室、外戚为三都尉而奉朝请焉。元帝为晋王，以参军为奉车都尉，掾属为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为骑都尉，皆奉朝请。後罢奉车、骑二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而已。诸尚公主者若刘忄炎、桓温等皆为之。宋武帝永初已来，以朝请选杂，其尚主者唯拜驸马都尉。齐奉朝请、驸马都尉及散骑、给事中等官，并集书省职。朝散用衣冠之馀，人数猥积。武帝永明中，奉朝请至六百馀人（《齐职仪》曰：“凡尚公主，拜驸马都尉。”）。梁三都尉并无员秩，其奉车、驸马皆武官降朝服，银章青绶。梁、陈驸马，皆尚公主者为之（陈武帝长女永世公主先陈留太守钱藏，生子，主及并卒于梁世。武帝受禅，唯公主追封。将葬，尚书主客牒详议，欲加藏驸马都尉，并赠官。袁枢议曰：“昔王姬下降，必诸侯，同姓为主，闻於《公羊》之说。车服不系，著於诗人之篇。汉氏之初，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嫔素族。驸马都尉，置由汉武，或以假诸功臣，或以加於戚属。是以魏表驸马奉车为一号。魏、晋以来，因为常准。盖明王姬之重，庶姓之轻，若不加其等级，莫可合卺而。所以假驸马之位，乃崇於皇女。今公主早薨，伉俪己绝，既无礼数致疑，何须驸马之授。按当阳侯杜元凯尚晋宣帝第二女高陆宣公主，晋武践祚而主己亡，泰始中追赠公主，杜君无复驸马之号。梁元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监初王氏无追拜之事。远近二例，足以相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礼，无劳此授。今宜追赠亭侯。”时以枢议为衷。藏，丑善反。音节）。後魏驸马都尉亦为尚公主官，虽位高卿尹，而此职不去。奉车二十人，骑都尉六十人。北齐驸马与後魏同。隋开皇三年，罢奉朝请。炀帝时，奉车、驸马并废。唐驸马都尉从五品，皆尚主者为之。开元三年八月敕，驸马都尉从五品阶，宜依令式，仍借紫金鱼袋。天宝以前，悉以仪容美丽者充选奉车都尉，五员，掌驭副车，不常置。若大备陈设，则以馀官摄行，属左、右卫也。

宋制，骑都尉为勋官，驸马都尉为尚主之官，奉车都尉无。

○节度使

唐因隋制，诸州总管加号使持节，後改大总管为大都督。永徽已後，除都督带使持节，即是节度使，不带者即不是节度使。景二年，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使，自此有节度之号。节度使封郡王，则有奏记一人；兼观察使，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又兼安抚使，则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兼度支、营田、招讨、经略使，则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复有遣运判官、巡官各一人。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秣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曰，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相送，次一驿，辄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後，州县赍送迎於道左。天宝初，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十。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护府，兵二万人。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三受降城、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与朔方犄角以御突厥，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岚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镇抚室韦、，统平卢、卢龙二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屯营、平二州之境，治营州，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陇右节度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白水、安振、威戎、漠门、宁塞、积石、镇西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统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六军，屯益、翼、茂、当、隽、柘、松、维、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万九百人。岭南五府经略绥、静夷獠，统经略清海二军，桂、容、邕、交四管，治广州，兵万五千四百人。此外，又有长乐经略，福州领之，兵千五百人；东莱守捉，莱州领之；东牟守捉，登州领之，兵各千人。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馀匹。其後有淮南、河南、江东、成德（镇州）、宣武（汴、宋、亳）、镇海（浙西）、义成（滑州）、淮宁（淮西）、彰义（申、光、蔡）、义武（易、定）、奉义（安、黄）、忠武（陈、许）、武宁（徐州）、永安（荆南）、天平（山东）、河阳（淮、孟）、归义（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戎昭（金州）、义昌（沧、景、德）、山南（襄、郢、唐、邓），俱置节度使。有以亲王遥领者，如开元十五年，以庆王潭为凉州都督兼河西节度大使，忠王俊为单于大都护、朔方节度大使之类是也。有以宰相遥领者，如兵部尚书、河西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萧嵩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如故；又李林甫遥领陇右节度，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是也（萧嵩以牛仙客为留後，李林甫以杜希望为留後，杨国忠以李察、崔圆为留後）。

宋兴，节度、观察使事务悉归於本州知州、通判兼总之。节度使无定员，恩数与执政同。初除，锁院降麻，恩礼尤异。祖宗时，以待宗室近属、外戚、国婿年劳久次者；若外任，除殿帅始授此官，亦止於一员；或有功勋显著、任帅守於外及前宰执拜者，不轻授。又遵唐制，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随其旧职或检校官加节度使出判大藩，通谓之使相。元丰以新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旧制，敕出中书门下，故事之大者使相系衔。至是，皆南省奉行，则开府不预矣。八年，镇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韩绛为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元五年，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为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自崇宁五年，司空、左仆射蔡京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中太一宫使，其後故相而除则有刘正夫、余深，前执政则有蔡攸、梁子美，外戚则有向宗回、宗良，郑绅，钱景臻，殿帅则有高俅，内侍则有童贯、梁师成。宣和末，节度使至六十人，议者以为滥（亲王、皇子二十六人，宗室十一人，前执政二人，大将四人，外戚十人，宦者恩泽计七人）。中兴，诸州升改节镇凡十有二。是时，诸将勋名鼎盛，有兼两镇、三镇者，实为希阔之典（国朝元臣拜而镇节度使者才三人：韩魏公、文潞公、中兴後吕成公是也。三公卒辞之。而诸大将若韩、张、吴、岳、杨、刘之流，率至两镇节度使。其後加至三镇者三人：韩蕲至镇南、武安、宁国，张循至静江、宁武、靖海，刘安城至护国、宁武、保静）。其後相承，宰执从官及后妃之族拜者不一。然自建炎至嘉泰，宰相特拜者六人（吕宗穆、张忠献、虞忠肃皆以勋，史会稽王以旧，赵卫公、葛文定以恩），执政一人（叶右丞梦得），从官二人而已（张端明澄杨敷学亻炎）。惟绍兴中曹勋、韩公裔，乾道中曾觌，嘉泰中姜持立、谯令雍，皆以攀附恩泽，亦累官至焉，非常制也（国初，外戚罕有建节者，太祖时，杜审进以元舅之尊，穷老才得节度使。仁宗用张尧佐，一时名臣力争之。其後除拜浸多。中兴後，外戚节度使二十有二人。哲庙以前节度使，未有以恩泽除者，若王显、张辈，虽以旧恩贵，然皆以尝任宰府乃得之。崇宁後，始除郭天信、朱π，其後童贯、杨戬凡十馀人。中兴後，曹勋、曾觌辈以攀附恩建节）。

石林叶氏曰：“节度使旌节，门旗二、龙虎旌一、节一、麾枪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红缯为之，九幅，上为涂金铜龙头，以揭旌加木盘。节以金铜叶为之，盘三层，加红丝为旌。麾枪亦施木盘。豹尾以赤黄布画豹文，皆以髹漆为杠。文臣以朱，武臣以黑。旗则绸以红缯，节及麾枪则绸以碧油，故谓之碧油红旆。受赐者藏於公宇私室，皆别为堂，号节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号衙日。唐制有六纛，今无有也。”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节度使带检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骑常侍，如李在唐、邓时所称者也，後乃转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盖少。僖、昭以降，藩镇盛强，武夫得志，才建节钺，其资级已高，於是复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师，故将帅悉称太尉。元丰定官制，尚如旧贯。崇宁中，改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而以太尉为武阶之冠，以是凡管军者犹悉称之。绍兴，叶梦得自观文殿学士、张澄自端明殿学士拜节度。叶尝任执政，以暮年拥旄，为儒者之荣，自称叶太尉。张微时用邓洵武给使恩出身，羞为武职，但称尚书如故，其相反如此。”

又曰：“太祖有天下，将收藩镇威柄，故渐行改革。至於位至侍中、中书令、使相者，其高仅得东宫官，次但居环卫。凤翔王晏为太子太师，安远武行德为太子太傅，护国郭从义为左金吾上将军。自後不复举行矣。”

○承宣使

唐中世以後，节度使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後。

宋朝沿唐制，方镇有节度观察使留後（又官制旧典，祖宗时，留後惟宗室国戚，自当叙迁；若外官，唯马、步军都指挥使方就除焉，马军带留後，步军带观察，馀无至者。独内臣任都知久次，官至延福宫使、景福殿使者，方带留後、观察。皆为遥郡，止於防御使而已），政和七年，诏：“观察留後乃五季藩镇官身离官所，以所亲信留主後务之称，不可循用，可冠以军名，改为承宣使。”承宣、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无定员，除落阶官为正任，未落阶官者为遥郡。朝谒御宴，惟正任预焉。遥领者并止本官叙迁，正任者次第转行（靖康元年，臣僚言：“遥郡、正任恩数辽绝，自遥郡迁正任者，合次第转行。今有自遥郡与落阶官而授正任，直超转本等正官，是皆奸巧希进躐取。乞应遥郡承宣使有功劳除正任者。止除正任刺史。”从之）。

○观察使

唐贞观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之名。神龙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察举州县，再周而代。景三年，置十道按察使，道各一人。开元二年曰十道按察采访处置使，二十年曰采访处置使，分十五道；天宝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观察处置使（又《事物纪原》以为至道元年置观察使，与《志》不同，当考）。掌察所部善恶，举大纲。凡奏请皆属於州。岁以八月考其治，以丰稔为上考，省刑为中考，办税为下考。

宋朝沿唐制，置诸州观察使，凡诸卫将军及使遥领者，其资品并止本官叙（防御、团练使、刺史亦同）。祥符中，诏观察使并带刺史（翰林学士陈彭年检讨唐以来故事，观察使并合带刺史。诏自今除观察使可兼领之）。政和中，诏承宣、观察使仍不带持节等。

○防御使

唐武后圣历元年，以夏州镇领防御使，防御使之名自此始。开元二年，薛讷为陇右防御使。天宝中，安禄山犯顺，大郡要地当贼冲者，置防御守捉使（《事物纪原》。又《唐 职官志》云至德後置节度使，大郡要害之地置防御使，以治军事，刺史兼之，不赐节，与《纪原》不同。今两存之，当考）。代宗即位，诸州防御使并停。明年，授田承嗣魏博等州都防御使，俄迁节度使，盖防御使之名不废也。大率防御隶所治州，岁以八月考其治否，以无虞为上考，清苦为中考，政成为下考。

宋朝沿唐制，置诸州防御使。唐防御使在团练使之下，宋朝升之於上（《职略》云：“官制旧典，防御、团练、刺史均谓之正任。外官初除，管军便带正任，刺史或随其人见带遥郡就除之。其横行诸司使带遥郡防御使者，年劳至深，边功优异，即落遥郡为正任官。其团练使、刺史则无法落遥郡也。以上应管军臣僚，因乞改军职，遂以本官出守，或领副总管，方有带正任者；其宗室、国戚除再迁，便领正任，乃国朝旧制。”）。

○团练使

唐肃宗乾元初，置团练使、守捉使，大领十州，小者三、五州。代宗时，元载当国，令刺史悉带团练。（《唐职林 李少良传》：“大历八年，晋州男子郇谟，欲以三十字上献，多讥切元载。其言团者，愿罢诸州团练使。少良寻为载所杀。”）大率团练皆隶所治州，岁以八月考其治否，以安民为上考，惩奸为中考，得情为下考。

宋朝沿唐制，诸州团练使。

○刺史

汉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唐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节，从三品，职同牧、尹。

宋制，诸州刺史无定员，外官初除管军，便带正任，刺史随其人见带遥郡就除之。其横行诸司使带遥郡防御使者，年劳至深或边功优异，即落遥郡为正任官。靖康元年，臣僚言：“遥郡、正任恩数辽绝，自遥郡迁正任者，合次第转行。今有自遥郡与落阶官而授正任，直超转本等正官，是皆奸巧希进躐取。乞应遥郡承宣使有功劳除正任者，止除正任刺史。”从之。

按：节度使在唐为阃帅，观察、团练使在唐为监司，防御使在唐为边将，刺史在唐为郡守。至宋，则阃帅、监司、边将、郡守各别有以名其官。而节度、承宣、观察、团练、防御、刺史则俱无职任，特以为武臣迁转之次序，故序其事於将军、都尉之後。

○诸路将官

宋神宗留意武备，本以捍西北二虏，而推其法於东南，故西北为多，东南为少，陕西诸路四十二将，河北诸路三十七将，而东南才十三将。（元丰四年，诏：“东南诸路团练诸军马十三将，淮南东路第一，西路第二，两浙西路第三，东路第四，江南东路第五，西路第六，荆湖北路第七，南路潭州第八，全、邵、永三州备广西应授第九，福建路第十，广东路第十一，西路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合诸路九十二将，各有正、副。军中行图阵队、调发赏罚，皆关决於将、副（宣和六年诏）。元元年，司马光请尽罢诸路将官，其禁军各委本州县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押等辖，一如未置将官以前之法。而枢密院难之，止诏诸路将副在州驻，不系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钤辖兼充者，并差将官一员兼本州都监，其单将驻处，勿复差兼。宣和五年御笔：“诸路将、副剖队。自今并依元丰法选差。”乾道四年，密院奏：“诸州拣中弓弩手，虽已差路分钤辖、都监春秋诣诸路巡按，缘逐州未有将官专一日逐训练，恐致事艺生疏。”诏诸州各置准备将一员，专一管辖日逐训练拣中弓弩事艺（《孝宗会要 哲宗职官志》：“诸路将官掌统制所隶禁旅，以行阵队伍、金鼓帜职、弓矢击刺之法而教习训练之，别其武艺精强者，待次迁补，以激劝士卒。凡兵仗器甲之数、廪禄犒给、赏罚约束之禁令皆掌焉，副将为之贰。若屯戍防边，则受帅司节制；御寇敌，则审其战守应授之事；若师有功，则具馘数，籍用命者而旌赏之焉。”）。

元初，右仆射司马光《乞罢诸路将官疏》曰：“臣窃见国朝以来，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为将帅之官。凡州县有兵马者，其长吏未曾不兼同管辖，盖知州即一州之将，知县即一县之将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诸州兵官不精勤，训练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议者请分河北、陕西、河东、京东、京西等路诸军若千人为一将，别置将官，使之专功训练，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知县皆不得关预。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军及剩员，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诸般差使，其馀禁军皆制在将官，专事教阅。臣愚以为职事修举，在於择人，不在设官。苟得其人，虽总管等皆能训练士卒；不得其人，虽将官亦何所为。况今之将官即向之为总管者也，岂为总管则不能举职，为将官乃能举职乎？此徒变易其名，无益事实，非惟无益，兼复有害。凡设官分职，当上下相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纪纲乃立。今为州县长吏及总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统摄，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仓库守宿、街市巡逻，亦皆乏人，虽於条许差将下兵士，而州县不能直差，须牒将官，将官往往占护，不肯差拨。万一有非常之变，州县长吏何以号令其众，制御奸宄哉！”

○都统

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有河西大都统。唐天宝末，置为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北、平卢节度使，都统之名始於此。乾元元年，户部尚书李桓除都统淮南、江东西节度使，宣慰、观察、处置等使，都统之官始於此。唐制，或总五道，或总三道。上元末省。大中後讨徐州，以康承训，讨黄巢，以荆王铎为都统。黄巢之难，置诸道行营都统，掌征伐，兵罢则省，虽总诸道兵马，不赐旌节。

宋朝诸军都统制者，自渡江已前亦有之，然未为官称。盖是时陕西、河东三路，皆以武臣职高有智略者为马步军副都总管，遇出师征讨，则加以都统制军马之名，犹今节制军马之类，非有司分也。建炎元年，置御营司，遂擢王渊为都统制，都统制名官自此始。大概南渡置统制。一则兵兴称谓不一，诸路起兵有自称统制者，州县管押勤王兵者亦有称统制者，有诸道都总管及诸司便宜差统制者。建炎初，刘光世上言，於是并罢，惟中都主兵，朝廷差充统制者仍旧。绍兴初，诸大将改为行营五护军。四年，吴升宣抚副使，其弟为右护军都统制。十一年，朝世忠、张俊、岳飞除枢密使、副使，罢宣抚司，其统领将副并改充御前，隶枢密院，各带“御前”字入衔。其兵马就令所部统制官节制，而都统皆以屯驻名冠军额之上，独川陕如故。恩数略视三衙，权任在帅臣之右，官卑者称副都统制。设属有计议、机宜、办公事、准遣。十九年，汉、沔两大将改为御前诸军，称利州西路驻御前诸军都统制，政称利州东路驻御前诸军都统制。朝浩时已死，故金州无都统制，但以知州兼节制。嘉定初，蜀叛既平，安丙又奏分兴州十军为沔、利三军，沔州除都统制，利州除副都统制，天下有十都统矣。初，兀术犯泗州，诏枢密使张俊於镇江府置司，措置江、淮守备。俊发张宪事，并岳飞死。俊遂荐其将定远军节度使田师中掌故岳飞之兵，又荐清远军节度使王德往金陵。於是并诏为御前都统制，师中於鄂州、德於建康府驻。

○副都统

唐兴元中置副都统。

宋朝绍兴中亦有副统制。隆兴二年，诏应诸军副都统制并罢。乾道三年五月，陈天麟奏荆南都统王宣久病，边报不一，恐缓急误事，蒋芾奏员琦为副都统同管军。闰七月，上谓宰执曰：“朕欲江上诸军各置副都统制一员，令兼领军事，岂惟储他日统帅，亦使主将有所顾忌。”於是以郭刚为镇江副都统制，张荣为建康副都统制。三省、枢密院定制云：“已复置在外副都统制，裨赞主帅商议军事、觉察奸弊，所有本司文字与都统连衔，调发军马并听都统指挥，月旦亦许上表。”平江、许浦水军，乾道置副都统以领之。

○统制

统制、统领官，三衙及御前军将佐也。祖宗时，禁兵但以路分都监等领之。渡江後，大军又有统制、同统制、副统制、统领、同统领、副统领等，其下乃有正将、副将、准备将之名、皆偏裨也。旧制，准备而上，自主帅升差，仍先申枢密院定察。绍熙四年，诏江上升差统制至准备将，令主帅解发三人，赴总领所内选一名。庆元三年，诏升差并委主帅，自是主帅之权复重矣。

○都总管（副总管附）

魏黄初始置都督诸州军事。後周改都督诸军事为总管。武帝时，以王谦为益州总管，总管之名始此。隋文帝以并、益、荆、杨四州置大总管，其馀总管府置於诸州，列为上、中、下三等，加使持节。炀帝改帅都督为旅帅。唐诸州复有总管，亦加使持节。武德初，边要之地亦置。

宋朝马步军都总管以节度使充，副总管以观察以下充，有止一州者，有数州为一路者，有带两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则管句军马事。旧相重臣亦为都总管（有禁兵驻泊其地者，冠以驻泊之名）。咸平发三路都总管。景德诏镇、定两路并为一路，诸路并去行营之名，止为驻泊总管。庆历三年，诏：“近分陕西缘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路分总管、钤辖以上，许与都总管司同议军事。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总管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七年，析河北四路，各置都总管一员，如无，止以安抚使总制诸路。八年，诸州部署并改兵马总管、副总管（又《职略》：总管旧曰部署，因庙讳改焉。又《续会要》云：“《两朝国史志》，有兵为总管、副总管，凡武臣以诸司使以上充，文臣以两省五品以上充。一州即为兵马总管，一路即为步军总管、副总管。”）。建炎元年，李纲言：“守备当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帅府要郡以控扼。其帅府，文臣一员带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武臣一员充副总管。改路分为副总管，路钤辖为副钤辖，州钤辖为副都监。遇朝廷起兵，则副总管为帅，副钤辖、都监各以兵从出，听其节制，正官愿行者听。”绍兴二年，诏郡守臣罢带兵职，诸路副总管可依旧改充路分钤辖。五年，密院言东南多事，合要近上兵官总领军政，乃诏两浙、江南、荆湖、福建、广东可依三路置总管於帅府。七年，淮东置总管。十二年，诸路并置州总管一员。

○都副钤辖州钤辖附

宋初，以朝官及诸司使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或两路三路，亦有无“都”字者。嘉诏内臣为钤辖、都监者，逐路止置一员，祖宗时不常置。成都大府，帅臣第带兵马钤辖，而两武臣之为钤辖者与钧礼（张咏知益州，群盗充斥。咏一日召钤辖，以州印付之，曰：“盗势如此，而钤辖晏然无讨贼心，是必欲咏自行也。钤辖宜权州事。”钤辖惊曰：“某今行矣。”咏置酒饯之，曰：“钤辖今往必破贼，若无功而还，必断头於此楼下。”钤辖震栗，遂平贼而还焉。又《续会要》载《两朝国史》云：官高资深充都钤辖，官卑资浅称钤辖）。建炎三年，诏要郡守臣兼兵钤辖，改为路分都监，而帅府如故。自从益、泸、夔、广、桂五州牧皆以都钤为称，而江西赣州以多盗，其守臣亦带江西兵马钤辖。至於武臣为路钤者，亦无尺籍伍符，然每岁犹往诸州按阅，特存故事而已，有得旨葺治军器，或训练禁军者，则仍带入衔。二十八年，镇江府守杨揆言，旧政法一路则有路分钤辖，一州则有州钤辖，如常、秀、平江皆有之，独镇江关，欲添置州钤辖。从之。淳熙，诏诸路训练，路钤并要年六十以下，曾经从军有才武人充。绍熙初，诏杂流出身不得注路分州钤；都监，专注才武及曾任主兵官之人。

○兵马都监州都监附

宋朝兵马都监有路分，掌本路禁旅、屯戍、边防、训练之政令，以肃清所部。建炎三年，以要郡守臣带本路兵马都监，武臣一员充副都监。绍兴三年，罢守臣兼兵职，而副都监如故。州都监则以大小使臣充，掌本城屯驻、兵甲、训练、差使之事，兼在城巡检。资浅者为监押，或杂用文臣，其後止用武臣。

○巡检

宋朝有沿边溪洞都巡检，或蕃汉都巡检，或数州数县管界，或一州一县巡检，掌训练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又有刀鱼船战棹巡检，江、河、淮、海置捉贼巡检，又巡马递铺、巡河、巡捉私茶盐等，各视其名分，以修举职业，皆掌巡逻机察之事。中兴後，凡沿江沿海招集水军，控扼要害及地分阔远处，皆置巡检一员。往来接连合相应援处，则置都巡检以总之。皆以才武大小使臣充。各随所在，听州县守令节制，本寨事并用取州县指挥。若海南琼管及归、峡、荆门等处跨连数郡，控制溪峒，又置水陆都巡检使或三州都巡检使，以增重之。

●卷六十 职官考十四

○东宫官总叙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礼所以修外，礼乐交错於中，发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中，心也。怿，悦也）。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言养者，积浸成长也）。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谕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谓其在学时也）。入则有保，出则有师（谓燕居出入时也。汉班彪上书曰：“昔成王为孺子，出则周公、召公，入则太颠、闳夭、南宫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皆正礼。”）。是以教谕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谕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慎其身者，谨安护之）。秦、汉以下，始加置詹事、中庶子及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监护者（汉孝宣帝欲令中郎将许舜监护太子家，疏广以为示狭，非所以广太子也。後汉顺帝立太子居承光宫，以侍御史种监护。有中常侍卒乘衣车来载太子太子，太傅杜乔忧惧不能止，开门将出，而至，手剑当车曰：“太子国之储副，人命所系。常侍来，无尺一，何以得将太子去，何知不与内宠奸臣共挟邪谋？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乃遣乔诣台启自，得中奉敕，乃听之）。自魏明帝以後，久旷东宫，制度阙废，官司不具（吴孙权即位，孙登为太子，兼置四友等官。以诸葛恪为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都尉，陈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於是东宫号为多士）。晋初，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诸官并未置，惟置卫率令典兵，二傅并摄众事。至咸宁元年，始置詹事，以领宫事。宋孝武置东宫率更令等官，其中庶子、庶子、中舍人、舍人、洗马各减旧员之半。後周加置太子谏议员四人。至隋罢詹事，分东宫置门下坊、典书坊（北齐已有典书坊），以分统诸局（比门下、内史二省）。门下坊有左庶子二人，内舍人四人，录事二人，统司经、宫门、内直、典膳、药藏、斋师等六局。典书坊有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领内坊。唐置詹事府以统众务，置左右二春坊以领诸局（龙朔二年，改门下坊为左春坊，典书坊为右春坊。咸亨初复旧，景元年又改为之）。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司议郎四人，录事二人，左谕德一人，左赞善大夫五人，崇文馆校书郎二人，亦统六局（六局之中，唯改斋师为典设，馀局名与隋同。其六局长官，唯司经置洗马、宫门置大夫，馀各置监，以局名冠之，所职如其名。龙朔中，改宫门大夫及诸监并为郎，遂为永制也）。右春坊置右庶子二人，中舍人二人，舍人四人，录事二人，右谕德一人，右赞善大夫五人，通事舍人八人，兼领内坊（内坊置典内二人，掌ト内诸事。诸坊局小吏各有差）。因隋制也。

宋仍唐制，东宫有六傅，下至率更令、仆，右官存而无职司。至道元年，建储闱，置宾客二人，左右庶子、谕德、中舍各一人，并以他官兼充。左右春坊铸印，置吏员，及太子登极则省春坊司，累朝皆然。真宗在东宫建堂习射，名继照堂，有句当官三人（以诸司使及内侍充）。仁宗在东宫肄学，建堂名资善堂，有都监一人（以入内侍都知、押班充）。

○太子六傅

太子师保二傅，殷、周已有，逮乎列国，秦亦有之（孝公时，商鞅设法黥太子师傅是也）。汉高帝以叔孙通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後亦有少傅（高帝东征，留太子监关中兵，谓张良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又疏广字仲翁，为太傅，兄子受为少傅，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又韦玄成、丙吉并为太傅。又匡衡、王丹并为少傅）。後汉太傅礼如师，不领官属，而少傅主太子官属。汉、魏故事，太子於二傅执弟子礼，皆为书不曰令。少傅称臣，而太傅不臣（吴薛综、综子莹、莹子兼，三代并为太子少傅）。晋泰始三年，武帝始建置东宫，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无大小，皆由二傅。少傅立草，太傅书真，以为储训。并有功曹、主簿、五官。秩与後汉同。皇太子先拜，诸傅然後答之，如弟子事师之礼，二傅不得上疏曲敬。武帝後以储副体尊，遂命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领。时侍中任恺，武帝所亲敬，复使领之，盖一时之制也。咸康元年，以给事黄门侍郎杨珧为詹事，掌宫事，二傅不复领官属。及杨珧为卫将军，领少傅，复省詹事，遂崇广傅训，命太尉贾充领太保，司空、齐王攸领少傅，所置吏属复如旧。二傅皆进贤两梁冠，黑介帻，五时朝服，佩水苍玉（《晋令》曰：“太子太保，银印青绶。”）。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车骑将军杨骏、司空卫、石鉴皆领傅、保，犹不置詹事，以终武帝之代。惠帝元康元年，复置詹事（二傅给菜田六顷，田驺五十人，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给赤耳安车一乘）。又愍怀建官，乃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讳师，故改太师为太帅，通省尚书事，詹事文书关由六傅（《职官要录》曰：“晋太子六傅，各有丞一人。”）。自元康之後，诸傅或二或三，或四或六。渡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师保。宋有太傅、少傅，各兼丞一人。其保傅并银章青绶。齐与宋同。武帝时，以王俭为少傅，旧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议接少傅以宾友之礼。梁太傅位视尚书令，少傅视左仆射（《职官要录》曰：“三少旧视左仆射，冠服同三太也。”）。陈因之。自宋以下，惟有傅而无师保。後魏有太师、太傅、太保，谓之东宫三师；少师、少傅、少保，谓之东宫三少（孝明在东宫，宣武皇帝欲以崔光为太子师傅，光固辞。帝令太子南面再拜，宫臣皆从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谢而出，乃授光太子少傅）。北齐皆有之，出则三师在前，三少在後。後周不置。隋与北齐同。唐六傅不必备，唯其人，太子出则乘辂备仪，以为後从。贞观中，太宗撰太子接三师之仪：“出殿门迎，太子先拜，三师答拜，每门让。三师坐，与三师书，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先天元年十二月诏：“东宫三师、三少宜开府，置令、丞各一人，隶詹事府。”寻罢）。”

宋朝师傅不常设。仁宗升储，置三少各一人。李文定公以参知政事兼掌宾客，及升左相，遂进兼少傅，此宰相兼宫僚之所从始也。丁谓兼少师，冯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是时实为东宫官，馀多以前宰执为致仕官。若太子太师、太傅、太保，以待宰相官未至仆射者，及枢密使致仕，亦随本官高下除授。太子少师、少傅、少保，以待前执政，其少师非经顾命不除。若本官至尚书即除少傅，丞郎、给谏只除少保。若因迁转，则递进一官，至太师即迁司空矣。天禧末，皇太子同听政，乃以首相兼少师、枢密曹利用兼少保。自後神宗、钦宗、孝宗、光宗在东宫，皆不置。开禧三年，史同知弥远自詹事入枢府，乃进兼宾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钱丞相象祖兼太子少傅。明年，景献太子立，并置二相，钱左相改兼少师，史右相兼少傅。未几，右相丁内艰，左相亦去位。又明年，右相起复，遂进兼少师焉。

○太子宾客

汉高帝时，有四人年老，以上慢侮，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谓之四皓（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高帝不能致。及将废太子，太子迎四人至，侍从太子，须眉皓白，衣冠甚伟。高帝既见，曰：“烦公幸卒护太子。”太子由是不废。至孝武帝，又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宾客。晋元康元年，愍怀太子始之东宫，惠帝诏曰：“幼蒙，今出止东宫，虽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能相长益者。太保卫息庭，司空陇西王泰息略、太子太傅杨济息毖、太子少师裴楷息宪、太子少傅华е息恒，各道义之门，有不肃之训。其令五人更往来，与太子习数，备宾友也。”其时虽非官，而谓之东宫宾客，皆选文义之士，以侍储皇。其後无闻。唐显庆元年正月，以太子太傅兼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礼部尚书许敬宗、左仆射兼太子少师于志宁并为皇太子宾客，遂为官员，定置四人。掌调护、侍从、规谏。凡太子有宾客之事，则为上齿，盖取象於四皓焉。资位闲重，其流不杂（天宝中，贺知章自太子宾客度为道士，还乡，舍宅为观。玄宗赋诗赠别，时议荣之）。

宋至道元年建储，乃置宾客二人，以他官兼。天禧四年，参政任中正、枢副钱惟演、参政王曾并兼太子宾客，执政兼东宫官自此始。中兴後，宾客罕除。开禧三年，景宪太子立，始以执政兼宾客，後复省。

○太子詹事（少詹　丞　主簿　司直）

詹事，秦官（应劭曰：“詹，省也，给也。”），汉因之。掌皇后、太子家（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随其所在以名官。《汉官》曰：“詹事位长秋上，亦宦者，主中诸官。”《後汉志》曰：“初，成帝鸿嘉三年，省詹事职并大长秋。是後，皇后当法驾出，则中谒中宦者职吏权兼詹事，奉引讫罢。宦者诛後，尚书选兼职吏一人奉引，此皆皇后詹事也。”）。汉时，太子门大夫、庶子、洗马、舍人，皆属二傅。其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仆、中盾、卫率等官，并属詹事。後汉省詹事，而太子官悉属少傅。魏复置詹事，领东宫众务。晋不置，至咸宁元年复置，以掌宫事（事具《六傅篇》）。及永康中，复不置。自太安以来又置，终孝怀之代。其职拟尚书令，掌三令、四率、中庶子、庶子、洗马、舍人等官。银印青绶，介帻，进贤两梁冠，绛朝服，佩水苍玉。宋与晋同。齐置府，领官属（齐沈文季为太子詹事）。梁、陈任总宫朝。後魏有太子左、右詹事。北齐东宫众事，无大小皆统之，领三寺及左右卫二坊。後周置太子宫正、宫尹。隋开皇初，置詹事，二年罢之。唐复置詹事府，詹事一人，掌内外众务，纠弹非违，总判府事，置少詹事一人以贰之。龙朔二年，改詹事为端尹（詹事府为端尹府），少詹事为少尹，咸亨初复旧。垂拱元年，又改詹事为宫尹，少詹事为少尹，神龙初复旧。

丞，秦官。汉因之。後汉省。魏、晋隋詹事省置。至晋永康中，詹事特置丞一人，掌文书关通六傅。过江，多用员外郎，迁尚书郎。宋、齐因之。梁、陈制，一梁冠，皂朝服，铜印墨绶。後魏、北齐并有之（後魏杨昱字元略，为詹事丞。孝明为太子，尚在怀抱，其所出入，唯乳母而已，不令宫僚闻知。昱谏曰：“太子动止，宜令翼从。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乃诏曰：“自此已後，非朕手敕，勿令儿出宫。宫臣在直，从至万岁门。”）。隋初置一人。唐置二人。掌文武官簿帐、朝集、假使（分判府事）。

主簿一人，晋始置。自後历代皆有。唐因之。掌府事，句稽、监印、纸笔。

司直二人。唐龙朔三年置桂坊，比御史台；置令一人，比大夫；司直二人，比侍御史。掌弹劾宫府僚。其後废桂坊，以司直隶詹事府。

宋东宫官有詹事。仁宗升储，置詹事二人。神宗、钦宗升储，并置二人，皆以他官兼，登位後省。乾道元年，庄文太子立，置詹事二人。逾月，诏太子詹事遇东宫讲读日，并往陪侍。七年，光宗正储位，以敷文阁直学士王十朋、敷文阁待制陈良翰为太子詹事，不兼他官，非常制也。

○太子庶子（中允　司议郎　中舍人　舍人　通事舍人　谕德　赞善　崇文馆学士　洗马　文学　校书　正字　典膳　药藏　内直　典设　宫门等郎）

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周官》谓之诸子），职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与其教理，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秦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员（《宋志》云後汉置中庶子。按：齐人邹阳上疏云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而匕首窃发，则秦官明矣）。汉因之，有庶子，员五人。史丹、王商、欧阳地馀并为中庶子（王莽改曰中尚翼子）。後汉员五人，职如侍中，而庶子无员，职如三署中郎。凡庶子主宫中并诸吏之子及支庶版籍。魏因之。在吴为亲近之官。晋中庶子、庶子各四员，职比侍中、散骑常侍及中书监、令，皆以俊茂者为之，或以郡守参选（郑默为中庶子，朝廷以为太子官属宜称陪臣，默上言：“皇太子体皇极之尊，无私於天下。宫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国。”事遂施行。又王启以桓谦为中庶子，曰：“东宫之选中庶子，总管门下，尤不可不得其才。”）。若释奠，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宋与晋同。武冠平巾绩，绛朝服。元嘉初，诏二率、中庶子随太子入直上宫。十四年，又诏还直东宫。至齐，其庶子用人卑杂。梁天监七年诏革选，其年以太子中舍人、司徒从事中郎为之。凡中庶子四人，以功高者一人为祭酒，行则负玺，前後部护驾，与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庶子四人，掌侍从左右，献纳得失，与功高通事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冠服并同前代。陈因梁制。後魏亦有中庶子、庶子官。北齐门下坊，中庶子四人领之；典书坊，庶子四人领之。隋分为左、右庶子各二人，分统门下、典书二坊事。唐亦各二人，分掌左、右春坊事。龙朔二年改左、右庶子为左、右中护，咸亨初复旧。左拟侍中，右拟中书令（贞观中，诏曰：“皇太子与百官书疏未有制式。近代以来，例皆名，即无以别贵贱。今凡处分论事之书，皇太子并宜称令，右庶子以下署名宣奉行书。其馀与诸亲及师傅等书，不在此限。”）。中允、司议郎、司经、洗马、文学、校书、正字、典膳、药藏、内直、典设、宫门等局郎丞，崇文馆，并属右春坊。中舍人、舍人、通事舍人，并属左春坊。谕德、赞善亦左、右分隶。

中允，後汉太子官属有之，职在中庶子下，洗马上。汉制，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即使仆及中允朝，朝请问起居。其後无闻。宋、齐有中舍人，是其职也。唐贞观初，改太子中舍人为中允，置二员。其後复置中舍人。龙朔二年，又改中允为左赞善大夫。咸亨元年，复为中允，而左赞善仍置焉。中允掌侍从礼仪，正启奏，并监药及通判坊局事。若庶子阙，则监封题。职拟黄门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讳“忠”，改为内允，太子逊位而官复旧。

司议郎。唐贞观五年，皇太子上表请置史职，用司箴诫，乃於门下坊置太子司议郎四人，精选名士以居之。龙朔中分为左、右，以左司议郎替司议郎，以右司议郎替舍人。咸亨初复旧。掌侍从规谏，正启奏，并录东宫记注，分判坊事，职拟给事中。

中舍人。晋咸宁初置中舍人四人，以舍人才学之美者为之，与中庶子共掌文翰，在中庶子下，洗马上（晋陆为中舍人）。凡奏事文书皆综典之，监和尝药，月检奏直臣名，更直五日，典文疏如中书郎。宋亦四人。齐有一人。梁时，功高者一人与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陈因之。後魏、北齐并有之。隋曰内舍人，四员，属门下坊。炀帝减二人。唐中舍人二员，掌侍从令书奏疏，通判坊事，拟中书侍郎。永徽三年，以皇太子讳“忠”，改为内舍人。太子逊位而官复旧。或谓之太子中书舍人（《孝和实录》曰：“王友真，太子中书舍人。”）。

舍人，秦官也。汉因之，比郎中，选良家子孙（晁错、郑当时并为太子舍人）。後汉无员，更直宿卫如三署郎中。凡帝初即位，未有太子，太子官属皆罢，唯舍人不省，属少府。魏因之。晋有十六人，职比散骑、中书侍郎，从驾则正直从，次直守；妃出则次直从。宋有四人。齐有一人。梁有十六人，掌文记。陈因梁制。後魏亦有之。北齐典书坊置二十人。隋典书坊有八人。炀帝改为管记舍人，减四员。唐复为太子舍人，四人，掌侍从、表启、宣行令旨，分判坊事。龙朔二年，改为右司议郎，咸亨元年复旧。

通事舍人。齐中庶子属官有通事守舍人，庶子下有内典书通事舍人二人，掌宣传令旨，内外启奏。梁亦有之，视南台御史，多以馀官兼职。陈因之。北齐门下坊有通事舍人八人。至隋亦有之。炀帝改为宣令舍人，八员。唐复为通事舍人，亦有八员。掌引导辞见、承旨劳问。

左右谕德，龙朔三年，初置太子左、右谕德各一员。掌侍从赞谕，职比常侍。

左右赞善大夫。龙朔二年，置左赞善大夫替中允，置右赞善大夫替中舍人。咸亨元年，中允、舍人复旧，而赞善大夫别自为官，左、右各五人。掌侍从、翊养，比谏议大夫。

掌文馆学士，魏文帝始置崇文观，以王肃为祭酒。其後无闻。贞观中，置崇贤馆，有学士、直学士员，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王，属左春坊。龙朔二年，改司经局为桂坊，管崇贤馆而罢隶右春坊，兼置文学四员，司直二员。司直正七品上，职为东宫之宪司，府门北向，以象御史台也。其後省桂坊，而崇贤又属左春坊。後沛王贤为皇太子，避其名，改为崇文馆，其学士例与弘文馆同。

洗马，秦官。汉亦曰先马（如淳曰：“前驱也。”《国语》曰：“句践亲为夫差先马。”先或作洗）。後汉员十六人，职如谒者，太子出则当直者前驱，导威仪也（汉选郎中补）。安帝时，太子谒庙，洗马高山冠，非乘从时著小冠。魏因之。晋有八人，职如谒者，准秘书郎。进贤一梁冠，黑介帻，绛朝服。掌图籍，释奠讲经则掌其事，馀与後汉同。宋与晋同。齐置一人。梁有典经局，又置八人，掌文翰，尤为清选，皆取甲族有才名者为之，位视通直郎。陈因之。北齐典经坊洗马二人。隋曰司经局，置洗马四人。炀帝减二人。唐司经局洗马二人。龙朔二年，改洗马为司经大夫。三年，改司经局为桂坊（一云析司经局置桂坊）。司经大夫通判坊事，罢隶左春坊。咸亨初复旧。掌侍奉及经史图籍，判局事。

文学。汉时郡及王国并有文学，而东宫无闻。魏武置太子文学，自後并无。至後周建德三年，太子文学十人，後省。龙朔三年，置太子文学四员，属桂坊，桂坊废而属司经。开元中，定制为三员。掌侍奉，分掌四部书，判书坊事。

校书，宋孝建中，洗马有校书吏四人，自後无闻。北齐有太子校书。隋太子校书有六人。唐四人，掌雠校经籍。

正字，隋太子正字二员。炀帝改为正书。唐复为正字，亦置二人。掌刊正文字。

典膳郎，汉、魏以来，并有太子食官局。至北齐，门下坊始别置典膳局，有监、丞各二人。隋如北齐之制。唐典膳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进膳尝食之事，丞贰之（乾封元年，皇太子久在内不出，典膳丞邢文伟请减膳。其年，右史阙，宰臣进拟数人，高宗曰：“邢文伟嫌我儿不读书，不肯与肉吃。此人甚直，可用。”遂拜焉）。

药藏郎。北齐门下坊领药藏局，有监、丞各二人，侍药四人。隋如北齐之制。唐药藏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和剂医药之事，丞贰之。

内直郎。齐有太子内直兵局，内直兵史二人。梁有直内、主玺、主衣、扶侍等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陈因之。北齐门下坊领殿内局，有内直监二人，副监四人。隋如北齐制。唐内直局有郎二人，丞二人，掌符玺、伞扇、几案、衣服之事，丞贰之。

典设郎。南齐置居局斋库，丞一人。梁斋内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陈因之。北齐门下坊有斋师局，有太子斋师、内ト师各二人。隋如北齐制。唐典设局有郎四人，掌凡大祭祀、汤沐、洒埽、铺陈之事。

宫门郎。秦有太子门大夫。汉因之，员二人（《汉官仪》曰：“门大夫选四府掾属。”），职比郎将（《汉官仪》曰：“安帝时，太子谒庙，门大夫乘从，冠两梁冠。”）。魏因之。晋太子门大夫准公车令，掌通笺表及宫门禁防。宋因之。梁代视谒者仆射。陈因之。北齐谓之门大夫坊，并统伶官。隋炀帝改门大夫为宫门监。唐初为宫门大夫。其门宫局有监郎二人，丞二人。郎掌东宫殿门管钥及启闭之事，丞贰之。

宋制，东宫官有左右庶子、谕德，旧不常设。每储闱之建，随宜制官，以备寮き，多以他官兼领。仁宗、神宗升储，庶子、谕德各置二人。钦宗升储，置一人。乾道中，庶子、谕德除左不除右。七年，诏庶子、谕德轮日入宫，仍同供职事。太子侍读、侍讲，唐太宗为秦王，府有侍讲，及为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开元初，十王宅引辞学子书者，入教，亦命名为侍读，而初不设侍讲之官。至宋神宗升储时，始定制，置侍讲、侍读各一人。中舍人、舍人，至道、天禧建储，各置一人。神宗、钦宗登储皆置。中兴後省。嘉泰初始除王元实，後以馆职任伯起兼之。庆元令太子舍人与中舍人皆从七品，而中舍人又在舍人上。然故事未尝除。资善堂，大中祥符八年，仁宗肄学始置，至绍兴五年，孝宗以建国公就傅，就禁中置学馆，建资善堂，以范冲、朱震为翊善。旧制有翊善、赞读、直讲。中兴以後，增置说书、小学教授。开禧初，皇子初封荣王，命程少逸、赵子中领赞读，不称王府，而以资善系衔，盖以未出ト之故。

乾道七年，礼部、太常寺言：“讨论东宫开讲并节朔贺庆辞谢礼仪：宫僚讲读无已行故事，当依仿讲筵，稍杀其礼。每遇讲读，詹事以下至讲读官上堂，并用宾礼参见，依官职序坐。皇太子正席，讲读官迭起如延英仪，讲罢复位。节朔不受宫僚参贺。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笺贺。谢辞，初以常见之礼，後离位致辞，复位就坐，茶汤罢，退。詹事初上参见皇太子拜，皇太子拜。庶子等初上参见皇太子拜，皇太子受拜。庶子、谕德及讲读官虽有坐受之礼，止是《五礼新仪》所载。兼日逐致拜之礼，近例皆已不行，或遇合致拜日，更不参酌天禧、至道故事施行。”并从之（按天禧二年，左庶子张士逊等言：“臣等日请资善堂参见皇太子，虽令升阶列拜，然後跪受，望令皇太子坐受参见。”诏不许。至道元年，皇太子每见宾客，必先拜，迎送常降阶及门）。

○太子家令（丞　主簿　食官署　典仓署　司藏署）

家令，秦官，属詹事（服虔曰：“太子称家，故曰家令。”）。汉因之，有丞主仓、饮食，职似司农、少府。汉代太子食汤沐邑十县，家令主之。後汉则属少傅，主仓、饮食。魏因之。晋又兼主刑狱、货、饮食，职比廷尉、司农、少府。其家令、率更令及仆，为太子三卿。太康八年，进品与中庶子、二率同。自汉至晋，家令在率更下，宋则居上。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主内茵褥床几诸供中之物及官奴婢、月用钱、库内、盐米、车牛、刑狱。齐因之。自宋、齐以来，清流者不为之。至梁天监六年，武帝以三卿陵替，乃诏革选，家令视通直常侍，率更、仆视黄门。陈因之。後魏亦曰三卿。北齐家令有功曹、主簿，领食官、典仓、司藏等三署，及领内防令、丞。隋掌刑法、食膳、仓库、奴婢等。炀帝改为司府令。唐复为家令寺，置家令一人，唯不主刑法，馀与隋同。龙朔二年，改家令寺为宫府寺，家令为宫府大夫。咸亨初复旧。丞二人，主簿一人。领食官署、典仓署、司藏署，署令各一人，丞各二人。

丞。汉家令有丞，後无闻。《宋书》云家令丞一人，晋置。宋、齐以後并有之。後周无。隋家令丞二人，唐因之。龙朔二年，改为宫府丞。咸亨元年复旧。掌判寺事。

主簿。晋家令有主簿，宋、齐因之，自後无。北齐家令有主簿员，隋亦然，唐因之。掌印并及句举。

食官署令、丞。汉詹事属官有食官令长丞，後汉亦有，而属少傅。主饮食。晋太子食官令职如太官令。宋则属中庶子，齐则属詹事。掌厨膳之事。梁食官局属庶子。陈因之。後魏亦有。北齐有食官令、丞，又别领器局、酒局二丞。隋家令寺统食官令、丞，令一人，丞二人。唐因之，掌饮膳之事。

典仓署令。後汉太子仓令属少傅，主仓。魏以下无闻。後魏有之。北齐家令寺领典仓署令、丞，典仓署又别领园丞。隋家令寺统典仓令、丞，令一人，丞二人。唐因之。掌藏出纳及醯醢庶羞之事。

司藏署令。晋家令有主物吏四人。梁有锡赐库局丞庶子，又有东宫卫库丞。北齐家令寺领司藏署令、丞司，藏又别领仗库、兴作二局丞。隋家令统司藏署令一人，丞二人。唐因之。掌藏库财货、营缮之事。

宋有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内臣兼），同主管左、右春坊事二人（以武臣兼），承受官一人（以内侍兼）。仁宗、神宗升储位，并有之。中兴後，孝宗、光宗正储位，及庄文、景献太子皆置其官。

○太子率更令（丞　主簿）

率更令，秦官（颜师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汉因之，有丞、主簿、庶子、舍人更直，职似光禄勋而属詹事。後汉因之，後属少傅。魏因之。晋主宫殿门户及赏罚事，职如光禄勋、卫尉而属詹事。宋制，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梁、陈、後魏并有之。北齐领中盾署，掌周卫禁防、漏刻钟鼓，亦属詹事。隋掌伎乐、漏刻，有令、丞、录事各一人。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龙朔二年，改率更寺为司更寺，改令为大夫。咸亨初复旧，丞、主簿各一人。

丞，後汉率更置丞一人，历代悉有，唯後周无。唐因隋。掌判礼乐、刑罚之事。

主簿，晋置一人，宋无，齐有之，自後无闻。北齐、隋又有之，唐因之。掌印及句举。

○太子仆（丞　主簿　厩牧署）

仆，秦官。汉因之，又有长、丞主车马（又有太子厩长一人，亦主车马）。後汉因之而属少傅，职如太仆。太子五日一朝；其非太子朝日，即与中允入问起居。魏因之。晋主舆马，兼主亲族，如太仆、宗正；从驾乘安车，次家令而属詹事。宋、齐并有之。梁视黄门郎。陈因之。後魏亦有。北齐詹事领仆寺，置令、丞、功曹、主簿，领厩牧署令。隋仆寺置仆一人，掌皇族亲疏、车舆骑乘，领厩牧署令。唐因之，加掌仪仗丧葬，而不掌亲族。龙朔二年，改仆寺为驭仆寺，改仆为大夫。咸亨初复旧。丞、主簿各一人，统厩牧署。

丞，梁有之，陈因之。後魏、北齐、隋并有之，唐因之。

主簿，晋置，宋无，齐有之。梁、陈、後魏无，北齐、隋皆有之，唐因之。

厩牧署令、丞，汉有太子厩长、丞，属詹事。後汉亦有而属少傅，主车马。魏、晋因之。齐东宫属有内厩局、外厩局，皆有丞。梁、陈因之。後魏有之。北齐则曰厩牧署令丞、车舆局丞。隋仆寺统厩牧署令、丞。唐因之。掌车马、闲厩、牧畜之事。

○左右卫率府（副率　长史以下官属）

卫率府，秦官。汉因之，属詹事。後汉主门卫徼循卫士，而属少傅。魏因之。晋武帝建东宫，置卫率，初曰中卫率。泰始五年，分为左、右卫率，各领一军。惠帝时，愍怀太子在东宫，又加前、後二卫率（《晋志》曰：“凡太子出，前卫率导在前，黄麾，左右二率从，使导舆车；後卫率从，在乌皮外。并带戟执刀，其服并视左、右卫将军。”刘卞为愍怀太子左率，知贾后必害太子，乃谓张华曰：“东宫隽又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录尚书事，废贾后於金墉，两黄门力耳。”华不从。）成都王颖为太弟，又置中卫率，是为五率。及江左，省前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宋、齐止署左、右二率。梁二率视御史中丞，铜印墨绶，武冠绛，朝服。左率领七营，右率领四营。陈有二率。後魏曰左、右卫率。北齐谓之左、右卫率坊。後周东宫有司戎、司武、司卫等员。隋曰左、右率，兼有副率二人。炀帝改左、右卫率为左、右侍率，兼置副率二人。唐为左、右卫率府。龙朔二年，改其府为左、右典戎卫，咸亨元年复旧。置率各一人，领兵宿卫、督摄队伍、总判府事（李靖为中书令、行左卫率，转兵部尚书）。副率二人（掌贰率事）。

长史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通判自长史以下胄曹。以上诸率府并同。

录事参军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句稽、监印。

仓曹参军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官员假使、仪式、粮廪、膳羞、田园、公廨、遇所、监药等事。

兵曹参军各一人，隋置。唐因之。掌府内卫士以上名帐差科及公私马驴等。

胄曹参军各一人，隋置，为铠曹。唐长安中，改为胄曹参军。神龙初，复为铠曹。太极中，复为胄曹。掌军器、仪仗、公廨营造、罪罚。长吏以下官局所领职务，诸率府并同。

亲府、勋府、翊府中郎将各一人。梁左、右卫率共领十一营，一率各领殿中将军十人、员外将军十人。北齐左、右卫坊率，各领骑官备身员外，又有内直备身正副都督。隋左、右卫率下直ト四人，直寝八人，直斋、直後各十人。唐则曰亲、勋、翊三府，各置中郎将、左右郎将各一人。唐置录事、兵曹参军各一人。

宋制，左右卫、司御、清道、监门、内率府率率府副率，不常置。中兴後，惟监门率府副率为环卫阶官。

○左右司御率府

隋文帝置左、右宗卫，官制如左、右卫，各掌以皇族侍卫。炀帝改左、右武侍率。唐为左、右宗卫率府。龙朔二年，改为左、右司御卫，後改卫为率府。神龙初，复为宗卫。景二年，复为司御率府。置率各一人，掌与左、右卫率同（副率以下职亦同，他准此）。副率二人。长史、录事及仓、兵、胄参军各一人。

○左右清道率府

隋有左、右虞候，各置开府一人，掌斥堠，伺奸非。长史以下如左、右卫。炀帝改开府为左、右虞候，并置副率二人。唐为左、右虞候率府，职拟左、右金吾。龙朔二年，改为左、右清道卫。神龙初，又为虞候率府。开元初，为清道率府。各置率一人，掌斥堠道路，先驱、後殿，伺察奸非。副率二人，长史、录事及仓、兵、曹参军各一人。

宋至道元年，东宫置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谒者，主赞引。真宗登位省。仁宗在东宫，复以郭承庆、夏元亨为之，登位复省。

○左右监门率府

隋左、右监门率各置一人，掌诸门禁。炀帝改为监门将军。唐复为左、右监门率，拟左、右监门。龙朔二年，改为左、右崇掖卫。咸亨初复旧。垂拱中，改为鹤禁卫。神龙初，复旧。各置率一人，掌门禁、副率各二人，长史、录事参军及兵、胄二曹参军各一人。

○左右内率府

隋置左右内率、副率各一人，掌领备身以上（所领千牛以下，与千牛卫同），禁内侍卫，供奉兵仗。唐为左、右内率府。龙朔二年，改为左、右奉裕率。咸亨初，复旧。各置率一人，掌侍卫左右，供奉兵仗。副率、长史、录事参军及兵、胄二曹参军各一人。千牛各十六人，掌执细刀弓箭，宿卫侍从。备身各二十八人，掌宿卫侍从。龙朔二年，改太子左、右千牛备身为太子左、右奉裕，寻复旧。

○太子旅贲中郎将

旅贲中郎将一人，职如武贲中郎将，宋初置。天子有武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唐诸率府初有中郎、郎将官。永徽元年，以太子名“忠”，改诸率府中郎将为旅贲郎将，其郎将改为翊军。後或改或省。

○太孙官属附

唐永淳元年三月，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将置府寮，高宗召吏部郎中王方庆问曰：“前代故事如何？”方庆进曰：“臣按《周礼》，有嫡子无嫡孙。汉、魏以来，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孙。晋惠帝永宁元年，立愍怀太子第三子襄阳王尚为皇太孙，太子官属即转为太孙官属。南齐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长子南郡王昭业为皇太孙，便居东宫。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孙，旁求载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对曰：“五帝不相沿乐。苟不失上下之序，不亏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上悦，使方庆详求典故、官属、乃奏太孙府置师、傅、友、文学、祭酒，及长史、曹掾、主簿、管记、司录以下六曹从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级。上後颇以为疑，竟不补授而止。

《朱子语录》曰：“或问东宫官属，曰：‘《唐六典》载太子东宫官制甚详，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统众务，则犹朝廷之尚书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领众局，则犹朝廷之中书、门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设官，又各帅其属之意。崇文馆犹朝廷之馆阁。赞善大夫犹朝廷之谏议大夫。其官职一视朝廷，而为之隆杀。此等制度犹存，今之东宫官属极苟简。左、右春坊，旧制选贤德者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讲读数员而已。如赞善大夫诸官，又但为阶官，非实有职业。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当时亦有不曾讨论者，如东宫官属之不备是也。旧尝入，论东宫官制疏略，宜仿旧损益之，不报。’”

○六院四辖

◎检院

周置大司寇。南梁武帝天监元年，诏於公府置。唐天宝九载，改理匦使为献纳使，後又改知匦使。

宋雍熙元年，改匦为检（东延恩曰崇仁，南招谏曰思谏，西申冤曰申明，北通元曰招贤）。景德四年，改为登闻检院，命枢密直学士张咏判（仍差内品监门，不得关预公事）。隶谏议大夫，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皆受以通达。凡进状者先鼓院，若为所抑，则诣检院（外有理检院使，今不置。始於淳化三年置理检院於乾元门西北廊，以知制诰钱若水领之，复唐制也。至道三年废。天圣七年，上因读《唐史》，见匦甬达下民冤枉之事，乃置匦甬，仍专命御史中丞为理检院使，以分记）。中兴之初，因旧制，置局於阙门之前（旧左宣德门外，仗隶门下省），建炎三年，专隶谏院。南渡以来，创治所於和宁门之下。绍兴戊寅，复承平之制，移置居双阙之左。

◎登闻鼓院

古者，朝有诽谤之木、敢谏之鼓，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

宋朝曰鼓司，以内臣掌之，鼓在宣德门南街北廊。至道三年，命太子中舍王济句当鼓司，用朝臣句当自此始。景德四年，诏改为登闻鼓院，掌诸上封而进之，以达万人之情，隶司谏、正言。凡文武臣僚ト门无例通进文字者，先经登闻鼓院进状，未经鼓院者，检院不得收接。建炎元年，因旧制，置局於阙门之前。（高宗即位於南京，召李纲为宰相，纲奏曰：“今艰难之际，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闻，而士民之愿效其智虑者尤多，而检、院鼓犹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务也。”）三年，专隶谏院。

◎进奏院

唐藩镇皆置邸京师，以大将主之，谓之上都留後，大历十二年，改为上都知进奏院官。五代以来，支郡不隶藩镇补人为者，听其置邸，隶藩镇者兼掌焉。

宋缘旧制，皆本州镇补人为进奏官。其军监、场务、转运司则差知後官则副知掌之。逐州就京师各置进奏院。太平兴国六年，诸州罢知後之名，简知後官，得李楚等百五十人，并充进奏官，命供奉官张文璨提辖诸道进奏院。监官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牍状牒以奏御，及分授诸司。中兴以来，隶门下後省，给事中点检。讫乾道九年，依旧隶後省，合传报事，令後省录以报行。

◎官诰院

宋初於右掖门置院，四司诰身案并集於此，以备中书除改，本司郎官各主其事。淳化五年，始专置官司於省内。凡官诰，各以本司诰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命妇用司封，加勋用司勋。掌文武官将校诰身及封赠。官诰院提举一人，以知制诰充；判院一人，以带职京朝官充。元丰五年行官制，文武诰身属吏部，蕃官诰属兵部，封赠及命妇诰属司封，加勋并将校诰属司勋。官诰院四部诰身案及吏人，随事隶本部。七年，并司封、司勋、诰身案入吏部预书库收掌。崇宁四年，吏部转置造官诰局。五年罢，令尚书右选主管。大观元年复置，寻改为官诰院，仍隶左右司。三年复罢归吏部。政和三年六月，诏依旧置官诰院，差官二员主管，少府监铸印记，吏部制造诰身案记为文。中兴以来，因仍不改。

◎审计院

宋朝以三司使总邦计，司各有院，以秉中外泉出入之政，盖会计之府也。然案牍从委，典者不能偏察，而奸容焉。淳化三年，始用户部使樊知古奏，剔其籍，复别为院，置官专领之，以听稍食之要贰。置院之初，特掌骑兵、徒兵给受之数，犹未及诸司也。元丰三年，合步、骑两院为一，遂以其一主诸司。自宫禁朝廷下至斗食佐史，凡赋禄者，以式法审其名数而稽其辞受。唯郊赐给己乃审，禄有疑予，则诏以法。凡四方之计籍上於大农，则逆其会。凡有司议调度会赋出则诹焉。设员二，曰左、右厅。分案六，史八人。其名旧为诸军诸司专句司，建炎元年避高宗御讳，改诸军诸司审计官。

◎粮料院

宋初仍旧制，以三司大将军为都粮料使。自开宝六年，以著作佐郎陆光范充，改用京官自此始。太平兴国五年，分诸司、马军、步军为三院。八年，以马军、步军合为一院。雍熙四年，命供奉官陈处晦句当诸司粮料，供奉官曾祚句当马步军粮料。自後复分马、步军为两院，或以诸司使、副分主之。端拱二年，复以京朝官主之。元丰末，并马、步军与诸司为二院，隶太府寺。掌以法式颁廪禄，凡文武百官、诸司、诸军俸料，以券准给。中兴以来，行在有诸军诸司粮料院；镇江、建康有分差诸军粮料院，鄂州有分差户部粮料院，四川总所有分差户部鱼关粮料院、分差利州户部粮料院。

◎榷货务都茶场

榷货务掌折博斛米、金帛之属，以朝官诸司使副、内侍二人监。太平兴国中，以先平岭南及交趾诸国入贡通关市，议於京师置榷易院。大中祥符中，并入榷货务。建炎中兴，又创都茶场，给卖茶引，随行在所於榷货务置场。虽分两司，而提辖、监官并通衔管（建炎四年，诏：“榷货务都茶场依旧隶左、右司，其提领措置并罢。其都茶场仍令提辖榷货务官兼行提辖。”）。寻徙越州一务场於建康，又并真州一务场归建康。绍兴五年，诏建康、镇江两务场，只是给卖钞引。三十二年，诏三省今後选差文臣充监官，更不差武臣。乾道六年，诏依旧通差武臣。先是课入不立额，唯视旧岁为等差，是岁始户分有定数。岁总为钱二百四十万万，行都受藏之所为数八十万万，於建康者一百二十万万，於镇江者四十万万。

◎杂买杂卖务

宋朝杂买务旧曰市买司，太平兴国四年改，至道中废，咸平复置。以京朝及三班、内侍三人监。掌和市百物，凡官禁官物所需，以时供纳。杂卖务，景德四年置，掌受内外币馀之物，计直以待出货，或准折支用。以内侍及三班二人监，後亦差文武朝官。绍兴六年，诏杂买务杂卖场置提辖官一员。

◎文思院

宋朝太平兴国三年置，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隶少府监。熙宁三年，诏：“文思院两界监官立定文臣一员、武臣一员，朝廷选差。其内侍句当官并罢。”绍兴三年诏：“少府监并归，文思院其上、下界监官从工部辟差。”工部言：“所辖文思院旧分上、下界，监官三员，内一员文臣系京朝官。上界造作金银珠玉，下界造作铜铁竹木杂料。欲依旧分为上、下界。”从之。隆兴三年，诏并礼物局入文思院。

◎左藏库

掌受四方财赋之入，以待邦国之经费，其原盖起於周职内主赋入，职岁主赋出，而邦布之入出则外府又主之，皆其职也。晋始置左、右藏令。唐於左、右藏分建东、西库，以太府少卿知出纳，於左长庆门之东。

宋初，左右止一库，置使领焉。太平兴国二年，分为二库。淳化三年，分置左、右藏各二库。四年，废右并入左。政和六年，修建新库，以东、西库为名。中兴，因仍东、西库，各以文臣监，武臣同监。其东，币帛纟绸之属在焉；其西，金银泉券丝纩之属在焉。绍兴二十七年，诏户部於辖下丞簿内选一员，兼充左藏库提辖官。此提辖所由始也。孝宗即位，诏将御前桩管激赏库拨归左藏库，以左藏南库为名，专一桩管应副军期支遣，於是有东、西、南三库。寻罢南库。大抵国家用度多靡於赡军。西蜀、湖、广、江、淮之赋类归四总领所，以饷诸屯，其送京者殆无几，唯闽、浙悉输焉。东、西库藏入以端计者，率百四十万，以缗计者率二千万，给遣称是，而大军居十之七，宫禁百司禄赐才三，之有非泛浩繁之费，则请於朝，往往出内帑封桩，以补所阙。监官凡五人，分帑而治。旧以京朝官为之，今唯才是用，故四选通得人。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曰：“六院官，检、鼓、粮、审、官诰、进奏也，例以京官知县有政绩者为之，亦有自郡守除者，则继即除郎，如鹿伯可是也。故恩数略视职事官而不入杂压。绍兴十一年，胡汝明以料院除监察御史，遂迁副端。乾道後，相继入台者有宋敦书、萧之敏、陈升卿、傅淇等数人，而六院弥重，号为察官之储矣。淳熙初，龚实之秉政，其内弟林宓办审计司，遇郊恩而林尚京秩，乃白上以六院官班寺监丞之上，林用是得封赠父母。龚後为谢廓然所论，南窜，此其一事也。绍兴二年夏，六院官始复入杂压，在九寺簿之下焉。”

又曰：“六院官入杂压事，《甲记》已具。淳熙四年既削去，近岁乃复举行，其班在五寺主簿之下，太学博士之上。六院官通计十二人，皆得转对，但不入品耳。然六院以为邑有政绩者为之，故例为察官之选。”

又曰：“四提辖谓榷货务都茶场、杂买务杂卖场、文思院、左藏东西库是也。榷货务场掌差、茗、香、矾、钞引之政令。绍兴初，沿宣、政旧例，置提领官，率以故省吏为之，後乃改用士人。行在、建康、镇江三务场，岁入凡二千四百万缗（建康一千二百万，行在八百万，镇江四百万），皆以都司提领，不系户部之经费，而在建康、镇江者分属总领所焉。开禧末，以总所侵用储积钱，始径隶提领官，不属总所。买务卖场，盖唐宫市之遗制。近制，凡宫禁月料、朝省纸、文思院之制造、和剂局之修合，皆所取给焉。至若斥左帑封桩之币馀，编估打套，则卖场掌之。绍兴六年，始置提辖官总其事。先是，四辖官外补则为州，内迁则寺监丞簿，亦有径为杂监司，或入三馆者（乾道八年十二月，榷货王除福建市舶，左藏王楫除九路铸钱司。熙七年三月，熊子复自文思校书郎）。近岁望稍轻，往往更迁六院官，或出为添ヘ，非曩日之比矣。”

◎总宫观

宋朝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祖宗时员数绝少（《官制旧典》云：“祖宗待臣以礼，虽年及挂冠，未尝直令致仕，皆以宫观处之，假以禄耳。”），熙宁以後乃增焉。是时方经理时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宫观，以食其禄。时相王安石亦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诏宫观毋限员，并差知州人，以三十月为任。

◎在京宫观

宋朝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或丞郎、学士以上充副使，两省或五品以上为判官，内侍官或诸司使、副（政和改武臣官制，以使为大夫，副使为郎）为都监，又有提举、提点、主管官。其戚里、近属及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之意。绍兴二十一年，在京宫观依在外宫祠，以三十个月为任（又绍兴五年诏：“任在京观请给、人从，前宰执依见任减十分之二；阁学士已上，依六曹侍郎；直学士已上，依中书舍人；太中大夫已上，依左右司郎中；任枢密都承旨、阁学士已上，依天曹尚书；直学士已上，依六曹侍郎；太中大夫已上，依中书舍人。”）。

◎宫观使

唐天宝七载，以给事中杨钊充九成宫使，宫使之名自此始（《南部新书》）。

宋朝祥符中，真宗建玉清昭应宫，王魏公旦为首相，始命充使，宫观置使自此始。又有景灵宫、会灵观使，然每为宰相兼职。天圣元年，吕夷简为相，时朝廷崇奉之意稍缓，因请罢使名。熙宁中，富郑公弼领集禧观使居洛，此宫观使居外之所从始也。徽宗建玉清万寿宫，乃命宰执兼使、副，用真庙故事也。近以前宰执奉朝请者领在京宫观使，而在外旧相只除提举宫观，非祖宗优待宰相之体。靖康以来，犹未正，盖朝廷未暇讲也。政和八年，太师、鲁国公蔡京，少傅、太宰郑居中，少保、少宰余深，检校太保领枢密院事童贯，并兼充神霄、玉清、万寿宫使；知枢密院事邓洵武、门下侍郎薛昂、中书侍郎白时中、尚书左丞王黼、宣和殿大学士蔡攸，并兼充副使。渡江後，前执政在经筵者，不以官高卑，率为观使；若他官，则使相已上乃得之；其居外者，必官至三少乃除。淳熙中，崇宪靖王自节度使拜使相，封郡王，中书进熟拟提举洞霄宫，周文忠当制，引故事宗室使相外居者当得观使，上批如所请。绍熙初，赵文定以使相判潼川府，乞奉祠，乃除醴泉观使，非旧典也。开禧末，陈勉之以特进罢相，不带职，乃亦除观使，盖章逵之侍郎当制失之。翊日，李季章进呈，改提举洞霄宫，合故典矣。天禧以前，崇、观以後，宫观使之名甚众，渡江以後，宫观不复置。而观使有三，前宰相则得醴泉，宗戚则得万寿，又其次则得佑神云。宣、政，又有提点宫观官，在提举之下、主管之上，今省。

◎提举宫观

宋朝真宗时，东西太一宫提举，以两省、两制、丞郎官为之，掌奉斋醮之事。天圣七年，玉清宫灾，遂罢使，而景灵、会灵、祥源三宫观，以学士、舍人管句。李若谷罢参政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会灵观，自是学士、待制、知制诰皆得为提举。晏元献以旧相提举万寿观，武臣李端愿止得管句祥源观。今朝官亦云提举，非故事也。

◎在外宫观岳祠

宋朝宫观皆俟力请而後授，侍从而上任宫观者绝少，若因责降改作主管，方且差焉。熙宁初，王安石相，异已者方直除宫观。大抵宫观非自陈，而朝廷特差者，如降黜之例。二年，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府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灵仙观，置管句或提举、提点官。四年，诏：“宫观、岳庙留官一员，馀听如分司、致仕例，从便居住。”六年，诏：“卿监、职司以上提举，馀官管句当者。”又诏：“年六十以上者乃听差。毋过两任。兼用执政恩例者，通不得过三任。”後蔡京用事，增广职任。崇宁三年添宫观十，政和三年添宫观三十（名见《续会要》，多不录），选人亦许乞岳庙。宣和王黼用事，外开新边，以熙宁法革之，一切不恤，士夫於是失禄矣。

●卷六十一 职官考十五

○司隶校尉

司隶，周官也，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隶谓罪隶、四翟之隶也。物谓衣服、兵器之属），帅其民而捕盗贼。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司隶校尉，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中郎官，京师诸官府），捕巫蛊，督大奸猾（督谓察视之）。後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晋志》曰：“汉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隶校尉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元帝初元四年，去节，後诸葛丰为司隶又加节，寻复去之，司隶去节自丰始也（诸葛丰为司隶，无所回避。侍中许章以外属贵幸，宾客犯法，与章相连。丰欲劾奏，逢章出，丰驻车举节招章曰：“下！”欲收之。章驰去，丰奔车逐之，章遂入殿得免，因此成帝遂收丰节）。成帝元延四年省。绥和二年，哀帝复置，但为司隶（除校尉字），冠进贤冠，属大司空，比司直。司隶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马内事皆主之。专道而行，专席而坐。初除，皆谒两府（两府谓丞相、御史也。唯涓勋初为司隶，不肯谒丞相、御史大夫，後为翟方奏免。又《汉书》曰：“鲍宣字子都，明经，为司隶。丞相孔光行园陵，官属行驰道中，宣使敛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又王骏为司隶校尉，奏免丞相匡衡。又盖宽饶为司隶，亦无所回避）。後汉复为司隶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尹、河东、弘农凡七郡，治河南洛阳（《北齐书》曰：“後汉几皇族不得典三河，盖忌其亲，而惜形迹之地。”）。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後汉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陈元议以为不宜使有司省察公辅，乃止）。廷议处九卿上，朝贺处公卿下（鲍永为司隶，鲍恢为都官从事，并不避强御。诏策曰：“贵戚且当敛手，以避二鲍。”又中常侍王甫、曹节等用事，尚书令阳球常唾手拊髀曰：“当令阳球作司隶，此辈敢尔？”及後拜司隶，遂表劾王甫，自临考，父子皆死於杖下。曹节见甫尸，乃收泪入言球罪，帝徙为卫尉。球叩头曰：“愿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鸱悉伏其辜。”又李膺字元礼，拜司隶校尉。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膺而逃藏让舍柱中。膺率将吏破柱取朔，付狱杀之。自是宦官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帝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司隶。”）。凡司隶属官有从事史十二人。其都官从事史至为雄剧，主察百官之犯法者。魏、晋司隶与二汉同（刘聪僭号，置左、右司隶）。司隶於端门外坐，在诸卿上，绝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诸卿下，不绝席。初以司隶官属制置如州仪，而俗称之司州（见《太康记》）。及魏、晋乃以京辅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隶校尉统之。及东晋渡江，罢司隶校尉官，变其职为扬州刺史。後魏、北齐为司州牧。後周有司隶下大夫，掌五隶及徒者、捕盗贼、囚执之事，属大司寇。隋初，有雍州牧。後炀帝置司隶台，有大夫一人，掌诸巡察。薛道衡为司隶大夫，别驾二人，分察畿内，一人按东都，一人按京师。後又罢司隶台（裴蕴为御史大夫，欲重己权，令虞世基奏罢司隶、刺史以下官属），而留司隶从事之名，不为常员，临时选京官清明者权摄以行。唐无司隶校尉，而有京畿采访使，亦其职也。

○州牧刺史

黄帝立四监，以治万国。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秦置监察御史，汉兴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监三辅郡，察词讼，所察之事凡九条，监者二岁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其後，诸州复置监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监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复监。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诏六条察州，凡十二州焉（汉制，刺史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居部九岁，举为守相。成帝绥和元年，以为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乃更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是时，何武与翟方进奏曰：“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春秋》之义，用贵理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奏可）。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时朱博又奏曰：“汉家立置郡县。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国，吏人安宁。故事，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秩卑赏厚，咸劝功乐进。今增秩为牧，以高第补九卿，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宄不禁。臣请罢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元寿二年，复为牧。後汉光武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属司隶校尉。汉刺史乘传周行郡国，无所治。中兴，所治有定处。旧常以八月巡行所部（常以秋分行部，郡国各遣二吏迎之界上），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不复自诣京师（建武十一年，初断州牧自还奏事）。虽父母之丧，不得去职（元嘉元年，初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延熹二年，复断之）。或谓州府为外台（谢夷吾为荆州刺史，第五伦荐之曰：“寻功简能，为外台之表；听察声实，为九伯之冠。”）。灵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时天下方乱，豪杰各欲据有州郡，而刘焉、刘虞并自九卿出领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验，然後黜退。光武即位，用法明察，不复委三府，故权归举刺之吏。魏、晋为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持节，皆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领兵者武冠。而晋罢司隶校尉，置司州，江左则扬州刺史。自魏以来，庶姓为州而无将军者，谓之单车刺史（庶姓谓非帝族）。凡单车刺史，加督进一品，都督进二品，不论持节、假节。晋制，刺史三年一入奏（甲午诏书曰：“刺史衔命，国之外台。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纠之。”）。宋与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辞宫庙而行，皆持节。後魏天锡二年，又制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异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县置三令长。孝文太和中，次职令。自後魏、北齐，则司州曰牧；而北齐制，州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後周则雍州曰牧。而制刺史初除，奉辞之日，备列卤簿。凡总管、刺史则加使持节诸军事，以此为常。及苏绰为六条之制，初文帝秉魏政，令百官诵习，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六条之制，其略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净则思虑妄生，见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其二，敦教化。其三，尽地利。其四，擢贤良。其五，恤狱讼。其六，均赋役）。静帝大象元年，诏总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节，馀悉罢之。隋雍州置牧，馀州并置刺史，亦同北齐九等之制，总管、刺史加使持节。至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後虽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旧刺史之职。按：魏置使持节，宠奉使官之任。隋氏废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则合罢持节之称。其时制置不以名实相副为意，仍旧存之。後改为太守，亦复不省，所以使持节之名，及於边远小郡，乃不徵典故之失）。刺史、县令，三年一迁。诸有兵处，则刺史带军事以统之（炀帝乃别置都尉领兵，兵不属郡）。十四年，改九等州县为上、中下、下，凡四等。炀帝大业初，复罢州置郡。为司隶台，大夫一人巡察畿内（又有司隶刺史，房彦谦尝为之）；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亦有六条之制（与汉六条不同）。从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轺巡郡县，十月人奏。唐武德元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龙二年二月，分天下为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一道二人），以左、右台及内外官五品以下坚明清劲者为之。兼按郡县，再期而代。至景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开元十年省，十七年复置，二十七年改置采访处置使（其有戍旅之地，即置节度使，仍各置印。天宝九载三月敕：“本置采访使令举大纲，若大小必由，是一人兼理数郡。自今已後，采访使但采察善恶，举其大纲，自馀郡务，所有奏请，并委郡守，不须干及。”），理於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後，改采访使为观察。观察皆并领都团练使。其僚属随事增置。分天下为四十馀道，大者十馀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山川区域为制。诸道增减不恒，使名沿革不一，举其职例，则皆古之刺史云）。

○都督（总管节度团练都统等使附）

後汉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权置督军御史，事竟罢。建安中，魏武为相，始遣大将军督之，而袁绍分沮授所统诸军为三都督（绍以沮授、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魏武征孙权还，又使夏侯督二十六军。魏文帝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又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明帝太和四年，司马宣王征蜀，加号大都督。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司马文王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受魏禅，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及伐吴之役，以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总统六师（兼给羽葆、鼓吹、缇幢、兵万人、骑二千，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增参军、骑司马各十人，帐下司马二十人，大车、官骑各三十人）。太康中，都督知军事，刺史理人，各用人也。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则单为刺史（庾翼都督征讨诸军事，镇襄阳，绥怀招纳，立客馆，置典宾参军）。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惟王导等权重者乃居之。宋氏人臣则无居者，惟江夏王义恭得假黄钺。假黄钺则专戮节将，非人臣常器。又有都督诸州诸军事者，则为常职。旧曰监某州诸军事，文帝即位，改监为都督。後魏有都督中外诸军事。永安以後，近远多事，置京畿大都督，总摄军人，立府置佐。後周改都督诸军事为总管则总管，则总管为都督之任矣。又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至隋，三都督并以为散官。炀帝改大都督为校尉，帅都督为旅帅，都督为队正（唐武德七年，改上大都督为骁骑尉，大都督为飞骑尉，帅都督为骑尉，都督为武骑尉）。按此，则都督之名微矣。隋文帝以并、益、荆、扬四州置大总管（并、益、扬三州以亲王临统，唯荆州以韦世康为之，时论以为美），其馀总管府置於诸州，列为上、中、下三等，加使持节。炀帝悉罢之。唐诸州复有总管，亦加号使持节，刺史加号持节。武德元年，诸州总管亦加号使持节。五年，以、荆、并、幽、交五州为大总管府。七年，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总管府为都督府（旧州已置都督府，武德四年废府，置大行台）。复有行军大总管者，盖有征伐则置於所征之道，以督军事。武德以来，亦有元帅之号，太宗为秦王，加西讨元帅；中宗为周王，为洮河道元帅；睿宗为相王，为并州道行军元帅（安禄山反後，天宝十五载，哥舒翰为诸道兵马元帅，其後李光弼、郭子仪复为副元帅，李亘、李若幽、李勉又为兵马都统，并从其宜也）。太极初，以并、益、荆、扬为四大都督府。开元十七年，加潞州为五焉。其馀都督，定为上、中、下等（上都督府五，中都督府十三，下都督府十六）。前後制置改易不恒，难可备叙。凡大都督府，置大都督一人（掌所管都督诸州城隍、兵马、甲仗、食粮、镇戍等），亲王为之，多遥领其任；亦多为赠官，长史居府以总其事（各有长史、司马、录事、功曹以下官属，因员数多少与诸州府有差，其职事不异，具《郡佐篇》）。分天下州县制为诸道，每道置使，理於所部（即采访、防御等使也）。其边方有寇戎之地，则加以旌节，谓之节度使。自景二年四月，始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其後诸道因同此号，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本皆兼度支、营田使，开元九年十一月敕，其河东、河北不须别置，并令节度使兼充。有副使一人（副贰使），行军司马一人（申习法令。自汉、魏至隋，总戎出征，则刺史、都督、将军等官置长史、司马、诸曹参军为之僚佐，按官置司。唐本制，大总管乃前代专征之任，其僚佐亦多同之。自後改为节度大使，署副使、判官以为僚佐，如前代长史已下之任。然长史、司马及诸曹是曰官名，副大使、副使、判官乃为使职。有所改易，合随府主。置大使则有副使已下，今若改名使府，不合设官充其僚吏。盖因授任者莫详其源，既有副使，又置司马，参杂重设，遂为其例。况不标於甲令，固须区别著定恒规也），判官二人（分判仓、兵、骑、胄四曹事，副使及行军司马通署），掌书记一人（掌表奏书檄。《齐书》曰：“宋江夏王义恭取邱巨源为掌书记。”），参谋无员（或一人，或二人，参议谋画），随军四人（分使出入）。开元中，凡八节度使（碛西、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幽州、剑南、岭南，此八节度也。後更增加，兼改名号），盖古之持节都督江左四中郎将、近代行军总管之任（凡将帅出行，兵满万人以上，则置长史、司马，仓、兵等曹参军；若万人以下，员数递减。自至德以来，天下多难，诸道皆聚兵，增节度使为二十馀道。其非节度使者谓之防御使，以采访使并领之。采访理州县，防御理军事。初，节度与采访各置一人，天宝中始一人兼领之。乾元中，始置都统，使监总管诸道，或领三道、或领五道，皆古方岳牧伯之任也。上元末，省都统，後又改防御使为都团练守捉使，皆主兵事而无旌节，僚属亦减。有副使一人掌贰使事，判官二人分判军事。自永泰以来，都团练使稍有加置参谋者）。若朝觐则置留後，择其人而任之（宋武帝起义讨桓元既平京口，向建业，以孟昶为长史，总摄後事；及讨司马休之，伐荆州，以中军将军刘道邻监留府事，皆留後之任也。自後无代无之，不复遍举）。

○都护

汉宣帝地节二年，初置西域都护，为加官也。或以骑都尉、谏议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有副校尉。始以郑吉为之。後废。至後汉永平十七年复置（班超为西域都护，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伏，纳质者五十馀国）。晋、宋以後，有都护之官，亦其任也。（《齐书》曰：“广州西南有二江，川源深远，别置督护，专征讨之任。陈伯超为西江都护，沈ダ为南江都护。”）。唐永徽中，始於边方置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护府，後又加单于、北庭都护府（麟德元年，改中都护为单于都护）。府置都护一人（掌所统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禄勋功，总判府事），副都护二人（掌贰都护事。其安北、单于则置一人），长史、司马各一人（录事、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参军各一人，参军事三人。其安北、单于唯有司马、仓曹、兵曹各一人，馀并不置）。

○观风俗使

唐贞观八年，分遣萧、李靖、杨恭仁、王、窦静、李大亮、刘德威、皇甫无逸、韦挺、李袭誉、张亮、杜正伦、赵宠智等巡省天下，延问疾苦，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以後不复置。

○巡察按察巡抚等使

贞观二十年，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一人，以六条巡察四方，多所举刺。太宗命褚遂良一其类以闻，乃亲自临决牧宰以下，以能官进擢者二十人，罪死者七人，流罪以下免黜数百人。天授二年，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时分巡天下者，皆左、右台官）。神龙二年，敕左右台内外五品已上官，识理通明无屈挠者二十人，分为十道巡察使，二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郡。景龙二年，置十道按察使，分察天下。至开元八年五月，复置十道按察使，以陆象先、王皎等为之。贞元八年，以江、淮荆、襄、陈、宋、河朔水灾，遣中书舍人奚陟、左庶子姚齐语、秘书少监雷成、京兆少尹韦武为诸道宣抚使，振给灾荒，均平赋役，疏决囚系，惩肃官吏。元和四年，以旱灾，复遣左司郎中郑敬等为诸道宣抚使。

○黜陟使

贞观八年，发十八道黜陟大使。二十年，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开元二十一年遣使，以崔翘等为之。天宝五载遣使，以席豫等为之。至德二载遣使，以虢王等为之。建中元年，以庾何等为之。自建中以後省。

○采访处置使

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处置使，以御史中丞卢绚等为之，仍置印。二十五年，命诸道采访使考课官人善绩，三年一奏，永为常式。天宝九载，敕：“采访使但察访善恶，举其大纲，自馀郡务所有奏请，并委郡守，不须千及。”乾元元年，诏：“近缘狂寇乱常，每道分置节度。其管内缘徵遣及文牒，兼使命来往，州县应命非不艰辛，仍加采访，转益烦扰。其采访使置来日久，并诸道黜陟使宜且停，待後当有处分”（其年改为观察处置使）。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世於诸道置按察使，後改为采访处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分天下为四十馀道，大者十馀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访察善恶，举其大纲。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能生杀人，或专私其所领州，而虐视支郡。元结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以为‘诸使诛求符牒二百馀通’，又作《贼退示官吏》一篇，以为‘忍苦裒敛’。阳城守道州，赋税不时，观察使数诮责，又遣判官督赋，城自囚於狱。判官去，复遣官来按举。韩愈《送许郢州序》云：‘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实应乎府；为观察使者常急於其赋，不以情信乎州。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已穷而赋愈急。’韩皋为浙西观察使，封杖决安吉令孙至死。一时所行，大抵类此，然每道不过一使临之耳。今之州郡按制控刺者，率五六人，而台省不预，毁誉善否，随其意好，又非唐时一观察使比也。”

按：野处所言，以为唐之州县不过一使临之，而宋则有帅、漕、宪、仓四司，故州县之官尤难以奉承展布。盖唐制，一道兵政属之节度使，民事属之观察使，然节度多兼观察；又各道虽有度支、营田、招讨、经略等使然，亦多以节度使兼之。盖使名虽多，而主其事者，每道一人而已。至宋则监司各自有建台之所，每司专有长官，专有掾佐，而号令之行於统属者始烦矣。然宋之监司虽多，而一司犹不过一人专之也。若夫司存鼎立，而每司之称牧伯刺史者比肩数人，而以临乎其郡；每郡则称守者比肩数人，而以临乎其县；每县则称宰者比肩数人，而以临乎其民，则其诛求之苛密，奉承之不易易，又振古所无也。

○度支营田使

开元十年敕，度支、营田若一使专知，宜同为一额，共置判官两人。元和十三年诏曰：“事关军旅，并属节制；务系州县，悉归廉察。二使所领，实曰管辖。诸道度支、营田承前各置使。自艰虞以後，名制因循，方镇除授之时，或有兼带此职，遂令纲目所在各殊。今日务修旧章，思一法度，去烦就理，众心为宜。唯别置营田处，其使，且令仍旧。其忠武、凤翔、武宁、魏博、山南东道、横海、宁、义成、河阳等道度支、营田使及淮南度支，近已停省，其馀诸道并准此处分。”初，景、开元，节度、度支、营田等使诸道并不置，又一人兼领者甚少。艰难以来，优宠节将，天下拥旄者常不下三十人，例衔节度、度支、营田、观察四使。其边界藩镇增置名额者又不一。前後六十馀年，虽尝增减官员及使额，而度支、营田以两河诸将兼领，故朝廷不议停废。至是群盗渐息，宰臣等奏罢之。

○租庸使

开元十一年，宇文融除殿中侍御史，句当租庸地税使。天宝二年，陕郡太守韦坚兼知句当租庸使。六载，杨国忠加诸郡租庸使。至德，元载、第五琦除监察御史，充江、淮租庸使。广德元年，考功郎中裴为河东道租庸、盐铁等使。永泰元年，京兆尹第五琦奏：“租庸使请一切并停，唯差判官一人、巡官二人催遣。”从之。

○两税使

建中三年，初分置汴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包佶、崔纵分为之）。八年，以东都、河南、江淮、岭南、山南东道两税等钱物，令户部侍郎、转运使张滂主之。东渭桥以东诸道巡院并隶滂。以关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财物，令户部尚书、度支使班宏主之。其後，宏、滂互有短长。宰相赵憬、陆贽具以其事上闻，由是参用大历故事，如刘晏、韩所分焉。元和四年制，令盐铁使杨子留後，宜兼充淮南、浙西东、宣歙、福建等道两税使；其江陵留後，宜兼充荆南、山南东道、鄂岳、江西、湖南、岭南等道两税；使度支山南西道分巡院官宜兼充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两税使；其硖内五监旧属盐铁使，宜割属度支使，便委山南西道两税使兼知粜货，各奉所职，期於悉心。

○户口使

开元十二年，宇文融除御史中丞，充诸色安辑户口使。天宝四载，户部郎中王钅共加句当户口色役使。

苏氏曰：“九寺、三监，东宫三寺、十二卫，及京兆河南府，是王者之有司，各勤所守，以奉职焉。尚书省旧章立程度以颁之，御史台按格令采奸滥以绳之。中书门下立百司之体要，察群吏之能否，善绩著而必进，败德闻而且贬。政有恒而易守，事归本而难失，经远之理，舍此奚据？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克下民以厚敛，张虚数以献状，上心荡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祸。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无其事，受厚禄而虚其用。宇文融首倡其端，杨奢矜、王钅共继遵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仲尼云‘宁有盗臣，而无聚敛之臣’，诚哉是言。前车既覆，後辙未改，求达化本，不亦难乎？”

洪氏《容斋随笔》曰：“杨国忠为度支郎，领十五馀使；至宰相，凡领四十馀使。第署一字不能尽，胥吏因是恣为奸欺。《新》、《旧唐史》皆不详载其职。按其拜相制前衔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长史，剑南节度、度支、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祠祭、木炭、宫市、长春九成宫等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书、集贤殿崇元馆学士、修国史、太清太微宫使。’自馀所领，又有管当租庸、铸钱等使。以是观之，概可见矣。宫市之事，咸谓起於德宗贞元，不知天宝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韩文公作《顺宗实录》，但云旧事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贞元末以宦者为使。亦不及天宝时已有之也。”

○转运使

唐先天二年，李杰（始名务光）始为水陆发运使，盖使名之起。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以侍中充江淮、河南转运使，而崔希逸、萧为副，盖副使始此。天宝以韦坚充句当转运使，第五琦充诸色转运使，刘晏充诸路转运使。其後韩、杜、杜让能、崔昭纬皆以宰相充使，而诸道分置巡院，皆统於此。五代罢巡院，始置转运使。

宋朝艺祖开基，惩五季之乱，藩臣擅有财赋，不归王府，自乾德以後，僭伪略平，始置诸道转运使，以总利权。开宝六年，广南平，除徐泽为判官，盖转运判官始此。其转运使之名，国初但曰句当某路水陆计度转运事，官高者则曰某路计度转运使。太平兴国初皆曰使，两省以上则为都转运使，又置副使与诸路判官焉，又置同句当转运事，俄罢诸路副使。真宗每用兵，或令都部署兼转运使；王师征讨，则有随军转运使，事毕即停。至道中，诏曰：“天下物宜，民利病，惟转运使得以周知。令更互赴阙，延见询问焉。”庆历中，皆带按察之任；六年，罢之（三年，诏诸路转运使并兼按察使，每岁具官吏能否。先是，欧阳修请遣使按察官吏，贾昌朝言转运以按察官吏，故令兼而领之。六年赦书，以为所过烦扰，吏不能安其职，遂并罢之）。先是，判官与转运争权而罢。至嘉中复置。熙宁二年，诏转运使用本资序人即充，资序下一等为权，二等为权发遣。中兴以来，逐路都转运使除授不常，惟使、副、判官常置。旧制，转运司除授皆命词给诰，渡江已後，例给敕命，後稍复旧，转运使、副命词，运判则否。六年，诸路运判亦命词给诰。光宗绍熙以来，使副、运判不双除。属官有主管文字一员、办公事人员，又有准备差遣，员多寡不一。

东莱吕氏曰：“国初，未尝有监司之目。其始除转运使，止因军兴，专主粮饷，至班师即停罢。如太祖时平泽、潞，则命户部侍郎高防、兵部侍郎边光范充北路转运使；用师湖南，则命部判官滕白充南面，给事中沈义伦充京西水陆转运使是也。至於命何幼冲充东面，刘仁遂充西面，曹翰充南面，胡玩充北面，皆水陆转运使。太宗时，如刘保勋为河东城西四面转运使，乐冲为太原管内水陆转运使，郭泌为御河至关南水陆转运使，王在田为陆路转运使，崔迈为水路判官。或谓路，或谓道，或曰知，或曰同，或曰同知，或为当，皆缘用武，责以馈运之职也。太祖开宝五年，命二参政事薛居正、吕馀庆兼领提举诸州水陆转运使。明年，薛居正、沈义伦拜相，吕馀庆去位，遂以居正、义伦二相兼提举水陆漕事。累朝以武臣为帅守而兼漕事，则太祖朝，均州刺史、襄州荆门至石门关兵马都总管曹翰兼西南面水陆转运使，襄州节度使潘美、庐州节度使尹崇珂同知广州军州事，并兼岭南转运使；太宗朝，右武卫大将军、滨州团练使、知通利军王宾兼河北转运使，又以宾知扬州、兼发运司；真宗朝，定州驻泊都总管、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显兼河北水陆都转运使，显总领、定、高阳三路，又领河北都转运使，副都总管、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天平军节度使王超充转运副使。此皆武臣任帅守兼漕也。太祖朝，知容州守素、知邕州范、通判桂州符嗣，各知本管转运事。太宗朝，知广州李符兼诸州转运使，知洪州王明兼江南西路转运使。真宗朝，知益州宋太初兼川陕四路都转运使，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王钦若都大提举江北转运使。此皆文臣任帅守兼漕也。始转运一司隶州县，与夫废置皆在一时，初无定制，所掌者军需粮饷而已。自高保寅知怀州，州隶河阳，时赵普为河阳帅，与保寅素有隙，事多抑制，保寅不能平，手疏请罢支郡。会左拾遗李亦言：‘诸州藩镇支属州郡，多俾亲吏掌其关市，颇不便於商贾，滞天下之货。望不令有所统摄，以分方面之权，尊奖王室，亦强弱枝之术也。’时太平兴国二年也。遂诏：‘、宁、泾、源、、坊、延、丹、陕、虢、襄、均、房、复、邓、唐、澶、濮、宋、亳、郓、济、沧、德、曹、单、青、淄、兖、沂、贝、冀、滑、卫、镇、深、赵、定、祈等州先隶藩镇，令直属京师，郡长吏得自奏事。’自是而後，边防、盗贼、刑讼、金、按廉之任，皆委於转运使。又节次以天下土地形势，俾之分路而治矣。继增转运使判官，以京官为之。於是转运使於一路之事无所不总也。太宗淳化二年五月，诏转运使司命常参官一人纠察州军刑狱。四年十月，诏刑狱司宜从省罢，委转运司振举之。以此知转运司总刑狱之事也。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广南西路转运使言：‘如洪寨主、殿直李文著以轻兵掩袭蛮贼，文著中流矢死，其随文著将校八人，本司并斩讫。’七年八月，梓州转运使寇言：‘本使公宇在梓、遂州，去戎、泸地远，或戎人缓急寇边，难於照应，请置资州。’诏从之。以此知转运司总边防之事也。至道元年八月，荆湖转运使何士宗请执政大臣出领外郡，应合申转运司公事，只书通判以下姓名，太宗谓宰相等曰：‘大臣品位虽崇，若出临外藩，即转运使所部，要系州府，不系品位，此朝廷典宪，不可轻改，并仍旧贯。’由是观之，转运使权可谓重矣。然又疑其权太重，复置朝臣於诸路为承受公事，是机察漕司也。真宗即位，省罢承受之官。景德，遂建提点刑狱一司，实分转运使之权，又以武臣带ト职者副之。熙宁中，议罢武臣提刑。或谓真宗时以武臣提刑，令机察漕司也。监司之官既众，所领之职又分，诸路复以知州带一路安抚、钤辖等名目，自领军事，而转运司所职催科徵赋、出纳金、应办上供、漕辇纲运数事而已。仁宗庆历中，患漕司权轻，令带按察使。後二年，江东漕臣杨、王绰与提刑王鼎颇务深刻，号江东三虎，其馀刻轹州郡，窘辱大臣者多矣，朝廷又患之，遂罢转运按察名，皆非太宗、真宗时委任转运使意也。富弼等论带按察使而不察司吏，以朝会速配率多为能；又谓转运使依资循例而入，多非其人，郡县官守因循，人受其弊；又谓不由举主择，所以大半不才。皆确论也。然而太宗时转运使皆人主亲自选择，故淳化五年十一月，上曰：‘多士满朝，朕试令索班簿阅之，周行之人，鱼贯栉比，不胜其众矣。比於其中求一才中转运使、三司判官者，了不能得，虽多，亦奚以为？’臣以此知转运使自人主亲择之也。淳化三年正月，诏：‘宰相、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三司使、翰林学士、尚书丞郎、两省给舍以上、御史中丞，各於京朝官内保举堪任转运使者一人。’臣以是知宰相、执政、侍从官皆举荐人才，而人主亲择之也。神宗谓文彦博等曰：‘诸道帅臣、转运使职任至重，一道惨舒系焉，宜谨择其人，久於其任。汉宣循名责实，胥用此道。’彦博等对曰：‘为治之要，无以易此。’故熙宁、元丰诸路漕臣率多举职。今军兴之际，调度日繁，理不可缓，而诸路转运使推择非才，任用不一，又非庆历比也。然臣区区之愚，窃谓太宗用李之言，罢藩镇支属而委任转运使。真宗朝士大夫论列，言其不便者多矣。仁宗景三年十一月，诏怀远军本隶宜州，自今奏事无得专达，是亦复支郡之意也。然以今日之势观之，宜修支郡之制，增藩镇之权，以壮国势，而一道廉按之任，恐可改也。神宗即位之初，因知扬州徐缓告谢甚衰，尝与富弼、曾公亮辈议分置藩郡，令按察支属，而大臣无有能上当圣意者。熙、丰、绍、符、崇、观、政、宣更数十年，不能行神宗之意，盖有待於今日也。不然则愿如太宗之时，尽减监司之目，独存转运一司，其亲擢、举荐、委任、赐予，悉用祖宗初制，仍带按察之名。其久任如真宗用宋搏於河东十有一年不除代者，劳效显著则增秩赐金，简慢不职则削官夺赐。乘驿入奏，更互赴阙，以至给印历，委诸司（一作州）长吏书绩，皆以太宗、真宗为法。比之复支郡，利害固不同，然亦愈於因循不振之弊也。”

○安抚使

梁武帝普通五年，魏以郦道元为大使，慰抚六镇，大使始此。隋文帝开皇九年，诏遣柱国韦安抚岭外。又仁寿四年，以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

唐贞观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节度使兼之，则有副使。天授二年，发十道存抚使）。圣历中，狄仁杰为湖北道安抚大使，德宗贞元，又置副使。

宋旧不常置，自咸平三年，以翰林学士王钦若为四川安抚使，知制诰梁颢为陕西安抚使，安抚使之名始此。其後景德三年，始置河北沿边安抚使，以雄州守臣为之，而陕西沿边诸州亦有安抚使。庆历二年，诏置湖南安抚司。八年，诏置河北四路安抚使（以韩琦、王拱辰、贾昌朝等充诸路使）。皇四年，诏广、桂二州带经略安抚使。熙宁五年，罢诸路经略安抚司。崇宁二年，置河南安抚使（宣和二年，置辅郡内颍昌府带京西安抚使）。宣和三年，臣僚言睦贼猖獗，乞以杭、越知州兼本路安抚使，镇抚一方。诏杭越州、江宁府守臣并带安抚使。诏洪州守臣可依江宁府安抚使。凡诸路安抚，遂州知州兼，以直秘阁以上充。掌总护诸将，统制军旅，察治奸宄，以肃清一道，凡兵民之政皆掌焉。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甲械出纳之名籍，其行以法。若事难专决，则具可否禀奏；即干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则听以便宜裁断（系边任，则绥御夷狄，抚宁疆圉。若甲兵屯戍、刍粟馈运，则视其缓急盈虚而移用之。掌凡战守之事）。建炎元年，李纲请沿河、沿淮、沿江置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以文臣充。二年，令将兵处知州带管内安抚使，後省。四年，置镇抚使，罢逐路安抚使。後罢镇抚使，置安抚使如故。时诸路又有安抚大使，自两浙西路刘光世始。二品以上为帅，即为安抚大使。

○提刑

宋太宗淳化二年，以司门员外郎董循等一十一人分充诸路转运司提点刑狱，四年省。景德四年，真宗谓王旦曰：“朕虑四方刑狱官吏未尽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灾。今军民事务，虽有转运使，且地远无由知。先帝尝选朝臣为诸路提点官狱，今可复置，仍以使臣副之。”於是置诸路提点刑狱公事，以朝臣充，始命屯田李拱为之，副以武臣ト门候以上充。天禧四年，加劝农使，俄改提点刑狱、劝农使，又以武臣为副使。天圣六年悉罢，明道二年复置。嘉中，有武臣同提点河东刑狱，窃用公库银器及乐倡首饰，议者谓武臣不可为监司，罢之。治平元年，罢提点刑狱而委转运司。熙宁二年，诸路提点刑狱复差文臣，其武臣并罢。（史臣曰：“上以武臣罕习吏文，多不足以举察所部人材，故罢之，人皆以为便。”）十年，复置提点京畿刑狱。掌察所部疑留狱讼，劝课农桑，而按其官吏之不法，别其廉吏，以达於朝。元丰因之，总郡国之庶狱，核其情实而覆以法；督治奸盗，申理冤滥，则隶提刑司；岁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软或冒法，则随其职事劾奏。宣和初，诏江西、广东增置武提刑一员，然遇阙帅，不许武宪兼摄。建炎元年，以盗贼未衰，诸路无武臣提刑处，权添差一次，专管捉杀。四年罢之。孝宗乾道六年，诏诸路分置武臣提刑一员。臣僚乞依故事加“同”字，不从，於是武宪横於四方。淳熙末，上知其不便，遂不复除，止除朝臣一员。其属有办公事一员，检法官一员。

东莱吕氏曰：“太宗皇帝即位之久，天下无事。淳化二年五月，诏：‘应诸路转运使各命常参官一人专知纠察州军刑狱公事，管内州府十日一具囚帐供报，有疑狱未决，即驰传以示之。郡县敢稽留大狱，久而不决，及偏辞按谳，情不得实，官吏用情者，并以闻。佐史小吏已下，得以便宜按劾从事。’此初置外路刑狱官之诏也，是时犹隶转运司。然行之二年，劳扰无补。於是淳化四年十月，降诏曰：‘比者申命使臣分听狱讼，徒经岁序，蔑有平反，既莫副於哀矜，谅为於劳扰。其诸路决遣刑狱司，宜从省罢，委转运司振举之。’真宗景德四年，乃谓先帝常选朝臣，诸路提点刑狱遂复置之，不隶转运，别为一司，稍重其权矣。当时约束曰：‘所至专察囚禁，详审案牍，州县不得迎送聚会。所部每旬具系囚犯由、讯鞫，次第申报，当检举催督。在系淹久者，即驰往案问。出入人罪者，移牒覆勘，劾官吏以闻。诸色词状逐州断遣不当，已经转运司披断未允者，并收接施行。官吏贪浊弛慢者，具名以闻，敢有庇匿，并当加罪。仍借绯紫，以三年为任，增给缗钱如转运使之数。内出御前印纸为历，书绩效。中书、枢密院籍其姓名，代还者课议功行赏。如刑狱枉滥不能摘举，官吏弛慢不能弹奏，务从畏避者，以深罪。’窃睹当日诏旨，专为刑禁词讼冤枉。天禧中，已兼劝农一事，至仁庙朝天圣六年正月诏，令诸路提点刑狱司朝臣、使臣交割本职公事与转运使、副，令转运司条所省事件以闻。既罢两年，天圣八年九月复置，仍令所至毋得送迎，其吏人约旧数裁减之。降诏十月九日，是月壬申权罢。又三年，至明道二年冬复置。自後提刑一司虽专以刑狱为事，封桩钱、盗贼、保甲、军器、河渠，事务浸繁，权势益重，而转运司所总惟财赋纲运之责而已。司局愈多，官吏益众，而事愈不治，今日之弊正在按察之官不一也。臣故著提刑废置约束之详，以备朝廷采择。”

○提举

即汉耿寿昌常平之任也。自卫李悝制平籴之法，汉人因之，则谓之常平焉。然汉人特置仓，而犹领之於大司农也。

宋朝淳化中，建常平仓。景元年，令转运司举长史举所部官专领之，然犹隶漕臣。熙宁遣使提领，此盖提举常平之所始也（三年，制置三司条例言：“河北、陕西已差官提举常平、广惠仓，馀路欲差胡朝宗、张复、侯叔献、曾谊等并为提举官。”）。九年，府界、畿内亦专置提举常平仓一员，不令司农丞兼领。提举常平司操常平敛散之法，申严免役之政令。治荒修废，振民艰厄，则隶提举司。岁察所部廉能而保任之，若疲软或犯法，则随其职事劾奏（又《哲宗正史 职官》：“提举常平司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法，因民之有无、岁之丰凶而敛散振济之。几役钱，视其产之厚薄。人吏廪禄，视其执役之轻重。凡市易，掌敛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乘其贸易，以平物价。皆举行其政令，以裕民力而阜邦财，掌按察官吏之事。”）。元初罢，绍圣九年复置。政和改元，诏江、淮、荆浙六路共置茶盐提举一员。宣和三年，诏河北、京东路推行新法钞盐，可添置提举官一员。此提举茶盐之所始也（国朝茶盐事，旧隶发运司。元丰，或以转运、常平官兼提举，或以提刑兼领，知、通提辖。政和以後，始专置官吏）。既而诸路皆置。建炎元年，诏提举常平司并归提刑司。二年八月，复诸常平官，还其籴本，自青苗钱不散外，常平、免役之政皆掌之。三年复置。四年，诏逐路提刑司茶盐司并依旧分东、西路。绍兴二年，诏荆湖北路复置提举茶盐司。四年，诏广西茶盐司官吏并罢，其职事委漕臣。五年，诏诸路提举常平并入茶盐司，仍以提举常平茶盐等公事为名。九年，置经制司，改常平官为经制某路办常平等公事。未几，经制司罢，复为常平官。久之，复置提举，东南以茶盐司兼领，四川以提刑司兼领（又《中兴系年录》：“绍兴十五年，户部侍郎王铁言常平法，望复置提举官，乃命诸路茶盐官改充提举常平茶盐；惟四川、广西以宪臣，淮西、京西以漕臣兼领，仍令检察所部州，有擅用常平钱物者，按劾以闻。”），乃别置官吏。然常平钱皆取以赡军，今特掌义仓及水利、役法、振济等事而已，无复平籴之政矣。熙宁初，置提举常平司句当公事，於通判、幕职内选差一员，不妨本职。绍兴十五年，改为办公事，依漕属例，此常平也。宣和三年，置茶盐提举属官一员，此茶盐也。故提举司存二官，以此。

●卷六十二 职官考十六

○制置使

唐宣宗大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制置使之名始此。

宋朝不常置，掌经画边鄙军旅之事。政和中，熙、秦用兵，以内侍童贯为之。宣和末，姚古为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靖康初，种师道为河东路制置使，钱盖为陕西五路制置使。建炎元年，有招捉盗贼制置使，自王渊始。三年，有行在五军制置使，自刘光世始。又诸路皆有副使，自江浙陈彦文、程千秋始。六月，浙西安抚使康允之带本路制置使，安抚带制置自此始也（四年罢）。有沿江都制置使（管江南东路，知建康府）。绍兴二年，有沿海制置使（系建康、两浙东路）。三年，有安抚制置使（大使之名，自江南西路大使赵鼎始）。六年，始铸印，以某路制置司为名，从浙西、淮东制置使梁汝嘉所请也。其後尽省，惟四川、沿海有焉（四川系成都府，沿海明州）。开禧用兵，起丘宗卿守金陵，留钥、宗卿尝以签枢督视军马，於是赵淳已为江淮制置，命宗卿为江、淮制置大使。已而罢四川宣抚，又以安子文为制置大使，朝议以子文恩数视执政，特加“大”字。属官有参谋、参议、主管机宜、书写文字各一员，办公事三员，准备将领、差遣、差使各五员，馀随时势轻重而增损焉。

○经略使

唐贞观二年，边州别置经略使，此盖使名之起。节度兼度支、营田、招讨、经略使，则有副使、判官各一人。仪凤二年，以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永淳元年，娄师德为河源军经略副使。至德三年，贺兰进明除岭南五府经略兼节度使。建中元年，除元节度，始不合五府经略。

宋朝不常置。咸平五年，始以右仆射张齐贤为宁环庆泾原路经略使、判汾州，诸路军马并受节度，又以邓州观察使钱若水为并代经略使、判并州，自後不除人。宝元中，夏人入寇，始命陕西沿边大将皆兼经略。皇，侬智高扰边，诏知广、桂州并带经略安抚使。自後，西南二边常带经略，所以重帅权而服羌夷也。其经略、安抚，各以直秘ト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难专决，则具可否禀奏；即千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则听以便宜裁断。帅臣任河东、陕西、岭南路，职任绥御戎夷，则为经略安抚使。南渡之初，依旧制，广南东路带主管经略安抚使公事，西路带经略安抚使。绍兴五年，令襄阳守臣、湖北帅带经略安抚使（中书门下省言：“湖北帅司已移还荆南，旧治与襄阳府事体颇同。”诏王庶许依襄阳例，带经略安抚）。後罢，而二广如故。

○发运使

宋太平兴国二年，置江、淮水陆发运於京师。端拱元年罢，以其事分隶排岸司。至道元年，始命洛苑副使杨允恭、西京作坊使副李延遂及太子中允王子舆为江淮南、两浙发运使兼知制茶盐事，就淮南置局，三年省。咸平二年，盐铁判官王子舆复为制置淮南茶盐，是年令兼制置矾税，仍领荆湖路。三年，以子舆充淮南转运使；四年，又加都大发运事，兼以淮南转运使领其务而无使名。景德二年复置一人，後亦有二人。副使以诸司副使充。景德二年，置都监。天禧二年，官崇者或为副使，秩轻者为都监，副使、都监不常备。景元年罢，宝元元年复。庆历七年，上命发运副使，更不置正使。置司真州，岁漕江、湖粟六百万斛以赡中都；渡江後，江湖寇盗多，发运司第职籴买而已。绍兴二年罢，以其钱帛赴行在。八年，起居舍人句龙如渊言户部非生财之道，请置诸路水陆度支转运等使，置司苏、杭。户部侍郎李弥逊请复置发运使，别给籴本钱数百万缗，广行储积。徽猷阁待制程迈为江、湖、荆、浙、闽、广经制发运使，专掌籴事。九年，废发运司。乾道六年，虞丞相当国，奏复发运司，以户部侍郎史正志为江、浙、荆、湖、淮、广、福建等路都大发运使。朝论不以为宜，汪圣锡黄通老二尚书言之尤力，执政不听。其年十二月，正志以奏课诞谩，遂废司焉。後复置，以平江府守臣兼，专领籴运之事，以饷淮军。

○总领

总领财赋，古无其官。宋靖康末，高宗以大元帅驻军济州，命随军转运使梁扬祖总领措置财用，然未以官名也。南渡初，尝命朝臣总领都督府、宣抚司财赋。建炎末，张浚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始置所系衔，总领官自此始。绍兴三年，差户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总领应干都督府钱物粮斛。六年，都督诸路军马张浚言：“三宣抚司钱粮，漕司互相占吝，因至阙乏。乞於户部长贰内差一员来镇江府置司，专一总领。”诏差户部侍郎刘宁止。七年，令户部郎官霍蠡前往岳州置局，专一总领岳飞军钱粮。其後大军在江上，遣版曹或太府、司农卿少调其钱粮，皆暂以总领为名，而四川改置都转运司，故总领又废。绍兴十一年，诸将既罢兵，乃收诸帅之兵以为御前军，屯驻诸处，皆置总领，以朝臣为之，仍带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盖又使之与闻军政，不独职馈饷而已，叙位在转运副使之上。镇江诸军钱粮，淮东总领掌之。建康、池州诸军钱粮，淮西总领掌之。鄂州、荆南、江南诸军钱粮，湖广总领掌之。兴元、兴州、金州诸军钱粮，四川总领掌之。初以胡纺为司农少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吴彦璋为太府少卿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曾造为太府卿总领湖广江西京西路财赋、湖北京西军马钱粮，诸军不听节制。十六年，四川总司以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所为名。十八年，诏罢宣抚司，始改为四川总领。孝宗乾道六年，诏淮东总领并归淮西总领所（中书门下省言：“勘会淮东总领所废并司名合行并司诏，以总领两淮、浙西、江东财赋军马钱粮所为名，仍铸印，缴纳两司元印。”）。七年，复置淮东总领。官属有办公事、准备差遣。四川有主管文字二员。淮东西有分差粮料院、审计司（审计司，通判兼）、榷货务都茶场、御前封椿甲仗库、大军仓、大军库、赡军酒库、市易抵当司、惠民药局。湖广有给纳场、分差粮料院。四川有拨发船运官、赎药库、籴买场，馀并同两淮。

○都大提举茶马

宋熙宁七年，始三司盐铁判官李杞、三司句当公事蒲宗闵经画川、蜀买茶，充秦凤、熙河路博马，就除提举成都府路买茶公事。杞於秦川、宗闵於成都置司，後改名都大提举茶马事。熙宁七年，差李杞、蒲宗闵成都府买茶、熙河路博马，并令杞等提举，置都大提举及主管、同主管，各因其资品高下除授云。元丰四年，群牧判官郭茂恂又言：“茶司既不兼买马，遂立法以害马政，恐误国事，乞并茶场、买马为一司。”从之。盖茶马司始合於此时也（旧制，於源、渭、德顺三郡市蕃马。熙宁七年，初复熙、河，经略使王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当唯乏茶，与之为市，请趣茶马办之。”乃命三司句当公事李杞运蜀茶至熙、河，置买马场六，而源、渭、德顺更不买马，於是杞言：“卖茶、市马，一事也。乞同提举买马。”杞遂兼马政，然合分不常。至元丰四年，群牧判官、提举买马郭茂恂又言：“茶司既不兼买马，遂立法以害马政，乞并为一司。”从之）。掌收摘山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於蕃夷，以茶易之。大观以来，茶马之政废，川茶不以博马，唯市珠玉，故马政废缺（建炎四年，张浚奏大石进奉珠玉，高宗俞曰云云）。绍兴四年，从关师古之请，以乏战马，始令四川宣抚司支茶博马。五年，密院言已於永康军、威茂州置场。七年，宰臣赵鼎言：“得旨复置茶马官，旧有主管茶马、同提举茶马、都大提举茶马凡三等。”上曰：“考其资历命之。”乾道元年，川、秦两司马额共九千馀匹（茶马陈弥作言：“本司买马，川、秦两司，文、黎、珍、叙、南平、长宁军、本州军年额川马五千馀匹，系应副江上诸军。阶州之峰帖、陕西和州之宕昌两处，年额共西马四千馀匹，系轮年应副三衙。”）。川、秦两司者，祖宗旧制，至今不废（四年，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奏：“照得祖宗朝都大茶马官於秦州、成都各置司，居治各半府，排发马月分居秦司，讫事即归川司，措置发茶并买马物帛之类。今欲依旧制，於凤州河池县置秦司，既近宕昌，买马之弊可以稽察。”从之）。川、秦马旧二万匹，乾道川、秦买马之额，岁为万有一千九百匹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岁应副博马绸绢十万四千匹，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其後文州改隶秦司，而川司增珍州之额，共为四千八百九十六，秦司六千一百二十，合两司为万有一千十有六匹，此庆元之额也。嘉泰末，川司五场又增为五千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场增为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两司为万有二千九百九十四匹。然累岁所市，多不及额焉。

○都大坑冶

唐开元二十五年，监察御史罗文信充诸道铸钱使。天宝三载，杨矜除御史中丞，充铸钱使。六载，度支郎中杨钊充诸道铸钱使。永泰元年，刘晏充东都、惟南、浙江东西、湖南、山南东道铸钱使，第五琦充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铸钱使。诸铸钱监监，所在州府都督、刺史为之；副监一人，上佐判之。

宋朝自开宝平吴之後，因其旧，置钱监於鄱阳，既而江、淮、荆、浙、闽、广之地皆有监，系发运使兼提点。咸平三年，以冯亮为江南转运副使，兼都大提点江南、福建路铸钱事，内供奉官白承睿同提点铸钱事。至景二年，始置江、浙、川、广、福建等路都大提点坑冶铸钱一员，以魏兼为之，与提点刑狱序官（按《四朝传》，荣宗范知铅山县，有诏罢民采铜，皆散为盗，宗范一切始如故，真宗嘉异，擢提点江、浙诸路银铜坑冶。与此不同，当考）。元丰二年，三司言江、浙等路提点坑冶铸钱官一员，通领九路，水陆巡按不周，欲增一员，分路提点。从之。遂定为两司，在饶者领江东、淮、浙、七闽；在虔者领江西、荆湖、二广焉。至元元年，以坑冶铸钱通为一司，从淮南提点李深之请也。政和七年，置提点铸钱官两员於饶、虔州。绍兴二年，置虔州提点司，从提点王奂之请也（虽有上项指挥，後来多在饶州置司，赣州只系巡历）。六年，赵伯瑜乞依嘉著令，衔内添“都大”二字，与提刑序官。二十六年，诏都大提点坑冶铸钱司官吏并罢，令逐路转运司交割（以尚书省言坑冶铸钱司近年铸钱全亏，一司官吏所费不赀，罢之）。二十七年，置提领诸路铸钱官於行在，差侍从或卿监一员，不妨本职兼领，置属官三员，以提领诸路铸钱所为名，以户部侍郎荣嶷兼。二十九年，从左司谏何溥言，乃复置，以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公事系衔，与运判序官，依旧於饶、赣二州置司，轮年守任，专以措置坑冶，督责鼓铸为职（租额一百六十馀万贯）。孝宗乾道六年并归发运司，八年复置（此据《提点司题名》）。八年，诏铸钱司依旧置提点官二员，於饶、赣二州置司（除王楫、李大正二人）。九年，两司分认课额（将江南、淮南、两浙、潼州、利州路隶饶州司，江西、湖、广、福建分隶赣州司。又王楫等言：“所有旧坑多系江西赣州司，窃虑饶州一司无从措置。欲於江西管内取拨江州、吉州、抚州、兴国军、隆兴府，隶饶州司。”从之）。淳熙三年，并赣司归饶州，王楫专为提点官，加“都大”焉。属官有办公事一员，检踏官三员，催纲官一员。後检踏增置六员，各分认专管职事（一员饶州本司，一员信州，一员建州，一员都州，一员潭州）。

○提举市舶

唐有市舶使，以右威卫中郎将周泽为之（见柳泽劾庆立疏）。唐代宗广德元年，有广州市舶使吕太一。

宋开宝四年下广南，以同知广州潘美、尹宗珂并兼市舶使，通判谢处比兼市舶判官。咸平二年九月庚子，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听蕃官从便。熙宁中，始变市舶法，泉人贾海外者，往复必使东诣广，否则没其货。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众。太守陈奏疏，愿置市舶於泉，不报。哲宗即位之二年，始诏泉置市舶（，子斋之父也。《傅 廷平志》）。蕃制虽有市舶司，多州郡兼领。元丰中，始令转运司兼提举，而州郡不复预矣（三年，尚书省言，广州市舶条已修定，乞专委官催行。诏广东以转运使孙迥，广西以运召陈伯，两浙以转运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转运判官王子京。迥、直孺兼提举催行，倩、子京兼觉察拘栏。其广东路安抚使更不带市舶）。後专置提举，而转运亦不复预矣。後尽罢提举官，至大观元年续置。明年，御史中丞石公弼请归之转运司，不报。建炎中兴，诏罢两浙、福建市舶司归转运司。明年夏，复闽、浙二司，赐度牒直三十万缗为博易本（元年六月废，二年五月复）。四年春，复置广司（尚书省言，并废以来，工人不便，亏失数多，於是诏依旧复置）。绍兴二年，废福建提举市舶，初令提刑兼领，旋委提举茶事。十二年，朝廷欲措置福建蜡茶（时欲发蜡茶至行在，置局出卖），吕斌上言，於是茶事司归建州，而提举市舶以次复矣。十四年，命蕃商以香药至者，十取其四。十七年，诏丁沈香、豆蔻、龙脑之属号细香药者，十取其一。乾道二年，诏罢两浙提举市舶，逐处职事委知、通、知、县、监官同行检视，而总其数，令转运司提督（绍兴十九年，张闽言：“福建、广南各置务於一州，两浙舶务乃分建於五所。”至乾道初，臣僚言：“两浙惟临安、明州、秀州、温州、江阴军凡五处有市舶。祖宗旧制，有市舶处知州兼提举市舶务，通判带主管，知县带监，而逐务又各有监官。市舶置司，乃在华亭。近年，过明州舶船到，提举带一司吏人留明州数月，名为抽解，其实搔扰。且福建、广南皆有市舶，物货浩瀚，置官提举，诚所当宜。惟是两浙置官，委是冗蠹，乞赐废罢。”从之）。

○走马承受（兼访使）

走马承受，诸路各一员，宋仁宗时置，以三班使臣及内侍充，隶经略安抚总管司。无事岁一入奏，有边警则不时驰驿上闻。然居是职者恶有所隶，乃潜去“总管司”字，冀以擅权。熙宁五年，帝命正其名，铸铜记给之，仍收还所用奉使印。崇宁中，始诏不隶帅司而辄预边事，则论以违制。大观中，诏许风闻言事。政和五年，诏：“诸路走马承受，体均使华，迩来皆贪贿赂，类不举职，是岂设官之意？其各自励，以称任使，或蹈前失，罚不汝赦。”明年七月，改为兼访使者。宣和五年，诏：“近者诸路兼访官，循习违越，附下罔上，凡边机皆先申後奏，且侵监司、凌州县而预军旅、刑狱之事，复强买民物，不偿其直，招权恃势，至与监司表里为恶。自今犹尔，必加贬窜。”靖康初罢之，依祖宗旧制，复为走马承受。

○经制边防财用事

掌经画钱帛、刍粮以供边费，凡权易货物、根括耕地及蕃部弓箭手等事，皆奏而行之。熙宁末，以熙河连岁用兵，仰给度支，费不赀，始置是司。元初罢，崇宁中复置。

○提举学事司

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崇宁年二年置，宣和三年罢。

○提举河北籴使司

掌籴便刍粮，以供边储之用。

○提举制置解盐司

掌盐泽之禁令，使民入粟塞下，予钞给盐，以足民用而实边备。凡盐价高下及文钞出纳多寡之数皆掌之。

○提举保甲司

掌什伍其民，教之武艺，视其优者而进赏之。元丰初，置於开封府界，遂下其法於河北、河东、陕西三路，既而悉置提举官如府界焉。

○提举三白渠公事

掌潴泄三白渠，以给关中灌溉之利。拨发司、辇运司以时起发纲运而督其滞留，以供京师之用。

○提举弓箭手

掌沿边郡县射地弓箭手之籍，及团结、训练、赏罚之事。政和五年复置，以所招弓箭手之数为殿最。

元初，右仆射司马光《乞罢提举官疏》曰：“天圣中，诸路止有转运使一员，亦无提点刑狱，惟河北、陕西以地重事多，置转运使两员，一路之事无不总，使按察官吏，进贤发奸，兴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务未能细知利害者，则委之相度措置。当时官少民安，事无不举，公私饶乐，海内晏清。景初，始复置提点刑狱，其後或时置转运判官，以其冗长害事，寻复废罢。自王安石执政以来，欲力成新法，诸路始置提举常平广惠农田水利官，其後各置提举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权一如监司。又增转运副使、判官等员数，皆选年少资浅轻俊之士为之，或通判、知县、监当资序及选人，以权发遣处之。有未尝历亲民即为监司者。能顺已意，即不次迁擢；小有乖违，则送审官院与合入差遣，或更加责降。彼年少则历事未多，资浅则众所不服，轻俊则举措率易。又利禄诱於前，罪戾怵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顾国家事体，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务希合，以广进取。致今日天下藉藉如此，皆由此来。则提举官乃病民之本原也。”

○经总制使

徽宗宣和三年，方腊初平，江、浙诸郡皆未有常赋，乃诏除陈亨伯以大漕之职，经制七路财赋，许得移用，监司听其按察。於是亨伯收民印契及鬻糟醋之类为钱，凡七色。是後州县有所谓经制钱，自亨伯始也。其後翁端朝继为之。绍兴初，与发运俱罢。九年复置，以户部侍郎梁汝嘉为使，司农少卿霍蠡为判官，以检察内外失陷钱物、举催未到纲运、措置籴买、总领常平为职。未几，谏议曹统言其无益而多费，就省之。绍兴中，又有总制司，以参政孟庾领其事，其职略视经制司。

○招讨使

掌招收讨杀盗贼之事，不常置。建炎四年，以检校少保、定江招庆军节度使张俊充江南路招讨使，定位在宣抚使之下、制置使之上，著为定制。军中急速事宜，待报不及，许以便宜行事。差随军转运使一员、参讲官一员、办官三员、随军办官四员、书写机宜文字一员，并听奏辟。绍兴五年，岳飞为湖北襄阳招讨，请州县不法害民者，许一面对移，或放罢以闻。从之。十年，兀术犯三京，以韩世忠、岳飞、张俊并兼河南、北招讨使以御之。三十一年，陕西、河东北、京东西等路皆置招讨使，盖又特遥领其地而已。

