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

吾为伪经考凡十四篇，叙其目而系之辞曰：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于是夺孔子之经以与周公，而抑孔子为传，于是扫孔子改制之圣法，而目为断烂朝报，六经颠倒，乱于非种，圣制埋瘗，沦于雺雾，天地反常，日月变色。以孔子天命大圣，岁载四百，地犹中夏，蒙难遘闵，乃至此极，岂不异哉！且后世之大祸，曰任奄寺、广女色，人主奢纵，权臣篡盗，是尝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无有是，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为国家之鸩毒者也。夫始于盗篡者终于即真，始称伪朝者后为正统。司马盗魏，嵇绍忠；曹节矫制，张奂卖，习非成是之后，丹黄乱色，甘辛变味，孤鸣而正易之，吾亦知其难也。然提圣法于既坠，明六经于闇曶，刘歆之伪不黜，孔子之道不着，吾虽孤微，乌可以已！窃怪二千年来，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为瞀惑，无一人焉发奸露覆，雪先圣之沈冤，出诸儒于云雾者，岂圣制赫闇有所待邪？不量绵薄，摧廓伪说，犁庭扫穴，魑魅奔逸，雺散阴豁，日黋星呀，冀以起亡经、翼圣制，其于孔氏之道，庶几御侮云尔。光绪十七年夏四月朔，南海康有为广厦记。

　　述叙既讫，乃为主客发其例曰：客问主人曰：伪经何以名之「新学」也？《汉艺文志》号为「古经」，《五经异义》称为「古说」，诸书所述「古文」尤繁；降及隋、唐，斯名未改。宜仍旧贯，俾人易昭。主人喟然曰：若客所云，是犹为刘歆所绐也。夫「古学」所以得名者，以诸经之出于孔壁、写以古文也。夫孔壁既虚，古文亦赝，伪而已矣，何「古」之云！后汉之时，学分今古，既托于孔壁，自以古为尊，此新歆所以售其欺伪者也。今罪人斯得，旧案肃清，必也正名，无使乱实。歆既饰经佐篡，身为新臣，则经为「新学」，名义之正，复何辞焉？后世汉宋互争，门户水火。自此视之，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新学」之名立，学者皆可进而求之孔子，汉宋二家退而自讼，当自咎其夙昔之眯妄，无为谬讼者矣。客又问主人曰：别伪文，正新名，既得闻命矣。主人所著《毛诗伪证》《古文尚书伪证》《古文礼伪证》《周官伪证》《明堂月令伪证》《费氏易伪证》《左氏传伪证》《国语伪证》《古文论语伪证》《古文孝经伪证》《尔雅伪证》《小尔雅伪证》《说文伪证》，既遍攻伪经，何不合作一书，沧海之观既极，犁靬之幻自祛，发蒙晓然，绝其根株？离而贰之，鄙犹惑诸。主人曰：伪经虽攻，然其蒂附深远，未能尽去也。百诗证王肃之伪《书》，而王《书》自行也；司马证刘炫之伪《传》，而刘《传》自传也。吾采西汉之说以定孔子之本经，亦附新学之说以证刘歆之伪经，真伪相校，黑白昭昭，是非攗攗，虽有苏张，口呿舌挢，无事麕聚于此，致启哓哓。客又问主人曰：主人之于文字，既攻许学之伪矣。然三古之真字不传，后世之野文日增，传流有绪，无如《说文》。虽乱淄渑，犹有寄君；若舍洨长，将何依因？主人曰：文字之别，有户有门，寻端绎绪，承变相因。若欲复篆，中隔汉隶，难逾此关。魏晋争乱，书体杂越，更难求真。唯开元之定今隶，为后世之矩绳，于今用之，正极为衡，《开成石经》《干禄字书》《九经字样》《五经文字》，依此写定，是师是承。其张、唐二本，如「桃桦」、「栞刊」，《说文》《石经》，两体并存。《九经字样》不言《石经》，然曰「经典相承」，即《石经》之类也考中郎刊正，本主今文；南阁稽撰，专宗古学。今尊《石经》，其诸雅正欤！门人好学，预我玄文：其赞助编检者，则南海陈千秋，最勤而敏也；其校雠讹夺者，则番禺韩文举、新会林奎也。

　　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第一

　　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第二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

　　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第四

　　汉书儒林传辨伪第五

　　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第六

　　汉儒愤攻伪经考第七

　　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第八

　　后汉书儒林传纠谬第九说文序纠谬附

　　经典释文纠谬第十

　　隋书经籍志纠谬第十一

　　伪经传授表第十二上

　　伪经传授表第十二下

　　书序辨伪第十三尚书篇目异同真伪表附

　　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第十四

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第一

　　按：后世六经亡缺，归罪秦焚，秦始皇遂婴弥天之罪，不知此刘歆之伪说也。歆欲伪作诸经，不谓诸经残缺，则无以为作伪窜入之地，窥有秦焚之间，故一举而归之。一则曰「书缺简脱。」《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一则曰：「学残文缺。」《汉书楚元王传》。又曰「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汉书儒林传》《史记儒林传》亦窜入又曰「秦焚《诗》《书》，书散亡益多。」《史记儒林传》窜入学者习而熟之，以为固然，未能精心考校其说之是非，故其伪经得乘虚而入。蔽掩天下，皆假校书之权为之也。

　　今据《史记》及诸传记条别证之如左：

　　三十四年，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集解》，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以吏为师。」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

　　按：焚书之令，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夫政、斯焚书之意，但欲愚民而自智，非欲自愚。若并秘府所藏、博士所职而尽焚之，而仅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是秦并自愚也，何以为国？《史记》别白而言之曰：「非博士所职藏者悉烧。」则博士所职，保守珍重，未尝焚烧，文至明也。又云「若欲有学，以吏为师。」吏，即博士也。然则欲学《诗》《书》六艺者，诣博士受业则可矣。实欲重京师而抑郡国，强干弱支之计耳。汉制「郡国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犹因秦制也。夫博士既有守职之藏书，学者可诣吏而受业，《诗》《书》之事，尊而方长，然则谓「秦焚《诗》《书》，六艺遂缺」，非妄言而何？然而二千年之学者遂为所惑，虽魁儒辈出，无一人细心读书，祛其伪妄者，岂不异哉！

　　或疑《始皇纪》云「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然则秦焚书之意，盖深忌士之学古，而专欲其学习法令，岂焚书之后尚有听习《诗》《书》之制？则所谓欲学者「以吏为师」，必为学法令明矣。释之曰：秦焚《诗》《书》，博士之职不焚，是《诗》《书》，博士之专职。秦博士如叔孙通，有儒生弟子百余人，诸生不习《诗》《书》，何为复作博士弟子？既从博士受业，如秦无「以吏为师」之令，则何等腐生，敢公犯诏书而以私学相号聚乎？「不师今而学古」，乃一时廷议之虚辞；至诣博士受《诗》《书》，则一朝典制。佐验显然，必不能以虚辞颠倒者矣。《朱子语类》亦有「秦只教天下焚书，他朝廷依旧留得」之说。见卷一百三十八

　　「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史记李斯传》

　　按：《秦始皇本记》云「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以《李斯传》考之，云「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无「法令」二字。此为当时令甲，故史公录之无一字异。二文互证，然则「法令」二字为刘歆所窜乱者可见矣。徐广所见，犹是史公原本。《十二诸侯年表》云「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徐广曰「一云‘治国闻’」，亦是史公原本如此。然则《史记》若是之类，其为歆所窜者，皆可以此推之矣。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能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史记秦始皇本纪》

　　按：秦虽不尚儒术，然博士之员尚七十人，可谓多矣。且召文学甚众，卢生等尊赐甚厚，不为薄也。坑者仅咸阳诸生四百六十余人，诬为「妖言」，传相告引，且多方士，非尽儒者。此亦汉钩党之类耳。钩党杀天下高名善士百余人，然郡国不遭党祸之士尚不啻百亿万也。伏生、叔孙通即秦时博士，张苍即秦时御史。自两生外，鲁诸生随叔孙通议礼者三十余人，皆秦诸生，皆未尝被坑者。其人皆怀蕴六艺，学通《诗》《书》，逮汉犹存者也。然则以坑儒为绝儒术者，亦妄言也。

　　二世皇帝元年：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史记秦始皇本纪》

　　此议与《谷梁》《王制》《礼器》《荀子》合。博士之议固存也。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太史公曰「斯知六艺之归。」《史记李斯传》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萧相国世家》

　　按：焚书在始皇三十四年，坑儒在始皇三十五年，始皇崩于三十七年七月，戍卒陈涉反于二世元年七月，李斯诛于二世二年七月，汉高祖入咸阳在二世三年十月。自焚书至陈涉反，凡四年，至高祖入关，凡六年；自坑儒至陈涉反，凡四年。至高祖入关，凡五年。坑、焚之后，尚有荀卿高弟「知六艺之归」李斯其人者为丞相，死于陈涉反后。坑、焚至汉兴为日至近，博士具官，儒生甚伙。即不焚烧，罪仅城旦，天下之藏书者尤不少，况萧何收丞相、御史府之图书哉！丞相府图书，即李斯所领之图书也。「斯知六艺之归」，何收其府图书，六艺何从亡缺？何待共王坏壁忽得异书邪？事理易明，殆不待辨。

　　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传》

　　按：《儒林传》言战国绌儒，然齐、鲁学者不废；又言高帝围鲁，诸儒讲诵习礼、乐不绝；又言圣人遗化，好礼、乐之国，于文学其天性也，汉兴，诸儒修其经艺，习大射、乡饮之礼，诸生弟子随稷嗣而定礼仪。高、惠、文、景虽不好儒，而博士之官仍具。以斯而观，凡抱礼器之孔甲，被围之诸儒，定礼之诸生，具官之博士，皆生长焚书之前，逃出于坑儒之外。所云「讲诵」，所云「经艺」，皆孔子相传之本。加有口诵，非城旦之刑、数年之间所能磨灭，必不至百篇之《书》亡其大半，《逸礼》《周官》《左传》若罔闻知也。然则焚书坑儒虽有虐政，无关六经之存亡。而伪经突出哀、平之世，固不足攻，即出共王、安国之时，亦不足攻矣。

　　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史记孔子世家》

　　按：诸儒讲礼于孔子冢，不过《乡饮》《大射》之篇，《儒林传》同。皆十七篇所有孔子之书藏于庙，自子思至汉凡二百余年不绝。而孔襄尝为孝惠博士，忠、武、延年、安国、霸、光皆传《尚书》为博士，所谓「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也。史迁读孔氏书，又尝观其藏书之庙堂及车服礼器，又讲业其都，未尝言及孔庙所藏之六经有缺脱，而叹息痛恨之。献王、共王、安国所得之古文，自《尚书》外，有《毛诗》《周官》《逸礼》《左传》，为孔氏世传之所无，未尝一赞美喜幸之。刘歆欲立古文，而孔光不助焉。然则孔氏之本具在不缺，无「古文」之名，亦无后出古文之《书》，至明矣。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汉书楚元王传》

　　陈余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史记陈余传》

　　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史记张丞相传》

　　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史记郦生传》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斩心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陆贾传》

　　刘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棰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史记刘敬传》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按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叔孙通传》

　　贾山，颍川人也。祖父袪，故魏王时博士弟子也。山受学袪所。《汉书贾邹枚路传》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史记贾生传》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景帝末为蜀郡守。《汉书循吏传》

　　右见《史记》《汉书》者，并伏生、申公、辕固生、韩婴、高堂生计之，皆受学秦焚之前，其人皆未坑之儒，其所读皆未焚之本；博士具官者七十，诸生弟子定礼者百余。李斯再传为贾谊，贾袪一传为贾山，皆儒林渊源可考者。统而计之：其一，博士所职六经之本具存，七十博士之弟子当有数百，则有数百本《诗》《书》矣，此为六经监本不缺者一；其二，丞相所藏，李斯所遗，此为六经官本不缺者二；其三，御史所掌，张苍所守，此为六经中秘本不缺者三；其四，孔氏世传，六经本不缺者四；其五，齐、鲁诸生六经读本不缺者五；其六，贾袪、吴公传六经读本不缺者六；其七，藏书之禁仅四年，不焚之刑仅城旦，则天下藏本必甚多，若伏生、申公之伦，天下六经读本不缺者七；其八，经文简约，古者专经在讽诵，不徒在竹帛，则口传本不缺者八。有斯八证，六艺不缺，可以见孔子遗书复能完，千岁蔀说可以祛，铁案如山，不能摇动矣。

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第二

　　经学纷如乱丝，于今有汉学、宋学之争，在昔则有今学、古学之辨。不知古学皆刘歆之窜乱伪撰也。凡今所争之汉学、宋学者，又皆歆之绪余支派也。经歆乱诸经、作《汉书》之后，凡后人所考证，无非歆说。征应四布，条理精密，几于攻无可攻，此歆所以能欺绐二千年而无人发其覆也。今取西汉人之说证之，乃知其伪乱百出。而司马迁《史记》，统六艺，述儒林，渊源具举，条理毕备，尤可信据也。察迁之学，得于六艺至深：父谈既受《易》于杨何，迁又问《书》故于孔安国，闻《春秋》于董生，讲业于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其于孔门渊源至近。孔子，一布衣耳，而于《周本纪》《十二国世家》，迁皆书「孔子卒」，因尊孔子为世家。《太史公自序》曰：「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孔子世家》赞曰「言六艺者皆出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自序》曰「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其预闻六艺，至足信矣。虽其书多为刘歆所窜改，而大体明粹，以其说与《汉书》相校，真伪具见。孔子六经之传，赖是得存其真。史迁之功，于是大矣。《儒林传》详传经之人，今以为主，而《孔子世家》《河间献王》《鲁共王世家》附焉。窜附之说，并辨于后。

　　孔子世家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邛。邛生驩。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史迁所述六经篇章旨义、孔氏世家传授、齐鲁儒生讲习如此。六经完全，皆无缺失，事理至明。史迁去圣不远，受杨何之《易》于父谈，问《书》故于安国，闻《春秋》于董生，讲业齐、鲁之都，亲登孔子之堂，观藏书礼器，若少有缺失，宁能不言邪？此为孔子传经存案，可为铁证。

　　河间献王世家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之儒多从之游。二十六年，卒。

　　鲁共王世家

　　鲁共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用王子为淮阳王。二年，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辩，为人吃。二十六年，卒。

　　古文诸伪经，皆托于河间献王、鲁共王。以史迁考之，寥寥仅尔。若有搜遗经之功，立博士之典，史迁尊信六艺，岂容遗忽？若谓其未见，则《左氏》乃其精熟援引者，「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不容不见矣。辨详于下此为无古文之存案，并《儒林传》考之，古文经之出于伪撰，「铁案如山摇不动，万牛回首丘山重」矣。

　　儒林传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按：申公为荀卿再传弟子，高祖至鲁，已能从师而见。辕固生至景帝时罢归，年九十余，当秦时，年已二十余矣。韩生为文帝博士，必为当时耆儒。三家盖皆读秦焚前书者。齐、鲁诸儒生千百，而三家所传，「其归一也」，其为孔子之传确矣。三家之外，史公无一字。此为孔子《诗》学存案，而后有舍三家而言《诗》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儿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儿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谳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着书，书奏敏于文，口不能发明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儿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后六年，儿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

　　按：伏生当孝文时年九十余，计当焚书时，年已六、七十矣。从始皇三十四年焚书之时上推，鲁灭于楚，当庄襄王元年，仅三十七年，正值春申君为相之时。荀卿自齐归春申君，伏生当其时已二三十岁矣，上距孟子亦不过数十年。齐、鲁诸儒生千百，而治《尚书》者唯伏生为首，藏书之禁仅数年，藏书之刑仅城旦，不能害也。然则伏生之《书》为孔子之正传，确矣。此为孔子《书》学存案。而后有舍伏生而言《书》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常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按：《礼》以高堂生为最本，而高堂生传《礼》凡十七篇。《孔子世家》所言诸儒习《乡饮》，《大射》在其中。《王制》所言冠、昏、丧、祭、乡、相见在其中。《礼运》《昏义》所言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在其中。孔子传十余世不绝，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其为孔子之传确矣。此为孔子《礼》学存案。而后有舍高堂生之《礼》而言《礼》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易》不经焚，为完书，上自商瞿为嫡派，下至田何、杨何。太史迁为杨何再传弟子，其为孔子之传尤确矣。此为孔子《易》学存案。而后有舍田何、杨何而言《易》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着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母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春秋》但有公、谷二家。胡母生，孝景时为博士，且以老归矣，其传《春秋》必在秦前。上述《春秋》云「学者多录焉」，则齐、鲁诸生传《春秋》之盛可知。其为孔子之传确矣。此为孔子《春秋》学存案。而后有舍《公》《谷》而言《春秋》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

　　或疑诸经古文不列学官，以《儒林传》从功令、依博士叙之，其不列学官者自不能及。释之曰：若古文为真，《古文逸书》亦不列学官，而《儒林传》已言之。同为不列学官，于《古文逸书》则详之，于《毛诗》《逸礼》《周官》《左传》则略之，岂情理乎？此可一言断也。

　　按：史迁述六艺之序，曰《诗》《书》《礼》《乐》《易》《春秋》，凡西汉以前之说皆然。《论语》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王制》「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经解》「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庄子天运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徐无鬼篇》「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列子仲尼篇》「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又曰：「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荀子儒效篇》「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商君书农战篇》「《诗》《书》《礼》《乐》。」《春秋繁露玉杯篇》「《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诸所言六艺之序如是，皆以《诗》《书》为称首，无以《易》为先者，更无以《书》先《诗》者。《王制》「冬、夏教以《诗》《书》。」《秦本纪》「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举《诗》《书》者至繁，诚不胜数，聊举数条例之，从无异说。此为孔门六经之序存案，可为铁证。其有舍史迁《儒林传》而颠倒其序者，其真伪可引此案决之。又按：《史记外戚世家》「《易》基《干》《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自序》：「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又曰「《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帮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又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史公于此数条，皆有颠倒，此则行文无定之笔，于传经体式次叙无关者也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化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着《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按：《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报任安书》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下云「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十二诸侯年表》云「表见《春秋》《国语》。」合此三条观之，如丘明兼作二书，太史公乃舍其《春秋》而称其《外传》，岂理也哉？或疑作《国语》者为左丘，作《春秋传》者为左丘明，分为二人，则《报任安书》明云「及如左丘明无目」，则明明左丘明矣。二人之说盖不足疑。《左传》从《国语》分出，又何疑焉？

　　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篡其职。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史迁叙六艺之旨，兼及其所受六艺之学，着书之由，见书之故，少则讲业齐、鲁之都，长则续纂太史之职，天下遗文古事咸集，不言孔氏有古文之逸经，则伪经之证殆不足辨也。

