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宝训

卷一

　　论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干、叶仪。既至，祖干持《大学》以进。太祖问：“治道何先？”对曰：“不出乎此书。”太祖命祖干剖析其义，祖干以为帝王之道，自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齐方正，使万物各得其所，而后可以言治。太祖曰：“圣人之道，所以为万世法。吾自起兵以来，号令赏罚一有不平，何以服众？夫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礼貌，命二人为咨议。仪以疾辞，祖干亦以亲老辞，太祖皆许之。

　　丙午三月甲辰，太祖语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曰：“天下兵争，民物创残，今土地渐广，战守有备，治道未究，甚切于心。”基对曰：“战守有备，治道必当有所更革也。”太祖曰：“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必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也。”祎对曰：“昔汤正桀之乱而修人纪，武王正纣之乱而叙彝伦，王上之言，诚吻合于前古也。”

　　吴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邓愈等各言便宜事。太祖览之，谓愈等曰：“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学校兴，则君子务德；农桑举，则小人务本。如是为治，则不劳而政举矣。今卿辈所言，皆国家之不可阙者，但非所急。卿等国之大臣，于经国之道，庇民之术，尚当为予尽心焉。”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群臣，宴罢，因召君臣谕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当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见其所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与诸将渡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余年，收揽英雄，征伐四克，赖诸将辅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几方殷，朕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御史中丞刘基对曰：“往者四方未定，劳烦圣虑。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其忧。”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且忧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身小也，所行不谨，或致颠蹶，所养不道，或生疢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畏耶？

　　戊寅，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成周之时，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礼掌于宗伯，政掌于司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故天子总六官，六官总百执事，大小相维，各有攸属，是以事简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变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从，故乱。卿等任居宰辅，当振举大纲，以率百寮，赞朕为治。”

　　四月丙辰，太祖谓侍臣曰：“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太祖与侍臣论及创业之难，太祖曰：“朕赖将帅之力，扫除祸乱，以成大业。今四海渐平，朕岂不欲休养以自娱？然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恶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谋反者。命御史台臣、刑部勘问，皆不实。台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编戍远方。”刑部言：“当抵罪。”太祖以问秦裕伯，对曰：“元时凡告谋反不实者，罪止杖一百，以开来告之路。”太祖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自今凡告谋反不实者，抵罪。有司著为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太祖御奉天门，召元之旧臣问其政事得失。马翼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太祖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元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任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太祖御奉天门，谓吏部尚书詹同曰：“论行事于目前，不若鉴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为治之道，试为朕言之。”同对曰：“古先帝王之治，无过于唐虞、三代可以为法也。”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义，其用为无穷；由乎法者，权谋术数，其用盖有时而穷。然为治者，违乎道德仁义，必入乎权谋术数。甚矣，择术不可不慎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太祖谓礼部臣曰：“《周书》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监。人君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者，良由兼听广览，以达民情。胡元之世，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寻至大乱，深可为戒。大抵民情幽隐，猝难毕达。苟忽而不究，天下离合之机系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外，监得失于民，有见于此矣。尔礼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论治民之道。太祖曰：“君之于民，犹心于百体，心得其养，不为淫邪所干，则百体皆顺令矣。苟无所养，为众邪所攻，则百病生焉。为君者能亲君子、远小人，朝夕纳诲，以辅其德，则政教修而恩泽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从者矣。若惑于憸壬，荒于酒色，必怠于政事，则君德乖而民心离矣，天下安得而治？”梦炎对曰：“陛下所谕甚切，实帝王为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太祖御奉天门视朝毕，顾谓翰林待制吴沉曰：“人主治天下，进贤纳谏，二者甚切要事也。”沉对曰：“诚如圣谕。但求之于古，能行者亦鲜。是以乱日常多，治日常少。”太祖曰：“使其真知贤者能兴其国，何有不好？真知谏者在于患己，何有不纳？唯其知之不真，是以于己难入。若诚能好贤，则不待招徕，而贤者自至；诚能纳谏，则不待旌赏，而谏者必来。”沉对曰：“陛下此言，诚国家兴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济众之意，庶几民被其泽。”侍臣对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无欲，故能明断万事。万事理，则天下生民受其福。”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断者，诚以欲害之也。然明断亦不以急遽苛察为能。苟见有未至，反损人君之明。求之太过，则亏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苏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太祖览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爱国之心，但于理道未明耳。盖人主之心，当以爱物为主；治国之道，当以用贤为先。致治在得人，不专恃法。今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务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太祖谕侍臣曰：“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后世庸主，治不师古，君臣之间动相猜疑，以致上下相隔，情意不孚。君有所为，而臣违之，臣有所论，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怀。”群臣皆顿首谢。

　　七月戊戌，太祖御东阁，翰林待诏朱善等侍。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恶为好恶，则公；以天下之智识为智识，则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以能，多言人过。君子则不然。扬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贷人之过，不贷己之过。”又曰：“万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虚心以应之；万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诚心以待之。”善等顿首称善。

　　八月丙寅朔，太祖谓廷臣曰：“治天下者，不尽人之财，使人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人有余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于不尽人之情，使人得以适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适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盖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则人有不堪。于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则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国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太祖御东阁，从容谓侍臣曰：“责难之辞，人所难受，明君受之，为无难；谄谀之语，人所易从，昏主信之，为易入。朕观唐虞君臣赓歌责难之际，气象雍容，后世以谄谀相劝，如陈后主、江总辈污濊简策，贻讥千古，此诚可为戒。”右春坊右赞善董伦对曰：“诚如陛下所谕，惟明主则能慎择。”太祖曰：“责难不入于昏君，而谄谀难动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则无所不至矣。”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太祖御华盖殿，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讲《周易》。至《家人》，太祖曰：“齐家治国，其理无二。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家治矣。一家既治，达之一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朕观其要只在诚实而有威严，诚则笃亲爱之恩，严则无闺门之失。”善对曰：“诚如圣谕。”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太祖与侍臣论治道。太祖曰：“治民犹治水，治水者顺其性，治民者顺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恶死，当省刑罚、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厌贫喜富，当重农时、薄赋敛以厚之；莫不好佚恶劳，当简兴作、节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时，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强其所不欲，而求其服从，是犹激水过颡，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辰，太祖御谨身殿，观《大学》之书，谓侍臣曰：“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学》一书，其要在于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耻于为不仁，好义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风陵俗替，民不知趋善，流而为恶，国家欲长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太祖御右顺门，与侍臣论治道，因及理乱。太祖曰：“为治之道有缓急。治乱民不可急，急之则益乱；抚治民不可扰，扰之则不治。故烹鲜之言虽小，可以喻大，治绳之说虽浅，可以喻深。”侍臣对曰：“诚如圣谕。”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太祖退朝，顾谓翰林学士刘三吾曰：“朕历年久而益惧者，恐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生民休戚系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犹未臻。甚矣，为治之难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于爱民。然爱民而无实心，则民必不蒙其泽。民不蒙其泽，则众心离于下，积怨聚于上，国欲不危，难矣。朕每思此，为之惕然。”

　　三月辛丑，太祖谓侍臣曰：“人主之聪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则耳目聋瞽，天下之事，俱无所达矣。”翰林学士刘三否对曰：“人君惟博采众论，任用贤能，则视听广而聪明无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绝贤路，则视听偏而聪明为所蔽矣。”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为视听，则是非无所隐，而贤否自见。昔唐玄宗内惑于声色，外蔽于权奸，以养成安史之乱。及京师失守，仓皇出幸，虽田夫野老皆能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虽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聪明甚矣。使其能广视听，任用贤能，不为邪佞所惑，则乱何从生矣。”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太祖将告祀南郊，戒饬百官执事曰：“人以一心对越上帝，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学士朱升等奉敕撰斋戒文，上曰：“凡祭祀必先斋戒，而后可以感动神明。戒者禁止其外，斋者整齐其内。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饮酒，不茹荤，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此则戒也。专一其心，严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诚，无须臾间，此则斋也。大祀斋戒七日，前四日为戒，后三日为斋。中祀斋戒五日，前三日为戒，后二日为斋。”既进览，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庙、山川等神，是为天下生灵祈福，宜下令百官一体斋戒。若自有所祷于天地百神，不关于民者，恐百官斋戒不致专精，则不下令。”又谓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祷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尝敢自徼惠也。且斋戒所以致诚，诚之至与不至，神之格与不格，皆系于此。故朕每致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无太久。大抵人心久则易怠，怠心一萌，反为不敬。可止于临祭斋戒三日，务致精专，庶几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着为令。

　　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祗于方丘。礼成，太祖御便殿，谓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无常。难保无常之天命，付骄纵淫佚之庸主，岂有不败？朕尝披览载籍，见前代帝王，当祭祀时，诚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随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十一月己巳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奉仁祖淳皇帝配位。礼成，太祖御奉天殿，百官行庆成礼。既毕，出御奉天门，谓群臣曰：“祭祖在乎诚敬，不在乎物之丰薄。物丰矣而诚有未至，神不享焉；物虽薄而诚至，神则享之。所谓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尝闻以德受福，未闻以物徼福者也。昔陈友谅服衮冕，乘玉辂，丰牲帛，而行郊祀之礼。彼恣行不道，毒虐生灵，积恶于己，而欲徼福于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实为国为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诚意未至，徒尚礼文，而欲徼福于己，岂不获罪于天耶？”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礼成，太祖谓群臣曰：“帝王奉天以君临兆民，当尽事天之道。前代或三岁一祀，或历年不举。今朕岁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礼，将以报覆载之大德。惟夙夜寅威，冀精神昭格，庶阴阳和，风雨时，以福斯民。”群臣咸顿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观心亭成，太祖亲幸焉。召致仕翰林学士承旨宋濂语之曰：“人心易放，操存为难。朕日酬庶务，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庙社，尤用祗惕。是以作为此亭，名曰观心，致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虑凝神，精一不二，庶几无悔。卿为朕记之，传示来裔。”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礼成，天气清明，圣情悦豫。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太祖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也，实为天下苍生也。”

　　孝思

　　甲辰四月乙未，中书省臣进宗庙祭享及月朔荐新礼仪，太祖御白虎殿，览毕退，自殿西步自戟门东，忽悲怆流涕。谓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艰苦，饥馑相仍。当时二亲俱在，吾欲养而力不给。今赖祖宗之佑，化家为国，而二亲不及养，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录皇考妣忌日，岁时享祀，以为常。

　　吴元年四月辛亥，仁祖忌日，太祖诣庙祭毕，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侧，再三慰之。太祖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间，三丧相继，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终天之痛，念之罔极。”愈呜咽不胜，左右皆不能仰视。

　　丁卯，仁祖后忌日。太祖诣庙祭毕，退御便殿，谓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终时，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昼夜不离侧。吾次兄经营家事，母遣呼与偕来，嘱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业。’言讫而终。今大业垂成，母不及见，语犹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群里莫不感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四代考妣。祭讫，太祖顾谓李善长曰：“朕荷先世积累之勤，庆及于躬，抚临忆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斋肃一心，对越神灵，所谓焄蒿凄怆，若或见之。”善长对曰：“陛下诚孝感通，达于幽显。”太祖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诚敬无间，神灵其依。苟或有间，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定宗庙时享之礼。既而太常又进宗庙月朔荐新礼。太祖览毕，谓群臣曰：“宗庙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后，不若养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尝闻为人子者，愿为人兄，其意谓为兄待膝下之日，早于养之日也。朕于子为人弟，亲存而幼，不能以养。及长而富有天下，则亲殁矣，虽欲以天下养，其可得乎？”因悲叹久之，命以月朔荐新仪物著之常典，俾子孙世承之。

　　洪武二年四月乙亥，太祖因侍臣言及医者吮痈事，曰：“朕尝思人子于其亲，一体而分者也。思念之笃，精诚之至，必相感通。朕思遭兵乱，母后之坟为兵所发，朕收遗骸，失一指骨于坟近地，遍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闻世有以指血验之者，遂啮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验之，则血不入。乃知亲之气血相感如是，与他人自不同也。故古人有母搤臂噬指，而子即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顾者，独何心哉？”

　　九月己酉，太祖圣诞日。朝罢，退御便殿，谓侍臣曰：“朕昔丧亲，适值艰难之际，今富有天下，不能为一朝之养，此终身之痛也。朕昨梦见客亲聚处之欢，一如平生．益父母子孙，本同一气，精神所格，有感必应，孰谓的明异达耶？”侍臣曰：“此陛下孝诚感通，形诸梦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太祖谓礼部尚书陶凯曰：‘朕闻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诚，然于追养之道，岂敢怠忽？”复感叹曰：“养生之乐，不足于生前，思亲之苦，徒切于身后．今岁时祭享，则于太庙。至于晨昏谒见、节序告奠，古必有其所。尔其考论以闻。”

　　洪武八年三月丙寅，命皇太子及诸王往凤阳祭皇陵。太祖恻然曰：“吾祖宗去世既远，吾父母又相继早亡，每念劬劳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虽尊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尽孝，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极。今凤阳陵寝所在，特命尔等躬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尔等敬之。”因悲叹不自胜，太子诸王皆感泣。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太庙毕，太祖步出庙门，徘徊顾立，指桐梓谓太常臣曰：“往年种此，今不觉成林。凤阳陵树，当亦似此。”因感怆泣下。又曰：“昔太庙始成，迁主就室。礼毕，朕退而休息，梦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觉即视朝，果得边报。祖考神明，昭临在上，无时不存。尔等掌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洒扫，奉神主。恐有不虔，当以时省视，务宜斋洁，以安神灵。”

　　谨好尚

　　洪武元年闰七月丁卯，太祖谓侍臣宋濂等曰：“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之难保也，故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材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至如秦始皇、汉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卒无所得。使移此心以图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观之，人君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名垂于简册，声名流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难凭，幽怪之说易惑，在谨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业，图天下之安，其敢游心于此！”濂对曰：“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太祖谓儒臣詹同曰：“朕尝思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朕观前代人君，以此败亡者不少。盖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声，何求而不得？苟不知远之，则人乘间纳其淫邪，不为靡惑者几人焉。况创业垂统之君，为子孙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谨。”同对曰：“不迩声色，昔成汤所以垂裕后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万世子孙之法也。”

　　洪武十六年四月乙亥，太祖谓侍臣曰：‘“人君不能无好尚，要当慎之。盖好功则贪名者进，好财则言利者进，好术则游谈者进，好议则巧佞者进。夫偏于好者，鲜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财不如好廉，好术不如好信。好谀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乱。所以不可不慎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戊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君一心，当谨嗜好，不为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以鉴照万物。一为物诱，则如镜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汩浊，岂能照物？”侍臣对曰：“陛下谨嗜好，正心之道，莫过于此。”太祖曰：“人亦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好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位之士。如此，国无不治。苟好所不当好，则正直疏而邪佞进，欲国不乱，难矣。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丙申，太祖谓侍臣曰：“朕观古人于声色之好，亦不能无，如公刘之于货，太王之于色，好之不过其度也。若太康之盘游，桀纣之内嬖，秦汉以下，耽于宫室苑囿及畋猎祷祠、奇伎淫巧之类，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败亡。要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惟成汤得其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太祖御武英殿。谓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无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实，斯不陷于一偏。至于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则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于好憎喜怒，则此心廓然大公，不为物累，是以耳目聪明犹如神矣。”

　　谦德

　　甲辰正月丙寅朔，群臣以上功业日隆，展表劝进。太祖曰：“戎马未息，疮痍未苏，天命难必，人心未定。若遽称尊号，诚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戢干戈，橐弓矢，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后与民更始，曷尝遽自称尊？今日之议且止，天下大定，行之未晚。”君臣固请不已，乃即吴王位。

　　吴元年七月甲申，相国李善长劝太祖即帝位，太祖未之许。善长等力请曰：“殿下起濠梁，不阶尺土，遂成大业。四方群雄刬削殆尽，远近之人莫不归心，诚见天命所在。愿早正位号，以慰臣民之望。”太祖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统之势未成，四万之涂尚梗。若称大号，未惬舆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归，察人心之无外，犹且谦让未遑，以俟有德。常叹陈友谅初得一隅，妄自称尊，志骄气傲，卒致亡灭，贻讥于后，吾岂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时，无庸汲汲也。”

　　十二月丙寅，宣国公李善长预进仪卫，太祖见仗内旗有“天下太平，皇帝万岁”字，顾谓善长曰：“此夸大词也。古者大旗之制，各有其属，若日月、蛟龙、熊虎、鸟隼、龟蛇之类，所以昭仪物，辨等威。若‘太平’、‘万岁’之名，此直夸耳，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宁’易之，庶几顺理。”既而复谕之曰：“此亦近夸，宜并去之。”

　　洪武四年二月癸巳，淮安、宁国、扬州、台州府并泽州各献瑞麦共二十本，群臣皆贺。太祖曰：“朕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时，五谷熟，人民育，为国家之瑞。盖国家之瑞，不以物为瑞也。昔尧舜之世，不见祥瑞，曾何损于圣德？汉武帝获一角兽，产九茎芝，当时皆以为瑞，乃不能谦抑自损，抚辑民庶，以安区宇，好功生事，卒使国内空虚，民力困竭，后虽追悔，已无及矣。其后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汉德于是乎衰。由是观之，嘉祥无征而灾异有验，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钟山，群臣称贺。太祖曰；“休咎之征，虽各以类应，朕德凉薄，乌足以致斯。”翰林应奉睢稼对曰：“圣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膏露降。陛下恭敬天地，辑和人民，故嘉祥显着。”起居注魏观曰：“帝王恩及于物，顺于人而甘露降。陛下宽租赋，减徭役，而百姓欢豫，神应之至，以此故也。”翰林侍读学士危素曰：“王者敬养耆老，则甘露降，而松柏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柏，乃陛下尊贤养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庙，颁示史馆，以永万亿年无疆之休。”太祖曰：“卿等援引载籍，言非无征。然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乌敢当此？一或忘鉴戒而生骄逸，安知嘉祥不为灾之兆乎！告诸宗庙，颁之史馆，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后世也。”群臣皆顿首谢。

　　洪武三年五月丁巳，凤翔府宝鸡县进瑞麦一茎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余本。太祖谓廷臣曰：“向者凤翔饥馑，朕闵其民，故特遣人赈恤。曾未数月，遽以瑞麦来献。借使凤翔民未粒食，虽有瑞麦何益？苟其民皆得所养，虽无瑞麦何伤？朕尝观自古以来，天下无金革斗争之事，时和岁丰，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兄爱弟敬，风俗淳美，此足为瑞。若此麦之异，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也。”

　　八月丁丑，礼部尚书陶凯等言进膳举乐。太祖曰：“古之帝王功业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间，熙然太和，虽日举乐，未为过也。今天下虽定，人民未苏，北征将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忧勤之不暇，岂可忘将士之劳而自为佚乐也哉？俟大兵凯还，士卒无战伐之劳，人民罢转输之苦，然后以乐侑膳，未晚也。”

　　洪武四年闰三月壬午，太祖阅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语，即改作“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因诏词臣谕之曰：“卿此言太过。尧舜犹病博施，大禹不自满假，朕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县民献嘉瓜二，同蒂而生。太祖御武楼，中书省臣率百官以进，礼部尚书陶凯奏曰：“陛下临御，同蒂之瓜产于句容。句容，陛下祖乡也，实为祯祥。盖由圣德和同，国家协庆，故双瓜联蒂之瑞独见于此，以彰陛下保民爱物之仁，非偶然者。”太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并莲、合欢连理、两岐之麦、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归德于朕，朕否德，不敢当之。纵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祯祥示之。苟有过，必垂象以谴告，使我克谨其身，以保其民，不至于祸殃。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之人应之，于朕何预？若尽天地间时和岁丰，乃王者之祯。”故遂为赞，并赐其民钱而遣之。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群臣咸称贺，献歌诗以颂德。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恶妖。然天道幽微莫测，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惩，妖未必皆凶。盖闻灾而惧，或者蒙休，见瑞而喜，可以致咎。何则？凡人惧则戒心常生，喜则侈心易纵。朕德不逮，惟图修省之不暇，岂敢以此为己所致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云再见，礼部请率百官表贺。太祖谕之曰：“天下康宁，人无灾害，祥瑞之应，固和气所召。昔舜有《卿云》之歌，在当时，有元恺岳牧之贤相与共治，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岂可遽以是受贺？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从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惧，以至灾异之来，不复能弭。盖夸侈之心生，则戒惧之志怠，故鲜克终，可以为戒。”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云见，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云物之祥，征乎治世。舜之时形于诗歌，宋之时以为贤人之符。此实圣德所致，国家之美庆也。”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灾祥在德。诚使吾德靡悔，灾亦可弭。苟爽其德，虽祥无福。要之国家之庆，不专于此也。”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宁府确山县野蚕成茧，群臣贺表。太祖曰：“人君以天下为家，使野蚕成茧，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当受贺。一邑之内偶然有之，何用贺为？”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丑，太祖罢朝，从容问左右民间事。礼部尚书阎克新对曰：“圣泽深广，天下之民各安生业，幸蒙圣治。”太祖曰：“虽尧舜在上，不能保天下无穷民。若谓民皆安业，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对曰：“圣德谦虚，不自满假，则天下之民受福无穷矣。”

　　经国

　　壬寅六月戊寅，元中书平章察罕帖木儿遣使前来致书，太祖谓左右曰：“予观察罕书，词婉而媚，是欲馅我。我岂可以甘言诱哉？况徒以书来，而不还我使者，其情伪可见。吾观天下事势，若天未厌元，而彼之所为有以厌服人心，则事未可知。今其所为违天悖理，岂能有成？且人谋不如天从。天与人，人不得违。人贪天，天必不与。我之所行，一听于天耳。夫天下犹器也。众人争之必裂，一人持之则完。今张士诚据浙西，陈友谅据江汉，方国珍、陈友定又梗于东南，天下纷纷，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与较，姑置不答。”

　　甲辰正月戊辰，太祖还朝，谓左相国徐达等曰：“卿等为生民计，推戴予。然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今将相、大臣辅相于我，当鉴其失。宜协心为治，以成功业。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巳。”又曰：“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吾昔起兵濠梁，见当时主将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今吾所任将帅，皆昔时同功一体之人，自其归心于吾，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故诸将皆听命，无敢有异者。尔等为吾辅相，当守此道，无谨于始而忽于终也。”

　　乙巳四月庚子，太祖谓孔克仁曰：“汉高祖起自徒步，终为万乘，何也？”克仁对曰：“由其知人，善任使。”太祖曰：“卿言汉高止此乎？”克仁对曰：“然。”太祖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陈涉作难，豪杰蜂起，项羽矫诈，南面称孤，仁义不施，而自矜功代。高祖知其强，忍而承以柔逊，知暴虐，而济以宽仁，卒以胜之。及羽死东城，天下传檄而定，故不劳而成帝业。譬犹群犬逐兔，高祖则张罟而坐获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杰非一，皆为勍敌。我守江左，任贤抚民，伺时而动。若徒与之角力，则猝然难定。”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取安陆，克之。先是，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陆及襄阳，谕之曰：“安陆、襄阳横据上流，跨连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争之地。今置不取，将贻后忧，汝往取之。夫坚城之下，难以猝攻，缓之则顿三军之锐气，急之恐驱人以冒矢石。宜相机招徕，以辑宁其民。”复调江西行省右丞邓愈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领兵继其后。使人谓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陆、襄阳，汝当以兵继之。凡得州郡，汝宜驻兵以抚降附。近闻王保保集兵汝宁，彼之所为，如筑堤壅水，惟恐渗漏。汝之往也，能爱军恤民，则仁声义闻被于远近。人心之归，犹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泄漏，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若襄阳未下，则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阳，半集景陵。汝居湖广，使声援相应，以遏寇之奔轶。”愈奉命遂行。至是，遇在攻安陆，遂克其城。

　　丙申四月癸亥，太祖谓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乱，生民涂炭，中原诸将若孛罗帖木儿，拥重兵犯城阙，乱伦干纪，行已夷灭。扩廓帖木儿挟太子以动兵，是以子抗父。且急于私雠，无敌忾之志，糜烂其民，终无成就。李思齐、张思道辈固碌碌不足数，然窃据一方，民受其敝。他如张士诚，外假元名，内实寇心，反复两端，情状可见。明王珍父子据有巴蜀，僭称大号，喜于自用而无远谋，观其所为，皆不能有成。中原扰扰，孰为拯之？予揆天时，审人事，有可定之机，令师西出襄樊，东逾淮泗，首尾相应，击之必胜，而凡事可定。伐敌制胜，贵先有谋，谋定事举，敌无不克矣。然中原固不难定，但民物雕丧，千里丘墟，既定之后，生息犹难，方劳思虑耳。”

　　庚午，太祖谒陵还邸舍，谓博士许存仁等曰：“吾昔微时，自谓缘身田野间农民耳。及遭兵乱，措身行伍，亦不过为保身之计。不意今日成此大业。自吾去乡里，十有余年。今始得扫省陵墓，复与诸父老子弟相见。追思曩时，诚可感也。然吾向在军中，见当时群雄皆纵令其下夺人妻女，掠人财物，心常非其所为。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诸郡，禁戢士卒，不许剽掠，务以安辑为心。上天鉴之，幸底成事耳。”存仁等曰：“王上一念之仁，故天人为之属心。今归故乡，顾念桑梓，抚谕亲故，眷眷不舍。虽汉高之待沛中父老，恩义不是过也。”

　　吴元年四月丁未，太祖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苏息，顾侍臣叹曰：“军旅未息，供馈不休，生民之劳甚矣。”起居注王祎对曰：“主上威德昭著，远近之人延颈徯苏，民虽劳而无怨，正当乘势长驱，廓清中原，乃得休息。”太祖曰：“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高山之高，非篑土可成。江河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当急遽？予用兵征讨，十有余年，开基江左，命将四征。今虽西平陈友谅，而扩廓帖木儿驻兵河南，王信父子窃据沂州，谭右丞貊高辈各假息州郡，若遽欲长驱，顾张士诚未下，东吴未平。静观元臣，依违者十八九。假恢复为名，惟扩廓帖木儿耳。又为诸将所沮，势不能展，久不进兵，必生疑间。况其下皆四集之民，师老于外，人心离合之间，稍有不利，众必瓦解，将不过一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挠我边境，岂识时务者哉？中原数子吾未暇与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

　　正月甲寅，诸将言：“陈友定窃据闽中，擅作威福，宜乘势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则难为力矣。”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苏，而张氏降卒新附，未可轻举。且陈友定据闽已久，积粮负险，以逸待劳。若我师深入，主客势殊，万一不利，进退两难。兵法贵知彼知己，用力不此，万全之策，吾前已计之审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九月壬寅，太祖谓太史令刘基、学士陶安曰：“张氏既灭，南方已平，宜致中原，平一天下。”基对曰：“土宇日广，人民日众，天下可以席卷矣。”太祖曰：“土不可以恃广，人不可以恃众。吾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逐，每临小敌，亦若大敌，故能致胜。今王业垂就，中原虽板荡，岂可易视之？苟或不戒，成败系焉。”基曰：“近灭张氏，彼闻而落胆。乘势长驱中原，孰吾御者？所谓迅雷不及掩耳。”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变。彼方犄角，相为声援，岂得遽云长驱？必凭一战之功，乃乘破竹之势。若谓天下可以径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当观之，彼有可亡之机，而吾执可胜之道，必加持重，为万全之举，岂可骄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乙己，太祖御戟门，与给事中吴去疾等论政务，因谓之曰：“吾以布衣起兵，与今李相国、徐相国、汤平章皆乡里，所居相近，远者不过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扫除群雄，拥有江南，人免离乱之苦。每终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难安而易动，事机难成而易坏。苟抚之失宜，施之不当，乱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劳之日，岂能坐守一方而忘远虑乎？正当练兵选将，平定中原。诸将小心忠谨者，惟徐达听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为，可以佐之。其余或有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辅吾，请将足以了之。”去疾对曰：“知臣莫如君。皇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难矣。”

　　庚申，太祖将命请将北伐，谓信国公徐达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兴，民坠涂灰。予与诸公仗义而起，初为保身之谋，冀有奠安生民者出。岂意大难不解，为众所附，乃率众渡江，与群雄相角逐，遂平陈友谅，灭张士诚，闽广之地，将以次而定。念中原扰攘，人民离散。山东则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窃，反侧不常。河南则有王保保，名虽尊元，实则扈跋，擅爵专赋，上疑下叛。关陇则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势不两立，且与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将亡，其机在此。今欲诸公北伐，计将如何？”鄂国公常遇春对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余，直捣元都，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胜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势，乘胜长驱，余皆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苟如卿言，县师深人，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即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诸将皆曰：“善。”太祖顾谓信国公徐达曰：“兵法以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卿其识之。”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将军徐达自河南至行在。太祖劳之曰：“将军率师征讨，勤劳于外，古人所谓忠尔志身，国尔忘家，诚将军之谓也。朕闻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师至，将军宜与诸将乘时进取而安辑之。朕观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战而克，大丈夫建功立业，各有其时。揆时之会，不失事机，在将军等勉之。”达顿首谢。既退，太祖复召问达：“今取元都，计将安出？”

　　达对曰：“臣自平齐鲁，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为观望。今潼关又为我有，张思道、李思齐失势西窜，元之声援已绝。臣等乘势捣其孤城，必然克之。”太祖据图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平土旷，利于骑战，不可无备。宜选偏裨，提精兵为先锋，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下山东之粟以给馈饷，由邺趋赵，转临清而北，直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惊溃，可不战而下。”达又曰：“臣虑进师之日，恐其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灭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达乃受命而还。

　　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太祖大宴请功臣，宴罢，因曰：“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巳定，朕日理万几，不敢斯须自逸。诚思天下大业一以艰难得之，必当以艰难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不可忘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谨于忧患而忽于晏安。然不知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也。明者能烛于未形，昧者犹蔽于已着。事未形。犹可图，患已着，则无及矣。大抵人处富贵，欲不可纵，欲纵则奢；情不可佚，情佚则淫。奢淫之至，忧危乘之。今日与卿宴饮极欢，恐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国公徐达率诸将诣阙谢。太祖退御华盖段，赐达等侍坐，从容宴语。太祖曰：“今成一统之业，皆尔诸将功劳。”达等顿首曰：“臣等起自畎亩，际风云之会，每奉承算，出师征代，用兵次第，如指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发。此天赐陛下圣智，非臣等所能与也。”太祖曰：“曩者四方纷乱，群雄竞起，朕与卿等初起乡土，本图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以来，观群雄所为，强者纵于暴横，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于子女，贪残者耽于货宝，奢侈者溺于富贵，剽贼者喜于战斗。兹数者无救患之心，徒为生民之患。若张士诚，尤为巨蠹。士诚恃其财富，侈而无节。友谅恃其兵强，暴而无恩。朕无所恃，惟不嗜杀，布信义，守勤俭，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济艰危，故来者如归。尝与二寇相恃，人有劝朕先击士诚，以为士诚切近，友谅稍远，若先击友谅，则士诚先乘我后。此亦一计，然不知友谅剽而轻，士诚狡而懦。友谅之志骄，士诚之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友谅有鄱阳之役，与战宜速。吾知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也。向使先攻士诚，则姑苏之城并力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我将撤姑苏之师以御之，是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后也。二寇既除，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宜无不如志。或劝朕荡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举陇蜀，皆未合朕意。所以命卿等先取山东，次及河洛者，先声既震，幽蓟自倾。且朕亲驻大梁，止潼关之兵者，知张思道、李思齐、王保保皆百战之余，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则西走陇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众胆落，不战而奔。然后西征，李、张二人，望绝势穷，故不劳而克。惟王保保犹力战以拒朕师。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与之角力，彼人望未绝，困兽犹斗，声势相闻，胜负未可知也。事势与友友谅、士诚又正相反。至于闽广，传檄而定，区区巴蜀，恃其险远，此特余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劳矣。”于是达等皆顿首谢。

　　洪武四年闰三月乙丑，命吏部定内官监等官品秩。太祖谓侍臣曰：“古之宦竖在宫禁，不过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汉邓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自此以来，权倾人主。及其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谓此辈但当服事宫禁，岂可假以权势，纵其狂乱。吾所以防之极严，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慎履霜坚冰之意也。”

　　八月庚子，太祖因与侍臣论用将曰：“秦裕伯尝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贪。’其说虽本于孙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敌制胜，智勇兼尽，岂可谓愚？攻城战野，捐躯殉国，岂可谓贪？若果贪愚之人，不可使也。”