○招抚使

不常置。建炎初，李纲秉政，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未及出师而废。三十二年，孝宗即位，以成闵、张子盖、李显忠三大将为湖北、京西、淮东西招抚使。子盖死，刘宝代之，未几结局，官吏并罢。开禧二年，山东及京东西北路并置使招抚，後皆罢。

○宣谕使

掌宣谕德音，不预他事，归即结罢。绍兴元年，诏秘书少监傅崧年充淮南东路宣谕使，此其始也。二年，分遣御史五人，宣谕东南诸路，戒其兴狱，责其不当，督捕盗贼，皆欲专一布惠以为民。其後，右司范直方宣谕川、陕，察院方庭实宣谕三京，均此意。及新复陕西，楼以签书枢密院事往永兴宣谕，就令招抚盗贼。郑刚中为川、陕宣谕使，许按察官吏。汪彻为湖北、京西宣谕使，仍节制两路军马。自是使权益重，而使事始不专。三十二年，虞允文、王之望相继充川、陕宣谕使，皆预军政，其权任殆亚於宣抚。其後，钱端礼、吴芾皆以侍从出膺斯寄，事毕结局，官属军兵，视其所任事之轻重，为赏之厚薄焉。开禧，薛叔似、邓友龙、吴猎皆因饥荒盗贼及平逆乱後，往敷德意，亦皆以从官行。

○抚谕使

掌慰安存问，采民之利病，条奏而罢行之，亦不常置。建炎元年，上谓辅臣曰：“京城士庶，自金人退师，人情未安，可差官抚谕。”於是以路允迪、耿延禧为京城抚谕使，此置使初意也。是年八月，又令学士院降诏，且命江端友等奉诏抚谕诸路。其後，李正民以中书舍人为江、浙、湖南抚谕使，且令按察官吏，伸民冤抑。傅崧卿以吏部侍郎为淮东抚谕使，采访民利病，及措置营田等事。或不以使名，则称抚谕官，所至以某州抚谕司为名，具宣恩言，俾民知德意，初无二致。乾道元年，知ト门事龙大渊差充两淮抚谕军马，回日结局，是又特为军马出云。

○镇抚使

旧所无有，中兴，假权宜以招收群盗。初，建炎四年，范宗尹参知政事，议：群盗并力以拒官军，莫若析地以处之；盗有所归，则可渐制。乃请稍复藩镇之制。是年五月，宗尹为右仆射，於是请以淮南、京东西、湖南北诸路并分为镇，除茶盐之利仍归朝廷置官提举外，他监司并罢。上供财赋权免三年，馀听帅臣移用，更不从朝廷应副，军兴听从便宜。时剧盗李成在舒、蕲，桑仲在襄、邓，郭仲威在维扬，许庆在高邮，皆即以为镇抚使，其馀或以处归朝之人，分画不一，许以能捍御外寇，显立大功，特与世袭。官属有参议官、书写机宜文字各一员，公事二员，并听奏辟。後诸镇或以战死，或降伪齐，久之，但馀荆南解潜。及赵鼎为相，召潜主管马军，遂罢弗置焉。

按：古者牧伯之任，後世之所谓监司也。隋以前多谓之刺史，自唐以刺史名知州，而後牧伯始别有以名其官。盖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则有节度、观察、团练诸使。宋之初，止有转运使，其後则有安抚、提刑等官。然唐、宋中世以後，监司尤多。盖唐之多设监司也。起於开元、天宝之兴，利如杨国忠为宰相，所领四十馀使，及元道州言到官未五十日，诸使徵求符牒二百馀封是也。宋之多设监司也，起於熙宁、元丰之行新法，如苏公所谓使者四十馀辈，事少员多，人轻权重，及温公所谓提举司乃病民之本源是也。又有倥偬之际，因事置官，事已遂废者。前辈所著职官之书多所不载，今以会要及史志参考，列唐营田、度支、两税、租庸等使於都督、节度、观察之後；列宋诸项提举、铸钱、总制、招讨诸使於转运、安抚、提刑等官之後，庶可以备见当时设官废置之本末云。

○总论州佐（别驾　治中　主簿　功曹书佐　部郡国从事　典郡书佐　祭酒从事　中正　签判　书记支使　推判官）

州之佐吏，汉有别驾、治中、主簿、功曹书佐、簿曹（簿曹从事史主钱簿书）、兵曹（兵曹从事史，有军事则置之，以主兵马）、部郡国从事史、典郡书佐等官（又有《孝经》师主监试经，月令师主时节祠祀，律令师主平法律）。皆州自辟除，通为百石（又《後汉书》或云秩六百石）。职与司隶官属同，唯无都官从事。汉、魏之际，复增祭酒、文学从事员。晋又有武猛从事员（其州边远有山险砦贼者，置弓马从事五十人）。历代职员互相因袭，虽小有更易，而大抵不异。自魏、晋以後，刺史多带将军。开府则州与府各置僚属，州官理民（别驾、治中以下是），府官理戎（长史、司马等官是）。後魏旧以州牧亲人，班九条之制，使前政选吏，以待後人。献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举择，以为选官，若简任失所，以罔上论。自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僚佐，颇为烦扰。高隆之乃表请，自非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北齐上上州刺史属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以下州递减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赐诸佞幸卖官，各分州郡，下逮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後周刺史府官则命於天朝，州吏并牧守自置。至隋以州为郡，无复军府，则州府之吏变为郡官矣。唐无州府之名，而有采访使及节度使（节度使说在《都督篇》）。采访使有判官二人（分判尚书六行事及州县簿书），支使二人（分使出入，职如节度使之随车），推官一人（推鞫狱讼），皆使自辟召，然後上闻。其未奉报者称摄（其节度、防御等使僚佐辟奏之例亦如之）。今举州之旧职，以列於左（旧职，谓隋以前官职）。

别驾从事史一人，从刺史行部，别乘传车，故谓之别驾。汉制也，历代皆有（後汉周景为荆河州，辟陈蕃为别驾，蕃不受。景题别驾舆曰“陈仲举座”，不复更辟，蕃惶恐起视。职《烈士传》曰：“孔恂字巨乡，为别驾。别驾，车旧有屏星如刺史车，刺史因怒，欲去别驾车屏星。恂曰：‘彻去屏星，毁国旧仪。别驾可去，屏星不可省。’乃止。”《庾亮集 答郭豫书》云：“别驾旧与刺史别乘同流，宣王化於万里，其任居刺史之半。”梁时别驾官品，扬州视黄门郎，南徐州视散骑常侍）。隋及唐并为郡官。

治中从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众曹文书，汉制也。历代皆有。隋为郡官，唐改为司马。说在《郡佐》後。

主簿一人，录门下众事，省署文书，汉制也。历代至隋皆有。

功曹书佐一人，主选用，汉制也。其司隶功曹从事史兼录众事（应劭《汉百官表》曰：“司隶功曹从事即州治中从事也。”）。晋以来，改功曹为西曹书佐。宋有别驾西曹，主吏及选举，即汉功曹书佐也。部郡国从事史，每郡国各一人，汉制也。主督促文书，举非法（後汉乔元字公祖，为梁县功曹。荆河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国，元谒景，因伏地言陈相羊昌罪恶，乞为部郡从事，穷理其罪。景壮元意，即署遣之。元到，具考赃罪。梁冀驰檄救之，景承旨召元还。檄至不发，按之益急。昌坐槛车徵，元由是著名。又朱震字伯厚，为州从事，奏济阴太守单匡赃罪。三府谚曰：“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

典郡书佐，每郡国各一人，汉制也。各主一郡文书，以郡吏补，岁满一更。

祭酒从事史，汉、魏以来置。宋世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事。自江左扬州无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中正，陈胜为楚王，以朱房为中正，而不言职事。两汉无闻。魏司空陈群以天台选用不尽人才，择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州郡皆置。吴有大公平，亦其任也（吴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後潘秘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甚得州里之称）。晋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晋刘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举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悬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孙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隶严询，与毅年齿相近，管四十万户州，兼董司百僚，总摄机要，议者不以为剧。毅志气聪明，一州品第，不足劳其思虑。”毅遂为州都，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始。又干宝称晋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晋令》曰：“大、小中正为内官者，听月三会议上於东门外，设幔陈席。”又刘毅上表：“刺史初临州，大中正选州里才业高者兼主簿从事，迎刺史。若吏部选用，犹下中正问人事所在、父祖位状。”又《晋起居注》曰：“仆射诸葛恢启称：州都大中正为吏部尚书及郎，司徒左长史掾属皆为中正。臣令领吏部，请解大中正。以为都中正职局司理，不宜兼也。”）。齐、梁亦重焉（梁沈约迁侍中、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开尚书八条事）。後魏有之（孝文云：“中正之任，必须得才业兼资者。”太武帝时，崔浩为冀州中正）。北齐郡县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为之（乾明中，邢劭为中书监，同郡许与劭竞本州中正，遂凭附宋钦道，出劭为刺史）。隋有州都，其任亦重（晋王广为雍州牧，司空扬雄、太仆高，并为州都）。唐无。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观韩文公送石洪、温造二处士赴河阳幕序，可见礼节。然其职甚劳苦，故亦或不屑为之。杜子美从剑南节度严武辟为参谋，作诗二十韵呈严公云：”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缚酬知已，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而其题曰《遣闷》，可知矣。韩文公从徐州张建封辟为推官，有书上张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节目十馀事来，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宽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率以为常，亦不废事。苟如此，则死於执事之门无悔。’杜、韩之旨，大略相似云。”

又曰：“唐世，节度、观察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掾属，牒语皆用四六，大略如诰词。李商隐《樊南甲乙集》、顾《编》、罗隐《湘南杂》皆有之。故韩文公送《石洪赴河阳幕府序》云：‘撰书辞，具马币。’李肇《国史补》载崖州差故相韦执谊摄军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时只以吏牍行遣也。”

签判。唐制节度、观察判官。

宋有两使、防、团、军事推判官，皆以选人充。太平兴国中，以赞善大夫十五员充诸州节度判官，以王化基、韦、武元颖等为之。盖太宗以诸州戎幕缺官，选朝士补之，俾分理事，且试其才，此签判所由始也。盖选人则为判官，京官则为签判。掌裨赞郡政，总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於其长而罢行之。凡员数多寡，视郡小大及职务之繁简。初，政和改签书判官厅公事为司录，建炎初复旧。凡节度推、判官从军额，察推及支使从州、府名。凡诸州减罢通判处，则升判官为签判以兼之。小郡推、判官不并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支使，亦有并判官窠阙省罢，则令、录、参兼管。凡要郡签判及推官皆掌除，余吏部使阙，二广许监司辟差（绍熙元年，臣僚言：“广西奏拟签判，多恩科荫老，乞行下转运司，不许差年六十以上昏毛之人。”嘉定二年，臣僚言：“监司有官，州郡有职官，以供签厅之职，或非才不胜任，则按刺易置可也。今乃差兼签厅者，动辄三两员或四五员，其为冗费，与添差何异？乞将诸州郡所差兼签厅官并行住罢。”从之）。

书记、支使，自魏以来有其名（魏太祖以陈琳、阮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宋江夏王恭取邱巨源为掌书记）。陈有文房书记之任（《南史》赵知礼、蔡景历属陈武帝经论之日）。唐景龙中，元帅府置掌书记一人，节度使亦置焉。掌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纳之事。後唐长兴中有书记、支使。

宋朝乾德二年，诏历两任有文学者，许两使留後奏充掌书记（诏曰：“管记之任，资序颇优，自前藩镇荐人，多自初官除授。自今历职两任以上有文学，即许节度使、观察使留後奏充。”）。太平兴国六年，诏：“诸节度州依旧置观察支使一员（资考奉科并同掌书记，自今吏部除拟，以经学及诸色人任无出身人充）。凡书记、支使不得并置。”有出身曰书记，无出身曰支使，位在判官之下，推官之上。

推、判官。唐天宝後有判官之名（未见品秩）。後唐长兴二年诏有两使判官、防团推官、军事判官等，是时判官多本州自辟举，清泰中始择朝士为之。

宋朝沿五代之制，两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馀州置推、判官各一人（《元令》，京府判官至军监判官为幕职官，皆从八品），政和初，自判官至诸曹，改为士、户、议、兵、刑、工曹掾，建炎复旧制焉。

按：州之名起於虞十有二州，後世刺史之所治是也。郡之名起於秦三十六郡，後世太守之所治是也。隋废郡，以州统县。然郡卒不可废也，至唐而复之。然唐太守俱称刺史、使持节，盖所治者太守之事，而所称则州牧之官矣。故所谓治中、别驾之属，其在历代，本州之佐官也；唐郡守称刺史，而遂以治中、别驾为郡官属矣。然唐州牧之官为节度、观察诸使，而其属官则有推官、判官、书记、支使之属。至宋而节度、观察特为贵官之虚名，初不预方岳之事。而州牧之任则自有阃帅、漕、宪等官，而各台又自有掾属。若唐节度、观察之属官，则反为列郡之元僚。盖虽冒以节度推官，观察推官、判官、书记、支使等名，而实则郡僚耳。故叙其职於州佐之後，而不并之於户曹理掾之流，存其旧也。

●卷六十三 职官考十七

○京尹（三辅　河南尹）

周官有内史，秦因之，掌治京师。汉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内史为京兆尹（绝高曰京，十亿曰兆。大众所聚，故曰京兆），更名左内史为左冯翊（冯，辅；翊，佐也）。初，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汉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扶，助；风，化也），与左冯翊、京兆尹是为三辅，治长安城中（《三辅黄图》曰：“长安以东为京兆，长陵以北为左冯翊，渭城以西为右扶风。”皆治在城中。故赵广汉叹曰：“乱吾治者，三辅也。诚得兼之，直差异耳。”）。银章青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佩水苍玉。秩异凡州，所监郡为京师，置尹一人、丞一人（王尊、王章、王骏并为京尹，皆有名。京师称曰：“前有赵、张，後有三王。”）。汉初，三辅治长安。後汉都雒阳，置河南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与太守同（後汉延笃、宇叔固，及边凤皆为京兆尹，并有雄名。语曰：“前有赵、张，後有边、延。”赵、张谓赵广汉及张敞）。後汉左冯翊、右扶风属司隶，寻省。魏、晋为京兆太守。至後周都关中，又为京兆郡。隋京兆郡置尹并佐吏，合二百四十四人。唐京兆府本为雍州，置牧一人，以亲王为之。太宗为秦王、中宗为英王、睿宗为相王时，并居其任，多以长史理人。开元元年，改雍州为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风导俗，肃清所部。或以亲王居ト而遥领焉。初，雍州置别驾以贰牧之事。永徽中，改别驾为长史。开元初，改雍州长史为京兆尹，总理众务。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阳尹，後魏初曰代尹，东魏曰魏尹，齐曰清都尹）。

河南尹，其地在周为王城。成王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曰：“尹兹东夏（盖唐河南牧之任，亦留守之始）。”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三川，河、洛、伊也。秦末，李由为三川守）。汉兴，更名三川为河南，後增守为太守。王莽改太守为大尹，改河南大尹为保忠信卿。光武中兴，徙都洛阳，改太守为尹，章绶服秩与京兆同，主京都，特奉朝请（李膺为河南尹）。魏、晋皆为河南尹。後魏太和中，迁都洛阳，又置河南尹。东魏置洛州刺史。後周置洛州总管，寻罢之。隋初为洛州刺史，复为河南内史，至大业初为荆河州刺史，又为河南太守，寻为河南尹，与京兆同。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贞观十七年，改为刺史；显庆二年，置东郡，改刺史为长史。而洛州本置牧一人，以亲王为之，中宗为周王时及卫王重俊实居其任，多以长史理人。至开元元年，改洛州为河南府，改长史为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诸曹僚佐亦如之）。各有少尹二员，通判府事（京兆少尹，魏、晋以来治中之任。隋文帝改为司马，炀帝又改为赞治，後又改为丞。武德初，复为治中。永徽元年，以太皇帝讳，改为司马。本一员，太极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马一员，分为左、右。开元元年，并改为少尹）。开元以後，增置太原府为北京，官属制置悉同两京（初，武太后长寿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为北都，神龙初废。开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义之始，复置太原府，号曰北京。初，开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州为河中府，至六月而罢。後上元元年，复置岐州为凤翔府，又以益州为成都府）。五代都汴，为开封尹。

宋朝牧、尹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尝尹京，後亲王无继者。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狱讼皆受而听焉，小事则裁决，大事则禀奏，若承旨已断者，刑部、御史台无辄纠察。典司毂下，建隆以来为要剧之任。崇宁三年，蔡京乞罢权知府，置牧、尹各一员，专总府事，牧以皇子领，尹以文臣充（《四朝志》：“尹以亲王为之，号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带‘权’字，以翰林为之。翰林学士及杂学士若待制，则权发遣而已。以河南府为西京，应天府为南京，大名府为北京，皆置留守。崇宁中，蔡京奏京畿四辅置辅郡，屏卫京师，以颍昌府为南辅，襄邑县升为拱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知州兼都总，依三路帅臣法）。中兴驻毕杭州，建炎三年改杭州为临安府，守臣带浙西安抚，多卿监、从臣兼。绍兴三年，诏临安府有奏禀事，许不隔班上殿。乾道七年，皇太子领临安府尹，就东宫为廨，废临安府通判、签判职官，置少尹、判官、推官。少尹依淳化判官例，差侍从以上；判官依《天圣令》，用郎官以上，馀曹掾依旧。府官庭参仍拜。小事少尹裁决，徒流以上悉按判。准表奏则系皇太子衔申中书，以下文移则少尹签书。九年，皇太子辞免临安府尹，其知、通、签判、推判官并复置。

○留守

留守，周之君陈似其任也，此後无闻。後汉和帝南巡，祠园庙，张禹以太尉兼卫尉留守。晋张方劫惠帝幸长安，仆射荀藩等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至安帝时，刘裕置留台，具百官。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丕、广陵王羽留守京师，并加使持节。唐太宗贞观十七年亲征辽东，置京城留守，以房元龄充，萧为副。其後，车驾不在京都则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将军为副。咸亨二年，高宗幸洛阳，以雍州长史李晦为西京留守。其後车驾发京都则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将军为副留守。太原府亦置尹及少尹，以尹为留守，少尹为副留守。谓之三都留守。

宋制，天子巡狩、亲征，则命亲王或大臣总留守事。建隆元年，亲征泽、潞，以枢密使吴延祚为东京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事兼之（西京河南、南京应天、北京大名，《分记》）。留守司掌宫钥，及京城守卫、修葺、弹压之事，畿内钱、兵民之政。建炎初，京城有副留守（以检校少傅、宁武军节度使范讷充留守，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遂安军承宣使郭仲荀副之），又有西京留守，并系执政、从臣充，兼节制军马。其後武林、建业并建行宫，武林视汴都，而建业视三都焉。绍兴四年，参知政事孟庾为行宫留守，从权措置百司事务。六年，有行宫同留守（以左通奉大夫孟庾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充），诏二留守并权赴尚书省治事（是年八月，三省已降指挥，三省、枢密院常程事务并听行宫留守司与决，诏秦桧、孟庾并权赴尚书省治事）。

○都厢

宋朝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厢。真宗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天禧五年，增置九厢。熙宁三年五月，诏以京朝官曾历通判、知县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厢（其先差使臣并罢）。凡民有斗讼事，轻者得以决遣（从知开封韩维之请）。九月，诏许留後使臣一员分左右厢管句。十一月，臣僚言逐厢一月之内断决事件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二员分领二厢决断所（旧来四厢使仍旧存留，以备诸般差使）。元四年，知开封谢景温请於新城内外左右置二厢，通为四厢。四年罢，绍圣元年复置。绍兴中，临安府先依开封例，於城外南北厢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内左右厢添置官二员，分减在城词讼。其後臣僚言将在城左右厢废罢，其厢官二员移往城南北厢（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侍御史周方崇言：“临安府先依开封府例，於城外南北厢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内左右厢添置官二员，欲令减在城词讼。本府每日词讼十有七八并判送二厢，逐厢公吏徇情曲法，非理追人，并不系公行遣送下。词讼既多，有非厢官所能行者，一切不决。州府既不与决，两厢又不行遣，人户怨嗟。缘临安府与昔日开封府繁简不同，本府长官置吏不少。见今城南北厢官全阙，欲乞将在城左右厢废罢，其厢官二员移往城北厢所。有城内词诉，令本府依前自行理决。”从之）。

○郡太守

郡守，秦官。秦灭诸侯，以其地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汉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为太守。凡在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秋冬遣无害吏按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按律有无害都吏，言如公平吏。《汉书》：“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并举孝廉。汉制，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偕簿。郡为诸侯王国者，置内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质其言（质，正）。常称曰：“与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汉世良吏於是为盛，称中兴焉（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凡户十二万为大郡。帝又下制，令诸侯王相位在太守下）。成帝绥和元年省内史，以相治民，则相职为太守（哀帝初，御史大夫王嘉上疏曰：“公卿以下变易促急，数改更政事。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二千石轻贱，吏人慢易，则有离叛之心。前山阳亡徒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仗节死义者。以守相威权素夺也。故成帝悔之，诏二千石不以故纵为罪，赐金以厚其意。诚以国家有急，取办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故尚书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所以丁宁告者之辞。今二千石、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若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王莽改太守曰大尹。後汉亦重其任，或以尚书令、仆射出为郡守（锺离意、黄香、桓荣、胡广是也），或自郡守入为三公（虞延、第五伦、和虞、鲍昱是也）。三国时，有郡守、国相、内史。晋郡守皆加将军，无者为耻（王导永嘉末选丹阳太守，加辅国将军。导上笺曰：“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过亭侯。仓舒，受子之宠，赠不过别部司马。今者临郡，不问贤愚，皆加重号，辄有鼓盖，有不得者为耻。导饕名窃位，取紊彝典。谨送鼓盖加崇之物，请从导始。”帝嘉而从之。初，泰始中诏守相三载一巡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省俗、宣风、展义也。又《山公启事》曰：“晋制，春夏农月不迁改长吏、郡守、县令之属，以其妨农事故也。”）。晋宋守相、内史，并银章青绶，进贤两梁冠。後魏初，郡置三太守（说在《刺史篇》），孝文初，二千石能静二郡至三郡者，迁为刺史（说在《县令篇》）。太和中《次职令》，郡太守、内史、相、县令，并以六年为限。北齐制，郡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户多少定品命。隋郡太守如北齐九等之制。至开皇三年，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杨尚希上表曰：“当今郡县，倍多於古，十羊九牧，人少官多。请存要去，并小为大。”帝嘉之，遂罢诸郡）。大业三年，又改州为郡，郡置太守。唐武德元年，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加号持节（总管则加使持节。按：魏、晋制，有使持节、持节、假节。使持节得戮二千石以下，持节得戮无官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戮犯令者。皆是刺史兼总军戎，若唐采访、节度使也。自宋、齐以降，虽天下分裂，其州郡渐众。及隋开皇初，有州二百一十，郡五百八。以官烦人弊，遂废郡，便以州亲人，则刺史如太守之职。自後虽官名屡改，而职事不易。盖制置之际，不详源本，因袭旧名，遂有持节诸军之虚称。其属官别驾以下，录事、功户诸曹参军事，亦多汉、晋之制，若唐之节度采访副使、判官之任。本置别驾乘一车行部，其参军、录事皆佐戎旅，今并无其实，岂所谓必也正名者乎？又按：加刺史、持节军事之名以为荣宠，则边荒万里三数百户小郡亦同此号，又无以别远近大小之差、轻重剧之异也。显庆元年，都督府及上州各置执刀十五人，中州、下州各置十人）。後加号为使持节诸军事而实无节，但颁铜鱼符而已。天宝元年，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汉文帝二年，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说在《符宝郎篇》。至隋开皇七年，又别颁青龙符於东方总管、刺史，西方以驺虞，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九年，又颁木鱼符於总管、刺史，雌一、雄二。至十年，悉颁木鱼符於五品以上官。义宁二年，罢竹使符，颁银菟符於诸郡。唐武德元年，又改银菟符为铜鱼符）。自是，州郡史、守，更相为名，其实一也。太宗初理天下也，重亲人之任，书督、守之名於屏，俯仰视焉，其人善恶，必书其下，是以州郡无不率理（贞观中，贾敦实为饶阳令，有能名。时制大功以下不得联职。敦实兄敦颐复为瀛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廉谨，许令同州，竟不迁替，时人荣之）。逮贞观之末，升平既久，郡士多慕省阁，不乐外任。其折冲果敢有材力者，先入为中郎、郎将，次补郡守，其轻也如是。武太后临朝，垂拱二年，诸州都督、刺史宜准京官带鱼。长安四年，纳言李峤、同平章事唐休奏曰：“窃以物议重内官而轻外职，凡所出守，多因贬累，非所以澄风俗、安万人。臣请择才於台阁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僚。”太后乃令书名采之，中者当行。於是凤阁侍郎韦嗣立、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检校刺史（後二十人内以政绩可称者，独常州刺史薛光谦、徐州刺史司马锺二人而已）。当时复有为员外刺史者（永昌中，成王李千里历迁襄州员外刺史；神龙初，以谯王重福之妃，张易之甥也，贬重福为濮州员外刺史，皆不领州务）。开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护府之外，以近畿之州为四辅（同、华、岐、蒲四州谓之四辅。八年，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绯鱼袋。按《武德令》，三万户以上为上州。《永徽令》，二万户以上为上州。显庆元年九月敕，户满三万以上为上州，二万以上为中州，先以为上州、中州者仍旧。至开元十八年三月敕：“太平时久，户口日殷，宜以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下县。”），其馀为六雄（郑、陕、汴、绛、怀、魏六州为六雄）、十望（宋、亳、滑、许、汝、晋、、虢、卫、相十州为十望）、十紧（初有十紧州，後入紧者甚多，不复具列）、及上、中、下之差（凡户四万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以上为中州，不满二万为下州。亦有不约户口以别敕为上州者。又谓近畿者为畿内州，户虽不满四万，亦为上州。其亲王任中、下州刺史者亦为上州。王去任後即依旧式。天宝中，通计天下上州一百九，中州二十九，下州一百八十九，总三百二十七州也。时南海太守刘巨鳞以赃罪，诏杖杀之。自至德後，州县凋弊，刺史之任大为精选，诸州始有兵镇，刺史皆加团练使，故其任重矣）。五代时，仍刺史之号。後唐时，以二十五月为限。

宋太祖开基，革五季之患，召诸镇会於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其後，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称判。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民以善而纠其奸慝；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役、钱、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凡法令条制，悉意孝行，以率所属；有赦宥则以时宣读，而颁告於治境；举行祀典，察郡吏德义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软不任事或奸贪冒法，则按劾以闻；遇水旱，以法振济，安集流亡，无使失所。若河南、应天、大名府则兼留守司公事。太原府、延安府、庆州、渭州、熙州、秦州则兼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定州、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则兼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泸州、潭州、广州、桂州、雄州则兼安抚使、兵马钤辖。颍昌府、青州、郓州、许州、邓州则兼安抚使、兵马巡检。其馀大蕃府或沿边州郡，或当一道冲要者，并兼兵马钤辖、巡检、都监，或带沿边安抚、提辖兵甲、沿边峒都巡检。馀州、军则否。其属官有无及员数多寡，皆视其地望之高下与职务之繁简而置之。建炎元年，诏河北、京东西路除帅臣外，旧差文臣知州去处，许通差武臣一次。後诏要郡带本路兵马钤辖，次要郡带本路兵马都监，绍兴三年罢（元年七月，诏要郡文臣带本路兵马钤辖，武臣副之，次要郡文臣带本路兵马都监，武臣副之，令逐州改正称呼。至绍兴三年，臣僚言：“既与异时沿边事体不同，又於今日诸州统制无补，徒著名位，以成虚文。”诏并罢之）。五年，令郡守除授、罢，并令上殿。凡从官出知郡者，特许不避本贯。诏应守臣以三年为任。六年，诏控扼去处守臣，并以三年为任。九年，罢令郡守并带提举学事（九月，礼部言：“知建昌军李长民奏，宣和以前，应知、通、令、佐阶衔并带主管学事，自军兴以来中辍。今欲郡县依旧法给衔，从官以上知郡系带提举学事，馀郡知、通，县令、佐并带主管学事给衔。”从之）。孝宗乾道三年令，不任守臣不为郎（中书门下省言：“勘会已降指挥，非曾任守臣及监司不得除郎官，著入条令。”）。淳熙中，令郡守罢带主管学事。

○郡尉（京辅属国等都尉附）

郡尉。秦官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汉凡郡口二十万，举一人典兵，禁备盗贼。景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又置三辅都尉各二人，讥出入。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又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中兴，建武七年，省诸郡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汉旧仪》曰：“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水军为楼船，亦习战射。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为民就田。今乃罢其役焉。”）。每有剧贼，郡临时置都尉，事讫罢。又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宋志》曰：“光武省郡尉，後往往置东、南、西、北四部都尉。”）稍有分县，治民北郡。安帝以西羌盛，三辅有陵园之守，乃复置右扶风都尉於雍，京兆虎牙都尉於长安。自後无闻。至隋炀帝时，别置都尉领兵，与郡不相知；又置京辅都尉，立府於潼关，主兵镇。唐无其制。

按：自秦置三十六郡，而郡官有守，有尉，有丞。然考之《西汉 百官表》称，郡守掌治郡，秩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秩比二千石，有丞，秩亦六百石。是守、尉皆二千石，而俱有丞以佐之。尉之尊盖与守等，非丞掾以下可拟也。《酷吏传》言周阳由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陵太守，夺之治。明守不可卑视尉也。然武帝欲以甯成为郡守，公孙弘言：“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又帝拜吾丘寿王为东郡都尉。帝以寿王故，不复置太守。是时军旅数发，年岁不熟，多盗，乃赐寿王玺书曰：“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凑，以为天下少双。及至连十馀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守、尉皆二千石，寿王兼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职事并废，盗贼纵横，甚不称前时。”寿王谢罪。又翟义为南阳都尉行太守事，行县至宛，以事按宛令下之狱，威震南阳。则知汉时都尉，盖不特典军，而未尝不行太守之事也。魏、晋以後，无都尉之官，然晋郡守皆加将军之号。唐郡守曰使持节诸军事。宋朝则大郡皆兼兵马总管、兵马钤辖，而小垒亦曰军州事，或带节制军马。则秦、汉所谓都尉之职，历代以太守兼任之，亦以一郡掌兵权之官，不可下於太守，故不别置官而守就治其事，循宰相之兼元枢是也。《通典》叙都尉，而以置之郡佐之末，非是，故今以次郡守。

○郡丞（别驾　长史　司马　通判）

秦置郡丞以佐守，在边为长史，掌兵马。汉因之。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郡从事，秩六百石。晋因之，而省郡丞，唯丹阳不省。宋、梁以下复置。至隋改别驾、治中为长史、司马，盖隋以州为郡，无後军府，则州府之职参为郡官，故有长史、司马。炀帝罢之，而置通守，又置郡赞治，後又改为丞，位在通守下。至唐而郡丞废矣。武德元年，改丞为别驾。十年，改雍州别驾曰长史。高宗即位，改别驾皆为长史。别驾以皇族为之，开元始通用庶姓，以贰都督、刺史之职。天宝八载，诸郡始废别驾。玄宗由潞州别驾入定内难，登大位，乃废别驾。下郡置长史一员。上元二年，诸郡始置别驾（别驾一人，从四品，《百官志》），德宗时复省。元和、长庆之际，两河用兵，裨将有功者称东宫王府官，久次当进及受代於京师者常数十人，诉宰相以求官。文宗世，宰相韦处厚建议，复置两辅、六雄、十望、十紧州别驾。

宋艺祖惩五代藩镇之弊，乾德初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命刑部郎中贾比等充。建隆四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史、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时大郡置两员（西京、南京、天雄、成德、益、杭、并、晋、荆南、潭、广、秦、定等州），馀置一员，州不及万户不置。广南小州有试秩充通判兼知州者。正刺史以上及诸司使、副知州者，虽小郡亦特置（天圣三年，中书门下言：“新授虢州团练使田敏知隰州。自来防、团、刺史赴本任及知州无同判处，权置同判，候差朝臣及内职知州，即行省罢。”）。掌ヘ贰郡政，与长史均礼。凡兵民、钱、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通签。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至景德，宋兴三十四年，户口浸息，解州以满万户，置通判，自是诸郡多满万户矣。宣和二年，诏诸州茶、盐、香、矾并委通判（此事据《续会要》。但通判掌常平、水利、免役等钱，《续会要》既不载，而中兴以後通判掌经制、总制钱，《会要》亦不载，当考）。建炎初，诸州通判二员减一员。绍兴五年以後，旋行申请添置，帅府通判并以两员为额。

司马本主武之官。自魏、晋以後，刺史多带将军，开府者则置府僚。司马为军府之官，理军事（晋谢弈字无弈，桓温辟为安西司马，在温座，岸帻啸咏如常。温曰：“我方外司马也。”）。宋制，司马铜印墨绶，绛朝服，武冠。至隋，废州府之任，无复司马，而有治中焉。治中旧州职也（旧谓隋以前），州废遂为郡官（说在《州佐》後《治中篇》）。开皇三年，改治中为司马（隋房恭懿为泽州司马，有异绩，迁德州司马，理为天下之最。文帝曰：“此乃上天社稷之所，岂朕寡薄能致之乎？”迁海州刺史）。炀帝又改司马及长史，并置赞治一人，寻又改赞治为郡丞。唐武德初，复为治中。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诸州治中并为司马（长安元年，洛、雍、并、荆、扬、益六州置左右司马各一员，四年复旧。太极元年，又置四大都督府，置左右司马各一员），所职与长史同。

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自武德以来，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摄小，重侵轻。郡守之职，总於诸侯帅；郡佐之职，移於部从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马之事尽去，惟员举奉在。凡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递居之。凡执役事上与给事於省寺军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资高，耄昏懦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实莅之。莅之者，进不课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贮用急於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若有养志忘名安於独善者处之，虽终身无闷。官不官，系乎时也；不，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从容於山水诗酒。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按《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奉六七万。官足以亢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马，不有与吾同志者乎？因书所得，以告来者。”

按：汉所置郡佐，只丞及长史而已，其後又有治中、别驾。至魏、晋，始有司马，本主武之官。自後长史、司马与治中、别驾迭为废复，然历代皆并设二员。至唐而司马多以处迁谪，盖视为冗员。故宋只设通判一官佐郡守，不仍前代之旧云。

容斋洪氏《随笔》曰：“今世士大夫既贵，不可复贱。淳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时赵安易官宗正少卿，已知州，遂就徙通判。同时有罗延吉者，既知彭、祁、绛三州而除通判，广州滕中正知兴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郓二州，会秦王廷美迁置房州，诏崇仪副使阎彦进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辞既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陈若拙历知单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转运使召归，会李至守洛，乃表为通判。久之，柴禹锡镇泾州，复表为通判。连下迁而皆非贬降，近不复有矣。”

按：艺祖之设通判，本欲惩五季藩镇专擅之，而以儒臣临制之，号称监州。盖其官虽郡佐，而其人有出於朝廷之特命，不以官资之崇卑论，如野处所言是也。其与後来之以半刺称者不侔矣。

○教授

汉郡国有文学，文翁治蜀，起学成都市，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武帝时，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平帝时，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魏、晋以下，郡国并有文学，即博士、助教之任（《唐六典》）。隋潘徽为州博士。唐府、郡置经学士各一人，掌以《五经》教授。开元二十六年，敕州县，每乡之内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

宋初有四书院：庐山白鹿洞（太平兴国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常数十百人，望赐《九经》，诏乃从其请），嵩阳书院（至道二年，赐额及印本《九经》），岳麓书院（咸平四年，郓州守臣李允则奏：“岳麓山书院修广舍宇，有书生六十馀人听诵，乞下国子监降《释文》等书。”诏从之），应天府书院（祥符二年，新建书院，诏以曹诚为助教。国初有戚同文者，通《五经》业，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馀人，许让、郭承范、董循、陈象与、王砺、滕涉皆其门人。同文卒後，无能继其业者，至是始有是命，并赐院额。此四书院之外，又有茅山书院）。未建州学也。乾兴元年，兖州守臣孙私建学舍，聚生徒，乞请太学助教杨光辅充本州讲书。从之。馀镇未置学也。景四年，诏藩镇始立学，他州勿听也。宝元元年，颍州守臣蔡齐请立学，时大郡始有学，而小郡犹未置也（自明道、景，累诏州郡立学，赐田、绐书，学校相继而兴。近制惟藩镇立学，颍为支郡，齐以为言而特许之）。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於是州郡不置学者鲜矣。又置教授，以三年为一任，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委运司及长史於幕职、州县官内荐教授，或本处举人举有德艺者充。当时虽置教授，或用兼官，或举士人，委於漕司，而未隶朝廷也。熙宁六年，诏诸路学官并委中书门下选差，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丰元年，州、府学官共五十三员，诸路唯大郡有之，军、监盖未尽有也。元元年，诏齐、庐、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员。自是以後，列郡多有教官矣。建炎三年，教授并罢。绍兴三年复置四十二州。十二年，诏兴教授官州、军，令吏部申尚书省选差。十三年，诏诸州、军并各置教授，其礼部长贰正系所隶，合依崇宁、大观格法，许按劾体量及岁举改官。从司业高阅之请也。二十六年，诏并不许兼他职，令提举司掌切遵守，从知郢州路采访使之请也。若试教官，则始於元丰（元丰七年立法试学官，上等为博士，下等为正、录，愿授教授者听。中丞胡宗愈言：学者初登科，遂颛师席，非是。诏内外学官经任年至三十，方得在选。又有荐举学官法。绍圣初，乃令中制科及进士第在上五人、礼部奏名在上三人，府、监、广文馆第一人，或从太学上舍得第，即不试而用。元符元年，诏学官岁一试。绍兴五年，罢试学官科。十五年，诏试诸州教授，自来春始）。添差教授，则始於政和（政和三年，诏公行添差诸州教授）。

朱子《漳州教授厅壁记》：“教授之为职，其可谓难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为易而无难者，则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廪食县官而充弟子员者，多至五六百馀，少不下百十数，皆惟教授者是师，其必有以率厉化服之，使躬问学，蹈绳矩，出入不悖所闻，然後为称，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为难矣哉？不特此尔，又当严先圣先师之典祀，领护庙学，而守其图书服器之藏，其体至重；下至金出内之纤悉，亦皆独任之。呜呼！是亦难矣。然凡仕於今者，无大小莫不有所临制统摄，其任无剧易，必皆具文书，使可覆视，是以虽甚弛者，亦有所难而不敢肆。独教授官虽有统，若其任之本诸身者，则非簿书期会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优容之，虽有不合不问，以是为便。故今之任者反利焉而喜为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难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为易而无难者则苟道也。”

○录事参军（司功　司仓　司兵　司士等参军　参军事　经学博士　医学博士　中　正　通守　五官掾　督邮　司理　司法　司户）

後汉有郡主簿官，在汉、魏及江左为督邮主簿（皆太守自辟除。晋置本为公府官，非州郡职也。掌总录众曹文簿，举弹善恶。後代刺史有军而开府者，并置之）。後魏洎隋，皆有录事参军（及罢郡，以州统县，皆吏部选除之）。炀帝置郡，有东西曹掾及主簿。唐武德复为录事参军，开元改司录参军。掌正违失，莅符印。後唐应顺，州置录事参军（三考者主剧县，以上定格滞壅故也）。

宋朝沿唐制，州有录事参军，然不尽置也。诸府为司录，诸州为录事。乾兴元年，丁度申请，诸州始各置录事参军。庆历二年，河西、河东、陕西诸州，权令京官知录事参军。熙宁三年，诏繁难去处录事参军，并差职官知县及奏举县令人充。政和三年，尚书省言：“州建六曹参军，参军之称，起於行军之际，恐不当袭。录事参军欲改为司录。”奉圣旨，参军改为掾。建炎初复旧名。录事掌州县庶务，纠诸曹稽违。乾道中，汪大猷申请依司理例，不兼他职。从之。

司功参军。两汉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後汉范滂字孟博，汝南太守宗资请为功曹，委任政事，抽拔幽陋，不轨者皆扫迹。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又岑至字公孝，南阳太守成晋请为功曹。谣曰：“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晋但坐啸。”又许劭字子将，为郡功曹。府中闻子将为史，莫不改操归行）。历代皆同。北齐诸州有功曹参军。隋亦然，及罢郡置州，以曹为名者改曰司。炀帝罢州置郡，改曰司功书佐。唐改曰司功参军。开元初，京尹属官及诸都督府并曰功曹参军，而列郡则曰司功参军。令掌官员、祭祀、礼乐、学校、选举、表疏、医筮、考课、丧葬之事。

司仓参军。两汉有仓曹史主仓库。北齐以下，并同功曹。唐亦掌仓廪、庖厨、财物、廛市之事。

司兵参军。汉司隶属官有兵曹从事史。盖有军事则置之，以主兵事。至北齐以後，并同功曹。唐掌军防、烽候驿传、送马、门禁、田猎、仪仗之事。

司士参军，两汉无闻。北齐以後，与功曹同。唐掌管河津、营造、桥梁、廨宇之事。

参军事。後汉灵帝时，陶谦以幽州刺史参司空、车骑张温军事。晋时，军府乃置为官员（中军羊置参军二人，太尉杨置参军一人）。历代皆有。至隋为郡官，谓之书佐。唐改为参军，掌直侍督守，无常职，有事则出使（前付又有行参军者，晋河王以太宰辅政，始置之，掌使命。历代皆有。唐惟王府有之，馀则无矣）。

经学博士。汉郡国皆有文学掾（汉郑崇为郡文学。後汉光武问功臣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邓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历代多阙（隋潘徽为州博士）。唐府、郡置经学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经》教授学生，多寒门鄙儒为之（助教、学生各有差）。

医博士一人，唐开元十一年七月制置，阶品同录事。每州写《本草》、《百一集验方》，与经史同贮。其年九月，御撰《广济方》五卷颁天下。贞元十二年二月，御撰《广利方》五卷颁天下。自今以後，诸州府应阙医博士，宜令长史各自访求选试，取人艺业优长堪效用者，具以名闻。已出身人及前资官，便与正授；其未出身，且令权知，四考後州司奏与正授。馀准恒式，吏部更不须选集。

中正，魏置（中正之始，已具《州中正篇》）。晋诸中正，率一国所推，台阁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罢诸郡中正。北齐郡、县皆有之。他史多阙。隋初有，後罢而有州都。唐并无此官，每岁贡士符书所关及乡饮酒之礼，则司功参军主其事。

通守，隋炀帝置。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而京兆、河南谓之内史，今无。

五官掾，後汉有之，署功曹及诸曹事。今无。

督邮，汉有之。掌监属县，有东、西、南、北、中部，谓之五郡督邮也。故督邮，功曹之极位（汉尹翁归为东河督邮。时太守田延年分河东二十八县为两部，闳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举法皆得其罪。属县长吏虽中伤，莫有怨者）。

右司功参军、司仓、司兵、司士、中正、五官掾、督邮七职，宋无。

司理。五代以来，诸州皆有马步狱，以牙校充。马、步都虞候，掌刑法，谓之马步院。

宋太祖虑其任私，高下其手，开宝六年始置诸州司寇参军，以新进士及选人为之。後改为司理。掌狱讼勘鞫之事，不兼他职。元定令，上州从八品，中、下州九品。

司法。两汉有决曹、贼曹掾主刑法。历代皆有（或谓之贼曹、法曹、墨曹）。隋、唐更革（与司户同）。唐掌律令、定罪、盗贼、赃赎之事。

宋沿唐制，诸州置司法参军，掌议法、断刑（品同司户）。绍兴三年，权行减罢，後复旧。

司户。汉、魏以下有户曹掾，主民户。北齐以下，与功曹同。隋有户曹参军，文帝时为司户参军，炀帝为司户书佐。唐开元复为户曹参军。掌户口、籍帐、婚姻、田宅、杂徭、道路之事（在府为曹，在州为司）。梁开平省六曹掾属，留户曹一员，通判六曹。

宋朝沿唐制，诸州置司户参军，掌户籍赋税、仓库交纳。《元令》，中州从八品，下州从九品。乾道六年，汪大猷乞令司户专差主仓库。

○县令

周官有县正（四百里为县），各掌其县之政令而赏罚之。春秋时，列国相灭，多以其地为县，则县大而郡小，故《传》云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周书 作雒篇》曰：“千百里县，县有四郡。”）。县邑之长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晋谓大夫，鲁、卫谓之宰，楚谓之公、尹），其职一也（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至於战国，则郡大而县小矣。故甘戊谓秦武王曰：“宜阳，大县。名曰县，其实郡也。”汉制，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侯国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汉因之（《汉书》曰：“凡县，大率方百里，民稠则减，稀则旷。”）。成帝绥和元年，长、相墨绶。哀帝建平二年，复黄绶。秋冬集课，上计於所属郡国（胡广云：“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入出，盗贼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於庭慰劳勉之，以劝其後；负多尤为殿者，於後曹对责，以纠怠慢也。”又《汉官》曰：“明帝临观，见洛阳令车骑，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泰盛，敕去轩绥。时偃师长治有能名，以事诣台，因取赐之下县，遂以为故事。”）。其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序皆如县。道无分土，给均吏（後汉，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渔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所在诸县均差吏更给之，署吏随事，不具县员）。晋制，大县令有治绩，官报以大郡（《山公启事》曰：“温令许奇等并见能名，虽在职各日浅，宜显报大郡，以劝天下。”诏曰：“按其资历，悉自足为郡守。各以在职日浅，则宜尽其政绩，不宜速他转也。”）；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宋诸县署令，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自晋、宋以後，令、长、国相皆如汉制。後魏县置三令长（说在《刺史篇》），孝文初制，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理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理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太和中，《次职令》，其禄甚厚（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长史裴聿、中书侍郎崔亮并清贫，欲以奉禄优之，乃以亮带野王令、聿带温县令，时人荣之）。其後，令、长用人益杂，但选勤旧令史为之，而缙绅之流耻居其位。北齐制，县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县至下下县凡九等。然犹因循後魏，用人滥杂，至於士流耻居之。元文遥遂奏於武成帝，请革之。乃密令搜扬世胄子弟，恐其辞诉，总召集神武门，宣旨慰谕而遣。自此，县令始以士人为之。隋县有令，有长。炀帝以大兴、长安、河南、洛阳四县令并增正五品，诸县皆以所管剧及冲要之处以为等级。唐县有赤（三府共有六县）、畿（八十二）、望（七十八）、紧（百一十一）、上（四百四十六）、中（二百九十六）、下（五百五十四）七等之差（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其馀则以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凡一千五百七十三县，令各一人。五代任官，凡龌龊无能者始注为县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诛求刻剥，猥琐万状）。

宋朝建隆元年，应天下诸县除赤、畿外，有望、紧、上、中、下（四千户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五百户以下为下也）。掌总治民政，劝课农桑。凡户口、赋役、钱、振济、给纳之事皆掌之。有孝悌行义闻於乡闾者，申州激劝，以励风俗。有戎兵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三年，始以朝臣为知县，其复参用京官或幕职为之（朝臣知县自大理正奚屿、监察御史王等始）。天圣，天下多缺官，而令选尤猥下，贪庸耄懦，为清流所不与，而久不得调乃为县令。人数言其病民，乃诏：“为举法，以重令选。凡知州、转运使岁举见任判、司、簿、尉，有罪非赃私、有出身三考、无出身四考，堪为令者一人或二人。”自是人重为令，令选稍精。庆历，诏天下知县，非鞫狱，毋得差出。政和二年，诏县令以十二事劝课农桑，宜各遵行，上副朝廷（一曰敦本业，二曰兴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谨时候，五曰戒苟简，六曰厚蓄积，七曰备水旱，八曰戒宰牛，九曰置农器，十曰广栽植，十一曰恤苗户，十二曰无妄讼）。自政和以来，太平盛时，人皆重内轻外，士大夫皆轻县令之选，吏部两选不注者甚多，然後议所以增重激劝之法。宣和五年，县令止差六十以下人（从利运判王敏之之请也）。靖康初，诏初改官必为县（七月，诏三省申明旧制，今後不以堂除吏部人，凡初改官未曾实历知县者，不许别除差遣）。绍兴七年，诏将寺监丞、簿等任满已改官人未历民事者，各与堂除知县一次，并借绯章服。九年，诏吏部，自後县令差文臣（臣僚奏建炎以来始注武臣，为害甚众故也）。乾道元年，诏京官知县以二年为任。虽屡有更革，卒以三年为任（二年，诏吏部依四川专法施行，以三十个月为任，从吏部陈之茂请。三年，诏依旧以三年为任。九年，复以二年为任，从吏部李彦颖请。淳熙三年，复以三年为任，从王师愈之请也）。二年，御笔：“今後非两任县令，不除监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谓之“须人”。绍兴初，数申严之，後或废。孝宗在位，持之甚严。庆元初，复诏除殿试上三名省元外，并作邑。五年，又令试大理评事官已改官未历县人，并亲民一次，著为令；旧捕盗改官人，并试邑。自後虽宰相子殿试科甲人，无不宰邑者矣。

○县丞（主簿　县尉）

汉氏县丞、尉多以本部人为之，三辅县则兼用他郡。诸县皆有，主刑狱、囚徒。後汉署文书，典知仓狱。署诸曹掾史。凡诸县署丞，皆铜印黄绶，进贤一梁冠。自晋後无丞。宋惟建康有狱丞。及夫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人。汉已下皆用一人。唐置京县丞三员，北京、太原、晋阳各置一人。高宗始为品官，吏部选授，为县令之贰。

宋初不置丞，天圣中因苏耆请，开封两县始各置丞一员，在簿、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职、令录内选充（时两赤县簿、尉多差出外，本县阙官，故耆有此请）。皇中，诏赤县丞并除新改官人。熙宁四年，编修条例所言：“诸路州、军繁剧县，令户二万已上增置县丞一员，以幕职官或县令人充。”元元年，诏：“应因给纳常平、免役置丞，并行省罢。如委是事务繁剧，难以省罢处，令转运司存留。”崇宁二年，宰臣蔡京言：“熙宁之初，修水土之政，行市易之法，兴山泽之利，皆王政之大。请县并置丞一员，以掌其事（《国史外补》云：县丞昔大邑有之，至是不以邑之大小，皆得置丞，使主管常平、坑冶、农田、水利）。”大观三年，诏：“昨增置县丞内，除旧额及万户以上县令委是事务繁冗，并虽非万户实有山泽、坑冶之利可以兴修去处，依旧存户外，馀皆减罢。”建炎元年，诏县丞系嘉以前员阙并万户处存留一员，馀并罢。绍兴三年，以淮东累经兵火，权罢县丞。十八年，置海陵丞一员。嘉定後，小邑不置丞，以簿兼。

主簿，汉、晋有之。自汉以来，皆令长自调用。至於隋，始置之。唐主簿，上辖赤县置二人，他县一人。武德初，以流外为之。高宗始以为品官，吏部选授。掌付事句稽，省署钞目，纠正县内非违。

宋朝开宝三年，诏诸县千户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户以上置令、尉，今知主簿事；四百户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知县事。咸平四年，王钦若言：“川峡县五千户以上请并置簿，自馀仍旧以尉兼。”从之。天禧五年，剑州梓、潼等各增主簿。皇五年，诏南川县置主簿。嘉五年，婺州义乌、永康、武义、浦江四县置主簿。熙宁四年，陕西、河东沿边城寨置主簿。

县尉，汉大县两尉，小县一人（《汉官仪》、《後汉 百官志》）。长安有四尉，分为左、右部，城东、南置广部尉，是为左部；城西、北置明部尉，是为右部，并四百石，黄绶，大冠。主追捕盗贼，伺察奸非。魏因之。晋洛阳、建康皆置左部尉。宋、齐、梁、陈并因之。馀县如汉制。诸县道尉铜印黄绶，朝服，武冠。北齐郡县置三尉。隋改为正，後置尉，又分为户曹、法曹。唐初因隋制（武德元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论事是也）。武德中，复改为正；七年，复为尉。赤县置六员，他县各有差，分判诸司事。高宗时为品官，吏部选授。五代久废，而盗贼斗竞则属镇将。

宋朝建隆三年，始每县复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奉赐与主簿同。其镇将只许句当镇下烟火、争竞公事。至和二年，开封、祥符两县增置一员。元丰五年，诏重立法地县尉并差使臣。元元年，苏辙言：“旧法县尉皆用选人，近岁并用武臣。自改法已来，未闻盗贼为之衰息，请复旧法。”诏除沿边县尉依旧外，馀并差选人。崇宁元年，诏重立法地县尉旧差武臣处，并依元丰法。

按：後之称县佐曰丞、簿、尉，然而《汉书 百官志》所载只丞、尉而已。簿虽起於汉，而《志》无之。又丞、尉虽皆县佐，而各有印绶，簿独无。盖古者官府皆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监以至州、郡、县皆有之，所职者簿书，盖曹掾之流耳。汉人所谓高士不为者，御史府之主簿也。《容斋随笔》言元丰令文，寺、监主簿专以钩考簿书为职，不得与卿丞联署文书。然则主簿之官虽在雄要之司，犹为卑贱，而况县乎？後汉缪肜为县主簿，县令被章见考，吏皆畏惧自诬，而肜独证其枉，考掠苦毒，换五狱，阅四年，令卒自免。又宁阳县主簿诣阙诉其县令之枉，积七八岁不省。虞诩言，主簿所讼乃君父之怨，百上不达，是有司之过。仇览为蒲亭长，考城令王涣闻其以德化人，署为主簿。以是观之，则主簿之在汉，其视县令犹掾史之视使。长安得与丞、尉等。後来以簿先於尉，非古义也。

○镇戍关市官

隋镇置将、副。戍置主、副，关市置令、丞。唐因之。各有上、中、下三等（关令，古官。戍主，晋、宋之显职。镇将，後周之通班。今以其卑贱与隋制同，故举隋而已）。

宋制，诸镇监官掌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兼征税榷酤，则掌其出纳会计。镇寨凡杖罪以上并解本县，馀听决遣。

●卷六十四 职官考十八

○文散官

◎开府仪同三司

汉文帝元年，始用宋昌为卫将军，位亚三司。後汉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之名自此始也。殇帝延平九年，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之名自此始也（又献帝以伏完为辅国将军，仪比三司）。魏黄权以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之名自此始也。汉末奋威将军，晋江右伏波、辅国将军，并加“大”而仪同三司。江左以来，将军则中、镇、抚、四镇以上或加“大”，馀官则左、右光禄大夫以上，并得仪同三司。齐开府仪同三司如公。梁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诸将军、左右光禄大夫优者则加之，同三公置官属。自晋以来，又有如开府同三司之仪者，自羊祜始焉（汉末，吕布开府如三司，其他无闻。至晋，羊祜为车骑将军、荆州诸军事，加开府如同三司之仪，累年谦让，不辟士，不备僚属。及始有所命辟士，未到而卒，不得除署。後当阳侯杜元凯表哀其家无子嗣，官无命士，请更议之。诏不许）。江左亦多有之（梁沈约为侍中、右光禄大夫，徐勉为约请三司之仪，武帝不许。又邵陵王纶为平南将军，胡州刺史王茂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将军，并同三司之仪）。後魏亦有之。普泰初，特以尔朱世隆为仪同三司，位次上公。北齐亦有仪同三司者（任城王氵皆等诸王多为之。氵皆，户皆反）；又有开府仪同三司及仪同三司。後周建德四年，改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仍增置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又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仍增置上仪同大将军。隋文帝并以为散官。又诸卫各置开府（左勋卫开府，右翊一开府、二开府、三开府、四开府，及武卫、武侯、领军、东宫领兵开府准此），府置开府一人。又有仪同府。仪同以下置员与开府同。初，开府仪同三司为四品散实官，至炀帝又改为从一品，同汉、魏之制，位次三公。唐武德七年，改上开府仪同三司为上轻车都尉，开府仪同三司为轻车都尉，仪同三司为骑都尉。後又以开府仪同三司为文散官。开元以前旧例，开府、特进虽不带职事，皆给俸禄，得与朝会，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罢剧就者居之（天宝六载正月制：“内外文武五品以上官，父、祖资荫者，其所用荫，宜同子孙用荫之例。”）。

宋制，祖宗时以节度使兼中书令，或侍中，或中书门下平章事，皆谓之使相，以待勋贤故老及宰相久次罢政者。随其旧职，或检校官加节度使出判大藩，通谓之使相。故事，宰相去位，例进官一等，或易东宫三少，惟赵普以开国旧臣在相位久，故以使相罢，盖异恩也。其後吕夷简、王钦若罢相，皆以为例。元丰新官制，始改为开府仪同三司。旧制，敕出中书门下，故事之大者使相系衔。至是皆南省奉行，则开府不预矣。八年，镇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韩绛为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名府。元五年，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为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师、充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致仕。自崇宁五年，司空、左仆射蔡京为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中泰一宫使。其後，故相而除则有刘正夫、余深，前执政则有蔡攸、梁子美，外戚则有向宗回、宗良、郑绅、钱景臻，殿帅则有高俅，内侍则有童贯、梁师成，名器至此轻矣。绍兴後，吕颐浩、韩世忠皆以开府仪同三司除少保。

按：《三朝国史 职官志》叙《元丰寄禄新格》，以阶易官，为开府仪同三司即旧使相。然使相者是以侍中、中书令、平章事加节度使之谓也。自唐至宋皆有之，而事体微不同。唐则多以同平章事加节度使之立勋劳而久任者，盖将而宠以相之名也。宋则多以节度使加平章事之有德望而罢政者，盖相而宠以将之名也。合而言之，盖位兼将相，品极文武之称。今既曰以开府仪同三司易使相矣，然韩绛为开府而复加以镇江之节，文彦博为开府而复加以护国、山南之节，蔡师为开府而复加以安远之节，则是且为开府，且为使相，而使相之名未尝废矣。又况神宗更官制之本意，实以三省、寺、监之官无职掌为非，遂欲易而正之。如改左、右仆射为特进，则遂以仆射为宰相之职。改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则遂以左、右丞为执政之职。今节度使之在宋，其无职掌与开府仪同三司一也，何须以开府易之。况有开府之後，宰相之除节度使，元未尝废乎。窃疑开府仪同三司特专以易三省长官（尚书令、中书令、侍中），而於使相、节度使无预。张演著《职官记》，叙元丰新官而并著旧官，於开府仪同三司之下，只注旧官云中书令、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而不言使相，虽与《史 志》不合，似为得之。

◎特进

汉制，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位在三公下。故成都侯王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如将军是也。後汉皇后父兄率为特进侯，朝会位次三公（《隋志》曰：“特进，旧位从公。光武以邓禹列侯就第，特进奉朝请。是特进引见之称，无官定体也。”）。而窦笃进位特进，得举吏，见礼依三公。自二汉及魏、晋，以为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太仆羊逊位，拜特进，加散骑常侍，无馀官，故给吏卒车服。其馀加特进者，唯食其禄赐，列其班位而已，不别给特进吏卒车服。晋惠帝元康中定令，特进位次诸公，在开府、骠骑上，冠进贤两梁冠，黑介帻，五时朝服，佩水苍玉（食俸日四斛。太康三年，始赐春绢五十疋、秋绢五十疋、绵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给菜田八顷，田驺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门亭长、门下书佐各一人，给安车黑耳，驾御一人，辂车施耳後户一乘），无章绶。齐时位从公，陈因之。後魏、北齐用人皆以旧德就者居之。隋文帝为散官，不理事。炀帝即位，废特进官。唐为文散官（馀见《开府门》）。

宋制，左、右仆射为宰相官，元丰更官制，乃以特进换之。时王安石独改特进。至政和後，薛昂带观文殿学士，位特进；白时中以门下侍郎带特进，皆失旧制。继绍圣改金紫光禄大夫，今後特进非宰相不除。

◎光禄大夫以下

秦时，光禄勋属官有中大夫。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大夫（《汉志》曰：“夫者，扶也，肤也。《诗》曰‘殷士肤敏，灌将于京’。明当以其肌肤知能侍君父也。”），银章青绶。掌议论，属光禄勋。门外特施行马，以旌别之。无常事，唯顾问应对，诏命所使，无员。後汉光禄大夫三人，凡诸国嗣王之丧则掌吊，多以为拜假赠之使及监护丧事。魏氏以来无员，转优重，不复以为使命之官。其诸公告老，皆家拜此位，及在朝显职，复用加之（魏文帝以杨彪为光禄大夫，赐几杖衣袍。因朝会引见，令杨彪著布单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宾客之礼）。及晋受命，置左、右光禄大夫，假金章紫绶，而光禄大夫如故，加金章紫绶，并与卿同。进贤两梁冠，黑介帻，五时朝服，佩水苍玉，并禄赐、班位、吏卒皆与特进同。复以为优崇之制，而诸公逊位不复加之。其以为加官者，唯假章绶、禄赐、班位而已，不别给车服、吏卒也，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禄。其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事及内外之职如此者，前後甚众。由是或因得开府，或进加金章紫绶，又复以为礼赠之官。本已有卿官者不复重给，其馀皆假。其假银章青绶者，位在金紫将军下，诸卿上。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杨珧加给事中、光禄大夫。加兵之制，诸所供给依三品将军（晋宣帝子平原王拜光禄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绶，班次三司）。其馀自如旧制，终武、惠、孝怀三世（食俸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给春绢五十匹、秋绢百匹。惠帝元康元年，始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门亭长、门下书佐各一人）。宋氏因之。齐左、右光禄大夫皆据旧齿位从公，开府置佐吏如公，年重加亲信二十人。魏、晋以来无员。以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皆银章青绶，其重者诏加金章紫绶，则谓之金紫光禄大夫。其重者既有金紫之号，故谓本光禄为银青光禄大夫（晋时王翘之为银青光禄大夫）。乐安任遐为光禄，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启转为金紫是也。犹属光禄勋。梁又有左、右金紫光禄大夫视吏部尚书，左、右光禄大夫视诸曹，并养老病。陈因之。自晋以後，多为兼官。後魏有光禄大夫，金紫、银青光禄大夫。北齐皆以旧德就者居之，与特进同。後周有左右金紫、左右银青四光禄大夫。隋有光禄大夫、左右光禄大夫，皆为散官，不理事。唐初犹有左、右之名，贞观以後唯曰光禄大夫、金紫光禄、银青光禄，并为文散官（按前代光禄大夫始加金章紫绶及银章青绶者，并尊崇之，皆在光禄之上。後魏定令误，遂因仍不改）。

宋元丰更官制，以金紫光禄大夫换吏部尚书，银青光禄大夫换五部尚书（时宰相王任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上以久不进官，因改官制，乃特授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大夫换尚书左、右丞。

宣奉大夫、正奉大夫二阶，古无之，宋大观新置。

正议大夫，隋散官，盖取秦大夫掌论议之义，唐因之。

宋元丰更官制，以正议大夫换六部侍郎，并作一等。时议以为宰执贪进官作此，盖故事丞郎作四转，今乃减作两转耳。

通奉大夫，古无此阶，宋大观新置。

通议大夫，隋散官，义与正议同，唐因之。

宋元丰更官制，以通议大夫换给事中。

太中大夫，秦官，亦掌议论，汉因之（哀帝初立，御史大夫王嘉奏曰：“苏令发起为盗，欲遣大夫使。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屋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才者甚少，宜预畜养也。”）。後汉置二十人（张湛拜太中大夫，居中东门候舍，故人号为“中东门君”。又隗嚣广置职位以自高，郑兴止之曰：“夫太中大夫、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当置也。”胡广云：“谏议、光禄、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礼皆天子之下大夫、列国之上卿。”）。魏以来无员。晋视中丞、吏部，绛朝服，进贤一梁冠，介帻。太始末，诏除王览为太中大夫，禄赐与卿同。梁、北齐、唐皆因之。

宋元丰官制行，以太中大夫换谏议大夫。神宗以寄禄官等级减少，遂以太中大夫为宰相官，故蔡确时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先换太中大夫，及拜相则依前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遂为定制。其後，又以太中大夫以上为侍从官（元丰中，自太中大夫至金紫止六阶，昔之五部尚书，今为一官，六部侍郎为一官，是十一官并为两官矣。左右丞、左右谏议亦并四官为两官，其後增置通奉、正奉、宣奉三阶。自太中大夫以上，惟宰执、侍从得迁）。

中大夫，秦官，汉武改为光禄大夫，自後无闻。北齐有之。唐又置（龙朔二年七月制：“诸王嫡子封郡王者，出身从四品下叙。”）。

宋元丰更官制，以中大夫换秘书监，而殿中监本一等，其时偶阙任殿中监者，故只着秘书监。神宗以太中大夫为宰相官，故初除执政只授中大夫。是时拜翰林学士蒲宗孟、王安礼为左、右丞，二公寄禄官皆未至大夫，只除中大夫守之。

中奉大夫，古无此阶，宋大观新置。

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汉因之，复置三十人。（《汉官》曰：“光武中兴置。”）

魏、晋无员。齐、梁视黄门侍郎，品服冠帻与太中同。陈及唐皆有之。

朝议大夫，隋置散官，以取汉诸大夫得上奉朝议为名。唐因之。

宋元丰更官制，以朝议大夫换左右司郎中（侍从）、太常少卿（馆职）、光禄少卿（出身荫补。又元丰中，自朝议至中大夫凡三阶，後增至中奉、奉直大夫两阶。盖祖宗旧制，有出身人自郎中三迁至秘书监，荫补人自郎中五迁至秘书监。今增置奉直、中奉，而有出身人不迁中散、奉直，犹旧制也。侍从官在祖宗时，自郎中再迁即为谏议大夫，是以朝议大夫径迁太中大夫，今亦迁中奉大夫，非旧制也）。朝议大夫以上系卿、监。

奉直大夫，古无此阶，宋大观新置。

朝请大夫，隋置散官，取汉将军、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就第特进奉朝请之义。唐因之（龙朔置，诸王众子封郡公者，出身从五品上叙）。

宋元丰更官制，以朝请大夫换前行郎中。

朝散大夫，隋置散官，唐因之。

宋元丰更官制，以朝散大夫换中行郎中。

朝奉大夫，古无此阶。宋元丰更官制，以朝奉大夫换後行郎中（《官制旧典》云：“故事，若各曹谓兵、刑、工部也，及司封、司勋、度支、金部、祠部、主客，虽转正郎，亦不呼郎中，只称其曹名，以示其出常调也。自改大夫，更无别异。且古大夫犹今之执政、侍从也，《书》所谓‘日宣三德’者是焉。《曲礼》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由此观之，岂宜换授庶僚耶？在汉、晋，只有光禄太中大夫、中散大夫为侍从官，当论思献纳之任。至隋、唐增名作阶，己非所宜。今乃易少卿、监、郎中，是轻其名器也。”）。朝奉大夫以上系正郎。

王氏《挥麈录》曰：“更官制後，惟光禄大夫及中散、朝议二大夫分左、右，增磨勘而已，初非以科第也。元，范忠宣当国，始带左、右，绍圣初罢去，事见常希古奏疏。大观又置中奉、奉直二大夫，撤中散、朝议左、右字。绍兴初，编修官杨愿启请再分左、右，自是以出身为重。”

◎朝议郎以下

朝议郎，隋置散官，唐因之（显庆五年制：“郡公出身正六品下叙。”）。

宋元。

朝请郎，隋置散官，盖采晋及六朝并有奉朝请为名。唐因之（显庆制：“侯出身正七品上叙。”）。

宋元丰更官制，以朝请郎换前行员外郎、侍御史。

朝散郎，隋置散官，唐因之（显庆制：“伯出身正七品下叙；子出身从七品上叙。”）。

宋元丰更官制，以朝散郎换起居舍人及中行员外郎

朝奉郎，古无此阶。宋元丰更官制，以朝奉郎换左、右司谏及後行员外郎。朝奉郎以上系员外郎。

承议郎，隋有承议郎为散官，唐因之（品与朝议郎同）。

宋元丰更官制，以承议郎换左、右正言，太常、国子博士

奉议郎，隋置通议郎为散官（隋文帝於吏部别置朝议、通议、朝请、朝散、给事、承事、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骑、屯骑、骁骑、游骑、飞骑、旅骑、骑、羽骑八尉，其品则正六品以下，从九品以上。上皆为郎，下皆为尉。散官番直常出入，使监检。至炀帝皆罢）。唐改通议为奉议郎（显庆制：“县公出身从六品上叙。”）。

宋元丰更官制，以奉议郎换太常、秘书、殿中丞、著作郎。

通直郎，隋置三十人。盖采晋、宋以来诸官皆有通直，谓官高下而通为宿直也，因此为名。唐因之。

宋元丰更官制，以通直郎换太子中允、赞善大夫、洗马。自通直郎以上系升朝官。

宣教郎。隋置宣德郎为散官，唐因之（品与朝散郎同）。

宋元丰更官制，以宣德郎换著作佐郎、大理寺丞。政和避宣德门，改为宣教郎。

宣义郎。隋有游骑尉为散官，唐改为宣义郎。盖取梁宣义将军之名（显庆制：“男出身从七品下叙。”）。

宋元丰更官制，以宣义郎换光禄卫尉寺、将作监丞。

给事郎、徵事郎二阶，隋散官，唐因之。

宋无。

承事郎，古无此阶。宋元丰更官制，以承事郎换大理评事，为状元及第、宰相任子之初官。

承奉郎，隋置散官，唐因之。

宋元丰更官制，以承奉郎换太祝、奉礼郎，执政任子初官。

承务郎，唐置，盖因隋尚书省三十四司承务郎之名。

宋元丰更官制，以承务郎换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自承务郎以上系京官。

承直郎，古无此阶。宋崇宁定选人七阶，以承直郎换留守、节察判官。

按：元丰未改官制之先，大率以职为阶官。以宰执言之，如吏部尚书（阶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职），尚书礼部侍郎（阶官）、参知政事（职）之数是也。然所谓吏部尚书、礼部侍郎者，未尝专有所系属，治其事则以为职，不治其事则以为阶官，犹云可也。独选人七阶则皆以幕职令录之属为阶官，而幕职令录则各有所系属之监司、州县，遂至有以京西路某县令为阶官而为河北路转运司句当公事者，有以陕西路某军节度判官为阶官而为河东路某州州学教授者，有以无为军判官为阶官而试秘书省校书郎者，其丛杂可笑尤甚。元丰时未暇革正，至崇宁二年，刑部尚书邓洵武极言其事，遂以承直郎以下七阶换之。

儒林郎，隋置散官，盖取前史《儒林传》之义。唐因之。

宋崇宁初，以儒林郎换节察掌书记、支使，防、团判官。

文林郎，隋置散官，盖取北齐文林馆徵文学之士以充之义。唐因之。

宋崇宁初，以文林郎换留守、节察推官，军、监判官。

从事郎，古无此阶。宋崇宁定选阶，以从事郎换防、团推官，监判官。

从政郎，古无此阶。宋崇宁定选阶，初以通事郎换录事参军、县令；政和，改通事郎为从政郎。

修职郎。唐置登仕郎。

宋崇宁初，以登仕郎换知录事参军，知县令；政和，改登仕郎为修职郎。

迪功郎，隋置将仕郎为散官。唐因之。

宋崇宁初，以将仕郎换军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户，簿、尉。以上七阶，系选人用举考及功赏改官。政和既以从政、修职、迪功郎易通仕、登仕、将仕郎，其通仕、登仕、将仕三阶系奏补未出官人。

右，宋初省、台、寺、监之官特以寄禄，皆不领本职。元丰三年，始按《唐六典》肇新官制，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易之以阶。文阶自开府至将仕为二十四。崇宁、大观、政和相继润色之。绍兴举行元之法，分置左、右，词人为左，馀人为右。淳熙初，乃去左、右字。今任子杂流惟细，转通直郎、奉直中散二大夫（有出身人不转），若带贴职则超资。京官以上四年一转，无出身人逐资转，有出身人超资转。至奉议并逐资转，至朝议大夫有止法，仍七年一转。

○武散官

◎骠骑将军

汉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光武中兴，以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三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才，以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在公上（苍为骠骑辅政，开东ト，延英雄。及苍归国，有骠骑时吏丁牧、周栩以苍敬贤下士，不忍去之，遂为王家大夫，数十年事祖及孙。帝闻，α美之）。数年复罢（其官属附见《大将军》後）。魏、晋、齐并有之。梁杂号中亦有。陈後主以萧摩诃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加左光禄大夫，特开黄ト，施行马，厅事、寝堂置鸱尾，如三公制。後魏初，加“大”则在三司上。太和中制，加“大”则在都督中外诸军下。後周亦有之。隋开皇中，置骠骑将军府，每府置骠骑、车骑将军各二人。十七年，颁铜兽符於骠骑、车骑府。炀帝改骠骑为鹰扬郎将，改车骑为鹰扬副郎将。唐复改为车骑、骠骑，其制如开皇而益复微矣。故武德元年诏以军头为骠骑将军，军副为车骑将军；又诏太子诸率府各置骠骑将军五员，车骑将军十员。後皆省之。显庆元年，乃复置骠骑大将军为武散官。

◎辅国将军

後汉献帝置辅国将军，以伏完为之。晋王平吴後，拜辅国大将军。有司奏，辅国依比未为达官，不置司马，不给官骑。诏依征、镇给五百大车，增兵五百人为辅国营，给亲骑百人、官骑十人，置司马。宋明帝泰始四年，改为辅师将军。後废帝昱元徽二年复故。梁、後魏、後周、隋并有之。唐辅国大将军为武散官。

◎镇军将军以下

镇军大将军，魏置，文帝以陈群为之。晋则杨骏、胡奋并领镇军将军。齐、後周、隋亦有之。唐因之。

冠军将军，魏置，以文钦为之。盖因《史记》楚义帝以宋义为卿子冠军；汉武帝以霍去病功冠三军，封冠军侯之义也。晋亦有之。金章紫绶，给五时朝服，武冠，佩水苍玉。历代并有（隋文帝置翊军等四十三号将军，品凡十六等，为散号将军，以加授。居曹有职务者为执事官，无职务者为散官。武官上柱国以下为散实官，将军为散号官。至炀帝时定令罢之）。唐因之。

麾将军，梁置杂号。陈及唐并有之。

忠武将军，梁置杂号。陈有之，唐因之。

壮武将军，梁置杂号。陈有之，唐因之。

宣威将军，唐置。

明威将军，梁置杂号。後魏亦有之，唐因之。

定远将军，梁置杂号。唐因之。

宁远将军，晋置。唐因之。

游骑将军，魏置。陈有之，唐因之。

游击将军，汉置，武帝以苏建、韩说为之。後汉邓晨亦为之。晋及陈并有之。唐因之，又置怀化大将军、归德将军以授蕃官。

◎诸校尉

汉武帝初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校尉为八校，各有司马。後汉以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为五校。皆掌宿卫兵（按大驾卤簿，五校尉在前，各有鼓吹一部），各有司马（蔡质《汉仪》曰：“五营司马见校尉，执版不拜。”）。并属北军中候。时五校官显职，而府寺宽敞，舆服光丽，伎巧必给，故多以皇族肺腑居之。至灵帝，又置西园八校尉（其名曰上军、中军、下军、典军、助军、佐军，及左、右校尉）。自魏、晋以下，五校之名与後汉同，唯後魏五校各置二十人。

中垒校尉（汉掌北军营垒门内，又外掌西域。後汉省中垒，但置北门中候，掌监五营）。

　屯骑校尉（汉掌骑士。後汉初，改为骁骑，建武十五年复旧）。

步兵校尉（汉掌上林苑门屯兵。晋阮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求为之。至隋属鹰扬府）。

越骑校尉（汉掌越骑。越人内附以为骑也。後汉初，改为青巾右校尉，建武十五年复旧）。

长水校尉（汉掌长水、宣曲胡骑。宣曲，观名，胡骑之屯於宣曲者。《宋志》引韦昭曰：“长水校尉有胡骑，厩近长水，故以为名。长水盖关中小水名也。”又主乌桓骑也）。

胡骑校尉（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胡骑之屯池阳者。後汉并长水也）。

射声校尉（汉掌待诏射声士。工射者，冥冥中闻声射则中之，因以名也。须待命而射，故曰待诏射声）。

虎贲校尉（汉掌轻车。後汉并射声）。

城门校尉（汉掌京师城门屯兵，凡八屯。後汉掌雒阳城门十二所，若《周礼》司门。干宝注曰：“如今校尉。”）。

骠姚校尉（汉武以霍去病为之）。

护乌桓校尉（汉武帝时，乌桓属汉，始於幽州部置之，拥节监领。至後汉亦谓之领乌桓校尉。後汉主乌桓胡，并领鲜卑，李膺为此官）。

戊已校尉（汉元帝初元元年置。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已寄治耳。此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一说戊已居中，镇覆四方。汉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

护羌校尉（後汉凉州部持节，职如护乌桓，主西羌。元康中，改为凉州刺史）。

儒林校尉（蜀先主以周群为之）。

南蛮校尉（晋武帝於襄阳置之。元康中，荆州刺史领。江左初省，寻又置於江陵。《齐书》曰：“晋、宋之际，刺史多不领南蛮，别以重人居之。”唯齐豫章郡王嶷为南蛮校尉、荆湘二州刺史）。

南夷校尉（晋武帝於宁州置之。及江左，改曰镇蛮校尉）。

西戎校尉（晋武帝於长安置之。元康中，改为雍州刺史。安帝义熙中又置，治汉中）。

宁蛮校尉（晋安帝置，治襄阳，以授鲁宗之）。

护三巴校尉（宋置。齐建元二年，改为刺史）。

武骑尉、屯骑尉、骁骑尉、游骑尉、飞骑尉、旅骑尉、骑尉、羽骑尉、建节尉、奋武尉、宣惠尉、绥德尉、怀仁尉、守义尉、奉诚尉、立信尉，都十六尉，并隋置，以为武散官。

昭武、振威、致果、翊卫、宣节、御侮、仁勇、倍戎八校尉，各有副尉，并唐采前代诸校尉以下旧名置。

自镇军将军以下为武散官。

右此所述唐朝武散官，本《通典》。今考《新唐书 百官志》，兵部尚书条下载武散官共四十五阶，内有怀化大将军、怀化将军、归德大将军、归德将军。其怀化、归德又各有中郎将郎将、司阶、中候、司戈，执戟、长上，共十六阶，《通典》所不载。其中垒至护三巴十九校尉，乃历代所置，即非唐散官。武骑至立信十六尉，乃隋武散官，亦非唐制。因叙述校尉而错见於此耳。

宋朝武选之称，自内客省至ト门使、副为横班，自皇城至供备库使为诸司正使，自皇城至供备库副使为诸司副使，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为使臣。元丰官制行，武阶犹未及改。政和二年，乃诏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而横班十二阶使、副亦然。六年，又增置宣正、履正、协忠、翊卫、亲卫大夫郎，凡十阶，通为横班。自太尉至下班祗应，凡五十三阶。

新官

旧官

太尉（政和新置，以太尉本秦主兵官，遂定为武阶之首）。

通侍大夫

内客省使

正侍大夫

延福宫使

宣政大夫（政和新置）　　履正大夫政和新置

协忠大夫（政和新置）

中侍大夫

景福殿使

中亮大夫

客省使

中卫大夫

引进使

翊卫大夫（政和新置）

亲卫大夫（政和新置）

左武大夫

东上ト门使

右武大夫

西上ト门使

正侍郎（政和增置）

宣正郎（政和增置）

履正郎（政和增置）

协忠郎（政和增置）

中侍郎（政和增置）

中亮郎

客省副使

中卫郎

引进副使

翊卫郎（政和增置）

拱卫郎（政和增置）

左武郎

东上ト门副使

右武郎

西上ト门副使（已上系横班）

武功大夫

皇城使

武德大夫

宫苑、左右骐骥、内藏库使

武显大夫

左藏库、东西作坊使

武节大夫

庄宅、六宅、文思使

武略大夫

内园、洛苑、如京、崇仪使

武经大夫

西京左藏库使

武义大夫

西京作坊、东西染院、礼宾使

武翼大夫

供备库使（已上系诸司正使）

武功郎

皇城副使

武德郎

宫苑、左右骐骥、内藏库副使

武显郎

左藏库、东西作坊副使

武节郎

庄宅、六宅、文思副使

武略郎

内园、洛苑、如京、崇义副使

武经郎

西京左藏库副使

武义郎

西京作坊、东西染院、礼宾副使

武翼郎

供备库副使（已上系诸司副使）

敦武郎

内殿承制

修武郎

内殿崇班

从义郎

东头供奉官

秉义郎

西头供奉官

忠训郎

左侍禁

忠翊郎

右侍禁

成忠郎

左班殿直

保义郎

右班殿直

承节郎

三班奉职

承信郎

三班借职（以上系使臣）

下班祗应

殿侍

右宋制武阶，旧有横行正使、横行副使，有诸司正使、诸司副使、有使臣。政和易以新名，正使为大夫，副使为郎，横行正副亦然，於是有郎居大夫之上，至绍兴始正其序（自正侍郎至右武郎，旧在武功大夫之上，今正在武翼大夫之下，武经郎之上）。又通侍大夫旧为内客省使，国朝未尝除人，自易武阶，不迁通侍，沿初意也。转至忠侍无磨勘者，特旨除修武郎以上，为大使臣。承信郎以上，为小使臣。五年一转，至武功大夫有止法。

进武校尉　进义校尉　下班祗应　进武副使　进义副尉　守阙进义副尉　进勇副尉　守阙进勇副尉

以上无品。二校尉参吏部，下班参兵部，以下并参刑部。

元丰初定官制，或请并内侍官名易之，神宗曰：“祖宗为此名，有深意，岂可轻议？”政和二年始改焉，凡十有二阶。

新官

　旧官

供奉官

内东头供奉官

左侍禁

内西头供奉官

右侍禁

殿直

左班殿直　　　高品

右班殿直　　　高班

黄门

　黄门

祗候侍禁　　　祗候殿头

祗候殿直　　　祗候高班

祗候黄门　　　祗候高班内品

内品

祗候内品

贴祗候内品（以上三名仍旧不改）

按：唐宦者所历散官与文官同。仇士良至开府仪同三司，请荫其子，给事中李中敏判云“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是也。此外，则贵之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正议大夫者多有之。祖宗立法，不以内侍溷清流，故自有阶官云。

政和初，既易武阶，而医官之名亦遂改焉，凡十有四阶。

新官

旧官

和安、成安、成全、成和大夫　军器库使

保和大夫

西陵锦使

保安大夫

榷易使

翰林良医

翰林医官使

和安成和成安成全郎

军器库副使

保和郎

西陵锦副使

保安郎

榷易副使

翰林医正

翰林医官副使

凡除职事官，以寄禄官品之高下为准，高一品以上为行，下一品为守，下二品已下为试，品同者否。绍圣三年，户部侍郎吴居厚言：“神宗官制，凡台、省、寺、监之官制，禄有行、守、试三等之别。元中，裁减冗费，而职事官兼行者第存虚名而已。请付有司讲复旧制。”从之。四年，翰林学士蒋之奇言：“所谓试，则非正官也。今尚书、侍郎皆正官而谓之试，失之矣。如以其阶卑则谓之守可也。臣请凡有正官者皆改试为守。”崇宁中，吏部授选人差遣，亦用资序高下分、行、守、试三等。政和三年，诏选人在京职事官依品带行、守、试，其外任则否。宣和以後，官高而仍旧职者谓之领，官卑而职高者谓之视，故有庶官视从官，从官视执政，执政视宰相，凡道官亦视文阶云。

○勋官

上柱国、柱国，皆楚之宠官，楚怀王使柱国昭阳将兵攻齐。陈轸问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是也（陈胜为王，蔡赐为上柱国）。历代无闻。至後魏孝庄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为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增佐吏。及荣败後，天柱及柱国将军官遂废（天柱之名，尊崇莫大。昔王莽末，刘伯升起兵，自号天柱大将军。而梁末侯景克建业後，亦自为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至大统中，始以宇文泰为之。其後功参佐命、声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宇文泰、元欣、陇西公纬、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时宇文泰任总百揆，督中外军事。元欣以魏氏懿戚，从容禁闼而已。其馀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当时荣盛，莫以为比。其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其後功臣位至柱国者众矣，咸是散秩，无复统御也。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国大将军。隋置上柱国、柱国，以酬勋劳，并为散官，实不理事（杨元感以父素军功位至柱国，与其父俱为第二品，朝会则齐列，後文帝乃命元感降一等也）。唐改为上柱国及柱国。

秦有护军都尉，汉因之。高帝以陈平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然则复以都尉为中尉（陈平为护军中尉，人谗之曰：“平受诸将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武帝元狩四年，以护军都尉属大司马，於时复为都尉矣（成帝绥和元年，居大司马府，比司直）。哀帝元寿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护军（初，韩安国以护军将军击匈奴，赵充国以大将军都尉击武都也）。汉东京省。班固为大将军中护军，隶将军幕府，非汉朝列职。魏武帝为丞相，以韩浩为护军，史奂为领军，亦非汉官也。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领军为中领军。魏初因置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矣（历代史籍皆云护军将军主武官选，则领军无主选之文。唯陶藻《职官要录》云领军将军主武官选举，而护军不言主选；又引曹昭叔《述孝诗叙》曰“余年三十迁中领军，总六军之要，秉选举之机”，以此为证。今按：汉高帝初以陈平为护军中尉，已令主武官选矣，故陈平有受金之谗。又《魏略》云：“护军之官，总统诸将，主武官选。前後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曰‘欲求牙门，当得千匹；五百人督，得五百匹’。司马宣王与济善，闻此声以问济，济无以解之。及夏侯元代济，故不能止绝人事。及晋景帝代元为中护军，整顿法度，人莫敢犯者。”又王隐《晋书》曰：“景帝为中护军，作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又《晋起居注》云：“武帝诏曰：‘中护军职典戎选，宜得才。’遂以羊为之。”《宋志》又云主武官选。按此，则护军主选明矣，而陶藻所言领军主选及昭叔之叙者，当因省并之际，为一时之权宜，非历代之恒制）。元帝永昌元年，省护军并领军，明帝太宁二年复置。魏、晋江右领护各领营兵。江左以来，领军不复别置营，总管二卫、骁骑、材官诸营，护军犹别有营也（周ダ、庾亮、王羲之、谢安、王彪之等并为护军）。宋护军将军一人，掌外军。领、护资重者为领军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其官属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则置参军）。齐、梁、陈并有之。北齐护军府统四中郎将，皆置佐史。隋炀帝十二卫，每卫置护军四人，以副将军，将军无则一人摄。寻改护军为虎贲郎将。唐采前代旧名，置上护军、护军。

轻车将军，汉武帝置，以公孙贺为之，又有轻车校尉。梁、陈、後魏、北齐亦有轻车将军。唐采旧名，置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

骑都尉，汉武帝置，以李陵为之，更始初亦有，故时谣云：“烂羊胃，骑都尉。”晋以後历代皆有之。唐采旧名，置上骑都尉、骑都尉。

骁骑尉　飞骑尉　骑尉　武骑尉，并隋置，为文散官。唐采置。自上柱国以下并为勋官。

宋制，勋官十有二：

上柱国　柱国　上护军　护军　上轻车都尉　轻车都尉　上骑都尉骑都尉　骁骑尉　飞骑尉　骑尉　武骑尉

右骑都尉以上，两府并武臣正任已上经恩加两转，文武朝官加一转。武骑尉以上，京官加一转，朝官虽未至骁骑尉，经恩亦便加骑都尉。

功臣

推忠　佐理　协谋　同德　守正　亮节　翊戴　赞治　崇仁　保运经邦

右以赐中书、枢密院臣僚（宰相初加六字，馀臣初加四字，其次并加两字，旧有功臣者改赐之）。

推忠　保德　翊戴　守正　亮节　同德　佐运　崇仁　协恭　赞治宣德　纯诚　保节　保顺　忠亮　竭诚　奉化　效顺　顺化

右以赐皇子、皇亲、文武臣僚、外臣（初加四字，次加两字）。 　拱卫　翊卫　卫圣　保顺　忠勇　拱极　护圣　奉庆　果毅　肃卫

右以赐诸班直将士禁军（初加二字，再加亦如之）。

政和中，罢勋官。淳熙末，朝议欲复之，以旌有功，如贴职之比。後亦不果行，惟安南、婆、占城三国王始封加上柱国，南丹州刺史加武骑尉焉。加功臣号，始於唐德宗。宋朝因之，至元丰乃罢。中兴後，加赐者三人而已，韩世忠“扬武翊运功臣”，张俊“安民静难功臣”，刘光世“和众辅国功臣”。此外，惟安南国王初除及经恩，亦加功号。

岳氏《愧郯录》曰：“按阶、散、勋官，在前世合於一，至唐则析而为二。阶、勋、功臣、检校，在唐则析於四，而本朝则合於一。其用与不用，实寓见於是。自宋、齐、梁、陈、後魏、北齐以来，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此正如国初军制皆以御史为品秩，谓之加宪衔也。梁制，虽亲王起家，未加将军不开府，不置佐史官，可以见一时以此号为重，然其实未尝将屯，亦虚名耳。隋既受命，高祖采後周之制，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总十一等，以酬勤劳。又有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议大夫、朝散大夫，并为散官，又加文武官之德声者，并不理事。又有翊军等四十三号将军，品凡十六等，为散号将军，以加将校。居曹有职务者为执事官，无职务者为散官。戎上柱国已下为散实官，军为散号官。诸省及左右卫、武候、馀左右监门府为内官，自馀为外官。散官之名，肇见於是。还考汉制，光禄大夫、太中大夫、郎、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数十人。特进、奉朝请亦皆无职守，优游禄秩。则官之有散，自汉已有之矣。然当时之仕於朝者，不任以事，则置之散，正如今日宫观设官之比，未有以职为实，以散为号如後世者也。故成都侯王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是正如今日兼官不可以官称为比。梁制，左右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溯而考之魏、晋、宋、齐、元魏，下而考之陈、北齐、後周、隋，亦莫不有之，九品十八班之。元魏初，又尝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阙则取於其中以补之，盖皆以储才待须，而亦与诸职事官均其劳佚也。逮隋开皇六年，始置六品以下散官，八郎为正阶，八尉为从阶。通而观之，则九品之内，皆有散官以酬劳矣。惟正一品虚而不置，所以章其贵也。炀帝嗣位，多所改更，先罢特进，次罢十一等酬劳官、八郎、八尉、四十三号将军，并省朝议大夫，置九大夫、八尉，自一品至九品，别有其制。继虽复儒林郎、文林郎列之七品八品正，乃隶秘书省，置二十人若三十人，专以明经待问，撰录文史为职，又若职事官，无与於散阶也。寻又置散骑郎二十人为从五品，承议、通直郎各三十人为正、从六品，宣德、宣义郎各四十人为正从七品，徵事、将仕郎各五十人为正从八品，常从、奉信郎各五十人为正从九品，是为正员，并得禄当品，又各有散员郎无禄。隋又改常从为登仕，奉信为散从。自散骑而下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据品以发之，则正如国初九品京朝官皆在京师，其罢职者归本班，守本官，其出使者知某州、转运某路之制耳。尚书省六曹皆置承务郎一人，同员外郎之职，乃正与今尚书郎等，又非散号，如限员以设官，使其别有所授，决知其必不复，徒带以为美观也，而唐乃析之。郎、大夫之秩，光禄、中散之养疾，儒林、文林之待问，一归之於文散；散号将军参取杂置，益以校尉，一归之於武散；柱国等号本以酬劳，武骑诸称并同郎位，一归之於勋官。则阶散也，勋官也，唐虽因隋，而所用未尝因隋，有职者改为虚名，徒名者置在兼秩，是所谓前世合於一，而唐则析为二。史大奈与高祖兴太原饮马泉之战，功多授光禄大夫阶。李晟以克复元勋立功，时诸子未官，宰相以闻，即日诏子愿为上柱国。故事，柱国门列戟，遂父子皆赐。杜淹贞观中检校吏部尚书，再加检校侍中。代宗以射生军清难而有“宝应”之称。德宗以泾军煽逆，而有“定难”之号。後随事而赐，亦无定名。故唐之有功者，或叙阶，或赐勋，或加以检校，或宠以名号，皆上之人有以寓一时之微权，而初无阶升必致之道。四者并用，而又申之以封爵，重之以实封，驭贵驭富，又杂取而辅之。在祖宗朝，若功臣之名犹有官不当赐而特赐，如开宝之於王明，太平兴国之於杜彦钧、陈信从、郝正，大中祥符之於王丞美，天禧之於向汉通。南渡以後，高皇举久废之典，以宠二三大将，其他则不多见也。每一遇郊，官至某则加功臣若干字，酬勋若干级，进阶若干等，彻国若干户，并举而予之，故世但以为烦，而不见其用。是所谓唐析於四而本朝则合於一。既合矣而不能分，此所以发神宗皇帝之独断，一举而尽去之也。政和罢勋官，徒以太平之世不欲用，议易之而未暇。孝宗淳熙，廷策多士，发为清问，有意复之而未能，诚使无并用之术，祖已成之例，一归之有司，则虽无复可也。因虚以济实，即名以辅治，一归之君上，则虽尽复之亦可也。世之议者多以其名之混淆未易别白，故表而著之，以俟观者择焉。”

检校官一十九

太师　太尉　太傅　太保　司徒　司空　左仆射　右仆射　吏部尚书　兵部尚书　户部尚书　刑部尚书　礼部尚书　工部尚书　左散骑常侍　右散骑常侍　太子宾客　国子祭酒　水部员外郎

右皇子初授官加太尉，初除枢密使、使相及曾任宰相、枢密使除节度使加太傅，初除宣徽、节度使加太保。宗室初除使相加尚书左仆射，特除并换授诸司使已上加工部尚书，诸司副使加右散骑常侍。除通事舍人、内殿崇班以上，初授加太子宾客；副率以上并三班及吏职、蕃官军员，该恩加国子祭酒。厢都指挥使止於司徒，军都指挥使、忠佐马步都军头止於司空，军班都虞候、忠佐副都军头以上止於左、右仆射，诸军指挥使止於吏部尚书。其官止，遇恩则加阶、爵、功臣。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曰：“检校官者，自唐以来有之，凡内职崇班（今修武郎）、武臣副率以上，初除及该恩皆带。若文武臣则枢密、宣徽、节度使始带焉。自三公（谓太尉、司徒、司空）、三司、仆射、尚书、常侍至宾客、祭酒，凡十馀等。元丰改官制，武臣承宣使已下皆罢，惟存检校三公、三师，以待节度使之久次者。政和後，改三公为三少，若武臣累加至检校少师则拜太尉，文臣累加检校少师则拜开府仪同三司，安南国王初袭封，加检校太尉，经恩迁检校太师，外蕃刺史州则检校太子宾客，此外不带云。”

《朱子语录》曰：“祖宗之法，除三孤、三公者，必须建节，加检校太子少保、少师之类，然後除开府仪同三司；既除开府，然後除三孤、三公。南渡以来，如张、韩、刘、岳诸武臣犹是如此外皆不带。今则不然，既建节，便抹过检校，径除开府至三孤、三公矣。”

●卷六十五 职官考十九

○禄秩

周班爵禄之制：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大国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赵岐曰：“庶人在官者，未命为士者。”）。次国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小国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皆禄足以代耕也（卿禄与君禄皆十分之一，大夫於卿各相加。士不得耕，以禄代耕也）。及乎周衰，诸侯恶其害已，而去其籍（诸侯恣行，恶其法度之害已，而灭去其籍，故今《周礼》司禄之官阙其职也），故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盖其略也（《孟子》）。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视，比也）。诸侯之下士禄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国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国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四人。次国之卿命於君者，亦如小国之卿。凡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农夫皆受田於公，田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者，谓府史之属，官长所除，不命於天子国君者。分或为粪）。故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耕也（《王制》）。汉制，禄秩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宣帝又益天下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汉书》曰：“若食一斛，则益五斗。”又应劭注《汉书》曰：“张敞、萧望之言曰：‘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洁身为廉，其势不能。请以什率增天下吏俸。’宣帝乃益天下吏俸什二。”而《汉书》言十五，两存其说）。至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绥和二年，又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凡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以一与之，终其身（其时亦有俸钱之差，但本史文不具耳。故元帝时，贡禹上书曰：“臣为谏议大夫，秩八百石，俸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一千石，俸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千石（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比六百石（六十斛），四百石（五十斛），比四百石（四十五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七斛），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二十七斛），百石（十六斛）。自四百石至二百石为长吏（吏，理也。主理其县内）。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颜师古曰：“《汉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一十斛，佐史月俸八斛也。一说，斗食者，岁俸不满百石，计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是为小吏（本史王莽诏曰：“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斛纟布二疋，或帛一疋。予每念之。今俸禄一岁六十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辅而为万斛。”孟康曰：“纟，八十缕也。”）。後汉大将军、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风俗通》曰：“汉制，三公一岁其食万石。”按此则有出，盖举大数也）。至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於西京旧制，六石石以下增於旧秩（本史。永初四年，又减百官及州郡县俸各有差）。凡诸受俸，皆取半钱。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钱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钱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钱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钱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钱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钱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钱一千，米九斛），一百石（钱八百，米四斛八斗）。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长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者，丞、尉皆四百石；其六百石者，丞、尉皆三百石。长、相四百石及三百石者，丞、尉皆二百石。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三百石。诸边障塞尉、诸陵校尉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本志）。大将军、三公腊赐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侯以下各有差）。立春之日，遣使者赐文官司徒、司空帛三十疋，九卿十五疋，武官太尉、大将军各六十疋，执金吾、诸校尉各三十疋。武官倍文官（《汉官仪》）。献帝建安八年，颁赐三公以下金帛，由是三年一赐，以为常制（本史）。晋制，诸公及开府位从公有品秩第一，食俸日五斛，给绢春百疋，秋二百疋，绵二百斤；特进食俸日四斛，春服绢五十疋，秋绢百五十疋，绵一百五十斤；光禄大夫食俸日三斛，春赐绢五十疋，秋百疋，绵百斤；尚书令食俸月五十斛，春月三十疋，秋七十疋，绵七十斤；太子太傅、少傅，食俸日三斛，春赐绢五十疋，秋百疋、绵百斤。

右《通典》所载历代禄秩，惟不及魏、晋。今於《晋书 百官志》录出前条以补之。但《志》所载惟及诸公开府位从公者与特进、光禄大夫、尚书令、太子二傅，而馀官禄秩皆无可考，则亦未为全备也。

宋氏以来，州郡秩俸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永初元年，诏二品清官以上应食禄者，有二亲或祖父母年登七十，并给见钱。其郡县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前人，此後去者悉入後人。元嘉末，又改此制，计月分禄（武帝初即位制，凡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顷）。齐氏众官有僮、之役，而不详其制（永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杖，不得出十。张融坐鞭钱敬道杖五十，免官。又梁王谌为吏部郎，坐鞭曹申免官。者，若门仆之类也）。梁武帝天监初，定九品令。帝於品下注：一品秩为万石，第二、第三品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品为二千石。及侯景之乱，国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唯别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秩焉。扬、徐等大州比令、仆班（扬州督王畿，理建康，徐州督重镇，理京口，并外官刺史最重者。尚书令、仆射、官品第三也），宁、桂等小州比参军班（宁州理建宁，今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并与外官刺史最轻者。公府参军，官品第六也），丹阳郡、吴郡、会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书班（丹阳尹理建康，吴郡、会稽即今郡，并列郡重者。詹事、尚书，官品第三也），高原、晋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原、晋康即今郡，并列郡最轻者。梁武帝定九品後，其内官吏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即以居下为劣，则与品第高下不伦，当是其时更以清浊为差耳。本史既略，不可详审焉）。大郡六班，小县两转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载。其州郡县禄米绢布丝绵，当处输台附仓库，若给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禄秩，既通所部兵士给之，其家得盖少。诸王诸主出ト、就第、婚冠所须，及衣裳服饰并酒米鱼圭香油纸烛等，并受官给之。王及主婿外禄者不给，解任还京仍公给。後魏初无禄秩者，至孝文太和八年，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简民事。户增调三疋、三斛九升，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疋之赋。禄行之後，赃满一疋者死。其禄每季一请，於是百官受禄有差。至十年，议民官依户给俸（本史又曰：“初，边方小郡太守数户而已，一请止六尺绢，岁不满疋。”）。北齐官秩：一品岁八百疋（二百疋为一秩），从一品七百疋（一百七十五疋为一秩），二品六百疋（一百五十疋为一秩），从二品五百疋（一百二十五疋为一秩），三品四百疋（一百疋为一秩），从三品三百疋（七十五疋为一秩），四品二百四十疋（六十疋为一秩），从四品二百疋（五十疋为一秩），五品一百六十疋（四十疋为一秩），从五品一百二十疋（三十疋为一秩），六品一百疋（二十五疋为一秩），从六品八十疋（二十疋为一秩），七品六十疋（十五疋为一秩），从七品四十疋（十疋为一秩），八品三十六疋（九疋为一秩），从八品三十二疋（八疋为一秩），九品二十八疋（七疋为一秩），从九品二十四疋（六疋为一秩）。禄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事繁者优一秩，平者守本秩，者降一秩，长兼试、守者亦降一秩。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州、郡、县制禄之法：刺史、守、令下车，各前取一时之秩。上上州刺史岁秩八百疋，与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为差；中上降上下一百疋，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疋为差；下上降中下一百疋，下中、下下亦以五十疋为差。上郡太守岁秩五百疋，降清都尹五十疋；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为差；中上降上下四十疋，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疋为差；下上降中下四十疋，下中、下下各以二十疋为差。上上县岁一百五十疋，与邺、临漳、成安三县同；上中、上下各以十疋为差；中上降上下三十疋，中中及中下各以五疋为差；下上降中下二十疋，下中、下下各以十疋为差。州自长史下逮於史吏，郡县自丞以下逮於掾佐，亦皆以帛为秩。郡有尉者，尉减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调课给之。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勋品，各给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流外勋品，或以五人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为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者降一等。诸州刺史、守、令以下，及力皆听敕乃给。其出所部之人。一输绢十八疋，身放之。力则以其州郡、县白直充。後周制禄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数为万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为四十石。凡颁禄，视年之上下。亩至四釜为上年，上年颁其正。三釜为中年，中年颁其半。二釜为下年，下年颁其一。无年为凶荒，不颁禄。隋京官正一品禄九百石，下每以百石为差，至正四品是为三百石；从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为差，至正六品，是为一百石；从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为差，至从八品，是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给禄。其给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县令则计户而给禄，各以户数为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为差，至於下下则三百石。大郡二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为差，至於下下则一百石。大县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为差，於下下则六十石。其禄唯及刺史二佐及郡守、县令（本志）。文帝时，尝以百僚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官人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从之。公卿以下，及给职田各有差（本志）。义宁二年，唐王为相国，罢外官给禄，每十斛给地二十亩。唐武德中，外官无禄。贞观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给禄。後遂定给禄俸之制（以民地租充之）：京官正一品（七百石），从一品（六百石），正二品（五百石），从二品（四百六十石），正三品（四百石），从三品（三百六十石），正四品（三百石），从四品（二百六十石），正五品（二百石），从五品（一百六十石），正六品（一百石），从六品（九十石），正七品（八十石），从七品（七十石），正八品（六十七石），从八品（六十二石），正九品（五十七石），从九品（五十二石），诸给禄者，三师、三公及太子三师、三少，若在京国诸司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并左右千牛备身左右、太子千牛，并依官给。其春夏二季春给，秋冬二季秋给（凡京文武官，每岁给禄总一十五万一千五百三十三石二斗。自至德之後不给）。其在外文武官九品以上，准官皆降京官一等给。其文武官在京长上者则不降（诸给禄应降等者，正、从一品各以五十石为一等，二品、三品皆以三十石为一等，四品、五品皆以二十石为一等，六品、七品皆以五石为一等，八品、九品皆以二石五斗为一等）。其俸钱之制，京司诸官初置公廨，令行署及蕃官兴易，以充其俸。贞观十二年，罢公廨，置胥士七千人，取诸州上户为之，准防ト例而收其课，三岁一更，计员少多而分给焉。贞观十五年，以府库尚虚，敕在京诸司依旧置公廨，给钱充本，置令史、府史、胥士等，令回易纳利，以充官人俸。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言其不便，太宗纳之，停诸司捉钱，依旧本府给月俸。二十一年，复依故制，置公廨，给钱为之本，置令史、府史、胥士等职，贾易收息，以充官俸。永徽元年，悉废胥士等，更以诸州租庸脚直充之。其後，又令薄赋，百姓一年税钱，依旧令高户及典正等掌之，每月收息，以充官俸。其後，又以税钱为之，而罢其息利。凡京文武正官，每岁供给俸食等钱（并防ト、庶仆及杂钱等），总一十五万三千七百二十贯（员外官不在此数）。外官则以公廨田收及息钱等，常食公用之外，分充月料。先以长官定数，其州县少尹、长史、司马及丞，各减长官之半。尹、大都督府长史、副都督、别驾及判司准二佐，以职田数为加减。其参军及博士减判司，主簿、县尉减县丞各三分之一（谓内外员外官、同正员者禄料赐会食料，一事以上，并同正员。其不同正员者，禄赐食料亦同正员，馀各给半。职田并不给。自乾元之後，以常赋不给，内外官俸禄各减其半）。内供奉及里行不带本官者禄俸食料、防ト、庶仆，一事以上，并同正官。带官者，听从多处给。若带外官者，依京官给（食料赐会与京官同）。诸检校及判、试、知等官不带内外官者，料度一事以上，准员外官同正员例给。若检校及判、试、知处正官见阙者，兼给杂用。其职田不应入正官者，亦给（其侍御史、殿中及监察御史知、试，并同内供奉里行例）。仪凤二年制，内外官俸食、防ト、邑士、白直等，宜令王公以下，率口出钱，以充给焉。调露元年九月，职事五品以上准旧给仗身。武太后光宅元年九月，以京官八品、九品俸料簿，诸八品每年给庶仆三人，九品二人。又有亲事、帐内（六品、七品子为亲事，八品、九品子为帐内，限年十八以上，举诸州共率万人为之），凡王公以下及文武职事三品以上带勋官者则给之（其亲事府、帐内府官，附在《王侯篇》）。三师、三公、开府仪同三司（一百三十人），嗣王、郡王（一百八人），上柱国带二品以上职事（九十五人），带三品职事（六十九人），柱国带二品以上职事（七十九人），带三品职事（六十二人），上护军带二品以上职事（七十三人），带三品职事（五十五人），护军带二品以上职事（六十三人），带三品职事（三十六人）。诸州县之官，流外九品以上皆给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七人。其七品佐官六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诸州县官流内九品以上及在外监五品以上，皆给执衣（随身驱使，典执笔砚，其监官於随近州县取充）：二品（十八人），三品（十五人），四品（十二人），五品（九人），六品、七品（各六人），八品、九品（各三人。关津岳渎官并不给）。分为三番，每周而代（不愿代者听之）。初以民丁中男充，为之役使者不得逾境；後皆舍其身而收其课，课入所配之官，遂为恒制。镇戍之官，以镇戍上、中、下为差。上镇给仗身四人，中下镇将副各三人，中下镇副各二人，仓曹、兵曹、戍主副各一人。其仗身十五日一时，收资六百四十。开元十年正月，省王公以下视品官参佐及京官五品以上官仗身职员。凡京司文武职事官五品以上给防ト：一品（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以下给庶仆：六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公主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县主（四十人），特封县主（三十四人），京官仕两职者从多给。凡州县官皆有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二人），七品（六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凡诸亲王府属并给士力，数如白直。其防ト、庶仆、白直、士力纳课者，每年不过二千五百，执衣元不过一千文。防ト、庶仆旧制季分，月俸、食料、杂用即有分。诸官应月给。开元二十四年六月乃撮而同之，通谓之俸料。一品：月俸料八千，食料千八百，杂用千二百，防ト二十千，通计三十一千。二品：月俸六千，食料千五百，杂用一千，防阁十五千五百，通计二十四千。三品：月俸六千，食料千一百，杂用九百，防ト十千，通计十七千。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七百，杂用七百，防ト六千六百六十七，通计十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月俸三千，食料六百，杂用六百，防ト五千，通计九千二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四百，杂用四百，庶仆二千五百，通计五千三百。七品：月俸千七百五十，食料三百五十，杂用三百五十，庶仆千六百，通计四千五十。八品：月俸千三百五十，食料三百，杂用三百，庶仆六百，通计二千五百五十。九品：月俸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杂用二百，庶仆四百，通计千九百（其数目，国初以来即有，中开色目或有加减，今方为定制）。员外官带同正者，不减正员官食料钱，不带同正者减半（致仕官，建中三年九月敕：“所请半禄料及赐物等，并宜从敕出日於本贯及寄住处州府支给。”至贞元四年四月敕：“其宴会及朔望朝参，并依恒式。自今已後宜准此。”）。诸州县不配防人处，城及仓库门各二人；须守护者，取年十八已上中男及残疾，据见在数，均为番地，勿得偏并。每番一旬。每城门各四人，仓库门各二人（其仓门每万石加一人，石数虽多，不得过五人）。其京兆、河南府及赤县大门各六人，库门各三人（其须修理官廨及祗承官人，听量配驱使。若番上不到应须徵课者，每番月不得过一百七十，忙月不得过二百文）。满五旬者，残疾免课调，中男免杂徭。其州城郭之下户数不登者，通取於他县。总谓之门夫。其後举其名而徵其资，以给郡县之官。其门之多少，课之高下，任土作制，无有常数。天宝五载制，郡县白直计数多少，请用料钱，加税以充之，不得配丁为白直。十四载八月制，两京文武官九品以上正员官，自今以後，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官加一分，仍永为常式（乾元元年制，外官给半料以职田，京官不给料，令度支使量剧，司给手力课，员外官一切无料。大历三年，通计京城诸司，每月给手力资钱凡四万七千五百四十六贯四十文，并以天下青苗钱充。初，以常赋不给，乃税人垦田亩十有五钱。资用窘急，不暇成熟，候苗青即征之，故谓之青苗钱。主其任者为青苗使。贞元四年正月敕，京文武官员及两京府县官总三千七百七贯，据元给及杂加，每当钱五万一千四百四贯六百一十七文。一年都当六十一万六千八百五十五贯四百文）。天宝七载九月敕，五品以上正元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常蓄丝竹，以展欢娱，行乐盛时，式覃中外。至八载六月敕，其男口给使，王公家不过二十人，其职事官一品不得过十人，三品不得过八人，四品不得过六人，五品不得过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过二人，八品、九品不得过一人（百官家蓄丝竹及给使口，并是朝恩，优宠资给，故附於庶仆、俸料之後）。建中三年令，文武百官每月料钱一百贯已上者三分减一，八十贯以上者五分减一，馀减有差，三十贯以下者不减，待兵革宁後依旧。兴元元年，乃诏准元数支给。元和七年，中书门下奏：“国家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千，职田禄米大约不过千石。一品以下多少可知。艰难以来，网禁渐弛，於是增置使额，厚请俸钱。故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列郡剌史无大小，给皆千贯。常衮为相，始立限约。至李泌又量其剧，随事增加。时谓通济，理难减削，然有名存职废，额去俸存，剧之，厚薄顿异。”乃命详定减省。十五年敕：“近者每岁给费，量入不充，外官俸禄，据数抽贯。今幸遇丰登，八方宁谧。其度支所准敕应给用钱，每贯抽五十文，都计一百五十万贯文，并宜停抽。”大中六年，中书门下奏：“应诸州刺史既欲责其洁已，须令俸禄稍充，但以厚薄不同，等级无制，致使俸薄处无人愿去，禄厚处终日争先。应中下州司马军事俸料共不满一百千者，请添至一百千，紧、上州添至一百五十千，雄、望州添至二百千，先已过者即仍旧。”梁开平三年，诏百官俸料委左藏库依则例全给。汉乾三年敕：“诸道州府令、录、判官、主簿，宜令等第支与俸户。逐户每月纳钱五百，与除二税外，免放诸杂差遣，不得更种职田。所定俸户，於中等无色役人户内置，不得差令当直及赴衙参。若是令、录、判司、主簿，除本分人数外剩占俸户，及令当直手力更纳课钱，并许百姓陈告。”周显德五年，中书奏：“诸道、州、府、县官及军事判官并宜则例定料钱及米麦等，以来年支给。其内外官课户、庄户、俸户、柴炭纸笔户等并停。如今後更有人户愿充此等户者，仰本州勒充军户，配本州牢城执役。”

宋兴，咸平，知制诰杨亿上疏言：“唐制，内外官俸钱支外，有禄米、职田，又给防ト、庶仆、亲事、帐内、执衣、白直、门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数，岁收其课，以资於家，本司又有公解田、食本钱，以给公用。自唐末离乱，国用不充，百官俸钱并减其半，自馀别给一切权罢。官於半俸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俸三分之内其二分以他物给之，鬻於市廛十裁得其一二，曾糊口之不及，岂代耕之足云？昔汉宣帝下诏云：‘吏能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无侵渔百姓难矣。’遂加吏俸，著於策书。窃见今之结登朝，陈力就列，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饱，不及周之上农；其禄也未尝有百石之入，不及汉之小吏。若乃左、右仆射，百僚之师长，位莫崇焉，月俸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师，甚可骇也，岂稽古之意哉？欲乞百官俸禄、杂给，并循旧制，既丰其稍入，可责以廉隅。直限以常员，理当减於旧费，又唐、虞之制也。”乾兴已後，俸禄、添给、亻兼人、餐钱之制，更革为多。至嘉，始著於《禄今》，自宰相而下至岳渎庙主簿，凡四十一等。熙宁以来，悉用《嘉禄今》，无所损益。元丰一新官制，职事官职钱以寄禄官高下分行、守、试三等，大率官以《禄令》为准。而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既请大夫俸矣，又给郎官职钱，视嘉时赋禄为优。至崇宁，蔡京秉政，吴居厚、张康国辈贪鄙为徒，於寄禄官俸钱、职事官职钱外，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其馀亻兼从钱米并支本色。馀执政皆然。视元丰制禄之法增倍矣。中兴俸禄之制，参用嘉、元丰、政和之旧，少所增损。惟兵兴之始，宰执请受权支三分之一，或支三分之二，或支赐一半。隆兴及开禧，自陈损半支给。皆权宜也。其後内外官有添支、料钱，职事官有职食、厨食钱，职纂修者有折食钱，在京务官有添支钱、添支米。选人、使臣，职田不及者有茶汤钱。其馀禄粟、亻兼人，悉还畴昔。今合新旧制而参纪之。元丰定制，以官寄禄，中兴重加修定。文臣请俸：开府仪同三司料钱一百贯。特进九十贯（春、冬衣绢各二十五疋，小绫十疋，春罗一疋，冬绵五十两）。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料钱各六十贯，春、冬绢各一十疋，小绫七疋，春罗一疋，冬绵五十两）。宣奉大夫，正奉大夫，正议大夫，通奉大夫（料钱各五十贯，春、冬绢各十七疋，小绫五疋，春罗一疋，冬绵五十两）。通议大夫，大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料钱各四十五贯，春、冬绢各十五疋，小绫三疋，春罗一疋，冬绵五十两）。朝议大夫，奉直大夫，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以上料钱各三十五贯，春、冬绢各十三疋，春罗一疋，冬绵三十两）。奉议郎（料钱二十贯，春、冬绢各十疋，春罗一疋，冬绵三十两）。通直郎（料钱十八贯，春、冬绢各七疋，春罗一疋，冬绵三十两）。宣教郎（料钱十五贯，春、冬绢各五疋，冬绵十五两）。宣义郎（料钱十二贯，春、冬绢各五疋，冬绵十五两）。承事郎（料钱十贯，春、冬绢各五疋，冬绵十五两）。承奉郎（料钱八贯）。承务郎（料钱七贯。元丰以来，务止支驿料，大观二年定支）。以上料钱，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每贯折钱，在京四百文，在外四百文。到任添给驿料。承直郎（料钱二十五贯，茶汤钱十贯，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五斗，藁四十束，柴二十束，马一匹，春、冬绢六疋，绵十二两）。儒林郎（料钱二十贯，茶汤钱十贯，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五斗，藁二十束，柴十五束，春、冬绢各五疋，绵十两）。文林郎（料钱十五贯，茶汤钱十贯，厨料米六斗，面一石五斗，藁二十束，柴十五束，春、冬绢各五疋，绵十两）。从仕郎、从政郎、修职郎（以上料钱各十五贯，茶汤钱十贯，米、麦各二石）。迪功郎（料钱十二贯，茶汤钱十贯，米、麦各一石五斗）。以上钱折支中给一半见钱，一半折支。每贯折见钱七百文。务日给，满替日住。武臣请俸：太尉（料钱一百贯，春服罗一疋，小绫及绢各十疋，冬服小绫一十疋，绢二十疋，绵五十两）。正任节度使（在光禄大夫之下，初除及管军同，料钱四百贯，禄粟一百五十石）。承宣使（在通议大夫之下，料钱三百贯，禄粟一百石）。观察使（在中大夫之下，料钱各二百贯，禄粟一百石，米、麦十五石）。防御使（在中散大夫以下，料钱二百贯，禄粟一百石，米、麦各一十二石五斗）。团练使（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一百五十贯，禄粟七十石，米、麦各九石）。诸州刺史（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一百贯，禄粟五十石，米、麦各七石五斗）。自承宣使以下，不带阶官者为正任，带阶官者为遥郡，遥郡各在正任之下，请俸与次任、正任一同。靖康指挥，遥郡以上俸钱、衣赐、亻兼人、俸马，权支三分之二。殿前三衙四厢、捧日、天武左右厢都指挥使遥郡团练使（料钱一百贯文，春、冬服绢各十疋）。殿前诸班直都虞候、诸军都指挥使遥郡刺史（料钱五十贯，衣同前）。龙卫、神卫右厢都指挥使遥郡团练使（同捧日、天武），龙、神卫诸军都指挥使遥郡刺史（同殿前）。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在光禄大夫之下），诸卫上将军（在通直大夫之下。以上料钱各六十贯，春、冬绫各五疋，绢各十疋，春罗一疋，冬绵五十两），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三十五贯，春、冬绫三疋，绢七疋，春罗一疋，冬绵三十两）。诸卫将军（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二十五贯，春、冬绫三疋，绢各七疋，春罗一疋，冬绵二十两）。诸卫将军（在朝奉郎之下，料钱二十贯，春、冬绫各二疋，绢各七疋，春罗一疋，冬绵十五两）。率府率（在奉议郎之下），率府副率（在通直郎之下。料钱十三贯，春、冬绢各五疋，春罗一疋，冬绵十五两）。通侍大夫（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五十贯，禄粟二十五石，春绢七疋，冬绢十疋，绵三十两，亻兼二十人，马三匹）。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大夫，协忠大夫，中侍大夫（以上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各三十七贯，禄粟一十五石，春绢七疋，冬绢十疋，绵三十两，亻兼二十人，马三匹）。中亮大夫（在中散大夫之下。料钱三十七贯，禄粟一十五石，春绢九疋，冬绢十疋，绵三十两，亻兼二十人，马三匹）。中卫大夫，翊卫大夫，亲卫大夫（在中散大夫之下，防御使之上），拱卫大夫，左武大夫，右武大夫（并在奉直大夫之下，诸司正使之上。以上料钱并二十七贯，春绢七疋，冬绢十疋，绵三十两）。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显大夫，武节大夫，武略大夫，武经大夫，武义大夫（并在朝奉大夫之下。以上各料钱二十五贯，厨料米一石，面二石，春绢七疋，冬绢一十疋，绵三十两）。正侍郎，宣正郎，履正郎，协忠郎，中侍郎，中亮郎，中卫郎，翊卫郎，亲卫郎，拱卫郎，左武郎，右武郎（以上并在朝奉郎下。料钱各二十贯，春绢五疋，冬绢七疋，绵二十两）。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武节郎，武略郎，武义郎，武翼郎（并在承议郎之下。以上各料钱二十贯，厨料米、面各一石，春绢五疋，冬绢七疋，绵二十两），训武郎（料钱十七贯，春绢五疋，冬绢七疋，绵二十两）。修武郎（料钱十七贯，春绢五疋，冬绢七疋，绵二十两）。从义郎，秉义郎（并料钱十贯，带职钱十二贯，春绢四疋，冬绢五疋，绵十两）。忠训郎，忠翊郎（并料钱七贯，带职钱十贯，春、冬绢各四疋，冬绵十五两）。成忠郎，保义郎（并料钱五贯，带职钱七贯，春、冬绢各四疋，绵十五两）。承节郎，承信郎（并料钱四贯，春、冬绢各三疋，钱二贯文）。进武校尉（料钱三贯，春、冬绢各三疋），进义校尉（料钱二贯，春、冬绢各三疋）。下班祗应（各随差使理年不等。自三年至十二年，料钱七百文，粮二石五斗，春、冬绢各五疋）。进武副尉（料钱三贯），进义副尉（料钱一贯），守阙进义副尉（料钱三贯）。料钱、职钱，绍兴仍政和之旧：宰相、枢密使，料钱月三百贯（政和左辅、右弼为宰相，绍兴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旧制，春、冬服小绫各二十疋，绢各三十疋，春罗一疋，冬绵一百两。初，建炎元年指挥，宰执请受并权支三分之二，支赐支一半）。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佥书枢密院事（料钱二百贯，春、冬服小绫各十疋，绢各二十疋，春罗一疋，冬绵五十两）。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料钱三百贯，春服罗三疋权支一疋，小绫三十疋支二十疋，绢四十疋支三十疋，冬服绫、绢同，绵二百两支一百两）。以下职事官并支职钱：开封牧，钱一百贯（春服罗一疋，小绫、绢各十疋，冬服小绫十疋，绢二十疋，绵五十两）。太子太师、太保、太傅，职钱二百贯（春服罗一疋，小绫十疋，绢一十五疋，冬服绫、绢同，绵五十两）。少师、少傅、少保，百五十贯（春、冬服小绫各七疋，绢各二十疋，春罗一疋，冬绵五十两）。御史大夫，六部尚书（行，六十贯。守，五十五贯。试，五十贯。春服罗一疋，小绫五疋，绢十七疋，冬服绫、绢同，绵五十两）。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五十贯（春服同上）。左、右散骑常侍（行，五十五贯。守，五十贯。试，四十五贯。春服小绫三疋，绢十五疋，罗一疋，冬绫、绢同，绵五十两）。太子詹事（钱、衣同宾客，小绫各止三疋），给事中，中书舍人（行，五十贯。守，四十五贯。试，四十贯。服同詹事）。左、右谏议大夫（行，四十五贯。守，四十贯。试，三十七贯。馀同舍人）。权六曹侍郎（职钱四十贯。馀同上）。太常、宗正卿（行，三十八贯。守，三十五贯。试，三十二贯。春、冬衣随官序）。秘书监（行，四十二贯。守，三十八贯。试，三十五贯），七寺卿，国子祭酒（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三十贯文）。太常、宗正少卿，秘书少监（行，三十八贯。守，三十贯。试，二十八贯）。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左、右司郎中（行，四十贯。守，三十七贯。试，二十七贯）。国子司业，少府、将作、军器监（行，三十二贯。守，三十贯。试，二十八贯）。太子少詹事（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三十贯）。太子左、右谕德（行，三十二贯。守，三十贯。试，二十九贯）。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行，三十七贯。守，三十五贯。试，三十二贯）。左、右司员外郎，六曹郎中（同上）。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三十贯）。左、右正言（行，三十二贯。守，三十贯。试，二十七贯）。诸司员外郎（同司谏）。少府、将作、军器少监（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二十五贯）。太子侍读、侍讲（行，三十五贯。守，二十二贯。试，二十贯）。监察御史（同正言）。太子中舍人，太子舍人（行，二十贯。守，十九贯。试，十八贯）。太常丞，太医令，宗正丞，知大宗正丞，秘书丞，大理正，著作郎（行，三十五贯。守，三十二贯。试，二十贯。绍兴元年指挥，宣教郎任馆职，寺监丞、簿、评事，台法、主簿，寺簿、正、司直，添给职钱一十六贯，指挥每月特支米三石）。七寺丞（行，三十二贯。守，二十贯）。秘书郎（行，三十二贯。守，二十贯。试，二十八贯）。太常博士（同七寺丞）。著作佐郎（同秘书郎）。国子监丞（同七寺丞）。大理司直、评事（同著作郎）。少府、将作、都水监丞（行，三十贯。守，十八贯）。秘书省校书郎（行，十八贯。守，十六贯。试，十四贯），正字（行，十六贯。守，十五贯。试，十四贯）。御史台检法、主簿，九寺簿（行，二十贯。守，十八贯）。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太、武学博士（行，二十贯。守，十八贯。试，十六贯。今诸王府翊善、赞读、直讲、记室料钱，并支见钱）。律学博士（行，十八贯。守，十七贯。试，十六贯）。太常寺奉礼郎（十六贯），太常寺太祝、郊社令（行，十八贯。守，十六贯），太官令（十八贯）。五监主簿（行，十八贯。守，十六贯）。太学正、录，武学谕（行，十八贯。守，十七贯。试，十六贯）。律学正（行，十六贯。守，十五贯。试，十四贯）。密院官属：都丞旨、丞旨（料钱四十贯，职钱三十贯，丞旨二十五贯。春服罗一疋，小绫三疋，绢十五疋，冬服小绫五疋，绢十五疋，绵五十两）。副都丞旨（料钱三十贯，职钱二十贯，副丞旨、诸房副丞旨十五贯，若诸房副丞旨同主管丞旨司公事，加五贯。春衣罗一疋，绢一十五疋，冬绢同，绵三十两）。检详诸房文字（职钱三十五贯，厨食钱每日五百文）。计议、编修官（添支钱十贯，第三等折食钱二十五贯，厨食钱每日计五百文）。凡诸职事官职钱，不言“行”、“守”、“试”者准“行”给。职事官衣，如寄禄官例，及无立定则例者，随寄禄官给。职料钱、米麦，计实数给，两应给者（谓职钱、米麦），从多给。诸承直以下充职事官（谓大理司直、评事，秘书省正字，太学博士、正、录，武学博士、谕，律学博士、正），听支阶官请受及添给。诸称请受者，谓衣、粮、料钱，馀并为添给。旧制，观文殿大学士，三十贯（米三石，面五石）。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二十贯（米三石，面五石）。资政、保和殿学士，十五贯（米三石，面五石，同上。春、冬小绫各五疋，绢各十七疋，春罗一疋，冬绵五十两）。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直学士，十五贯（春、冬小绫各二疋，绢各十五疋，春罗一疋，冬绵五十两）。宝和殿、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待制同。先是，大观，或言添支厚薄不均。其後，自学士而下改名贴职钱。观文殿大学士（贴职钱一百贯文，米、麦各二十五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方子茶二斤）。观文殿学士及资政、保和殿大学士（贴职钱八十二贯，米、麦同，添支钱十贯，添支米、麦同）。资政、保和殿学士（贴职钱七十贯，米、麦同，添支面同，方子茶二斤，春、冬绫五疋，绢十七疋，绵五十两，罗一疋）。端明殿学士（贴职钱五十贯，米、麦二十石，添支米三石、面五石，方子茶二斤，春、冬绫五疋，绢一十七疋，罗一疋，冬绵五十两）。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枢密直学士（正三品，贴职钱四十贯，米、麦各四十石，添支米二石，面五石，方子茶二斤，春、冬绫五疋，绢十七疋，春罗一疋，冬绵五十两）。龙图、天章、宝文、徽猷、敷文阁直学士，保和殿待制（贴职钱三十贯，米、麦各十七石五斗，春、冬绫各三疋，绢十五疋，春罗一疋，冬绵五十两）。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待制（贴职钱二十贯，米、麦各十二石五斗，春、冬绫各三疋，绢十五疋，春罗一疋，冬绵五十两）。集英殿修撰，秘文殿修撰、秘阁修撰（以上贴职钱各十五贯）。直龙图、天章、宝文阁，直显谟、徽猷、敷文阁，直秘阁（以上贴职钱各十贯）。宣和，罢支贴职钱，仍旧制添支。绍兴因之，令诸观文殿大学士至保和殿大学士料钱、春冬服随本官；资政殿大学士至待制料钱随本官，春、冬服从一多给。又诸学士添支钱，曾任执政官以上者，在京、外任并支；其馀在京支，外任不支。米、面、茶、炭、俸马、亻兼人衣粮，内、外任并给。酒、添支、马草料，外任勿给。外此，有依祖例添支（如六部尚书而下职事官，八等第支厨食钱，自十五贯至九贯，凡四等，并依宣和指挥。修书官折食钱，监修国史四十贯，史馆修撰、直史馆、本省长贰三十七贯五百，检讨、著作三十五贯，并依自来体例），有特旨添支（如绍兴元年指挥：馆职，寺监直、簿、评事，台法、主簿、寺正、司直、博士，添职钱十贯文。六年指挥：五寺、三监、秘书、大宗正丞，太常博士，著作、秘书、校书郎，著作佐郎，正字，大理寺正、司直、评事，台簿，删定官，检、鼓、奏告院，特支米三石，计议、编修官二石），各有序次。其在外知、判州府军监等分曹列属等第多寡，有以州望者，荆南、永兴、江宁，扬、潭州，三十千；凤翔、洪州，二十千（广州知州七百千，逐月均给。任成都府，给铁钱三百千；梓州二百千。馀州约铜钱数给）。有以都总管、经略、安抚等使者，河北四路（真定府路知真定府、高阳关路知瀛州、定州路知定州、大名府路知大名府）、陕西逐路（永兴路知永兴军、缘边秦凤路兼知秦州、泾原路知渭州、环庆路知庆州、延路知延州）、河东路（知太原府），前任两府并五十千，大中大夫、待制以上三十千（并特添二十千。知大名府如常河北路安抚使同。知并州带学士即五十千，无特给）。三路管机宜文字，朝官十千，京官七千。知桂州充广南西路都钤辖、经略安抚使，自大中大夫以上三十千（朝臣充广西路兵马都钤辖兼本路安抚管经略司公事，即二十千）。河北沿边安抚副使、都监，以横行使充，三十千（自横行副使并武功大夫至敦武郎以上充，二十千；秉义郎、ト门祗候充都监，郎十五千）。同管河东沿边安抚司公事，以横行副使至敦武郎以上，二十千（秉义、祗候，十五千）。通判大藩，京朝官有二十千至十千者。馀州军，十千至七千者，京官七千（京官通判成都府，给铁钱八十千，京官六十千。朝官通判成都府、梓、利、夔路、州、军、府，给铁钱七十千，京官五十千）。签判，朝官十千，京官七千（朝官签判成都、梓州，给铁钱七十千，京官五十千）。三路都转运使，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盐矾税都大发运使，大中大夫、待制、中散大夫以上三十千；朝官充发运使、副，二十千（武功大夫至武翼郎充发运使副、都监，同朝官；充判官，十千）。三门、白波发运使，朝官二十千（朝官充判官，十千；京官，七千）诸。路转运使、副，朝官二十千（任成都、梓、夔路，给铁钱自六十千至四十千，凡三等）。府界并诸路、州、府、军、监、县、镇监当，朝官七千，京官五千至四千，有二等；武功大夫以下至进义校尉，自十千至三千，凡七等（朝官任川峡州、府、军、监，给铁钱五十千，京官三十千至二十五千，凡二等；进义校尉以上，成都、梓、夔路，自六十千至二十五千，凡五等）。朝官充陕西及江浙、荆湖、福建、广南提举提点铸钱等公事，自二十千至十五千，凡二等。朝官充都大提举河渠司当及提举宫观，并催遣辇运、催纲，诸州监物务等，自十五千至七千，凡三等（任川路，给铁钱七十千）。京官充催促辇运、催装斛斗纲船，并诸州监物务等，自七千至五千，凡二等（任川路，给铁钱五十千），都大提举修护黄河防埽岸，诸处巡检，并监北京大内军器库，并蔡河拨发催纲等，并以两省供奉官以下至内品充，自十千至三千，凡七等。凡外任，添给羊有二十口至二口，凡六等；米有二十石至二石，凡七等；面有三十石至二石，凡七等；亻兼有二十人至二人，凡七等；马有十匹至一匹，凡六等。禄粟及随身、元随、仆人之制：宰相禄粟一百石（绍兴：三公，侍中，中书、尚书令，左、右仆射同平章事，并为宰相），随身七十人。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禄粟一百石，随身五十人。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一百石（旧制百五十石），随身一百人。太尉，一百石，随身五十人。节度使（禄粟己具《俸禄门》），元随五十人。承宣使（具《俸禄门》），元随五十人。观察使、防御使（见《俸禄门》），元随三十人。团练使（见《俸禄门》），元随三十人。诸州刺史（同上），元随二十人。通侍大夫、正侍大夫、宣正大夫，履正、协忠、中侍、中亮大夫（禄粟、亻兼人并具《俸禄门》），捧日、天武左右厢都指挥遥郡团练使，五十石，亻兼十人（龙、神卫右厢都指挥使带遥郡团练使同）。殿前都班直都虞候，诸军都指挥使遥郡刺史，二十五石，亻兼五人（神、龙卫都军都指挥使带遥郡刺史同）。诸学士添支米面，已附於前，今载：观文殿大学士，亻兼二十人。观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亻兼十人。资政、保和殿学士，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亻兼七人。枢密都承旨，亻兼十人；副都承旨、诸房副承旨，七人。其馀京畿守令、幕职曹官，自十石、七石、五石至於二石各有等。中书堂後官、提点五房公事、逐房副承旨，自七人、五人至於一人各有数。因仍前制，旧史已书。凡任宰相、执政有随身，太尉至刺史有元随，馀止亻兼人。绍兴折色：凡禄粟每名细色六斗（米麦中支。管军给米六分，麦四分）。随身、元随、亻兼人粮，每斗折钱三十文，衣绸绢每疋一贯，布每疋三百五十文，绵每两四十文。