　　凡此数条，史迁所传孔子六艺之源流至足信者。凡《诗》三百五篇。其「四始」之义，以《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其《诗》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传之有鲁、齐、韩三家，无所谓《毛诗》者。其《书》，上纪唐、虞之际，无《舜典》，但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其「八」字作「九」字，后人追改，辨见于下。以《鲁共王世家》考之，无所谓「壁中《古文尚书》」者。其《礼》，唯有高堂生所传十七篇，而无《逸礼》三十九篇、《周官》五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也。其《易》，则伏羲画作卦，文王重六十四卦，孔子系之辞，无以为周公作，亦无《说卦》《序卦》《杂卦》三篇。亦无《十翼》之说。传授人自商瞿至田何，再传至杨何，无所谓古文费氏也。其《春秋》，唯有《公羊》《谷梁》二家，无所谓《左氏传》也。经师皆先秦之遗民，去圣不远。经次与《经解》相合，证应无分。据以考孔子全经，具着于是。人共熟读，无由窜乱。故能条章明秩，如日中天，诚经学之象魏，先圣之护法，学士之瑰宝。今据之以攻古学，若发蒙焉，知《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周官》《费氏易》《左氏春秋》，皆伪经也。于以洗二千年歆、莽之伪氛，复孔圣传授之微言，皆赖于此。学者知其真者，乃能辨其伪者，悟于此义，思过半矣。《儒林传》虽粹然完书，然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又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又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此三条是刘歆窜乱以惑人者。考六经之传，有书本，有口说。博士所职，孔庙藏书，是传本也。然吴佑写书，汗青盈车，其子辄以薏苡之谤为谏，则当时写本甚难，颇赖口说。伏生于《尚书》是其专门，即有百篇，皆所熟诵。当时《春秋》赖口说流传，《诗》则以其讽诵，皆至公羊寿、申公、辕固生、韩婴乃着竹帛。以故《公》《谷》二传，鲁、齐、韩三家《诗》，文字互异，良由口说之故。且古人字仅三千，理难足用，必资通假，重义理而不重文字，多假同音为之，与今泰西文字相近。譬由翻绎，但取得音，不能定字。一「英吉利」也，而可作「英圭黎」；一「法兰西」也，而可作「佛狼机」；一「西班牙」也，而可作「日思巴尼亚」。汉儒之尊，以其有专辄之权，得擅翻经之事。《诗》不过三百五篇，《书》不过二十八篇，为文甚简，人人熟诵，诚不赖书本也。若专赖壁藏之简而后二十九篇得存，则《诗》《春秋》未闻有壁藏之简，何以三百五篇之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得全乎？若谓《诗》有韵语，讽诵易存，《书》文聱牙，非简不存，则《春秋》及二传岂有韵语乎？故《隋志》之言曰「至汉，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曰「口传」，曰「二十八篇」，曰「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其说出《论衡》，此必今学家之说，足以破壁藏流亡失数十篇之谬，并足破伏生得二十九篇之误矣。今学以《尚书》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以后得《泰誓》一篇比北斗，其说可据且伏生为秦博士，秦虽焚书，而博士所职不焚，则伏生之本无须藏壁而致亡也。知此，则壁藏亡失之说更不待攻，而二十八篇为孔子未经秦火之《书》愈明矣。云「二十九篇」者，盖《泰誓》后得，后人忘其本原，轻改《史记》「八」字为「九」字，必非史迁原文，并非歆窜原文。犹戴圣《礼记》本四十六篇，马融增三篇为四十九篇，而《后汉书》曹褒、桥仁传《礼记》皆四十九篇，盖亦后人追改之辞也。

　　难者曰：若谓孔子传《书》只二十八篇，则《史记》所引《书》篇名，《礼记》《左传》《国语》《孟子》《管子》《墨子》《尚书大传》所引《书》篇名非欤？释之曰：《书》经孔子所论定者，凡二十八篇。余则孔子所未定之《书》，犹《春秋》有已修之《春秋》、未修之《春秋》也，《诗》有删定之《诗》、已删之逸《诗》，本固不同。夫「血流漂杵」之虐，孟子不信《武成》，孔子岂肯存之乎？今所见逸诗三百余条，杂引于《礼记》《左传》、诸子，人人皆知其非三百五篇之《诗》，则《史记》及诸传记所引之《书》，岂可阑入孔子所定二十八篇之列乎？不疑逸《诗》，而疑删《书》，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且《汤誓》为今学，而墨子引之为「汤说」，凡三条，则百篇所无之名矣。如以「说」为文误，不应三条皆误；如以为异篇，何以《书序》无之？此类之疑尚多，不能悉数，其详见《书序辨伪》。二十八篇中，如《尧典》《禹贡》《洪范》《无逸》等文，经纬人天，试问《史记》《汤诰、太誓》之文厕于其间，能相称否？《汉志》之《周书》七十一篇、如《世俘解》之为《武成》等类，其或有孔子已删之《书》存焉，而史迁取之欤？要之，孔子定本之《书》，伏生传二十八篇，无数十篇之亡，亦无百篇之《序》，可断断也。若云「孔氏有《古文尚书》」，所谓「孔氏」者，《汉志》所谓鲁共王坏壁所得之《书》也，《史记》于《鲁共王世家》何以无之？且其时河间献王亦得古文《书》，同异若何？史公于《河间世家》何以无之？其详见《汉书艺文志辨伪》史公尊经，河间、鲁共有此巨典，岂其疏脱若是？若谓「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十余篇」，则安国兄延年、延年子霸、霸子光世治《尚书》，应传古文，而刘歆欲立《古文尚书》，光不肯助，何也？安国《古文》传都尉朝，朝传胶东庸生，然安国又传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传之，则今古文同出一师，何以今文无十余篇之《逸书》？且史迁尝从安国问《故》，而所闻亦无出二十八篇外者？夫《共王传》不着坏壁得书之事，孔光不助古文《书》之立，儿宽、司马不见《逸书》之文，则此条之为窜入，无可疑矣。

　　难者曰：《尚书大传》有引《九共篇》语，此伏生所述亡失篇之确据。而古文《逸书》有之，又十余篇与伏生合之，明征也。释之曰：《尚书大传》自宋不传，《经说》自刘歆后多窜伪。即不然，则伏生引已删之《书》目耳。《礼》十七篇之为足本，说已见上。此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周礼》无可考，今《礼经》皆孔子所作，昔之具不具无可考。歆盖言其不具以为伪作地耳。至云「秦焚书多散亡」，辨见前篇。高堂生所传十七篇，除《冠》《昏》《相见》《丧》四篇外，余皆大夫、诸侯、天子之礼，安得曰「士礼」乎？歆伪作《明堂》《巡狩》等三十九篇《逸礼》及《周官》五篇，皆天子、诸侯之礼。其作《七略》，曰「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则此士礼，歆所改也。若《仪礼》之名，又述歆者改抑之辞，西汉前但曰《礼》而已。

　　难者曰：《儒林传》全篇粹完，若歆能窜入，则歆为《毛诗》《逸礼》《周官》《费易》《左传》，何不并窜之？释之曰：若歆能将诸伪经全行窜入，则证据坚确，吾诚无如之何，今日更无以发明其伪矣。但《史记儒林传》人人共读，若骤窜群经之名，诸儒骤起，按旧本而力争，则其伪更易露。唯略为点缀一二语，使无大迹，非唯不攻，且足为其征助矣。如王肃既伪《古文尚书》，而偏缺《舜典》一篇，又缺「粤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待姚方兴得于大桁头而后补之。其缀缉诸书，皆与原文少异，或增或漏，故示缺略。凡此皆作伪者之伎俩，欲使人疑信参半，而凭托既深，卒不能去，则其术售矣。古今作伪如出一轨，《儒林传》所以独窜《古文尚书》而不他及，犹《封禅书》之窜《周官》、《十二诸侯年表》之窜《左氏春秋》，皆于旁见侧出，以乱人耳目。作伪之诀皆如是，一经勘破，肺肝如见。今将刘歆窜乱之文条列于下：

　　古文八条

　　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纪》

　　《史记五帝本纪》，依《五帝德》《帝系姓》而作。古文如《周官》《左传》《国语》，则添出伏羲、神农、少昊，与《史记》大相违谬，何为忽以「古文」为「近是」，得无自相矛盾乎？其添设之迹，不攻自破。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三代世表》

　　此言《谍记》与邹衍《终始五德》之传不同乖异，如何着得「古文」二字？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徐广曰：一云「治国闻者」也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

　　上云「着盛衰之大指」，其为「治国闻者」之要删无可疑，忽插「古文」二字，作何解？徐广所见，犹为原本。其余可推。

　　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封禅书》

　　「群儒牵拘于《诗》《书》而不能骋」，则文从矣，插「古文」二字，其「古文」，何文邪？若即《诗》《书》邪？则已该之；其《逸礼》邪？则何不别举之乎？其为添窜，不待问矣！

　　余读《春秋》古文。《吴世家》

　　《春秋》古文者，《左氏传》耳。《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无之。此忽出之，其为谰言易见。

　　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弟子传》

　　「孔氏古文」者何？殆指鲁共王坏壁所得之古文《论语》也。无如《共王世家》无是事何！

　　年十岁则诵古文。

　　……秦拨去古文。以上《太史公自序》

　　《史记贾生传》称「以能诵《诗》属《书》。」《汉书》东方朔亦称「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无言诵古文者。且古文者，如《索隐》以为《古文尚书》邪？如刘氏以为《左传》《国语》《世本》邪？则其妄已辨之矣。若秦只云烧《诗》《书》，何以云「拨古文」乎？其窜乱至显也。

　　诗书六条言《书序》者先焉

　　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三代世表》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孔子世家》

　　按：《书序》之伪，已详《书序辨伪》。或据此二条以为孔子有《书序》之证，不知为刘歆所窜入也。且《易》无《序》矣，而《孔子世家》之「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序」字在首，不得如《正义》作《序卦》解，当亦次序之辞。此「序《书》」即不伪窜，亦非今《书序》可知也。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六国表》

　　歆云「藏人家」者，暗指古文而言，忘却博士之职不失也。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传》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礼二条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以上《儒林传》

　　辨见前。

　　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封禅书》

　　《周官》一篇，《史记》自《河间献王世家》《儒林传》皆不着。一部《史记》无之，唯《封禅书》有此二字，其为歆窜入何疑焉！凡作盗，皆不敢于显明，而多尝试于幽暗也。

　　易三条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世家》

　　按：《汉书艺文志》云「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儒林传》云「费直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隋志》之说出于《论衡》，此必王充曾见武、宣前本也。《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干》，劳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东方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与焦、京《卦气图》合。盖宣帝时说《易》者附之入经，田何、丁宽之传无之也。史迁不知焦、京，必无之，此二字不知何时窜入。至《序卦》《杂卦》，所出尤后，《史记》不着。盖出刘歆之所伪，故其辞闪烁隐约，于《艺文志》着《序卦》，于《儒林传》不着，而以「十篇」二字总括其间。要之，三篇非孔子经文。《说卦》之伪，见《易汉学辨》；十篇之伪，见《艺文志辨伪》。

　　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贾逵曰：「《坤》下《巽》上《观》，《坤》下《干》上《否》。《观》爻在六四，变而之《否》。」按：六爻有「变象」，有「互体」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陈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略同

　　初，毕万卜仕于晋国，遇《屯》之《比》。贾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变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后必蕃昌。」《晋世家》。《魏世家》略同

　　顾氏炎武《日知录》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谓之‘互体’。然夫子未尝及之，后人以‘杂物撰德’之语当之，非也。其所论‘二与四、三与五同功而异位’，特就两爻相较言之，初何尝有‘互体’之说？……《晋书》荀顗尝难锺会‘《易》无互体’，见称于世，其文不传。新安王炎晦叔尝问张南轩曰‘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轩曰：‘三家不论互体故耳。’……朱子《本义》不取‘互体’之说，唯《大壮》六五云：‘卦体似《兑》，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两爻为一爻，则似之也。然此又创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体’矣。《大壮》自三至五成《兑》，《兑》为羊，故《爻辞》并言‘羊’。」全氏祖望《经史问答》曰：「汉、晋诸儒无不言‘互体’者，至王辅嗣、锺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终不能绌也。特是汉儒言‘互’，只就一卦一爻配象，未能探其所以然。至王伯厚作《郑康成易注序》始发之，谓‘八卦之中，《干》《坤》纯乎阴阳，故无互体。若《震、巽、艮、兑》分主四时，而《坎、离》居中以运。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兑》者，《离》也。若《震、巽》分《干》《坤》之下画，则上互有《坎、离》；《艮、兑》分《干》《坤》之上画，则下互有《坎、离》；而《震、艮》又自相互，《巽、兑》又自相互，斯阴阳老少之交相资也。’愚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阳辟，以《震、兑》与《干、坤》合而成；五阴辟，以《巽、艮》与《干》《坤》合而成；乃《夬》《姤》近乎纯《干》，《剥》《复》近乎纯《坤》，故无互体。而《艮、兑》之合《干》《坤》也，为《临》，为《遁》，则下互有《震》《巽》；《震、巽》之合《干》《坤》也，为《大壮》，为《观》，则上互有《艮》《兑》。至《干》《坤》合而为《泰》，则下互《兑》而上互《震》；《干》《坤》合而为《否》，则下互《艮》而上互《巽》。《坎》《离》于十辟卦虽不预，而以《既、未济》自相互，是阴阳消长之迭为用也。盖伯厚八卦之旨，即‘中央寄王’之义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即‘六律还宫’之义也。是以朱子晚年谓从《左氏》悟得互体，而服汉儒之善于经说者，有自来矣。」按「互体」之说，实创于刘歆，经无之也。歆窜入《左传》，则惑人深矣。史公受杨何之《易》，必无之，盖亦歆所窜入也。若互体之谬，锺会发之于前，张南轩、顾亭林述之于后，可谓绝世之识，惜其不知《左传》为伪说。朱子卒亦惑之，全谢山更无论也。

　　春秋九条附《宋世家赞》一条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着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着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着文焉。《十二诸侯年表》

　　按：今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儒林传》述《春秋》有《公羊》《谷梁》，而无《左氏》。史迁征引《左氏》至多，如其传经，安有不叙？此为辨今古学真伪之铁案。孔子《春秋》之义法，唯七十子能传之，即《公羊》《谷梁》之说也。自非七十子，其不传明矣。此表骤言「左氏」，且称丘明为「鲁君子」「惧弟子各安其意，而失其真」，抑《公》《谷》而尊《左氏》如此！考文翁《孔庙图》《史记仲尼弟子传》，无左丘明名，且《左传》称「悼四年」。据《史记六国表》，悼公之薨在获麟后五十余年。则丘明在孔子后远矣。岂七十子学成德尊所存者不足据，而非弟子之丘明反足据乎？此又不待辨也。下杂叙《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诸书，各体既杂而不类。又《吕后春秋》于十二诸侯年、月事无关，《虞氏春秋》在「儒家」，于十二诸侯年、月事亦必无关。以此例之，不过歆以《史记儒林传》彰着，难于窜乱，故旁窜于《十二诸侯年表》，以为《左传》之证。又多窜数书，故为繁重，以泯其迹。「安意失真」之说与《七略》同，其为歆言无疑义矣。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亡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天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历书》

　　考五帝，无少皞之说。《逸周书尝麦解》云「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寓，少皞以临四方。」又云「乃命少皞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按：蚩尤为古之诸侯，而少皞与蚩尤为二卿，同受帝命，则少皞亦古之诸侯，与蚩尤同。非五帝，更非黄帝之子，甚明。刘歆欲臆造三皇，变乱五帝之说，以与今文家为难，因跻黄帝于三皇，而以少皞补之。其造《世经》，以太皞帝、炎帝、黄帝、少皞帝、颛顼、帝喾、唐帝、虞帝为次，隐寓三皇、五帝之说。又惧其说异于前人，不足取信，于是窜入《左传》《国语》之中，一则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左传昭十七年》再则曰「少皞有四叔。」《左传昭十九年》三则曰「而封于少皞之虚。」《左传定四年》四则曰「及少皞之衰也。」《国语楚语》又伪作《月令》，以孟秋为「其帝少皞」。皆所以证成其《世经》之说，而不知其犹有《逸周书》遗文不能弥缝也。夫出于一己者，则较若画一；偶见他书者，辄判然不同，其为己所私造，尚待辨邪？歆又窜之《史记历书》中，曰「少皞氏之衰也」，即《国语楚语》之文。《史记》纪五帝用《大戴礼》《世本》之说，若《左传》《国语》有少皞事，史公于二书素所引用，何以遗之？其为伪窜，益无疑矣。如谓《本纪》据《大戴》，不兼他书，则八恺等说固兼《左传》矣。如《左》《国》有少皞，断无不兼及也。文十八年「少皞氏有不才子」，与缙云氏并称，缙云氏非古天子，则少皞未可遽以为天子，殆即《逸周书》所称之类。《五帝本纪》亦有此语，今皆不必断为窜伪

　　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赐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吴世家》

　　《夏本纪》无夏中亡而少康中兴事。此何事也，而史公于述《本纪》若不知，而于《吴世家》乃叙之邪？其谬不待言。然此事亦非全无来历。《离骚》「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盖战国多杂说，史迁所谓「言不雅驯」者，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耳。《夏本纪》称禹后有斟寻氏，亦所自出也。但恐歆校诗赋，并《离骚》亦歆所窜入，不然，何此一事叙至十二句邪？

　　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适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按：《汉书王莽传》，莽奏曰「《尚书康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此二经，周公、孔子所定，盖为后法。」观此，知歆为伪撰《左传》书法，所以翼成王莽居摄而篡位者也，不闻《公》《谷》有是义。史迁闻《春秋》于董仲舒，述《儒林》无《左氏》。若真有《左氏》解经语，岂容没之？足见歆之窜伪也。

　　八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枋及许田，君子讥之。二年，以宋之赂鼎入于大庙，君子讥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终也。」以上《鲁世家》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阨，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

　　三十七年。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太史公曰「《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以上《宋世家》

　　按：《世家》叙宣公事，以为立弟成义，子复享之；叙襄公事，讥其得祸致怨。皆用《左氏》义。汉人之学皆有家法，何以同一《世家》，《赞》讥宣公之乱宋，褒襄公之礼让，独用公羊义？一文矛盾，何至于是！其为歆所窜入，最为易见。以此推之，《秦本纪》《鲁世家》之「君子」，亦为窜入无疑矣。《秦本纪》引「君子」凡二条，以其无关《春秋》书法，故不录。「分野」为歆伪撰，辨见卷十四。

凡所引《史记》窜入诸条，皆确凿无可疑者。考《史记》一书，《太史公自序》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自完具。唯班固所见，已云「十篇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司马迁传》而褚少孙补之，《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故《索隐述赞》云「惜哉残缺，非才妄续。」然自褚少孙后，续者尚多。《后汉书班彪传》「武帝时，司马迁着《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章怀注「好事者，谓杨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通正史篇》云「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杨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若杨终之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杨终传》犹不数也。当成帝时，东平王宇以叔父之尊，上疏求《太史公书》，朝廷不与，《汉书东平思王传》则外人见者绝少，其唯刘歆肆行窜入，至易也。《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则张晏见本，序目有《兵书》也。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刘奉世曰「《兵书》即《律书》，盖当时有尔。」盖史迁有《兵书》无《律书》，师古据其所见歆本误言之，盖《律书》亦歆所窜补者也。赵氏翼论《史记》为后人增窜甚详，惜未知即为刘歆所窜，而频疑褚少孙耳，今全录于此：

《廿二史箚记》【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条云「《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辞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玄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此则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又《史记匈奴传》，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然《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与此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二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牦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牦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记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再以《汉书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则知《史记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

　　【《史记》有后人窜入处】条云「《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着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着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邪？《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

观瓯北所考《史记》之经后人窜乱，无足疑者。此外尚多，以文繁不复录，学者可观省而自得焉。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

　　按：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东汉主张古学，若贾逵、班固、马融、张衡、许慎之伦，皆校书东观者，其守古学弥笃，盖皆亲见中古文经，故惑之弥甚。通学之徒皆已服膺，其风灭天下，力固宜然。故原伪经所能创，考古学所以行，皆由《七略》也。《汉书》为歆所作，人不尽知；《艺文志》即《七略》原文，人皆知之。今将《艺文志》之《六艺略》条辨于先，则歆之伪尽见矣。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按：《七略》之出于刘歆，此为明条。《六艺略》为歆专职，以承父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也，故尤得恣其改乱，颠倒五经也。秦火虽焚，而六经无恙，博士之职不改，孔氏世世不绝，诸儒师师相受，微言大义至今具存，以为「乖绝」及「书缺简脱，礼坏乐崩」，皆歆邪说，攻今学真经而创古学伪经也。且所谓「微言大义」，即孔子改制之学也：申公、辕固生、韩婴、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母生、董仲舒，四百年传之不绝。自歆伪经出，托之周公，而后孔子之微言大义乃乖绝，实乖绝于歆也。《春秋》有公、谷而无左氏，更无邹、夹；《诗》有齐、鲁、韩，而无毛氏；《易》出于田何，施、孟、梁丘起于宣帝后，战国前安有数家之传？叙仲尼七十子后，即以己伪撰之经入之，以涂学者耳目。首倡秦焚而书简缺，言绝而诸家争，学者开卷，诵之习熟，弥满胸臆，此所以丰蔀二千年而莫之解也。刘向所撮录，大率为歆所改。今以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校之，说皆不同，知《七略》中无向说矣。其云「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移太常书》并以「书缺简脱」四字诬为诏书。考《史记》《汉书儒林传》皆载武帝制，只有「礼废乐崩，朕甚愍焉」八字。盖博士具官，未有进者，六艺之学，朝廷未重，故以为「礼废乐崩」，非谓「书有缺脱」也。《儒林传》制诏元文既无此语，则「书缺简脱」四字，为歆增加，以证佐伪经之说，明甚。刘歆伪撰古文，既妄以传授源流强诬古人，并诬其父，又诬其君，无忌惮之小人，亦至此乎！按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着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它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近世气节坏，学术芜，大抵纪昀之罪也。校书者心术若坏，何所不至！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若刘歆挟名父之传，当新莽之变，前典校书之任，后总国师之权；加汉世书籍皆在竹帛，事体繁重，学者不从大师，无所受读，不如后世刻本流行，挟巨金而之市，则捆载万卷，群书咸备也。若中秘之藏，自非马迁之为太史，则班嗣之有赐书，杨雄之能借读，庶或见之，自余学者无由窃见。故歆总其事，得以恣其私意，处处窜入。当时诸儒虽不答，师丹、公孙禄虽奏劾，然天下后世则皆为所丰蔀而无由见日矣。孔子六经不亡于秦政之烧书，而乱于新歆之校书，岂不痛哉！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若校书之权任，尤先圣大道所寄，岂可使佞人为之哉？徒以二千年经学乖讹，有若聚讼，童年而搜研章句，白首不能辨厥要归，科罪刘歆，犹未当其狱也。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师古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