　　洪武九年三月乙卯朔，大祖谓群臣曰：“智力虽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每忆斯言，竟夕不寐，静观往事，无不皆然。朕当取天下之初，论智不如张士诚之狡，论力不如陈友谅之众。而朕一以诚心待之，未尝以诈力加人，然二人卒为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穷，惟至诚人自不能违耳。”群臣顿首称善。

　　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朔，敕内官毋预外事，凡诸司毋与内官监文移往来。太祖谓侍臣曰：“为政必先谨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为害非细故也。间有发奋欲去之者，势不得行，反受其祸，延及善类。汉唐之事，深可叹也。夫仁者治于未乱，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丁未，河南吏人上书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摭拾陈言。太祖谓群臣曰：“谋国之道，习于旧闻者当适时宜，狃于近俗者当计远患。苟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于远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设施，必欲有利于天下，可贻于后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盖国家之事，所系非小。一令之善，为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无穷之患。不可不慎也。”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诸王告太庙。礼成，宴群臣于奉天门及文华殿。太祖谕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长久长治之计。”群臣稽首对曰：“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耳。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兴学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诏增筑国子学舍。初，即应天府学为国子学。至是，太祖以规制未广，谕中书省臣曰：“太学育贤之地，所以兴礼乐，明教化，贤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国君民，以此为重。朕承困弊之余，首建太学，招徕师儒，以教育生徒。今学者日众，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学会，必高明轩敞，俾讲习有所，游息有地，庶达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十月辛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使先主灰冠礼乐之教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故学校之教，名存实亡。况兵变以来，人习于战斗，惟知干戈，莫识俎豆。联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此最急务，当急行之。”

　　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礼部奏增广国子生。太祖曰：“须先择国子学官。师得其人，则教养有效，非其人，增广徒多何益？盖瞽者不能辨色，聋者不能辨声，学者而无师授，亦如聋瞽之于声色。朕观前代学者出为世用，虽由其质美，是亦得师以造就之。后来师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学，一以记诵为能，故卒无实。今民间俊秀子弟，可以充选者虽众，苟无端人正士为之模范，求其成材，难矣。故曰：‘务学不如务求师。’今祭酒乏人，卿等宜为朕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备、宜为人师者，以名闻。”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国史台官选国子生分教北方，太祖谕之曰：“致治在贤，风俗本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坠于小人。近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欲求方闻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卿宜选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务学，人材可兴。”于是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给廪食、赐衣服而道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诏天下通祀孔子，赐学粮，增师生廪膳。太祖谕礼部尚书刘仲质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后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以正，彝伦攸叙，其功忝于天地。今天下郡县庙学并建，而报祀之礼止行京师，岂非阙典？卿与儒臣其定释奠礼仪，颁之天下学校，令以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礼都给赐国子生钞。北平、陕西、山西、山东、广东、广西、四川、福建之人，在监三年以上者，人五锭；二年，人二锭。俾制冬衣。复命工部于国子监前造别室一区，凡百余间，具灶釜、床榻以处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给役。侍臣进曰：“陛下作兴学校，推心悯下，无所不至，从古未有。”太祖曰：“诸生去乡土，离亲戚，远来务学，日久衣必敝。或有疾，无人具汤药。朝廷作养之，必使之得所，然后可必其成材。盖天生人材，皆为世用，人君育材，当有其实。惟能有以作养之，则未有不成材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命礼部颁书籍于北方学校。太祖谕之曰：“农夫舍耒耜，则无以为耕；匠氏舍斤斧，则无以为业；士子舍经籍，则无以为学。朕尝念北方学校缺少书籍，士子有志于学者，往往病无书读，向尝颁与《四书》《五经》，其它子史诸书未赐予，宜于国子监印颁。有未备者，遣人往福建购与之。”

明太祖宝训 卷二

　　尊儒术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诏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使行，太祖谓之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国学，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

　　四月戊申，元国子监祭酒孔克坚来朝。先是，大将军徐达至济宁，克坚称疾，遣其子希学见达于军门。达送希学赴京，希学奏言：“臣父久病不能，令臣先入见。”太祖乃以敕往谕之曰：“朕闻尔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纲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历数十代，往往作宾王家，岂独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义，彝伦攸斁，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闻尔抱风疾，果然否？若无疾而称疾，则不可。谕至思之。”会克坚亦自来朝，行至淮安，遇敕使，拜命惶恐，兼程而进。既至，召对谨身殿。太祖从容慰问：“尔年几何？”克坚对曰：“臣年五十有三。”太祖曰：“尔年虽未耄，而疾婴之，今不烦尔官。但尔家先圣之后，为子孙者不可以不务学。朕观尔子资质温厚，必能承家，尔更加诲谕，俾知进学，以振扬尔祖之道，则有光于儒教。”克坚顿首谢。即日赐宅一区，马一匹，月给米二十石。又明日，复召至谕之曰：“尔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故尔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圣贤之学，况孔氏子孙乎？尔宜勉尔族人，各务进学。”因顾谓群臣曰：“朕不授孔克坚以官者，以其先圣之后，特优礼之，故养之以禄而不从之以事也。”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太祖谕之曰：“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耶？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诏禁四六文词。先是，太祖命翰林儒臣择唐宋名儒表笺可为法者，翰林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及韩愈《贺雨表》进，太祖命中书省臣录二表，颁为天下式。因谕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太祖谓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北方自丧乱以来，经籍残缺，学者虽有美质，无所讲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经》《四书》颁赐之，使其讲习。夫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则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于此也。”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太祖诣国子监谒先孔子，释菜礼成，谕学官曰：“中正之道，无逾于儒。上古圣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实儒。后世儒之名立，虽有儒名，或无其实。孔子生于周末，身儒道，行立德，教率天下后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鲁国君臣无能用之者。当时独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贤，责其子之不能从，则一国之君臣可愧矣。卿等为师表，正当以孔子之道为教，使诸生咸趋于正，则朝廷得人矣。”复命取《尚书.大禹》《皋陶谟》《洪范》亲御讲说，反复开谕，群臣闻者莫不悚悦。

　　十一月壬戌，太祖命礼部臣修治国子监旧藏书板，谕之曰：“古先圣贤，立言以教后世，所存者书而已。朕每观书，自觉有益。尝以谕徐达，达亦好学，亲儒生，囊书自随。盖读书穷理于日用事物之间，自然见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谬。书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今国子监旧藏书板多残缺，其令诸儒考补，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资于学者。”

　　洪武十八年十月甲辰，太祖谓工部臣曰：“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历年既久，子孙甚微。近有以罪输作者，朕闻即命释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则贤者之后寝以微灭，是岂礼先贤之意哉？尔等宜加询问，凡有圣贤之后在输作者，依例释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己未，诏修阙里孔子庙宇。太祖曰：“春秋之世，人纪废坏。孔子以至圣之资删述六经，使先王之道晦而复明，万世永赖，功莫大焉。夫食粟则思树艺之先，衣帛则思蚕缫之始，皆重其所出也。孔子之功，与天地并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报之意，而阙里又启圣降神之地，庙宇废而不修，将何以妥神灵，诏来世？尔工部其即为修理，以副朕怀。”

　　圣学

　　丙申五月庚寅，太祖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因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闸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吴元年四月庚戌，太祖至白虎殿，见诸子有读《孟子》书者，顾问许存仁曰：“《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赋，乃其要也。”太祖曰：“孟氏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太祖与儒臣论《易》，至“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太祖曰：“人主职在养民，但能养贤，与之共治，则民皆得所养。然知人最难。若所养果贤，而使之治民，则国无虚禄，民获实惠。苟所养非贤，反厉其民，何辅于国哉？故人主养贤非难，知贤为难。”

　　辛丑，太祖与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论学术。太祖曰：“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亦岂能充广其学哉？”裕伯对曰：“诚如圣言。”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太祖御东阁，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进讲《大学》传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复言之。太祖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太祖谓礼部侍郎曾鲁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尧舜。然观其授受，其要在于允执厥中。后之儒者，讲之非不精，及见诸行事，往往背驰。”鲁曰：“尧舜以此道宰制万事，如执权衡，物之轻重长短，自不能违，而皆得其当，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后世鲜能此道，于处事之际，欲求其—一至当，难矣。”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无尧舜之心，而欲施之于政者有尧舜之治，决不可得也。”鲁又曰：“尧舜之道，载之典谟者，无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学》一书。”太祖曰：“《大学》，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注道德经》成，太祖对儒臣举《老子》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类，曰：“《老子》此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但诸家之注，各有异见，朕因为注，以发其义。”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太祖谓侍臣曰：“朕观《大学衍义》一书，有益于治道者多矣。每披阅，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与太子诸王讲说，使鉴古验今，穷其得失。大抵其书先经后史，要领分明，使人观之，容易而悟，真有国之龟鉴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太祖御华盖殿，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读《心箴》毕，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几。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诐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矣。”

　　洪武十九年二月已丑，太祖坐东阁，因与侍臣论仁智。太祖曰：“圣人笃于仁，贤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为爱物，奸欺之有足以祸身。”又论天人相与之际，太祖曰：“天人之理无二，人当以心为天。”论俭，太祖曰：“不可俭者祭祀，然祭不可渎。不可俭者赏赍，然赏不可滥。”

　　洪武二年五月丁卯，太祖御华盖殿，侍臣进讲，因论人之善恶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太祖曰：“为恶或免于祸，然理无可违之恶。为善或未蒙福，然理无不可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祸福之来，则听于天。彼为善而无福、为恶而无祸者，特时有未至耳。”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太祖与侍臣观史，因论田子方贫贱骄人之说。太祖曰：“富贵者固不可骄人，贫贱者又岂可骄人？夫骄，凶德也，富贵而骄人，则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贫贱而骄人，适足以取辱于已。要之君子当以恭敬为本。子方之言，抑扬太过，盖有所激而言。”侍臣对曰：“诚如圣谕。”

　　辛巳，太祖召考试官陈宗顺等坐武英门赐食，谕之曰：“今日观《列子》邻人窃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于心，信心必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恶，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谗言虽至而不入，恶而疑之，毁谤不召而自来。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处己待人，则自无独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恶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当好，恶其所当恶，信其所当信而疑其所可疑，则人无浸润之谗、形似之责矣。”又论五性之德，太祖曰：“小忠非仁，小节非义，足恭非礼，苛察非智，谅而不贞，不可谓之信。”遂给纸笔，令诸儒撰疑信论。

　　褒功臣

　　吴元年二月甲戌，大将军徐达遣人自军中来请事，太祖敕劳之曰：“古者帝王之兴，必有命世之士以为辅佐。成周伐罪，鹰扬奋兴。炎汉伏义，群策毕举，所以克集大功，启基隆祚者也。将军自昔相从，忠义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谋，端重有武，故能遏绝乱略，消弭群慝，建无前之功，虽古豪杰之士，不能过也。今克期来，所请事悉欲禀命而行，此贤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请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识虑周详，不肯造次有违，诚社稷之庆，邦家之福。然将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后军中缓急，将军从宜行之。”

　　十月丁巳，太祖宴功臣于西楼，既罢，谕诸将曰：“自古豪杰开基创业，非用贤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赖诸将相，化家为国。但累岁征伐，跋涉戎马间，其劳甚矣。近讨张氏，始不复亲行阵。大将军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缚将，以成厥功，为一代元勋，光着史册，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陈友谅既灭，惟诛其首恶，余有才者悉用之，岂但待以不死，虽剖心与语，而终自怀疑。间有英雄，一见与语，即复输心，出人左右，待之如一，无间新旧，使反侧自安。又若张氏之臣，不思为国尽力，惟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败，万事瓦解，此近事明鉴也。及张氏既灭，惟大将军于货宝无所取，妇女无所近，其深谋远略，盖谓中原未平，民未苏息，岂可遽恃为安乎？尔等当如大将军所存，共图大勋，康济宇内。”于是诸将皆顿首谢。

　　教太子诸王

　　吴元年八月丙寅，太祖祀山川华，出斋次，颁胙于群臣。将还宫，顾谓诸子曰：“人情贵则必骄，逸则忘劳，夫贵而不骄，逸而知劳，智周万物，心体众情，斯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济而岁功成，人道克敏而德业盛。历观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国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劳乎？能谙人情，则不至骄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至骄惰。”诸子趋至，卫士闻之，莫不感悦。

　　十月乙丑，太祖遣世子标、次子樉往临濠谒陵墓，因谕之曰：“世称商高宗、周成王为贤君者，汝知之乎？高宗旧劳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知稼稿之艰难。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俭之政，为商周令主。汝诸子生于富贵，未涉艰难，人情习于宴安，必生骄惰。况汝他日皆有国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涂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于是命中书择官辅导以行。

　　十一月甲午，太祖沐浴出观圜丘，顾谓起居注熊鼎等曰：“此与古制合否？”对曰：“小异也。”太祖曰：古人于郊，扫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俭朴，周有明堂，其礼始备。今予创立斯坛，虽不必尽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诚，不敢顷刻怠矣。”鼎对曰：“主上创业之初，首严郊丘之祀，既斟酌时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终尽诚敬，此诚前代之所未及。”太祖曰：“郊祀之礼，非尚虚文，正为天下生灵祈福，予安敢不尽其诚。”时世子从行。太祖因命左右导之，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还，谓之曰：“汝知农家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綀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食，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复指道旁荆楚谓之曰：“古者用此为扑刑，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至过甚。苟用他物，恐致殒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刘基、陶安言于太祖曰：“适闻中书都督府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而从之。苟惟不善而一概是从，将欲望治，譬犹登高冈而却步，渡长江而回楫，岂能达哉？元氏胡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其类是与，名不足以副实，行不足以服众，岂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他日军国重务，皆令启闻，何必仿彼作中书令乎？”乃命詹同取东宫官制观之，谓同等曰：“朕今立东宫官，取廷臣勋德老成兼其职，老成旧人，动有其则。若新进之贤者，亦选择参用。夫举贤任才，立国之本，崇德尚齿，尊贤之道。辅导得人，人各尽职。故连抱之木，必以授良匠，万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对曰：“陛下立法垂宪之意，实深远矣。”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乃谕善长等曰：“朕于东宫官属，不别议府寮，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监国，若设府寮，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同，卿等必谓府寮导之，嫌隙将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宾客、谕德等官，以辅成太子德性，且选名儒为之宾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诘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泥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丙戌，太祖御文楼，太子侍侧，因问近与儒臣讲说经史何事，对曰：“昨讲《汉书》七国叛事。”遂问此曲直孰在？对曰：“曲在七国。”太祖曰：“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尝设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怒。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

　　十月己未，以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秦镛、卢德明、张易为太子谕德。太祖谕之曰：“范金砻玉，所以成器，尊师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义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洪武二年五月丙午，太祖召孔克仁等赐坐。因曰：“昨到钟山，令侍御仆从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趋，记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诸子曰：此小憧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当朝夕勤励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贵、耽逸乐耳。”克仁对曰：“陛下此言，即无逸之戒也。”

　　九月己亥，太祖谕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惟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崛起帝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频履优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若守成继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败亡必至，可不畏哉？”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太祖召东宫官属及王府官属，谕之曰：“辅导之臣，犹法度之器，先必正己而后正人。盖德义者，正人之法度，善恶者，修身之衡鉴。汝等辅导诸子，必匡其德义，明其善恶，使知趋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则能尽辅导之职。观之梓匠，虽有材木，必加绳削，乃能成器。太子诸王，必得贤辅开导赞助，乃能成德。朕择尔等为宫僚，各宜尽心。又加经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为鉴戒者，采摭其事，编次成集，朝夕观览，以广智识，亦有助于辅导。”群臣顿首受命而退。又谕秦王右相郑九成等曰：“朕封建诸子，选用傅相，委托匪轻，凡与王言，当广学问以充其行义，陈忠孝以启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聪明无蔽，上下相亲，庶几道德有成，以弘长世之业，而辅相者亦克尽其职矣。”复顾刘基等曰：“朕观古圣贤之君，虽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诚以富贵易至于骄奢，必至于荒纵，未有荒纵而无颠覆者。故尝戒太子、诸王，以为士不能正身修德，则殃及身家。为士且然，况于为君为王者乎？”基顿首对曰：“陛下此言，万世之福也。”

　　七月戊子，太祖谓皇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罢兼领之职，庶于辅导有所责成。太祖曰：“古者不备其官，惟贤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勋德者兼东宫官，非无谓也。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主奸谋，离间骨肉，其祸非细。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朕今立法，令省台、都督府官兼东宫赞辅之职，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几无相构之患也。”

　　洪武四年闰三月己未，太祖谕省台臣曰：“朕诸子日知务学，必择端谨文学之臣兼宫僚之职，日与之居，讲说经史，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国家之重。但人之相与，气习易移，与正人处，则日习于正，如行康衢，自不为偏歧所惑。若与邪人处，则日习于邪，如由曲径，往而不返，不觉入荆棘中矣。”省臣对曰：“知人最难，邪正未易辨。”太祖曰：“尊德乐义，斯为正也；便佞亵慢，斯为邪也。故骄奢淫佚，鲜不由于亵慢，而端庄中正，必皆本于好德。”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祖训录》成，太祖因谓侍臣曰：“朕着《祖训录》，盖所以垂示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着是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绸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侍臣对曰：“自古创业之主，其虑事周详，立法垂训，必有典则。若后世子孙不知而轻改，鲜有不败。故《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太祖曰：“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尧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时损益者，其小过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轻改，荒坠厥绪，几于亡夏，颠覆典刑，几于亡商。后世子孙，当思敬守祖法。”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为秦府右相，国子助教朱复为燕府参军。谕曰：“王今长，宜朝夕左右辅养其德，二三年后，遣王之国。汝等宜尽心所事，取鉴于古，何者为善，何者为不善，采摭古人仕为王巨，孰能以正辅导，孰为不能，编次成集，朝夕览观。遇有所行，则择其善而去其不善，务引王于当道。尔等与天言，待臣下则以谦和，抚民人则以仁恕，劝耕耨以省馈饷，御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则能尽其职矣。”又曰：“汝尔职事清简，非朝廷剧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可演习武事，发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谨守礼法，陈善闭邪而已。苟巧诈无实，欺蔽谄谀，此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乙卯，命诸司今后常事启皇太子，重事乃许奏闻。太祖谓皇太子曰：“人君统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后临事不惑。吾自起田里，一至于今日，凡治军旅，理民事，无不尽心，恒虑处事未当，故尝思念古人为治，必广视听，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虽不行，亦思绎至再，果不可行，然后置之。夫虑事贵明，处事贵断，庶几不眩。况尔生长宫掖，未涉世故，若局于见闻，则视听不广。且目虽能视，所见不逾于阈，耳虽能听，所闻不越于庭。而欲区区智识决天下之务，能—一当理，难矣。汝宜亲贤乐善，以广聪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言，必审其非。如此，则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训。”

　　壬戌，太祖谓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药所以防病，积货所以防贫，用贤所以辅德。朕为诸子择贤以为之辅，尔等居左右，宜朝夕规诲，以成其德。人情于大事或能懂之，而常忽于细微。夫细行不谨，大德必亏；姑息小过，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于其源，源塞而绝；伐木者，必于其根，根断而木拔矣。设王有所违失，尔若日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则是大失将至。俟其大失将至，然后规之，救有所弗及奥。夫善虽小，可以成名，恶虽小，足以亡身。凡历代贤王著名方册，其巨亦皆贤者，故能同济其美．尔等职任辅导，宜尽心所事。”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太祖召太子宫臣谕之日：“汝知所谓重器乎？”对曰：“岂非商彝周鼎乎？”太祖曰：“汝所谓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宝爱，太子承主器之重，岂得不宝爱之乎？宝爱之者，必择端人正士以为辅翼，朝夕与居，使其熟闻善言，不迩詖行，自然渐渍，以成其德。若惟委之于便嬖近习，是委重器于涂，而不可宝爱之矣。汝等日辅太子，讲论诵说之时，必导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广，庶几他日克胜重任，则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诸王侍，太祖顾谓之曰：“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太子对曰：“每闻儒臣讲说，知其略矣，未领其要。”太祖曰：“藻率杂佩为身之容，恭逊温良为德之容，见于外者，可以知其内也。古之君子，趋跄有节，升降有数，周旋跬步而不违于矩矱者，由其德充于内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识高明，而善道日跻，恶行不见而邪僻益远。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不取败。夫货财声色为戕德之斧斤，谗佞谄谀乃杜贤之荆棘，当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于所好，则必为其陷矣。汝等其慎之。”

　　洪武十年六月丙寅，命群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启皇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太祖语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万几，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于人事，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日练达，临政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则不失于躁暴，惟明则不惑于奸邪，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则未有不失其当。今有人指石以为玉，当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为非玉，乃石也。如此，则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为玉，则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权度矣。况人虽有明敏之资，自非历练，临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日有未善，寝亦不安，此尔所亲见也。亦能体而行之，天下之福，吾无忧矣。”

　　洪武十一年三月，是月，太祖训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孙，废弃厥德，色荒于内，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礼乐崩弛，则天弃于上，民离于下，遂失其天下国家。为吾子孙者，当取法于古之圣帝哲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鉴彼荒淫，勿蹈其辙，可以长享富贵矣。”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朔，太祖御华盖殿，皇太子侍。太祖问曰：“比日讲习何书？”对曰：“昨看书至商周之际。”太祖曰：“看书亦知古人为君之道否？”因谕之曰：“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系于民，必敬以将之，而后所行无不善也。盖善，天必鉴之，不善，天亦鉴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谨，四海罹殃。行言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识之。”

　　洪武十六年二月庚辰，太祖谕皇太子诸王曰：“凡听讼贵明，不明则刑罚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伤天和。或有大狱，必当详审，庶免构陷之非，锻练之弊。”又曰：“凡功赏要当，则人心常服。盖赏与罚二事，治天下之大权也。”

十一月甲午，太祖谓皇太子请王曰：“纯良之臣，国之宝也。残暴之臣，国之蠹也。自古纯良者为君造福，而残暴者为国致殃。何谓纯良？处心公忠，临民恺悌，虽材有不逮者，亦不至于伤物。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也。何谓残暴？恣睢击搏，遇事风生，锻炼刑狱，掊克聚敛，虽若快意一时，而所伤甚多。故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业盛。此事甚明，可为深鉴。”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卯，太祖谓皇太子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当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刚健中正，故运行不息。人君体天之德，孜孜不倦，则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则政衰教弛，亏损天德，而欲长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东征酉讨，混一华夏，是能勤于政事。至顺帝，偷情荒淫，天厌人离，遂至丧灭。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尔等当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业。”

　　正家道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册皇后马氏。太祖谓侍臣曰：“昔汉光武劳冯异曰：‘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君臣之间，始终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尝从朕在军仓卒，自忍饥饿，怀糗饵食，朕比之豆粥麦饭，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长孙皇后当隐太子构隙之际，内能尽孝勤，承诸妃消释嫌猜。朕数为郭氏所疑，朕径情不恤，将士咸以服用为献，后先献郭氏，慰悦其意。及欲危朕，后辄为弥缝，卒免于患，殆又难于长孙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诘怒小过，辄为朕曰：‘主忘昔日之贫贱耶？’朕复为之惕然。家之良妻，犹国之良相，岂忍忘之！”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太祖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干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故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洪武十三年二月辛未，太祖谕皇太子诸王曰：“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近之押，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论，参决可否，惟善是从。或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法。”

　　厚风俗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太祖退朝御东阁，从容与群臣论及礼乐之事。谓廷臣曰：“世之治乱，本乎人情风俗。故忠信行则民俗淳朴，佻巧作则习尚诈伪。京师天下之统会，万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则者也。而积习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藻相诱，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礼部尚书陶凯对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今欲整齐风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后教化可行。”太祖曰：“教化必本诸礼义，政刑岂宜先之？苟徒急于近效而严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凯顿首称善。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阳县民有父得罪当杖，请以身代，太祖谓刑部臣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

　　洪武二十年闰六月甲寅，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吉曰：“尚齿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齿为尚，而养老之礼未尝废。是以人兴于孝弟，风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诏天下行养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业者，月给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者加帛一匹，绵一斤。若有田产能自瞻者，止给酒肉絮帛。其应天、凤阳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八十以上赐爵里士，咸许冠带，复其家。尚虑有司奉行不至，尔礼部以朕命谕之。”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讦告者。刑部奏请罪之，太祖曰：“兄弟骨肉至亲，岂有告讦之理？此一时愚昧，或因货利，或私妻子，争长竞短，怒气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尝泯灭，姑系之狱，待其忿息，善心复萌，必将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过。太祖曰：“此彼之真情发见也，俱释之。”兄弟和好如初。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己巳，龙江卫吏以过罚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吏部尚书詹徽不听，吏击登闻鼓诉之。太祖召徽切责之曰：“吏虽罚役，天伦不可废，使其母死不居丧，人子之心终身有慊。夫与人为善，犹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为劝？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乃独不然耶？”徽大惭，吏遂得终丧。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卫卒吴英父得罪系狱，英诣阙陈情，愿没入为官奴，以赎父罪。太祖谕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时何不劝谏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贷，然念汝爱父之至，特曲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当即谏止。若不听，必再三言之，使不陷于非义，斯为孝也。”又顾谓侍臣曰：“此卒非知书者，能如此，亦可谓难矣。故特曲法以宥其父，将以励天下之为人子者。”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太祖谕户部臣曰：“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能周恤，甚者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来，恒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岂习俗之固未易变耶？朕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宁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其谕以此意，使民知之。”

　　议礼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午，中书及礼部定奏：天子亲祀圜丘、方丘、宗庙、社稷，若京师三皇孔子、风云雷雨、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贤等祀，则遣官致祭。郡县宜立社稷，有司祭里社土谷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灶，载诸祀典。余不当祀者，并禁之。太祖因谕群臣曰：“凡祭享之礼，载牲致帛，交于神明，费出己帑，神明歆之。如庶人陌钱办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不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国家仓廪府库所积，乃生民脂膏，以此尊醪俎馔，充实神庭，徼求福禄，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为国为良祷析，如水旱、疾疫、师旅之类是也。”

　　癸亥，太祖欲举行耕籍田礼，谕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亩，所以供粢盛备饙饎。自经丧乱，其礼已废，上无以教，下无以劝。朕莅祚以来，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为先，故首欲举而行之，以为天下劝。”时监察御史有历班而言曰：“耕籍田则力本者知所重矣。”太祖曰：“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务农乎！故后稷树艺稼穑，而《生民》之诗作。成王播厥百谷，而《噫嘻》之颂兴，有国家者，其可弃是而不讲乎？”遂命以来春举籍田礼行之。

　　洪武二年六月庚午，太祖读《叔孙通传》，至鲁两生不肯行，因谓侍臣曰：“叔孙通虽云窃礼之糠粃，然创制礼仪于煨烬之余，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谓难矣。如两生之言，不无迂耶？若礼乐必待百年而后可兴，当时朝廷之礼废矣。朕闻先王之礼，因时制宜。孔子亦曰：‘期月三年必世。’盖亦因时制宜之谓。必待百年，则迂矣。”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先是，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诏百官，悉侍左右，询问民情，咨访得失，或考论古今典礼制度，故虽小官，亦得上殿，至有逾越班次者。太祖乃谓宰臣曰：“朝廷之上，礼法为先，殿陛之间，严肃为贵。朕始欲咨访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肃朝仪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从、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指挥使、六部尚书、侍郎等官许上殿，其余文武官五品以下，并列班于丹陛，违者纠仪官举正之。”

　　八月庚申，大祖谕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縠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侈肆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太祖谓礼部巨曰：“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设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礼，修政莫如礼，齐家莫如礼。故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威辨。元兴，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狃于浅近，未能猝变。今命尔稽考典礼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颁布天下，俾习以成化，庶几复古之治也。”

　　洪武六年三月甲辰，礼官上所定礼仪，太祖谓尚书牛谅曰：“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交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著礼仪，今虽已成，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务合人情，永为定式，庶几惬朕心也。”

　　九月丙午，礼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礼仪。太祖谓中书省臣曰：“朝廷之礼，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贱加贵，不以卑逾尊。百官在列，班序有伦，奏对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参奏事，有未闲礼仪者，是礼法不严于殿陛，何以肃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诸武臣于礼仪有不闲习者，合侍仪司官，日于午门外演习之。且命御史二人监视，有不如仪者，纠举之。百官入朝失仪者，亦纠举如律。”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戌朔，《孝慈录》成。先是，贵妃薨，敕礼官定丧服之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周礼》、《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眠。”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丧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因敕翰林学士宋濂曰：“养生送死，圣王之大政，讳忘忌疾，衰世之陋习。三代丧礼节文尤详，而散失于衰周，厄于暴泰。汉唐以降，莫能议此。夫人情有无穷之变，而礼为适变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尔等其考定丧礼。”于是，濂等考得古人论服母丧者凡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太祖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今观愿服三年丧，比服期年者加倍，则三年之丧，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为定制。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礼成，敕中书省臣曰：“立纲陈纪，治世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相承而法则焉。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祀事之礼，起以古先圣王。其周旋上下、进退奠献，莫不有仪。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故孔子曰：‘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太烦，乃以义更其仪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欢。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悦，若有肸答于朕心。尔中书下翰林令儒臣纪其祀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而锡黔黎之福，朕与卿等尚夙夜无怠，以答神明之休祐焉。”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太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即以太公之鹰扬而授丹书，仲山甫之赋政而式古训，召虎之经营而陈文德，岂比于后世武学，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闲俎豆，拘于一艺之偏之陋哉？今欲循旧用武举，立庙学，甚无谓也。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诏以历代名臣从祀帝王庙。先是，礼官奏以风后、力牧、皋陶、夔、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张良、萧何、曹参、周勃、邓禹、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赵普、曹彬、韩世忠、岳飞、张浚、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阿术、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从祀于帝王庙。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终始一心，载在史传，万世不灭。国家祀典，必合公论，不可徒观其迹而不究其实也。若宋赵普，负太祖，为不忠，不可从祀。元巨四杰，木华黎为首，不可以其孙从祀，而去其祖，可祀木华黎，而罢安童。既祀伯颜，其阿术亦不必祀。如汉陈平、冯异、宋潘美皆节义，兼善始终，可以庙祀。”于是定以风后、力牧、夔龙、伯益、伯夷、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仪、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凡三十有七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礼部右侍郎张智申肃朝仪，太祖谓之曰：“礼仪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时，群后德让，百僚师师。卿其申谕百官，景行古人，无败礼失度，以取咎责。”

　　兴礼乐

　　吴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选道童俊秀者充乐舞生，至是始集。太祖御戟门，召学士朱升、范权领乐舞生入见，设雅乐阅试之。太祖亲击石磐，命升辨识五音，升不能审，以宫音为徵音。太祖曰：“升每言能审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宫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对曰：“八音之中，石声最难和，惟后夔能和磐声，故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太祖曰：“石声固难和，然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即八音谐和矣。”因命乐生登歌一曲。太祖复叹曰：“古者作乐以和民声，格神人，而与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鲜知音律之学，欲乐和，顾不难耶？”鼎复对曰：“乐音不在外求，实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则天地之气亦和。天地之气和，则乐亦无不和矣。”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吏部尚书詹同、礼部尚书陶凯制宴享九奏乐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日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龙，六曰泰阶平，七曰君德成，八曰圣道成，九日乐清宁。先是，太祖厌前代乐章率用腴词，以为容悦，甚者鄙陋不称，乃命凯等更制其词。既成，太祖命协音律者歌之。谓侍臣曰：“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送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声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祗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导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亵之乐，悉屏去之。”

　　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礼部申明乡饮酒礼。太祖谓礼官曰：“乡饮之礼，所以序尊卑、别贵贱。先王举以教民，使之隆爱敬，识廉耻，知礼让也。朕即位以来，虽以举行，而乡闾里社之间恐未遍习。今时和年丰，民间无事，宜申举旧章。其府、州、县则令长官主之，乡闾里社则贤而长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笃者次之，以齿为序。其有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如此则家识廉耻，人知礼让，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之道，不待教而兴。所谓宴安而不乱，和乐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政谓此也。”

　　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太祖御奉天门，谕群臣曰：“治天下之道，礼乐二者而已。若通于礼而不通于乐，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达于乐而不达于礼，非所以振纪纲而立大中。必礼乐并行，然后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礼乐，不可无刑政。朕观刑政二者，不过辅礼乐为治耳。苟为治徒务刑政而遗礼乐，在上者虽有威严之政，必无和平之风；在下者虽存苟免之心，终无格非之诚。大抵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卿等于政事之间，宜知此意，毋徒以礼乐为虚文也。”