○职田（官品占田）

《孟子》：“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朱子集注》曰：“徐氏曰：‘大国君田三万二千亩，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亩，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亩，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亩，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亩，可食十八人；下士与庶人在官者田百亩，可食九人至五人。次国君田二万四千亩，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亩，可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国君田一万六千亩，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亩，可食一百四十四人。’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藉农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无田，与庶人在官者，则但受禄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王制》：“夫圭田无征。”

郑氏曰：“夫，犹治也。征，税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税，所以厚贤也。此则《周礼》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

晋武帝平吴之後，有司奏：“诏书‘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宅。今未暇作诸国邸，当使城中有往来之处，近郊有刍藁之田。’今可限之，国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一处。近郊田，大国田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城内无宅城外有之，皆听留之。”其官品第一至於第九，各以贵职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五顷，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後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冗从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晋书 百官志》：“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给菜田十顷，驺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特进，菜田八顷，驺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光禄大夫给菜田六顷，田驺六人。尚书令，太子太傅、少傅，给田驺，并同光禄。

按：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於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言公卿士夫既有俸廪，不当与民争利也。汉列侯封君食租税，岁卒户二百，如千户之君则二十万，可谓富矣。而复效富人广畜田园，如田以外戚为相，奉邑俞阝食收多，而且治宅田诸第，田园极膏腴之类是也。汉时亦未曾为之制。至晋武，诏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宅，欲为之限，得古意矣。然所谓城中有往来之地，近郊有刍藁之田，则似《王制》所谓汤沐之地，且所限止於京城，则王戎所谓园田水碓周遍天下者，固未尝为之限，何邪？

东晋寓居江左以来，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详见《官品占户门》）。宋孝武时，官品第一、第二听占山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及百姓一顷（详见《征榷山泽门》）。魏制，诸宰人之官，各随近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传，卖者坐如律。隋文帝令自诸王以下至於部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顷，少者至三十顷；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後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田宅，率三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用。开皇八年，高奏：“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少者，官人禄力，乘前以来，恒出随近之州。但判官本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请於所管户内，计户徵税。”帝从之。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生利，以给公用。至是，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钱出举兴生，唯利是求，烦扰百姓。奏皆给地以营农，回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诏在京及在外诸司，公廨在市回易又诸处兴生并听，唯禁出举收利云。唐凡京诸司各有公廨田；司农寺（给二十六顷），殿中省（二十五顷），少府监（二十二顷），太常寺（二十顷），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顷），太府寺（十六顷），吏、户部（各十五顷），兵部、内侍省（各十四顷），中书省，将作监（各十三顷），刑部、大理寺（各十二顷），尚书都省、门下省、太子左春坊（各十一顷），工部（十顷）、光禄寺、太仆寺、秘书省（各九顷），礼部、鸿胪寺、都水监、太子詹事府（各八顷），御史台、国子监、京县（各七顷），左右卫、太子家令寺（各六顷），卫尉寺、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太子左右春坊（各五顷），太子左右卫率府、太史局（各四顷），宗正寺、左右千牛卫、太子仆寺、左右司卫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监门率府（各三顷），内坊、左右内率府、率更府（各二顷）。在外诸司公廨田，亦各有差；大都督府（四十顷），中都督府（三十五顷），下都督、都护府、上州（各三十顷），中州（二十顷），官总监、下州（各十五顷），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六顷），上收监、上镇（各五顷）上县及中下收、司竹监、中镇、诸军、折冲府（各四顷），诸冶监、诸仓监、下镇、上关（各三顷），牙市监、诸屯监，上戍、中关及津（各二顷。其津隶都水使者不给），下关（一顷五十亩），中戍、下戍、岳渎（各一顷）。诸京官文武职事，各有职分田：一品（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并去京城百里内给。其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田亦准此（即百里内地少，欲於百里外给者，亦听之）。诸州及都护府、亲王府官人职分之田，亦各有等差：二品（十二顷），三品（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京城县亦准此），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镇、戍、关、津、岳、渎及在外监官五品（五顷），六品（三顷五十亩），七品（三顷），八品（二顷），九品（一顷五十亩）三卫中郎将、上府折冲都尉（各六顷）中府（五顷五十亩），下府及诸郎将（各五顷），上府果毅都尉（四顷），中府（三顷五十亩），下府（三顷），上府长史、别将（各三顷），中府、下府（各二顷五十亩），亲王府典军（五顷五十亩），副典军（四顷），千牛备身，左右、太子千牛备身（各二顷），诸州上折冲府兵曹（二顷），中府、下府（各一顷五十亩），其外军校尉（一顷二十亩），旅帅（一顷），队正、副（各八十亩），皆於领侧州县界内给。其校尉以下在本县及去家百里内领者，不给（其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数而已）。诸职分陆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并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麦田以九月三十日为限。各前人耕未种，後人酬其功直；己自种者，准租分法。其价六斗己下者依旧定，不得过六斗，并取情愿，不得抑配。开元十年六月敕：“所置职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变通，应须删改。其内外所给职田，从今年九月以後，并宜停给。”十八年六月，京官职田，特令准令给受，复用旧制（自大历以来，关中匮竭，时物腾贵，内官不给，乃减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每岁通计给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厩、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

宋天圣，诏罢天下职田，悉以岁入租课送官，具数上三司，计直而均给之。朝廷方议措置，令未下，天子阅具狱，见吏以贿败者多，恻然伤之。诏复给职田，即毋得多占佃户及无田而配出所租，违者以枉法论。後十馀年，至庆历中，诏限职田，有司始申定其数。政和八年，臣僚上言：“尚书省措置，县令自不满五千户至满万户，递增给职田一顷。夫天下圭租，多寡不均久矣，县令所得，亦参差不齐，多至九百斛，如淄川之高苑；八百斛，如常州之江阴；六百斛，如常州之宜兴。自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二三百。凡在河北、京东西、荆湖之，少则有至二三十斛者；闽、广有自来无圭租处；川陕西路，自守ヘ至簿、尉，又以一路岁入均给，令独不得而独有。今欲一概增给一顷，岂可得哉？”诏令职田顷亩未及条格者，催促В拨。乾道，臣僚言：“职田所以养廉，亦或启其不廉。盖交竞於差遣之时，多取於收敛之日，以其所以养廉者为贪也。”绍兴，惧其不均，则诏诸路提刑司依法В拨，官多田少，即於邻近州县通融，顷管数足。又诏将空之田为他司官属所占者，拨以足之，仍先自簿、尉始。其有无职田选人并亲民小使臣每员月支茶汤钱十贯文，内虽有职田，每月不及十贯者皆与补足，所以厚养廉之利也。惧其病民，则委通判、县令实，除其不可力耕之田，损其己定过多之额。凡职租，不许辄令保正催纳，或抑令折纳见钱，或无田平白监租，或以虚数勒令代纳，或额外数过多取，皆申严禁止之。令察以监司，坐以赃罪，所以防其不廉之害也。罢废未几而复旧，拘借未久而给还，移充籴本，转收马料，旋复免行，皆所以示优恩、厉清操也。若其顷亩多寡，且有成式：知藩府（谓三京、颖昌、京兆、成都、太原、建康、江陵、延安、兴仁、隆德、德、临安府，秦、阳、潭、广州），二十顷。发运、转运使副、总管副总管、知节镇，十五顷。知馀州及广济、淮阳、无为、临江、广德、兴国、南康、南安、建昌、邵武、兴化、汉阳、永康军，并路分钤辖，十顷。发运、转运判官，提举淮南、两浙、江南、荆湖东西、河北路盐事官，通判藩府，八顷。知馀军及监，并通判节镇州，钤辖，安抚副使，都监，路分都监，将官，发运司辨公事，七顷。通判馀州及军，满万户县令，六顷。藩府判官，录事参军，州学教授（并谓承务郎以上者），都监，发运、转运司主管文字，满五千户县令，副将官，五顷。节镇判官，录事参军，州学教授（并谓承务郎以上者），转运司主管帐司，不满五千户县令，满万户县丞，馀州都监，走马承受公事，主管机宜文字，同巡检，都大巡河，提点马监，四顷。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藩府及节镇推官，巡检，县、镇、寨都监，寨主，巡捉私茶盐，驻泊捉贼，在城监当，馀州判官、州学教授（并谓承务郎以上者），军、监都监，三顷五十亩。军、监判官，馀州推官，馀州及军、监录事参军，巡检，县、镇、寨都监，寨主，巡捉私茶盐，驻泊捉贼，在城监当，藩府及节镇曹官，州学教授（谓承直郎以上），满五千户县丞，满万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寨监当及监堰，三顷。馀州及军、监曹官，州学教授（谓承直郎以下），不满五千户县丞，满五千户县尉、簿，巡辖马递铺，县、镇、寨监当及监堰，二顷五十亩。不满五千户县簿、尉，巡辖马递铺，县、镇、寨监当及监堰，二顷。

●卷六十六 职官考二十

○官品

周官有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为二伯，得专征伐五侯九伯者也，盖长诸侯为方伯），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专征伐於诸侯。又云：“一州之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七命赐国（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郑司农云出就侯伯之国），六命赐官（郑司农云子男入为卿，治一官也。郑元谓此王六命之卿。赐官者，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诸侯），五命赐则（则者，地未成国之名也。凡王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赐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也。方三百里以上为成国。王莽时，以二十五成为则，方五十里，与夏五十里国同），四命受器（受祭器，为上大夫也。郑元谓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也。郑元谓此列国之卿，始有列位於王，为王臣），再命受服（受祭衣服，为上士也。郑元谓此受元冕之服，列国之大夫再命），一命受职（始命为正吏，谓列国公侯伯之士也。於子男为大夫。一云受职事）。

右内外官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人（内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诸侯国官六万一千三十二人）。内职掌府、史、胥、徒、贾人、工人、奄寺、罪闽蛮夷貉等五隶、医人、圉人、虎士、视了（力召反），及奚、浆、笾、醢、醯、盐、幂、酒、桃、舂、扌、饣喜、等（扌音肉。饣喜音炽，熟食也。《尔雅》云酒食也）。女职一万五千九百五十人。都计内外官及内职掌人七万九千六百二十五人（其旄人、舞者及太祝、巫觋、阍人每门及囿、世妇每宫等官职，并冬官人数及外职掌人并阙。按《帝王世纪》云：“汤受命，有三千馀国。”又按《王制》云：“殷时天下诸侯国千七百七十三。”当是殷氏政衰，诸侯相并，季末之时所存之国耳。大国二百四十九，次国五百一，小国一千二十三。大国、次国则皆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士。唯小国二卿，其大夫与士如大国、次国之数。大凡列国卿、大夫、士有六万一千三十二人。及周初，有千八百国，列国卿、大夫、士大约与殷不异。罢侯置守，郡县官吏，百姓之所奉，岂非勤乎）。

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国诸侯，其爵无至公者也。当周之世，有功之臣无如太公、周公者，然封爵皆为侯（《诗》云“穆穆鲁侯”，又曰“齐侯之子”者也）。而春秋有虞公、虢公、州公者，或因殷之旧爵，或尝为天子之官，子孙因其号耳，非周之典制也。故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天子三公加命则为方伯，九命；卿加一命则出为侯伯，七命；大夫加一命则出为子男，五命；天子元士出封为附庸，加一命，为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出则爵命并加士；则德未周备，但得进命，不进爵也。是以卿出则为侯、伯，大夫出则为子男，皆爵命并进。士出为附庸，但得进命，故附庸之君犹称名，与士同。故《春秋传》云：“附庸之君，名也。”二王之後，本非出加之例，直以承祀先代，故九命为上公。其有功之臣，皆为侯伯，七命而已。若王之子弟及异姓之有大功德，而封爵不过侯，但得进地。故齐鲁之国，皆以侯爵而受上公之地五百里之封。若列土侯伯有贤能之德而又有功者，则加一命为牧，故《春官》之职云八命作牧。子男之君则五命，上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大国之卿三命，大夫再命。次国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小国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凡士一命而受爵，周礼爵及命士，故云一命而受爵。有受爵、有受命者必有职，故《周礼》云一命受职，明一命之士职、爵俱有也。再命受服於君，不自为也。然则一命者，其服自为也。一命尚受职，再命不言自明矣。三命受车马，三命谓侯伯之卿也。再命已受服於君，则三命之卿受服不疑矣，而复别受车马於君，故《曲礼》云“夫为人子，三赐不及车马”，明其三命得受车马之义。然三命之卿则有命於天子之礼，故《周礼》云三命受位，明诸侯之卿受三命者，皆有列位於王朝也。则小国之卿再命者，虽得命於天子，於王朝未有列位也。三命之卿始受车马，则再命以下车马自为之也。若君特赐者，不在其例。四命受器，谓公之孤、卿受祭器於公。四命始受器，三命以下皆自为之也，故《礼记》云“有田禄者先为祭器”。三命以上既受祭服，四命者受服亦可明矣。三命之卿尚有列位於王，四命亦可知也。凡大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之君不过五命。凡自称者，伯曰天子之臣（分土之伯）。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守音手又反）。在边曰某屏之臣某。公子曰臣薛（薛音五葛反）。士曰传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传遽，以车马给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也。传，丁恋反）。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亦谓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天子士也。其士者，如晋韩起聘於周，傧者曰晋士起也），自称曰陪臣某（陪，重也）。於外曰子（子，有德之称也。《鲁春秋》曰高子来盟）。於某国，曰寡君之老。使，自称曰某（使谓使人於诸侯也。某，名也）。

秦制爵二十等，以赏功劳（其十八等自大庶长以下，又似官也）。其帅人皆更卒也，有功赐则在军吏之例。自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言从公、大夫以上人与令丞亢礼。亢，当也，言高下相当，无所卑屈）。

汉官秩差次（二汉并有秦二十等爵，然以为功劳之赏，非恒秩也。丞相、太尉、司徒、司空、诸将军及诸侯王国官，不在此目）：

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王莽改曰卿）：御史大夫　太常　光禄勋　卫尉　太仆　廷尉　大鸿胪　宗正　大司农　少府　执金吾

二千石（月百二十斛，亦曰真二千石。王莽改为上大夫）：太子太傅、少傅　将作大监　太子詹事　大长秋　典属国　水衡都尉　京兆尹　左冯翊　右扶风　司隶校尉　城门校尉　中垒校尉　屯骑校尉　步兵校尉　越骑校尉　长水校尉　胡骑校尉　射声校尉　虎贲校尉　州牧　郡太守

比二千石（月百斛。王莽改为中大夫）：丞相司直　光禄大夫　光禄中郎五官左右三将　光禄虎贲中郎将　光禄中郎将骑都尉　西域都护副校尉　奉车都尉　驸马都尉　郡尉

千石（月八十斛。王莽改为下大夫）：丞相长史　大司马长史　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长史　前後左右将军长史　太常丞　光禄勋丞　卫尉丞　太仆丞　廷尉左右丞　大鸿胪丞　宗正丞　大司农丞　少府丞　执金吾丞 太子卫率 万户以上县令

比千石（月八十斛）：光禄太中大夫　光禄郎中车户骑三将　光禄谒者仆射　光禄虎贲郎

八百石（武帝除八百石秩）：太子家令

比八百石： 光禄勋谏大夫

六百石（月七十斛。王莽改曰元士）：卫尉公车司马令　卫士令　旅贲令　廷尉左右平　太子门大夫　太子庶子　将作大匠丞　太子詹事丞　水衡都尉丞　京兆尹丞　左冯翊丞　右扶风丞　州刺史郡丞　郡长史　郡尉丞　次万户以上县令

比六百石（月六十斛）：太常太卜博士　光禄议郎中郎　光禄谒者掌宾赞受事　西域都护丞、司马、候

五百石（成帝除五百石秩。王莽复置，改为命士）：减万户县长

四百石（月四十五斛。自四百石至二百石为长吏。王莽改为中士）：太子中盾　万户以上县丞　次万户以上县丞　减万户县丞

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光禄侍郎

三百石（月四十斛。王莽改为下士）：次减万户县长

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光禄郎中

二百石（月三十斛）：万户以上县尉　次万户以上县尉　减万户县尉

百石（月六十斛。自百石已下，有斗食、佐史之秩，为尖吏。王莽改百石秩曰庶士）：

右汉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凡十三万二百八十五人（哀帝时官数），命数未详（汉、魏以降，逮於周、隋，既多无注解，或传写讹舛，有义理难明，虽研莫辨。今但约其本史，聊存一代之制。他皆类此，览之者幸察焉）。

後汉官秩差次（此制初因某旧，以後钱兼给，其旧数增减不同，事具《禄秩篇》。其太傅、三公、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并不在此目）：

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太常　光禄勋　卫尉　太仆　廷尉　大鸿胪　宗正　大司农　少府　执金吾（注云比二千石） 太子太傅　河南尹　京兆尹　左冯翊　右扶风

二千石（月百二十斛）：度辽将军　大长秋　太子少傅　将作大匠　司隶校尉　州牧　几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　郡太守　皇子封王国傅、相　皇太子封王国御史大夫及诸卿

比二千石（月百斛）：都护将军　大将军营五部校尉　光禄五官　中都郎将　光禄左中郎将　光禄右中郎将　光禄虎贲中郎将　光禄羽林中郎将　光禄奉车都尉　光禄驸马都尉　光禄骑都尉　光禄大夫　少府侍中（《汉官秩》云千石）　少府中常侍　城门校尉　北军屯骑校尉　北军越骑校尉　北军步兵校尉　北军长水校尉　北军射声校尉　每王属国都尉　护乌桓校尉　护羌校尉　皇子封王国中尉

千石（月八十斛）：大傅长史　太尉长史　司徒长史　司空长史　大将军长史　光禄太中大夫注云秩比二千石　廷尉正左监　少府中常侍　少府尚书令　少府御史中丞　太子家令　城门平屯司马　北军屯骑校尉司马　北军越骑校尉司马　北军步兵校尉司马　北军长水校尉司马　胡骑司马　北军骑射声校尉司马　右扶风、京兆每大县令　雒阳令　皇太子封王国郎中令、仆

比千石：大将军司马　太常丞　光禄丞　光禄谒者仆射　卫尉丞　卫尉宫掖门司马　太仆丞　鸿胪丞　宗正丞　司农丞　少府丞　使匈奴中郎将　执金吾丞（注云：《汉官秩》云六百石）

六百石（月七十斛）：大将军从事中郎　度辽将军长史　度辽将军司马　太常赞飨　太常太史令　太常博士祭酒　太常太祝令　太常太宰令　太常太子乐令　太常高庙令　太常光武庙令　太常前帝陵每园令　太常先帝陵每时食官令　光禄左右仆射　左右陛长　光禄羽林左丞　光禄羽林右监　光禄中散大夫（注云秩二千石）。　光禄谏议大夫　光禄议郎　光禄常侍谒者公府掾　卫尉公车司马令　卫尉南宫卫士令　卫尉北军卫士令　卫尉左右都候　太仆考功令　太仆车府令　太仆未央厩令　太仆丞华厩令　廷尉左平　鸿胪大行令　宗正诸公主每主家令　宗正诸公主每主主簿仆　私府长　大司农部丞　大司农太仓令　大司农平准令　大司农导官令　少府太医令　少府太官令　少府守宫令　少府上林苑令　少府给事黄门侍郎　少府小黄门令　少府中黄门冗从仆射　少府掖庭令　少府永巷令　少府御府令　少府祠祀令　少府钩盾令　少府濯龙监　少府中藏府令　少府内谒者令　少府尚方令　少府尚书仆射　少府尚书令　少府符节令　少府治书侍御史　少府侍御史　执金吾武库令　大长秋丞　大长秋中官谒者令（注本曰四百石）　大长秋中官尚书　大长秋中官私府令（注曰秩千石）　大长秋中官永巷令　大长秋中书黄门冗从仆射　大长秋虎贲官骑下中宫官署令　太子仓令　太子食令　太子门大夫　太子中庶子　将作丞　将作左校令　将作右校令　城门每门候　北军中候　州刺史　右扶风京兆每次县令　护乌桓校尉拥节长史　司马　护羌校尉拥节长史　司马

比六百石（月六十斛，又云五十斛）：大将军典军候　光禄五官中郎 光禄左中郎 光禄右中郎　光禄虎贲中郎　光禄常侍谒者　太子洗马 皇子封王国治书

四百石（月三十斛，又云四十五斛）：光禄给事谒者　少府太官丞　少府黄门署长　画室署长　内署长　少府直里监　少府尚书左右丞　少府侍郎　大司农雒阳市长　大长秋中宫药长　太子庶子　太子厩长　太子中盾　太子卫率　右扶风、京兆每次县长　雒阳县丞　皇太子封王国礼乐长、卫士长、医士长、永巷长、祠祀长

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後汉 百官志》云四十斛）：太尉东西曹禄　光禄五官侍郎　光禄左侍郎　光禄右侍郎　光禄虎贲侍郎　皇子封王国谒者

三百石（月四十斛）：太常先帝陵每陵食监丞　宗正诸公主每主家丞　少府钩盾丞　永安丞　鸿胪大行治礼郎　大司农丞　揖让擢丞　右扶风京兆每小县长　侯国相

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太尉诸曹馀掾　光禄五官郎中　光禄左郎中　光禄右郎中　光禄虎贲郎中　光禄羽林郎中　光禄灌谒者郎中　少府中黄门

二百石（月三十斛）：太常太史丞、明堂及灵台丞　卫尉史　太仆文学史少府文学史（一人二百石）少府苑中丞、果丞、鸿丞、南园丞　少府令史　少府符节令史　廷尉史　鸿胪史　宗正史（一人三百石）大司农直丞　大司农雒阳市丞　执金吾史　太子舍人　河南尹员外　皇子封王国郎中

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大将军屯长　太尉属　光禄节从虎贲

百石（月十六斛）：太尉令史（中兴以後，不说石数）　太常吏　太常太史吏　太常大予乐吏　光禄员外　卫尉文学吏　太仆吏　少府吏五人百石　少府兰台令史　廷尉文学吏　鸿胪文学吏　宗正文学吏（四人百石）　大司农文学吏　大司农雒阳吏　执金吾文学吏　司隶校尉州功曹从事　别驾从事　簿曹从事　岳曹从事　其馀部郡国从事（每郡有之）　州曹诸掾　河南尹公右平史　雒阳员外　乡有秩、三老

斗石（月十一斛）：太常明堂员吏　太常大予乐令员吏　光禄勋卿员吏　卫尉卿员吏　太仆卿员吏　大鸿胪卿员吏　大司农雒阳吏　少府卿员吏　执金吾员吏　雒阳令员吏

佐吏（月八斛）：　太常佐　太常太祝佐　太常明堂佐　光禄佐　太仆佐　廷尉佐　大鸿胪佐　大鸿胪大行令佐　宗正佐　大司农佐　雒阳佐　执金吾佐　少府佐　雒阳县佐史

右内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一千五十五人内，六千五百一十二人外），内外诸司职掌人一十四万五千四百一十九人（一万四千二百二十五人内职掌：令史、御属、从事、职佐、员吏、待诏、卒骑、治礼郎、假佐、官骑及鼓吹、宰者、屠者、士卫、缇骑、导从、领士、乌桓骑等。一十三万一千一百九十四人外职掌：员吏、书佐、假佐、亭主、乡有秩、三老、游徼、家什等），都计内外官及职掌人十五万二千九百八十六人（其内有里魁，里数及命数未详）。

按：成周之命数、两汉之石禄，皆所以辨官位之高卑也。自魏以後，始有九品之制，至梁分为十八班。後魏以九品分正、从，而隋、唐以来因之。宇文周又以九命分正、从，皆十八等。今分为十八门，以尽魏以来历代之官，而著代名其下，品同而代异者，并见细注，更不重出。魏、晋、宋、陈无从品，则只以各品之官入正品，馀则随其正、从分入云。

一品（魏、晋、刘宋、陈）正一品（北魏、北齐、隋、唐、宋）十八班（周）正九命（周）：

黄钺大将军（魏），三公（魏），诸国王（魏、陈、後魏、北齐、周、隋、唐、宋）、公、侯、伯、子、男、（魏、晋），大丞相（魏、梁、陈。宋左右丞相），太傅（刘宋、梁、陈、後魏、北齐、周、隋、唐、宋），太保（刘宋、梁、陈、後魏、北齐、周、隋、唐、宋），太尉（刘宋、梁、陈、後魏、北齐、隋、唐），司徒（刘宋、梁、陈、後魏、北齐、隋、唐），司空（刘宋、梁、陈、後魏、北齐、隋、唐），大司马（刘宋、梁、陈、後魏、北齐），大将军（刘宋、梁、陈、後魏、北齐、周），太宰（梁、陈），开府仪同三司（陈），巴陵、汝阴王後（陈），尚书令（陈），太师（後魏、北齐、周、隋、唐、宋），郡公（晋、後魏），国公（周），柱国大将军（周），少师、少傅、少保（宋）。

从一品（北魏、北齐、隋、宋）十七班（梁）九命：

诸将军、左右光禄开府仪同三司（梁、周、唐、宋），仪同三司（北魏、北齐、周），县公（北魏、隋），都督中外诸军事（北魏），诸开府 散公（北魏），郡公（北齐、隋），骠骑大将军（唐、周），车骑大将军（周），雍州牧（周），上柱国（隋），郡王（隋、唐、宋），国公（隋、唐、宋），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唐、宋），嗣王（唐、宋），枢密使（宋），特进（宋）。

二品　正二品　十六班　正八命：

诸四征、四镇、车骑、骠骑将军（魏、晋、刘宋、北魏、北齐、周），诸大将军（魏、晋、刘宋、北魏），特进（晋、刘宋、陈、北魏、北齐、隋、唐），诸持节都督（晋、刘宋），县侯伯子男（晋），尚书令（梁、北魏、北齐、隋），太子太傅（梁、陈），左右光禄大夫（梁、陈、北魏、北齐、周、隋），中书监（陈），尚书左、右仆射（陈），嗣王（陈），蕃王（陈），郡公（陈、北齐、唐、宋），县公（陈、北齐），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北魏、隋、北齐），卫将军（北魏、北齐），县侯（北魏、周），仪同三司（北齐），少师、少傅、少保（周），车骑将军（周），刺史户三万以上者（周），柱国（隋），开国侯（隋），行台尚书令（隋），辅国大将军（唐），金紫光禄大夫（宋），知枢密院事（宋），参知政事（宋），同知枢密院事（宋）太尉（宋），上柱国（唐、宋）。

从二品　十五班　八命：

尚书左、右仆射（梁、北魏、隋、唐），太子少傅（梁），中书监（梁、北魏），特进（梁、北齐），领护军将军（梁），司州牧（北魏），四镇将军（北魏），中军、领军、抚军将军（北魏、周），金紫光禄大夫（北魏、周、隋、北齐，左右光禄大夫），散侯（北魏），仪同三司（北齐），太子太师、太傅、太保（北齐），尚书令（北齐），骠骑、车骑将军（北齐），卫将军（北齐），四征将军（北齐、周），郡公（北齐），县公（北齐、唐、宋），都督（周、唐），刺史二万户以上者（周），京兆尹（周），大将军（隋），雍州牧（隋），上总管（隋），行台尚书仆（隋），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唐、宋），京兆、河南、太原府牧（唐）。大都护（唐），光禄大夫（唐），镇国大将军（唐），柱国（唐、宋），银青光禄大夫（宋），签书枢密院事（宋），观文殿大学士（宋），御史大夫（宋）六部尚书（宋），左右金吾、左右卫上将军（宋），九州牧（宋），殿前都指挥使（宋），节度使（宋）。

三品　正三品　十四班　正七命：

侍中（魏、晋、刘宋、陈、北魏、北齐、唐），散骑常侍（魏、晋、刘宋、陈），中常侍（魏、晋），尚书令（魏、晋、刘宋），左右仆射（魏、晋、刘宋），诸尚书（魏、晋、刘宋、陈、北齐、北魏、隋、唐），中书监、令（魏、晋、刘宋。陈、北齐令，唐令），秘书监（魏、晋、刘宋、北魏、北齐），诸征、镇、安、平将军（魏、晋、刘宋、北魏、北齐、周），光禄大夫（魏、晋、刘宋），九卿（魏），司隶校尉（魏、晋），京兆、河南尹（魏、隋京兆），太子保、傅（魏、晋、刘宋），大长秋（魏、晋、刘宋），太子詹事（魏、晋、刘宋、梁、陈、北魏、北齐、唐），中领军（魏、晋、刘宋、梁、陈、北魏、北齐），诸县侯（魏、晋、刘宋、陈、北齐），龙骧、征虏将军（魏、晋、刘宋），辅国将军（魏、晋），镇军、抚军（晋），诸卿、尹（晋、刘宋），中护军（晋、刘宋、梁、陈、北魏、北齐），吏部尚书（梁），金紫光禄大夫（梁、陈、唐），太常卿（梁、陈、北魏、北齐、隋、唐），左右卫将军（陈、北魏、北齐、隋、唐），御史中丞，太后卫尉、太仆、少府三卿（陈），卫尉（北魏、北齐、隋）、宗正卿（陈、北魏、北齐、隋），太府卿（陈、北魏、北齐、隋），司农卿（陈、北齐），廷尉卿（陈、北魏），光禄卿（陈、北魏、北齐、隋），大匠卿（陈），鸿胪卿（陈、北魏、北齐、隋），大舟卿（陈），国子祭酒（陈），扬州刺史（陈），南徐、东扬州刺史（陈），皇弟、皇子封国王世子（陈），太子少师、少傅、少保（北魏、北齐、隋），中书令（北魏）、太仆（北魏、北齐、隋），大司农（北魏、隋卿），河南尹（北魏），上州刺史（北魏、北齐、隋。周万户以上），诸王师（北魏、北齐），银青光禄大夫（北魏、北齐、周、隋），前、左、右、後将军（北魏、周、隋），大理卿（北齐、隋），清都尹（北齐），大冢宰（周），大司徒（周），大宗伯（周），大司马（周），大司寇（周），大司空（周），帅都督（周。唐中都督），柱国大将军府长史、司马、司录（周），大将军（隋），纳言（隋），内令史（隋）左右武卫、武候大将军（隋、唐），中总管（隋），行台诸曹尚书（隋），左右宾客（唐），左右骁卫、威卫、领军卫、金吾卫、监门卫等大将军（唐），上都护（唐），左右羽林军、左右千牛卫等大将军（唐），冠军大将军（唐），怀化大将军（唐），上护军（唐、宋），宣奉、正奉大夫（宋），观文殿学士（宋）资政、保和殿大学士（宋），翰林学士承旨（宋），翰林学士（宋），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宋），枢密直学士（宋），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等阁学士（宋），左右散骑常侍（宋），权六曹尚书（宋）。

从三品　十三班　七命：

中书令（梁），列曹尚书（梁），国子祭酒（梁、北魏、北齐、隋、唐），宗正、太府卿（梁），光禄大夫（梁），散骑常侍（北魏、北齐、隋、唐），四方中郎将（北魏、北齐），护匈奴、羌戎、夷、蛮越中郎将（北魏、北齐），御史中尉（北魏）大长秋卿（北魏、北齐），将作大匠（北魏、北齐、隋、唐），征虏将军（北魏），二大、二公长史（北魏），太子左右卫军（北魏、北齐），武卫将军（北魏、北齐），冠军将军（北魏、北齐、周），护羌、戎、夷、蛮、越校尉（北魏），太中大夫（北魏、北齐、周），辅国将军（北魏、北齐、周），中州刺史（北魏、北齐、周），龙骧将军（北魏、北齐），散伯（北魏、北齐），司徒左长史（北齐），御史中丞（北齐、宋），中侍郎（北齐），太尉长史（北齐），领左右将军（北齐、隋），护匈奴、羌、戎、蛮、夷、越校尉（北齐），三等上郡太守（北齐），中散大夫（周），都督，刺史户五千以上者（周），郡守万五千以上者（周），上开府仪同三司（隋），左右卫将军（隋）左右武卫、武候将军（隋），左右监门将军（隋）御史大夫（隋、唐），亲王师（隋），朝议大夫（隋），下总管（隋），秘书监（唐），殿中监（唐），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卿（唐），少府监（唐），诸卫羽林、千牛将军（唐、宋），下都督（唐），上州刺史（唐），大都督府长史（唐），副都护（唐），亲王傅（唐），银青光禄大夫（唐），开国侯（唐），宋麾将军（唐），归德将军（唐），护军（唐、宋），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学士（宋），正议、通奉大夫（宋），开封尹（宋），尚书列曹侍郎（宋）太子宾客、詹事（宋）。

四品　正四品　十二班　正六命：

城门校尉（魏、北魏、晋、北齐），护军、监军（魏、晋），积弩、强弩等将军（魏、晋），武卫、左右卫、中坚中垒、骁骑、游骑等将军（魏、晋、陈、北魏、北齐），前军、左军、右军、後军、宁朔、建威、建武等将军（魏、晋、刘宋），振威、振武、奋威、奋武、扬武、广威、广武、左右积弩等将军（魏、晋），五营校尉（魏、晋、刘宋），南、北、东、西中郎将（魏、晋、刘宋），御史中丞（魏、晋、刘宋），都水使者（魏、晋、刘宋），州领兵刺史（魏、晋、刘宋），诸卿侯（魏、晋、刘宋），越骑、乌桓、诸匈奴、护羌、蛮、夷等校尉（魏、晋、刘宋），护匈奴中郎将（晋），侍中、散骑常侍（梁），左右卫将军（梁），卫尉卿（梁），通直散骑常侍（陈、北魏、北齐、隋），黄门侍郎（陈、北魏、北齐、隋、唐），秘书监（陈、宋），太子中庶子（陈、北魏、北齐），太子左右卫率（陈、隋、唐），朱衣直阁（陈），中书侍郎（陈、唐），尚书左、右丞（陈、唐），尚书吏部侍郎（陈、隋、唐），郎中（陈、北魏、北齐），太子三卿（陈），太子大夫（陈），中散大夫（陈、北魏），司徒左、右长史（陈、梁、北齐），诸王师（陈、隋），国子博士（陈），荆、江、南兖、郢、湘、雍等州刺史（陈），嗣王、蕃王、郡县公等世子（陈），开国县伯（陈、唐、宋），二大、二公司马（北魏、北齐），太常、光禄、卫尉三少卿（北魏、隋、北齐），司空、皇子长史（北魏），中常侍、中尹（北魏、北齐），太仆、廷尉、鸿胪、宗正、司农、太府六少卿（北魏、隋、北齐），从一品将军开府长史、司马（北魏、北齐），司空、皇子司马（北魏），镇远、安远、平远、建义、建忠、建节等将军（北魏、北齐、周），立义、立忠、立节、恢武、勇武、曜武、昭武等将军（北魏），司徒谘议参军（北魏），下州刺史（北魏、北齐、隋、唐），上郡太守、内史、相（北魏），开国县子（北魏、北齐、隋），中散大夫（北齐），三等镇将军（北齐），小冢宰（周），小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等以上大夫，子（周），谏议大夫（周），谘议大夫（周），别将开府长史、司马、司录（周），刺史户不满五千以下者（周），郡守万户以上者（周），骠骑将军（隋），开府仪同三司（隋），太子左右宗卫率、左右内率（隋），太子左、右庶子（隋、唐），大理少卿（隋），内史侍郎（隋），左右监门郎将（隋），朝散大夫（隋），太常少卿（唐），太子詹事（唐），左右司御、左右清道（唐），左右监门率府率（唐），中州刺史（唐），军器监（唐），上都护府副都护（唐），上府折冲都尉（唐），正议大夫（唐），忠武将军（唐），上轻车都尉（唐），宋尚书中司侍郎（唐），太子左右谕德（唐），通议大夫（唐、宋），亲勋翊卫、羽林中郎将（唐），左右千牛卫、左右监门卫中郎将（唐），壮武将军（唐），给事中（宋），中书舍人（宋），太常、宗正卿（宋），诸卫大将军（宋）殿前副都指挥使（宋）承宣使（宋）。

从四品　十一班　六命：

御史中丞（梁），尚书吏部（梁），秘书郎（梁），通直散骑常侍（梁），太子左右卫将军（梁），左右骁骑、游击（梁），太子大夫（梁），皇弟子帅（梁），司农、少府、廷尉卿（梁），太子中庶子（梁、北魏、北齐），光禄卿（梁），中坚、中垒将军（北魏、北齐、周），尚书左、右丞（北魏、北齐、隋），二大、二公谘议参军（北魏、北齐），司州别驾从军史（北魏），大子家令（北魏、北齐、隋、唐），第二品将军始蕃王长史、司马（北魏），率更令、仆（北魏、北齐、隋、唐），中书侍郎（北魏、北齐），谏议大夫（北魏、北齐、隋、宋），宁朔、建威、奋威、振威、扬威、广威等将军（北魏、周），司空、北魏皇子谘议参军事（北魏），司州治中从事史（北魏、北齐），建武、振武、奋武、扬武、广武将军（北魏、北齐），左、右中郎将（北魏、北齐、周），从一品将军北魏开府谘议参军事（北魏、北齐），开国子（北魏、北齐），三等上州长史、司马（北齐），前、左、右、後将军（北齐），三等中郡太守（北齐），左右备身正督军（北齐），刀剑备身正都督（北齐），御仗正都督（北齐），直荡正都督（北齐），步兵、越骑、射声、屯骑、长水校尉（北齐），朱衣直阁（北齐），直阁将军（北齐、隋），太子骑官及内直备身都督（北齐），三等镇副将（北齐），郡守五千户以上（周），仪同府、正八命州长史，司马，司录（周），大呼药（周），太子左右卫副率、左右宗卫副率、左右内副率、左右监门率（隋、唐），上仪同三司（隋），上郡太守（隋），雍州别驾（隋），亲王府长史、司马（隋、唐），四侍（隋、唐），城门校尉（隋），上镇将（隋），雍州赞治（隋），行台尚书右丞（隋），秘书少监（唐），八寺少监（唐），殿中少监（唐），太子亲、勋、翊卫中郎将（唐），上都护府、亲王府长史（唐），太中大夫（唐、宋），宣威将军（唐），轻车都尉（唐），国子司业（唐），少府将作少监（唐），京兆、河南、太原府少尹（唐），大都督大都护府、亲王府司马（唐），上州别驾（唐），中州折冲都尉（唐），中大夫（唐），明威将军（唐），权六曹侍郎（宋），保和殿、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阁待制（宋），七郎卿（宋），国子祭酒（宋），少府、将作监（宋），诸卫将军（宋）。

五品　正五品　十班　正五命：

给事中（魏），给事黄门侍郎（魏、晋、刘宋、梁），散骑侍郎（魏、晋、刘宋、梁、陈、北魏、北齐、隋），中书侍郎（魏、晋、刘宋），谒者仆射（魏、晋、刘宋），虎贲中郎将（魏、晋），符节令（魏），冗从仆射（魏、晋），羽林监（魏、晋），太子中庶子（魏、晋、刘宋），太子庶子（魏、晋、陈），太子家令（魏、晋、梁），太子率更令、仆（魏、晋、梁），卫率（魏、晋、刘宋），诸军司北军中候（魏、晋），都督（魏、晋），护军（魏、晋），西域、西戎校尉（魏、晋），礼见诸将军（魏），太学博士（魏），鹰扬、折冲、轻车、虎烈、宣威、威远、怀远、伏波、虎威、凌江等将军（魏、晋、刘宋），将兵都尉（魏），牙门将（魏、晋），骑督（魏），安夷、抚夷护军（魏、晋），郡国太守、相、内史（魏、晋、刘宋、北魏中都），州郡国都尉（魏、晋），国子祭酒（魏），诸亭侯（魏、晋、刘宋），州单车刺史（魏），护匈奴中郎（晋），三将，积射、强弩将军（刘宋），刺史不领兵者（刘宋），三卿（刘宋），皇弟皇子府长史、司马（梁、陈），太仆、大匠卿（梁），扬州别驾（梁），中散大夫（梁、唐），司徒右长史（梁），骑、游骑（梁），朱衣直阁将军（梁），秘书丞（陈、北魏、北齐、隋），明堂、太庙、帝陵令（陈），前、左、右、後将军（陈），左右中郎将（陈），大长秋（陈），太子中舍人（陈、北魏、北齐、隋、唐），丹阳尹（陈），会稽吴兴吴郡太守、侯世子（陈），豫、益、广、衡、青冀、北兖、北徐、梁、南秦、司、南梁、交、越、桂、霍、宁等十五州刺史（陈），皇弟、皇子府谘议参军（隋、陈、唐），皇弟、皇子公府从事中郎（陈），开国县子（陈、唐、宋），宁远、折冲、鹰扬、扬烈等将军（北魏、周），从二品将军二蕃王长史、司马（北魏），二大、二公从事中郎（北魏、北齐），皇子友（北魏、北齐），国子博士（北魏、北齐、隋、唐），员外散骑常侍（北魏、北齐），开府从事中郎（北魏、北齐），射声、越骑、屯骑、步兵、长水等校尉（北魏），开国县男（北魏、北齐、周、隋），第三品将军、始蕃王谘议参军（北魏），广德、弘将军（北齐），太子备身正都督（北齐），直入、直卫正都尉，领左右（北齐）、三等中州长史司马（北齐），折冲、制胜将军（北齐），主衣都统（北齐），尚食、尚药典御（北齐、隋、唐），太子旅骑、屯卫、典军校尉（北齐），领护军长史、司马（北齐），天官司会、宗师、左宫伯、卿伯、主膳、太府、计部等中大夫（周），地官卿伯、左右遂伯、每方稍伯、每方县伯、每方畿伯、每方载师、师氏等中大夫（周）。春官礼部、守庙、典祀、内史、太史、大司乐等中大夫（周），夏官军司马、职方、吏部、右武伯、兵部、大驭、司右、驾部、武藏等中大夫（周），秋官司宪、刑部、番部、宾部等中大夫（周），冬官工部、匠师、司木、司土、司金、司水等中大夫（周），左、右员外常侍（周、隋），郡守千户以上者（周），统军骠骑车骑将军府八命州长史、司马、司录（周），柱国大将军府中郎掾属（周），长安、万年令（周、唐），车骑将军（隋），仪同三司（隋），内常侍（隋、唐），太子左右监门副率（隋、唐），上州刺史（隋），上州司马（隋），同州总管（隋），陇右牧总监（隋），谏议大夫（唐），御史中丞（唐），中书舍人（唐），太子中允、左右赞善大夫（唐），都水使者（唐），河南、洛阳、太原、晋阳、奉先县令（唐），亲勋翊卫、羽林郎将（唐），中都督上都护府长史、司马（唐），亲王府典军（唐），定远、宁远将军（唐），上骑都尉（唐、宋），中州别驾（唐），下府折冲都尉（唐），朝议大夫（唐），中大夫（宋），马步军都指挥、副指挥使（宋），通侍、正侍、宣正、履正、协忠、中侍大夫（宋）观察使（宋）。

从五品　九班　五命：

尚书左丞（梁），鸿胪卿（梁），中书侍郎（梁），国子博士（梁），太子庶子（梁），扬州中从事（梁），皇弟、皇子公府从事中郎（梁），大舟卿（梁），大长秋（梁），皇弟、皇子府谘议（梁），庶姓公府及左右前後四军府长史、司马（梁），嗣王府长史、司马（梁），伏波、凌江、平汉将军（北魏、周、北齐），第二品将军、三蕃王长史（北魏），二大、二公掾属（北魏、北齐），著作郎（北魏、北齐、隋、唐），通直散骑常侍（北魏、北齐、隋），太子洗马（北魏、北齐、隋、唐），从二品将军、二蕃王谘议参军（北魏），第三品将军、三蕃王司马（北魏），奉车都尉（北魏、北齐、周、唐），太子屯骑、步兵、翊军校尉（北魏），都水使者（北魏、北齐、隋），司空、皇子开府掾属（北魏），领护长史、司马（北魏），开府掾属（北魏、北齐、周），归义、率义、顺义、朝服侯，轻车、威远、虎威等将军（北魏），中给事中（北魏、北齐、隋、唐），散男（北魏、北齐），三等下州长史、司马（北齐），御仗、直荡副都督（北齐），太子骑官、左右备身、刀剑内直备身副都督（北齐），左右直长（北齐），中尚药、尚食典御（北齐），轻骑、楼船将军（北齐、周、隋），驸马都尉（北齐、隋、唐、宋），翊卫正都督（北齐），直寝、直斋（北齐、隋），清堂郡丞（北齐），崇圣、归义、归正、归命、归德侯（北齐），治书侍御史（北齐、隋），邺、临漳、成安三县令（北齐），三等下郡太守（北齐），大理司直（北齐、隋），太子直阁（北齐、隋），二卫队主（北齐），开国卿男（北齐、隋、宋），奉骑都尉（周），郡守户不满一千石以上（周），正八命州呼药（周），四征中抚军将军正七命州长史、司马（周），县令户七千以上者（周），中郡太守（隋），中州刺史（隋），大兴、长安令（隋），京兆郡丞（隋），中州司马（隋），上镇副，中镇将（隋），亲王友（隋、唐），员外散骑侍郎（隋），尚书左右司、诸司郎中（唐），秘书丞（唐），殿中丞（唐），尚衣、尚舍、尚乘、尚辇、奉御（唐），诸陵令（唐），亲王府副典军（唐），下都督府、上州刺史（唐），下州别驾（唐），朝请大夫（唐），游骑游击将军（唐），武散骑都尉（唐），大理正（唐），太常丞、太史令（唐），太子典内（唐），上牧监（唐），下都督府、上州司马（唐），宫苑总监（唐），上府果毅都尉（唐），朝散大夫（唐），中奉、中散大夫（宋），太常、宗正少卿（宋），秘书少监（宋），内客省、延福宫、景福殿使（宋），太子左、右庶子（宋），枢密都承（宋），中亮、中卫、翊卫、亲卫大夫（宋），殿前马、步军都虞候（宋），防御使（宋），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宋），团练使（宋），诸州刺史（宋），骑都尉（宋）。

六品　正六品　八班　正四命：

尚书左右丞（魏、晋、刘宋。梁右丞），尚书郎中（魏、晋、刘宋、北魏、北齐），秘书郎（魏、晋、刘宋），著作丞郎（魏、晋、刘宋、陈），治书侍御史（魏、晋、刘宋），部曹侍郎史（魏），诸督军（魏、晋），奉车、驸马都尉（魏、晋、刘宋、後魏），诸博士（魏、晋、刘宋、陈），公府长史、司马（魏、晋），骠骑车骑长史、司马（魏），廷尉正、监、评（魏、晋、刘宋、陈。北齐改大理，隋），将兵助郡尉置司马史卒者（魏），诸护军（魏、刘宋），太子侍讲门大夫（魏），太子中舍人（魏、晋、梁、唐），太子常从贲督司马（魏、晋），水衡、典虞、牧官都尉（魏、晋），司盐都尉（魏、晋），度支中郎将校尉（魏），司竹都尉（魏），材官校尉（魏、晋），骠骑车骑卫将军府、四镇征公府从事中郎（魏），公车令（魏），诸县署令千石者（魏、晋、刘宋），千人督校尉（魏），督守殿内将军（魏），殿内典兵（魏），黄门冗从仆射（魏、晋、北魏、北齐），诸关内名号侯（魏），诸王公友（魏、梁、陈），侍御史（晋、刘宋），从事中郎（晋），黄沙治书侍御史（晋），二品将军诸大将军特进都督中护军长史、司马（晋、刘宋），诸护军长史、司马（晋），太子门大夫（晋、刘宋），王郡公侯郎中令（晋）、中尉、大农（晋），王傅师及国将军（晋），都守殿中将军（晋），黄门令（晋），公府从事中郎将（刘宋、梁），王国公三卿、师、友、文学（刘宋），殿中将军、司马督（刘宋），关内侯（刘宋），秘书丞（梁），司徒左西掾属（梁、陈），散骑常侍（梁、陈），南徐州别驾（梁），皇弟、皇子单为二卫司马（梁），皇弟、皇子公府掾属、庶子长史（梁、陈），嗣王、庶姓公府谘议（梁、陈），蕃王府长史、司马（梁），庶姓持节府长史、司马（梁、陈），步兵、射声、长水越骑、屯骑五校尉（陈），太子洗马（陈），太子步兵、翊军、屯骑三校尉（陈），子、男世子（陈、隋），万户以上郡太守、内史、相（陈），嗣王府、庶姓公府从事中郎（陈），板府中录事参军（陈），中记室参军、直兵参军（陈），扬州别驾中从事（陈），开国县男（陈），皇弟皇子南徐荆江南兖郢湘雍州别驾中从事（陈），宣威、明威将军（北魏、北齐、周），从三品将军长史司马（北魏），二大二公主簿、功曹、记室、户曹参军、中兵参军及录事参军事（北魏），司空主簿（北魏），皇太子郎中令（北魏、北齐），司空皇子录事（北魏），三品将军、三蕃王谘议参军事（北魏），皇太子文学，治书侍御史，谘议参军事（北魏、北齐、唐），皇子文学，治书侍御史，谒者仆射（北魏、北齐），皇子功曹史（北魏），从一品将军开府录事参军（北魏），司空皇子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北魏），河南郡丞（北魏），虎贲中郎将（北魏、北齐），羽林监（北魏、北齐），中书舍人（北魏、北齐），从一品将军府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功曹史（北魏），下郡太守、内史、相（北魏、隋），上县令（北魏、北齐），劲武、昭勇将军（北齐），三公府主簿（北齐），三等上州别驾从事史（北齐），四中府长史、司马（北齐），三等镇长史（北齐），太子备身副都督（北齐），直入副都督（北齐），千牛备身（北齐、隋、唐），三公府录事、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北齐），诸开府录事、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北齐），三等上州录事参军事（北齐），治书从事史（北齐），三等上郡丞（北齐），太上内直监（北齐），平准署令（北齐），天官小宗伯、小左宫伯、小御正、小膳部、大医、小医、小计部等下大夫（周），地官小卿伯、卿大夫、每卿小遂伯、遂大夫，每遂小稍伯、稍大夫、每稍小县伯、县大夫，每县小畿伯、畿大夫、每畿小载师、小师氏、保氏、司仓、司门、司、虞部等下大夫（周），春官少守庙，小典祀、小内史、外史、典命、小史、小司乐、太学博士、太卜、太祝、司车路、夏采等下大夫（周），夏官小职方、小吏部、小右武伯、小兵部、小驭、戎驭、齐驭、小司右、戎右、齐右、司射、小驾部、小武藏等下大夫（周），秋官小刑部、掌朝、布宪、小蕃部、小宾部、司要、田正、司隶等下大夫（周），冬官小匠师、小司木、小司土、小司金、小司水、司玉、司皮、司色、司织、司卉等下大夫（周），公之孤卿（周），虎贲给事（周），冗从给事（周），仪同府中郎掾属（周），柱国大将军府列曹参军（周），县令户四千以上者（周），四平前後左右将军府七命州长史、司马、录事（周），八命州呼药（周），八命州别驾（周），翊军、翊师将军（隋），尚书诸曹侍郎（隋），内史舍人（隋），大都督、亲王府掾属（隋），下州长史（隋），唐四征将军（隋），内军、抚军、镇军三将军（隋），左、右监门校尉（隋），内尚食典御（隋），御府监、符玺监、殿内监（隋），太子内直监（隋），下州司马（隋），下镇将、军镇副（隋），行台尚书诸曹侍郎（隋），太学博士（唐），太子詹事丞（唐），太子司议郎（唐），中州长史（唐），亲、勋、翊卫校尉（唐），太子典膳药藏郎（唐），京兆、河南、太原府诸县令（唐），镇军兵满二万以上司马（唐），朝议郎（唐），昭文校尉（唐），骁骑尉（唐、宋），亲王府掾属（唐），武库中尚署令（唐），诸尉左右司阶（唐），中府果毅都尉（唐），中州司马（唐），内谒者监（唐），中牧监、上牧副监（唐），上镇将（唐），承议郎（唐），昭武副尉（唐），朝议、奉直大夫（宋），集英殿修撰（宋），七寺少卿（宋），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宋），尚书左、右司郎中（宋），国子司业（宋），军器监（宋），都水使者（宋），太子少詹事、左右谕德（宋），入内内侍省、内侍省都知副都知（宋），宣庆、宣政、昭宣使（宋），拱卫、左武、右武大夫（宋），入内内侍省、内侍省押班（宋），枢密承旨、副承旨（宋）。

从六品　七班　四命：

五校（梁），东宫三校（梁），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录事（梁），南徐州从事（梁），中记室、中直兵参军（梁），襄威、厉威将军（北魏、周），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谘议（梁），二大二公诸曹行参军事（北魏、北齐），第三品将军、始蕃王录事参军事（北魏），给事中（北魏、北齐、周），太子门大夫（北魏、北齐、隋），皇子大农，骑都尉（北魏、北齐），符玺郎（北魏、北齐），从二品将军、二蕃王录事参军事（北魏），皇子主簿（北魏），司空皇子诸曹行参军事（北魏），正一品将军开府主簿、诸曹参军事（北魏），第二将军始蕃王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功曹史（北魏），第二品将军二蕃王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功曹史（北魏），太子舍人（北魏、北齐、隋），大常、光禄勋、卫尉丞（北魏、北齐），度辽、横海将军直突都督（北齐），三等中州治中、别驾从事史（北齐），三等上州中州功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北齐），三等中州录事参军事（北齐），逾岷、越障将军（北齐），直卫副都督（北齐），诸开府主簿、诸曹行参军（北齐、周），太子直前（北齐），太子嗣直监，太子诸队主（北齐、隋），奉朝请（周），军主（周），冠军辅国将军府正六命州长史、司马、司录（周），县令户三千以上者（周），正七命州呼药（周），正七命州别驾、正八命州治中（周），七命郡丞（周），四平将军（隋），前、後、左、右四将军（隋），通事舍人（隋、唐），亲王文学（隋），帅都督，左右领军府长史（隋），太子直寝（隋），亲王府主簿、府录事参军（隋），给事，上县令（隋、唐），冠军、辅国将军（隋），直後，三寺丞（隋），城门直长（隋），太子直斋、典内，隋亲王府功曹、记室、仓户曹等参军（隋），左右领军府司马（隋），下镇副（隋），王、二王後国令（隋），上柱国嗣王郡王国府长史、司马、谘议参军（隋），盐池总监，同州副总监，陇右副总监（隋），起居郎（唐、宋），尚书诸司员外郎（唐），八寺丞（唐），大理寺丞（唐），国子助教（唐），城门郎符宝郎（唐），秘书郎（唐），著作佐郎（唐），侍御医（唐），诸卫、羽林长史（唐），两京令（唐），下州司马（唐），左右监门校尉（唐），亲军翊卫旅师，亲王文学、主簿（唐），记室、录事参军（唐），诸率府左右司阶（唐），镇军不满二万人司马（唐），奉议郎（唐），旅威校尉（唐），飞骑尉（唐），宋侍御史（唐、宋），少府、将作、国子监丞（唐），太公庙令（唐），太子内舍、典设、宫门郎（唐），司农寺诸园苑监（唐），王府校尉（唐），下牧监（唐），宫苑总监副监（唐），牙监（唐），中牧副监（唐），下府果毅校尉（唐），通直郎（唐），旅威副尉（唐），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宋），尚书左、右司员外郎（宋），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宋），右文殿、秘阁修撰（宋），开府少尹（宋），尚书诸司郎中（宋），开封府判官、推官（宋），少府、将作、军器少监（宋），和安、成和、成安大夫（宋），灵台令（宋）。

●卷六十七 职官考二十一

○官品

七品　正七品　六班　正三命：

期门郎（魏），诸国公谒者（魏），殿中监（魏、晋、刘宋），诸卿尹丞（魏、晋、刘宋），诸狱丞（魏、晋），太子保傅丞（魏、晋、刘宋），詹事丞（魏、晋、刘宋），诸军长史、司马秩六百石者（魏、晋、刘宋），护羌戎蛮夷越乌桓校尉长史、司马（魏、晋、刘宋），门下督（魏），诸军、诸大将军正行参军（魏、刘宋），诸持节督正行参军（魏），二品将军正行参军（魏），中书通事舍人（魏），晋尚书曹典事（魏），晋中书佐著作（魏、梁、陈），太子洗马（魏、晋、刘宋、梁），北军候丞（魏、晋），城门五营校尉司马（魏、晋），宜禾伊吾都尉（魏、晋），度支都尉（魏），典农都尉（魏），诸封公保、傅、相，郎中令及中尉、大农（魏、晋），监淮海津都尉（魏、晋），诸国文学（魏），太子食官令、舍人（魏、晋、刘宋），单于率正（魏），都水参军（魏），诸县令、相秩六百石以上者（魏），左右都尉（魏、晋），武卫左右卫长史、司马（魏），京城门候（魏、晋），诸门候副、散牙门将（魏），部曲督（魏），殿中中郎将校尉（魏），尚药、尚食监（魏、晋），太官食监，中署监（魏），南北军监（魏）。中廷、禁防御史（魏），小黄门诸署长、仆、谒者（魏、晋），药长、寺人监（魏、晋），灵芝园监（魏），黄门署丞中黄门（魏），太中、中散、谏议三大夫，议郎（魏、晋），太庙令（魏），三台五都侍御史（魏），诸公府掾属（魏、刘宋），诸府记室（魏），督主督受除遣者（魏），符玺郎，门下郎（魏），中书主事、通事（魏），散骑、集书（魏），符节御史（晋），公主及诸国丞、万户以上典书令及家令（晋），黄沙典事（晋），护匈奴中郎将（晋），黄门中郎将、校尉、都督（晋），诸县置令六百石者（晋、刘宋），阊阖门司马（晋），副牙门将（晋），中黄门（晋），部曲部督，殿中中黄门尉、都尉（晋），黄门诸署丞、长史（晋），关外侯（晋），通直散骑侍郎（梁、陈、北魏、北齐、隋），司徒主簿（梁、陈），尚书侍郎（梁），皇弟、皇子府功曹史（梁），《五经》博士（梁），皇弟皇子府录事、记室、中兵参军，荆、江、雍、郢、南兖五州别驾（梁），嗣王庶姓公府掾属，南台治书侍御史（梁、陈），领护长史、司马（梁），廷尉三官（梁），谒者仆射（梁、陈），太子门大夫，庶姓府谘议（梁），给事中（陈），嗣王府庶姓公府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参军（梁），奉车、驸马、骑都尉（陈），武贲中郎将（陈），羽林监（陈），冗从仆射（陈），南台治书侍御史（陈），领护军长史、司马（陈），太子舍人、门大夫、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陈），皇弟皇子府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放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文学（陈），廷尉正、监、平（陈），功曹史、主簿（陈），太子二傅丞（陈），公府祭酒（陈、北齐），蕃王府谘议参军、长史、司马（陈），庶姓持节府谘议参军、长史、司马（陈），庶姓非公不持节府将军署长史（陈），建康令、正、监、平（陈），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及庶姓公府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参军（陈），不满万户太守、内史、相（陈），丹阳、会稽、吴郡、吴兴及万户郡丞（陈），沐食侯（陈），威烈、威虏、威戎、威武将军（北魏、周），四品正从将军长史、司马（北魏），二大、二公开府祭酒（北魏），三品将军、三蕃王录事参军（北魏），司空、皇子之开府祭酒（北魏），王国中郎令（北魏），武烈、武敦、武奋将军（北魏），司空、皇子参军事及诸曹行参军（北魏），积弩、积射将军（北魏、北齐），三品将军始蕃王主簿、诸曹行参军事（北魏），从三品将军录事参军事（北魏），二卫司马（北魏、北齐），讨寇、讨虏、讨难、讨夷将军（北魏、周），从二品将军功曹、户曹、中兵曹参军（北魏），詹事丞（北魏、北齐），六卿丞（北魏、北齐），秘书郎中、著作佐郎（北魏、隋、北齐），中县令、相（北魏），戎昭、武毅将军（北齐），勋武前锋正都督、翊卫副都督（北齐），四中府录事参军事（北齐），三等下州别驾从事史、录事参军事（北齐），王公国郎中令（北齐），三等上州府主簿、诸曹参军事（北齐），皇子中尉（北齐），三公府参军事及诸曹行参军（北齐），雄烈、恢猛将军（北齐），诸开府东西ト祭酒及参军事（北齐）、诸曹行参军（北齐），三等下州功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北齐），左右备身五职（北齐），三等上州主簿、诸曹参军事（北齐），四中府功曹、仓曹、中兵参军（北齐），三等镇录事参军（北齐），太子侍医、骑尉（北齐），太子骑官备身五职（北齐），三等中郡丞（北齐），三等中县令（北齐），天官司会、小宗师、宗正、小右宫伯、右中侍、小御正、主寝、御伯、掌武、小膳部、内膳、小膳、小医、医正、疡医、太府、玉府、内府、外府、左府、右府、缝工、染工、小计部、掌纳、掌出、内司奄等上士（周），地官民部吏、小乡伯、乡正、州长，每州小遂伯、遂正、小稍伯、稍正、小县伯、县正、小畿伯、畿正、小载师、司农、司均、司赋、司役、小师氏、保氏、司谏、司救、司媒、小司仓、小司门、小司市、小虞部等上士（周），春官礼部、小守庙、小典祀、司郊、掌次、小内史、著作、小典命、司寂、小史、冯相、保章、小司乐、大学助教、小学博士、乐师、小卜、小祝、小司车路、守陵等上士（周），官军司马、小职方、小吏部、司士、司勋、司录、小右武伯、右虎贲率、右旅贲率、右射声率、右骁骑率、右羽林率、右游击率、小兵部、武环率、武候率、司固、道驭、田驭、小司右、宾右、道右、田右、小司射、司仗、小田驾部、左厩、右厩、典牝、典牡、兽医等上士（周），秋官司宪、小刑部、司刺、乡法、遂法、稍法、县法、畿法、方宪、小掌朝、掌察、小布宪、小蕃部、小掌交、司匡、小宾部、司仪、东南西北掌客、小司要、小田正、小司隶等上士（周），冬官工部、小匠师、内匠、外匠、掌材、小司木、小司土、小司金、锻工、函工、小司水、典壅、小司玉、小司皮、小司色、小司织、小司卉等上士（周）。侯伯之孤、卿，公之大夫（周），左、右员外侍郎（周），幢主（周），仪同府、正八命州列曹参军（周），柱国大将军参军（周），县令户五百以上者（周），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将军府长史、司马（周），七命州呼药（周），正六命州别驾、郡丞，正七命治中（周），镇远、安远将军（隋），御医（隋），左右卫武卫武候府长史、司马（隋），亲卫、亲王府诸曹参军事（隋），领左右府长史、司马（隋），建威、宁朔将军（隋），太子千牛备身、备身左右（隋），尚食、尚药直长（隋），左右监门直长（隋），上戍主（隋），太子通事舍人、典膳监、药藏监、斋师（隋），嗣王文学（隋），上大将军大将军府长史、司马（隋），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掾属（隋），公国令（隋），王二王後大农尉、典卫（隋），四门博士（唐），詹事司马（唐），左右千牛卫长史（唐），太子左右卫、司御、清道率府长史（唐），军器监丞（唐），太子千牛（唐），诸州中县令（唐），亲、勋、翊卫队正（唐），中镇将（唐），亲王府诸曹参军（唐），亲卫（唐），朝请郎（唐），致果校尉（唐），骑尉（唐、宋），尚衣、尚舍、尚乘、尚辇直长（唐），太子通事舍人（唐），内侍伯（唐），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诸曹参军（唐），中都督、上都护府录事参军（唐），诸仓、诸冶、司竹、温汤监（唐），上府别将、长史，上镇副，下镇将，下牧副监（唐），诸卫左右中候（唐），宣德郎（唐），致果副尉（唐），朝请、朝散、朝奉郎（宋），殿中侍御史（宋），左右司谏（宋），尚书诸司员外郎（宋），侍讲（宋），直龙图、天章、宝文阁（宋），开封府司录、参军事（宋），枢密院诸房副承旨（宋），功至武翼大夫（宋），成全、平和、保安大夫（宋），翰林良医（宋），太子侍读、侍讲（宋），两赤县令（宋）。

从七品　五班　三命：

皇弟皇子文学及府主簿、郎中令（梁），尚书郎中（梁），太子太傅、少傅丞（梁），太常丞（梁），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广、青、衡七州别驾（梁），皇弟皇子荆、江、雍、郢、南兖五州从事，嗣王庶姓荆、江等五州别驾（梁），三将，东宫二将，嗣王府功曹史，庶姓公府录事、中记室、中兵参军（梁），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参军（梁），荡寇、荡虏、荡难、荡逆、将军（北魏、周），五品正从将军长史、司马（北魏），强弩将军（北魏、北齐），二大、二公大行参军（北魏、北齐），司空、皇子行参军（北魏），三品将军三蕃王主簿、列曹参军，从一品将军开府行参军（北魏），王公国大农（北魏、北齐），太学博士（北魏、北齐），皇子常侍（北魏、北齐），太常博士（北魏、北齐），武骑常侍（北魏、北齐、周），司州主簿（北魏、唐），从二品将军、二蕃王行参军事及诸曹行参军事（北魏），从三品将军主簿及诸曹行参军事（北魏），奉朝请（北魏、北齐），从四品将军录曹、功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北魏），国子助教（北魏、北齐），扬麾、耀锋将军（北齐），勋武前锋副都督（北齐），三等上州参军事、诸曹行参军事（北齐），三等下州府主簿、诸曹参军事（北齐），四中府诸曹参军事（北齐），长秋寺丞（北齐），将作丞（北齐、隋），荡边、开城将军（北齐），太子二率坊司马，三等镇仓曹、中兵参军事（北齐），勋武前锋散都督（北齐），左右备身五职（北齐），三等中州参军事及诸曹行参军（北齐），诸开府行参军（北齐），公车、京邑二市署令（北齐），三等镇诸曹参军北齐三等县令（北齐），侍御史（北齐），尚食尚药丞，斋师（北齐），中尚食、中尚药等丞（北齐），太子直後（北齐），诸戍主、军主（北齐、周），二卫队副，前锋正都督（北齐），武骑侍郎（周），太子骑官备身、内直备身五职（北齐），县令户不满五百以下者（周），骠骑车骑将军府、八命州列曹参军（周），正六命州呼药（隋），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将军府长史（周），正六命州治中（周），六命郡丞（周），宁远、振威二将军（隋），太子左右卫率府、左右卫率府、左右宗卫府、左右虞候府、左右内率府长史（隋唐），左右监门府长史（隋、唐），符玺直长，御前直长，殿内直长（隋），上州录事参军（隋），左右领军府掾属（隋），亲王府东西ト祭酒（隋），中县令（隋），上郡丞（隋），太子亲卫（隋、唐），勋卫（隋、唐），亲王府参军事（隋），上镇长史（隋），上开府长史、司马（隋），上大将军、大将军掾属（隋），上柱国、嗣王、郡王、柱国府诸曹参军事（隋），盐池总副监，盐州牧监（隋），诸屯监（隋、唐），国子学生（隋），侯、伯国令，公国大农、尉（隋）、典尉（隋），雍州萨保（隋），殿中侍御史（唐），左右补阙（唐），大学助教（唐），门下省录事，尚书都事（唐），中书省主书（唐），将作国子监、九寺主簿（唐），太子詹事主簿（唐），太子侍医、三寺丞（唐），都水监丞（唐），诸州中、下县令（唐），亲王府东西ト祭酒（唐），京县丞（唐），下都督府、上州录事参军，中都督、上都护府诸曹参军（唐），中府别将、长史（唐），中镇副（唐），朝散郎（唐），翊麾校尉、副尉（唐），武骑尉（唐、宋），太史局丞（唐），御史台、少府主簿（唐），上署令（唐），掖庭、宫闱局令（唐），太庙、诸陵署丞（唐），宫苑总监丞（唐），司农寺诸园苑副监（唐），太子左右监门直长（唐），太子内坊丞（唐），下都督府诸曹参军（唐），亲王国令，公主家令（唐），上州诸府参军（唐），亲王府旅师（唐），下州别长史（唐），下镇副（唐），镇军兵满二万人以上诸曹判司（唐），诸率府左右中候（唐），诸折冲府校尉（唐），宣义郎（唐），承议郎（宋），左、右正言（宋），符宝郎（宋），监察御史（宋），直显谟、徽猷、敷文、焕章、华文阁、（宋），太常、宗正、秘书丞（宋），大理正（宋），著作郎（宋），崇正殿说书（宋），内符宝郎（宋），正符至右武郎（宋），武功至武翼郎（宋），和安至保安郎（宋），翰林医官（宋），ト门宣赞舍人（宋），太子中舍人、舍人、诸率府率（宋），亲王府翊善、赞读、直讲（宋），判太医局令（宋），翰林医效、医愈（宋）。

八品　正八品　四班　正二命：

尚书、中书、秘书、著作及主书、主图、主谱史（魏、晋），太常斋郎（魏），京城门郎（魏），四平四安长史、司马（魏、晋），三品、四品将军正行参军（魏），西域戎部译长（魏），郡国太守相内史中丞长史（魏、晋），州郡国都尉司马（魏），诸县署令千石以上署丞（魏、晋），司盐、司竹监丞（魏），水衡、典虞牧、材官、都尉司马（魏、晋），秘书校书郎（魏），东宫摘句郎（魏），诸杂署长史（魏），关谷长（魏、晋），王公妃公主家令（魏、晋），诸部护军司马（魏），王、郡公诸杂署令（魏），国子、太学助教，诸京四门学博士（魏），诸国常侍、侍郎（魏），殿下都尉司马，诸部护军司马（魏），殿中羽林郎（魏），左右度支中郎将司马（魏），黄门从官（魏、晋），寺人中郎、郎中（魏、晋），兰台谒者（魏），门下禁防（魏），诸杂号将军以下五品将军长史、司马（魏），都水使者令史（魏），金鼓幢麾、城门令史（魏），司马史从掾（魏），校尉部司马、军司马、假司马（魏），诸乡有秩、三老（魏），诸州郡防门（魏），尚书、中书、秘书令史（魏），中书门下主事通事（晋、陈），乌桓、西域、代部骑马（晋），诸县令（晋），副散督司马、长史（晋），部曲将郡中都尉司马（晋），内台正令史（刘宋），郡丞（刘宋），诸县署丞（刘宋），杂号宣威将军以下（晋、刘宋），给事中（梁），皇弟、皇子府正参军（梁），中书舍人（梁），建康三官（梁），宗正、太府、卫尉、司农、少府、廷尉、太子詹事等丞（梁），皇弟皇子北徐兖梁交南梁五州别驾、湘荆河益广青衡七州别驾、中从事，嗣王庶姓湘豫司益广青衡七州别驾，嗣王庶姓荆、江、雍、郢、南驾、中从事（梁），积射、强弩将军（梁），太子左右积弩将军（梁、陈），嗣王国郎中令（梁），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史、录事（梁），公车令（陈），奉朝请（陈），武卫常侍（陈），太后三卿丞（陈），十二卿丞（陈），大长秋丞（陈、北魏），左右卫司马（陈），太子詹事丞（陈），胄子律博士（陈），皇弟皇子府正参军、版正将军、行参军、版行将军（陈），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录事记室中兵参军、功曹史、主簿（陈），庶姓非公不持节诸将军署主簿（陈），嗣王府庶姓公府祭酒（陈），蕃王府庶姓持节府中录事、记室、直兵参军（陈），庶姓公府录事、记室、中兵参军（陈），太子太傅、少府、五官功曹史、主簿（陈），太学博士，国子助教（陈），司樽郎（陈），安蛮戎越校尉中郎将等府长史、司马（陈），庶姓南徐荆江兖郢湘雍等别驾、中从事（陈），不满万户以下郡丞（陈），五千户以上县令、相（陈），皇弟、皇子国郎中令（陈），乡亭、侯（陈），大农、中尉（陈），殄冠、殄虏、殄难、殄夷将军（北魏、周），三品将军、始蕃王行参军事（北魏），三品将军、三蕃王行参军事及诸曹行参军事（北魏），四品正、从将军主簿及诸曹行参军事（北魏），侯、伯郎中令（北魏、北齐），司州西曹书佐（北魏），殿内将军（北魏、北齐、隋），皇子侍郎（北魏、北齐），侍御史（北魏），协律郎、辨章郎（北魏、北齐、隋、唐），下县令、相（北魏、北齐、隋），王、公国中尉（北魏），第三品将军、二蕃王行参军及诸曹行参军事（北魏），五品正从将军录事、功曹、户曹、仓曹、中兵参军（北魏），司州祭酒从事史（北魏），静漠、绥戎将军（北齐），三等上州行参军、下州诸曹行参军（北齐、隋），四中府诸曹行参军（北齐），平越、殄夷将军（北齐），刀剑备身五职（北齐），前锋副都督（北齐），太子内直备身，主者（北齐），殿中侍御史（北齐、隋），太子典膳、药藏丞（北齐、唐），太子斋师（北齐），三等中州行参军（北齐、隋），王、公国中尉（北齐），三公府典签（北齐），三等镇铠胄行参军（北齐），天官司会、宗正、右侍、右前侍、右後侍、主寝、司服、给士、掌式、内膳、外膳、典庖、典饣喜、酒正、饣肴藏、掌醢、司鼎俎、掌冰、医正、疡医、玉府、内府、外府、左府、右府、缝工、染工、掌纳、掌出、小司内、内小臣奄、内司服奄、典妇功奄、巷伯等中士（周），地官民部吏、小乡伯、乡正、州长、每州小遂伯、遂正、小稍伯、稍正、小县伯、县正、小畿伯、畿正、司封、司农、司均、司赋、司役、掌盐、每地中士、掌遗、典牧、典牛、司谏、司救、司媒、土训、诵训、神仓、黍仓、稷仓、稻仓、豆仓、麦仓、米仓、盐仓、典麴、典舂、典、掌节、宫门、城门、司关、均工、平准、泉府、山虞、泽虞、林衡、川衡、掌禽、掌囿、掌炭、掌刍等中士（周），春官礼部、司几筵、司樽彝、掌郁、司鬯、司牺、司鸡、司郊、司社、御史、著作、典瑞、典服、司寂、司元、治礼、司谒、冯相、保章、小学助教、乐师、乐胥、司歌、司钟、磬司、鼓司、吹司、章、掌散乐、典夷乐、典庸器、龟占、筮占、梦占、视、司巫、丧祝、甸祝、诅祝、神士、典路、司车、司常、守陵、掌墓、职丧等中士（周），夏官军司马、上方、山师、州师、怀方、训方、司士、司勋、司录、右虎贲率、右旅贲率、右射声率、右骁骑率、右羽林率、右游击率、ヘ长、司固、司火、司辰、衔枚、司仗、右厩、左厩、典牝、典牡、典驼、典羊、兽医、司袍袄、司弓矢、司甲、司槊、司刀盾等中士（周），秋官司宪、司刺、乡法、遂法、稍法、县法、畿法、方宪、掌囚、掌察、司约、司盟、职金、掌璧、司厉、修闾、掌堇、禁杀戮、禁游、禁暴、司寤、掌交、司匡、司仪、东南西北掌客、掌讶、司环、野庐、象胥、掌货贿、司ピ、伊耆氏、司调、司柞、司、掌犬、司迹、弋禽、捕兽、掌皮、弭妖、翦蠹、庶蠹、掌罪隶、掌夷隶、掌蛮隶、掌戎隶、掌狄隶、掌徒等中士（周），冬官工部、内匠、外匠、司量、司准、司度、掌材、车工、角工、彝工、器工、弓工、箭工、卢工、复工、陶工、涂工、典、冶工、铸工、锻工、函工、雕工、典壅、掌津、舟工、典鱼、典彘、追工、磬工、石工、裘工、履工、包工、<韦军>工、韦工、胶工、毳工、缋工、漆工、油工、弁工、织丝、织采、织、织组、竹工、籍工、罟工、纸工等中士（周），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周），强弩、积射司马（周），四征中镇抚将军府、正七命州列曹参军（周），正五命郡丞（周），宣威、明威将军（隋），都水丞（隋），别将（隋），中郡丞（隋），太子左右监门率府长史、司马（隋），中州录事参军（隋、唐），亲王府行参军（隋），左右领军府录事参军（隋），中镇长史（隋），太子内坊丞、勋卫（隋、唐），襄威、厉威将军（隋），掖庭、宫闱令（隋），上署令（隋），左右领军府诸曹参军（隋），左右卫府、武卫府、武候府录事参军（隋），内上食丞（隋），中戍主，上戍副（隋），监察御史（唐），诸卫、羽林录事参军（唐），中署令（唐），太医署医博士（唐），军器监主簿（唐），武库署丞（唐），两京市署丞（唐），上牧监丞（唐），亲王府执仗报乘亲事（唐），镇军兵不满二万人以上诸曹判司（唐），给事郎（唐），宣节校尉、副尉（唐），奚官、内仆、内府局丞（唐），下署令（唐），备身，诸卫、羽林诸曹参军（唐），中州诸司参军唐太公庙丞（唐），亲王府、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护府参军（唐），牙市监丞（唐），尚药藏局司医（唐），京兆、河南、太原诸县丞（唐），司竹副监（唐），太子内直宫门局丞（唐），诸宫农囿监（唐），司农寺诸园苑监丞（唐），灵台郎（唐），上戍主（唐），诸卫左右司戈（唐），徵事郎（唐），奉议郎，通直郎（宋），七寺丞（宋），秘书郎（唐），太常博士（唐），枢密院计议官、编修官（宋），敕令所删定官（宋），直秘阁（宋），著作佐郎（宋），国子监丞（宋），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宋），国子博士（宋），大理司直、评事（宋），训武、修武郎（宋），内常侍（宋），开封府诸曹参军事、军巡使、判官（宋），京府判官（宋），京畿县丞，两赤县丞（宋），三京赤县、畿县令（宋），太史局五官正（宋），中书门下省录事（宋），尚书省都事（宋）。

从八品　三班　二命：

太子舍人（梁），司徒祭酒（梁），员外散骑常侍（梁），皇弟皇子公府祭酒、行参军（梁），太子太傅少傅五官功曹主簿（梁），二卫司马，公车令（梁），皇弟皇子越桂宁霍四州别驾、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中从事（梁），嗣王庶姓北徐兖梁交南兖五州别驾、湘荆河司益广青衡七州中从事（梁），胄子律博士（梁），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主簿，嗣王庶姓公府正参军（梁），光禄丞（梁），皇弟皇子国中尉（梁），太仆、大匠丞（梁），嗣王国大农，蕃王国郎中令（梁），司州议曹从事史（北魏），北馆令，庶姓持节府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参军（梁），埽寇、埽虏、埽难、埽逆将军（北魏、周），二大、二公长兼行参军（北魏、北齐），公车令，符节令，诸署令北魏千石以上者（北魏），中黄门令（北魏），门下录事（北魏、北齐、隋），尚书都令史（北魏、北齐），主书令史（北魏、隋），殿中侍御史（北魏），中谒者仆射（北魏、北齐），中黄门冗从仆射（北魏、北齐），司空、皇子长兼行参军（北魏），侯、伯大农（北魏、北齐），宫门仆射（北魏、北齐），二大、二公长兼行下参军（北魏、北齐），皇子上、中、下将军（北魏、北齐），皇子中大夫、二率丞（北魏、隋），王、公国常侍（北魏、北齐），司州文学（北魏），四品正从将军诸曹行参军事（北魏），厉武、厉锋、虎牙、虎奋将军（北魏、北齐），五品正从将军主簿、诸曹行参军（北魏），员外将军（北魏、北齐），从一品将军开府长兼行参军（北魏），飞骑、隼击将军（北齐），检校御史（北齐），诸陵、太庙令（北齐），太乐、武库诸署令（北齐），衣冠将军（北齐），太仓、典客、骅骝、驹盾、鼓吹、手宫、左右尚方、左藏、太官、掖庭、司染、典农、左右龙、左右驼、治东西、牛羊司诸署令（北齐），诸开府典签（北齐），备身御仗五职（北齐），皇太子上、中大夫（北齐），勋武前锋五职（北齐），诸开府长史兼左右户行参军及长行兼参军（北齐），司州及三等上州典签（北齐），太子诸队副（北齐），诸戍副、诸军副（北齐），清都郡丞（北齐），四平前左右後将军、七命州列曹、军戍副（周），武骑、武威司马（周），五命郡丞（周），威戎、讨寇将军（隋），四门博士（隋），监察御史（隋），内谒者监（隋、唐），上关令（隋、唐），中署令（隋），下郡丞（隋），下州录事参军，中、下州诸曹行参军（隋），下镇长史（隋），备身，左右卫府武卫府、左右府武候领军府诸曹参军行参军（隋），太子左右卫率府、左右宗卫府录事参军（隋），太子翊卫（隋、唐），荡寇、荡难将军（隋），亲王府长史兼行参军事（隋），亲王府典签（隋、唐），中关令（隋），奚官令（隋），内仆令（隋），下署令（隋），上津尉（隋），领军左右府铠曹行参军（隋），左右监门府诸曹参军（隋），掌船局都尉，上镇诸曹参军（隋），太子左右虞候府、内率府诸曹行参军（隋），上县丞（隋、唐），上郡尉（隋），左右拾遗（唐），太医署针博士、署丞（唐），左右千牛卫录事参军诸曹参军、下州录事参军（唐），四门助教（唐），中牧监丞（唐），京县主簿（唐），中都督、上都护府参军（唐），亲王府行参军（唐），保章正（唐），太子左右卫司御清道内率府录事参军、诸曹参军（唐），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府博士（唐），诸仓、诸冶、司竹、温汤监丞（唐），诸折冲府旅帅（唐），承奉郎（唐），御侮校尉、副尉（唐），大理评事（唐），律学博士（唐），太子左右春坊录事（唐），太子备身，下州诸司参军（唐），太子诸署令（唐），掖庭、宫闱局丞（唐），都水监主簿（唐），上署丞（唐），亲王国队正、大农（唐），公主家丞（唐），中书、门下、尚书都省、兵部、吏部、考功、礼部主事（唐），下都督府、上州参军，中都督、下都督府、上州博士（唐），京县尉（唐），诸中县丞（唐），诸屯监丞（唐），上府兵曹（唐），上镇仓曹、兵曹参军（唐），挈壶正（唐），中戍主、上戍副（唐），诸率府左右司戈（唐），承务郎（唐），宣教郎、宣义郎（宋），御史台检法官、主簿（宋），少府、将作、军器、都水监丞，寺、监主簿（宋），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宋），太常寺奉礼郎、太祝（宋），太武、武学、律学、博士（宋），主管太医局（宋），ト门祗候（宋），枢密院逐房副承旨（宋），东、西头供奉官（宋），从义、秉义郎（宋），太子诸率府率（宋），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军监判官，节度掌书记，观察支使（宋），京府、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宋），亲王府记室（宋），诸州签判（宋），节镇、上中下州录事参军事（宋），京府诸曹参军事、巡判官（宋），京畿县丞，三京赤县、畿县丞（宋），承直、儒林、文林、从事、从政、修职郎（宋），诸州上中下县令、丞（宋），两赤县主簿、尉（宋），节度副使、行军司马（宋），诸府诸曹，节镇、上州诸司参军事（宋），防御、团练副使（宋），太史局丞、直长（宋），灵台郎，保章正（宋），三省枢密院主事、守关主事、令史、书令史（宋），翰林医愈、医证、医胗、医候（宋）。

九品　正九品　二班　正一命：

兰台殿中、兰台谒者及都水使者书令史（魏、晋、刘宋），诸县长、令、相（魏、晋），关谷塞尉（魏、晋），仓簟河津督监（魏），殿中监典事（魏），左右太官督监内者（魏），总章戏马监（魏），主事候（魏），诸纸署监（魏），王郡、公郡诸署长（魏、晋），司理治书（魏），异族封公世子庶子诸王友、国谒者大夫诸署丞（魏），诸王太妃及公主家仆、丞（魏、晋），公主行夜督郎，太庙令行夜督郎，太子掌固（魏），主事候郎，王官舍人（魏），副散部曲将，武猛中郎将（魏、晋），校尉部司马、军司马、假司马（魏、晋），诸乡有秩（魏），诸州郡防门（魏），门下、散骑、中书、尚书、秘书令史（晋），都水黄河令史、书令史（晋），殿中、兰台谒者（晋），护道尉（晋），司理治书，谒者、中大夫署丞（晋），诸县署丞、尉（刘宋），秘书郎，著作佐郎（梁），扬、南徐州主簿（梁），嗣王庶姓府祭酒（梁），太学博士（梁），皇弟、皇子国常侍（梁），奉朝请（梁），皇弟皇子单为领护詹事二卫等五官、功曹、主簿（梁），国子助教（梁），鸿胪丞（梁），尚书五都令史（梁），武骑常侍（梁），皇弟皇子越桂宁霍四州中从事、荆江雍郢南兖五州主簿（梁），嗣王庶姓公府行参军，皇子之庶子府正参军（梁），庶姓持节府录事、记室、中兵参军、功曹史（梁），明堂二庙帝陵令（梁），蕃王国大农（梁），南台侍御史（陈），左右二卫殿中将军（陈），东宫通事舍人（陈），材官将军（陈），太子左右二卫率（陈），殿中将军、丞（陈），嗣王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参军版正参军、版行参军、行参军、版行参军（陈），蕃王府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版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陈），庶姓公府正参军、版正参军（陈），功曹史、主簿（陈），庶姓持节府录事记室中兵等参军、功曹史、主簿（陈），庶姓荆河益广衡青冀北兖北徐梁秦司南徐梁州别驾、中从事史（陈），扬州、南徐州主簿、西曹、及祭酒议曹二从事（陈），皇弟皇子诸州主簿（陈）、西曹，不满五千户县令、相（陈），皇弟皇子国常侍、侍郎，嗣王国郎中令（陈），大农、中尉（陈），嗣王国常侍（陈），蕃王国郎中令（陈），开国中关外侯（陈），旷野、横野将军（北魏、周），子、男国郎中令（北魏、北齐），太祝令（北魏、唐），中黄门（北魏），诸署令六百石以上者（北魏、北齐），公主家令（北魏、北齐），皇子典书令（北魏），四门小学博士、律博士（北魏、北齐、隋），校书郎（北魏、北齐、隋、唐），二大、二公参军督护（北魏、北齐），都水参军（北魏、北齐、隋），检校御史（北魏），王、公国侍郎（北魏、北齐），侯、伯国中尉（北魏、北齐），太子三卿丞（北魏、北齐），五品正从将军别曹行参军（北魏），司空、皇子参军督护（北魏），三品将军、始蕃王长兼行参军（北魏），殿内司马督（北魏、北齐、隋），从一品将军、开府参军督护（北魏、北齐），太祝、御道禾官史（北齐），太医、黄藏、卫士、细作诸署令（北齐），太子中坊令（北齐），三等上州长兼行参军（北齐），皇子防ト、典书令（北齐），七部尉、诸郡尉（北齐），太子食官、中盾、典食令（北齐、隋），太子备身，平准署丞、公车署丞（北齐），三等中州典签（北齐），天官司会旅、宗正、右骑侍、右宗侍、右庶侍、右勋侍、主玺、食医、外膳、典庖、典饣喜、酒正、肴藏、掌醯、司鼎俎、掌冰、主药、正医、疡医、内小臣奄、内司服奄、典妇功奄、巷伯等下士（周），地官党正旅、每党司封、掌盐、掌堰、典牧、典牛、土训、诵训、神仓、稷仓、稻仓、豆仓、麦仓、米仓、盐仓、典麴、典舂、典、掌节、宫门、城门、司关、均工、平准、泉府、山虞、泽虞、林衡、川衡、掌禽、掌囿、掌圃、掌炭、掌薪、掌刍等下士（周），春官礼部旅、小守庙奄、司几筵、司樽彝、掌郁、司鬯、司牺、司鸡、司郊、司社、掌次、御史、校书、典瑞、典服、司元治礼、司谒、乐胥、司歌、司钟磬、司鼓、司吹、司舞、章、掌散乐、典夷乐、典庸器、龟占、筮占、梦占、视、司巫、丧祝、甸祝、诅祝、神士、典路、司车、司常、小夏采、掌墓、职丧等下士（周），夏官军司马旅、士方、山师、川师、怀方、训方、右虎贲ヘ长、右旅贲ヘ长、右射声ヘ长，右骁骑ヘ长，右羽林ヘ长，右游击ヘ长，武环ヘ长，武候ヘ长，司火，司辰，衔枚，右厩闲长、典驼、典羊、兽医、司袍袄、司弓矢、司槊、司甲、司刀盾等下士（周），秋官司宪旅、小刑、掌囚、掌察、司约、司盟、职金、掌璧、司厉、修闾、掌堇、禁杀戮、禁游、司寤、小蕃司行、掌讶、司环、野庐、象、掌货贿、司ピ、伊耆氏、司调、司柞、司、掌犬、司迹、弋禽、捕兽、掌皮、弭妖、翦蠹、庶蠹、掌罪隶夷隶蛮隶戎隶狄隶、掌徒等下士（周），冬官工部旅、司量、司准、司度、掌材、车工、角工、彝工、器工、弓工、箭工、卢工、复工、陶工、涂工、典、冶工、铸工、锻工、函工、雕工、典壅、掌津、舟工、典鱼、典彘、工、磬工、石工、裘工、屦工、包工、<韦军>工、韦工、胶工、毳工、缋工、漆工、油工、弁工、织丝、织采、织、织组、竹工、籍工、罟工、纸工等下士（周），子、男之大夫（周），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周），冠军辅国将军府、正六命州列曹参军（周），殿中司马（周）。扫寇、扫难将军（隋），太子典仓令、司藏令（隋），尚医，军主（隋），太史丞（隋），掖庭局宫闱局丞（隋），上署丞（隋），太子左右监门率府诸曹参军（隋），上州典签（隋），下戍主，上关令（隋），太子典膳、药藏丞（隋），中州及左右卫府、左右武卫府、武候府行参军（隋），中、下郡尉（隋），典客署掌客（隋、唐），司辰师（隋），殄寇、殄难将军（隋），太学助教（隋），太子备身（隋），内史录事（隋），内谒者令，内侍伯（隋），中县丞（隋），下关令，中津尉（隋），下州诸曹行参军，上州行将军（隋），左右监门府铠曹行参军（隋），太子左右内率铠曹，左右领军府行参军（隋），太子左右卫率府、左右宗卫率府、左右虞候府诸曹行参军（隋），太子左右内率监门率府录事参军、诸曹参军（唐），中镇诸曹参军事、上镇士曹行参军（隋），太子内坊典直（唐），中署丞（唐），亲勋翊卫府羽林兵曹参军（唐），岳渎令，诸津令（唐），下牧监丞（唐），诸州中、下县丞（唐），中、下州博士（唐），武库署监事（唐），儒林郎（唐），京兆河南太原府诸县主簿、县尉（唐），仁勇校尉、副尉（唐），正字（唐），太子校书（唐），奚官、内仆丞（唐），内府局丞（唐），下署令（唐），司库，司廪（唐），尚食局食医，尚药局医佐，尚辇局掌辇，尚乘局奉乘（唐），太史局司辰（唐），典厩署主乘（唐），太子三寺主簿（唐），詹事府录事（唐），下县丞，上县主簿（唐），太子亲、勋、翊卫府兵曹参军（唐），中州参军（唐），上牧监主簿（唐），诸宫农圃监丞（唐），中关令，中府兵曹（唐），亲王国尉（唐），上关丞（唐），诸卫左右执戟（唐），中镇兵曹参军（唐），下戍主（唐），诸折冲队正（唐），登仕郎（唐），诸承事、承奉郎（宋。理亲序者从八品，承务郎准此），殿头高品（宋），律学正（宋），郊社、籍田、大官令（宋），国子太学正、录，武学谕（宋），太医局丞（宋），忠训、忠翊、成忠、保义郎（宋），挈壶正（宋），京畿县、三京赤县簿尉（宋），诸州别驾、长史、司马（宋），枢密院守阙书令史（宋）。

从九品　一班　一命：

扬南徐州西曹祭酒从事、议曹从事（梁），皇子国侍郎（梁），嗣王国常侍（梁），东宫通事舍人（梁），南台侍御史（梁），大舟丞（梁），二卫殿中将军（梁），太子二率殿中将军（梁），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行参军，蕃王国中尉（梁），皇弟皇子湘荆河司益广青衡七州主簿、荆雍郢南兖四州西曹祭酒议曹从事、江州西曹从事（梁），祭酒议曹祭酒部传从事（梁），嗣王庶姓越桂宁霍四州中从事、荆江雍郢南兖五州主簿（梁），庶姓持节府主簿（梁），汝阴巴陵二国郎中令（梁），偏、裨将军（北魏、北齐、隋），太子牧长（北魏、北齐），监淮河津都尉（北魏、北齐），诸局都尉（北魏、北齐），皇子典词学官令、典卫令（北魏），王公国上、中、下将军（北魏、北齐），王、公国中大夫（北魏、北齐），诸署令不满六百石者（北魏），二品将军，始蕃王参军督护（北魏），詹事功曹（北魏），从二品将军、二蕃王长史兼行参军（北魏），太常光禄卫尉领护北魏北齐五官，治礼郎（北魏、北齐），子、男国大农（北魏、北齐），小黄门（北魏、北齐），员外司马督（北魏、北齐，隋），掖庭局诸宫教博士（北齐、隋、唐），三等上州参军督护、中州长史兼行参军（北魏），太子校书（北齐、隋），秘书省正字（北齐、隋），皇子典书、典词学官、典卫士令（北齐），廪牺、太宰（北齐），司仪、左校、中宫仆（北齐），诸县令（北齐），奚官、肴藏、清潭、典寺、乘黄、车府、籍田、华林、甄官诸署令（北齐），太学助教（北齐），诸幢主（北齐、隋），廷尉、中侍中省录事（北齐），三等下州典签（北齐），山林、淮海都尉（周），武威、武牙将军（周），旷野、横野将军（隋），镇远、建忠、中坚、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将军府列曹参军（周），太祝（隋），太子厩牧令（隋），下县丞（隋），中、下署丞（隋），太子左右监门率府铠曹行参军（隋），下州行参军（隋），中、下州典签（隋），太子内坊丞直（隋），太子左右监门府、卫、率府、虞候府、宗卫府行参军（隋），中关令，上、中津丞（隋），下镇诸曹参军，中镇士曹行参军（隋），上、中县尉（隋），四门助教，书、学博士（隋、唐），治礼郎（隋），奚官、内仆局丞（隋），内诸者局丞（隋），太子正字（隋、唐），太子监候（隋），太官监膳（隋），御府局丞（隋），左右校署、掖庭局监作（隋），太史曹司历（隋、唐），诸乐师（隋），奉礼郎（唐），律学助教（唐），尚书、御史台、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太子左右春坊主事（唐），弘文馆校书（唐），太医署医助教（唐），京兆河南太原府、九寺、少府、将作监、国子监、亲王府录事（唐），都督、都护府、上州录事市令（唐），宫苑总监、中下牧监主簿（唐），诸州中、下县主簿（唐），诸州上、中、下县尉（唐），下府兵曹监曹（唐），文林郎（唐），陪戎校尉、副尉（唐），门下典签（唐），太医署按摩咒禁博士、针助教、医正（唐），太卜署卜博士、卜正（唐），太史局监候（唐），亲王国丞（唐），太子典仓署园丞、厩牧署典丞（唐），太子诸署丞（唐），诸监作诸监事计官（唐），太官署监膳，太乐、鼓吹署乐正（唐），亲王府队副（唐），大理寺狱丞（唐），下州参军（唐），中、下州医博士（唐），京县录事（唐），下关令，中关丞（唐），诸卫羽林长上、公主邑司录事（唐），诸津丞（唐），下镇兵曹参军（唐），诸折冲府队副（唐），诸率府左右执戟（唐），将仕郎（唐），承务郎（宋），高班，黄门内品（宋），承节、承信郎（宋），迪功郎（宋），中、下州诸司参军（宋），城寨、马监主簿（宋），诸州司士、文学、助教（宋），翰林医学（宋）。

岳氏《愧郯录》曰：“《淳熙官品令》，自太师而下至翰林医学，列为九品，皆有正、从，盖见行之制。故著令所载，凡荫叙、仪制、罪赎，不以高下，概谓之品官。珂尝溯源而求所始本。魏延康元年二月，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以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则其初立品，似非品秩也，乃人品耳。而《通典》载魏官自黄钺大将军至诸州郡防门，明列品第，则是肇端自魏，已循而讹矣。是时魏未受禅，盖亦汉法也。然珂尝考之後赵，而得名之所以讹；考之梁，而得意之所以讹。後赵王勒二年，使张宾领选，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岁举秀才至考、廉清、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初用五而後以九，则是更魏而晋，品数犹未定也。《通典》可疑矣。《宋书》，九品谓晋江右所定，则怀愍以前尚无之。《通典》乃若是其较且明，岂当时循陈群之法，谓某品人则可登某品，所谓品者，逆设以待其人而已，非谓官品也，益远益讹，遂为官秩之定论邪。此殆名讹之所以始也。梁定班法，与品互用，而著其说曰，十八班皆有清、浊，自十二班以上并诏授，表启不称姓；从十一班至九班，礼数复为一等；又流外有七班，寒微者为之，从此班者，方得进登第一班。梁承齐後者也，品秩久定矣，而蔡法度之所定，决非肇始。而所以寓礼数者，不附於品，而列之以班，则班盖梁之所自立，谓一代之制不可以虚耳。意自齐而上，班之未有，则礼数亦附於品，则品盖为礼文之节耳，此殆意之所以讹也。详考梁班品法，天监初，武帝命尚书删定即济阳蔡法度定令为九品，秩定，帝於品下注一品秩为万石，第二、第三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隋 百官志》，梁天监七年革选；徐勉为吏部尚书，定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则品盖非梁所专用，而易以为班矣。谓班以选事而设，则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为第十八班，初不关选法，《通典》谓品制不废，疑若相须而成。将军定百二十五号，为二十四班，其不登二品应须军号者，凡十四号，别为八班。施於外国者，又有百九号，亦为十品、二十十四班。班制之多乃如此，则不假於品矣，而莫知其徒为礼秩之别也。陈承梁後，乃定相国、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开府仪同三司、巴陵汝阴二王後、尚书令品为第一。自此以下，明列为九，正合今制，而不分正、从。逆而求之晋、宋、南齐，亦莫不然，则皆承魏讹，其益可信也。北裂於齐，事遵元魏，而品从之名著焉。是官之有品自曹魏始，品之有从乃自元魏始。及考其初，不特正、从也，而每品正、从复分上、中、下焉，盖一品之析而六矣，此高祖太和之制也。及二十三年，高祖复次《职令》，而世祖初班行之，三师、二大乃不入品，其四品以下正、从又分为上、下阶，犹析而四也，北齐盖因之耳。至於魏之列品，顾犹曰第几品，从几品，而未目为正、从，齐始别之，逮隋而曰正，曰从，截然而不可紊矣。还考梁制，品尚寡，故自九而一，乃极於丞相；班尚繁，故自一而十八，亦极於丞相。班多者品贵，品少者班尊，二者相为用，而贵贱等差，於此参见而互明。班正於梁，隋即废矣。祖宗朝迁转名曹，皆各有流品。元丰後来始以寄禄无他名，遂尔相混。然礼数之异，亦系一时官守，元未尝以品秩为别。此则言官制者之未尝讲明也。然则陈群之始本非始，言人品者，故当设逆待之法，故循而见於魏官品之讹。曹魏之讹亦非讹，定礼秩者固当附设官之目，故参而见於梁班法之用。不考於群，无以知其名；不考於梁，无以知其意。在今日，名讹於魏，意讹於梁，而品不复为轻重，盖亦反其本哉。唐开元二十五年定制，自正四品至九品犹有上、下阶，盖隋炀暂废之规至此复见，本朝乃尽合之也。又曰本朝杂压之制，杂流伎术等官皆入品下，而寺、监之史凡未出官而先给告者亦通谓之入品，但以所居官为品之高下，不复有分别。珂按高峻《小史 刘传》，元魏高祖临光极堂大选，高祖曰：‘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品，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有人可起家三公，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对曰：‘陛下刊正九流，为不朽之法，岂惟仿佛唐、虞，固以有光二代。’此虽为门地而言，然九品之官不混他品，亦一时之制，与今士夫、皂隶、阉竖、伎术混为一区为不同也。”

按：《愧郯录》前段考订，特为详密。然此所谓九品者，官品也，以别官之崇庳。陈群所谓九品者，人品也，以定人之优劣，二者皆出於曹魏之初，皆名以九品。然人品自为人品，官品自为官品，岳氏合而为一，以为官品者，逆设之以待某品之人，此说恐未然。刘毅、卫论中正九品之敝，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所谓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馀风。中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人，伤损风俗，其敝不细。岳氏专举此段，以为官品即人品之明证。然详其所言，盖如後世权贵之人挟势取科第、干荐举之类耳，非谓中正者，逆设此官之品目，以待所品之人也。盖官品之制，即周之所谓九命，汉之所谓禄石，皆所以辨高卑之等级。其法始於魏，而後世卒不能易。若中正所定之人品，则始於陈群，魏、晋用之以举人物，六朝因之，然其敝已见於立法之初。自隋、唐以来，一以科目为仕进之涂，而中正九品之说久废矣。想当时，必以人物之贤愚优劣分为九等之目，如班固《古今人表》之类，但史所不载，无由知之。然决与此官制之九品不相干，固难因其同时同名而遂指此为彼也。

●卷六十八 郊社考一

○郊

有虞氏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

夏后氏亦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

殷人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

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郑氏注《祭法》曰：“、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谓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有虞氏以上尚德，、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己；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颛顼，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众，亦礼之杀也。”《正义》曰：“郑元以《祭法》有周人喾之文，遂变郊为祀感生之帝，谓东方青帝灵威仰，周为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苍龙精也。王肃驳之，谓：汉世英儒，自董仲舒、刘向、马融之伦，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无如元说配苍帝也。《周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则郊非苍帝，通儒同辞。肃意以为唯郊是祭天，者宗庙之殷祭，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以所在言之谓之郊，以所祭言之谓之圜丘，於郊筑泰坛，以丘言之，本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谓‘燔柴於泰坛’，则圜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祭圜丘，而谓之郊者，以圜丘在郊故也。”

杨氏曰：“愚按：《大司乐》冬至圜丘一章，与祭绝不相关，而注妄称圜丘为。《祭法》祖宗三条，分明说宗庙之祭，惟郊一条，谓郊祀以祖配天尔。而注皆指为祀天。《大传》礼不王不一章，言王者其祖之所自出，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其高祖。所论宗庙之祭隆杀、远近尔，於祀天乎何与？而注妄指为祀感生帝。窃尝疑郑康成博洽大儒，解释他经，最为有功，及注此三章，则同归於误，其病果安在乎？盖读《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历叙四代、郊、祖、宗之礼，文皆在郊上，盖谓郊止於稷，而上及乎喾，之所及者最远，故先言之耳。郑氏不察，谓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为祀天圜丘，以喾配之；以《大传》之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与《大传》之，其义则一，皆言其祖之所自出也。郑氏强析之而为祀天两义，遂分圜丘与郊为两处，昊天上帝与感生帝为两祀，喾配天与稷配天为两事，随意穿凿，展转枝蔓，何其谬邪！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谓之祖、宗。夫《孝经》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严父之义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并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庙不毁之名，於配食明堂何关焉？夫因读《祭法》一章之误，而三章皆误。不惟三章之误而已，又推此说以释他经者不一而止，疏家从而和之，凡燔柴、升烟、乐舞、酒齐之类，皆分昊天与感生帝为两等，驯至隋唐之际，昊天上帝与感生帝二祀常并行而不废。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郑注《大传》之说，亦以感生帝与昊天上帝并列而为二，是又读《大传》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袭郑氏祖宗之义，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并配者，盖有之矣。幸而王肃诸儒力争之於前，赵伯循与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义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复见，不然，则终於晦蚀而不明矣，可胜叹哉！”

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见於《祭法》，经文简略，後之学者莫不求之郑注，而注之丛杂牾如此。先儒谓其读《祭法》不熟，见序於郊之上，於是意之所祀者亦天也，故尽以祀天。然康成，汉人也，西汉之所谓郊祀，盖袭秦之制而杂以方士之说，曰泰一，曰五帝，丛杂而祀之，皆谓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禅书》，所序者秦汉不经之祠，而必以舜类上帝，三代郊祀之礼先之。至班孟坚则直名其书曰《郊祀志》，盖汉世以三代之所郊祀者祀泰一、五帝，於是以天为有六，以祀六帝为郊。自迁、固以来，议论相袭而然矣。康成注二《礼》，凡祀天处必指以为所祀者某帝，其所谓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谓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释、郊、祖、宗以为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盖在於取谶纬之书解经，以秦汉之事为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汉人崇之，六天之说，迁、固志之，则其谬亦非始於康成也。愚尝著《汉不郊祀论》，见所叙西汉事之後。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易说》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长日者，建卯而昼夜分，分而日长也。正音征）。兆於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於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谓之郊。牲用も，尚赤也；用犊，贵诚也（も，息营反。尚赤者，周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周以郊天之月而日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鲁礼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当斋戒自新耳。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疏曰：“王肃用董仲舒、刘向之说，以此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长日之至’，谓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长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阳气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对建寅之月，又祈郊祭；此言‘始’者，对建寅为始也。郑康成则异於王肃。上文云‘迎长日之至’，自据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据鲁礼也。言郊用辛日者，取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谓鲁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对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鲁於冬至之月始初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杨氏曰：“郊祭言‘迎长日之至也’，谓冬至阳之始，日渐长，故冬至郊天，所以迎长日之至也。下文‘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谓以冬至郊天，取阳新用事，故用辛日也。二说皆取冬至郊天也。董仲舒、刘向，汉之大儒，又在郑氏之前，郑氏不从其言，必以迎长日为建寅之月郊天，迎春分之长日，又以周之始郊为鲁郊者，盖郑氏欲分圜丘与郊为两事。用既以冬至圜丘，则冬至不得复有郊，故用《易纬》之说，以周郊用建寅之月。此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者，非周之始郊，乃鲁之郊也。但此章本文明言周之始郊，今乃以周为鲁，岂不谬哉？”又按《圣证论》，王肃与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据《周礼》，圜丘则用冬至之日；据《礼记》，日用辛，则冬至不常在辛，似用冬至之月。如郑注云用辛日也者，凡为人君当斋戒自新，是亦不用冬至日，须用辛日也）。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示民严上也（疏曰：“禾郊，故未服大裘，而且服日视朝之服也。”）。丧者不哭，不敢凶服，埽反道，乡为田烛（，芳剑反，本亦作“”。埽，素报反。疏曰：“郊祭之旦，人之丧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埽反道’者：埽，广埽也；反道，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当界广埽新道也。‘乡为田烛’者：乡谓郊内六乡也，六乡之民，各於田首设烛照路，恐王乡郊之早。”），弗命而民听上（疏曰：“弗命而民听上者，合结‘丧者不哭’以下至此，并非有王命，而民化主严上故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谓有日月星辰之象。此鲁礼也，周礼，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鲁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杨氏曰：“此章始言周之始郊，王立於泽，王皮弁以听祭报，王被衮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郑注以为鲁礼，鲁可称王乎？鲁之郊，非礼也，圣人尝叹之矣，况可以称王乎？”）；戴冕ロ十有二旒，则天数也（ロ音早。天之大数，不过十二）；乘素车，贵其质也；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则，谓则之以示人也。疏曰：“总结上‘王被衮冕’以下之事，言天垂日月之象，各有其数，故圣人则之。郊天象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疏曰：“此论祖配天之义。人本於祖，物本於天，配本故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天为物本，祖为王本，祭天以祖配，盖所以报谢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谢其恩谓之报，归其初谓之反。”）。

长乐陈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质以示内心之敬。故因丘、扫地、陶匏、藁秸、疏布、单杓、素车之类，此因其自然，以示内心之敬也；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龙章而设日月，四圭有邸，八变之音，黄锺、大吕之钧，此致其文饰，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则内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龙衮、戴冕ロ，以致其文饰；不以内心废外心，不以自然废文饰，然後事天之礼尽矣。”

山阴陆氏曰：“《周礼》：祭天，王乘玉辂，建太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车，建大。则祭天之礼，有两、两车也。盖乘玉辂、建太常者，即道之车也，祭之日驭以郊；乘素车、建大者，即事之车也，祭之时驭以赴坛。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车》‘王之玉辂，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ヵ以祀’，则凡王之祭祀无所不乘矣。祭天者，礼之至也，而乘泛祭之玉辂以祭之，以物则非文，以志则非敬，非礼意。故知乘素车、建大以祀之，而玉辂者，乘以郊，固有两车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于上帝（谓以上辛郊祭天也）。”

《传》：“孟献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後耕。’”（启蛰，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郊而後耕，是祈之後躬耕帝籍。疏曰：“《夏小正》曰：‘正月启蛰。’其《传》曰：‘言始发蛰也。’故汉氏之始，以启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及太和以後，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以迄於今，踵而不改。”）

杨氏曰：“愚按：正月郊祭天，此郑注所谓夏正之郊祭感生帝者也。学者当以圣经、贤传为信。考之《月令》之书，《周颂》之诗，《左传》孟献子之言，则曰‘祈于上帝’。夫上帝即昊天上帝，未闻有感生帝之说也；曰‘祈’，又曰‘祈农事’，可知其为祈之郊，未闻正月又有大报天之郊也。愚於祀天礼辨之已详矣。郑氏《月令》注引《易纬》“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之说，以证正月之有郊；又引后稷祈农事之说，以见因郊而又祈。牵合二说而通为一说，此郑氏一人之讠皮论，非圣经之本意，天下之公言也。是以诸儒咸不以为然，更汉、魏，历晋、宋，至於齐、梁、陈，数百年之久，其说未行也。及北齐，诸儒识见鄙暗，始取其说而行之，於是昊天上帝与感生帝分为两祀，祈与祭感生帝合为一说。隋唐承用其说，至於今而不废。推原所自，是谁之过与！然正理存人心，万世不磨，邪说终不能胜也。必也知冬至之郊为大报天，正月之郊事为祈，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则注家诬蠹之说可以一扫，而先王祀天之大典始昭然而可见矣。”

按：古者，一岁郊祀凡再：正月之郊为祈，《月令》及孟献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为报本，《郊特牲》所言是也。

《家语》：“定公问於孔子曰：‘寡人闻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启蛰之月，则又祈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礼也。鲁无冬至大郊之事，降杀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郊之牲器若何？’孔子曰：‘上帝之牛，角茧栗，必在涤三月；后稷之牛惟具（注见《祀天牲牢条》下）。牲用も，尚赤也；用犊，贵诚也；扫地而祭，贵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万物无可称之者，故因其自然之体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礼何可得闻乎？’孔子对曰：‘臣闻天子卜郊，则受命於祖庙，而作龟於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卜之日，王亲立於泽宫，以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既卜，献命库门之内，所以戒百官也；太庙之命，戒百姓也；将郊，则天子皮弁以听报，示民严上也；郊之日，丧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国门，埽清路，行者必正，弗命而民听，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车，贵其质也；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坛，王脱裘矣，服衮以临燔柴，戴冕ロ十有二旒，则天数也。”（杨氏曰：“按此章言天子被裘象天，既至泰坛，脱裘服衮以临燔柴，不知然否？”）

《春秋》宣三年，《公羊传》曰：“郊则曷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谓后稷）。王者则曷为必以其祖记？自内出者无匹不行（匹，合也。无所与会合，则不能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ウ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义也）。”

《诗序》曰：“郊祀天地。”《记》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名，犹大也。升，上也。中，犹成也。谓巡守至於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因吉土以飨帝於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飨帝於郊，以四时之所兆祭於四郊者也）。升中於天，而凤凰降，龟龙假（功成而太平，阴阳气和而致象物）；飨帝於郊，而风雨节，寒暑时（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气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为雨，金为，火为燠，水为寒，土为风）。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燔柴於泰坛，祭天也；瘗埋於泰折，祭地也。”《周礼》：凡乐，圜锺为宫，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凡乐，函锺为宫，夏日至，於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尔雅》曰：“邑外谓之郊。”又曰：“非人为谓之丘。”）。

陈氏《礼书》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圜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圜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谓‘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泽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此所谓‘为下必因川泽’也。泰坛，南郊之坛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瘗埋。言‘坛’，则知泰折之为坎；言‘折’，则知泰坛之为圜。言‘泰’，则大之至也；言‘坛’、‘折’，则人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於人为之坛、折，所以尽文。宗庙之礼，瘗埋於两阶之，则坛必设於圜丘之南，折必设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烟，瘗埋以达气，则燔必於乐六变之前，瘗必於乐八变之前矣。先王燔瘗於郊丘，其牲角茧栗，其牲体全┵（《国语》曰：“郊之事有全┵。”），其羹其器牺尊、疏布幂、单杓、豆登、鼎俎、簋、匏爵之类（《诗》曰：“于豆于登。”《记》曰：“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莅玉鬯，省牲镬，奉玉。”《记》又曰：“以供上帝之粢盛。”《国语》曰：“天子亲春郊之盛。”则郊有簋可知矣），其藉蒲越、藁秸（《记》曰：“箪之安，藁秸之尚。”），其乐歌黄锺、太蔟，奏大吕、应锺，其舞《门》、《咸池》，其鼓雷鼓、灵鼓，其车玉辂、素车，其太常，其服大裘、衮冕，其执则大圭、镇圭，其位则神南面、王北面，示北面、王南面，而日月从祀则日居东、月居西（《记》曰：“祭社之礼，君南乡於北牖下，答阴之义。”惟此。则圜丘之上，王北乡可知也。又曰：“大明生於东，月生於西。郊主日而配月。”则日月之位固东西设矣。郊主日，犹王燕则主膳夫，王嫁女则主诸侯，古法见君则主侍人，皆致严於尊而郊祀於卑也。其礼不过因其自然，以报本反始、教民严上而已）。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则兴、密上下之四，以祠五帝；至汉，则增之以北，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圜丘，谓天好阴，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谓地贵阳，而兆於泽中之圜丘。汉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阴、河东，以至坛有八觚（後世坛有八陛，祀天其上，奏乐其下，非先王扫地而祭之意），席有六采，乐有玉女，车有鸾辂，も驹龙马，一切侈靡，而匡衡、刘向之徒，邪正异同之说，蜂起一时。元始之，缪戾尤甚，春则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则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阳之阳，兆北郊於雒阳之阴，其礼仪度数，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礼隳废殆尽，良可悼也。”

右经传所载古郊祀之礼。

《周礼》，以苍璧礼天（“礼”谓始告神时，荐於神座，《书》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此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在北极者也。礼神必象其类，璧圜象天。植音值。疏曰：“《易》云‘天元而地黄’，苍、元皆是天色，故用苍也。此以玉礼神，当燔柴之节也。”杨氏曰：“天皇大帝亦出於《星经》，在《六经》无所见。”），牲、币放其器之色（放，方往反。币以从爵，若人饮酒有酬币。疏曰：“按《聘礼》飨时有酬币，明此既非礼神之币，则献尸後、酬尸时，亦有币之从爵也。”《春官 宗伯》。杨氏曰：“《大宰》注云：玉币所以礼神，疏引《太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为证，谓王亲自执玉币奠於神座，以礼神也。《大宗伯》注疏只云非礼神之币，乃酬尸之币，是礼神、酬尸各有币也。然《经》但云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则币一而已。注疏又别而为二，恐未必然也。又按《通典》云：礼神之玉以苍璧，其牲及币各随玉色，币用缯，长丈八尺。《通典》之说，盖以郑元注《聘礼》释币制云制丈八尺。疏云若作制币者，每卷丈八尺为制，合为匹也。”以上礼天玉币）。