　　《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

　　《服氏》二篇。师古曰：「刘向《别录》云‘服氏，齐人，号服光’」

　　《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

　　《韩氏》二篇。名婴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

　　《淮南道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

　　《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苏氏曰「东海人，为博士。」晋灼曰「《儒林》不见。」师古曰：「苏说是也。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见《儒林传》及刘向《别录》。」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按：《易》学为歆乱伪之说有三，而京、焦之说不与焉：其一，文王但重六爻，无作上、下篇之事，以为周公之作，更其后也；其二，《易》但有上、下二篇，无十篇之说，以为孔子作《十翼》，固其妄也；其三，《易》有施、孟、梁丘，并出田何，后有京氏为异，然皆今文之说，无《费氏易》。至有高氏，益支离也，今分辨于下：

　　《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法言问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问明篇》「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汉书杨雄传》「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于是重《易》六爻。」此皆西汉前说辞之未着，若何而有上、下之篇，殊令人不可通晓。考马融、陆绩之说，皆以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见《周易正义》一此必有所受。《志》云「文王重六爻」，盖未敢骤改西汉旧说，以骇观听，而又云「作上、下篇」，则是明以为文王作《卦辞》矣。其辞闪烁，所谓「诬善之人，其辞游」也。其辨详《经典释文纠谬》。

　　此《志》叙周王孙、服光、杨何、蔡公、韩婴、王同诸《易》先师《传》皆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然则《易》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皆合，以其简帙繁重，分为上、下二篇。史迁《太史公自序》称《系辞》为「《易大传》」，盖《系辞》有「子曰」，则非出孔子手笔，但为孔门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传授，故太史谈不以为经而以为传也。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杨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序卦》肤浅，《杂卦》则言训诂，此则歆所伪窜，并非河内所出，宋叶适尝攻《序卦》《杂卦》为后人伪作矣。《习学记言》歆既伪《序卦》《杂卦》二篇，为西汉人所未见，又于《儒林传》云费直「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此云「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又叙《易经》十二篇，而托之为施、孟、梁丘三家，又于《史记孔子世家》窜入「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颠倒眩乱。学者传习，熟于心目，无人明其伪窜矣。诸家引孟、京注，间有及《说卦》《序卦》《杂卦》者，如非窜乱之条，即为后人附益之语，犹《左传正义》一引《严氏春秋》有「孔子与左丘明观书，丘明为传」之事耳，不足据也。夫《易》为未经焚烧之书，犹可托伪，而人无疑之者，况他经哉！然则天下人之被欺，固易易耳，若非藉马迁、王充之说，孔子之《易》几无复发明之日，亦危矣哉！

　　按：西汉但有施、孟、梁丘、京氏《易》，费氏、高氏突出于哀、平之世，西汉诸儒无见之者。传之者王璜，即传徐敖《古文尚书》之人，其为歆所假伪付嘱，至易见也。其云「唯费氏经与古文同」，亦伪托也，务借以尊费氏而已。汉逮中叶，经业至盛，人用其私，多思伪撰。故《易》则有焦、京、赵宾以阴阳灾变为《易》；《书》则有《泰誓》、张霸《百两篇》；《礼》则有方士、明堂诸说。盖作伪者已多。刘歆之伪古文，发源于《左氏》，成于《周官》，遍伪诸经，为之佐证。独阙于《易》，遂剿焦、京之绪余，而变其面目，故曰「长于卦筮」，又曰「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盖歆以余力为之，凑成诸经古文耳。《后汉书儒林传》「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经典释文序录》曰「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马、郑之《易》，即《费氏易》，安得谓《费》无传？陆氏之说不足为据也是后汉末皆费氏学。而《释文》有《费直章句》四卷，岂后人所傅益欤？」然既曰「兴」，又曰「人无传者」，则必有说。今自马融、郑玄、荀爽、虞翻及王辅嗣注，皆费氏说，《三国志虞翻传》注载翻奏曰：「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歆六经首《易》之说也。「臣高祖父少治孟氏《易》，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是翻弃师法之征也。翻传又载翻《国语训注》，是翻盖治古学者。盖马、郑之后，费学大行，学者无不在其笼中，为其学者又人人异论。荀爽既殊于马、郑，翻又异于郑、荀，要之皆费氏之说。翻自言孟氏，盖假借之辞耳则今之《易》亦歆伪学也。呜呼！后世六学，皆歆之说，孔子之道于是一变，盖二千年矣。《儒林传》言高相「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盖歆别有五行传之学，溢而为此。《传》又云「自言出于丁将军」，犹《毛诗》自谓子夏所传耳，亦犹《春秋》之故为邹氏、夹氏以影射耳，亦歆所为也。唯歆斥孟、京之伪，详《汉书儒林传辨伪》。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师古曰「孔安国《书序》云‘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承诏作传，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郑玄《叙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

　　《传》四十一篇。

　　欧阳《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欧阳《说义》二篇。

　　刘向《五行传记》十一卷。

　　许商《五行传记》一篇。

　　《周书》七十一篇。周史记。师古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议奏》四十二篇。宣帝时石渠论。韦昭曰「阁名也，于此论书。」

　　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师古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易》曰「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于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

　　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伏生故秦博士，秦焚书，非博士所职悉焚，则博士所职不焚，然则伏生之《书》，为孔子所传之全经确矣。博士以《尚书》为备，以其传授有绪，故比之二十八宿也。欧阳、大小夏侯传今文者无异辞。而《史、汉儒林传》皆云「伏生求其《书》，独得二十九篇」者，《隋志》引《论衡》以为「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刘歆《移太常书》所谓「《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缘博士合《泰誓》于经中，并二十八篇数之，故为二十九也。歆欲以古文乱今学，故云「凡百篇而为之序」「秦燔书禁学」「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明《书》之不备，所以便其作伪也。歆不明白言之，又窜之于《史记儒林传》以惑人，以便于作伪而人不惊之也。《书序》之伪，别详《书序辨伪》中，今不详。

　　壁中古文之事，其伪凡十：秦虽焚书而六经不缺，孔氏遗书藏于庙中，世世不绝，诸儒以时习之。篆与籀文相承，无从有古文。孔襄为孝惠博士，孔忠、孔武并为博士，亦无从突出于共王之手。其伪一。按《史记鲁共王世家》无坏孔子壁得古文经事。史迁讲业齐、鲁之都，加性好奇，若有之，必详述之。其伪二。共王以景帝前二年即位，二十八年薨，为武帝元朔元年，乃武帝初年，《志》云「武帝末」，其伪三。自元朔元年至征和二年巫蛊事起，凡三十六年，武帝崇奖经学，搜访遗书，安国何为迟数十年致遭巫蛊之时？且安国蚤卒，何得至征和时遇巫蛊？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据荀悦《汉纪》「安国家献之」，然既献之，何以武帝久不立？欧阳氏不一言之？或据《外戚陈皇后传》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其时安国正为博士。然此后都尉朝等仍可请，何不见也？其伪四。河间献王亦得《古文书》，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何以史迁不见？又此本何传，与共王出孰先后，本孰同异，增多几何，何以《志》不叙及？岂有亡失之余，遗书间出，而篇简文字不谋而合之理？其为伪造，即此已明。其伪五。孔安国以今文字读古文，纵有壁中书，安国亦仅识二十九篇耳，若何而知为多十余篇？其伪六。儿宽受业于安国，欧阳、大小夏侯学皆出于宽，则皆安国之传也。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则使确有古文，确多十六篇，欧阳、大小夏侯皆传之，则今古文实无异本矣。《儒林传》云「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凡此皆今文篇，无一增多篇者，所异者乃安国古文说耳。然古文所异在字，安国仍读以今文，更无说也。即安国确有其说，亦与儿宽同传，且今考史迁载《尧典》诸篇说实皆今文，以为古文者妄。其伪七。安国为得古文之人，为欧阳、大小夏侯之本师，经应全同，何以有脱简三、脱字数十、文字异者七百有余？其伪八。欧阳、大小夏侯既传安国学，则亦传古文学，何以无此十六篇，而都尉朝、胶东庸生独有之？其伪九。安国传《书》至龚胜者八传，至孔光者五传，至赵玄者七传。详《汉书儒林传辨伪》以今学经八传而至胜，古学经三传而至胡常，即当哀、平世矣。何相去之远乎？其伪十。

　　比附观之，盖不待辞之穷，而其伪已露矣。武进刘逢禄曰：《尚书今古文集解》「马融《书传序》称‘逸十六篇，绝无师说’，即《史记》云‘《逸书》得十余篇’、刘歆云‘《逸书》有十六篇’。《正义》载其目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弃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九共》九篇共卷，故十六篇。盖此十六篇亦《逸周书》之类，未必出于孔壁，刘歆辈增设之，以抑今文博士耳。东汉初治古文者卫、贾诸子，皆不为注说，故遂亡佚。要之据《舜典》《皋陶谟》序读之，则《典》《谟》皆完备，《逸书》别有《舜典》《大禹谟》《弃稷》，必歆等之伪也。」刘氏已能发歆之伪矣，然犹以为「亦《逸周书》之类，未必出于孔壁」，则仍为歆所谩也。《汉书律历志》全用刘歆《三统历》，其引《武成》，以《逸周书》考之，即《世俘解》也。《世俘解》云「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此叙以《武成》命篇之意；次云「唯一月丙午，《志》作壬辰」旁生《志》作「死」魄，若翼《志》作「翌」，下同日丁未，《志》作「癸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志》作「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汉志》同；又云「越《志》作「粤」，下同若来二《志》作「三」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志》无此六字咸刘商王纣」，《汉志》同；又云：「时《志》作「唯」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志》无此二字燎于周。」《志》下有「庙」字《汉志》同；又云「若《志》无此字翼日辛亥，祀于《志》下有「天」字位，用钥于天位。《志》无此句越五日乙卯，武王《志》无此二字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汉志》同。其为歆窃取以为《武成》无疑。郑康成以为建武之际亡，见《正义》意歆以出于《逸周书》太显，又从而匿之邪？若此篇，刘逢禄以为亦《逸周书》之类，宜也。若《舜典》者，《书序》乃有之，伏生、《史记》并为《尧典》一篇，无二篇之说。陆氏《经典释文》云：「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舟行}头买得，上之。梁武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梁武之言，虽证方兴之非真，实明伏本之不误。计歆所伪，当别有一篇。《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仍今《尧典》之义。赵岐《孟子注》云「孟子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书》所载。」意者歆窃《孟子》而为之。然《宋书礼志》载高堂隆引《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此必歆所伪者。至于《汤诰》，窃于《殷本纪》。推此为例，则十六篇皆歆所偷窃伪造至明也。其《儒林传》都尉朝、胶东庸生、胡常、徐敖、王璜、涂恽、桑钦传学姓名，率皆伪撰。又以胡常传《左氏春秋》，徐敖传《毛诗》，王璜传费氏《易》，伪经师传授受，皆此数人。然云「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其为歆所授意易见矣。要而论之，安国传业于儿宽，欧阳、大小夏侯出于宽，其门徒星罗云布于汉世，而未闻古文十六篇之异说。歆《移文》谓庸生学同古文，《隋志》谓安国私传其业于都尉朝，何朝、庸生之幸，而宽与司马迁之不幸邪？考其源流，殆不值一噱也。

　　「《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经》者，即伏生二十八篇并后得《泰誓》之本。《古文经》四十六卷，二十九卷外并得多十六篇，计之尚缺一卷，必合《序》数之乃足，然则《序》与十六篇同出无疑。欧阳、大小夏侯皆不言《序》，后汉古文大行，注《尚书》者遂皆注《序》，则《序》出于歆之伪古文明矣。详《书序辨伪》。

　　或曰：歆伪《书》《礼》《礼记》《周官》《左氏春秋》《论语》《孝经》皆古文，《毛诗》《费氏易》亦古文，凡后世号称为经者，皆歆伪经变乱先圣之典文，惑易后儒之耳目，其罪固不胜诛矣。歆所伪为古文者固不足信，凡《史》《汉》所号为古文者，举皆歆所窜附乎？应之曰：《汉书》为歆撰，不复据；《史记》所称，如《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十二诸侯年表》「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之类，或多窜附者也。其托之古文者，以西汉末金石之学大盛，张敞之后，若杨雄等皆好之。杨雄多识奇字，侯芭、刘棻等多从问之。《后汉书桓谭传》言：「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杜林传》言「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班固亦继杨雄续《苍颉》。其时雅才尚古，可见矣。盖承平既久，鼎彝渐出，始而搜罗，继而作伪，好古之风气皆然。古董之余，必生赝鼎。京师市贾能作伪碑伪迹，林下才士亦作伪字伪文，是故《岣嵝》《禹碑》出自用修之手，《荅苏武书》只为齐、梁之文；他若《孝经》孔传，刘炫所为；《子贡诗传》，丰坊所伪。大{舟行}断字，日本考文，日出不穷，更仆难数。以近世之风，推汉时之俗，伪篇《百两》，张霸为先驱；改定兰台，行货为后起。歆既好奇字，又任校书，深窥此旨，藉作奸邪，乃造作文字，伪造钟鼎，托之三代，传之后世，征应既多，传授自广。以奇字而欺人，借古文为影射，《左氏春秋》，乃其窜伪之始；共王坏壁，肆其乌有之辞。见传记有引未修之书篇，托为《逸书》以藏身；窥士礼之不达于天子，伪造《逸礼》以创制。遭逢莽篡，适典文章，内奖暗干，以成其富贵之谋；外藉威柄，以行其矫伪之学。上承名父之业，加以绝人之才，故能遍伪诸经，旁及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莫不伪窜。作为《尔雅》《八体六技》之书以及钟鼎，以辅其古文之体。于是学者咸惑，丰蔀千年，皆古文之为也。其云「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此歆由伪字而造伪训诂之由，其详见下文，此不详。若王肃之伪古文，则刘歆之重儓，张霸之螟蛉，近人多能言之。今但明其出于王肃，他不详。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应劭曰「申公作《鲁诗》，后仓作《齐诗》、韩婴作《韩诗》。」

　　《鲁故》二十五卷。师古曰「‘故’者，通其指义也，他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耳。」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按：三家之传，源流深远。申公为孙卿再传弟子。辕固生当景帝时罢归已九十余，则汉兴时年已三十余矣。韩婴，孝文时已为博士，则亦先秦之遗老，去七十子渊源不远。且《儒林传》称《韩诗》「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则三家之义无殊。且匪徒三家《诗》，凡今文博士之说皆同。《诗》终「三颂」，以《周颂》《鲁颂》《商颂》终之，正与孔子作《春秋》据鲁、亲周、故宋之义合。然则取《春秋》，乃三家《诗》传孔学之正派。子夏以「礼后」悟《诗》，子贡以「切磋」悟《诗》，《孟子》言「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大学》，孔门之言《诗》，皆「采杂说」。以为「非本义」，谁得而正之？三家谱系至详，说义归一。未有言《毛诗》者，至平帝、王莽时乃突出。《志》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托之「自谓」，不详其本师。其伪一。《经典释文序录》引徐整三国吴人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一云：此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亦三国吴人「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自东汉后，《毛诗》盖盛行，而徐整、陆玑述传授源流支派，姓名无一同者。一以为出于孙卿，一以为不出于孙卿，当三国时尚无定论，则支派不清。其伪二。同一大毛公，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则本师籍贯无稽。其伪三。《汉书》但称毛公，不着大毛公、小毛公之别，不以为二人。郑玄、《毛诗周南正义》引《郑谱》「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徐整、陆玑以大毛公、小毛公别为二人。刘、班不知，郑、徐、陆生后二百年，何从知之？则本师歧乱。其伪四。《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传》又言敖以《古文尚书》授王璜、涂恽。莽时，歆为国师，皆贵显。考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见《史记仲尼弟子传》孔子卒年至魏文侯元年凡五十七年，子夏已八十六岁；自魏文侯元年下至汉景帝二年、河间献王元年，凡二百六十九年；自河间献王元年下至王莽居摄元年凡一百六十年；则自子夏退居西河至莽时凡四百二十九年。如徐整说，子夏五传至小毛公，又三传至徐敖，凡八传当莽世矣。以《儒林传》考之，《鲁诗》，申公一传免中徐公、许生，再传王式，三传张生，四传张斿卿，以《诗》授元帝，仍当宣帝时也。斿卿门人许晏，尚有二三传乃至莽世，则已七八传矣。《齐诗》，辕固生一传夏侯始昌，再传后仓，三传匡衡，四传满昌，五传张邯、皮容。《韩诗》亦五传至张就、发福。而伏生《尚书》六传为林尊，七传为欧阳地余，论石渠，犹当宣帝世。林尊再传为龚胜、鲍宣，上距伏生凡八传矣。商瞿传《易》，至丁宽已七传，至施、孟、梁丘已九传矣。《诗》《书》自汉初至西汉末已八传，而《毛诗》自子夏至西汉末仅八传。《易》自商瞿至汉初已七传，而《毛诗》自子夏至西汉末亦仅八传，岂足信也？若如陆玑说，自孙卿至徐敖凡五传，阅三百年，亦不足信也。且《鲁诗》出于孙卿，若源流合一，则今荀子诸诗说何以与毛不同？传授与年代不符。其伪五。《史记》无《毛诗》，《汉书》有毛公而无名。郑玄、徐整以毛公有大、小二人，而亦无名。陆玑《疏》《后汉书儒林传》以为毛亨、毛苌矣。夫刘、班、郑、徐之不知，吴、宋人如何知之？袭伪成真，歧中又歧。如公羊、谷梁本无名字，公羊、谷梁音相近，盖卜商之音伪。二书有口说，无竹帛，故传误而公羊忽名高，谷梁忽名赤、名俶，几若踵事增华。习久成真，遂以「乌有先生」窃千年两庑之祀。韩退之曰「偶然唤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此与伍子胥为「伍髭须」、杜拾遗为「杜十姨」何以异？夫从祀大典，以亲传《诗》《礼》之大儒荀卿犹不得预，而妄人伪托杜撰之名字，乃得谬厕其间，非徒可笑，亦可骇矣！名字妄增，其伪六。nnno按：后汉纬书流风，是人皆可析竹为册，搓绳成编。以名字论，高行子、帛妙子岂是儒者之名？河间献王无得《毛诗》立博士事，以《史记献王世家》为据，则窜乱依托。其伪七。详见《河间献王传辨伪》其它以《风》《小雅》《大乐》，即正《诗》也。故有燕享、祭祀之礼，于是作《雅》《颂》以为燕享、祭祀之乐章；有夫妇之礼，即有房中之乐，于是作《关雎》《鹊巢》诸诗以为乐章。此外《变风》《变雅》采于民者，则非乐章，即《二南》之《汝坟》《甘棠》《行露》《殷其靁》，《豳》之《破斧》《伐柯》，《颂》之《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皆因事而作，不为乐章，然亦皆入乐者也。《仪礼》燕、乡、宾、射，皆于升歌笙、间合乐之后，工告「正歌备」，乃继之以无算爵，乱之以无算乐。夫「无算」云者，或间或合，尽欢而止。《乡饮》《乡射》皆于明日息司正，曰「乡乐唯欲」。则《二南》自首三篇外，可随意歌之。此无算乐之散歌、散乐一也。自宾祭用乐之外，古者以乐侑食，故鲁乐工有亚饭、三饭、四饭也。至于工以纳言，时而扬之，师箴，瞍赋，蒙诵。大夫弹弦讽谏，国史采众诗授蒙瞍，使歌之以风其上。《诗大序疏》《大戴礼保傅篇》云「宴乐雅颂迭乐序」，此工歌之散歌、散乐也。《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荀子》言「《诗》三百篇，中声所止」，《墨子》言「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又《庄子》称「曾子歌《商颂》」，此国子弦歌之散歌、散乐也。故季札观乐，为之遍歌《风》《雅》《颂》，尤为全诗入乐之证。毛于《小雅楚茨》诸篇及《大雅》诸诗，皆以空衍，不能言其为乐章。即如《斯干》为考室乐章，《郑笺》谓「筑宫庙群寝既成而衅，歌《斯干》以落之」。《云汉》为雩祭乐章，贾公彦谓「邦有大烖，则歌哭而请《云汉》之诗」是也。晋、魏时大雩、祈旱皆歌《云汉》之章。汉时雅乐可歌者八篇，《变风》之《伐檀》、《变雅》之《白驹》在焉，尤可见诗皆入乐之证。自毛不能详其义，于是诗有入乐、不入之讼。程大昌、陈旸谓「二南、雅颂为乐诗，诸国为徒诗」。陈启源为回护《毛序》之故，至谓《雅》《颂》为「四始」，与《韩诗外传》及《史记》「《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不同。其伪八。编诗移《桧》于《陈》后，移《王》于《卫》后，与《韩诗》《王》在《豳》后、《桧》在《郑》前不同，据《正义》述《郑谱》，郑用《韩诗》说也其伪九。以《商颂》为商之遗诗，与三家《诗》以为正考父美宋襄之说不同。《乐记》「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郑注：「《商》，宋诗也。」《左传》哀九年「不利子商」，杜注：「子商，宋也。」二十四年「考惠取于商」，杜注「商，宋也。」《国语》「吴王夫差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韦注「商，宋也。」《逸周书王会解》：「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庄子》《韩非子》均有商太宰，与孔子、庄子同时。此皆以宋为商之证。鲁定公讳宋，故孔子定《诗》，改宋为商。《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颂》。」《法言学行篇》「正考甫尝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睎正考甫矣。」凡西汉以前，从无异说，《毛诗》妄为异论。其伪十。盖「三颂」者，孔子寓王鲁、新周、故宋之义，《毛诗》以为商先世之诗，则微言亡。其伪十一。《史记孔子世家》称「三百五篇」，王式称「臣以三百五篇谏」，见《儒林传》《志》亦云「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三家说皆同。而《毛诗》多《笙诗》六篇，则篇目增多。其伪十二。他如《汉广》「德广所及」，《白华》「孝子之洁白」，《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雨无正》「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正」之等，率皆望文生义，绝无事实，则空辞敷衍。其伪十三。若《小雅》自《节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为刺幽王之诗，刺幽王何其多，而诸王何绝无一篇也？已与三家大异。《楚茨》等篇为祭祀乐歌，而亦以为刺幽王。朱子已先疑之。其伪十四。《诗》本乐章，孔子曰「吾自卫反鲁，而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正「古人诗、乐分为二教」，斥后儒舍诗征乐，为异古人诗教之指。是以护毛故，显悖孔子正乐而《雅》《颂》得所之义，又与季札观乐而遍歌《风》《雅》相违。其伪十五。