　　甲午，太祖谕礼部臣曰：“近命制大成乐器，将以颁天下学校，俾诸生习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乐，所以防民欲，后世之乐，所以纵民欲。其故何也？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歌词淫以夸；古之律吕协天地自然之气，后世之律吕出人为智巧之私。天时与地气不审，人声与乐声不比，故虽以古之诗章，用古之器数，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伦矣。手击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与乐判然为二，而欲以动天地鬼神，岂不难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难。卿等宜究心于此，俾乐成而颁之，诸生得以肄习，庶几可以复古人之意。”

　　崇教化

　　六月辛巳，令民间立义冢，太祖谕礼部臣曰：“古者圣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葬之。”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庚午，太祖谓礼部臣曰：“近命辽东立学校，或言边境不必建学。夫圣人之教，犹天也。天有风雨、霜露，无所不施，圣人之教，亦无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鲜，施八条之约，故男遵礼义，女尚贞信。管宁居辽东，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而民化其德。曾谓边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与鲁相去甚远，使越人而居鲁久，则必鲁矣。鲁人而居越久，则必越矣。非人性有鲁越之异，风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边境，鲜闻礼教，亦恐渐移其性。今使之诵诗书，习礼让，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资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播州、贵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太祖敕国子监官曰：“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明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遗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因其慕义，特允其请耳。尔等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初授知县，陛辞，太祖问之曰：“试官莅民之道，何先？”对曰：“教化为先。”曰：“教化何施？”对曰：“奖劝之。”太祖曰：“治民固以教化为本，而身又为教化之本。长一邑则系一邑之望，民率己以为则，己身不正，民将何法？虽多为奖劝，彼不见信，故曰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尔其试之。”

　明太祖宝训 卷三

　　任官

　　甲辰十一月辛酉，太祖谓中书省臣曰：“立国之初，致贤为急。中书百司纲领总率群属，须择贤者与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轻重，各适其直。若委重于轻，是以栱桷而为梁栋。委大于小，是以钟庾而盛斗筲。”省臣对曰：“人有才者，施于任使，宜无不可。”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断犀象，以之断石，则必缺。麒麟之驶，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则必蹶。要必处之得其宜，用之尽其才可也。”

　　丙午正月，是月，命中书省臣录用诸司劾退官员。省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辈皆以迂缓不称职为法司劾退，岂宜复用？”太祖曰：“人之才能各有长短，故治效亦有迟速。夫质朴者多迂缓，狡猾者多便给。便给者虽善办事，或伤于急促，不能无损于民。迂缓者虽于事或有不逮，而于民则无所损也。”

　　吴元年十二月，是月，太祖以山东郡县既下，命官往抚辑之。谕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贤者以才德。有才则可以应变集事，有德则足以善治。为治之道，亦有难易。当天下无事，民妞于奢纵，治化为难。及更丧乱，斯民凋敝，抚绥尤难。元之所以致乱者，虽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于暴横。又皆以胡人为之长，不惟尸位而已，反为奸吏愚弄，假威窃权，以生乱阶。今山东郡县新附之民望治，犹负疾者之望良医。医之为术，有攻治，有保养。攻治者伐外邪，保养者扶元气。今民出丧乱，是外邪去矣，所望休养生息耳。休养生息，即扶元气之谓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当体予意，以抚字为心，毋重困之。”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来朝府州县官陛辞。太祖谕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贪者必浚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泥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害之也。尔等当深戒之。”

　　四月癸亥，置山东行中书省，调江西参政汪广洋为山东参政。以翰林学士陶安为江西参政。太祖因谓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见于军门，为朕敷陈王业，论当世之务，深合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军旅之事裨益良多。继入翰林，益闻谠论。今调汪广洋为山东参政，而江西乃上游都会，可以代之者宜莫如卿，其为我抚治之。”安对曰：“臣以微陋，叨蒙甄录，俾居左右，幸望过矣。今复委以重任，恐付托不效，有负上恩。”太祖曰：“躬擐甲胄，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强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岂私卿一人而不爱一方乎？”安乃顿首受命。

　　闰七月辛酉，广东何真率其官属入朝，诏授真江西行省参政。太祖谕之曰：“天下纷争，所谓豪杰有二：易乱为治者，上也；保民达变，识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论矣。顷者师临闽越，卿即输诚来归，不烦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谓识时达交者矣。”真叩头谢曰：“昔者武王代暴救民，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今主上除乱以安天下，天命人归，四海是从。臣本蛮邦之人，始者逢乱，不过结聚乡民，为保生之计，实无他志。今幸遇大明丽天，无幽不烛，臣愚岂敢上违天命。”太祖曰：“夫能不贾祸于生灵者，必世享其泽。朕嘉以忠诚，念江西地近广东，是用特授尔江西行省参政，以表来归之诚。古云：‘令名，德之舆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辅我国家。”

　　八月丙子，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大小曲直，各当其用，则无弃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骅骝之材，能历险致远，若使攫兔，不如韩卢。铅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资利刃。故国家用人，当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则人材不得尽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洪武二年二月庚寅，太祖谓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积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恶必至成大恶。”又曰：“积善如积土，久而不已，则可以成山。积恶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于滔天。卿等皆时之俊乂，与朕康济天下，虽有小善，朕必录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过迁善，如镜之去垢，光辉日增。不然，则终身蒙蔽，罪恶日积，灾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宁、邵武、兴化、延平八府隶之。命中书省参政蔡哲为参政。太祖谕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于辨义利。夫义者，保身之本。利者，败名之源。常人则惟利是趋，而不知有义。君子则惟义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异于常人者也。福建地微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来，私交者众。往时官吏多为利訹，陷于罪戾。今命卿往，必坚所守，毋蹈其罪。”哲对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尽公以报。”太祖曰；“公，即无私义之谓也。私，即亡公利之谓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镜，无分毫私意累之，然后揆事度物，廓然无滞。若位胸中微有芥蒂，即不得为公矣，卿宜勉之。”

　　八月己巳，太祖令吏部定内侍诸司官制。谕之曰：“朕观《周礼》所记，未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古时此辈所治，止于酒浆、醯醢、司服、守祧数事。今朕亦不过以备使令，非别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又顾谓侍臣曰：“此辈自古以来，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目蔽矣，以为腹心，即腹心病矣。驭之之道，但当戒饬，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检束则自不为非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卯，御史台进拟宪纲四十条，太祖览之，亲加删定，诏刊行。因谓台臣曰：“元时任官，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风宪，岂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无间南北。风宪乃朕耳目，任得其人，则自无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铎对曰：“臣闻元时遣使宣抚百姓，初出之日，四方惊动。及至，略无所为而出。百姓为之语曰：‘奉使宣抚，问民疾苦。来若雷霆，去若败鼓。’至今传以为笑。今陛下一视同仁，任官惟贤，尤重风宪，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兴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钦承圣意。”

　　四月辛卯，大祖谓中书省臣曰：“或言刑名、钱谷之任，宜得长于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狯，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来，兴礼乐，定制度，光辅国家，成至治之美，皆本于儒。儒者知古今，识道理，非区区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岂选任之际不得实材钦？朕每遇事，无不究心。近调兵北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门，连夜不寝。身虽不往，而心则往矣。惟恐委任非当，或规画未善，不能了事。卿等为朕股肱，于铨材授任，亦当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轻选任。”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谕之曰：“吏部者，衡鉴之司。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遁。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盖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贤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则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则瘝官旷职。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别贤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洪武七年正月度午，吏部奏主事员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户部。太祖不许，曰：“自古设官分职，以理庶务，政有烦简，故官有多寡，当因时制宜，岂得尽拘一律乎？况初入仕者，政非素习，事何由治，职何由称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轻调，如有年老者，就本部升用。”

　　六月戊午，汰北方府州县官。太祖命吏部臣曰：“古称任官惟贤材，凡郡得一贤守，县得一贤令，足以致治。如颖川有黄霸、中牟有鲁恭，何忧不治！今北方郡县有民稀事简者，而设官与烦剧同，禄入供给未免疲民，可量减之。”于是吏部议减北方府州县官三百八人。

　　洪武九年六月乙未，莒州日照县知县马亮考满入觐。州上其考曰：“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吏部以闻。太祖曰：“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皆守令先务，不知务此，而曰长于督运，是弃本而务末，岂其职哉？苟任督责以为能，非恺悌之政也。为令而无恺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惩。”

　　庚戌，山西汾州平遥县主簿成乐官满来朝，本州上其考曰：“能恢办商税。”吏部以闻。太祖曰：“地之所产有常数，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税自有定额，何俟恢办？若额外恢办，得无剥削于民？主薄之职，本佐理县政，抚安百姓，岂以办课为能？若止以办课为能，其他不见可称，则失职矣。州之考非是。尔吏部其移文讯之。”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纳诸司文书、敷奏、封驳之事。时官制初立，太祖重其任，颇难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陕西参政，未行，太祖遂命秉正为通政使。以应天府尹刘仁为左通政。谕之曰：“壅蔽于言者，祸乱之萌。专恣于事者，权奸之渐。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达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纳言，唐之问下者，皆其职也。今以是职命卿等，官以通政为名，政犹水也，欲其常适，无壅遏之患。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无隐蔽。当引见者，无留难。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谗间以欺罔。公清直亮，以处厥心，庶不负委任之意。”秉正等顿首谢曰：“臣等驽钝，幸蒙圣眷，膺兹重任，敢不尽心，图报万一。”

　　洪武十一年正月，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府来朝。太祖谓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广聪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职。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职。所似承流宣化，抚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则治，否则瘝官旷职，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来朝，使识朝廷治体，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询察言行，考其治绩，以观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为贤材。天下何忧不治。”廷臣对曰：“皇上忧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尧舜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间府知府杨冀安等考绩来朝。太祖命吏部曰：“考绩之法，所以旌别贤否，以示劝惩。今官员来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课其殿最，第为三等。称职而无过者为上，赐坐而宴。有过而称职者为中，宴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为下，不预宴，序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劝。”

　　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巳，太祖与侍臣论用人之道。太祖曰：“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之见以为明。夫爝火之光，岂胜于烈炬？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材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始置四辅官，告太庙，以王本、杜佑、龚敩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敕曰：“昔之耕莘者为政，社稷永安。筑岩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继出于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业。是贤者虽处同出异，其忠君济民之道则一。朕政有未周，化有未洽，访近臣而求士，故召尔等来朝，命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调四时，以臻至治，其敬慎之。”

　　十二月，是月，吏部奏，天下郡县所举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贤良方正、文学才干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余人。太祖命各授以官，因谕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备。如宽厚慈祥者，使之长民。勤敏通达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绩。若使才不称职，位不达才，国家虽有褒德录贤之名，而无代天理物之实，非所以图治也。尔其审之。”于是授职各有差。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太祖召吏部兵部臣，谕之曰：“三代学者无所不集习，故其成材，文武兼备。后世九流判立，士习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闲于武略，被介胄者或不通于经术。兼之者，其惟达材乎！三代而下，若诸葛孔明、羊祜、杜预、李靖辈，文武兼资，难概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绳，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学问，则亦何事不可为也。今武臣子弟，朕尝命之讲学，其间岂无聪明贤智有志于学者，若概视为武人不用，则失之矣。卿等其审择用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吴颙为国子监祭酒。太祖谕之曰：“国学者，天下贤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师道严而后模范正。师道不立，则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则？卿宜崇重道义，正身率下，俾诸生有所模范。若徒以文辞为务，记诵为能，则非所以教矣。为夫钟鼓扬则闻于远，德义著则人乐从。尔其慎之，勉副朕意。”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吏部奏考满官二员绩最当迁。太祖曰：“任官之法，考课为重。唐虞、成周之时，所以野无遗贤，庶绩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职，贤否混淆，无所惩劝，则何以为政？故鉴物必资于明镜，考人当定以铨衡。尔等考覆，务存至公，分别臧否，必循名责实。其政绩有异者，即超擢之，庶几贤者在位，而人有所劝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太祖御华盖殿，与群臣论及治天下之道。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盖择众贤为耳目，则听视周乎四海。任众智为计虑，则利泽施于万民。今天下太平，惟选任贤材，宜留圣虑。”太祖曰：“然。任人之道，当严于简择，简择严，则庸鄙之人不进。当专于任使，任使专，则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贤者乃可以专任之，非贤而专任者，必生奸也。是以任人为难。然人亦有谨于始而怠于终者，亦有过于前而改于后者，则固不能保始终。惟终始如一者，其怀忠报国之心坚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诈似信、怀奸若忠者，决不可任也。”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诸城知县陈允恭于云南。太祖谕吏部臣曰：“为国以任人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果贤者，不以小庇而弃之。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陈允恭前任诸城，以薄书之过谪戍云南，比有言其治县时能爱民。夫长民者能爱民，虽有过，可用也。”于是召允恭还复其官。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太祖御奉天门。廷臣有言，比来儒士起自田里，而擢用骤峻，非朝廷爱重名爵之意。太祖曰：“朝廷爵禄，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但期得贤，名爵非所怀。若曰起自田里，不当骤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陇中，一旦举之，加于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业，何尝拘于官职？朕所患不得贤耳，诚得贤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给事中有荐士者。太祖问宜何官，对曰：“宜牧民。”又问其所长，对曰：“其人才高年力少，勇于敢为。”太祖曰：“才高者多过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见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制锦者乃可使裁。素未学而欲使入政，可乎？后生年少，未尝历练，恃才轻忽，用其血气之勇，鲜有不生事扰民者。且令就学，以养其德性，变化气质，俟学成用之。”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太祖与群臣论治道，谕之曰：“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然人之才有长短，亦犹工师之艺有能否。善斲木者不能攻石，善断斲轮者不能为舟。若任人之际量能授官，则无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为朕广求贤才，以充任使，毋求备于一人可也。”

　　太祖谕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于随材任使，则天下无弃人矣。”又曰：“观人之法有数等：材德俱优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余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无，此不足论也矣。若逐势变移，好作成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守法

　　甲辰三月丁卯，太祖谓廷臣曰：“剽悍骄暴，非人之性也，习也。苟有礼法以一之，则剽悍者可使善柔，骄暴者可使循帖。若踶跂之马，调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属兹草创，苟非礼法，人无所守，故必当以此洗涤渐染之习。然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人知遵礼，自无暴悍。能守法，则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强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礼法故耳。方今所当急者，此为先务，不可后也。”

　　吴元年十一月壬寅，太祖谓省台官曰：“近代法令极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袭其弊。如元时，条格烦冗，吏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尔等其体此意。”

　　十二月甲辰，太祖谕群臣曰：“读书所以穷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称循良者不在于威严，在于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读书，于律亦不可不通。大抵人之犯法者，违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轻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遵。”

　　洪武二十八年一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有经有权。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朕御天下将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访以民事。有偷士唐仲实、姚琏者来见。太祖问之曰：“丧乱以来，民多失业，其心望治，甚于饥渴，吾深知之。”仲实对曰：“自大军克复，民获所归矣．”又问曰：“邓愈筑城，百姓怨否？”仲实对曰：“颇怨。”太祖曰：“筑城以卫民，何怨之有？必愈所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罢之。又问：“尔能博通今古，必谙成败之迹。若汉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数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实对曰：“此数君者，皆以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主公英明神武，兼数君之长，驱除祸乱，未尝妄杀，出民膏火，措之于衽席之上。开创之功，超于前代。然以今日观之，民虽得所归，而未遂生息。”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积少而资多，取给于民，甚非得巳。然曾为军需所用，未尝以一毫奉己。民之劳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尝忘也。”仲实对曰：“诚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太祖曰：“有不便者，盍尽言之。”仲实等皆拜谢，乃赐诸父老布帛，抚慰之而去。

　　甲辰四月庚子，太祖谓徐达等曰：“人之行事，固欲尽善。然一时智虑未周，及既行之后，思之有未尽善，亟欲更之，已无及矣。与其追悔于既往，曷若致谨于初。大抵更涉世故则智明，久历患难则虑周。近日纪纲法度粗若有绪，其间有未尽善者，诸公宜执正论，亟为更张。庶几上下之间，各得其便。苟有不善，岂徒予之过，亦汝等之责也。”

　　六月戊戌，太祖谓廷臣曰：“治国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犹水也，欲其长流。水塞，则众流障遏。言塞，则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应上下之务，非兼听广询，何以知其得失？《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夫刍荛，至贱者也，古人尚取于其言。况左右、前后之人与共事者，岂无一得之长乎？诸公有所建明，当备陈之。”

　　戊午，太祖谓谕朝臣曰：“国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系焉。君臣之间，各任其责，所行未当，速改，不宜有所隐避。若隐避不言，相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于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尽乃心，直言毋隐。”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太祖谕群臣曰；“忠臣爱君，谠言为国。盖爱君者有过必谏，谏而不切者，非忠也。为国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来朕每发言，百官但唯诺而巳。其间岂无是非得失，而无有直言者，虽有不善，无由以闻。自今宜尽忠谠，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义也。”

　　二月己未，太祖谕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来台臣又无谏诤，岂朝廷庶务皆尽善，抑朕不能听受，故尔嘿嘿乎？尔等以言为职，所贵者忠言。忠言日闻，有益于天下国家。若君有过举，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朕每思一介之士，于万乘之尊，其势悬绝。平居能言，奏对之际，或畏避不能尽其词，或仓卒不能达其意。故尝霁色以纳之，惟恐其不尽言也。至于言无实者，亦略而不究。盖见秦汉以来季世末主，护短恶谏，诛戮忠直。人怀自保，无有为言者。积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犹有薄食，人之所为，安能无过？惟能改过，便可成德。”原吉对曰：“陛下此心，即大禹好闻善言，成汤不吝改过之心也。言而无实，略之不究，尤见天地之量。”太祖曰：“有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勉于善。无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戒于不善。但务纳其忠诚，何庸究其差谬。”

　　洪武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刘松言，宛平驿当要道，而驿马之数与非要道之驿同，宜减他驿马，以增宛平驿。太祖可其奏。顾谓侍臣曰：“驿传劳逸不均，甚为民弊。松以为言，民获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闻见计虑，岂能周遍？尔等宜体此，竭心为朕访察民间利病，何事当兴，何事当革，具为朕言。朕当行之，毋为容默，但保禄而已。”侍臣对曰：“陛下乐从直言，天下之福也。”

　　洪武九年六月壬寅，太祖谕侍臣曰：“舍己从人，改过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声听治，为铭于《笋簴》曰：教我以道者，击鼓。教我以义者，击钟。以事者，振择。以忧者，击磬。以狱者，挥鞀。禹，圣人也，虚己求言，如此之切，故闻善言则拜。朕乐闻嘉谟，屡敕廷臣直言无讳，至今少有以启沃朕心者。”侍臣对曰：“陛下聪明天纵，孜孜为治，事无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无可言者。”太祖曰：“朕日总万几，安能事事尽善？所望者，左右之臣尽忠补过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顿首谢。

　　十二月丙辰，太祖谕群臣曰：“朕每事必详审而后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虑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难当。事机丛脞，左右之人能竭尽诚意相与可否，岂不事皆尽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谓得计，殊不知百世之下，难逃清议，如张禹、孔光之徒，岂不惜哉？”群臣皆顿首。

　　洪武十年六月丁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聪明内蔽。外通则下无壅遏，内蔽则上如聋瞽。国家治否，实关于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虑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朕前。”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太祖谕兵部试尚书茹玮等曰：“朕虚心待人，汝等当思尽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虑之不足，众人计之有余。苟惟依阿承顺，无所建明，非有利于天下也。”玮等皆顿首谢。

　　纳谏

　　辛丑七月甲子，太祖视事东阁。时天热坐久，汗湿衣，左右更衣以进，皆经浣濯者。参军宋思颜曰：“臣见主公躬行节俭，旧衣皆浣濯更进，禹之恶衣服，诚无以加矣，真可以示法于子孙也。臣思主公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太祖喜曰：“思颜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乃赐之币，以彰其直。复谓思颜曰：“汝在前朝颇有善誉，为主者不能知汝。及归于我，数进谠言，斯固可嘉。”思颜又曰：“近句容有虎为害，公既遣人捕获之，今豢养民间，饲之以犬，无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杀之，分其肉赐百官。

　　甲辰三月戊辰，太祖御戟门，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图进。太祖览毕，因论及选谏议之官，曰：“论道经邦，辅弼之臣。折冲御侮，将帅之职。论思献纳，侍从之任。激浊扬清，台察之司。此数者，朝廷之要职也。至于绳愆纠缪，拾遗补过，谏诤之臣，尤难其人。抗直者或过于矫激，巽懦者又无所建明。必国尔忘家、忠尔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将何所赖也。”

　　洪武元年正月己卯，太祖谕群臣曰：“吾观史传所载历代君臣，或聪明之君乐闻忠谠，而臣下循默奸、不尽其诚者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谏，而君上昏愚骄暴、饬饰非拒谏者有之。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益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乐于听谏，而臣下善于进谏，则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难。”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太祖谓群臣曰：“昔唐太宗谓，人主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也？朕观汤以从谏弗咈而兴，纣以饰非拒谏而亡，兴亡之道，在从谏与咈谏耳。大抵自贤者必自用，自用，则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放僻邪侈，不亡何待？从谏者则乐善，乐善，则正人日亲，憸人日远，号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兴者。太宗英杰之主，有见乎此，纳言如流，小大必采，故能致贞观之治。朕于卿等深有所望，勿怀顾忌而忘尽言。”

　　洪武八年五月庚申朔，太祖谓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无谴责之患。故人思尽职，竭其忠诚，无有隐讳。如此，则嘉言日闻，君德日新，令闻长世，允为贤明。至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躯保禄之臣，或缄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谏。塞其聪明，昧于治理，必至沦亡而后已。由此观之，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之异也。”

　　洪武九年六月甲申朔，太祖谕侍臣曰：“朕观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饰非拒谏，多取灭亡。成汤改过不吝，故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己从谏，亦能致贞观之治。此皆后世罕及也。人君苟能虚己以受言，人臣能尽忠以进谏，则何事业不可成哉！”

　　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东肥城县知县许好问言：“报国莫知如荐贤，献忠莫如进谏。臣既不能荐贤以报国，敢不进言以献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并周为正统，合四十余年而汉兴。汉有天下四百余年。隋平陈，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兴。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国，混一天下，八十余年，而圣朝隆兴。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为迭兴之闰位，乃知秦为汉闰，隋为唐闰，元为国朝之闰，亦已明矣。伏愿陛下慎刑罚，昭劝惩，缓差徭，容直谏，致中和，以丕显文明之治，则皇祚传之万世，圣子神孙承继于无穷矣，岂特八百年而已哉！”太祖曰：“治乱相因，盛衰有时，虽出于气运一定之数，然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间保民致治，国祚灵长，未有不由创业垂统，为子孙继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乱亡者，必反是。鉴之往古，事有可征。要之祈天永命，固有其道，修德慎罚，亦一端耳。好问所言，颇合朕意。”

　　去谗佞

　　吴元年正月乙未，有省局匠告省臣曰：“见一老人语之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讫遂不见。”省臣以闻。太祖曰：“此诞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邪？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

　　九月乙未，太祖谕群臣：“大丈夫有志于功业者，必亲贤以广德。盖正直相亲，则善日闻。谗邪相近，则恶日染。如王保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傅颖阳者，专为苛察细事，甚张威福，一增僧略不相礼，阴谮杀之。信谗如此，岂持久之道乎？为人上者最忌偏听。所谓偏听生奸，诚有是也。信任奸邪，假声势以济其爱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离心离德，功业岂能成立？”

　　洪武元年二月癸卯，太祖御奉天门，谓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谏者，有谗佞者。忠谏之言，始若难听，然其有益，如药石之能济病。谗佞之言始若易听，然其贻患，不可胜言。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彼谗佞者因得肆其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道于耳故也。惟刚明者审择于是非，信于公论，不偏信人言，则谗佞之口杜矣。”

　　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隐微之过。太祖曰：“朕素知安，安岂有此？且尔何由知之？”对曰：“闻之于道路。”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以此为尽职乎？”命中书省臣黜之。省臣进曰：“御史当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太祖曰：“不然。植桂木者必去螓蠹，长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绝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结以小信，而后逞其大诈，此人尝有所言，朕不疑而听之，故今日乃为此妄言。夫去小人当如扑火，及其未盛而扑之，则易为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儒士严礼等上书。太祖退朝，御西阁，因览礼所上书，谓侍臣曰：“汝等知古今，达事变。且言元氏之得天下与所以失之故。”或言世祖君贤臣忠以得之，后世君暗臣谀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资而得之，后世不能用贤而失之。或言世祖好节俭而得之，后世尚奢侈而失之。太祖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有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时佞臣所作，以馅媚朝廷，今礼欲修之。伯颜之有祠堂，因其初入临安，市不易肆，有德于民，故庙食焉。今礼欲毁之。宋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抚定四方，经营方始，今礼又欲朕建都于杭，失居重驭轻之宜，皆妄言耳。朕访求人才，欲得识时务俊杰而用之，今观礼所奏，诚未达时务者也。”

　　洪武十年五月，是月，有内侍以久事内廷，从容言及政事。太祖即日斥遣还乡里，命终身不齿。遂谕群臣曰：“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僻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鉴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群臣顿首称善。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上言兴利之事，此人心术不正，宜明正其罪。”太祖曰：“然。朕已命黜之。当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夫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故听纳之际，不可不审。”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太祖谕廷臣曰：“谗人之能害国，犹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国者必去谗邪。稂莠始生似真，及其盛也，则苗不能胜矣。谗邪始言似忠，及其久也，则正人不能胜矣。谗邪胜正人，非国家美事。人君知其然，当力去之。不然，则根柢日深，为害不浅矣。”

　　戊戌，太祖御谨身殿，东阁大学士吴沉等进讲《周书》“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太祖曰：“甚矣。国家不可有小人，有小人必败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鲁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沉进口：“书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太祖曰：“国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药，不急去之，必为身患。小人巧于悦上，忍于贼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顺适己意，任其所为而不问，以为怨将在彼。譬如犬马伤人，人不怨畜犬马者乎？”沉曰：“小人中怀奸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太祖曰：“然小人善于逢迎，彼知人主所乐为者，不顾非义，乃牵合傅会曰是不可不为。知人主不乐为者，不顾有益于天下国家，亦牵合傅会曰是不必为。此诚国之贼也。自古以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太祖谓谏议大夫唐铎曰：“人有公私好恶不齐，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务规谏，邪言务谤谀。谤言近于忠，谀言近于爱。惟不惑于谤言，则听日聪，而谗人自去。不眩于谀言，则智益明，而佞人自绝矣。”铎对曰：“听言之难，从古为善皆然。惟不为所眩感，则谗佞自远。陛下圣谕，深得其情。”太祖曰：“朕日总万机，所行有得失，非资人言，何由以知？故广开言路，以来众言。言有善者，则奖而行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谄面谀者，决不可容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太祖谓侍臣曰：“朕昨观史，见前代帝王好听谗言者，必致败乱。盖国有谗佞，忠贤之害也。贤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难合，终实有益。谗佞之人憸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为其所惑，始若无害，终实可畏。其妨贤病国，可胜道哉！是以人君图治，须保贤哲而去谗佞。”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太祖谕待臣曰：“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谄媚睥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致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

　　却贡献

　　辛丑三月戊寅，方国珍遣检校燕敬以金玉饰马鞍辔来献。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谷粟布帛。其他宝玩，非所好也。”却其献。

　　洪武元年四月辛丑朔，蕲州进竹簟。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贡，惟服食器用，故无耳目之娱，玩物之失。今蕲州所进竹簟，固为用物，且未有命而来献，若受之，恐天下闻风，皆争进奇巧，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献。

　　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贾回回以番香阿剌吉为献。阿剌吉者，华言蔷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疗人心疾，及调粉为妇人容饰。太祖曰：“中国药物可疗疾者甚多，此特为容饰之资，徒启奢靡耳。”却其献不受。

　　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岁本处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种足收，民有愿入赋者，请征之。”太祖谓侍臣曰：“此人盖欲剥下益上，以觊恩宠。所谓聚敛之臣，此真是矣。民既遇旱，后虽有收，仅足给食。况朝廷既已免其租，岂可复征之？昔孔子论治国，宁去食，不可无信。若复征之，岂不失信乎？夫违理而得财，义者所耻。厉民以从欲，仁者不为。”遂不听。

　　己未，潞州遣官贡人参。太祖谕之曰：“朕闻人参得之甚难，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如用，当遣人自取。”因谓省臣曰：“往年金华贡香米，朕命止之。遂于苑中种田数十亩。每耕耔、刈获之际，亲往观之，足以自适。及计所入，亦足供用。朕饮酒不多，太原岁进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进。国家以养民为务，岂以口腹累人哉！尝闻宋太祖家法，子孙不得远方取珍味，甚得于诒谋之道也。”

　　洪武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兆日之地旧有造葡萄酒户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长勘卜监藏、罗古罗思、哺哥监藏等以所造酒来献。太祖谓中书省臣曰：“饮食、衣服，贵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乎一己之欲者，则必有无穷之害。昔元时造葡萄酒，使者相继于途，劳民甚矣，岂宜效之？且朕素性不喜饮，况中国自有秫米供酿，何用以此劳民？”遂却之，使无复进。赐酋长文绮袭衣，遣还。

　　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乙丑，广西布政使司奏安南国遣使入贡。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吉曰：“安南远居海滨，率先效顺，方物之贡，岁以为常。朕念彼向幕中华，服我声教，岂在数贡？故尝以海外诸国岁一贡献，转运之烦，实劳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从所谕，又复入贡，尔礼部其速令广西遣还，必三年乃来也。”

　　勤民

　　戊戌二月乙亥，迁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兼帐前总制亲军左副都指挥。太祖谕茂才曰：“比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司，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潦不时，有妨农夫。故命尔此职，方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潦，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送迎奔走，所至纷忧，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张闾等上疏劝太祖渊默，以怡养神气。太祖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达变。天下无事，端拱玄默，守道无为，此固可以保养神气。顾今丧乱未定，军旅方殷，日给不暇，此岂渊默怡养之日耶？诸公之言固爱我，但未达时宜耳。”

　　丙午正月辛卯，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大乱未平，民多转徙，失其本业。而军国之费，所资不少，皆出于民。若使之不得尽力田亩，则国家资用何所赖焉？今春时和，宜令有司劝民农事，勿夺其时。一岁之中，观其收获多寡，立为劝惩。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吴元年四月，是月，应天府句容县耆民施仁等献瑞麦。太祖下令谕民曰：“自渡江以来，十有三载，境内多以瑞麦来献。

　　丙申岁，太平府当涂县麦生一干两岐。丁酉岁，应天府上元县麦生一茎三穗，宁国府宁国县麦生一茎二穗。今句容县又献麦一茎二穗。盖由人民勤于农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尔民尚尽力畎亩，以奉父母，育妻子，永为太平之民，共享丰年之乐。”

　　起居注詹同进曰：“昔在成周，嘉禾同颖。汉张堪守渔阳，麦秀两岐。今主上拨乱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虽戎马之际，亦修农务，故斯民得脱丧乱，尽力田亩，天降瑞麦，非偶然也。”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则当尽。为国家者，岂可待此而自怠乎？”

　　七月，是月，太祖谕群臣曰：“古之贤君，常忧治世。而古之贤臣，亦忧治君。然贤臣之忧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忧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广，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尝一日忘其忧，何也？久困之民未尽苏息，抚绥之方未尽得宜。卿等能同予之忧乎？能同予忧，庶几格天心而和气可致矣。若徒窃位苟禄，于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祸败随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惧哉！”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太祖以立国之初，经营兴作，必资民力，恐役及贫民，乃命中书验田出夫。于是省臣奏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兴作，于农隙用之。太祖谕中书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当思节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获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

　　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无民。养民者，不可一日无食。食之所恃在农，农之所望在岁。今仲夏不雨，实为农忧，祷祠之事，礼所不废。朕已择明日诣山川坛，躬为祷之。尔中书各官其代告诸祠，且命皇后与诸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令太子诸王供馈于斋所。”至是日四鼓，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诣山川坛，设藁席露坐，昼曝于日，顷刻不移，夜卧于地，衣不解带。皇太子捧榼进蔬食，唯麻麦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沾足。