郊特牲（疏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无物可称，故用特牲。郊与配座皆特牲。《召诰》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又《礼器》曰：‘祭天，特牲。’”），祭天地之牛，角茧栗（《王制》。又《国语 楚语》曰：“郊特不过茧栗。”）。郊事则有全（，升也。全其牲化而升之。《国语 周语》），阳祀用も牲，毛之，（も，私营反。も牲赤色。毛之，取纯毛也。元谓：阳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庙也。《地官 牧人》。又《祭法》曰：“用も犊。”杨氏曰：“郑氏谓以苍璧礼天，牲币各放其方之色，则当用苍犊。《祭法》乃云用も犊，其色不同，故以苍璧、苍犊为祀昊天圜丘所用，以も犊为祀感生帝南郊所用。郑元、王肃两家问难，备见《郊特牲》疏，今不备载。愚窃以理推之，天道浑全，阴阳五行具备，不比五方各偏主一色。远望则其色苍，纯阳则其色赤，故《说卦》曰‘《乾》为大赤’，故周为赤色，用も犊。又如夏用元牡，殷用白牡，亦是天道浑全，不偏主一色，又何以苍犊为疑？若郑分圜丘与郊为二，则诸儒辨之明矣。”）郊血（疏曰：“崔氏云：《周礼》之法，郊天以燔柴为始，宗庙以地为始，社稷以血为始，小祀辜为始。此云‘郊血’者，谓正祭之时，荐於尸座之前也。‘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也’者，解郊血义。血，气也。夫熟食有味，味者为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贵，事宜极敬，极敬不亵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贵气而不重味，故云‘贵气臭’也。”《郊特牲》。又《礼器》“郊血”疏曰：“凡郊与大飨三献之属，正祭之时皆有血，有腥，有焰，有熟。此云‘郊血’，《周语》云：‘郊之事则有全┵。’是郊祭天有熟也，有熟则腥可知也。今言‘郊血’者，皇氏云：此据设之先後，郊则先设血，後设腥与焰、熟，虽以郊为主，其祭天皆然也。”）。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养牲必养二也。疏曰：“郊天既以后稷为配，故养牲养二，以卜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伤，以为稷牛者，为犹用也。为用稷牛而为帝牛，其祭稷之牛，临时别取牛用之）。帝牛必在涤三月，稷牛唯具（涤音迪。涤牢中所搜除处。搜，所流反。疏曰：“此说覆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既尊，必须在涤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涤三月也。其祀稷之牛，临时别取，故云‘稷牛唯具’。”《郊特牲》。此上祀天之牲）。

酒正辨五齐，曰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沈齐（泛，方剑反。齐，才细反。盎，乌浪反。缇音体。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成而汁滓相将，盎成而翁翁然葱白色，缇者成而红赤，沈者成而滓沈。自醴以上尤浊，盎以下差清，其象类则然，古之法式未可尽闻。疏：“三酒，事酒酌有事之人，谓於祭末卑贱之人得饮之。昔酒久酿乃熟，故名昔酒，酌无事之人，於祭末群臣陪位不行事者饮之。清酒更久於昔酒，祭时宾长献尸，尸酢宾长，不敢与王之臣共器同酌，故酌清以自酢。事酒春成，以汉之酒况之，昔酒久乃成，冬酿接春成；清酒又久於昔酒，冬酿接夏成。五齐、三酒俱用秋稻，麴蘖，但三酒味厚，人所饮也，五齐味簿，所以祭也。通言之，齐亦曰酒，故《礼》云‘醴酒醍酒’。其鬯酒则自用黑黍为之，与此别。”陈氏曰：“齐之作也，始则其气泛然，次则有酒之体，中则盎然而浮，久则赤，终则沈。”）；辨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元谓事酒，酌有事者之酒；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谓旧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酿，接夏而成）。大祭三贰（郑司农云：“三贰，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元谓王服大裘衮冕所祭也）。幂人，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幂，莫历反。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质。疏曰：“祭天无灌，唯有五齐、三酒，实於八尊。疏布者，大功布为幂，覆此八尊。此据正尊而言，若五齐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则十六尊，皆以疏布幂之也。”又曰：“郑知此经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经画布幂六彝，是宗庙之祭用六彝，即知此疏布幂八尊无灌，是天地可知。举天地，则四望、山川、社稷、林泽皆用疏布，皆是尚质之义也。”又“以画布幂六彝。”疏曰：“天地亦有鬯之彝，用疏布，互举以明义也。存之。”）。大羹不和；牺尊疏布、单杓（大音泰。和，胡卧反。牺，素何反；王，如字。单，章善反，又市战反。疏曰：“大羹不和者，大羹，肉汁也；不和，无盐梅也。天古初，变腥但煮肉而饮其汁，未知调和。後人祭既重古，故但盛肉汁，谓之大羹不和。牺尊者，先儒云，刻尊为牺牛。单杓者，单，白理木也。贵素，故用白理木为杓。”《礼器》。杨氏曰：“《周礼 司尊彝》有六尊：牺尊，象尊，壶尊，著尊，大尊，山尊。其尊名两相对，则十二尊也。天地八尊，不知所用何尊。《礼器》言牺尊疏布、单杓，则知祭天八尊专用牺尊，以疏布为幂，以单木为其杓也。”）。鬯人掌共鬯而饰之（鬯，不和郁者。饰之，谓设巾。疏曰：“此直共黍之酒，无郁也，故注云‘不和郁’者也。”《春官》）。天子亲耕，粢盛鬯，以事上帝（疏曰：“按《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此祭上帝有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郁，谓之郁鬯，郁人所掌是也，祭宗庙而灌也；若不和郁，谓之鬯，鬯人所掌是也。谓五齐之酒，以黍为之，以芬芳调畅，故言鬯，故得以事上帝。”《表记》。已上祀天酒齐、粢盛）。

蒲越、禾（《郊特牲》曰：“莞蕈之安，而蒲越、禾之尚，明之也。”莞音官，徐音九。簟，大点反。越音活。稿，古老反。禾，简入反。蒲越、稿禾，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疏曰：“凡常居下莞上簟，祭天则蒲越、稿禾之尚也。今礼及隋礼，稿禾为祭天席，蒲越为配帝席，俱藉神也。”）。器用陶匏（陶谓瓦器，谓酒尊及豆簋之属。故《周礼》[A105]人为簋。匏谓酒爵。《郊特牲》。《郊特牲》“而社稷大牢”疏曰：“其祭天之器则用陶匏。陶，瓦器，以荐菹醢之属，故《诗》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荐物也。匏酌献酒，故《诗 大雅》美公刘云，‘酌之用匏’。注云：‘俭以质。’祭天尚质，故酌亦用匏为尊。”《通典》云：“尊及荐菹醢器并以瓦，爵以匏片为之。”）。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时（，五郎反。盛音成。，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荐菹醢也；登，荐大羹也。笺云：“胡之言‘何’也。，诚也。我后稷盛菹醢之属，当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则居安之，歆享之，何芳臭之诚得其时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质也。”《大雅 生民》诗。陈氏曰：“《尔雅》：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先儒谓宗庙之簋豆用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诗》述祀天之礼，言‘于豆于登’，则祀天有木豆矣。”）。鼎，圣人亨以享上帝（《易 鼎卦》。已上祀天之器）。

四圭有邸，以祀天（邸，丁礼反，又音帝。郑司农云：“中央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尔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说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著，直略反。疏曰：“司农云於中央为璧，谓用一大玉琢出中央为璧形，亦肉倍好为之，四面琢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长短，无文。天子以十二为节，盖四厢圭各尺二寸，与镇圭同。其璧为邸，盖径六寸，总三尺，与大圭长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又‘或说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说四角，角即短矣。以无正文，故两释之也。”《春官 典瑞》。杨氏曰：“‘四圭有邸以祀天’，即《冬官》‘玉人之事，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也；玉人之事，其工也；典瑞，所掌之官也。‘玉人之事’疏曰：‘先郑云：中央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又云：‘圭末四出。’若然，此尺二寸者，未知璧在中央，通两畔总计为尺二寸；未知除璧之外，两畔之圭各有一尺二寸。据下‘圭尺有二寸’而言，则此四圭，圭别尺有二寸，仍未审以璧为邸，邸径几许。《礼》既无文，不可强记也。”《江都集礼》徐乾议曰：“《周礼 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又云：‘苍璧礼天。’两玉不同而并云祀天，是有二天可知也。”徐邈曰：“璧以礼神，圭以自执，故曰植璧秉圭，非圜丘与郊各有所施。杨氏曰：“徐邈植璧秉圭之言，若足以破注疏二天之说。或者又谓璧圜色苍，所以象天，天有四时，四圭有邸，亦所以象天，非王所执之圭也。伏睹《国朝会要》礼制局言：‘以苍璧礼天，四圭有邸以祀天。’盖苍璧以象体，四圭有邸以象用，故於苍璧言礼，於四圭有邸言祀。说者谓礼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荐献之时，盖一祭而两用也。此义与徐邈不同，姑两存之。”已上系祀天之玉）。

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郑司农云：“大裘，羔裘也。”元谓：“《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绣。’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观焉。华虫，五色之虫，《缋人职》曰‘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以章之’是也。‘希’读为‘’，或作‘黹’，字之误。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於旌旗，所谓‘三辰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龙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疏曰：“元谓‘书曰’至‘希绣’，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观焉’者，欲明舜时十二章，至周无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为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龙，取其能变化。华虫，取其文理。作缋者，缋，画也，衣是阳，阳至轻浮，画亦轻浮故衣缋也，宗彝者，据周之彝尊，有虎彝、隹彝，因於前代，则虞时有隹彝、虎彝可知。藻，水草，取其有文。火，取其明。粉米，取其洁，亦取养人。黼，谓白黑为形，则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其断割焉。黻，黑与青为形，则两己相背，取臣民背恶向善。希绣者，谓刺缯为绣，但裳主阴，刺亦是沈深之义。云‘王者相变，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於旌旗’者，若孔君义，虞时亦以日、月、星画於旌旗，与周同。云‘九章’，此无正文，并郑以意解之。”《司服》。《天官》：“司裘掌为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注曰：“郑司农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质。’”疏曰：“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又曰：“先郑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元上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按《郑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与裘同色，亦是无文采。”元丰，神宗问陆佃大裘，佃对以：“《礼记 玉藻》云：‘礼不盛，服不充。’故大裘袭可知。又曰：‘郊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则大裘袭衮可知；大裘袭衮，则戴冕，ロ十有二旒可知。”神宗称善，诏有司制黑羔为裘，而被以衮衣。杨氏曰：“先儒谓大裘之上有元衣，元衣之上有十二章，郑乃云大裘之上有元衣，无文采。郑氏又谓有虞氏十二章，周止九章。其说皆非。即《司服》经文熟读而详玩之，则知有虞氏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冕而下。夫衮冕九章，冕七章。公之服自衮冕而下，推而上之，则天子之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可知；公之服九章，则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此不待旁引别证，而知郑说之非矣。舜曰：‘子欲观古人之象。’盖十二章自日、月、星辰而下，从古而然矣，孰谓礼乐大备於周，而独不然乎？郊所以明天道，取象非一端也。冬至圜丘，大裘而冕，则天之时也；席用秸，器用陶匏，则天之质也；服有日、月、星辰之章，则天之明也；ロ十有二旒，则天之数也。郑氏乃谓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画於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略无区别，必无是理。贾公彦疏云‘孔氏九章，此无正文，并郑以意解之’，则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并以意解，故後世遵用其说，始有悟其上下之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绣文，公卿服绣文矣。唐长孙无忌以帝祭社稷服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无章；而三公亚献服衮，孤卿服毳，贵盛无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衮，他冕尽废者矣。先王制礼，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则天数，路十二就，常十二ヵ，马十二闲，圭尺二寸，ロ十二旒，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郑氏谓周以日、月、星辰画於旌旗，故冕止九章，不知龙登於，山登於俎，黼登於，九章亦可损乎？前乎康成，如汉明帝用欧阳说义，天子备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其说犹用周制也。自郑氏以意解经，九章之说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厌於人心，并与古制而去之者，可胜叹哉！”馀见《祀地礼》及《祭物篇 祭服条》）。戴冕，ロ十有二旒（ロ音早。天之大数不过十二。过音古禾反。《郊特牲》。已上王祀天裘冕）。

玉路，，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ヵ以祀（音阳。樊，步干反。ヵ音留。疏曰：“外内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春官 巾车》。《春官 司常》：“日月为常，王建太常。”疏曰：“乘玉辂，则建太常。”《夏官 节服氏》：“衮冕六人，维王之太常。”注曰：“服衮冕者，从王服也。维，维之以缕。”注疏并详见《王礼考 车旗条》）。大驭，掌驭玉路以祀；及犯，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遂驱之（，蒲未反。祝，之右反。行山曰，犯之者，封土为山象，以菩刍、棘、柏为神主，既祭之，以车轹之而去，喻无险难也。王由左驭，禁制马使不行也。疏曰：“此据祭天之时，故有犯之事。云‘犯’者，出国门，封土为山象。郑注《月令》祀行之礼，为坛厚三寸，广五尺。此道祭亦当然。云菩刍、棘、柏为神主，谓於三者之中但取用其中之一，以为神主则可也。”《夏官》。详见《祭物篇 车旗条》）。乘素车，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素车，殷辂也。设日月，画於上。疏曰：“乘殷之朴素之车，贵其象天之质也。所建之十有二旒，画龙为章而设日月，象天数十二也。”《郊特牲》《礼器》：“大路繁缨一就。”疏曰：“殷尚质，以木为车，无别雕饰，乘以祭天，谓之大路也。繁，谓马腹带也。缨，鞅也，染丝而织之曰。五色一匝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匝一成。车既朴素，故马亦少饰，止一就也。繁，步干反。，车例反。《郊特牲》同。《礼器》“大路素而越席。”疏曰：“大路，殷祭天之车也；越席，蒲席也。祭天本质素，故素车、蒲席也。”越音活。又桓公二年《左氏传》：“大路越席。”疏曰：“路，训大也。巾车五路，玉路为大，故杜以玉路为大路。”杨氏曰：“《左传》注疏与《礼器》、《郊特牲》注疏不同，姑两存之。”又按：《巾车》一曰玉辂，以祀《郊特牲》曰“乘素车”，《礼器》曰“大路素而越席”，二说不同。夫子答颜渊曰：“乘殷之辂。”盖素车者，殷辂也；饰以金玉者，周制。《郊特牲》、《礼器》疏以素车为殷辂，其言盖有所据。使周亦乘素车，则孔子不曰“乘殷之辂”矣。已上王祀天之车旗）。

《大司乐》：大合乐，分乐乃奏黄锺，歌大吕，舞《门》，以祀天神。凡六乐者，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凡乐，圜锺为宫，黄锺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和之琴瑟、《门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圜锺，夹锺也。夹锺生於房、心之气，房、心为大辰、天帝之明堂。疏曰：“礼天神必於冬至者，以天是阳，还於阳生之日祭之也。”《春官》。详见《祭物 乐条》。《陈襄奏议》曰：“夫祀天必以冬至日，以其阳气来复於上天之始也。故宫用夹锺於震之宫，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谓圜锺者，取与形以象天也。三一之变：圜锺为宫，三变：黄锺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各一变，合阳奇之数。”）。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神祀，天神也。《地官》。以上祀天之乐）。

右祀天礼物、乐舞。

前期十日，太宰掌百官之誓戒与其具修；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遂戒（誓戒，重失礼也。具，所当共。修，扫除粪洒。十日，容散齐七日，致齐三日。执事，宗伯、太卜之属。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齐。散，西但反。齐，侧皆反。《天官》《春官》：“大宗伯帅执事而卜日。”注曰：“执事，诸有事於祭者。”疏曰：“太宰不掌祭祀，故云宗伯、大卜之等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云诸有事於祭者也。”《肆师》：“凡祭祀之卜日，宿为期，诏相其礼。”注曰：“宿，先卜祭之夕。”疏曰：“云‘卜日宿为期’，则是卜前之夕，与卜者及诸执事者以明旦为期也。”）。太史，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与之者，当视墨。协，合也。疏曰：“戒，谓散齐七日；宿，谓致齐三日。协事，恐事有失错，物有不供也。”《小史》：“大祭祀读礼法。”疏曰：“大史公礼书，即此礼法也。”《春官》）。大宗伯诏大号，治其大礼，诏相王之大礼（治，犹简习也。豫简习大礼，至祭，当以诏相王。疏曰：“大号，神号。大祝是事神之人，知所诏，是诏大祝为祝版之辞也。诏相者，谓未至之时诏告之，及其行事则又相之。”《春官》）。齐右掌祭祀前齐车（齐车，金路也。前齐车，立於马前，备惊奔也。杨氏曰：“前期十日，乃散齐之初。此齐右前齐车，谓齐时所乘金路也。又《荀子》曰：‘端衣、元裳、冕而乘路。’此谓齐时所服之服及所乘之路也。”《夏官》）。齐服有元端（《司服》）。齐则纟青结佩而爵к（纟青，侧耕反。纟青，屈也。结又屈之，思神灵不在事也。爵к，齐服元端。疏曰：“齐则纟青结佩，此谓总包凡应佩玉之人，非惟世子。纟青结佩，纟青，屈也，谓结其绶，而又屈上之也。而爵к者，谓士元端齐，故爵韦为к也。而熊氏、皇氏并谓诸侯以下皆以元端齐，而以爵韦为к，同士礼，以其齐，故不用朱к素к也。义或然也。”《玉藻》）。王齐日三举（郑司农云：“齐必变食。”疏曰：“齐谓散齐，致齐。齐必变食，齐时不乐，故不言以乐侑食。”《天官 膳夫》。《论语》：“齐必变食，居必迁坐。”《朱子》注曰：“变食，谓不饮酒。不茹荤；迁坐，易常处也。”）。《玉府》：王齐则共食玉（玉是阳精之纯者，食之以御水气。郑司农云：“王齐，当食玉屑。”《天官》）。《鬯人》：凡王之齐事，共其鬯（给洗浴。疏曰：“郑知王齐以鬯为洗浴，以其鬯酒非如三酒可饮之物，明此亦给王洗浴，使之香美也。《春官》）。

《传》：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受命，谓告之，退而卜。疏曰：“郊事既尊，不敢专辄，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故《礼器》云‘鲁人将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宫’也。作龟於祢宫者，作，灼也；祢宫，祢庙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祢庙卜之也。尊祖亲考之义也者，考，亦祢也。尊祖故受之命，命宜由尊者出，亲祢故作龟，是事事宜就亲近者也。”）。卜之日，王立于泽，亲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泽，泽宫也，所以择贤之宫也。既卜，必到泽宫，择可与祭祀者，因誓敕之以礼也。《礼器》曰“举贤而置之，聚众而誓之”是也。疏曰：“王在於泽宫中，以射择士，故因呼为泽宫也。王卜已吉，又至泽宫射，以择贤者为助祭之人。郑注《乡射记》云：‘乡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泽宫，揖让之取也。泽，习礼之处。’亲听誓命者，因泽宫中又使有司誓敕旧章齐戒之礼，王又亲听受命。受教谏之义也者，告祖作祢，是受教义也；又立泽听誓，是受谏义也。”）。献命库门之内，戒百官也；太庙之命，戒百姓也（王自泽宫而还，以誓命重相申敕也。库门在雉门之外，入库门则至庙门外矣。太庙，祖庙也。百官，公卿以下；百姓，王之亲也。王自此还齐路寝之室。疏曰：“王自泽宫而还，至欲致齐之时，有司献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库门之内戒百官，太庙之内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亲属，故在太庙而重戒之。”又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为王之亲也。王亲谓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并是王之先祖所生。’郑既云王自此还齐路寝之室，则此经戒百官、百姓，则祭前三日欲致齐之时，以誓命重相申敕也。”《郊特牲》）。

祀之前日，太宰及执事涤濯（音视。疏曰：“及犹至也，谓致祭前日，太宰涤濯。按：《小宗伯》，大祭祀涤濯；《大宗伯》亦云宿涤濯，彼二官亲涤濯，太宰尊，往莅之。”《宰夫》、《肆师》同），大宗伯莅玉（玉，礼神之玉也），小宗伯省牲（察其不如法），大司乐宿县，遂以声展之（县音元。疏曰：“谓展省听之，知其完否、善恶。”）。

祀之日（祀之日，圭玉、牲犊、酒齐、祭器、冕服、车旗等，并已见前），鸡人夜旦，以[A14B]百官（，火吴反；[A14B]古吊反。旦以警起百官，使夙兴）；巾车，大祭祀鸣铃，以应鸡人（鸡人主呼旦，鸣铃以和之，声且警众也）；典路，若有大祭祀，则出路，赞驾说（说，书锐反，舍车也。出路，王当乘之。赞驾说，赞仆与趣马也。《春官》）。王皮弁以听祭报（报，犹白也。夙兴朝服以待白祭事者，而後服祭服而行事也。《郊特牲》），小宗伯告时于王，告备于王（时，荐陈之晚早。备，谓馔具也。《春官》）。大祝，大祀逆牲（《春官》），太宰及纳亨赞王牲事（纳亨，纳牲将告杀，谓乡祭之晨，既杀以授亨人也。《天官》），大宗伯省牲镬（省，息井反。镬，户郭反。镬，亨牲器也。疏曰：“省视亨牲之镬。”《春官》），燔柴於泰坛（燔音烦。疏曰：“燔柴於泰坛者，谓积薪於坛上，而取玉币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气达於天也。”《祭法》。元丰元年九月，陈襄等言：“阳祀自烟始，阴祀自血始，然则升烟、瘗血以致神明，不可不在先也。及致神矣，方有事焉，至於礼毕，则以牲币之属而燔瘗之，然後为礼之终。故《仪礼》谓祭天燔柴，祭地瘗牲，而郑氏以为祭礼终矣备矣。先儒有谓於燔瘗之始，即用牲币之属，既不经见，而又未荐神遽已燔瘗之，则是备於先而阙於後也。至後世知燔瘗牲币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则是备於後而阙於先也。请祀南北郊先行升烟、瘗血之礼，俟荐献礼毕，即燔瘗牲币之属，则始终之礼备。”从之），至敬不坛，扫地而祭（燔柴讫，於坛下扫地而设正祭，此周法也。《礼器》。杨氏曰：“《礼器》曰：‘礼有以下为贵者，至敬不坛，扫地而祭。’谓正祭在地而不在泰坛也，特燔柴於泰坛之上而已。後世正祭在坛上，从祀神位又众，於是坛有四成、三成之制，又为三以严内外之限，则非古矣。”）。小臣，大祭祀沃王盥（盥音管。疏曰：“大祭祀天地宗庙酌，是王将献己先盥手洗爵乃酌献，故小臣为王沃水盥手也。”《夏官》。太宗皇帝至道二年，礼仪使宋白言，请先诣洗，後奠玉帛。从之）。大宗伯奉玉（疏曰：“天地有礼神之玉，始莅之，祭又奉之。”《春官》）。郊血（《礼器》疏曰：“郊则先设血。”《郊特性》疏曰：“请正祭之时，荐於尸座之前也。”《礼器》、《郊特牲》同）。太宰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玉、币所以礼神，爵所以献齐酒。不用玉爵，尚质也。三者执以从王，至而授之。《天官》。小宰赞玉、币、爵，疏曰：“《太宰职》云赞玉、币、爵，今此又云赞此三者，谓小宰执以授太宰，太宰执以授王。”《郊特牲》疏：皇氏曰：‘置苍璧於神座，次则以豆荐血腥。祭天无，故郑注《小宰》云：惟人道宗庙有，天地大神至尊，不，莫称焉。然则祭天惟七献也。故郑注《周礼》云：大事於太庙，备五齐、三酒。则圜丘之祭与宗庙同。朝践，王酌泛齐以献，是一献也。后无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齐以献，是为二献也。王进爵之时皆奏乐，但不皆六变。次荐熟，王酌盎齐以献，是为三献也。宗伯次酌缇齐以献，是为四献也。次，尸食之讫，王酌朝践之泛齐以献，是为五献也。又次，宗伯酌馈食之缇齐以献，是为六献也。次，诸臣为宾长酌泛齐以献，是为七献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献之数。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诸臣以事酒。’从上至此，皆皇氏所说。皇氏以圜丘之祭，宾长终献不取沈齐而取泛者，以《礼运》约之，沈齐当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齐。按《礼运》：沈齐在庙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献，何为圜丘沈齐独不可用乎？若以圜丘高远，不可下取沈齐，凡齐，泛、醴为尊，盎、缇为卑，宾长终献，可以次用缇齐，何得反用泛齐乎？今谓圜丘宾长之献用沈齐也，以其宾长是臣，助祭终献，远下於君，故从丘下酌沈齐。”《通典》曰：“七献者，荐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齐以献尸，所谓朝践是也，此为一献。次，大宗伯摄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齐亚献，亦为朝践，是二献。每献奏乐一成。次，荐熟於神前，荐毕，王乃以匏爵酌盎齐以献尸，大宗伯以匏爵酌缇齐以亚献，所谓馈献也，通前凡四。尸乃食，食讫，王更酌朝践之泛齐以尸，所谓朝献。大宗伯更酎馈献之缇齐以亚，所谓再献，通前凡六。又有诸臣为宾之一献，凡七。其尸酢诸臣之酒，皆用三酒，其法如袷祭之礼。毕献之後，天子舞六代之乐。”），小宗伯逆（逆，受饣喜人之盛以入。《春官》），大宗伯奉（疏曰：“谓黍稷。天地当盛以瓦。”《春官》），大司徒奉牛牲（奉，犹进也。疏曰：“按《国语》，郊之事有全┵。若然，则郊事先全┵後豚解也。”《地官》。奉稷牛同。杨氏曰：“奉盛、奉牲，皆正祭献爵之时也。但《周礼》献天爵数，经无所考，惟疏家及《通典》之说可见大略。近世祀天神、祭地祗、享宗庙，通用三献之礼，恐未为正。尝闻富郑公家祭用三献，程子谓之曰：‘礼有九献，乐有九变，公上公之家，三献太薄。’夫大臣用三献之礼，以享其祖考，君子犹谓其太薄，况人主躬行祀天之大礼，而只用三献，可乎？”）。

右祀天礼始终之序。

大祝辨六号，一曰神号。凡大祀，执明水火而号祝。（明水火，司ピ所共日月之气，执之号祝，明此圭洁也。《春官》。陈氏曰：“神号，如曰昊天上帝也。”）“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降甘风雨（《礼运》曰：“地秉阴窍於山川。”）。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言覆施均）。维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古祝辞则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亲告之辞也）。维某年、某月、上日（年谓太岁所在，月，正月也。《大戴礼记 公符篇》）。”《思文》，后稷配天也。“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叶日逼反）。无此疆尔界（叶讫力反），陈常于时夏（朱子曰：“赋也。思，语辞。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极，至也，德之至也。贻，遗也。来，小麦；牟，大麦也。率，遍育养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盖使我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贻我民以来牟之种，乃上帝之命，以此遍养下民者。是以无有远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陈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国也。或曰：“此诗即所谓‘纳夏’者，亦以其有时夏之语而命之也。”《周颂》。杨氏曰：“《生民》，《诗序》言尊祖配天，而朱子以为未详所用，疑其为郊祀之後，受颁胙之礼，今不备载。又《昊天有成命》，《诗序》言郊祀天地，而朱子亦辨其不然。”说见《祀地礼》）。”大祝既祭，令彻（疏曰：“祭讫，大祝命彻祭器。”《春官》。杨氏曰：“《周礼》以彻祭为重，观宗庙歌《雍》以彻可见矣。况敬天之诚纯亦不己，令彻於终，其礼尤严，所以防人心之懈怠也。”）。

右祭天祝辞、乐章。

《郊特牲》疏曰：“先儒说郊，其义有二。按：玉肃《圣证论》以天体无二，而郑氏谓天有六者，指其尊极清虚之体，其实是一；论其五时生育之功，其别有五。以五配一，故为六天。又《春秋纬》，紫微宫为大帝，又云太微宫有五帝座星，青帝曰灵威仰云云，是五帝与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称上帝，故《孝经》曰‘严父莫大於配天’，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严父配天也？而贾逵、马融、王肃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语》之文，谓太、炎帝、黄帝、少、颛顼五人帝，其义非也。故《周礼 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为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礼器》云：‘飨帝於郊，而风雨节，寒暑时。’帝若非天，焉能令风雨节、寒暑时？”唐永徽二年，长孙无忌奏请革郑元六天议，事见《唐郊祀下》。

陈氏《礼书》曰：“《周礼》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则百神皆预，言昊天上帝则统乎天者，言五帝则无预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则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乐》：若乐六变，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此总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统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则五帝异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则五帝异乎大神也；《肆师》：类造上帝，封於大神，则上帝又异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张毡案，设皇邸，祀五帝张大次、小次，则上帝异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则上帝异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与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对‘旅四望’言之，‘旅’者，会而祭之之名，则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礼》所称‘帝’者，昊天上帝与五帝而已，则上帝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则明堂之祀上帝，其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与五帝而谓之上帝，则《易》、《孝经》之於《周礼》，其义一矣。《周礼》明其祀之大小轻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诗》、《书》之文未尝有称五帝，而《书》亦未尝有称昊天上帝者，其称天及上帝，类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议《周礼》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五室。自汉以来，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晋泰始及唐显庆中尝议除之，後亦遂复。则明堂之祀五帝，其来远矣。郑康成以上帝为五帝，而不及天；王肃以上帝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说，皆与《礼》、《经》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历代不同。汉初曰上帝，曰泰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晋、後齐、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郑氏以《星经》推之，谓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虽不同，其实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坛第一等又有天皇大帝，是离而两之也。宜讲求以正之。”

又曰：“五帝与昊天同称帝，不与昊天同称天，犹诸侯与天子同称君，不与天子同称王。《周官》祀五帝之礼，有与天同，以极其隆；有与天异，以致其辨。故皆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异也。郑氏之徒谓四圭之玉、黄锺大吕之乐，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苍璧之玉、六变之乐，冬日至礼天皇大帝在北极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宝也；五帝，太微之帝也（《晋书 天文志》：中宫钩陈口中一星日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宝。《史记 天官书》：太微三光之庭，其内五星、五帝座）。分郊与丘以异其祀，别四帝与感帝以异其礼，王肃尝考之矣。然肃合郊、丘而一之则是，以五帝为人帝则非。夫有天地则有五方，有五方则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牺、神农、黄帝、少昊、颛顼而已（春大，夏炎帝，中央黄帝，秋少，冬颛顼。魏相曰：“太乘震，执规，司春；炎帝乘离，执衡，司夏；少乘兑，执矩，司秋；颛顼乘坎，执权，司冬；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素问》谓春阳气柔而中矩；秋阴升，阳气降，有高下而中衡；冬阳气居下而中权。”然则魏相言五帝之所司，则是言五帝之所执，以夏为衡，以秋为矩，则误矣）。果以是为五帝，则前此其无司四时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从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句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秋传》曰：“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曰熙。重为句芒，该为蓐收，及熙为元冥。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然即太、少，以春秋之气言之也；炎帝，以火土之性色言之也。万物之象句芒於春，而其气祝融於夏，其荣也以秋而蓐，其发也以秋而收；色以冬而元，体以冬而冥，后土居中央以君之。此五人帝、五人臣命名之不同也）。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与熙者，盖冬於方为朔，於卦为艮，於肾有左、右，於器有权、衡，於物有龟、蛇，於色有青、黑，则官有、熙，宜矣。司马迁不纪少，以黄帝、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孔安国以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其说与四时五行之理不合，当以《月令》为正。”

程子曰：“六天之说，起於谶书，郑元之徒从而广之，甚可笑也。帝者，气之主也，东则谓之青帝，南则谓之赤帝，西则谓之白帝，北则谓之黑帝，中则谓之黄帝。岂有上帝而别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礼》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诸儒附此说。”又曰：“六天之说，正如今人说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体耳，学者大惑也。”

《朱子语录》曰：“问：‘而今郊祀也都祀许多帝。’曰：‘《周礼》说上帝，是总说帝；说五帝，是五方帝；说昊天上帝，只是说天。郑氏以昊天上帝为北极，看得不是恁地。北极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许多星，帝庭便有宰相、执法许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处便有权、衡称斗星。’又问：‘今郊祀也祀泰一。’曰：‘而今都重了。汉时泰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成十帝。如一国三公尚不可，况天而有十帝？’”

杨氏曰：“愚按程、朱二先生之言，则天帝一也。以一字言，则祀天、飨帝之类；以二字言，则格於皇天、殷荐上帝之类；以四字言，则惟皇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类；以气之所主言，则随时随方而立名，如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之类。其实则一天也。是以前乎郑康成，如郑众、如孔安国注《书》，并无六天之说；郑康成後出，乃分为六天，又皆以星象名之，谓昊天上帝者北辰也，谓五帝者太微宫五帝座星也。夫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则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以象求天，是何异於知人之有形色、貌象，而不知其有心君之尊也？况又附以纬书，如北辰曰耀魄宝之类，缪妄不经，莫此为甚！且郑於此章注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既已知其为一矣，及考《月令》季夏、季冬两处有皇天上帝之文，郑氏又析而为二，以皇天为北辰耀魄宝，以上帝为太微五帝，随意曲说，前後乖违，以此释经，有同儿戏，是以王肃群儒引经传以排之。至晋泰始初，始合六天为一，而并圜丘於郊，似矣，然又谓五帝非天，而用《家语》之文，谓太、炎帝、黄帝、五人帝之属为五帝，则非也。夫有天地则有五行、四时有五行四时则有五帝，帝者，气之主也。《易》所谓‘帝出乎震’之类是也。果以五人帝为五帝，则五人帝之前，其无司四时者乎？郑则失矣，而王亦未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圣人制礼之条目，非如郑氏分天以为六也。天犹性也，帝犹心也，五帝犹仁、义、礼、智、信之心，随感而应者也。是故‘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专言天者，尊天之辞也；有故而祭则曰‘旅’，所以听命於帝，以主宰言之也。‘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时者也；祀五帝於四郊亦如之，所以致四时生物之功也。圣人制礼之条目，各有深意，其实则一天也。”

右诸儒言祀天、祀帝之名称。

《曲礼》：“天子祭天地。”疏曰：“天子祭天，其天有六。祭之，一岁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苍帝灵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东郊，二也；赤帝赤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黄帝含枢纽，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纪，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禀五帝之精气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龙星见而雩，总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飨五帝於明堂，九也。”

孙宣公曰：“岁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五时迎气，孟夏雩，季秋飨。惟至日其礼最大，故称曰‘昊天上帝。’”

程子曰：“古者，一年之祭天甚多，春则因民播种而祈，夏则恐旱而大雩，以至秋则明堂，冬则圜丘，皆人君为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见父母，人君不可一岁不祭天，岂有三年一亲郊之理！”

朱子曰：“凡说上帝者，总昊天上帝与五帝言之，皆称上帝也。如周礼岁有九祭，其四为祭天，其一为祭五帝，其礼若不同矣；《易》则但说享上帝，未尝分别，如曰‘圣人亨以享上帝’、‘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以此观之，凡说上帝者，是总说帝也。”

杨氏曰：“愚按：注疏言周礼一岁九祭天，孙亦言岁有九祭，但注疏正月郊谓祭感生帝，孙正月郊谓祈，二说不同。何也？注疏言祭感生帝，出於纬书；孙言正月祈，经有明证。学者以圣经为信，可也。又注疏言季秋明堂及孟夏大雩为合祭五帝，以经考之，《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未闻有合祭五帝之说也。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春祈、夏大雩，四者皆祭天，斯言不可易矣。注疏以正月郊为祭感生帝，以季秋明堂、孟夏大雩为合祭五帝，九祭之中己失其三矣，惟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立春祭苍帝，立夏祭赤帝，季夏祭黄帝，立秋祭白帝，立冬祭黑帝，六者庶几得之。而耀魄宝、灵威仰等名，又汨之以谶纬之说，则六者又胥失之矣。”详见《九祭本篇》。

右诸儒言古天子一岁祭天之数。

《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莫著焉）。”

晋大兴中，太常贺循言：“郊坛之上，尊卑杂位，千五百神，去圣久远，先代损益不同，皆无显据，疑非古圣扫地之意。”

朱子曰：“古时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无同合一时祭享之礼。当时礼数也简，仪从也省，必是天子躬亲行事，岂有祭天便将许多百神一齐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台阶级，两边是踏道，中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看。”

杨氏曰：“愚按：礼家或谓郊祀上帝则百神从祀，然乎？曰：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传记屡言之。窃意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而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从祀也。《月令》：‘仲夏大雩帝，大雩之後，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飨帝，大飨之後，乃使有司尝群神，告备於天子。’先後轻重，固有节文矣。以此类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盖可知也。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享，惟恐诚意之不至，岂容混以百神之祀乎？舜之嗣位也，肆类于上帝，而後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非类于上帝之时合祀六宗、百神也。告祭之礼简矣，犹有先後之序，况郊祀大礼乎？《大司乐》言‘乐六变则天神皆降’者，至和感召，融液贯通，上帝降鉴，而百神皆降，犹銮舆顺动而千官景从者，理也。祀则专主乎昊天上帝，不容混也。按《三正记》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祭天神人鬼。’注云：‘致人鬼於祖庙。’盖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也。後之言礼也，失於讲明。後汉建武元年，采用前汉元始中合祭天地、六宗，群神从祀。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阳城南七里泰坛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亵乎？晋贺循己疑其非古人扫地而祭之意，此固君子之所不取也。”

右诸儒言郊祭群神从祀之是非。

《周礼 夏官 节服氏》：“郊祀，裘冕二人，执戈，送逆尸，从车（裘冕者，亦从尸服也。裘，大裘也。从车，从尸送逆之往来。疏曰：“尸服与王同，大裘；节服氏亦大裘，故二人皆裘冕执戈送逆尸。云‘从车’者，送逆皆从尸车後。”）。”

横渠张氏曰：“《节服氏》言郊祀送逆尸，从车，则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类，非人鬼者，恐皆难有尸。《节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杨氏曰：“愚按：宗庙祭享有尸、有主者，圣人原始反终，而知死生之说，故设主、立尸为之庙貌，所以萃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来格也。若天地、山川之类，形气常运而不息。有形气则有神灵，祭祀感通，其应如响，又焉用立尸为哉？《周官 太宰》：‘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谓玉、币所以礼神，王亲自执玉、币奠於神座，又亲酌以献神，如是而已。《曲礼》疏有说祀天无尸，古人盖知祀天之不必有尸矣。经传所述宗庙有尸者多矣，未有言祭天之尸者，惟《尚书大传》有‘帝入唐郊，丹朱为尸’之说，《左氏传》述晋祀夏郊之事，始末为详，初无董伯为尸之说，而《国语》乃言之，其言不经，难以据信。张子曰：‘天地山川之类，非人鬼者，皆难有尸。《节服氏》送逆尸从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斯言也，非通於幽明之故者，其孰能知之？”

右诸儒言郊祀之尸。

《通典》：周制，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尔雅》云：非人为谓之丘。）大宗伯以祀祀昊天上帝（郑云：“冬至祭天，圜丘所祀天皇大帝。”），礼神之玉以苍璧，其牲及币各随玉色（苍璧礼天，其尺寸文阙；放其器之色，象天色也），牲用一犊，币用缯长丈八尺，王服大裘，其冕无旒（郑司农云：“大裘，黑羔裘。既无采章，则冕亦无旒也。”），尸服亦然（以天体质，故王大裘以象之。既尸为神象，宜与王同服也。《周礼》：郊祀，二人裘冕送逆尸。又《士师职》：祀五帝则沃尸）。乘玉路，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ヵ以祀，樽及荐菹醢器并以瓦，爵以匏片为之，以秸及蒲，但翦头不纳，为藉神席（所谓蒲越秸，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配以帝喾（郑元以为大於郊，喾尊於稷，故注《大宗伯》，言圜丘以喾配之）。其乐，《大司乐》云：“凡乐，圜锺为宫，黄锺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和之琴瑟、《门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圜锺，夹锺也。夹锺主於房、心之气，房、心为大辰，天帝之明堂。黄锺生於虚、危之气，虚危为宗庙，以此为宫，角声类求之。雷鼓，八面鼓。孤竹，竹特生者。和，山名也）。”其感生帝，《大传》曰：“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大祭曰，谓郊祭天。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春秋纬》云：“苍则灵威仰，赤则赤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王岁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因以祈（《左传》曰：“郊祀后稷，以祈农事。”），其坛名泰坛（《祭法》：燔柴於泰坛），在国南五十里（《司马法》：百里为远郊，五十里为近郊）。礼神之玉用四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も犊，青币，配以稷；其配帝牲亦も犊（即稷牛）。其乐，《大司乐》云：“乃奏黄锺，歌大吕，舞《门》，以祀天神（以黄锺、大吕之声为均也。黄锺，阳声之首，大吕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日用辛（《礼记》及《春秋》：鲁郊於建子月，日用辛）。又王者必五时迎气，以示人奉承天道、从时训人之义，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气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迎气如迎春，祀灵威仰於东郊，以太、伏羲氏配座是也），夏以炎帝，季夏以黄帝，秋以少，冬以颛顼。其坛位各於当方之郊，去国五十里内曰近郊，为兆位，於中筑方坛，亦名曰“泰坛”而祭之（如其方坛者，以其取象当方，各有方所之义。按：昊天上帝，天之总名，所覆广大，无不圜匝，故奠苍璧，其神位曰圜丘，皆象天之圜匝也。馀五帝则各象其方气之德，为、璋、琥、璜之形。《祭法》谓其神位以泰坛，是人力所为，非自然之物。以其各有方位，故名方坛）。礼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礼东方；赤璋礼南方；黄琮礼地，则中央也，白琥礼西方；元璜礼北方（礼神者必象其类，锐象春物生也；半曰璋，夏象物半死也；琮八方，象地也；琥猛，象秋严也；半璧曰璜，象冬闭藏也，地上无物，惟见半天耳）。牲用犊及币，各随其玉色。乐与感帝同（即大司乐祀天神之乐也）。祭前期十日，王亲戒百官及族人，太宰又总戒群官曰：“某日有事於昊天上帝，各扬其职。百官废职服大刑！”乃习射於泽宫，选可与祭者（其容体比於礼，其节奏比於乐，而中多者得与於祭。比音毗志反）。其日，王乃致齐於路寝之室（散齐七日，致齐三日）。祭日之晨，鸡人夜呼晨，以叫百官，巾车鸣铃以应鸡人。典路乃出玉辂，建太常。大司乐既宿悬，遂以声展之，知完否。王将出，大司乐令奏《王夏》。王所过处之人，各於田首设烛，以照於路（所谓“乡为田烛”，恐王向郊之早也）。又丧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国门。祭前，掌次先於丘东门外道北设大次、小次（次，谓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处。《祭义》：周人祭曰以朝及ウ，虽有强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与祭诸臣代有事焉），掌次张毡案，设皇邸（谓於次中张毡床，床後设板屏风，其上染鸟羽象凤凰色以覆之，以为饰是也），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东南，西面，大司乐奏圜锺为宫以下之乐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气，则奏黄锺以下之乐）。次则积柴於丘坛上（谓积柴及牲体、玉帛），王亲牵牲而杀之（《太宰职》论祭天礼有云：“及纳亨，赞王牲事。”郑元云：“纳亨，牲将告杀，谓祭之晨也，既杀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亲牵牲，大夫赞。”）。次则实牲体、玉帛而燔之，谓之祀（以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所以报阳也。《韩诗外传》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次乃扫於丘坛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及牲、尸入时，乐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大司乐》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但用夹锺为宫耳），就坐时，尸前置苍璧，又荐笾豆及血腥等，为重古之荐（郑元注《大司乐》云：“先作乐致神，然後礼之以王而祀之。”《礼器》云：“郊血大飨腥。”）。王乃以匏片为爵，酌瓦С之泛齐以献尸，为朝践之献（郑元注《司尊彝》云：“唯有事於太庙，备五齐、三酒。”故崔灵恩推之以为圜丘明用五齐，馀感帝、迎气、神州等并自醴齐而下，四齐而已。不用圭瓒而用陶匏者，物无以称天之德，故但取天地之性）。五齐（五齐之中，泛齐味尤浊重。古贵质，故於大祭用之。馀见《祭天酒齐条》下），七献（宗庙九献，而天神七献者，宗庙之祭通数。尸未入前，王及后於奥中先行贰以降神，次七献，故有九也。天地大神至尊，不者，以其莫可称焉者也，故七献而已。又按：郊丘礼阙无文以书，唯《大宗伯》、《司尊彝》所陈酒齐，郑元及郑众皆以为宗庙之礼，今约《司尊彝》酌献五齐之次以为说。详见《祀天终始之序条》下）。毕献之後，天子舞六代之乐；若感帝及迎气，即天子舞当代之乐，其乐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亲在舞位）。说曰：“郊丘之说互有不同，历代诸儒各执所见，虽则争论纷起，大凡不出二涂：宗王子雍者，以为天体唯一，安得有六？圜丘之与郊祀，实名异而体同。所云帝者，兆五人帝於四郊，岂得称之天帝，一岁凡二祭也？宗郑康成者，则以天有六名，岁凡九祭，盖以祭位有圜丘、泰坛之异，用乐则黄锺、圜锺有差，牲乃も、苍色殊，玉则四、苍璧。祭名且同称祀，祭服又俱用大裘，略举大纲，不复悉数。恭惟国章并行二《礼》，可谓叶於时宜矣。历代所行，亦参《二礼》异同之论。”

按：古者郊天之礼，其制度、品节参见於经传诸书。惟《祭法》首章言四代配天之祖，《郊特牲》“郊之祭也”一章言郊之义数，仪文未备，而其他之载於二《礼》诸书者，多通言祭天，非直郊祀也。且或散见於百官之职掌（如《玉人》、《典瑞》只说礼神之玉，《酒人》只说酒齐，《典路》只说车辂，《司服》只说祭服之类），或错见於《礼经》之总论（如《礼运》、《礼器》、《郊特牲》、《祭法》等篇所言祭祀，或通论郊社，或通说天神地人鬼之类），披纷散轶，未有能会通其纲目之详，次第其始终之序者。惟杜氏《通典》首段叙致颇有条理，然《礼经》简略，杜氏所叙多以注疏之意补之，而注疏之说乖异多端。盖《经》之所言曰“天”，曰“上帝”，曰“五帝”，而郑康成以为有六天，王子雍以为天一而已。二家之说，於天之名义尚复差异如此，则其所言礼文之节奏，以补正经之所未备者，果可尽信乎？王、郑俱生於去圣千载之後，各以其学臆为之说，然王说正大，郑说穿凿，先儒尝备言之矣。《通典》盖一遵郑注，而又不敢废王说者也，是以论其事於木段之末。至近世三山信斋杨氏得考亭、勉斋之遗文奥义，著为《祭礼》一书，始辑《经》、《传》之散漫者而会通之，而祀天之礼物、乐舞与其行事始终之序，可以概见。辨析诸儒议论之同异者而折衷之，而天帝之名称，祀数之多寡，从祀尸、主之有无，可以理推。词义正大，订核精深，足为千载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经文，不复以注疏之说扌补，故经之所不及者，则阙略不接续，又似不如《通典》此段之通畅易看。故以杨氏《祭礼》及所采诸儒辨正议论，具列於先，而复采《通典》所述於後，以备见古人祀天之礼文云。

●卷六十九 郊社考二

○郊

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於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大路，殷之祭天车。弧，旌所以张幅也，其衣曰。天子之画日月）。

赵伯循曰：“郊者，所以事上帝也。鲁曷为之？周公故也。不於日至，避王室也。卜用夏正，於农耕之始也。”

《郊特牲》疏曰：“鲁之郊祭，师说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肃之说，以鲁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故《左传》云‘启蛰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二郊也。若依郑康成之说，则异於此也。鲁唯一郊，不与天子郊天同月，转卜三正，故《梁传》云：‘鲁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从，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从，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从，则止。’故《圣证论》马昭引《梁传》以答王肃之难。是鲁一郊则止。或用建子之月，则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则《春秋左传》云‘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也。若杜预，不信《礼记》，不取《公羊》、《梁》，鲁唯有建寅郊天及龙见而雩。”

石林叶氏曰：“《明堂位》曰：‘鲁君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礼祀於太庙。’郑氏以孟春为建子之月，季夏为建己之月，盖用周正，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氏谓证《易说》，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为建寅之月；迎长日，为建卯之月，昼夜分，分而日长，以日至为鲁礼，亦非也。且冬至之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此周之正礼，不可得而易者也，孟春建寅之郊，盖祈之祭尔。鲁虽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故使因周郊之日以次上辛，三卜不从，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书於《春秋》者甚明，则鲁郊殆周祈之郊而已。故左氏以谓启蛰而郊，安得孟春为建子乎？孟春为建寅，则所谓季夏六月者，建未之月也。《郊特牲》以郊为迎长日之至，而谓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别鲁礼，而郑氏反之，强以建卯为日至。甚矣，先儒之好诬也！《杂记》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献子为之也，盖谓鲁不得郊日至，故仲孙蔑欲取建未夏至而，以配周郊祖，所以记其失，何与六月之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盖天时有不可乱，故《周官》每以正岁别之。《易说》言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为建寅，亦无据，郑氏取以为证，徒以成其说尔。郑氏本不晓郊、之辨，故以冬至之祭为大，以祈为正郊，此其言所以纷纷，虽《诗》之《雍》与《长发》，亦岂得其正也？

鲁人将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宫（先有事於宫，告后稷也。鲁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与周同告。告者，将以配天先仁也。宫，郊之学也）。

《春秋》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国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鲁废郊天，而修其小祀，故曰“犹”。“犹”者，可止之辞）。

左氏曰：“牛卜日曰牲（既得吉日，则牛改名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公羊子曰：“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三卜何以礼，四卜何以非礼？求吉之道三。曷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礼也；免牛，非礼也。免牛何以非礼？伤者曰牛（养牲不谨，致有灾伤，天不飨用，不得复为天牲，故以本牛易之）。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赵伯循曰：“公、云四卜非礼，四月不时；左氏，公、皆云讥犹三望。卜郊不从而免牲，是知不郊，故不云不郊。”）。”

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

公羊子曰：“曷为不复卜？养牲养二，卜帝牲不吉，则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涤三月（涤，宫名，养帝牲三牢之处也。谓之涤者，取其荡涤洁清。三牢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时，足以充其天牲），於稷者唯具是视（视其身体具，无灾害而已，不特养於涤宫，所以降稷尊帝）。”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犹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梁云：“五卜，强卜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子曰：“九月非所用郊也，郊用正月上辛。”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

左氏：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纂例》曰：“三卜，礼也；四月，不时也。”）。”

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

定公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五月，不时也。赵氏曰：“子卑年常怪鼷鼠食郊牛致死。上元二年，因避兵旅於会稽，时有水旱、疫疠之苦，至明年而牛灾，有小鼠能噬牛，才伤其皮肤，乃无有不死者。”）。

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己，郊。

梁子曰：“此该郊之变而道之也，於变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伤，展道尽矣。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时也。夏四月郊，不时；五月郊，不时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益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强也（成十年，五卜）。卜免牲者，吉则免之，不吉则否。牛伤，不言伤之者，伤自牛作也，故其辞缓（宣三年，郊牛之口伤。以牛自伤，故加“之”言缓辞）。全曰牲，伤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为牛者异（已卜日成牲而伤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有变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礼》，与其亡也，宁有。尝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专也（尝置之涤宫，名之为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放也）。卜之不吉，则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系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复须卜，己有新牲故也。《周礼》：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祭祀之牛牲系焉。然则未左右时，监门者养之）。子之所言者，牲之变也，而曰我一该郊之变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系牲，十一月、十二月牲虽有变，不道也（牲有变则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变。疏曰：“上言‘子’者，弟子问梁子辞；而曰‘我’者，是弟子述梁子自我之意。”）；待正月，然後言牲之变，此乃所以该郊（至郊时然後言其变，所必重其妨郊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谓十二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时也（有变乃志，常事不书）。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从，则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从，则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从”。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洁莫先也，四月则不时矣）。”

孔子曰：“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矣？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孙所当守）。”

横渠张氏曰：“杞、宋之郊，则为其二王之後也。鲁用天子之礼乐，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鲁，然而非周公本意也。以成王尊德乐道之心则善矣，伯禽不当受，故曰‘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者，谓周公必不飨其祀。”

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传》诸儒之说无得之者，无他，知求小礼而昧於大礼故也。《经》书郊者九，皆为有故而书，非因卜不吉而废郊，则因牲死伤而废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虽牛之死伤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废郊，则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四月，襄公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是也。因牲死伤而废郊者，则若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则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虽死伤而必郊者，则若定十五年正月，哀元年春正月是也。先儒之说，不过罪其屡卜与其养牲不谨尔。不知圣人书郊，乃恶其非礼之大者，至屡卜之渎、养牲之慢，非《春秋》所责也。学者欲究圣人之旨，先当断鲁郊之当否，未暇及其琐琐也。夫子伤周之衰，礼乐自诸侯出，其言鲁之郊、，则有‘周公其衰’之叹。岂有天子郊天，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诸侯亦望；天子祖之所出，诸侯亦！使诸侯亦可行，则圣人不以礼乐自诸侯出为伤。自夫子没，汉儒不知道者，但见《春秋》书鲁祭祀多天子之礼，始妄设周赐礼乐之说，所以诸儒不以鲁郊为非，舍其非礼之大者，求其不合礼之小者。鲁人既僭窃礼乐，罪莫重焉，就使无四卜、五卜渎礼之过，则可以郊乎，否乎？又使养牲必谨，不至死伤，则亦可郊乎，否乎？鲁人郊、望无时可也，何区区者之足论？然周郊以冬至，而鲁用之於启蛰；天子四望，而鲁三之。名为後时降杀，但窃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贾冠师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饰，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谓《春秋》所书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为幸，无故而郊者为大罪也。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谄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从，鼷鼠屡食其牛，可见天心之不享也。鲁人曾不知得罪於天，虽屡卜不从而犹三望，虽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拟之心不能自已，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为大也。圣人发愤作《春秋》，书其因变故而不郊者仅如此，其馀非卜不从，牛死伤而肆意於僭者，又不知其几也。深味圣师之旨，曰‘犹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学者思之。”

蒋氏曰：“鲁不得用天子礼乐，是成王过赐，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为非，而成王之时，礼典未坏，不应有是过赐之事。识者又从而为之说曰：‘赐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赐之也。昔者，鲁惠公使宰请郊庙之礼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鲁己郊，则惠公奚请？惠公之请，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说然矣。自今言之，圣人观周道而伤幽、厉，论郊，而衰周公，则重祭赐鲁，岂盛时贤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诸侯无疑也。故圣人耻鲁之事，而因及杞、宋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未绝，鲁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无愧於后稷、太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告，是谓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辞而告神；祭之终也，嘏以神之辞而致福於主。今以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告，则忠孝报反之义、名称位号之别，将有所紊乱变更而失其宜矣。”

按：先儒论鲁郊祀之非，如林少颖谓《三传》所讥，舍其非礼之大者，求其不合礼之小者，其论正矣；然遂以为非出於成王之命，特汉儒见《春秋》所书，鲁祭祀多僭天子之礼，始妄设周赐礼乐之说，至蒋氏遂直以为出於惠公之请，则愚未敢以为然。盖春秋之际，虽诸侯不无上僭，然苟非如楚及吴、越之流，介处蛮貊，自放於礼义之外者，则亦不敢奄然以天子之制自居。虽以五伯盛时，晋侯之请隧，楚子之问鼎，如襄王及王孙满尚能引正义以责之，不闻晋、楚之君遽至於用隧而求鼎也。僭郊之事，大於请隧问鼎矣，惠公当平王之时，王室虽弱，其陵夷不至於後来之甚，鲁又素为秉周礼之国，夫子尝称其一变可以至道，孰谓惠公於是时而敢以僭郊为请？王使史角止之而不从，鲁由此而僭郊，则惠公之暴横无君，过於晋文、楚庄矣，决不然也。横渠以为成王之意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鲁，而命以礼乐，特伯禽不当受，此说得之。《明堂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於天下，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祭统》：“昔者，周公旦有勋劳於天下，成王、康王追念周公勋劳，而欲尊鲁，故锡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所谓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者，如乐用宫悬，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於周公之庙，谓之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者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则非诸侯之所当僭。且郊、所祀，元未尝及周公，则何名为报周公之勋劳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勋劳，而许其子孙僭天子之礼乐以祭之已非矣；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勋劳之臣乎？先儒议此，但谓周公有知，决不歆非礼僭窃之祀，而不知僭郊僭，则其所祀本不及周公，不知成王何名而赐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乎？《礼运》：孔子曰：“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横渠因此遂以为成王念周公之勋劳，不敢臣之，故以二王之後待鲁。往往当时事情，亦是如此。愚尝因是而考论之，礼制之陵夷，非一朝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盖周之封杞、宋也，以其为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礼物，作宾於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可以诸侯之太祖祀之，故许其用天子之礼。然特许其用天子之礼祀禹、契之庙，未必许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强，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礼乐於禹、契之庙，而禹、契则配天之祖也，遂并僭行郊祀上帝之礼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事守’之叹也。至於鲁，则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喾之祀元未尝废，无藉於鲁之郊、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礼乐於周公之庙，而并效杞、宋之尤，则不类甚矣。其後三桓遂至八佾舞於庭，岂无所自而然哉！《明堂位》首言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又云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牲用白牡牺象（云云），即此二言观之，可见当时止许用郊、之礼乐以祀周公，未尝许其遂行郊、之祀。後来乃至於喾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谓“穿窬不戢，遂至斩关；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谋之未善有以肇之也。《左传》：宋公享晋侯於楚邱，请以《桑林》（注：《桑林》，殷天子之乐名），荀辞。荀偃、士モ曰：“诸使鲁、宋，於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鲁、宋不特僭天子之礼乐以祀郊、，虽燕享宾客亦用之矣。

秦始皇既并天下，以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为岁首，色尚黑，音尚大吕（大吕，阴律之始）。东游海上，礼祀八神（具《杂祠篇》），二代尊雍四上帝，春以脯酒为岁祠祷，因泮冻，秋涸冻，冬赛祠，五月尝驹，及四中之月月祠。驹四匹（每用驹四匹，而春秋异色），木寓龙一驷（寓，寄也，寄生龙形於木也。驷亦四龙），木寓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与羔各四，、币各有数，皆生瘗，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见（秦以十月为岁首故。上宿，上斋戒也），通权火（张晏曰：“权火，烽火也，状若井桔槔。其法类称，欲合光明远照，通於祀所。汉祀五於雍，五十里一烽火。”师古曰：“凡祭祀通举火者，或以天子不亲至祠所而望拜，或以众祠各处，欲其一时荐享，宜知早晏，故以火为之节度也。”），拜於咸阳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时经焚书坑儒後，更无典礼，祠享用木寓龙、木寓马。不知何凭，如此乖谬）。

初，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居西垂（汉陇西郡西县，今在泰州上封县西南九十里）。自以为主少之神，作西，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渭之，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於衍（属冯翊。山阪曰衍），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其未作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雍东有好，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奥，故立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常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绅者不道。作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孙饮马於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於（《索隐》曰：“‘百’当为‘白’，秦君西祀少，牲尚白牢。秦，诸侯也，虽奢侈僭祭，郊本特牲，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盖字误也。”）。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於渭南，祭青帝。其後，秦灵公作吴阳上，祭黄帝（徐广曰：“凡去作密二百五十年。”）；作下，祭炎帝（《索隐》曰：“吴阳，地名，盖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吴阳武’，今盖因武又作上、下，以祀黄帝、炎帝。”）。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栎阳，而祀白帝（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韭畦。”《索隐》曰：“《汉旧仪》云：‘祭人先於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如种韭畦，畦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畦。”）。其後百二十岁而秦灭周。

汉高祖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今有四，何也？”莫知其说。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有司进祠，上不亲往。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文帝十三年，制曰：“朕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飨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其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路车各一乘，驾、被具（驾车、被马之饰皆具）；西、畦寓车各一乘，寓马四匹，驾、被具。

十四年，诏曰：“朕获执牺牲、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於兹，历日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坛场币。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皆归福於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诏曰：“有异物之神见於成纪，毋害於民，岁以有年。朕几郊祀上帝诸神（几读曰冀），礼官议，毋讳以朕劳。”（无讳以朕为劳，自言不以为劳也。）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帝始幸雍、郊见五祠，衣皆尚赤。又采新垣平之说，立渭阳五帝庙（见《五帝门》）。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阳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

武帝元光二年，行幸雍，郊见五。後常三岁一郊。

後，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於忌泰一坛上，如其方。

元狩元年，郊雍，获一角兽，若キ然（キ，鹿属也，形似獐，牛尾，一角）。有司曰：“陛下肃郊祀，上帝报享，赐一角兽，盖麟云。”於是以荐五，加一牛以燎。

或言：“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下迎帝上仙事。於是天子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拜卿为郎，使东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陇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祠坛放亳忌太一坛，三陔。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馀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勿爽（勿音忽，未明之时也），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泰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尚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阳，有司奉玉、嘉牲荐享，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令谈、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祠。三岁天子一郊见。”後，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帝善之，下公卿议，曰：“人祠尚有鼓舞乐，岂郊祠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祗可得而礼。”乃立乐府，以延年为协律都尉，论律吕，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尝若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坛。天子自竹宫遥拜（以竹为宫，去坛三里），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心动。

《郊祀歌》十九章：《练时日》一　《帝临》二　《青阳》三　《朱明》四　《西颢》五　《元冥》六　《惟泰元》七　《天地》八　《日出入》九　《天马》十（元狩元年，马生渥洼水中而作）　《天门》十一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　《斋房》十三（元封二年，芝生甘泉斋房作）　《后皇》十四　《华》十五　《五神》十六　《朝陇首》十七　《象载瑜》十八《赤蛟》十九

元封二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拜而祠之，加祝词），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享。”

其年秋，有星孛于东井；後十馀日，有星孛于三能（读曰“台”）。望气王朔言：“候独见镇星出如瓜，食顷，复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德星即镇星，言天以德星报於帝）。”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无牢孰具，芬芳不备。”令祠官进犊牢具，色食所胜（孟康曰：“若火胜金，则祠赤帝以白牲也。”），而以木寓马代驹云。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寓马代，独行过亲祠，乃用驹。他礼如故。

宣帝神爵元年，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馀年（自大将军霍光辅政，上恭已南面，非宗庙之祭不出），朕甚惧焉。朕亲饬躬斋戒，亲奉祠，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

二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斋祠之礼，颇作诗歌。

四年，诏曰：“者，凤凰、甘露降集京师，嘉瑞并见。修兴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祉福。鸾凤万举，蜚览翱翔，集止於旁。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鬯之夕，神光交错。或降於天，或登於地，或从四方来集於坛。上帝嘉乡，海内承福。其赦天下。”

五凤元年，上幸甘泉，郊泰。

二年，上幸雍，祠五。

甘露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

三年，上行幸甘泉，郊泰。朝匈奴单于於甘泉宫。

黄龙元年，上行幸甘泉，郊泰。

元帝即位，遵旧仪，岁正月，一幸甘泉，郊泰：又东至河东，祠后土；西至雍，祠五。凡五奉泰、后土之祠，亦施恩泽，时所过毋出田租。

成帝建始元年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

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於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於阳立泰，祭於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又至阳，行谷中，厄狭且百里；汾阴则渡大川，有风波舟楫之危，皆非圣主所宜数乘。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佑，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丰、镐，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甘泉泰、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於古帝王。愿与群臣议定。”奏可。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所从来久远，宜如故。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礼记》曰：‘燔柴於泰坛，祭天也；瘗於泰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阴位也。郊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书》曰：‘越三日丁已，用牲於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礼於雒。明王圣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於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享，宜徙就正阳、太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

衡又言：“甘泉泰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以《尚书》六宗、望山川、遍群神之义，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も驹、寓龙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闻郊柴飨帝之义，扫地而祭，尚质也。歌大吕、舞《门》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其牲用犊，其席藁秸，其器陶匏（秸音戛），皆因天地之性，贵诚尚质，不敢修其文也。以为神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唯至诚为可，故尚质不饰，以章天德。紫坛伪饰女乐、鸾路、も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

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今郊雍、、密、上、下，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之所载术也。汉兴之初，仪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天子皆从焉，及陈宝祠由是皆罢。

二年正月辛已，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诏曰：“者，徙泰、后土於南郊、北郊，朕亲饬躬，郊祀上帝。皇天报应，神光并见，三辅长无共张繇役之劳（汉每上雍祠甘泉，有千乘万骑。今移祀於南郊、北郊，故无供张繇役也）。赦奉郊县长安、长陵（天郊在长安城南，地郊在长安城北长陵界中。二县有奉郊之勤，故一切并赦之）及中都官耐罪徒，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永始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汾阴后土、雍五、陈宝祠。

作南北郊之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又初罢甘泉泰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中树木十围以上百馀。天子异之，以问刘向，向言：“家人尚不欲绝种祠（种祠，继祠所传嗣也），况於国之神宝旧？且甘泉、汾阴及雍五始立，皆有神感应，然後营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礼敬敕备，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旧位，诚未易动。”上意恨之。後上以无继嗣，故令皇太后诏有司曰：“盖闻王者承事天地，交接泰一，尊莫著於祭祀。孝武皇帝大圣通明，始建上下之祀，营泰於甘泉，定后土於汾阴，而神安之，享国长久，子孙蕃滋，累世遵业，福流於今。今皇帝宽仁孝顺，奉循圣绪，靡有大愆，而久无继嗣，思其咎职，殆在徙南北郊，违先帝之制，改神旧位，失天地之心，以妨继嗣之福。春秋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复古，善顺祀。其复甘泉泰、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陈宝祠在陈仓者。”天子复亲郊礼如前。

四年春，上行幸甘泉，郊泰。

时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辅政，杜邺说商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礻龠祭’言，奉天之道，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行秽祀丰，犹不蒙，德修荐薄，吉必大来。古者，坛场有常处，燎有常用，赞见有常礼。牺牲玉帛，虽备而财不匮；车舆臣役，虽动而用不劳。是故每举其礼，助者欢说，大路所历，黎元不知。今甘泉、河东天地郊祀，咸失方位，违阴阳之宜。及雍五皆旷远，奉尊之役，休而复起，缮治供张，无解己时，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驱失道；礼月之夕，奉引复迷；祠后土还，临河当渡，疾风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坏平阳宫垣；三月甲子，震电灾临光宫门。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变故。不答不飨，何以甚此！《诗》曰：‘率由旧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於祀，子孙千亿。宜如异时公卿之议，复还长安南北郊。”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

时上郊祀甘泉泰、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扬雄待诏承明之殿（承明殿在未央门）。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宫外近则洪、旁皇、储胥、弩去，远则石关、封峦、枝鹊、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伟，非木摩而不，墙涂而不画，周宣所考，盘庚所迁，夏卑宫室，唐、虞采椽三等之制也。且其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上比於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傥鬼神可也。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三神。又言“屏玉女，ж妃”，以微戒斋肃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焉。

三年，幸雍，祠五。

四年，幸甘泉，郊泰。

绥和元年，行幸雍，祠五。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三月，帝崩。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顺天心，遵经义，定郊礼，天下说喜。惧未有皇孙，故复甘泉泰、汾阴后土，庶几获福。皇帝恨难之，卒未得其。其复南北郊长安如故，以顺皇帝之意也。”

哀帝建平三年，寝疾，乃令太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孝顺，奉承圣业，靡有懈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继体之君不宜改作。其复甘泉泰、汾阳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亲至，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後三年，帝崩。

平帝元始五年，复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

大司马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称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缘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礼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岁遍《春秋梁传》，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起北，而备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阳五帝庙，祭泰一、地，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亲郊拜。後平伏诛，不复自亲，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祠，则礼不答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阴。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岁一郊，与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岁事天，皆未应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河东后土於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孙，复甘泉、河东祠。绥和二年，以卒不获，复长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惧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复甘泉、汾阴祠，竟复无福。臣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皆曰宜如建始时丞相衡等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颇改其祭礼，曰：“《周官》天之祀（，古地字也），乐有别有合。其合乐曰：‘以六律、六锺、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祀天神，祭地，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乐，奏六歌，而天地神之物皆至。四望，盖谓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亲，海广大无限界，故其乐同。祀天则天文从，祭地则地理从。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在东，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茧栗（牛角如茧及栗者，牛之小也），元酒陶匏。《礼记》曰：‘天子籍田千亩，以事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瘗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地用牲右，及黍稷瘗於北郊。其旦，东乡再拜朝日；其夕，西乡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备，而神嘉享，万福降辑。此天地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别乐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泽中之方丘奏乐八变，则地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阴阳之别於日冬夏至，其会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阴阳有离合，《易》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阳；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皆以助致微气，通道幽弱。当此之时，后不省方，故天子不亲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顺地，复圣王之制，显太祖之功也。渭阳祠勿复修。群望未悉定，定复奏。”奏可。三十馀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

《汉旧仪》：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三岁一辨，皇帝自行，群臣从，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紫坛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绀席。祭天用六采绮席六重，长一丈一副，四周缘之。祭天用玉几、玉饰器，凡器七千，百物饰具。祭天养牛，五岁至三千斤。皇帝祭天，居阳宫，斋百日。上甘泉通天台，高二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见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岁。天神下坛所，举烽火，皇帝就竹宫，去坛三里，望对坛竹宫中，不至坛所。甘泉台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皇帝以来所祭天之圜丘也。皇帝祭天地、宗庙，驾四马，羽盖华宴。出则乘马，远行在左纛黄屋，乘六马。纛，左排马头上髦也。

西京之事，《班史》於祭祀仪文所述简略。卫敬仲撰《汉旧仪》，颇有正史所未见者，然其词多率，而叙述亦无甚伦序。如西汉未尝举高祖配天之祀，惟武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对之（服虔所注可见），而三岁郊见於雍、甘泉，则未尝有配天之祖也。今此谓高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则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义难晓，姑录以广异闻。

西汉郊祀之地凡三处：

雍五（其四秦所建；北高祖所建，领之祠官，岁时致祭。文帝十五年，方亲郊。是後凡三岁一郊）　渭阳五帝庙（文帝用新垣平之说建。十六年，上亲郊，继而平诛，遂领之祠官，不亲祭）　甘泉泰一祠武（帝用方士谬忌、公孙卿之说建。三岁一郊，与雍五更祠）

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义，祀典之首也。舜摄政之初，类於上帝，於六宗，望於山川，遍於群神。汤代夏之初，用元牡，告於上帝神后。武王代殷之初，告於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然则其所祀者，天与六宗、地与山川而已，初无祀五帝之文。《周颂》三十有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曰报祭，曰类礻马，所以告神明之事备矣，亦无祀五帝之乐章。而祀五帝之说，始於《周礼》，先儒各以其意为之训诂，以为五天帝者，曰灵威仰、赤怒、白招拒、叶光纪、含枢纽也；以为五人帝者，曰太、炎帝、黄帝、少、颛顼也。姑以五天帝言之，则此五帝皆天神之贵，主五方之事者，意其在祀典当与日月六宗并，而亚於祀天者也。秦襄公攻戎救周，列为诸侯而居西，自以为主少之神，作西，祠白帝。太史公读《秦记》，以为秦杂戎翟之俗，作西，用事上帝，僭端见矣。位在藩臣而胪於郊祀，君子惧焉。然以愚考之，襄公以其有国於西也，而祀少、白帝，是犹宋人之祀阏伯，晋人之祀实沈耳，非郊天也，太史公误矣（自汉人既以祭为郊天，太史公习见当时之事，而追尤秦襄之僭，其实非也）。继而诸并兴，或由梦蛇而为，或因获石闻雉而为陈宝，或由雨金而为畦，又继而有青帝、黄帝、炎帝之祠，俱以名之。盖少、白帝，西方之神，秦祠之，宜也；而并及青帝、黄帝、炎帝，则非所祭而祭者也。至於、陈宝之属，则皆秦中小神之为淫厉而惊动祸福者，秦人无知，亦为立，而同於诸帝之祠。汉人不考，复指四以为郊天之事。至高祖立黑帝祠，以备五，而五帝俱祠矣。然命有司进祠，上不亲往。呜呼！安有郊见上帝，而人主不亲其事者乎？往往见其所祠者，丛杂冗泛，是以姑诿之祠官修故事耳。至孝文用新垣平之言，而立渭阳五帝之庙；孝武采谬忌之说，而建太一、天皇之坛，始亲祠矣，而皆谓之郊见。夫郊，事天之礼也。诸方士言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则太一、五帝俱天上之神尔。以神为帝，以祀神为郊，而昊天上帝之祭固未尝举行也（秦及汉初，以郊祀事天之礼奉五帝。至武帝时，方士谬忌言泰一贵於五帝者也，遂复以郊礼事泰一，而五帝坛环居其下，然终不闻举祀天之礼。至郑康成遂创为六天之说，以为泰一、五帝并昊天而六也，盖异名而同体也。然其说终难通，盖方士之说至为诞谩，然犹言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终不敢言泰一、五帝即天也。康成儒者，乃创六天之说，何哉？窃意泰一、五帝之在天，犹五岳、四渎之在地也。谓岳、渎非地固不可，而以方泽祠后土之礼事岳、渎亦不可，谓已祭岳渎，而遂废后土方泽之祠尤不可）。盖秦襄所祠少、白帝耳，然秦俗信鬼，好祠，至其子孙，遂并青、黄、赤帝而祠之。至汉高帝立黑帝祠，而以为事天之事毕矣。盖其祠本不经，而诸之怪妄尤甚。高祖明达者也，故虽有重祠敬祭之诏，而卒不亲享，其亦有见於此矣。汉初，陋儒既不能有所建论是正，贾生贤而知礼者也，亲承宣室鬼神之问，亦不能引经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之仪，以革秦世之淫祠，惜哉！自是而後，郊祠礼之丰杀，每与方士之际遇相为盛衰。渭阳五帝之亲祠也以新垣平，平诛而帝怠於渭阳之祭；泰一诸祠之郊拜也以谬忌，忌亡而祠官领泰一之祠，而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谓泰一、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创业之太祖，亦终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岂不缪哉（按《郊祀志》：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傍，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是岁修封，则祀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对之。服虔注曰：“汉是时未以高祖配天，故言对。光武以来乃配之。”盖汉时泰一、五帝之祠不一，其在甘泉者曰郊，三岁一亲祠，未尝以祖配；其在汶上者曰明堂，武帝封泰山时所建，方有高帝并祠，每修封则祀之。终帝之世五修封，而昭、宣之後无幸泰山修封之事，则废其祭矣。然高皇帝之所并祠者，泰一、五帝，不过天神之贵者，则非配天也）？至成帝时，匡衡请徙甘泉祠於长安，定南北郊。又言：“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今郊雍、、密、上、下，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所载。汉兴之初，仪制未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天子皆从焉。及陈宝祠因是皆罢，并毁不应礼之祠四百七十五所，然後祀礼稍正。然终不能建议尽复三代以来郊祀明堂、严父配天之礼。而哀、平之间，怵於祸福之说，南北郊与甘泉五互为罢复，卒无定制。至王莽秉政，请复长安南北郊祭天，而以高帝配，善矣，然复以高后配地而共祭，则臆说不经为甚。盖莽将篡汉，故为是崇阴教以媚元后，而遂其盗权窃位之谋耳。或曰：“匡衡之论正矣，然史载初罢甘泉泰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中树木十围以上百馀。天子异之，以问刘向，而向以为不当革，上卒无继嗣，哀、平短祚，汉以中衰。议者惑焉，何也？”对曰：“千金之家，其祖父奉淫昏之鬼以求福，而为之子孙者欲矫而正之，则所举者未必蒙福，而所废者祗以掇祸。如诸之神虽不正，然汉代秦而兴，不能以礼革之，方且信方士之言，愈加尊奉，侔於事天，其祭之也且历七世百五十馀年，则其灵飨暴著也久矣，固未易遽绝也（汉之中衰，诸儒刘向、谷永固尝预言之。向以人事，永以天运，然则固非废淫祠之咎也）。逮世祖中兴，建武郊天，即采用元始故事，而不复袭汉初之迹。甘泉诸，未尝领之祠官，加以尊奉，而亦不闻其能惊动祸福，以来纷纷之议，则以其绝之有素也。故曰：‘君子以作事谋始。’”

道家者流，其所言者炼养之事、符之术耳，然必以天帝诸神为宗。陈后山作《白鹤观记》，言汉两刘校中书为《七略》，其叙方伎则有神仙，诸子则有道家，而老、庄并焉。天地、神、三灵、百神，又皆出於礼官，而今之为道者合而有之，益以符咒法，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晦亦言道家祀昊天上帝为非，且谓释、老之学尽当毁废，纵使不能尽去，则老氏之学，但当自祀其老子、关尹、庄、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阳辈，而他百祠自当领於天子之祠官，而不当使道家预之，庶乎其可也。然观太史公《封禅书》首叙帝舜类上帝、六宗、望山川、祠五岳之事，以至三代郊祀之礼，然後及秦、汉间不经之祠，且历叙始皇、孝武所得燕、齐方士怪诞矫诬之说，共为一书。班孟坚遂取以作《汉郊祀志》。盖秦、汉之君不能明理，以古先圣王报本反始之大典，视为求仙徼福之一事，故郊祀诸祠，其说多出於方士，作史者固不得而删之也。然少君、栾大、公孙卿、粤人勇之徒，其所言怪妄诸说，本无关於祠祀者（如使物、却老、斗棋，及入海求不死药、大营宫室之类），亦丛杂附见於封禅、郊祀之书，何耶？如此，则与道家之经典何异？迁、固儒者，而著书指意如此，固无怪黄冠师得以夤缘附会其说，而启後山、晦之叹也。要之，《郊祀志》只当叙说所祀天地百神本末，而诸方士之言当别立《方伎传》述之，乃为允当。道家以符役鬼之说，附会於天地百神，则迁、固封禅、郊祀之书实启之；以昊天上帝并列於所谓上九位天尊者，则郑康成六天之说实启之。

世祖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阳城南七里，依高阝。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已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通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合四百六十四。五帝陛郭，帝七十二，合三百六十。中营四门，门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营四门，门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营内乡。中营四门，门封神四，外营四门，门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营即也。封，封土筑也。背中营神，五星也，及中宫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背外营神，二十八宿外宫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竹芮切，祭酹也）。

《黄图》载元始仪：上帝坛圆八觚，径五丈，高九尺。茅营去坛十步，竹宫径三百步，土营径五百步。神灵坛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营二十步，广坐十五步。合祀神灵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广各三十步。竹宫内道广三丈，有阙，各九十一步。坛方三丈，拜位坛亦如之。为周道郊营之外，广九步。营六甘泉北辰於南门之外，日、月、海东门之外，河北门之外，岱宗西门之外。为周道前望之外，广九步。列望道乃近前望道外，径六十二步。坛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九步。卿望亚列望外，径四十步。坛广三丈，高二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九步。大夫望亚卿望道外，径二十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五步。坛广一丈，高一尺。为周道士望之外，径九步。庶望亚士望道外，径九步。坛广五尺，高五寸。为周道庶望之外，径九步。凡天宗上帝宫坛营，径三里，周九里。营三重，通八方。后土坛方五丈六尺。茅营去坛十步外，土营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坛去茅营，如上帝五神去营步数。神道四通，广各十步。宫内道广各二丈，有阙。为周道后土宫外，径九步。营岱宗西门之外，河北门之外，海东门之外，径各六十步。坛方二丈，高二尺。为周道前望之外，径六步。列望亚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六步。卿望亚列望道外，径二十五步。坛广一丈，高一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六步。大夫望亚卿望道之外，径十九步。坛广八尺，高八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二步。坛广六尺，高六寸。为周道士望之外，径六步。凡地宗后土宫坛营，方二里，周八里。营再重，道四通，常以岁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遍於群神。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差在东，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帝配於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於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阳。夏至，使有司奉祭地於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阴。天地用牲二，燔燎瘗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乐。

七年，大议郊祀制，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诏下公卿议。侍御史杜林以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从林议，依旧制，以高祖配。

陇蜀平後，乃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汉旧仪》曰：“祭天祭紫坛幄帷。高皇帝配天，居堂下西向，绀帷帐、绀席。”《钩命决》曰：“自外至者，无主不止；自内出者，无匹不行。”）。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汉旧仪》曰：“祭天，养牛五岁，至三千斤。”按：《礼记》曰，“天地之牛角茧栗”，而此云五岁，本志用犊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头，四营群神共用牛四头，凡用牛五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元冥》，及《翘》、《育命舞》。中营四门，门用席十八枚；外营四门，门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无陛郭。既送神，燎俎实於坛南已地（《周礼》：“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之居，辨其名物。”郑玄曰：“犹，图也。居谓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图天神、人鬼、地之坐者，谓布祭众寡与其居向。《孝经》说郊祀之礼曰：‘燔燎扫地，祭牲茧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仓具黍稷布席，极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礼》祭宗庙，序昭穆，亦有似虚、危，则祭天圜丘象北极，祭地方泽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气，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雒阳（详见《祠五帝门》）。

按：自秦始皇有三岁一郊之制，汉高、惠二帝未尝亲郊。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亲郊雍及渭阳五帝各一而已。景帝不亲郊。武帝元光後，常三岁一郊。昭帝不亲郊。宣帝神爵以前，十三年不亲郊，以後间岁一郊。元、成如之。盖西都之所谓郊祀，若雍五，若甘泉泰一，皆出於方士祈福之说，而非有古人报本之意。惟武、宣以求仙，成帝以求嗣，故三君亲郊颇多，而其清心无求者，则领之祠官，修故事而已。世祖置郊丘於洛阳，以高帝配祀，始稍复古人祀天之制。但《范史》纪、志不载亲郊之岁月，《礼仪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岂每岁行之邪？《祭祀志》言：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按元始之制，常以岁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祭天南郊，以地配；冬至则使有司祭天神於南郊，以高帝配；夏至使有司祭地於北郊，以高后配。然则天地之祭，每岁亲祠者一，命有司祭者二，岂岁以为常，故不复纪述乎？

昭烈章武元年即位，设坛於成都武担山南，用元牡。三年十月，诏丞相诸葛亮营南郊於成都。

●卷七十 郊社考三

○郊

魏文帝南巡在颍阴，有司为坛於繁阳故城。庚午，登坛受绂，降坛视燎成礼，未有祖配。

明帝景初元年十月，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诏曰：“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按：此以郊与圜丘为二处，用郑元之说。其时康成所注二《礼》方行，王子雍虽著论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说。然魏、晋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谓配天者，以为周祀天於圜丘，以喾配，谓之；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谓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谓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王配，谓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举事，是以魏文帝之时，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时，复远取舜以配圜丘，然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盖拘於康成支离之说。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後，又复上取之遥遥华胄以足之，然後可以行礼耳。

初，侍中高堂隆论郊祀事，以魏为舜後，推舜配天。其後蒋济著文以追诘隆，谓舜本姓妫，其後曰田。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家传》，自云曹叔振铎之後，又陈思王作《武帝诔》曰：“於穆武王，胄稷允周。”则非舜後明甚，而横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为缪妄。济曰：“夫虬龙神於獭，獭自祭其先，不祭虬龙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虎也。如元之说，有虞以上豺、獭之不若邪？”

自正始以後，终魏代，不复郊祀。

孙权初称尊号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牡。自以居非中土，不修设。末年，南郊追上父坚尊号为吴始祖以配天。後王嗣位，终吴代不郊祀。

晋武帝即位，南郊燎告，未有祖配。

泰始二年，诏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称昊天，各设一座而已。时群臣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宜除五帝号，同称昊天。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圜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从之。是月冬至，帝亲祀圜丘於南郊。自是後，圜丘、方泽不别立。

按：以圜丘即郊，五帝同一天，王肃之说。武帝，肃外孙也。故祀礼从其说。

太康三年，帝亲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诏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见《五帝门》）。

诏：“郊祀、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改乐章而已。”使傅元为之词。

《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　《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　《飨天地五郊歌》一。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　《天郊飨神歌》一。

元帝即位於建康，太兴二年，立南郊於已地，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

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时尚未立北坛，地众神并在天郊。

始议立郊祀仪。尚书令刁协等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都许即便立郊，宜於此修奉。从之。

成帝咸和八年，制：“天郊则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钩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从祀。”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亲奉焉。祝文称“嗣天子臣某”。

安帝元兴三年，刘裕讨桓元，走之。已卯，告成功於南郊。是年，帝蒙尘江陵未反。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依周礼，宗伯摄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约之独曰：“郊天极尊，非天子不祀，无使皇舆不得亲奉。”从之。

郊庙牲、币、璧、玉之色，虽有成文，秦世多以骝驹（赤马黑鬣曰骝），汉则但云犊，未辨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元牲。

礼有事告祖祢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汉仪，天子之丧，使太尉告谥於南郊，他无闻焉。魏文帝黄初四年七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祀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锺繇告谥南郊，皆有事於郊也。江左则废。

宋武帝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亲祀南郊，大赦。

三年九月（时营阳王已即位），司空徐羡之等奏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诏可。

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舆驾亲奉；至时或雨，遂迁日，有司行事。”

有司奏：“按：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後辛。晋代顾和亦云更择吉日，徐禅云晋代或丙或庚，并别有义。”“且武帝十二月丙寅受禅，二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祀天於圜丘，非专祈。又按《郊特牲》‘受命於祖庙，作龟於祢宫’者，谓告之，退而卜。则告义在郊，非告日也。今日虽有迁，郊祀不异，不应重告。”徐爰议以为：“郊祀用辛，何偃据《礼》，不应更告。毛血告之後，虽有事，得更应有司行事，不容迁郊。”参议：“宜於遇雨迁用後辛，不重告。”诏可。

南郊自魏以来，多使三公行事。

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头山西，在宫之午地（徐爰曰：“《礼记》：燔柴於泰坛，祭天也；迎日於南郊，就阳位也。晋代过江，郊祭悉在北，或南出道狭，多於已地。大宋造邦维新，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

五年，有司奏郊用三牛。孝武崩，废帝以郊旧地为吉祥，移置本处。

齐高祖受禅，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无配，牺牲之色因晋、宋故事。

武帝建元五年，正月，祀南郊。自兹以後，间岁而祀（时有司奏：“前代嗣位，或因前郊年，或自更始。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郊与否？”尚书令王俭议：“检晋明帝太宁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仿。”祭酒张绪等并同。诏可）。

永明元年，立春前郊祀（王俭启云：“按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後春为嫌，无烦迁日。”帝从之）。郊坛圆兆外内起瓦屋，形制宏壮（散骑常侍庾昙崇启云：“祭天尚质，秦、汉以来，郊兆坛域无立宫室，以明谦恭。”诏付外详。博士贺议：“《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以毡为床於幄中，不闻郊所置宫宇也。”虞炎议：“汉之郊祀，天子自竹宫遥拜，息殿去坛既远，奉祀毕，旋息於此，无嫌。”祠部郎中李议：“《周礼》：‘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郑仲师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亦关於宗庙。古则张幕，今也房屋，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郊坛毡案，何为不转制檐甍？”遂不行昙崇议）。

梁武帝即位，南郊，为坛在国之南（坛高二丈七尺，径十八丈，其外再，四门），常与北郊间岁。正月，皇帝致斋於万寿殿，上辛行事（吴操之云：“启蛰而郊，郊应在立春後。”何佟之云：“今之郊祀，是报昔岁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岁首上辛，不拘立春先後。周之冬至圜丘，大报天也；夏正又郊，以祈农事。故有启蛰之说。”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农即是祈。祭昊天宜在冬至，祈必须启蛰。”），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坛上，攒题曰“皇天座（四年，佟之启：“《周礼》称天曰神，今天攒宜题曰‘皇天座’。”）”，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从祀（五方上帝、五官之神、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轩辕、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风伯、雨师皆从祀。其五帝、二十八宿及风、雨师等座有坎，馀皆平地。王僧崇启曰：“五祀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设。”帝曰：“五行之气，天地俱有，故宜两从。”僧崇又曰：“风伯、雨师皆箕、毕也，而今南郊祀箕、毕，复祭风伯、雨师，恐乖祀典。”帝曰：“箕、毕自是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即箕、毕下隶，两祭非嫌。”）。礼以苍璧制币，除鬯（佟之启：“按：鬯者盛以六彝，覆以画幂，备其文饰，施之宗庙。今郊有，恐乖尚质，宜革之。”帝依之），香用沉（取本天之质阳所宜），器以陶匏素俎，席用藁秸（太祝牒：“坛下神座，悉用白茅，俎以漆。”诏下议。八座奏：“《礼》云：‘观天下之物，务称其德。’则知郊祭俎不应漆。席用白茅，《礼》无所出。”於是改用素俎，五帝以下皆蒲席藁荐）。皇帝一献，再拜受福（帝以一献为质，三献为文，诏下议。博士陆玮等以为宗祧三献，义兼臣下，上天之礼，主在帝王。约理申义，一献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献。惟皇帝受福，明上灵降祚，臣下不敢同）。太尉设燎坛於丙地，礼毕，器席有司埋之（佟之议曰：“《礼》：‘祭器弊则埋之。’今一用便埋，费而乖典。”帝曰：“荐席轻物，陶匏贱器，方还府库，容後秽恶。但弊则埋之者，谓四时祭器耳。”从有司烧埋之）。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时明山宾议，以始祖配飨五帝，从之）。十一年，帝曰：“《礼》‘祭月於坎’，由是阴义，乃别祭之仪。今兆南郊，既云就阳，理不应为坎。”遂废之（八座奏曰：“五帝之义，不应居坎。良由齐代圜丘小峻，边无神位。今丘形既广，请五帝座悉於坛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风伯、雨师等座，悉停为坎”）。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宝俱是天神，於坛则尊，於下则卑。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别有明堂之祀，不烦重设。又祭二十八宿无十二辰，於义阙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与二十八宿，各於其方为坛。

诏定郊之乐，以“雅”为称，取《诗序》“雅者正也”之义。《後雅》，三曲，四言（取《礼记》：“司徒论选士，升之学，曰俊士。”二郊用）。《皇雅》，三曲，五言（取《诗》：“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二郊、太庙同用）。《涤雅》，一曲，四言（取“帝牛在涤三月。”出入用）。《雅》一曲，四言（荐毛血用）。《诚雅》一曲，三言（取至诚感神义，南郊降神用）。又《诚雅》，一曲，四言（送神用）。《献雅》，一曲，四言（饮福用）。《雅》，一曲，四言（就燎用）。其辞并沈约所制。普通中，荐蔬无牲牢，遂省《涤》、《雅》云。

陈武帝永定元年受禅，修圜丘（坛高二丈二尺五寸，广十丈）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风伯、雨师及五帝位（太常卿许通奏曰：“按《周礼》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郑元云：‘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隶於地，故与埋沈辜同为阴祀。既非柴，无关阳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圜丘不宜重设。又按以燎祀风伯、雨师，郑众云：‘风伯箕，雨师毕，皆星也。’今南郊祭箕、毕，复祭风伯、雨师，恐乖祀典。”制并依。音普逼反，音羊九反），间岁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复三献之礼（许通曰：“按《周礼 司樽彝》云，三献施於宗祧。郑元注：‘一献施於小祀。’今用小祀之礼施於大神大帝，为不通矣。”从之）。宣帝即位，以郊坛卑下，更增广之（祠部郎王元规议曰：“古圜方二丘并因见有，本无高广之数。後代随事迁都，有筑建丈尺之仪。但五帝、三王不相沿袭，今增南郊上径十二丈，则天大数；下径十八丈，取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

後魏道武皇帝即位二年正月，亲祀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坛通四陛，埒三重，天位在上，南面，神元西面，五帝以下天文从食（五精帝在坛内，四帝各於其方。黄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人在中内，各因其方。其馀从食者各千馀神，在外内）。席用藁秸，玉以四，币用У帛，牲以黝犊（上帝、神元用犊各一，五方帝共犊一，日、月等共牛一）。祭毕，燎牲体左於坛东已地（从阳之义）。後冬至，祭上帝於圜丘，牲币并同。天赐二年四月，复祀天於西郊，为方坛，东为二陛，土陛无等。周垣四门，门各依方色为名。置木主七於坛上。牲用白犊、黄驹、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驾至郊所，立青门内近南，西面。内朝臣皆位於坛北，外朝臣及夫人、方容咸位於青门外。后率六宫从黑门入，列於青门内近北，并西面。廪牺令掌牲，陈於坛前，女巫执鼓，立於陛东，西面。选帝七族子弟七人，执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内外百官拜。祀讫，乃杀牲。执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复拜。如此者三，礼毕而反（後魏道武帝西平姑臧，东下山东，足为雄武之主。其时用事大臣崔浩、李顺、李孝伯等诚皆有才多，是谋猷之士，全少通儒硕学，所以郊祀，帝、后、六宫及女巫预焉，馀制复多参夷礼而违旧章）。自後岁一祭。

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远近放五行数，各为方坛四陛，埒三重通四门，以太等及诸佐配。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馀四帝各以四立日祀之，牲各用牛一。又立春遣有司迎春於东郊，祭用酒脯枣栗，无牲币。

献文帝以西郊旧事，岁增木主，易代则更兆，其事无益於神明，乃革前仪，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

孝文帝太和十二年亲筑圜丘於南郊。

北齐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坛在国南郊，下广轮二百七十尺，上广轮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级，四面各一陛，下级方维八陛。周以三，去丘五十步。中去内，外去中，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门。又为大营於外之外，广轮三百七十步，其营堑广丈二尺，深一丈，四面各一门。又为燎坛於中外之丙地，广轮三十六尺，高三丈，四面各有阶），以高祖神武帝配，五精帝、天文等从祀（五精帝於中丘，面皆向内。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禄、风伯、雨师、灵星於下丘，众星位於内中）。礼以苍璧、东帛、苍牲九。皇帝初献，太尉亚献，光禄卿终献。司徒献五帝，司空献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荐众星。後诸儒定礼：圜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则岁一祀，以正月上辛。为坛於国南（坛广轮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阶。为三，内去坛十五步，中、外相去如内。四面各一门。又为大营於外之外，广轮二百七十步。营堑广一丈，深八尺，四门。又为燎坛於中丙地，广轮二十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门各一阶）。祀所感帝灵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礼用四有邸，币如方色。其上帝、配帝各も牲一，燎同圜丘。

後周宪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丘三成，成崇丈二尺，深二丈，上径六丈，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级。圜径三百步，内半之，在国之阳七里），以其先炎帝神农氏配，五帝、天文并从祀（日、月、内官、中官、外官、众星）。又祀所感帝灵威仰於南郊（於国南五里为方坛，崇丈二尺，广四丈。方百二十步，内半之），以始祖献侯莫那配。用牲各以方色。皇帝乘苍辂，戴元冕，备大驾而行，从祭者皆苍服。

隋文帝受命再岁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制坛於国南太阳门外道东二里。丘四成，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太祖武元皇帝配（并丘上），五方上帝、天文并从祀（日、月、五星、内官四十二座，次官百三十二座，外官百二十一座，众星三百六十座。五帝、日、月、在丘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汉、内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内内，众星在内外）。上帝、配帝苍犊各一，五帝、日、月方色犊各一，五星在下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帝赤怒於南郊（为坛於国南太阳门外道西一里，去宫十里，高七尺，广四丈），以太祖武元帝配。其礼，四有邸，牲用も犊二。

炀帝大业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馀并仍旧。十年冬至，祀圜丘，帝不斋於次。诘朝，备法驾至，便行礼。是日，大风，帝独献上帝，三公分献五帝，礼毕，御马疾驱而归。

致堂胡氏曰：“郊之为礼，天子所以对越上帝也。上帝虽无情，而感应之理如响之从声也。若其保佑景命，则将事之时，风雨不作，宇宙澄霁，嘉祥叶气，若顾若答，否则反是。考之方册，自古郊祀而有变异，不得成礼者，惟慕容超与杨广耳。二人旋踵而亡，且受诛戮。然则郊祀而有变异，乃国家灭亡之大徵，《中庸》所谓‘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警戒而重有修省乎（南燕主超祀南郊，有兽如鼠而赤，大如马，来至坛侧。须臾，大风画晦。超惧，大赦）！”

北齐大圜丘歌辞　夕牲，群臣入门，奏《肆夏乐》辞一首。迎神，奏《高明乐》词一首。牲出入，奏《昭夏》辞一首。荐毛血，奏《昭夏》辞一首。进熟，皇帝入门，奏《皇夏辞》一首。皇帝升丘，奏《皇夏辞》一首。皇帝初献，奏《高明乐》辞一首。皇帝奠爵讫，奏《高明乐》、《覆焘之舞》辞一首。皇帝献太祖飨神座，奏《武德之乐》、《昭烈之舞》辞一首。皇帝饮福酒，奏《皇夏之乐》辞一首。送神，降丘南陛，奏《高明乐》辞一首。柴坛既燎，奏《昭夏乐》辞一首。皇帝还便殿，奏《皇夏》辞一首。五郊《迎气乐》辞一首。

周圜丘歌辞　降神，奏《昭夏》一首。皇帝将入门，奏《皇夏》一首。俎人，奏《昭夏》一首。皇帝升坛，奏《皇夏》一首。皇帝初献，作《门之舞》一首。皇帝初献配帝，作《门之舞》一首。皇帝初献及献配帝毕，奏登歌一首。皇帝饮福酒，奏《皇夏》一首。严奠，奏《雍乐》一首。帝就望燎位，奏《皇夏》一首。帝就便坐，奏《皇夏》一首。

隋圜丘歌乐辞　降神，奏《昭夏》辞一首。皇帝升坛，奏《皇夏》辞一首，登歌辞一首。皇帝初献，奏《诚夏》辞一首。皇帝既献，奏文舞辞一首。皇帝饮福酒，奏《需夏》辞一首，武舞辞一首。送神，奏《昭夏》辞一首。皇帝就燎，还大次，并奏《皇夏》辞同上。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岁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并从祀（坛於京城明德门外道东二里。四成，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五方上帝、日、月、内官、中官、外官、众星皆从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坛第二等；内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外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座，在外之外）。上帝及配帝用苍犊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犊各一，内官以下加羊豕凡九。孟春辛日祈，祭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牲用苍犊二）。

高宗显庆二年，诏：“南郊祈、孟春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罢感帝祠。”

太尉长孙无忌议曰：“据《祠令》及《新礼》，并用郑元六天之义，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谨按：郑元此义唯据《纬书》，所说六天，皆谓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属穹苍。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谓圜丘所祭昊天上帝为北辰星曜魄宝。又说《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严父配天，皆为太微五帝。考其所说，舛谬特深。按《易》云：‘日月丽乎天，百草本丽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诗传》云：‘元气昊天，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则称苍天。’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两仪’。天尚无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肃群儒咸此义。又检太史《圜丘图》，昊天上帝座外，别有北辰座，与郑义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风等状称：昊天上帝图位自在坛上，北辰自在第二等，与北斗并列，为星官内座之首，不同郑元据《纬书》之说。此乃羲和所掌，观象制图，推步有徵，相沿不谬。又按《史记 天官书》等，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如房、心为天王之象，岂是天乎？《周礼》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唯称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经》云‘郊祀后稷’，别无圜丘之文。王肃等皆以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犹‘王城’、‘京师’，异名同实，符合经典，其义甚明。而今从郑说，分为两祭，圜丘之外，别有南郊，违弃正经，理深未允。且检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别载圜丘。式文既遵王肃，祠令仍行郑义，令、式相乖，理宜改革。”从之。

乾封初，诏依旧祀感帝。以有司议，又下诏依郑元义祭五天帝。司礼少常伯郝处俊等奏：“《显庆新礼》，废感帝祀为祈，祀昊天以高祖配。旧礼，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依旧复祈为感帝，以高祖配者。高祖依新礼且配圜丘昊天上帝，更配感帝，便恐有乖周人喾而郊稷之义。今若、郊一祖同配，恐无所据。”从之。又诏圜丘以高祖、太宗并配（先是，太宗只配明堂）。

武太后临朝，垂拱元年，诏有司议圜丘、方丘及南郊、明堂严配之礼，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并配。

成均助教孔元义议曰：“《孝经》‘严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天，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比天，与之相配，行孝之大，莫过於此，以明尊严之极也。请奉太宗、高宗配昊天上帝於圜丘，义符《孝经》、《周易》之文。神尧肇开王业，应天顺人，请配感帝於南郊，义符《大》之文。又《孝经》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但祖，而言宗者，亦是通武王之义。请奉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义符《周易》及《祭法》之文。”太子右谕德沈伯仪曰：“郑元注《祭法》：、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谓祭昊天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寻严配之文，於此最为详备。得礼之序，莫尚於周，喾郊稷，不闻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两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别，文王为父，上主五帝；武王对父，下配五神。《孝经》云：‘严父莫大於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武王以配天，则武王虽在明堂，礼未齐於配祭，既称宗祀，义独主於尊严。虽同两祭，终为一主。故《孝经纬》曰‘后稷为天地主，文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两祭便，则五祭十祠，祭献频繁，礼亏於数。此则神无二主之道，礼崇一配之义。窃寻贞观、永徽共遵专配，显庆之後，始创兼尊。必以顺古而行，实谓从周为美。高祖请配圜丘、方泽，太宗请配南郊、北郊。高宗制礼作乐，告禅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赖。窃惟莫大之孝，理当总配五天。”凤阁舍人元万顷等议：“谨按见行礼，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议者引《祭法》、《周易》、《孝经》之文，虽近稽古之词，殊失因心之旨。《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寻厥旨，本合斯义。今若远摭遗文，近乖成典，慎终追远，良谓非宜。严父配天，宁当若是？伏据见行礼，高祖、太宗今既先配五祠，理当依旧无改。请奉高宗历配五祠。”制从万顷议。自是郊丘诸祀皆以三祖配。

按：并配之制始於唐。自郑康成有六天之说，魏、晋以来，多遵用之。以为曜魄宝亦天也，感生帝亦天也，均之为天，则配天之祖，其尊一也。至唐人始以曜魄宝、五帝皆星象之属，当从祀南郊，而不当以事天之理事之，善矣。然感帝之祠，既罢旋复，虽复其祠，而以为有天、帝之分、尊卑之别（永昌元年敕：“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以五方之帝亦谓之天。假有经、传互文，终是名实未当，称号不别，尊卑相浑。自今郊祀之礼，唯昊天上帝称天，自馀五帝皆称帝。”），遂於郊与明堂所配之祖，不无厚薄之疑，乃至每祭并配，而後得为严父之礼。然则周公亦岂厚於后稷而薄於文王乎？则曷若一遵初议，若郊、若明堂皆专祀昊天，各以一祖配之；而感帝之属，则从祀於天，於礼意人情为两得乎？

周武氏天册万岁元年，亲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中宗景龙三年，亲祀南郊，以皇后为亚献，仍补大臣李峤等女为斋娘，执笾豆，以韦巨源为终献。

时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等建言：“古者，大祭祀，后献以瑶爵。皇后当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之，以为：“郑元注《周礼 内司服》，唯有助祭先王先公，无助祭天地之文。钦明引《九嫔职》，大祭祀后献，则赞瑶爵。据天地大神，至尊不，天地尚质，亦无瑶爵，明此乃宗庙大祭祀之文。皇后不当助祭。”南郊国子司业褚无量等议，以为祭天惟以始祖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后不应预祭。韦巨源定仪注，请依钦明议。上从之。

其年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阴阳人卢雅、侯艺等请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为吉会。右台侍御史唐绍奏曰：“礼所以冬至祀圜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泽於北郊者，以其日行缠次，极於南北之际也。日北极当晷度循半，日南极当晷度环周。是日一阳爻生，为天地交际之始。故《易》曰：‘《复》，见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岁之内，吉莫大焉。甲子但为六甲之始，一年之内，隔月常遇，既非大会，晷运未周，唯总六甲之辰，助四时而成岁。今欲避环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宗奏曰：“准《漏刻经》，南陆北陆并曰校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欠一分，未南极，即不得为至。”上曰：“俗谚云：‘冬至长於岁’，亦不可改。”竟依绍议，以十三日乙丑祀圜丘。

元宗开元三年，左拾遗张九龄上表请郊祀，曰：“臣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继统之君，必有郊配之义，盖以敬天之命，以报所受。故於郊义，则不以德泽未洽，年不登，凡事之故而阙其礼。《孝经》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成王幼冲，周公居摄，犹用其礼，明不暂废。汉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且逆於礼，故《春秋》非之。’陛下御极以来，於今五载，既光太平之业，未行大报之礼，窃考经传，义或未通。况郊祀常典，犹阙其仪，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训。伏望以迎日之至，展燔柴之礼，则圣朝典则，可谓无遗矣。”

开元十一年十一月，亲享圜丘。中书令张说为礼仪使，卫尉少卿韦纟舀为副。说建议请以高祖配祭，始罢二祖同配之礼。

十五年，太常博士钱嘉会上议曰：“准《月令》及《祠令》，九月农功毕，大享五帝於明堂。正观及神龙皆於南郊报祭，中间寝废，有亏祀典。准《孝经》‘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请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坛行享礼，以睿宗皇帝配。”制从之。

天宝元年二月，敕：“凡所祀享，必在躬亲。其皇地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亲享元元皇帝於新庙；十九日，亲享太庙；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圜丘，皆天地合祭。若册命大事告圜丘，有司行事亦如之。

代宗宝应元年，太常卿杜鸿渐礼仪使、判官薛颀、归崇敬等言：“者，冬至祭天於圜丘，周人配以远祖。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为太祖以配天地。”谏议大夫黎以谓：“者，宗庙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为十诘、十难以非之。书奏不报，乃罢高祖，以景皇帝配。

十难略曰：“稽上古洎今，无以人臣为始祖者，唯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喾次妃简狄，有氏之女，吞元鸟之卵，因生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诗》曰‘天命元鸟，降而生商’，此之谓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原，为帝喾妃，出野履巨迹，歆然有孕，生稷。稷长而勤於稼穑，尧闻，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邰，号曰后稷。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故《诗》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谓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间，量功比德，亦其次也。舜受职，则播百，敷五教；禹让功，则平水土，宅百揆。故《国语》曰：‘圣人之制祀，德施於人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契为司徒而人辑睦，稷勤百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孙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

又曰：“夫始祖者，经纶草昧，体大则天，所以比元气广大，万物之宗尊，以长至阳气葫动之故，乃俱祀於南郊也。夫万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扫地而祭，质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犊，诚也。兆於南郊，就阳位也；至尊至质，不敢同於先祖，礼也。故《白虎通》云：‘祭天岁一，何也？至尊至质，事之不敢亵黩，故因岁之阳气始达祭之。’今国家一岁四祭，黩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阙，怠亦甚矣。黩与怠，皆礼之失，不可不知。夫亲有限，祖有常，圣人制礼，君子不以情变易。国家重光累圣，历祀百年，岂不知景帝始封於唐？当时通儒议功度德，乃尊神尧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为日已久。今欲出神尧配含枢纽，以太宗配上帝，则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岂礼意乎？非止神错位，亦以宗祖乖序，何以上称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尧之功，太宗之德，格於皇天上帝，臣以郊祀宗祀，无以加焉。”

又曰：“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为始祖，晋武帝炎以宣帝懿为始祖者，孟德、仲达皆人杰，拥天下之强兵，挟汉、魏之微主，专制海内，令行草偃，服衮冕，陈轩悬，天子决事於私第，公卿并拜於道左，名虽为臣，势实为君。後主因之而业帝，前王由之而禅代，子孙尊而祖之，不亦可乎？”

永泰二年，礼仪使、太常卿杜鸿渐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请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孟春祈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请以高祖神尧皇帝配享；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请以太宗文武圣皇帝配享；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请以肃宗大圣皇帝配享。臣与礼官、学士凭据经文，事皆明著，德音详定，久未施行。”敕旨并依。至永泰二年六月，久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受命之祖，唐有天下，不因於景皇帝。今配享失德，故神不降福，愆阳为灾。”上又令百官就尚书省议，太常博士独孤及议曰：“谨按《礼经》，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为太祖，继太祖已下六庙，则以亲尽迭毁，而太祖之庙虽百代不迁。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颛顼而郊鲧。缵禹黜夏，汤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则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汉氏崛起丰、沛，丰公、太公皆无位无功德，不可以为祖宗，故汉以高帝为太祖，其先细微故也，非足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国之任，翼周弼魏，肇启王业，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为天下之号，天所命也。亦曰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迁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犹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创业，当跻其祀，是弃三代之令典，遵汉氏之末制，黜景帝之大业，同丰公，太公之不祀，反古违道，将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尊崇之礼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则太祖之号宜废，祀之不修，庙亦当毁。尊祖报本之道，其坠於地乎！汉制，擅议宗庙，以大不敬论。今武德、正观之宪章未改，国家方将敬祀事，以和神人。郊之间，恐非所宜言。谨稽礼文，参诸夏、商、周、汉故事，配享天帝之制，请仍旧典。”及归崇敬执前议，乃止以景皇帝配定。

宪宗元和二年正月拜郊，将及大礼，阴气凝闭，浃旬不开。群有司虑降雪不克展礼，宰臣议请改日。上曰：“郊庙重事，吾斋戒有日，岂以将雨雪而废乎？”洎至大礼方飨献之次，景物澄霁；及銮舆就次则微雪，大驾将动则又止焉。翌日，御楼宣赦才毕，阴复结，瑞雪盈尺。众情欢悦，咸为圣心昭感致焉。

长庆三年，太常礼院奏：“郊坛祠祀遇大雨雪废祭，其礼物条件如後：御署祝版（既未行祭礼，无焚毁之文，请於太常寺敕库收贮。而其小祀，虽非御署，准此），玉币、燎柴、神酒、燎币、醴齐，并榛栗、醢及应行事烛等（请令郊社署各牒有司，充次祭支用矣），牲牛（参牲既未行祭礼，无进胙、赐胙之文，请比附《礼记》及《祠令》“牲死则埋”之例，委监祭使及礼官於祠所瘗埋。其小祀不全用牢牲，旧例用猪羊肉，亦准此），粢盛、瓜菹、笋菹、应已造成馔物（请随牲瘗埋），行事官明衣绢布等（准式既祭前给讫，合充洁服，既已经用，请便收破），公卿已下明房油、暖幕、炭、应宿齐日所破用物（请收破），”旨依，永为定式。

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宣问有司：“有事南郊，合卜日与否？”礼官奏曰：“伏准礼令，祀祭皆卜日。然自天宝以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宫，次日飨太庙，又次日飨天。相循至今，并不卜日。”从之。

高祖在位九年，亲祀南郊一（武德四年十一月一日）。

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亲祀南郊四（贞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七年八月四日，一阙年月）。

高宗在位三十四年，亲祀南郊二（永徽二年十一月二日，总章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宗在位五年，亲祀南郊一（景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睿宗在位四年，亲郊二（景三年正月十一日，拜南郊。太极元年二月一日，拜北郊）。

元宗在位四十五年，亲祀南郊五（开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六载正月十二日，十载正月十日，十三载二月八日）。

肃宗在位七年，亲祀南郊二（乾元元年四月十四日，上元二年建子月十七日）。

代宗在位十七年，亲祀南郊一（广德二年二月五日）。

德宗在位二十六年，亲祀南郊四（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六年十一月八日，九年十一月十日）。

宪宗在位十四年，亲祀南郊一（元和二年正月）。

穆宗在位四年，亲祀南郊一（长庆元年正月）。

敬宗在位二年，亲祀南郊一（宝历元年正月）。

文宗在位十四年，亲祀南郊一（太和三年十一月）。

武宗在位六年，亲祀南郊二（会昌元年正月一日，五年正月一日）。

宣宗在位十三年，亲祀南郊一（大中七年正月十七日）。

懿宗在位十四年，亲祀南郊二（咸通元年十一月，四年正月）。

僖宗在位十七年，亲祀南郊一（乾符二年十一月）。

昭宗在位十六年，亲祀南郊一（龙纪元年十一月）。

◎唐开元礼

皇帝冬至祀圜丘仪（正月上辛祈、孟夏雩祀及摄事并附）

△斋戒

前祀七日，皇帝散斋四日於别殿，致斋三日，其二日於太极殿，一日於行宫。前致斋一日，尚舍奉御设御幄於太极殿西序及室内，俱东向。尚舍直长张帷於前楹下。致斋之日，质明，诸卫勒所部屯门列仗。画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请中严。诸卫之属各督其队，入陈於殿庭如常仪。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褶陪位如式。诸侍卫之官各服其器服，诸侍臣并结（凡斋者并结），俱诣ト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办。上水三刻，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绛纱袍也），结，乘舆出自西房，曲直华盖、警跸侍卫如常仪。皇帝即御座，东向坐，侍臣夹侍如常。一刻顷，侍中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就斋室。”俯伏，兴，还侍位。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还本司，直卫者如常。通事舍人分引陪位者以次出。凡应祀之官，散斋四日，致斋三日（散斋皆於正寝，致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祀所。其无本司者，皆於祀所焉）。近侍之官应从升者及从祀群官、诸方客使，各於本司、馆，清斋一宿（无本司，各於家正寝）。诸祀官致斋之日，给酒食及明衣布，各习礼於斋所（摄事，无皇帝。斋仪，上辛、雩祀同）。光禄卿监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於阴鉴，取火於阳燧。火以供爨，水以实蹲焉）。前祀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尧皇帝庙，如常告之仪（告以配。雩祀，侑神作主。孟夏，太宗文武皇帝庙）。前祀一日，诸卫令其属，未後一刻各以其器服守（每门二人，每隅一人），与太乐工人俱清斋一宿焉。

凡大祀，斋官皆前七日集尚书省，太尉誓曰：“某月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其誓各随祭享祀事言之）。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散斋理事如旧，夜宿止於家正寝，唯不吊丧问疾，不作乐，不判署刑杀文书，不行刑罚，不经秽恶。致斋，唯祀事得行，其馀悉断（凡大祀之官，散斋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斋，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其致斋日，三公於都省安置所司铺设。其馀官，皇城内有本司者於本司，无者於太常郊社、太庙斋坊安置，皆日未出前到斋所。至祀前一日，各从斋所昼漏上水三刻向祀所，仍令平明清所行之路，道次不得见诸凶秽、。经过讫，任行。其哭泣之声闻於祭所者，权断讫事。非应散斋者，唯清斋一宿於本司及祀所。凡大祀、中祀接神斋官，祀前一日皆沐浴。九品以上皆官给明衣，斋郎升坛行事亦权给洁服。应斋官所习礼，临时阙者，通摄行事。致斋之日，先不食公粮，及无本司者，大官准品给食，祈告一日。清斋者设食亦如之。凡散斋有大功已上丧，致斋有周已上丧，并听赴。即居缌麻已上丧者，不得行宗庙之祭。其在斋坊病者听还，死於斋所，同房不得行事也）。

△陈设

前祀三日，尚舍直长施大次於外东门之内道北，南向（摄事，守宫设祀官、公卿已下次於东之外道南，北向西上焉），尚舍奉御铺御座。卫尉设文武侍臣次（上辛、雩祀，守宫设文武侍臣次焉）於大次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上辛、雩祀，於大次之後，俱南向）。设诸祀官次於东之外道南，从祀文官九品已上於祀官之东，东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东，东方、南方蕃客又於其东，俱重行，每等异位，北向西上。介公、阝公於西之外道南，武官九品已上於介公、阝公之西，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异位，北向东上（其α圣侯若在朝，位於文官三品之下。摄事无大次、α圣等仪。上辛、雩祀同）。设陈馔幔於内东门、西门之外道北，南向；北门之外道东，西向（坛上及东方南方午陛之东，馔陈於东门外；西方及南方午陛之西，馔陈於西门外；北方之馔陈於北门外。上辛、雩祀但有东方之外馔焉）。前祀二日，太乐令设宫悬之乐於坛南内之外，东方、西方磬ね起北，钟ね次之；南方、北方磬ね起西，钟ね次之。设十二钟於编悬之间，各依辰位。树雷鼓於北悬之内，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於悬内（在左，在右），设歌钟、歌磬於坛上近南，北向，磬ね在西，钟ね在东。其匏竹者立於坛下，重行，北向，相对为首（凡悬皆展而编之）。诸工人各位於悬後，东方、西方，以北为上；南方、北方，以西为上。右校扫除坛之内外，郊社令积柴於燎坛（其坛於神坛之景地，内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开上南出户，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礼设御位於坛之东南，西向；望燎位於柴坛之北，南向；设祀官、公卿位於内东门之外（上辛、雩祀则东门内，摄事亦然），道南，分献之官於公卿之南（上辛、雩祀无分献位。以下皆然），执事者位於其後，每等异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设御史位於坛下，一位於东南，西向；一位於西南，东向。设奉礼位於乐悬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设奉礼、赞者位於燎坛东北，西向。皆北上。设协律郎位於坛上南陛之西，东向。设太乐令位於北悬之间，当坛北向。设从祀文官九品已上位於执事之南，东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东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异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阝公位於中（上辛、雩祀，内）西门之内，道南武官九品已上位於介公、阝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异位，重行，东向北上（其褒圣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诸州使人各分方位於朝集使之後。摄事无褒圣已上至从祀位）。又设祀官及从祀群官等门外位於东西门之外，如设次之式。设牲榜於东之外，当门西向。苍牲一居前，又苍牲一，在青牲一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黄牲一、白牲一、元牲一（雩祀，五方色牲各二）；又赤牲一、白牲一（上辛、雩祀，无日、月牲）在南，皆少退，以北为上。又设廪牺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设诸太祝位於牲东，各当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设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设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设酒樽之位。上帝，太樽二、牺樽二、山二，在坛上东南隅，北向；象樽二、壶樽二、山四，在坛下南陛之东，北向。俱西上。设配帝著樽二、牺樽二、象樽二、山二，在坛上，於上帝酒樽之东，北向。俱西上。五帝、日、月各太樽二，在第一等（上辛则五帝各太樽二、著樽二、牺樽二、一，在第一等，神座之左而右向，无日、月已下诸座。摄事亦然也）。内官每陛间各象樽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间各壶樽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阶间各概樽二，在坛下。众星每道间各散樽二，於内之外。凡樽，各设於神座之左而右向（樽皆加勺、幂。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坫以置爵。雩祀，无日、月以下樽。其五帝太樽、牺樽各二，一，在第一等；五人帝牺樽各二，在第二等；五官象樽各二，在坛下），设御洗於午陛东南，亚献、终献同洗於卯陛之南，俱北向（摄仪但设洗午陛东南，北面。雩祀设亚献之洗於御东南，五官洗於樽北）。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篚，实以巾、爵）。设分献、洗、篚、幂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内向；执樽、、篚、幂者，各於樽、、篚、幂之後；设玉币之篚於坛上下樽坫之所。祀前一日，晡後（上辛、雩祀皆祀日未明五刻焉），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帅其属升，设昊天上帝神座於坛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设高祖神尧皇帝神座（雩祀则设太宗文武圣皇帝神座焉）。於东方，西向，席以莞。设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坛第一等，青帝於东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东，黄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雩祀又设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设五官座於坛下东南，西向北上。无日、月以下诸星位），大明於东陛之南（上辛并无大明以下位矣），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又设五星、十二辰、河汉及内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间，各依方面，凡座皆内向。其内官有北辰座於东陛之北，曜魄宝於北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东，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东，五帝内座於曜魄宝之东，并差在行位前。又设二十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曰星、帝席、大角、摄提、太微、太子、明堂、轩辕、三台、五车、诸王、月星、织女、建星、天纪等十七座，并差在行位前。又设外官百五座於内之内，又设众星三百六十座於内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间，席皆以莞，设神位各於座首。所司陈异宝及嘉瑞等於乐悬之北东西厢（昊天上帝及配帝、五帝、日、月之座设讫却收，至祀日未明五刻，郊社令、太史令各服其服，升坛重设之。其内官、中官、外官、众星等诸座，一设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二刻，去坛二百步所（享明堂则於明堂所，庙享则於庙所，皆二百步所焉），诸卫之属禁断行人（庙享则太庙令整拂神幄焉）。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帅府史三人，诸仪二人（享庙则太庙令帅府史也），及斋郎以樽、坫、、洗、篚、幂入设於位（庙享则笾、豆、簋、皆设位，加以巾盖，诸器物皆濯而陈之。升坛者各由其陛，升庙堂者升自东陛焉）。晡後三刻，谒者、赞引各引祀官、公卿已下俱就东门外位（庙享则无外公卿位焉），诸太祝与廪牺令以牲就榜位。谒者引司空（诸仪并引太常卿也），赞引引御史，入诣坛东陛，升，行扫除於上，降，行乐悬於下，讫，出还本位。初，司空将升，又谒者引太常卿，赞引引御史，入诣坛东陛，升，视涤濯（於视濯溉，执樽者皆举幂告洁。庙享升东阶），讫，引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廪牺令少前，曰：“请省牲。”退复位，太常卿省牲。廪牺令又前举手曰：“盾。”还本位。诸太祝各循牲一匝，四向举手曰：“充。”俱还本位。诸太祝与廪牺令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谒者引光禄卿诣厨省鼎镬，申视濯溉。谒者、赞引各引祝官、御史（庙享但引御史）省视馔具，俱还斋所（享庙则进馔者入彻笾、豆、簋、、、以出而已）。祀日，未明五刻，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馔所，遂烹牲（庙享毛血每座其实一豆，祝史洗肝於郁鬯；又取率，每座各实一豆，俱置馔所。卒，肠间脂也）。