　　其它说义征礼，与今文显悖者凡百千条，详《毛诗伪证》，今不着。其云「河间献王好之」者，以为旁证，皆歆窜附之伪说也。然移文博士不敢称之，而仅着于《七略》。其伪《易杂卦》及费氏《章句》，并不敢着于《七略》，而仅以传之其徒。心劳日拙之情，亦可见矣。

　　《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后氏，戴氏《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师古曰「刘向《别录》云：‘六国时人也。’」《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师古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

　　《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师古曰「即今之《周官礼》也。」

　　《周官传》四篇。

　　《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

　　《封禅议对》十九篇。武帝时也

　　《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

　　《议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踰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按：《礼经》十七篇，自西汉诸儒无以为不全者，余设四证以明之：郑玄曰「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世。」熊氏曰「五传弟子者，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十三家，当并数闾丘卿、闻人通、庆普、夏侯敬、徐梁、桥仁、杨荣七人为十三也五传弟子不言有阙。《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谓「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即与高堂生不同传授，而同为十七篇无异说。证一。《小戴》诸记，本以释经。《昏义》曰：「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礼运》曰「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又曰「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二「御」字皆为「乡」字之误。《家语》：「达之丧、祭、乡、射、冠、昏、朝、聘。」正作「乡」字。《乐记》曰：「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仲尼燕居》曰「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昏义》曰：「和于乡、射。」《乡饮酒义》曰：「孔子曰：吾观于乡。」《王制》以乡为六礼之一。合观之，其为讹误作「御」无疑。《疏》误解为五射、五驭之义，殊为错谬。仁和邵懿辰发挥此说最详《经解》则以昏统冠，以乡统射，以昏姻之礼属夫妇，以丧祭之礼属父子，以乡饮酒之礼属君臣。故曰「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凌之败起矣。」《大戴礼礼察篇》略同。《盛德篇》云「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致仁爱，故能致丧祭……死且思慕馈养，况于生而存乎？故曰：丧祭之礼明，则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狱，则饬丧祭之礼也。凡弑上，生于义不明。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贵贱有序，民尊上敬长矣。民尊上敬长而弑者，寡有之也。朝、聘之礼，所以明义也。故有弑狱，则饬朝、聘之礼也。凡斗辨，生于相侵凌也。相侵凌，生于长幼无序，而教以敬让也。故有斗辨之狱，则饬乡饮酒之礼也。凡淫乱，生于男女无别，夫妇无义。昏礼、享聘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故有淫乱之狱，则饬昏礼、享聘也。」按：《坊记》曰「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使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觞酒、豆肉，让而受恶」，而斗辨之狱息矣，则乡饮酒之礼明也。「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朝廷有位……示民有君臣之别」，而弑狱不作矣，则聘觐之礼明也。「教民追孝……示民不争、不贰、不疑」，以「有上下」，而不孝之狱罕矣，则丧祭之礼明也。「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教民无「以色厚于德」，而淫乱之狱绝矣，则昏姻之礼明也。与《经解》《盛德》说相应。沈约以《坊记》《表记》《缁衣》《中庸》皆子思所作，其说尤足据也《本命》又以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为九礼。宾主即燕礼、食礼、相见礼，军旅则寓诸射礼。《王制》专主教民，故去朝、聘为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凡《戴记》中八礼，十七篇皆已完具。证二。大戴《士冠礼》一，《昏礼》二，《士相见礼》三，《士丧礼》四，《既夕》五，《士虞礼》六，《特牲馈食礼》七，《少牢馈食礼》八，《有司彻》九，《乡饮酒礼》十，《乡射礼》十一，《燕礼》十二，《大射仪》十三，《聘礼》十四，《公食大夫礼》十五，《觐礼》十六，《丧服》十七。一、二、三篇，冠、昏也；四、五、六、七、八、九篇，丧、祭也；十、十一、十二、十三篇，射、乡也；十四、十五、十六篇，朝、聘也。《丧服》通乎上下，且为子夏之传，宜附于末。其序与《礼运》全合，与《王制》亦相合。刘向《别录》以丧、祭六篇居后，而《丧服》移在《士丧礼》之前，则以《子夏传》乱孔子之经矣。《小戴》次序益杂矣。疑子游传《礼运》于夫子，十七篇之序已如是，而高堂生传之大戴，此尤明确可据。证三。《戴记》有《冠义》以释《士冠》，有《昏义》以释《昏礼》，有《问丧》以释《士丧》，有《祭义》《祭统》以释《特牲》《少牢》《有司彻》，有《乡饮酒义》以释《乡饮酒》，有《射义》以释《乡射》《大射》，有《燕义》以释《燕食》，有《聘义》以释《聘礼》，有《朝事》以释《觐礼》，有《四制》以释《丧服》，无一篇出于十七篇之外。证四。

　　以此证《礼》之为十七篇完具无阙，断断明凿矣。孟子曰「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有冠、昏而夫妇别，有丧、祭而父子亲，有乡、射而长幼序，有朝、聘而君臣严。夫妇别而后父子亲，父子亲而后长幼序，长幼序而后君臣严。由闺门而乡党，由乡党而邦国、朝廷，不可一日废也。纲之五伦，根之五性，本末毕举矣。至于朋友之交，则士相见为在下之朋友，食燕为在上之朋友；且礼皆具宾主，则朋友之交横贯乎达道之中，天下之人在是矣。《大传》曰「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不得与民变革。」《礼经》之义，乃所谓「不得与民变革」者也。《丧服》一篇，兼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赅上治、下治、旁治，而人治之大无乎不举，总之以经人伦也。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义理浃，人道备，孔子所以制《礼》仅十七篇以教万世者，以为内外精粗已足也。故自西汉以前，未有言十七篇之阙略者也。朱子修礼，分家礼、乡礼、学礼、王朝礼。文中子以冠、昏、丧、祭为四礼，即家礼也。射、乡，乡礼也；朝、聘，邦国、王朝之礼也。而士相见礼，则学礼寓焉。其小大高卑无所不周如此。

　　或谓郊、社、禘、尝、山川五祀、两君相见、大飨王事、公冠、衅庙及天子、诸侯昏礼、祭礼，孔子屡与及门言之，或杂见经、记中。《中庸》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疑若不止十七篇。然天子、诸侯之礼非可下达，官司所掌，典至繁重，士民有老死不可得见者，非可举以教人。且王礼虽重而所行者狭，大夫、士、庶之礼虽杀而所行者广。且哀公使孺子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则鲁初无士丧礼；执羔、执雁且不知，则鲁无士相见礼。鲁为秉礼之邦犹如此，故孟子言「诸侯恶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周室班爵禄」，则如今《搢绅录》之类耳，其详已不得闻。史迁谓自孔子时已不具，信哉！唯乡、射二礼当世通行，《论语》载「乡人饮酒」，《射义》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而《史记》言「孔子卒后诸儒习乡饮、大射礼于孔子冢上」。其余冠、昏、丧、祭、朝、聘，由孔子周游问礼，搜拾丛残，重加整定，旁皇周浃，曲得其序，存十七篇，已为备矣。孔子穷不得位，于王礼自不能全具，然已有诸记埤附其间，弥缝其隙，俾后王以推行之，固已举隅使反矣。故十七篇断自圣心，传为世法。而或疑三百之不完，则不达于事势情实者也。《礼经》虽十七篇，而《丧服》为子夏作，故大戴附之于末，则孔子所手定者实十六篇。云「十七」者，合《丧服传》言之。则高堂生之目，犹《易》上、下二篇外之有《系辞》也。

　　《逸礼》之说，西汉无言之者。刘歆为《七略》，修《汉书》，于是杂窜古文诸经于《艺文志》《河间献王》《鲁共王传》中。然《史记河间献王》《鲁共王传》俱无此事，其为窜伪易明。即以后人所引《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烝尝礼》《中溜礼》《天子巡狩礼》《朝贡礼》，及吴氏所辑《奔丧》《投壶》《迁庙》《衅庙》《公冠》之类，厕于十七篇之间，不能相比附。以常与变不相入、偏与正不相袭也。况如《太平御览》引《巡狩礼》，文辞不古，及「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诞而不经。而《月令注》及《皇览》引《王居明堂礼》数条，皆在《尚书大传》第三卷《洪范五行传》之中，其为刘歆剽取无疑。亦犹《逸书》伪《武成》之剽《世俘解》，其为他篇之作伪可知。或以为多三十九篇，即河间献王所辑礼乐古事五百余篇之文。然史迁《献王传》无之，则献王所辑之五百余篇亦歆之伪文，所谓得自淹中者，举不足据。歆佐莽篡位，制礼作乐，故多天子、诸侯礼，因遍伪诸经为证，故极抑十七篇，以为诸经记「虽不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其微旨可见。凡《艺文志》文义，无不抑今文而崇伪古，平心按之，皆可见也。自尔之后，为歆伪说所感，咸以《礼》十七篇为不备，而咸惜《逸礼》之不存。朱子曰「《古礼》五十六篇，班固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注疏中多援引，不知何时失之，甚可惜也。」王伯厚曰「《逸礼》三十九，其篇名颇见于他书，若《天子巡狩礼》见《周官内宰》注，《朝贡礼》见《聘礼》注，《烝尝礼》见《射人》疏，《中溜礼》见《月令》注及《诗泉水》注，《王居明堂礼》见《月令》《礼器》注，《古明堂礼》见蔡邕论，又《奔丧》疏引《逸礼》，《王制》疏引《逸礼》云‘皆升合食于太祖’，《文选》注引《逸礼》云‘三皇禅云云，五帝禅亭亭’。《论衡》‘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又得《逸礼》一篇，合五十七’。断珪碎璧，皆可宝也。」吴草庐曰：「三十九篇，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惜哉！」凡此诸儒犹为歆所大惑，于是人人视十七篇为残阙不完之书。唐定《正义》，孔冲远自疏《礼记》，使门人贾公彦疏《仪礼》，已自轻之。自宋、明后，遂废《礼经》，不以试士，天下士人于是无复诵习者。颠倒悖谬，率天下而侮圣黜经，遂千年矣。刘歆之罪可胜诛哉！以其所托甚古，故淆乱二千年学者之耳目，莠言之乱，可畏矣乎！

　　按六经皆孔子所作。《诗》三百五篇，《书》二十八篇，《礼》十六篇，《易》上下二篇，《春秋》十一篇。《乐》在于声，其制存于《礼》，其章存于《诗》，无文辞，是为六经。禀于圣制，尊无与上者。《易》之《系辞》，《礼》之《丧服》，附经最早。然《史记》称《系辞》为「传」，《丧服》亦名「传」，亦弟子所推补也。自六经而外，皆七十子后学所记，各述所闻，或独撰一书，或合述一书，与经别行，统名曰「传」。凡儒家言皆是，犹内典佛说者为「经」，菩萨说者为「律、论」也。虽以《论语》纪孔子言，以非孔子所撰，亦名为「传」。但诸所说虽宗师仲尼，亦各明一经之义。如《五帝德》《帝系姓》《文王世子》《武王践阼》，为《书》作记者也；《系辞》《易本命》，为《易》作记者也；《王制》《坊记》，为《春秋》作记者也；《曲礼》《玉藻》《少仪》《郊特牲》《礼运》《礼器》《投壶》《衅庙》，为《礼》作记者也。自余若《经解》《大学》《中庸》之类，通论为多。盖七十子后学记，即儒家之书，即《论语》《孝经》亦在其中。孔门相传，无别为一书谓之《礼记》者。但礼家先师，刺取七十子后学记之言礼者为一册，俾便于考据，如后世之为类书然。今按「儒家」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孙卿子》三十三篇，《贾谊》五十八篇。《礼记》中，如《中庸》采之《子思》，《曾子问》及《立事》十篇采之《曾子》，《坊记》《表记》《缁衣》采之《公孙尼子》，《三年问》采之《荀子》，《保傅》《礼察》采之《贾谊》，则《礼记》纯采之七十子后学可知。五家先师，日加附益，故既采《贾谊》之《保傅》《礼察》《公冠》，并采及汉孝昭帝《祝辞》，则宣、元后先师之所采者矣。又非徒采记礼者，并其通论义理之《大学》《中庸》《学记》等篇亦刺采之，渐次汇成，以便学者观览。犹《易》家先师之采《系辞》，《韩诗》之采《外传》。史迁引「宰予问《五帝德》」，尚未以为《礼记》，则出之甚后。故大小戴、庆氏各有去取，各有附益，既非孔子制作，亦无关朝廷功令，其篇数盖不可考，但为礼家附记之类书，于中秘亦不涉焉。刘歆知其然，故采《乐记》于《公孙尼子》，采方士《明堂阴阳说》而作《月令》《明堂位》，《隋志》谓「《小戴》四十六篇，马融增入《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乃为四十九篇。」按：《别录》已有三篇目，则刘歆已窜附也采诸子杂说而作《祭法》，并推附于戴氏所传类书中。因七十子后学记而目为《礼记》，自此始也。此云「《记》百三十一篇。」《释文》引《周礼论》序云「《古礼记》二百四篇。」今并《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台》后仓九篇，《中庸说》二篇，《明堂阴阳说》五篇，《周官传》四篇，恰当二百六篇。考「儒家」，上除《内业》《周史六弢》《周政》《周法》《河间周制》《谰言》《功议》七部不可知之书，诸云《周政》《周法》，疑歆所伪以证《周官》者，辨见下下除《徐子》《鲁仲连》以下，自《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孟子》十一篇，《孙卿子》三十三篇，《芋子》十八篇，《宁越》一篇，《王孙子》一篇，《公孙固》一篇，《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董子》一篇，《侔子》一篇，恰二百六篇。若以《中庸》本在《记》内，此为说耳，不可数，则《记》百九十篇。「儒家」除《李氏春秋》二篇似窜入外，实二百四篇。是则二百四篇者，七十子后学记原篇，人所共知。歆欲攻后仓士礼之阙，又窥见《礼经》十七篇，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无多，乃伪造典礼以为《明堂阴阳》《王史氏记》，谓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于是去取七十子后学及后仓《记》，而窜《明堂阴阳》《王史氏》数十篇于其中，以实二百四篇之目，而痛抑今学为「推士礼而致于天子」。其作伪之术，情见乎辞。考孔子定《礼》止十六篇，其它则与弟子言之，未及成书，赖弟子推补为多。即以《丧服》一篇，已为子夏之传，盖子夏所推补者。其它《礼记》诸篇可知。故仓等推礼是七十子家法，孔子发其大义，则高弟人人可依例推致，《论语》所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明贵能推致也。若使孔子事事为之，虽以圣人之力有所不能尽者矣。歆之乘机窜伪，因间窃发，此如卓、操之伺隙盗篡，唯正名讨除之而已。至若《释文》所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此皆古学家虚造之说，不可信。要之三家博士刺取《礼记》，多寡去取，各有不同。今本《礼记》，据《别录》有四十九篇。《别录》为歆伪撰，则亦歆所定以便其窜附者，卢、马考而述之者也。若《后汉书》曹褒之传《礼记》四十九篇，桥仁之传《礼记》四十九篇。考曹褒为庆氏学，桥仁为戴德学，安得有四十九篇之说？此为伪古学伪窜无疑。其七十子后学记，辨详下。