　　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祭皇地祗于方丘。礼毕，驾还乾清官。皇后妃嫔见。太祖曰：“方农时，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失望也，甚忧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泽降，复常膳如故。”于是宫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诘旦，水深尺余。

　　洪武十年五月乙未，登州卫奏充拓新城，请令民筑之。太祖谕工部臣曰：“凡兴作不违农时，则民得尽力于田亩。今耕种甫毕，正当耘耔，遽令操版筑之役，得无妨农乎？且筑城本以卫民，若反以病民，非为政之道也。其令俟农隙为之。”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赍敕谕宋国公冯胜。时胜督工建周王宫殿于开封府，将以九月兴役。太祖以其时民当种麦，敕谕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麦耳。近闻尔今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当播种之时而役之，是夺其时也。过此，则天寒地冻，种不得入土，来年何以续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农时。朕封建诸子，将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夺农时，朕恐小民之怨咨也。敕至，其即放还，俟农隙之时赴工未晚也。”

　　洪武十五年一月乙亥，太祖谕群臣曰：“朕统一天下，于今十有五年，夙夜靡宁，诚以天下之大，生齿之众，庶事之繁，日决万几。苟有怠忽，或一言不当，贻四海之忧；或一事有失，为天下之患，岂可不尽心乎？朕与卿等共理，当各勤乃事，体朕至怀。”

　　七月庚戌，太祖谓翰林学士宋讷曰：“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民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思礼浸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视民轻，则与己不相干，而畔涣离散不难矣。惟能知民与己相资，则必无慢视之弊。故曰：‘可忧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古之帝王视民何尝敢轻，故致天下长久者，以此而已。”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阳诸县尝被水，三皇庙、分司廨宇圮坏，请修治。太祖曰：“灾害之余，居官者当恤民，不可劳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宁居，风纪之司正当问民疾苦以抚恤之，若有修造，俟岁丰足然后为之，庶得先后缓急之宜。今不恤民而以廨舍祠庙为先，失其序矣。”遂命停止。

　　八月甲戌，太祖谕佥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系于牧民者之贤否。而咨询得失，激浊扬清，则系乎风纪之职。近来人情习于故常，政事安于苟且，上下相蒙，彼此无惮。乃至诸郡连岁不闻有所激劝，或者乃云吏称民安，岂知善恶贵于旌别，举措在于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岂皆举职，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历郡县，凡官吏之贤否，政事之得失，风俗之美恶，军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矫直沽名，妄兴大狱，苛察琐细，遗奸不擒，见善不举，皆为失职。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洪武十七年正月癸卯，陕西秦州卫奏修理城隍，请兼军民为之。太祖谕都督府臣曰：“修治城隍，借用民力，盖权时宜，役之于旷闲之月耳。今民将治田之时，而欲兼用民力，失权宜之道。止用军士修理，毋得役民。”

　　九月己未，给事中张文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太祖谕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总万几，安敢惮劳？但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周遍？苟致事有失宜，岂惟一民之害将为天下之害。岂惟一身之优，将为四海之忧。卿等能各勤厥职，则庶事未有不理。”

　　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太祖谕兵部尚书温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由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达，有不利便，即与更张，天下岂有不治？近闻北方递运车，每辆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难，一牛有损，一车遂废，有司责民偿牛，倍增其价，民受其害。宜令每车加给一牛，以备倒死，毋重伤吾民也。”

　　五月戊寅，太祖谓诗臣曰：“朕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乃罢。日间所决事务，恒默坐审思，有未当者，虽中夜不寐。筹虑得当，然后就寝。”侍臣曰：“陛下励精图治，天下苍生之福，但圣体过劳。”太祖曰：“吾岂好劳而恶安，向者天下未宁，吾饥不暇食，倦不暇寝，奖励将帅，平定祸乱。今天下已安，四方无事，高居宴乐，亦岂不可？顾自古国家未有不以勤而兴，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七月戊寅，太祖问近臣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赞善刘三吾对曰：“赖陛下威德，四方无虞，盗贼屏息，岁比丰登，民皆安乐。”太祖曰：“天下人民之众，岂能保其皆安？朕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询问，未尝一日忘之。”三吾对曰：“圣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太祖曰：“恩德亦非泛然，医如臾扁，不施药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输，不施绳墨，木不自正。君如尧舜，无纪纲法度之施，而曰恩德，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也。”

　　九月，是月，太祖谕户部臣曰：“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涂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衣。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靡。尔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庶几可以绝其弊也。”

　　洪武十九年四月丁亥，诏遣御史蔡新、给事中宫俊往河南检覆被水人民，有赈济不及者补给之。太祖谕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哺，已遣人赈济。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赈济不及者不得粒食，濒于死亡，深用闵念。特命尔往彼覆实，有未赈济者，即补给之。”又曰：“君之养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饥寒，为之农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尔等其体朕至怀。”

　　洪武二十年二月己未，躬耕藉田，遣官享先农。礼成，宴群臣于坛所。太祖曰：“耕藉田，古礼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劝农务本也。朕即位以来恒举行之，惟欲使民知劝，尽力于田亩，以遂其生养，非事虚文也。今礼成，与尔群臣享胙于此，岂徒为宴饮之乐，正欲群臣知重农之意。”群臣皆顿首谢。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命湖、杭、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处就耕，官给钞，户三十锭，使备农具，免其赋役三年。太祖谕户部尚书杨靖曰：“朕思两浙民众地狭，故务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岁歉，即不给。其移无田者于有四处就耕，庶田不荒芜，民无游食。”靖对曰：“去年陛下念泽、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真定就耕，今岁丰足，民受其利。”太祖曰：“国家欲使百姓衣食足给，不过因其利而利之。然在处置得宜，毋使有司侵扰之。”

　　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庚子，武定侯郭英奏鲁王坟茔成，惟享堂周垣未备，请筑之。太祖谓工部尚书秦逵曰：“事有不急者，毋用劳民也。方当耕种之时，而英请筑堂垣，此岂使民以时之道？英武人不学，惟知筑垣为急，而不知夺农时为重也。”遂止之。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种桑枣。太祖谓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暖即忘寒，不思为备。一旦卒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

　　洪武三十年二月壬辰，太祖罢朝，因与群臣论民间事。太祖曰：“四民之业，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困。朕一食一衣，则念稼穑机杼之勤。尔等居有广厦，乘有肥马，衣有文绣，食有膏粱，当念民劳。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尔等其思佐政裕民之道，庶几食禄无愧。”

　　理财

　　丙午四月己未，太祖谓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军旅之需一出于民。吾欲纾其力，奈何？”基对曰：“今用师之日，必资财用，出民所供，未可纾也。”太祖曰：“我谓纾民之力，在均节财用，必也制其常赋。今国家爱养生民，正犹保抱赤子，惟恐伤之。苟无常制，惟掊敛以朘其膏脂，虽有慈父，不能收爱子之心。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杜末，则国计可以恒舒。”基对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中书省奏：“国初改铸洪武通宝小钱，皆用废钱及旧铜器铸之。然废钱铜一斤，较旧多铸钱十五文，旧器铜一斤，较旧多铸钱十三文。有令宝源局及各行省仿此为例。”太祖曰：“铸钱当以轻重为准，岂得以多寡为则？盖钱轻则多，钱重则少，理势必然。若违轻重而较其多寡，则工匠不堪，难为定例。”

　　洪武十年三月戊戌，增置滁阳、仪真、香泉、六合、天长五牧监。太祖谓中书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君之当者，必数马以对。《周礼》六卿，夏官以司马为职，特重其事也。后世掌以太仆，今仍其旧，又设群监以分其责任，庶名实相副，民不劳而孳息蕃。但恐所司不为究心，民又怠惰，马政不修，则督责之令行，岂不因马而疲民？国以民为本，若因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仆及诸牧监，各令修职，毋怠所事。”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太祖观《汉武帝纪》，顾谓翰林待制吴沉曰：“人君理财之道，视国如家可也。一家之内，父子不异赀，其父经营储积，未有不为子计者。父子而异赀，家必隳矣。君民犹父子也，若惟损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给，而君独富，岂有是理哉？”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国家当理财以纾国用者，言之颇悉。太祖曰：“天地生财以养民，故为君者当以养民为务。夫节浮费，薄税敛，犹恐损人，沉重为征敛，其谁不怨咨也！”近臣复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储待而能为国家者。”太祖曰：“人君制财，与庶人不同。庶人为一家之计，则积财于一家。人君为天下之主，当贮财于天下。岂可塞民之养，而阴夺其利乎？昔汉武帝用东廓咸阳、孔仅之徒为聚敛之臣，剥民取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竟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于是言者愧悚，自是无敢以财利言者。

　　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太祖命户部以山东之盐召商中卖，听民买食。尚书郭桓言：“青、莱等府局盐，岁收课钞，动以万计。今若从民买食，必亏课额。”太祖曰：“天之生财，本以养民。国家禁，以制其欲、息其争耳。苟便于民，何拘细利？求以利官，必致损民。宜从其便。”

　　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太祖谕户部臣曰：“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前代理财窃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谓生财裕国，惟事剥削蠹饵，穷锱铢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贩，杨炎之两税，自谓能尽理财之术，殊不知得财有限，而伤民无穷。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樽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不此句话疑有误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尔户部政当究心，毋为聚敛，以伤国体。”

　　节俭

　　丙午四月乙卯，太祖阅古车制，至《周礼》五辂曰：“玉辂太侈，何若止用木辂？”詹同对曰：“昔颜渊问为邦，孔子答以乘殷之辂，即木辂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浑坚、质得中，故取焉。”太祖曰：“以玉饰车，考之古礼，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车，只宜用孔子所谓殷辂。然祀天之际，玉辂或未备，木辂亦未为不可。”参政张昶对曰：“木辂，戎辂也，不可以祀天。”

　　太祖曰：“孔子万世帝王之师，其斟酌四代礼乐，为万世之法，乘木辂何损于祭祀？况祀事在诚敬，不在仪文也。”昶顿首谢。十二月己巳，典营缮者以宫室图来进。太祖见其雕琢奇丽者，即去之。谓中书省臣曰：“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昔尧之时，茅茨土阶，采椽不斫，可为极陋矣。然千古之上称盛德者，必以尧为首。后世竟为奢侈，极宫室苑囿之娱，穷舆马珠玉之玩，欲心一纵，卒不可遏，乱由是起矣。夫上崇节俭，则下无奢靡。吾尝谓珠玉非宝，节俭是宝。有所缔构，一以朴素，何必极雕巧以殚天下之力也。”

　　洪武元年八月，是月，有司奏造乘舆服御诸物，应用金者，命皆以铜代之，有司言费小不足靳。太祖曰：“朕富有四海，岂吝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节，大费必至。开奢泰之原，启华靡之渐，未必不由于小而至大也。”

　　十月庚辰，太祖朝罢，召宿卫武臣，谕之曰：“朕与尔等起布衣，历战阵，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为天子，卿等亦任显荣，居富贵，非偶然也。当四方豪杰并起，互相攻夺，朕提孤军应敌，危亦甚矣。然每出师，必戒将士毋妄杀，毋焚民居。此心简在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时在民间，视元之将帅轻裘肥马，气焰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创业之难，骄淫奢侈，但顾一身逸乐，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运，非特不能保其富贵，遂致丧身灭名。今历数在朕，朕何敢骄怠？常恐政事废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赏将士，宴百官，享劳外使，未尝设宴为乐。尔等亦须勤身守法，勿忘贫贱之时，勿为骄奢淫快之事，则身常荣而家常裕矣．卿等勉之，毋忘朕言。”

　　十二月己巳，太祖退朝还宫，皇太子、诸王侍。太祖指宫中隙地谓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亡国灭。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敬戒。”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太祖持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销镕得之。”又出杂紵丝小片缝成如毯者，曰：“此制衣裳所遗，用缉为被，犹胜弃遗也。”

　　七月丙辰，太祖阅内藏，慨然谓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积为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费，取一己之娱，殚耳目之乐，是以天下之积为一己之私也。今天下已平，国家无事，封赏之外，正宜俭约，以省浮费。

　　十月丙辰朔，朝退，雨，二内使着干靴行雨中。太祖召责之，曰：“靴虽微，皆出民力。民之为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爱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谓侍臣曰：“尝闻元世祖初年，见侍臣有着花靴者，责之曰：‘汝将完好之皮为此，岂不废物劳人。’此意诚佳。大抵为人尝历艰难，则自然节俭。若习见富贵，未有不侈靡者也。”因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

　　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内使奏增饲虎肉。太祖曰：“养牛以供耕作，养马以资骑乘，养虎欲以何用，而费肉以饲之？”命以虎送光禄，他禽兽悉纵之。

　　洪武七年五月甲午，礼部尚书牛谅上所考定进膳礼，奏言：“古礼凡大祀斋之日，宰犊牛以为膳，以助精神。”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斋三日，而供三犊，所费太侈。夫俭可以制欲，澹可以顾性。若无节制，惟事奢侈，徒增伤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谅曰：“《周礼》是古人所定，非过侈也。”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后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洪武九年五月丙寅，命中书省臣：“作亲王宫得饰朱红、大青绿，余居室止饰丹碧。”中书省臣言：“亲王居室，饰大青绿，亦无过度者。”太祖曰：“惟俭养性，惟侈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独不见茅茨卑宫，尧禹以崇圣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岂可使靡丽荡其心。”

　　洪武十六年七月庚戌，太祖谓侍臣曰：“自古王者之兴，未有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有不由于奢侈。前代得失，可为明鉴。后世昏庸之主，纵欲败度，不知警戒，卒濒于危亡。此深可慨叹。大抵处心清净则无欲，无欲则无奢纵之患。欲心一生，则骄奢淫佚无所不至，不旋踵而败亡随之矣。朕每思念至此，未尝不惕然于心。故必身先节俭，以训于下。”侍臣顿首曰：“陛下戒慎如此，使后世守而不替，长久之福也。”

　　八月辛巳，孝慈皇后小祥。先是礼部臣奏，令天下诸司致祭。太祖曰：“此固礼也，但仪物百费皆出于民，道里往来，亦甚劳烦。且皇后在时，尝问朕曰：‘天下之民安乎？’朕曰：‘尔问甚善，然事不在尔。’后曰：‘陛下为天下父，妾忝为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女也，其安与否，岂可不知？’今言犹在耳，而欲以小祥费天下民财，甚非后心。其止之。”

　　明太祖宝训 卷四

　　戒奢侈

　　甲辰三月庚午，江西行省以陈友谅镂金床进。太祖观之，谓侍臣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以一床工巧若此，其余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靡，焉得不亡！”即命毁之。侍臣曰：“未富而骄，未贵而侈，此所以取败。”太祖曰：“既富，岂可骄乎？既贵，岂可侈乎？人有骄侈之心，虽富贵，岂能保乎？处富贵者，正当抑奢侈，弘俭约，戒嗜欲，以压众心，犹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穷天下之技巧以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戒，覆车之辙，不可蹈也。”

　　吴元年九月癸卯，新内成。太祖命博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书于壁间，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太祖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太祖曰：“敦崇俭朴，犹恐习奢，好尚华靡，岂不过侈？尔不能以节俭之道事予，乃导予以侈丽，夫岂予心哉？但构为宫室，已觉作之者劳，况远取文石，能不厉民乎？”言者大惭而退。洪武元年十月甲午，司天监进元主所制水晶宫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鉦鼓。太祖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左右碎之。

　　洪武四年十一月庚申，时将士居京卫，闲暇有以酣饮费赀者。太祖闻，召谕之曰：“勤俭为治身之本，奢侈乃丧家之源。近闻尔等耽嗜于酒，一醉之费，不知其几。以有限之资供无厌之费，岁月滋久，岂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织，而饮食衣服必欲奢靡。夫习奢不已，入俭良难，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为出，裁省妄费，宁使有余，毋令不足。”

　　洪武八年九月辛酉，诏改大内宫殿。太祖谓廷臣曰：“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侈丽，习尚华夷，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使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花囿之作，劳民费财，以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之。其饬所司如朕之志。”

　　洪武九年五月壬午，太祖谓侍臣曰：“淡泊可以养心，俭素可以养德。纵欲败度，奢侈移性，故技巧哇淫、游幸畋猎，皆役心损德之具。是以高台深池，庸主攸亡；卑宫陋室，圣主攸兴。朕观元世祖在位，躬行俭朴，遂成一统之业。至庚申帝，骄淫奢侈，饫粱肉于犬豕，致怨怒于神人。故逸豫未终，败亡随至，此近代之事，可为明鉴。朕常以此训诸子，使知所警戒，则可长保国家矣。”

　　太祖以大内宫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谓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系甚重。躬行节俭，足以养性；崇尚侈靡，必至丧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频年饥馑，艰于衣食，鲜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检制其心，惟恐骄盈不可复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宁。故凡有兴作，必量度再三，不获已而后为之，为之未尝过度。宫壼之间，皇后亦能俭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故为矫饰，实恐暴殄天物，剥伤民财，不敢不谨。”侍臣对曰：“奢侈者常情同欲，节俭者富贵所难。陛下安行节俭，无所勉强，诚宜为万世子孙之法。”太祖曰：“节俭二字，非徒治天下者当守，治家者亦宜守之。尔等岁禄有限，而日用无穷，一或过度，何从办集。侵牟剥削，皆原于此。须体朕怀，共崇节俭，庶几无悔。”

　　励忠节

　　吴元年十月辛亥，太祖敕礼官曰：“自古忠臣义士，舍生取义，身殁而名存，有以垂训于天下后世。若元右丞余阙守安庆，屹然当南北之冲，援绝力穷，举家皆死，节义凛然。又若江州总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强敌，临难死义，与阙同辙。自昔忠臣义士必见褒崇于后代，盖以励风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

　　十二月丁卯，太祖谕山东所俘杨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将临大事、当大任者，身贵而愈谦，权盛而愈下，敌胜而愈戒。故能立功于当世，流芳于无穷。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余烈，骤得重权，恢复山东、河南北诸郡，遽袭王爵，遂萌骄纵之心，岂有豪杰之见？使其能知礼义，欲为一代中兴名将，则必尽忠于元。几阃外生杀之权，专之可也。至于选法、钱粮，必归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战守御，必尽其心。若夫成败利钝，一听于天。以此存心，足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贤智，去其险邪，释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禀于天子，不失君臣之礼，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务，自除官职，其麾下称左右丞、参政、院官者，不可胜数，而各处钱粮皆收入军中，不供国用。此与叛乱何异？名虽为元，实则跋扈。若一旦为敌国所败，天下后世将谓何？如是遗臭也，古之贤哲宁如是乎？”

　　报功

　　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阳湖之康郎山。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崇德报功，国之大典。自古兵争，忠臣烈士以身殉国，英风义气，虽死犹生。予与陈友谅战于鄱阳湖，将臣效忠死敌，昭然可数。然有功不报，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中书其议行之。”

　　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庙于鸡笼山。敕中书省臣曰：“元末政乱，祸及生灵。朕倡义临濠，以全乡曲。继率英贤渡大江，遂西取武昌，东定姑苏，北下中原，南平闽广，越十六载始克混一。每念诸将相从，捐躯戮力，开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报。追思功劳，痛切朕怀。人孰无死？死而不朽，乃为可贵。若诸将者，生建忠勇之节，死有无穷之荣，身虽殁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庙于鸡笼山，序其封爵，为像以祀之。”

　　十月甲子，赏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将校。太祖谕之曰：“论功行赏，国之常典。但府库之积，皆民所供，是为天财，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尔等为国效力，摧暴靖乱，以安天民。故出此以酬尔劳，非私恩也。尔等攻城略地，战斗于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赏，亦可谓荣矣”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封右丞薛显为永成侯，赐文绮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时显有专杀之罪，太祖召诸将臣谕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赏以酬功，刑罚以惩恶。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效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听朕言：昔汉高祖非有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于诛戮。侯君集有功于唐，犯法当诛，太宗欲宥之，而执法者不可，卒以见诛。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劳也，由其恃功骄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显始自盱眙来归，朕抚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从朕征讨，皆著奇绩。自后破庆阳、追王保保、战贺宗哲，其勇略意气，迥出众中，可谓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为性刚忍，朕屡戒饬，终不能悛，至于妄杀胥吏、杀兽医、杀火者。及杀马军，此罪难恕。而又杀天长卫千户吴富，此又不可恕也。富自幼从朕，有功无过。显因利其所获孳畜，杀而夺之。师还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于途，牵衣哭骂，且诉冤于朕。朕以欲加以极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杀将帅；欲宥之，则富死何辜？今仍论功封以侯爵，谪居海南。分其禄为三：一以瞻富之家，一以瞻所杀马军之家，一以养其老母妻子。庶几功过不相掩，而国法不废也。若显所为，卿等宜以为戒。”诸将巨皆顿首。

　　丁丑，太祖谕魏国公徐达等曰：“卿等连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临危决机之际，死生以之。今天下既定，卿等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则召卿等议之。”达对曰：“臣等荷陛下威灵，仰奉成算，遂剪群雄。顾臣等愚陋，犬马微劳，何足齿录。伏蒙圣恩特加优礼，揆之于心，实深愧悚，岂敢自逸。”太祖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劳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劳耳。”达等复固辞，弗许。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寅，大祖谕兵部臣曰：“曩以云南诸蛮凭恃险阻，弗遵声教，扰我疆场埸，纳我逋逃，边都之民，荐罹其害。遂命将出师，讨其不臣。今西南诸夷悉已平定，凡从征将士已各加封赏，酬其勋劳。独念死者永违乡土，不得收葬，诚可哀悯。尔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将士有死者，悉为收其遗骸，具棺葬之。”

　　洪武十八年二月庚申，太傅魏国公徐达既薨，太祖辍朝，怆然不乐，谓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将军为朕股肱已膂，戮力行阵，东征西讨，削平群丑，克济大勋。今边胡未殄，朕方倚任为万里长城之寄，而太阴屡犯上将，朕不意遽殒其命。一旦至此大故，天何夺吾良将之速！朕夜来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尽心国家，为社稷之重，安得复有斯人！乃欲有以报之，无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勋烈，宣宇金石，永垂不朽，使后世知斯人为国之元勋也。”

　　洪武二十年七月庚辰，诏凡内外武臣之家，如子孙已袭替而亡、再无应袭者，给全俸以瞻之。及有子孙坐事谪充军者，亦宥之，令自立勋，仍给瞻其家。”兵部请以半俸给之。太祖曰：“内外武臣，昔皆捐躯相从，百战以定天下，念其劳绩，未尝暂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悯之。夫厚禄所以报功，广惠所以惇仁。故给之全俸，使有所瞻。尔心必曰：‘全禄费财，半禄节用。’夫当予而予，则费不过度，当节而节，则用为适中。优以全禄，未为过也。”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亥，大赉天下致仕武臣。太祖谕之曰：“元末兵争，中原鼎沸，人不自保。尔诸将臣奋起从朕，效谋宣力，共平祸乱，勤劳备至。天下既定，论功行赏。使尔等居官任事，子孙世袭，永享富贵。朕思起兵时与尔等皆少壮，今皆老矣。久不相见，心恒思之。故召尔等来，所赐薄物，以资养老。尔等还家，抚教子孙，以终天年。”诸将叩首谢。太祖因叹曰：“同历艰难，致有今日。顾朕子孙，保有无穷之天下，则尔等子孙，亦享有无穷之爵禄。”诸将臣无不感激，至有堕泪者。

　　警戒

　　甲辰三月戊辰，归德侯陈理同群臣朝，太祖深怜之。理退，因谓群臣曰：“陈氏之败，非无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松弛，不能坚忍，恃众寡谋，故至于此。使其持重有谋，上下一心，据荆楚之富，守江汉之险，跨像章，连闽越，保其民人，以待机会，则进足窥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举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诚可为鉴戒者也。”

　　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许存仁进讲经史。存仁讲《尚书 洪范篇》，至休征、咎征之应，太祖曰：“天道微妙难知，人事感通易见，天人一理，必以类应。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则七政顺度，雨阳应期，灾害不生；不能修德，则三辰失行，旱潦不时，灾异迭见，其应如响。箕子以是告武王，以为君人者之儆戒。今宜体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岂特为人上者当勉，为人臣者亦当修省，以辅其君。上下交修，斯为格天之本。”

　　吴元年二月丙午，太祖谓侍臣曰：“吾自起兵以来，凡有所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见，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监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祸。”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体天之道，谨而无失，亦有变灾而为祥者。故宋公一言，荧惑移次。齐侯暴露，甘雨应期。灾祥之来，虽曰在天，实由人致也。”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太祖谓侍臣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侍臣对曰：“陛下日览万几，未免有劳圣虑。”太祖曰：“汝曹不知创业之初，其功实难。守成之后，其事尤难。朕安敢怀宴安而忘艰难哉！”

　　丁丑，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群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余悉列宴于丹墀。宴罢，因召群臣谕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实由天命。当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见其所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与诸将渡江，驻兵太平，深思爱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余年，收揽英雄，征代四克，赖诸将辅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广，生民之众，万几方殷，朕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御史中丞刘基对曰：“往者四方未定，劳烦圣虑。今四海一家，宜少纾其忧。”太祖曰：“尧舜圣人，处无为之世，尚犹忧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脱于创残，其得无忧乎？夫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且以一身与天下、国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谨，或疢疾。况天下、国家之重，岂可顷刻而忘警戒哉！”

　　丁亥，太祖御东阁，御史中丞章溢、学士陶安等侍。因论前代兴亡之事，太祖曰：“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闻卿等论此，深有儆于予心。古者今之鉴，岂不信欤？”

　　四月戊申，太祖命画古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谓诗臣曰：“朕家本业农，祖父偕祖母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今图此者，使后世观之知王业艰难也。”詹同等顿首曰：“陛下昭德垂训，莫此为切。”太祖曰：“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览观，庶有所警也。”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贺平沙漠，太祖谕之曰：“卿等试言元之所以亡，与朕之所以兴。”刘基进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国者，而元以胡人入主华夏，几百年腥膻之俗，天实厌之。又况末主荒淫无度，政令堕坏，民困于贪残，乌得不亡？陛下应天顺人，神武不杀，救民于水火，所何无敌，安得不兴？”太祖曰：“当元之季，君宴安于上，臣跋扈于不，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宇。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尽乃职，罔敢骄横。天下豪杰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获其遗胤，朔漠清宁，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诗》曰：‘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录》成，太祖览之，谓诸儒臣曰：“朕观历代贤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肃，故百灵效祉，休徵类应。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违天慢神，非惟感召灾谴，而国之祸乱亦由是而致。朕为此惧，每临祭。必诚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编此书，欲示鉴戒。夫水可以鉴形，古可以鉴今。是编所以彰善恶，岂惟行之于今，将俾子孙永为法守。”

　　壬子，太祖谓丞相汪广洋曰：“朕观前代人君，多喜佞谀以饰虚名，甚至臣下诈伪瑞应以恣骄诬，至于天灾垂戒，厌闻于耳。如宋真宗亦号贤君，初相李沆，日闻灾异，其心犹存警惕，厥后澶渊郎盟，大臣首启天书以侈其心，群臣曲意迎合，苟图媚悦，致使言祥瑞者相继于途，献芝草者三万余本。朕思凡事惟在于诚，况为天下国家而可以伪乎！尔中书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灾异及蝗旱之事，即时报闻。”广洋叩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孰大于此？非惟四海苍生蒙福，诚为圣子神孙万世之谟训也。臣谨奉诏者。”

　　洪武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吴祯自辽东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秫密高大方、同佥高希古、张海马、辽阳路总管高斌等至京。太祖谓群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劝朕即取辽阳者，朕谓力不施于所缓，威不加于所畏，辽地虽远，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当自归。已而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果以其地来降，尚存一二桀骜徘徊顾望，朕亦不问。今高家奴等又相继而至，不劳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运已革，故来纳款。然自古兴亡之道，与治乱相寻。《书》云：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纪纲废坠，造乱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不保，此辈遂为朕臣仆。向使其君知天命可畏，兢兢业业，夙夜罔懈，何至沦丧？卿等宜鉴前轨，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所为，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于所警也。”群臣皆顿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圣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诚宗社万世之福。”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吴祯还京师。先是，祯督饷定辽，因完城练卒，尽收辽东未附之地，至是乃还。太祖曰：“海外之地，悉归版图，固有可喜，亦有可惧。”祯曰：“陛下威德加于四海，夫复何忧？”太祖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广，及末主荒淫，国祚随灭。由此观之，可不惧乎！”祯对曰：“圣虑深远，臣愚不及此。”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制中都城隍神主成。太祖自为文，遣兵部尚书乐韶凤奉安之。太祖谓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朕则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达暮，恒兢惕以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为民父母者也，苟所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违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于宇内，是失天下之心。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顿首曰：“愿陛下终始此心，则天下幸甚。”

　　是日《昭鉴录》成，以颁赐诸王。太祖谓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至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洪武七年九月己卯，翰林院奏进《回銮乐歌》。先是，太祖以祭祀还宫宜用乐舞前导，命翰林儒臣选乐章以致敬慎监戒之意，谕之曰：“古人诗歌辞曲，皆寓讽谏之意；后世乐章，惟闻颂美，无复古意。夫常闻讽谏，则使人惕然有警。若颂美之辞，使人闻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盖自恃者日骄，自警者日强。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避。”

　　洪武九年十一月辛巳朔，太祖与侍臣论及古之女宠外戚、宦官权臣、藩镇夷狄之祸。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于失天下者，常于此。然所以启之者有渐也。女宠之祸，常始于干政。外戚之权，常始于蒙蔽。至于国势不振，汉、唐以下覆辙可鉴矣。”太祖曰：“木必蠹而后风折之，体必虚而后病乘之，国家之事，亦犹是已。汉无外戚阉宦之权，唐无藩镇夷狄之祸，国何能灭？朕观往古，深用为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于声色，严宫闱之禁，贵贱有体，恩不掩义，女宠之祸何自而生？不牵于私爱，惟贤是用，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祸何由而作？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其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藩镇之设，本以卫民，使财归有司，兵必合符而调，岂有跋扈之忧？至于御夷狄，则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岂有侵暴之虞？凡此数事，常欲著书，使后世子孙以时观览，亦社稷无穷之利也。”侍臣顿首曰：“陛下此言，诚有国之大训，万世之明法也。愿著之常典，以垂示将来。”

　　洪武十年九月戊寅，太祖谓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藉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孰不知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借寸阴，文王何以日膳不食？且人君日理万几，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贻患不可胜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朕非不欲暂安，但只畏天命，不敢故尔。朕言及此者，但恐群臣以天下无事便欲逸乐，股肱既惰，元首丛脞，民何所赖？《书》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尔。”群臣皆顿首受命。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卯，太祖御华盖殿，与侍臣论治身之道，太祖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于男女宫室、饮食服饰而已，凡求私便于已者皆是也。然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礼废则欲肆。为君而废礼纵欲，则毒流于民，为臣而废礼纵欲，则祸延于家。故循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

　　十一月丁酉，太祖与翰林侍制吴沉论持身保业之道，太祖曰：“人无所不谨。事虽微而必虑，行虽小而必防。不虑于微，终贻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谨小行而无已者，则可以成大善。忽细事而不戒者，则必至成大恶。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沉对曰：“圣虑及此，诚社稷永安之道。”太祖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而不虑，则能致危。危而克虑，则能致安。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

　　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太祖览舆地图，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统，海外蛮夷无不向化，舆地之广，诚古所未有。太祖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哉！”

　　十一月甲子，太祖谕侍臣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于乱亡。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于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祖退朝，与侍臣论及守成之道。太祖曰：“人常虑危乃不蹈危，常虑患乃不及患。车行于峻坂而仆于平地者，慎于难而忽于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车，虽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太祖御武英殿观《书》，至“惠迪吉，从逆凶”，顾谓学士刘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己有以取之。及事穷势迫，则侥幸百端，冀求苟免于患害，何益？”三吾对曰：“如此者，亦尝听命于天。”太祖曰：“心无所愧，可听之于天；若其自取，于天何预？”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太祖谓太子少保唐铎曰：“帝王之于天下，体天道、顺人心以为治，则国家基业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乱亡之故，未有不由于违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则可以保天眷。卿与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资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即以为言，使知有所警。苟谓已安，不以为意，治乱系焉。”铎顿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虽老悖，敢不尽心！”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进讲《尚书 无逸篇》。太祖曰：“自昔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勤与逸，理乱盛衰所系也。人君当常存惕厉，不可少怠，以图其终。成王之时，天下晏然，周公辅政，乃作是书，反覆开谕。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穑之艰难，以及闾里小民之怨诅，莫不具载。周公之爱君，先事而虑，其意深矣。朕每观是篇，必反覆详味，求古人之用心。尝令儒臣书于殿壁，朝夕省阅，以为鉴戒。今日讲此，深惬朕心，闻之愈益警惕。”