△銮驾出宫

前出宫三日，本司宣摄内外各供其职。尚舍设行宫於坛东，南向，随地之宜；守宫设从祀官五品已上次於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如常仪。前二日，太乐令设宫悬之乐於殿庭，如常仪（驾出，悬而不作）。其日昼漏上水五刻，銮驾发引。发引前七刻，捶一鼓，为一严（三严时节，前一日侍中奏裁也），侍中奏开宫殿门及城门。未明五刻，捶二鼓，为再严，侍中版奏请中严。奉礼郎设从祀群官五品已上位：文官於东朝堂之前，西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东向，俱重行北上。从祀群官五品已上，依时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已下及介公、阝公、褒圣侯、朝集使、诸方客使等，并驾出之日便赴祀所）。所司陈大驾卤簿於朝堂。发前二刻，捶三鼓，为三严，诸卫之属各督其队与、戟，以次入陈於殿庭。通事舍人引从祀群官各就朝堂前位，诸侍卫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书令已下俱诣西阶奉迎（侍中负宝如式）。乘黄令进玉辂於太极殿西阶之前，南向；千牛将军一人，执长刀立於辂前，北向；黄门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赞者二人，在黄门之前。侍中版奏外办，太仆卿摄衣而升，正立执辔。皇帝服衮冕（上辛服通天冠、绛纱袍也）乘舆以出，降自西阶，称警跸如常。千牛将军执辔，皇帝升辂，太仆卿立授绥，侍中、中书令已下夹侍如常。黄门侍郎进，当銮驾前跪，奏称：“黄门侍郎臣某言，请銮驾进发。”俯伏，兴，退复位（凡黄门侍郎奏请，皆进銮驾前，跪，奏称“其官臣某言”，讫，俯伏，兴）。銮驾动，又称警跸，黄门侍郎与赞者夹引以出，千牛将军夹辂而趋。驾出承天门，至侍臣上马所，黄门侍郎退称“侍臣上马”，赞者承传，文武侍臣皆上马。诸侍卫之官各督其属，左右翊驾，在黄麾内；符宝郎奉六宝，与殿中监後部从，在黄钺内；侍中、中书令已下夹侍於辂前。赞者在供奉官人内。侍臣上马毕，黄门侍郎奏称“请敕车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称“制曰可”，黄门侍郎退复位。千牛将军升讫，黄门侍郎奏称“请銮驾进发”，退复位。銮驾动，称警跸，鼓传音如常，不鸣鼓吹，不得喧哗。其从祀之官在元武队後，如常仪。驾将至，诸祀官俱朝服结佩，谒者引立於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驾至行宫南门外，迥辂南向，将军降，立於辂右。侍中进，当銮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俯伏，兴，还侍位。皇帝降辂，乘舆入行宫，伞、扇、华盖、侍卫警跸如常仪，宿卫如式。谒者、赞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群官，集行宫朝堂，文左武右。舍人承旨敕群官等各还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诸祀官及从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酝令各帅其属入实樽、、玉、币（凡六樽之次：太樽为上，实以齐；著樽次之，实以醴齐；牺樽次之，实以盎齐；象樽次之，实以醍齐；壶樽次之，实以沈齐；山为下，实以三酒。配帝：著樽为上，实以齐；牺樽次之，实以醴齐；象樽次之，实以盎齐；山为下，实以清酒。五帝、日、月，俱以太樽，实以齐。其内官之象樽，实以醍齐；中官之壶樽，实以沈齐；外官之概樽，实以清酒；众星之散樽，实以旨酒。齐皆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各实於上樽。玉，上帝以苍璧，青帝以青，赤帝以赤璋，白帝以驺虞，黑帝以元璜，黄帝以黄琮，日、月以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币以苍，五帝、日、月、内官已下各从方色，各长丈八尺。上辛则五方帝各太樽为上，实以齐；著樽次之，实以醴齐；牺樽次之，实以盎齐。其用玉，昊天上帝以四有邸，馀同。无日、月已下樽。雩祀同圜丘。又有五人帝之币，亦放其方也）、太祝以玉、币置於篚，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簋等，各设於馔幔内。未明二刻，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博士、诸太祝及令史与执樽、、篚、幂者，入自东门，当坛南，重行，北面西上（凡引导者，每曲一逡巡也）。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凡奉礼有词，赞者皆承传）。御史已下皆再拜。讫，执樽、、篚、幂者各就位。赞引引御史、诸太祝诣坛东陛，御史一人、太祝二人升，行扫除於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升，行扫除於下（上辛、雩祀，赞引引御史、诸太祝扫除於上，令史、祝史扫除於下）讫，各引就位。未明一刻，谒者、赞引各引祀官及从祀群官、客使等，俱就门外位（摄仪无从祀群官、客使。上辛、雩祀同）。太乐令帅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陈於悬内，武舞立於悬南道西（其升坛者皆脱履於下，降纳如常焉）。谒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司空再拜，讫，谒者引司空诣坛东陛，升，行扫除於上，降行乐悬於下，讫，引复位。谒者、赞者各引祀官及从祀群官、客使等次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诸卫列大驾仗卫，陈设如式。侍中版奏请中严。乘黄令进玉辂於行宫南门外，迥辂南向（若行宫去坛稍远，严警如式焉）。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衮冕，乘舆以出，伞、扇、华盖、侍卫如常仪（侍中负宝陪从如式）。皇帝升辂如初。黄门侍郎奏“请銮驾进发”，还侍位。銮驾动，称警跸如常。千牛将军夹辂而趋（若行宫去坛稍远，奏升辂如式），驾至大次门外，迥辂南向（若将军升辂，即降立於辂右焉）。侍中进，当銮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俯伏，兴，还侍位。皇帝降辂，乘舆之大次，伞扇、华盖、侍卫如常仪。郊社令以祝版进御，署讫，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皇帝停大次半刻顷，通事舍人各引从祀文武群官、介公、阝公、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门外，当门北向。侍中版奏“外办”。质明，皇帝改服大裘而冕（上辛、雩祀，盖服衮冕），出次，华盖、侍卫如常仪（侍中负宝，陪从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导，皆博士先引焉）至中门外（上辛、雩祀，内），殿中监进大，尚衣奉御又以镇授殿中监，殿中监受，进，皇帝大，执镇，华盖、仗卫停於门外，礼部尚书与近侍者陪从如常仪（大如不便，请立定，近侍承奉焉）。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与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摄事无“未明三刻”下至此“再拜”仪。上辛、雩祀同）。奉礼曰“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摄则谒者进太尉之左白，上辛、雩祀同焉）：“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凡取物者皆跪，俯伏而取以兴。奠物则跪奠讫，俯伏而後兴。他放此），鼓奏《元（国讳改焉）和之乐》，乃以圜锺为宫，黄锺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作文舞之舞，乐舞六成（圜锺三奏，黄锺、太蔟、姑洗各一奏也），偃麾，戛，乐止（凡乐皆协律郎举麾，工鼓而後作；偃麾，戛而後止焉）。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摄事无“太常卿”至“皇帝拜”，上辛、雩祀同也）。奉礼曰“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正座、配座太祝跪取玉、币於篚，各立於樽所，诸太祝俱取玉及币，亦各立於樽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乐》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乐》。摄则谒者引太尉。已下皆谒者引太尉。《太和乐》，上辛、雩祀同）；皇帝诣坛，升自南陛，侍中、中书令已下及左右侍卫量人从升（已下皆如之）。皇帝升坛北向立（摄则太尉升南陛，北向立），乐止。正座太祝加玉於币，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币东向进，皇帝镇，受玉、币（凡受物皆镇，跪奠讫，执，俯伏，兴。太尉则笏），登歌作《肃和之乐》，以大吕之均。太常卿引皇帝进，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东向。配座太祝以币授侍中，侍中奉币北向进（摄则太祝授太尉，太尉奉玉、币进奠），皇帝受币，太常卿引进高祖神尧皇帝神座（雩祀则太宗座），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东向，再拜讫，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南陛，还版位，西向立，乐止（摄则太尉行，还立无乐也）。初，皇帝将奠配帝之币，谒者七人各分引献官奉玉、币俱进，跪奠於第一等神座（上辛则谒者五人，各分引献官，奉玉、币奠五方帝座。摄事同。雩祀，五人帝、五官相次而毕），馀星座之币，谒者、赞引各引献官进奠於首座，馀皆祝史、斋郎助奠讫，引还复位（摄则太尉奠配座，诸太祝及诸献官各奉玉、币进於神座讫，还樽所。上辛无星以下座也）。初，众官拜讫，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门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诸太祝迎取於坛上，俱进奠於神座。诸太祝与祝史退立於樽所。

△进熟

皇帝既升（摄则太尉升。上辛、雩祀同），奠玉、币，太官令出，帅进馔者奉馔，各陈於门外。谒者引司徒出诣馔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乐止，太官令引馔入（摄事则於太祝奠毛血，其太官引馔入。上辛、雩祀同），俎初入门，奏《雍和之乐》，以黄锺之均（自後接神之乐，皆奏黄锺）。馔各至其陛，乐止。祝史俱进，彻毛血之豆，降自东陛以出（上帝之馔升自午陛，配帝之馔升自卯陛，青帝之馔升自寅陛，赤帝之馔升自巳陛，黄帝之馔升自未陛，白帝之馔升自酉陛，黑帝之馔升自子陛，大明之馔升自辰陛，夜明之馔升自戌陛。其内官、中官诸馔，各随便而升。上辛无大明已下馔，摄事同。雩祀五人帝馔，各由其陛升）。诸太祝迎引於坛上，各设於神座前（笾、豆、盖幂，先彻乃升，、簋既奠，却其盖於下也）。设讫，谒者引司徒，太官令帅进馔者，俱降自东陛以出，司徒复位，诸太祝各还樽所。又进设外官、众星之馔，相次而毕（上辛无外官已下馔，雩祀又进设五官馔，并无众星馔也）。初，坛上设馔讫，太常卿引皇帝诣洗（摄则谒者引太尉诣洗。上辛、雩祀同也），乐作；皇帝至洗，乐止。侍中跪取沃水，又侍中跪取盘，盥，承水，皇帝盥手。黄门侍郎跪取巾於篚，兴，进。皇帝手讫，黄门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黄门侍郎又取匏爵於篚，兴，进。皇帝受爵，侍中酌水。又侍中奉盘，皇帝洗爵，黄门侍郎又授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讫，侍中奠盘，黄门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诣坛，升自南陛讫，乐止（摄则太尉洗拭匏爵，无乐作以下仪）。谒者引司徒升自东陛，立於樽所，斋郎奉俎从其後。太常卿引皇帝诣上帝樽所，执樽者举幂，侍中赞酌齐讫，《寿和之乐》作（皇帝每酌献及饮福皆作《寿和之乐》。摄则谒者引太尉升自南陛，诣上帝樽所，执事举幂，太尉酌齐讫，乐作）。太常卿引皇帝进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乐止（摄仪皆谒者引太尉）。太祝持版立於神座之右，东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摄则云：“天子某谨遗太尉封某臣名，敢昭告於昊天上帝。”上辛、雩祀同）昊天上帝：大明南至，长晷初升，万物权舆，六气资始。式遵彝典，慎修礼物（上辛云：“惟神化育群生，财成庶品，雨作施，普博无私。爰因启蛰，式遵农事。”雩祀云：“爰兹孟夏，龙见纪辰，方资长育。式遵常礼，敬以玉帛、牺牲、粢盛、庶品，恭致燔祀，表其寅肃。”），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燎，荐洁诚。高祖神尧皇帝配神作主（凡摄事，祝版进御署讫，皇帝北向再拜，侍臣奉版，郊社令受，遂奉出）。”皇帝再拜（摄则太尉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跪奠版於神座，兴，还樽所，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诣配帝酒樽所，执樽者举幂，侍中取爵於坫，进，皇帝受爵，侍中赞酌齐讫，乐作。太常卿引皇帝进高祖神尧皇帝神座前（雩祀太宗），东向跪，奠爵，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东向立，乐止（上辛又谒者五人各引五方帝，太祝皆取爵於坫，酌齐，各进奠於神座讫，还樽所。雩祀同）。太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孝曾孙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摄则云皇帝臣某（摄则云：“皇帝臣某谨遣太尉封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尧皇帝：履长伊始，肃事郊，用致燔祀於昊天上帝。伏惟庆流长发，德冠《思文》，对越昭升，永言配命（上辛云：“时惟孟春，敬祈嘉，用致祀昊天上帝。伏惟高祖睿哲徇齐，钦明昭格，祭祀之礼，肃奉旧章。”雩祀云：“时惟正阳，式遵恒典。伏惟道叶乾元，德施品物，永言配命，对越昭升。”）。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侑神作主。尚飨。”讫、兴，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跪，奠版於神座，兴，还樽所，皇帝再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进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乐作。太祝各以爵酌上樽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授爵西向进，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俯伏，兴。太祝各帅斋郎进俎。大祝减神前胙肉（皆取前肢第二骨也）加於俎，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进（摄则言授），皇帝受以授左右（摄则太尉受以授斋郎）。谒者引司徒降复位，皇帝跪，取爵，遂饮，卒爵。侍中进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复於坫。皇帝俯伏，兴，再拜，乐止。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南阶，还版位，西向立，乐止。文舞退，鼓作《舒和之乐》退讫，戛，乐止。武舞入，鼓作《舒和之乐》，立定，戛，乐止（自此已上，凡摄皆太尉为初献，其仪依皇帝行事，赞佐皆谒者、太祝、斋郎）。皇帝将复位，谒者引太尉（摄则太常卿为亚献，自下并改太尉为太常卿）诣洗，盥手，洗拭匏爵讫，谒者引太尉自阶升坛，诣昊天上帝著樽所，执樽者举幂，太尉酌醴齐讫，武舞作。谒者引太尉进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兴。谒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讫，谒者引太尉诣配帝牺樽所，取爵於坫，执樽者举幂，太尉酌醴齐。讫，谒者引太尉进高祖神尧皇帝座前（雩祀太宗），东向跪，奠爵，兴。谒者引太尉少退，东向再拜（上辛，五方祝各取爵酌醴齐，供尊讫，还樽所。雩祀同）。讫，谒者引太尉进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诸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进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饮，卒爵。太祝进受虚爵，复於坫。太尉兴，再拜，讫，谒者引太尉降复位。初，太尉献将毕，谒者引光禄卿（摄则同以光禄卿为终献）诣洗，盥手，洗拭匏爵，升，酌盎齐，献正座、配座（雩祀并献五方帝也）。终献如亚献之仪（上辛，五帝祝亦各酌献之）。讫，谒者引光禄卿降复位。初，太尉将升献（摄则太常卿将升献），谒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献官，诣洗，盥手，洗拭匏爵讫，各由其陛升（雩祀，太尉将升献，赞引引五帝献官酌醴齐，奠太昊氏，馀座斋郎助奠。五帝将毕，五官献官酌醍齐，奠句芒氏，馀座祝史助奠），诣第一等，俱酌齐讫，各进跪奠於神座前，兴，各引降，还本位。初，第一等献官将升，谒者五人次引献官各诣洗，盥讫，引各由其陛升坛，诣第二等内官酒樽所，俱酌醍齐，各进跪奠爵於内官座首，兴；馀座皆祝史、齐郎助奠，相次而毕，谒者各引献官还本位。初，第二等献官将升，谒者四人次引献官俱诣洗盥手，各由其陛升坛，诣第三等中官酒樽所，俱酌清酒沈齐（摄仪盎齐）以献。赞引四人次引献官诣洗盥洗讫，诣外官酒樽所，俱酌清酒（摄仪醍齐）以献。赞引四人次引献官诣洗，盥洗讫，诣众星酒樽所，酌旨酒（摄仪沈齐）以献。其祝史、斋郎酌酒助奠，皆如内官之仪，讫，谒者、赞引各引献官还本位（上辛、雩祀无日月已下献仪也）。诸献俱毕，武舞止，上下诸祝各进，跪彻豆，兴，还樽所（彻者，笾、豆各一少移於故处也）。奉礼曰：“赐胙。”赞者唱“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已饮福者不拜）。《豫和之乐》作；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乐作一成，止（摄事则奉礼曰“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请就望燎位（摄则谒者进太尉之左，白“请就望燎位”也）”，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乐止（摄则谒者引太尉也）。於群官将拜，上下诸祝各执篚进神座前，取玉、币、祝版，日月以上，斋郎以俎载牲体、黍稷饭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坛，南行，经柴坛西，过坛东行，自南陛登柴坛，以玉、币、祝版、馔物置於柴上。户内诸祝史又以内官已下之礼币皆从燎（上辛无日、月已下牲币，雩祀有五帝币）。奉礼曰：“可燎。”东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礼毕（摄则谒者前曰“礼毕”，则太尉出）”，太常卿引皇帝还大次。乐作；皇帝出中门（上辛、雩祀并内），殿中监前受镇，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监又前受大，华盖、侍卫如常仪，皇帝入次，乐止。谒者、赞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从祀群官、诸方客使以次出。赞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御史已下皆再拜，赞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显庆时，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奏称：“新礼，祭毕，收取玉帛、牲体置於柴上，然後燔柴，燎坛又在神坛之左。臣等谨按：祭祀之礼，必先降神。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祭地则瘗血，祭宗庙则芮萧灌鬯，皆贵气臭，用以降神。礼经明白，义释详委，柴在祭物之先，理无所惑。是以《三礼义宗》等并云：‘祭天以燔柴为始，然後行正祭；祭地以瘗血为先，然後行正祭。’又《礼论》说太常贺循上言：‘积柴旧在坛南，燎祭天之牲，用犊左胖，汉仪用头，今郊天用胁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胁，太祝令奉圭瓒，俱奠燎薪之上。’即晋氏故事亦无祭末之文。唯周、魏以降，妄为损益。约告庙之币，事毕瘗埋，因改燔柴，将为祭末。事无典实，礼阙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别。苍璧、苍犊之流，柴之所用；四圭、も犊之属，祀之所须。故郊天之有四圭，犹亲庙之有圭瓒。是以《周官 典瑞》，文义相因，并事毕收藏，不在燔柴之例。今新礼引同苍璧，不顾圭瓒，遂亦俱燔，义既有乖，理难因袭。又燔柴作乐，供以降神，则处置之宜，须相依准。燔柴在左，作乐在南，求之礼情，实为不类。且《礼论》说积柴之处，在神坛之南，新礼以为坛左，交无典故。今请改燔柴为祭始，位在乐悬之南，外之内。其阴祀瘗埋，亦请准此。”诏可之。

△銮驾还宫（上辛、雩祀并同）

皇帝既还大次，侍中版奏请解严（将士不得辄离部伍）。皇帝停大次一刻顷，捶一鼓，为一严，转仗卫於还涂，如来仪。三刻顷，捶二鼓，为再严，将士布队仗。侍中版奏请中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诸祀官服朝服（乘马者俱服褶）。五刻顷，捶三鼓，为三严，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客使等序立於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诣大次奉迎。乘黄令进金辂於大次门外，南向，千牛将军立於辂右，侍中版奏外办。太仆卿升，执辔，皇帝乘舆出次，伞扇、侍卫、警跸如常仪。皇帝升辂，太仆卿立授绥，黄门侍郎奏称“请銮驾进发”，退复位。銮驾动，称警跸如常仪。黄门侍郎、赞者夹引，千牛将军夹辂而趋。至侍臣上马所，黄门侍郎奏称“请銮驾权停，敕侍臣上马”。侍中前承制，退，称“制曰可”。黄门侍郎退称“侍臣上马”，赞者承传，文武侍臣皆上马毕，黄门侍郎奏称“请敕车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称“制曰可”。黄门侍郎退复位。千牛将军升讫，黄门侍郎奏称“请銮驾进发”，退复位。鼓传音，銮驾动，鼓吹振作而还，文武群臣导从如来仪。诸方客使便还馆。驾至承天门外侍臣下马所，銮驾权停，文武侍臣皆下马。千牛将军降立於辂右。讫、銮驾动，千牛将军夹辂而趋。驾入嘉德门，太乐令令撞蕤宾之锺，左五锺皆应，鼓，奏《采茨之乐》。至太极门，戛，乐止。入太极门，鼓，奏《太和之乐》。驾至横街北，当东上ト，迥辂南向，侍中进銮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俯伏，兴，还侍位。皇帝降辂，乘舆以入，伞扇、侍卫、警跸如常仪。侍臣从至ト，戛，乐止。初，文武群官至承天门外，通事舍人承旨敕群官并还。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请解严，扣钲，将士各还其所。

△神位用乐及笾豆等物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座在坛上（座每笾、豆各十二，、簋、、俎各一，都六百八十九座）。坛之第一等祀（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怒、中央黄帝含枢纽、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纪及大明，夜明等七座。笾、豆之数各八，、簋、、俎等数各一也），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并差在行位前。馀内官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汉都四十九座，齐列在十二陛间，每座笾、豆各二，馀如上也），第三等祀（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广、大角、摄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轩辕、三台、五车、诸王、月星、织女、建星、天纪等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并差在前列。馀百四十二座，齐列在十有二阶间，每座笾、豆等如二等也），又祀外官百五座（笾、豆、、簋、俎各一也）於内之内，又设众星三百六十座於内之外（笾、豆等与外官同。按：此星神羲和所职，推步有徵。《传》曰：“万物之精，上为众星，故天有万一千五百二十物。”盖星之与物，每各有所主，今并依郊坛图而为之也）。正月上辛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尧皇帝配（都七座也），又祀五帝於坛第一等（笾、豆等数如冬至。国家前礼祀感帝於南郊，後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祈，准《左传》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故启蛰而郊，郊而後耕。《诗》曰《噫嘻》，春夏祈於上帝。则祈之文，传之历代，上帝之号，元属昊天。而郑康成云：“天之五帝，递主四时，王者之兴，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别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灵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据所说祀感帝之意，本非祈，先儒此说，事恐难凭。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记》曰：“有其举之，莫可废也。”祈之礼，於祈之坛祭五方帝。夫五方帝者，五行之精，九之宗，今二礼并行，六神咸祀也）。

乐，冬用本音，皆以黄锺为均，三成。准《周礼》云：“圜锺之均六变，天神皆降，可得而礼。”《记》云：“天神皆降。”明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又准《周礼》，乐三变，唯致邱陵之，今改用六变。

△昊天上帝

苍犊一。若冬至祀圜丘，加羊九、豕九。凡肉皆实俎，其牲皆升右胖，体十一（前节三，肩、臂、；後节二，肫、胳；正脊一、廷脊一、长胁一、短胁一、代胁一，皆二骨以并脊，从首为正，胁旁中为正。凡供为正。凡供别祭用太牢者，犊一、羊一、猪一、酒二斗，脯一段，醢四盒。若供少牢，云犊，减酒一斗）。

太樽二（实齐）　著樽二（实醴齐）　牺樽二（实盎齐）　山二（实酒），象樽二（实醍齐）　壶樽二（实沈齐）　山四（实酒）　笾十二（石盐　藁鱼　乾枣　栗黄　榛子仁　茨仁　鹿脯　白饼　黑饼　糗饵　菱仁　粉）　豆十三（韭菹　醢　菁菹　鹿醢　笋菹　芹菹　兔醢　脾析菹　豚白　饣食　鱼醢　糁食）　一（实稻粱饭）　簋一（实黍稷饭）　一（实太羹）　俎一（肉）　苍璧　币以苍（一丈八尺）

△配帝

著樽二（实齐）　牺樽二（实醴齐）　象樽二（实盎齐）　山二（实酒）　笾、豆、、簋、牲、币、璧（并同上帝）

△五帝、日月（坛第一等）

太樽各二。笾八（减白饼、黑饼、糗饵、粉），豆八（减饣食、糁食、脾析菹、豚白）　、簋、、俎（各并同上帝）。

五方帝，方色犊。大明，青犊。衣明，白犊。青帝，青圭。赤帝，赤璋。黄帝，黄琮。白帝，白琥。黑帝，黑璜（币各如其玉色）。日以圭、璧，币以青。月以圭、璧，币以白。

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并差在行位前，馀内官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汉四十九座，坛第二等，在十二陛间。

每陛间各象樽二。每座笾二（栗、牛脯），豆二（葵菹、鹿醢），、簋、、俎各一（实同上）。牲用少牢。币皆以白。

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摄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轩辕、三台、五车、诸王、月星、织女、建星、天纪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并差在前列，其馀中官一百四十二座坛第三等，在十二陛间。

每陛间各壶樽二，笾、豆、、簋、俎牲币（各同第二等）。外官百五座在内之内，众星三百六十座在内之外。

外官每阶各概樽二，在坛下。众星每道间各散樽二，於内之外。每座笾一（牛脯），豆二（鹿醢），一（黍稷饭），簋一（稻粱饭），俎一（肉）。

●卷七十一 郊社考四

○郊

梁太祖开平二年十一月，自东京赴洛都行郊天礼，自石桥备仪仗至郊坛。

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张宗为南郊大礼使（故事，皆以宰相为之，今用河南尹充，非常例也）。

周太祖广顺三年九月，太常礼院奏：“准敕定郊庙制度，洛阳郊坛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圜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十有二陛，每节十二等。燎坛在泰坛之丙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开上南出户，方六尺。请下所司修奉。”从之（时周太祖将拜南郊，故修奉之）。

梁太祖南郊二（开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其年十一月二日）。

後唐庄宗南郊一（同光二年二月一日）。

明宗南郊一（长兴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周太祖南郊一（显德元年正月一日）。

宋初，因唐旧制，每岁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亲祀则并皇地位。作坛於国城之南薰门外，依古制四成，十二陛，三。设燎坛於内坛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又设皇帝更衣大次於坛外东东门之内道北，南向。

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亲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

先是，诏以冬至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应近晦。”乃改用十六日甲子。太常博士和岘言：“祭不欲数。今十一月十六日亲祀南郊，请权停二十七日南至之祀。”从之。十三日，上宿斋於崇元殿，翌日，服通天冠、绛纱袍，执镇圭，乘玉辂，由明德门出，群臣夹侍，卤簿前导，赴太庙。五鼓，朝享礼毕。质明，乘辂赴南郊，斋於帷宫。上初诣太庙，乘玉辂，左谏议大夫崔颂摄太仆，上问仪仗名物甚悉，颂应对详敏，上大悦。十六日，服衮冕，执圭，合祭天地於圜丘，以皇弟开封尹光义为亚献，兴元尹光美为终献。将升坛，有司具黄褥为道，上曰：“朕洁诚事天，不必如此。”命彻之。还宫，将驾金辂，顾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辇否？”对以无害，乃乘辇。壬申，以南郊礼成，大宴广政殿，号曰“饮福”。自是为例。

五代以来，宰相为大礼使，太常卿为礼仪使，御史中丞为仪仗使，兵部尚书为卤簿使，京府尹为桥道顿递使。宋制，大礼、顿递如旧，而大礼使或以亲王为之，又专以翰林学士为礼仪使，其仪仗、卤簿使或以他官充（是年，司徒兼侍中范质为南郊大礼使，翰林学士承旨、礼部尚书陶礼仪使，刑部尚书张昭卤簿使，御史中丞刘温叟仪仗使，皇弟开封尹光义桥道顿递使）。太平兴国元年，始铸五使印。

石林叶氏曰：“南郊五使，唐制甚详。考於《会要》，才见长庆後有以太常卿为礼仪使，御史中丞为大礼使尔，不知礼仪、大礼何以为别也？其以宰相为大礼使，礼部尚书为礼仪使，御史中丞为仪仗使，兵部尚书为卤簿使，开封尹为桥道使者，盖後唐之制，故本朝用之，但改太常卿为礼仪使尔。太常卿既不常置，而中丞、兵部官或阙，则例以学士及他曹尚书、侍郎代之。大礼掌赞相，卤簿掌仪卫，桥道掌顿递，礼仪掌礼物仪仗，无正所治事，但督察百司不如礼者而已。真宗东封西郊，尝专用辅臣，天禧後罢。至元符初，始召并用执政，遂著为令。”

《长编通考》曰：“恭考太祖南郊凡四，自後宿斋、朝享、仪礼、降赦率如初，惟开宝四年，始用绣衣卤簿。先是，大驾卤簿衣服、旗帜止以五采绘画。至是，尽易以绣。九年，以江表底定，方内大同，用申报谢，乃幸西京，以四月有事於南郊。先是，霖雨弥旬。及赴斋宫之日，物晴霁，观者如堵，咸相谓曰：‘我辈少逢乱离，不图今日复睹太平天子仪卫。’皆相对感泣。又考卤簿凡四等：大驾、法驾、銮驾、黄麾仗。大驾，郊祀、籍田、荐献玉清昭应景灵宫用之。”

按：梁太祖始建都於汴，然郊坛则在洛都。开平二年十一月南郊，帝自东京至洛都行礼，自石桥备仪仗至郊坛。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张宗为南郊大礼使。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帝祀南郊。初，梁均王将郊祀於洛阳，闻杨刘陷而止，其仪物具在。至是，张全义请上亟幸洛阳，谒庙毕，即祀南郊。从之。然则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阳。国初，始作郊坛於国城南薰门外。开宝九年，诏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坛，国之大事。今江表底定，方内大同，景灵，用申报谢，乃眷西顾，郊兆存焉。将饬驾以时巡，躬展诚於阳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於南郊，宜令有司各扬所职。”以是观之，艺祖亲郊凡四，独是岁行之於洛阳。然凡郊必以阳至之月，独是岁以四月，乃是行大雩之礼，盖本非彝典。帝以洛都元有郊兆，是年又有欲徙都於洛之意，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礼云。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

国初以来，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神州凡七祭，并以四祖迭配。而太祖亲郊者四，并以宣祖配。上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是年，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雍熙元年，郊，扈蒙定礼，奏言：“《经》曰：‘严父莫大於配天。’请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乃用其议，识者非之。淳化四年，礼仪使苏易简上言：“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亲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共常祀孟春祈、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从之。

淳化三年，礼仪使言：“皇帝亲郊，故事，在京并去圜丘十里内神祠及所过桥道，并差官致祭，而独遗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王等庙。今请事出宫前一日，遣官致祭。”从之。

至道三年十一月，时真宗已即位，有司上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请奉太宗配；上辛祈、季秋大享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祀神州地，奉宣祖配；其亲郊圜丘，奉太祖、太宗并配。”诏可。

大中祥符四年，职方员外郎、判太常礼院孙言：“准礼，冬至祀圜丘，有司摄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从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并不设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叶宜。”诏两制及崇文院详定。翰林学士晃迥等言：“按《开宝通礼》：圜丘，有司摄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外官、众星、总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总十七位；方丘，祭皇地、配帝、神州、岳镇、海渎七十一位。今司天监所设圜丘、雩祀、明堂、方丘并十七位，即是方丘有岳、渎从祀，圜丘无星辰，而反以人帝从祀。参详故事，实为阙典。望如所请，以《通礼》神位为定。其有增益者，如後敕。”奏可。

景德三年，崇文院检讨陈彭年言：“《礼记 月令》，正月天子以元日祈於上帝。注云：‘为上辛祈，郊祀昊天上帝。’又《春秋传》曰：‘启蛰而郊，郊而後耕。’盖春气初至，农事方兴，郊祀昊天，以祈嘉，故当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矣。自晋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择立春之先後。齐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议者欲迁日，王俭启云：‘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并立春前郊。’遂不迁日。其後吴操之又云：‘应在立春後。’然则左氏所记启蛰而郊，乃三代彝章，百王不易。王俭所启郊在春前，乃後世变礼，经籍无闻。载详《月令》正月元日祈，则明在正月之辛；左氏‘启蛰而郊，郊而後耕’，则明在立春之後。参较其义，焕然无疑。来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上辛祈，斯则袭王俭之末议，违左氏之明文，礼有未安，事当复古。”

乾兴元年，真宗崩，诏礼官定迁郊祀配帝，乃请：“孟春上辛祈、孟冬祭神州地，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以太宗崇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真宗崇配；皇帝亲祀郊丘，以太祖、太宗崇配。”奏可。

故事，三岁一亲郊，不郊辄代以他礼，庆赏与郊同，而五使皆辅臣，不以官之高下。天圣二年，翰林学士领仪仗，御史中丞领卤簿，始用官次。

天圣五年十一月癸丑，郊，以翰林学士宋绶摄太仆，陪玉辂。上问仪物典故，绶占对辨给，因使绶集群官撰集《天圣卤簿图记》上之。礼仪使请郊後诣玉清昭应、景灵宫。诏郊前享景灵，近臣奏告；玉清昭应择日恭谢。大礼使王曾请节庙乐，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惮劳也。”三献终，增礼生七人，各引本宝，太祝升殿彻豆。三日，又斋长春殿，谢玉清昭应宫。

沈氏《笔谈》曰：“上亲郊庙册文，皆曰‘恭荐岁事’。先景灵宫，谓之朝献；次太庙，谓之朝享；末乃事於南郊。予集《郊式》时，曾预讨论，常疑其次序。若先为尊，则郊不应在庙後；若後为尊，则景灵宫不应在太庙之先。求其所从来，盖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於上帝，则百神皆预遣使祭告，唯太清宫、太庙则皇帝亲行，其册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宫庙谓之奏告，馀皆谓之祭告，唯有事於南郊，方为正祠。至天宝九载，乃下诏曰：‘告者，上告下之词。今後太清宫宜称朝献，太庙称朝享。’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册文皆为正祠。”

杨氏曰：“愚按：‘卜郊受命於祖庙，作龟於祢宫。’疏引《礼器》‘鲁人将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宫’为证。《礼器》注云：‘鲁以周公之故，得郊於上帝。先有事於宫，告后稷也。’夫有事谓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於祖而受命焉，乃卜日於祢宫。自此以後，散斋七日，致斋三日，斋戒以神明其德，将以对越上帝，此则古礼然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初行郊祀。先是，十三日宿斋於崇元殿，翼日赴太庙，五鼓朝享礼毕，质明乘玉辂赴南郊，斋於帷宫。十六日，行郊祀礼。夫五鼓朝享於太庙，质明乘辂赴南郊，斋於帷宫，又二日而郊祀，此则不拘古礼，以义起之，深得古人告祭於太庙之意，而又不失乎致斋之严也。其後，有司建明，或失其中。仁宗天圣二年八月，太常礼院上言：‘南郊合行荐告之礼，望降所用日。’诏将来玉清昭应宫、景灵宫、太庙同日行礼。後五年，礼仪使刘筠奏曰：‘天圣二年南郊制度，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内数次展礼，万乘之陟降为劳，百执之骏奔不暇。欲乞将来南郊礼毕，别定日诣玉清昭应宫、景灵宫行恭谢之礼。’夫刘筠之请，盖欲避一日频并之劳也，然荐告者，郊前之礼也；恭谢者，郊後之礼也。刘筠欲易郊前荐告之礼为郊後恭谢之礼，盖亦以玉清昭应宫、景灵宫非礼之正，不欲指言其事，故为是婉辞以达意也。景五年十月，侍讲贾昌朝言：‘朝庙之礼，本告以配天享侑之意，合於旧典，所宜奉行。其景灵宫朝谒，盖沿唐世太清宫故事，有违经训，固可改革。欲望将来朝庙前未行此礼，候郊礼毕，诣景灵宫谢成，如下元朝谒之仪。所冀尊祖事天，礼简诚至。’夫贾昌朝之说，即刘筠之说也。然刘筠之议婉而明，不若贾昌朝之言严而正。”

岳氏《愧郯录》曰：“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礼之大者与常礼异，折衷古今，以俟博识。及考元丰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吕升卿所奏，则先庙後郊。当时亦尝有议之者，反覆其论，可谓至当，而迄不见用於时，盖有弗便乎？今虽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发其馀论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斋之内，不当诣景灵宫及太庙朝享，遂具奏：“伏闻止罢景灵宫诸处朝谒，而天兴殿及太庙朝享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国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臣历考载籍，不闻为祀天致斋乃於其间先享宗庙者也。独有唐天宝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庙，号曰太清宫。是岁，将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词，馈用素馔；甲午，又亲享於太庙；丙申，乃有事於南郊。终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虽论者以为失礼，然考其初，致斋之日，乃辛卯享於太清宫，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见上帝也。今陛下致斋三日，其一日於大庆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礼焉。古之太祀，未有不斋三日而敢与神明交者，故经曰：‘斋三日，一日用之，犹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盖先王之於祭祀之斋，如此其谨也。今陛下行礼於天兴殿，才斋一日尔，其之太庙与郊宫也，前祀之一日，皆尝用之矣，谓之一日之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斋，以修大祀，未见其可，况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庙，则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则斋之仪不专。陛下恭严寅畏，三岁一修大礼，将以受无疆之休，其为致斋者乃如此，殆未称昭事之意也。今太庙岁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於郊祀复修遍享之礼，此为何名乎？论者曰：‘宗庙之礼，未尝亲行，故因郊祀恭展荐献。’臣曰不然。唐太宗时，马周言曰：‘陛下自践位，宗庙之享，未尝亲事。窃惟圣情以乘舆一出，所费无艺，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书皇帝入庙，何以示来叶？’良谓此也。且人主於宗庙之享，自当岁时躬修其事，其不亲享者，盖後世之失礼也。今日必因郊礼以行之，则义尤不可。夫因者，不致专之谓也。七世圣神俨在清庙，朝廷不特讲岁时亲行之礼，而因以享之，此非臣之所闻也。臣愚以谓今郊礼宜如故事，致斋於大庆殿，二日，径赴行宫。其宫庙亲享，并乞寝罢。或车驾必欲至太庙，即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彻去乐舞，以尽尊天致斋之义。其天兴朝享，乞更不行，请如新降朝旨，俟礼毕而恭谢。伏请继今日以往，别修太庙躬祀之制，岁五大享，乘舆亲临其一焉。仍望自今岁腊享为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礼，礻龠与尝，自次年以叙终之；每遇行庙享之时，则罢景灵宫一孟朝谒之礼；庙享致斋，乞於内殿出入如常仪。如此，则祀天享亲雨得其当矣。珂按：先庙後郊，苏文忠轼尝引《书 武成》证为《周礼》，而珂固疑其即变礼以为常矣。升卿谓古之大祀，未有不斋三日而敢与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於周庙；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虽礼之变，犹必历三日而後柴望，则升卿之言岂非明据？然珂谓升卿之论庙享，岁五大享而临其一，乃杀礼也，非备礼也。行庙享之时，则罢景灵宫一孟谒朝之礼，庙享既与景灵宫迭用，且致斋内殿，出八如常仪，乃常礼也，非大礼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礼备物，不可偏废。其势必如仁宗享之制，始合於礼之宜。夫嘉之行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辂而斋，冕而事，门而肆眚，皆郊制也。前乎元年，恭谢乎大庆；後乎七年，大享於明堂。则四年之，三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礼享祖宗，而以大礼祀天地也。若每岁而入庙，又三岁而出郊，礼有隆而无杀，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举也。分郊而祭，舍升卿之说，则太庙、原庙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则先南郊祀之，先北郊则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岁而遍，天地六岁而遍，以卑逾尊，不可也。苟废也，则原庙恭谢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说，而太庙则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杀礼也，是又於何时增此一郊邪？其疏其数，将於此乎益无统矣。”

按：三岁亲郊，而所祭者凡三：一日祀原庙，二日祀太庙，三日诣圜丘行礼。此礼始於唐而宋因之。杨氏所引刘筠、贾昌朝之说，则以为前二日之享庙，告祭也；岳氏所引吕升卿之说，则以为前二日之享庙，正祭也。然以愚观之，以为告祭，则其礼太过；以为正祭，则其礼无名。盖登极、立太子、册后、上祖宗徽号之类，皆典礼之重大而希罕者，若三岁一郊，则事天之常礼耳。今登极等告祭未尝亲行，而独於三岁郊祀则亲举告礼，此所谓太过也。春礻龠、夏、秋尝、冬，三岁一，五岁一，皆历代相承宗庙之大祭。今此诸祭未尝亲行，而独於三岁郊祀之前，特创一祭，此所谓无名也。盖近代以来，天子亲祠，其礼文繁，其仪卫盛，其赏赉厚，故必三岁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地百神与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庙无预，故必假告祭之说，就行亲祀宗庙之礼焉。於事则简便矣，谓之合礼则未也。

景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圣并侑。先是，礼院言：“太祖、太宗、真宗三庙皆万世不迁，至於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将来皇帝亲祠，且请以三圣皆侑，上显对越之盛，次伸追之感。此後迭配，还如前议。岁时常祀，则至日圜丘、仲夏皇地配以太祖，孟春祈、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真宗。”先是，上亲制郊庙乐章二十一曲，财成颂体，告於神明，诏宰臣吕夷简等分造乐章，参施群祀。

礼院言：“《周官》，朝日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说者以为祀昊天上帝亦然。大次在坛外，犹更衣幄；小次在坛侧，今所未行。按魏武帝祠庙令：‘降神讫，下阶就蕞而立，须奏乐毕，似若不愆烈祖，迟祭不速讫也。故吾坐俟乐阕送神乃起耳。’然则武帝坐俟，容须别设近次，与《周官》义符。请设小次於皇帝版位少东，每献毕，降坛若殿，就小次，俟终献彻豆，复就版位。”其後有司又言：“郊庙樽数皆准古，而不实三酒、五齐、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为‘看器’。郊庙天地配位，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樽酌献，一樽饮福。宜诏酒官依法制齐、酒，分实樽，有司取明水对明酒，实於上樽。”礼官以为《郑氏》注《周礼》五齐、三酒，惟引汉时酒名拟之，而无制造法。乃仍旧用祠祭酒，一等坛殿上下樽，有司毋设空器；并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献、饮福，旧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从祀神位，用旧升数，实诸樽。

岳氏《愧郯录》曰：“珂之仕中朝，屡摄官莅祠祭，每见樽彝之设五齐，有其名而实无之，惟将事则取具天府，盖止一色公酝耳。闻之容台吏，樽幂之下率多空，惟一樽仅杯勺以共祭。他日，又摄光录丞，得先祭赞阅视酒馔；又摄太官令，躬酌酒实爵，得窥其中，盖皆如言。则其初点馔之际，执事者徒再唱酒齐之日而已，於以验其名殊而实一也。尝读《周礼正义》，颇疑酝法不明，古制难复。考之《通鉴长编》，元丰六年十月甲申，光禄卿吕嘉问言：‘光禄掌酒醴祠祭樽，相承用法酒库三色法酒，以代《周礼》所谓五齐、三酒，恐不足以上称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库、内酒库，以酝酒法式考之《礼经》五齐、三酒。今醅酒、其齐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拨醅瓮而浮蚁涌於面，今谓之拨醅，岂其所谓泛齐邪？接取拨醅其下齐汁，与滓相将，今谓之醅芽，岂其所谓醴齐邪？既取醅芽，置ド其中，其齐葱白色入焉，今谓之带醅酒，岂其所谓盎齐邪？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色变而微赤，岂其所谓缇齐邪？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拨开醅面观之，上清下沈，岂其所谓沈齐邪？今朝廷因事而酝造者，盖事酒也；今逾岁成熟蒸酝者，盖昔酒也；同天节上寿燕所供腊醅酒者，皆冬醅夏成，盖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谓齐也。是知齐者，因自然之齐故称名，酒者成就而人功为多，故享神以齐，养人以酒。窃恐典礼如此。又《司樽彝》曰，酝齐缩酌，盎齐沈酌。依经传，则泛齐、醴齐以事酒和之，用茅缩酌；其盎齐、缇齐、沈齐则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缩酌。如此，则所用五齐不多，而供具亦甚易。盖酝酒料次不一，此五种者成而皆自然。伏望圣断，以今之所造酒，与典礼相详审，或不至差谬。乞自今年郊庙共奉。’上批：‘嘉问论证，似有理趣。今宗庙所实樽彝，酒、齐未备就，且如其说用之，於理无害。’然则当时盖尝施用，而又前乎庆历，後乎大观，皆经讲明，具珂後记。弥文容，交举并修，要必不废。特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职耳，非故事也。祖宗毖祀右古之意，最为严重，是说其有稽焉。”

又曰：“庆历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吕公弼言：‘按《开元礼 崇祀录》：昊天上帝、皇地六樽：太樽为上，实以泛齐；著樽次之，实以醴齐；牺樽次之，实以盎齐；象樽次之，实以醍齐；壶樽次之，实以泛齐；山为下，实以三酒。配帝，著樽为上，实以泛齐；牺樽次之，实以醴齐；象樽次之，实以盎齐；山为下，实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实於上樽。五方、北极、天皇大帝、神州地、大明、夜明，太樽实以泛齐。五星、十二辰、河汉，象樽实以缇齐。中官，壶樽，五方山林、川泽，蜃樽，并实以泛齐。外官概樽，五方邱陵、坟衍、原隰，散樽，并实以清酒。众星，散樽实以旨酒。皆用明酒，各实於上樽。宗庙，每室设彝、黄彝，著樽之上樽皆实以明水，黄彝实郁鬯，著樽实以醴齐。又《司ピ氏》：‘以鉴取明水於月。’郑康成云：‘鉴类取水者，世谓之方诸，取月之水，欲得阴阳之洁气也。’臣谨以古制考五齐、三酒，即非难得之物，将来郊庙祭享，宜诏酒官依法制齐、酒，分实樽，仍命有司取明水对明酒，实於上樽。或阴鉴、方诸之类未能猝办，请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议而奏曰：‘比郊庙祠祀，坛殿上下所设樽，惟酌献、饮福二樽实以祠祭酒，馀皆徒设器而不实以五齐、三酒、明水、明酒，诚於礼为阙。然五齐、三酒，郑康成注《周礼》，惟引汉时酒名拟之，而无制造之法。今欲仍旧用祠祭酒一等，其坛殿上下樽，有司不得更设空器。其明水、明酒，并以井水代之。其正、配逐位酌献、饮福，旧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从祀神位并用旧升数，实诸樽，配以明水、明酒。’从之。既曰从其请，则自庆历以来，虽欲用之而不能详其法矣。此元丰吕嘉问之请所以有为而发也。还考元丰元年七月二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古之祭祀，以五齐荐诸神，以三酒酌诸臣，其用不同。今樽虽具，均以法酒实之，而无清浊厚薄之异，是名物徒存，而亡其实也。再详五齐，郑氏以为醴味与酒味异，其馀四齐，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齐者，至恭不尚味而贵多品也。若三酒，则人所饮也。事酒为有事而新作者，即今卒造之酒；昔酒久酝乃熟，故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库、内酒坊以见造制逐色酒实之。’从之。则三酒当时尚未备，五齐固可从而知。不知公弼之奏以後，复曾讲明不？礼文之所言，乃在嘉问奏论五年之先，则遐想中间酒齐酝法之不讲，亦云久矣。珂前记空樽似出有司之吝，考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尚书省言：‘潭州奏，春秋上丁释奠并祭社稷、风雨师等，合用樽齐酒醴。政和中，仪曹曹洪考《三礼图》樽受五斗之制，遂每樽用其数。以一岁计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是虚费。今在京释奠，正、配位每栏设酒二升，从祀每位五合，乞下诸路州军依此。’从之。则在承平时，樽已不盈矣。庆历公弼之言，有司相承，名为‘看器’，则虽尽空其樽，固无怪云。宣和之有司，犹有取於节，今祠祭不然，樽固皆有酒可实，特先期缄瓶缶以均奉祠者，台皂无遗焉。是上不以费靳，而下以私取，不可之大者也。”

嘉七年春，诏南郊奉太祖定配。

先是，谏官杨畋论水灾繇郊庙未顺。下礼院，礼院言：“对越天地，神无二主。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开元亲享，遂罢之。皇诏书，南郊三圣并侑，後得配，未几复并侑，为定制。虽出孝思，然颇违礼经。”下两制议，从之。

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太祖配。故事，皇帝将就版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须就位乃复。侍臣跪读册至御名，则兴。至是，诏以尊奉祠勿回班及兴。时吕公著摄太仆卿，参乘，为上言：“仁宗亲祠，彻黄道以登，虚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正月上辛祈，庆历用犊一、羊二、豕二；其日祀感生帝，羊二、豕二；正配簋俎各增为二。前一日，太祝读祝，视祭玉，馀如冬至。摄事三献终，礼生引司天监洗，升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币、爵，并行一献再拜，复。治平二年，礼院言：“准ト门仪制，祀天地致斋，皇帝不游幸作乐。缘寿圣节在致斋内，若用庆历元年、嘉七年元会例，更用中辛，当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诣慈孝等寺、集禧观行礼观灯作乐，若遣官摄事，无不听乐。元日朝会、寿圣节，多与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会合礼，又不宜彻乐。”因诏遇元正御殿，圣节上寿，虽在上辛，祠官致斋日亦用乐，大宴移日或就赐。

神宗熙宁元年，诏：“令两制以上至台谏官，与太常礼院同详定今年冬至当与未当亲行郊礼。”

翰林学士承旨王上议曰：“按《王制》：‘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传谓：‘不敢以卑废尊也。’是则居丧而可得见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传》：‘凡君薨，卒哭而，而作主，特祀於主，、尝、於庙。’杜预以谓：‘新主既特祀於寝，则宗庙四时常祀自当如旧。’是则居丧而可得见宗庙也。周公称商高宗谅ウ，三年不言，子张疑之，以问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丧三年，而云谅ウ三年者，杜预又谓：‘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既葬而服除，谅ウ以居心丧，不与士庶同礼也。’然则服除之後，郊庙之祭，可勿举乎？南齐以前，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别自为郊，下有司议，而王俭乃援晋、宋以来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自汉文以来，皆即位而谒庙，至唐德宗以後，亦逾年而行郊。况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丧，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庙，而合祀天地於圜丘。伏请皇帝将来冬至躬行郊庙之礼，其服冕、车辂、仪物、音乐缘神事者，皆不可废。”诏恭依典礼，其车服、仪物，除神事外，令太常礼院详定以闻。礼院看详：“欲乞除郊庙及景灵宫礼神用乐外，所有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其逐处警场，止鸣金钲、鼓角。”从之。

十一月，帝斋於郊宫，罢临观阙，不幸苑囿。

故事，车驾至青城少休，即召从臣幸後苑阅水嬉，复登端门观太常警严。至是，帝精意奉祠，悉罢游观，遂减彻门阙、亭苑，省草木禽兽千七百馀事。至十年，又罢去寝殿後至宝华门花砖砌道，著为定制。

七年，中书门下言：“准诏参定南郊青城内殿宇门名，请大内门曰泰，东偏门曰承和，西偏门曰迎禧，正东门曰祥曦，正西门曰景曜，後三门曰拱极，内门里东侧门曰夤明，西侧门曰肃成，大殿门曰端诚，大殿曰端诚，殿前东、西门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园门曰宝华。”从之。先时，青城殿宇门名，每郊命学士院撰进，至是著为定式，学士院更不撰进。

杨氏曰：“愚按注疏云：斋於路寝之室。唐礼，散斋於别殿，致斋二日於太极殿，又一日於行宫。国朝冬祀天礼，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之礼，可为後世不易之法。其後有司建明非一，大概宿斋三日，内一日於大庆殿，一日於太庙，一日於青城。高宗中兴之後，检会熙宁在京青城内殿宇门名，如曰泰，曰承和之类，悉遵旧式，其制可谓周备矣。然令仪鸾司预先体仿青城制度绞缚，其行事、执事、陪祠官宿斋幕次，亦随宜绞缚，又何其简略也？元丰四年十月八日，礼官言：‘古之王者，行则严舆卫，处则厚宫阙，所以示威重，备非常也。故《周礼》，王会同则为宫，食息则设帷宫。汉祀甘泉，则有竹宫。至於江左，亦有瓦殿。本朝沿唐旧制，亲祠南郊，行宫独设青城幔殿，宿者有风雨之忧，而又无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费，岁以万数。臣等欲乞仿青城之制，创立斋宫，一劳而省重费，或遇风雨，可以行望祭之礼。’诏送太常礼院，候修尚书省了日取旨。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斋宫矣，但以修尚书省未毕，而犹有所待也。其後，哲宗皇帝既建斋宫，谓臣下曰：‘三岁一郊，青城之费，缣帛三十馀万，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劳永逸，所省多矣。’又徽宗皇帝修建南北郊斋宿宫殿，南郊曰斋宫，北郊曰帷宫。有司请曰：‘事体如一，而名称不同，宜并称斋宫。’从之。祖宗典故，粲然可考。今青城制度，尚沿袭旧例而未革，盍亦推广祖宗之意，立为斋宫？无事则严其扃，以待乘舆致斋之日而居焉，暂劳而永逸，一也。宿者无风雨之忧，或遇风雨，则可以行望祭之礼，二也。事有关系甚重，循习甚久，断然在所当革而无疑者，其此之谓乎！”

按：《会要》载中书门下奏定南郊青城内殿宇门名，其事在熙宁七年；然杨氏所云元丰四年礼官请创立斋宫，诏候修尚书省了日取旨，则知斋宫元丰时尚未建，而熙宁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乃幔殿也。然神宗即位初郊，斋於郊宫，罢临观阙，不幸池苑，遂减彻亭苑，省草木禽兽千七百馀事。以是观之，则知青城行宫苑囿游观之所毕备，而独未建斋殿，诚为阙典。

元丰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罢合祭，不设皇地位。

先是，枢密院陈襄等详定郊庙礼文，上言曰：“伏承圣意，以天地合祭於圜丘为非典礼之正，诏令更定。臣谨按《周礼 大司乐》：以圜钟为宫，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变以祀天神；以函钟为宫，夏日至，於泽中之方丘奏之，八变以祭地。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阳气来复於上天之始也，故宫用夹钟於震之宫，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谓之圜钟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变（圜钟为宫，三变。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各一变），合阳奇之数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阴气潜萌於下地之始也，故宫用林钟於坤之宫，以其万物致养於坤也，而谓之函钟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变（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各二变）合阴偶之数也。又《大宗伯》：以祀实柴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苍璧礼之；以血祭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黄琮礼之，皆所以顺其阴阳，辨其时位，仿其形色。此二礼之不得不异也。故求诸天而天神降，求诸地而地出，得以通精诚而逆福，以生民，以阜万物，此百王不易之礼也。去周既远，先王之法不行。汉元始中，奸臣妄议，不原经意，附会《周官》大合乐之说，谓当合祭。平帝从而用之，故天地共犊，礼之失自此始矣。由汉历唐千有馀年之间，而以五月亲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开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阔一时之举也。然而随得随失，卒无所定，垂之本朝，未遑正。恭惟陛下恢五圣之述作，举百王之废坠，臣以谓既罢合祭，则南北二郊自当别祀。伏望陛下每遇亲祠之岁，先以夏日至祭地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谓大者正也。然议者或谓：‘先王之礼，其废已久，不可复行。古者，斋居近（古者，致斋路寝），仪卫省，用度约，赐予寡，故虽一岁遍祀，而国不费、人不劳。今也，斋居远，仪卫繁，用度广，赐予多，故虽三岁一郊，而犹或惮之，况一岁而二郊乎？必不获已，则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汉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或如南齐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瘗后士，不亦可乎？’臣窃谓不然。《记》曰：‘祭不欲疏，疏则怠。’夫三年迭祭，则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亲祀，无已怠乎？《记》曰：‘大事必顺天时。’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舍是而从後王之失，可谓礼欤？彼议者徒知苟简之便，而不睹尊奉之严也。伏惟陛下鉴先王已行之明效，举旷世不讲之大仪，约诸司仪卫而幸祠宫，均南郊之赐予以给卫士，蠲青城不急之务，损大农无名之费。使臣得以讲求故事，参究礼经，取太常仪注之文，以正其讹谬，稽大驾卤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对越大，以迎至和，格纯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万世。”

又曰：“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岁行之，皆合於古。犹以有司摄事为未足以尽志，於是三年一郊而亲行之。夫三年一郊而亲行之，盖所谓因时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诚不可易。惟合祭之礼，在所当正。《礼》曰：‘鲁人将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宫。’所以然者，告祖为配之谓也。又曰：‘晋人将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恶池；齐人将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谓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亲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时，宿太庙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庙者，告祖为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虽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为远，则中道不可以无舍，请为帷宫，止而後进。如允所奏，乞下有司施行（礼，後汉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庙及太庙，谓之五供。唐因祠南郊，即祠太清宫及太庙，谓之三大礼。本朝三岁郊祠，必先景灵宫及太庙，盖因前制。然每岁夏至於北郊，自有常祠祀，兼常岁有司摄事於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缘亲祠欲遍及尔。若以亲祠欲遍及之，则因南郊同时告祭北郊，自因旧仪，亦不背违礼意，近於可行。伏乞更赐参酌施行）。”於是诏礼官讲求。翰林学士张ロ以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无所据依。必不得已，宜於郊祀之岁，夏至之日，盛礼容，兴乐舞，一如南郊之仪，命冢宰摄事。而王存、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书门下官，乃冢宰之任；乐舞之类，亦开元、开宝旧礼所载，特近世废阙。二者皆有司摄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亲祠之重，恐於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顺。”判太常寺陈荐言：“议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罢之。臣按《周颂》：‘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汉《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泰元，天也；媪神，地也。又曰：‘涓选休成，天地并况。’此天地同祀，可以概见，恐非自王莽始也。议者又谓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选冢宰摄祀。亦恐未必合古，然终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旧制。”知礼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罢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则於父母天地之义若有隆杀。愿陛下遇亲祠南郊之岁，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诏罢南郊合祭，亲祠北郊，并依南郊仪；如不亲祠，上公摄事。

自元丰元年，上命枢密直学士陈襄等详定郊庙奉祀礼文，大正历代典礼之失。至是，岁亲祀圜丘，始用新仪（国朝亲郊，止服衮冕，至是稽古，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衮冕）。

详定礼文所议：“《礼记》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天地之牛，角茧栗，配位亦特牲。’《书》曰：‘用牲於郊，牛二。’是也。宋朝仪注，昊天上帝、皇地、太祖皇帝之位，各设三牲俎，非尚质贵诚之义。请亲祠圜丘、方泽，正配皆用犊，不设羊豕俎及鼎七，有司摄事亦如之。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单用白木，以素为质。今郊祀、簋、樽、豆皆非陶，又用龙杓，未合礼意。请圜丘、方泽正配位所设、簋、樽、豆，改用陶器，仍以单为杓。祀天之有柴，犹祭地之有瘗血，享庙之有鬯，皆歆神之始，非谓於祭之末燔烧胙馀也。至後世之燔瘗牲币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则是备於後而阙於先也。请南北郊先行升瘗血之礼，至荐奠礼毕，即如旧仪，於坛坎燔瘗牲币。北郊祭皇地及神州地，当为坎瘗埋，今乃建坛燔燎祝版。考先儒所说，地即无燎之文。请祭皇地祝版、牲、币并瘗於坎，不设燎坛。熙宁祀仪，惟昊天上帝、皇地、高燔瘗犊首，自感生帝、神州地而下，皆不燔瘗牲体，殊不应礼。又按《周礼 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礼记》曰：‘升首，报阳也。’首为阳，则胁与髀为阴可知矣。报阳宜以阳，报阴宜以阴，各从其类也。请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首以报阳；皇地、神州地、太社、太稷，凡地之祭，皆瘗牲之左髀以报阴；凡荐享太庙，皆升首於室。”

又曰：“臣等见亲祠南郊仪注，并云祀前三日，仪鸾司铺御座黄道褥。谨按唐故事：郊坛、宫庙内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皆设黄道褥，坛上立位又施赤黄褥，将有事，命撤之。武德、贞观之制用紫，至德以来用黄。《开元礼》、《开宝通礼》，郊庙并不设黄道褥。《太常因革礼》曰：‘旧制，皇帝升坛，以褥藉地，象天黄道。太祖命撤之，设拜於地。和岘乞宣付史馆。’天圣二年，仪注又增设郊坛门道北御座黄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议，谓配帝褥用绯，以示损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坛上诸位，其道褥以黄，盖非典礼。是岁，有诏自小次至坛下撤黄道。臣等伏详《礼记》，郊祭之日，埽反道。郑氏注谓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质，则用蒲越藁秸；宗庙尚文，则设莞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席黼纯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礼 司几筵》所谓‘胙席’，是也。今来郊坛黄道褥欲更不设。”又言：“臣等看详《周官》，外祀皆有兆域，盖设一而已。後世因之，稍增其制。东汉坛位天神从祀者甚众，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故外设重营，以为等限。日、月在中营内南道，而北斗在北之西，至於五星、中宫宿之属，则其位皆中营，二十八宿外宫星之属，则其位皆外营。然则为重营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齐、隋之制，设为三，天神列位不出内，而御位特设於坛下之东南。若夫公卿分献，文武从祀，与夫乐架、馔幔则皆在中之内。而大次之设乃在外者，所以序祀事也。盖古者神位寡，祀事简，故兆守有域，以为遮列厉禁而已。後世神位既众，祀事亦繁，故为三，以严内外之限。国朝郊祀坛域，率循唐制，虽仪注具载圜丘三，每三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绳代内，诚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严内外之限也。伏请除去青绳，如仪注为三。”从之。

哲宗元七年，亲郊。诏：“今岁圜丘，宜依熙宁十年故事，设皇地位，以申始见之礼。候亲祠北郊，依元丰六年五月八日指挥。”

南郊卤簿使、兵部尚书苏轼奏：“臣谨按：汉成帝郊祠甘泉泰、汾阴后土，而赵昭仪常从在属车间。时扬雄待诏承明，奏赋以讽，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ж妃。’言妇女不当与斋祠之间也。臣今备位夏官，职在卤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舆还斋宫，改服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作乐还内，然後后妃之属中道迎谒，已非典礼，而况方当祀事未毕，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窃见二圣崇奉大祀，严恭寅畏，度越古今，四万来观，莫不悦服。今车驾方宿斋太庙，而内中车子不避仗卫，争道乱行，臣愚窃恐於观望有损，不敢不奏。乞赐约束，仍乞取问随行合千勾当人施行。取进止。”时轼为卤簿使导驾，内中朱红车子十馀辆，有张红盖者，争道乱行於乾明寺前，轼於车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庙，驰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自皇后以下皆不复迎谒中道。

先时，元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命尚书右丞许将摄事。将言：“王者父天母地，三岁冬至，天子亲祠，遍享宗庙，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泽之祭，乃止遣上公，则皇地遂永不在亲祠之典，此大阙礼。望博诏儒臣，讲求典故，明正祀典，为万世法。”诏礼部、太常寺及两省侍从官集议以闻。於是翰林学士兼侍读顾临等八人，请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将来亲行北郊之礼，则合祭可罢。临与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经有明文，然自汉以来，千有馀年，不能行之矣。宋兴，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丰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难，虚地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纯礼、彭汝砺、户部侍郎范子奇、礼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觌、丰稷、权知开封府韩宗道、枢密都承旨刘安世、中书舍人孔武仲、陈轩、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龄、侍御史王畏、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左司谏虞策、礼部郎中孙路、员外郎欧阳、太常丞韩治、博士朱彦、宋景年、阎本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议，而武仲又请以孟冬纯阴之月，诣北郊亲祠，如神州地之祭。杜纯议请南郊之岁，设望祠位於苑中，置权火，夏至命上公摄事，每献举权火。诏依王钦臣议，宜如祖宗故事，并祭天地一次。汝砺、肇复上疏论合祭非是，文多不载。九月，三省上顾临等议，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吕大防言：“国朝以来，大率三岁一亲郊，并祭天地、宗庙，因行赦宥，颁赏军士，遂以为常。今诸儒献议，欲南郊不设皇地位，惟祭昊天上帝，於祖宗之制未见其可。”苏辙曰：“自熙宁十年，神宗皇帝亲祠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尝亲见地，乃朝廷阙典，不可不正。”范百禄言：“圜丘无祭地之礼，《记》曰：‘有其废之，莫可举也。’先帝所废，稽古据经，未可轻改。”大防又言：“先帝因礼文所建议，遂令诸儒议定北郊祀地之礼，然未经亲行。今皇帝临御之始，当亲见天地，而地之位独不设，恐亦未安。况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庆赉将士，非三岁一行，则国力有限。今日宜为国事勉行权制，俟异时议定北郊制度及太庙享礼，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吕大防之言为是。苏颂、郑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见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诏曰：“国家郊庙特祀，祖宗以来，命官摄事，则三岁一亲郊，则先享清庙，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元丰间，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应古义，先帝乃诏定亲祠北郊之仪，未之及行。是岁，郊祀不设皇地之位，而宗庙之享率如权制。朕方修郊见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宁十年故事，设皇地位，以严并况之报。厥後躬行方泽之祀，则修元丰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礼毕，集官详议典礼以闻。”

礼部尚书苏轼言：“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享答实蒙休应，然则圜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於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祀。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谓阴时阴位矣，至於从祀上帝，则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亦从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於上帝，於六宗，望於山川，遍於群神。’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戍，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岂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余，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独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後汉书 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阳，为圜丘八阶，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圜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圜丘坛八阶，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於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黄帝而郊喾，夏后氏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也。於庙，则祖宗合食於太祖；於郊，则地群望皆合食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庙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礼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庙，乃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宫享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於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於後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於上，机务之繁，亿万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於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於地，则曰‘周礼不当祭於圜丘，’此何义也哉？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 大宗伯》，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後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自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於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异。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於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於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有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必不顾享，非所以为礼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邪，变礼之权邪？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圜丘何独不可乎？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後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於方泽，上不亲郊，而通权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俯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此六议者，合祭可否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圜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於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得岁遍，是故遍於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於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於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祀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享，以亿宁上下神。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但执《周礼》，更不论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以时决定。取进止。”贴黄称：“唐制，将有事於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後郊，亦三代之礼也。”

初，诏议北郊典礼，苏轼主合祭之说，从之者五人；刘安世主分祭之说，从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亲祠，而通权火，天子於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复送下三状，再令详定。安世复议，略云：“苏轼谓合祭圜丘，於礼为得，不可复改。臣等谨按《周礼》，天子亲祀上帝凡九，国朝三岁一郊，固已疏阔，岂可因循谬误，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类。天，阳物也；地，阴物也。岁、月、日、时、方位、牲器、乐舞，皆从其类。今议者於圣人成法则弃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经之说，至引夫妇同牢私亵之语，黩乱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诗以为证。臣等切详此诗终篇未尝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辞，亦谓成周之世，圜丘、方泽，各歌此诗，以为乐章耳。如《潜》之序曰：‘季冬献鱼，春荐鲔也。’《丰年》之序曰：‘丰年秋冬报也。’《噫嘻》之诗曰：‘春夏祈於上帝也。’如此之类，不知为一祭邪，抑二祭邪？若郊祀赐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圣朝宽仁，不欲遽罢，若分而为二，何所不可？议者乃欲因此造为险语，以动上听；又引祸福殃咎之说，劫持朝廷，必欲从己，甚无谓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礼，而苏轼之议皆後世之便宜，权之与正，决不可合。伏望圣慈详审其当，上以体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载之惑，岂胜幸甚！”方送同议官签书，其徒驰告轼曰：“若刘承旨议上，决恐难答。”时苏辙为门下侍郎，遂白辙令请降旨罢议，安世议状竟不得上。

绍圣元年，诏：“罢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礼之岁，以夏至之日，躬祭地於北郊。应缘祀事仪物及坛、道路、帷宫等，宜令有司参酌详具以闻。”盖用蔡京等议。然北郊亲祠，终帝世未克举云（详见《祀后土门》）。

左司员外郎曾文言：“周人以气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议，以为南郊、明堂用沈香，本天之质阳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亲、宜加杂馥。今令文北极天皇而下皆用湿香，至於众星之位，香不复设，恐於义未尽。”礼部、太常寺议，众星随其方色用币，每陛各设香。从之。

●卷七十二 郊社考五

○郊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诏：“初祀南郊，权合祭天地於圜丘。”起居郎周常等以合祭为非礼，曾布主其说，乃诏罢合祭。

是岁，帝初郊。十一月戊寅，玉辂至景灵宫行礼毕，赴太庙，大雪，上遣内臣问二相：“若大风雪不止，何以出郊？”右相曾布奏云：“郊礼尚在後日，雪势暴，必不久，况乘舆顺动，理无不晴，若更大雪，亦须出郊。必不可升坛，则须於端诚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颁告天下，何可中辍！”左相韩忠彦欲於大庆殿望祭，布不可，以为：“若还就大庆，是日晴霁，柰何？”议遂定。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已见月色。己卯黎明，自太庙斋殿步出庙门，升玉辂，景色已开霁，时见日色。已午间至青城，晚遂晴；五使巡仗至玉津园，夕阳满野。庚辰四鼓，赴郊坛行礼，天色晴明，星斗粲然。五鼓，二府称贺於端诚殿，黎明，升辇还内。

政和三年冬十一月癸未，郊。上大圭，执玄圭，以道士百人执仪卫前导，蔡攸为执绥官。玉辂出南薰门至玉津园，上忽曰：“玉津园东若有楼殿重复，是何处也？”攸即奏：“见间楼殿、台阁，隐隐数重，既而审视，皆去地数十丈。”顷之，上又曰：“见人物否？”攸即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节盖，相继而出闻，衣服眉目，历历可识。”攸请付史馆，宰相蔡京率百僚称贺。

高宗建炎二年，诏行郊祀之礼。时车驾幸扬州，庶事草创，乃筑坛於州南门内江都县之东南。冬至日，合祭天地，以太祖配。上自常朝殿用细仗千三百有五人，诣坛行礼。

绍兴元年，当郊，以国步多难，合祭天地於明堂，以祖宗并配（详见《明堂门》）。

十三年，令临安府於行宫东南城外，先次踏逐可以建圜坛并青城斋宫去处。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杨存中、知临安府王奂等言：“今於龙华寺西空地，得东西长一百二十步，南北长一百八十步，修筑圜坛。除坛及内丈尺依制度使用地步九十步外，其中、外欲乞随地之宜，用二十五步，外作两，外有四十步。若依前项地步修筑，兵部车辂、仪仗、殿前司禁卫，皆可排列。共龙华寺地步修建青城并望祭殿，委是圆备。”从之。

诏：“郊祀斋宫更不修盖，止令计置幕殿。检会在京青城宫殿，大内门曰泰（馀见元丰元年）。将来如车驾前一日赴青城宿斋，令仪銮司同临安府预先体仿青城制度绞缚。其行事、执事、陪祠官宿斋幕次，亦随宜绞缚，不得侈大。”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东都旧有青城斋宫，渡江後，以幕屋绞缚为之，每郊费缗钱十馀万。淳熙末，张端明（杓）为京尹，始议筑斋宫，可一劳永逸，上从之。宇文宝学（价）时为兵部尚书，因宿直，奏曰：“陛下方经略河南，令筑青城於临安，是无中原意也。”上以为然，亟命罢役。

太常寺言：“修筑圜坛并青城望祭殿，依仿旧制，及郊祀所设神位、铺列祭器、登歌乐、酒樽、前导路及皇帝饮福位等，共合用第一成纵广七丈，第二成纵广一十二丈，第三成纵广一十七丈，第四成纵广二十二丈。分一十三陛，每陛七十二级，每成一十二缀。三，第一去坛二十五步，中去第一一十二步半，外去中一十二步半。并燎坛之制，方一丈，高一丈二尺，开上南出户，方六尺，三出陛，在坛南二十步丙地。”诏令临安府同殿前司修建。

诏：“将来郊祀大礼排设大驾卤簿仗内六引，并郊庙合用祭器，令礼兵部、太常寺讨论名件数目。”

据讨论：国初大驾仪仗总一万一千二百二十二人。今已有黄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玉辂，腰、小舆，大辇，逍遥子下一千九人外，其金、象、革、木辂，芳亭、凤辇，属车，宝舆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天武、捧日、奉宸队六千四百五十七人，仗内六引鼓吹前後部一千五百人。其法物、仪仗合用文绣，以缬充代。并郊祀天地、宗庙从祀共七百七十一位，用祭器笾、豆、、簋、樽、、单、杓、登、、鼎、牛鼎、羊鼎、抟黍豆、毛血盘、币、篚、匏、爵坫、盘、、、洗、爵、盏坫、饮福俎、烛台俎共九千二百五件。太庙共五百九十六件，内用铜、玉者，权以陶、木代之。至十六年，始制造如政和之制。

太常寺言：“大礼依仪：前三日，皇帝诣大庆殿宿斋。前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玉辂，诣景灵宫圣祖天尊大帝前行礼，差侍从官分诣玄天大圣后并诸殿神御前行礼毕，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玉辂，诣太庙宿斋。前一日，皇帝诣太庙诸室前行礼毕，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玉辂，诣青城宿斋。冬至日，皇帝诣圜坛行礼。礼毕，择日恭谢景灵宫，遍诣诸殿行礼。”从之。既而礼部侍郎王赏言，以行在街道与在京不同，其诣景灵、太庙权依四孟朝献礼例，服履袍乘辇。其後并同此制。

礼部、太常寺言，修立郊祀大礼仪注。

前祀十日质明，誓戒有司，设行事、执事及陪祠文武官位於尚书省，左仆射、刑部尚书在北，南向，左仆射在左，刑部尚书在右（刑部尚书稍）；行事左仆射在南，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尚书，吏部、礼部、刑部侍郎、押乐太常卿、光禄卿，押乐太常丞、光禄丞、功臣献官在其南（凡设光禄丞以下位，皆稍）。次分献官，次执事官，又於其南，俱北向，西上。监察御史位二，在西，东向北上。读册、举册官，奉礼协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东，西向北上（奉礼郎以下位，皆稍）。设陪祠文武百官位於行事官之南，又设行事、执事及陪祠亲王、宗室位於太庙斋房。右仆射、刑部侍郎在北，南向，右仆射在左，刑部侍郎在右（刑部侍郎稍）。亚、终献在南，北向西上。亲王及行事、执事、陪祠宗室在东，西向北上。ト门、御史台、太常寺自下分引群官各就位（凡将引行事、执事、陪祠文武官立班，即御史台引殿中侍御史一员先人就位）。左仆射读誓於尚书省，刑部尚书莅之；右仆射读誓於太庙斋房，刑部侍郎莅之。誓文曰：“今年十一月某日，冬日至，皇帝谒款於南郊，合祭天地。前二日，朝献景灵宫；前一日，朝享太庙。各扬其职，其或不恭，国有常刑。”读讫（内执事官奉礼郎以下，文官宣教郎以下，武官从义郎以下，先退；馀官并对拜讫退）。

△致斋

皇帝散斋七日於别殿，致斋三日（一日於大庆殿，一日於太庙，一日於青城）。凡散斋，不吊丧、问疾、作乐，有司不奏刑杀文书。致斋日，前後殿不视事，唯行祀事。前致斋一日，仪銮司帅其属铺御座於大庆殿当中，南向；设东西房於御座之左右，稍北；又设西ト及斋室於殿後之左右，殿上前楹施帘。致斋之日，质明，有司陈平辇於垂拱殿庭，文武百官俱就次，各服其服。ト门奏请皇帝未後诣斋室，宣赞舍人等自下分引知枢密院事以下诣垂拱殿庭，立以俟。ト门附内侍进班齐牌，垂拱殿帘降。皇帝乘辇出，至殿上少驻。辇官迎驾，自赞常起居。宣辇官上殿，帘卷，鸣鞭，行门禁卫诸班亲从迎驾，自赞常起居，次舍人先赞知内侍省官以下常起居，次枢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赞候引驾。枢密、知客省事以下至签书、ト门官分左右立，应奉官应，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并先退。次管军臣僚宣名常起居，赞祗候引驾，并分左右前导。辇降东阶垂拱殿门外，禁卫诸班亲从自赞常起居，次行宫御营巡检一班常起居（如通侍大夫以下，知客省事以下，武功大夫以下，知内侍两省带御器械官、充行宫使，御营巡检，各归本班）。至大庆殿後ト（如步至大庆殿後ト，临时听旨）降辇，入西ト，大庆殿帘降，前导官并就次易朝服，诣御榻前分左右侍立（知枢密院事、佥书枢密院事在东，西向北上；同知枢密院事在西，东向；侍中一员在知枢密院事之北，赞拜ト门官一员又在其北，并西向；知客省事以下在佥书枢密院事之南，稍东，西向北上；签书客省事以下又在其南，稍）。宣赞舍人等分引行事、执事、陪祠文武官，各纟青结佩，入诣大庆殿庭立班，礼直官舍人引礼部侍郎奏请中严，少顷，又奏外办。符宝郎奉宝陈於御榻之左右，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纟青结佩，出西ト乘舆，称警跸，侍卫如常仪。由西房至御榻西降舆，皇帝即御座南向，侍臣夹侍，赞拜ト门官於榻前赞枢密以下拜，殿之上下应在位官皆再拜（ト门官赞拜讫，转身北向随拜讫，面西，赞“各祗候。”）。次礼直官引侍中诣御座前，俯伏，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皇帝降座就斋室。”奏讫，俯伏，兴，还侍立（凡侍中奏请准此）。皇帝降座乘舆，由东房入斋室，侍臣各还所司，直卫者如常仪。宣赞舍人分引行事、执事、陪祠文武官以次出（三省、亲王、枢密、宗室起居问圣体，并如ト门仪）。应行事、执事、陪祠官及从升者并散斋七日，宿於正寝；致斋三日，各宿於其次。凡散斋，治事如故，唯不吊丧、问疾、作乐、判书刑杀文书、决罚罪人及与秽恶。致斋之日，官给酒馔。唯祀事得行，其馀悉禁。与祀之官已斋而阙者，通摄行事。

△奏告

前祀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室，如常告之仪。

△陈设

前祀三日，仪銮司帅其属设大次於外东门之内道北，南向；小次於午阶之东，西向。又设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前，随地之宜；行事、陪祠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外东门之外；设东方、南方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官之後。设馔幔於内东门之外，随地之宜。前祀二日，郊社令帅其属扫除坛之上下，积柴於燎坛。光禄牵牲诣祠所，太常设登歌之乐於坛上稍南，北向；及设宫架於坛南内之外，立舞表於ガ缀之间。前祀一日，太常设神位席，太史设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地位於坛上北方，南向西上，席以藁秸；太祖皇帝位、太宗皇帝位於坛上东方，西向北上，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极、神州地十位於第一龛；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汉等内官、五行、五岳神位六十有九於第二龛；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镇、四海、四渎神位百七十有二於第三龛；外官、山林川泽、邱陵、坟衍、原隰神位百五十有六於内之内；众星神位三百有六十於内之外。第一龛席以藁秸，馀以莞而席，皆内向，如太史之制（昊天上帝、皇地、配帝、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极、神州地之座，及礼神之玉，俟告洁讫权彻。其内官、中官、外官、众星等位皆设定）。奉礼郎、礼直官设皇帝位版於坛下小次前，西向；饮福位於坛上午阶之西，北向；望燎位於柴坛之北，南向；望瘗位於瘗坎之南，北向。设权火二，一於望燎位之东南，一於望瘗位之西北（东西各二人）。赞者设亚献、终献位於小次之南稍东，西向；大礼使左仆射又於其南，行事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尚书，吏部、刑部侍郎，光禄卿，读册、举册官，光禄丞位於大礼使之东（光禄丞稍），奉礼郎、太祝、郊社、太官令位於小次之东北，俱西向北上。监察御史位二，一於坛下午阶之西南，一於子阶西北。协律郎二，一於坛上乐ね西北，一於宫架西北俱东向。押乐太常丞於登歌乐ね北，押乐太常卿於宫架北，良酝令於酌尊所，俱北向。又设陪祠文武官位於执事官之南，诸方客使在文官之南，随其方国。光禄陈牲於东门外西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大常设省牲位於牲西。大礼使左仆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献官位於其後；行事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尚书，吏部、礼部、刑部、侍郎，押乐太常卿、光禄卿，读册、举册官，押乐太常丞、光禄丞，奉礼、协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北，南向西上（凡设太常丞以下位，皆稍）；监察御史在吏部尚书之西，异位稍。光禄陈礼馔於东门外道北，南向；太常设省馔位版於礼馔之南。大礼使左仆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献官位於其後；监察御史二，俱在西，东向北上；行事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尚书，吏部、礼部、刑部侍郎，押乐太常卿、光禄卿，读册、举册官，押乐太常丞、光禄丞，奉礼、协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东，西向北上。礼部帅其属设祝册案於神位之右，司樽彝帅其属设玉、币篚於酌樽所。次设笾、豆、、簋之位：正、配位皆左二十有五笾，右二十有五豆，俱为四行，俎一在笾前，登一在笾、豆间，七、簋七在笾、豆外二俎间，在左，簋在右。又设樽之位：每位皆著樽二、壶樽二，皆有，加勺、幂为酌樽；太樽二、山樽二、牺樽二、象樽二，皆有，加幂，设而不酌，并在坛上稍南，北向西上（配位设於正位酒樽之东，每位皆有爵坫）。又设从祀诸神笾、豆、、簋之位：第一龛每位皆左十笾，右十豆，俱为三行，俎二在笾、豆前，登一在笾、豆间，一、簋一在二俎间，在左，簋在右，爵一在俎前，加坫（内神州地加盘一，在登之前）；其馀神位，每位皆左二笾，右二豆，俎一在笾、豆前，一在俎前，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登一在笾、豆间（内五行、五官、五岳，每位加盘一，在登之前。并内外众星位，皆不设登）。又设从祀樽坫之位：第一龛，每龛太樽二、著樽二、太樽在上；第二龛，每龛牺樽二、象樽二；第三龛，每龛象樽二、壶樽二，象樽在上。内之内，每阶概樽二；内之外，每阶散樽二。皆加勺、幂，皆神位之左。又设正配位笾、豆、、簋、盘、俎各一於馔幔内，设进盘、於坛下午阶东南，北向。设进盘、、巾内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盘者北向，奉及执巾者南向）。又设亚终献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南（盥洗在东，爵洗在西），在洗东，加勺，篚在洗西南，执、篚者位於其後，分献官盥洗各於其方。陛道之左，、篚各设於左右，皆内向，执、篚者位其後。祀日丑前五刻，郊社令与太史官属各服其服升坛，设昊天上帝、皇地、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版於坛上，又设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极、神州地十位於第一龛。太府卿帅其属入陈币於篚，少府监陈玉，各置於神位前（昊天上帝以苍璧，皇地以黄琮，青帝以青，赤帝以赤璋，黄帝以黄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黝璜，神州地以两圭有邸，日、月以璧，五岳以两圭有邸，皆盛於匣。昊天上帝、配帝币皆以苍，皇地以黄，日、月、内官以下各从其方色）。光禄卿帅其属入实正配位笾、豆、、簋（笾四行，以右为上。第一行糗饵在前，粉次之；第二行醴在前，ナ、白、黑、形盐、无、鲍鱼、肃次之；第三行乾枣在前，湿枣栗、湿桃、乾桃、湿梅、乾{艹}、榛实又次之；第四行菱在前，芡、栗、鹿脯又次之。豆四行，以左为上。第一行酏食在前，糁食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醢、昌本、麋、菁菹、鹿、茆菹、麋又次之；第五行葵菹在前，蠃醢、脾析、醢、蜃、氐醢、豚拍、鱼醢又次之；第四行芹菹在前，兔醢、深蒲醢、苔菹、雁醢、┺菹、鱼醢又次之。实以稻、粱，粱在稻前；簋实以黍、稷，稷在黍前。登实以大羹），太官令帅其属入实俎（笾前之俎实以牛腥七体，两髀、两肩、两胁并脊，两髀在两端，两肩、两胁次之，脊在中。豆右之俎三，为二重，以北为上。第一重实以牛腥，肠、胃、肺，离肺一在上端，寸肺三次之，肠三、胃三又次之。第二重实以牛熟，肠、胃、肺，其载如腥。若配位，即以东为上），良酝令帅其属入实樽（著樽二，一实元酒，一实醴齐，皇帝酌之；壶樽二，一实元酒，一实盎齐，亚、终献酌之。大樽二，一实齐，一实醴齐；山樽二，一实盎齐，一实醍齐；牺尊二，一实沈齐，一实事酒；象樽二，一实昔酒，一实清酒，并设而不酌。凡之实，各视其樽），又实从祀神位之馔（第一龛每位笾三行，以右为上。第一行乾{艹}在前，乾枣、形盐、鱼肃次之；第二行鹿脯在前，榛实、乾桃次之；第三行菱在前，芡栗次之。豆三行，以左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菹、葵菹、菁菹次之；第二行韭菹在前，鱼醢、兔醢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鹿、醢次之。实以稻、梁，梁在稻前。簋实以黍、稷，稷在黍前。笾前之俎实以羊腥髀一，豆前之俎实以豕腥髀一。登实以太羹，爵实以酒。其馀诸神位，每位左二笾，栗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次之。实以稷，簋实以黍，俎实以羊豕腥肉，登实以太羹，爵实以酒。神州地、五行、五官、五岳又实盘以毛血），又实从祀神位之樽（太樽实以齐，牺樽实以醴齐，壶樽实以沈齐，各以一樽实明水。概樽实以清酒，散尊实以昔酒，各以一 樽实元酒。著樽、象樽俱实明水。上帝、配帝之馔升卯阶，其馀神位各由其阶升）。太常设烛於神位前，又设大礼使已下行事、执事官揖位於卯阶之东内外，如省牲位。

△车驾诣青城

前祀一日，皇帝於太庙朝享毕，既还大次，礼部郎中奏解严讫，请皇帝入斋殿，所司转仗卫卤簿。陪祠文武官先赴圆坛、青城斋宫，导驾官已下就次，各服其服。有司进舆於斋殿，乘黄令进玉辂於太庙棂星门外，东向，千牛将军一员执长刀立於辂前，西向，参知政事一员立於侍中之前，赞者二人又立於其前。少顷，御史台、太常寺、ト门分引侍中、参知政事、太仆卿、乘黄令诣大次门外立班，北向东上（乘黄令位其後），次引导驾官以下在其後，分东西相向立，以俟奉迎前导，次管军臣僚又在其後。礼直官、宣赞舍人引礼部侍郎奏中严（凡侍中、参知政事、礼部侍郎奏请，皆礼直官、宣赞舍人引），少顷，又奏外办。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自斋殿诣大次。行门禁卫、诸班亲从等诸司人员以下各自赞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枢密都丞旨以下，知内侍省事以下，带御器械官、应奉、应、通侍大夫已下，武功大夫以下及办库务文臣一班常起居。俟皇帝乘舆以出，宣赞舍人赞侍中以下常起居，次导驾官常起居（已起居者止奏圣躬万福），次管军臣僚并常起居，该宣名者即宣名（若得旨免起居，更不起居）。皇帝乘舆以出，称警跸，侍卫如常仪。太仆卿出诣玉辂所，摄衣而升，正立执辔，导驾官步导皇帝至庙门外玉辂所，侍中进当舆前，俯伏，跪奏：“侍中臣某言，请皇帝降舆升辂。”奏讫，俯伏，兴，退复位（凡侍中奏请准此）。干牛将军前跪执辔，乘黄令稍前进玉辂，皇帝降舆升辂，太仆卿立授绥，导驾官分左右步导，参知政事进当辂前，俯伏，跪奏：“参知政事臣某言，请车驾进发。”奏讫，俯伏，兴，退复位（凡参知政事奏请准此），车驾动，称警跸。侍中先诣侍臣上马所以俟，参知政事及赞者夹侍以出，千牛将军夹辂而趋。车驾将至侍臣上马所，参知政事奏请车驾少驻，敕侍臣上马，侍中前承旨，退称曰：“制可。”参知政事传制称：“侍臣上马。”赞者承传敕侍臣上马，诸侍卫之官各督其属左右翊驾，在黄麾内。符宝郎奉八宝前导，殿中监後部从，导驾官夹侍於前，赞者在侍中、参知政事之前。侍臣上马毕，参知政事奏请车驾进发，车驾动，称警跸，不鸣鼓吹，大驾卤簿前导诣青城。车驾将至青城，ト门、御史分引陪祠文武官、宗室、客使，礼直官、赞者引行事、执事官俱诣泰门外立班，再拜奉迎讫，退（内有已起居者，止奏圣躬万福）。车驾及门少驻，文武侍臣皆下马，导驾官步导入门。车驾动，千牛将军夹辂而趋，至端诚殿前回辂南向，千牛将军立於辂右。侍中奏请皇帝降辂乘舆，有司进舆於辂後，皇帝降辂乘舆入斋殿，侍卫如常仪。导驾官步导至殿前，皇帝降舆归殿後ト，帘降，宣赞舍人承旨敕群官各还次。学士院以祝册授通进司进御书讫，付礼部尚书。

△省牲器

是日午後七刻，去坛三百步禁行者。未後二刻，郊社令帅其属扫除坛之上下，司樽彝帅府史及执事者以祭器入设於位（凡祭器皆藉以席，笾、豆又加巾盖），太府卿、少府监陈玉币於篚（告洁毕，权彻）。未後三刻，礼直官、赞者分引大礼使以下诣东门外省牲位立定，光禄卿、丞与执事者牵牲就位。礼直官赞揖，赞者引押乐太常卿入行乐架（凡亚、终献行事皆礼直官、太常博士引，大礼使、左仆射行事皆礼直官引。馀官皆赞者引次引），礼部尚书升自卯阶，视涤濯（凡行事、执事官升降皆自卯阶，内应奉官并执事应奉人各随应奉官阶升降）；次引左仆射申视涤濯，执事者皆举幂曰“洁”，俱复位。礼直官稍前曰：“告洁毕，请省牲。”次引礼部尚书、侍郎稍前省牲讫，退复位；次引光禄卿出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充”，曰“备”；次引光禄丞出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盾”，俱复位。礼直官稍前曰：“省牲毕，请就省馔位。”赞揖讫，引大礼使以下就位立定，礼直官赞揖所司省馔具毕，礼直官赞“省馔毕”，揖讫，俱还斋所。光禄卿、丞及执事者以次牵牲诣厨，授太官令；次引礼部尚书诣厨，省鼎镬，视濯溉。协律郎展视乐器，乃还斋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实於盘，俱置馔所，遂烹牲。郊社令帅其属扫除坛之上下。

△奠玉币

其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时七刻），诸祀官及陪祠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帅其属入设神位席，太史令帅其属入设神位版，礼部帅其属奠册於案，太府卿、少府监入陈玉币，光禄卿入实笾、豆、、簋，太官令入实俎，良酝令入实樽，乐正帅工人二舞以次入，与执樽、、篚、幂者各就位。次引分献官、执事官各位於龛陛上下，并外向；次御史台、太常寺及ト门、宣赞舍人分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各入就位；次礼直官、赞者分引大礼使以下行事、执事官就卯阶内门外揖位立定，礼直官赞揖讫，次引监察御史按视坛之上下，纠察不如仪者，降阶就位；次引大礼使以下各入就位。

△皇帝行事

自青城斋殿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以出，撞景钟；近侍及扈从之官导从至大次外，皇帝降舆入次，景钟止，帘降。礼仪使、枢密院官、太常卿、ト门官、太常博士、礼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次引礼部侍郎诣大次前奏请中严，少顷，又奏外办。符宝郎奉宝陈於宫架之侧，随地之宜。礼仪使当次俯伏，跪奏：“礼仪使具官臣某言，请皇帝行事。”奏讫，俯伏，兴，还侍立（礼仪使奏礼毕，准此）。帘卷，皇帝服大裘、衮冕以出，侍卫如常仪。礼仪使以下前导至中门外，殿中监跪进大圭，礼仪使奏请执大圭，前导皇帝入自正门（侍卫不应入者，止於门外）。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工鼓，宫架《乾安之乐》作（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乐》）；至午阶版位西向立，偃麾戛，乐止（凡乐，皆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鼓而後作，偃麾戛而後止）。礼仪使以下分左右侍立（凡行礼，皆礼仪使、枢密院官、太常卿、ト门官、太常博士、礼直官前导，至位则分立於左右），礼仪使前奏：“有司谨具，请行事。”宫架作《景安之乐》、《文德之舞》，俟乐作三成止。先引左仆射、吏部尚书、侍郎升诣昊天上帝神位前立，左仆射、吏部尚书俱西向北上，侍郎东向，乐作六成止。郊社令升烟，燔牲首，瘗血，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赞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内侍取玉币於篚，立於樽所（应龛陛上下及内诸位太祝取玉、币，亦各於樽所），又内侍各执盘巾以进，宫架乐作。礼仪使奏请皇帝大圭，盥手，内侍进盘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请手，内侍进巾，皇帝手讫，又奏请皇帝执大圭，乐止，礼仪使前导。

△皇帝升坛

大礼使从（皇帝升降，大礼使皆从，左右侍卫量人数升），宫架乐作，至坛下，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登歌《嘉安之乐》作，殿中监跪进镇圭，礼仪使奏大圭，执镇圭，前导皇帝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内侍先设缫藉於地。礼仪使奏请跪，奠镇圭於缫藉，执大圭，俯伏，兴；又奏请大圭，跪。内侍加玉於币，以授吏部尚书，吏部尚书以授左仆射，左仆射西向跪以进。礼仪使奏请受玉、币，皇帝受奠讫，吏部侍郎东向跪受以兴，进於昊天上帝神位前。左仆射、吏部尚书、侍郎俱诣皇地神位前以俟。礼仪使奏请执大圭，俯伏，兴。内侍取镇圭授殿中监。内侍又以缫藉诣皇地神位前，先设缫藉於地。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讫，乐止。礼仪使前导，皇帝诣皇地、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奠镇圭、玉、币，并如上仪（皇地位作《嘉安之乐》，太祖皇帝位作《广安之乐》，太宗皇帝位作《化安之乐》。配位唯不奠玉。皇帝东向受币，左仆射北向进币，吏部侍郎南向受币）。左仆射、吏部侍郎权於坛上稍西，东向立。吏部尚书降阶复位。礼仪使前导皇帝还版位，登歌乐作，内侍举镇圭、缫藉，以镇圭授殿中监，以授有司，皇帝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版位西向立，乐止。初，皇帝将奠配位之币，赞者引分献官俱诣盥洗位，笏，盥手，手，执笏，各由其阶升，诣诸从祀神位前，各笏跪，奠币，执笏，俯伏，兴，再拜。祝史、执事官各助奠讫，退复位。祝史奉毛血立於门外，由其阶升，太祝迎於坛上，俱进奠於神位前，太祝与执事者退立於樽所。

△进熟

祀日，有司陈鼎四於神厨，各在镬右。太常令帅进馔者诣厨，以七升牛於镬，实於一鼎（肩、臂、、肫、胳、正脊一，横脊一，长胁一，短胁一，代胁一，皆二骨以上。正、配位各一鼎），皆设扃幂，祝史对举，陈於馔幔内，重行西向，以南为上。光禄实笾、豆、、簋於馔幔内（边实以粉，豆实以糁食，实以粱，簋实以稷）。次引礼部侍郎诣馔所，视腥熟之节。俟皇帝升奠玉币讫，复位乐止，引礼部尚书诣馔所，执笾、豆、、簋以入；户部尚书诣馔所，奉俎以入，举鼎，太官令引入正门，宫架《丰安之乐》作，设於卯阶之下，北向西上，奉牲者在东，祝史抽扃，委於鼎右，除幂。初，鼎序入，有司执七毕及俎以从，至卯阶下，各设俎於鼎西，七毕加於鼎。太官令以七升牛，载於一俎（肩、臂、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胁在中。正、配位各一俎），鼎先退。祝史进彻毛血，以次出。次引礼部尚书笏，执笾、豆、、簋，户部尚书笏，奉俎以升，执事者各迎於坛上。礼部尚书奉笾、豆、、簋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讫，执笏，俯伏，兴。有司设笾於糗饵前，豆於饣食前，於稻前，簋於黍前。次引户部尚书奉俎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讫，执笏，俯伏，兴，有司设於豆前；次诣皇地、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配位并东向），跪奠并如上仪，乐止，俱降复位。太祝取菹扌需於醢，祭於豆间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皆藉以茅，各还樽所。次引左仆射、吏部侍郎升，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左仆射西向，吏部侍郎东向；又引吏部侍郎诣皇帝版位前，奉爵北向立。内侍各执盘、、巾以进，宫架乐作，礼仪使奏请皇帝大圭，盥手，内侍进盘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请手，内侍进巾，皇帝手讫；又奏请皇帝洗爵，吏部侍郎进爵，内侍沃水，皇帝洗爵；又奏请拭爵，内侍进巾，皇帝拭爵讫，乐止。又奏请执大圭，吏部侍郎受爵，奉爵，升自午阶，礼仪使奏请执大圭，前导皇帝升坛，宫架乐作，至午阶，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至坛上，乐止。登歌《禧安之乐》作，吏部侍郎奉爵诣昊天上帝酌樽所，西向立，执樽者举幂，良酝令酌著樽之醴齐讫，先诣皇地樽所，北向立。礼仪使前导皇帝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礼仪使奏请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仆射，左仆射西向跪以进。礼仪使奏请执爵，皇帝执爵，祭酒（三祭於茅首），奠爵，吏部侍郎以爵复於坫。礼仪使奏请执大圭，俯伏，兴，又奏请皇帝少立，乐止。左仆射、吏部侍郎先诣皇地神位前，西向立。举册官笏跪，举祝册；读册官笏东向跪，读册文讫，奠册，各执笏兴，先诣皇地神位前，东向立。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讫，礼仪使前导皇帝诣皇地、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献，并如上仪（皇地位作《光安之乐》，太祖皇帝位作《彰安之乐》，太宗皇帝位作《韶安之乐》。配位酌献前导，皇帝东向受爵，左仆射北向进爵，吏部侍郎南向受爵，复於坫。读册官南向读册文）。左仆射以下俱复位。礼仪使前导皇帝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宫架乐作，至版位西向立，乐止。礼仪使奏请还小次，宫架乐作；将至小次，礼仪使奏请释大圭，殿中监跪受大圭，皇帝入小次，帘降，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舞者立定，乐止。

△亚终献

礼直官、太常博士引亚献诣盥洗位，北向立，笏，盥手，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笏，洗爵，拭爵，以授执事者，执笏升，诣昊天上帝酌樽所西向立。宫架作《正安之乐》、《武功之舞》，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笏跪，执爵，执樽者举幂，太官令酌壶樽之盎齐讫，先诣皇地酌樽所，北向立。亚献以爵授执事者，执笏兴，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笏，跪。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执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执笏，俯伏，兴，少退，北向再拜。次诣皇地、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献并如上仪。乐止，降复位。初，亚献行礼将毕，次礼直官、太常博士引终献官诣洗及升坛酌献，并如亚献之仪，降复位。初，亚献将升，次分引分献官俱诣盥洗位，笏，盥手，手，执笏，各由其阶升，诣从祀诸神位前，俱笏，跪，执爵，三祭酒，奠爵，执笏，俯伏，兴，再拜，降复位。

△皇帝饮福

皇帝既奠玉、币，有司以牛左臂一骨及长胁、短胁俱二骨以并，载於胙俎，设於坛上酌樽所。俟终献既升献，次引户、礼部尚书抟黍，太祝、太官令升诣饮福位，东向立，奉俎豆及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礼仪使奏请诣饮福位，帘卷出次，宫架乐作，殿中监跪进大圭，礼仪使奏请执大圭，前导皇帝诣饮福位，升坛至午阶，乐止。升自午阶，登歌乐作；将至位，乐止。登歌《禧安之乐》作，皇帝至饮福位，北向立，尚酝奉御执樽诣酌樽所，良酝令酌上樽福酒合置一樽，尚酝奉御奉樽诣饮福位，殿中监奉爵，尚酝奉御酌福酒，殿中监西向捧以立。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殿中监跪以爵酒进。礼仪使奏请大圭，跪受爵，祭酒（三祭於地），啐酒，奠爵，殿中监跪受爵以兴。太祝帅执事者持胙俎进，减神位前正脊二骨、横脊二骨，加於俎上。内侍受俎以授户部尚书，西向跪以进，皇帝受俎奠之，户部尚书乃受以兴，权退於坛上稍西，东向立。太官令取黍於簋，抟以受太祝，太祝受以豆，东向跪进，皇帝受豆奠之，太祝乃受以兴，降复位。次殿中监再跪以爵酒进，礼仪使奏请再受爵，饮福酒，奠爵，殿中监受虚爵兴，以授尚酝奉御，执事者俱降复位。礼仪使奏请执大圭，俯伏，兴，又奏请再拜，皇帝再拜，乐止。礼仪使前导皇帝还版位，登歌乐作；降阶，乐止。官架乐作，至版位西向立，乐止。次引礼部尚书诣神位前彻笾、豆，次户部尚书彻俎（笾、豆俎各一，俱少移故处），登歌《熙安之乐》作，卒彻，乐止。礼部、户部尚书降复位。礼直官曰：“赐胙”，行事。陪祠官拜，赞者承传曰：“赐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神，宫架《景安之乐》作，一成止。

△望燎望瘗

《景安之乐》毕，礼仪使奏请诣望燎位，前导皇帝诣望燎位，宫架乐作；至位，南向立，乐止。初，赐胙再拜讫，郊社令以黍、稷、肺祭藉以白茅东之，吏部侍郎帅太祝执篚进诣神位前，取币、祝册藉以茅。大明、夜明以上，执事官并以俎载牲体、黍稷饭、爵酒，各由其阶降坛，南行诣柴坛，自南陛升，以币、祝册、馔物置於燎柴，诸太祝又以诸位币帛从燎。礼直官曰：“可燎。”举火，东西各以炬燎。半柴，礼仪使奏请诣望瘗位，前导皇帝诣望瘗位，宫架乐作；至位，北向立，乐止。吏部侍郎帅太祝执篚，取币、祝册藉以茅，五官以上执事官以俎载黍稷饭、爵酒各从其阶诣瘗坎，置於坎，祝史以诸位币帛从瘗。礼直官曰：“可瘗。”举火，土半坎。

△皇帝还大坎

礼仪使奏礼毕，前导皇帝还大次，宫架乐作。出中门外，礼仪使奏请释大圭，殿中监跪受大圭，以授有司，侍卫如常仪。皇帝至大次，乐止。礼部郎中奏解严，次引大礼使以下诣卯阶之东，内外揖位立，礼直官赞礼毕，揖讫，退；次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以次出。将士不得辄离部伍。

△端诚殿受贺

皇帝既还大次，奏解严讫，皇帝常服乘舆，撞景锺，还青城，侍卫如常仪，鼓吹振作，至殿前，降辇还斋殿，景钟止。ト门、御史台分引文武百官、宗室并常服诣殿前立班称贺。ト门附内侍进班齐牌，皇帝常服出升御座，鸣鞭，禁卫奏“圣躬万福”。次舍人揖管军臣僚等并行门躬赞再拜，管军臣僚以下皆再拜，班首奏“圣躬万福”。次舍人引班首出班，俯伏，跪，致词讫，兴，退复位，舍人揖，躬赞再拜，管军臣僚以下皆再拜，三称“万岁”。内侍诣御座前承旨，退降阶，西向宣答讫，舍人赞再拜，管军臣僚以下皆再拜，三称“万岁”。舍人赞各候管军臣僚诣殿下侍立，行门分左右立，次太史局官诣当殿北向立，舍人揖，躬赞再拜，太史局官再拜，奏“圣躬万福”，出班躬身奏祥瑞讫，退复位，舍人揖，躬赞再拜，太史官再拜，赞祗候太史局官东出。次舍人揖枢密以下躬，舍人当殿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称贺，转身於班前西向立，舍人赞再拜，枢密以下皆再拜，笏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班首不离位，奏“圣躬万福”，又再拜，舍人引班首出班，伏俯，跪，致词讫，俯伏，兴，退复位。舍人揖，躬赞再拜，枢密以下皆再拜，笏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ト门官当殿北向承旨，退，西向称“有制”，枢密以下皆再拜，笏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枢密直学士升殿侍立（并升西阶）。知客省事以下下殿庭东侍立，馀官分班出。舍人、礼直官揖宰臣以下躬，舍人当殿通文武百官宰臣姓名起居称贺（三公通某官），舍人揖班首以下横行北向立（学士、待制、两省官、将军、仍旧相向立），称贺一如上仪（唯典仪再拜，枢密诣御座前承旨，退诣折横东，称“有制宣答”）。贺讫，宰臣执政官升殿，东西相向立（宰臣、执政官升东阶，参知政事升西阶），枢密直学士下殿，馀官以次退。皇帝降座，鸣鞭，殿上侍立官以次退。

△车驾还内

前期，仪銮司设御幄於大庆殿门外，南向；太常设宫架於行宫南门外稍南。其日，端诚殿受贺礼毕，所司转仗卫卤簿於还途，如来仪。文武百官、宗室、客使先诣行宫南门外就次以俟，立班奉迎。乘黄令进金辂於端诚殿门外，南向，千牛将军一员执长刀立於辂前。有司进舆於斋殿，导驾官俱诣斋殿奉迎。礼部侍郎奏请中严，少顷，又奏外办。帘卷，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以出，应导驾官等并迎驾，奏圣躬万福（内祗应官赞谢再拜）。太仆卿出诣金辂所，摄衣而升，正立执辔。皇帝乘舆降自西阶，至金辂所，侍中奏请皇帝降舆升辂（有司仍具大辇。若乘辇，即奏云“降舆乘辇”），太仆卿立授绥，千牛将军驭驾如来仪。参知政事奏请车驾进发，车驾动，称警跸、侍卫如仪。至侍臣上马所，参知政事奏请车驾少驻，敕侍臣上马。侍中前承旨，退，称曰：“制可。”参知政事传制，称侍臣上马，赞者承旨传敕侍臣上马。参知政事奏请车驾进发，车驾动，称警跸，鼓吹及诸军乐振作。车驾将至行宫南门外，文武百官、宗室、客使并立班再拜奉迎。次大内留守见，再拜讫，退。车驾至行宫南门外少驻，文武侍臣皆下马步道，千牛将军立於辂右。车驾动，千牛将军夹辂而趋，乐正令奏《采茨之乐》，入门，乐止。车驾至御幄前，侍中奏请皇帝降辂乘舆（若乘辇，即奏云“降辇乘舆”），皇帝降辂乘舆以入。礼部郎中奏解严，通事舍人承旨敕群官各还次，将士各还其所（景灵宫、太庙仪注各见本门。其後南郊行礼并如仪）。

丽正门肆赦（右前件郊祀仪注，自誓戒至车驾还内，见《国朝会要》，独阙肆赦一条故取《中兴礼志》所述补之。然此乃临安行都所行，非京师承平时旧制也）

前期，仪銮司帅其属张设丽正门之内外，又设御座於前楹当中，南向，又设御幄於後ト门，设赦书仪物於御座之东，设制案等於门下东壁，又设鸡竿於御街之东，稍北，太常设征鼓一於宫架之西，稍北，东向。刑部、大理寺、临安府以囚徒集於仗後。质明，文德殿内侍催班，ト门外知ト门官已下、御带环卫官已下，并主管大内公事行宫使、御营巡检及诸司祗应武功大夫已下一班，面殿立；次引管军殿下东壁面西立。ト门进班齐牌，皇帝出宫，行门禁卫等迎驾，自奏圣躬万福。皇帝坐，知ト门官以下、御带环卫官已下、主管大内公事、行宫使、御营巡检已下一班斗班，奏圣躬万福。次引管军一班面殿，奏圣躬万福讫，并出殿以俟导驾。御史台、ト门、太常寺先引宰臣以下百僚赴丽正门外分东西相向立。班定，ト门提点引百僚赴丽正门外东壁立。班定，皇帝自殿上乘辇出，乐人作乐，导引至南宫门外，俟皇帝升丽正门，乐止。引枢密使、中书令升门，於御座东，面西侍立；翰林学士升门，於御座西，面东侍立；主管大内公事、御带环卫宫门上西壁面东侍立，知ト门官已下、管军行宫使、御营巡检门下东壁西面侍立。至御幄，降辇，归御幄。帘降，降出赦书，ト门承接，系於仙鹤童子上。门下进中严牌，次进外办牌，并以红绦引升门上，知ト门官跪授礼部侍郎，帘前进讫，归本班。帘卷，大乐正令撞黄锺之钟，右五钟皆应，《乾安之乐》作。内侍索扇，扇合，皇帝临轩坐，门下鸣鞭，乐作；帘内侍赞扇开，乐止。舍人、ト门提点等分引百僚已下横行北向立，两省官、宗室、遥郡已下依旧相向立，典仪赞拜，两拜，分班东西相向立。门下舍人诣楼前北向立，门上中书令诣御前承旨，并太常寺祗应临轩稍东，西向立，宣“奉敕立金鸡”。舍人应喏，趋至班南，北向，稍南至班东，称“奉敕立金鸡”，宣付所司退归位。金鸡初立，太常击鼓，每击鼓投一杖，囚集，鼓声止。初，宣立金鸡，即击鼓，立金鸡讫，即止，更不投杖。门上降赦书，门下ト门承接置案上，承受二人对捧於稍东，舍人笏接捧案立，知ト门官於案南北向，虚揖，直身立。舍人捧案至楼前班心，知ト门官北向虚揖，直身立，称“宣付门下省”，转身稍西，东向立。引参知政事於案南，北向笏跪。ト门提点承受於案上捧制书授参知政事，权与礼直官出笏，俯伏，兴。舍人捧案置於近东，归本班侍立，知ト门官退归侍立位。参知政事捧制书北向俯伏，跪，奏请付外施行，伏，兴，且躬身。门上引中书令诣御前承旨讫，西向宣曰：“制可。”门下参知政事直身立，称“宣付三省”，退，少西，东向立。引三省班首出班相向立，各俯伏，跪，笏。参知政事捧制书以授三省班首，受讫，并出笏，伏，兴，归位，付舍人。舍人笏跪接讫，直身立，转与ト门提点承受开拆讫，授舍人。舍人行至班心，近南，面西，拆方讫，北向立。知ト门官并捧制书舍人於左省班後诣宣制位，起居郎或起居舍人一员指摘句读，候旨，读讫，归本班。舍人宣“有制”，典仪赞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舍人宣至“咸赦除之”，狱吏奏脱枷讫，应喏，三呼“万岁”，奏圣躬万福讫，以罪人过宣制书讫，门上舍人赞枢密使、中书令、翰林学士曲贺两拜，门上ト门官不拜。知ト门官并捧赦书舍人归侍立位，宣制舍人捧制书於三省班首前，东向立，笏，跪，以制书授三省班首。三省班首接讫，舍人出笏，退归侍立位。礼直官引刑部尚书於三省班首前，东向，笏跪，三省班首以制书授刑部尚书。刑部尚书受讫，各出笏，刑部尚书兴，以制书加於笏上，转与刑房录事讫，归本班。舍人、ト门提点等分引百僚已下横行北向立定，典仪赞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讫，舍人引百僚出班，俯伏，归致词讫，伏，兴，归位立。典仪赞拜，百僚已下皆再拜，笏舞蹈，三呼“万岁”，又再拜。知ト门官於门下面北躬承旨退，稍东，西向立，称“有制”，典仪赞拜，百僚已下皆再拜，起，躬身。知ト门官宣答讫，归侍立位。典仪赞拜，百僚已下皆再拜，笏舞蹈，三呼“万岁”，又再拜。舍人，ト门提点等分引百僚已下分东西相向立定，门上礼直官引中书令诣御座前奏礼毕，归位。内侍索扇，扇合，大乐正令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乾安之乐》作；帘降，皇帝起还幄，乐止。门下鸣鞭，舍人北向躬承旨，四色官应喏，舍人称“奉敕放仗”，百僚已下再拜退。舍人宣劳将士讫，退。皇帝乘辇降门，作乐，导引至文德殿，至殿上降辇，乐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曰：“自元丰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建炎二年，上祀圜丘，独祭上帝而配以太祖，用元丰礼也。绍兴十三年郊祀，始设大神、大示及太祖、大宗配位，自天地至从祀百神凡七百七十有一，盖元礼云。”

孝宗隆兴二年，诏：“今岁冬至日当郊见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仪物、诸军赏给依旧制外，其乘舆服御及中外之费，并从省约。”

太常少卿洪适言：“陛下盛德重华，度越古昔，初讲郊之礼，宜进胙慈闱，并受帝祉。乞下有司草具仪注进呈。”从之。

礼部、太常寺具上仪注：郊祀献礼毕，皇帝将诣饮福位次，赞者引光禄卿诣南门外幕次，易常服；次帅执事者入诣进胙幄内，以所进胙设於腰舆匣内。胙以牛腥体肩三、臂二、二。次辇官擎腰舆进行，光禄卿从至端诚殿上，以腰舆随地之宜置定，辇官权於殿下立。光禄卿以胙授进胙官，进胙官受讫，光禄卿以下先退。次进胙官帅捧擎人擎腰舆入诣斋殿前，以腰舆望德寿宫设定，执事内侍铺设褥位於其後以俟。皇帝还斋殿，服履袍讫，内侍官前导，诣褥位。执事内侍启匣盖，内侍官奏请皇帝稍前躬视讫，复位。执事内侍封锁匣讫，奏“请拜”，皇帝再拜讫，掌表内侍以表投进胙官，进胙官受表讫，皇帝还斋殿。次进胙官帅捧擎人擎腰舆以出，至端诚殿上权置定，辇官升殿，捧擎降殿进行，亲从官援卫至泰门外，进胙官骑从至德寿宫门外，进胙官下马後，从以入，至殿下置定，以表并胙授德寿宫提举官供进讫，进胙官以下乃退。自後遇郊，并如上仪。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隆兴二年，孝宗初行大礼，时汤庆公思退为左相，上问：“郊於明堂之费如何？”户部尚书韩仲通曰：“郊之费倍於明堂。”侍郎钱靖礼言：“不过增二十万。若从祖宗故事，一切从俭，自宜大有减省。”上以为然，乃诏除赏军、事神外，并从省约。其秋，金虏入寇，遂用明年正月辛亥朔旦行之。上自宫徂郊，乘玉辂，用卤簿之半，礼毕，乘平辇而归。乾道三年再郊，始复备五辂，归用大安辇焉。

光宗绍兴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亲郊於圜坛。为值雨，望祭殿行礼。风雨大至，上震惧，始感疾。

宁宗嘉泰三年，秘书省言：“看详福州进士张容图缴进《南郊辨驳册》内太子、庶子之星，以为皇储未庆，理宜加祀；并宋星乃国朝受命之符，兴王之地，及感生帝本朝系火德，尤宜尊崇，乞并特加祀於圜丘。容图所陈数事，实关国体，辞理可采，乞下礼、寺施行。”从之。

五年，臣僚言：“伏睹郊在即，陛下祗奉神示，其纯诚固有以昭格矣，而躬行盛德，又自足以上当天心，不惟致敬於练日告虔之时也。然臣以为一人致其精一於上，必百官有司骏奔无射而不匮於下，斯可以咸助圣德，而潜通於<耳幼>冥，自然神示降格，而福禄之来下也。《周颂》有曰：‘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春秋传》曰：‘有司一人不备其职，不可以祭。祭者，荐其敬也，荐其美也。’臣请得而详陈之。‘商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後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於天地之间也。’此祭宗庙之文也。而周家祀天祭地，奏黄锺、歌大吕，奏太蔟、歌应锺，其为昭告於天地之间则一也。乐工、瞽师，盖声音之所自出。今登歌之乐列於坛上，於上龛，盖上帝、地祗、太祖、太宗并侑之侧也；而宫架之乐，列於午阶之下，则百神之所同听也。夫乐莫尚於和平，以平时群祀言之，丝竹管弦，类有断阕，未知今复何以戛击、搏拊？鼓吹、佾舞之工盖数百人，窭人贱工安能蠲洁，而无请系名之人，亦与其间，垢秽扰杂，殆不可辨，此不可不严者一也。‘周人尚臭，灌用郁鬯，臭阴达於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後迎牲；萧合黍稷，臭阳达於墙屋，故既奠然後萧合膻芗’。此祭宗庙之文也。而《大雅》所言‘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时。’毛氏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荐菹醢也，登，大羹也。’其求乎神之义则一也。今自圆坛之上暨於层龛之相承，位列甚众，所谓笾、豆、、簋、登、、樽、俎之实，内惟牲牢至期宰击，馀如无、鲍鱼、肃与夫兔、雁、{庳虫}、氐之醢，麋、麋之，其类甚不一也，皆各司之所豫造也。饵、、酏、糁、黍、稷、稻、梁之食，芹、┺之菹，亦不一也，则皆神厨至期之所造也。窃闻豫造者先後迟速或不能指措日分，至有色恶、臭恶之虑，而先期呈馔之时，或两辰浃，无乃太早，而所供之物或不可用，如醢、之属，覆之瓦瓿，无复再察。其可改换者，未见仓卒而无复可察者，不可得而措手矣。盖呈馔出於一时顷刻之间，而豫造之司吏卒，习於卤莽之表，而有司掌之者，不过一巡视之而已。百司狃於文具，至於事神，亦复无忌，以至酒齐之设，凡有数等，京尹之司不过委之右选趋走之人，其为醇ㄤ既不可品尝，其不中度者甚多也。气臭之不严如此，岂复有馨香之上达也哉？矧又有最甚者，名为供官，殆百馀人。祭之日，凡笾、豆、、簋、登、、樽、俎之属，涤濯者此曹也；笾、豆、、簋、登、、樽、俎之实，铺设者亦此曹也。涤濯固已卤莽，而夜半设实於器，皆其手所敷顿，岂但ナ{艹}乾物之类，而醢、、饵、酏、腥、熟、酒、齐之属亦皆出於其手之所置。窃闻此曹系籍奉常，平时所给微甚，篮缕垢秽，殆不可近，而况执事之夕，又复无所止宿，半夜而兴，面濯手皆所不及也。仅有漫漶之服，以蒙其外，而可使之供祭实乎？至若赞引之人亦百馀辈，进退於神位、仪物之间，上焉则切近於至尊，次焉则随逐於礼官，平时亦皆供官之类耳。以垢之人，而蒙之以漫漶之服，是皆不可进退於神位、仪物之间者也。此不可不严者二也。昔鲁人之祭也，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则为不敬之大。今圆坛一龛之位，通二龛、三龛至孚之内外，为位者八百。分献之官，赞礼之人，不能审候坛上疾徐之节，但欲速於竣事。献官既多，而礼生率常抽差六部寺、监、帅、漕之贴吏为之，既不闲习於礼，而赞引捷给献官跪拜俯兴酌奠皆不及於礼，端行无有，而并行如奔，其为怠慢甚矣。此不可不严者三也。夫三说如此，正合汲汲求所以整齐之。臣愚以为天下之事，一则治，散则偷，久则专，暂则忽。今郊大礼，其百司所供之物、所造之物，各有攸司，固不可不分任之也，而提纲总要，当出於一。不然，则禁之徒峻，察之徒苛，而下之便文逃责，终不可得而究也。奉常为九卿之长，盖统摄齐一之所自出，况今郊大礼，实又奉常之所掌乎！臣前所陈登歌、宫架之工，奉常固自有籍矣，其有请者若千人而尚不足用，则未免以无请寄名者足之。今名为色长者，当考见丝竹管弦有无断阙，速行修补，仍必拘集群工，洗沐浣濯，存其衣装之可者，其有不整之人，责限令其措办可也。今虽有浣濯之令，而莫之遵奉也。若其供官、赞引之人，垢弊已甚，又非乐工之比。乞从御史台行下奉常，於一行人点名之外，更加逐一检察，合用若干人，除其间稍可备数之人，自馀垢弊已甚，必不可责其自办者，令奉常具申朝廷，行下外祗备库，将先来检计退下漫漶旧弊之物，置造衲衣，一褐一，先期发下。奉常见名责领，色长至期尽去其垢弊之衣，而外袭之以法服，表里咸洁，可以执事於笾、豆、、簋、登、、樽、俎之间，而亲近於崇严清肃之地矣。若夫一行合千等人，名数猥众，乞下临安府，令於便近慈等处关报居民，洒扫为备；先期一夕，令执色之人，分就民居止宿，夜半而兴，各面濯手，整束衣服，以趋祭所。仍周环坛下，约每十数步为置一盥，俾供官、礼生等人必先盥而後升坛。所是半夜铺设，亦乞於分献官差内就令分头躬亲同供官逐位铺设，务令极其严洁，一一如法。所是神厨，虽已差官监造，亦必奉常讥察之。仍乞下临安府大礼酒库，专差文官监造，而豫造之厨从，所司亟拨人员，径过奉常躬亲监造可也。虽然，今奉常之官，朝廷分遗专一周旋检察，如升歌、宫架之工，豫造、近造之厨，府属所造之齐，供官赞引之役，察之必周，令之必严，皆归於奉常，而不至於散漫苟且而无及於事也。彼分献、赞引之人，必令详缓如礼，亦从御史台行下约束。夫以郊大礼，窃闻钜费至数百万，而四方之犒费不与焉，皆非切於事神也，而声音气臭之用，莫严於圆坛一处耳。若夫先二日之朝献，先一日之朝飨，其声音气臭之用，则同出乎此也。臣前所陈，弊害非一，此而不严，则钜费数百万，皆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臣观士庶之家，或延缁黄设祷祠，主人斋戒於家，而僮仆莫不知惧於下，庖厨者屏气不息，守护者呵禁甚虔。仰惟万乘之尊，郊大礼，赫临在下，陛下严恭寅畏，无一息之少间，而又临之以五使之重，兢兢谨饬，而百官有司顾循习旧弊，不能凛然上承九重之意，其可不亟正之，以对越天地、祖宗之威灵！”从之。

太祖在位十七年，南郊四（乾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开宝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九年四月三日）。

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南郊五（太平兴国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至道二年正月十日，雍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淳化四年正月二日）。

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南郊五（咸平二年十一月七日，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天禧元年正月十一日，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东郊一（大中祥符七年二月十六日）。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南郊九（天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景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宝元元年十月十八日，庆历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皇五年十一月四日）。

英宗在位四年，南郊一（治平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神宗在位十八年，南郊四（熙宁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元丰六年十一月五日）。

哲宗在位十五年，南郊二（元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元符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南郊八（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观四年十一月三日，崇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六年十一月十日，宣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南郊七（建炎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绍兴十三年十一月八日，十六年十一月十日，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南郊六（乾道元年正月一日，三年十一月二日，六年十一月六日，九年十一月九日，淳熙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光宗在位五年，南郊一（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宁宗在位三十年，南郊三（庆元三年十一月五日，嘉泰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嘉定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卷七十三 郊社考六

○明堂

黄帝拜祀上帝於明堂（或谓之“合宫”）。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昆仑”。

右黄帝明当制度之说，乃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所上，杨氏《祭礼 明堂篇》以其不经而削之。然其所言茅盖、通水，与大《戴礼》所记略同。又《考工记》所言夏后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概由质而趋於文，由狭而趋於广。以是推之，黄帝时无明堂则已，苟有之，则一殿无壁，盖以茅，正太古俭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谬诞者多假设黄帝之事，以售其说，如所谓作五城十二楼，封名山，接万灵明廷，采首山铜铸鼎之类，皆矫诬古圣，张大其词，以迎合时主之侈心。独公玉带所上明堂之制，乃简朴如此。虽不经见，然岂不可稍规千门万户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并出於封禅求仙之时，而例黜之也。

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者，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苍曰“灵府”，赤曰“文祖”，黄曰“神记”，白曰“明纪”，黑曰“元矩”。五府之制未详。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世室者，宗庙也。鲁庙有世室。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文云‘三四步’，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云‘令堂修十四步’者，言假令以此堂云二七约之，知用步无正文，故郑以假令言之也。知堂广十七步半者，以南北为修十四步四分之，取十二步，益三步为十五步，馀二步益半步为二步半，添前十五步，是十七步半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广也。木室於东北，火室於东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广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广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东西七丈。疏曰：“云‘五室象五行’者，以其宗庙制如明堂，明堂之中有五天帝、五人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故知五室象五行也。”杨氏曰：“注四室皆三步，六尺为步，三步一丈八尺也，其广益之以三尺，为二丈一尺。中央四步，二丈四尺也，其广益之以四尺，为二丈八尺。合南北二室为三丈六尺，及堂二丈四尺为六丈。合东西二室为四丈二尺，及堂二丈八尺为七丈。”）；九阶（南面三，三面各二。疏曰：“按贾、马诸家皆以为九等阶，郑不从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宫室，当一尺之堂为九等阶，於义不可，故为旁九阶也。郑知南面三阶者，见《明堂位》云：‘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阶也。知馀三面各二者，《大射礼》云：‘升自北阶。’又《杂记》云：‘升自侧阶。’《奔丧》云：‘升自东阶。’以此而言，四面有阶可知。”）；四旁两夹窗（窗助户为明，每室四户，八窗。疏曰：“言‘四旁’者，五室，室有四户，四户之旁皆有两夹窗，则五室二十户，四十窗也。”）；白盛（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垩墙，所以饰成宫室。蜃，常轸反。垩，乌路反。）；门堂三之二（门堂，门侧之堂，取数於正堂。今堂如上制，则门堂南北九步二尺，东西十一步四尺。《尔雅》曰：“门侧之堂谓之塾。”），室三之一（两室与门，各居一分。疏曰：“此室则在门堂之上作之也。言‘各居一分’者，谓两室与门各居一分。”）。

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直龙反。重屋者，王宫正堂，若大寝也。其修七寻，五丈六尺，放夏、周则其广九寻，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寻。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复笮也。放，方往反。复音福。笮，侧白反。疏曰：“虽言放夏、周，《经》云‘堂修七寻，则广九寻’，若周言南北七筵，则东西九筵，是偏放周法。而言放夏者，七九偏据周，夏后氏南北狭，东西长，亦是放之，故得兼言放夏也。云‘四阿若今四注屋’者，《燕礼》云，‘设洗当东ニ’，则此四阿，四ニ者也。云‘重屋复笮’也者，若《明堂位》云‘复庙重檐’。郑注云：‘重檐，重承壁材也。’则此复笮亦重承材，故谓之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则夏一尺矣。相参之数，禹卑宫室，谓此一尺之堂，与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曰：“云‘其同制’者，谓当代三者其制同，非谓三代制同也。”）。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周文者各因物宜为之数。室中举谓四壁之内。疏曰：“‘因物宜’者，谓室中坐时冯几，堂上行礼用筵，宫中合院之内无几无筵，故用手之寻也。在野论里数，皆以步，故用步。涂有三道，车从中央，故用车之轨。是因物所宜也。”）庙门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长三尺。每扃为一个，七个，二丈一尺。疏曰：“知‘大扃，牛鼎之扃，长三尺’者，此约汉礼器制度。”）。闱门容小扃三个（庙中之门曰闱门。小扃，乡鼎之扃，长二尺。三个，六尺。疏曰：“云‘庙中之门曰闱门’者，《尔雅》文，此即《杂记》云‘夫人至，入自闱门’是也。乡鼎亦牛鼎，但上牛鼎扃长三尺，据正鼎而言；此言乡鼎，据陪鼎三乡熏晓而说也。”乡音香。《冬官 考工记》）。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负之言背也。斧依，为斧文屏风於户牖之问，於前立焉）。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贡职者也。正门谓之应门，方伯帅诸侯而入，牧居外而纠察之也。四塞，谓夷服、镇服、蕃服在四方为蔽塞者，新君即位则来朝。《周礼》：“侯服岁一见，甸服二岁一见，男服三岁一见，采服四岁一见，卫服五岁一见，要服六岁一见，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明堂位》。朱子曰：“郑氏谓天子庙及路寝如明堂制者，盖未必然。《明堂位》与《考工记》所记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旧典，亦未敢必信也。”杨氏曰：“此章云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於明堂。注家云周公摄王位，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此说舛谬，故削去之。”）。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青阳左个，大寝东堂北偏）；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太庙（青阳太庙，东堂当太室）；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右个（青阳右个，东堂南偏）；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左个，大寝南堂东偏也）；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庙（明堂太庙，南堂当太室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中央土，天子居太庙太室（太庙太室，中央室也）；孟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左个（总章左个，大寝西堂南偏）；仲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太庙（总章太庙，西堂当太室也）；季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右个（总章右个，西堂北偏）；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元堂左个，北堂西偏）；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太庙（元堂太庙，北堂当太室）；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元堂右个，北堂东偏。《月令》）。

《大戴礼》曰：“明堂者，古有之也。”《淮南子》言，神农之世，祀於明堂，明堂有盖，四方。又汉武帝时，有献黄帝《明堂图》者，或始於此。“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盖屋，茅取其洁质也。上圆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韩诗》说辟圆如璧，雍以水。不言“圆”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雍”，雍，和也。“南蛮、东夷、北狄、西戎”，言四海之君，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於明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缀户也，白缀牖也”。缀，饰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记用九室，谓法龟文。“堂高三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圆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户，户二牖。其宫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说，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韩诗》说，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无所取也。再言圆方及户牖之数亦烦重。“或以为明堂者，文王之庙也”。明堂与文王之庙不同处，或说谬。“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也”。《孝经援神契》曰：“朱草生，荚孳，嘉禾成，Ψ莆生。”荚，尧时夹阶而生，以记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仁则生。其形无记。“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宫柱，名为蒿宫也。”《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润湿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不镂，示民知节也。”然或以蒿为柱，表其俭质也。此天子之路寝也，不齐不居其室，路寝亦为此制。《明堂位》疏曰：“《明堂月令》说，明堂高三丈，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圆下方，四堂十二室，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说云，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就阳位，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古《周礼》、《孝经》说明堂文王之庙。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盖之以茅。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许君谨案：今《礼》、古《礼》各以义说，无明文以知之。郑之云：’《戴礼》所云，虽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说者，盖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误，本书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义於《孝经援神契》说，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帝者谛也，象上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实在太微，在辰为巳，是以登云然。今汉立明堂丙巳，由此为之。’如郑此言用淳于登之说，此《别录》所云依《考工记》之文。然先代诸儒所说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在其中，故言。取尊崇之貌，则曰太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时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圜水，则曰辟雍。虽名别而实同。郑必以为各异者，袁准《正论》：明堂、宗庙、太学，礼之本物也。事义不同，各有所为，而世之论者合以为一体，取《诗》、《书》放逸之文、经典相似之语，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远矣。宗庙之中，人所致敬，幽隐清净，鬼神所居，而使学众处焉，飨射其中，人鬼慢黩，死生交错，囚俘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质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处其中，非其类也。夫宗庙，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处也。王者五门，宗庙在一门之内，若射在於庙，而张三侯，又辟雍在内，人物众多，殆非宗庙之中所能容也。如准之所论，是郑所谓不同之意。”