　　至《周官经》六篇，则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无之。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自临孝存难之，何休以为「战国阴谋之书」，盖汉今文家犹知之。自马、郑尊之，康成以为「三礼」之首，自是盛行。苏绰、王安石施之为治，以毒天下，至乃大儒朱子亦称为「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为歆所谩甚矣。歆伪诸经，唯《周礼》早为人窥破，胡五峰、季本、万斯同辨之已详，姚际恒亦置之《古今伪书考》中矣。又按：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云「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着于《录》《略》。时众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弟子死丧，徒有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云「唯歆独识、众儒以为非是」，事理可明。此为歆作《周官》最易见，其云向着录者妄耳。或信以为真出刘向，且谓诟厉《周礼》为「误周公致太平之迹」，谓郑君取之为「不以人废言」，则受歆欺绐矣。或又据《史记封禅书》云「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土牛事」，信其出西汉前。不知《史记》经刘歆窜乱者甚多，史迁时盖未有《周官》，有则《儒林传》必存之。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亦犹有误。武帝世本无《周官》，何得有所议邪？则孝存尚未知其根源也。今以《史记河间献王世家》及《儒林传》正定之，其真伪决矣。盖歆为伪经，无事不力与今学相反，总集其成则存《周官》。今学全出于孔子，古学皆托于周公，盖阳以周公居摄佐莽之篡，而阴以周公抑孔子之学，此歆之罪不容诛者也。其本原出于《管子》及《戴记》。《管子五行篇》曰「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西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为当时」，大常「为廪者」，奢龙「为土」师，祝融「为司徒」，大封「为司马」，后土「为李」。「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为六官所自出。《曲礼》六太、五官、六府、六工，亦其题也。《盛德篇》「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内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辔也。天子三公合，以执六官，均五政，齐五法，以御四者，故亦唯其所引而之。以之道则国治，以之德则国安，以之仁则国和，以之圣则国平，以之义则国成，以之礼则国定，此御政之体也……是故官属不理，分职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纪，曰乱也，乱则饬冢宰。地宜不殖，财物不蕃，万民饥寒，教训失道，风俗淫僻，百姓流亡，人民散败，曰危也，危则饬司徒。父子不亲，长幼无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则饬宗伯。贤能失官爵，功劳失赏禄，爵禄失则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则饬司马。刑罚不中，暴乱奸邪不胜，曰不成也，不成则饬司寇。百度不审，立事失理，财物失量，曰贫也，贫则饬司空。」《千乘》篇云「司徒典春、司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文王官人》篇「国则任贵、乡则任贞、官则任长、学则任师、族则任宗、家则任主、先则任贤。」《朝事篇》则几于全袭之。歆之所为，大率类是。歆既多见故书雅记，以故规模弥密，证据深通。后儒生长其下，安得不为所惑溺也！

　　《司马法》言车乘与今学不同，与《周官》合，盖亦歆之伪书。其云军礼，与《周官》吉、凶、军、宾、嘉合。以《礼经》按之，《礼运》《昏义》只有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礼，《王制》有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唯《本命》以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为九礼，若非歆所自出，则歆所窜入者也。《大戴礼》多与《周礼》同，二者必居一焉。

　　《乐记》二十三篇。

　　王禹《记》二十四篇。

　　《雅歌诗》四篇。

　　《雅琴赵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师氏》八篇。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

　　《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惧召见待诏，后拜为侍郎。’」

　　凡《乐》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按：《乐》本无经，其仪法篇章，散见于《诗》《礼》，所谓「以音律为节」是也。制氏「世在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下《诗赋略》有「《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大戴投壶》，雅诗可歌有《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八篇，上云「《雅歌诗》四篇」，则音律未亡，安得谓「无遗法」也？魏文侯乐人窦公，不见他书，唯师古注引桓谭《新论》有之。桓谭尝从歆问业，专述歆伪古文经学，不足为据。按《史记》，魏文侯薨年至文帝元年，已二百有十四岁，计窦公能为乐人，年当在壮，而为乐人未必在文侯薨年，献书未必在文帝元年，则应二百五六十许岁，安得为百八十岁也？天下安得此老寿？与晋时得范明友之奴正复妄言耳。且使窦公诚有献书事，则「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好述奇怪，有此遗经、异人，其有不详叙之邪？盖歆赝作《周官》，故伪造故事以证明之也。其所云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献二十四卷《记》」，考《史记礼乐志》《河间王世家》《儒林传》皆无此事，则亦歆所伪托而已。歆之精神全在《周官》，其伪作《古文书》《毛诗》《逸礼》《尔雅》，咸以辅翼之，故于《七略》处处设证，使人深入其蔀，目迷五色而不之觉，其术至巧密。岂知心劳日拙，千载后终有发覆之日邪？

　　此所云献王、毛生采《周官》，皆点缀其人以为旁证，又云「与制氏不相远」以重之也。歆谓「王禹献二十四卷《记》，刘向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而所列即二十三卷《记》居首。歆所造诸古文，列皆居首，是歆以二十三卷《记》为主矣。《礼记乐记》正义谓「刘向所校二十三篇着于《别录》，二十四卷《记》无所录。」《正义》又载二十三卷之目，有《窦公》一篇。《别录》出歆所改窜，窦公其人又即歆所附会者，此尤歆伪二十三卷《记》之明证。然则王禹二十四卷之《记》，特歆点缀之以为烘托之法，犹高氏之《易》，邹、夹之《春秋》耳。其以二十四卷为益微，抑扬尤为可见，二十三卷《记》载于《别录》，不可谓「微」。其所谓「微」者，定指二十四卷之书是《乐记》出于歆无疑矣。《礼乐志》亦有引河间乐之说，附辨于下：

　　汉书礼乐志附

　　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间乐，能说其义。其弟子朱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汉承秦灭道之后，赖先帝圣德，博受兼听，修废官，立太学；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春秋乡射，作于学官，希阔不讲，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是以行之百有余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晔等守习孤学，大指归于兴助教化。衰微之学，兴废在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况于圣主广被之资，修起旧文，放《郑》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风示海内，扬名后世，诚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

　　刘歆伪撰《乐记》，托之河间献王，又别托为王禹所传以烘托之。朱晔等之上言，平当之议，盖即授意于歆者。公卿以为「久远离分明」，则亦「孔光不助、龚胜解绶、师丹大怒」之伦也。

　　《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

　　《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师古曰「夹，音颊。」

　　《左氏微》二篇。师古曰：「微，谓释其微指。」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公羊外传》五十篇。

　　《谷梁外传》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谷梁章句》三十三篇。

　　《公羊杂记》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十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议奏》三十九篇。石渠论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

　　《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

　　《战国策》三十三篇。记春秋后

　　《奏事》二十篇。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高。」师古曰「《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病死。’」

　　《太古以来年纪》二篇。

　　《汉着记》百九十卷。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汉大年纪》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按：《史记儒林传》：《春秋》只有公羊、谷梁二家，无左氏；《河间献王世家》无得《左氏春秋》、立博士事。马迁作史多采《左氏》，若左丘明诚传《春秋》，史迁安得不知？《儒林传》述六艺之学彰明较着，可为铁案。又《太史公自序》称「讲业齐、鲁之都」，「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若河间献王有是事，何得不知？虽有苏、张之舌，不能解之者也。《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俱言「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安书》下又云「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抒其愤。」凡三言左丘明，俱称《国语》。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以《公》《谷》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歆本传称「歆始引《传》解《经》」，得其实矣作《左氏传微》以为书法，依《公》《谷》日月例而作日月例。托之古文以黜今学，托之河间、张苍、贾谊、张敞名臣通学以张其名，乱之《史记》以实其书，改为十二篇以新其目，变改「纪子帛」、「君氏卒」诸文以易其说，续为经文，尊「孔子卒」以重其事，遍伪群经以证其说。事理繁博，文辞丰美，凡《公》《谷》释经之义，彼则有之；至其叙事繁博，则《公》《谷》所无。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证据符合，党众繁盛，虽有龚胜、师丹、公孙禄、范升之徒，无能摇撼。虽博士屡立屡废，而贾逵选严、颜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见《后汉书贾逵传》至于汉末乱起，相斫之书以实事而益盛，武夫若关羽、吕蒙之属，莫不熟习。孔子改制之学，既为非常异义，《公》《谷》事辞不丰，于是式微。下迄六朝，《左传》一统，《隋志》《释文》叹《公》《谷》之垂绝矣。唐世经学更变，并束三《传》，而世尚辞章，《左氏传》实大行也。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谓「《左传》其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史通申左篇》，云孔子修《春秋》时，年已老矣，故其传付之丘明，传之与经一体、「相须而成」也。凡所以尊《左》者，皆尊其事，遂至于今。学者咸读《左氏》，而通《公》《谷》几无人焉。此固刘歆所逆料而收拾者也。盖《国语》藏于秘府，自马迁、刘向外罕得见者。《太史公书》关本朝掌故，东平王宇求之，汉廷犹不与，见《汉书东平思王传》况《国语》实是「相斫书」乎？时人罕见，歆故得肆其改窜。「旧绣移曲折，颠倒在短褐」，几于无迹可寻，此今学所以攻之不得其源，而陈元、贾逵所以能腾其口说也。今以《史记》、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所述春秋时事较之，如少昊嗣黄帝之妄，后羿、寒浞篡统、少康中兴之诬，宣公之夫人为夷姜而非烝，宣姜之未尝通公子顽，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戴公、文公非宣姜通昭伯所生，陈佗非五父，隐母声子为贱妾而非继室，仲子非桓母，是皆歆诬古、悖父、窜易《国语》而证成其说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甚详且《国语》行文旧体，如惠之二十四年则在《春秋》前，悼之四年则在获麟后，皆与《春秋》不相比附，虽经歆改窜为传，遗迹可考。《史记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盖史公仅采此二书，无《左氏传》也。幸迁、向书尚在，犹可考见一二耳。而张衡、谯周、司马贞反据《左传》以攻《史记》，误甚矣。其详别见《左氏传伪证》。

　　歆遍造伪经，而其本原莫重于伪《周官》及伪《左氏春秋》。而伪《周官》显背古义，难于自鸣，故先为伪《左氏春秋》，大放厥辞。于《河间献王传》则谓「《左氏春秋》已立博士」，《移太常博士书》亦诵言之。此《志》叙仲尼之作《春秋》，横插与左丘明观其史记以实之。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记事在获麟后五十年，丘明果与夫子同时，共观鲁史，史公何不列于弟子？论本事而作传，何史公不名为‘传’而曰‘春秋’？且如鄫季姬、鲁单伯、子叔姬等事，何失实也？经所不及者独详志之，又何说也？经本不待事而着，夫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何左氏所述君子之论多乖异也？」如刘说，歆亦不能自辨矣。盖歆托于丘明而申其伪传，于是尊丘明为「鲁君子」，窜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又称与孔子同观史记，伪《古论语》又称孔子与丘明同耻，盖歆弥缝周密者也。续经之传云「悼之四年」，据《史记鲁世家》，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其薨在获麟后五十余年，在孔子时且未即位，何得遽称其谥？歆亦自忘其疏矣。《春秋正义》一引《严氏春秋》，亦有与左丘明观书事。盖严、颜高才受学之后所窜乱者矣且孔父，夫子六世祖，而书名以贬。倘左氏如此，必非亲见圣人者，此歆无可置辞者也。《公羊》《谷梁》大行汉世，自君臣政事奏议咸依焉。邹、夹二氏，刘向《别录》无之，而不惜凭虚。至其所首欲夺之者，虽以七十子亲受之说，犹痛贬之为「末世口说」「安意失真」，置之与「无是」、「乌有」之伪邹、夹同科。鼓舌摇唇，播弄白黑，随手抑扬，无所不至。昔魏收作《魏书》，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时人号为「秽史」。歆之作伪乱道，其罪又浮于收百倍矣。其云「《春秋古经》十二篇」，盖歆之所妄分也。云「《经》十一卷」，注曰「公羊、谷梁二家。」则《公》《谷》相传皆十一篇，故《公羊传》《谷梁传》《公羊》颜氏记皆十一卷也，即「子虚」之邹氏、夹氏《传》亦十一卷。然则天下相传《经》皆十一篇，盖孔子所手定。何邵公犹传之，云「系《闵公篇》于《庄公》下者，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公羊闵二年》解诂盖西汉胡母生以来旧本也。歆《古经》十二篇，或析《闵公》为一篇，或附续经为一篇，俱不可知，要皆歆之伪本也。

　　凡歆所伪之经，俱录加于今文之上，六艺皆然，此亦歆自尊其伪经之私心可见者也。歆既为《左氏微》以作书法，又录《铎氏微》《张氏微》在《虞氏微传》之上，皆以为《春秋》说。而西汉人未尝称之，盖亦邹、夹之类，皆歆所伪作以旁证《左氏微》者。其意谓中秘之《春秋》说尚多，不止《左氏春秋》为人间所未见，谫见寡闻未窥中秘者，慎勿妄攻也。其术自谓巧密矣。然考「儒家」别有《虞氏春秋》，与《虞氏微传》岂有两书邪？则《左氏传》之与《国语》分为二书，亦其狡伪之同例，尤无可疑。况《左氏传》不见于《史记》而力争于歆者乎？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相难，则亦歆所窜入者，辨见前。《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

　　史迁于《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若如今《国语》之寥寥，又言少皞与《本纪》不同，史迁不应妄引矣。刘申受《左氏春秋考证》，知《左氏》之伪，攻辨甚明，而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盖尚为歆窜乱之《十二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国语》所改。故近儒以为「左氏作《国语》，自周穆王以来分国而述其事；其作此书，则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明是《春秋》之传。」番禺陈氏澧说亦犹申受不得其根原也。然申受《左氏春秋考证》，谓「《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是明指《左传》与《国语》相似矣。《左氏春秋考证隐公篇》「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尽阙。」；「六月戊申」，证曰：「十年《左氏》文阙。」《桓公篇》「元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冬曹太子来朝」，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巴子篇》年月无考。」；「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证曰：「是年《左氏》文亦阙，《虞叔篇》年月无考。」；「十二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楚伐绞篇》当与《屈瑕篇》相接，年月亦无考。」；「十三年」证曰「是年亦阙，《伐罗篇》亦与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六年」，证曰：「是年亦阙。」《庄公篇》「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皆证曰：「文阙。」；「二十七年」，证曰：「比年《左氏》文阙。」；「二十九年」，证曰：「文阙。」；「三十年」，证曰：「是年盖阙」；「三十一年」，证曰：「文阙。」《僖公篇》「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证曰：「是年文阙。」《昭公篇》「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证曰「此篇复位元年，伪者比附《经》文而失检耳。」又观各条，刘申受虽未悟《左传》之摭于《国语》，亦知由他书所采附，亦几几知为《国语》矣。盖经、传不相附合，疑其说者自来不绝。自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班固为《歆传》，云「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班为古学者，亦知引传解经由于歆矣。不特班固也，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后汉书范升传》李育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后汉书儒林传》惜不得歆作伪之由，未达一间，卒无以塞陈元、贾逵之口耳。又不徒范升、李育、何休也，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王接传》《朱子语类》云「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八十三又不止王接、林黄中、朱子也，即尊信《左氏传》者亦疑其有为后人附益矣。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谓「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之求意，经文可知。而后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未释者抑为之说。」番禺陈氏澧《东塾读书记》曰「孔冲远云：《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此说可疑，岂有一书内唯二条有例者乎？盖《左传》无日月例，后人附益者。」又：「《传》之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如庄十一年《传》云：‘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释例》曰：‘令狐之役，晋人潜师夜起，而书战者，晋讳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师，以战告也。’成十八年《传》云‘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释例》曰：‘庄六年，五国诸侯犯逆王命以纳卫朔，惧有违众之犯，而以国逆告。’此明知《凡例》不合而归之于‘告’，是遁辞矣。」且《左传》多伤教害义之说，不可条举。言其大者，无人能为之回护。如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云「不称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于是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杜注云「泄冶直谏于淫乱之朝以取死，故不为《春秋》所贵而书名。」；昭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却宛」，杜注云「无极，楚之谗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败亡，故书名罪宛。」种种邪说出矣。宣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杜预《释例》畅衍其说。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传》云「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是孔子贵媚权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经说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婴、翟义之伦者，与隐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同一奖奸翼篡之说。若是之类，近儒番禺陈氏澧皆以为后人附益。是虽尊《左氏》者，亦不能不以为后人附益矣。又不止后儒也，且为歆伪传作注、疏者亦不能无疑矣。庄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注「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正义》「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丘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盖杜预、孔颖达亦以为传不释经，各明一事矣。文十三年《左传》「其处者为刘氏」，《正义》云「汉室初兴，《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则孔冲远之有异说多矣。又僖公十五年「曰上天降灾」，《释文》曰「此凡四十二字，检古本皆无，寻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后人加也。」此文见《列女传》，小有异同。夫服、杜以后，尚有改窜，而世人习为故常，则歆以前之窜乱，尚可辨邪！以此证之，然则天下尚有惑《左氏》之文采，溺刘歆之伪说，其亦有未审矣。或者惑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氏春秋》」之说及《左氏微》，信左氏之传经，且以史迁引《左传》书法、《左传》多与今学之礼相合为证。《史记》之文多歆窜入，辨见前。左丘明着书在获麟后五十余年，习闻孔门之说，不称今学之礼，则何称焉？但中多异说，为歆所窜入，故今、古礼错杂其中。要之《左氏》即《国语》，本分国之书，上起穆王，本不释经，与《春秋》不相涉，不必因其有刘歆伪《古礼》，而尽斥为伪书；亦不能因其偶合于《仪礼》《礼记》，而信其传经也。

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如淳曰「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

　　《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

　　《鲁》二十篇，《传》十九篇。师古曰「解释《论语》意者。」

　　《齐说》二十九篇。

　　《鲁夏侯说》二十一篇。

　　《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师古曰「张禹也。」

　　《鲁王骏说》二十篇。师古曰：「王吉子。」

　　《燕传说》三卷。

　　《议奏》十八卷。石渠论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

　　《孔子三朝》七篇。师古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

　　《孔子徒人图法》二卷。

　　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卷。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歆造古文以遍伪诸经，无使一经有缺，至于《论语》《孝经》亦复不遗。传《鲁论》之庸生，当亦歆所窜入，以实其伪经之传人耳。《鲁论》由张禹传至东汉，包氏、周氏之说犹其真派，然已杂合齐、鲁，乱家法矣。至郑康成杂合古今，真伪遂不尽可考。《志》称「《论语》古二十一篇」，注云「出于孔子壁中，两《子张》。」按：《论衡正说篇》云「不知《论语》本几何篇……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是古文不止二十一篇也，王充必有所见。则歆之伪《论语》尚不止二十一篇，特歆不敢着之《七略》耳。然自郑康成杂合古今，则今本《论语》必有伪文，如「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一章，必歆伪窜。又何晏《论语集解》杂采古今「采孔、马之注，则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说，又易孔、马之经」。臧氏琳《经义杂记》语今「巧言令色」一章，《集解》正引伪孔安国注，其为《古文论语》尤为明确。歆以左丘明亲见圣人，好恶与同，以仲尼弟子无左丘明，故窜入《论语》以实之。歆遍窜群经，证成伪说，不复可条辨也。《孔子三朝》七篇，师古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哀公语也。」按：《大戴》孔子对哀公，有《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七篇，不止一篇也。《小辨》有「尔雅以观于古」语，其歆伪《尔雅》所由附会者欤！

　　《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师古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长孙氏说》二篇。

　　《江氏说》一篇。

　　《翼氏说》一篇。

　　《后氏说》一篇。

　　《杂说》四篇。

　　《安昌侯说》一篇。

　　《五经杂议》十八篇。石渠论

　　《尔雅》三卷，二十篇。张晏曰「尔，近也；雅，正也。」

　　《小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职》一篇。应劭曰：「管仲所作，在《管子》书。」

　　《说》三篇。

　　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子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师古曰：「桓谭《新论》云‘《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

　　按：《孝经》传授不详所自始，故有朱子《刊误》之疑。又未明《左氏》之为歆所窃伪，以《孝经》中「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与《左传》同，不知《左传》之袭《孝经》，反疑《孝经》之袭《左传》，于是孔门真传之书反疑为伪矣。考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篇》：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汉书匡衡传》：衡上疏曰「《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着之《孝经》首章。」若《吕氏春秋》、陆贾《新语》、刘向《说苑》，皆有援据。《孝经钩命决》云「孔子在庶，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公羊叙疏》引西汉儒者言之凿凿，以为出于孔子固非。《困学纪闻》引晁氏云「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又引冯氏云「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今按其文称曾子，而末引《诗》《书》，与《坊记》《表记》《缁衣》相近似，必孔门之故书雅记，晁氏所云，殆亦近之。《四库提要》以魏文侯有《孝经传》，而信为七十子遗书，则误矣。文侯《孝经传》，《汉志》不录，此与《子夏易传》皆伪书，不足据。《隋志》谓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不知所自出，疑未必确。然而江翁、后仓等所传，渊源深远。刘歆既伪造古文，必欲使经艺咸有古文而后止，不必有他义也，《孝经》与《易》《论语》，皆不过颠倒改易文字以自异。然据桓谭之言，《孝经》仅千八百七十一字，异者乃四百余字，「何许子之不惮烦」也！共王无得古文之事，为歆伪撰，辨已见前。而歆必以《孝经》古孔氏一篇为首，托之孔安国，亦犹伪造《古文尚书》之故智耳。桓谭尝问学于歆，专守古学者，不足据也。因有古孔氏之故，遂有安国之传，安国之传亡逸于梁世，而刘炫之伪《孝经孔传》出焉，亦与王肃伪《古文书》同，则非歆所及知矣。然《志》不云古文有孔氏说，而许叔重遣子冲《上说文书》，并上《孝经孔氏古文说》，则歆又伪作孔氏《孝经古文说》。《志》不详之，犹歆有《易》费氏《章句》、费氏《分野》而《志》不叙也，或作于定《七略》后也。然则伪《孔传》之妄，亦歆之作俑矣。其余流别，山阳丁晏《孝经征文》辨之甚了，今不详。