　　弭灾异

　　吴元年六月戊辰，大雨。先是，太祖因久旱，日减膳素食，宫中皆然，俟天雨复膳。既而雨，群臣请复膳，太祖曰：“亢旱为灾，实吾不德所致。今虽得雨，然苗稼焦损必多，纵肉食，奚能甘味？”廷臣对曰：“昔武王克商，屡获丰年，诗人颂之曰：‘绥万邦，屡丰年。’主上平海内，拯生灵，上顺天心，下慰民望，而忧勤惕厉，感兹甘雨，丰年之祥，其有兆矣。”太祖曰：“人事迩，天道远，得乎民心，则得乎天心。今欲弭灾，但当谨于修己，诚以爱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诏免民今年田租。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太祖谓中书省臣曰：“近京师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宁处。岂刑罚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屡兴，赋敛不时，以致阴阳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国休戚，宜辅朕修省，以消天谴。”参政傅瓛对曰：“古人有言：天心仁爱人君，则必出灾异以谴告之，使知变自省。人君遇灾而能警惧，则天变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忧形于色，居高听卑，天实鉴之。顾臣等待罪宰辅，有戾调燮，贻忧圣衷，咎在臣等。”太祖曰：“君臣一体，苟警惧，天心可回。卿等其尽心力，以匡不逮。”

　　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太祖谓省臣曰：“祥瑞灾异，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闻祯祥则有骄心，闻灾异则有惧心。朕尝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灾异即时报闻。尚虑臣庶罔体朕心，遇灾异或匿而不举，或举而不实，使朕失致谨天戒之意。中书其行天下，遇有灾变，即等同国休戚，宜辅朕修省，以消天谴。”参政傅瓛对曰：“古人有言：天心仁爱人君，则必出灾异以谴告之，使知变自省。人君遇灾而能警惧，则天变可弭。今陛下修德省愆，忧形于色，居高听卑，天实鉴之。顾臣等待罪宰辅，有戾调燮，贻忧圣衷，咎在臣等。”太祖曰：“君臣一体，苟警惧，天心可回。卿等其尽心力，以匡不逮。”

　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太祖谓省臣曰：“祥瑞灾异，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闻祯祥则有骄心，闻灾异则有惧心。朕尝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灾异即时报闻。尚虑臣庶罔体朕心，遇灾异或匿而不举，或举而不实，使朕失致谨天戒之意。中书其行天下，遇有灾变，即以实上闻。”

　　洪武十四年九月丙午，太祖谕四辅臣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祸淫，不言而见，君有德则降祥以应之，不德则降灾以警之。故天之于君，犹父之于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惧？盖谨惧无违，犹虑有非常之灾；若恣肆不戒，岂能免当然之祸！朕与卿等皆当慎之。”

　　屏异端

　　洪武元年正月癸巳，太祖与诸儒臣论学术，翰林学士陶安对曰：“道之不明，邪说害之也。”太祖曰：“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人鲜不为所惑。自非有豪杰之见，不能即去之也。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说，游说诸侯。当时诸侯急于功利者多从其说，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以卞亡，此诚何益？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焉得而治？”安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太祖曰：“仁义，治天下之本也。贾生论秦之亡，不行仁义之过。夫秦袭战国之余弊，又安得知此。”

　　太祖颇闻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谕之曰：“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而又谬为不死之药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无验，且有服药以丧其身者。盖由富贵之极，惟恐一旦身殁，不能久享其乐，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术信然，可以长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住于世者？若谓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识，此乃欺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惩忿窒欲，养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称，名垂不朽，虽死犹生。何必枯坐服药，以求不死！况万无此理。当痛绝之。”

　　洪武五年五月己卯，中书右丞建昌王溥遣人来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岩，众见岩上有衣黄衣者歌曰：“龙蟠虎踞势岧嶢，赤帝重兴胜六朝。八百年终王气复，重华从此继唐尧。”其声如钟，歌已忽不见。太祖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感，守正者非谶讳纬可干。汉之文成五利，足以为戒。事涉妖妄，岂可信耶！”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有道士以道书献，太祖却之。侍臣请留观之，或有可取。太祖曰：“彼所献书，非存神固气之道，即炼丹烧药之说，朕焉用此？朕所用者圣贤之道，所需者治术，将跻天下生民于寿域，岂独一己之长生久视哉！苟一受其献，迂诞怪妄之士必争来矣，故斥之，毋为所惑。”

　　评古

　　甲辰四月甲午朔，太祖退朝与孔克仁等论前代成败，因曰：“秦以暴虐，宠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汉高起自布衣，能以宽大驾驭群雄，遂为天下主。今天下之势不然，元之号令纪纲已废弛矣，故豪杰所在蜂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此其所以无成也。”因感叹久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孛罗帖木儿，河南有扩廓帖木儿，关中有李思齐、张良弼。然有兵而无纪律者河北也，稍有纪律而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馈饷不继者关中也。江南则惟我与张士诚耳。士诚多奸谋而尚间谍，其御众尤无纪律。我以数十万之众固守疆土，修明军政，委任将帅，俟时而动，其势有不足平者。”克仁顿首曰：“主上神武，当定天下于一，今其时矣。”

　　壬戌，太祖与起居注詹同等论三国时事，因言孙权题诸葛子瑜于驴面，与其子恪谐謔。太祖曰：“君臣之间，以敬为主。敬者，礼之本也。故礼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孙权盖不知此，轻与臣下戏狎，狎其臣而亵其父，失君臣之礼。恪虽机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处，招辱于父，失孝敬之心。一谐謔，而君臣父子之道亏。举动如此，何以示圳？大抵人君言动之际，不可不谨。”

　　五月丙子，太祖朝罢，退御白虎殿阅《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侧，太祖顾谓濂等曰：“汉之治道不能纯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对曰：“王霸之道杂故也。”太祖曰：“高祖创业之君，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独念孝文为汉令主，正当制礼作乐，以复三代之旧。乃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夫贤如汉文，犹不为，将谁为之？帝王之道，贵不违时。有其时而不为与无其时而为之者，皆非也。三代之王，盖有其时而能为之，汉文有其时而不为耳，周世宗则无其时而为之者也。”

　　九月戊寅，太祖坐便殿，问侍臣：“石勒、苻坚孰优？”詹同对曰：“石勒虽不学，而豪爽脱略，料敌制胜，举无遗策。苻坚穷兵黩武，不量己力，淝水败后，身为俘虏。以此言之，石勒为优。”太祖曰：“不然。石勒当晋室初乱，不逢勍敌，故易以成功。苻坚当天下争战日久，智勇相角，故难以为力。夫亲履行阵，战胜攻克，坚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杀降附，勒亦不如坚。然坚聪察有余而果断不足，故驯致石季龙之祸；勒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故养成慕容氏父子之乱。俱未再世而族类夷灭，所谓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也。”

　　乙巳正月壬申，太祖问起居住詹同曰：“孙武杀吴王二宠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对曰：“此事载太史公书，或有之。”太祖曰：“夫以吴国之众，岂无数十百人与武习兵，乃出宫人与之试，此阖闾之非也。当时武欲试其能，何必妇人哉！且其教吴王兵法，取胜之道果何在？”同对曰：“《春秋》载柏举之战，楚一败之后，遂有吴入郢之师，此其效也。”太祖曰：“不然。太宰嚭、伍员皆楚人，先已在吴，其欲报怨于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师，岂孙武教兵之效哉！若谓入郢之师为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败？要之杀宠姬之事，亦司马迁好奇之论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八月辛卯，太祖御左阁，观《宋史》至赵普说太祖收诸将兵权，谓起居注詹同曰：“普诚贤相，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称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泽被生民，岂可以忌刻少之！”

　　丙午三月戊戌，太祖与国子博士许存仁等论用人，太祖曰：“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臣。尝观汉高之兴，首资三杰；光武之兴，寇、邓、耿、贾以为之佐。历代以来，莫不皆然。天之生才，以为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圣臣贤，可以当之。汉、唐以下，君臣可以当之否？”起居注詹同对曰：“三代以下，称汉、唐、宋，其间名世之臣，亦可以当之。”太祖曰：“三代而上，纯乎道德；三代而下，杂乎霸术。其间虽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皋、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鲜矣。吾方有事海内，凭赖英贤，辅翼成功，天下纷纷，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对曰：“主上圣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资，以平祸乱。今群贤毕出，佐隆大业，稽之于历，自宋太祖至今，正当五百年之数，定天下于一，斯其时矣。”

　　九月乙巳，太祖问侍臣曰：“汉高祖、唐太宗孰优？”侍臣对曰：“太宗虽才兼文武，而于为善未免少诚。高祖豁达大度，规摹弘远。先儒尝论汉大纲正，唐万目举。以此观之，高祖为优。”太祖曰：“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丘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内多猜忌，诛夷功臣，顾度量亦未弘远。太宗规摹虽不及高祖，然能驾驭群臣，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此则太宗又为优矣。”

　　吴元年十一月戊寅，太祖阅《汉书》，谓侍臣曰：“汉高以追逐狡兔比武臣，发蹤指示比文臣，譬喻最切，而语则偏重矣。朕谓建立基业，犹构大厦。剪伐斫削，必资武臣；藻绘粉饰，必资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垩；用武而不用文，是栋宇已就，而不加涂塈。二者均失之。为天下者，文武相资，庶无偏陂。”

　　丙申，太祖御戟门，与侍臣论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时，有赤鼠大如马之异。太史成公绥占之，以为信用奸佞、杀害贤良、赋敛太重所致。是则妖孽之召，实由人兴。我尝以此自警。如公孙五楼之辈，吾安肯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顿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故贤良退而奸佞附之。今主上明圣，所用皆贤良。公孙五楼之徒何从至哉？”太祖曰：“汝等宜勉之，苟有所见，毋隐也。”

　　洪武元年闰七月戊辰，太祖与侍臣观古帝王画像，因历论其贤否得失。至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则展玩再三，谛视久之。至隋炀帝、宋徽宗，则速阅而过。曰：“乱亡之主，不足观也。”至后唐庄宗，笑曰；“所谓李天下者，其斯人欤？上下之分渎至于此，安得不亡？”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以诈力取天下，虽易而速亡。鉴于周、秦可见矣。故周之仁厚可以为法，秦之暴虐可以为戒。若汉、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当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若概曰汉、唐、宋而不审择于是非取舍，则得失混淆矣。”

　　洪武四年九月甲寅，太祖与侍臣论《孙子》，或曰武之书自易以及难，其法先粗而后精，其言约而要，故叩之而不穷，求之而益隐。或曰武之术，其高者在于用常而知变，若实在彼则变而为虚，虚在此则变而为实，机妙莫测，此用武之权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术以诡道胜，至于终篇而用间；曰计以情而生，情以间而得，苟遇不可间之君，无可乘之隙，将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说。太祖曰：“以朕观之，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特未纯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胜之主’，此说极是。若虚实变诈之说，则浅矣。苟君如汤武，用兵行师，不待虚实变诈而自无不胜。然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者，特一时诡遇之术，非王者之师也。而其术终亦穷耳。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观武之言，与其术亦有相悖。盖武之书，必有所授，而武之术则不能尽如其书也。”

　　九月丙辰，太祖观《大学衍义》至晁错所谓“人情莫不欲寿，三王生之而不伤”，真德秀释之曰：“人君不穷兵黩武，则能生之而不伤。”顾谓侍臣曰：“晁错之言，其所该者广，真氏之言，其所见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临行阵，观两军交战，出没于锋镝之下，呼吸之间，创残死亡，心甚不忍。尝思为君恤民，所重者兵与刑耳。滥刑者陷人于无辜，黩兵者驱人于死地。有国者所当深戒也。”

　　洪武十六年二月己亥，太祖观唐太宗《帝范》谓侍臣曰：“此十二篇者，虽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语意备至，曲尽物情，使唐之子孙克守其言，亦足为训。自后女主窃柄，有乖君体；骨肉少恩，有乖建亲；谄谀并进，有失求贤。忠谏者忌之，谗佞者悦之，骄奢纵佚，罔知戒惧。赏罚政令不行于天下，阉竖小人朋比于国中，卒召藩镇之祸，而唐祚遂衰。有国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庚戌，太祖与侍臣论历代创业及国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运之长，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汉。”谏议大夫唐铎进曰：“三代以后，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汉高帝及陛下而已。陛下祖宗积德累善，至于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观之，非汉高所及。汉高除秦苛法，杂伯道而不纯。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复中国先王之旧，所谓拨乱世反之正。汉高帝不事诗书，陛下留心圣学，告谕万方，自为制命，卓然与典谟训诰相表里。汉高初欲都洛阳，闻娄敬之言，始都关中。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为定鼎之地，万世之基固肇于此。故非汉高所及。”太祖曰：“周家自公刘、后稷，世积忠厚，至文王三分有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后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则文、武之业何能至八百岁之久乎？《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使吾后世子孙皆如成康，辅弼之臣皆如周、召，则可以祈天永命，国祚繇昌。”侍臣顿首曰：“陛下之言，宗社万年之福也。”

　　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太祖与侍臣论汉之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聪明之主。太祖曰：“人主不以独见为明，而以兼听为聪，通于人情，明于是非，则聪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细故，则未免苛察。上苛察则下急迫，反有累于聪明也。”

　　六月庚戌，太祖阅《汉书》，谓诗臣曰：“汉文恭俭玄默则有之矣，至于用人，盖未尽其道。初将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代邸入即位，首拜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而将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以示至公也。有一贾谊而不能用，至使忧郁愤懑而死；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夫以广国之贤，其才可任为相，何避私嫌乎！此皆有未尽着。人君之于天下，当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八月己酉，以赐进士出身方升、同进士出身梁德远凡六十七人为六科给事中、六部试主事。太祖谕之曰：“忠良者国之宝，奸邪者国之蠹。故忠良进则国日治，奸邪用则国日乱。观唐太宗之用房、杜，则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之效；玄宗之用杨、李，则致安史之乱，有蒙尘播迁之祸。此可鉴矣。”

　　洪武十九年八月己酉，太祖览《宋史》，见太宗改封樁库为内藏库，顾谓侍臣曰：“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太宗宋之贤君，亦复如此，他如汉灵帝之西园，唐德宗之琼林、大盈库，不必深责也。宋自乾德、开宝以来，有司计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则偿之。凡有司用度，乃国家经费，何以贷为？缺而许贷，贷而复偿，是犹为商贾者自与其家较量出入。及内藏既盈，乃以牙签别名其物，参验帐籍。晚年出签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贻谋如此，何足为训？《书》曰：‘慎厥终，惟其始。’太宗首开私财之端，及其后世，困于兵革，三司财帛耗竭，而内藏积而不发，间有发缗钱数十万以佐军资，便以为能行其所难。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太祖阅《汉书》赐民爵之令，谓侍臣曰：“汉高帝立社稷，施恩惠，赐民之爵，子孙相承以为法。或遇有事，辄赐民爵至二级者，又听民转移与子，甚无谓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礼》曰：‘以贤制爵。’爵岂可滥及乎？且天下之人，无贤不肖，概赐以爵，则贤人君子何以为劝？高帝贻谋若此，诚未尽善。”

　　八月乙卯，太祖与侍臣论汉高帝听张良之言，即销六国印，太祖曰：“高祖闻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兴？后之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汉高以后，若唐太宗亦能从善，故其为治亦有可称。”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则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则恶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心，此则不如汉高也。”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太祖燕闲与侍臣论古。太祖曰：“昔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魏武侯谋事而当，群里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忧，得失判焉。以此见武侯之不如楚庄也。夫喜者矜其所长，忧者忧其不足。矜其所长则志满，志满则骄，骄则淫佚，败日至矣；忧其不足者则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受人，则人孰不乐告以善道？故庄王卒伯诸侯以兴楚国，武侯侵暴邻国而魏业日衰。以此观之，人君当逊志以纳善，人臣当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间各尽其道，则天下之事无不济矣。”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太祖谓侍臣曰：“论礼乐者必原于德，此至论也。盖德盛者礼乐明备，否德则礼乐不兴。三代之德盛，故礼乐达于天下，后世德不如古，礼乐有其名而无其实。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后礼乐可称。’此本孔子必世而后仁之说。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礼乐之文粗备，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凉薄。”侍臣对曰：“陛下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风，咸蒙至化。所谓十年平之，十年当之，十年和之，真有其效矣。而圣德谦冲，不有其有，此其跨越于前代也。”

　　洪武二十九年丙寅，太祖观《唐书》，至宦者鱼朝恩恃功玩忽无所惮，谓诗臣曰：“当时坐不当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横。然其时李辅国、程元振及朝恩数辈势皆极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雏腐鼠。大抵小人窃柄，人主苟能决意去之，亦有何难？但在断不断尔。”又曰：“汉末之时，宦官虽号骄纵，尚无兵权，故凡所为，不过假人主之名以浊乱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驯至权势之盛，劫胁天子，废兴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岂可使之当要路，执政操权，擅作威福？朕深鉴前辙，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过俾传命四方而已。彼既无威福可以动人，岂能为患？但遇有罪，必罚无赦，彼自不敢骄纵也。”

　　仁政

　　甲辰八月，是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赣州，熊天瑞固守不下，太祖令平章彭时中以兵会遇春等共击之。又命中书右司郎中汪广洋往参谋遇春军事，谕广洋曰：“汝至赣，如城未下，可与遇春等言，熊天瑞困处孤城，犹笼禽阱兽，岂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杀伤过多，要当以保全生民为心，一则可为国家用，一则可为未附者劝。且如汉邓禹不妄诛杀，得享高爵，子孙昌盛，此可为法。向者鄱阳湖之战，陈友谅既败，生降其兵，至今为我用。纵有逃归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广，禁军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无民，何益？”广洋至赣，见遇春等，传太祖命。时天瑞拒守益坚，遇春乃浚濠立栅以困之。

　　正月己巳，太祖闻遇春克赣不杀，喜甚，遣使褒之曰：“予闻仁者之师无敌，非仁者之将不能行也。今将军破敌不杀，是天赐将军隆我国家，千载相遇，非偶然也。捷书至，予甚为将军喜。虽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将军能广宣威德，保全生灵，予深有赖焉。”

　　丙午五月壬午，太祖还自濠州，谕中书省臣曰：“吾昨往濠州，所经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骨肉离散，生业荡尽，此辈宁无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伤和气。尔中书其命有司遍加体访，俾各还乡土，仍复旧业，以遂生息，庶几斯民不致失所。”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太祖谓刘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涂炭，死亡既多，休养难复。今国势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太祖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聚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故养民者必务其本，种树者必培其根。”基顿首曰：“陛下尽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传》曰：‘以仁心行仁政。’实在于今日。天下之幸也。”

　　三月甲申，征虏大将军徐达等奏所下山东州县。时近臣因进言山东旧有银场，可兴举者。太祖曰：“银场之弊，我深知之，利于官者少而损于民者多。况今凋瘵之余，岂可以此重劳民力？昔人有拔茶种桑民获其利者，汝岂不知？”言者惭而退。

　　四月丁未，博兴等县民人高翼等五十二人来谢恩。先是，诏免山东郡县租税，至是翼等来谢。太祖召至前，谕之曰：“朕以尔民劳困，且逢饥馑，艰于衣食，故免租税三年，欲尔民安也。今若等远来，跋涉良苦，是以所安尔者反劳尔也，岂朕之本心？尔归见乡里长老，其以朕意告之，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来谢。”命礼部各给道里费而遣之，仍止其未来者。

　　七月辛卯，太祖将发汴梁，大将军徐达等自陈桥入辞，太祖谕之曰：“朕与公等率众渡江，誓除祸乱，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战斗于矢石之间，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死亡流离，遍于道路，天监在兹，朕不敢怠。故命尔等帅师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艰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人主中国，将及百年。今其子孙怠荒，罔恤民艰，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兵戈相加，视如仇雠，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尔诸将帅当以为戒，克城之日，毋虏掠，毋焚荡，毋妄杀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亲戚，皆善待之。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遵命者，必罚无赦。”诸将皆感激拜辞而退，相谓曰：“主上爱民若此，吾属敢不敬承。”

　　八月壬午，大将军徐达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称贺。礼毕，侍臣进曰：“自昔革命之际，以臣取君者多。惟汉高祖取秦，起自民间。今陛下不阶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归沙漠，兵不黩武，跨越千古。”太祖曰：“朕思三代及汉、唐、宋历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结于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宽恤爱人，亦可谓有仁心矣。但其子孙无承籍之德，不能以仁爱守之，故至于此。他日吾子孙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洪武二年三月丙午，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祸极矣。天道厌乱，人心思治，故作难者皆底灭亡。今疆宇虽定，然中原不胜凋弊，东南虽已苏息，而钱谷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时可以休息也？”同对曰：“陛下抚念创残，忧劳于心，诚天下苍生之福也。”太祖曰：“苦寒者思温，执热者思濯。今民之思治甚于寒之思温，热之思凉，正当有以济之。”

　　五月己巳，太祖幸钟山归，由独龙同步至淳化门，始骑而入，谓侍臣曰：“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从步不觉至此。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悯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尝以为戒。夫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朕为此故，不觉恻然于心也。”

　　洪武三年二月壬戌，太祖行后苑，见巢鹊卵翼之劳，喟然叹曰：“禽鸟劬劳若是，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有亲老者许归养。时故元镇抚陈兴被俘来京，恩待甚厚，兴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余，欲求归养。即赐白金、衣帽遣之。兴辞，太祖顾谓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陈兴虽武夫，闻朕言，即怆然思归。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违远耶？人寿不过百岁，今其母年已八十余，万一不得相见，兴有无穷之痛。兴归，母子相见，其乐宜何如！”侍臣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恻人情，无微不烛，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茕独鳏寡皆蒙其惠矣。”太祖曰：“人情莫不爱其亲，必使之得尽其孝。一孝而众人皆趋于孝，此风化之本也。故圣王之于天下，必本人情而为治。”

　　八月乙酉，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往者四方争斗，民不得其死者多矣。中原草莽，遣骸遍野，朕闻之恻然于心。宜遣人循历水陆，悉收瘗之。”中书省臣曰：“陛下仁及朽骨，圣王之善政也。”太祖曰：“先王之世，人得以养生送死者，上得其道，下无夭阏。元季政荒，民困干戈，加以饥饥馑相寻，故死亡者众。朕荷天命为亿兆主，顾兹失所者，岂忍使之暴露哉！”

　　洪武四年三月戊申，赣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问，坐之罪。太祖曰：“刑者，圣人设防于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为。故凡断狱，贵得其情，缘情而论罪，则刑当而民服。彼不知其为囚，舍宿者，人情之常也，何为罪之？如汝议，行路之人将无止宿矣。”遂命释之，给道里费遣归。

　　五月辛巳，太祖与廷臣论刑法，御史中丞陈宁对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太祖曰：“不然。法重则刑滥，吏察则政苛。钳制下民，而犯者必众。钩索下情，而巧伪必滋。夫垒石之冈，势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鑯之溪，水非不清，而鱼鳖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谓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则民无所措其手足矣。朕闻帝王平刑缓狱而天下服从，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也。”宁惭而退。

　　洪武五年六月壬寅，太祖以征西将军冯胜等师征甘肃，命中书省臣预送战袄三万、鞋六万八千辆以给之，因谕之曰：“甘肃苦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师，每当隆冬时，衣重裘尚觉体寒，况军士暴露边庭，冲冒风雪，有裂肤堕指之患，岂能堪也？衣鞋宜预给之。”

　　十月丁酉，太祖念驿传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马夫而至破家者，乃谕兵部臣曰：“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者征敛铢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譬之驭马者，急衔勒，厉鞭策，求骋不已，鲜不颠蹶，人独能无伤乎？元之末政，宽者失之纵，猛者失之暴，观其驿传一事，尽百姓之力而苦劳之，此与驭马者何异也？岂可蹈其覆辙耶？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庶几其力有余无损，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扰害者罪之。”

　　十二月甲申，时修浚京师城濠，太祖幸三山门观之，见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状。太祖令人问之，则督工吏掷其锄水中，求之未得。太祖命别取偿之，且复问之曰：“此类汝锄乎？”对曰：“类。但比所掷者差短耳。”因命壮士赴水求得之，果如所言。太祖曰：“农夫供役月余，手足皴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即捕吏杖之。顾谓丞相汪广洋曰：“今日衣重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命罢其役。仍命临濠行工部，惟留窑冶及烧石灰匠，其余匠悉遣还家。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广西卫卒王升因差遣还沂州，受亲旧私遗，卫官以违法并逮其亲旧三十四人，送都督府奏罪之。太祖曰：“人归故乡，孰无亲故？慰劳馈赠，人情之常。”命皆释之。因谓侍臣曰：“近来诸司用法，殊觉苛细。如大河卫百户姚旺，因运粮偶见旧日僮仆，收之，至济宁，民有言是其甥，不见已十年，百户即以仆还之，因受绢一匹。此皆常情，法司亦以论罪。用法如此，使人举动即罹刑网，甚失宽厚之意。”

　　九月丙辰，赐临濠造作军士七千五百人衣米。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忧人者常体其心，爱人者每惜其力。朕尝观军旅，备知其疾苦。凡有兴造，未免资军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难集。朕每进一膳，即思天下军民之饥；服一衣，即思天下军民之安。今临濠营造之宜，各给米五石、衣一袭，庶不至饥寒也。”

　　十月癸巳，太祖谓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内，练兵者所以卫民。凡中国之民安于畎亩衣食而无外侮之忧者，有兵以为之卫也。因思边地八、九月中天已雨雪，况今十月，其寒可知。朕为天下主，每闻一夫之饥，食尝为之不美，一民之寒，衣尝为之不安。其塞上士卒，宜趣军装以给之，勿缓也。”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命中书省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所依者，给以屋宇。仍谕之曰：“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获其所者，当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踣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转于沟壑，可坐而待也。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天之工亦不能尽也。尔等为辅相，当体朕怀，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获也。”

　　洪武九年五月壬戌，命工部给物故工匠槥椟。太祖谕之曰：“今所作宫殿，但欲朴素坚固，不事华饰，不筑苑囿，不建台榭。如此经营，费已钜万，乘危负重，工匠甚劳。有不幸而死者，忧悬朕心。尔工部可各给槥椟，令国子生送致其家，赐钞以葬，蠲其家役三年。”复为文遣官即龙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者务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劳民者，营造之类是也。比者营建宫殿，工匠有因疾而死者，有被伤而死者，有冒危险而死者，已敕官为槥椟，送至于家。今复坛遣官以牲醴赐祭。尔等有知，咸谕朕意。”仍赐见役工匠钞，凡六万三百六十余锭。

　　洪武十年二月辛酉，太祖敕兵部臣曰：“天下卫所军士皆四方之人，乡里既远，贫乏者多，月给廪米，仅足自给。其有死亡，棺敛之费不能举者必多。使其死无所归，或至暴露，甚非悯下之道。朕闻文王埋朽骨，天下归仁。况吾之壮士尝宣力效劳，岂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军士死亡，家贫不能举者，为给棺葬之。所司著为令。”

　　五月丙午，人有诬山西之民从故元四大王为寇者，捕获至京，法司以闻。太祖曰：“刑罚所以威恶，施之必当其罪，则刑不滥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遗孽窜匿山谷，聚逋逃以为民患，山西之民边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驱掠，迫胁为盗，皆不得已，岂真为盗者？古人云：‘得其情则哀矜勿喜。’此之类也。今民相捕获，将延蔓不已，是助之立党而激之为乱也。其释之，各给道里费遣还乡里。”

　　洪武十五年四月庚辰，廉州巡检王德亨上言：家本阶州，界于西戎，有水银坑冶及青绿紫泥，愿得兵取其地，以归于朝。太祖谓户部臣曰：“尽力求利，商贾之所为；开边启衅，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产，中国岂无？朕悉闭绝之。恐此涂一开，小人规利，劳民伤财，为害甚大。况控制边境，贵于安靖，苟用兵争利，扰攘不休，后虽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趋利，不知有害，岂可听也！”

　　四月癸巳，工部尚书赵俊奏饰东宫殿宇及公主府，所用青绿，请令民采办。太祖曰：“姑随所有用之，勿劳民也。”俊曰：“库藏所贮，恐不足用。且令其采纳，以价值给之，亦不伤民。”

　　太祖曰：“青绿产于深山穷谷，民岂能自采？必待贩鬻而后得之。尔但知给以价值，不知有司急于取办，所费此下疑有缺文。况货殖之人乘时射利，高价以售，民受驱迫者急于应办，转相借贷，其弊百端，为害滋甚。岂可以彩饰之故而重扰民乎！”

　　五月丙子，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地产铁，元时尝于此置铁冶都提举司，总辖沙窝等八冶炉丁万五千户，岁收铁百万余斤，请如旧置炉冶铁。太祖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洪武十六年九月甲辰，敕谕户部曰：“数年以来，颇致丰稔。闻民间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岂徭役繁重而致然欤？抑吏缘为奸而病吾民欤？今岁丰而犹如此，使有荒歉，又将何如？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有终岁勤谨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务加存抚，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洪武十七年十月壬申，广东都司械送蛮寇余党九十余人至京，法司请治其罪。太祖曰：“蛮夷之人，相煽为非，一时诖误。若悉治其罪，情有可矜。然既戮其首恶者，胁从之人不必躬穷治。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给冬衣而遣之。

　　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太祖谕户部臣曰：“善为政者，赋民而民不困，役民而民不劳，故民力纾，财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于赋役，使民不至于劳困，则民岂有不足，田野岂有不安，争讼岂有不息，官府岂有不清？如此，则民岂有不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为官长者亦得以享其福矣。近来有司不以民为心，动即殃民。殃民者祸亦随之。苟能忧民之贫而虑民之困，使民得以厚其生，此可谓善为政者。尔等勉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言：河南陕州地有上绞、下绞、上黄塘、下黄塘者，旧产银矿，前代皆尝采取，岁收其课。今锢闭已久，若复采之，可资国用。太祖谓侍臣曰：“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好义者以利民为心，好利者以戕民为务。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尝闻故元时，江西丰城之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其害。盖土地所产，有时而穷，民岁课成额，征取无已，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

　　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逵言：宝源局铸钱，请令郡县收民间废铜以资鼓铸。太祖曰：“铸钱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废铜以铸钱，朕恐天下废铜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于奉承，小民迫于诛责，必至毁器物以输官，其为民害甚矣。姑停之。”

　　四月壬寅，北平布政使司请以菽折盐粮，而每斗加五升。太祖谓户部臣曰：“以菽代谷者，为其轻可以便民。然菽亦谷也，而又加之，益损民矣。夫权变者当究其实，拯弊者当探其源，不知权变而昧其源，不几于救跛而成瘘乎！”

　　五月癸酉，太祖谓兵部臣曰：“军士月给米一石，仅可充食。身亡之后即罢给，或父母老无所依，或儿女幼无所赖，将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匪仁，劳而不报者匪义。尔兵部悉阅军卫，凡军士死亡，父母年老、儿女幼小无所依者，并优给之，毋令失所”

　　九月癸未，太祖谕左军都督府臣曰：“前所遣囚徒往充辽东驿卒者，今天气尚寒，恐道途冻馁，此辈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宥耳。且令就济宁暂住，待春暖遣行。”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丁亥，太祖御奉天门，退朝，召五军都督府臣谕之曰：“军士有从征亡死者，有疾病而死者，其父母妻子老弱无依，虽已优给，然远违乡里，终无所托。其有愿还乡依亲者，悉遣其去，人给钞五锭为道里费。”