蔡邕《明堂论》。（见《辟ń门》）

陈氏《礼书》曰：“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则制渐文矣。夏度以步，商度以寻，周度以筵，则堂渐广矣。夏言堂修广而不言崇；商言堂修而不言广，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修、广、崇而不言四阿，其言盖皆互备。郑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广九寻。’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太室，东青阳，南明堂，西总章，北元堂，皆分左右个，与太庙则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阶、阼阶、宾阶，旁四门，而南门之外又有应门，则南三阶、东西北各二阶，而为九阶矣（《考工记》，五室九阶）。盖木室於东北，火室於东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别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阶，环之以四门，而南门之外，加以应门，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礼》、《白虎通》韩婴、公玉带、淳于登、桓谭、郑康成、蔡邕之徒，其论明堂多矣。时淳于登以为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其说盖有所传然也。何则？听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听朔於南门之外’，则明堂在国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门之外，而朝寝之间有是制乎？则明堂在国之外可知。然《大戴》谓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圆下方；公玉带谓为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环之以水，设之以复，通之以楼；郑康成谓明堂、太庙、路寝，异实同制（康成以《春秋》书世室屋坏，《明堂位》称鲁公之庙文世室，武公之庙武世室，则以《考工记》所谓世室为庙，重屋为寝，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蔡邕谓明堂、太庙、辟雍，同实异名。岂其然哉？诸侯之庙，见於《公食大夫》，有东西堂、东西夹而已；天子路寝见於《书》，亦东西房、东西夹，又东序、西序、东堂、西堂而已；则太庙、路寝无五室十二堂矣，谓之明堂、太庙、路寝异实同制，非也。宗庙居雉门之内，而教学饮射於其中，则莫之容处，学者於鬼神之宫，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则失之渎，袁准尝攻之矣，则谓之明堂、太庙、辟雍同实异名，非也。彼盖以鲁之太庙有天子明堂之饰，晋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实、异实之论。是不知诸侯有太庙，无明堂，特鲁放其制，晋放其名也。四时之气，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元英。则青者春之色，春者阳之中，故春堂名之；总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万物之相见，元者万物之复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庙，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谓之庙，《书》与《士虞》以殡宫为庙，则大享在焉，谓之太庙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时有之，《记》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内，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时，齐有泰山之明堂是也（《荀子 强国篇》曰：“虽为之筑明堂於塞外，而朝诸侯使，殆可也。”汉有奉高明堂）。《月令》言明堂之制则然，其言四时乘异路，载异，衣异衣，用异器，则非也。《明堂位》言朝诸侯於明堂则然，其言周公践天子之阼，负而受朝，则非也。何则？王者迎五气则於东南西北之四郊，礼六神则以苍、黄、青、赤、白、元之牲玉，象四时以巡岳，顺闰月以居门，而天地之间罔不钦若，则十二月之异堂听朔，不为过也。若夫车旗之辨，见於《巾车》、《司常》；衣冠之等，见於《弁师》、《司服》，皆无四时之异。《礼运》曰：‘五色十二衣，旋相为质。’郎ダ曰：‘王者随天，自春徂夏，改青服绛，非古制也。’《书》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诗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乃率以祀文王。’盖成王宅忧，周公位冢宰，而百工总已以听焉，及既成洛邑，辅成王以朝诸侯。《诗序》言‘朝诸侯乃率以祀文王’，则朝不在庙而在明堂，可知也。”

朱子曰：“论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窃意当有九室，如井田之制。东之中为青阳太庙，东之南为青阳右个，东之北为青阳左个；南之中为明堂太庙，南之东即东之南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为明堂右个；西之中为总章太庙，西之南即南之西为总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为总章右个；北之中为元堂太庙，北之东即东之北为元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为元堂左个；中是太庙太室。凡四方之太庙异方所，其左个、右个，则青阳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总章之左个也；总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阳之左个也。但随其时之方位开门耳。太庙太室则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遗意，此恐是也。

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分祭，何也？”朱子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祗祭之，故谓之帝。”又曰：“明堂想只是一个三间九架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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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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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太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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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章　　│章

│王者随月所│

│　│个右堂元总│　　总　　│总元堂左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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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则分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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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庙太堂明　│室太庙太　│元堂太庙　│九室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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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通而为一│

│　│个左堂元青│　　青　　│青元堂右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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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阳　　│阳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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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太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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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个│　　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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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曰：“愚按：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谓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谓王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国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此言虽未可以为据，然其制必凛然森严，肃然清静，王者朝诸侯、出教令之时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无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说者乃以明堂为宗庙，又为大寝，又为太学，则不待辨说而知其谬矣。惟《考工记》谓明堂五室，《大戴礼》谓明堂九室，二说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於二说，莫知所决而遂止。愚谓五室取五方之义也；九室则五方之外而必备四隅也。九室之制，视五室为尤备。然王者居明堂，必顺月令，信如《月令》之说，则为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论也。惟朱子《明堂图》谓：‘青阳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东之南即南之东；明堂之右个乃总章之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总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元堂之右个乃青阳之左个，北之东即东之北，但随其时之方位开门耳。太庙太室，则每时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遗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谓明堂，想是一个三间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然则朱子之说其亦有据乎？曰：汉承秦後，礼经无全书，姑以《考工记》观之，亦粗可见。《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为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广也；南北七筵，为六丈三尺，言明堂之修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则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则一堂之地，裂而为九室矣，又安得通而为一，复有九筵之广、七筵之修乎？盖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修广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随王者所居之月，掌次以帷幕幄为之，以诏王居，以顺月令，以奉天道耳，亦如所谓随其时之方位开门是也。此其大略也。”又按：“齐宣王欲毁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此又王者巡狩之地，有明堂以朝诸侯、行政教，非在国之明堂也。”

又曰：“按：《月令》迎春东郊及祠高注，引《王居明堂礼》。汉《艺文志》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明堂阴阳说》五篇。魏相每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汉有此书，今无传焉。”

右经传及诸儒所言明堂制度（《北史 李谧传》载谧著《明堂制度论》甚详）。

《孝经》：“子曰：孝莫大於严父（严，谓敬也，尊严其父），严父莫大於配天，则周公其人也（言以父配天之礼，始於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天子布政之宫。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谓诸侯修其职，来助祭）。”

《月令》：“季秋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为将飨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是月也，大飨帝。”（疏曰：“大飨与帝连文，故谓祭天。”）《诗 我将》，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时保之。”

陈氏《礼书》曰：“先王之於天，尊而远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亲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经》曰：‘孝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严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则昊天上帝也，上帝则五帝与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谓配天；五帝不与，不可谓配上帝。以上帝为昊天上帝邪？而《周礼》以‘旅上帝’对‘旅四望’言之，则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时祀昊天上帝邪？而《考工记》明堂有五室，则五室非一位也。《祭法》曰：‘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氏曰：‘、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其说以为坐五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谓祖宗其庙耳，非谓配於明堂也（王肃曰：“审如郑说，则经当言祖祀文王，不言宗祀也。凡言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宗其祀。”）。《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与享明堂，於经无见，又况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岂严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则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盖於是时，成王未毕丧，武王未立庙，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诗序》曰：‘《丰年》，秋冬报。’则秋报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报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礼由内以及外也；先严父而後祖者，礼由亲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为文，於庙为质。故郊扫地藁秸而已，明堂则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则维羊维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烟。汉武帝明堂礼毕，燎於堂下，古之遗制也。由汉及唐，或祠太一五帝（光武），或特祀五帝（光武、明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称昊天上帝（晋武帝时，议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己。後又复帝位），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群祖（汉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对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配，各一太牢）。其服也，或以衮冕（东晋武帝），或以大裘（梁礼）。其献也，或以一献，或以三献（梁朱异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贵质，不应三献，请停三献，止於一献。隋於雩坛行三献礼）。抑又明堂之制，变易不常，与《考工》之说不同，皆一时之制然也。”

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扫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犊，其礼极简。圣人之意，以为未足以尽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礼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远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亲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亲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亲文王也。尊尊而亲亲，周道备矣。然则郊者古礼，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义起之也。”

杨氏曰：“愚按：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与上帝一也，祀上帝祀并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飨之文，《我将》之诗有‘维羊维牛’之语，则明堂之礼为尤备。故程子曰：‘其礼必以宗庙之礼享之。’朱子亦曰：‘祭於屋下，而以神祭之。’盖谓此也。”

又曰：“按：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配帝即文王也。自汉以来，乃有并祭五帝之礼。郑康成注《祭法》，祖文王、宗武王之说，差误特甚。至唐以来，遂有三帝并侑之礼，皆非古人制礼之本意。故今具载於後，并列诸儒议论以明之。”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尔。《孝经》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春曰其帝太，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ダ顼，其神元冥。”

疏曰：“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尔’者，以《明堂月令》五时俱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飨帝，故知明堂之神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孝经》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又《郊特牲》疏云：“五时迎气及雩祭，则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飨五帝，则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则谓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则谓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称祖。《孝经》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称宗。文王既尔，则武王亦有祖、宗之号，故云祖、宗通言。”

王肃郑义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毁之名，非谓配食於明堂者也。审如郑言，则经当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庙，又尊其祀，孰谓祖於明堂者乎？郑引《孝经》以解《祭法》，而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义旨也？”

《通典》：“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谓祀昊天上帝，先儒所释不同。若以祭五帝，则以天帝皆坐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为父，配祭於上；武王为子，配祭於下。如其所论，非为通理。但五神皆生为上公，死为贵神，生存之日，帝王享会，皆须升堂。今死为贵神，独配於下，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义，为不便。意为合祭五帝於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谓‘九月大飨帝於明堂’也。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配五帝及五神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则谓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则谓之宗，明二君同配，故《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夫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为祖宗者，明祭之中有此二义。”

汉武帝元封五年，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趾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敝，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广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带图。及五年修封，则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师古曰：“计，若今之诸州计帐也。”）。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毋修封。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一。”（师古曰：“自此以上，赞祝者词。”）修封禅（徐广曰：“常五年一修耳，今二年，故但祠於明堂。”）。

天汉四年，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计。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

征和四年，幸泰山，修封，祀於明堂。

平帝元始四年，安汉公王莽奏立明堂、辟雍。

五年春正月，祭明堂（礼，五年一。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

致堂胡氏曰：“明堂、辟雍、灵台，杂见於《孝经》、《孟子》、《诗》与《礼记》，其制作之详不可得而闻矣，後世纷纷之论所以起欤？然以理考之，先王举事，动可为宪，必不如後世之妄作尔。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孝经》以为宗祀之所，《孟子》以为王政之堂，然则是人君之路寝，犹後世大朝会之正衙也。王者见群臣，觐诸侯，颁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政，则不可毁也。’齐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谓宣王毁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语以勿毁者，教使行王政也。则何以用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庙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庙中独举大礼于一庙，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帝出震而宰万物，犹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礼，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祀于明堂。此义类也，是明堂之说也。後世纷纷，皆狃於刘歆世室、重屋之载，吕不韦青阳、总章之比，是可信乎？”

世祖中元元年，初营明堂、辟雍、灵台，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犊。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纟句屦以行事，奏乐如南郊。礼毕，登灵台，使尚书令持节诏骠骑将军、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礼备法物，乐和八音，咏祉福，舞功德，班时令，敕群后。事毕，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群僚藩辅，宗室子孙，众郡奉计，百蛮贡职，乌桓，貊咸来助祭，单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圣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ウ陋，奉承大业，亲执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极；而嗣子无成、康之质，群臣无吕、旦之谋，盥洗进爵、昔惟惭。素性顽鄙，临事益惧。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百僚师尹，其勉修厥职，顺行时令，敬若昊天，以绥兆人。”

班固《东都赋 明堂诗》：“於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王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享，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欤缉熙，允怀多福！”

《东京赋》曰：“复庙重屋，八达九房。”薛综注曰：“八达，谓室有八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异於周制也。”王隆《汉官篇》曰：“是古者清庙茅屋。”胡广曰：“古之清庙，以茅盖屋，所以示俭也。今之明堂，茅盖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章帝建初三年，宗祀明堂；礼毕，登灵台，望物。

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柴告岱宗，进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阳明堂礼。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於明堂，各一太牢。

安帝延光三年，东巡泰山，祀汶上明堂，如元和二年故事。顺帝即位，修奉常祀。

和帝永元五年，祀五帝於明堂，遂登灵台，望物。

顺帝永和元年，宗祀明堂，登灵台，改元，大赦。

汉安元年正月，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灵帝初，黄门朱等阴於明堂中祷皇天曰：“窦氏无道，请皇天辅帝诛之。”既杀武等，诏太官给塞具（塞，报祀也，赛通用）。

东汉制：明堂及灵台令各一人，掌守明堂、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东汉明堂制：上圆下方（法天地），八窗、四闼（法八风、四时），九室、十二座（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户、七十二牖（法三十六旬，七十二候）。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称“天子臣某”，齐王亦行其礼。

晋武帝太始元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议明堂宜除五帝坐，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

晋明堂，裴议立，只为一殿。

太康十年十月，诏复明堂五帝位。

晋初以文帝配，後复以宣帝，寻复还以文帝配，其馀无所变革。是则郊与明堂，同配、异配，参差不同矣。挚虞议以为：“汉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礼，五帝即上帝，帝即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礼》，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上帝非天，断可识矣。郊丘之祀，扫地而祭，牲用茧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远祖；明堂之祭，备物以荐，玉牲并陈，笾豆成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异体；牲牢品物，质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谓尊严之美；三日再祀，非谓不黩之义。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为明王，没则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农配火，少昊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报之以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废，晋初始从异议。庚午诏书，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礼奉而用之。前太医令韩杨上书，宜如旧祀五帝。太康十年，诏已施用。宜定新礼，明堂及郊祀五帝如旧议。”诏从之。江左以後，未遑修建。

晋傅元制《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天地郊明堂降神歌》一，《明堂飨神歌》一。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堂。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出以法驾，服以衮冕（时孙耆之议：“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为上帝之庙，故徐邈以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明堂非文庙矣。”时议帝亲奉，今亲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汉汶上议，设五帝位，太祖文帝对飨。祭皇天上帝，鼎俎、彝、簋一依太庙礼。堂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间，无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文饰雕画而已（时有司奏：“伏寻明堂、辟雍，制无定文，自汉暨晋，莫之能辨。《周书》云，清庙、明堂、路寝司制。郑元注《礼》，义生於斯。诸儒又云，明堂在国之阳，丙巳之地，三里之内。晋侍中裴以为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殿，以崇严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裴所奏，窃谓可安。国学之南，地实丙巳，其墙宇规范，宜拟则太庙，唯十有二间，以应一周之数。”）。

齐高帝建元元年，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时从王俭议）。

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国子助教谢昙济议：“按《祭法》，郊祖宗，并列严祀，郑元注义，亦据兼享。宜祖宗两配，文武双祀。”左仆射王晏议：“若用郑元祖宗通称，则生有功德，况垂尊若，历代配帝，何止於二？今殷荐上帝，元属武帝，百代不毁，其文庙乎。”诏可）。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樽以瓦，俎、豆以纯漆，牲以特牛，肴膳准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属，宜以荐郊所无者从省。除五配，五帝行礼自东阶升，先春郊帝为始，止一献清酒，停三献及灌事（仪曹郎朱异议，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贵质，不应三献。“《礼》云：‘朝践用太樽。’郑元云：‘太樽，瓦也。’有虞氏瓦樽。此皆是宗庙，犹以质素，况在明堂，理不容象樽也。郊祀贵质，器用陶匏；宗庙贵文，诚宜雕俎。明堂之礼，於郊为文，比庙为质。请改器用纯漆，庶合文质之衷。旧仪：鬯灌求神，初献清酒，次需终，礼毕，太祝取俎上祭肉，当御前以授。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主祭，无授肉之礼。请停三献灌鬯及授俎之法，止於一献清酒。旧用太牢，按郊用茧栗，《诗》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维羊维牛。良由周监二代，其义贵文，明堂方郊，未为极质，故特用三牲。今斟酌百王，义存通典，蔬果之荐，虽符周礼，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请自今明堂牲用特牛。”从之）。其堂制：十二年，毁宋太极殿，以其材构明堂十二间，皆准太庙。以中央六间安六天座，悉南向。东来第一青帝，五帝依次而列。又五人帝配飨在阼阶，东上，北向。大殿後为小殿五间，以为五佐室焉（帝曰：“明堂之祭五帝，则是总义；在郊之祭五帝，则是别义。宗祀所配，复应有室，若专配一室，则义非配五；若皆配五，则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无室。”朱异以《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听朔之礼，既在明堂，今若无室，则於义或阙。帝又曰：“郑元义，听朔必在明堂，此则人神混淆，庄敬道废。《春秋左氏传》云：‘介居二大国之间’。此云左、右个者，谓祀帝堂南又有小室，亦号明堂，分为三处听朔。既有三处，则有左右之义，在宫之内，明堂之外。人神有别，差无相干。”其议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瞬复引《周礼》明堂九尺之筵，以为高下修广之数，堂崇一筵，故阶高九尺。汉家制度犹遵此礼。”於是毁宋太极殿，为明堂十二间）。

梁《明堂送神П雅》一曲，四言。《明堂遍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

陈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饭，羹、果蔬备荐焉。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间，中央六间，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黄帝居坤维，而配享坐依梁法。

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经始明堂，改营太庙。迁洛之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议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龟中，复议之。元执政，遂营九室，值代乱不成，宗配之礼，迄无所设。

北齐采《周官 考工记》，为五室。

後周采汉《三辅黄图》为九室，并竟不成。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议立明堂，繁役不就。终隋代，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坛上，其用币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犊十二。皇帝、太尉、司农行三献礼於青帝及太祖，自馀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献礼。有燎。其省牲、进熟，如南郊礼（时礼部尚书牛弘定议造明堂，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样，重檐复屋，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帝命有司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炀帝大业年中，恺又奏之，以他役繁兴，遂寝）。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岁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以元帝配，五人帝、五官并从祀。迄於贞观之末，竟未议立明堂，季秋大享，则於圜丘行事。

《新唐书 礼乐志》：“明堂自汉以来，诸儒之论不一，至於莫知所从，则一切临时增损，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严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与古同！然为之者至於无所据依，乃引天地、四时，风气、乾坤、五行、数象之类，以为仿象，而众说亦不克成。隋无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坛；唐高祖、太宗时，寓於圜丘。贞观中，礼部尚书豆卢宽等议从昆仑道上层以祭天，下层以布政，而太子中允孔颖达以为非（颖达大略谓：“六艺群书，皆训基上曰堂，楼上曰观，未闻重楼之上而有明堂。又明堂法天，圣王示俭，今若飞楼架道，浮阁凌空，不合古言。又古者，敬重大事，与祭相似，是以朝觐、祭祀，并在於庙。若楼上祭祖，楼下视朝，阁道升楼，路便窄隘，乘辇则接神不敬，步陟则劳勤圣躬，侍卫在旁，百司供奉，求之经诰，全无此理。”）。侍中魏徵请为五室重屋，上圆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谓前世儒者所言虽异，而以为如此者多同。至於高下广狭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秘书监颜师古曰：‘《周书》叙明堂有应门、雉门之制，以此知为王者之常居尔。其青阳、总章、元堂、太庙、左右个，皆路寝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带弓，礼高，九门磔禳，国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与《月令》合，则皆有路寝也。《大戴礼》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庙也，此奚足信哉？且门有皋、库，岂知施於郊野？谓宜近在宫中。’徵及师古皆当时名儒，其论止於如此。”

高宗永徽二年，奉太宗配祀明堂，有司遂请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显庆元年，诏以高祖配圜丘，太宗配明堂。

太尉长孙无忌等议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参之明堂，自缘从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见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严配，当时高祖先在明堂，礼司致惑，竟未迁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虽复亦在明堂，不得对越天帝。谨按《孝经》：‘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寻历代礼仪，且无父子同配明堂之义，唯《祭法》云：‘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元注曰：‘、郊、宗、祖，谓祭祀以配食也。谓祭昊天於圜丘，郊谓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谓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寻郑此注，乃以宗、祖合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连衽配祠，良为谬矣，故王肃驳之。臣谨上考殷周，下洎贞观，并无一代两帝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创制改物，体元居正，为国始祖，抑有旧章。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黩，拯率土之涂炭，布大造於生灵，请准诏书，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从之。

乾封初，诏明堂仍祭五方上帝，依郑元义。

仪凤二年，太常少卿韦万硕奏曰：“明堂大飨，准古礼郑元义，祀五天帝；王肃义，祀五行帝；贞观礼，依郑义祀五帝；显庆以来，新修礼，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又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祀行用已久，并依贞观年礼为定；又奉去年敕，并依《周礼》行事。今用乐须定所祀之神，未审依定何礼？臣以去年十二月录奏，至今未奉进止，所以乐章不定。”上及宰臣并不能断，乃诏尚书省召学者更参议之，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飨兼用贞观、显庆二礼，礼司益无凭准。

高宗改元总章，分万年县置明堂县，示欲必立之。而议者纷然，或以为五室，或以为九室。帝依两议，以幕为之，与公卿临观，而议益不一。乃下诏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黄琮，上设鸱尾，其言益不经，而明堂卒不能立。

上内出九室样，更令有司损益之。有司奏言：“内样：堂基三重，每基阶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黄琮，为八角，四面安十二阶。请从内样为定。基高下仍请准周制高九尺，其方其作司约准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并不用。又内样：室各方三筵，开四闼、八窗，屋圆楣径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飨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请依两汉季秋合飨，总於太室；若四时迎气之祀，则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损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当太室四面，青阳、明堂、总章、元堂等室，各长六丈，以应太室；阔二丈四尺，以应左右房。室间并通巷，各广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总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圆楣、檐，或为未允。请据郑元、卢植等说，以前梁为楣，其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圆楣之下，所施圆柱，旁出九宫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纪。柱外馀基，共作司约准面别各馀一丈一尺。内样：室别四闼、八窗，检与古合，请依为定。其户仍在外，设而不开。内样：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内有七间，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已上至屋峻起，计高八十一尺。上圆下方，飞檐应规，请依内样为定。其盖屋形制，仍望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并依《礼》加重檐，准太庙安鸱尾。堂四向五色，请依《周礼》白盛为便，其四向各随方色。请施四垣及四门。辟雍，按《大戴礼》及前代说，辟雍多无水广、内径之数。蔡邕云：‘水广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辅黄图》云：‘水广四周。’与蔡邕不异，仍云‘水外周堤。’又张衡《东京赋》称：‘造舟为梁。’《礼记 明堂位 阴阳录》：‘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广二十四丈，恐伤於阔，今请减为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为梁，其外周以圆堤，并取《阴阳》‘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按《三辅黄图》：殿垣四周方在水内，高不蔽日。殿门去殿七十二步。准今行事陈设，犹恐窄小。其方垣四门去堂步数，请准太庙南门去庙基远近为制；仍立四门八观，依太庙门别，各安三门，施元阃，四角造三重巍阙。”自後群儒分竞，各执异议，九室、五室，俱有依凭，上令所司於观德殿前依两议张设，上观之，谓公卿曰：“明堂之制，自古有之，议者不同，所以未造。今令张设两议，公等以何者为宜？”工部尚书阎立德奏曰：“两议不同，俱有典故。九室自暗，五室自明，取舍之宜，断在圣虑。”上亦以五室为便。（後以制度未定而止）。

●卷七十四 郊社考七

○明堂

武后临朝，垂拱元年，郊丘、明堂诸祭，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详见《郊祀门》）。四年，毁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而、栌、掌、、藉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宴赐群臣，赦天下，纵民入观。改河南为合宫县。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僧怀义以功拜左威卫大将军、梁国公。侍御史王求礼上书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斫。今者，饰以珠玉，图以丹青，铁入，金龙隐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太后不报。

永昌元年正月朔，大享万像神宫。太后服衮冕，大圭，执镇圭为初献，皇帝为亚献，太子为终献。先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国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明堂受朝贺，布政於明堂，复御明堂享群臣（天授二年革命，以武氏祖宗配享明堂，唐三帝亦同配）。

中宗神龙元年九月，亲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秋大享，复就圜丘行事。

玄宗开元五年，幸东都，将行大享之礼，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制，遂坼，依旧造乾元殿。每临御，依正殿礼。自是驾在东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贺。季秋大享，依旧於圜丘行事。

十年，复题乾元殿为明堂，而不行享礼。

二十年，季秋大享於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官从祀，笾、豆、樽、之数与雩礼同。

二十五年，驾在西京，诏将作大匠康素诣东都毁武后所创明堂。素言：“则天时以木为瓦，夹漆之，毁之劳人。”乃去其上层，易以真瓦，依旧改为乾元殿。自是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圜丘。

代宗永泰二年，礼仪使杜鸿渐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请以肃宗配。”制可。

宪宗元和元年，太常礼院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今太庙享礼毕，大享之日，准礼合奉皇考顺宗配神作主。”诏曰：“敬依典礼。”

十五年（时穆宗已即位），礼院奏：“大享明堂，案礼文皇考配坐。今奉宪宗配神作主。”诏曰：“敬依典礼。”

◎唐开元礼

△皇帝季秋大享於明堂仪

将祀，有司卜日，如别仪。前祀七日，戒誓百官。皇帝散斋、致斋，并如圜丘仪。（祀官斋戒同）

△陈设

前祀三日，尚舍直长施大次於明堂东门之外道北，尚舍奉御铺御座。守宫设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北向。诸祀官次於璧水东门之外道南，从祀官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东，东方、南方蕃客又於其东，俱重行，每等异位，北向西上；介公、阝公於璧水西门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阝公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异位，北向东上（褒圣侯於文武三品之下。若有诸州使人，分方各於文武官之後。摄事无大次已下仪。守宫设祀官公卿已下次於璧水东门外道南，北向西上）。设陈馔幔於璧水、东门之内道北，南向。前祀二日，太乐令设宫悬之乐於明堂前庭，如圜丘之仪。右校清埽明堂。内官、郊社令积柴於燎坛（其坛於乐悬之南），方一丈，高丈二尺，开上南出户，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礼设御位堂之东南，西向；设祀官公卿位於东门之内道南（摄事设祀官公卿位於明堂东南），执事者位於公卿之後，近南，每等异位，俱重行，西面北上。设御史位於堂下，一位在东南，西向；一位在西南，东向，令史各陪其後。设奉礼位於乐悬东，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设协律郎位於堂上午陛之西，东向；设太乐令位於北悬之间（摄事於此下便设望燎位於柴坛之北，南向，无太祝已下至褒圣侯之位也）。太祝奉玉帛位於柴坛之南，皆北向。设从祀文官九品已上於执事之南，东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异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阝公位於西门之内道南，武官九品已上於介公、阝公之後。西方、北方蕃客於武官之南，俱每等异位重行，东面北上（其褒圣侯於文武三品之下。若有诸州使人，分位各於文武官之後）。又设祀官及从祀群官等门外位於东门外道南，皆如设次之式。设牲榜於东门之外，当门，西向南上，牲数如雩祀之仪。设酒樽之位明堂之上下：昊天上帝太樽二、著樽二、牺樽二、山二，在室内神座之左；象樽二、壶樽二、山二、在堂下东南，西向。配帝著樽二，牺樽二、象樽二、二，在堂上神座之左。五方帝各太樽二、著樽二、牺樽二、一，各於室内神座之左，内向。五帝各著樽二，在堂上，各於神座之左，俱内向。五官各象樽二，在阶下，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堂上之樽皆於坫，阶下之樽皆藉以席，俱加勺、幂设爵於樽下）。设御洗於东阶东南（摄事设祀官洗），亚献之洗又於东南，俱北向。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篚实以巾爵）。设五官、洗、篚、幂，各於酒樽之左，俱右向，其执樽、、篚、幂者，各位於其後。各设玉币之篚於堂之上下、樽坫之间。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设昊天上帝神座於明堂太室之内，中央南向，席以藁秸；设睿宗大圣真皇帝神座於上帝之东南，西向，席以莞。设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黄帝於太室南户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东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席皆以藁秸。设太昊、炎帝、轩辕、少昊、颛顼之座，各於五方帝之左，俱内向，差退（若非明堂五室，皆如雩祀、圜丘设座之礼）。设五官座於明堂之庭，各依其方，俱内向，席皆以莞。设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

△銮驾出宫并如圜丘仪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诸祀官各服其服。其设樽玉帛，升行埽除，门外位仪，舞人就位，皇帝出行宫之次，群官入就位，近侍臣陪从仪，并同圜丘（摄事亦如圜丘）。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与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谒者引诸献官俱诣东陛升堂，立於樽所。太祝与献官皆跪取玉币於篚，立於东南隅，西向北上；五方帝五配帝太祝立於西南隅，东向北上。五方帝、五官、诸太祝及献官又取币於篚，立於樽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乐》作（皇帝每行，皆奏《太和之乐》），皇帝升自南陛，侍中、中书令已下及左右侍卫量人从升（已下皆如之。摄则谒者引太尉升南陛，奠玉、帛），皇帝升堂北面立，乐止。太祝加玉於币，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进，皇帝镇圭，受玉帛（凡受物皆镇圭，奠讫，执圭，俯伏，兴），登歌作《肃和之乐》，以大吕之均。太常卿引皇帝进，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面。五方帝之太祝奉玉帛各奠於神座，还樽所。皇帝再拜讫，太祝又以配帝之币授侍中（摄事皆谒者赞授太尉，上下皆然），侍中奉币西向进，皇帝受币，太常卿引皇帝进，西面跪奠於睿宗大圣真皇帝神位前，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立於东方，西向。五帝之献官各奠币於神座，各还五官之祝次，奠币神座，各还樽所。皇帝再拜讫，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南陛，还版位，西向立，乐止。初，拜官拜讫，祝史皆奉毛血之豆立於堂下，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阶升，诸太祝迎取於堂上，俱进奠於神座，诸太祝与祝史退立於樽所。

△进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设馔、盥洗樽爵，一如圜丘之仪（摄则太尉既升奠）。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一人持版进於皇帝之右，西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某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摄事云“天子臣某谨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昊天上帝：惟神覆焘群生，陶甄庶类，不言而信，普博无私。谨择元辰，率恒礼，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肃恭祀，式展诚敬。皇考睿宗大圣真皇帝配神作主。尚享。”讫，兴，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奠版於天帝神座，还樽所，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诣配帝酒樽所，执樽者举幂，侍中取爵於坫，进，引皇帝受爵。侍中赞酌齐讫，乐作，太常卿引皇帝进睿宗大圣真皇帝座前，西向跪，奠爵，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立於东方，西向，谒者五人引五方帝之太祝诣洗盥手，俱取匏於坫，酌齐，各进奠於其神座前，还樽所，乐止。配帝太祝一人持版进於皇帝之左，北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孝子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考睿宗大圣真皇帝：祗率旧章，肃恭恒礼，敬致祀於昊天上帝。惟皇考德光宇宙，道叶乾元，申锡无疆，实膺严配。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肃恭明荐，侑神作主。尚享。”讫，兴，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奠版於神座前，还樽所，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南方北向立，乐作。其饮福、还宫，并如圜丘仪（摄事亦同雩祀摄事）。

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大圣真皇帝配座，又以五方帝、五帝、五官从祀（笾豆等如冬至，都七十座）。

宋初，因唐旧制，每岁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

太宗雍熙元年，以太祖配上帝。

淳化四年，诏季秋大享以宣祖配。

真宗时，季秋大享以太祖配。

仁宗时，季秋大享以真宗配。

皇二年秋九月辛亥，大享明堂，三圣并侑。

先是，宋庠建议，以今年当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请季秋大享於明堂。诏从之。上谓辅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宫，天子路寝，今大庆殿是也，况明道初已合祭天地於此。”乃下诏以大庆殿为明堂，揭御篆“明堂”二字、飞白“明堂之门”四字，祠已，藏宗正寺。

判太常寺兼仪事宋祁等检详典礼，条请：一、据明堂制，有五室。当大享时，即设昊天上帝座於太室中央，南向；配帝位於上帝东南，西向；青帝室在东，西向；赤帝室在南，北向；黄帝在太室内少西南，北向；白帝室在西，东向；黑帝室在北，南向。今大庆殿初无五室，欲权为幔室，以准古制，每室为四户八牖；或不为幔室，即止依方设版位，於礼亦不至妨阙。其五神位，即设於庭中东南。一、明堂古制，南面三阶，三面各二阶。今大庆殿唯南向一面有两阶，其三面之制即难备设。欲於南向权设五阶，以备乘舆登降。一、明堂大享，唯真宗崇配，据礼合止告一室。伏缘乘舆入庙，仰对列圣，若专享一室，礼未厌情。今欲罢有司今年孟秋时享，请皇帝亲行朝享之礼，即七室皆遍，可尽恭虔，於礼为便。其真宗室祝册，兼告崇配之意，自馀齐宿，如南郊之仪。一、南郊礼毕，自大次辇还帷宫，钧容鼓吹导引；自帷宫还内，诸营兵夹路鼓吹奉迎。今明堂礼毕还文德殿，以须旦明登楼肆赦，缘宫禁地近，难用钧容鼓吹。其钧容合在宣德门外排列，营兵鼓吹合在驰道左右排列，欲候礼成乘舆离大次还文德殿时，自内传呼出外，计钧容及诸营鼓吹一时振作，俟乘舆至文德殿御幄，即传呼令罢。

太常礼院言：“昨赴大庆殿详度陈列天地以下神位，今参比郊坛兆上下位叙如左：殿上五室，内太室中北，昊天上帝位，皇地在左，皆南面；太祖、太宗、真宗位在东，西向。黄帝在太室中西南，北面，人帝在左，少退；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各从本室，人帝在左，少退。神州、地、日、月、北极、天皇大帝，并设於五室之间，其位少退（五帝、神州、日、月、北极、天皇帝，郊坛为第一龛位）。五官、勾芒以下设於明堂庭中少东南，别为露幄。五纬、十二次、紫微垣内官、五方岳、镇、海、渎、岁星、真枵、钩星以下七十二位，於东西夹庑下版设（於郊坛为第二龛位）。二十八舍、黄道内天官、角宿、摄提、五方山、林、川、泽以下一百七十九位，於丹墀龙墀道东西版设（於郊坛为第三龛位）。黄道外天官及众星五方坟、衍、原、隰以下四百九十六位，并东西庑周环殿後版设，以北为上（於郊坛为内之内外位）。仿古明堂之制，又稍与坛位叙相类。及令修内司并少府、司天监量广深丈尺，约陈列祭器不至并隘。如得允当，望下司天监绘图以进。”

诏曰：“国朝三岁亲郊，即合祭天地，祖宗并配，而百神从祀。今祀明堂，而礼官所定祭天不及地，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郊为大享，盖为民祈福，宜合祭皇地，奉太祖、太宗、真宗并配，而五帝、神州、地亦亲献之。日、月、河、海诸神，悉如圜丘从祀。”因谓辅臣曰：“礼非天降地出，缘人情耳。今礼官习拘儒之旧传，昧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

先是，资政殿学士、知杭州范仲淹建言：“祀明堂旷礼，宜召元老旧德陪位於庭。”乃诏南京起太子太保杜衍，西京起太子少傅任布陪祀，且供帐都亭驿待之。既而二人皆以老疾，力辞不至，遂赐衣带、器币。自後每遇大礼，而前两府致仕者率有诏召焉，然亦无至者。

按：宋初虽有季秋大享明堂之礼，然未尝亲祠，只命有司摄事，沿隋唐旧制，寓祭南郊坛。至仁宗皇二年，始以大庆殿为明堂，合祭天地，三圣并侑，百神从事，一如圜丘南郊之仪。盖当举郊祀之岁，而移其礼用之於明堂，故不容不重其事也。

嘉六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奉真宗配。

礼院言：“皇参用南郊百神之位，不应祀法。宜如隋唐旧制，设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从祀，馀皆罢。又前一日亲享太庙，当时尝停孟冬之荐。考详典礼，宗庙时祭，未有因严配而辍者。今明堂去孟冬日尚远，请复荐庙。前者祖宗并侑，今用典礼独配，前者地、神州并享，今以配天而亦罢，是皆变於礼中之大者也。《开元》、《开宝》二礼，五帝无亲献仪。旧礼，先诣昊天奠献，五帝并行分献，以侍臣奠币，皇帝再拜，次诣真宗神座，於礼为允。”诏恭依，而五方帝亦行亲献。

宋祁奏：“臣切见郑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肃曰：‘天惟一神，以五帝为次神。’而诸儒附郑者多，胡据而为说云：‘凡合祭五帝，一岁有二祀：龙见之月，祭於南郊，谓之大雩，一也；九月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一也。’祭明堂者，诸儒之言不同，或说：‘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庭中，以武王配，号曰祖、宗，礼所谓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设神位，准五行相向以为法：威仰在卯，西面；怒在午，北面；招拒在西，东面；叶光纪在子，南面。太、炎帝、黄帝、少、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之南，位如主人，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向。其牲，则天帝各一犊，合用十牲，文王、武王之牲用太牢，以《诗 我将篇》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专配一天，为之主，主足为外神依止，则文王配五帝矣。不专配，则所用牲得从尽物之享云。’”

英宗治平元年冬十月，诏明堂奉仁宗配。

时礼院奏，乞与两制同议仁宗皇帝配侑明堂。钱公辅等奏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圣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创业继体之君，有圣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则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则严父也；以成王言之，则严祖也。後世失礼，不足考据，请一以周事言之。臣切谓圣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则创业之君，是为太祖矣。太祖则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至重，万世不迁之法也。真宗则周之武王，宗乎庙而不祧者也，虽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未闻成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则周之成王也，虽有配天之功，而无配天之祭。亦未闻康王以严父之故，废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则严父也；以周公之心，摄成王之祭，则严祖也。严祖、严父，其义一也。下至於两汉，去圣甚远，明堂配祭，东汉为得。在西汉时，则孝武始营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无闻焉。在东汉时，则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之後无闻焉。当始配之代，符严父之说，及时异事迁，而章、安二帝亦弗之变，此最为近古而合乎礼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时，则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时，则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时，则以肃宗配之。礼官杜鸿渐、王涯辈皆不能推明经训，务合古初，反雷同其论，以惑时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当仁宗之初，倘有建是论者，配天之祭，常在乎太宗矣。当时无一人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礼，不明於圣代，而有唐之曲学，流弊乎後人。愿陛下深诏有司，博谋群贤，使配天之祭不胶於严父，而严父之道不专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礼，替有唐之曲学。治平元年正月上。”於是又诏台谏及讲读官与两制再详定以闻。孙等奏议曰：“仁宗继体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谓极矣。今庙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为後严父之大孝。”司马光等奏曰：“臣等窃以孝子之心，谁不欲尊其父者？圣人制礼，以为之极，不敢逾也。故祖已训高宗曰：‘祀无丰於昵。’孔子与孟懿子论孝，亦曰：‘祭之以礼。’祭则事亲者不以数祭为孝者，贵於得礼而已。前汉以高祖配天，後汉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观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启土，及造有区夏者，皆无配天之文。故虽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明、章，其德业非不美也，然而子孙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经》曰：‘严父莫大於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圣人之德，成太平之业，制礼作乐，而文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证‘圣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问而已，非谓凡有天下者，皆当以父配天，然後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误识《孝经》之意，而违先王之礼，不可以为法也。景二年，仁宗诏礼院官稽案礼典，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以太祖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则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礼。今仁宗虽丰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议者乃欲舍真宗而以仁宗配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必若此行之，不独乖违典礼，恐亦非仁宗意也。臣等窃谓宜遵旧，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为便。”诏从孙等议，以仁宗配享明堂。

或问朱子曰：“《我将》之诗，乃祀文王於明堂之乐章。《诗传》以为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时也。此乃周公以义起之，非古制也。不知周公以後，将以文王配邪，以时王之父配邪？”曰：“诸儒正持此二议，至今不决，看来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礼，不知在武王之时，在成王之时。若在成王时，则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见。”又问：“继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问：“周公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说如何？”曰：“此是周公创立一个法如此，将文王配明堂，永为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见後来妄将严父之说乱了。”

治平四年七月（时神宗已即位），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等言：“季秋大享明堂，请以英宗皇帝配神作主，以合严父之义。”诏恭依。

熙宁四年六月，诏以今年季秋有事於明堂，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礼。恩赏就明堂礼毕施行。

太常礼院言：“亲祀明堂，惟昊天上帝、英宗皇帝及五方帝，并皇帝亲献；五人帝、五官神位，即命分献。”从之。

元丰三年，诏：“历代以来，合宫所配，杂以先儒六天之说，朕甚不取。将来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馀从祀群神悉罢。”

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详定：“谨按《周礼》，有称昊天上帝，有称上帝。以义推之，称昊天上帝者，一帝而已，如‘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之类是也；称上帝者，昊天上帝及五帝，如‘类造上帝，封於大神’之类是也；称五帝者，昊天上帝不与，如‘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之类也，繇是而言，则《经》所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与《周礼》所称上帝同矣。其将来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欲以此修入仪注。”并据知太常礼院赵居锡、杨杰、王仲修，检讨杨完、何直状：“谨按《周礼 掌次职》曰：‘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祀五帝，则设大次、小次。’又《司服职》曰：‘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与五帝异矣。则《孝经》所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考之《易》、《诗》、《书》所称上帝非一。《易》曰：‘先王作乐崇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诗》曰：‘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又曰：‘上帝是。’《书》曰：‘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如此类者，岂可皆以五帝而言之？自郑氏之学兴，乃有六天之说，而事非经见，至晋泰始初，论者始以为非，遂於明堂惟设昊天上帝一座而已。唐《显庆礼》亦止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今大享在近，议者犹以谓上帝可以及五帝。请如圣诏，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至诚精，以称皇帝严父之意。”诏如赵君锡等所议。

杨氏曰：“愚按《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注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然则上帝之与五帝同乎，异乎？山阴黄度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时者也。周人祀天於圜丘，祀上帝於明堂，皆报本也；祀五帝於四郊，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大宗伯》言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祀五帝，义可知矣。’由此观之，则明堂祀上帝者，祀天也，非祀五帝也。而注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其说何从始乎？遭秦灭学，专用夷礼。汉兴，袭秦四，增之为五。自是以後，郊祀用新垣平之言，则祠五帝；明堂用公玉带之言，则祀五帝。皆以五为主，不知有上帝、五帝之分也。成帝即位，用匡衡之说改郊祀，明年，衡坐事免官，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祠者遂复甘泉泰及雍五如故。夫明堂祀五帝，自武帝首行之。光武中兴以後，始建明堂，明帝、章帝、安帝遵行不变，大抵以武帝汶上明堂为法，不知周人祀上帝於明堂之意矣。是故汉儒之注释明堂者，皆云祀五帝，盖其见闻习熟然也。其後晋泰始中，有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只设昊天上帝一位。未几，韩杨建言，以汉魏故事，兼祀五帝，无祀一天者，竟复明堂五帝位，是又习熟汉魏故事而然也。抑又有甚焉者，唐开元中，王仲邱奏谓：‘享上帝，有合经义，而五帝并祀，行之已久，请二礼并行，以成大享之义。’本朝皇中，宋祁奏以上帝、五帝二礼并存，以明圣人尊天奉神之义，不敢有所裁抑。夫祀上帝於明堂，周礼也；祀五帝於明堂，汉礼也。合周、汉而并用之，既并祀五帝，又祀上帝，其义何居！是说也，创於王仲邱，袭於宋祁，後之言礼者，习熟见闻，又将循此以为不易之典。甚矣！知天之学不明，诸儒惑於古今同异，而莫知所决，行之既久，而莫觉其误也。肆我神祖，圣学高明，洞见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屏黜邪说，断然行之，不以为疑。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其孰能与於此哉！”

详定礼文所言：“祀帝於南郊，以天道事之；享帝於明堂，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则虽配帝用犊，《礼》所谓‘帝牛不吉，以为稷牛’是也；以人道事之，则虽天帝用太牢，《诗》所谓‘我将我享，维羊维牛’是也。梁仪曹郎朱异请明堂用特牛，故隋唐因之，皆用特牲，非所谓以人道享上帝之意也。皇大享明堂，用犊七以荐上帝、配帝、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荐五人帝。熙宁中，礼院议昊天上帝、配帝用犊与羊豕各一，五帝、五人用犊与羊豕各五。皆未应礼。今明堂亲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谓用牛羊豕各一。”六月，太常礼院言：“今年明堂，尚在慈圣光献皇后三年之内，请如熙宁元年南郊故事，惟祀事用乐，卤簿、鼓吹、宫架、皆备而不作。”从之。是後凡国有故，皆用此制。

又言：“按晋挚虞议，明堂之祭，备物以荐，三牲并陈，笾豆咸列，礼同人理，故配以近考。《开元》、《开宝礼》及见行仪注，明堂之享，席用藁秸，器陶匏，并与郊祀无别，殊非所谓‘礼同人理，配以近考’之意。请以莞席代藁秸、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豆、登、簋、俎、樽、，并用宗庙之器。”从之。

哲宗元元年，吏部尚书吕大防等请宗祀神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诏以季秋择日有事於明堂。

九月辛酉，帝大享於明堂，诏：“明堂礼毕，御紫宸殿，群臣起居，不奏祥瑞。御楼惟行肆赦仪，称贺并罢。”以太常寺言司马光薨故也。

四年九月辛巳，大享於明堂。礼毕，诣景灵宫及寺观恭谢。

先时，三省言：“按天圣五年南郊故事，礼毕行劳酒之礼，如元会之仪。今明堂礼毕，请太皇太后御会庆殿，皇帝於帘内行恭谢之礼，百僚称贺讫，宣群官升殿赐酒。”太皇太后不许，诏曰：“皇帝临御，海内晏安，五经季秋，再讲宗祀，以享天心。顾吾何功，获被斯福？今有司因天圣之故事，修会庆之盛礼，将俾文武称庆於庭。吾自临决万机畏，岂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献之明？矧复皇帝致贺於禁中，群臣奉表於闱左，礼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旧仪，吾不敢受。将来明堂礼毕，更不受贺，百官并内东门拜表。”

六年，太常博士赵言：“本朝亲享之礼，自明道以来，即大庆殿以为明堂，至於有司摄事之所，乃尚御於圜丘。窃见南郊斋宫有望祭殿，至就行礼。”从之。

徽宗崇宁四年，诏：“营建明堂，已度地鸠工，俟过来岁，取旨兴役。”明年，以彗出西方，遂诏罢之。

政和三年八月，诏立明堂於大内之丙地，徙秘书省於宣德门之东，以其地为之。

诏：“明堂之制，朕取《考工》互见之文，得其制作之本。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考夏后氏之制，名曰‘世室’，又曰‘堂’者，则世室非庙。堂修二七，广四修一，则度以六尺之步，其堂修十四步，广十七步之半。又曰‘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四步益四尺，中央土室也；三步益三尺，木、火、金、水四室也。每室四户，户两夹窗。此夏后氏之制也。商人重屋，堂修七寻，崇三尺，四阿重屋。商人名曰‘重屋’而又曰‘堂’者，非寝也。度以八尺之寻，其堂修七寻。又曰‘四阿重屋’者，阿，屋之曲也，重者屋之复也，则商人有四隅之阿，四柱复屋，则知下方也。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三代之制不相袭，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则知皆堂也。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者，九筵则东西长，七筵则南北狭，所以象天，则知上圜也。夏商周之名虽不相袭，其制则一，唯步、寻、筵广狭不同而已。《考工记》所言三代之制，亦各互见。朕取夏后氏益土室之度，兼商人四阿重屋之制，从周人度以九尺之筵，上圆象天，下方象地，四户以合四序，八窗以应八节，五室以聚五行，十二堂以听十二朔，九阶、四阿，每室四户，夹以八窗。兼三代之制，黜诸儒之臆说，享帝、严父、听朔、布政於一堂之上，於古皆合，其制大备。宜令明堂使司遵图建立。”於是内出明堂图式，於崇政殿宣示百官，命蔡京为明堂使，蔡攸讨论指画制度，蔡、蔡、宋参详，梁师成为都监，童师敏为承受；以开封尹盛章弹压兵匠，章罢，以王革代之，复以章为参详。八月甲寅，开局兴工，日役万人，仍差天武、捧日兵士二千巡检。蔡京言：“三代之制，世室、重屋、明堂修广不相袭。夏度以六尺之步，商度以八尺之寻，而周以九尺之筵，世每近，制每广。今若以二筵为太室，方一丈八尺，则室之中设版位，礼器已不可容，理当增广。今从周之制，以九尺之筵为度，太室修四筵（三丈六尺），广五筵（四丈五尺），共为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修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五寸），广四筵（三丈六尺），共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无修广之数，今亦度以九尺之筵。明堂、元堂各修四筵（三丈六尺）、广五筵（四丈五尺），左右个各修广四筵（三丈六尺），青阳、总章各修广四筵（三丈六尺），左右个各修四筵（三丈六尺），广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五寸），四阿各四筵（三丈六尺），堂柱外基各一筵（九尺）。堂总修一十九筵（一十七丈一尺），广二十一筵（一十八丈九尺）。”蔡攸言：“明堂五门，廊庑盖以素瓦，而门堂则以琉璃，其地则随所向，而砌以五色之石，栏柱端以铜为辟邪之象，而饰以五方所向之色。八窗、八柱则以青、黄、绿相间。堂室柱门栏柱，并以丹ぬ涂之。堂阶为三级，每级崇三尺，共为一筵。改火珠为龙之象。阶庭植松、梓、桧之木，宫门不设戟，而殿隅并垂铃云。”诏以“元堂”犯圣祖之讳，取“平在朔易”之义，改为平朔，门亦如之。仍改敷右门曰左敷佑，左承天门曰右敷佑，承天门曰平秩，更衣大次曰斋明殿。其明堂、青阳、总章、元堂、太室五门，并御书榜之。

七年，明堂成，有司请颁常视朔听朝。诏：“明堂专以配帝严父，馀悉移於大庆、文德殿。”群臣五表陈请，乃从之。

礼制局列上明堂七议：“一曰，古者朔必告庙，示不敢专。请视朝、听朔必先奏告，以见继述之意。二曰，古者，天子负南乡，以朝诸侯，听朔则各随其方。请自今御明堂正南乡之位，布政则随月而御堂，其闰月则居门焉。三曰，《礼记 月令》，天子居青阳、总章，每月异礼。请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时令，使有司奉而行之。四曰，《月令》以季秋之月，为来岁受朔之日。请以每岁十月，於明堂受新历，退而颁之郡国。五曰，古者天子负，公侯伯子男，蛮夷戎狄四塞之国，各以内外尊卑为位。请自今元正、冬至及朝会，并御明堂，辽使依宾礼，蕃国各随其方，立於四门之外。六曰，古者以明堂为布政之宫。自今若有御札手诏，并请先於明堂宣示，然後榜之庙堂，颁之天下。七曰，赦书德音，旧制宣於文德殿。自今请非御楼肆赦，并请於明堂宣读。”九月，诏颁朔布政自十月为始。其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颁天运政治，及八年戊戌岁运历数於天下。百官常服立明堂下，乘舆自内殿出，负坐於明堂，大晟乐作，百官朝於堂下。大臣升阶进呈所颁布时令，左右丞一员跪请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丞乃下授颁政官，颁政官受而读之，讫，出ト门奏礼毕，皇帝降御座，百官乃退。自是以为常。

重和元年九月辛卯，大享明堂，并祀五帝。

初，礼部尚书许光凝等言：“《月令》‘季秋大享帝’，说者谓遍祭五帝也。《曲礼》‘大享不问卜’，说者谓祭五帝於明堂，莫卜也。《周官》‘太宰祀五帝，则掌百官誓戒’，说者谓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而王安石以谓：‘五帝者，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惟其为五精之君，故分位於五室；惟其为昊天之佐，故与享於明堂。’自神宗下诏，惟以英宗配上帝，而悉去从祀群神。陛下肇新宏规，季秋大享，位五帝於其室，既无以祢概配之嫌；止祀五帝，又无群神从祀之黩。则神宗黜六天於前，陛下正五室於後，其揆一也。”从之，乃诏从祀五帝。

礼制局言：“祀天神於冬至，祀地示於夏至，乃有常日，无所事卜。季秋大享帝，以先王配，则有常月而未有常日。《礼》不卜常祀，而卜其日，盖月有上辛、次辛，谋及卜筮，所以极严恭之意也。请明堂以吉辛为正。”

诏：“每岁季秋大享，亲祠明堂，罢有司摄事。”又诏：“明堂近在宫城，秋享实荐时事，行之久远，宜极简严。其每岁季秋亲祠，如孟月朝献礼，更不差五使、仪仗等。”自是迄宣和末岁，行亲享之礼云。

高宗绍兴元年，上合祭天地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祀。礼毕，不受贺，文武百官拜表称贺如仪。以嗣濮王仲为亚献，右监门卫大将军、信州防御使令话为终献。

时礼部尚书秦桧等言：“伏睹建炎恭行郊祀之礼，其时仪文制度与夫衣服、器皿之类，已不能如礼。明年渡江，国步愈艰。今岁复当郊祀，谨按冬祀大礼，神位六百九十，行事官六百七十馀员，而卤簿、仪仗、舆辇、宫架、祭器、法服，散失殆尽，及景灵宫、太庙行事与登门肆眚等礼，不可悉行。至於享，亲诣宗庙行礼，又不及天地，惟宗祀明堂，似乎简易。苟朝廷深原礼意，采先儒之说，汉武帝、孝章之制，而略其严父之文；志存享帝，而不拘於制度之末，独明堂之礼，尚或可行。乞博采群议，令有司参考典礼以闻。”

礼部尚书胡直孺议曰：“谨按百王之礼，沿革不同，而祀天地於郊丘，祀上帝於明堂，享祖宗於太庙，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惟仁宗皇时，大享明堂，合祭天地，并侑祖宗，遍礼百神，圣训有‘礼缘人情’之语，而文彦博以仁祖为能达礼之情，礼之变。由此观之，皇祀典本非为万世不易之礼也。国朝配祀，初无定制。自英宗皇帝始专配以近考，司马光、吕诲争之，以为绌祖进父，然卒不能夺王、孙之谄辞。其後神宗皇帝谓周公宗祀在成王之时，成王以文王为祖，则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以误引《孝经》严父之文，惜乎不能将顺上意，以辨正典礼。谨按：圣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则创业之君，太祖是也。太祖则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祭者，万世不迁之法。皇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当时盖拘於严父，故配帝并及於真宗。今主上绍膺大统，自真宗至於神宗均为祖庙，独跻则患在於无名，并配则几同於享。又从祀百神，在於明堂，本非典礼，或升或黜，慢渎为多。今参酌皇诏书，将来请合祭昊天上帝、皇地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惟礼专而事简，庶几可以致力於神明。然後申饬攸司，各扬乃职，牺牲必成，粢盛必洁，衣服必备，以尽其所以致力於神之意，则一朝大典，岂特施於艰难之时，情文粗称，虽万世行之可也。”是时，太常少卿苏迟等则请用皇诏书之意，兼采景礼官之请，即常御殿，南向西上，设昊天上帝、皇地位；西向北上，设太祖、太宗、真宗神位；於殿之东庑，设圜丘第一龛九位；於殿之西庑，设方泽第一成一十六位。庶几诚意可展，仪物可备。如以不遍及列圣为未足，则大礼前一日，有亲诣太庙之文，今神主在温州，恐当命大臣於某处摄行祀事。如以不遍及百神为未足，则请即行在天庆观之大享後，择一日，取祖宗大礼既毕恭谢之文，亦命大臣简其仪物，悉举以告，亦足以尽祈报之心。”诏：“依礼部新仪，一遵皇二年诏书，仍以明堂大礼为称，於常御殿设位行礼。”

礼部言：“准诏参酌皇诏书，合祭天地於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合用神位四位，元系御笔明金青字，出雕木缕金五采装莲花戏龙座，黄纱明金罩子，黄罗夹软罩子，黄罗衬褥，朱红漆腰扌舁套匣，黄罗夹帕事件，全昨缘扬州渡江失去，乞下所属制造。”从之。

四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配，兼祀百神。

先时，有司请议郊祀、明堂、享之宜，礼部侍郎陈与义议曰：“臣切考国家大祀，天子躬行者，有南郊，有明堂，有祭，有恭谢。古者为郊之制，在国之南五十里，盖谓国都之南也。陛下驻跸於此，非建都之地，置设坛，固无其所。建炎戊申，举是礼於维扬者，是时以火德嗣兴，大统复集，即位之初，不可以不见帝，以礼从权，非必袭用。而况卤簿、仪物，渡江散尽，疆陲戎事，岁晚多虞，则南郊之礼在今日固不敢轻议者也。国步未定之际，奉安庙┙，权在永嘉，既已累年，若欲移徙，以便亲祠，惧失在天神灵之意，则祭之礼在今日实不可行者也。陛下躬履多虞，严恭寅畏，方与万姓请命於天，用实而去文，有祈而无报，则恭谢之礼在今日不可行者也。绅儒生又有为柴望之说者，以谓虽祖宗未之或行，而今日可以肇修。臣尝考之，其说本於《书》之《尧典》，本为巡狩之用，而周室行之於《时迈》告祭之诗，其说详於孔颖达之疏，指为封禅之事，而汉光武用之，著於泰山刻石之文。陛下遭时艰故，遵养东南，修政理戎，俟天悔祸，举兹大礼，惟务於忱，岂可托巡狩告至以有辞乎？又况柴望之祭，不及祖宗，所用时日，亦当有据。若一切损益之，则安用柴望之名哉？然则柴望之礼在今日亦不可行者也。臣窃惟明堂之礼，有汉武帝汶上之制，绍兴元年，实已行之。若再举而行，宜於今事，无戾於古典。或谓自维扬南郊之後，至於今日，再遇当郊之岁，不可以逾六年而不郊。以臣考之，郊之疏数，本无定制。真宗自景德二年祀南郊，至祥符七年而始祀东郊，则九年而後再郊矣。仁宗皇帝皇五年祀南郊，嘉元年行恭谢礼，四年行祭礼，七年行明堂礼，则逾九年而不再郊矣。逾六年而不郊，非所疑也。或以周公严父之文为疑，则既有治平中司马光、吕诲之议，又有熙宁中祖宗之圣训与王安石之说，足以破万世之惑矣。或以并配之礼为疑，盖绍兴元年礼官之议，以谓皇之时，四方无虞，万物盛多，是以明堂合祭天地，并配祖宗。盖其说不尽不能推明所以变礼之意，是以致众人之疑。谨按皇诏书，其略曰：‘国朝自祖宗以来，三岁一郊。今祀明堂，正当三岁亲郊之期，而礼官所定配坐，不及祖宗，宜并配以称朕恭事祖宗之意。’盖太祖则周之后稷，当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则周之文王，当配祭於明堂者也。郊当祭太祖，而以当郊之岁，举明堂之礼，则不可以遗太祖而不祭。稽之神理，本之人情，则皇诏书之本意，可以为万世不刊之典，岂特以四方无虞万物盛多而举此哉？并配之礼，又非所疑也。若乃神位仪物损益多寡之数，更合再加斟酌，以尽今日情文之宜。”诏从之。盖中兴郊祀明堂、合祭天地、并配祖宗之礼，参考推明，至兴义之议而始定。於是太常寺条具：“乞以明堂大礼为称，左仆射誓行事、执事、陪祠官於尚书省，刑部尚书莅誓。明堂殿上下彻去黄道ブ褥，入殿门不张盖，百官不得回班。御燎从物、伞扇更不入殿。行礼前，卫士不起居呼万岁，读册官读册至御名勿兴。”诏并从之。

国子监丞王普言：“大礼明堂有未合典礼之事：正、配每位设太樽三，著樽二，牺樽、象樽、壶樽、山樽各一，又设如樽之数。太樽，一实供内法酒，一实齐，一实醴齐；著樽，一实祠祭法酒，一实盎齐；牺樽实缇齐，象樽实沈齐，壶樽实昔酒，山樽实事酒；太，一实清酒，馀皆实明水。谨按《周礼》，春祠、夏礻龠用两牺樽、两象樽，秋尝、冬用两著樽、两壶樽；四时之间祀用两太樽、两山樽。又曰‘凡祭祀供五齐三酒，以实八尊’，然则六尊之数，凡十有二，其当时所用者四，其设而不酌者八。明堂乃季秋大享，则初献当用两著樽，一实玄酒，一实醴齐；亚、终献当用两壶樽，一实元酒，一实盎齐，皆有如樽之实。又设两太樽、两山樽、两牺樽、两象樽，实五齐、三酒而不酌，亦如之。今祭祀所用惟九樽，而首设太樽者三，以供内法酒及齐、醴齐实之；又设著樽者二，以祠祭法酒及盎齐实之；又设牺樽、象樽、壶樽、山樽，各以缇齐、沈齐、事酒、昔酒实之。尊之数不足以尽五齐、三酒也。又设太，以清酒实之。元酒不与齐酒对设也，则又为八以实之，且在三酒之後焉。盖不论所设之与所陈之义，但取遍於樽之数而已，实无经据也。宜仿《司樽彝》秋尝之制，设两著樽，一实元酒，一实醴齐，以俟初献；又设两壶樽，一实元酒，一实盎齐，以俟亚献、终献；其馀八樽，以实五齐、三酒，设而不酌，悉如《周官》之制。其醴齐，请以祠祭法酒代之；其盎齐，请以供内法酒代之。增三樽为十二之数，庶与《周官》相应。”

又言：“按：祭器实仿聂崇义《三礼图》制度，如爵为爵形，负盏於背，则不可以反坫；、簋如桶，其上为龟，则不可以盖。此类甚多，盖出於臆度，而未尝亲见古器也。自刘敞著《先秦古器记》，欧阳著《集古录》，李公麟著《古器图》，吕大临著《考古图》，乃亲得三代之器，验其款识，可以为据。政和新成礼器制度，皆出於此，其用铜者，尝有诏许外州以漆木为之。至主上受命於应天，郊祀於维扬，皆用新成礼器，初未尝废止。缘渡江散失，无有存者。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器制度为定，其、簋、樽、之属，仍以漆木代铜，庶几易得成就。”

绍兴七年，诏大享明堂。时徽宗升遐，上躬行三年之丧，礼部、太常寺言：“景德、熙丰南郊故事，皆在谅ウ中，当时亲郊行礼，除郊庙、景灵宫合用乐外，所有卤簿鼓吹及楼前宫架、诸军音乐皆备而不作，其逐处警扬，止鸣金钲鼓角。乞依累朝故事行。”太常博士孙邦乞自受誓戒日，皇帝暨百僚、禁卫等权易吉服，至礼成还内仍旧。中书舍人傅崧卿援严父之文，欲升徽宗配享。诏令侍从、台谏、礼官同议。

礼部侍郎陈公辅言：“陛下方居道君皇帝之丧，而道君皇帝神灵方在几筵，岂可遽预配祭之礼？况梓宫未还，庙未有定议，臣愚以为当先期一日，陛下尽哀致奠，奏於道君皇帝以将有事明堂，暂离几筵，暂假吉服，盖国家故事不敢废也。然後即斋宫入太庙，行明堂事，事毕，服丧如初，斯谓合礼。”吏部尚书孙近等议，引司马光之说曰：“汉以高祖配天，後汉以光武配明堂。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启土，造有区夏者，皆无配天之文。虽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明、章，德业非不美也，然子孙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此乃误认《孝经》之意，而违先王之礼，不可以为法。况梓宫未还，几筵未除，山陵未卜，而遽议配侑之事乎？臣等伏请今年明堂大礼，权依绍兴元年诏书，请俟削平僭乱，恢复大业，然後定郊祀明堂之议，一从成周，庶不失《礼经》之正。”诏从之。

三十一年九月辛未，大享明堂，罢合祭，奉徽宗配祀。祀五天帝、五人帝於堂上，五官神於东厢，罢从祀诸神位，用熙宁礼也。

礼部、太常寺言：“明堂大礼，车辂、卤簿、法驾、仪仗，理合预行讨论。欲依《政和五礼新仪》，宗祀上帝，有司陈法驾、卤簿，车驾自太庙乘玉辂诣文德殿。皇《明堂记 大驾宇图》用万有八千二百五十六人；大中祥符元年，法驾用万有六百六十一人。较之昨礼，令三分减一为率。礼官所定凡万有一千八十八人。昨绍兴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郊祀大礼，大驾、卤簿、捧日、奉宸队等共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二人。今讨论明堂大礼，乞依绍兴二十八年例三分减一，用一万一百四十人。”从之。

●卷七十五 郊社考八

○明堂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言：“昊天上帝四祭，请并於圜坛行礼。”礼部侍郎郑闻谓：“明堂当从屋祭，不当在坛。乞遇明堂亲飨，则遵依绍兴三十一年已行典故，如常岁有司摄事，则权寓净明寺行礼，庶合明堂之义。”诏从之。

中兴後，昊天上帝四祀：春祈、夏雩、秋享、冬报。其二在南郊圜坛，其二在城西惠照院望祭斋宫。绍兴元年十一月，太常少卿赵子画谓：“岁祀上帝，设位於绍兴天庆观。今驻兵其所，请更设於城外东南之告成观。”十二月，礼官谓：“祀天当燔牛首，今牲止少牢。请燔羊首，筑燎坛位，益笾、豆皆六（笾实菱芡、栗脯、乾桃、乾{艹}，豆实芹菹、┺菹、葵菹、菁菹、韭菹、鹿）。俎八（羊豕腥熟），一（毛血），二（稻粱），簋二（黍稷）。进胙以羊体，始誓用礼神玉，备三献。二年，命择地於临安城外之东南以祀天。二月丁卯，太常少卿程谓：“妙觉院去城远，而天宁观在城中，非城之东南。”诏权於天宁望祭。闰四月己未，太常少卿王居正谓：“秋祀上帝，奉神宗配。往岁，明堂礼官谓配以近考，失《孝经》本旨，遂议祖宗并配。今秋享不当复配以神宗。”权礼部侍郎赵子画谓：“圣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则周之后稷，配祭於郊；太宗则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亲祠并配，实出权宜。请自今季秋摄事，专祀昊天上帝，以太宗配。”从之。六年，大臣以圜丘方泽之祭，寓於天庆，小屋三楹，卑陋湫隘，军民喧杂。命奉常及临安守臣别营之。正月，太常少卿何悫始请迁於城外惠照院。九年二月己卯，始用国子监丞张希亮之请，凡大祀，益笾豆为十有。二十三年十一月，礼官请今後祀天以及庆礼，皆於圜坛。十四年四月，太常博士凌哲请大祠具乐舞。礼官定用工八十有三人，二舞九十人，押乐太常卿、丞皆一人，协律二人。十六年，始用《政和仪》，笾豆皆二十有六，簋皆八。十九年八月，命礼官及临安守臣葺惠照望祭殿，建斋宫於其西，合三十有一区。

淳熙六年秋九月，大享明堂，合祭天地，复奉太祖、太宗配。

先时，诏今岁行明堂大礼，令礼部、太常寺详议。宰执进呈礼、寺议状：“窃观黄帝拜祀上帝於明堂，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历时既久，其详莫得而闻。至《礼记》始载《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内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蛮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礼 大司乐》有冬至圜丘之乐，夏至方丘之乐，宗庙九变之乐，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岂非明堂者，布政会朝之地，周成王时，尝於此歌《我将》之颂，宗祀其祖文王乎？後暨汉唐，虽有沿革，至於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义起，未始执一。本朝仁宗皇中，破诸儒异同之论，即大庆殿行亲享之礼，并侑祖宗，从以百神，前期朝献景灵宫，享太庙，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兴，斟酌家法，举行皇之制於绍兴之初，亦在殿庭合祭天地，并配祖宗，盖得圣经之遗意。且国家大祀有四：春祈，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即位以来，固尝一讲祈，四躬冬祀，惟合宫、雩坛之礼，犹未亲行。今若据巳行典礼，及用仁宗时名儒李觏《明堂严祖说》并治平中吕诲、司马光、钱公辅等集议、近岁李焘奏所陈，特举秋享，於义为允。”上曰：“明堂合祭天地，并侑祖宗，从祀百神，并依南郊礼例，可依详议事理施行。”

礼部、太常寺言：“明堂所设神位，并依南郊礼例，系七百七十一位。今大庆殿铺设昊天上帝、皇地、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四位，其从祀神位凡七百六十有七，於东西两朵殿铺设（五方帝至五岳二十五位）；馀从祀众星，东廊二百八十位，西廊二百四十八位，南廊六十六位，欲於南廊前连檐修盖瓦屋，与东西廊相接，设一百四十八位。依《议令》，合设馔幔，欲於新置便门外幔道下，结缚搭盖屋二，及合用祝册幄次，乞於南宫门里过道门下面东两壁钉设；其礼部捧册职掌等，乞於过道门面南壁宿斋；其皇帝位版幄次，乞於内藏库相对廊上钉设。”从之。

太史局言：“将来明堂大礼，合祭天地，并侑祖宗，从祀百神，并依南郊礼例。今照得明堂两朵殿上铺设神位版共二十五位，其上十位（五方帝、昊天上帝、皇地、神州地、夜明、大明共十位）并金面青字大版，内一十五位（五行、五官、五渎）皆朱红漆面金字小版，将来铺设大小不等。乞下所属创造朱红漆面金字大版神位一十五位。”从之。

御书“明堂”、“明堂之门”六字，并“嗣天子臣御名恭书”七字，令修内司制造牌二面，将来明堂大礼，其“明堂”牌於行礼殿上安挂，其“明堂之门”牌於行礼殿西门新置便门上安挂。

△太常寺修定明堂大礼仪注

誓戒同郊祀

致斋（三日，一日於文德殿，一日於太庙，一日再赴文德殿，仪并同郊祀，但改大庆殿为文德殿）。

△奏告

前祀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室，如常告之仪。

陈设（内玉、币、笾、豆、、簋、俎、实、樽、、酒、齐数目，并同郊祀，不重录。惟实俎增羊腥、豕腥，如牛腥之数）

前祀三日，有司设大次於垂拱殿门内东廊，又设小次於明堂阼阶下之东稍南，西面；设文武侍臣次於明堂门外，行事、执事、陪祠宗室及有司次於明堂门外；设东方、南方客使次於文臣之後，西方、北方客使次於武臣之後。设馔幔於明堂门外稍西，南向。前祀二日，太社令帅其属扫除明堂之内外，置燎坛於明堂庭之东南隅。太社令积柴於燎坛，光禄牵牲诣祠所。太常设登歌之乐於堂上前楹稍南，北向；设宫架於庭中，立舞表於ガ缀之。前祀一日，太常设神位版：昊天上帝、皇地位於堂上北方，南向西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位於堂上东方，西向北上（告洁毕，权彻）；五方帝、神州地、大明、夜明、天皇大帝、北极、五行、五官、五岳位二十五；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帝内座、五星、十二辰、河汉内官，五镇、四海、四渎、二十八宿、中官，山林、川泽、外官，邱陵、坟衍、原隰位三百八十有二；众星位三百有六十。并分设於两廊，东西相向，以北为上（内南廊所设众星，重行北向，以西为上，铺设），席皆以莞。奉礼郎、礼直官设皇帝位版於阼阶之上，西向；饮福位於昊天上帝之西南，北向；望燎位於殿隔门上当中，南向。赞者设亚、终献位於堂下阼阶之东少南，西向；大礼使、左丞相又於其南，行事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吏部、礼部、刑部侍郎，光禄卿，读册、举册官，光禄丞，於大礼使、左丞相之後（光禄丞稍），执事官位又於其後。奉礼郎、抟黍太祝、太社、太官令，位於亚献之北少东，俱西向北上。监察御史位四：二於堂下西阶之西，东向北上；一於殿隔门外东阶下，一於殿隔门外西阶下。协律郎位二：一於堂上磬ね之北，少西；一於宫架之西北，俱东向。押乐太常丞位於登歌钟ね之北，押乐太常卿位於宫架之北，俱北向。分献官、奉礼郎各立於从祀神位之前，俱北向。良酝令於酌樽所，北向。又设陪祠文武官位於行事、执事之南，东西相向。诸方客使在文官之南；随其方国。光禄陈牲於明堂门外，东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常设省牲位於牲东，大礼使、左丞相在北，南向东上，分献官位於其後。行事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吏部、礼部、刑部侍郎，押乐太常卿、光禄卿，读册、举册官，押乐太常丞、光禄丞，奉礼、协律郎、抟黍太祝、太社、太官令在南，北向东上（太常丞以下位，皆稍）。监察御史在吏部尚书之东，异位稍。光禄陈礼馔於行礼殿隔门外稍东，南向，设省馔位版於礼馔之南，大礼使、左丞相在南，北向西上，分献官位於其後。监察御史位四，在西，东向北上。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吏部、礼部、刑部侍郎，押乐太常卿、光禄卿，读册、举册官，押乐官太常丞、光禄丞，奉礼、协律郎，抟黍太祝，太社、太官令在东、西向北上。礼部帅其属设祝册案於神位之右，司樽彝帅其属设玉币篚於酌樽所；次设笾、豆、、簋之位：正配位皆左二十有五笾，右二十有五豆，俱为四行。俎三：二在笾前，一在豆前。又俎六，在豆右，为二重。登一，在笾豆。三，皆有四，在登之前。七、簋七，在笾豆外三俎，在左，簋在右。又设樽之位：每位皆著樽二、壶樽二，皆有，加勺、幂为酌樽；太樽二、山樽二、牺樽二、象樽二，皆有，加幂，设而不酌。并在堂上稍南，北向西上（配位设於正位酒樽之东，每位玉爵一，有坫）。又设从祀诸神笾、豆、、簋之位：五方帝以下二十有五位，皆左十笾，右十豆，俱为三行，俎二在笾豆前，登一在笾豆，二、簋二在俎，在左，簋在右，爵一在俎前，有坫（内神州地、五行、五官、五岳，每位皆加一，在登之前）；其馀神位皆左二笾，右二豆，俎一在笾豆前，簋在俎前，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登一在笾豆（众星三百六十位，皆不设登）。又设从祀樽、坫之位：五方帝、神州地、大明、夜明、天皇大帝、北极，每位各设太樽二、著樽二於笾前之左；又各於东西廊五行、五官、五岳神位之前，稍北，共设牺樽二、象樽二；又於东西廊帝座北斗以下神位之前，稍北，共设牺樽二、象樽二、壶樽二、概樽二；又於东西廊东镇、西镇以下神位之前，稍北，共设山樽二、（系御嫌名）樽二、散樽二；又於东西南廊众星神位之前，共设散樽二十有四；又设正配位笾、豆、、簋、各一，俎各三於馔幔内；设御盘於阼阶上，进盘、巾内侍位於皇帝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盘者北向，奉及执巾者南向）。又设亚终献盥洗、爵洗於其位之北（盥洗在东，爵洗在西），在洗东，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实以巾（若爵洗之篚，则又实以篚），执篚者位於其後。分献官盥洗十二并勺、篚巾，分设於东西廊下，执篚者各位於其後。祀日丑前五刻，太社令与太史官属各服其服升堂，设昊天上帝、皇地、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版於堂上，又设五方帝、神州地、大明、夜明、天皇大帝、北极、五行、五官、五岳二十五位於两朵殿。太府卿、少府监帅其属入陈玉币於篚；光禄卿帅其属入实正配位笾、豆、、簋；太官令帅其属入实俎；良酝令帅其属入实樽，又实从祀神位之馔，又实从祀神位之樽；太常官设烛於神位之前，又设大礼使以下行事、执事官摄位於明堂门外，如省牲位；有司设神位版幄，又设册幄於明堂门外。

△皇帝自太庙诣文德殿（并同郊祀车驾诣青城仪，止改青城斋宫为丽正门）

△省牲器（并同郊祀，止改郊坛为明堂）

△奠玉币（并同郊祀）

△行事

皇帝自斋殿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以出，近侍及扈从之官导从至垂拱殿门内大次，皇帝降舆入大次，帘降。礼仪使、枢密院官、太常卿、ト门官、太常博士、礼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次引礼部侍郎诣大次前奏请中严；少顷，又奏外办。符宝郎奉宝陈於宫架之侧，礼仪使当次前俯伏，跪奏：“礼仪使臣某言，请皇帝行事。”奏讫，俯伏，兴，还侍立（礼仪使奏礼毕，准此）。帘卷，皇帝服衮冕以出，侍卫如常仪。礼仪使以下前导至明堂殿西外班门，殿中监跪进大圭，前导皇帝入门（侍卫不应入者，止於门外），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工鼓，宫架《仪安之乐》作（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仪安之乐》），由西廊降阶，自宫架前至阼阶下，偃麾，戛，乐止（凡乐皆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兴，工鼓而後作，偃麾、戛而後止之也）。升自阼阶，大礼使从（皇帝升降，大礼使皆从，左右侍卫之官量人数从升），登歌乐作；至版位西向立，乐止。礼仪使以下分左右侍立（凡行礼，皆礼仪使、枢密院官、太常卿、ト门官、太常博士、礼直官前导，至位，则分立於左右），礼仪使前奏：“有司谨具，请行事。”宫架作《成安之乐》、《右文化俗之舞》，乐作三成止。先引左丞相、吏部尚书、侍郎升堂，诣昊天上帝神位前立，左丞相、吏部尚书俱西向北上，吏部侍郎东向，乐作六成止。太社令升烟，燔牲首，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赞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内侍取玉、币於篚，立於尊所，内侍各执盘、巾以进，宫架乐作。礼仪使奏请皇帝大圭、盥手，内侍进盘、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请手，内侍进巾，皇帝手讫，又奏请皇帝执大圭，乐止。礼仪使前导，登歌《镇安之乐》作，殿中监跪进镇圭，礼仪使奏请大圭、执镇圭，前导皇帝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内侍先设缫藉於地，礼仪使奏请跪奠镇圭於缫藉，执大圭，俯伏，兴；又奏请大圭，跪。内侍加玉於币，以授吏部尚书，吏部尚书以授左丞相，西向跪以进。礼仪使奏请受玉、币，皇帝受奠讫，吏部侍郎东向跪受以兴，进奠於昊天上帝神位前。左丞相、吏部尚书，侍郎俱诣皇地神位前以俟。礼仪使奏请执大圭，俯伏，兴。内侍举镇圭授殿中监，内侍又以缫藉诣皇地神位前，先设缫藉於地。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讫，乐止。礼仪使前导皇帝诣皇地、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奠镇圭、玉、币，并如上仪（皇地位作《嘉安之乐》，太祖皇帝位作《广安之乐》，太宗皇帝位作《化安之乐》。配位唯不奠玉。皇帝东向受币，左丞相北向进币，吏部侍郎南向受币）。左丞相、吏部侍郎权於堂上稍西，东向立，吏部尚书降复位。礼仪使前导皇帝还版位，登歌乐作；至位西向立，乐止。内侍举镇圭、缫藉，以镇圭授殿中监，以授有司。初，皇帝将奠配帝之币，赞者引分献官俱诣盥洗位，笏，盥手，手，执笏，各升诣五方帝、神州地以下从祀神位前，各笏跪。奏礼郎以币授分献官（五岳以上，奉礼郎奉币；馀从祀，执事者奉币），分献官受币奠之，执笏，俯伏，兴，再拜讫，俱退复位（内五方帝、神州地、大明、夜明、五岳神位前，奠玉、币）。祝史奉毛血立於堂下，升自西阶，太祝迎於堂上，俱进奠於神位前，太祝、祝史退立於樽所。

△进熟

祀日，有司陈鼎十二於神厨，各在镬右。太官令帅进馔者诣厨，以匕毕升牛於镬，实於一鼎（肩、臂、、肫、胳，正脊一、直脊一、横脊一、长胁一、短胁一、代胁一、皆三骨以并）；次升羊如牛、升豕如羊，各实於一鼎（每位牛羊豕各一鼎），皆设扃幂，祝史对举，陈於馔幔内，重行南向西上。太常实笾、豆、、簋於馔幔内（笾实以粉，豆实以糁食，实以梁，簋实以稷），次引礼部侍郎诣馔所，视腥熟之节，俟皇帝升奠玉币讫，复位乐止引礼部尚书诣馔所，执笾、豆、、簋以入；户部、兵部、工部尚书诣馔所，奉俎以入（户部奉牛，兵部奉羊，工部奉豕）；举鼎官举鼎，太官令引入正门，宫架《禧安之乐》作，由宫架东折方进行，陈於西阶下，北向北上。祝史抽扃，委於鼎右，除幂。初，鼎序入，有司执匕毕及俎以从，至西阶下，各设俎於鼎北，匕毕加於鼎。太官令以匕毕升牛及豕，各於一俎，其载如牛（每位牛羊豕各一俎）。鼎先退。祝史进彻毛血，以次出。引礼部尚书笏，执笾、豆、、簋，户部、兵部、工部尚书笏奉俎以升，执事者各迎於堂上。礼部尚书奉笾、豆、、簋，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启盖於下讫，执笏，俯伏，兴。有司设笾於糗饵前，豆於酏食前，於稻前，簋於黍前。次引户部、兵部、工部尚书奉俎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先荐牛，次荐羊，次荐豕，各执笏，俯伏，兴，有司设於豆右、肠胃肤之前（皆牛在左，羊在中，豕在右）。次诣皇地、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配位并东向），跪奠并如上仪。乐止，俱降复位。太祝取菹扌需於醢，祭於豆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皆藉以茅，退还樽所。次引左丞相、吏部侍郎升诣昊天上帝神位前立，左丞相西向，吏部侍郎东向；又引吏部侍郎升堂，诣昊天上帝酌樽所，跪取玉爵於坫，诣皇帝版位前，奉爵北向立。内侍各执、巾以进，宫架乐作。礼仪使奏请皇帝大圭盥手，内侍进，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请手，内侍进巾，皇帝手讫；奏请皇帝洗爵，吏部侍郎进爵，内侍沃水，皇帝洗爵；奏请拭爵，内侍进巾，皇帝拭爵讫；乐止。又奏请执大圭，吏部侍郎受爵，奉爵诣昊天上帝酌樽所，西向立。执樽者举幂，良酝令酌著樽之醴齐讫，先诣皇地酌樽所，北向立。礼仪使前导，登歌《庆安之乐》作。皇帝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礼仪使奏请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丞相，左丞相西向跪以进。礼仪使奏请执爵，皇帝执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吏部侍郎以爵复於坫。礼仪使奏请执大圭，俯伏，兴，又奏请皇帝少立，乐止。左丞相、吏部侍郎先诣皇地神位前，西向立以俟。举册官笏跪，举祝册，读册官笏东向跪，读册文讫，奠册，各执笏兴，先诣皇地神位前，东向立。礼仪使奏请再拜，皇帝再拜讫，礼仪使前导皇帝诣皇地、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献，并如上仪（皇地位作《光安之乐》，太祖皇帝位作《章安之乐》，太宗皇帝位作《韶安之乐》。其配位酌献，皇帝东向，左丞相北向进爵，读册官南向读册文）。左丞相以下俱复位。礼仪使前导皇帝还版位，登歌乐作；至版位西向立，乐止。礼仪使奏请皇帝还小次，登歌乐作；前导皇帝降自阼阶，乐止。宫架乐作，将至小次，礼仪使奏请释大圭，殿中监跪受大圭，入小次，帘降，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架《穆安之乐》作；舞者立定，乐止。礼直官、太常博士引亚献诣盥洗位，北向立，圭，盥手，手，执圭，诣爵洗位，北向立，圭，洗爵，拭爵，以爵授执事者，执圭升堂，诣昊天上帝酌樽所，西向立。宫架作《穆安之乐》、《威功睿德之舞》。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圭，跪，受爵，执樽者举幂，太官令酌壶樽之盎齐讫，先诣皇地酌樽所，北向立。亚献以爵授执事者，执圭兴，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圭跪，执事者以爵授亚献，亚献执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执圭，俯伏，兴，少退，北向再拜。次诣皇地、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献并如上仪。乐止，降复位。初，亚献行礼将毕，礼直官、太常博士引终献诣洗及升堂酌献，并如亚献之仪讫，降复位。初，亚献将升，次引分献官俱诣盥洗位，笏，盥手，手，执笏，各升诣从祀神位前，笏，跪，执爵，三祭酒於地，奠爵，执笏，俯伏，兴，再拜讫，各复位。

△饮福

△望燎仪并同郊祀

△紫宸殿称贺

前期，有司帅其属设御座於紫宸殿，於殿後设御阁如仪。俟皇帝行礼讫，还大次，奏解严，鼓吹振作。皇帝服靴袍出大次，乐作；乘辇入紫宸殿，降辇，乐止，归後幄。内侍催班，先管军臣僚并行门一班，北向立定（太史局奏祥瑞官面西侧立），ト门引枢密使、知ト门官以下至看班候，并横行及诸司祗应、武功大夫，并行事武功大夫至保义郎，并常服於管军後北向立。次御史台、ト门、太常寺分引宰臣、使相、执政以下，并诸军指挥使员僚，并常服诣紫宸殿下，分东西相向立定，ト门提点引皇太子常服东壁立。班定，皇帝服靴袍出，鸣鞭，禁卫等迎驾，自奏“圣躬万福”。皇帝升座，舍人揖管军臣僚至行门躬，赞拜，两拜，班首不离位，躬奏“圣躬万福”讫，班首出班俯伏，跪，致词贺讫，伏，兴，归位。舍人揖躬，赞拜，两拜，三呼“万岁”，如宣谕，俟宣谕讫，又赞拜，两拜，三呼“万岁”，赞各祗候直身立，管军臣僚赴东壁侍立，行门分左右排立。次太史局官赴当殿北向立，舍人揖躬，赞拜，两拜，不离位，躬奏“圣躬万福”讫，自出班躬奏祥瑞讫，归位。舍人揖赞拜，两拜，赞祗候东出。次舍人揖枢密使以下躬，舍人当殿而北，直身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称贺；通讫，转身西向立，舍人赞拜，枢密使以下两拜，笏舞蹈，又两拜，班首不离位，躬奏“圣躬万福”讫，又两拜。舍人引班首出班，俯伏，跪，致词贺讫，伏，兴，归位。舍人揖躬，赞拜，两拜，起，笏舞蹈，又两拜，起，且躬身。知ト门官当殿躬承旨讫，西向称“有制”，枢密使以下两拜，起，知ト门官宣答讫，归侍立位，舍人赞拜，枢密使以下两拜，起，笏舞蹈，又再拜。赞各祗候、枢密使由西阶升殿侍立，知ト门官以下赴殿下东壁面西侍立，馀官分引出。舍人揖皇太子以下就位，躬。舍人当殿面北，直身通文武百僚、皇太子某以下起居称贺；通讫，舍人提点引皇太子以下横行北向立（两省官并宗室遥郡以下依相向），称贺并如上仪（典仪赞拜，枢密当御座前承旨退，於折槛东称“有制宣答”）。贺讫（宣答枢密归侍立位，宰臣、参知政事并由东阶升殿东壁侍立），皇太子以下并退。皇帝兴（殿下侍立宰臣、参知政事并退），自殿乘辇，乐作；出紫宸殿赴文德殿，至殿降辇，乐止。

淳熙十五年，大享明堂。以在高宗谅ウ之内，自受誓戒以後，权易吉服，礼毕仍旧。其朝献景灵宫、朝飨太庙、恭谢景灵宫，并遣官分诣行礼，仍免紫宸殿称贺。

太常寺言：“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检照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礼官议，按《礼经》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元之初，大享明堂，而哲宗居神祖之丧，礼官谓景灵宫、太庙当用三年不祭之礼，遣大臣摄事。或谓圣祖为天神，非庙享也。当时虽从其说，然黄帝实我宋之所自出，岂得不同於宗庙？今秋有事於明堂，以孝慈渊圣皇帝升遐，主上持斩之服，考之《礼经》及元已行故事，并当时礼官所议，窃谓前期朝献景灵宫、朝享太庙，皆当遣大臣摄事，主上惟亲行大享之礼。其玉帛、牲牢、礼料、器服、乐舞，凡奉神之物依典礼外，銮驾既不出宫，所有车辂、仪仗、供帐、宿顿之属，令有司更不排办。礼毕，於殿庭宣赦，及朝享景灵宫、朝享太庙。缘皇帝在高宗圣神武文宪孝皇帝谅ウ之内，乞依上件典故。”从之。

权礼部侍郎尤袤等言：“逐次明堂大礼所设神位，沿革不一。绍兴四年、七年、十年，设昊天上帝、皇地、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并天皇大帝已下从祀四百四十三位；绍兴三十一年，设昊天上帝、徽宗皇帝并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神从祀共一十七位；淳熙六年、九年，设昊天上帝、皇地、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并天皇大帝以下从祀共七百七十一位。”宰执进呈礼官申请明堂画一，上曰：“配位何如？”周必大奏：“礼官昨巳申请，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应配坐，且当以太祖、太宗并配。他日高宗几筵既除，自当别议。大抵前代儒者多用《孝经》严父之说，便谓宗祀专以考配，殊不知周公虽摄政，而主祭则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严父’耳。晋纪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宗其祖以配上帝，故汉武帝汶上明堂，舍文、景而远取高祖为配。’此其证也。”留正奏：“‘严父莫大於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是严父专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则其祖也。”上曰：“有绍兴典故，自可参照，可以无疑。”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明堂者，仁宗皇中始行之，其礼合祭天地，并配祖宗，又设从祀诸神，如郊丘之数。政和七年，既建明堂於大内，自是岁以九月行之，然独祀上帝，而配以神宗，惟五帝从祀。绍兴元年，上在会稽，将行明堂礼，命迩臣议之。王刚中居正为礼部郎官，首建合祭之议，宰相范觉民主之，乃以常御殿为明堂，但设天、地、祖、宗四位而已；四年，始设从祀诸神。七年，复祀明堂，而徽宗崩问已至，中书舍人傅崧卿请增设道君太上皇帝配位於太宗之次，礼部侍郎陈公辅言：‘道君方在几筵，未可配帝。’乃不行。三十一年，始宗祀徽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而祀五天帝、五人帝於明堂上，五官神於东厢，罢从祀诸神位，用熙宁礼也。乾道以後，说者以德寿宫为嫌，止行郊礼。淳熙六年，用李仁父、周子充议，复行明堂之祭，并侑焉。逮十四年，高宗崩，明年季秋，乃用严父之典，令郊祀从绍兴，明堂从皇，惟岁时常祀，则以太祖配冬至圜丘，太宗配祈大雩，高宗配明堂宗祀，盖尤延之为礼官时所请云。”

淳熙十六年，光宗既受禅，闰五月，礼官言：“冬祀配以太祖，而春、夏、秋皆配以太宗。祖有功，宗有德，故推以配上帝。高宗身济大业，绍开中兴，揖逊之美，超越千古，功德茂盛，为宋高宗。秋享明堂，宜奉以升侑。”又谓：“《我将》祀文王，实在成王之时，钱公辅、司马光、吕诲皆以为严祖。今以高宗配，於周制为合。”於是高宗始配上帝。

四时祀天仪注：前期十日，献官及职事者受誓於尚书省，退而斋宿如仪。前祀三日，有司设祀官次於坛东门之外及斋宫之内，设馔幔於内东门之外。宗祀皆於望祭殿东。厥明告於庙室，春、夏、秋皆太宗室，冬至告太祖室，淳熙以後，秋享告高宗室。有司牵牲至祠所。前一日，太社令帅其属扫除，太常设正、配位席，太史设位版於坛上，宗祀於殿上。太常陈祭器以俟，告洁既毕权彻。有司陈牲及馔於内之外，宗祀牲於东偏门外，馔於殿前。设登歌之乐於坛上，宗祀於殿上，宫架於坛南内之外，宗祀於殿上，立舞表於ガ缀之。献官以下入视涤濯，遂省牲、省馔，宰人割烹。将祀丑前五刻，宗祀丑前三刻，设上帝位於坛之北方，南向，席以藁秸，宗祀席以莞；配位於坛之东方，西向，席以蒲越，宗祀以莞席。太常陈玉币於篚，苍璧置祝版於坫。实祭器，笾豆皆二十六，俎十，登一，一，、簋、樽、皆八，洗二。及期，初献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宫架作《景安之乐》，《帝临嘉至》之舞六成。太常升烟燔牲首，皆再拜。初献洗所，《正安之乐》作，遂盥升坛，登歌乐作；至上帝位前北向立，登歌《嘉安之乐》作，跪奠玉币，再拜，至配位前东面立，登歌《仁安之乐》作。雩祀《献安》，宗祀《宗安》，冬至《定安》。奠币如上仪。将降，登歌乐作。既降，宫架乐作，乃复位。兵部、工部尚书奉俎而升，宫架《丰安之乐》作，北向跪荐於正、配位前，降复位。太祝取菹及黍、稷、肺以祭。初献盥，宫架乐作，进洗。初，洗爵升，登歌乐作；至樽所西面立，《嘉安之乐》作。跪实爵，至上帝位前北向跪，三祭於茅，奠爵，遂太祝跪读祝，初献再拜，至配位前酌献如上仪。祈登歌《绍安》，雩祀《感安》，宗祀《德安》，冬至《英安》。遂降复位。乐作如初。文舞退，武舞进，宫架《正安之乐》作。亚献盥洗所洗爵，升至樽所，西面立，宫架作《文安之乐》，《神娱锡羡》之舞。跪实爵，至上帝位跪，祭酒奠爵如前仪，配位亦如之，遂降。终献亦如之。彻笾豆，登歌《肃安之乐》作，乃赐胙，皆再拜。宫架作《景安之乐》一成，乃燎，皆退。彻馔，以胙进御史视之。光禄卿望阙再拜，退。

光宗绍熙五年，诏：“今岁郊祀大礼，改作明堂大礼，令有司除事神仪物、诸军赏赐依旧外，其乘舆服御、中外支费，并从省约。”後以在寿皇丧制内，依淳熙十五年典故施行。

宁宗庆元六年，大享明堂。以谅ウ，用绍熙礼。

绍熙五年，明堂，孝宗未卒哭。时赵汝愚朝献景灵宫，嗣秀王伯圭朝享太庙，而上独祀明堂。是年，光宗之丧甫逾月，而当行大礼，乃命右丞相谢深甫款天兴之祠，嗣濮王不俦摄宗庙之祭，盖用绍熙礼云。

嘉定二年，当郊，诏行明堂大礼。

臣僚言：“臣闻古之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一岁之，冬夏日至，大雩、大享，以及四时迎气之类，无非躬行郊见之礼。後世弥文日增，乘舆出郊，仪卫之供，百物之须，赏赉之数，无名之费，不一而足，虽欲行礼如先王，不可得已。夫礼从宜，苟不失乎先王之意，而有得於事天之实，何害其为礼也。恭惟艺祖在位十有七年，亲郊者四；太宗在位二十二年，亲郊者五；真宗以後，三岁一郊，遂为定制。逮仁宗皇，始有事於明堂，盖稽之古典，断自圣意，而以义起也。陛下即位以来，圜丘、重屋，其礼迭举，及兹三岁，又当亲郊之期。有司文移督办钱物，固已旁午於道；州县之，以应奉为名，抑配於民，不知其几。军旅之後，旱蝗相仍，公私之积，旦暮不继，民生既，国力大屈；重以近日使命往来，其费逾倍，空匮之状，可为寒心。臣愿陛下相时之宜，权停郊祀之礼，仍以季秋大享明堂，既无失於事天之诚，而可以省不急之费。古之行礼，视年之上下，正此意尔。昔咸平中，盐铁使王嗣宗奏郊祀费用繁重，望行谒庙之礼。当是之时，帑藏充溢，天下富饶，嗣宗犹以为请，况今日国计，比之咸平，万万不侔矣。检照国朝故事，仁宗嘉元年，恭谢天地於大庆殿；四年，祭；七年，明堂。盖不行郊者九年。哲宗元，继举明堂者再；高宗绍兴，继举明堂者五。若陛下申讲宗祀之仪，则於祖宗旧章，不为无据。欲望下臣此章，令礼部详议施行。臣又闻真宗因王嗣宗之请，诏三司非祀所须，并行减省，是岁减应奉杂物十万六千。计其数之可考若此，则必有条目，而非漫然者矣。今若举行明堂，其费较之郊丘，虽已不等，然明堂祭祀仪物之外，赐予浮费，岂无合从节约者？望并诏有司，取其凡目，参酌考订，当减者减之，当去者去之，一切条画，无为具文。方国用窘乏、民力殚竭之馀，减千则吾之千也。若曰细微不足经意，则真宗全盛之时，视十万六千何足道哉？惟陛下果断而行之！”从之。

仁宗亲祀明堂二（皇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嘉泰七年九月六日）

神宗亲祀明堂二（熙宁四年九月十日　元丰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哲宗亲祀明堂三（元元年九月六日　四年九月十四日　绍圣二年九月十九日）

徽宗亲祀明堂十（大观元年九月二十八日　政和七年九月六日　八年九月二日　宣和元年九月八日　二年九月十三日　三年九月十日　四年九月五日　五年九月十一日　六年九月八日　七年九月十三日）

高宗亲祀明堂五（绍兴元年九月十八日　四年九月十五日　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十年九月十日　二十一年九月二日）

孝宗亲祀明堂二（淳熙九年九月十三日　十五年九月四日）

宁宗亲祀明堂七（绍熙五年九月九日　庆元六年九月辛未　开熙二年九月辛卯　嘉定二年九月辛丑　八年九月辛未　十一年九月辛巳　十四年九月辛卯）

△明仪注撮录拾遗

景灵宫圣祖一位（素馔）十拜（四次跪，俯伏，兴） 不设小次。中、後殿差官分诣。

第一上　参神两拜　盥　跪奠镇圭　俯伏，兴　跪奠玉币两拜，俯伏，兴。

第二上　再盥　洗拭爵　跪，三进酒　俯伏，兴　两拜。

第三上　亚终献毕　诣饮福位　两拜　跪，三祭酒　进抟黍，啐酒，饮福　俯伏，兴　两拜　送真　望燎　奏礼毕。

太庙一十三室（牲牢礼馔）　五十八拜（四十跪，俯伏，兴）　奏请还小次，大礼使以下一面望燎。

第一上　参神两拜　盥　洗拭瓒　各入室　跪鬯　出户外两拜。

第二上　再盥　洗拭爵　各入室　跪奠镇圭 俯伏，兴　跪奠币　三祭酒　俯伏，兴　出户　外　读册讫两拜　还小次。

第三上　亚终献毕　出小次，诣饮福位　两拜　跪，三祭酒　啐酒，受俎　受抟黍 俯伏，兴 两拜　送神　奉神主入┙室　奏礼毕。

明堂殿正配四位　昊天上帝　皇地　太祖　太宗（各牲牢礼馔）　二十二拜（一十三跪，俯伏，兴）。

第一上　参神两拜　盥　各诣前位　跪奠镇圭　俯伏，兴　跪奠玉币　俯伏，兴　两拜。

第二上　再盥　洗拭爵　各诣前位　跪，三祭酒　俯伏，兴　读册讫　两拜请还小次（依例不还）。

第三上　亚终献毕　诣饮福位　两拜　跪，三祭酒　啐酒，受俎　受抟黍　俯伏，兴　两拜　送神　望燎　奏礼毕。

太庙及明堂殿，并以丑时一刻行事。前一刻，到大次，逐处行礼。读册官读册，御乐传旨，高宣御名，勿兴。太庙行礼，鬯毕，还版位，宫架乐作。御乐宣谕乐卿，徐其音节，毋得减促，九成止。行礼归大次东神门上，御乐宣谕亚、终献：“列祖上帝，享以多仪，动容周旋，实劳宣力。”

△五使

大礼使：总一行大礼事务。行事日，复从皇帝行礼。

礼仪使：行事日前导，奏请皇帝行礼。

仪仗使：总辖提振一行仪仗。仪仗用四千一百八十九人，自太庙排列至丽正门。

卤簿使：依《礼经》，卤者，大盾也。总一部仪仗前连後从，谓之卤簿。

桥道顿递使：提振修整车驾经由道路、顿宿斋殿等。

△应奉官

礼仪使　礼部侍郎二员（奏中严外办。御前奏）　殿中监（进接圭，兼进饮福酒後，受虚爵）　太常卿（赞导）　礼部郎中二员（奏解严、御前奏）　太常博士四员（引礼仪使，引太常卿，引亚献，引终献）　尚酝奉御（执樽，合上樽酒，酌饮福酒）

△宿斋行事官

侍中一员（奏请皇帝降座，归斋室）

△景灵宫

大礼使　亚献　终献　左丞相（视涤濯，兼进玉、币、爵、酒）　吏部尚书（以玉币授左丞相）　户部尚书（荐俎并彻）　礼部尚书（视涤濯，省鼎镬，濯溉，荐笾、豆、、簋并彻）　刑部尚书（实镬水）　吏部侍郎（受玉、币、爵、酒、盥、洗、进爵，以爵诣樽酌酒讫，授左丞相，兼燎币、册）　刑部侍郎（增沃镬水）　读册官　光禄卿（入实笾、豆、、簋等）　太常卿（押乐）　监察御史　举册官　太府卿　少府监（监馔造）奉礼郎（设皇帝版位）　协律郎（殿上举麾，殿下举麾）　太祝（进抟黍兼馔册）　太社令（积柴扫除，设神席，升烟，束茅）　良酝令　太官令　执事官五员（捧笾、捧豆、捧、捧簋、捧乳俎）　分诣官三员（一员诣祖宗、诸帝神御，一员诣元天大圣后并昭献皇后、钦成皇后，一员诣钦慈皇后至恭淑皇后）

△太庙

大礼使　亚献　终献　奏奉神主官　监察御史　进币爵酒官（进三物，兼瓒，并申视涤濯）　受爵酒官（以爵酒授进爵酒者）　奉币官（以币授进币官）　受币官（受币，并受爵复於坫）　盥洗奉爵官（盥洗进爵，以爵诣樽彝所，酌酒讫，以爵酒授受爵酒官）　奉瓒官（盥洗进瓒，以瓒诣樽彝所，酌郁鬯讫，以瓒授进爵官）　荐牛俎官（并彻笾、豆、俎，兼进饮福酒）　实镬水官　荐豕俎官（兼省牲、腥、熟节）　荐羊俎官（兼涤、省牲、省镬）　增沃镬水官　光禄卿（巡牲，牵牲诣厨，入实笾、豆、、簋等）　护册官 太常卿（押乐）　太常丞（押登歌乐）　太府卿（设币）　举册官　光禄丞　奉礼郎　协律郎　太祝　良酝令　太官令　执事官十八员（捧牛俎六员，羊俎六员，豕俎六员）　宫闱令　荐香灯官（太祖以下十三室）　东西幄分行礼官四员。

△明堂

大礼使　亚献　终献　左丞相（同景灵宫）　吏部尚书（同前）　户部尚书（同前，兼进饮福酒）　礼部尚书（同前）　兵部尚书（荐羊俎并彻）　吏部侍郎二员　礼部侍郎（省牲、视腥熟节）　刑部侍郎（同上）　读册官　太常卿（押乐）　光禄卿　监察御史三员（殿下，隔门外东阶下，隔门外西阶下）　举册官　太府卿　太常丞（登歌押乐）　少府监　光禄丞　奉礼郎　协律郎　太祝　太社令　太官令　良酝令（酌皇帝献酒）　执事官五员（捧笾、捧簋、捧牛俎、捧羊俎、捧豕俎）　分献官五员（东朵殿　西朵殿　东廊　西廊　南廊）　亚终献执事官四员（供亚献爵盏　供终献爵盏　盥洗、盥爵　巾，拭爵，并引馔）。

太庙行礼毕，如值雨，道路泥泞，降指挥，乘逍遥辇赴文德殿宿斋，应导驾官并免导驾，并令常服从驾，许令张雨具入丽正门；应执仗官兵等并免排立，并放散。淳熙六年九月，明堂。因雨，降前指挥。当晚晴霁，续降指挥，仍旧乘辂，合用执仪仗官兵等止令於侧近营寨，量前据数差拨前来排设。开禧二年九月，明堂。为值雨，依前件指挥行事。

△明堂神位

△殿上正配四位

昊天上帝　皇地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东朵殿一十三位

青帝　感生帝　黄帝　大明　天皇大帝　木神　火神　土神　句芒　祝融　后土　东岳　南岳

△西朵殿一十二位

白帝　黑帝　神州地　夜明　北极　金神　水神　蓐收　元冥　中岳　西岳　北岳

△东廊二百有八位

北斗　天乙　太乙　岁星　荧惑　镇星　元枵　星纪　析木　大火　寿星　鹑尾　钩星　天柱　天厨　柱史　女史　御女　尚书　大理　阴德　天枪　真戈　天床　三师　辅星　相星　太阳守　东镇　南镇　中镇　东海　南海　东渎　南渎　虚宿　女宿　牛宿　斗宿　箕宿　尾宿　太子　心宿　庶子　房宿　宋星　氐星　亢星　角宿　轸宿　翼宿　张宿　织女　建星　天纪　日星　七公　帝座　大角　摄提　人星　司命　司危　司非　司禄　天津　离珠　罗偃　天桴　奚仲　左　河鼓　右　天鸡　辇道　所台　败瓜　扶箱　天井　天　帛度　屠肆　宗星　宗人　宗正　天　女床　候星　市楼　宦者　天江　东肆　斗星　斛星　天市垣列肆　东咸　罚宿　贯咸　键闭　钩钤　周伯星　西咸　天乳　招摇　梗河　元池　周鼎　天田　平道　进贤　郎位　郎将　内五诸侯　三公内座　九卿内座　东山　南山　中山　东林　南林　中林　东川　南川　东泽　南泽　天垒城　璃瑜　代星　齐星　周星　晋星　韩星　秦星　魏星　燕星　楚星　郑星　越星　赵星　九坎　天田　狗国　天渊　狗星　鳖星　农文人　杵星　糠星　鱼星　龟星　傅说　神宫　积卒　从官　天辐　骑阵将军　阵车　车骑　骑官　顿颃　折威　阳门　五柱　天门　衡星　军楼　平星　南门　青邱　长沙　土司空　左右辖　军门　器府　东瓯　天庙　酒旗　天相　东邱　南邱　中邱　西邱　北邱　东陵　南陵　中陵　西陵　北陵　东坟　南坟　中坟　西坟　北坟　东衍　南衍　中衍　西衍　北衍　东原　南原　中原　西原　北原　东隰　南隰　中隰　西隰　北隰

△西廊一百七十五位

帝座　五帝内座　太白　辰星　鹑火　鹑首　实沈　大梁　降娄　诹訾　河汉　天理　势星　内厨　天牢　三公　文昌　内阶　四辅　八　扛星　华盖　传舍　六甲　钩陈　紫微垣　西镇　北镇　西海　北海　西渎　北渎　星宿　柳宿　鬼宿　井宿　参宿　觜宿　毕宿　昴宿　胃宿　娄宿　奎宿　壁宿　室宿　危宿　太微垣　太子　明堂　权星　三台　五车　诸王　月星　谒者　幸臣　常陈　内屏　从官　虎贲　灵台　少微长垣　黄帝座　四帝座　内平　太尊　积薪　积水　北河　天樽　五诸侯　钺星　座旗　司怪　天阙　咸池　天汉　天柱　天高　砺石　天街　天船　积水　天谗　卷舌　天河　积尸　大陵　左更　天大将军　军南门　右更　附路　阁道　王良　策星　天厩　土公　雨　霹雳　蛇　雷电　离宫　造父　土公吏　内杵　臼星　盖屋　虚梁　坟墓　车府　西山　北山　西林　北林　中川　西川　北川　中泽　西泽　北泽　天稷　星　天记　外床　天狗　南河　天社　矢星　水星　阙星　狼星　弧星　老人星　四渎　野鸡　军市　水府　孙星　子星　丈人　天屎　天厕　伐星　屏星　军井　玉井　九游　参旗　附耳　九州珠口　天节　天园　天阴　天廪　天苑　天　刍藁　天庾　天仓　　天溷　外屏　土司空　八魁　羽林军　垒壁阵斧钺　败臼　天网　北落师门　天钱　泣星　哭星

△东廊　西廊　南廊

△众星共一百五十八位

右明亲祠，先公景定庚申以枢密院编修官摄殿中监，咸淳己巳以右丞相充仪仗使，壬申充礼仪使，此仪注则当时奉常礼院所供也。丧乱以来，文书失散，贵谨弟游当涂，於故家得之，因得以参考史志、《会要》之所未备，如景灵宫、太庙、明堂三日行礼拜跪之节，与五使以下职掌之详，从祀神之名数是也。其馀仪文，史之所有而纂辑已备者，则更不赘录云。

又按：《礼经》言郊报天而主日，配以月，然则周之郊以后稷配天之外，从祀惟日、月而已。明堂则郑氏注谓所祀者五方五帝及五人帝、五官，配以文王、武王而已，不祀他神也。自奏汉以来，郊礼从祀之神渐多。晋太兴中，贺循言：“郊坛之上，尊卑杂位千五百神。”唐圜丘坛位，上帝、配帝以及从祀通计七百馀座，然圜丘所祀者昊天，则从祀者天神而已，於地、人鬼无预也。自汉末始有合祭天地之礼，魏晋以来，则圜丘、方泽之祀未尝相溷。宋承五代之弊政，一番郊祀，赏赉繁重，国力不给，於是亲祠之礼不容数举，遂以后土合祭於圜丘，而海、岳、镇、渎、山、川、邱、陵、原、隰、坟、衍皆在从祀之列，於是祭天从祀始及地矣。至仁宗皇二年，大享明堂，盖以亲郊之岁，移其祀於明堂，而其礼则合祭天地，并祀百神，盖虽祀於明堂，而所行实郊礼也。然既曰明堂，则当如郑氏之注及历代所行，故以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五人帝，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五官神，侑祀五帝，於是祭天从祀又及人鬼矣。中兴以来，国势偏安，三岁亲祀，多遵皇明堂之礼。然观仪注所具神位，殿上正、配四位，东朵殿自青帝至南岳十三位，西朵殿自白帝至北岳十二位，东廊自北斗至北隰二百有八位，西廊自帝座至哭星一百七十五位，又有众星一百五十八位，共五百七十位，则比晋贺循所言才三之一，唐圜丘所祀三之二耳。然晋唐未尝杂祀地、人鬼，而位数反多，此则以圜丘、方泽、明堂所祀合为一祠，自五帝、五官、海、岳、以至於原、隰而位数反少，殆不可晓。然《晋史》、《唐史》但能言从祀之总数，而不及其名位之详，故无由参稽互考，而不知其纤悉也。姑志於此，以俟博闻者共订焉。

●卷七十六 郊社考九

○祀后土

夏以五月祭地。

殷以六月祭地。

周制：夏曰礼地於方丘（《曲礼》：“天子祭天地。”疏曰：“地神有二，岁有二祭：夏至之日，祭昆仑之神於方泽，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与郊天相对。”又曰：“知方岳之神是昆仑者，按《地统书 括地象》云，地中央曰昆仑，又云其东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昆仑在西北，别统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昆仑东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为九州，则《禹贡》之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经纬》既云后稷为天地之主，则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则周人以喾配圜丘，亦当配方泽也。”《张骞赞》，班固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里馀，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之後，穷河源，恶睹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由，放哉！”《左传》：“凡祀，启蛰而郊。”疏曰：“郑元注书多用谶纬，言地有二，有昆仑之神，又有神州之神。唯郑元立为此议，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肃作《圣证论》，引群书以证之。”）。以黄琮礼地（礼，谓始告神时，荐於神座。“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者也。礼神者必象其类，琮八方象地。疏曰：“云‘琮八方以象地’者，天圆以对地方，地有四方，是八方也。《易》云‘天元而地黄’。今地用黄琮，随地色。”），牲、币放其器之色（注疏见《祀天礼》。已上礼地玉币），两圭有邸以祀地（两圭者，以象地数二也。亻舜而同邸。祀地，谓北郊神州之神。亻舜，昌绢反。疏曰：“云‘亻舜而同邸’者，按《王制》注，‘卧则亻舜’，彼谓两足相向，此两圭亦两足同邸，是足相向之义，故以亻舜言之，则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两足相向，俱就此两足相向而言之也。”《春官 典瑞》。杨氏曰：“《玉人之事》‘两圭五寸有邸以祀地’，即此两圭有邸以祀地者也，义与四圭有邸以祀天同。又按：黄琮以礼地，两圭以自执，亦如植璧秉之谓。郑氏并谓之礼地，又强分昆仑、神州为二以当之，非也。”政和四年，礼制局言：“始则求神而礼之，终则正祭而祀焉。《大宗伯》‘以黄琮礼地’，盖施於求神之时，与《大司乐》‘以函锺为宫，至地皆出，可得而礼’同矣。《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盖施於荐献之时，与《大司乐》‘奏太蔟，歌应锺，舞《咸池》以祭地’同矣。郑氏乃谓以黄琮礼地神之在昆仑者，两圭有邸以祀地於北郊神州之神。且黄琮两圭有邸，《周官》特言礼地祀地而已，初无昆仑、神州之别。郑氏之说本於谶纬之书，前辈如长孙无忌辈固尝辨其非矣。此义与徐邈不同，姑两存之。”已上祭地所执之玉）。蒲越藁秸。器用陶匏（并详见《祀天礼》。已上祭地席器）。祭地之牛，角茧栗，阴祀用黝牲，毛之（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黝读为幽，黑也。毛之，取纯毛也。《地官 牧人》。已上祭地之牲）。天子为籍千亩，以事天地、社稷，以为醴酪齐盛。（籍，在亦反。酪音洛。齐音咨。籍，田也。《祭义》）。酒正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樽，大祭三贰（齐，才细反。三贰，三益副之也。并见《祀天礼》。巳上齐盛、酒齐）。玉路，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ヵ以祀（锡音阳。樊，步干反。ヵ音留）。大驭掌驭玉路以祀。节服氏衮冕六人，维王之太常（并详见《祀天礼》。已上车旗）。《大司乐》：大合乐，分乐乃奏太蔟，歌应锺，舞《咸池》，以祭地示。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再变而致物及山林之示，三变而致鳞物及邱陵之示，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凡乐，函锺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疏曰：“礼地必於夏至之日者，以地是阴，夏至一阴生，是以还於阴生之日祭之也。”注疏详《乐考》）。鼓人以灵鼓鼓社祭（灵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土，神地之道。已上祭地之乐）。

◎右祭地礼物乐舞

前期十日（自此以後并如《祀天礼》）。祭之日（《通典》云：“其日，王立於方丘东南，西面，乃奏函锺为宫以下之乐，以致其神讫，王又亲牵牲取血，并玉瘗之以求神，谓之二始。天地之祭，惟圜丘、方丘备此二始，谓圜丘之先奏圜锺为宫之乐，次燎牲及玉币也；方丘则先奏函锺为宫之乐，次则瘗埋血及玉币。二者在正祭之前，故云二始。元丰元年九月，陈襄等议；阴祀自血起，请北郊先行瘗血之礼，俟荐献礼毕，即瘗牲、币之属，则始终之礼备。”详见祀天燔柴条），瘗埋於泰折（折，之设反。疏曰：“瘗埋谓瘗缯、理牲也。”《祭法》。《尔雅》曰：祭地曰瘗埋），太宰赞玉、币、爵（注见《祀天礼 郊特牲》。疏曰：“夏至祭方泽之礼，齐酒献数与圜丘同。”《通典》云：“尸前既置玉币等讫，次则王以匏片为爵，酌瓦С之泛齐以献尸，谓之朝践，所谓陶匏象天地之性；次，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齐，摄王后之献，凡二献也。次，荐熟於神座前毕，王更以匏爵酌盎齐以献尸，大宗伯以匏爵酌醍齐以亚之，所谓馈食之献，凡四献也。尸乃食讫，王更酌朝践之泛齐以尸，所谓朝献；大宗伯次酌馈食之醍齐以亚之，所谓再献，凡六献也。次，诸臣为宾，酌沈齐以献尸，凡七献也。王每献酒，皆作乐一终。”），大宗伯奉（注疏见《祀天礼》），大司徒奉牛牲（注疏见《祀天礼》）。

◎右祭地礼始终之序

陈氏《礼书》曰：“《周礼》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盖大示则地之大者，地示则凡地之示与焉，土示则五土之示而已。《礼记》言：‘兆於南郊，就阳位也。’南郊祀天，则北郊祀地矣。祀天就阳位，则祭地就阴位矣。《大宗伯》‘以黄琮礼地，牲、币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阴祀用黝牲’，则牲有不同也。《典瑞》‘两圭有邸以祀地’，则玉有不同也。《大司乐》‘奏太蔟，歌应锺，以祀地示，凡乐函锺为宫，若乐八变，地示皆出’，则乐有不同也。盖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礼，礼之然後祀。函锺为宫，求之之乐也；太蔟、应锺，祀之之乐也。若夫玉之黄琮两圭，牲、币之黄黑，盖祭有不一，而牲、币、器亦从而异也。郑氏之徒，谓夏至於方丘之上，祭昆仑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坛，祭神州之示，此惑於谶纬之说，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致天神而人鬼与之者，荀卿所谓‘郊则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是也。郊天合百王，则郊地合物魅，宜矣。郑氏谓致人鬼於祖庙，致物魅於坛单，盖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经无据。”

又曰：“古者，正祭有常数，非正祭者无常时，故岁祭天者四。《诗序》曰：‘春夏祈于上帝。’又曰：‘《丰年》，秋冬报。’则春祈，《左氏》所谓‘启蛰而郊’是也；夏祈，所谓‘龙见而雩’是也；秋报，《月令》所谓‘季秋大享帝’是也；冬报，《周礼》所谓‘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类、造、祷、祠之属，非正祭也。祭地之礼，《周礼》所谓‘夏日至，於泽中之方丘’，正祭也；祷、祠之属，非正祭也。然先王亲地，有社存焉。《礼》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国。’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申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义。’或以社对帝，或以社对郊，则祭社乃所以亲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太祝》‘太师、大会同，宜於社’，又曰‘建邦国先告后土’，则后土非社矣。郑氏释《大宗伯》，谓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释《月令》，谓后土，黎也；释《太祝》，谓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两之也。《书》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汉武帝祠后土於汾阴，宣帝祠后土於河东，而宋、梁之时，祠地皆谓之后土，则古者亦命地示为后土矣。然《周礼》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则所谓后土者，非地示也。”

朱子曰：“《周礼》有圜丘、方泽之说，後来人只说社便是后土。见於书传，言郊社多矣，某看来也自有方泽之祭。”

杨氏曰：“愚按《大司乐》‘奏太蔟，歌应锺，舞《咸池》，以祭地示’，郑注云：‘地示所祭於北郊及社稷。’《牧人》‘阴祀用黝牲，毛之’，郑注云：‘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北郊方泽之礼，此外则有社祭，亦祭地也。郑氏亦既知之矣，及注《曲礼》‘天子祭天地’，《大宗伯》‘黄琮礼地’，《典瑞》‘两圭祀地’，又云地神有二，岁有二祭，夏至祭昆仑之神於方泽，夏正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盖祭地惟北郊及社稷，此三代之正礼，而释经之正说，郑氏所不能违也。有昆仑，又有神州，有方泽，又有北郊，析一事以为二事，此则惑於纬书，而牵合圣经以文之也。知有正礼，而又汨之以纬书，甚矣其惑也！”

右以上所述祀地礼文，系信斋杨氏《祭礼》，据经文所载，条为始终之序。如《通典》，则依郑氏注，以方丘为祭昆仑之神，丘在国之北，礼神之玉以黄琮，牲用黄犊，币用黄缯（所谓各如其器之色），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服与配，经文不载，注家以为同祭天之礼，故服大裘，配后稷），其乐则《大司乐》之函锺为宫云云，至八变则地皆出，可得而礼是也。神州地，则为坛於北郊，名泰折，玉用两圭五寸有邸，牲用黝犊（阴祀用黝牲），币用黑缯（币，经无文，据牲用黑，知当从其色），配亦以后稷，其乐则奏太簇，歌应锺，舞《咸池》，以祭地示是也。按郑氏解经，於天地之祀皆分而为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然古人祀天之礼，郊与明堂本二处，所配之祖又不同，则因“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一语，而指其帝为五精之神，感生之帝，犹云可也。至於祭地，则经文所载惟方泽而已，乃以为此所祀者昆仑，而又有神州，则祭之於北郊。盖北郊之名，亦出纬书（《孝经纬》：祭地示於北郊），《礼经》所不载，於是又因《祭法》有泰折之语，而以为泰折即北郊，又非方泽也。其支离不通弥甚矣！

秦始皇帝即位三年，祠八神，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命曰“”；地贵阳，祭之必於泽中圜丘云。

汉武帝元狩二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令谈、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於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侍祠之人著黄衣）。”於是天子东幸汾阴，汾阳男子公孙滂洋等见汾旁有光如绛，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阴隹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

《汉旧仪》：祭地河东汾阴后土宫，宫曲入河，古之祭地泽中方丘也。礼仪如祭天，名“泰一旦丘”。

宣帝神爵元年，上幸河东，祠后土。

五凤三年，上幸河东，祠后土。

元帝即位，遵旧仪，岁郊泰，东至河东祠后土。

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等奏请罢雍甘泉、汾阴后土祠，於长安立南北郊。从之（详见《郊祀门》）。

建始二年正月辛丑，上始祠后土於北郊。

永始三年，复汾阴后土祠。

四年，上幸河东，祠后土。

元延二年，幸河东，祠后土。

四年及绥和二年，并幸河东，祠后土。

二年，上崩，乃复长安南北郊。

哀帝即位，寝疾，复甘泉泰、汾阴后土祠。

平帝时，王莽奏罢甘泉泰，复长安南北郊。又奏：以天地合祭，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夏日至，使有司奉祭北郊，以高后配（详见《郊祀门》）。

光武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阳城南七里，采元始中故事，合祀天地。

中元元年，营北郊於洛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陛，迁吕太后於园，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地郊。

二年正月，郊，别祀地，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礼群神从食皆在坛下，如元始故事（岳、渎位见《山川门》）。地、高皇后用犊各一头，五岳共牛一头，四海、四渎共牛一头，群神共二头。奏乐亦如南郊，既送神，瘗俎实於坛北。

魏明帝景初元年，诏：“祀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北郊所祭曰皇地之，以武宣后配。”

时高堂隆上表云：“古来娥、英、姜姒，盛德之妃，未闻配食於郊者也。汉文初祭地於渭阳（西汉武帝时，始立汾阴后土於汾阴，亦以高帝配祠。孝文时，无祭地於渭阳事），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

按：郑康成分圜丘与南郊为二，方泽与北郊为二，而所祀天地亦各有二名。曹魏郊祀，遵用其说。然郑说祀天则有昊天，有五帝，而魏圜丘所祀曰皇皇帝天，南郊所祀曰皇天之神；郑说祀地则有昆仑，有神州，而魏方泽所祀曰皇皇后地，北郊所祀曰皇地之。往往见灵威仰及昆仑等名不雅驯，故有以易之，然不知皇天之与天神、后土之与地，果可分而为二乎？可笑也！

晋武帝泰始二年，定郊祀，地郊先后配。是年，并圜方二丘於南北郊，更修坛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时从有司议云，古者郊、丘不异）。十一月庚寅，帝亲祠於南郊。自後方泽不别立。

元帝太兴二年，北郊未立，地共在天郊。

明帝太宁三年，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

成帝咸和八年，於覆舟山南立地郊，以宣穆张皇后配，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诸山江等凡四十四神，及诸小山从祀（此依魏氏故事，非晋旧也）。

时将北郊，太常顾和表：“按後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则与南郊同月。”

於是从和议。

郊庙牲币璧玉之色，虽有成文，秦代多以驹，汉则但云犊，未辨其色。江左南北，同用元牲。

晋《地郊享神歌》一首，《祠享天地五神迎送歌》，见《郊祀门》。

宋武帝永初二年，亲祀南北郊。

孝武帝大明三年，移北郊於锺山北原道西，与南郊相对。後还旧处。

初，晋始置於覆舟山南，至於此移之。废帝以旧地吉祥，复之。

齐高祖建元二年正月次辛，祀北郊。牺牲之色因旧不改而无配（用王俭议）。

武帝永明三年，议郊祀，用正月次辛瘗后土，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出以法驾、衮冕（用次辛之义，已注天郊）。