　　《尔雅》一书，张稚让《上广雅表》以为周公所作。然刘歆《西京杂记》云：「郭伟以谓《尔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尝以问杨子云，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又《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耳。」按：《尔雅》不见于西汉前，突出于歆校书时，《西京杂记》又是歆作，盖亦歆所伪撰也。赵岐《孟子题辞》谓「文帝时《尔雅》置博士。」考西汉以前皆无此说，唯歆《移太常书》有孝文诸子传说立学官之说，盖即歆作伪造以实其《尔雅》之真。详《经典释文纠谬》及歆《与杨雄书》称说《尔雅》，尤为歆伪造《尔雅》之明证。歆既伪《毛诗》《周官》，思以证成其说，故伪此书，欲以训诂代正统。所称子云之言，史佚之教，皆歆假托，无俟辨。然子云本受歆学，或为歆所绐耳。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之说，有《大戴礼小辨篇》：公曰「寡人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足证。然哀公以人君观政，孔子乃教以读《尔雅》训诂、禽鱼、草木之文，非唯迂远，实不通矣。《论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以此推之，《小辨》所谓「尔雅」，必称大、小《雅》也，故足以辨言观政。张揖《上广雅表》「孔子曰：‘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王念孙《疏证》云「《大戴礼》卢辨注云：‘尔，近也，是依于《雅》《颂》。’是卢氏不以‘尔雅’为书名。按彼文云‘循弦以观于乐，尔雅以观于古。’谓循乎弦，尔乎雅也。」然则刘歆盖因而附会之耳，幸有歆说在，犹可互证。《汉书王莽传》：莽奏征「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盖皆歆所伪窜，藉莽力以行其书。《尔雅》与《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并征，其俱为歆伪无疑。《经典释文序录》称「注者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凡五家。」然则歆既伪撰，又自注之，自歆以前未尝有。其「犍为文学」无有姓名，亦歆所托，则徐敖传《毛诗》、庸生传《古书》之故态也。考《尔雅训诂》，以释《毛诗》《周官》为主。《释山》则有「五岳」，与《周官》合，与《尧典》《王制》异；《王制》「五岳视三公」，后人校改之名也《释地》「九州岛」与《禹贡》异，与《周官》略同；《释乐》与《周官大司乐》同；《释天》与《王制》异；祭名与《王制》异，与《毛诗》《周官》合。若其训诂全为《毛诗》，间有「敏拇」之训，「羕长」之释。《释兽》无「驺虞」之兽，《释木》以「唐棣」为「栘」，时训三家以弄狡狯。然按其大体，以陈氏《毛诗稽古编》列《尔雅毛传异同》考之，孰多孰少，孰重孰轻，不待辨也。盖歆既遍伪群经，又欲以训诂证之而作《尔雅》，心思巧密，城垒坚严，此所以欺绐百代者欤！然自此经学遂变为训诂一派，破碎支离，则歆作俑也。

　　或据《周易》「《师》，众也，《比》，辅也，《震》，动也，《遘》，遇也」皆与《尔雅》合，《丧服传》亲属称谓与《释亲》合，《春秋元命包》云「子夏问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何」《尔雅序》正义引与《释诂》合，而信之。不知歆纲罗其真以证成其伪，然后能坚人信，况《易杂卦》亦歆所伪哉！郑玄、张揖、郭璞之徒为其所谩，不亦宜乎！

　　孙氏星衍《尔雅释地四篇》后叙云：「《尔雅》所纪，则皆《周官》之事。《释诂》《释言》《释训》，则《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及《训方氏》‘掌诵四方之传道」也；《释亲》则《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释亲疏’；《释宫》亦《小宗伯》‘掌辨宫室之禁’也；《释器》‘其緵罟谓之九罭’云云，则《兽人》‘掌罟田兽，辨其名物’；‘肉曰脱之’云云；则《内饔》‘辨体名肉物’；‘黄金谓之璗’云云，则《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之戒令，辨其名物之媺恶’；‘金镞翦羽谓之鍭’云云，则《司弓矢》‘掌六弓四拏八矢之法，辨其名物’也；‘珪大尺三寸谓之玠’云云，则《典瑞》‘掌王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一染谓之縓’云云，则《典丝》‘掌丝人而辨其物’也；《释乐》则《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也；《释天》则《眂祲》‘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又《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辨其吉凶’，又《甸祝》《诅祝》之所掌也；其旌旗则《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巾车》‘掌公车之政，辨其旗物而等叙之’也；《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则《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岛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又山师、川师、邍师之所掌也；《释草》以下六篇，亦《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山师、川师‘辨其物与其利害，而颁之于邦国，使致其珍异之物’；又《土训》‘地道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也；又《仓人》‘掌辨九谷之物’，《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皆在’也；《释畜》则《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牲，辨其名物’；其马属则《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之属’；鸡属则《鸡人》‘掌其鸡牲，辨其名物’也。昔鲁哀公欲学《小辨》以观于政，孔子告之《尔雅》，其意在是。是周公之着《尔雅》，为在《周礼》前。《周礼》之名物必以《尔雅》辨之也。」观此说，知《尔雅》与《周官》符合，其同为伪书易明矣。

　　歆云「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故既作《尔雅》后，复作《小尔雅》《古今字》。按：隋、唐《志》皆云「《小尔雅》一卷，李轨解。」唯《宋中兴书目》「《小尔雅》一卷，孔鲋撰，十三章。」见《玉海》四十四自后《宋史艺文志》同。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云「见于孔鲋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小尔雅》一卷。《汉志》有此书，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轨解一卷。今《馆阁书目》云‘孔鲋撰’。盖即《孔丛子》第十一篇也。」国朝宋翔凤《小尔雅训纂序》曰「今之为康成学者，恒谤讥此书，以为不合郑君，同乎俗说。然还按《诗》《礼》，乃郑君之改易古文，非《小尔雅》之偭违经义。据其后以疑其前，明者之所不取也。汉之经师，咸有家法，唯有小学，义在博通。就今所传杨子云、刘成国、张稚让诸家之作，多资旁采，尟获所宗，比之墨守，殆有殊途。至于此书，则依循古文，早见凌杂，檃括以就，源流合一。」今以宋氏《小尔雅训纂》逐条按之，无一字出于古文伪经之外者，盖与《尔雅》同为刘歆伪撰。《古今字》当亦出于一手，门人陈千秋曰：《尚书释文》引贾逵说：「俗儒以锊重六两，《周官》剑重九锊，俗儒近是。」按逵所谓「俗儒」之说，即出《小尔雅》。逵，刘歆古文之干城，何忽诋为「俗儒」？然逵以其与《周官》合，故以为近是。是即《小尔雅》与《周官》出于一手之明据，逵特偶驰骋其辞耳至自尊而窜附「孝经家」，抑亦妄矣。宋氏之说，足以卫《小尔雅》；不知更足以证刘歆之伪也。至宋人以为孔鲋撰者，盖五代之乱，此书已佚，而伪造《孔丛》者尝刺取以入其书，宋人又就《孔丛》录出之，故当代书目遂题为孔鲋所撰，则展转附会，歧中之歧，殆不足辨也。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

　　《八体六技》。

　　《苍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

　　《训纂》一篇。杨雄作

　　《别字》十三篇。

　　《苍颉传》一篇。

　　杨雄《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训纂》一篇。

　　杜林《苍颉故》一篇。

　　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入杨雄、杜林二家三篇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着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并列焉。

　　《论语》《学记》《经解》《庄子》《史记》叙六经皆不他及，诚以孔子所笔削，虽《论语》《孝经》不能上列，况其它乎？小学者，文史之余业，训诂之末技，岂与六经大道并哉！六艺之末而附以「小学」，伪《尔雅》《小雅》《古今字》本亦小学，而附入《孝经》，此刘歆提倡训诂，抑乱圣道，伪作古文之深意也。按《内则》「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计。」《尚书大传》「十有三年始入小学、二十入大学。」盖与《内则》俱卿、士之礼。《尚书大传》又云「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此士庶人之礼也。唯《大戴保傅篇》「年八岁而出就外舍、束发而就大学。」则太子之礼，非卿、士、庶人所能比也。「保氏六书」之说，条理甚备，唯古书绝不之及。唯许慎《说文》、郑康成注《周官》称焉，然皆出歆之传，盖创造于歆而伪附于《周官》者也。《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盖歆所伪窜，郑渔仲攻之，识盖高矣。然歆亦非能创为之。盖事、形、声、意，通以转、假，古人所本有，名义条例，歆之所发明。倘其自着一书，发明六例，岂不甚善？唯伪托于经，则不得不恶而辨之也。其云「萧何草律，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六体中有古文、奇字，信如歆言，则其时吏民皆识古文，古文之学何以不兴？且许慎、卫恒、江式之流，咸以为古文绝于秦、汉，何也？盖缪篆、虫书，以摹印章、书幡信则或有之。《八体六技》盖歆所伪撰。《史籀》十五篇，盖犹是周入小学之书，唯与歆所伪之壁中古文异体，故歆称萧何律之六体及甄丰之校六书，皆有古文、奇字而无籀，其抑之可见。盖秦篆文字出于《史籀篇》，《史籀》为周之文，而为汉今文之祖。歆之抑之，亦犹言《易》则尊费氏而抑施、孟、梁丘，言《春秋》则右左氏而左公、谷也。

　　《苍颉》虽为秦篆，然上原《史籀》，当为文字正体。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时王莽柄国，尊信刘歆，此百数人被征者，必皆歆之私人，奉歆伪古文、奇字之学者也。刘歆工于作伪，故散之于私人，假藉莽力征召贵显之，以愚惑天下。如古文经传，授之私人，及王莽奏征天下通「《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者诣公车，至者千数，皆其故智也。杨雄之好奇字，盖为歆所惑而受歆学者，《法言》《太玄》并用伪经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易《苍颉》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盖歆征其私人以绐杨雄，又假杨雄之名使编《训纂》以绐天下，其术甚巧，杨雄有知，应悔为其所卖也。班固续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固所谓「六艺」者，歆之《毛诗》《逸书》《逸礼》《周官》《左氏春秋》《尔雅》《月令》之伦，其伪古文皆取之。《史籀》十五篇，建武已亡其六。《苍颉》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然则西汉《苍颉》篇三千三百字。相如《凡将》、史游《急就》、李长《元尚》皆《苍颉》正字，唯《凡将》颇有出，当不多，兼有复字。盖汉时《苍颉篇》本合《苍颉》《爰历》《博学》之书为之，故有复字；李斯、赵、胡各自着书，本不相谋，则复字当必多，是并无三千三百字之数矣。西汉六艺群书当备集矣，此为周、秦相传之正字也。而杨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以六十字一章计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骤增两倍之数。《苍颉》本皆今字，歆复使杜林作《训故》，窜以古字、古训，于是《苍颉》亦有乱于古学者矣。故云「《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盖以歆授意杜林窜入古学之本为正也。许慎绍贾逵之传，主张古学，《说文叙》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殆兼《苍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杨雄、班固所续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共九千余字而成之。于是真伪之字，淄渑混合，不可复辨。《说文叙》中只举《苍颉篇》《训纂篇》，未及班书，读者未了。按班固死于永元四年，《说文》成于十二年，《说文》「隍」下引班说，可见许采班书。《新唐书艺文志》「班固《在昔篇》一卷，《太甲篇》一卷」，即十三章也，惜《说文》中不可尽别白矣于是周、汉相传之正字，尽为歆所增乱，而不可识矣。吁！雄、固、许慎失之于愚，而歆变乱先王之正文，其罪又浮于李斯矣。今唯据《急就篇》择籀文及西汉今文经之逸文汇存之，而以西汉前金石文字辅证之，或可存周、汉经艺正字之大概焉。

　　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故篆繁而隶简，楷、真繁而行、草简。人事趋于巧便，此天智之自然也。以造文之始，必多为笔墨形象，而后其意始显。及其通用，但使为记号，而已可共晓。今泰西文自巴比伦文字而变为犹太，再变为希腊，又变为拉丁，然后为今法文。英文又从法文而变之，以音纪字，至简者也；拉丁之字稍繁焉。侍郎郭嵩焘使其地，得其三千年前古文字，皆是象形，与中国钟鼎略同。然则文字未有不始于繁，而终于简者也。今古文反简，籀文乃繁，桂馥云「故小篆于籀文则多减，于古文则多增。如‘云’字，古文也，小篆加雨为‘云’；‘渊’字，古文也，小篆加水为‘渊’；王筠曰「**始是古文，一象形，一会意，令人一望而知其物。颠倒*字，又断其两曲以成‘二’字，遂成‘云’矣。水字横书之，破其崖岸，列之两旁，遂成‘渊’矣。此作字者欲其整齐，不顾偭规错矩也，岂得为古文哉？」‘矛’字，古文也，小篆加入为‘保’。《颐部》云「篆文「颐」从「页」。徐锴曰：籀文「颐」从「沓」。然则‘颐’为古文，‘沓’为籀文，‘颐’为小篆。」然则古文改繁为简，因小篆而作可知。桂馥又云「《说文叙》云：‘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此可知大篆不施于书册也。」王筠曰「今之书册，固不知几经改易，然‘其’‘盘’‘灾’三字皆籀文，‘敢’‘弃’二字亦由籀文小变之。‘遬’字见《礼记》，此亦有所承，非尽后人改用籀文也。」且周既有籀书，何以复作古文？必不然矣。即有一二奇字，亦是列国妄改，不合于《史籀》之正者也。桂馥又云「《说文》谐声，多与《诗》《易》《楚辞》不合。」如确是三代古文，则应相合。益以知其伪也。

　　按文字之流变，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也。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歆之伪体，为周时真字，断断也。子思作《中庸》，犹曰「今天下书同文」。则是自春秋至战国，绝无异体异制，凡史载笔、士载言，藏天子之府，载诸侯之策，皆籀书也。其体则今之《石鼓》及《说文》所存籀文是也。子思云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秦之为篆，不过体势加长，笔画略减，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观《石鼓》文字与秦篆，不同者无几，不止如王筠所谓「其」「盘」「灾」「敢」「弃」，知经文上承籀法也。王筠深于六书，故能发出。深于许慎而能攻许慎。如柳子厚深于《国语》而作《非国语》，杨雄深于《离骚》而作《反骚》，所谓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也今秦篆犹存者，有《郎邪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匾。汉人承之而加少变，体在篆、隶间。以石考之：若《赵王上寿刻石》为赵王遂廿二年，当文帝后元六年；《鲁王泮池刻石》当宣帝五凤二年，体已变矣，然绝无后汉之隶也。至《厉王中殿刻石》，几于隶体，然无年月，江藩定为江都厉王，尚不足据。左方文字莫辨，《补访碑录》审为「元凤」二字，而《金石萃编》疑为「保」「岁」「庶」等字，则「元凤」固不确也。《金石聚》有《凤凰画象题字》，体近隶书，《金石聚》以为元狩年作，江阴缪荃荪谓当从《补访碑录》释为元康，则晋武帝时隶也。《麃孝禹碑》为河平三年，则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体亦为隶，顺德李文田以为伪作，无疑也。《叶子候封田刻石》为始建国天凤三年，亦隶书，嘉庆丁丑新出土，前汉无此体，盖亦伪作。则西汉未有隶体也。降至东汉之初，若《建平郫县石刻》《永光三处阁道石刻》《开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纪功碑》《石门残刻》《郙阁颂》《戚伯着碑》《杨淮表纪》，皆以篆笔作隶者。《北海相景君铭》，曳脚笔法犹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吴《天发神谶》犹有此体。若《三老通碑》《尊楗阁记》为建武时碑，则由篆变隶而隶多篆少者。以汉钟鼎考之：唯《高庙、都仓》《孝成、上林》诸鼎有秦篆意，《汾阴、好峙》则有秦权意。至于《太官钟》《周杨侯铜》《丞相府漏壶》《虑俿尺》《若食官钟铭》《绥和钟铭》，则体皆扁缪，在篆、隶之间矣。今《焦山陶陵鼎铭》，其体方折，与《启封镫》及《王莽嘉量》同为《天发神谶》之先声，亦无后汉之隶体者。以瓦当考之，秦瓦如「维天降灵甲天下、大万乐当」、「嵬氏冢当」、「兰池宫当」、「延年瓦」、「方春萌芽」等瓦，为圆篆。至于汉瓦，若「金」字、「乐」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万岁」、「汉并天下」、「长乐未央」、「上林甘泉」、「延寿万岁」、「高安万世」、「万物咸成」、「狼千万延、宣灵万有、喜万岁」、「长乐万岁」、「长生无极」、「千秋长安」、「长生未央」、「永奉无疆」、「平乐阿宫」、「亿年无疆」、「仁义自成」、「揜衣中庭」、「上林农宫」、「延年益寿」，体兼方圆；其「转婴柞舍」、「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则方折近《郙阁》矣。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其汉砖有「竟宁建平」、秦阿房瓦「西凡二十九六月官」七字，纯作隶体，恐不足据。盖自秦篆变汉隶，减省方折，出于风气迁变之自然。许慎《说文》叙诋今学，谓「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諠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盖是汉世实事。自苍颉来，虽有省改，要由迁变，非有人改作也。《志》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门人陈千秋说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创名而抑扬之，实自歆始。且孔子「五经」中无「籀、篆、隶」三字，唯伪《周官》「隶」字最多，则用《庄子》《韩非子》者。又「卿乘篆车」，此亦歆意也。于是「篆」、「隶」之名行于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隶」之名承用之久，骤而攻之，鲜有不河汉者。吾为一证以解之。今人日作真书，兴于魏，晋之世，无一人能指为谁作者，然则风气所渐移，非关人为之改作矣。东汉之隶体，包氏世臣以为蔡中郎所变，然《王稚子阙》《嵩高铭》《封龙山碑》《乙瑛碑》挑法已成，特中郎集其成耳。然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尤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者。《子斿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若吴之《谷朗碑》，晋之《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象》，皆在隶、楷之间，与汉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阁》《永光阁道》刻石在篆、隶之间者正同，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后人加出「八分」之说，又指为王次仲作，益更支离。然蔡文姬述父邕语曰「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张怀瓘曰「八分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刘氏熙载曰「汉隶可当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于古今转变之故，颇能发明。通于此义，则知自孔子时之「文」，三变至今日而犹存，未尝有人改作之，唯歆窜乱之耳。夫籀、篆之体，有承变而无大异，虽以歆之颠倒妄谬，亦不过谓「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孔子手写之经，自孔鲋、孔襄传至孔光十余世不绝，别有秦、魏之博士贾山、伏生及鲁诸生手传之本，师弟亲授，父子相传，安得变异？则汉儒之文字，即孔子之文字，更无别体也。子思谓「今天下书同文」，则许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文字异形」，江式表谓「其后七国殊轨，文字乖别，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罢不合秦文者」，卫恒《四体书势》谓「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皆用刘歆之伪说，而诞妄之讏言也。古文、奇字本于钟鼎，今《说文》所载，古文千余，无奇字，盖即《八体六技》之书。许慎说经皆从古学，则是尽见古文。刘歆以古文之体写其伪经，然字数不过千余，其中又多刘歆所伪造，则三代金石异文亦仅矣。