　　十一月乙丑，太祖御谨身殿，翰林院学士刘三吾侍，因论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风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当以威制。太祖曰：“地有南北，民无两心。帝王一视同仁，岂有彼此之间？汝谓南方风气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风气刚劲，故当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无之？君子怀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当，乌可概以一言乎！”三吾惊服顿首而退。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中军都督佥事萧用、左都御史詹徽等奏：湖广茶陵卫城库隘，周围四里，宜循城西排栅旧址开拓之，以壮一方形势。太祖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为者，有不得已而必须为者，要皆合于时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众，军民相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开拓？倘隳坏必须修理，亦俟秋成。”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县奏逃民三百余户，累岁招抚不还，乞令卫所追捕之。太祖谕户部臣曰：“民窘于衣食，或迫于苛政则逃。使衣食给、官司无扰，虽驱之使去，岂肯轻远其乡土？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瞻，是亦国家之民也。即听其随地占籍，令有司善抚之。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七月戊申，禁罪人诬引良善。太祖谓刑部尚书杨靖曰：“善与恶异趋。廉者必不同贪，公者必不济私。然恶或诬善，事虽可白，不免受辱，必严禁之，使有所劝惩。继今犯法者，不许诬引良善。违者，所诬虽轻，亦坐以重罪。尔刑部其榜谕之。”

　　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庚戌，太祖御右顺门，有近臣奏厩马暴毙，请罪主典者。太祖曰：“凡有血气者，必有死也。今厩马自毙，何可罪人？得无轻人而重马乎？其勿问。”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陕西有士人上仁政书，太祖览之，谓侍臣曰：“既言仁政，则必当爱民。何故所言皆劳民伤财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体。然亦言有嘉也。不必指摘瑕疵，以杜言路。”

　　十月己丑，罢建岷王宫殿。太祖谕工部臣曰：“边境土木之工，必度时量力，顺民情而后为之。时可为而财不足，不为也；财有余而民不欲，不为也。必有其时、有其财而民乐于趋事，然后为之，则事易集。今云之土旷民稀，军饷转输，民力甚劳。若复加以兴造之役，非惟时力未可，于民情亦有所不欲。岷府姑为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后民富力纾，作之未晚。”

明太祖宝训 卷五

　　求贤

　　甲辰十二月丁巳，太祖谓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据有中国，混一海内。建国之初，辅弼之臣率皆贤达，所进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观。及其后也，小人擅权，奸邪竟进，举用亲旧，结为朋党，中外百司，贪婪无耻。由是法度日弛，纪纲不振。至于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创业之初，若不严立法度以革奸弊，将恐百司因循故习，不能振举。故必选用贤能，以隆治化。尔等有所荐引，当慎所择。”

　　吴元年十一月戊戌，太祖谓侍臣曰：“吾昨观舆地图，所得州县，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识贤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统其纪纲，群臣以众为赞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业，可以坐致。古语云：国无仁贤则国空虚。尔等其各举贤才，以资任用。”

　　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太祖谕之曰：“天生人材，必为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锐者质或剽轻，敦厚者性或迂缓，辨给者行或不逮，沉默者德或有余。卿等宜加精鉴。”同对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贤俊丕应之日，臣等敢不尽心。”太祖曰：“人材不绝于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苟所举非所用，为害甚大。卿等慎之！”于是各赐白金遣行。

　　洪武二年九月壬辰，太祖谓廷臣曰：“知人固难。今朕屡敕百司访求贤才，然至者往往名实不副，岂非举者之滥乎？”廷臣对曰：“请自今百司荐举，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无冒滥之失。”太祖曰：“观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见其著，视其所不为，可以知其所为。但严举措之法，则冒滥自革矣。”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命吏部访求贤才于天下。太祖曰：“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若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吕尚，二君者，岂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于版筑鼓刀之徒。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今山林之士，岂无德行文艺之有称者？宜令有司采举，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图至治。”

　　洪武八年七月庚申，太祖御右顺门，谓侍臣曰：“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能以独成。是故择贤任能，列布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祚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盖根疏者易拔，源浅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

　　二月丙辰，太祖御奉天门，与侍臣语及用人之道。太祖曰：“金石之有声，击之而后鸣；舟航之能运，操之而后动；贤者之有才，用之而后见。然人之才智，或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并弃其长，则天下之才难矣。今令天下求才，其长于一艺者皆在选列，俟至而观之。其廉让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谋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断也，可以知其勇。左右唯见其人之小节，未睹其大端，而辄置之，乃有天下无贤之叹。虽有稷契之才，亦难见矣。”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征天下博学老成之士，皆应诏至京师。先是，太祖谓礼部臣曰：“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二年，思得贤士以熙庶绩。然山林幽远，博学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于穷处，非招徕之，不肯轻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访，礼送于朝，朕将显用之。”

　　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群臣各举所知。太祖谕之曰：“天下贤才，未尝乏也。谓皋、夔、稷、契不复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为人上者能量才授职，则无施不可。盖士之进退系乎国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岂足以尽理天下？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尔等宜体此意，各举所知以闻。”

　　十月戊辰，太祖谕吏部臣曰：“天下之务，非贤不治；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故汤致伊尹，由于三聘；汉征申公，安车束帛。近朝臣为朕举贤，朕皆征用之。所举者多名实不称，徒应故事而已。夫披沙将以求金，掘井在于获泉，荐士期于得贤。今所举皆非，岂昧于识人耶？抑贤才之果难得也？尔吏部其以朕意再谕天下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

　　洪武十五年正月庚戌，命天下朝觐官各举所知一人，太祖谕之曰：“古之荐举者以实不以名，后世荐举者徇名而遗实，故往往治不如古。朕效仿古制，举用贤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几求其实效。今尔等来朝，其各举所知。凡有一善可称、一才可录者，皆具实以闻，朕将随其才以擢用之，无有所隐。”

　　八月己卯，有广东儒士上治平策者，太祖览之，顾谓侍臣曰：“此人不识道理，岂有涉数千年论治平而不及用贤？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虽有至圣之君，犹以用人为重，曷尝谓人无足用也！盖独智自用，所见者狭；资贤而任，则所及者广。”学士宋讷对曰：“诚如圣谕。但贤才之在天下，在上岂能周知？必赖群臣荐举。然得贤与否，系乎举之者何如耳。”太祖曰：“小人所举，未必为君子，君子所举，未必为小人。故观其举者，即可知其人之贤否矣。”

　　九月戊申，吏部以征至天下儒士，选其经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闻。太祖曰：“贤才固不乏也。今贤人君子出为时用，大小器使当随其能，毋使有其才而不尽用也。”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己亥，太祖谕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屡敕有司荐举贤才，而所荐者多非其人，岂山林岩穴真无贤者乎？特在位者弗体朕意，滥举以塞责耳。昔常何荐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荐举者若能致一马周，朕岂爱爵赏？惜无以副朕望者。是以延伫之心，朝夕不忘。”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诏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县礼送京师。太祖谕礼部郎中郑居贞曰：“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居贞对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则不能胜事。请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政为比来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问。岂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安庆府知事周昌言：臣见士人或因小过罢斥，然其才有堪用，而于例不得举。宜垂宽宥，令有司得荐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复用，无以示惩。昌言不可听。”太祖曰：“良工琢玉，不弃小玼。朝廷用人，必赦小过。故改过迁善，圣人与之，录长弃短，人君务焉。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昌之言诚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知其才德果优，并听举用。”

　　恤刑

　　戊戌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佥事分巡郡县录囚。凡笞罪者释之，杖者减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赃者免征。有司有所稽迟，重者从轻典，轻者原之。武将征讨有过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释罪囚，今年又从末减，用法太宽，则人不惧法，法纵弛无以为治。太祖曰：“用法如用药，药本以济人，不以弊人。服之或误，必致戕生。法本以卫人，不以杀人。用之太过，则必致伤物。百姓自兵乱以来初离创残，今归于我，正当抚绥之。况其间有一时误犯者，宁可尽法乎！大抵治狱以宽厚为本，少失宽厚，则流入苛刻矣。所谓治新国用轻典，刑得其当，则民无冤抑。若执而不通，非合时宜也。”

　　吴元年六月甲戌，太祖谓宪臣曰：“任官不当，则庶事不理；用刑不当，则无辜受害。譬之薅草莱者，施鎛不谨，必伤良苗；绳奸慝者，论法不当，必伤善类。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于箠楚之下，屈抑顿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盖不得已。悬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夫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则必伤，远之则无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毙人。刑本以生人，非求杀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轻用之，受枉者多矣。故钦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九月戊寅，太祖谓中书省臣李善长、傅瓛、杨宪等曰：“法有连坐之条，谓侵损伤人者。吾以为鞫狱当平恕，非大逆不道，则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罚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法者，毋连坐．”参政杨宪对曰：“先王用刑，世轻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轻犯法，非重治之，则犯者益众。”太祖曰：“民之为恶，譬犹衣之积垢，加以瀚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为术也浅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犹索鱼于釜，欲其得活，难矣。”

　　十月甲寅，命中书省定律令。初，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断狱，惟元不仿古制，取一时所行之事为条格，胥吏易为奸弊。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律。至是，台谏已立，各道按察司将巡历郡县，欲颁成法，俾内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长等详定，谕之曰：“立法贵在简当，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而两端，可轻可重，使奸贪之吏得以夤缘为奸，则所以禁残暴者反以贼良善，非良法也。务去适中，以去烦弊。夫纲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宜尽心参究，凡刑名条目逐日来上，吾与卿等面议斟酌之，庶可以为久远之法。”

　　十月乙卯，太祖谓台宪官刘基、章溢、周祯等曰：“纪纲法度，为治之本。所以振纪纲、明法度者，则在台完。凡揭纪纲法度以示百司，犹射者之有正鹄也；百司庶职，操弓矢以学射者，以台宪乎取法。故审己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于小物而昧于大体，终非至正之道。尔等执法，上应天象，少有偏曲，则纪纲法度废坏，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为能，苛察以为智，若宁成、郅都、周兴、来俊臣之徒，巧诋深文，恣为酷虐，终亦不免。若于公阴德子孙，乃致贵显，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十一月己亥，中书参政傅瓛言，应天府有滞狱当断决者。太祖曰：“淹滞几时矣？”曰。“逾半岁。”太祖惕然曰：“京师而有滞狱，郡县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时决遣，安得有此！”瓛顿首曰：“臣等不能统率庶寮，是臣罪也。”太祖曰：“吾非不爱其民，而民尚尔幽抑。近且如此，远者何由能知？自今狱囚审鞫明白，须依时决遣，毋使淹滞。”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太祖谓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尝一日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后行，惟恐不当，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顷刻安逸。至于刑法，尤所关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独理，卿等皆须究心，庶几民无冤抑，刑狱清省。汉宣帝言：狱者，所以禁暴、止奸、养育群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体之无忽也。”

　　洪武二年八月戊子，监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悬法象魏之文，《礼经》载乡饮读法之说，皆导民知礼法而远刑辟也。今新律颁布天下，乡井细民犹有不通其说者，宜仿古人月吉读法之典，命府州县长吏，凡遇月朔，会乡之老少，令儒生读律，解析其义，使之通晓，则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太祖曰：“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恶之心生，则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则苟免之行兴。卿言读律，固可禁民为非，若谓欲使民无犯，要当深求其本也。”

　　十二月己酉，复以广东行省参政周祯为刑部尚书。太祖谕之曰：“刑以辅治，唐虞所不免。观舜命皋陶之辞，始虽曰明刑，终期于无刑。皋陶告舜，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当时君臣莫不以恤刑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尝观此，深有所契，而其体之。”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以刑部郎中刘惟谦为尚书。太祖谕之曰：“膏粱所以充饥，药石所以疗病，使无病之人舍膏粱而饵药石，适足以害身。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故为政者若舍仁义而专务刑罚，是以药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尔为刑官之长，尔于用法之际，常体古人钦恤之意，则张释之、于定国皆可为矣。尔其勉之。”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坏盐法，刑官拟以乱法，罪当死。太祖曰：“愚民无知而犯法，犹赤子无知而入井，见者莫不怵惕，岂宜遽以死罪论之。”法司执奏不已，太祖曰：“有罪而杀，国之常典。然有可以杀，可以无杀。彼愚民沮坏盐法，原其情，不过为贪利耳，初无他心。”乃悉免死，输作临壕。

　　洪武八年二月甲午，敕刑官：“自今凡杂犯死罪者，免死，输作终身；徒流罪，限年输作；官吏受赃及杂犯私罪，当罢职役者，谪凤阳屯种；民犯流罪者，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粮。”太祖复谕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恶死。朕御天下，夙夜靡宁，常惧刑罚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宽宥之典。凡杂犯死罪，皆令输作屯种，以全其生，且冀其悔罪改过，复为善人。尔等宜体朕此意，务求公平，使刑罚得中，下无冤抑，则不负朕委任矣。”

　　洪武九年十月辛酉，太祖览《大明律》，谓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曰：“古者风俗厚而禁纲疏，后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圣王贵宽而不贵急，务简而不务烦。国家立法，贵得中道，然后可以服人心而传后世。昔萧何作《汉律》九章，甚为简便，后张汤犹得以私意乱之。况未尽善，其能久无弊乎？今观律条，犹有议拟未当者，卿等可详议更定，务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闻。”于是惟庸、广洋等复详加考订厘正者凡十有三条。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决重刑。太祖谕之曰：“朕尝命汝等，凡有重狱，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则刑罚滥及，而死者不可复生也，故必欲详审。今汝等概以重刑来奏，其间固有渎伦乱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时过误、情有可矜者，必当分别。若一概言之，则轻重不分矣。自今凡十恶非常赦所原者则云重刑，其余杂犯死罪许听收赎者，毋概言也。”

　　九月辛丑，敕刑部尚书胡祯等曰：“帝王抚临百姓，皆欲其从化，至于刑罚，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法，罪疑惟轻，四凶之罪，止于流窜。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无犯，及有小过，或加以苛刻，朕甚悯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则下有为善之心。改过者多，则轻生者少。自今惟十恶真犯者决之如律，其余杂犯死罪，皆减死论。”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御史雷励坐失入人徒罪，太祖责之曰：“朝廷所以使顽恶慑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无所守。尔为御史，而执法不平，何以激浊扬清、伸理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论决，可以再生乎？”命法司励罪以戒深刻者。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断事等官审录囚徒。太祖曰：“录囚务在情得其真，刑当其罪。大抵人之隐曲难明，狱之疑似难辨，故往往有经审录，寻复反异，盖由审刑者之失，以至此耳。故善理狱者，在推至公之心，扩至明之见，则巧伪无所隐，疑似无所惑，自然讼平理直，枉者得伸，系者得释。苟存心不公，听断不明，是犹舍衡以求平，揜鉴以索照，狱何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尔等审录囚徒，务以公破私，明辨惑，毋使巧伪繁滋而疑谳不决。生者拘幽于囹圄，死者受冤于地下非惟负朕慎刑之心，实违上天好生之意。凡录囚之际，必预先稽阅前牍，详审再三，其有所诉，即与辨理，具实以闻。”

　　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民有子犯法当死，其父以财求免。事觉，监察御史奏欲并置于法。太祖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亲。彼爱根于心，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顾理之所不可。尔论法欲并罪其父，然于情可恕，其赦之。”

　　正月壬子，太祖谕刑部尚书开济、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论囚，须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盖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犹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当死者，其父行贿求免，御史执之，并欲论罪。朕以父子至亲，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论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论决，必再三详谳覆奏而行，毋重伤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加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太刻。夫竭泽而鱼，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于汝也。”济大惭。

六月甲戌，刑部尚书开济等官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实，当因名而责实。近闻审覆之法，但应旬时之名，无曰今是昨者，其父行贿求免，御史执之，并欲论罪。朕以父子至亲，其死而救，人之情也。故但论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论决，必再三详谳覆奏而行，毋重伤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书开济议法巧密，太祖览而恶之曰：“刑罚之设，本以禁民为非，使之远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张此密法，以罔加无知之民，无乃用心太刻。夫竭泽而鱼，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于汝也。”济大惭。

　　六月甲戌，刑部尚书开济等官议定五六日旬时三审五覆之法。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实，当因名而责实。近闻审覆之法，但应旬时之名，无曰今是昨非；但谓大同小异，审覆者未必尽其心，告诉者未必尽其情。朕深知其弊。尔宜戒之”

　　七月辛亥，遣监察御史往浙江等处录囚，陛辞，太祖谕之曰：“古人有言，议狱缓刑。又曰：无敢折狱。人命至重，必在详审，不敢轻也。夫刑当其罪，犹在可务矜。若滥及非辜，岂可复侮？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长不折，况于人，而可忽乎！尔往慎之。”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癸丑，命天下诸司刑狱皆用刑部、都察院详议平允，又送大理审覆，然后决之。其直隶诸府州刑狱，自今亦准此令，庶几民无冤抑。因谓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于民，如天之于物，天之道春生秋敛，而论天之德，则曰生。君之道仁育义制，论君之德，则曰仁。夫王良善御，岂在于策？周公善治，岂在于刑？所谓刑者，辅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详。故每令三审五覆，无非求其生而已。”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之于刑狱，每存钦恤之意，盖故期于无刑，而顽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为，莫若严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太祖览之，曰：“刑不可使纵弛，亦不可使过严。纵弛则为恶者无所畏，过严则为善者或滥及。用刑之道，但贵得中，则刑清，失中则刑乱，刑乱而政衰矣。如尔所言，恐流于滥。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有军人犯罪当杖。其人尝两得罪，幸宥免矣。今复不悛，信非良善，宜并论前罪诛之，以惩余者。”太祖曰：“前罪既宥，今复论之，则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纵之，则为纵恶；不至死而诛之，则为滥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辄欲杀之，在尔有故入之罪，在朕无恤刑之仁，皆不可也。仍杖而遣之。”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太祖谕刑部尚书杨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恶并杀人者论死，余死皆令输粟北边以自赎。力不给者，或二人，或三人，并力输运，仍令还家，备赀以行。”翰林学士刘三吾等曰：“圣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太祖曰：“愚民犯法，如啗饮食，嗜之而不知止。设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济。”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罚常简，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罚常滥，以严刻也。”太祖曰：“善为国者，惟以生道树德，不以刑杀立威。”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升大理寺丞周志清为卿。太祖谕之曰:

　　“大理之职，即古之廷尉。历代任斯职者，独汉称张释之、于定国，唐称戴胄。盖有由其处心公正，议法平恕，狱以无冤，故流芳后世。今命尔为大理卿，当推情定法，毋为深文，务求明允，使刑必当罪。庶几可方古人，不负朕命也。”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输粮违期及移易者，坐法当诛。太祖曰：“四川水陆险峻，输輓良难，故有失期。彼移易者，或两取便利，求无逋欠可矣，岂得遽论以死？甚非爱民之心。其悉宥之，仍给道理费遣还。病不能至者，遣内官就道给赐。税粮未足者，令就本处输之。”

　　赏罚

　　甲辰三月辛未，太祖御西搂，有军士十余人自陈战功，以求升赏。太祖谕之曰：“尔从我有年，尔才为勇怯，我纵不知，将尔者必知之。尔有功，予岂遗尔？尔无功，岂可妄陈？有功不赏是谓吝，无功求赏是谓贪。吝则失众，贪则逾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赏。尔曹不见徐相国耶？今贵为元勋，其同时相从者犹在行伍，予亦岂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弗能过人故也。今尔曾自陈战功，以求升赏，国家名爵乌可幸得耶？尔曹苟能绳渑勉立功，异日爵赏我岂尔惜？但患不力耳！”于是皆惭服而退。自是无有复言者。

　　乙巳三月辛巳，常遇春平赣州，军还，太祖御戟门颁赏，劳之曰：“将军勤劳于外，南平诸郡，兵不失律，民无所扰，自岭以南，望风降附。是能奉扬威武，克定邦家。报功之典，予奚敢后？今锡以布帛、文绮，用彰厥功，以答三军之用命。夫赏以酬功，爵以旌德。俟海宇宁谧，恩数有加。将军其奖率三军，更图后举，茂建伟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托。将军其勖之哉！”遇春曰：“臣奉主上成算，所至辄克，非臣所能。”太祖善其对。

　　吴元年九月辛丑，平吴师还，论功行赏。太祖谕诸将曰：“自兵兴以来，天下豪杰纷起，予将兵渡江，赖上天之灵，将士之力，拓地开疆，削平敌国。如陈友谅兵众地大，已先摧灭，张士诚兵强积富，今亦就擒。非尔将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论功行赏，以报劳勚。如王国宝等殁于王事而不得与，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战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将以佐辅之。尔等今日之功，亦何忝于古之名将乎！但从军在外，与经营布置在内者任虽不同，其劳则一。冯宗异留守京城，军府之事，独任其劳，亦宜受赏。然江南既平，当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狃于暂安而忘永逸，毋足于近功而昧远图。大业垂成，更须努力。”达等顿首曰：“臣等叨承主上成算，幸获成功，敢不益尽心力，以图尺寸。”明日，达等入谢。太祖语之曰：“公等还第置酒为乐否？”对曰：“荷主上恩德，皆置酒相庆。”太祖曰：“吾宁不欲置酒与诸将为一日之欢？但中原未平，非宴乐之时。公等不见张氏所为乎？终日相与酣歌逸乐，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监察御史谢恕巡按松江，以欺隐官租逮系一百九十余人至京师，多有称冤者。治书侍御史文原吉等以其事闻。太祖命召数人亲问之，曰：“悉得其情。”乃责恕曰：“御史，耳目之官，当与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为称职。今尔为御史，不能为民伸冤理枉，反陷民于无辜，朝廷耳目将何赖耶？”于是尽释其人，以恕下交。原吉等能不敢蔽聪明，赏彩币有差。

　　洪武五年正月乙丑，太祖召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各赐交阯弓五十、彤弓百，因谓之曰：“古者诸侯有四夷之功，则归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克著勋劳，故有此赐。”达等谢曰：“臣等赖陛下威灵，获效微劳，岂足齿录。而宠恩屡降，何以当之？”太祖曰：“古人有言：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况卿等开国之臣，其章大矣，故赐以此，不为过也。”

　　洪武七年三月乙亥，兰州捌里麻民郭买的叛，诱番兵人寇，诏立赏格购捕之。兰州卫遣其兄着沙与其弟火石歹往招之，郭买的不从，着沙、火石歹夜斩其首以归，本卫以其事闻，请赏之。太祖曰：“买的罪固当死，然为兄弟者，告之不从，执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伦，若赏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获牛马给之耳。”

　　洪武十年五月戊寅朔，太祖谓侍臣曰：“赏罚者，国之大权。人君操赏罚之权以御天下，一本于至公。故有功者，虽所憎，必赏；有罪者，虽所爱，必罚。赏以当功，上不为德；罚以当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谓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业业，惟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况赏罚予夺，国之大柄，一有爱憎忿戾于其间，则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须不敢忽也。”侍臣对曰：“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长久之道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丙申，太祖谕礼部臣曰：“人若操赏罚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无善而赏，是谓私爱；无过而罚，是用私罚恶。此不足以为劝惩。朕观汉高帝斩丁公、封雍齿，唐太宗黜权万纪、李仁发而赏魏征之直，皆至当可以服人，所谓赏一君子而人皆喜，罚一小人而人皆惧。朕于赏罚未尝敢轻，若一时处分或有未当，卿等宜明白执论，宁使赏厚于罚，但不可滥及，使小人侥幸耳。”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朔，人有上书言申明善恶以劝惩天下。太祖览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恶恶，人之常情，彼上书者言此，亦知为政之道。夫旌善则善人劝，惩恶则恶人息。朕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为此也。数年以来，有司奉行不谨，致令废弛，甚失劝惩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宽赋

　　吴元年正月戊戌，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予尝亲历田野，见人民凋弊，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触热者思得清凉，冒寒者思就温燠，为之上者固当念之。且如太平、应天、宣城诸郡，乃吾渡江开创之地，供亿先劳之民，其有租赋，宜与量免，少苏民力。”省臣傅瓛对曰：“恤民，王者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发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赐，如大旱之时霖雨，其喜当何如！”太祖因叹曰：“吾昔在军中，尝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饮食丰美，心未尝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业有限，而又供需百出，岂不重困？”于是免太平府租赋二年，应天、宣城等处租赋一年。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诏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谓中书省臣曰：“兵革之余，郡县版籍多亡，田赋之制不能无增损。征敛失中，则百姓咨怨。今欲经理，以清其源，无使过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今遣周铸等往诸府县核实田亩，定其赋税。此外无令有所妄扰。”复谕铸等曰：“尔经理第以实闻，毋踵袭前弊，妄有增损，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则国有常宪。”各赐衣帽与遣之。洪武十一年二月辛未，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人君视天下犹一家。一家之内，一人不安，则事为之废。天下之广，尺土不宁，则君为之忧。近者雷州府海康、遂溪二县田地为潮水所渍，斥卤不收，租税从何而出？其令有司核实免之。”

　　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朔，命户部减苏、松、嘉、湖四府重租粮额。太祖谓之曰：“天地生物，所以养民，上之取民，不可尽其利也。夫民犹树也，树利土以生，民利食以养。养民而尽其利，犹种树而去其土也。比年苏、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给，皆为重租所困。民困于重租，而官不知恤，是重赋而轻人，亦犹虞人反裘而负薪，徒惜其毛，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岂所以养民哉！其赋之重者，宜悉减之。”

　　六月戊寅，太祖谕户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恩泽

　　己亥三月丁巳，方国珍遣郎中张本仁以温、台、庆元三郡来献，且以其子关为质。太祖曰：“古者虑人不从，则为盟誓。盟誓变而为交质子。此衰世之事，岂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质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诚心来归，便当推诚相与，当如青天白日，何至怀疑而以质子为哉？”乃厚赐关而遣之。关后改名明完。

　　丙午四月戊辰，太祖幸濠州，父老经济等来见，太祖与之宴，谓济等曰：“吾与诸父老不相见久矣。今还故乡，念父老乡人遭罹兵难以来，未遂生息，吾甚悯焉。”济等对曰：“久困兵争，莫获宁居。今赖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劳主上忧念。”太祖曰：“濠，吾故乡，父母坟墓所在，岂得忘之。”诸父老宴饮极欢。太祖又谓之曰：“诸父老皆吾故人，岂不欲朝夕相见？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归，宜教导子弟为善，立身孝弟，勤俭养生。乡有善人，由家有贤父兄也。”济等顿首谢。太祖又曰：“乡人耕作交易，且令无远出，滨淮都诸郡尚有寇兵，恐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爱，以乐高年。”于是济等皆欢醉而去。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方国珍至京师，太祖谕之曰：“汝献款已久，何为反侧，复劳征伐？”国珍顿首曰：“臣遭时多艰，逃死海上，终期归附圣明，以全首领。不意又劳王师，然此非出臣心，实为群小所误，是以至此。惟陛下哀其愚昧，赦其死罪。”太祖曰：“草昧之时，英雄角逐，人孰不欲有为？亦谁能识帝王之有真者！其为去就，不能无所龃龉。尔之所为，亦何足责！朕推赤心待人，汝其自安，勿用怀疑。”国珍顿首谢，进赐第居京师。

　　十一月丙寅，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吾念将士征战而死者，其父母妻子尤可念也。死者既不可见，所可见者，惟生存者耳。其即为优恤之。凡遇时节，预给薪米钱物，使其死者受祭，生者有养，则吾君臣于岁时宴乐，心亦少安。”省臣对曰：“陛下推广仁爱，遍及于下，而存殁咸蒙恩惠。”太祖曰：“始者将士皆从，皆望成功以取富贵。今天下已定，生者既膺爵赏，而死者不可复作，吾未尝忘之。故优恤其家，以见不忘同济艰难之意。”

　　洪武四年正月癸卯，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今日天来，有甚于冬。京师尚尔，况北边荒漠之地？冰厚雪深，吾守边将士甚艰苦。尔中书其以府库所储布帛，制绵袄，运赴蔚、朔、宁夏等处，以给将士。”省臣对曰：“守边将士衣袄，岁有常供，无庸再运。”太祖曰：“将士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异于常时，故命加给耳。古人一夫不获，引咎在躬，况守边将士，尤朕所知深切者，其给之无缓。”

　　洪武七年三月己丑，燕山都卫获元故官及来降之人送至京师，有中途逃窜者。太祖曰敕谕边将曰：“元运既终，天命归我中华。凡其遗民，皆吾赤子。今既来归，又辄逸去，盖彼生长之日深，而此抚绥之意浅，故去之耳。自今凡有来归者，尔等善抚绥之。有欲就彼住者，择善地以居之，便其畜牧。有欲来京者，择善人以送之，毋令失所。”

　　洪武十八年七月丙子，时州县父老有诣阙上言县官善政，当罢任而举留者。太祖赐手敕奖励复职，加赐衣币。侍臣曰：“县令抚民，职所当然，陛下加以厚恩，待之至矣。”太祖曰：“郡县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间，常见县官由儒者多迂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厉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为盗，此守令不得其人之故也。今县官能为吾拊循百姓，达吾爱养斯民之意，得其欢心，岂不深可嘉尚？且为政以得民心为本，以得民心，则其去也，民岂得不爱而留之？不才者民疾之如仇雠，惟恐其去之不速，岂肯留也？即此可以知其人之贤否矣。使守令皆能抚民，天下何忧不治？赏而劝之，非滥恩也。”

　　赈贷

　　洪武元年七月庚寅，太祖谓中书省臣曰：“中原兵难之后，老稚之孤贫者多有所失，宜遣人赈恤之。”省臣以国用不足为对。太祖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则天下之为子弟者悦，恤其幼，则天下之为父母者悦。天下之老幼咸悦矣，其心有不归者寡焉。苟视其困穷而不之恤，民将怃然曰：恶在其为我上也。故周穷乏者，不患无余财，惟患无是心。能推是心，何优不足？今日之务，此最为先。宜速为行之。”

　　洪武三年正月丁巳，西安、凤翔二府饥，耆民宋升等来言，太祖即命户部往赈之。户部奏彼民饥，须运粟以济之．太祖恻然曰：“民旦暮待哺，如涸鱼之欲水。若待运粟济之，死者多矣。况今东作方兴，民无食而废耕，将见其患益甚。”即令户部主事李亨驰驿往赈之。户给粟一石，计三万六千八百八十九石。太祖谓户部侍郎杨靖曰：“夫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养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还言，青州民饥，有司不以闻，是岂有爱民之心哉？亟遣人驰驿往赈之，就违治其官吏。”于是，所赈人户凡二十一万四千六百，为钞五百三十六万锭有奇。

　　保全功臣

　　甲辰四月乙巳，太祖闻诸功臣家僮仆多有横肆者，乃召徐达、常遇春等谕之曰：“尔等从我，起身艰难，成此功勋，匪朝夕所致。比闻尔等所育家僮，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我资将臣共济大业，同心一德，保全始终，岂宜有此？故与尔等言，此辈有横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害。”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太祖退朝，从容与诸将论兴兵以来征伐之事，谓中山侯汤和等曰：“朕赖诸将，佐成大业。今四方悉定，征伐休息。卿等皆爵为公侯，安享富贵。保此禄位，传子孙，与国同休。然须安分守法，存心谨畏，则自无过举。朝廷赏罚，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迟敬德见唐太宗危迫，单骑入王世充阵中，与单雄信力战，翼卫太宗以出，其功大矣。及太宗宴群臣，敬德与任城王道宗争长，击其目几眇。太宗怒，欲置之法。非群臣力谏，太宗肯惜其功而贷其罪乎？又如长孙无忌，文德皇后亲弟也。尝佩刀入禁门，监门者失于觉察，请治以法，太宗特命释之。帝室亲姻有罪，犹不可免，况其他乎？卿等能道其所守，则终身无过失矣。”

　　洪武四年十一月壬申，太祖御武楼下，指挥使郭英等侍侧。太祖顾谓英等曰：“朕尝思保天下，汝能思保身与家乎？”英曰：“臣性至愚，尝念及此。”太祖曰：“朕命军士往临漾造宫殿，汝等又役之为私室，岂保身与家之道哉？”英等骇愕，顿首请罪。太祖曰：“朕未忍加罪，汝当内省于心。朕与汝等分虽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责，而众子知惧，则家可保矣。如杨廉等，其罪当死，朕虽宥之，亦窜之远地，使众人知惧，不至废法伤恩。朕思所以保汝辈之道，汝乃不思保其身，诚愚也。”既又曰：“昔朕皇考尝言，凡人守分植财，如置田地，稼穑收获，岁有常利，用之无穷。若悖理得财，如贪官汙吏，获利虽博，有丧身亡命之忧。今汝俸禄，有如力田，岁享其利，无有已时。比于贪饕所得，用之有尽，犹潢汙之水，朝盈而夕竭矣。汝等有勋于国，朕既酬以爵禄，能守而勿失，则子孙永有所赖。汝其识之！”英等顿首谢曰：“陛下训饬臣等切至，铭刻不敢忘也。”