梁武帝制：北郊为坛於国之北（坛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一陛，其为外再重），常与南郊岁，正月上辛，祀后土於坛上，以德后配，礼以黄琮。五官、先农、五岳及国内山川皆从祀。地攒题曰“后地座”，用上和香（以地於人亲，宜加杂馥）。省除四望座（博士明山宾议：“北郊有岳、镇、海、渎之座，而又有四望座，疑重。”遂省四望座），松江、浙江、五湖、锺山、白石山留之如故。帝行一献之礼。

梁《北郊迎神П雅》一曲三言，《送神П雅》一曲四言，皇帝初献，奏登歌二曲四言。

陈武帝受禅，亦以岁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於北郊，以皇妣昭后配。

文帝天嘉中，改以德皇帝配。

宣帝即位，以郊坛卑下，更增广之（祠部郎中王元规议：“旧坛上径广九丈三尺，请加七尺，以则地义；下径广十五丈，取三分益一，高丈五寸，请加尺五寸，取二倍汉家之数。”）。

後魏道武帝即位二年癸亥，瘗地於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坛兆制同南郊，五岳名山在中内，四渎大川於外内。后土、神元后共用元牡一，玉用两圭有邸，币用束帛，五岳等共牛一。祭毕，瘗牲体於坛北亥地。其後夏至祭地於方泽，用牲币之属，与二郊同。

北齐制：三年一祭，以夏日至昆仑、皇地於方泽，以武德皇后配。为坛在国北郊（坛广轮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陛。其外为三，相去广狭同圜丘。外大营，广轮三百二十步，馀如圜丘。又为瘗坎於坛之壬地中之外，广深丈二尺）。礼以黄琮、束帛，神州、社稷、天下山水并从祀，用牲十二，牺同圜丘。

後周祭后土地於国北郊，六里为坛（坛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六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丈。方各一陛，每尺一级。其八面，径百二十步，内半之），以神农配。牲以其方之色。神州坛在其右，以献侯莫那配焉（崇一丈，方四丈。其坛如方丘。莫那则周文帝之远祖，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

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於宫城北郊十四里，为方坛（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成则重也），以太祖武元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宫州、咸州、扬州、其九州山、林、川、泽、邱、陵、坟、衍、原、隰皆从祀（地及配帝在坛上，神州九州神座於坛第二等八陛之，神州东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宫州、咸州东北方，扬州东方。九州山海以下各依方面八陛之，唯冀州山林、川泽、邱陵、坟衍於坛之南少西）。地、配帝等，牲用黄犊二，神州以下用方色犊一，九州山、海、坟、衍等加羊豕各九。孟冬祭神州於北郊，亦以太祖武元配，牲用犊二。凡大祀养牲，在涤九旬（昊天、五帝、日、月、星、地、神州、宗庙、社稷）。中祀三旬（星辰、五祀、四望），小祀一旬（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诸星、山、川）。其牲方色难备者，听以纯色代之。

炀帝大业元年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

北齐、後周、隋北郊迎送神等歌词同南郊。

唐制：夏日至祭皇地於宫城之北郊十四里，为方丘，坛因隋制，以景帝配，神州、五方岳、镇、海、渎、山、林、川、泽、邱、陵、坟、衍、原、隰皆从祀（地、配帝在坛上，神州在坛第二等，五岳以下三十七座於坛下外之内，邱、陵等三十座於外）。地及配帝牲用黄犊二，神州用黝犊一，岳、镇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犊二。

太宗贞观时，奉高祖配地郊。

中书令房元龄与礼官议，以为：“《礼》：‘有益於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馀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馀州等八座，唯祭皇地及神州，以正祀典。”

高宗永徽中，废神州之祀。

礼部尚书许敬宗议：“方丘祭地之外，别有神州，谓之北郊。分地为二，既无典据，理又不通。请合於一祀，以符古义，仍并循附式令，永垂後则。”可之。

乾封初，诏依旧祀神州、皇地，坛依旧於渭水北安置。

奉常博士陆遵等议：“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东晋成帝咸和中，议北郊用正月，皆无指据。武德来礼令即用十月，为是阴用事，故於此时祭之。请依旧十月致祭。”从之。

武后天册万岁元年，亲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睿宗景三年，将祀南郊，有司请设皇地位。

谏议大夫贾曾上表曰：“谨按《传》曰：‘大祭曰。’然则郊之与庙俱有祭。庙，则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庙；郊，则地、群望俱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礼 大传》曰：‘不王不。’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礼。《虞书》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类于上帝，于六宗，秩于山川，遍于群神。’此则受命而行礼者也。言‘格于文祖’，则馀庙可知矣；言‘类于上帝’，则地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属於地，群望尚遍，况地乎？《三辅故事》汉祭圜丘仪，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东。伏惟陛下自临宸极，未亲郊祭，今之南郊，正当礼，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岂可使地无位，未从享？今请备设皇地并从祀等座，则礼得稽古，义合缘情。”制令宰相召礼官详议可否。礼官国子祭酒褚无量，司业郭山恽等咸依曾奏，其事竟寝。

开元十一年，上将还西京，便幸并州，兵部尚书张说进言曰：“陛下今因行幸，路由河东，有汉武后土之祠，此礼久阙，历代莫能行之。愿陛下绍斯坠典，以为三农祈，此诚万姓之福。”至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祠后土於汾阴隹上，太史奏：“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祥风绕坛，日扬其光（初，有司奏：“修坛掘地，获古铜鼎二，其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又获古砖，长九寸，有篆书‘千秋万岁’字及‘长乐未央’字。又有赤兔见於坛侧。”旧祠堂为妇人素像，则天时，移河西梁山神素像，就祠中配焉。至十一年，有司迁梁山神像於祠外之别室焉。兼以中书令张嘉贞为坛场使，将作少监张景为坛场副使，张说为礼仪使）。”

二十年，车驾欲幸太原，中书令萧嵩上言云：“十一年，亲祀后土，为苍生祈，自是神明昭，累年丰登。有祈必报，礼之大者，且汉武亲祠隹上，前後数四。伏请准旧事，至后土行报赛之礼。”上从之。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祀后土於隹上，其文曰：“恭惟坤元道昭，品物广大，茂育畅於生成，庶凭休和，惠及黎献。博厚之位，粤在汾阴，肃恭时巡，用昭旧典。敬以琮币牺牲粢盛庶品，备兹瘗礼，式展诚悫。睿宗皇帝配神作主。”礼毕，令所司刊石於祠所（上自为文）。

二十一年，诏：“夏日至，祀皇地於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於北郊，以太宗配。”

天宝五载，诏：“皇王之典，聿修於百代；郊祭之义，允属於三灵。圣人既因时以制宜，王者亦缘情以革礼。且尊莫大於天地，礼莫崇於祖宗，严配昭升，岂宜异数？今尝之献，既著於常式；南北之郊，未展於时享。自今已後，每载四时孟月，先择吉日，祭昊天上帝，其皇地合祭；以次日祭九宫坛，令宰臣行礼奠祭，务崇蠲洁，称朕意焉。”

◎唐开元礼

夏日至，祭皇地於方丘，坛上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座（每座笾、豆各十二，、簋、、俎各一，都七十二座）。祭神州地於坛第一等（笾、豆各四，馀如上也），祭五岳、四镇、四海、四渎、五山、五川、五林、五泽、五邱、五陵、五坟、五衍、五原、五隰於内之外，各依方面（每座笾、豆各一，、簋、俎各一，皆准旧礼为定）。立冬後祭神州地於北郊，以太宗文武圣皇帝配座（每座笾、豆各十二，、簋、、俎各一也）。

旧乐用姑洗三成。准《周礼》云：“函锺之均八变，则地皆出，可得而礼。”郑元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昆仑为皇地，则宗伯黄琮所祭者；二是帝王封域内之神州，则两有邸所祭者。”国家《後礼》则不立神州之祀，今依《前礼》为定。既曰地，其乐合用函锺之均八变。

皇帝夏日至祭方丘仪（后土同，孟冬祭神州及摄事并同）

△斋戒

前祭七日，戒誓，皇帝服衮冕。前祭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尧皇帝庙，如常告之仪（告以配神作主）。孟冬祭神州，则告太宗文武圣皇帝庙。馀并如圜丘之仪。

△陈设

前祭三日，尚舍直长施大次於外东门之外道北，南向（摄事卫尉设祭官公卿巳下次於东外道南，北向西上），尚舍奉御铺御座，卫尉设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设祭官次於东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师於南之外道东，诸王於三师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於祭官之东，北向西上；介公、阝公於南之外道西，东向；诸州使人：东方、南方於诸王东南，西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阝公西南，东向，皆北上；诸国之客：东方、南方於诸州使人之南，西向，西方、北方於诸州使人之南，东向，皆北上；武官三品以下、七品以上於西之外道南，北向东上（其褒圣侯於文官三品之下。摄事，无御座以下至此仪）。设陈馔幔於内东门、西门之外道北，南向（坛上及神州、东方、南方之馔，陈於东门外，西向；西方、北方之馔，陈於西门外，东向。神州无西门之馔）。前祭二日，太乐令设宫悬之乐於坛南内之外，树灵鼓於北悬之内道之左右，馀如圜丘仪。又为瘗坎於坛之壬地内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祭一日，奉礼设御位（摄事无御位）於坛之东南，西向；设望瘗位於坛西南，当瘗坎，北向。设祭官公卿位於内东门之外道南，分献官於公卿之南，执事者位於其後，每等异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设御史位於坛上，正位於东南隅，西向，副位西南隅，东向。设奉礼位於乐悬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设奉礼、赞者位於瘗坎西南，东向南上。设协律郎位於坛上南陛之西，东向。设太乐令位於北悬之，当坛北向。设从祭之官三师位於悬南道东，诸王位於三师之东，俱北向西上；介公、阝公位於道西，北向东上；文官从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执事之南，每等异位，重行，西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当文官每等异位，重行东向，皆北上；诸州使人位：东方、南方於诸王东南，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阝公西南，重行，北面东上。设诸国客使位於内南门之外，东方、南方於诸州使人之东，每国异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诸州使人之西，每国异位，重行，北面东上（摄事无三师以下至此仪）。设门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东之外道南，每等异位，重行，北面西上；三师位於南之外道东，诸王於三师之南，俱西向，介公、阝公於道西，东向，皆北上；文官从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东之外、祭官之南，每等异位，重行，北向西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之外道南，每等异位，重行，北面东上；诸州使人位：东方、南方於诸王东南，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阝公西南，重行，东面，俱北上。设诸国客位：东方、南方於诸州使人之南，每国异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诸州使人之南，每国异位，重行，东面，皆北上（摄事无三师以下至此仪）。牲榜於东之外，当门西向，黄牲一居前，又黄牲一在北，少退，元牲一在南，少退。设廪牺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设诸太祝位於牲东，各当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设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设皇地酒樽於坛之上下：太樽二、著樽二、牺樽二、一，在坛上东南隅，北向；象樽二、壶樽二、山二，在坛下，皆於南陛之东，北向，俱西上。设配帝著樽二、牺樽二、象樽二、一，在坛上，皆於皇地酒樽之东，北向西上（孟冬北郊酒樽於神州酒樽之东，如夏至之仪）。神州太樽二，在第一等；每方岳、镇、海、渎俱山樽二，山、林、川、泽俱蜃樽二，邱、陵、坟、衍、原、隰俱概樽二。凡樽各设於神座之左而右向（神州以上之樽置於坫；以下之樽俱藉以席，皆加勺幂，设爵於樽下。孟冬仪，坛上之樽置於坫，坛下之樽藉以席）。设御洗及设玉、币之篚等，并如圜丘仪（孟冬祭同）。祭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帅其属升，设皇帝神座於坛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设高祖神尧皇帝神座（孟冬神州，则设太宗文武圣皇帝神座）於东方，西向，席以莞。设神州地神座於第一等东南方，席以藁秸；又设岳、镇、海、渎以下之座於内之内，各於其方，皆有原、隰、邱、陵、坟、衍之座；又设中岳以下之座於坛之西南，俱内向。自神州以下六十八位，席皆以莞，设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别仪）

△銮驾出宫

服以衮冕，馀如上辛圜丘仪（孟冬北郊同圜丘）。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诸祭官服其服，郊社令、良酝令各帅其属入实樽、、玉、币、（凡六樽之次：太樽为上，实以泛齐；著樽次之，实以醴齐；牺栏次之，实以盎齐；象樽次之，实以醍齐；壶樽次之，实以沈齐；山为下，实以三酒。配帝，著樽为上，实以沈齐；牺樽次之，实以醴齐；象樽次之，实以盎齐。以上孟冬同。神州太樽，实以泛齐；五方、岳、镇、海、渎之山樽，实以醍齐；山、林、川、泽之蜃樽，实以沈齐；邱、陵以下之散樽，实以清酒。元酒各实於诸齐之上樽。礼神之玉：皇地以黄琮，其币以黄；配帝之币亦如之；神州之玉，以两圭有邸，其币以元。孟冬同。岳、渎以下之币，各从方色），太官令帅进馔者入实馔及礼官就位，御史、太祝行扫除等，并如圜丘仪（孟冬同）。驾将至，谒者、赞引各引祭官、从祭官、客使等俱就门外位。驾至大次门外，回辂南向，将军降立於辂左，侍中进当銮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跪，俯伏，兴，还侍位。五品以上从祭之官皆就外位（摄事无驾至大次下仪）。太乐令帅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陈於悬内，武舞立於悬南道西。谒者引司空入，行扫除讫，出复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顷，谒者、赞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从祀群官、介公、阝公、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门外，当门北向。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衮冕（孟冬神州，大裘而冕）出次，华盖、侍卫如常仪（侍中负宝陪从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中门外，殿中监进大，尚衣奉御又以镇授殿中监。皇帝大，执镇，华盖、仗卫停於门外，侍者从入，谒者引礼部尚书、太常少卿陪从如常仪。皇帝至版位，太常卿请再拜及请行事，并如圜丘仪（摄事如圜丘摄事仪）。协律郎举麾，工鼓，奏《顺和之乐》，乃以林锺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作文舞之舞，乐舞八成（林钟、太蔟、姑洗、南吕皆再成），偃麾，戛，乐止。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奠玉币及奏乐之节，并如圜丘（摄事则太尉奠玉帛。下仿此）。登歌作《肃和之乐》，以应锺之均。太常卿引皇帝进，北向跪奠於皇地（孟冬神州）神座，俯伏兴，及奠配座，并如圜丘仪（摄事同圜丘摄事仪）。

△进熟

皇帝既升奠玉币，太官令陈馔之仪如圜丘。俎初入门，奏《雍和之乐》，以太蔟之均（自後，接神之乐用太蔟），馔至陛，乐止。祝史俱进，跪，彻毛血之豆，降自东陛以出（皇地之馔升自南陛，配帝之馔升自东陛，神州之馔升自北陛，孟冬神州升自南陛）。诸太祝迎引於坛上，各设於神座前。设讫，谒者引司徒，太官令帅进馔者，降自东陛以出，司徒复位，诸太祝还樽所。又进设岳、镇以下之馔，相次而毕。太常卿引皇帝诣洗，乐作。其盥洗、酌献、跪奠、奏乐之仪，并如圜丘（摄事如圜丘摄事仪）。太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右，东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摄事云：“谨遣太尉臣名。”下仿此），敢昭告於皇地：乾道运行，日躔北至，景风应序，离气效时，嘉承至和，肃若旧典。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瘗，式表诚悫。高祖神尧皇帝配神作主。尚享。”太祝俯伏，兴（孟冬神州云：“包函区夏，载植群生，溥被域中，赖兹厚德。式遵彝典，拣此元辰，敬以音帛、牺齐，粢盛、庶品，明献厥成，备兹祗瘗。皇祖太宗文武圣皇帝配神作主。”），皇帝再拜（摄则太尉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跪奠版於神座，兴，还樽所。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诣配帝酒樽所，执樽者举幂，侍中取爵於坫进，皇帝受爵，侍中赞酌泛齐讫，乐作。太常卿引皇帝进高祖神尧皇帝神座前，东向跪，奠爵，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东向立，乐止。太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孝孙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尧皇帝：时维夏至，肃敬训典，用祗祭於皇地。惟高祖德叶二仪，道兼三统，礼膺光配，敢率旧章（孟冬云：“皇曾祖太宗文武圣皇帝德被乾坤，格於上下，昭配之仪，钦率旧章。”）。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肃雍明荐，作主侑神。尚享。”太祝俯伏，兴，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奠版於神座，兴，还樽所，乐止。皇帝饮福、受胙及亚献终献盥洗、酌献、饮福，并如圜丘仪（唯皇地，太尉亚献酌醴齐时，武舞作，合六律六同为异耳）。初，太尉将升献，谒者一人引献官诣洗，盥洗匏爵讫，升自已陛，诣酒樽所，执樽者举幂，酌泛齐进奠於神州座前，引降还本位。谒者五人次引献官各诣洗，盥洗讫，各诣酒樽所，俱酌醍齐讫，引献官各进奠爵於诸方岳、镇、海、渎首座，馀座皆祝史助奠，相次而毕，引还本位。又赞引五人各引献官诣洗，盥洗，诣酒樽所酌泛齐，献山、林、川、泽，如岳、镇之仪讫，又引献官诣洗，盥洗讫，诣酒樽所，俱酌清酒献邱、陵以下及斋郎助奠如上仪讫，各引还本位。武舞六成，乐止。舞献俱毕，诸祝彻豆及赐胙、皇帝再拜、奏乐并如圜丘仪。太常卿前奏“请就望瘗位”，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就望瘗位，北向立，乐止。於群官将拜，上下诸祝各执篚进神座前取玉帛，斋郎以俎载神州以上牲体、稷黍饭、爵酒，各由其陛降坛北行，当瘗坎西行。诸太祝以玉币、馔物置於坎，诸祝又以岳、镇以下之礼币及牲体皆从瘗。奉礼曰“可瘗”，坎东西厢各六人土。半坎，太常卿前奏礼毕，引皇帝还大次，乐作。从祀群官、诸方客使、御史以下出，并如圜丘仪。其祝版燔於斋所。

△銮驾还宫（如圜丘仪）

宋制，夏至祭皇地，孟冬祭神州地，并为大祀。南郊亲祀昊天上帝，则并设皇地之位。南郊四祭（圜丘 上正月土辛祈　孟夏雩祀　季秋大享）及感生帝、皇地、神州地凡七祭，并以四祖迭配。太祖亲郊者四，并以宣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方丘在宫城北十四里，常以夏至祭皇地，别为坛於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

真宗景德三年四月，太常寺言：“神州坛中有亢堑及车马之迹，又两步数迫隘，不合礼文。望令改择坛位，及依令式封标诸坛外，禁人耕垦樵牧。”奏可。即徙坛於方丘之西焉。

四年正月，以朝陵，遣工部尚书王化基诣汾阴后土祠致祭，用大祀礼。

汾阴后土，汉武帝元鼎中所立隹上祠，宣帝、元帝、成帝、後汉光武、唐元宗皆亲祭。是後，旷其礼。开宝九年，徙庙稍南，是年，始遣使致祭。其後，又诏：“自今凡告天地，仍诣祠告祭，命礼官考定衣冠制度，令有司修制，遣使奉上。”

大中祥符三年，河中府言：“进士薛南率耆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列状求诣阙，请亲祠。”诏不允，仍止其来。七月，复上表固请，群臣亦诣东上ト门陈请。八月，诏以来年春，有事於汾阴后土。

有司定制：“玉册、金玉匮，度庙庭择地为坎，中置石匮，匮方五尺，厚二尺，中容玉匮，刻金绳道三，阔一寸，深五分，系绳处刻深四寸，方三寸五分，容‘天下同文’宝。俟祀毕，太尉奉玉匮置其中，将作监领徒举石覆之，石厚一尺，系绳、填泥、印宝，悉如社首封感之制。皇帝省视讫，加盖其上，封固，为小坛，广厚五尺。”从之。九月，经度制置使诣隹上筑坛如方丘之制，庙北古双柏旁有堆阜，即就其地焉。十月，礼仪使王钦若言：“准仪注，祀毕，太尉封玉册於庙庭石匮，百官班於庭中。皇帝谒庙礼毕，至石匮南，北向省视。”

四年正月丁酉，备銮驾出京师。二月丙辰，至奉宫。戊午，致斋，召近臣登延庆亭，南望仙掌，北瞰龙门，自宫至隹丘，列植嘉树，六师环宿行阙，旌旗幕照耀郊次，眺览久之。已未，遣入内都知邓永迁诣祠上衣服、供具。庚申，群臣宿祠所。辛酉，具法驾诣隹坛，夹路设燎火，其光如昼。盘道纡屈，周以黄麾仗。至坛次，服衮冕登坛，祀后土地，备三献，奉天书於神座之左，以太祖、太宗并配，悉如封禅之礼。先是，隹上多风，及行礼，顿止，黄气绕坛，月重轮，众星不见，惟大角光明。少顷，改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诣庙，设登歌，奠献，省封石匮，遣官分奠诸神。登癸阝邱亭望河汾。还行宫，鼓吹振作，紫气四塞，观者溢路，民有扶老携幼，不远千里而至者。壬戌，御朝觐坛肆赦。是行，涂中屡有甘澍之应，皆夕降晨霁，从官、卫兵无г服之患；又农事方兴，耕民欢忭相属。三月，驻跸西京。四年，诏隹上后土庙宜上额为太宁正殿。

庆历时，夏至祭皇地，用犊、羊、豕各一。其後，礼官冯浩言：“皇地坛角再成，面广四丈九尺，东西四丈六尺。上等高四尺五寸，下等高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广三尺五寸，大抵卑陋不应礼典。”礼院请如唐《郊祀录》增广，因详制度之未合礼者。五年，诸坛皆改。嘉配位七十一，加羊、豕各五。谏官司马光奏：“告大行谥号於圜丘，而皇地止於望告，下同食，失尊卑之序。”下礼院，定非次祭告皇地，请差官就坛行事。

景二年，诏：“有司孟冬祭神州地，遣内臣降香。春秋朝陵、诸祠祈解亦然。”

庆历用羊、豕各五，正配山、、簋二。皇定坛高三尺，广四十八步，四出陛。

神宗元丰元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枢密院直学士陈襄上言：“合祀天地於圜丘为非礼，请依古礼，祭地於方泽。”诏礼院集议（详见《郊祀门》）。至六年，尚书礼部言：“太常寺修定郊祀之岁夏至皇帝亲祭皇地於北郊方丘及上公摄事仪。”诏：“亲祀北郊，尽如南郊仪。其上公摄事，惟改乐舞及不备官，其俎豆、乐架、圭币之数，史官奉祝册，并如亲祀。”

哲宗元七年，帝初郊，合祭地於圜丘（集议见《郊祀门》）。

绍圣元年，右正言张商英、御史中丞黄履等言：“宜用先帝北郊仪注，以时躬行，罢去合祭之礼。”三省言：“合祭既非礼典，但盛夏祭地，必难亲行。”诏令两省、台谏、礼官同议，可以亲祀北郊，然後可罢合祭之礼。曾布言：“天地、宗庙，四时皆有祭，未闻盛夏可以废祭祀也。若谓议可以亲祠北郊，然後可议罢合祭，则先帝罢合祭为不当矣。”四月，翰林学士钱勰、刑部侍郎范纯礼议：“先帝亲祠之诏，所宜遵守，但当斟酌时，宜省去繁文末节，以行亲祠之礼。若谓盛夏难於出郊，则姑从权变礼，以循祖宗故事。”吏部侍郎韩宗师、兵部侍郎王古、殿中侍御史井亮采、监察御史常安民又以南郊合祭，当循祖宗旧制。权户部侍郎李琮以乘舆出郊，暑雨不常，合祭权宜，亦难轻罢。太常博士傅楫以祀天地不可以暑废大礼。给事中虞策、权给事中刘定、中书舍人盛陶、太常少卿黄裳请用十月亲祭皇地於北郊。吏部侍郎丰稷请：“於夏至前三日，皇帝致斋於文德殿，遣官奏告太庙。至日五鼓，诣北郊斋殿，质明行事，礼毕还宫，不甚炎溽。若遇阴雨，大庆殿可陈望祭之礼。”起居舍人叶祖洽谓：“北郊之礼主於祀地，而太庙、景灵宫自可差官摄事。皇帝致斋於文德殿，前事一日，夙兴至郊外斋宫，次日五鼓行事，质明礼毕还内，则是乘舆宿外不过一日，无惮暑之虞，於理为可。”户部尚书蔡京、礼部尚书林希、翰林学士蔡卞、御史中丞黄履、工部侍郎吴安持、秘书少监晁端彦、侍御史翟思、殿中侍御史郭知章、正言刘拯、监察御史黄庆基董敦逸等，请“罢合祭天地。自後因大礼岁，以夏至之日，亲祠北郊；其亲祠北郊之岁，更不亲祠南郊”。明年，乃诏：“罢合祭。自今因大礼之岁，以夏至之日，躬祭地於北郊。应缘祀事仪物及坛、道路、帷宫等，宜令有司参酌详具以闻。”盖用蔡京等议。然北郊亲祠，终帝世未克举云。

权礼部侍郎黄裳等言：“南郊用大驾卤簿仪仗二万六十一人，明堂享用法驾计一万八千八十八人。今亲祀北郊，备物则当用大驾，如以盛暑之月，稍减烦文，即依明堂礼，用法驾卤簿。”诏依南郊用大驾卤簿。又言：“南郊朝祭服皆以罗绫为之，今北郊盛暑之月，难用服。谨按《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欲依衮冕制度，改用单衣。”从之。

元符元年，帝幸瑞圣园，观新成北郊斋宫。故事，郊宫悉设以幕，其费不赀。上命缮营，不日而成，曰：“三岁一郊，次舍之费，缣帛三十馀万，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劳永逸，所省多矣。”

徽宗崇宁元年，礼部尚书黄裳言：“南郊坛十二龛，中布列从享星位，具载其名，凡三百三十有八。至於北郊，第以岳、镇、海、渎、山、川、林、泽、邱、陵、坟、衍、原、隰之目，别以四方，於成，而不列其名。虽从享於大，莫非山泽，而何者来格，今兹讲行北郊大礼，尚未论著，是为阙典。欲乞令太常寺丞陈考其名位，取其可以从享者详具以闻，列於成。”从之。

二年礼，部员外郎陈奏：“臣闻天一与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神元冥；地二与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其神祝融；天三与地八合，而生木於东，其神句芒；地四与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其神蓐收；天五与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神后土。盖地乘阴气，播五行於四时，当有帝以为之主，必有以神为之佐也。五行之帝既从享於南郊第一成，则五行之神亦当列於北郊第一成矣。上辛大雩帝及五时迎气，并以五人神配，而不设五行之神，是取小而遗大也。神宗皇帝尝诏地示之祭以五行之神从享，以五人神配，然尚列岳、镇、海、渎之。臣今欲升之第一成。”又云：“地示之祭，先儒之说有二：或系於昆仑，或系於神州，皆有所经见。惟《尔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之球琳琅焉。’《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东南万五千里曰神州。’是昆仑不过域於西北，神州不过域於东南也。神宗皇帝尝诏礼官讨论北郊祀典，位昆仑於方丘第一成之西北，位神州於第一成之东南，而其上设地位焉。昆仑、神州之说，虽出不经，然古人‘有其举之，莫敢废也’，特降於从享之列尔。欲望明推神考诏旨，列昆仑、神州於从享之位。”又言：“三代而上，山川之神，有望秩之祭，故五岳之秩视三公，四渎之秩视诸侯。五岳不视侯而视公，犹未极乎推崇之礼。圣朝始帝五岳而王四渎。窃惟天莫尊於上帝，而五方帝次之；地莫尊於大示，而五岳帝次之。神宗皇帝亲祠上帝於南郊，而五方帝列於第一成，然则五岳帝其可尚与四镇、海、渎而并列乎？今欲升之於第一成。”并从之。

政和三年，诏：“自今每遇冬大礼後一岁夏至，祭地於方泽。其仪物、仪卫、应奉行事，悉从简省，从祭臣僚与随驾卫士，量行支赐，简而易行，无偏而不举之失，以称朕意。可令礼制局裁定以闻。”又诏夏至斋宫大内门曰“广”，东偏门曰“东秩”，西偏门曰“西平”，正东门曰“含光”，正西门曰“咸亨”，正北门曰“至顺”，南门里大殿门曰“厚德”，东曰“左景华”，西曰“右景华”，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

四年五月丙戌夏至日，帝始亲祭地於方泽，以太祖皇帝配。礼成，帝亲制二表，遣观文殿学士邓洵武告於永泰陵，诏以其日为景贶节。

故事，大礼御札，皆前期六月乃降。六年冬祀、夏祭，始同一札，五使亦同日命之，遂为定制。

十二日，皇帝亲祭地於方泽，以皇弟燕王俣为亚献，越王为终献。前期，皇帝散斋七日於别殿，致斋七日於内殿，一日於斋宫（旧仪，侍从官设次青城内，馀就草场。今听於青城附近官舍设次，日给食钱，更不具食）。祭前一日，奏告太祖皇帝室。殿中监设大次於外西门之内道北，南向；小次於第二成子陛之西，东向；设皇帝褥位於小次前，东向。设文武侍臣次於大次前，陪祀、行事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外南门之外。设馔幔於内东西门之外，瘗坎於坛子陛之北，壬地。光禄牵牲诣祀所。大晟陈登歌之乐於坛上稍北，南向；设宫架於坛北内之外，立舞表於ガ缀之。祭前一日，太史设皇地位於坛上南方，北向，席以藁秸；太祖皇帝位於坛上西方，东向，席以蒲越；神州地位於第二成午陛，席以藁秸；五官神、岳、镇、海、渎各以其方，设位於第二成；山、林、川、泽、邱、陵、坟、衍、原、隰各以其方，设位於坛下内之内，皆席以莞，内向。奉礼郎、礼直官设皇帝版位於第二成子陛之西，东向；饮福位於坛上皇地神位东北，南向；望瘗位於瘗坎之南，北向；设火於望瘗位之西，北向。司樽彝帅其属设玉币篚於酌樽所。又设笾、豆、、簋之位：正配位皆左十有一笾，右十有一豆，俱为三行，俎一在笾前，二在豆右，为二重，登一在笾豆，血一在登之前，一、簋一在笾豆外，在左，簋在右。又设樽之位：每位太樽三，著樽二，牺樽、象樽、壶樽、山樽各一，樽皆有，以东为上，樽南北。又设篚一於第二成子陛之侧（实以巾爵），坫二於正配位樽之次。又设内侍供奉皇帝盥位於皇帝版位之前。又设象樽二、壶樽二在坛下子陛之西，俱南向东上，皆加勺、幂，并实水；又设第二成从祀每位皆左十笾，右十豆，俱为三行，俎二在笾豆前，登一、一（神州地、五官神同）在笾豆，一、簋一在笾豆外，在左，簋在右，爵一置於俎上。内神位，每位皆左二笾，右二豆，俎一在神位前，爵一次之，一、簋一在爵之前，在左，簋在右，登一在笾豆之。又设樽之位：二成每方各牺樽二，山樽二，坛下每方设蜃樽二，散樽二，在神位之左，蜃樽、散樽外，馀皆有副之，凡樽皆加勺、幕。又设正配位笾、豆、、簋、俎、斗、鼎各一，於馔幔之内。太府卿、少府监帅其属陈玉币於篚，皇地玉以黄琮，币以黄，配帝币亦如之；神州地玉以两圭有邸，币以黑；五行、五官、五方岳、镇、海、渎诸神，币各从其方色。礼神之玉，各置於神位前，瘗玉加於币（先是，郊祀樽、彝、笾、豆、、簋之类，袭用前代，无所考正。上远稽三代，作郊庙祀之器，至是举而用之，粲然大备。手诏具《亲祀圜坛门》）。前期一日，尚辇奉御进舆於垂拱殿，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以出，称警跸如常仪。乘黄令进玉辂於宣德门外，左辅奏“请降舆升辂”，至斋宫明殿前，回辂南向；左辅奏“请降辂乘舆入斋殿”，侍卫如常仪。祭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舆至大次，礼仪使等分立大次前。有司奏“请行事”，皇帝服衮冕以出，礼仪使等前导至中门外，殿中监跪进大圭，皇帝执以人，宫架《仪安之乐》作；至午陛，乐止。登歌乐作，至第二成版位东向立，乐止。礼仪使奏“有司谨具，请行事”，宫架作《宁安之乐》、《广生储之舞》，八成止，皇帝再拜。礼仪使奏请大圭，盥手，登歌乐作；手讫，执大圭至坛，乐止。登歌《嘉安之乐》作，殿中监进镇圭，皇帝大圭，执镇圭，诣皇地神位前，南向跪，奠镇圭於缫藉，执大圭，俯伏，兴，圭。礼仪使奏请受玉币，奠讫，俯伏，兴，再拜，乐止。《恭安乐》作，诣太祖皇帝神位前西向奠圭、币如前仪。礼仪使前导皇帝还版位，登歌乐作；至位东向立，乐止。礼部、户部尚书以下奉馔俎，宫架《丰安之乐》作；奉奠讫，乐止。皇帝再诣洗，大圭，盥手，登歌乐作；手，洗爵，拭爵讫，执大圭至坛上，乐止。登歌《光安之乐作》，诣皇地神位前，大圭，跪，执爵祭酒三，奠爵讫，执圭，俯伏，兴，乐止。太祝读册，皇帝再拜讫，登歌《英安之乐》作，诣太祖皇帝神位前如前仪。皇帝还版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皇帝还小次，登歌乐作；殿中监跪受大圭，帘降，乐止。文舞退，武舞进，宫架《文安之乐》作；舞者立定，乐止。亚献盥讫，作《隆安之乐》、《厚载凝福》之舞，礼毕，乐止。终献行礼如前仪。皇帝诣饮福位，登歌乐作；至位，乐止。《禧安之乐》作，皇帝再拜，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抟黍豆，既奠，再受爵，饮福讫，奠爵，执圭，俯伏，兴，再拜，乐止。皇帝还版位如前仪。礼部、户部尚书撤俎、豆，登歌《成安之乐》作，卒撤，乐止。礼部尚书等降复位，礼直官曰“赐胙”，行事、陪祀官再拜，宫架《宁安之乐》作，一成止。皇帝诣望瘗位，登歌乐作，降自子陛，乐止。宫架乐作，至位北向立，乐止。礼直官曰“可瘗”，举火，瘗半坎，礼仪使跪奏“礼毕”宫架乐作；皇帝出中门，殿中监受大圭，皇帝至大次，乐止。有司奏解严，皇帝常服乘大辇还斋宫，鼓吹振作。皇帝升御座，百官称贺，皇帝降座，鸣鞭，殿上侍立官以次退，所司放仗，还内如常仪。

徽宗夏至亲祠后土於方泽凡四（政和四年五月十二日；宣和二年五月十八日，五年五月十四日，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程子曰：“元时，朝廷议行北郊，只为五月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为难行。不知郊天、郊地，礼制自不同。天是资始，故凡物皆尚纯，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则资生，安可亦用大裘？当时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别用一服。是时，苏子瞻便据《昊天有成命》之诗，谓郊祀同。文潞公便谓譬如祭父母，作一处何害？曰：‘此诗冬至、夏至皆歌，岂不可邪？’郊天地又与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报本之祭，须各以其类祭，岂得同时邪？”

朱子曰：“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别立庙室，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

杨氏曰：“愚按：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礼虽不同，义各有当。冬至一阳生，此天道之始也；阳一嘘而万物生，此又天道生物之始也。故《周官 大司乐》以圜锺为宫，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变以祀天神，所以顺天道之始而报天也。祭天必於南郊，顺阳位也。夏至一阴生，此地道之始也；阴一翕而万物成，又地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乐》以函锺为宫，夏日至，於泽中之方丘奏之，八变以祀地示，所以顺地道之始而报地也。祭地必於北郊，顺阴位也。此所谓正祭也。舜之嗣尧位也，类于上帝，望于山川，岁二月东巡守，则柴于岱宗，望秩于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并举，大告武成。成王之营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并告天地，有同日而举，有继日而举者，此所谓告祭也。然祀上帝则曰‘类’，类者，谓仿郊祀之礼而为之，则非正祭天也。告地而举望祭之礼，或社祭之礼，则非正祭地矣。盖特祭天地，乃报本之正祭也，故其礼一而专；并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时，不必择其位，虽举望、祀、社，可以该地示，故其礼要而简。所谓‘礼虽不同，义各有当’者，此也。自汉以来，分冬至、夏至二祀为南、北郊。南郊则周人之圜丘也，北郊则周人之方泽也。然後之人主欲行亲郊之礼者，未闻以南郊为难，而常以北郊为难。夫五月虽盛暑之月，他事之当举、他事之当行者，未尝废也，而独难於北郊，何也？诸儒谬误之说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惟祀地之服，经无明文，郑注亦未尝及之，贾公彦始为之疏曰：‘昆仑、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贾公彦一时率尔之言，未尝深考其故，岂有夏至阳极之月，而可服大裘哉？而崔灵远恩、孔颖达与杜佑《通典》亦为是说，於是祀天地之服，不问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为不可行之礼。至本朝元中，议北郊礼，论者犹以大裘不可服为言，於是始有请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矣，若顾临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礼，以证祀地之正祭者矣，如苏轼之言是也。因诸儒一时谬误之言，而欲废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礼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其心则一也。告祭不拘其时，不择其位，而可以对越天地，则正祭不拘其时，不择其位，奚为不可以对越天地乎？’曰：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类求类，此报本之祭也。当天道之始而祀地，於义何居？周公制礼，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地不可易矣，周公岂欺我哉？”

又曰：“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先郑、後郑注皆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何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子羔裘豹饰，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论语》曰：‘缁衣羔裘，素衣裘，黄衣狐裘。’裘之上未尝无衣，裘而无衣，则近於亵矣。凡衣必象裘色，凡冕服皆元上下。大裘者，黑羔裘也。元衣之下，用黑羔裘，取其同色也。凡冕服皆元上下，何也？《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乾为天，其色元；坤为地，其色黄。但土旺於季夏，南方属火，其色赤黄，而兼赤为，故裳用也。《玉藻》曰：‘衣正色，裳色。’郑注云：‘谓冕服元上下是也。’自黄帝始备衣裳之制，舜观古人之象，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於衣，绣宗彝、藻、火、粉米於裳，凡十二章。历代皆然，至周而又备缫旒之数。《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ロ十有二旒，则天数也。’自衮冕而下，享先公则冕者，不敢以天子之服临先公也。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不敢以至尊之服施於所卑也。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祭祀冕服，同乎异乎？曰：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苍壁礼天，黄琮礼地。各因其类以象天地之性者，不容以不异也。冕服者，王之所服以事昊天上帝、后土地，不容以不同也，但夏至不用大裘尔。《周礼 屦人》曰：‘凡四时祭祀，以宜服之。’夫屦犹辨四时之宜，则冕服可知矣。唐长孙无忌曰：‘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祀被衮以象天，戴冕，ロ十二旒，与大裘异。《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御寒。冬至报天，启蛰祈，服裘可也；孟夏迎夏，龙见而雩，如之何而可服？故历代惟服衮章。’斯言也，信而有证矣。”

按：北郊之议，始於元丰初，至元丰六年始罢合祭，元七年复合祭，绍圣以後复罢之，政和四年始亲祀地於方泽。盖自元丰六年至宣和之末，共四十二年，凡十一郊，惟元七年一次合祭，及政和四年以後，四次亲祠方泽而已，其馀六郊则遂废地之祀矣。夫本以合祭为非礼，分祭为礼，至分合之议不决，则废亲祠，而权以上公摄事者且二十年。盖病其非礼，而反至於废礼，以为不当并祀於圜丘，而终不能亲祠於方泽，则固不若一遵祖宗之法，三岁并祀南郊之为愈也。要之，《周礼》冬至圜丘，夏至方泽，其礼甚正，亦无难行者。诸儒议论所以不能以时决者，其拘牵有二：礼文烦缛则惮劳，赏赉优渥则惮费。如陈古灵之说，每遇亲郊之岁，一日宿太庙以告，一日宿北郊以祭地，一日宿南郊以祀天，是欲以二祀并在一时，则不至倍费矣，而执礼之劳加甚。如曾曲阜之说，亲郊之岁，依古礼以夏至亲祠方泽，一如郊礼，至冬至则举圜丘之祀，是以二祀分在二时，则不至甚劳矣，而赏赉之费倍增。然礼文乃百王相承之大典，不可损略，而赏赉则五季姑息之敝政，何难更张？则如政和三年之诏，以郊天後一岁祭地方泽，应奉支赐务从简省，使有偏而不举之失，乃为至论。但恐当时方倡丰豫之说，繁费未必能省，所以中兴之後，国势倥偬。则不复能遵而行之也。

高宗绍兴元年，礼部、太常寺讨论：夏日至祭皇地，以太祖皇帝配。正配二位，每位樽、爵、笾、豆各一，实以酒脯、鹿，以献官一员行礼。立冬祭神州地，以太宗皇帝配，於天庆观望祭。

二年，礼官言：“国朝祀皇地，设位於坛之北方，南向。政和四年，礼局议设於南方，北向。今北面望祭，北向为难，且於经无据，请仍南向。”从之。

太常寺每岁常祀，夏日至祭皇地，系於行在钱湖门外惠照院望祭斋宫设位行礼，以太祖皇帝配。三献官，依仪：初献系差宰执；亚献礼部尚书、侍郎，有故或阙，次轮别曹长贰，次给舍、谏议；终献太常卿少、礼部郎官，有故或阙，差北司官，次轮别曹郎官。合用礼料：牲牢（羊一口，豕一口），笾二十有六（菱二、芡二、栗二、鹿脯二、乾枣、湿枣、乾桃、湿桃、乾{艹}、榛栗实、、ナ、白、黑、形盐、无、鲍鱼、肃、饣臭、饵、粉、），八（稻粱各四），登一（太羹），一（毛、血），簋八（黍、稷各四），豆二十有六（饣也食、糁食、芹、兔醢、深蒲、醢二、苔菹、雁醢、笋、鱼醢三、葵、醢、脾折、Ａ８醢、大蛤、氐醢、豚拍、韭、昌本、菁、鹿、茆、麋二），俎八（羊腥七体，豕腥七体，羊熟十一，豕熟十一，羊腥肠、胃、肺，羊熟肠、胃、肺，豕腥肤，豕熟肤），樽共二十有四（著樽二，一实元酒加明水，一实盎齐；太樽二，一实泛齐，一实醴齐；山樽二，一实盎齐，一实醍齐；牺樽二，一实沈齐，一实事酒；象樽二，一实昔酒，一实清酒。以上各加二只，系实明水）。

●卷七十七 郊社考十

◎雩祷水旱附

《春秋左氏传》：“龙见而雩。”（龙见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祈膏雨也）。《月令》：仲夏，命乐师修召（大刀反）、な（步西反）、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也}（篪同）、簧，饬钟、磬、、（为将大雩帝习乐也。修、均、执、调、饬者，治其器物，习其事之意。疏曰：“召，鼗鼓，持其柄摇之，两耳自击。な，鼓人以雷鼓鼓神祀之属，小鼓在大鼓旁。召，导也，所以导乐作。な，裨也，裨助鼓节。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瑟，长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长尺，围寸，并漆之，有底，如篪六孔，并两而吹之。箫，编二十二管，长尺四寸，今卖饣易饴所吹者。干，盾也。戚，斧也。戈，钩矛戟。羽，鸟羽，《周礼》羽舞、皇舞之属。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篪，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翘，横吹之。又云八孔。篪，啼也，声如婴儿啼。簧者，竽、笙之名，气鼓之而为声。簧，横也，於管头横施之。，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连底，撞之，令左右击其椎。，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龃龉，刻以木，长尺扌乐之。修者，谓修理旧物；均者，均平其声；执者，操执营为；调者，和调音曲；饬者，整顿器物也），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实（阳气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兴雨者也。众水始所出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召、な至、皆作，曰盛乐。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龙、后稷之类也。《春秋传》曰：“龙见而雩。”雩之正当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礼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虽旱，礼有祷无雩。疏曰：“将雩祀，帝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百县，谓诸侯也。既雩之後，则命诸侯祈祀古之有功於民者。以先帝配者，五人帝也。引《春秋传》曰‘龙见而雩’者，欲明正雩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云‘凡周之秋五月之中旱，亦修雩礼以求雨’者，释此经大雩在五月之中，为五月不雨修雩祭。作记者。言五月之雩是常雩，故记之於五月也。”《郊特牲》疏曰：“其为祭五天帝则於国城南，故郑注《论语》云‘沂水在鲁城南，雩坛在其上’是也。”）。

《通》曰：“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其坛名曰雩，於南郊之旁，命乐正习盛乐，舞皇舞。”

杨氏曰：“愚按：启蛰而郊，龙见而雩，此《诗 颂》所谓春夏祈於上帝也。龙见而雩，与《周礼》所掌、《春秋》所书不同。《周礼》司巫帅巫而舞雩，为旱而雩也；《春秋》书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龙见而雩，乃建巳之月，万物始盛，待雨而长，圣人为民之心切，远为百祈膏雨，与启蛰之郊其意同，是以乐则必用盛乐，与他祭独不同。声音之号，所以诏告於天地之，以达神明也。郊非不用乐也，以礼为主，雩非不用礼也，以乐为主，各随其宜也。但注言‘五精之帝’，疏言‘春夏秋冬共成岁功，则不可偏祭一帝’。其言似矣，然天一而已矣，因时迭王，则有五帝之名，《易》曰‘帝出乎震’是也；祭於四郊，则有五帝之位，《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注疏谓夏雩总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於南郊乎，抑兼祭於四郊乎？其义何居？自注疏之说行，诸儒莫之能决，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者，如唐《贞观礼》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者，如唐《显庆礼》是也。及开元中，起居舍人王仲邱奏：‘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请二帝并行，以成大享帝之义。’既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与明堂并祀上帝、五帝之礼，同归於误，此则学礼者之所深惜，而不可以不辨也。”

◎右孟夏大雩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十有一曰“索鬼神”。（荒，凶年也。郑司农云：“救饥之政，十有二品。索鬼神，求废祀而修之，《汉》之诗所谓‘靡神不举，靡爱斯牲’者也。”《地官》）。

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雩，旱祭。天子於上帝，诸侯於上公之神。郑司农云：“鲁僖公欲焚巫，以其舞雩不得雨。”音汪）；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元谓“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疏曰：“後郑之意，以恒为先世之巫久故所行之事。今司巫见国大灾，则帅领女巫等往造所行之事，案视旧所施为而法之。”《春官》女巫旱则舞雩，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注曰：“女巫舞旱祭，崇阴也。故《檀弓》曰：‘岁旱，缪公召县子而问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无乃巳疏乎？’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灵也。”疏曰：“此歌者忧愁之歌，若《汉》之诗是也。，呼旱反。缪音穆。县音元。暴，蒲卜反）。舞师教皇舞，帅而舞旱之事（旱之事，谓雩也。，热气也。元谓：“皇，析五采羽为之，亦如。”疏曰：“谓‘皇析五采羽为之，亦如’者，锺氏染鸟羽象翟鸟、凤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执，亦以威仪为饰。言皇是凤皇之字，明其羽五采，其制亦如舞。若然，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也。”又见《祭物乐条》）。稻人，旱共其雩敛（稻人共雩敛，稻急水者也。郑司农云：“雩事所发敛。”疏曰：“馀官不言共雩敛，於此官特言共者，以稻是水，急须水，故旱时特使共雩之发敛也。”《地官》）。

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宫室营邪？女谒盛邪？何不雨之极也！”盖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应人，如影之随形，响之效声者也。《诗》云：“上下奠瘗，靡神不宗。”言疾旱也（东汉《锺离意传》注云：“《帝王纪》曰：成汤大旱七年，斋戒翦断爪以己为牺牲，祷於桑林，以六事自责。”《说苑》）。

齐大旱之时，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饥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广水。寡人欲少赋敛，以祠灵山，可乎？”群臣莫对，晏子进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天久不雨，将焦，身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无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无益也。夫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不雨，水泉将下，百川竭，国将亡，民将灭矣，彼独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为之奈何？”晏子曰：“今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尽得种树。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无用乎？其惟有德也。（《说苑》）。”齐景公之时，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新序 杂事》）。卫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僖公十九年《左氏传》）。郑大旱，使屠击、祝款、竖付有事於桑山（付音附，三子，郑大夫），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於山，山林也（音艺。，养护令繁殖），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昭公十六年《左氏传》）。

《春秋梁传》：“定公元年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为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犹雩，则非礼可知。秋，禾稼始苗，嫌当须雨，故问也）？毛泽未尽，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邵曰：“凡地之所生，谓之毛，《公羊传》曰‘锡之不毛之地’是也。言秋百之润泽未尽也。人力未尽，谓耕耘之功未毕。”耘音云）。雩月，雩之正也，月之为雩之正，何也？其时穷，人力尽，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谓其时穷，人力尽？是月不雨，则无及矣；是年不艾，则无食矣。是谓其时穷，人力尽也。雩之必待其时穷，人力尽，何也？雩者，为旱求者也。求者，请也。古之人重请。何重乎请？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请道，去让也。则是舍其所以为人也，是以重之。焉请哉？请乎应上公。古之神人有应上公者，通乎阴阳，君亲师诸大夫道之而以请焉（道之，谓君必为先也。其祷词曰：“方今大旱，野无生稼，寡人当死，百姓何辜？不敢烦民请命，愿抚万民，以身塞无状。”祷，亦请也，此即请辞也。艾，鱼废反。为旱，於伪反。去让，羌吕反。焉请，於虔反）。夫请者，非可诒而往也，必亲之者也，是以重之（诒，犹假寄。诒，以之反）。”

《月令》“大雩帝”疏曰：“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雩，《传》云：‘书不时。’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传》曰：‘旱。’八年九月，大雩，《传》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传》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传》曰：‘旱。’六年九月，大雩，《传》曰：‘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传》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传》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传》曰：‘秋书再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庄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传》曰：‘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旱，不为灾。’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云，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三年云，“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庄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时旱气已过，故不数。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灾成，故不数。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是一旱之事为再雩，一雩不数。定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亦一时之事而为二雩，一雩不数。成七年冬，大雩，《梁》云：‘冬无为雩。’明亦不数。三十之中，去此六事不数，唯有二十四在。就二十四之中分为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说雩礼，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二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说祷礼，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自某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说旱不为灾，是三部也。此三部总有七条，於二十四去七条，馀有十七条，说旱气所由，故郑《释废疾》云，《春秋》凡书二十四旱；《考异邮》说云，分为四部，各有义焉：是其事也。”

陈氏《礼书》曰：“《春秋》书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龙见而雩，过则书。’盖龙见建巳之月，而建巳乃阳充之时，阴气所以难达也，故雩祀作焉。过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讥也。大雩，礼之盛也，犹所谓大旅、大飨。赵氏谓雩称大国偏雩，误矣。《诗序》曰‘夏祈於上帝’，《月令》曰‘大雩帝’，则雩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也。郑氏谓雩祀五精之帝，然《周礼》称上帝与五帝不同，则上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令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则百辟卿士之祭，亦曰雩也。郑氏曰：‘天子雩上帝，诸侯雩上公。’然《周礼 小祝》小祭祀，逆风雨，宁风旱，则百辟亦天子所祀也。《祭法》有雩之坛。春秋之时，鲁以南门为雩门，先儒皆以鲁之舞雩在城南。郑氏曰：‘雩为坛於南郊之旁。’其说盖有所受也。古者，雩敛在稻人，雩乐以皇舞，以女巫。皇与女，阴也，则舞所以达阳中之阴而已。董仲舒祈雨之术，闭南门，纵北门，盖亦古者达阴之意也。然则雩祀上帝必升烟，後世乃谓用火不可以祈水而为坎以瘗，就阳不可以求阴而移坛於东（梁礼）；雩必自郊徂宫，後世或祈山林、川泽、群庙、百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亦梁礼也。北齐及唐皆然）；雩乐以舞为盛，後世或选善讴者歌诗而已。皆非古也（北齐礼）。

右因旱而雩。

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左氏曰：“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天灾，日月食、大水也。祈请而已，不用牲也。疏曰：“天之见异，所以谴告人君，欲令改过修善，非为求人饮食。既遇天灾，随时即告，唯当告请而已，是故有币无牲。若乃亢旱历时，霖雨不止，然後祷祀群神，求弭灾者，设礼以祭，祭必有牲。《诗 汉》之篇美宣王为旱祷请，自郊徂宫，无所不祭，云：‘靡神不举，靡爱斯牲。’是其为旱祷祭皆用牲。”）。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犹灾也。月侵日为眚。阴阳逆顺之事，贤圣所重，故特鼓之。疏曰“《传》称‘日月之眚’，日月并言，则月食亦有鼓。”）。”梁子曰：“高下有水灾曰大水。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众（救日以鼓兵者，谓伐鼓以责阴，陈兵示御侮。救水以鼓众者，谓击鼓聚众也。皆所以发阳也）。”郑大水，龙斗於时门之外洧渊（时门，郭城门也）。国人请为焉，子产弗许，曰：“我斗，龙不我觌也；龙斗，我独何觌焉？禳之，则彼其室也（渊，龙之室）。吾无求於龙，龙亦无求於我。”乃止也（昭公十九年《左氏传》）。

汉承秦灭学，正雩礼废。旱，太常祝天地、宗庙。

董仲舒《春秋》：“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稷，家人祠户。伐名木，斩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元酒，具清酒、搏脯，择巫之洁清辨曰利辞者以为祝祝。斋三日，服苍衣，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以养人，今五病旱，恐不成。敬进清酒、搏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即奉牲祷。’以甲、乙日为大青龙一，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於东方，皆东乡，其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诸里社通之於闾外之沟。取五虾，错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虾焉。具清酒搏脯，祝斋三日，服苍衣，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与三岁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阖邑里南门，置水其外，开里北门，具老猪一，置之里北门之外。市中亦置一猪。闻鼓声，皆烧猪尾，取死灰骨埋之，开山泉积薪而焚之。决通桥道之壅塞不行者决渎之。幸而得雨，报以豚一，酒、盐、黍财足。以茅为席，毋断。夏求雨，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毋举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坛，杵臼於术，七日。为四通之坛於邑南门之外，方七尺，植赤缯七。其神蚩尤，祭之赤雄鸡七，元酒，具清酒搏脯，祝斋三日，服赤衣，拜跪陈祝如春。以丙、丁日为赤大龙一，长七丈，居中；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乡，其相去七尺。壮者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啬夫亦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凿社而通之闾外之沟。取五虾，错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具酒脯，祝斋，衣赤，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猪，燔之四通神宇。开阴、闭阳如春也。季夏，祷山陵以助之。令县邑一徙市於邑南门之外，五日禁男子无得入市。家人祠中ニ。毋过土功。聚巫市旁，为之结盖。为四通之坛於中央，植黄缯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饣五（母音模，《礼》谓之淳母。饣音移，《周礼》曰“饣食”），元酒，具清酒搏脯。令各为祝斋三日，衣黄衣，馀皆如春祠。以戊、己日为大黄龙一，长五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四，各长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乡，其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斋三日，服黄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斋三日，衣黄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闾外沟。虾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至九日。毋举火事，无煎金器。家人祠门。为四通之坛於邑西门之外，方九尺，植白缯九。其神太。祭之桐木鱼九，元酒，具清酒搏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乡，其相去九尺。鳏者九人，皆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马亦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虾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龙六日，祷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为四通之坛於邑北门之外，方六尺，植黑缯六。其神元冥。祭之以黑狗子六，元酒，具清酒搏脯。祝斋三日，衣元衣，祝礼如春。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於北方，皆北乡，其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虾池皆如春。四时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大体，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乐。”应龙有翼。《法言》曰：“象龙之致雨，艰矣哉，龙乎！龙乎！”《新论》曰：“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

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董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损阳益阴。愿大王无收广陵女子为人祝者一月租，赐诸巫者。诸巫母大小皆相聚於郭门，为小坛，以脯酒祭；女独择宽大便处移市，市使无内丈夫，丈夫无得相从饮食；令吏妻各往视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

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诸官止雨，朱绳反萦社，击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宝曰：“朱丝萦社。社，太阴也；朱，火色也；丝，属离。天子伐鼓於社，责群阴也；诸侯用币於社，请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责也。此圣人厌胜之术也。”）

《汉旧仪》：“孟夏，龙见而始雩，坛在城东南，引龟山为沂水，至坛西南行，曰水曲中，坛上舞雩。旧制，求雨，太常祷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已塞，各如具常祭牢礼。四月立夏後旱，乃求雨，祷求雨到七月毕，塞之。秋、冬、春三时，不求雨。”

按：汉世未尝举雩祀。《通典》谓汉承秦灭学，正雩礼废，而《汉旧仪》以为有雩坛，且指龟山、沂水以言其所，即《论语》言曾点、樊迟所游之地，盖鲁国祀天之所，去汉都甚远，非国城南郊之外也。然汉人举祀事，大概多即前代旧祀之地，如雍五祀上帝，则因秦所建，其他如作明堂奉高旁，祀后土汾阴之类，皆以为古者尝於其地祠祭。然则岂鲁沂水之雩坛旧趾尚存，汉曾就其地立坛举雩祀邪？

後汉制：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府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以求雨（何休注《公羊传》曰：“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雩’也。”《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或请焉，或攻焉，何也？曰：大旱，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厌卑也。固其义也，虽太甚，拜请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以贱陵贵者逆节，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此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变天地之位，正阴阳之序，贞行其道而不忌其难，义之至也。”）。闭诸阳，衣皂，兴土龙（《山海经》云：“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凶犁土邱。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龙，本此，气应则自然冥感，非人所能为也），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变如故事。反拘朱索社，伐朱鼓，祷赛以少牢如礼。

晋武帝咸宁二年春，旱。因後汉旧典，诸旱处广加祈请。五月，祈雨於社稷、山川。

穆帝永和时，议制雩坛於国南郊之旁，依郊坛近远（阮谌云：“坛在已地，按得卫宏《汉仪》，称鲁人为雩坛在城东南。诸儒所说皆云‘坛’，而今作‘单’。《论语》樊迟从游於舞雩之下，鲁城东南有旧迹存。”），祈上帝，百辟。旱则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泽。舞僮八佾六十四人，皆元服，持羽翳而歌《汉》之诗。

戴邈议云：“周冬及春夏旱，礼有祷无雩。夫旱日浅则灾微，日久则灾甚。微则祈小神、社稷之属，甚乃大雩帝耳。按《春秋左传》之义，春夏无雨未成灾，雩而得雨，则书雩；不得雨，则书旱，明灾成也。然则始雩未得便告饥馑之甚，为歌哭之请。”

博士议：“《汉》之诗，宣王承厉王拨乱遇灾而惧，故作是歌。今晋中兴，奕叶重光，岂比周人耗ル之辞乎？汉、魏之代，别造新诗。晋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谟议曰：“圣人迭兴，礼乐之制，或因或革。《汉》之诗，兴於宣王，今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灾，以和阴阳之义，故因而用之。”

齐明帝建武二年，旱，雩，以武帝配飨於雩坛。

祠部郎中何佟之议曰：“皇齐以武帝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飨於雩坛矣。今武帝遏密未终，自可不奏乐；至於旱祭舞雩，盖是嗟吁之义，既非欢乐，此不涉嫌。祝史称祠，仰祈灵泽，舞雩无阙。”

梁武帝天监元年，有事雩坛（坛於南郊之左，高及广轮四丈，周十二丈，四陛）。帝以为雨既类阴，而求之正阳，其谬已甚。东方既非盛阳，而为生养之始，则雩坛应在东方，祈晴亦宜此地。遂移於东郊。

十年，帝又以雩祭燎柴，以火祈水，於理为乖，於是停用柴燎，从坎瘗典（时仪曹郎朱异议曰：“按周宣《汉》之诗，毛注有瘗埋之文，不见燎柴之说。若以五帝必柴，则明堂又无其事。”）。

大同五年，又筑雩坛於籍田兆内。四月後旱，则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狱及失职者；二、赈寡孤独；三、省徭轻赋；四、举进贤良；五、黜退贪邪；六、命会男女，恤怨旷；七、彻膳羞，施乐县而不作），天子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泽常兴雨者；七日，乃祈群庙之主於太庙；七日，乃祈古来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祈上帝，遍祈前祈所有事者。大雩礼於坛，用黄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于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乐。又遍祈社稷、山林、川泽，就故地处大雩。国南除地为单，舞僮六十四人，皆衣元衣，为八列，各执羽翳，每列歌《汉诗》一章而舞。旱而祈澍，则报以太牢，皆有司行事（唯雩则不报也）。若郡县邑旱请雨，则五事同时并行（五事谓“黜退贪邪”以上如前）。守令皆斋洁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斋祈如初。三变仍不雨，复斋祈其界山林、川泽常兴雨者。祈而澍，亦各有报。

陈因梁故事，武帝时，以德皇帝配；废帝以文帝配。牲用黄牯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坛单配享歌舞皆如梁礼。天子不亲奉，则太宰、太常、光禄行三献礼，其法皆采齐建武二年旧典。

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旱。诏州郡於其界内，神无大小，悉洒扫荐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随本秩，祭以牲牢。

北齐以孟夏龙见而雩，祭太微宫五精帝於南郊之东。为圆坛，广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为三外营，相去深浅，并燎坛，一如南郊。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则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坛。礼用玉帛，有燎，不设乐，选伎工端洁善讴咏者，使歌《汉》之诗於坛南，其仪如郊礼。

隋制，雩坛国南十三里启夏门外道左，高一丈，周二十丈。孟夏，龙见则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太祖配飨，五官从祀於下。牲用犊十，各依方色。若京师孟夏後旱，则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事）。七日，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来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庙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复从岳、渎以卜祈礼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祷而已。皆用酒脯。初请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减膳彻乐，或露坐听政，百官断伞扇。令家人造土龙。雨澍，则命有司报。州县祈雨，理冤狱，存寡孤独，掩骼埋，洁斋祈於社。七日，乃祈界内山川能兴雨者，徙市断屠。雨澍有报。

唐武德初，定令每岁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景皇帝配，牲用苍犊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并从祀，用方色犊十。

太宗贞观时，雩祀於南郊。

高宗显庆时，行雩礼於圜丘。

元宗开元十一年：孟夏後旱，则祈雨，审理冤狱，赈恤穷乏，掩骼埋。先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致雨者，皆於北郊遥祭而告之；又祈社稷、宗庙，每以七日皆一祈。不雨，还从岳、渎如初。旱甚，则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一句不雨，即徙市，禁屠杀，断伞扇，造大土龙。雨足，则报祀。祈用酒、脯、醢，报准常祀，皆有司行事。已斋未祈及所经祈者，皆报祀。

起居舍人王仲邱议：“按《贞观礼》，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显庆礼》则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按郑元注《月令》云：‘雩於上帝者，天之别号，元属昊天。祀於圜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请二礼并行，以成大雩帝之义。”

◎唐开元礼

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宗文武圣皇帝配（笾豆等如冬至仪，都十七座）。又祀五帝於坛第一等，五人帝於坛第二等（笾豆各四，簋俎各一也）；又祀五官於内之外（每座笾豆各二，馀各一）。其仪并如冬至圜丘。

△时旱祈太庙

将祈，有司卜日如别仪。前二日，守宫设祈官以下次，各於常所。右校扫除内外，又为瘗坎於北门之内道西，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诸祈官清斋於庙所，诸卫令其属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卫庙门。奉礼设版位於内外，并如常仪；设望瘗位於堂之东北，当瘗坎西南；又设奉礼位於瘗坎东北，南向，赞者二人在西，少退。太庙令拂拭神幄，又帅其属以樽、坫、、洗、篚、幂、制币、篚入设，皆如常仪。执樽、、篚、幂者，各位於樽、、篚、幂之後。太官令先馔酒、脯、醢。告日未明三刻，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太庙令、良酝令之属入实樽、及币（每室春夏用两牺樽，秋冬用两著樽，一实明水为上，一实醴齐次之。山二，一实元酒为上，一实清酒次之。币以白，各长一丈八尺）。未明二刻，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博士、太庙令、宫闱令、太祝以下入，当阶北面西上，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凡奉礼有词，赞者皆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讫，升，行扫除於上。太庙令以下升自东阶入，开坎室，奉出献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於座如常仪讫，各引就位。质明，谒者引祈官以下俱就门外位。谒者引祈官、赞引引执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礼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谒者进祈官之左，白：“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太官令出，帅进馔陈於东门之外。初，太官令出，诸太祝俱取币於篚，各立於樽所。谒者引祈官升自东阶，诣献祖庙室户前北向，太祝以币东向授祈官，祈官受币，进，北面跪奠於献祖神座，俯伏，兴，出户，北向再拜。讫，谒者引祈官次进币於懿祖以下诸室，皆如上仪。讫，谒者退还本位，诸太祝各还樽所。太官令引馔入自正门，升自太阶，诸太祝迎引於阶上，各设神座前讫，太官令以下降复位，诸太祝各还樽所。谒者引祈官诣洗，盥手、洗爵讫，升自东阶，诣献祖酒樽所，执樽者举幂，祈官酌醴齐讫，谒者引祈官入诣献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俯伏，兴，出户，北向立。太祝持版进於户外之右，东向跪读祝文（其文为水旱，疠疾、蝗虫及征伐四夷，各临时制之）讫，兴，祈官再拜。太祝进，跪奠版於神座前，俯伏，兴，还樽所。谒者引祈官次诣懿祖以下诸室，如献祖之仪（唯不盥洗）。讫，谒者引祈官诣东序，西向立。诸太祝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进祈官之左，北向立。祈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饮卒爵。太祝进受爵，复於坫。祈官俯伏，兴，再拜讫，谒者引祈官降复位。诸太祝各入室，跪彻豆如式，兴，还樽所。奉礼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饮福者不拜）；奉礼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讫，谒者进祈官之左，白“请就望瘗位”，赞者转就瘗坎东北位，谒者引祈官就望瘗位，西向立。於祈官将拜，诸太祝各执篚进神座前，跪取币，兴，降自太阶。诣瘗坎，以制币置於坎讫，奉礼曰“可瘗”，东西面各四人土。半坎，谒者进祈官之左，白“礼毕”，谒者引祈官，赞引引执事者以次出。初白“礼毕”，奉礼、赞者还本位，御史、太祝以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御史以下俱再拜，赞引引出。太庙令、太祝、宫闱令纳神主如常仪。其祝版燔於斋坊（若得所祈，报祠用太牢，受胙与将祈同，馀与告礼同。祭文临时制撰）。

△时旱祈於太社

将祈，有司卜日如别仪，行事、荐献与巡狩告社稷礼并同。太社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谨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太社：爰以农功，久阙时雨，惟神哀此苍生，敷降灵液。谨以清酒、脯醢明荐於太社，以后土句龙氏配神作主。尚享（太稷祝文同）。”后土氏祝文曰：“嗣皇帝某，谨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后土氏。”馀同（后稷文同。得雨则用太牢，瘗币血、饮福、受胙，与正祭同，馀与告礼同。太社祝文曰：“往以久阙时雨，敢陈精诚，惟神昭，降兹嘉液，率土г洽，苍生咸赖。谨以玉帛、清酒、醴齐、粢盛、庶品，明荐於太社，以后土句龙氏配神作主。尚享。”后稷、后土氏、太稷，祝文并同，每配祝无“玉帛”字）。

△时旱祈岳镇以下於北郊（报祀同）

将祈，有司筮日如别仪（就祈及祭同）。前二日，守宫设祈官以下次於东之外道南，北向，以西为上；设陈馔幔於内东门外道北，南向。右校扫除坛之内外，又为瘗坎於坛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诸祈官清斋於祈所。诸卫令其属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卫门，俱清斋一宿。奉礼设祈官位於内东门之内道北，执事位於道南，每等异位，俱重行西面，以北为上；设御史位於坛下西南，东向，令史陪其後；设奉礼位於祈官西南，赞者二人次之，少退，俱西向北上；设望瘗位於坛之东北西向；又设祈官门外位於东之外道南，每等异位，重行北向，以西为上。郊社令以酒樽八设於位：岳、镇、海、渎各山樽二，山、川各蜃樽二，每方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皆有坫以置爵）；设、洗、篚、幂各於其方，皆道之左，俱内向，执樽、、篚、幂者位於樽、篚之後。其日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设岳、镇、海、渎及诸山、川神座，各於其方，俱内向，席皆以莞；设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诸祈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与良酝令之属入实樽（山樽实以醴齐，蜃樽实以齐，其明水各实於上樽），太祝以币置於篚，设於馔所（岳、镇、海、渎皆有币，各依方色，俱丈八尺）。太官令帅进馔者实笾豆，入设於内东门之外馔幔内。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与执樽、、篚、幂者入，诣南方山川之西南，当门，重行北面，以西为上，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执樽、、篚、幂者各就位，赞引引御史以下行扫除如常讫，出还斋所，奉礼以下次还斋所。质明，谒者引献官以下俱就门外位。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谒者引献官，赞引引执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礼曰“再拜”，献官以下皆再拜。谒者进献官之左，白：“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奉礼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各取币於篚，以授献官，献官受币，诣东岳座，诸太祝各奠币於诸岳、镇、海、渎之座。谒者引献官再拜讫，降还本位。於献官初受币，太官令帅进馔者奉馔陈於东门之外，献官奠币再拜讫，太官令引馔入，诸太祝迎引於座首，各奠於神座前。施设讫，太官令以下还本位，诸祝各还樽所。谒者引献官诣洗，盥手，洗爵，诣东岳酒樽所。执樽者举幂，献官酌酒；谒者引献官进东岳神座前，东向跪，奠爵，兴，少退，东向立。初献官进奠，祝史以爵酌酒，助奠东镇以下，还樽所太。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读祝文曰：“敢昭告於东方岳、镇、海、渎：久阙时雨，黎元忄匡惧，惟神哀救苍生，敷降嘉液。谨以制币、清酌、脯醢，明荐於东方岳、镇、海、渎。尚享。”太祝兴，献官再拜；太祝进，跪奠版於神座，兴，还樽所，献官再拜。谒者引献官以次献诸方岳、镇、海、渎，如东方之仪（诸方祝文并同）。讫，谒者引献官还本位。初，献东岳，赞引次引献官就洗盥手，洗爵讫，诣东方山川酒樽所，执樽者举幂，献官酌酒讫，赞引引献官进诣东方山川首座前，跪奠爵，兴，少退，东向立。初，献官奠酒，斋郎酌酒助奠讫，还樽所。祝史持版进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读祝文（文同岳祭），兴，献官再拜；祝跪奠版於神座，兴，还樽所。献官再拜讫，赞引引献官以次献诸方山川，如东方之仪（诸方祝文皆同）。讫，赞引引献官还本位，诸祝各进，跪撤豆如式，兴，还樽所。奉礼曰“再拜”，献官以下皆再拜。谒者进献官之左，白：“请就望瘗位。”谒者引献官就望瘗位，西向立。於在位者将拜，诸太祝各进神座前，跪取币置於坎。奉礼曰“可瘗”，东西厢各二人土。半坎，谒者进初献之左，白“礼毕”，遂引献官出，赞引引执事者以次出。御史、太祝以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赞引引出。祝版，燔於斋所（报祀用牲币，饮福、受胙於东方岳、镇、山、川首座之前。其山川唯饮福即不受胙，埋币血与正祭同，馀与祈礼同。祝文与报社同）。

△时旱就祈岳镇海渎

前一日，诸祈官皆於祈所清斋一宿，所司清扫内外，又为埋坎於坛南如常。奉礼设祈官位於坛东南，执事者位於祈官东南，奉礼位於执事西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北上。又设太祝奉币位於瘗坎之南，北向（海、渎南设奉币位向沈所）。又设祈官以下门外位於南门之外道东，重行，西面北上。设樽、坫、、篚各於常所，执樽、、篚者各位於樽之後。其日未明，祈官以下各服其服，所司帅其属入设神座。及实樽如常仪。太祝以币置於篚（币各依方色，长丈八尺），掌馔者实笾豆（笾一实脯，豆一实醢）。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太祝及执樽、、篚者入，当坛南重行北面，以西为上，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太祝以下皆再拜。执樽、者各就位。赞引引太祝升自东陛，行扫除於上讫，降，行扫除於下，皆就位。质明，谒者引祈官，赞引引执事者俱入就位，立定。奉礼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谒者进祈官之左，白：“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奉礼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初，白请行事，掌馔者帅进馔者奉馔陈於东门外。祈官拜讫，太祝跪取币於篚，以授祈官，祈官奉币置於神座，祈官拜讫，降复位。掌馔者引馔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引於坛上，进设於座前，设讫，掌馔者以下降复执事位。谒者引祈官诣洗盥手，洗爵，升自南陛，诣酒樽所。执樽者举幂，祈官酌酒，谒者引祈官进，北面跪，奠於神座前，俯伏，兴，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右，东面跪读祝文曰（文与祈社同。岳、镇、海、渎，各随其称）。祝兴，祈官再拜，祝进跪奠版於神座，兴，还樽所。祈官拜讫，谒者引祈官降复位。太祝进跪，撤豆如式，还樽所。奉礼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谒者进祈官之左，白：“请就望瘗位。”谒者引祈官就望瘗位，西向立。於在位者将拜，太祝进神座前跪取币，置於坎，东西面各二人土。半坎（海、渎则以币沈之），奉礼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谒者进祈官之左，白“礼毕”，遂引祈官出，赞引引执事者以次出。太祝以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奉礼、赞者以次出。其祝版燔於斋所（得雨报祠用特牲，其沈瘗币血及饮福、受胙皆与正祭同，馀与祈礼同，祝文与北郊报祠同）。

△久雨祭国门

将祭，有司筮日如别仪。前一日，诸祭官清斋於祭所，右校扫除祭所，太官丞先馔酒、脯、醢（樽以瓢齐）。其日质明，郊社丞帅其属设神座，皆内向，设酒樽各於神座之左，设、洗及篚於酒樽之左，俱内向（并实以巾、爵），执樽、、洗、篚者各位於樽、、洗、篚之後。奉礼设献官位於、洗之左而右向，执事者於其後，皆以近神为上。郊社丞与良酝之属实樽、。献官以下俱就位，立定。谒者赞拜，献官以下皆再拜。祝与执樽、、篚者各就位。太官丞出诣馔所。谒者进献官之左，白：“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太官丞引馔入，太祝迎跪设於神座前讫，太官丞以下还本位，祝还樽所。谒者引献官诣洗盥手，洗爵，诣樽所，执樽者举幂，献官酌酒，进神座前，跪奠爵，俯伏，兴，少退，向座立。太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右，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遣某官姓名，昭告於国门：霖雨淹久，害於百，惟灵降福，应时开霁。谨以清酌、嘉荐，明告於神。尚享。”祝兴，献官再拜。太祝跪奠版於神座，俯伏，兴，还樽所。献官再拜讫，谒者引还本位。祝进跪撤豆，俯伏，兴，还樽所。祝与执樽、、篚者俱复执事位。谒者赞拜，献官以下皆再拜。谒者进献官之左，白“礼毕”，遂引献官以下出。每祭皆如之。祝版皆燔於斋所（若雨止，报祠用少牢，饮福与祈同。祝文曰：“前日以霖雨，式陈诚祷，惟神降祉，应时开霁。谨以清酌、少牢、粢盛、庶品，明荐於神。尚享。”）。

△诸州城门县附

若霖雨不止，祭城门。设神座，皆内向；设瓢齐之樽，各於神座之左；设、洗及篚於酒樽之左，俱内向。设司功（县则县尉）位於洗之左而右向，执事者位於其後，皆以近神为上。赞礼者赞拜。无币不为瘗坎，馀与祈社神同。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县则县令姓名）遣具位姓名，昭告於城门：霖雨淹久，害於百，惟灵降福，应时开霁。谨以清酌、嘉荐，明告於城门。尚享。”若雨止，报祠用特牲，饮福，馀与同。祝曰：“前以霖雨，式陈诚祷，惟灵降祉，应时开霁（馀同上）。”

宋制，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为大祀。国初以来，以四祖迭配，太宗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

太祖开宝九年，诏以江表底定，方内大同，幸西京，以四月有事於南郊（即大雩之祀，详见《郊祀门》）。

真宗景德三年，诏有司详定诸祠祭事。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昊天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于南郊。’注云：‘迎夏为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传》曰，龙见而雩。’谓建巳之月，阳气盛而常旱，万物待雨而长，故祭天以祈雨。龙星谓角、亢也。立夏後，昏见於东方。又按《五礼精义》云：‘自周以来，岁星差度，今则龙见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时已晚，但四月上旬卜日。’今则唯用改朔，不待时节，祭於立夏之前，违兹旧礼之意。苟或龙见於仲夏之时，雩祀於季春之节，相去辽阔，於理未周。欲请自今并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则待改朔，庶节气协於纯阳，典礼符於旧史。又按《月令》云：‘季秋之月，乃命冢宰，农事备收，藏帝籍之收於神仓。是月也，大飨帝。’则季秋之月，农事之终，大享明堂，报兹嘉。苟或犹未得节，尚当建酉，因而卜日，有属先时。欲望自今并过寒露，然後卜日；或寒露在八月，则至九月乃卜。自馀诸祠祭皆叶礼令，无所改易。”奏可。

太祖建隆二年夏，旱。翰林学士王著请令近臣按旧礼告天地、宗庙、社稷，及望告岳、镇、海、渎於北郊，以祈甘泽。诏用其礼，惟不祀配座及名山大川，雨足报赛如礼。

太祖、太宗时，凡京师水旱稍久，上亲祷者，则有建隆观、大相国太平兴国寺、上清太一宫；甚，则再幸，或撤乐减膳，进蔬馔。遣官祷者，则天齐、五龙、城隍、ビ神四庙，大相国、开宝、报慈、乾明、崇夏五寺及建隆观。令开封府祭九龙、浚沟、黄沟，子张、子夏、信陵君、段干木、扁鹊、张仪、吴起、单雄信庙。雍熙後，多遣宰相、近臣。至道後，又於寺、观建道场，复遣常参官或内侍诣岳、渎致祠。咸平後，祈祷又增玉清昭应、景灵宫，会灵、祥源观、泰一宫，或亲幸致祷。

真宗咸平元年，以旱，遣使祷卫州百门庙、白鹿山（百门庙以祈祷有应，赐名灵源庙）。

内出李邕祈雨法：以甲、乙日，择东方地作坛，取土造青龙。长吏斋三日，诣龙所汲流水，设香案、茗果、饵，率群官、乡老日再至祝酹，不得用音乐、巫觋，以致渎。雨足，送龙水中。馀四方皆如之，饰以方色。大凡日干及建坛取土之里数、器之大小、龙之广，皆取五行生成数焉。诏颁诸路，及令祀雨师、雷神。

又以画龙祈雨法付有司镂板颁下。其法：择潭洞或湫泺林木深邃之所，以庚、辛、壬、癸日，刺史、县令帅耆老斋洁，先以酒脯告社令讫，筑方坛三级，高一尺，阔丈三尺。坛外二十步，界以白绳；坛上植竹枝，张画龙。其图以缣素上画黑鱼左顾，环以天鼋十星，中为白龙，吐黑色，下画水波，有龟亦左顾，吐黑气如线，和金银朱丹饰龙形。又设皂幡，刎鹅颈，取血置中，杨枝洒水龙上。俟雨足三日，赛以，取画龙投水中。

神宗元丰四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近诏宗祀明堂，配以上帝，其馀从祀群神悉罢。今祈、大雩犹循旧制，皆群神从祀，恐与诏旨相戾。请孟春祈、孟夏大雩，惟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馀从祀群神悉罢。又请改筑雩坛於国南门，以严祀事。”并从之。

礼部言：“雩坛当立於圜丘之左巳地，其高一丈，广输四丈，周十二丈，四出陛，为三各二十五步，周垣四门，一如郊坛之制。”从之。

熙宁元年，帝幸寺，观祈雨，诏在京举望祭礼，诸路分祷岳、镇、海、渎、名山、大川。又幸相国寺、天清寺、集禧醴泉观祈雨。雨足，幸西太一宫报谢。

元丰四年，详定礼文所言：“案《礼记 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时也。’《汉》之诗曰：‘靡爱斯牲。’《周礼 太祝》注曰：‘礻会、皆有牲。’是祈祷有牲也。请祈祷郊庙、社稷，皆用少牢。”从之。

高宗绍兴後，孟夏雩祀上帝，在城西惠照院望祭斋宫行礼。其後又於圜坛行礼。

绍兴八年，以时雨愆候，令临安府差官迎请天竺观音，赴法慧寺建置道场，如法祈求。候到，宰执率侍从前诣烧香。

其後每祈水旱，则迎天竺观音入城，或就明庆寺建道场，或差官就天竺寺祈祷。

孝宗淳熙十四年七月，太常寺言：“亢阳为。检点国朝典礼，凡京都旱，则祈岳、镇、海、渎及语山川能兴雨者，於北郊望告；又祈宗庙、社稷及雩祀上帝、皇地。”诏命宰臣以下分诣祭告。八月三日，获感应，复命报谢。

宰执进呈太常寺乞谢雨，王淮等奏，初疑後时，而礼官谓有祈必有报。上曰：“既是天地、宗庙、社稷，宫观亦不容已。”淮等奏：“报谢只是酒脯。”上曰：“如何无牲牢？”淮等奏：“国朝典礼，祈用酒脯，谢如常祀。且绍兴以来，并只是酒脯，惟雩祀用牲，然雩无报谢之礼。”上问：“前日雩祭礼仪，及歌《汉》之诗，乐工能之否？”淮等奏：“三献并用宰执。一篇之诗，工人两日习歌，亦如法。”

●卷七十八 郊社考十一

○祀五帝王时迎气

《周礼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兆为坛之营域，疏曰：“云‘兆为坛之营域’者，按《封人》云‘社稷之’，谓土为之，即此坛之营域，一也。不言坛者举外营域，有坛可知。”《春官》）。因吉土以享帝於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享帝於郊，以四时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今汉亦四时迎气，其礼则简。详见《祀天礼》）。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太史，礼官之属，掌正岁年以序事。谒，告也。疏曰：“先立春三日者，周法，五时迎气，皆前期十日而斋，散斋七日，致斋三日。今秦法简省，故三日也，盖散斋二日，致斋一日。盛德在木者，天以覆盖生民为德，四时各有盛时，春则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木位，故云盛德在木。”）。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於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於朝（还音旋。迎春，祭苍帝灵威仰於东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礼》曰：“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近郊五十里。赏，谓有功德者，有以显扬之也。朝，大寝门外），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相，谓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谓善教也。令，谓时禁也。庆，谓休其善也。惠，谓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庆赐遂行，有不当（遂，犹达也，言使当得者皆得，得者无非其人）。先立夏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斋。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迎夏，祭赤帝赤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帅诸侯”，而云“封诸侯”，诸侯时或无在京师者，空其文也。说音悦。必遥反）。先立秋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斋。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还反，赏军帅、武人於朝（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军帅，诸将也。武人，谓环人之属有勇力者）。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斋。立冬之日，天子亲师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还反，赏死事，恤孤寡（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纪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谓以国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颜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赐之，大功加赏。禺音寓。涿，丁角反，又作“”）。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元璜礼北方（礼东方以立春，谓苍精之帝，而太、句芒食焉。礼南方以立夏，谓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礼西方以立秋，谓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礼北方以立冬，谓黑精之帝，而颛顼、元冥食焉。礼神者必象其类。圭锐，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严；半璧曰璜，象冬闭藏，地上无物，惟天半见。疏曰：“礼东方以立春，谓苍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据《月令》。四时迎气，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据《月令》。四时十二月，皆陈人帝、人神。彼止为告朔於明堂，及四时迎气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五人帝、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气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总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气在四郊，还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为配也。言苍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据《春秋纬 运斗枢》云太微宫有五帝座星，《文钩》亦曰灵威仰之等而说也。云‘礼神者必象其类’者，即‘圭锐’巳下，是象其类也。云‘圭锐象春物初生’者，《杂记》赞大行云，圭剡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锐也。云‘半圭曰璋’者，按《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两圭有邸以祀地。’是两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两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传》亦云：‘宝者何？璋判白。’亦半圭曰璋。云‘象夏物半死’者，夏时荠麦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严’者，谓以玉为虎，形猛，属西方，是象秋严也。云‘半璧曰璜’者，《逸礼记》文，似半圭曰璋也。云‘冬闭藏，地上无物，惟天半见’者，列宿为天文，草本为地文，冬时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见’，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则上璧下琮。按《觐礼》加方明，东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与此同。唯上圭下璧与此违者，郑彼注云，上宜以苍璧，下宜以璜琮，而不以者，则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贵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故陈玉与此不同也。此经神不见中央含枢纽者，此四时迎气，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郑注云‘黄帝亦於南郊’是也。”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黄），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注疏见《祀天礼》）。《太宰》：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与其具修（祀五帝，谓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礼也。《明堂位》所谓“各扬其职，百官废职服大刑”，是其辞之略也。具，所当共；修，埽除粪洒。洒，色贾反。疏曰：“具所当共者，祭祀之联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宫人》云‘掌六寝之修’，《守祧》云‘其庙，有司修除之’，是其修埽除粪洒也。”）。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诹之日也。十日，容散斋七日，致斋三日。执事，宗伯、太卜之属。既卜，又戒百官以始斋。疏曰：“《大宗伯》职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帅执事而卜日，谓宗伯莅卜。但四时迎气，冬至、夏至、郊天等，虽有常日常时，犹须审慎，仍卜日，故《表记》云：‘不犯日月，不违卜筮。’注：日月谓冬夏至、正月，及四时也。所不违者，日与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後日。”）；及执事，视涤濯（疏曰：“《春官 小宗伯》：‘大祭祀，视涤濯。’《大宗伯》亦云：‘宿视涤濯。’彼二官亲视涤濯，太宰尊，亦往莅之。”），及纳亨，赞王牲事（纳亨，纳牲，将告杀，谓乡祭之晨。既杀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亲牵牲，大夫赞之。乡，许亮反。疏曰：“谓牵牲入时也。《礼器》云：‘纳牲诏於庭。’杀讫，毛以告纯，血以告杀，腥其俎，豚解而腥之。以此讫，乃纳与亨人焰祭。祭天无，故先迎牲；若宗庙之祭，有，而後迎牲也。”）；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日，旦明也。玉、币所以礼神，玉与币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献齐酒。不用玉爵，尚质也。三者执以从王，王至而授之。疏曰：“下经，享先王用玉爵，尚文。此祭天，不用玉爵，故云‘尚质’。云‘三者执以从王，至而授之’者，谓至此祀圜丘、方泽祭所，而授之，王亲自执玉、币，奠於神座，亲酌以献尸。”）。祀大神示亦如之（疏曰：“云‘祀大神’谓冬至祭天於圜丘，云‘祀大祗’谓夏至祭地於方泽。‘亦如之’者，皆如巳上祀五帝之礼。”），享先王亦如之（《天官》）。 　《大司寇》，若祀五帝，则戒之日，莅誓百官，戒於百族（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谓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於泽，亲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献命库门之内，戒百官也。太庙之内，戒百姓也。”疏曰：“之言烟。烟祀五帝，谓迎气於四郊，及总享五帝於明堂也。云‘戒之日’者，谓前十日卜之日，卜吉，即戒之，使散斋。云‘莅誓百官’者，谓馀官誓百官之时，大司寇则临之。云‘戒於百族’者，大司寇亲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当太宰为之，是以《太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遂戒’，故知太宰戒百官也。若然，《太宰》云‘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太宰》虽云掌百官誓戒，戒则亲为之，誓则掌之而不亲誓。何者？此司寇卑於太宰，此云‘莅誓百官’，岂司寇得临太宰乎？故知太宰掌之，馀小官誓之，司寇临之也。”又曰：“郑知‘百族府史以下’者，以其王之百姓，亦同太宰戒之，故知百族，府史、胥徒也。引《郊特牲》者，欲见百族非王之亲，是府史以下也。云‘献命库门之内，戒百官也’者，王自泽宫而还，入皋门，至库门之内，太宰献命，命即戒百官，又於库门内而东入庙门，庙门之内戒百姓。彼注云：‘百姓，王之亲也’，以亲，故入庙乃戒之。”）；乃纳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亨，普庚反。疏曰：“纳享谓将祭之辰。祭之日谓旦明也。此二者，大司寇为王引道，故云‘亦如之’。”），奉其明水火（疏曰：“司ピ氏以阳燧取火於日中，以阴鉴取水於月中。明，洁也。奉此水火者，水以配郁鬯与五齐，火以给爨亨也。”《秋官》）。《掌次》，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设重、重案（疏曰：“祀五帝，谓四时迎气。次，谓幄帐也。大幄、小幄、但幄在幕中，既有幄，明有帷幕可知。设重者，谓於幄中设承尘。云‘重案’者，案则床也，床言重，谓床上设重席。不言毡及皇邸，亦有可知。此谓四时迎气，《月令》四立之祭。大幄，谓王侵晨至祭所，祭时未到，去坛之外远处设大次，王且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接祭者，与群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坛宜近，置一小幄退候之处。云‘重复’者，谓两重为之。云‘重案床重席’者，案《司几筵》，莞筵、缫席、次席三重。此言重席，亦当有此三重，与重不同。”《天官》“毡案皇邸”，见郊祭旅上帝条）。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疏见《祀天礼》。《春官 司服》）。《小司寇》：凡祀五帝，实镬水，纳亨亦如之（镬户郭反。其实镬水，当以洗解牲体肉。疏曰：“五帝所祀，四时迎气，总享明堂。实镬水，以拟洗肉所用也。纳亨亦如之，谓将祭亨祭之晨，实以水亨也。郑知‘实镬水为洗解牲肉’者，以下云‘纳亨亦如之’，是实镬水亨煮肉，故知此是洗肉也。《封人》云‘供其水’，亦谓洗牲肉也。”《秋官》）。《士师》：祀五帝则沃尸；及王盥，洎镬水（洎，谓增其沃汁。疏曰：“按《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门北面，则以盘盥手。王盥，谓将献尸时，先就洗盥。洎镬水，增其沃汁，镬在门外之东，亨牲之爨，言须镬水就爨增之。亨实镬水，此官增之，示敬而已。”同上）。《充人》：掌系祭祀之牲，祀五帝则系於牢，刍之三月（牢，闲也。必有闲者，防禽兽触。养牛羊曰刍。三月，一时，节气成。疏曰：“祭祀之牲皆体全具，故以言之。上云‘掌系祭祀之牲’，则总养天地宗庙之牲；下别言‘祀五帝’，则略举五帝而已，其实昊天及地、四望、社稷之等，皆系之也。云‘牢，闲也’者，校人养马谓之闲，此养牛羊谓之为牢。言‘闲’见其闲卫，言‘牢’见其牢固。所从言之异，其实一物也。按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於涤三月。’何休云：‘涤，宫名，养帝牲三牢之处也。三牢者，各主一月。’”《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肆，历反，注“肆解”同；司农音“四”，注“肆陈”同。牛能任载，地类也。奉，犹进也。郑司农云：“羞，进也。肆，陈骨体也。”元谓进所肆解骨体。《士丧礼》曰：“肆解去蹄。”疏曰：“牛能任载，地类也，故属地官司徒。骨体，肩、臂、脊、胁之属。司农以肆为‘四’音，读之，故云肆，陈也，谓陈牲体於俎上，即体解折节为二十一体是也。‘元谓进所肆解骨体’者，後郑之意，以肆为‘レ’音读之，肆解骨体者为七体解之，故引《士丧礼》曰：‘肆解去蹄。’按《士丧礼》曰：‘特豚四{髟易}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与此骨体一也，但彼云‘四{髟易}’，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郑直以义读之，非彼正文，此云‘解’当彼‘{髟易}’也。後郑必不从先郑为肆陈骨体为二十一体者，按《礼运》云：‘腥其俎，孰其ゾ。’彼注云：‘腥其俎谓豚解而腥之也。孰其ゾ，谓体解而焰之也。’祭祀之法，先豚解，後体解。《经》云‘奉牛牲’，谓初牵入时，即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按《国语》：‘郊之事，则有全。’明知不得先有体解。若然，则郊之事先全，始後豚解也。若宗庙之祭则无全，先豚解，次体解，《礼运》所云者是也。”《地官》）。《大司乐》：乃奏黄锺，歌大吕，舞《门》，以祀天神（天神，谓五帝及日、月、星、辰）。

传，季康子问於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曰：‘天有五行，水、火、木、金、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一岁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长育，一岁之功，万物莫不受成），其神谓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後世谶纬皆为之名字，亦为妖怪妄言）。’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更，古衡反。王音旺，下“王天”同。法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所生之行转相承。而诸说乃谓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为蔽惑，无可言者）。故其生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配金，颛顼配水。”康子曰：“太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东方，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则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则以所生之行转相承也（木生火，火生土之属）。”康子曰：“吾闻句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元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此则五行之主而不乱。称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称五帝，太之属配焉。亦云帝，从其号（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号，亦兼称上帝，上得包下。五行佐成天事，谓之五帝，以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谓之上帝。黄帝之属，故亦称帝，盖从天五帝之号。故王者虽号称帝，而不得称天帝，而曰天子者，天子与父，其尊卑相去远矣。曰天王者，言乃天下之王也）。昔少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元冥；颛顼氏之子曰犁，为祝融。龚工氏之子曰句龙，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业为官职（各以一行之官，为职业之事），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别称五祀，不得同帝（神故不得称帝也）。”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独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邪？将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者众矣，唯句龙兼食於社（兼犹配也），而弃为稷神，易代奉之，无敢易者，明不可与等。故自太以降，逮於颛顼，其应五行而王，数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家语 五帝篇》）。”

杨氏曰：“愚按此章注云：‘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後世谶纬皆为之名字，亦为妖怪妄言。’夫所谓为之名字，如灵威仰而下是也。自伏羲始画八卦，更文王、夫子而後《易》道备。卦象、《文言》、《系辞》言天者详矣，何尝有此等名字？推原此说之所出，则曰《易纬 乾凿度》也，《春秋纬 文耀钩》也、《运斗枢》也，《孝经纬》文也、《钩命决》也、《援神契》也。抑不知《易》也，《春秋》也，《孝经》也，圣人何尝有一言一句如此？信乎其为妖怪妄言矣！但此章所谓‘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愚恐非夫子之言，或谓《家语》王肃所作。何也？以《易》论之，乾、坤为父、母，震、巽、坎、离、艮、兑为六子，卦画固有此象矣。然《序卦》言帝出乎震，齐乎巽，自震、巽而下，皆天帝之为也。谓在天有五行，能生物则可；谓五行佐天生物，则天与五行为二矣。是以程子曰：‘不知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体耳。学者大惑也。’”

按：五帝之祀，见於《周礼》；五帝之义，见於《家语》，其说本正大也。自秦汉废祀天之礼，而以所谓郊祀者祀於五，名曰五帝。郑康成解经，习闻秦汉之事，遂於经所言郊祀，多指为祀五帝，且据纬书为之名字，东曰灵威仰，南曰赤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叶光纪，中曰含枢纽。於是王子雍群儒引经传以排之，而谓五帝者，太以下五人帝也。先儒杨信斋则谓：“果以五人帝为五帝，则五人帝之前，其无司四时者乎？郑则失矣，王亦未为得也。”其说善矣，然杨氏之释五帝，则以为如毛公所谓元气昊大谓之昊天，远视苍苍谓之苍天，程子所谓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之类，则五帝乃天之别名，而元未尝有所谓五帝之神也。愚谓若以为天之别名而已，则曰“帝”可矣，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别立祀五帝之礼乎？盖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犹五岳为五方之镇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谓五帝即昊天则不可；五岳不出於地之外，而谓五岳即后土亦不可，《家语》所言尽之矣。今因疑纬书灵威仰等名字，而谓五帝之本无，因疑五帝之本无，而谓《家语》之非圣言，亦过矣。如日、月、星、宿、风、伯、雨师，皆天神之见於祀典者，经传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则以为各有名称，甚者或为之姓字，其妖妄不经，甚於纬书，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诸神之本无，可乎？

三山林氏曰：“古之祭上帝与祭五帝之礼，以《经》推之，礼莫盛於周。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从简，为报本反始，以稷配；明堂从备，为大享报成，以文王配。稷，王业所始，文王，王业所成，从其类也。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是故岁之祭天者四：郊於冬至，一也；明堂於季秋，一也；祈於孟春，一也，左氏谓‘郊而後耕’，并言后稷是已；大雩於龙见，一也《诗 颂》所谓‘春夏祈於上帝’是已。岁之祭五帝者五：《周礼》所谓‘祀五帝亦如之’是也，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盖言祀青帝之礼亦如之，祀赤帝之礼亦如之，不可详数，故但曰‘祀五帝亦如之’。夫所谓‘祀五帝亦如之’者，谓大臣之赞相、有司之备具，至其圭币，则五帝各有方色，未尝与上帝混而同也。《周礼》曰礼东方，礼南方，《月令》云四立迎气，故曰岁之祭上帝者四，而祭五帝者五。若有故而旅，则不在此矣。”又曰：“愚按：祀五帝礼物、乐章，大略当与郊祀同。而亦有不同者，如《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乃祀五帝之位；《月令》四立之祭，乃祀五帝之时；《大宗伯》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之类，乃礼五帝之玉；《大宗伯》‘牲、币各放其器之色’，《大司徒》奉牛牲之类，皆祀五帝之礼也。《大司乐》：‘乃奏黄锺，歌大吕，舞《门》，以祀天神。’郑注云：‘天神谓五帝及日月星辰。’则祀五帝之乐也。又按《大宗伯》注疏：‘祭五天帝，以五人帝、五人神配食。’《通典》云：‘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夏以炎帝，季夏以黄帝，秋以少，冬以颛顼。其坛位，各於当方之郊。去国五十里内曰近郊。为兆位，於中筑方坛，亦名曰太坛，而祭之。其礼七献，毕献之後，天子舞当代之乐。’又按郑氏注‘掌次，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设重、重案’云：‘此所谓四时迎气，《月令》四立之祭是矣。’及注《太宰》祀五帝，《大司寇》、《小司寇》祀五帝，皆云四时迎气，亦当与《掌次》同，注又兼云‘总享明堂’，何邪？夫总享五帝於明堂，汉礼则有之，非周礼也。汉袭秦礼，郊祀及明堂皆祀五之帝，周礼安有此哉？郑注盖约汉礼以言周礼耳。《我将》之诗曰：‘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我将》之诗言天者再，天即帝也，帝即天也。观《我将》之诗，则知周人明堂祀天，非总享五帝明矣。”又详见《明堂篇》。

祀五人帝五人神礼（杨氏曰：“郑注五帝为五天帝，贾逵、马融、王肃等以五帝为五人帝，故为郑学者辩之云：享帝於郊，而风雨节，寒暑时。若是五人帝，何能使风雨寒暑得时？二说不同，当以郑氏之说为正。”又郑氏注《春官 宗伯》，谓礼五天帝，而以五人帝配食；谓如立春礼苍帝於东郊，而太句芒食焉，以其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四时别祀五帝，而以五人帝配食也。又孟夏大雩，季秋大享，郑注谓合祭五天帝，而以五人帝配之。合祭五帝之说无所据。又郑注谓十二月听朔，告五人帝、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原郑注之意，盖以《月令》十二月皆有五人帝、五人神之文，如其帝太、其神句芒之类，故有是说，未知然否。）：

春，其帝太，其神句芒（此苍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太宓戏氏。句芒，少氏之子，曰重，为木官。宓音密。戏作羲。疏曰：“按《异义 古尚书》说：‘元气广大，谓之天。’则，广大之意。以伏羲德能同天，故称‘’。以东方生养，元气盛大，西方收敛，元气便小，故东方之帝谓之太，西方之帝谓之少，‘其神句芒’者，谓自古以来，主德立功之臣，其祀以为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时，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太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时，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时，则祀此太、句芒。太在前，句芒在後，相去悬远，非是一时。太木主，句芒有主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云‘著德立功’者，著德谓太，立功谓句芒也。云‘太宓戏氏’者，以东方著德，则谓之太；德能执伏牺牲，谓之伏羲，即宓戏也。《律历志》云：‘太作网罟以佃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包牺氏’”又“季春天子乃荐鞠衣於先帝”，注云：“为将蚕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黄桑之服；先帝，太之属。”疏曰：“礼，祭五帝则服大裘，今荐鞠衣，与桑同色，盖荐於神座。菊者，草名，花色黄，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黄华’，是鞠衣黄也。与桑同色，又当桑生之时，故云‘黄桑之服’也。云‘先帝，太之属’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唯太之属。春唯祭太，云‘之属’者，以蚕功既大，非独祭太。故何允云，总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处，王权、贺、熊氏等并以为在明堂，以太祭在明堂故也。”）。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颛顼氏子，曰犁，为火官。疏曰：“《春秋说》云：‘炎帝号大庭氏，下为地皇，作耒耜，播百，曰神农’也。”）。中央土，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此黄精之君，土官之臣，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黄帝，轩辕氏也。后土，亦颛顼氏之子，曰犁，兼为土官。疏曰：“按昭二十九年《左传》云：‘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上。’后土为土官，知此经后土非句龙而为犁者，以句龙初为后土，後转为社，后土官阙，犁则兼之。故郑注《大宗伯》云：‘犁食火土。’以《宗伯》别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龙为社神，则不得又为五祀，故云犁兼也。”）。秋，其帝少，其神蓐收（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少，金天氏。蓐收，少氏之子，曰该，为金官。疏曰“《左传》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元冥师，生允格、台骀。’称金天氏，与少金位相当，故少则金天氏也。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氏之子曰该，又云该为蓐收。是为金神，佐少於秋。蓐收者，言秋时万物摧蓐而收敛。”）。冬，其帝颛顼，其神元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颛顼，高阳氏也。元冥，少氏之子，曰修，曰熙，为水官。疏曰“按《五帝德》云：‘颛顼，高阳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纪》云：‘生十年而佐少，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季冬，乃毕祀帝之大臣、天之神（四时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属。疏曰：“前孟冬是祭先啬神农，并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则五帝为宗，大臣句芒等为佐，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月令》问：“祭先圣如何？”朱子曰：“有功德在人，人自当报之。古人祀五人帝，只是如此。”）。

秦襄公作西，祠白帝。宣公作密，祠青帝。灵公作吴阳上，祠黄帝；作下，祠炎帝（详见《郊祀门》）。

汉高祖二年，立黑帝祠，命曰北（详见《郊祀门》），命晋巫祠五帝，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

《索隐》曰：“《孝文本纪》云：‘立九天庙於甘泉。’《三辅故事》云：‘胡巫事九天於神明台。’《淮南子》云：‘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东北昊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东南阳天。’是为九天也。”《正义》曰：“《太元经》云，一、中天，二、羡天，三、从天，四、罚更天，五、天，六、郭天，七、咸天，八、治天，九、成天也。”

按：五帝之说，先儒多辟之，以为帝即天也，天一而已，安得有五？然帝者主宰之名，五行之在天，各有神以主之，而谓之五帝，犹云可也。至於九天之说，则其虚诞特甚，而汉初已祠之宫中。《索隐》、《正义》引《淮南子》及《太元经》所载名字，是果何所传授，而於义何所当邪？後来道家有所谓九天，又有所谓三十三天，且各有名字，然则其说所从来远矣。

文帝十五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神明，日也，日出东方，舍谓谷；日没於西，墓，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於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宇，谓上同下异，《礼》所谓“复庙重屋”也。一营宇之中立五庙。《括地志》云：“渭阳五帝庙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一宇之内而设五帝，各依其方帝别为一殿）。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夏四月，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於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文帝出长安门，若见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其後，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皆许，下吏治，诛夷平。自後，帝怠於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亲往焉。

武帝时，亳人缪忌言：“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乃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祠坛放薄忌泰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又治明堂奉高旁，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座（详见《郊祀门》）。

成帝时，匡衡请於长安立南北郊，奏言：“今郊雍、、密、上、下，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之所载术也。汉初，仪制未定，且因奏故祠，复立北。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天子皆从焉（《汉旧仪》：匡衡既奏罢雍、甘泉、汾阴，作南北郊祀天地，复作五祭五帝於长安城旁十里内）。

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马王莽奏：“臣前奏徙甘泉泰、汾阴后土，皆复於南北郊。谨按：《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师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职也。兆，谓为坛之营域也。‘五帝於四郊’，谓青帝於东郊，赤帝及黄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谓顺其所在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风、山、泽，《易》卦六子之尊气，所谓六宗也；星、辰、水、火、沟、渎，皆六宗之属也。今或未特祀，或无兆居。谨与太师光、大司徒宫、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议，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而称地曰后土，与中央黄灵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称。宜令地称皇地后，兆曰广。《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师古曰：”《易 上系》之辞也。方，谓所向之地。”）。’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及日庙、北辰、北斗、镇星、中宿中宫於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句芒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於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及荧惑星、南宿南宫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白灵蓐收及太白星、西宿西宫於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元冥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於北郊兆。”奏可。於是长安旁诸庙兆甚众矣。

世祖建武二年，制郊兆於雒阳城南，采元始故事，为圜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元冥》（馀见《郊祀门》）。

显宗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於雒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立春之日，迎春於东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东郊去邑八里，因木数也。”）。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翘之舞》，及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南郊七里，因火数也。”）。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八佾舞《翘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於中兆，祭黄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数也。”）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八佾舞《翘》、《育命之舞》（魏代缪袭议曰：“汉有《翘》、《育命之舞》，不知所出。旧以祀天，今可兼以《翘》祀圜丘，兼以《育命》祀方泽。”）。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数也。”）。车旗、服饰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谒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於坛，有事，天子入囿射牲，以祭宗庙，名曰ァ刘。语在《礼仪志》。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元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数也。”）。车旗、服饰皆黑，歌《元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献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气北郊，始复用八佾。”《皇览》曰：“迎礼春、夏、秋、冬之乐，以顺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则天子迎春於东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阶三等，青税入乘，旗旄尚青，田车载矛，号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乐也。自春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阶三等，赤税七乘，旗旄尚赤，田车载戟，号曰‘助天养’。唱之以徵，舞之以鼓兆，此迎夏之乐也。自夏至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阶九等，白税九乘，旗旄尚白，田车载兵，号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千戚，此迎秋之乐也。自秋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阶六等，黑税六乘，旗旄尚黑，田车载甲铁鍪，号曰‘助天诛’。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乐也。”）。

灵帝时，议郎蔡邕上疏言：“臣自在宰府，及备朱衣（朱衣，谓祭官也），迎气五郊，而车驾稀出，四时致敬，屡委有司，虽有解除，犹为疏废（解除，谓谢过也）。忘礼敬之大，任禁忌之书，拘信小故，以亏大典，故皇天不悦，显风霆灾妖之异。”

晋武帝泰始二年，群臣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座而已。”帝从之。

太康十年，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则明堂上帝不得为天。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考之礼文不正。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於义亦所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座（挚虞议见《明堂门》）。”

晋傅元撰《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祠天地五郊送神歌》一，《享天地五郊歌》一。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汉汶上仪，设五帝位，大祖、文帝对享。

六年，帝亲奉明堂，祀祭五时帝，以太祖配（用郑元议）。

齐高祖建元元年，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明帝时，有司奏以武帝配。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樽以瓦，俎、豆以纯漆，牲以特牛，肴膳准二郊（详见《郊》及《明堂门》）。

陈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详见《明堂门》）。

梁明堂遍歌、五帝登歌，五曲四言，每帝各一首（沈约撰）。

後魏道武帝亲祀上帝於南郊，五帝以下天文从食。

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远近放五行数，各为方坛四陛，埒三重，通四门，以太等及诸佐配。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馀四帝各以四立日祀之，牲各一牛。又立春日，遣有司迎春於东郊，祭用酒脯、枣栗，无牲、币。

北齐三年一祭天於圜丘，五精帝、天文等从祀。後诸儒定礼：圜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则岁一祀，以正月上辛，为坛於国南，祀所感帝灵威仰，以神武皇帝配。五郊迎气，为坛各於四郊，又为黄坛於未地，所祀天帝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其玉、帛、牲，各以其方色。其仪与南郊同。帝及后各以夕牲日之旦，太尉陈币，告请其庙，以就配焉。其从祀之官，位皆南陛之东，西向。坛上设馔毕，太宰丞设馔於其座。亚献毕，太常少卿乃於其所献。事毕，皆撤。又立春前五日，於州大门外之东，造青土牛两头，耕夫犁具。立春，有司迎春於东郊，竖青幡於青牛之旁。

後周祀昊天於圜丘，以其先炎帝神农氏配，五帝、天文并从祀。又祀所感帝灵威仰於南郊，以始祖献侯莫那配。五郊坛，其崇及去国如其行之数。其广皆四丈，其方俱百二十步，内皆半之。祭配皆同後齐。星辰、七宿、岳镇、海渎、山林、川泽、邱陵、坟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之。其星辰为坛，崇五尺，方二丈。岳镇为坎，方二丈，深二尺。山林已下亦为坎。坛崇三尺，坎深一尺，俱方一丈。其仪颇同南郊。冢宰亚献，宗伯终献，礼毕。

隋以冬至日祀昊天於圜丘，五方上帝、天文并从祀。又以孟春上辛，祀感帝赤怒於南郊，并以太祖武元帝配；炀帝即位，以高祖配感帝。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坛，其用币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犊十二。皇帝、太尉、司农行三献礼於青帝及太祖，自馀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献礼，有燎。其省牲、进熟，如南郊礼。五时迎气：青郊为坛，国东春明门外道北，去宫八里，高八尺。赤郊为坛，国南明德门外道西，去宫十三里，高七尺。黄郊为坛，国南安化门外道西，去宫十二里，高七尺。白郊为坛，国西开远门外道南，去宫八里，高九尺。黑郊为坛，宫北十一里丑地，高六尺。并广四丈。各以四时立日，黄郊以季夏土王日，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从祀。其牲依方色，各用犊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其仪同南郊。其岳镇海渎，各依五时迎气日，遗使就其所，祭之以太牢。

北齐五郊迎气乐辞：五帝降神各奏《高明乐辞》一首；祠五帝於明堂，先祀一日，夕牲，群官入自门，奏《肆夏》一首；太祝令迎神，奏《高明乐》、《覆焘舞辞》一首；太祖配享，奏《武德乐》、《昭烈舞辞》一首，牲出入，荐血毛，各奏《昭夏辞》一首；进熟，皇帝入门，奏《皇夏辞》一首；初献，献，太祝送神，奏《高明乐》、《覆焘舞辞》各一首；皇帝饮福酒，还便殿，各奏《皇夏辞》一首。

周祀五官乐辞：皇帝初献，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各奏《门舞辞》一首。

隋五郊歌辞：青帝，奏角音一首；赤帝，奏徵音一首；黄帝，奏宫音一首；白帝，奏商音一首；黑帝，奏羽音一首；感帝，奏《П夏辞》一首。

唐高祖武德元年，制：“每岁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以元皇帝配；孟春辛日，祀感帝於南郊，以元皇帝配。”

高宗显庆二年，诏：“南郊祈、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

太尉长孙无忌言：“按《史记 天官书》等，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之曰‘帝’，如房、心为天王之象，岂是天乎？《周礼》：‘兆五帝於四郊’，‘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唯称五帝，皆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今请宪章姬、孔，取王去郑，四郊迎气，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废纬书六天之义。诏可之（详见《郊祀门》）。

乾封元年，诏祈复祀感帝。二年，诏明堂兼祀昊天及五帝。

永昌元帝，敕：“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以五方之帝，亦谓为天，假有经传互文，终是名实未当，称号不别，尊卑相混。自今郊祀之礼，唯昊天上帝称天，自馀五帝皆称帝。”

元宗开元十一年正月一日，制：“献岁之吉，迎气方始，敬顺天时，无违《月令》。所由长吏，可举旧章。”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制：“自今已後，每年立春之日，朕当帅公卿亲迎春於东郊。其後夏及秋，常以孟月朔，於正殿读时令，礼官即修撰仪注。既为常式，乃是常礼，务从省便，无使劳烦也。”至二十六年正月八日，亲迎气於东郊，祀青帝坛，以句芒配，岁星及三辰、七宿从祀（惠王为亚献。颖王敫为终献。其坛本在春明门外，上以祠所隘，始移於水之东，面值望春宫。其坛一成，坛上及四面皆青色，句芒坛在其西，岁星已下其为一小坛，在青帝坛北）。

十五年，太常博士钱嘉会言：“准《月令》及《祠令》，九月农功毕，大享五帝於明堂。贞观及神龙，皆於南郊报祭，中寝废，有亏祀典。准《孝经》‘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请每年九月，於南郊雩坛行享礼，以睿宗皇帝配。”制从之。

肃宗元年建卯月一日，赦文：“朕敬授人时，慎徽《月令》，庶无极惫，以获休徵。自今以後，每至四孟月迎气之日，令所司明按典礼，宣读时令，朕当以百辟卿士举而行之。”

德宗时，术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四季郊祠祀天地。”诏礼官、儒者议之。礼官归崇敬议曰：“按礼，立春之日，迎春於东郊，祭青帝；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立秋前十八日，迎黄灵於中地，祀黄帝。秋、冬各如其方。黄帝於五行为土，王在四季，土生於火，用事於未而祭，三季则否。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祠黄帝於南郊，以后土配，所谓合礼。彭祖今请用四季祠，多凭纬候之说，且据阴阳书，事涉不经，恐难行焉。”

德宗贞元元年，诏：“郊祀之义，本於至诚，制定礼名，合从事实，使名实相副，尊卑有伦。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济蒸人，礼著明祀。论善计功，则朕德不类；统天御极，则朕位攸同。而祝文所在称臣以祭，既无益於诚敬，徒有黩於等夷。宜从改正，以敦至礼。自今以後，祀五方配帝祝文，并不须称臣，其馀礼数如旧。”

◎唐开元礼

立春日，祀青帝於东郊（以太配，句芒、岁星、三辰、七宿从祀）；立夏日，祀赤帝於南郊（炎帝配，祝融、荧惑、三辰、七宿从祀）；季夏日，祀黄帝於南郊（轩辕配，后土、镇星从祀）；立秋日，祀白帝於西郊（少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从祀）；立冬日，祀黑帝於北郊（颛顼配，元冥、恒星、三辰、七宿从祀）。正座、配座笾豆各十二，五辰、五官、三辰、七宿笾豆各二，馀各一（笾豆实物，并见《郊祀门》）。

△皇帝立春祀青帝於东郊仪（馀四郊及摄事并同）

△斋戒（摄事祀官斋戒如圜丘仪）

前祀七日平明，太尉誓百官於尚书省曰：“某月某日，祀青帝於东郊，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皇帝散斋四日，致斋三日，如圜丘仪。

△陈设

前祀三日，尚舍直长施大次於外东门之内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铺御座（摄事则卫尉设祀官、公卿已下次於道南，北向西上）。卫尉设陈馔幔於内东门之外道南，北向；设文武侍臣次，又设祀官及从祀官、诸州使、蕃客等次。前二日，太乐令设宫悬之乐於坛南之内，设歌钟、磬於坛上，各如圜丘之仪。右校扫除坛之内外。郊社令积柴於燎坛（其坛於乐之南外之内。摄事则其坛於神坛之左、内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开上南出户，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礼设御位在坛之东南，西向（摄事则设祀官、公卿位於内东门之内道北，执事位於道南，每等异位，重行西向，以北为上也）；设望燎位於柴坛之北，南向；设祀官、公卿位於内东门之外道南，分献之官於公卿之南，执事位於其後；设祀官及从祀群官位及门外等位，一如圜丘（摄事则御史位於坛上）。设牲榜於东之外，当门西向，配帝牲榜少退在南；设廪牺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设诸太祝位於牲东，各当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设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设青帝（夏赤帝，季夏黄帝，秋白帝，冬黑帝）酒樽於坛之上下，太樽二、著樽二、牺樽二二，在坛上，於东南隅，北向；象樽二、壶樽二、山二，在坛下，皆於南陛之东，北向西上；设配帝著樽二、牺樽二、象樽二、二，在坛上，於青帝酒樽之东，北向西上；岁星、三辰、句芒氏（夏祝融，季夏后土，秋蓐收，冬元冥，已下仿此）俱象樽二，各设於神座之左，皆右向；七宿，壶樽二，设於神座之右而左向（上帝配帝之樽，置於坫；星辰已下樽，藉以席，皆加勺、幂，设爵於樽下）。设御洗於坛南陛东南，亚献之洗又於东南，俱北向。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篚实以巾、爵）。设星辰之樽、、洗、篚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内向，执樽、、篚、幂者各於其後；又设玉币之篚於坛上下栏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设青帝灵威仰神位（赤帝赤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时光纪）於坛上北方，南向，席以秸；设配帝太氏神座（夏神农，季夏轩辕，秋少，冬颛顼，已下仿此）於东方，西向，席以莞；设岁星、三辰之座於坛之东北，七宿之座於坛之西北，各於其坛南向，相对为首；设句芒氏之座於坛之东南，西向，席皆莞；设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别仪）

△銮驾出宫（如圜丘仪）

△奠玉币

祀日，未明三刻，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酝令各率其属入实樽、、玉、币（凡六樽之次：太樽为上，实以齐；著樽次之，实以醴齐；牺樽次之，实以盎齐；象樽次之，实以醍齐；壶樽次之，实以沈齐；山为下，实以三酒。配帝：著樽为上，实以齐；牺樽次之，实以醴齐；象樽次之，实以盎齐；其岁星、三辰、句芒氏之象樽，俱实以醍齐；七宿之壶樽，俱实以沈齐。元酒各实於五齐之上樽。礼神之玉：东方以青，南方以赤璋，中央以黄琮，西方以驺虞，北方以元璜。其币，各随方色，长丈八尺）。太官令帅进馔者实笾、豆、、簋，入设於内东门之外馔幔内。未明二刻，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博士、诸太祝及令史、祝史与执樽、、篚、幂者入自东门，当坛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御史已下皆再拜讫，执栏、、篚、幂者各就位。赞引引御史、博士、诸太祝诣卯陛升，行扫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扫除於下讫，引就位。车驾将至，谒者、赞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从祀群官、诸方客使先置者各就门外位。驾至大次门外，回辂南向。将军降，立於辂右。侍中进，当銮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俯伏，兴，还侍位。皇帝降辂，之大次。通事舍人各引文武九品已上从祀官就外位（摄则无“车驾将至”下至“外位”仪），太乐令帅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陈於悬内，武舞立於悬南道西。谒者引司空入，行扫除讫，出复位如常仪。皇帝停大次半刻顷，通事舍人、赞引各引从祀群官、介公、阝公、诸方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位於大次门，当门北向。侍中版奏外办（摄则初司空入，谒者引祀官、赞引引执事俱就门外位，司空扫除讫，各引入就位，赞再拜。谒者进太尉之左，白：“有司谨具，请行事。”无“皇帝停大次”下至“太常奏谨具”仪）。皇帝服大裘而冕（夏服衮冕）。出次，华盖、侍卫如常仪。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导，皆博士先引），至内外，殿中监进大，尚衣奉御又以镇授殿中监，殿中监受进，皇帝大，执镇。华盖、仗卫停於门外，近侍者从入如常。谒者引礼部尚书、太常少卿陪从如常仪。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博士即立於左）。谒者、赞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协律郎跪，俯伏，举麾，鼓，奏角音（夏徵音，季夏宫音，秋商音，冬羽音），乃以黄锺之均、文舞之舞，乐六成；偃麾，戛，乐止。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摄事拜）。奉礼曰“众官再拜”，众官在位者皆再拜。上下诸太祝俱取玉，币於篚，各立於樽所。其奠玉币及毛血，并如圜丘仪（摄则太尉为初献，受玉，币，登歌作《肃和之乐》，馀亦如圜丘摄事之仪）。

△进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设馔、盥洗、奠，皆如圜丘之仪（摄事如圜丘摄事仪）。太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右，东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某月朔某日，子嗣天子臣某（摄事云：“嗣天子臣某谨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青帝灵威仰：献春伊始，时惟发生，品物昭苏。式遵恒礼，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肃恭燔祀，畅兹和德。帝太氏配神作主。尚享。”讫，兴（夏云：“昭告於赤帝赤怒：朱明届序，长嬴驭节，庶品蕃硕。用遵恒典，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恭敬祀，肃昭养德。帝神农氏配神作主。”季夏云：“黄帝含枢纽：爰兹溽暑，实惟土润，戊己统位，黄锺在宫。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恭备燔祀，式虔厚德。帝轩辕氏配神作主。”秋云：“白帝白招拒：素秋伊始，品物收成，率旧章，展其恒礼，云云。帝少氏配神作主。”冬云：“黑帝叶光纪：元冥届序，庶类安宁，资此积岁，率恒典，云云。帝颛顼氏配神作主。”），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奠版於神座前，兴，还樽所，皇帝拜讫，乐止。太常卿引皇帝诣配帝酒樽所，执樽者举幂，侍中取爵进，侍中赞酌齐讫，乐作；太常卿引皇帝进，当太氏神座前，东向跪，奠爵，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东向立，乐止。太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某月朔日，子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帝太氏：爰始立春，盛德在木，用致燔燎於青帝灵威仰。惟帝布兹仁政，功叶上元，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备兹明荐，配神作主，尚享。”讫，兴（夏云：“昭告於帝神农氏：时维孟夏，火德方融，用致明於赤帝赤怒。惟帝表功协德，允斯作对，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作主配神。”季夏云：“告於帝轩辕氏：时维季夏，用膺土德，式奉明於黄帝含枢纽。惟帝功施厚地，道合上苍，谨以云云。”秋云：“告於帝少氏：时维立秋，金德在驭，用致燔燎於白帝白招拒。惟帝立兹义政，叶此神功，云云。”冬云：“帝颛顼氏：时维立冬，水德在驭，用致燎於黑帝叶光纪。惟帝道合乾元，允兹升配，谨以云云。”）。其饮福及亚献、终献至还宫，并同圜丘（摄事同圜丘摄事）。

宋制，以正月上辛祀感生帝，四孟及土王日祀五方帝。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博士聂崇义上言：“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统，膺五行之王气，纂三元之命历，恭寻旧制，存於祀典。伏请奉赤帝为感生帝，每岁正月，别尊而祭之。”事下尚书省集议，请如崇义之奏。有司酌隋制，感生帝为坛於南郊，高七尺，广四丈，奉先祖升配，牲用も犊二，玉用四圭有邸，币如方色。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二年正月，有司言：“上辛祀昊天上帝，五方帝从祀。伏缘明诏，别祀赤帝为感生帝，用符火德，一日之内，两处俱祀。且祭有烦数之禁，况同时并祀，在礼非宜。其昊天从祀神位，望不设赤帝座。”从之。

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诏祀土德於黄帝坛，如太祠之制。淳化三年正月上辛，亲祀南郊，五方帝并列从祀，诏罢本坛之祭。

真宗景德二年，卤簿使王钦若言：“五方帝位版如灵威仰、赤怒，皆是帝名，理当恭避。望下礼官详定。”礼官言：“按《开宝通礼义纂》：灵威仰、赤怒、含枢纽、白拒招、叶光纪者，皆五帝之号。《汉书注》五帝自有名，即灵符、文祖之类是也。既为美称，不烦回避。”诏可。

仁宗时，制四立土王日祭五方帝。青帝坛高七尺，方六步四尺；赤帝坛高六尺，东西六步三尺，南北六步二尺；黄帝坛高四尺，方七步；白帝坛高七尺，东西七步，南北七步一尺；黑帝坛高五尺，方三步七尺。

天圣六年，诏太常葺四郊宫，少府监遣吏赍祭服就给祠官，光禄进胙，监祭使封题。庆历用羊、豕各一，正位太樽、著樽各二，不用牺樽，增山为二，坛上、簋、俎各增为二。皇定坛如唐《郊祀录》，各广四丈，其高用五行八、七、五、九、六为尺数。嘉加羊、豕各二。礼官丁讽言：“《春秋文耀钩》，五方帝名灵威仰、赤怒、含枢纽、白招拒、叶光纪，祝文位版，有司皆书斥其名。”下礼院议去之。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庆历用羊、豕各二，笾、豆十二，、簋、俎二。

神宗熙宁五年，中书门下言：“僖祖神主，为太庙始祖。每岁孟春祀感生帝，当以僖祖配。”诏从之。

元丰三年，大享明堂，诏罢五帝从祀（见《明堂门》）。

哲宗元六年，知开封府范百禄言：“每岁四立及中央迎气於四郊，祀五帝，配以五神，国之大祠也。古者，天子皆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虔恭重事，而道四时之和气。今吏部所差三献，皆常参官，其馀执事与赞相之人，皆班卑品下，不得视中祠行事者之例。请下礼部与太常寺官讲议，凡大祠，以公卿摄事。”

徽宗大观四年，议礼局言：“太常祀感生帝、神州地仪注，牲用茧栗，席用藁秸，已合古祀，而所用之器，与宗庙同，则为非称。请改用陶匏。”又言：“国家崇奉赤帝为感生帝，以僖祖配侑，与迎气之礼不同，所以尊异之也。今乃於立夏迎气之坛，甚不称所以尊异之意。请於南郊别立感生坛，视赤帝高广之制。”并从之。