　　凡中世承平，右文渐盛，则金石渐兴，宋之刘敞、黄长睿，欧阳《集古》、明诚《金石》皆然。明及国朝，此风弥扇，而伪钟鼎、伪碑版遂蜂涌其间。京师市贾皆擅此技，山东贾人且开炉专铸古铜，正不独《岣嵝之碑》为杨慎伪撰、「垂露」诸体为梦英伪作，其余「吉日癸巳」之刻、《比干铜盘》之铭亦然。且即有三代文字，历世既邈，又字多异体，势难尽识，不出于勉强傅合，则必将杜撰伪作。故谈金石学者，未有不自欺而附会者也。汉自武、宣后，郡国山川往往出彝鼎，士人渐有好之。当时上好符瑞，方士媚上伪为之，真者殆无一二。且道家兴于汉、魏，后作为符篆诸体，虞集识之，凡七十余体，则方士所伪造应不少。《汉书郊祀志》「美阳得鼎献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盖当时识古文者唯有敞。然今所见鼎铭皆出于王命，而书体绝异，此鼎铭不知何体？歆「古文」二字大体从此撰出，其以《左传》附于张敞亦以此。然恐张敞识古文字,亦歆所杜撰耳。杨雄、刘歆皆以绝特之学兼好奇字，如近世金石大盛，硕学之徒罕有不通之者。其许慎云「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则当时实有奇字，于是杨雄好之，而作《训纂》。侯芭、歆子棻皆从问之，亦歆所为也。歆既好博德通，多搜钟鼎奇文以自异，稍加窜伪增饰，号称「古文」，日作伪钟鼎，以其古文刻之，宣于天下以为征应。以刘歆之博奥，当时不能辨之，传之后世，益加古泽。市贾之伪，不易辨其伪作，况歆所为哉！许慎谓「鼎彝即前代之古文。」古文既伪，则鼎彝之伪，虽有苏、张之舌不能为辨也。歆窥其时学者破碎，枝叶丛蔓，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乘其空虚，挟校书之权，藉王莽之力，因以伪文写伪经，别为《八体六技》以惑诱学士，昭其征应。《说文》序称「孝平时，征爰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亡新居摄，使大司甄丰等校文书，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又称「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然《史记》共王无得古文事，张苍传授亦歆伪托，则是实无古文。歆既位国师，为王莽所尊信，爰礼、杨雄、甄丰皆其私党，杜林事莽，亦其私人，王璜、涂恽受其古文伪《书》，徐敖、陈侠受其《毛诗》，皆藉歆力擢至贵显。两次诏求古文、奇字，集之王庭，天下学者耳目咸为所涂，几以为真壁中古文矣。杜林为张敞外孙，既夙有师承，易于托附，故西州漆简为东汉伪古文书之胎祖，而复为《苍颉》《训纂》《苍颉故》以乱旧文。贾逵传父徽所受涂恽之学，和帝中受诏修理旧文，传之许慎，今所传《说文》是也。《汉志小学》诸书，见近人所辑，仅得十一于千百，然半为歆所窜定者。许慎主张古学，其文字九千三百五十三。封演《闻见记》：「后汉和帝时，始获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时，许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备。」和帝时或未数班固书也。其书自古文、籀文外，小篆诸体亦皆自古文变出，其说经说礼皆古说，则纯乎歆之伪学也。当是时，古文之学最盛，扶风曹喜工篆，而曰「小异斯法而甚精巧。」蔡邕采之为古文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后开鸿都，诸方献篆，书画奇能莫不云集，于时张揖着《埤苍》《广雅》《古今字诂》，陈留邯郸淳亦与揖同时，博古开艺，特善《苍》《雅》、八体、六书，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又有京兆韦诞、河东卫觊，并能古文篆，皆述歆、慎之余波。于是《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盛行，为「小学」之轨则。唐世立之于学官，以课试天下之士，于是歆、慎之学统一天下，尊无二上矣。

　　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诗》虽有三家，其归一也；《书》皆出于伏生；《礼》皆出于高堂生；《易》皆出于商瞿，尤无异论；《春秋》出于公羊、谷梁；经传纯全，安得谓为「乖离」？歆伪为古文，不攻旧说之乖，无以见新学之是。是时古文之出，孔光、龚胜、师丹、公孙禄及诸博士皆不从之，故歆又以学者为不「阙疑」，「安其所习，毁所不见」为大患，皆歆抑真今、崇伪古之微言也。

　　《六艺略》之作伪，略见于此。而其大端有五罪焉：一，颠倒六经之序。《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孔子手定；孔门旧本，自《经解》《庄子》、史迁无不以《诗》为首，《书》次之，《易》后于《诗》《书》《礼》《乐》而先于《春秋》，靡有异说。辨见前而歆以《易》为首，《书》次之，《诗》又次之。后人无识，咸以为法，自是《释文》《隋志》宗之，至今以为定制。倒乱孔子六经之序，其罪一。二，西汉以前但有博士之经，即秦火不焚之本、孔氏世传不绝之书，无阙文亦无异本也。歆伪作古文以窜易六艺，或增或改，诸经皆遍，以其伪古经文加于孔子今文经之上。如《易经》本上下二篇，而云「《易经》十二篇」，此歆所增改者也。「《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上《古文经》者，歆作也；下《经》者，博士传孔子之《经》也。「《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上《古经》，歆伪也；下《经》，博士传孔子之《经》也。「《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论语》古，歆伪也；齐、鲁《论》者，七十子所传也。「《孝经》古孔氏一篇，《孝经》一篇」，《古孔氏》者，歆伪定也；《孝经》者，博士所传孔门之旧也。以己伪经加孔子真经上，悖谬已极，其罪二。博士传孔子学者，《诗》止齐、鲁、韩三家，《礼》止高堂生十七篇，《乐》止制氏，《春秋》止公、谷二家。歆伪为《毛诗》《逸礼》《周官大司乐章》及《乐记》《左氏传》，于是论议之间，斥三家《诗》「取杂说非本义」「《士礼》不备，仓等推而致于天子」「制氏《乐》仅知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公、谷二家口说失真」，诋之唯恐不至，而盛称其伪作之书。后人无识，竟为所惑，孔子真经微而几亡，伪经盛行。其诬毁篡圣，大罪三。六经皆孔子笔削，包括天人，至尊无并。虽以《论语》《孝经》之美，《王制》《经解》《学记》《庄子》《史记》不以并称。至于「小学」，尤为文史之末技，更无可与经并列者。歆伪作古文以写伪经，创为训诂以易经义，于是以《论语》《孝经》并六艺，又以伪作之《尔雅》《小尔雅》厕《孝经》家，自是六经微言大义之学亡，孔子制作教养之文绝。自后汉以来，训诂形声之学遍天下，涂塞学者之耳目，灭没大道，其罪四。六经笔削于孔子，礼、乐制作于孔子，天下皆孔子之学，孔子之教也。歆思夺之，于《易》则以为文王作上、下篇，于《周官》《尔雅》以为周公作。举文王、周公者，犹许行之托神农，墨子之托禹，其实为夺孔子之席计。非圣无法，大罪五。歆作伪经，定《七略》，其罪如此，不知天下后世犹甘尊信之否乎？

　　《论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孟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又：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是子夏氏之贱儒也；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而《儒效篇》发大儒之效尤详。《礼记儒行篇》「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欤？’」《庄子秋水篇》「知儒、墨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徐无鬼篇》「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墨子公孟篇》「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韩非子显学篇》「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太史谈论「六家」指要：「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酷史传序》「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郦生传》「沛公不好儒，未可以儒上说也。」诸子、传记所言「儒」皆如此，不能遍举，仅每家择录一、二耳凡所云「儒」者，皆与异教对举而言。盖孔子改制后，从其学者皆谓之「儒」。故「儒」者，譬孔子之国号，如高祖之改国号为汉，太宗有天下之号为唐，艺祖有天下之号为宋，皆与异国人言之。至于臣民自言，则云「皇朝」「圣朝」「本朝」「国朝」，人自明之，不待称国号也。孔子之学，秦时已立博士。《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非博士官所职，敢有藏《诗》《书》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则博士以《诗》《书》为职可知。《贾山传》：「祖父祛，为魏时博士。」则秦、魏亦从孔子之教。意自子路居卫，曾子居鲁，子贡居齐，子张居陈，子夏居西河，澹台子羽居楚，七十子各「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虽以七国之无道，盖无不从孔子之教矣。老、墨后起，揭帜与孔子争；而义理精密，大势已成，终不能敌。而道日尊，名日盛，故战国诸子，名、法、农、战，蜂涌并兴，莫不欲夺孔子之席，日与孔子为难。高祖入鲁，以太牢祀孔子，亦以其一时教祖，因而尊之。至于文、景，虽好黄、老，博士仍具官待问。然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孔子之道虽大行，仍与诸教相杂，未能别黑白而定一尊，犹文王之化行江、汉，三分有二，未大一统也。至武帝时，董仲舒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绝勿进；丞相田蚡亦好儒术，公孙弘请广厉学官之路，立太常博士弟子，设甲乙科；元帝时郡国遍立校官。于是天下仰流，百川赴海，共归孔子之学，则天下混一，诸家息灭，无复「儒」、「墨」之可对言，亦无九流之可并立。故太史公特为孔子立《世家》，其《赞》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于《周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列国世家》，皆特书「孔子卒」，盖尊为一统共主也。其七十子，则立《仲尼弟子列传》以尊之。其后学以孟、荀为大宗，亦立传焉。斯真史迁之高识别裁也。太史谈之以「儒」列于「六家」者，谈本老学，其时未绝异教，故以「儒」与「道」、「墨」班，犹辽、夏之人乐与宋并称，夜郎欲与汉比，亦其宜耳。若史迁即不尔。至于向、歆之世，则天下之受成于孔学者，久以六经为学，教出于一，既无异论，亦无异学，凡义理、文字、书册莫不统焉。歆之编《七略》也，既独尊六艺为一略，统冠群书以崇孔子，犹编《汉书》者之尊高祖为《本纪》，编《宋史》者之尊艺祖为《本纪》矣。即七十子后学者如子思、孟子、孙卿，犹高祖之有文、景、武、昭，艺祖之有真、仁、英、神也；不尔，亦与七十子同为宗室诸王也。其后学若陆贾、贾谊、董仲舒之徒，则其将相大臣也。编书之例与编史之例同，则七十子后学者，亦宜为《五宗世家》《萧曹世家》之比，宜附于《本纪》之后，不与《外夷列传》班者也。屈原之文皆引经艺，亦陈良之俦传仲尼之道者，则「诗赋家」亦古《诗》之流。以《太史公书》附《春秋家》后例之，亦宜附《诗家》之末。然勿混正统，则与《兵书》《数术》《方技》各分为略，附于六经七十子后学记之后，如《文苑》《方术》之各立专传，尚无不可。唯名、法、道、墨者，本各自为教，如汉之有匈奴、西域，宋之有辽、夏、金、元，自为异国，不相臣服。史家于《文苑》《方术》之下立《外夷传》，俾其事得详而其体不与中国敌，体裁至善也。循斯为例，则名、法、道、墨诸家，其道不能废者，宜为「异学略」，附于《七略》之末，如《晋书》之有《载记》，乃为合作也。今歆编《七略》，以儒与名、法、道、墨并列，目为「诸子」，外于六艺，号为「九流」，是陈寿之《三国志》，崔鸿之《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之《三十国春秋》也。且「儒」者，孔子之教名也，既独尊孔子之六经，而忽黜其教号、弟子与衰灭之教并列，则是光武修汉高之实录，而乃立《汉传》《匈奴传》《西域传》《西南夷传》并列，俾文景武昭、萧曹绛灌与冒顿、乌孙、身毒齐类而并观；高宗修宋艺祖之实录，而又立《宋传》《辽传》《夏传》《金传》《元传》，俾真、仁、英、神、赵普、曹彬、韩琦、富弼之伦与耶律德光、耶律休哥、阿骨打、赵元昊、成吉斯齐类而并列。有是史裁，岂不令人发笑哉！且九流之中，唯道、墨与儒显然争教，自余若「农家」之学，则《书》存《无逸》，《诗》存《七月》《生民》，非「农」而何？《论语》言「正名」，《易系》「明罚勅法」，非名、法而何？《典》重「授时」，《礼》贵《筮日》，非「阴阳家」而何？若夫为命之重，刍荛之采，则「纵横家」、「小说家」何尝不兼纳之其中？今乃以之与儒并列，而皆以为出于古先一官之守。夫「儒家」，即孔子也，七十子后学者，即孔子之学也。其中如《系辞》《丧服传》《公羊传》之类，附经已久，七十子之书与孔子不能分为二学也。以七十子之学仅出于司徒之一官，足以顺阴阳、明教化而已。则是孔子之教，六经之学，仅得司徒一官，少助教化，其它则无补。而十家之术，虽「纵横」、「小说」反复鄙琐，亦得与孔子之道「犹水火之相生而相灭，仁义之相反而相成，宜各舍短取长，折衷之以备股肱之材」。不知歆何怨何仇于孔子，而痛黜之深如此？出之异教之口犹可，出于歆家承儒业者，岂不大异哉！孔子之道，范围天下，子思所谓「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歆乃公然贬之，大书《七略》以告天下。千古谤圣毁贤，无如此极，非狂禅之呵佛骂祖比也。考歆终日作伪，未必有甄综九流之识，盖为操、莽之盗汉，非为金、元之灭宋也。特自伪《周官》，欲托身为周公以皋牢一切，故兼收诸子，以为不过备我学一官、一识之守，因痛抑孔子，以为若而人者，亦仅备一官守，足助顺阴阳、明教化而已，阳与之，实所以夺之者，至矣！唐人尊周公为先圣，而以孔子为先师，近世会稽章学诚亦谓周公乃为集大成，非孔子也，皆中歆之毒者。但群蒙谤日，终不能以只手遮天，孔子之道自尊也。唯自歆列「儒家」于诸子，而叙七十子于其中，后世因之。自荀勖《中经簿录》，隋、唐《经籍》《艺文志》以下，至国朝《四库全书总目》，莫不从之。传仲尼之正统者，仅列九流之一家；讲「小学」之伪文者，乃为六经之附庸，颠倒悖逆，至于此极！二千年中，云霾雾塞，如堕深阱，未有人变易之者，天下尚有公是邪？宜乎为孔子之学者日衰也。《传》曰「见无礼于君者，如鹰之逐鸟雀。」今大声疾呼，以当鸣鼓之攻，别采群书为《七十子后学记》，以附六经之后，以备孔门之学。庶学者知所严崇兴起，而革刘歆以「儒」平列九流之逆说。其详见《七十子后学记凡例》，今不及。

　　歆抑儒家于九流，其谬固如此。而后之修史者，自班固以下，以《儒林》别立列传，皆囿于歆之邪说。夫《史记》之立《儒林传》，盖武帝以前百数十年间，孔子之学未一统，伏生、申公之伦皆独抱遗经，经略方新，而反侧未靖，《史记》纪其行事，特揭「儒者」之号以表异之，事之宜也。若至武帝厉学官、置博士之后，孔子之后淹有四海，而犹拘拘以「儒」自表，无乃悖乎？后汉儒术尤盛，将相皆出其中，与朝皆儒，别立《儒林》，尤为无理。尤可异者，《宋史》为尊朱子，以《儒林》《道学》分为二传，薄孔子教名而不居，别为异论以易之，已如守成之主无故而自更国号矣。而近世仪征阮元，更附会以《周官》「师以道得民，儒以艺得民」之说。夫「儒者」之名，始于孔子，一统之号，臣庶所尊，抑之为「艺」而以「道」专属于师，又以师、儒不过我法中系民之一，抑先圣之大道，以自尊其渎乱不验之术。试问非儒何以为师？非道何以为儒？似此出于异教之口，已为可怪。歆贬洙、泗之国号，斥尼山之教术，而犹有尊信之者，此真离经畔道之尤者也。自汉迄明，其立《儒林传》，皆名不正、言不顺之大者，今并纠于此以正大义焉。

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第四

　　按：古学惑人最甚、移人最早者，莫若《汉书》。自马融伏东阁受读后，六朝、隋、唐传业最盛。二千年来，学者披艺受学，即便诵习，先入人心，积习生常，于是无复置疑者，古学所以坚牢不可破也。余读《史记河间献王、鲁共王世家》，怪其绝无献王得书、共王坏壁事，与《汉书》绝殊。窃骇此关六艺大典，若诚有之，史公何得不叙？及读《儒林传》，又无《毛诗》《周官》《左传》，乃始大疑。又得魏氏源《诗古微》、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反复证勘，乃大悟刘歆之作伪。而卒无以解《汉书》也，以为班固校书，本从古学而然耳。今按葛洪《西京杂记》，谓：「《汉书》本刘歆作，班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刘知几《史通正史篇》亦谓刘歆续《太史公书》，即作《汉书》也。盖葛洪去汉不远，犹见《汉书》旧本，乃知《汉书》实出于歆，故皆为古学之伪说，听其颠倒杜撰，无之不可。其第一事，则伪造河间得书、共王坏壁也。后人日读古文伪经及《汉书》，重规叠矩，掩蔽无迹。故千载邈邈，群盲同暗室，众口争昼日，实无见者，岂不哀哉！重之曰：歆造伪经，密致而工；写以古文体隆隆，托之河间及鲁共。兼力造《汉书》，一手掩群蒙。金丝发变怪，百代争讧讻。校以《太史公》，质实绝不同。奸破覆露，霾开日中。发得巢穴，具告童蒙。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至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共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知曰献。’宜谥曰‘献王’。」

　　《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二十六年卒。」《汉书》本传同今按：景帝立十六年，自前二年下数二十六年，为武帝元光五年；《太史公书》讫于天汉三年，上数至元光五年献王之卒，凡三十三年，则太史公远在河间之后也。

　　《太史公自序》称「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则天下凡有佚书出者，史迁莫不见之。故《自序》云「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自序》又曰「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则山东诸儒之学，盖皆详访而熟讲之矣。

　　今考《史记河间献王世家》，但云「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十九字，下即叙卒。若如《汉书》所叙，献王得书等于汉朝，史迁好学，不应绝不一叙。至于得《周官》、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尤为艺林殊功重事，何以史迁于《献王世家》绝不一叙？而总括六艺作《儒林传》，遍详诸经，于《诗》则鲁、齐、韩，于《礼》则唯有高堂生《士礼》，于《春秋》则公羊、谷梁，未尝知天下有所谓《毛氏诗》《周官》《左氏春秋》者，何哉？若谓河间虽得古文先秦旧书，而史迁不获见之，则史迁少讲业齐、鲁之都，《毛氏诗》《左氏春秋》既立博士，山东诸儒从之游者必皆熟闻。迁生后三十余年，亲与山东诸儒讲业，岂有六艺大业不获一闻其名者？又身为太史，百年之间，《诗》《书》间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毛诗》《左氏春秋》，河间既立博士，彰明显彻，自必集于太史公，何以不获一见？且左氏之书，则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叙其作《史记》所援据之书，亦曰据《左氏国语》与《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皆为叙事之书。可知左氏之书，分国为体，并非编年而为《春秋》作传。故《儒林传》叙《春秋》之学，有《公羊》《谷梁》而无《左氏》，以其纪事而不释经，与《春秋》绝不干预。《太史公自序》尊《春秋》至矣，其为《世家》《列传》多据《左氏》，其熟精《左氏》至矣。使《左氏》有经文释义，史迁博达，宜扶微学，何昧昧焉诬其为《国语》，置之与《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同列，而黜之于《公羊》《谷梁》之外哉？其事至明，浅学者一加详考，未有不失笑其纰漏嗤黠者也。