　　十二月甲申，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而诸功臣不禁职戢。太祖乃召诸勋臣谕之曰：“古人不亏小节，故能全大功，不遗细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贵终身，声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节，正当留意。而所有庄佃常倚汝之势，挟威以凌乡里，卿等何可不严戒约之？彼小人耳，戒之不严，必渐自纵；自纵不已，必累尔之德也。”

　　礼前代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左副将军李文忠遣人送故元诸孙买的里八刺等至京师，及以其宝册来献。省臣杨宪等请以买的里八刺献俘于庙，宝册令百官具朝服进。太祖曰：“宝册贮之库，不必进也。古者虽有献俘之礼，武王伐殷，曾用之乎？”宪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尝行之矣。”太祖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孙，亦恐不行此礼。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毕，赐以中国衣冠，就令谢。”复谓宪曰：“故国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礼，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于中宫朝见。见毕，赐之中国服，亦令就谢。”

　　己巳，买的里八刺朝见。太祖谓省臣曰：“朕见前代帝王革命之际，获其后妃，往往不以礼遇，欺孤虐寡，非盛德所为，朕甚不取。今元脱忽思后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饮酪，且不耐暑，其饮食居第，务适其宜。若其欲归，当遣还沙漠。”

　　洪武四年正月庚寅，太祖谓侍臣曰：“推诚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嫌猜而御物，骨肉终变为仇雠。朕遇前元亲族，如高昌岐王等，皆授以显职，仍令带刀侍卫，一无所疑。朕待之如此，彼岂肯相负哉！”侍臣对曰：“陛下此心，实古帝王一视同仁之心也。”

　　洪武七年九月丁丑，太祖谓廷臣曰：“草木无心，遇春而长茂，通秋而零落，气之所感，犹如荣悴，况于人乎？崇礼侯买的里人刺南来已五载，今既长成，岂无父母乡土之思？宜遣之还。”于是厚礼而归之，选老成宦者咸礼、袁不花枯木儿二人送其行。复遗其父爱犹识理达腊织金文绮及锦衣各一袭。买的里八刺辞，太祖谕之曰：“尔本元君子孙，国亡就俘。曩即欲遣尔归，以尔年幼，道里辽远，恐不能达。今既长成，朕不忍令尔久客于此，故特遣归，见尔父母亲戚，遂骨肉之爱。”又谓二宦者曰：“此是故元之嗣也，不幸至此，长途跋涉，尔善视之。”

　　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幼主于沙漠。太祖命礼部臣曰：“曩者元运既终，其末帝能知天命，遁归沙漠。今闻其子爱犹识理达腊没于彼，可遣使吊祭。”礼部臣对曰：“道里辽远，使者难至。况彼久离中华，已变异俗，非典礼所加。”太祖曰：“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彼不出覆载之外，何远之有？彼虽异俗，其爱憎之情未尝不同。敬其主则其臣悦，况典礼所加，其孰得违德舍礼哉！”于是自为文祭之。

　　礼臣下

　　洪武元年七月丙子，敕谕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当爱其民。况新附之邦，生民凋癠，不有以安养之，将复流离，失所望矣。尔宜体朕意，善抚循之，毋加扰害。简役省费，以尽其生；劝孝励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于汝，汝亦获循良之名矣。”乃命中书给赏以厉其廉耻。

　　谕将士

　　己亥春正月乙巳，太祖既抚定宁越，欲遂取浙东未下诸郡，集诸将谕之曰：“仁义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师比入建康，秋毫无犯，故一举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获苏，政当抚恤，使民乐于归附。则被未下郡县，亦必闻风而归。故取天下以不杀为本，吾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盖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故鸟不萃鹰鸇之林，兽不入网罗之野，民必归宽厚之政。为将者能以不杀为心，惟国家之利，在己亦蒙其福，为之子孙者亦必昌盛。尔等从吾言，则事不难就，大功可成矣。”

　　癸卯九月壬申，太祖平陈友谅还，告庙饮至，论功行赏，赐常遇春、廖永忠田，余将士金帛有差。因与诸将论鄱阳之战。诸将请曰：“自古水战，必得天时地利，乃为可胜。若周瑜之破曹操，因风水之便，乃能胜之。陈友谅兵据鄱阳，先处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劳而彼佚，今胜之，诚未喻也。”太祖曰：“汝不闻古人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陈友谅兵虽众强，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连年，数败而无功，不能养威俟时。今日适劳于东，明日又驰骛于西，失众心也。夫兵贵时动，动则威，威则胜。我以时动之师威不震之虏，将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鸷鸟搏击，巢卵俱覆。此所以为吾破也。”诸将皆叹服。

　　十二月戊午，太祖阅武于鸡笼山，还，坐西苑，召指挥华云龙等谕之曰：“今日所阅骑士，汝能知其数否？”对曰：“不知。”太祖曰：“阵势或圆或方，或纵或横，敛合布散，悠往忽来，使人莫测。善用兵者，以少为众，以弱为强，逸己而劳人，伐谋而制胜。运乎阴阳，行乎鬼神，虽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谋，斯为妙矣。大抵两敌相对，在审其强弱，识其多寡，以正应以奇变，奇正合宜，应变弗失，百战百胜之道也。汝等其识之。”

　　甲辰二月己巳，句容儒土戎简见太祖，与语及陈氏之事，简曰：“主上向者败陈氏于九江，其众既溃，何不乘胜直抵武昌，而乃引还？今虽克之，费力亦多矣。”太祖曰：“汝儒者，岂不闻覆巢之下有完卵乎？况事有缓急，兵贵权宜。当陈氏兵败，我岂不知乘胜以蹴之？《兵法》曰：穷寇勿追。若乘胜急追，彼必死斗，杀伤必多，吾故纵之，遣偏师缀其后，防其奔逸。料彼创残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暇，岂复敢战？我以大军临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师不伤，二者生灵获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简大悦服。他日，太祖与诸将论用兵方略，因谓请将曰：“汝等非不善战，然临事决机，智或不足，宜亲近儒者，取古人之书，听其议论，以资智识。前者戎简所言，吾虽非之，然当时将校亦有劝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师蹙之武昌，贼众可以全获。军中皆以为奇谋，不知简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当思之，勿以吾不用简言而遂轻儒者。”

　　甲辰五月丙寅，太祖谕诸将曰：“汝等所统军士，虽有众寡不同，要必皆识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缓急用之，如手足相卫，羽翼相蔽，必无丧失。若但知其名数。不识其能否，猝临战阵，何以应敌？且人家有僮仆，亦须知其能否。矧为将率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则勇者效力，智者效谋，鲜有不尽心者。苟一概视之，则勇者退后，而智者韬策矣。汝等其识之。”

　　乙巳春正月乙酉，太祖将经理淮甸，亲阅试将士，命镇抚居明率军士分队习战，胜者赏银十两，其伤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赏银有差。且遍给酒馔劳之，仍赐伤者医药。因谕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倾溺；弓马不素习，而欲攻战，未有不败者。吾故择其汝等练之，今汝等勇健若此，临敌何忧不克？爵赏富贵，惟有功者得之。”顾谓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贵多而贵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阵。近闻军中募兵多冗滥者，吾特为戒之，冀得精锐，庶几有用也。”

　　辛丑，命千户夏以松守临江，张信守吉安，单安仁守瑞州，悉属江西行省节制。将行，太祖召以松等谕之曰：“汝皆吾亲故有功之人，故命以专城之寄。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安则汝亦安矣。昔者丧乱，未免有事于征战。今既平安，在于安辑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当谨防损伤。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坏，则器为废器，守者亦不得无责矣。吾不以富贵而忘亲故，汝等勿以亲故而害公法。庶几上下之间，恩义兼尽，生民享安全之福，汝等亦有无穷之美矣。”

　　九月丙辰，太祖谕诸将校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阳，军还之日，极称先锋张焕勇智兼人，小心畏法,

　　予闻甚喜。若其始终如一，不易所守，异日用将一军，未尝不可。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于粗鄙，则失于骄蹇。若焕既有如是之能，而小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等当壮盛之年，正当发奋以取功名，岂可碌碌，随众进退？我之用人，一善皆录，不掩其能。毋谓杂处于众人之中而我不汝知。譬如良金在沙，而淘者识之；美玉在璞，而琢者取之。若果能建立奇勋，即有超人爵赏。苟畏怯无能而希慕赏功，犹不稼穑而欲望有秋，其可得乎？”

　　丙午四月癸亥，淮安降将梅思祖等至建康，太祖谕之曰：“汝等多故赵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继归张氏，复食其禄。今来归我，宁无旧主之思乎？”诸将对曰：“草昧之际，诚欲择豪杰以自附。今幸去彼而从主上，犹出昏暗睹天日，岂敢有反覆耶？”太祖曰：“汝岂真知我之可附哉？”

　　诸将曰：“臣观主上豁达大度，英明果断，推赤心以任人，辍衣食以赏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诚得所归。”太祖曰：“尔等既无二心，当戮力建功，以保富贵。”诸将皆顿首谢。

　　七月丁未，太祖以淮安诸郡既平，遂议讨张士诚，召中书省及大都督府臣，谓曰：“张士诚据姑苏，数侵扰吾，近皆为吾境内之寇，不可不讨。诸公其熟计之。”右相国李善长对曰：“张氏宜讨久矣。然以臣愚观之，其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储积，恐难卒拔，宜候隙而动。”太祖曰：“彼昏淫益甚，挑衅不已，今不除之，终为后患。且彼疆域日蹙，长淮东北之地皆为吾有，吾以胜师临之，何忧不拔？况彼败形已露，何待观隙？”徐达进曰：“张氏骄横，暴殄奢侈，此夭亡之时也。其所任骁将如李伯升、吕珍之徒，皆龊龊不足数，徒拥兵众为富贵之娱耳。其居中用事者，黄、蔡、叶三参军辈，迂阔书生，不知大计。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锐之师，声罪致讨，三吴可计日而定。”太祖喜顾达曰：“诸人局于所见，独尔合吾意，事必济矣。”

　　八月辛亥，命中书左相国徐达为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万伐张士诚。太祖御戟门，集将佐谕之曰：“古人立大功于天地间者，必因其时以立其志，如伊尹佐汤以伐桀，吕望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时，而志在于天下苍生也。自大乱以来，豪杰并起，所在割据称名号者不可胜数。江南乱雄，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皆连地千里，拥众数十万。吾介乎二人之间，相与抗者十余年。观二人所为，其志岂在于民？不过贪富贵、聚渊薮、劫夺寇攘而已。友谅败灭，独士诚据有浙西，北连两淮，恃其强力，数侵吾之疆场。赖诸将连岁往讨，克取两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苏诸郡未下，故命卿等讨之。卿等宜戒饬士卒，毋肆虏略，毋妄杀戮，毋废丘陇，毋毁庐舍。闻张士诚母葬姑苏城外，慎勿侵毁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诸将帅务在辑睦，勿纵左右欺凌军士。凡为将之功，必资士卒，善抚恤之。大抵克敌者必以成功为效，树德者必以广恩为务。卿等勉之。”诸将皆再拜受命。

　　吴元年七月戊寅，太祖谕诸将曰：“兵以地乱，非为乱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所不为。曩者元季兵兴，群雄角逐，恃威凭陵者非止一人。其间有以货财而贪戾者，有以声色而淫暴者，有因仇雠而报复者，有因忿怒而加诛者。提兵奋旅，求快意于一时，而不知伤人害物，有不胜其荼毒。朕往往行师之际，必申严号令，以戢贪暴。汝等从事征讨，宜体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可为劝戒矣。吾尝以此谕徐达为将之道，虽务威严，要之以仁爱为本。达能听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杀戮，可谓善将矣。汝等其勉效之。”

　　九月甲戌，命参政朱亮祖帅浙江衢州、金华等卫马步舟师讨方国珍。太祖曰：“方国珍鱼盐负贩，呰窳偷生，观望从违，志怀首鼠。今出师讨之，势当必克。彼无长策，惟有泛海遁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杀一人。”于是亮祖顿首受命而行。

　　戊子，太祖御戟门阅试将士，因谕千户赵宗等曰：“军士行伍不可不整，进退不可无节。虽营庐舍，亦必部伍严整，遇有调发，易于呼名，不致失次。自今居营者必以总旗为首，小旗次之，军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虽妇女在家，亦得互相保爱。临敌之时，亦如前法。居则部伍不乱，行则进退有节。加之将有智谋，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复简阅骑士弓弩，各为部分，谕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于百步之内，则弓无败折之患。驭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则马力疲矣。故善驭马者，常使其力有余而不尽，则马无蹶伤之失。况攻战之际，马力居多，平原旷野驰骋，上下无不从志，克敌追奔，所向无前，皆在马力。若不善于调养，使其力乏，则临阵之际必至败事，无以成功矣。”因下令将士不得私乘战马及载他物，违令者罪之。

　　十月甲子，命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掌军国重事鄂国公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率甲士二十五万，由长淮入大河，北取中原；中书平章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吉安、宁国、南昌、袁、赣、滁、和、无为等卫军，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广参政戴德随征湖广；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参政张彬，率武昌、荆州、益阳、常德、潭、岳、衡、沙等卫军取广西。太祖召诸将谕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锅乱、安生民，故命将出师，必在得人。今诸将非不健斗，然能持重，师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莫如大将军达；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降陷阵，所向披靡，莫如副将军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战，但患其轻敌耳。吾前在武昌，亲见遇春才遇数骑挑战，即轻身赴之。彼陈氏如张定边者何足称数？尚据城指挥，遇春为大将，顾与小校争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临大敌，遇春须领前锋，或敌势强，则遇春与参将冯宗异分为左右翼，各将精锐以击之。左丞薛显、参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诸军，可各领一军，使当一面。或有孤城小敌，但遣一将有胆略者，付以总制之权，皆可成功。达则专主中军，策励群帅，运筹决胜，不可轻动。古云：将在军，君不与者胜。汝等其识之。”又谓达曰：“门外之事，汝实任之。兹行必自山东次第进取。山东，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师行之际，须严部伍，明分数，一众心，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使战必胜，攻必取。我虚而彼实则避之，我实而彼虚则击之。将者，三军之司命，立威者胜，任势者强。威立则士用命，势重则敌不敢犯。吾尝与诸豪杰并，观其取败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势轻也。汝其慎之。”谕友德曰：“此行汝当努力。昔汉高祖与项羽争衡，彭越宣力于山东，今用师自山东始，汝其勉之。”谕廷瑞曰：“汝以陈氏丞相来归，事吾数年，忠实无过，故命汝总兵往取福建。何文辉为尔之副，湖广参政戴德从汝调发。二人皆吾亲近之人，勿以此故废军政。凡号令征战，一以军法从事。吾昔微时在行伍中，见将帅统御无法，心窃鄙之。及后握兵柄，所领一军，皆亲附之士，一日驱之野战，有二人犯令，即斩以徇，众皆股栗，莫敢违吾节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为？闻汝往年尝攻闽中，必深知其地理险易。今总大军进往，凡攻围城邑，必择便利可否为之进退，无失机宜。克定之功，全赖于汝。”于是达等辞出。

　　是日，大将军徐达等与诸将各率兵启行。太祖复大召诸将士谕之曰：“今命尔诸将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师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此阴骘美事，好共为之。”复谕杨田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图，惟北山东尚未宁一，两广、八闽尚未归附。已命丞相徐达、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等分道南征，以取八闽。俟八闽既定，就以其师航海趋广东。故命尔等率荆湘之众，进取广西。两军合势，何征不克？何坚不摧？尔其务靖乱止暴，抚绥顺附，使远人畏服，懋建乃勋，毋替予命。”诸将皆顿首受命，各引兵发。

　　十二月辛亥，太祖遣人谕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曰：“闻将军已下齐鲁诸郡，中外皆庆，予独谓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虽胜若始战；警者，虽安若履危。夫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千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须周防谨密，常若临敌，勿生懈怠，为人所乘。慎之！慎之！”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征南将军汤和移师进攻延平，太祖遣使赏敕谕和曰：“军中之事，难于执一，惟当以德服人，必其负固弗顺，然后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迩者，迩者远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凭。迩服则远来，大慑则小惧。”又曰：“若欲人不违己，当使之以信；欲人成功，当任之以专。不信则令不一，不专则权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谕之。”

　　三月甲戌，太祖谕武臣曰：“汝曹从朕起兵，攻城略地，多宣劳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升擢居汝辈之上，而尔反在其下，非弃旧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无私。彼有智谋才略，克建功勋，故居汝辈之上。夫有兼人之才，出众之智，乃有超人之爵赏。汝辈苟能日亲贤士大夫以广其智识，努力以建业，不患爵位之不显也。”于是皆顿首感激。各赐绣衣以慰勉之。

　　乙酉，太祖御奉天门，与刘基论兵事。太祖曰：“克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兵无节制则将不任，将非人则兵必败。是以两军之间，决死生成败之际，有精兵不如有良将。”基对曰：“臣荷圣上厚思，得侍左右。每观庙算，初谓未必皆然，及至摧锋破敌，动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将在陛下，将之胜不若主之胜也。然臣观陛下常不拘古法而胜，此尤所难也。”太祖曰：“兵者，谋也。因敌制胜，岂必泥于古哉？朕尝亲当矢石，观战陈之事，阖辟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耳。亦何暇论古法耶？”

　　洪武二年正月丙申，太祖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群臣，宴毕，太祖见诸功臣进退有礼，召前谕之曰：“朝廷之间，以礼为主。人之有礼，如衣之有章。朕闻元世祖命伯颜、阿术二人平江南，班师之日，世祖遣儒臣许衡斋酒郊迎之，两人推让，莫肯先饮。伯颜曰：阿术之功当先酌。阿术曰：伯颜之功当先酌。相让者久之。衡叹曰：贤矣哉！古有拔剑击柱而争功者，视此何如？今观卿等虽出身行阵，而进退周旋，不失礼度，朕为之宴。卿等能始终如此，何患后世无称道之者。”

　　三月丙申，命京卫将士练习武艺。是时诸将率师平定中原，入关陕，而将士之留京师者多安逸。太祖谕之曰：“凡事必预备然后有济。先时浚流，临旱免忧，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当闲暇之日，宜练习武艺，不可谓无事，使可宴安也。夫溺于宴安者，必至于危亡；安而虑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非易，保禄尤难。今国家之用人，正如用车，苟有龃龉不行，即移载他车矣。汝等其戒之！”诸将皆顿首谢。

　　戊戌，太祖谕指挥同知袁义曰：“尔所统军士，多山东健儿，勇而好斗，若加训练，悉是精兵。然当推恩意以怀之，严号令以一之，庶几临敌之际得其死力。今新升武职者多，不知训练之法，不思今日富贵皆自战功得之。且智超百人，为百人之长，智超千人，为千人之长；智超万人，为万人之长。昔平章俞通海与陈氏战鄱阳湖，陈氏以巨舰压通海舟，势危急，其所统军士皆奋勇力，以首舟氐舰，铁帽尽坏而后得脱。非通海训练有素，恩威兼济，安能得其死力若此？尔等宜效之，慎毋愈惰废事。”

　　庚子，太祖谕诸将校曰：“自古帝王，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今天下初定，岂可遽以为安而忘警戒？朕观尔等智虑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贵，取娱乐，于所统军士懵然不知简练。倘一旦有警，将安用之？朕昔下金华时，馆于廉访司，有给扫除老兵数人，能言元时点兵事。使者问其主将曰：尔兵有乎？曰：有。使者曰：何在？主将举所佩繁囊，出片纸，指其名曰：尽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乱，无兵可用，乃集农夫、驱市民为兵，至不能弯弓发一矢，骈首就戮，妻子为俘。国之亡者，实此辈亡之矣。汝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六月庚辰，以大都督府都督佥事张温兼陕西行都督府前事。温先从大将军攻兰州有功，及是入谢，太祖谕之曰：兰州之捷，可谓奇功。夫将帅之道，有功不伐则功益显,

　　恃功骄恣则名益隳。是故惟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无敌。若乏仁寡智，虽有勇敢之士百万，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将，抚摩安辑，见情达变，坐而制胜，以树勋立名于当时者，国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终，万古不朽。其余悍骄恣横者，及其成功之后，即复纵肆，以致败亡。此盖勇力有余而仁智不足故也。《传》曰：高而不危，满而不溢。又曰：功盖天下，守之以谦。尔能守此为戒，则可以长保富贵矣。”

　　十一月辛丑，太祖朝罢，退坐东阁，召诸武臣问之曰：“尔等退朝之暇，所务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尝近亲儒生乎？往在战阵之间，提兵御敌，以勇敢为先，以战斗为能，以必胜为功。今居闲无事，勇力无所施，当与儒生讲求古之名将成功立业之后，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谦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骄淫奢侈，暴横不法，不能保全始终者何人？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

　　十二月戊午，太祖闻指挥有笞虐军士者，乃召羽林卫指挥使叶升等谕之曰：“尔等指挥之职，乃五千人之长也。简阅士伍，当示以恩信，抚而教之，不可恃威势辄加凌虐。且居京师治军，与阃外行军之法不同。彼号令不严则失机误事。在京唯当勤操练、善抚绥而已。近闻指挥多以细故箠楚军士，尔辈独不念所得名爵，皆军士之力也？今天下无事，尔既各享富贵，军士无预，乃不加抚恤，反凌虐之，大失人心。汝等其戒之。若复尔，罪必不宥!”

　　己未，太祖谓诸武臣曰：“治定功成，颁爵授禄。尔等享有富贵，正当与贤人君子讲学，以明道理，以广见闻，通达古今之务，以成远大之器。岂可苟且自足，止于武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学，徒长骄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岂识成败之迹？古之良将，皆文武相资，尔等不可以为两途。有识者必然吾言，其次在从违之间，其下者耳若不闻。吾言谆切，尔等其勉识之。”

　　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命赏征甘肃京卫军士一万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万四千两。时公侯、都督、指挥、千百户，以匿所获马骡牛羊不赏。太祖因谕之曰：“为将者不私其身，况于物乎？昔祭遵为将，忧国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载惟图书。汝等能法古人，则令名无穷。今之不赏汝等，当省躬以思补过。”诸将皆叩头谢罪而退。

　　洪武六年三月戊申，太祖亲阅武于教场。既罢，谕诸将臣曰：“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兵民相资，彼此相利。今尔等无耕耨之劳而充其食，无织衽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于民也。较于民之勤苦，而衣食常有不足。然无知之徒，不知捍御之道，横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于困弊者，是自损其衣食之本也。不仁甚矣！尔等勤劳建功，皆已荣显，宜戒其纵恣之心，体朕恤下之意。且贵能思贱、富能思贫者，善处富贵也；忧能同其忧、乐能同其乐者，善体众情也。不违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贵矣。”

　　洪武七年四月壬寅，永道、桂阳诸州蛮寇窃发，命金吾右卫指挥同知陆龄率兵讨之。太祖谕之曰：“蛮夷梗化，自作不靖，今命卿等讨之。军旅之事，以仁为本，以威为用。申明号令，不可姑息。号令明则上有励心，姑息行则人怀怠志。士心励，虽少必济；人志怠，虽众弗克。所谓仁者非姑息，所谓威者非杀伐。仁以抚众，威以振旅，则鲜有不克。”龄受命行，皆讨平之。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丁亥，太祖御奉天门，谓左都督丁玉曰：“尔近征威、茂诸州，幸已成功。然闻尔在军中谋士甚少，间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为将必先智谋，智谋必在用士。故推诚待人，则人为我用；若待之不诚，亦孰肯尽心效用哉？盖得士者胜，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推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敌？固有竭万人之力以应敌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敌而有余，此用智力之殊也。既往之功，幸焉有成，后将有命，宜审于此。”

　　洪武二十年十且己酉，太祖与诸将论兵政。太祖曰：“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用兵以戡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也。盖兵能弭祸，亦能召乱。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启衅，适足以召乱耳。正犹医家妄以瞑眩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躯陨命，亦伤元气。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尔等皆有军旅之寄，宜深体朕意，庶几无失。”

　　洪武二十一年六月，是月，太祖闻世袭武臣有苛刻不恤军士者，特敕谕之曰：“尔今居位食禄者，岂尔之能哉？皆由尔祖父能抚恤军士，流庆于尔也。朕观国初诸老成将官，初起兵时，收抚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抚之，亲如兄弟，爱如骨肉。故攻战之际，诸士卒争先效力，奋身不顾，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称其善战，而不知由其善抚士卒，故能如此。甚至疾患扶持，服劳奔走，一如子弟之于父兄，无不尽心。至论功定赏，大者为公侯，小者为千百户。若以一人之身，无士卒之助，能敌几何人哉？今尔等承袭祖父之职，自思富贵由士卒而来，或苦虐之，使强者致讼，弱者怀怨，众心不辅，遇攻战则先退，遇患难则弃走。上以败国事，下以丧身家，此何异农夫种田，拔其嘉苗，致饥以死也！夫为人之长而虐其下，不仁；败国之事，不忠；亡先人之业，不孝。尔等何不思之？其贤父母、兄弟、妻子及乡党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劝戒，守法度，恤军士，则永享太平安乐之福矣。”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丙戌，赐天下武臣《大诰》，令其子弟肄习。太祖谓兵部左侍郎沈溍等曰：“曩因武臣有违法厉军者，朕尝著《大诰》昭示训戒，格其非心，开其善道。今思其子孙世袭其职，若不知教，他日承袭，抚驭军士，或蹈覆辙，必至害车。不治则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盖导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训人以善言，如济之以舟楫。尔兵部其申谕之。”

明太祖宝训 卷六

　　谕群臣

　　甲辰二月甲寅，太祖召诸将谕之曰：“诸公久从吾，劳苦者至矣。然职其劳苦，图其安逸，若农之耕，勤苦于春夏，至秋乃获，由其用力于前而取获于后。今日之事正犹是也。所以必惩乎暇豫。是故劳者逸之本，否者泰之机也。吾与诸公先图其劳而后其逸，如农之望岁，于是乎可待。至于有旱涝螫螣之不足者，此则系乎天时，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三月丁丑，太祖谕中书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赏而民劝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非。若是何也？有仁义以为之本也。夫圣人统驭四海而宰制万物者，仁以居之，义以行之，故贤者乐有仁义，而不肖者有所视效焉。是故商变乎夏，周变乎商，而仁义未尝改也。天之生民，治乱相继，亘万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汤武用是而兴，桀纣忽是而亡。今天下纷坛，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贼于民者，岂复知有仁义哉？卿等职居枢要，所以辅吾者，舍是则无以为治国之本也。卿等勉之。”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杨训文为起居注。太祖谕毅曰：“吾见元末大臣门下之士多不以正是处，惟务谄谀以图苟合。见其人所为非是，不相与正救；及其败也，卒陷罪戾。尔从徐相国幕下久而无过，故授尔是职。宜尽心所事，勿为苟容。苟事有差谬，皆足为己之累。譬之良玉，一有暇疵，即为弃物，不能成器矣。”谕训文曰：“起居之职，非专事纪录而已。要在输忠纳诲，致主于无过之地，而后为尽职也。吾平时于百官所言，有善者寻绎不已。今尔在吾左右，可不尽言？且尔素称谨厚，当始终一致，苟易其所守，则患必生矣。譬如驰马，能戒于险阻则不坠，肆意于平旷则颠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勖尔等也。”他日复命训文、毅集古无道之君若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帝所行之事以进，曰：“往古人君所为善恶，皆可以为龟鉴。所以观此者，正欲知其丧乱之由，以为之戒耳。”

　　七月丁巳，命降将元佥院张德山归襄阳招徕未附山寨。谕之曰：“自古豪杰识察于未形，故夏将亡而终古先奔于商，殷将亡而向义先归于周，不待其迹之著见。待其迹之著见而后来归者，此常人，非豪杰也。汝能审存亡之几，推诚归我，实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于不善射者，岂不重可惜哉！今令归襄阳招徕未附，当晓以大义，告以成败之由。若彼不审其几，而恃险以为固，终非自全之计。尔往谕之，俾知所以图存。能全众而来，功亦不细矣。”因厚赐而遣之。

　　辛酉，以王天锡为湖广行省都事，谕之曰：“汝往襄阳赞助邓平章设施政治，当参酌事宜，修城池、练甲兵、樽节财用、抚绥人民。处事贵于果断，御众必以镇静。密以防奸，谨以待敌。敌至，则坚壁清野，以乘其弊，切不可轻犯其锋。方镇之寄，固在将帅，赞画之助，实资幕僚，恪尽厥心，毋负吾委任之意。”

　　丙午正月，是月，命接察司佥事周浈等定议按察司事宜，条其宪纲所当务者以进。谕之曰：“风宪纪纲之司，惟在得人，则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为妖祸。尔等若能兴利除害，辅国裕民，此即神明。若阴私诡诈，蠹国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当存大体，有可言者，勿缄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卖直。苟察察以为明，苛刻以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风宪矣。”

　　三月丁未，太祖谕群臣曰：“尝闻昔者圣人不出户庭而天下治，盖由政成而化洽也。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从，不施而民悦。吾甚慕之。今师旅未休，民未苏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祎对曰：“政化修否，系乎在上之人。主上此心拳拳，何忧政化之不成也！”

　　六月癸亥，太祖谕群臣曰：“国家休戚，我与卿等同之。曩者群雄并起，东西角立，孰不欲成大业？然不数年，徐氏以柔懦灭，陈氏以刚暴亡，今惟张氏存。来者咸谓其政事纵弛，亲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离怨，而费用无经；士卒困败，而征调不息。此将亡之时也。夫察于亡者然后可以图存，审于危者然后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机而能有成者，鲜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终蹈其覆辙，岂不可惧！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钦哉毋忽。”

　　吴元年七月丙子，除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语中书省臣曰：“新授郡县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贷于人，或侵渔百姓，不有以养其廉，欲其奉公难矣。”遂赐予道里费。明日，各郡县官既受赐，入谢。太祖谕之曰：“自古生民之众，必立之君长以统治之。不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纷纭吞噬，乱无宁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独治，必设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锄强扶弱，奖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后可以尽力田亩，足其衣食，输租赋以资国用。予今命汝等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赋为尔等俸禄，尔当勤于政事，尽心于民。民有词讼，当为辩理曲直，毋惑尸位素餐，贪冒坏法，自触宪纲。尔往，其慎之。”

　　八月戊申，有吏受赃，人发其事，吏赴井死。上闻之，谕群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者？君子闻义则善，见利则耻。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然其人既死，有不足恤，其事可以为世之贪污者戒。”

　　九月己丑，张士诚既死，太祖谓群臣曰：“张士诚，吾本欲生全之。但其为人刚悻无识，天命予夺之际，岂可以力争！吾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尝有意攻伐。彼訹诱吾将士，自开兵釁，战斗连年，卒为我擒。使其早能省觉，外睦邻国，内抚百姓，岂易破之！乃骄侈自娱，不念民艰。其下又无忠良，卒以诡诈取败。其死也，吾甚怜之。”

　　壬寅，太祖视朝戟门，召浙西来归诸将谕之曰：“汝等旧事张氏，为将领兵，计穷势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将校。吾所用诸将，皆濠、泗、汝颍、寿春、定远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既归于我，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贵，然致富贵易，保富贵难。汝等诚能尽心效职，从大军除暴平乱，使大业早定，非独己受富贵，子孙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时，虑不顾后，虽暂得快乐，旋复丧败，何足为真富贵乎？此皆汝等所亲见者，不可不戒也。”

　　十月壬子，以汤和为左御史大夫，邓愈为右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显祖为治书侍御史，安庆为殿中侍御史，钱用壬为经历，何士弘、吴去疾等为监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太祖谕之曰：“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卿等当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盖己不正则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自治则人有所瞻仰，毋徒拥虚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纵奸长恶，毋假公济私以伤人害物。《诗》云：刚亦不吐，桑亦不茹。此大臣之体也，卿等勉之。”

　　又谕御史大夫汤和曰：“聊以武臣而处文职，当求儒者讲论自古人臣立身行已、事君治人之道，尽心所事，以成功业，他日名书史册，垂耀千载，岂不美哉！”和顿首谢。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贺如常仪。是日，太史院使刘基及其僚高翼进《戊申大统历》，太祖览之，谓基曰：“此众人之为乎？”基曰：“是臣一人详定。”太祖曰：“历数者，国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迟速，古今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能无差。春秋之时，郑国为一词命必裨谌草创，世叔讨论，子羽修饰，子产润色，然后用之。故少有阙失。辞命尚如此，而况于造历乎？卿等推步，须各尽其心，必求至当，庶几副朕敬授民时之意。”基等顿首而退。乃复以所录再加详较，而后刊之。