政和三年议礼局上《五礼新仪》：感生帝坛广四丈，高七尺（坛饰依方色），四出陛、两，每二十五步。五方帝坛广四丈（青帝坛高八尺，赤帝坛高七尺，黄帝坛高五尺，白帝坛高九尺，黑帝坛高六尺，坛饰依方色）。立春祀青帝，以帝太氏配，以句芒氏、岁星、三辰、七宿从祀（句芒位於坛下卯阶之南；岁星、析木、大火、寿星於坛下子阶之东，西上；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心宿、尾宿、箕宿位於坛下子阶之西，东上）。立夏祀赤帝，以帝神农氏配，以祝融氏、荧惑、三辰、七宿从祀（祝融位於坛下卯阶之南；荧惑、鹑首、鹑火、鹑尾位於子阶之东，西上；井宿，鬼宿、柳宿、星宿、张宿、翼宿、轸宿位於子阶之西，东上）。季夏祀黄帝，以帝轩辕氏配，以后土，镇星从祀（后土位於坛下卯阶之南；镇尾位於坛下子阶之东）。立秋祀白帝，以帝少氏配，以蓐收、太白、三辰、七宿从祀（蓐收位於坛下卯阶之南，太白、大梁、降娄、实沈位於子阶之东，西上；奎宿、娄宿、胃宿、昴宿、毕宿、觜宿、参宿位於子阶之西，东上）。立冬祀黑帝，以帝高阳氏配，以元冥、辰星、三辰、七宿从祀（元冥位於坛下卯阶之南；辰星、И訾、元枵、星纪位於子阶之东，西上；斗宿、牛宿、女宿、虚宿、危宿、室宿、壁宿位於子阶之西，东上）。皇帝祀五方帝仪：皇帝服衮冕，祀黑帝则服裘被衮。配位，登歌作《承安之乐》，馀并如祈祀上帝仪。

重和元年，大享明堂，祀五帝於五室（详见《明堂门》）。

高宗绍兴元年，礼部、太常寺讨论：“孟春上辛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於天庆观设位望祭。币依方色，权不用玉。正、配二位，每位樽、爵、笾、豆各一，实以酒脯、鹿，以献官一员行礼。”

三年，司封员外郎郑士彦请以立春、立夏、季夏土王日、立秋、立冬，祀五帝於四郊。

九年，国子监丞张希亮言：“祀五帝今用酒脯，乞依大祀用牲牢。”

十八年臣僚言：“郑康成谓周祀感生帝，而以后稷配，其说若曰：天之五帝，迭王四时，王者之兴，必感其一，故於夏正之月，祭所生帝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周运木德，帝威灵仰，乃尊后稷以配苍龙之精。我朝火德，赤怒实为感生帝，大观式至亲祠，故猗兰孕秀，子孙众多，龟鼎之祚，与天无极。陛下中兴浸久，祀秩咸修，惟感生帝本为大祀，牲玉甄异，有司因循，尚淹小祀，寓於招提，酒脯而已。欲望明诏有司，复举缛典，升为上祀，庶几炎精潜感，永锡蕃衍盛大之贶。”礼官议请三献，牲用少牢，笾、豆皆十有二，具登歌、乐舞，前期誓戒祠於望祭斋宫。从之。

太常寺取到礼料，用羊、豕各一口，笾十二（菱、芡、栗、鹿脯、榛实、乾桃、乾{艹}、乾枣、形盐、鱼肃、糗饵、粉），二（稻、粱），瓦登一（太羹），盘一（毛血），簋二（黍、稷），豆十二（芹、┺、葵、菁、韭、饣食、鱼醢、兔醢、豚、鹿、醯醢、糁食），俎八（羊腥七体，羊熟十一。羊腥肠、胃、肺，羊熟肠、胃、肺。豕腥十体，豕熟十一。豕腥肤，豕熟肤），樽、二十四，实以酒，并同皇地。

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臣僚言：“伏遇宗祀徽考於明堂，以配上帝，闻有司将设五方帝位於朵殿，五人帝、五官神位於两廊，悉於典故未合。望诏礼官更加详议。”礼部、太常寺讨论：“今行礼殿难设五室，欲依臣僚所乞，升祀五方帝、五人帝於堂，各依方向铺设神位，内五人帝从位各於其左稍，五官神位於殿下东廊稍南，设位俱西向，以北为上，并差官分献行礼。其五帝、五人帝既升祀於堂，依礼例逐位合用十二笾、豆。”从之。

●卷七十九 郊社考十二

○祭日月

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实柴，实牛柴上也。疏曰：“《祭义》云‘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则郊祭并祭日、月可知。”）。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为璧，取杀於上帝。疏曰：“此圭璧谓以璧为邸，旁有一圭，故云‘圭其邸为璧’也。云‘取杀於上帝’者，按上文四圭以祀天，此日、月、星、辰为天之佐，故一圭，是取杀於上帝也。”《冬官》、《春官 典瑞》同）。掌次，朝日则张大次、小次，设重、重案（疏详见《祀五帝篇》）。王大圭，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缫有五采文，所以荐玉。木为中，用韦衣而画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训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觐礼》曰：“拜日於东门之外。”《玉人职》曰：“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缫”读为藻率之“藻”。五就，五匝也，一匝为一就。衣，於既反。疏曰：“，插也，谓插大圭长三尺玉笏於带间。手执镇圭尺二寸。‘缫藉五采五就’者，谓以五采就缫藉玉也。‘以朝日’者，谓以春分朝日於东郊也。云‘缫有五采文’者，释缫字，以其缫者杂采之名，故云‘缫有五采文，所以荐玉’也。云‘木为中，用韦衣而画之。就，成也’者，镇圭尺二寸，广三寸，则此木板亦长尺二寸，广三寸，与玉同。然後用韦衣之，乃於韦上画之。一采为一匝，五采则五匝。一匝为一就。就，成也，是采色成者也。云《玉人职》曰，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者，按：彼注云：‘杼，杀也。’终葵首，谓大圭之上近首杀去之，留首不去处为。椎头。齐人名椎为终葵，故名圭首为椎头者为终葵首也。按：《玉藻》云，‘天子，方正於天下。’即此大圭也。云‘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亦《玉人》文，引之证经大圭与镇圭之义也。”杼，除汝反。《春官 典瑞》、《礼器》曰：“大圭不琢。”注曰：“琢，当为‘篆’字之误也。”疏曰：“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也。尚质之义，但杼上终葵首，而无琢桓蒲之文也。”）。天子元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端，当为“冕”字之误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时也。东门，谓国门也。疏曰：“按宗伯实柴祀日、月、星、辰，则日、月为中祀，而用元冕者，以天神尚质。”《玉藻》）。天子乘龙，载大，象日、月、升龙、降龙，出拜日於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於南门外，礼月与四渎於北门外（《觐礼》 注见《百神篇》祀方明礼。黄氏曰：“《觐礼》载朝日之礼，盖时会殷同，王既揖诸侯於坛，乘龙路，载大，出拜日於东门之外，反祀方明，此所谓大朝觐者也。常岁，春朝朝日，诸侯有修岁事而朝者，岂亦帅之而出与？《国语》，大采朝日，小采朝月，盖日朝焉。”）。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门》，以祀天神（天神，谓五帝及日、月、星、辰。《春官》）。孟冬，天子乃祈来年於天宗（疏曰：“谓祭日、月、星、辰也。”《月令》）。

传：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疏曰：“王，君也。宫，亦坛也，营域如宫也。日神尊，故其坛曰君宫也。夜明者，祭月坛名也。月明於夜，故谓其坛为夜明也。幽宗，祭星坛名也。幽，ウ也。‘宗’当为‘’。，坛域也。盖星至夜而始出，故谓之幽也。为营域而祭之，故谓之幽也。”《祭法》）。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注见祀天礼报天主日条）。祭日於坛，祭月於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幽明者，谓日照昼，月照夜。疏曰：“此经及下经，皆据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坛，谓春分也；祭月於坎，谓秋分也。”）祭日於东，祭月於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别，彼列反。端，正。疏曰：“祭日於东，用朝旦之时；祭月於西，乡夕之时。而崔氏云：‘祭日於坛，祭月於坎，还据上文郊祭之时。’今谓若是郊祭，日与月当应同处，何得祭日於坛，祭月於坎，日於东，月於西，祭不同处？则崔说非也。崔又云：‘日月有合祭之时，谓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礼大，用牛；各祭之时，谓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礼小，故祭法用少牢。’今谓《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郑注谓元冕所祭。自元冕，皆用牛也，何得用少牢？今谓《祭法》‘日月用少牢’，郑云，祷祈之祭也。崔氏说又非。崔氏又云：‘迎春之时，兼日月者。’今按诸文，迎春、迎秋，无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谓四望、四类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郑云‘兆日於东郊，兆月与风师於西郊’，不谓兆五帝之时即祭日月。崔说又非。”）。

《通典》曰：“凡祭日月，岁有四焉：迎气之时，祭日於东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义》云：‘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但四时之气，有分有合。二分之日祭，谓分也；大报天而主日，以月配之，是合也。大报配祭之时，日燎於坛，月埋於坎。瘗埋之时自血始，燔燎之时自气先，合为大祭，分为中祭。《郊特牲》云‘大报天而主日’，其礼宜重，用犊；分祭宜轻，轻则用少牢。拜日於东郊，礼月於西郊者，此因而祭於郊也。《郊特牲》，大报之时，扫地而祭，燔柴而郊，就阳位也。《祭法》，分祭之时，王宫祭日，夜明祭月以少牢，在坛上不於地也。至时，於二祭所用玉，亦无差别。

陈氏《礼书》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礼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东门之外。’《祭义》曰：‘祭日於东，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类於四郊，兆日於东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乐》：‘乐六变而致天神。’《月令》：‘孟冬，祈来年於天宗。’天宗者，日月之类，四也；《觐礼》：‘拜日於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於南门之外，礼月於北门之外。’五也；雪霜风雨之不时，於是乎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类而祀之，与觐诸侯而礼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东门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门之外，此祀之正与常者也。日言朝，则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则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坛谓之王宫，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坛谓之夜明，以其明於夜故也。其次，则大次、小次，设重、重案；其牲体，则实柴；其服，则元冕、元端；其圭之缫藉，则大采、少采；礼之之玉，则一圭邸璧；祀之之乐，则奏黄钟，歌大吕，舞《门》。玉藻十有二旒，龙衮以祭，元端以朝日於东门之外，则龙衮、元端，皆言其衣也。衣元冕之衣，则用元冕矣，郑氏改元端为元冕，不必然也。虞氏释《国语》，谓朝日以元冕，然祀上帝以衮冕，而朝日以圭璧与张次、设，一切杀於上帝，则其不用衮冕可知矣。《周礼》於《掌次》之次，、案，於《典瑞》之大圭、镇圭、缫藉，言朝日而已，则夕月之礼又杀乎此也。汉武帝因郊泰峙，朝出行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则失东西郊之礼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东门之外，则失春分之礼也。齐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马、郑用二分，卢植用立春。佟之以为日者太阳之精，月者太阴之精。春分阳气方永，秋分阴气向长。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则融与康成得义矣。’魏薛靖曰：‘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フ。’此尤无据也。後周於东门外为坛，以朝日，燔燎如圜丘；於西门外为坛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唐坛坎之制，广狭虽与後周差异，大概因之而己。”

杨氏曰：“愚按《典瑞》‘朝日’注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玉藻》‘朝日於东门之外’注云：‘朝日於春分之时。’马融、郑康成皆同此说。贾谊亦曰：‘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盖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祭天地之正礼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此祭日月之正礼也。陈氏云：‘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此言是也。所谓兆日於东郊，兆月於西郊，祭日於坛，祭月於坎，祭日於东，祭月於西，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即春分朝日、秋暮夕月之事也。此外则因事而祭，如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此因郊而祭也；《觐礼》拜日於东门之外，礼日於南门外，礼月於北门外，此因觐礼而行拜也；《月令》祈来年於天宗，此因蜡而祈也；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於是乎之，此因而祭也。”

天子大采朝日，与三公、九卿祖识地德（虞说云：“大采，衮织也。祖，习也。识，知也。地德所以广生。”昭谓：《礼 玉藻》，天子元冕以朝日。元冕，冕服之下，则大采非衮织也。《周礼》：“王大圭，执镇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则大采谓此也。言天子与公卿因朝日以修阳政而习地德，因夕月以治阴教而纠天刑。日照昼，月照夜，各因其照，以修其事也）；日中考政，与百官之政事，师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宣，遍也。序，次也。三君云：“师尹，大夫官也，掌以诏王。惟，陈也。旅，众士也。牧，州牧也。相，国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一云：“师尹，工也。”）；少采夕月，与大史、司载纠虔天刑（夕月以秋分。纠，共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谓：朝日以五采，则夕月其三采也。载，天文也。司天文谓冯相氏、保章氏，与太史相俪偶也。此因夕月而恭敬观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冯，皮冰反。相，息亮反。俪，力智反。共音恭）；日入监九御，使洁奉、郊之粢盛（监，视也。九御，九嫔之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即安（即，就也。《国语 鲁语》　又《周语》曰：“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於是乎之（昭公元年《左氏传》）。庄公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梁子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王制曰“天子元冕而朝日东门之外”，故日始出而有亏伤之处，是以知其夜食也。疏云：“此是《礼记 玉藻》文，而云王制者，谓王者之法制，非是《王制》之篇也。此鲁事而辄言天子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显诸侯朝朔也。天子朝日於东门之外，服元冕。其诸侯，则《玉藻》云，皮弁以听朔於太庙。与天子礼异。其礼虽异，皆早旦行事而作夜有亏伤之处尚存，故知夜食也。”）。故虽为天子，必有尊也；贵为诸侯，必有长也。故天子朝日，诸侯朝朔。”

秦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川及八神。六曰月主，祠之莱山（在东莱长广县），在齐北，并渤海。七曰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盛山在东莱不夜县，斗绝入海也），最居齐东北阳，以迎日出云。雍有日、月、参、辰庙，各以岁时奉祠。

汉武帝立二十八年，始郊泰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以郊泰，质明出行竹宫，东向揖日，西向揖月，即为郊日月，又不在东西郊，遂朝夕常於殿下东面拜日。群公无四朝之事。

郊泰一时，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若牛，若羊，若豕，只一特牲）。泰一祝宰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宣帝时，於成山祠日，莱山祠月。

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朝日於东门之外。

诏曰：“汉氏不拜日於东郊，而旦夕常於殿下东西拜日月，烦亵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时议者以为朝日於正月，非二分之义。秘书监薛靖论云：“按《周礼》，朝日无常日。郑元云用二分。秋分之时，月多东，西向拜之，背实远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フ。”淳于睿驳之，引《礼记》云“祭日於东，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礼》秋分夕月，并行於上代。西向拜月，虽如背实，亦犹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复言背也。犹如天子东西游幸，其官犹北向朝拜，宁得以背实为疑？

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於东郊；八月已丑，夕月於西郊，始得古礼。

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温未，不可亲出。”诏曰：“顷方难未平，今戎事已息，此礼为大。”遂亲朝日。此後废。

齐末，东昏侯永元元年，何佟之议：“王者兄日姊月，马、郑用二分，卢植用立春。佟之以为日者太阳之精，月者太阴之精。春分阳气方永，秋分阴气向长。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故以二分，差有理据，则融、元得义矣。今损汉仪，上采周礼春分之义，又无诸侯之事，无所出於东郊。今正殿即会行礼之廷，宜常以春分正殿之廷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佟之谓：“魏代所行，善得与夺之衷。今请以春分朝於殿廷西，东向而拜日；秋分夕於殿廷东，西向而拜月。此所谓‘正於日月，以端其位’。服无旒藻之饰，盖本天至质。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质之礼，故以元冕三旒。近代祀天，服衮冕十二旒，极文章之美，则是古今礼变，礼天、朝日，服宜有异。顷代天子小朝会，服绛纱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窃谓宜服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

後魏孝文泰和十五年，诏曰：“近论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之日，於东西郊行礼。然月有馀闰，行无常准，今若一以分日，或值月出於东，而礼於西，寻情即理，不可施行。昔曹魏薛靖以为朝日取月一日为朔，夕月三日为フ。フ者，月形始著，今未知フ朔、二分，何者为是？”游明根等对曰：“考按旧式，准校众议，宜从フ、朔。”

後周以春分朝日於东门外，为坛如其郊，用特牲、青币，青有邸。皇帝乘青辂，及祀官俱青冕，执事者青弁。司徒亚献，宗伯终献，燔燎如圜丘。秋分夕月於国西门外，为坛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如朝日礼。

隋因周制，开皇初，国东春明门外为坛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国西开远门外为坎，深三尺，广四丈，为坛於坎中，高一尺，广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币与周同。其朝日、夕月，奏《П夏辞》各一首（迎送神登歌乐辞与圜丘同）。

唐制，以二分日，朝日、夕月於国城东西，各用方色犊，笾、豆各十，、簋、、俎各一。乐旧用黄钟之均三成，新改用天神之乐，圜钟之均六成。

◎唐开元礼

△皇帝春分朝日於东郊仪（秋分夕月及摄事附）

△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如圜丘仪。诸应祀之官，斋戒如别仪。

陈设（如祀五帝仪，惟不设配帝位及樽、。燎坛方八尺，高一丈，开上南出户，方三尺）

△銮驾出宫（如圜丘之仪）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酝令各帅其属八实樽、、玉、币（凡樽之次：太樽为上，实以醴齐；著樽次之，实以盎齐；樽实以清酒。其元酒各实於上樽，樽无元酒。礼神之玉，以有邸。其币，大明以青，夜明以白）；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簋，入设於内东门之外馔幔内。未明二刻，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与执樽、、篚、幂者，入自东门，当坛南，重行北面，以西为上（凡引导者每曲一逡巡）。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凡奉礼有词，赞者皆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讫，执樽者升自东陛，立於樽所坛下，执、洗、篚、幂者各就位。赞引引御史、太祝诣坛东陛升，行扫除于上，令史、祝史行除于下讫，引降就位。驾将至，谒者、赞引各引祀官及从祀群臣、诸国蕃客使先置者，俱就门外位。驾至大次门外，回辂南向，将军降立于略右。侍中进当銮驾前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请降辂。”俯伏，兴，还侍位。皇帝降辂，之大次，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从祀之官皆就门外位，大乐令帅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陈于悬内，武舞立于悬南道西。谒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司空再拜讫，谒者引司空诣坛东陛升，行扫除于上；降行乐悬于下讫，引出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顷，通事舍人分引从祀文武群官、介公、阝公、诸国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于大次门外，当门北向。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玄冕出次，华盖、侍卫如常仪（侍中负宝陪从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导，皆博士先引）至南内门外，殿中监进大，尚衣奉御又以镇授殿中监，殿中监受进，皇帝大，执镇，华盖、仗卫停于门外，近侍者从入如常。谒者引礼部尚书、太常少卿陪从如常。皇帝至版位，西面立（每立定，太常卿与博士退立于左）。谒者、赞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谨具，请行事（摄则初司空入，谒者、赞引各引祀官以次入就位，赞拜讫，谒者进太尉之左，白请行事。凡献，皆以太尉为初献）。”退复位。协律郎跪，俯伏，举麾（凡取物者皆跪，俯伏而取以兴。奠物则奠讫，俯伏而後兴），鼓，奏《元和之乐》，乃以圜钟之均，以文舞之舞，乐舞六成；偃麾，戛，乐止（凡乐皆协律郎举麾，工鼓而後作；偃麾，戛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摄则奉礼赞曰“众官再拜”），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取玉、币於篚，立於樽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乐》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乐》），皇帝诣坛，升自南陛，侍中、中书令以下及左右侍从量人从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坛北向立乐，止（摄则谒者引太尉升奠）。太祝加玉於币，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东向进，皇帝镇受，玉、帛（每受物，镇奠讫，执，俯伏，兴），登歌作《肃和之乐》，乃以大吕之均。太常卿引皇帝进，北面跪奠於大明（夕月云夜明）神座，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讫，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南陛，还版位，西向立，乐止（摄则谒者引太尉）。初，群官拜讫，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门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取於坛上，进奠於神座前，太祝与祝史退立於樽所。

△进熟

皇帝既升，奠（摄则太尉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帅进馔者奉馔陈于内门外。谒者引司徒出诣馔所，司徒奉俎。初，皇帝既入至位，乐止，太官令引馔入，俎初入门，《雍和之乐》作，以黄钟之均；馔至陛，乐止。祝史进，彻毛血之豆，降自东陛以出。馔升南陛，太祝迎引于坛上，设於神座前（笾豆、盖幂先彻，乃升簋、，既奠，却其盖於下）。设讫，谒者引司徒以下降自东陛，复位，太祝还樽所。太常卿引皇帝诣洗，乐作（其盥洗之仪如圜丘）。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诣坛升自南陛，乐止。谒者引司徒升自东陛，立於樽所，斋郎奉俎从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诣樽所，执樽者举幂，侍中赞酌醴齐讫，《寿和之乐》作（皇帝每酌献及饮福，皆作《寿和之乐》）；太常卿引皇帝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俯伏，兴。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乐止。太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右，东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摄则云：“谨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大明：“惟神宣布太阳照临下土，动植咸赖，幽隐无遗。时维仲春，敬遵常礼（夜明云：“昭著悬象，耀阴精，理历授时，仰观取则。爰兹仲秋，用率常礼。”），谨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祀於神。尚享。”讫，兴，皇帝再拜。初，读祝文讫，乐作；太祝进奠版於神座，还樽所，皇帝拜讫，乐止。太祝以爵酌上樽福酒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进，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俯伏，兴。太祝帅斋郎进俎，太祝减神前胙肉加於俎，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进，皇帝受以授左右（摄则太尉受以授斋郎）。谒者引司徒降复位。皇帝跪，取爵，遂饮，卒爵，侍中进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复於坫。皇帝俯伏，兴，再拜，太常卿引皇帝，乐作；皇帝降自南陛，还版位，西向立，乐止。文舞出，鼓，作《舒和之乐》，出讫，戛，乐止。武舞入，鼓，作《舒和之乐》，立定，戛，乐止。初，皇帝献将毕，谒者引太尉诣洗，盥手（摄则太尉献将毕，谒者引太常卿为亚献，下皆仿此），洗匏爵讫，谒者引太尉自东陛升坛，诣著樽所。执樽者举幂，太尉酌盎齐，武舞作。谒者引太尉进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兴。谒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太祝以爵酌福酒进太尉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饮卒爵。太祝进受爵，复於坫。太尉兴，再拜，谒者引太尉降复位。初，太尉献将毕，谒者引光禄卿（皇帝仪与摄事同以光禄卿为终献）诣洗，盥手，洗匏爵，升，酌盎齐。终献如亚献之仪。讫，谒者引光禄卿降复位，武舞六成，乐止。舞、献俱毕，太祝进彻豆，还樽所（彻者笾、豆各少移於故处）。奉礼曰“赐胙”，赞者唱“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己饮福受胙者不拜），《元和之乐》作。太常卿前奏称“请再拜”，退复位，皇帝再拜。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皆再拜，乐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请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乐作（摄则谒者引太尉）；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乐止。於群官将拜，太祝执篚进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斋郎以俎载牲体、黍稷饭、爵酒，兴，降自南陛，南行经悬内，当柴坛南，东行，自南陛登柴坛，以玉、币、祝版、馔物置於柴上户内。讫，奉礼曰“可燎”，东西各四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礼毕”，太常卿引皇帝还太次，乐作。皇帝出内门，殿中监前受镇，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监又前受大，华盖、仗卫如常仪。皇帝入次，乐止。谒者、赞引引祀官及从祀群官、诸国蕃客以次出。赞引引御史以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御史以下俱再拜，赞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銮驾还宫如圜丘之仪

宋制，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为大祀，用羊、豕各二，笾、豆十二，、簋、俎二。

仁宗皇二年，礼院言：“知石州王简茔近九宫、朝日坛，今其家举葬，乞移祀坛。今二坛皆阔一百步，据咸平四年，升九宫为大祠，迁展坛，亦言百步内无坟林，是依淳化四年敕大祠坛制度。礼部式，天地五郊坛三百步内不得葬埋，不言诸祠。圜丘、方泽、五帝坛三百步内坟茔不少，若移二坛京城侧近，坟冢相属。一坛之地，若方阔六百步无坟茔始为吉土，则近城无地。请天地五郊坛依诸祠坛式。”诏可。五年，定朝日坛，旧高七尺，东西六步一尺五寸，增修高八尺，广四丈，如唐《郊祀录》。夕月坛与隋唐制度不合，从旧则坛小，如唐则坎狭。定坎深三尺，广四丈，坛高一尺，广二丈，四方为陛，降入坎中，然後升坛。

神宗元丰六年，礼部言：“《熙宁祀仪》，朝日坛广四丈，夕月坛广二丈。以唐王泾《郊祀录》考之，夕月坛方广四丈，今止二丈，盖《祀仪》之误。请依制广改造夜明坛。”从之。

徽宗政和三年，议礼局上《五礼新仪》，朝日坛广四丈，高八尺，四出陛，两二十五步；夕月坎深三尺，广四丈，坛高一尺，广二丈，四方各为陛，入坎中，然後升坛。两，每二十五步。”

高宗绍兴三年，司封员外郎郑士彦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祀典未举。望诏礼官讲求。”从之。其後於城外惠照院望祭，位版日书曰“大明”，月书曰“夜明”，玉用圭璧，大明币用赤，夜明币用白，礼如祀感生帝。

●卷八十 郊社考十三

○祭星辰

《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实柴，实牛柴上也。星谓五纬，辰谓日月所会十二次。疏曰：“五纬即五星：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镇星。言纬者，二十八宿随天左转为经，五星右旋为纬。按昭七年《左氏传》，晋侯问伯瑕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当日月之会直谓之星，若日月所会则谓之宿，谓之辰，谓之次，亦谓之房。故《尚书 允征》云：‘辰弗集於房。’孔注云：‘房，日月所会。’是也。《祭义》曰：‘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则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馀星也、辰也，亦自明矣。”），以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羊九反。燎，良召反。，积也。《诗》曰：“或朴，薪之之。”积柴实牲体焉。燔燎而升烟，所以报阳也。郑司农云：“司中，三能、三阶也。司命，文昌宫星。风师，箕也。雨师，毕也。”元谓：“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或音域。朴音卜。能，他来反。《春官》。黄氏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未可信。郑又以为中能、上能，则当时已有两说矣。”又曰：“风师，箕，雨师，毕，亦未可信。箕好风，毕好雨，见於《书》者如此。即以为风师、雨师，恐未然也。三代之礼，散亡久矣。诸儒之说，於经有据而理安者方可信，出於谶纬不经，与凡臆度义起而於理不安者皆难信。”杨氏曰：“先郑释司中、司命，是一说，後郑又是一说。窃谓惟皇上帝，降衷於民，非帝之外别有司中之神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非乾道之外别有司命之神也。盖统言之则曰帝，曰乾；祀典专指一事之所主而祀之，以报其德，则曰司中，曰司命，义与司民、司禄同。注家穿凿异同，又以星象言之，过矣。”）。《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献民数於王，王拜受之（司民，星名，谓轩辕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献民数於王，重民也。《秋官》。《司民》：“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疏曰：“云‘及孟冬祀司民之日’者，谓司寇於孟冬祭祀司民星之日，以与司民为节。此日，司寇献其民数於王。云‘王拜受之，登於天府’者，重此民数，民为邦本故也。先郑云：‘文昌宫三能属轩辕角，相与为体。近文昌为司命，次司中，次司禄，次司民。’《武陵太守星传》：文昌第一曰上将，第二曰次将，第三曰贵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禄。不见有司民。三台六星，两两相居，起文昌东南，别在太微，亦无司民之事。故後郑不从。云‘司民，轩辕角也’者，按：轩辕星有十七星，如龙形，有两角，角有大民、小民，故依之也。”）。《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禄而献民数、数，则受而藏之（“数数”，上所主反，下所具反。司民，轩辕角也。司禄，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禄之言也，年登乃後制禄。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之数於天府。上，时掌反。杨氏曰：“愚按：当献民数之时而祭司民，所以报天生民之德也。当献数之时而祭司禄，所以报天生百之德也。然则所谓天者，其昊天上帝欤？曰：莫非天也。凡天之生物，只气数到自生。天生民，有民之气数；百虽植物，亦有百之气数。气数之所主处，便自有神，亦如五土之神、五之神之类是也。即一事之所主而名之，曰司；因一事之功而祭报之，则曰司民，司禄之神，亦如司春、司夏、司寒、司中、司命之类是也。其大者，如乾坤六子之神，日月星辰之神，岳渎山川之神，亦不越乎气数。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此也。先郑、後郑以星言之，人各一说，此不可以为据。”）。

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出於《周礼》，注家以为四司皆星也，未知何据。而星宿之名，多出於纬书。又先、後郑之说，自为牾，此後人之所以难据以为信也。但信斋杨氏皆归之於天与气数，而以为非有一星以主之，则其说又似太渺茫。盖天之有日、月、星、辰，犹君之有百司、庶府也。谓品物岁功一出於天，而无日、月、星、辰以司之，是犹谓政教号令一出於君，而无百司、庶府以行之也。况金、木、水、火、土，人间有此五物，则天上亦有此五星以主之，而《洪范》言星有好风，星有好雨，则司风雨者亦星也。然则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何害其为星乎？

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注见《祭日月门》）。大司乐乃奏黄锺，歌大吕，舞《门》，以祀天神（天神，谓五帝及日、月、星、辰）。孟冬，天子乃祈来年於天宗（注谓祭日、月、星、辰也。《月令》）。

传：幽宗，祭星也（幽宗，祭星坛名也。幽，间也。“宗”当为“”，，坛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为茔域而祭之，故曰幽也。《祭法》）。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於是乎之（昭公元年《左氏传》）。祭星曰布（李巡曰：“祭星者，以祭布露也，故曰布。”孙炎曰：“既祭，布散於地，似星布列也。”），祭风曰磔（谓散磔牲体，象风之散物，因名云。郭云：“今俗当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风，此其象。”《尔雅》　杨氏曰：“《肆师》，立大祀、次祀、小祀。先郑云：‘小祀，司命已下。’後郑云：‘小祀又有司中、风师、雨师。’黄氏曰：‘风雨功用博，必非小祀也。郑以风雨为箕、毕星，亦有玉，岂小祀哉？’按黄氏云箕毕星亦有玉者，圭璧以祀日、月、星、辰。按《大司乐》，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後郑注云，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或亦用此乐与？”疏曰：“《大宗伯》：天神云祀，地云祭，人鬼云享。四望是地，不云祭而变称祀，明经意本同司中等神，故变文见用乐也。无正文，故云‘或’、‘与’，以疑之也。”）。季冬乃毕祀天之神（天之神：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月令》）。

周制，仲秋之月，祭灵星於国之东南（东南祭之，就岁星之位也。岁星，五星之始，最尊，故就其位。王者所以复祭灵星者，为人祈时以种五，故别报其功也。《五经通义》曰：“灵星为立尸，故云‘丝衣其纟不，载弁纟求纟求’。言王者祭灵星公尸所服也。”）。

《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风师於国城东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师於国城西南；秋分日，享寿星於南郊（寿星，南极老人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於国城西北。

秦始皇时，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镇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庙，各以岁时奉祠。

汉高祖八年，命郡国、县邑立灵星祠（时或言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祀，至今血食，以其有播种之功也。於是高祖命立灵星祠。《三辅故事》，长安城东十里有灵星祠。一云，灵星，龙左角，为天田，主，农祥晨见而祭之。言祠后稷而谓之灵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常以岁时祠以牛（古时，岁再祭灵星，春秋用少牢），壬、辰位祠之（壬为水，辰为龙，就其类也）。县邑令长侍祠。舞者童男十六人（即古之二羽），舞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次耘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象成功也。

武帝时，亳人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每日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於忌泰一坛上，如其方。

置寿宫神君（寿宫，奉神之宫也）。神君最贵者曰泰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崇洁自除祓，然後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言，行下（神所欲言，下之於巫）。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书，其名曰“画法”（策画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或言：“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奏黄帝上仙事，乃拜卿为郎，使东候神於太室。上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祠坛放薄忌（即谬忌）泰一坛，三陔（三重也）。五帝坛环居其下。泰一所用，如雍一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牛（音狸。西南夷长尾髦之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字与饣同，谓联续而祭也）。已祠，胙馀皆燎之。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天子始郊拜泰一，如雍郊礼。

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泰一三星。为泰一锋旗（牡荆作幡柄，而画幡为日、月、龙及星。三星，太一旁三星，三公也），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

又作明堂汶上，每修封，则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对之。

按：泰一莫知其何神，《天官书》言：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泰一常居。则其为星也明矣。《祭法》虽有幽之礼，然叙其事於祭天地、四时、寒暑、日月之後，则亦非祀典之首也。汉承秦制，以祀五帝为郊天。至武帝时，采谬忌之说，则以为五帝特泰一之佐，於是具泰一祠坛在五帝之上，帝亲郊拜，则以事天之礼事之矣。然郊祀明堂，巍然受祭天之礼，何其崇极也？至於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言行下，则又何其猥屑也？武帝惑於方士求仙延年之说，故所以事鬼神者，其谄且渎至於如此！

宣帝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於长安城旁。

《汉旧仪》：祭参、辰星於池阳谷口，夹道左右为坛茔覆地，各周三十六里。

成帝时，匡衡奏罢雍旧祠二百三所，惟山川、诸星十五所为应礼云。

平帝时，王莽奏：“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镇星从黄帝，岁星从青帝，荧惑从炎帝，太白从白帝，辰星从黑帝（详见《五帝门》）。”

东汉以仲秋之月，祀老人星於国都南郊老人星庙；季秋之月，祀心星於城南坛心星庙；以丙戌日，祀风师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师於丑地。牲用羊、豕。

晋以仲秋月，祀老人星於国都远郊老人星庙；季秋，祀心星於南郊坛心星庙。

东晋以来，灵星、老人星、心星配享南郊，不复特祀。

隋令太史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庭中以太牢祀老人星，兼祀天皇大帝、天一、泰一、日、月、五星、句陈、北极、北斗、三台、二十八宿、丈人星、孙星，都四十六座。凡应合祀享官，令太医给除秽气散药，先斋一日服之以自洁（其仪本之齐制）。

隋於国城西北十里亥地为司中、司命、司禄三坛，同，祠以立冬後亥；国城东北七里通化门外为风师坛，祠以立春後丑；国城西南八里金光门外为雨师坛，祠以立夏後申。坛皆三尺，牲并以一少牢。

唐制：立春後丑日，祀风师於国城东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师於国城南；立秋後辰日，祀灵星於国城东南；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於国城西北。已上四祀，旧不用乐，笾、豆各八，簋、俎等各一也。

元宗开元二十四年，有上封事者言：“《月令》云，八月，日会於寿星居次。列宿之长，请每至八月社日，配寿星祠於太社坛享之。”敕曰：“宜令有司特置寿星坛，常以千秋节日修其祠典。”又敕：“寿星坛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

天宝三载，术士苏嘉庆上言：“请於城东置九宫神坛（坛三成，成三尺，四陛。其上依位置小坛九，坛高尺五，纵广八尺。东南曰招摇，正东曰轩辕，东北曰太阴，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泰一，西南曰摄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龙。五数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上，六八为下，符於遁甲），每岁四孟月祭，尊为九宫贵神。”十月十六日敕：“无文咸秩，有功必祀，汉则八神是祷，晋则六宗置坛，皆议叶当时，礼高群望。惟九宫贵神，实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嘉岁登，灾害不作。至於祀典，历代犹阙。岂有享於幽赞之功，而无昭报之礼？宜令所司。即择处以来月甲子日立坛，仍议其牲牢礼秩。每至四时初节，令中书门下往摄祭者。著以成式，垂之不刊（後议礼次昊天上帝坛，而在太清宫、太庙上，用牲、牢、璧、币，类於天地神）。”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亲祀九宫贵神坛於东郊（初，九宫神位，四时改位，呼为“飞位”。乾元元年後不易位。如有司行事，即宰臣为之）。

四载，敕：“风伯、雨师，济时育物，谓之小祀，颇紊彝伦。去载众星已为中祀，永言此义，固合同升。自今已後，并宜升入中祀，仍令诸郡各置一坛，因春秋祭社之日，同申享祠。”至九月十六日，敕：“诸郡风伯坛，请置在社坛之东，雨师坛於社坛之西，各稍北三数十步，其坛卑小於社坛造。其祀风伯，请用立春後丑，祀雨师，用立夏後申。祀所祭，各请用羊一，笾、豆各十，、簋、俎一，酒三斗。应缘祭须一物已上，并以当郡公廨社利充，如无，即以当处官物充。其祭官准祭社例，取太守已下充。”

五载，诏曰：“发生振蛰，雷为其始。画卦陈象，威物效灵，气实本於阴阳，功大施於动植。今雨师、风伯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登於群望。其已後每祀雨师，宜以雷师同坛祭，共牲，别置祭器。”

肃宗乾元元年，诏九宫贵神，减冬夏二祭。至二年正月，上亲祠之。

至德三年，置泰一神坛於南郊东，命忠王祭之。

元年丑月，亲拜南郊，又祭泰一坛。盖别有祷请，非旧制也。

德宗贞元二年，诏问礼官：“其风师、雷师祝版署讫，合拜否？”太常博士陆淳奏：“以是小祠，准礼无至尊亲祭之文。今虽请御署，检详经据，并无拜礼。”诏曰：“风师、雨师为中祠，有烈祖成命，况在风雨，至切苍生。今礼虽无文，朕当屈已再拜，以申子育之意，仍永为常式。”

宪宗元和十五年，太常礼院奏：“来年正月三日，皇帝有事於南郊；同日立春後丑，祀风师。按《周礼》，大宗伯官以燎祀风师。郑元云：‘风，箕星也。’故今礼立春後丑，於城东北就箕星之位，为坛祭之。祀礼昊天上帝於圜丘，百神咸秩，箕星从祀之位，在坛之第三等。伏以皇帝有事南郊，遍祭之仪，百神咸在。其五方帝并日、月、神州已下，缘对昊天上帝、皇地，尊不得申，并为从祀，悉无上公行事并御署祝版之仪。风师既是星神，厌降之仪，便当陪祭。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如常仪。”

文宗太和二年，监察御史舒元舆奏：“九宫祝版，御署称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庙之外，无称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以九宫为目，是分方而守位，於天地犹子男也，於日月犹侯、伯也。陛下为天子，岂可反臣於天之子男邪？臣窃以为过。乞令有司详议，正此误典。”敕付所司。

三年，以祀九宫坛旧是大祠，太常博士崔龟从议曰：“九宫贵神，经典不载。天宝中，术士奏请，遂立祠坛，事出一时，礼同郊祀。臣详其图法，皆是星名，纵司水旱兵荒，品秩不过列宿。今者，五星悉是从祀，日月犹在中祠，岂容九宫独越常礼，备列王事，诫誓百官？尊卑乖仪，莫甚於此。若以常在祀典，不可废除，臣请降为中祀。”从之。

武宗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奏：“九宫贵神坛，天宝三载敕，宜令次昊天上帝，坛在太清宫、太庙上，用牲牢、璧币，类於天地。三载十二月，元宗亲祀。乾元二年正月，肃宗亲祀。伏以累年以来，水旱僭候，恐是有司祷请，诚敬稍亏。今属孟春，合修祀典，望至明年正月祭日，差宰臣一人祷请。向後四时祭，并请差仆射、少师、少保、尚书、太常卿等官，所冀稍重其事，以申严敬。”

中书门下奏：“伏见太和礼官状云：‘纵司水旱兵荒，品秩不过列宿。今者，五星悉是从祀，日月犹在中祠。’窃详其意，以星辰不合比於天地。曾不知统而言之，则为天地，而在天成象，自有尊卑。谨按後魏王均《志》：‘北辰第二星，盛而常明者，元星露寝，大帝常居，始由道奥而为变通之迹。又天皇大帝，其精耀魄宝，盖万神之秘图，与河海之令纪皆禀焉。’据元说，即昊天上帝也。天一掌八气、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极，徵明而有常，则阴阳序而大运兴。泰一掌十有六神之法度，以辅人极，徵明而得中，则神人和而王道平。又北斗有权、衡二星，天一、泰一参居其间，所以财成天地，辅相神道也。若一概以列宿论之，实为浅近。按《汉书》：‘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则列於祀典，其来久矣。今五帝犹为大祠，则泰一岂宜降礼？稍重其祀，固为得所。刘向言：‘祖宗所立神旧典，诚未易动。’又曰：‘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其意不欲非祖宗旧典。以刘向之博通，尚难於改作，况臣等学不究於天人，识尤懵於祀典，欲为参酌，恐未得中。伏望更令太常卿与学官同详定，庶获明据。”从之。其月，检校尚书左仆射、王起及国子监广文博士卢就等奏：“九宫贵神，位列星座，往因致福，诏立祠坛。降至尊以称臣，就东郊而亲拜，在祀典虽云过礼，庇群生岂患无文。思福黔黎，特申严奉，诚圣人屈已以安天下之心也。厥後祝史不明，精诚亦怠，礼官建议，降处中祠。今圣德忧勤，期臻寿域，兵荒水旱，寤寐轸怀，爰命台臣，辑兴坠典。伏惟九宫所称之神，即泰一、摄提、轩辕、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一者也。谨按《黄帝九宫经》及萧吉《五行大义》：‘一宫，其神泰一，其星天逢，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宫，其神摄提，其星天内，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宫，其神轩辕，其星天冲，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宫，其神招摇，其星天辅；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绿；五宫，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黄；六宫，其神青龙，其星天心，其卦乾，其行金，其方白；七宫，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兑，其行金，其方赤；八宫，其神太阴；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宫，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离，其行火，其方紫。’统八卦，运五行，土飞於中，数转於极，虽敬事迎，不闻经见，而范围亭育，斯助昌时，以两朝亲祀而臻百祥也。然以万物之精，上为列星，星之运行，毕系於物。贵而居者，则必司八气，总万神，斡化权於混茫，赋品汇於阴骘，与天地、日月诚相参也。伏请自今以後，却用大祀之礼，誓官备物，无有降差。惟御署祝版，以社稷为准，称‘嗣天子谨遣某官某昭告’。伏缘以称臣於天帝，无二尊故也。谨具详议如前。”敕旨宜依，付所司。

◎唐开元礼

△祀风师雨师灵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禄仪

△立春後丑日祀风师於国城东北

前祀三日，诸应祀之官散斋二日，致斋一日，并如别仪。前祀一日，晡後一刻，诸卫令其属各以其方器服，守卫门，俱清斋一宿。卫尉设祀官次於东之外道南，北向，以西为上；陈馔幔於内东门之外道南，北向。郊社令积柴於燎坛（其坛在神坛之左，内之外），方五尺，高五尺，开上南出户。祀日，未明三刻，奉礼郎设祀官位於内东门之内道北，执事位於道南，每等异位，俱重行西向，皆以北为上；设望燎位当柴坛之北，南向；设御史位於坛上西南隅，东向，令史陪其後；於坛下设奉礼位於祀官西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设奉礼、赞者位於燎坛东北，西向北上；设祀官门外位於东之外道南，每等异位，重行北向，以西为上。郊社令帅斋郎设酒樽於坛上东南隅，象樽二置於坫，北向西上；设币篚於樽坫之所；设洗於坛南陛东南，北向，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篚实以巾爵）。执樽、、篚、幂者各位於樽、、篚、幂之後。太官令帅宰人以鸾刀烹牲於厨。祀日，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设风师神座於坛上近北，南向，席以莞；设神位於座首。未明一刻，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酝令各帅其属入实樽、及币（实以醍齐，其元酒实於上樽）。太官令帅进馔者实诸笾、豆、、簋，八设於内东门之外馔幔内。奉礼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与执樽、、篚、幂者入当坛南，重行北面，以西为上。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凡奉礼有词，赞者皆承传），御史以下皆再拜。执樽者升自东陛，立於樽所，执、洗、篚、幂者各就位。赞引引御史、太祝诣坛东陛升，行扫除於上，令史行扫除於下讫，各引就位。质明，谒者引祀官，赞引引执事者俱就门外位，谒者、赞引各引祀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奉礼曰“众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谒者进献官之左，白：“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太官令出，帅进馔陈於门外。初，太官令出，太祝跪取币於篚，兴，立於樽所。谒者引献官升自南陛，进当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币东向进，献官受币进，北面跪奠於神座，俯伏，兴，少退，北面再拜讫，谒者引献官降复位。太官令引馔入诣南陛升坛，太祝迎引於坛上，设於神座前（笾、豆盖幂先彻乃升，簋既奠，却其盖於下）。设讫，太官令以下降复位，太祝还樽所。谒者引献官诣洗盥手、洗爵讫，谒者引献官自南陛升坛，诣樽所，执樽者举幂，献官酌醍齐讫，谒者引献官进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俯伏，兴，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右，东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谨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风师：含生开动，必伫振发，功施造物，实彰祀典。谨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明荐於神。尚享。”讫，兴，献官再拜。太祝进，跪奠版於神座，兴，还樽所。献官拜讫，谒者引献官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以爵酌福酒进献官之右，西向立，献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饮卒爵，太祝进受爵，复於坫，献官俯伏，兴。太祝帅斋郎进俎，太祝跪减神前胙肉加俎，兴，以俎西向进献官，受以授斋郎，谒者引献官降复位，太祝进，跪，彻笾、豆，还樽所（彻者，笾、豆各一，少移於故处）。奉礼曰“赐胙”，赞者唱“众官再拜”，在位者皆拜（已饮福受胙者不拜）。谒者进献官之左，白请就望燎位，遂引献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太祝执篚跪，取币、祝版，斋郎以俎载牲体、黍稷饭、爵酒，兴，自南陛降坛南行，当柴坛南，东行，自南陛登柴坛，以币、祝版、馔物置柴上户内讫，奉礼曰“可燎”，东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半柴，谒者进献官之左，白“礼毕”，遂引献官出。赞引引执事者以次出。赞引引御史以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赞引引出。

△立夏後申日祀雨师於国城南

有司行事。祝文曰：“百昌万宝，式仰膏泽。率遵典故，用备常祀（其首尾与风师文同）。”

△立秋後辰日祀灵星於国城东南

有司行事。祝文曰：“维九方成，三时不害。凭兹多，介其农穑（其首尾与风师文同）。”

△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於国城西北

有司行事。每座象樽二，於坛上东南隅北向，皆有坫，以西为上。设司中、司命、司人、司禄神座於坛上近北，南向，以西为上。初献司中，祝文曰：“时属安宁，亿兆康又。用率常礼，报兹祉福。”次献司命，祝文曰：“赖兹正直，黎庶康宁，资此良辰，用申常礼。”次献司人，祝文曰：“星纪已周，兆庶宁阜。备兹蠲吉，式荐馨香。”次献司禄，祝文曰：“元英纪时，岁事云毕。聿遵典故，修其常祀（饮福及行事如风师之仪）。”

宋制：二仲祀九宫贵神为大祀。立春後丑日祀风师，立夏後申日祀雨师，为中祀。立秋後辰日祀灵星，秋分享寿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禄，为小祀。

真宗咸平四年，驾部员外郎、直秘阁杜镐上言：“按《封禅书》：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今礼以五帝为大祠，泰一为中祠。况九宫所主风雨、霜雹、疾疫之事，唐朝元、肃二宗并尝亲祀，会昌中，升次昊天上帝。欲望复为大祀。”从之。其御署祝版，礼同社稷。增设坛两，玉用两圭有邸，其秸加茵褥，如币色。

大中祥符五年，东封泰山，於行宫东筑坛二成三尺，上成纵广各五丈，下成五丈二尺，上为小坛，馀如京城祀坛。牲用太牢，以祀九宫。

景德三年，知枢密院事王钦若言：“寿星之祀，肇自开元。伏以陛下光阐鸿猷，并秩群祀，而萧芗之祭，独略此祠，缙绅之谈，皆谓缺典。加以周伯星出，实居角宿之间，天既垂休，礼罔不答。伏望特诏礼官，俾崇祀事，庶百祥之允集，介万寿以无疆。”诏有司详定。遂请以秋分日飨寿星及角、亢七宿，为坛南郊，高三尺，周回八步四尺，四陛一。其祭器、祀礼，咸以灵星为准。奏可。

大中祥符二年，泽州请建风伯、雨师庙。上以外州未详典式，令礼官考仪颁下。有司言：“唐制，诸郡置风伯坛於社坛之东，雨师坛於西，各稍北三数十步，卑下於社坛。雷神无立庙之文。又按《开宝通礼》，州县镇神祀并如小祀，用一羊，笾、豆各八，、簋各二。”奏可。

仁宗景二年，学士承旨章得象等定司天监生于渊、役兵单训奏，祀九宫贵神止用一局，失逐年飞宫法。“按郄良遇《九宫法》，有《飞棋立成图》，每岁一移，主九州灾福事。天宝中，术士苏嘉庆始置九宫神坛，一成，高三尺，四陛。上依位置九小坛：东南曰招摇，正东曰轩辕，东北曰太阴，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泰一，西南曰摄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龙。五数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上，六八为下，符於遁甲，此则九宫定位也。每岁祭以四孟，位随岁改，故谓之行棋。自乾元以後，止依本位祭，遂不飞宫，仍减冬夏二祭。国朝因乾元故事，而未尝有所更。今于渊等所请，既合天宝初祭之礼，又合良遇《飞棋之图》。然九宫之法，本自术家，时祭之文，经礼不载。昔汉室祠官所领，多本於方士，牲币、坛场之数，岁时昏晓之节，荐配鼓舞，即用其方，故有黄帝用枭、武夷用乾鱼之类。是则为民请福，无文咸秩，宁有过立，非执一隅。议者或谓不必飞宫，若日、月、星、辰躔次周流，而祭有常所，此则定位之祀所当从也。若其推数於回复，候神於恍惚，因方弭，随气考祥，则飞位之文固可遵用。请依唐礼，遇祭九宫之时，遣司天监官一员诣祠所，随每年贵神飞棋之方，以定祭位仍，自天圣已巳入历，泰一在一宫，岁进一位，飞棋巡行，周而复始。”诏可。庆历仪，每座笾、豆十二，、簋、俎二。皇增定坛如《郊祀录》三成，成三尺，四陛，上依位置小坛九，皆高尺五寸，纵广八尺，西南为坤陛。治平初，枢密副使胡宿言：“九宫司水旱，国家列於常祀。至和中，光禄小吏慢於祭而震死二人，威灵所传，耳目未远。今首夏垂尽，而时雨尚愆，有恻上仁，遍走群望。宜特遣近臣并祠九宫。”礼院以为旧制每岁雩祀外，水旱稍久，皆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及诸寺观、宫庙，贵神亦宜准此。从之。

皇定风师坛高三尺，周三十三步；雨师、雷师坛高三尺，方一丈九尺。

庆历四年，灵台郎王太明言：“按《占书》，主河、江、淮、济沟渠溉灌之事十九星，汴口祭河、渎七位，而不及星。”司天监定亢池主渡水，往来送迎事；北河为胡门北界，南河为越门南界，主司空，掌水土功事，皆不主江、淮、济、箕、斗、奎三星，颛主津渎，太明所遗，请与东井、天津、天江、咸池、积水、天渊、天潢、水位、水府、四渎、九坎、天船、王良、罗堰等十七星在天河内者，当祠。二月，诏汴口祭河兼祠十七星。

庆历中，修大火祠，在南京，三月、九日祠之。初，鸿庆宫灾，集贤校理胡宿请修火祀，以阏伯对祭大火。礼官议曰：“阏伯配火侑食，如周弃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历千岁，遂为重祀。祖宗以来，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从祀，阏伯之庙，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司长吏致奠，咸秩之典，未始云阙。然国家有天下之号，实本於宋，五运之次，又感火德，宜因兴王之地，商邱之旧，作为坛兆，秩祀大火，以阏伯配。建辰、建戌出纳之月，内降祝版，留司长吏奉祭行事。笾豆牲币，得视中祠，虽非旧章，特示新礼。”阏伯旧庙，官给财费修饰，乃上坛制：高五尺，广二尺，四出陛，陛广尺，一重，四面距坛各二十五步。位版以黑漆朱书曰大火位，配位曰阏伯位。牲用羊一、豕一，器准中祠。岁以三、九月择日，长吏已下分三献，州、县官摄太祝、奉礼。小祠，庆历献官有祭服。

神宗熙宁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泰一经》推算，七年甲寅岁，泰一阳九、百六之数，复元之初。故《经》言：‘太岁有阳九之灾，泰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八元之初终。’今阳九、百六当癸丑、甲寅之岁，为灾厄之会。然五福泰一，自国朝雍熙元年甲申岁，入东南巽宫时，修东泰一宫。天圣七年乙巳岁，五福泰一入西南坤位，修西泰一宫。请稽详故事，崇建宫宇，迎五福泰一於京师。”诏将作监於集禧观相视建宫。六年，中泰一宫成，命宰相王安石为奉安泰一使，枢密副使吴充、龙图阁学士孙固等为前导官，主管卤簿，奉安神像，降德音於天下。

太常礼院言：“中泰一宫冠服，依东、西泰一，而东、西泰一惟五福、君基冠通天冠，大游以下皆冠道冠。按《史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者五帝。又方士言十泰一皆天之尊神，请并用通天冠、绛纱袍。”从之。

元丰四年，郊庙奉祀礼文所言：“国朝时令，秋分享寿星於南郊。熙宁祀仪，於坛上设寿星一位，南向；又於坛下卯陛之南，设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东向。按《尔雅》曰：‘寿星，角、亢也。’说者曰：‘数起角、亢，列宿之长，故曰寿星，非此所谓秋分所享寿星也。’今於坛下设角、亢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为无名。又按《晋书 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极，常以秋分之旦见於丙，春分之夕没於丁，见则治平，主寿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汉於国都南郊立老人星庙，常以仲秋祀之，则寿星谓老人星矣。请依後汉，於坛上设寿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其坛下东方七宿位不宜复设。”从之。

《政和五礼新仪》：寿星坛高三尺，东西长一丈三尺，南北长一丈二尺，四出陛，一，二十五步。

六年，太常博士何洵直言：“熙宁祀仪，春秋仲月祀九宫贵神，当与社稷为比，为大祠。祝版依会昌故事、《开宝礼书》，书御名。”

礼部言：“五福、十泰一祝版署词，称嗣天子臣某。谨按：古之祝辞，以天子至尊，虽事天地、宗庙，示民严上，盖未有称臣者。故《礼》曰：‘践祚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内谓宗庙，外谓郊社。《大戴礼》载祀天祝文，称予一人某。汉承古礼，称天子以事天，其赞享辞又曰皇帝。魏明帝始诏天地、明堂、五郊可称天子臣某。东晋贺循制策祝文，称皇帝臣某。沿袭至今，盖用魏晋之制。本朝仪注祀仪，於上帝、五帝、日、月并称臣。检会昌九宫贵神祝版，进书已不称臣。五福、十泰一当依熙宁六年以前故事，其被遣之官，自宜称臣。如此，则不失轻重之体。”从之。

哲宗元七年，监察御史安鼎言：“本朝春秋祀九宫泰一用羊、豕，其四立祭泰一宫十神皆无牲，以素馔加酒焉。再详《星经》，泰一一星在紫宫门右，天一之南，号曰天之贵神。其佐曰五帝，主使十六神，知风雨、水旱、兵革、饥馑、疫疾、灾害之事。《唐书》曰：‘九宫贵神实司水旱。泰一掌十六神之法度，以辅人极。’《国朝会要》：‘十神泰一，亦云天之尊神，及十精、十六神并主风雨。’由是观之，十神泰一、九宫泰一与汉所祀太乙，共是一神。今十神皆用素馔，而九宫并荐羊、豕，荤素不同，似非礼意。”诏令礼官详定。礼官言：“九宫、十神泰一各有所主，名义不同，即非一神。故自唐迄今皆用牲牢，别无祠坛用素食之礼。欲依旧制。”从之。

徽宗崇宁元年，诏建长生宫於洞真宫旧址，以祠荧惑。

其後，又诏天下崇宁观并建火德真君殿，仍诏正殿以“离明”为名。泰常博士罗畸言：“荧惑者，至阳之精。比者，就国之阳，特开琳馆，以安其灵。谓宜仿泰一宫遣官荐献，或立坛於南郊，如祀灵星、寿星之仪。”从之。七月，有司言：“阏伯，陶唐氏之火正也，居宋地。国家以火德王天下，而兴王之都实次大火。阏伯有功於宋，宜从祀离明殿。”从之。四年，礼部言：“离明殿增阏伯位。按《春秋传》：五行之官，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祝融，高辛之火正也；阏伯，陶唐氏之火正也。祝融既为上公，则阏伯亦当服上公衮冕九章之服。”从之。

《五礼新仪》：立夏日祀荧惑及祀阳德。荧惑坛广四丈，高七尺，四出陛，两，二十五步。阳德观火德、荧惑，以阏伯配，俱南向（五方火精、神等，并为从祀）。

政和三年，议礼局上《五礼新仪》：立春，祀东泰一宫；立夏、季夏土王日，祀中泰一宫；立秋日，祀西泰一宫；立冬，日祀中泰一宫。

中泰一宫真室殿，五福泰一在中，君基泰一在东，大游泰一在西，俱南向。延休殿，四神泰一。承殿，臣基泰一在东，西向，北上。凝殿，直符泰一。臻福殿，民基泰一在西，东向，北上。膺庆殿，小游泰一在中，天一泰一在东，地一泰一在西。灵贶殿，太岁在中，太阴在西，俱南向。三皇、五方帝、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天地水三官、五行、九宫、八卦、五岳、四海、四渎、十二山神等，并为从祀。东、西泰一宫准此。东泰一宫大殿，五福泰一在东君，基泰一在西，俱南向。大游泰一殿在大殿之北，南向。臣基泰一殿在南，北向。小游泰一、直符泰一、四神泰一殿在大殿之东，西向，北上。天一泰一、民基泰一、地一泰一殿在大殿之西，东向，北上。西泰一宫黄庭殿，五福泰一在中，君基泰一在东，大游泰一在西；均福殿，小游泰一在中，俱南向。延贶殿，天一泰一在中，四神泰一在南，臣基泰一在北，俱西向。资殿，地一泰一在中，民基泰一在南，直符泰一在北，俱东向。

《五礼新仪》：仲春、仲秋祀九宫贵神，坛三成，一成纵广十四丈，再成纵广十二丈，三成纵广十丈，各高三尺。其上依方位置小坛九，各高一尺五寸，纵广八尺，四陛，又西南为一陛曰坤道，两，每二十五步。

四月，议礼局议上《五礼新仪》，立秋後辰日祀灵星，坛高三尺，周八步四尺，四出陛，一，二十五步。

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周礼》：‘小宗伯之职，兆五帝於四郊，四类亦如之。’郑氏曰：‘兆为坛之茔域。四类，日、月、星、辰，运行无常，以气类为之位。兆日於东郊，兆月与风师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师於北郊。’各以气类而祭之於四郊，则谓之四类。汉仪，县邑常以丙戌日祠风伯於戌地，以已丑日祠雨师於丑地，亦从其类故也。熙宁祀仪，兆日於东郊，兆月於西郊，是以气类为之位。至於兆风师於国城东北，兆雨师於国城西北，司中、司命於国城西北亥地，则是各从其星位，而不以气类，非所谓四类也。请稽旧礼四类之义，兆风师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师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命、司禄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日。其坛兆则从其气类，其祭辰则从其星位，仍依熙宁祀仪，以雷师从雨师之位，以司民从司中、司命、司禄之位。其雨师、雷师为二坛，同；司中、司民、司禄为四坛，同。坛制高广自如故事。其祀风师、雨师，则用柏柴升烟。”并从之。

政和三年，议礼局上《五礼新仪》：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坛各广二十五步；风师、雨师、雷师坛高三尺，四出陛，并一，二十五步；风师坛广二十三步，雨师、雷师坛广十五步。

又言：“本朝都城坛之制，风师在城之西，雨师在城之北，雷师从雨师之位，为二坛，同。州县，风师在社之东，雨师在雷师之西，非所谓各依其方类求神者。请仿都城方位之制，仍以雷师从雨师之位，为二坛，同。”从之。

高宗绍兴七年，太常博士黄积言：“立春後丑日祀风师，立夏後申日祀雨师、雷神，秋分日享寿星，立夏日祀荧惑。望下有司举行。”从之。

寿星礼料用笾一，鹿脯；豆一，鹿，著樽一，实以法酒。祀风、雨礼料，初依奏告例，後比拟旧制，见岳镇、海渎内减鼎三，登一。详见其门。

元符祀风师、雨师、雷师仪注：

△陈设

前祀二日，本司豫修除坛之内外，设祀官次於坛东之外道南，北向，以西为上。祀日，掌事者设神位版於坛上，席以莞。执樽、者设祭器，掌馔者实之。每位，笾八，在神位前左，重三行；豆八，在神位前右，重三行；俎二，在笾、豆外，分左右；簋、各一，在二俎间。设樽於坛上东南隅，北向，樽置坫，加勺幂。设洗於坛南陛之东南，北向，在洗东，加勺幂；篚在洗西，南肆，置巾爵。设三献位於坛卯陛之东，西向，北上。设祝位二於坛南，北向，西上。雨师於两坛间，又设位於坛上，西向，北上。雨师、雷坛饮福位准此。设初献饮福位於坛上神座之东，北向。设望燎位於坛南，南向。燎坛积柴於上，开上南出户。置香炉合并烛於神座之前，币置篚陈於左，祝版置坫陈於右。

△行礼

祀日，质明，诸祀官各服其服，赞礼者引三献官以下入就位立。赞礼者少前初献之左，赞请行事。执事者升烟燔牲首，赞唱者曰“拜”，献官以下皆再拜讫，祝升自东陛，就西向位；祝跪取币於篚，兴，立於神座左。赞礼者引初献诣洗南，北向，执者酌水，初献笏，盥手，执篚者取巾於篚，授初献，手讫，即授巾奠於篚，执笏。初献升自午陛，诣神座前，北向笏，跪，三上香，祝以币西向跪授初献讫，兴，复位。初献受币，奠於神座前，执笏，俯伏，兴，再拜（内雨师行礼讫，降坛，次诣雷师坛位前，行礼如上仪），降陛复位。少顷，引初献再诣洗南立，北向，执者酌水，初献笏，盥手，手讫，又取爵以授初献，执者酌水，初献洗爵，又授巾，初献拭爵讫，巾奠於篚，执笏。初献升自午陛，执事者引初献诣酒樽所，举幂，酌酒於爵。初献诣神座前北向，笏，跪，执爵，三祭酒，奠爵，执笏，俯伏，兴，少退，北向立。祝持版於神座之右，东向跪，读祝毕，初献再拜。祝奠版於神座右坫，兴（读祝讫，先诣雷师神位，初献三祭酒，奠爵，兴，祝持版於神座右跪读祝毕，奠版於神座右坫，兴，复位），初献降复位。次引亚献诣洗，北向笏，盥手，手，洗爵，拭爵，执笏，升自东陛，诣神座前笏，跪，执爵，三祭酒，奠爵，执笏，俯伏，兴，再拜讫，降复位（诣雷师坛并如上仪）。次引终献诣洗，升献如亚献之仪讫，降复位。次引初献诣雷师坛，升自午陛，诣饮福位北向立。执事者各以爵酌酒，合置一爵，持爵诣初献之左，东向立。初献再拜，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执馔者以俎减神座前胙肉，合置一俎上，又以豆取稷黍饭，合置一豆。先以饭授初献，受讫，又以俎授初献，受讫，皆以授执馔者。初献取爵，饮卒爵，执事受虚爵复於坫。初献执笏，俯伏，兴，再拜，降复位。引初献以下就望燎位，南向立。执事者以篚诣神位前跪，取版、币，降自东陛，置於燎柴。赞唱者曰可燎，以炬燎，柴半，赞者少前北面赞礼毕，引初献以下退。

十一年，太常丞朱辂言：“九宫贵神所主风、雨、雪、霜、雹、疫，所系甚重。请举行祀典，以春秋二仲祭。”

十八年，礼部侍郎沈该言：“国家乘火德之运，以王天下。先朝建阳德观专奉火德，配以阏伯，而祀以夏至。旧典可举，望诏有司於宫观内别建一殿，专奉火德，配以阏伯，以时修祀，益固炎图。”诏礼部、太常寺讨论。

太常寺讨论得应天府祀大火，系以季春、秋择日差官於本庙致祭。今道路未通，从宜於行在春秋设位。臣僚言：“多事以来，大火之祀弗举。比年多灾，虽缘有司不戒，然预防之计，宜无所不用其至。望命有司参酌旧典，即行在每建辰、戌出纳之月，设位望祭，岂特昭炎德昌炽之福，亦弭灾之道。”寻太常寺请以季春出火日於东郊，季秋纳火日於西郊，各建坛，以大祠之礼礼火神，礼料依感生帝（详见。《祀五帝门》）。

诏择地建泰一宫。

先是，命礼官考典故，十月癸卯上之，曰：“太平兴国初司，天楚芝兰建言：‘泰一有十，曰五福、君基、大游、小游、天一、臣基、直符、民基、四神、地一，天之尊神也。五神所在，无兵疫，人民丰乐。自雍熙元年入巽宫吴分，苏州请建宫都城东南苏村，以应苏台之名，乃建东泰一宫。八年，宫成，合千一百区，凡十殿四廊，图三皇、五帝、九曜、七元、天地水三官、南斗、三台、二十八宿、天曹四司、十精泰一、五岳、储副、佐命、十二山神、八卦、六丁、五行、四渎、本命等神，及四直灵官、三十六神将像，五百二十四躯。天圣六年，司历者言，泰一入蜀之坤宫。又建西宫於八角镇，前後东西凡四殿；又建斋殿，塑像自内出，始铸印给之。熙宁四年十月，司天言，甲寅，五福当入中都。又建中宫於集禧观。政和间，改龙德宫为北泰一宫。今四立日，皆望视泰一於惠照设位，宜择地建宫。”诏两浙漕臣营之。癸丑，诏制像於新宫。十一月甲戌，礼官谓：“泰一冠服，不载於传记。略记东西宫像，服道冠、仙衣，侍臣二人服道衣，童子二人青衣，执红丝拂。中泰一宫道流朱忠焕亦谓：‘十神泰一，皆服通天冠、绛服，执圭；从臣梁冠、绛服，执笏；童子执红丝拂。’请如其饰，及名诸殿。”十八年正月癸未，又请上书其榜：泰一殿曰灵休，殿门曰崇真，挟殿曰琼章宝室；三清殿曰金阙寥阳，火德殿曰明离，本命殿曰介福，斋殿曰齐明。三月，宫成，凡百七十有四区。十泰一位於殿上，南面，西上；从祀，东庑九十有八，西庑九十有七，皆北上。乙亥，设官榜。丙子，奉安神像，用细仗二百人，钧容乐、亲从、威仪、道士皆百人，宰臣为奉安使。上亲谒泰一宫，前期，有司张於斋殿，设褥位於灵休殿、介福殿上之东，西向，及香案之前；设群臣次宫之内外。质明，帝服履袍，自崇政殿辇出宫北门，至斋殿降辇。群臣先入，班於灵休殿下，皆北面。帝自斋殿後步至宫之东庑，入便门，升殿东侧阶，至褥位西面立，再拜，群臣皆再拜。凡帝拜，群臣皆拜。帝进五福泰一前，三上香，再拜；次至君基、大游、小游、天一、地一、四神、臣基、民基、直符前，皆如五福之仪。还褥位，再拜。群臣自西庑班於介福殿下。帝降，由东庑升介福殿东侧阶，至褥位，西面立，再拜，进建生星斗君前，三上香，再拜。次至本命元辰真官前亦如之。帝还褥位。若命宰臣炷香，则宰臣升自西阶，以次上香毕，降阶，帅群臣再拜。帝再拜，还斋殿。群臣皆退，帝还宫。

太常寺主簿林大鼐言：“十神泰一、九宫泰一，皆天之贵神，国朝分而为二，并为大祀。比新泰一宫，而九宫贵神尚寓屋而不坛，与小祀杂。”乃诏临安府於国城之东，择爽垲地，建九宫贵神坛，其仪如祀上帝，以泰一、摄提、权星、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一为序，牲以少牢，笾、豆十有二，玉以圭璧。泰一币以黑，摄提、招摇、天符以黄，权星以青，青龙以紫，咸池以白，太阴以红，天一以赤。

孝宗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言：“本寺已择九月十四日，依元降旨设位，望祭应天府大火，以商邱宣明王配。二十一日内火，祀大辰，以阏伯配。大辰即大火，阏伯即商邱宣明王。国朝以来，建号以火纪德。太祖皇帝、光尧寿圣太上皇帝皆受命於宋，故推原发祥储祉之所自，崇建商邱之祠，府曰应天，庙曰光德，加封王爵，锡谥宣明，所以追严者备矣。今有司旬日之间，举行二祭，一称其号，一斥其名，义所未安。乞自今立夏日祀荧惑，季春出火，季秋内火，祀火神，其配位称阏伯者，祝文、位版并依应天府大火礼例，改称商邱宣明王，以称国家崇奉火正之意。”从之。

●卷八十一 郊社考十四

○祭寒暑

《祭法》，相近於坎、坛，祭寒暑也。（注：“相近”当为“禳祈”，声之误也。禳，犹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时，则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坛，祭用少牢。疏曰：“祭寒暑者，或寒暑太甚，祭以禳之；或寒暑顿无，祭以祈之。”）

章，掌土鼓豳（杜子春曰：“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郑司农云：“豳，豳国之地竹，《豳诗》亦如之。”元谓“豳，豳人吹之声章。《明堂位》曰：“‘土鼓，蒉桴，苇，伊耆氏之乐。’”疏曰：“後郑云‘豳人吹之声章’，云‘豳人吹’，其义难明，谓作‘豳人吹乐之声章’，商祝、夏祝之类声章，即下文《豳诗》之等是也。”《明堂位》曰：“‘土鼓，蒉桴，苇，伊耆氏之乐’者，郑注《礼运》云：‘土鼓，筑土为鼓也。蒉桴，桴谓击鼓之物，以土块为桴。’”蒉，苦对反，又苦坏反。桴音浮）。中春昼，击土鼓，龠《豳诗》以逆暑（中音仲。龠，昌垂反。《豳诗》，《豳风 七月》也。龠之者，以为之声。《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气歌》其类也。此《风》也，而言《诗》，《诗》总名。迎暑以昼，求诸阳。疏曰：”中春，二月也。言‘迎暑’者，谓中春昼夜等，已後渐暄，故预迎之耳。”又曰：“郑知‘龠之者以为之声’者，以发首云‘掌土鼓豳’，故知《诗》与《雅》、《颂》皆用龠之也。云‘《七月》言寒暑之事’者，《七月》云：‘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七月流火’之诗，是寒暑之事。‘迎暑以昼，求诸阳’者，对下‘迎寒以夜，求诸阴’也。”）。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迎寒以夜，求诸阴。疏曰：“‘亦如之’，亦当击土鼓，龠《豳诗》也。”《春官》 朱子《豳风七月诗集传》曰：“《周礼》，章中春昼击土鼓，龠《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谓此诗也。”杨氏曰：“《章》下文‘凡国祈年於田祖’，疏曰：‘此祈年於田祖，并上迎暑、迎寒，并不言祀事。既告神，当有祀事可知，但以告祭非常，故不言之耳。若有礼物，不过如《祭法》理少牢之类。’”）。仲春，天子乃鲜羔开冰（鲜，注音献。“鲜”当为“献”，声之误也。献羔，谓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荐於宗庙，乃後赋之。疏曰：“按《诗 豳风 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故知‘鲜’为‘献’也。云‘献羔谓祭司寒’者，以《经》云：‘献羔启冰，先荐寝庙。’恐是献羔寝庙，故云祭司寒。《左传》直云：‘献羔而启之。’知祭司寒者，以《传》云‘祭寒而藏之’。既祭司寒，明启时亦祭之。‘荐於宗庙’，谓仲春也。‘乃後赋之’，谓孟夏也。故《凌人》云‘夏颁冰’，《左传》云‘火出而毕赋’是也。毕，尽也，谓应是得冰之人，无问尊卑，尽赋与之。”蚤音早。《月令》）。

《传》：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问於申丰曰：“雹可御乎（御，止也。申丰，鲁大夫）？”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雨，於付反。雹，蒲学反。陆，道也。谓夏十二月，日在虚、危，冰坚而藏之。夏户雅反。疏曰：“《释天》云：‘北陆，虚；西陆，昴也。’孙炎云：‘陆，中也。北方之宿，虚为中也；西方之宿，昴为中也。’彼以陆为中，杜以陆为道者，陆之为中、为道，皆无正训，各以意言耳。《周礼 凌人》：‘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诗》云：‘二之日，凿冰冲冲。’《月令》：‘季冬，冰盛，水腹，命取冰。’郑元云：‘腹，厚也。’以此知日在北陆，谓夏之十二月也。”），西陆朝觌而出之（谓夏三月，日在昴、毕，蛰虫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见东方。疏曰：“觌，见也。西道之宿，有星朝见者，於是而出之，谓奎星晨见而出冰也。西方凡有七宿，《传》言西陆朝觌，於《传》之文，未知何宿觌也。杜以西陆朝觌，实是春分二月，故杜此注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见东方。’及下‘献羔启之’，注云：‘谓二月春分，献羔祭韭。’是皆据初出其冰，公始用之时也。所以杜又注云‘谓夏之三月，日在昴、毕，蛰虫出而用冰’者，以此《传》云‘西陆朝觌而出之’下，《传》覆之云‘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於是乎用之’，则是普赐群臣，故杜云‘谓夏三月’，又下注云‘言不独共公’，是据普颁之时也，故下《传》又云‘火出而毕赋’是也。然冰之初出，在西陆始朝觌之时；冰之普出，在西陆朝觌之後。总而言之，亦得称西陆朝觌而出之也。”共音恭）。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Ё寒，於是乎取之（Ё，闭也。必取积阴之冰，所以道达其气，使不为灾。Ё，户故反）。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独共公。疏曰：“此谓公家用之也。朝廷之臣，食禄在位，大夫以上皆当赐之冰也。其公家有宾客、享食，公家有丧、有祭，於是乎用之，言其不独共公身所用也。《周礼 凌人》云：‘春始治鉴。凡内外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宾客共冰，大丧共夷冰。’是公家所用冰也。”）。其藏之也，黑牡、黍以享司寒（牡，茂后反。音巨。黑牡，黑牲也。，黑黍也。司寒，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疏曰：“此祭元冥之神，非大神，且非正祭，计应不用大牲。杜言‘黑牡，黑牲’，当是黑牡羊也。‘，黑黍’，《释草》文也。启冰唯献羔祭韭，藏冰则祭用牲、黍者，启唯告而己，藏则设享祭之礼，祭礼大而告礼小故也。《月令》於冬云‘其神元冥’，故知司寒是元冥也。”）；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将御至尊故。疏曰：“《说文》云：‘弧，木弓也。’谓空用木，无骨饰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盖出冰之时，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户，所以禳除凶邪，将御至尊，故慎其事，为此礼也。”）。其出入也时。食肉之禄，冰皆与焉（与音预。食肉之禄，谓在朝廷治其职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妇，丧浴用冰（命妇，大夫妻）。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献羔而启之（谓二月春分，献羔祭韭，始开冰室。韭音久），公始用之（公先用，优尊）。火出而毕赋（火星昏见东方，谓三月、四月中。疏曰：“《周礼》云‘夏颁冰’，谓正岁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自命夫、命妇至於老疾，无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阳（愆，过也，谓冬温），夏无伏阴（伏阴谓夏寒），春无凄风（凄，寒也），秋无苦雨（霖雨，为人所患苦），雷出不震（疏曰：“雷出不震，言有雷而不为霹雳也。下云‘雷不发而震’，言无雷而有霹雳也。”），无霜雹，疠疾不降（音灾。疠音利。疏曰：“霜雹即是，言无此害之霜雹也。”寒暑失时，则民多疠疾，天气为之，故云‘降’也。”），民不夭札（札，侧入反。短折为夭，夭死为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疏曰：“风不以理舒散，而暴疾害物；雷不徐缓动发，而震击为害。”）。雹之为，谁能御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诗 豳风》。卒章曰“二之日，凿冰冲冲”，谓十二月凿而取之；“三之日，纳于凌阴”，凌阴，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谓二月春分，蚤开冰室，以荐宗庙）。”

秦德公时，初作伏祠（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遇庚日必伏。庚，金也。周时无伏，至此乃方有之）。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

按：秦伏祠磔狗之礼，非古也。以古有祀寒暑之礼，姑附於此。

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壮之时，凌室长率山虞及舆隶，取冰於深山穷谷固阴Ё寒之地，以纳於凌阴，务令周密，无泄其气。先以黑牡、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黍祭司寒。启冰室，先荐寝庙，夏祀用鉴盛冰，室一鉴，以御温气、蝇蚋。御殿及太官膳羞，并以鉴供冰。自春分至立秋，不限称数，以周丧事。缮制夷，随冰供给。凌室在乐游苑内，置长一人、吏一人、保举吏二人。

隋以季冬藏冰，仲春开冰，并用黑牡、黍，於冰室祭司寒神。开冰、依以桃弧、棘矢。

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牡、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祭讫，凿冰万段，方三尺、厚尺五寸而藏之。仲春开冰，祭如藏礼，依以桃弧、棘矢，设於冰室户内之右，礼毕遂留之。

◎唐开元礼

△孟冬祭司寒仪（纳冰开冰附）

前三日，诸祭官散斋二日於家正寝，致斋一日於祭所。右校扫除祭所，卫尉陈设如常。祭日，未明二刻，太官丞具特牲之馔。未明一刻，郊社丞入布神座於庙北，南向，设神位於座首；又帅其属设酒樽於座东南，设洗於酒樽东南，俱北向，水在洗东，篚在洗西，南肆（篚实以巾爵），执樽、、篚者各位於樽、、篚之後。上林令设桃弧、棘矢於冰室户内之右（祭讫，遂留之）。奉礼设上林令位於神座东南，执事者陪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质明，上林令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丞、良酝之属入实樽、，太官丞监实笾、豆、簋、。赞引引上林令，又赞引引执事者俱就门外位，立定。太祝与执樽、、篚、幂者先入，立於神座前，北向，俱再拜讫，各就位。赞引引上林令，又赞引引执事者俱入就位，立定，赞“拜”，上林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诣馔所，赞引进上林令左，白：“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太官丞引馔入，太祝迎於座首，设於神座前讫，太官丞以下还樽所。赞引引上林令盥手，洗爵，诣酒樽所。执樽者举幂，上林令酌酒。赞引引上林令进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俯伏，兴，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右，东向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开元神武皇帝谨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元冥之神：顺兹时令，增冰坚厚，式遵常典，将纳凌阴。谨以元牡、黍、嘉荐、清酌，明祀於神。尚享。”讫，兴。上林令再拜，太祝进跪奠版於神座，俯伏，兴，还樽所。太祝以爵酌福酒进上林令之右，西向立，上林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饮卒爵，太祝进受爵，还樽所，上林令俯伏，兴，再拜，赞引引还本位。太祝进，跪，彻豆，俯伏，兴，还樽所。太祝与执樽、、篚者俱复位，立定。赞引赞“拜”，上林令以下皆再拜。赞引进上林令之左，白“礼毕”，赞引引上林令以下出。其祝版焚於斋所。

周显德元年，诏筑坛北郊，以孟冬祭司寒。其藏冰、开冰之祭，俟冰室成即行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始置藏冰署，修其祭。常以四月，命官率太祝，以黑牡祭於元冥神，用币。乃开冰以荐太庙。

太宗淳化三年，秘书监李至言：“周制，以仲春天子献羔开冰，先荐寝庙。详其开冰之祭，当在春分，乃有司之失。”上览奏，即命正其礼。其後又以孟冬祀司寒，羊一、豕一，不行饮福。

天圣令：“春分开冰，季冬藏冰，皆祭。”

神宗元丰中，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熙宁祀仪，孟冬选吉日祭司寒。国朝祀令，春分日开冰，季冬月藏冰，祭司寒於北郊。按《春秋左传》曰：‘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古享司寒，唯以藏冰、启冰之日。孟冬非有事於冰，则不应祭享。其祀仪孟冬选吉日祭司寒，宜从寝罢。惟季冬藏冰，则享司寒於冰井务，牲用黑牡羊，用黍；仲春开冰，则但用羔而己。《月令》：‘天子献羔开冰。’孔颖达曰：‘启冰惟献羔。’《唐郊祀录》：‘仲春开冰，祭司寒於冰室，以桃弧、棘矢设於神座。’夫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非礼神之物，当置於凌室之户；其启冰献羔，当依孔颖达之说。”从之。

徽宗大观四年，议礼局言：“左氏传《春秋》，以少有四叔，其一为元冥。杜预以元冥为水官，故历代祀之为司寒。则元冥非天神矣。本朝仪注，其祭司寒，礼毕燔燎，是以祀天神之礼而享人鬼也。请罢燔燎而埋祝币。”从之。

○六宗四方

按：《舜典》言“类于上帝”之下，继以“于六宗”。《曲礼》言“天子祭天地”之下，继以“祭四方”。然则古帝王祭六宗、四方之礼，亚於天地，盖非小祀也。但《经》、《传》俱不明言其神之名目，而先儒训释互有异同。如六宗则或以为天神，或以为地，或以为祖宗；四方则或以为五官，或以为四望，或以为蜡之百物。而历代之举此二祀者，各主一说。今除五帝、日月、星辰、水旱、寒暑、山川、八蜡等项各自该载入本门外，专立“六宗四方”一门，以考历代所以举二祀之说，而先儒训释之同异，考订之去取，并详著焉。

虞舜于六宗（精气以享谓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谓四时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於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星；雩，祭水旱也（昭，明也，亦谓坛也。时，四时也，亦谓阴阳之神也。理之者，阴阳出入於地中也。凡此己下，皆祭用少牢。“相近”当为“禳祈”。禳，犹却也；祈，犹求也。寒暑不时，则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坛。王宫，日坛；夜明，月坛；幽，星坛；雩，水旱坛也。疏曰：“按《周礼 大宗伯》备列诸祀，而不见祭四时、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谓，依周礼常祀，岁时常祭，此经所载，谓四时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时，须有祈祷之理，非关正礼之事，故不列於《宗伯》也。是以康成之意，谓此诸神为祈祷之礼，故康成六宗之义，不以此神尊之，明非常礼也。祭时者，谓春、夏、秋、冬四时之气不和，为人害，故祭此气之神也。祭寒暑者，或寒暑太甚，祭以禳之；或寒暑顿无，祭以祈之。祭水旱者，水甚祭水，旱甚祭旱，谓祭此水旱之神。若王肃及先儒之意，以此为六宗，岁之常礼，《宗伯》不见，文不具也。非郑义，今不取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者，以埋少牢之文在诸祭之首，故知以下皆祭用少牢。”）。

杨氏曰：“愚按：孔注于六宗，取《祭法》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为六宗，王肃之说亦同。朱子《书》说非苟从者，亦取《祭法》六者为宗，必有深意。但郑元注《祭法》，改‘相近’为‘禳祈’，又以六者皆为祈祷之祭。夫舜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乃是摄位告祭之礼，安得有禳祈之礼哉？故《书疏》云：‘郑以彼皆为祈祷之祭，则不可用郑元注以解此传也。’《周官 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郑君以为六宗。按《异义》：‘今欧阳、夏侯说，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无有，神助阴阳变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书》说，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谓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属阴阳宗，北辰为星宗，岱为山宗，河为水宗，海为泽宗。祀天则天文从祀，祀地则地理从祀。谨按：夏侯、欧阳说云，宗实一而有六，名实不相应。《春秋》‘鲁郊犹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鲁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国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与《古尚书》说同。元之文也，《书》曰：‘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此四物之类也。也，望也，遍也，所祭之神各异。六宗言，山川言望，则六宗无山川，明矣。《周礼 大宗伯》：‘以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礼记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於其质也。’《祭义》曰：‘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则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馀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此之谓六宗，亦自明矣。《礼论》：王莽时，刘歆、孔昭以为《易 震》、《巽》等六子之卦为六宗。汉武即位，依《虞书》于六宗，礼用大社。至魏明帝时，诏令王肃议六宗，取《家语》宰我问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泰昭，祭时相近，於坎坛祭寒暑，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幽祭星，雩祭水旱。’孔安国注《尚书》与此同。张融许从郑君，於义为允。按《月令 孟冬》云，‘祈来年于天宗’。郑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数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舜典》“于六宗”疏曰：“汉世以来，说六宗者多矣。欧阳及大、小夏侯说《尚书》，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谓天，下不谓地，旁不谓四方，在六者之间，助阴阳变化，实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刘歆以六宗谓乾坤六子，水、火、雷、风、山、泽也。贾逵以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马融云：‘万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载，非春不生，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谓六也。’郑元以六宗言与祭天同名，则六者皆是天之神，谓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星，谓五纬也；辰，谓日月所会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风师，箕也；雨师，毕也。晋初，幽州秀才张髦上表云：‘臣谓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马彪又上表云历难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属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属也；四方之宗，四时、五帝之属。惟王肃据《家语》，六宗与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马彪《续汉书》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阳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晋初，荀ダ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诸说不同，废之。挚虞驳之，谓宜依旧。近代以来，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杨氏曰：“诸儒说六宗异同如此，愚按《舜典》‘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在上帝之後，山川之前，其礼甚重。因诸家之说不同而遂废，惜哉！”

天子祭四方，岁遍；诸侯方祀，岁遍（祭四方，谓祭五宫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东，后土、祝融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诗》云：“来方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己。疏曰：“诸侯方祀者，诸侯不得总祭四方之神，唯祀当方，故曰方祀。”《曲礼》下）。舞师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羽，析白羽为之，形如。四方之祭祀，谓四望也。音拂，一音弗。疏曰：“教，谓教野人使知之。羽舞用白羽，舞用五色缯，用物虽异，皆有柄，其制相类，故云‘形如’也。五岳、四渎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地官》）。大司马中秋教治兵（疏曰：“言‘教治兵’者，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为名，尚农事；秋以出兵为名，秋严尚威故也。”），遂以田，罗弊致禽以祀礻方。（，息浅反。礻方音方。弊，婢世反，刘薄许反。秋田为。，杀也。罗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杀者多也，皆杀而罔止。“礻方”当为“方”，声之误也。秋田主祭四方，报成万物。《诗》曰：“以社以方。”疏曰：“礻方乃是庙门之外内，惟因祭宗庙，及明日绎祭，乃为礻方祭。今既因秋田而祭，当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误也。”《夏官》）。《月令》：季秋，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命主祀祭禽于四方（注曰：“厉饰，谓戎服，尚威武也。以所获禽祀四方之神。《司马职》曰：‘罗弊致禽以祀礻方。’”疏曰：“厉饰，谓严厉武猛容饰。熊氏云，谓‘戎服’者，韦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韦弁服，若春夏则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义或然也。主祠，谓典祭祀者也。禽者，兽之通名也。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别牲，故《甫田》云‘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谓四方五行之神也。”）。大宗伯以辜祭四方百物（，孚逼反。郑司农云：“罢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时磔狗祭以止风。元谓，牲也。而磔之，谓磔禳及蜡祭。疏曰：‘云若今时磔狗祭以止风’者，此举汉法，以况辜为磔之义。必磔狗止风者，狗属西方金，金制东方木之风，故用狗止风也。云‘，牲也’者，无正文，盖据当时磔牲体者皆从臆解析之，故以言之，云‘谓磔禳及蜡祭’者，按《礼记 月令》云，九门磔禳；又十二月大傩时，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恶气之礼也。”《春官》）。鬯人掌共鬯而饰之（注疏见《社稷礼》）。凡四方用蜃（注疏见《四望礼》）。王祭群小祀则元冕（林泽、坟衍、四方百物之属。详见群小祀条）。四坎、坛，祭四方也（四方，即谓山林、川谷、邱陵之神也。祭山林、邱陵於坛，川谷於坎，祭用少牢。疏曰：“‘四坎、坛，祭四方也’者，谓山林、川谷、邱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为一坎、一坛，坛以祭山林、邱陵，坎以祭川谷、泉泽，故言坎、坛祭四方。”）。

陈氏《礼书》曰：“《周礼 大司马》，春祭社，秋祭礻方。《舞师》：‘教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诗》曰：‘以我牺羊，以社以方。’又曰：‘方社不莫。’古者，言社必及方，则社为民祈，方为民报，祈在春，报在秋。《诗》言：‘来方祀。’《明堂位》言：‘春社秋省。’则秋省敛而因祀焉，此所谓‘来方祀’也。郑康成释《曲礼》，谓四方，五官之神，东句芒，南祝融与犁，西蓐收，北元冥；释《舞帅》，谓四方，四望也。康成从先郑之说，释《大宗伯》，谓四方，百物八蜡也。然《鬯人》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乐》四望在山川之上，则四方非四望也。《舞师》‘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舞者’，则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说，亦不可考。《大司马》於社言祭，则地也；於礻勺言享，则人鬼也；於方言祀，盖兼上下之神也。祀之之礼，其位四郊，其鬯蜃樽（《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其舞羽舞（舞师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其牲体则之，其牲色则各以其方之色而己。《诗》曰：‘以我牺羊，以社以方。’《周礼 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则四方之祭，不特用羊而已。《诗》言‘牺羊’者，孔颖达言牺以见纯，明非特羊也。颖达之言，则是谓牺为纯，误矣。”

杨氏曰：“愚按四方篇注疏，《曲礼》一条，谓五官之神；《祭法》一条，谓山林、川谷、邱陵之神；《舞师》一条，谓四望之神；《大宗伯》一条，谓蜡祭四方百物之神；《月令》一条，谓四方五行之神；《大司马》一条，谓祭四方之神。详考诸说，惟《舞师》‘帅而舞四方之祭祀’，谓四望也，其说为近。盖四方即四望，而又有不同。四望者，郊祀之後，合四方名山、大川之神而望祭之，如左氏曰‘望郊之属’是也。四方者，四时各望祭於其方，如‘天子祭四方，岁遍’是也。通而言之，则同时合祭四方，谓之望四时各祭於其方，亦谓之望，如舜即位，同时告祭，曰‘望于山川’，岁二月东巡狩，亦曰‘望秩于山川’是也。诸侯方祀，亦云岁遍，何也？诸侯之国，虽居一方，然国内又各有东西南北，亦随四时而望祭於其方也。望祭四方，则五官之神、五行之神及山林、川泽之神，皆在其中矣，固不可又分而为四也。《大宗伯》以‘辜祭四方百物’，亦谓之四方，何邪？按：以血祭祭五岳，以辜祭四方百物，礼固不同。所谓祭四方百物，言祭四方之内百物之神耳。《鼓人》‘鼓兵舞舞’，疏云‘百物之小神’是也。非祭四方也。”

汉兴，於甘泉汾阴立坛六宗。

平帝时，王莽奏：“《祀典》，功施於民则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泽，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後能变化，既成万物也。日、月、雷、风、山、泽，《易》卦六子之尊气，所谓六宗也。星、辰、水、火、岳、渎，皆六宗之属也。今或未特祀，或无兆谨。与太师光等议，《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及日庙、北辰、北斗、镇星、中宿中宫，於长安城之未坠兆；东方帝太青灵句芒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於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及荧惑星、南宿南宫，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白灵蓐收及太白星、西宿西宫，於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元冥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於北郊兆。”奏可。於是长安旁诸庙甚盛矣。

按：王莽既以六子为六宗矣，然所谓“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则日、月、雷、风皆祠之，而不及山、泽，何也？

後汉安帝元初六年三月，初立六宗，祀於洛阳城西戍亥之地，礼比大社。时司空李奏：“《尚书》于六宗，汉兴亦不废，今宜复旧制。以《尚书》欧阳家说，谓六宗者，天地四方之中，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谓六宗《易》六子之气，日、月、雷、公、风伯、山、泽者为非是。”从之。

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帝疑其事，以问王肃。肃以为六子之卦，故不废。

景初二年，改祀太极中和之气。时散骑常侍刘劭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六宗者，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之宗也。”时从其议。

晋初，罢其祀。後复立六宗，因魏旧事。

挚虞奏：“舜受命，于六宗，汉魏相承，著为贵祀。凡崇礼百神，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宜定新礼，祀六宗如旧。”从之。

後魏明帝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别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

孝文太和十三年，诏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於郊天坛。

时大议祀之礼，高闾曰：“六宗之祀，议者不同，凡十一家，莫能详究，遂相因承，别立六宗之兆，总为一位而祭之。”帝曰：“《尚书》称‘肆类上帝，于六宗’，文相接属，理似一事。上帝称肆而无，六宗言而不别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当是一时之祀，非别祭之名。肆类非独祭之目，非地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是祭帝之事，故称；以阙其地，故称六宗。一祭也，互举以成之。今祭圜丘，五帝在焉，其牲、币一也，故称肆类上帝，于六宗，一祭而祀备焉。六祭俱备，无烦别立。”

《通典》评曰：“《虞书》：‘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汉以王莽等奏，日、月、星、辰、山川、海泽六子之卦为六宗者，按《周礼》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则星、辰非六宗矣。卦是物象，不应祭之。後汉马融以天地四时为六宗者，《礼》无地与四时之义。孔安国言寒、暑、日、月、水、旱为六宗者，於理又乖。郑元以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为六宗者，并是星质，不应更立风师、雨师之位。魏刘劭以冲和之气六气宗之者，气先於天，不合天之下；气从天有，则属阴阳，若无所受，何所宗之？其间有张迪以六代帝王，张髦以宗庙三昭、三穆等，并不堪录。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为六宗，於义为当。何者？按《周礼》：‘以祀昊天上帝。’则祀在祀天，不属别神。又《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昊天、五帝乃百神之尊，宗之义也。或难曰：《书》既云‘类上帝’，何更言者？此叙巡狩祀礼之次矣，将出征，肆类也；宗，遍祀六天也，何以肆类之文而迷都祀之礼乎？”

○仪礼祀方明仪

诸侯觐於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四时朝觐，受之於庙，此谓时会殷同也。宫谓土为埒，以象墙壁也。为宫者，於国外，春会同则於东方，夏南，秋西，冬北。八尺曰寻，十有二寻则方九十六尺也。深谓高也，从上曰深。《司仪职》曰：“为坛三成。”成犹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为二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会同而盟，明神鉴之，则谓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犹宗庙之有主乎？王巡狩至於方岳之下，诸侯会之，亦为此宫以见之。《司仪职》曰：“将会诸侯，则命为坛三成，宫旁一门，诏王仪，南乡见诸侯”也）。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黄。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礼之，上宜以苍璧，下宜以黄琮。而不以者，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贵者也。设玉者，刻其木而著之）。上介皆奉其君之，置於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而立（置於宫者，建之，豫为其君见王之位也。诸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东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门东，北面东上；诸男，门西，北面东上。尚左者，建，公东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东方也。诸侯入门，或左或右，各就其而立。王降阶，南向见之，三揖。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见揖位乃定）。四传摈（王既降五者，升坛设摈，升诸侯会同之礼。其奠瑞玉及享币，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摈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抚玉，降拜於下等，及请事劳，皆如觐礼，是以记之觐云。“四传摈”者，每一位毕，摈者以告，乃更陈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侠门而居东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设摈，则诸侯初入门，王官之伯帅之）。天子乘龙，载大，象日月、升龙、降龙，出拜日於东门之外，反祀方明（此谓会同以春者也。马八尺以上为龙。大，太常也。王建太常，纟参首，画日月，其下及旒，交画升龙、降龙。《朝事仪》曰：“天子冕而执镇圭，尺有二寸，缫藉尺有二寸。大圭，乘大路，建太常十有二旒，樊缨十有二就，贰车十有二乘，帅诸侯而朝日於东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诸侯。”由此二者言之，己祀方明，乃以会同之礼见诸侯也。凡会同者，不协而盟。《司盟职》曰：“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书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藏之。”言北面诏明神，则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时，又加於坛上，乃以载辞告焉。诅祝掌其祝号）。礼日於南门外，礼月与四渎於北门外，礼山川、邱陵於西门外（此谓会同以夏、冬、秋也。变“拜”言“礼”者，客祀也。礼月於北郊者，月太阴之精，以为北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者，尚著明也。《诗》曰：“谓予不信，有如日。”《春秋传》曰：“纵予忘之，山川神其忘诸乎？”皆以神为信也）。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瘗（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则是谓王巡狩及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著明者也。燔柴、升、沈、瘗，祭礼终矣备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宗伯职》曰：“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则燔柴祭天，谓祭日也。柴为祭日，则祭地瘗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灵之也。《王制》曰：“王巡狩至于岱宗，柴。”是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传》曰：“晋文公为践土之盟。”而《传》云“山川之神”，是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阴之精，上为天使，臣道莫贵焉，是王官之伯，会诸侯而盟，其神主月与？　揭，若盖反。《仪礼》）

朱子曰：“愚按：《觐礼》特言拜日，礼日，礼月，礼山川、邱陆，而无礼天、礼地之文，下文乃曰‘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瘗’，何也？郑注曰：‘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谓王巡狩及诸侯盟祭也。’此盖博记祭天地、日月、山川、邱陵之礼，有燔柴、升、沈、瘗之别，非专言觐礼也。注又傅会上文为之说，曰：‘燔柴祭天者，祭日也；祭地瘗者，祭月也。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日；诸侯之盟，神主山川；王官之伯会盟，其神主月。’一说之外，又生一说，穿凿支离甚矣！”

《王制》：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疏曰：“柴祭天告至，谓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觐见东方诸侯。告至之後，为宫，加方明於坛，天子出宫东门外拜日，反祀方明，祀後乃彻去方明。故郑云：‘由此二者言之，己祀方明，乃以会同之礼见诸侯。’云‘二者’，谓《觐礼》经文，朝日东门，反祀方明；《朝事仪》云朝日东郊，退而朝诸侯，故云‘由此二者言之，己祀方明，乃以会同礼见诸侯’也。今於《觐礼》，未祀方明之先，未有见诸侯之事。若有不协，更加方明於坛上，诸侯等俱北面。戎右傅敦血以授歃者，司盟主其职，故《司盟》云‘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於时王立无文，不可与诸侯同北面，当於阼阶上西面。又以柴为盟之所用，不同者，告至与盟必非一事，郑意证巡狩盟时有柴，故引岱宗以明之。”）。《秋官 司仪》：将合诸侯，则令为坛三成，宫旁一门（合诸侯，谓有事而会也。为坛於国外，以命事。宫，谓土以为墙处，所谓为坛宫也。天子春帅诸侯拜日於东郊，则为坛於国东；夏礼日於南郊，则为坛於国南；秋礼山川、邱陵於西郊，则为坛於国西；冬礼月、四渎於北郊，则为坛於国北。既拜礼而还，加方明於坛上而祀焉。《觐礼》曰：“诸侯觐於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是也。王巡狩殷国而同，则其为宫亦如此与？疏曰：“云‘有事而会也’者，《春秋左氏传》文，但《春秋》时，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是霸者法，引之者，时虽不同，为有事而行会礼则同，故引以为证。云‘为坛於国外以命事’者，宫方三百步，明在国外也。言‘命事’，则《大行人》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禁即九伐，是其事也。云‘既拜礼而还，加方明於坛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者，言教尊尊者，天子亲自拜日、礼月之等，是尊尊之法，教诸侯已下尊敬在上者也。”）。《秋官 司盟》：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明则贰之（有疑，不协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觐礼加方明於坛上，所以依之也。“诏之”者，读其载书以告之也。“贰之”者，写副，当以授六官。疏曰：“时见曰会，殷见曰同，若有疑则盟之。”）。

●卷八十二 郊社考十五

○社稷

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为，于伪反。群，众也。大夫以下，谓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为社事，单出里。”疏曰：“‘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者，群姓谓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群姓者，包百姓也。太社在库门内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书、传无文，或曰与太社同处，王社在太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自所祭，以供粢盛。’今从其说。故《诗 颂》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诸侯国社，亦在公宫之右。侯社在籍田。‘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谓包士庶成群聚而居，其群众满百家以上得立社，为众特置，故曰置社，大夫至庶人等共在一处也。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专土地，故不得特立社。社以为民，故与民居百家以上，则可以立社。知百家者，《诗 颂》云：‘百室盈止，杀时享牡。’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祭法》。《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众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之长，故封稷而祭之也。王者自亲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万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坛大如何？《春秋文义》曰：‘天子之社稷广五丈，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传》曰：‘天子有太社焉，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黄土，故将封东方诸侯，青土苴以白茅，谨敬洁清也。’”）诸侯祭社稷（《王制》、《礼运》）。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库门内、雉门外之左右。疏曰：“言‘右社稷，左宗庙’者，按《匠人》亦云‘左祖、右社’，彼掌其营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义。此据外神在国中者，社稷为尊，故郑注《郊特牲》云，国中神莫大於社。《祭义》注：‘周尚左’者，据内神而言，若据衣服尊卑，先王衮冕，先公冕，亦贵於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对，故注不同也。”又曰：“郑知库门内、雉门外者，後郑义以雉门为中门，故知雉门外、库门内之左右也。”《春官》。《白虎通》曰：“社稷在中门之外、外门之内何？尊而亲之，与先祖同也。不置中门内何？敬之，示不亵渎也。”）。匠人营国，左祖、右社（王宫所居也。祖，宗庙。疏曰：“左右前後者，据王宫所居处中而言之。”《冬官》）。封人掌设王之社（，维癸反。谓坛及眉埒也。不言稷者，稷，社之细也。疏曰：“云‘掌设王之社者，谓王之三社、三稷之坛，及坛外四边之，皆设置之。直言，不言坛，举外以见内，内有坛可知也。”又曰：“谓坛及眉埒也”者，眉埒即，《经》不言坛，故郑兼见之也。按《孝经纬》：社是五土总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则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细’。举社则稷从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云‘社谓后土’者，举配食者而言耳。”）。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封国，建诸侯，立其国之封。疏云：“‘设其社稷之’者，按《禹贡》：徐州贡五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帱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洁，黄取王者覆四方。’是封诸侯立社稷之法也。”），令社稷之职（将祭之时，令诸有职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为社，邱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为，于伪反。单音丹。乘，绳证反。共音恭。疏曰：“春秋祭社，皆有职事。令之者，使其各依职司而行，故须令之也。”《地官》）。小司徒，凡建邦国，立其社稷（疏曰：“言‘邦国’者，谓立畿外诸侯邦国。‘立其社稷’者，诸侯亦有三社、三稷，谓国社、侯社、胜国之社，皆有稷配之。”同上）。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祭之以阴礼（市朝者，君所以建国也。建国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阴阳相成之义。郑司农云：“‘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阴礼’者，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阴礼’，妇人之祭礼。”朝，直遥反。疏曰：“王者建国，非定一所，随世而迁，谓若自契至汤八迁，大王迁岐，文王迁丰，武王迁镐，成王营洛，皆是建国，故云‘凡’以该之。云‘建国者必面朝後市’，乃《冬官 匠人》文。云‘王立朝’者，即三朝皆王立之也。‘而后立市’者，即此文是也。‘祭之以阴礼’者，市乃先后所立，故以阴礼，为市之社亦先后所立社也。”《天官》）。

黄氏曰：“社祭土，稷祭，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礼也。土、之祭，达乎上下，故方丘与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无示，举社则其礼达乎上下，举示则天子独用之。《鼓人职》曰：‘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见其礼之达乎上下也。《大司乐》：雷鼓雷鼗，以祀天神；灵鼓灵鼗，以祭地示。是则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与庶人皆得祭社，尊父亲母之义也。”

陈氏《礼书》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之神。五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种先成而长百故也。稷非土无以生，土非稷无以见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养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无预农事，故不置稷；大社、国社，则农之祈报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谓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籍田。然《国语》：王籍，则司空除坛，农正陈籍礼。而历代所祭，先农而已，不闻祭社也。故《诗》曰‘春籍田而祈社稷’，非谓社稷建於籍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国社、亡国社与天子同；其祭用少牢，与天子异。先儒谓天子社广五丈，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黄，而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黄。其言虽不经见，然五土数，黄正色，则天子社广五丈，冒以黄，信矣。诸侯之礼常半天子。天子六军，诸侯三军；天子六卿，诸侯三卿；天子六宫，诸侯三宫；天子辟雍，诸侯泮宫；天子之马十二闲，诸侯之马六闲，则社半五丈，信矣。《禹贡》，徐州贡土五色以为社，则大社五色，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又曰：“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则二千五百家为之，《周礼》所谓州社是也；其小则二十五家亦为之，《左传》所谓书社、千社是也。《左传》昭二十五年，齐侯置千社於鲁；哀十五年，齐人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杜氏柱：‘二十五家为一社。’郑氏谓：‘百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时里社。’此以汉制明古也。《左传》有清邱之社，《月令》，仲秋命民社。先儒以谓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礼》言大夫以下，则民社不始於秦。”

州长，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属音烛。疏曰：“此云‘岁时’，谓岁之二时，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丰熟；秋祭社者，以百丰稔，所以报功，故云‘祭祀州社’也。凡读法皆因节会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读法。”）。凡州之大祭祀，莅其事（大祭祀，谓州社稷也。莅，临也。疏曰：“言‘大祭祀谓州社稷’者，以上文云‘岁时祭祀州社’，此《经》又因言州之大祭祀，故知还是上文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诸侯三社皆稷对之，党祭，族祭，故此特言州社也。”《地官》 闾胥，凡春秋之祭祀，既比则读法。注曰：“祭祀谓州社。”详见《百神篇 条》）。仲春择元日，命民社（《郊特牲》疏曰：“社稷一岁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诗》云‘以社以方’，谓秋祭，二也；孟冬大割祀于公社，三也。”）。

右天子诸侯大夫之制（州社民社附）

大司徒，设其社稷之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坛与眉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诗人谓之田祖。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若以松为社者，则名松社之野，以别方面。疏曰：“谓於中门之外右边设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庙门之屏设胜国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埒於四面也。句龙生时，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弃为尧时稷官，立稼穑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为田正也，故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双言之耳。云‘田主田神’谓《郊特牲》云‘先啬’，与神农一也以神农为主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二神凭依之，同坛共位耳。田正，则《郊特牲》所云‘司啬’，一也。又引‘诗人谓之田祖’者，《诗》云‘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穑’。《章》亦云‘凡国祈年於田祖’，郑云‘田祖，始耕田者，谓神农也。’”《地官》）。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朱子曰：“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树其土之所宜木以为主也。”《八佾》 问：“古者各树其所宜木以为社，不知以木造主，还便以树为主？”朱子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树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说神树之类。”《白虎通》曰：“社稷所以有树何？尊而识之，使民人望见敬之，又所以表功也。《尚书 无逸篇》曰：“大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陈氏曰：‘後世，宋有栎社，丰有榆社。先儒谓诸侯社皆立树以为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立之，於义或然。”）。”小宗伯立军社（王出军，必有事於社及迁庙，而以其主行。社主曰军社，迁主曰祖。《春秋传》曰：“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书》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盖用石为之。疏曰：“按许慎云：今山阳裕祠有石主。社既以土为坛，石是土之类，故郑云‘社主盖以石为之。’无正文，故云‘盖’以疑之也。”）。

陈氏《礼书》曰：“郑氏注，社之主盖用石为之。唐神龙中，议立社主，韦叔夏等引《吕氏春秋》及郑元义，以为社主用石。又後魏太平中，大社石主迁於社宫。是社主用石矣。又检旧社主长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在礼无文。按《韩诗外传》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诸侯半之。盖以五是土数，故坛方五丈；其社主长五尺，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体地体，埋其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过尺二寸，其短以寸计之。唐之时，旧主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盖有所传然也。而议者谓宜长五尺，方二尺，埋其半於土中，此臆论也。古者，天子、诸侯有载社之礼，而陈侯尝拥社以见郑子展，襄二十二年《左传》。果埋其半，则不可迎而载；果石长五尺，方二尺，则不可取而拥。”

△右社主社木

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诸侯祭社稷皆少牢（《王制》 按《书》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是天子用太牢也）。郊特牲而社稷太牢（《郊特牲》）。阴祀用黝牲，毛之（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黝”读为“幽”，黑也。毛之，取纯毛也。《地官 牧人》）。以血祭祭社稷（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也。社稷，土之神，有德者配食焉。疏曰：“此地之次祀，先荐血以歆神。且社稷亦土神，故举社以表地示。《鼓人》亦云灵鼓鼓社祭，亦举社以表地，此其类也。云‘阴祀自血起’者，对天为阳祀，自烟起，贵气臭同也。”《春官 大宗伯》）。次祀用牲币（元谓次祀又有社稷。《春官 肆师》）。鬯人掌共鬯而饰之（鬯不和郁者。饰之，谓设巾。疏曰：“云此直共黍之酒无郁也。郑知‘饰之谓设巾’者，按《幂人》云：‘以疏布巾幂八尊，画布巾幂六彝。’明鬯之酒尊亦设巾可知。”《幂人》疏曰：“举天地，则四望、山川、社稷、林泽皆用疏布，皆是尚质之义也。”）。凡祭祀，社用大（，唯癸反，欲鬼反。音雷。谓委土为坛单，所以祭也。大，瓦。单音善。疏曰：“四边委土为，於中除地为单，单内作坛，谓若三坛同单之类也。此《经》云社，谓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皆直据外而言也。”《春官》 馀见祭器条），三献文（谓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群小祀礼仪为文饰也。疏曰：“希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三献祭社稷五祀也。”《礼器》），三献焰（焰，似廉反。三献，祭社稷五祀。焰，沈肉於汤也。同上）。王祭社稷则希冕（《书》曰“希绣”。“希”读为“”。或作“黹”，字之误也。希，刺粉米无画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黹，展几反，又张里反。疏曰：“‘希，刺粉米无画也’者，衣是阳，应画；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绣，但粉米不可画，今虽在衣亦刺之不变，故得‘希’名，故郑特言粉米也。”《春官 司服》）。大司乐乃奏太蔟，歌应锺，舞《咸池》，以祭地示（地示，所祭於北郊及社稷。《春官》）。鼓人以灵鼓鼓社祭（灵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也。疏曰：“《郊特牲》‘社祭土，神地之道’，故举社以表地。《大宗伯》亦云‘血祭祭社稷五祀’，亦举社以表地。其实地之大小之祭，皆用灵鼓。”《地官》）。舞师教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音拂，缯有柄。疏曰：“舞用五色缯。”详见祭物乐舞）。“《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报社稷也。”“《丰年》，秋冬报也”。

右祭社稷礼物、乐舞

肆师，社之日，莅卜来岁之稼（社祭土，为取财焉。卜者，问後岁稼所宜。疏曰：“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言‘莅卜来岁之稼’者，祭社有二时，谓春祈、秋报。报者，报其成熟之功，今卜者，来岁亦如今年宜稼，亦不但春稼、秋穑。不言穑而言稼者，秋穑由於春稼，故据稼而言之。《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取财於地，取法於天，故云社祭土而取财焉。”《春官》）。

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厉，力世反。《左传》作“烈山”。共音恭。厉山氏，炎帝也，起由厉山，或曰有烈山氏。弃，后稷名也。共工氏无禄而王，谓之霸，在太、炎帝之间。疏曰：“‘其子曰农，能殖百’者，农，谓厉山氏後世子孙名柱，能殖百，故《国语》云，神农之名柱，作农官，因名农是也。‘夏之衰也，周弃继之’者，以夏末汤遭太旱七年，欲变置社稷，故废农祀弃，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者，是共工後世子孙，为后土之官。后，君也。为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为配社之神。”《祭法》）。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共工在太後、神农前，以水名官。其子句龙，能平水土，故死而见祀。疏曰：“言共工有子，谓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龙之为后土，在於何代。”），后土为社（疏曰：“句龙既为后土，又亦配社，故言‘后土为社’也。”）。稷，田正也（掌播殖也。疏曰：“《周语》云：‘宣王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民之大事在农，是故稷为大官。’然则百稷为其长，遂以稷名为农官之长。正，长也。稷是田官之长。”）。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烈山氏，神农世诸侯。疏曰：“《鲁语》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故祀以为稷。言‘有天下’，则是天子矣，社注不得为诸侯也。贾逵、郑元皆云烈山，炎帝之号。杜言‘神农世诸侯’者，按《帝王世纪》，神农本起烈山，然则初封烈山为诸侯，後为天子，犹帝尧初为唐侯然也。此及《鲁语》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其子曰农者，刘炫云，盖柱是名，其官曰农，犹呼周弃为稷。”），自夏以上祀之（祀柱。上，时掌反）；周弃亦为稷（弃，周之始祖，能播百。汤既胜夏，废柱而以弃代之。疏曰：“弃为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经传备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号国曰周，故以周冠弃，弃时未称周也。”），自商以来祀之（《传》言蔡墨之博物。昭公二十九年《左氏传》。《郊特牲》疏曰：“社稷之义，先儒所解不同。郑康成之说，以社为五土总神，稷为原隰之神。句龙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种之功，配稷祀之。郑必为此说者，按《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阴气’，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礼运》云‘命降於社之谓ゾ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据此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细别，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为原隰之神。若贾逵、马融、王肃之徒，以社祭句龙，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圣证论》王肃难郑云：‘《礼运》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国，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应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为郑学者马昭之等通之云：‘天体无形，故须云定位；地体有形，不须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肃又难郑云：‘祭天，牛角茧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岂庶民得祭地乎？’为郑学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简质事之，故牛角茧栗，而用特牲，服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贵，天子祭社，是地之别体，有功於人，报其载养之功，故用太牢，贬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冕，取其阴类，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泽之地也。’肃又难郑云：“《召诰》，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子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龙，更无配祭之人。”为郑学者通之云：‘是后稷与天尊卑既别，不敢同天牲。句龙是上公之神，社是地之别，尊卑不甚县绝，故云配同牲也。’肃又难郑云：‘后稷配天，《孝经》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称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传》云，句龙能平水土，故祀以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龙也。’为郑学者通之云：‘后稷非能与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称天。句龙与社同功，故得云祀以为社，而得称社也。’肃又难云：‘《春秋》说伐鼓于社责上公，不云责地。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郑注云：社，后土也。《孝经》注云，后稷，土也；句龙为后土。郑既云社后土，则句龙也。是郑自相违戾。’为郑学者通之云：‘伐鼓责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责上公言之。句龙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传》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称后土，与句龙称后土，名同而实异也。郑注云后土者，谓地神也，非谓句龙。故《中庸》云郊社之礼，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灵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也。是社为地也。”朱子曰：“或说稷是邱陵、原隰之神，或云神，看来神较是。社是土神。”又问曰：“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杨氏曰：“王、郑之学，互有得失。若郑云句龙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种之功，配稷祀之，则郑说为长。”）。

△右社稷配祭

丧祝，掌胜国邑之社稷之祝号，以祭祀祷祠焉（胜国邑，所诛讨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盖奄其上而栈其下，为北牖。疏曰：“以祭祀祷祠者，祭祀谓春秋正祭，祷祠谓国有故祈请。求福曰祷，得福报赛曰祠。云‘胜国邑所诛讨’者，据武王伐纣，取其社稷而事之，故云‘若亳社是也’。据其地则曰亳；据彼国丧亡，即为亡国之社稷。此注胜之，即为胜国之社稷。是以《郊特牲》云‘丧国之社’，《春秋》谓之‘亳社’也。君自无道被诛，社稷无罪，故存之，是重神也。《公羊》曰掩其上，即屋之也；栈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阳，亦不通地阴。”《春官》）。士师，若祭胜国之社稷，则为之尸（以刑官为尸，略之也。周谓亡殷之社为亳社。疏曰：“按《凫诗》，宗庙社稷七祀，皆称公尸，不使刑官。今祭胜国之社稷，士师为尸，故郑云：‘用刑官为尸，略之也。’”《秋官》）。

△右胜国社稷

传：社祭土而主阴气也（疏曰：“土谓五土：山林、川泽、邱陵、坟衍、原隰，以时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阴气之主，故云‘而主阴气’也。”）。君南乡於北墉下，答阴之义也（墙谓之墉，社内北墙。疏曰：“墉，墙也。社既主阴，阴宜在北，故祭社时，以社在南，设主坛上，北面，而君来在北墙下，而南乡祭之，是对阴之义也。”）。曰用甲，用日之始也（国中之神，莫贵於社。疏曰：“社是国中之贵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月令》疏曰：“《召诰》：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营洛邑位成，非常祭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大音泰。大社，王为群姓所立。疏曰：“是解‘社不屋’义也。达，通也。风雨至则万物生，霜露降则万物成，故不为屋，以受霜露、风雨。”）。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薄社北牖，使阴明也（丧，息浪反。绝其阳，通其阴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薄”又作“亳”，步各反。疏曰：“周立殷社以为戒。天是生法，以其无生义，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阳也。《白虎通》云：‘王者、诸侯必有戒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为善者得之，为恶者失之。周立殷社为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开北牖，示绝阳而通阴。阴明，则物死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ニ而国主社，示本也（中ニ，亦土神也。疏曰：“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故也。‘地载万物’者，释地所得神之山也。‘天垂象’者，地有其物，天上皆垂其象，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取财於地’者，财并在地出，为人所取也。‘取法於天’者，人知四时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为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财者，故亲而祭之，一切亲地而共祭社是也。‘故教民美报焉’者，此结祀社也。地既为民所亲，故与庶民祭之，以教民美报故也。中ニ谓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ニ。‘示本也’者，以土神生财，以养官之与民，故皆主祭土神，盖所以示其生养之本也。”）。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邱、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为，於伪反。乘，时证反，又徒遍反。共音恭。粢音资。“单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为里。毕作，人则尽行，非徒羡也。邱，十六井也。四邱六十四井曰甸，或谓之乘。乘者，以於车赋出长毂一乘。甸，徒练反，又绳证反。疏曰：“社事，祭社事也。单，尽也。里，居也。社既为国之本，故若祭社，则合里之家并尽出，故云‘单出里’也。此惟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田，猎也。毕，尽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为社猎，则国中之人皆尽行，无得住家也。‘唯社邱乘共粢盛’者，乡说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邱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乘。唯祭社而使邱乘共粢盛也。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庾蔚曰：‘粢盛所须者少，故邱、乘若之也。’皇氏云：‘若天子、诸侯祭社，则用籍田之；大夫以下无籍田，若祭社，则邱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单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者，按《周礼》，都鄙，公卿大夫采地。公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据采地言之，故云‘往祭社於都鄙’。必知据采地者，以《经》云‘唯社邱、乘’，邱、乘是采地井田之制，故举采地言焉。‘所以报本反始也’者，结美报也。”《郊特牲》）。天子之祭也（春田祭社。《明堂位》）。命降於社之谓ゾ地（ゾ，户教反。谓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礼》士会之法，有五地之物主。疏曰：“ゾ，效也。命者，政令之命降下於社，谓从社而来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谓之社，指其形谓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之谓ゾ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养物不一也。”《礼运》）。祀社於国，所以列地利也（疏曰：“地出财，故云‘列地利’也，亦即是‘命降於社之谓ゾ地’也。”同上）。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朱子曰：“齐音咨，赋也。‘齐’与‘粢’同。《曲礼》曰‘稷曰明粢’，此言‘齐明’，便文以协韵耳。牺羊，纯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龙氏配。方，秋祭四方，报成万物，《周礼》所谓‘罗弊献禽以祀礻方’是也。”　《小雅 甫田》、《大雅 汉》“方社不莫”，朱子注曰：“方，祭四方；社，祭土神也。”）。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谓之宜（有事，祭也，《周官》所谓宜乎社。《尔雅》。《左传》帅师者受服於社，及君以军行，祓社。《周礼》大祝，太师宜於社。《肆师》：“凡师甸，用牲於社宗，则为位。”《大司马》：“若师有功，恺乐献於社。”并见内祭篇甸条。《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灾，类宗庙、社稷则为位。见祈禳条。《月令》：“大割祠于公社。”见百神篇礻昔条。《大雅 绵诗》：“立冢土，戎鬼攸行。”朱子注曰：“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为天子之制也。戎鬼，大众也。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谓之宜。”）。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朱子曰：社，土神；稷，神。建国则立坛以祀之。）云云：“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礼，而土、之神不能为民御灾捍患，则毁其坛而更置之，亦“年不顺成，八礻昔不通”之意，是社稷虽重於君，而轻於民也。《尽心》下《大传》曰：“重社稷，故爱百姓。”）。”郑子产伐陈，入之。陈侯免，拥社，以待於朝（免，丧服。拥社，抱社主，示服。免音问，丧冠也。拥，芳勇反。　襄公二十五年《左氏传》）。庄公如齐观社（庄公二十三年，齐因祀社，军实以示客，公往观之）。曹刿谏曰：“夫齐弃太公之法而观民於社（太公，齐始祖太公望也），君为是举（举，动也），而往观之，非故业也，何以训民？土发而社，助时也（土发，春分也。《周语》曰：“土乃脉发。”社者，助时祈福，为农始也）。今齐社而往观旅，非先王之训也（旅，众也）。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诸侯会之，受命焉（助祭，受政命也）；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谓若宋祖帝乙、郑祖厉王之属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事，职事也）。臣不闻诸侯之相会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谓观民。《国语 鲁语》）。”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灾。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国也（亳即殷也。殷都於亳，故国谓之亳社）。亡国之社以为庙屏，戒也（立亳之社於庙之外，以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其屋亡国之社，不得达上也（必为之作屋，不使上通天也。缘有屋，故言灾）。”公羊子曰：“蒲社灾。蒲社者何？亡国之社也（疏曰：“蒲社者，先世之亡国在鲁境者。《公羊》解以为蒲者，古国之名，天子灭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诸侯，使事上。今灾之者，若曰王教绝云尔。《左氏》、《梁》以为亳社者，武王灭殷，遂取其社赐诸侯，以为有国之戒。”）。社者，封也（封土为社）。其言灾何（据封土非火所能烧）？亡国之社盖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烧之。掩柴之者，绝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为有国之戒。”）。蒲社灾何以书？记灾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诸侯，使事上也。是後宋事︹吴，齐、晋前驱，滕、薛夹毂，鲁、卫骖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灭绝云尔。疏曰：“《春秋说文》谓十三年黄池之会时也。”）

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犹祀天於郊也，故《秦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记》曰：‘天子将出，类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礼》以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别无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门》以祀天神，两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别无祭社之说，则以郊对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杨氏曰：“愚按《礼经》：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广狭之不同。曰里社，则所祭者一里之地而己；曰州社，则所祭者一州之地而已；诸侯有一国，其社曰侯社，则所祭者一国之地，一国之外不及也；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则所祭者天下之地，极其地之所至，无界限也。故以祭社为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云‘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此皆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顺阳时，因阳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顺阴时，因阴位。以类求类，故求诸天而天神降，求诸地而地示出，所谓正祭也。匠人营国，左祖右社，以社与祖对，尊而亲之。若因事而告地，则祭社亦可矣。《记》曰‘天子将出，类於上帝，宜於社’之类是也。说者曰：‘类者，依郊祀正礼而为之也；宜者，有事乎社，求福也，此所谓告祭也。’知祭各有义，不可以一说拘，则知圣人制礼精微之意矣。”

汉高祖初起，祷丰榆社（郑氏曰：“榆，乡名。”师古曰：“以此树为神因立名，盖高祖里社也。”）。

二年，东击项籍，还入关，因命县为公社（犹官社），立灵星祠，以后稷配（见《祭星门》）。

四年，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治榆社，常以时，春以羊彘祠之。梁巫祠天社，秦巫祠社主（即五社主也）。

十年，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谓随其祠具之丰俭也）。

《汉旧仪》：官大社及大稷一岁各再祠，太祝令常以二月、八月以一太牢，使者监祠，南向立，不拜。

天下祠社稷。社者，古司空，主平水土。共工氏之子句龙氏能平水土，植百，祭於社以报其功。稷者，司马官长，助后稷耕种，祭於稷以报其功。祠社稷，各官长、诸侯、丞相、中二千石、二千石以下令长侍祠。

平帝时，大司马王莽上书：“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庙，王者所居。稷者，百之主，所以奉宗庙，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亲祭，自为之主，礼如宗庙。《诗》曰：‘乃立冢土（师古曰：“《大雅 绵》之诗也。冢，大也。土，土神，谓大社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师古曰：“《小雅 甫田》之诗也。田祖，稷神也。言设乐以御祭於神，为农求甘雨也。”）。’《礼记》曰：‘唯祭宗庙、社稷，为越绋而行事（李奇曰：“引棺车谓之绋。当祭天地五祀，则越绋而行事，不以私丧废公祀。”师古曰：“绋，引车索也。”）。’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瓒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礼》所谓大社也。时又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谓主社也。见《汉祀令》。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世祖中兴，不立官稷，相承至今也。”）。”遂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种树（师古曰：“树，稽树也。其子类，故於稷种。”），徐州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

光武建武二年，立太社稷於洛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门墙而己。二、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无稷，以其使官。古者，师行平，有载社主，不载稷也。《汉仪》：朔前後各二日，皆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