　　十二月癸卯，太祖御白虎设，谕群臣曰：“自古忠贤之士，大概有三：辅国安邦，孜孜图治，从容委曲，劝君为善，君虽未听，言必再三。人君感悟而听用之，则朝廷尊安，庶务咸理。至于进用贤能，使野无遗逸，黜退邪佞，处置当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贤也。博习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虽忠于辅国，而胸中无机变之才，是古非今，胶柱鼓瑟，而强人君以难行之事。然观其本情忠鲠，亦可谓端人正士矣。屡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于为国，乃中等之贤也。又有经史之学虽无不通，然泥于古人之陈迹，不识经济之权衡，胸中混然不能辩别，每扬言高论，以为进谏，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后，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谋事，自以为当，而实不切于用。人君听之则以之自高，不听则谓不能行其言，既无益于国家，徒使人君有拒谏之名。然其心亦无他，不识时达变耳。此下等之贤也。予今论此三者，有识者自见耳。”

　　戊辰，太祖谕中书省臣曰：“自古圣贤之君，不以禄私亲，不以官私爱。惟求贤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况奸吏从而蒙蔽之，舞文弄法。朝廷之上，贿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岁月。上下同风，不以为怪。末年以来，其弊尤甚，以致社稷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以为戒。选官之际，慎择其人而用之，勿循其弊也。”

　　洪武元年正月癸未，太祖谕省府臣曰：“尔诸大臣，既受封爵，进职位，可谓尊显矣。当同心辅国，以享禄位。朕尝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儆戒，盈满常惧骄纵，兢兢业业，一慎一日，故能始终相保，不失富贵。大抵开基创业之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终尽善，如韩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可惜也。至承平之后，旧臣多有获罪者，究其所以，盖其事主之心日骄，富贵之志日淫，以致于败。古人置欹器于坐侧，正以戒其骄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谓都督府臣康茂才等曰：“汝等今成大功，岂汝一人之能哉？非军士同心效力，曷能致此！切不可挟功骄恣，轻忽下人。若此，则鲜有不败者。朕故拳拳为尔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权术驾驭，不以至诚相感，故易生猜疑。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于汝身，汝又当以朕意训汝子孙，则可与国同其久长矣。”时皇太子侍侧，太祖指谓之曰：“太子年幼，未历世故，朕尝以此意诲之。使他日汝子成立，与吾儿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则子子孙孙有无穷也。”群臣皆拜谢而退。

　　八月戊寅，太祖将复幸北京，谕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人材，率资于前代，如汉、唐、宋、元，皆用隋、五代、宋、金旧人。朕始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归于朕。既设六部，选用卿等，各任其事。凡铨选、钱谷、典礼、军政、刑名、役作等事，须用心经理，勿使委人。盖任人弗当，不能无失。朕将北巡，卿等留守京师，宜体朕意，以供厥职，毋或废怠。”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为开封府知府。太祖谕之曰：“元以六事责守令，徒具虚文。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若江南，则无此旷土流民矣。汝往治郡，务在安辑民人，劝课农桑，以求实效。勿学迂儒，但能谈论而已。”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诏修《元史》，太祖谕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纪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埙、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箎、傅恕、王錡、傅著、谢徽十六人同为纂修，开局于天界寺。复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诸儒至，太祖谕之曰：“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故一代之兴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载之。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然昧于先王之道，酣溺胡虏之俗，制度疏阔，礼乐无闻。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权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颠危。其间虽有贤智之臣，言不见用，用不见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间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贤人君子，或隐或显，其言行亦多可称者。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

　　甲午，太祖谕群臣曰：“昔元时不重名爵，或以私爱辄授以官职，名虽易得，实无益于事，徒拥虚名而巳。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尽其事。所以然者，天禄不可虚费也。又尝思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令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汙，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当体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犹人行坦途，从容自适。苟贪贿罹法，犹行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纵得出，体无完肤矣。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以驸马都尉王恭为福建行省参政。太祖谕恭曰：“国家用人，惟才是与。使苟贤，无间于疏远。使不肖，何恤于亲昵。福建从昔富庶，元末因于弊政，朘剥尤甚，民病未苏。今命汝往抚绥之，汝无恃亲故，以生骄纵，贻患于民。国家政令，一本至公，尔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岂敢纵法违天下公议？汝其钦哉！”

　　甲午，各道按实司官来朝，太祖因召御史台臣并谕之曰：“风宪之任，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纠正庶事，肃清纪纲，以正朝廷。而元末台宪每假公法，挟私愤，以相倾排。今日彼倾此之亲戚，明日此陷彼之故旧，譬犹蛇蝎，自相毒螫，卒致败亡而后已。如此，则何以为台谏也？今卿等司风纪，当以大公至正为心，扬善遏恶，辨别邪正，不可循习故常，挟公以济私。苟或如此，不惟负朕委任，亦失其职守矣。”

　　洪武四年闰三月庚辰，改兵部尚书刘贞为治书侍御史。太祖谕之曰：“台宪之官，不专于纠察，朝廷政事或有遗阙，皆得言之。人君日理万几，听断之际，岂能—一尽善？若臣下阿意顺旨，不肯匡正，则贻患无穷。今擢卿为侍御史，居朝廷之上，当怀謇谔之风，以为百司表率。至于激浊扬清，使奸邪屏迹，善人汇进，则御史之职兼尽矣。”

　　四月壬辰，太祖谕群臣曰：“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窒。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圣人初无异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圣人者，以弗勤弗思耳。思日孜孜，禹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文王所以开王业。后人之未勤庶政，先为优逸，若元之季世，上下晏安，骄奢淫纵，政事不理，民穷不恤，卒以此失天下，可不戒哉！”

　　洪武五年二月己卯，太祖谕群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虽不同，要皆尽其职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或有不及，明日必补之，其心始安。贤人君子，于国家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将亡，内外诸官皆安于苟且，不修职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由是纪纲废弛，民心日离，进致土崩。此皆近事，可为明鉴。朕每夜不安寝，未明视朝，常恐天下之事或有废怠不举，民受其弊。卿等当体朕怀，夙夜尽心，能修厥职，则无负国家。异日全名青史，岂不美哉！”

　　壬午，太祖谕群臣曰：“朝廷设官，各有定分，上不凌下，下不谄上，恪守乃职，是为正人。昔寇准在相位，丁谓为参政，尝会食，食汙准须，谓起拂之，准正色田：‘岂有身为执政，亲为宰相拂须耶？’谓惭而退。是谓以谄事准，准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见矣。又闻前元国初，风宪体制甚严，尝有宪臣寝疾，掾史往候之，宪官力疾强起，扶杖而行。因以仗授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三。宪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见吏，逊辞谢之。吏曰：‘然某为吏属，非公家僮，不敢避劳，虑伤礼体尔。’以此观之，则宪吏亦正人也。尔等宜鉴于此，邪者戒之，正者效之，可也。”

　　八月戊子，太祖召诸勋臣谕之曰：“难成者功，难得者爵。卿等捐躯以从朕，百战以有功，岂非成之难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伦，岂非得之难乎？知成之难，则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难，则思所以守之。保守之道，惟敬谨而已，不以功大而有骄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其荣盛，延及后世。大抵敬谨为受福之本，骄怠为招祸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语此。”

　　洪武六年正月乙巳，太祖谕来朝守令日：“朕设置百官，各司厥职，以分理庶务。惟都守、县令为牧民之官，凡赋敛、徭役、诉讼，皆先由县，次方至府。若县令贤明，则赋敛平，徭役均，诉讼简。一县之事既治，则府可以无忧矣。苟县官贪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废事，民间利病，尸坐不闻，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为府官者知其弊，能绳其奸贪，去其闒茸，请更贤者而任之，则上下皆安矣。若知而不举，上下蒙蔽，虽苟且一时，终必为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于此矣。尔等勿谓身居远外，朕不能知。异日政绩有闻，必有嘉赏，顾尔等为政何如耳。”命赐以酒食。明日陛辞，太祖复谕之曰：“慈祥恺悌，身之德也；刻薄残酷，德之贼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贼，故惠及于人；小人养其贼而悖其德，故殃流于众。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存；小人舍而不为，故私欲恒蔽。朕之任官，所用惟贤；举廉兴孝，惟欲厚俗；崇德劝善，惟欲成化。若伪为慈祥，必无仁爱之实；伪为恺悌，必无乐易之诚。尔等宜勉修厥职，广施惠政，以副朕怀。”

　　丙辰，太祖谕御史台臣曰：“为人不可太刚，亦不可太柔。刚则伤物，柔则废事，二者相济，始克有成。往见贪饕之徒，常执谦下，不拂人意，盖缘所守不正，恐举劾其奸，故为此取媚之态。人喜其媚己以为贤，则堕其术中矣。其不贪者，自谓操守广洁，无敢谁何，故与人言议稍有不合，辄起争端，此虽刚强，人恶其排己以为不肖，则失人矣。夫以中而处刚，则必无矫激之情；以正而处柔，则必无畏佞之态。修其在已，人亦岂得而是非之也。”

　　四月甲戌，以工部尚书黄肃、刑部尚书高万杰为广西行省参政，刑部郎中高晖、磨勘司令吕宗艺为福建行省参政。太祖谕之曰：“方面之任，贵在廉明而戒于苛察，贵在刚果而戒于急暴，贵在有利而戒于谄谀，贵在有仁而戒于姑息。凡行欲当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朝廷之忧，下足以慰郡邑之望，为一道之福星，如古之君子，垂德声于不朽，岂不伟哉！卿等其勉之。”

　　戊子，太祖御谨身殿，谕省臣曰：“朕观唐太宗言，贾胡剖身以藏珠，惟知财利，不惜性命。譬如贪官污吏，惟知好赂犯法，而不爱身命，其与贾胡剖身藏珠何异？若使官吏爱身守廉，安得有丧身之患！只为任情恣欲，重利轻身，以致祸败耳。”

　　七月丁卯，以户部侍郎陈则为大同府同知。陛辞，太祖谕之曰：“大同居边塞之间，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为守将迫协，以坏法废事，而罹刑罪者比比有之。尔往，毋蹈彼覆辙，当守法奉公，不为阿私。如边将妄有所求，当告以朝廷法度，阻其非心，则汝可以远罪，而边将亦得以保全其功。”

　　洪武七年三月戊辰，以兵部尚书刘仁、刑部主事郑九成为广东行省参政。陛辞，太祖谕之曰：“岭海在京师数千里之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辑宁其人。兹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济。若为政一以恩而无威，则宽而无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则严而无恩，民不堪矣。惟恩不流于姑息，威不伤于刻暴，则政事自举，民生自遂。使下之为郡县吏者转相视效，虽海岭之遥，朝廷可无忧矣。”

　　五月壬辰，以兵部员外郎杨基为山西按察司副使，监察御史答禄与权为广西按察司佥事，吕本为北平按察司佥事。太祖谕之曰：“风宪之设，本在整肃纪纲，澄清吏治，非专理刑名。尔等往修厥职，务明大体，毋徒效俗吏拘拘于绳墨之末。至于处事之际，毫忽须谨。善虽小，为之不已，将为全德；过虽小，积之不已，将为大憝。岂不见干云之台由寸土之积，燎原之火本一爝之微。可不慎哉！”

　　洪武九年九月辛巳，太祖谕群臣曰：“水趋下则流，人法上则哲。故希贤者不已，可以齐贤；希圣者有恒，可以齐圣。古之人知成身之难，恒兢兢焉以自勉，惟恐善名之不立，故卒能显名于天下后世。今之任官者多图苟安，不顾清议，而甘为碌碌之人，身没而名随以泯。尔等宜勉之，毋自弃也。”

　　十月甲寅，太祖谕群臣曰：“《书》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可逾越，故《春秋》有谨始之义，《诗》有凌分之讥。圣人著之于经，所以垂训天下后世者至矣。尔在廷群臣，以道事朕，当有鉴于彼，毋擅作威福，逾越礼分，庶几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也。”

　　洪武十年七月，是月，诏遣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入辞，太祖谕之曰：“近日山东王基言事，不务正论，乃用财利之术以惑朕听，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当言者，须以实论列，勿事虚文。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汝等当询民疾苦，廉察风俗，申明教化。处事之际须据法守正，务得民情。惟专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进。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赖以宣布条章、申达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十一月，是月，新除有司官，太祖谕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时选补。比除未久，有司又复奏缺，是何犯罪罢黜者之众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为善，亦何不可？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欺人欺天，兢为赃利，虽积钱充屋，一旦事觉，皆非己有。夫丈夫立志为善，功业不难矣。苟念虑一失，沦于不善，迷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为善者，愚人也；能为善者，贤人也。至于为恶者，乃下愚无顾忌之人也。然为善为恶，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圣贤之教，率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终身用之不尽。夫人幼不识事，长则知孝友，此乃天赋善。若以此道日日行之，即是率性之道。我为善事，而他人有志者效之，是修道之教。推广此意，则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官，宜鉴彼前非，勉于为善，则永安禄位矣。”

　　十二月，是月，各道按察司官来朝，太祖谕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贤否，故设凤宪之官为朕耳目，察其善恶，激浊扬清，绳愆纠缪，此其职也。凡任凤宪者，宜体朕此意，以至公为心，廉洁自守。国家法律，必务精详，用法有失，鬼神鉴焉。至于奸民犯法，吾所甚恶，必务除之，不可贷也。有司以抚治吾民为职，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贪饕掊克为务，此民之蠹也，宜纠治其罪，毋以姑息，纵其为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视民相去远矣。不思问民疾苦，公其听断，将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为考，非一日积也。汝当谨守法度，思称其职。苟或不然，瘝厥官矣。”

　　洪武十三年十月，是月，吏部引选国子学生二十四人，命为府州县官。太祖召至前，谕之曰：“诸生皆学古入官。夫为臣之职，事君、抚民二者而已。然能尽抚民之心，即所以尽事君之道。故贤臣之事君也，视君如亲，视国如家，视民如子。苟可以安国家、利民人者，知无不为。若避难而惮劳，则事不立矣。事不立则民失望，国何赖焉？尔等尚服朕言，必思尽其职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国子监助教赵新等为布政使。太祖谕之曰：“今布政司，视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达民情者也。若上德不下究，则郁而不彰；下情不上达，则郁塞而不通。为政郁塞，则远迩乖隔，上下不亲，得失无所闻，美恶无所见。如此，则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所学，常怀致君泽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冀儒术之有异于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县官五十余人。太祖悉召前，谕之曰：“县官之职，最亲于民。古之称循吏者，多由此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称之，美名即传于远迩。若蠹政害民而民怨之，恶声亦不可掩也。为善为恶，朝廷公论有在。尔等其慎之。苟治民而有成绩，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三月乙亥，太祖谕六部、察院诸臣曰：“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若君独用则臣职废，臣不任则君事劳。君臣之间，贵在一德，以共济天下。朕所以恳恳与卿等言者，以六部为朕总理庶务，察院为朕耳目，日与内外诸司事体相关，当思尽心赞辅，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洪武十八年六月，是月，吏部引奏下第举人除授教官，太祖谕之曰：“教学之方，非求速成。譬之为层台者必基于篑土，行千里者必始于跬步。但当勉其勤力，循序渐进，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于此而即求于彼，非但学者无益，尔亦徒劳矣。且尔等年方壮盛，虽职在教人，尤当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须常存谦抑，不可自满。即如工人习技，常见己不若人，则所习益高；常见人不若己，则所习益下矣。汝其勉之。”

　　洪武十九年四月，是月，吏部奏用国子监十四人皆为六品以下官，太祖谕之曰：“事君之道，惟尽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无蔽。盖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饥寒不得其所者，有狱讼冤抑者，有贤才不举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为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则方寸自明而诸弊可息。一牵于私欲，而惑于人言，则冥然如坐暗室，饥寒者无由获济，冤抑者无由伸理，贤才壅蔽而豪猾纵横，则为废职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记之，毋为人蔽惑也。”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注《书洪范》成。太祖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乃自为注。至是注成，召赞善刘三吾曰：“朕观《洪范》一篇，帝王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彝伦，立皇极，保万民，叙四时，成百谷，本于天道而验于人事。箕子为武王陈之，武王犹自谦曰：五帝之道，吾未能焉。朕每为惕然，遂疏其旨为注，朝夕省览。”三吾对曰：“陛下留心是书，上明圣道，下福生民，为万世开太平者也。”

　　四月丙申，有国子生初任陕西知县，人告其尝受民财，刑部逮问之，以闻。太祖谓之曰：“所难得者爵禄，所易得者货贿。难得者守之则获福，易得者溺之则受祸。尔以书生受民社之寄，古称郎官，出宰百里，上应列宿，诚难得也。苟能思其所难得而保之，岂特为一身之福，施及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谦洁以律己，受污辱之名，以为父母羞。朕念尔年少，更事未多，特宥还职。尔其改过自新，力行为善，庶有立于将来。”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太祖御华盖殿，谓六部臣曰：“天下事体，皆有至当之理，但人识见不同，决断之顷，各执一偏，故难尽善。惟揆之于理，则无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会官详谈，所论佥可，然后施行。欲事皆善，必当如此。卿等其各尽乃心，毋阿比以为同，毋矫讦以为异，允执厥中，以副朕所托。”

　　十月甲寅，太祖谓群臣曰：“为君为巨，烛理贵明，处事贵断。前唐太宗与群臣论教化，封德彝以为三代之后，人渐浇诡，欲化而不能。独魏征劝太宗行之，卒致贞观之治，可谓烛理明。宪宗欲伐吴元济，举朝以为不可，独裴度劝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谓能果断。自古国家兴衰，皆系于此。若为臣者优游度日，无所建明，上无刚明果断之主，则政日弊，国日衰，如汉元帝是已。《书》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若等事朕左右，当立功立业，以希古人。”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太祖谕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己厚而待人薄。己之所为有不善，虽大亦隐忍不露；他人所为或有过失，虽小必不能容忍。亦有过在已而咎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责己厚而责人薄。责己厚，故能成德；责人薄，故得寡怨。昧者责己薄而责人厚。责己薄，故德不修；责人厚，故人多怨。”

　　洪武三十年七月丙寅，太祖谕群臣曰：“凡人所为，不能无边举，但当平其心，则可以知其过矣。其心本公，所为之事或谬，此则识见未至，致有过误。若缘私意而所行有谬戾者，此特故为耳。君子、小人之过，于此可见。然君子之过，虽微必彰；小人之过，虽大弗形。盖君子直道而行，固无所回互；小人巧于修饰，固多所隐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则君子、小人莫能辩别。”又曰：“朕观往昔议论于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顺从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己而怒之，以顺己而悦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见斥矣。人主取人，权衡在己，当兼取众论，不可以一时之喜怒为进退尔。”

　　武备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领民兵万户府。谕行中书省里曰：“古者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今兵争之际，当因时制宜。所定郡县，民间岂无武勇之材？宜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领之，俾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擢，无功者令还为民。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庶几寓兵于农之意也。”

　　甲辰正月庚午，太祖坐白虎殿，与孔克仁论天下形势，因曰：“自元运既隳，连年争战，加以饥馑疾疫，十室九虚。天厌于上，人困于下。中原豪杰智均力齐，互相仇敌，必将有变，欲并而一之，势猝未能。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以为何如？”克仁对曰：“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吴元年二月乙卯，太祖闻傅友德败元兵于陵子村，谓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盖扩廓帖木儿游兵，彼故以此饵我，使吾将骄兵情，掩吾不备。古人之戒，正在于此，不可不知。善战者知彼知己，察于未形，故不出庙堂，折冲千里。可语安丰、六安、临濠、徐、邳守将严为之备，常如敌至，则无患矣。”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太祖谓将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亡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晋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撤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诸将校往山西、北平等处备边。太祖御奉天殿，谕达等曰：“创业之初，君臣同其艰难。及事平之后，岂不欲少与休息？然居安虑危，古人所慎，故常命卿等在西北防边。既行，朕复思边守既定，远备劳兵，乃召卿等还。今闻胡人窥基，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总率将士往镇边陲。然夷狄豺狼，出没无常，但保障清野，使来无所得。俟其惰归，则率锐击之，必掩群而获。卿等老将，临机制胜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遥度。至边宜先图上方略，使朕览之。”

　　洪武九年正月，是月，命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等帅师往延安防边。太祖谕和等曰：“自古重于边防，边境安则中国无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与胡虏接境，虏人散聚无常，若边防不严，即入为寇。待其入寇而后逐之，则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敕边将严为之备，复恐久而懈情，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众以往。众至边上，常存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则不至有失矣。”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太祖与翰林侍讲学士李翀等论武事，翀曰：“用兵重在任将。”太祖曰：“任将之道固重，然必任之专，信之笃，而后可以成功。昔齐用司马穰苴，魏用乐羊，可谓任之专，信之笃，故能有功。若唐肃宗用鱼朝恩、宪宗用吐突承璀为监军，使诸将掣肘，以致败事者，是任将不专，信之不笃故也。”翀曰：“惟陛下圣明，深知此失。”太祖曰：“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者。有识能察几于未形，有谋能制胜于未动，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坚破锐。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驭夷狄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中书省臣言广西诸洞虽平，宜迁其人内地，可无边患。太祖曰：“溪洞猺獠杂处，其人不知理义，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数年之后，皆为良民，何必迁也。”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太祖御奉天门，谕省、府、台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

　　洪武五年三月，是月，高丽国王王颛遣密直同知洪师范、郑梦周等奉表贺平夏，贡方物，且请遣子弟入太学。其词曰：“秉彝好德，无古今愚智之殊；用夏变夷，在礼乐诗书之习。故我东夷之人，自昔以来，皆遣子弟入太学。不惟知君臣父子之伦，亦且仰声名文物之盛．伏望皇仁察臣向化之诚，使互乡之童得齿虞庠之胄，不胜庆幸。”太祖顾谓中书省臣曰：“高丽欲遣子弟人学，此亦美事。但其涉海远来，离其父母，未免彼此怀思。尔中书宜令其国王与群下熟议之，为父兄者果愿遣子弟人学，为子弟者果听父兄之命，无所勉强，即遣使护送至京，或居一年半年，听其归省也。”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江西布政司参议胡昱言：“纳哈出名虽元臣，其实跋扈。然其麾下哈喇章、蛮子、阿纳失里诸将各相猜忌，又势孤援绝，若发兵击之，可一举而擒也。”太祖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衅而乘之，非仁也。纳哈出之为人，朕素知之，不过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众耳。然人心外合内离，亦岂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觉悟，念昔释归之恩，幡然而来，不犹愈于用兵乎？不然，为恶不悛，将自取覆。尔言虽善，然未可遽动。”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广西都司言：频年猺寇窃发，皆因居近溪洞之民与之相通，诱引为患。请先捕戮此辈，弃绝其党。太祖曰：“溪洞之民引诱猺獠为寇，此诚有之。然其间岂无良善？若一概捕戮，恐及无辜。大抵驭蛮夷之道，惟当安近以来远，不可因恶以累善。非实有左验，不宜捕戮。”

　　洪武二十年六月己卯，广西浔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连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险峻，猺贼出没不常，实为民患。臣愚以为桂平、平南二县旧附猺民，皆便习弓弩，惯历险阻。若选其少壮千余人，免其差徭，给以军器衣袋，俾各团村寨置烽火，与巡检司民兵相为声援，协同捕逐，可以歼之。太祖曰：“蛮夷梗化，彼习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徕之，何用杀戮？若无事，但当谨其防御，使不为患耳。苟其为意不已，民有不堪，则发兵讨之，何必团寨？”

　　怀远人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广行省平章杨璟等还自广西。入见，太祖问广西两江、黄岑二处边务，璟言：“蛮夷之人，性习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太祖曰：“蛮夷之人性习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同，若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此所谓以不治治之，何事于兵也！”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中书省臣言：“西北诸虏归附者，不宜处边。盖夷狄之情无常，方其势穷力屈，则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太祖曰：“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若不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孽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户部奏：播州宜慰司土地既入版图，即同王民，当收其贡赋。请令自洪武四年始，每岁纳粮二百七十三石，著为令。兼其所有自实田赋，并请征之。太祖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图，供贡赋。但当以静治之，苟或扰之，非其性矣。朕君临天下，彼率先来归，所有田赋，随其所入，不必复为定额，以征其赋。”

　　七月，是月，有御史自广西还，进《平蛮六策》，内有曰立威。太祖览毕，谕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说亦有偏耳。夫中国之于蛮夷，在制驭之何如。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怀德畏威为强。政以此耳。”

　　洪武九年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杨铿率其属张坤、赵简来朝贡马，赐赍甚厚。陛辞，太祖谕之曰：“尔先世世笃忠贞，故使子孙代有爵土。然继世非难，保业为难。知保业为难，则志不可骄，欲不可纵，志骄则失众，欲纵则灭身。尔能益励忠勤，永坚臣节，则可保世禄于永久矣。”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觐，贡马及方物。太祖谕之曰：“汝在西南，远来朝贡，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使得各安其生，则汝亦可以长享富贵矣。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能爱，人臣之道也。”仁智辞归，至九江龙城驿，病卒，有司以闻。太祖命礼部遣官致祭，敕有司送其柩于思南。

　　洪武十七年闰十月庚申，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时尝任本州巡检，有兵獞二百人，今皆为民，请收集为军。太祖不许，因谕之曰：“兵獞既为民矣，国家之兵岂少此二百人？朕尝下令，凡故元时士卒隶民籍者，不许相告。岂可以尔一人之言而格朝廷之令乎？”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户部奏：贵州宣慰使霭翠、金筑安抚使密定所属租税，累累逋负，蛮人恃其顽险，不服输送，请遣使督之。太祖曰：“蛮夷僻远，其知畏朝廷，纳赋税，是能遵声教矣。其逋负，岂敢为耶？必其岁收有水旱之灾，故不能及时输纳耳。所逋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数，务从宽减。”

　　辩邪正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风宪官二人各讦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简而缓。太祖曰：“理原于心，言发于口。心无所亏，辞出而简；心有所蔽，辞胜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真，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诘之，言寡者果直。太祖谓群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风宪，当持公正以纠率群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贤人贵知言，能知言，则邪正了然自辩。区区以便佞取给者，复何所庸哉？”

　　洪武六年二月壬寅，命御史台令监察御史及各道按察司，察举天下有司官有无过犯，奏报黜陟。太祖谕台臣曰：“古人言，礼义以待君子，刑戮加于小人。盖君子有犯，或出于过误，可以情恕；小人之心，奸诡百端，无所不至，若有犯，当按法去之，不尔则遗民患。君子过误，责之以礼义，则自知愧悚，必思改为。彼小人者不识廉耻，终无忌惮，所以不得不去之也。故朕以廉耻之官虽或有过，常加宥免。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十一月壬寅，太祖谕皇太子、诸王曰：“用人之道，当知奸良。人之奸良固为难识，惟授之以职，试之以事，则情伪自见。若知其良而不能用，知其奸而不能去，则误国自此始矣。历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当未知之初一概委用，既识其奸，退亦何难？《书》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尔等其慎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太祖与吏部臣论任官。太祖曰：“树艺非其土则不蕃，授官非其才则不任。任官当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吏部臣对曰：“人之邪正，实亦难辩。”太祖曰：“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然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在公门则不私其利，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足辩。”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太祖谓侍臣曰：“兴治之要，当进君子、退小人也。”兵部尚书沈溍对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识。”太祖曰：“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汙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溍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岂能悉去？”太祖曰：“善者进之，足以劝善，恶者去之，足以惩恶。故太阳出而群阴消，贤者举而不仁者远，夫何难去哉？”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甲午，太祖谓群臣曰：“朕常命寺人发库藏中古镜十余，以鉴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数人而问之，莫能答。最后一人言曰：‘锻炼不至，范模不正，故镜体偏邪，照人失真。’朕闻之，惕然感悟。夫镜，一物耳，略有偏邪，乃不可鉴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别邪正，一察是非，皆原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监察御史胡昌龄等四十一人缄口不育时政，王惟名等四人闒茸不称职，当罪之。太祖曰：“言之非难，言而当理者为难。昌龄辈安知其终不言乎？若闒茸不称职者，罢之。”泰复执奏曰：“昌龄等非不能言，但心怀谲诈，不肯言耳。”太祖曰：“人臣进言于君，必有关于国之利病，民之休戚，亦岂得轻易？若遽以心怀谲诈罪之，此何异张汤腹诽之法。”于是泰不敢复言。

　　育人材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太祖谕国子学官曰：“治天下以人材为本，人材以教导为先。今太学之教，本之以德行，文之以六艺者，遵古制也。人材之兴，将有其效。夫山，水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学，人材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浚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养其德性。苟无作养之功，而欲其成材，譬犹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长而求大木，其得哉？”

　　庚午，太祖召国子生问曰：“尔等读书之余，习骑射否？”对曰：“皆习。”曰：“习熟否？”对曰：“未。”乃谕之曰：“古之学者，文足以经邦，武足以戡乱。故能出入将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尔等虽专务文学，亦岂可不知武事？《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惟其有文武之才，则万邦以之为法矣。”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太祖谕中书省臣曰：“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朕观今之为吏者，寡于学术，惟弄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贤官长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为吏而致通显者，与夫守身保家之道，岂有不化而为善乎？自今省、台、六部官，遇有暇时，集属吏，或教以经史，或讲以时务，以变其气质。年终考之，视其率教与否，则可以知其贤不肖矣。”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选武臣子弟入国子学读书。太祖谕之曰：武臣从朕定天下，以功世禄。其子弟长于富贵，又以父兄早殁，鲜知问学。宜令读书，知古今，识道理。俟有成立，然后命官，庶几得其实用也。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孙横肆，卒致夷灭者，不学故也。郭子仪中兴唐室，功盖天下，位极人臣，而心常谦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后嗣者，识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习武事，特患在不知学耳。”

　　洪武十四年四月丙辰朔，命国子生兼读刘向《说苑》及《律令》。太祖谕祭酒李敬曰：“士之为学，贵于知古今，穷物理。圣经贤传，学者所必习。若《说苑》一书，刘向之所论次，多载前言往行，善善恶恶，昭然于方册之间。朕尝于暇时观之，深有劝戒。至于《律令》载国家法制，参酌古今之宜，观之者亦可以远刑辟。卿以朕命导诸生读经史之暇，兼读《说苑》，讲《律令》，必有所益。”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诏更定岁贡生员例：府学岁一人，州学二岁一人，县学三岁一人。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养士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尝无贤才，顾养之之道何如耳。尝命天下学校，凡民间子弟愿遣入学者听，复其家。今定岁贡之例，必资性淳厚、学问有成、年二十以上，方许充贡。尔礼部其申明之。”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戊子，通政使茹璫引奏：潮州府学生陈质言其父戍大宁，已死，今有司取其补伍。自念从幼至今，荷蒙国恩教育，愿赐卒业，以图上报。太祖谓兵部尚书沈溍曰：“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难。此生有志于学，可削其兵籍，遣归进学。”溍对曰：“此生学未见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则缺军伍。”太祖曰：“国家于人材，必养之于未用之先，而用之于既成之后。譬之稼，必预耕，则有获。若刈不待熟，则无用。且事有轻重，难拘一律。苟军士缺伍，不过失一力士耳。若奖成一贤材，以资任用，其系岂不重乎！”

　　务实

　　丙午九月己亥，夏主明升遣使来聘。太祖因与语，使者辄自言其国东有瞿塘三峡之阻，北有剑阁栈道之险，古人谓一夫守之，百人莫过。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财利富饶，实天府之国也。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为本，而恃山川之险，夸其富饶，此岂为国长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来，商贾路绝，民疲财匮，乃独称富饶，岂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太祖因语侍臣曰：“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此人不能称述其主之善，而但称其国险固，失奉使之职矣。吾尝遣使四方，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贻笑于人。盖以诚示人，不事虚诞。如蜀使者之谬妄，当以为戒也。”

　　吴元年正月辛丑，太祖谓中书省臣曰：“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今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

　　四月壬子，太祖谕起居注詹同等曰：“国史贵乎直笔，是非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失大体，然命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纪之事，是非善恶，汝等当明白直书，勿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太祖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有词虽艰深，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杨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