　　歆阴窜易左氏《国语》为编年而以为《春秋传》，伪为《周官》以改《礼》学，又伪《毛氏诗》以证之。以传记引《逸书》数十篇，易于伪托，先为古文《书》，于是以所伪作书皆号为古文。至《易》所传，尤彰彰无可下手，则为《费氏易》以为古文以影射之。左氏突出公、谷之外，恐人不信，又伪邹氏、夹氏俱为传，以映带遗书之多焉。既挟校书之权，作为《七略》，肆其窜附矣，犹恐无可征信，于是缉《尔雅》、作《汉书》，以一天下之耳目。见《史记河间献王世家》有「好儒学」三字，以为藩王之力能购书也，于是将生平伪撰之书一举而附于《河间传》中，以证成其真而阴灭其迹。故史迁仅言献王「好儒学」，歆即云「修学好古」，以其伪作古文伏之矣；以己之出于欺也，则云「实事求是」矣。国朝经学家动引河间之「实事求是」，而不知为歆谩语也于是首叙金帛之招善书，次叙四方道术、先祖旧书之多奏，三叙其得书之等于汉，盖汉秘府本无其书，必云河间等于汉，乃可立也四叙淮南好书，以影射而实其事。郑重重复，叙之又叙，而后乃云「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于是直以其伪着之《周官》《毛氏诗》《左氏春秋》为曾立博士，而以《儒林传》应之。于是证佐分明，无可摇动，而伪书行，丰蔀数千年，人人皆在其裈中而莫能窥之矣。

　　共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按：《史记鲁共王世家》无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经传事。史迁好学，又为太史，天下遗文古事毕集，不应共王得古文经传而不知其事、不见其书。正与《献王传》同，皆歆之伪窜者也。本传但云「得古文经传」，不着何经。《艺文志》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则共王与献王同得《尚书》《礼记》。然即使献王在武帝初，共王在武帝末，相距数十年，则献王之《古文尚书》应大行，何以山东诸儒未尝有之，俟共王得书后，而孔安国乃传之哉？其自相矛盾，作伪日劳，抑可概见。且按以共王本传，二十八年而薨，为元光六年，正在武帝初年，下距巫蛊事将四十年，不知安国何以久不献也？其诬妄支离，不待辨矣！

　　据《艺文志》《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古文书》《礼》《礼记》，共王与献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异同，岂残缺之余，诸本杂出，而篇章文字不谋而合？岂有此理！其为虚诞，即此已可断。然《艺文志》又言「《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依刘敞校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礼》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与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谋而同，绝无殊异。焚余之书，数本杂出，而整齐画一如是，虽欺童蒙，其谁信之！而欺绐数千年，无一人发其覆者，亦可异也。

汉书儒林传辨伪第五

　　歆修《六艺略》，既尽窜伪经遍布其中矣，无如伪书突出，师授无人，将皆疑而莫之信也。于是分授私人，依附大儒，伪造师传，假托名字，弥缝其隙，密之又密，所以深结人信者在此。然范升已谓左氏师授无闻矣。案经久远，无不破露，今发其覆，作伪之劳，不足供一哂也。独是毛亨、毛苌，以无是、子虚窃两庑特豚之祀，崇德大典，等于儿戏。刘歆有知，应笑天下愚儒固易欺绐耳。今将其伪造源流，条辨于左。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于是应聘诸侯以答礼行谊。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陈，奸七十余君。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究观古今之篇籍，乃称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监于二世，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于是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获麟而止。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犹弗废。至于威、宣之际，孟子、孙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驱适戍以立号，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搢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后喟然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儒林传》文，大概用史迁之旧而稍加增窜。一事，「缀周之《礼》」，《史记》无此语。十七篇盖孔子所作，非《周礼》也，歆欲藉以实《周官》耳。二事，「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史记孔子世家》有此语，无「为之传」字。《易辞》皆孔子作，歆欲改为文王作上下《经》、孔子作《十翼》，故云「为之传」，此微意而暗窜于此者。三事，「六学从此缺矣」，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辨见前。歆既杜撰于此，复窜《史记》中以实之。四事，六经之序，先《诗》，次《书》，次《礼》《乐》，以《易》《春秋》终之，辨见前。歆既思易旧说，于《七略》改之。今复改云「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乃及《诗》，所以遂其说也。然不敢遽及古文诸伪经，亦可见其有畏忌之心，或忽略之意。谚所谓「千虚不如一实」也。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着《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大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司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传》称「田何授雒阳周王孙，丁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按：周王孙名氏不见于《史记》，而丁宽读《易》精敏，学成东归，何至曰「《易》以东矣」，是宽已尽何之道，为传道弟子，余子莫及。周王孙古义，其传自何邪？则宽当知之。其非传自何邪？则正如赵宾之小数，隐士之异说，宽为何高弟，岂有为所惑而从而受之之理？推其特提「古义」二字，实欲托于本师，以为其费氏之根柢。其它或当有传费氏源流，文隐不可见耳《艺文志》首列《易传》周氏二篇，杨何、王同、丁宽皆在其下，犹群经之皆先序古文经也。又有《蔡公》二篇，注云「事周王孙」，蔡公无名字爵里，犹毛公、贯公、胶东庸生也。何之古义不授诸王同、丁宽、服光，而独授诸周王孙，犹孔安国之古文不授诸儿宽、司马迁，而独授诸都尉朝也。《古五子》十八篇、《古杂》八十篇之目，及《汉书律历志》所引《古五子》之文，皆所伪造以映带古学者，其作伪同一术也。

　　施雠，字长卿，沛人也。沛与砀相近，雠为童子，从田王孙受《易》。后雠徙长陵，田王孙为博士，复从卒业，与孟喜、梁丘贺并为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于是贺荐雠「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诏拜雠为博士。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雠授张禹、郎邪鲁伯。伯为会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崇为九卿，宣大师空。禹、宣皆有传。鲁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郎邪邴丹曼容，着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张、彭之学。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认，以此不见信。喜举孝廉为郎、曲台署长，病免，为丞相掾。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学。

　　梁丘贺，字长翁，郎邪诸人也。以能心计为武骑，从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杨何弟子也。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贺时为都司空令，坐事论免为庶人。待诏黄门，数入说教侍中，以召贺。贺入说，上善之，以贺为郎。会八月饮酎，行祠孝昭庙，先驱旄头剑挺堕坠，首垂泥中，刃乡乘舆车，马惊。于是召贺筮之：「有兵谋，不吉。」上还，使有司侍祠。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庙，居郎间，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故事：上常夜入庙，其后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贺以筮有应，繇是近幸，为大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终官。传子临，亦入说为黄门郎。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临学精熟，专行京房法。郎邪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吉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临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骏御史大夫，自有传。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讲学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房以明灾异得幸，为石显所谮诛，自有传。房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宏，皆为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学。

　　按：《传》深诋孟氏学之矫诬，以为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田生独传者。又诋京、焦为隐士之说而托之孟氏、异于田何。近人惠氏栋、王氏鸣盛、张氏惠言主张汉《易》者，皆诋班固不通，用梁丘贺之单辞，皆非实录。惠氏并主张赵宾改「箕子」为「荄滋」，而又自改为「其子」，读为「亥子」，见《周易述》其妄不待言。番禺陈氏澧又主费氏。诸家之辨虽有是非，皆未中肯綮也。卦气消息之说，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以《干》《坤》二卦附之于六十卦之列，分主六日七分。其于圣人首《干》《坤》为天地之义，似有难解。然所出甚古，西汉纬书及经说皆然。盖陵夷至于战国，儒术既绌，儒者无由自进。言仁义则人主惮闻之，而祸福吉凶者，人主之所畏也。故说《春秋》者附会灾异，说《尚书》者附会五行，说《易》者附会阴阳，以耸动人主而求售其术。自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传》为阴阳消息之学所萌芽。及秦皇、汉武好神仙祷祠，方士并进，故《史记封禅书》称「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着《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无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之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今以《汉志》考之，「《易》家」有「《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此已为京房灾异所始矣。「阴阳家」有《宋司星子韦》三篇，《公梼生终始》十四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杂阴阳》三十八篇。「五行家」有《泰一阴阳》二十三卷，《黄帝阴阳》二十五卷，《黄帝诸子论阴阳》二十五卷，《诸王子论阴阳》二十五卷，《太玄阴阳》二十六卷，《三典阴阳谈论》二十七卷，《阴阳五行时令》十九卷，《务成子灾异应》十四卷，《十二典灾异应》十二卷，《钟律灾应》二十六卷，《钟律丛辰日苑》二十二卷，《钟律消息》二十九卷，《黄钟》七卷，《刑德》七卷。」「耆龟家」有《周易》三十八卷，《大筮衍易》二十八卷，《于陵钦易吉凶》二十三卷，《易卦八具》等书，实其所祖。本为阴阳占卜之书，诸儒欲以术动时主，故附之入《易》义耳。于是大儒若董仲舒，亦专以灾异说《春秋》，传「开阴闭阳以求雨，开阳闭阴以止雨」之术，《春秋繁露求雨》《止雨》两篇盖或有别传。后儒者争以怪迂之说动人主。眭孟言「大石立，僵柳起，汉当传国。」虽被诛，而宣帝既立，事有征验，子亦为郎。夏侯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其族子胜，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昌邑王数出，胜当乘舆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京房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好钟律，知音声。永光、建昭间，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房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翼奉以五际说《诗》。俱见《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盖以占验祸福动人主，汉时「五经家」皆然，京房应时而起，托之于《易》以行其说，或孔门有是而附益之。盖本「五行家」灾异占验、钟律消息而作，其称焦延寿者，是否假托未可知。汉人欲行其说，无不依托于经，如《公羊传》之「母以子贵」，《左氏传》之「其处者为刘氏」，皆汉儒窜入以重其经。犹佛氏之起，以咒术治鬼神猛虎毒蛇。于是人皆敬畏之，而其道以行。《传灯录》所载二十八祖及晋之佛图澄、梁之陆法和皆是。今西藏红教犹其绪余。开国之始，神丛狐鸣，西汉灾变之学，亦其类也。至于王莽，尤尚谶学。光武染其余风，以谶立王梁为司空，桓谭、郑兴攻谶则谴责，杨厚、郎顗占验有应则尊显无伦。《史记六国表》引「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魏相称「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其说所出，源流深远，然仍是读《易》别录之书，于圣人之经无预焉。唯与《说卦》「《震》，东方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其义同。于是为孟、京学者借口之祖。唯《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蠢者知阙焉。」《论衡正说篇》「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所谓「逸《易》」，《隋志》以为即《说卦》，此杨雄、王充所见西汉旧说，则《说卦》必焦、京学者所传授。《易纬干凿度》《稽览图》或为其学者所附会，其消息辟卦并同。「五行家」有《钟律消息》，则「消息」二字所本，或亦本为《易》义也。张衡谓纬书起于哀、平间，则《易纬》固在京房后，其用《京易》无足疑也。故《后汉书方术传》曰「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益可见为数术杂占之学。孟、京俱言卦气、消息、辟卦、杂气，李鼎祚《周易集解》、惠栋《易汉学》所引可见则孟、京二家似出于一，然孟氏实有出于田王孙者。《汉书艺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何者。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此则《易》家《候阴阳灾变》。孟氏传之焦、京，或焦、京所托，今所传卦气、六日、七分之学是。焦循《易图略》亦有此说若虞氏自奏称「五世传《孟氏易》」，见《三国志》本传注而纳甲之说全用《参同契》；自奏言「郡吏陈桃梦道士予臣《易》六爻吞之。」见《三国志》本传注诞妄无稽，然益见仲翔得自道士异教之学。惠栋、张惠言等知辨宋人《先天之图》出于道家，不知《卦气纳甲之图》亦出方士、道士之所传，齐、楚佩剑，皆未得也。然源流既远，且西汉博士之说，非刘歆所伪。别见《易汉学辨》，今不详。

　　《孟易》虽言灾变，然梁丘贺以筮近幸，与《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诸人正同。是贺亦候灾变，不独喜有之，贺安能以改师法责喜？传云云者，盖西汉以后，施、梁丘稍微而孟、京最盛，歆欲以费氏夺而易之，故诬辞巧诋耳。观其下云「刘向以为诸家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则不以为孟氏异于施、梁丘氏，而仅以为京氏异于孟氏。盖前主攻孟，后主攻京；攻京之时，并忘其攻孟之言矣。矛盾如此，岂不哀哉！又歆欲代孟、京之统，故以孔子《十翼》厌胜之，而痛诋灾变之非；其继不能遂，乃袭取其说而改其面目，敷衍支离，抑又甚焉。是心劳日拙之明效矣。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郎邪王璜平中能传之。璜又传《古文尚书》。

　　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传至相，相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康以明《易》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谊谋举兵诛莽，事未发，康候知东郡有兵，私语门人，门人上书言之。后数月，翟谊兵起，莽召问，对受师高康。莽恶之，以为惑众，斩康。繇是《易》有高氏学。高、费皆未尝立于学官。

　　《费氏易》为刘歆伪撰，辨见前。其云「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考《后汉书儒林传》，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皆传《费氏易》者。今以《周易集解》考之，其说采卦气、消息、辟卦、世应、飞伏，郑氏独传爻辰，主分野、互卦之说。按分野之说，《周官》《左传》《国语》有之，杂见于《汉书天文、地理志》，并移以说《易》，皆歆所创也。钱氏大昕曰：「康成初习京氏《易》，后从马季长受费氏《易》。费氏有《周易分野》一书，其爻辰之法所从出乎？」《潜研堂文集答问》得其所自出矣。《经典释文序录》云「费直《章句》四卷，残缺。」则费氏有说，明矣。其所伪作《费氏易》，盖深攻孟、京，力主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上、下《经》，据孔子以折诸家，又因《系辞》而造「之卦」、「互卦」之例，荀悦《汉纪》云：「臣悦叔父故司空爽，着《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杂窜之于《左传》，又窜之于《史记》以易旧说。如《左传》庄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若是者数条。又凡卦筮须有所指，《周官》《左传》《国语》并言「分野」，故又以「分野」之说窜入卦筮。然则费氏《章句》《周易分野》皆歆所作于《七略》奏上之后，故《七略》无之；或歆自匿其《章句》，授之弟子而不着之欤？王弼之《易》亦出费氏，盖弼祖其「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上、下《经》」之说，故扫尽象数，独标卦爻承应之义，其说大行，以传此言为之本故也。是至于今犹歆之伪《易》也。然《易》之经文亡恙，以为脱去「无咎」、「悔亡」，特歆崇古抑今之伪说耳。以《彖》《象》《系辞》说《易》，还孔子之旧义，虽出刘歆之说，然歆内主张爻辰、分野以为卜筮；《十翼》解经，特其假借之言，实非歆学也。且实光明无弊，不必以人废言。于今学扫《说卦》之伪文，于古学删康成之野象，歆矫伪六经之罪，于《易》差可末减乎！至「十篇」之说，《史记》不着，《孔子世家》及《说卦》，盖刘歆窜入者。《序卦》《杂卦》二篇，义理薄浅，王充、《隋志》以为后得。《杂卦》「《师》，众也；《比》，辅也；《震》，动也；《遘》，遇也。」与歆伪《尔雅》合，盖亦歆所伪造者。尔后《十翼》之说所由出也与？《高氏易》，辨见《艺文志》。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

　　古文之伪，辨见《艺文志》。其传授源流，亦歆伪托也。史迁所引篇目，无一出今文外者；今《史记》所说，与今文无不合者，其伪决矣。孔安国授之儿宽，今文欧阳、大小夏侯皆出于宽，则皆出于安国，何欧阳、大小夏侯无一人闻十六篇之书说，而都尉朝独闻之？何安国之偏而都尉朝之幸也邪？博士同出一师，而百余年无一人说及古文及都尉朝事，何其疏也？安国传宽，宽传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高孙地余犹当宣帝时为博士，论石渠，高三传乃至龚胜，则八传矣。见《儒林传》又安国再传为简卿，三传为大夏侯胜，五传乃至孔光。见《儒林传、孔光传》又安国四传为小夏侯建，七传乃至赵玄。见《儒林传》玄，哀帝时御史大夫，孔光为太师，是时名儒光禄大夫则安国八传之龚胜也。以今学经八传而至胜，都尉朝再传而至胡常，即当哀、平之世矣，即云老寿，何相去之远乎？徐敖者，则传《毛诗》之人，王璜者，则传费氏《易》之人，胡常者，又传《左氏》之人，盖皆歆私人也。伪撰姓名亦不能多撰，虑其泄漏，故于古人则河间、鲁共、孔安国，于时人则胡常、徐敖、王璜，并遍传古学诸经者。但安国之本出于共王，不识河间诸古文经，齐、鲁诸儒何遂无传耳？作伪终有弥缝不密之时也。歆为国师，璜、恽贵显，此其昭昭也。胡常、徐敖，惜不及少待，然陈侠、萧秉皆为王莽讲学大夫，盖传其学无不贵显者。歆盖假借莽力以行其学者也。汉世尊经，故多伪经之人。河内女子之《说卦》《泰誓》《逸礼》为之始，张霸《百两》为之中，刘歆述其余风为之终而集其大成。云「霸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者，实则歆采霸伪《书》而作《书序》，并窜之入《左氏传》耳。

　　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

　　《史记河间王世家》《儒林传》无《毛诗》，此是铁案，南山可移，此文不可动者也。歆为《汉书》，处处称献王，所以实《毛诗》《周官》之事，辨见《艺文志》。其云毛公者，真托于「无是公」者也。毛公定乐，而《毛诗》乃不知《诗》之为乐章，以《草虫》入于《采苹》《采蘩》之中，又以《楚茨》《甫田》为刺幽王。投壶、雅歌诗有《伐檀》《白驹》而毛公不知，恶在其传《诗》乎？徐敖受《尚书》于胡常，常是成、哀间人，而为毛公三传弟子。考之三家之传，皆七八传乃至王莽世，盖作伪者仍不能妄援广引也。《移博士书》云「博问人间唯有赵国贯公」，殆即长卿，又以为传《左氏传》者，皆歆杜撰也。徐敖盖歆私人，受歆伪经者，《后书》称「谢曼卿受《诗》于陈侠」，此歆所传者欤？其详见《毛诗伪证》。若毛公分为二人，有大有小，名亨、名长，又名苌，此则歆之重儓，又歆所未知者。

　　尹更始为谏大夫、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咸至大司农，方进丞相，自有传。

　　房凤，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太常举方正，为县令都尉，失官。大司马票骑将军王根奏除补长史，荐凤明经通达，擢为光禄大夫，迁五官中郎将。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校书，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萧秉君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由是《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张苍传》曰‘好书律术’，曰‘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术’，曰‘苍尤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晓，而尤邃律术’，曰‘着书十八篇，言阴阳律术事’而已，不闻其修《左氏传》也。盖歆以汉初博极群书者唯张丞相，而律术及谱五德可附《左氏》，故首援之。《贾生传》曰‘能诵《诗》《书》属文’，曰‘颇通诸家之书’而已，亦未闻其修《左氏传》也。盖贾生之学，疏通知远，得之《诗》《书》，修明制度，本之于《礼》，非章句训故之学也。其所著述，存者五十八篇，《大都篇》一事，《春秋篇》九事，《先醒篇》三事，《耳痹篇》一事，《喻诚篇》一事，《退让篇》二事，皆与《左氏》不合，唯《礼容篇》一事似采《左氏》，二事似采《国语》耳。盖歆见其偶有引用，即诬以为‘为《左氏训故》授赵人贯公’，又曰当孝文时，‘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贯公当即毛公弟子贯长卿，歆所云‘贯公遗学，与秘府古文同’者也，曰‘贾生弟子’则诬矣。《张敞传》曰‘本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政。’其所陈说，以《春秋》讥世卿最甚，君母下堂则从傅母，皆《公羊》义，非‘尹氏为声子’、‘崔杼非其罪’、‘宋共姬女而不妇’之谬说也。《萧望之传》曰‘治《齐诗》’，曰‘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其《雨雹对》以‘季氏专权卒逐昭公’，《伐匈奴对》以大士匄‘不伐丧’，亦皆《公羊》义。石渠《礼论》，精于礼服，未闻引《左氏》也。‘善《左氏》’、‘荐张禹’，亦歆附会。要之，此数公者，于《春秋》《国语》未尝不肄业及之，特不以为孔子《春秋传》耳，歆不托之名臣大儒，则其书不尊不信也。」

　　按：歆古文之学，其传授诸人名皆歆伪撰，而其发端则自左氏始。左氏书藏于秘府，人间不易见，自非史迁、刘向之伦不可得读也。汉世重六经，以《春秋》为孔子笔削，尤尊之。于时《公羊》盛行，《谷梁》亦赖宣帝追卫太子之所好得立于学，歆思借以立异，校书时发得左氏《国语》，乃「引传解经」，见《楚元王传》自为《春秋》之一家。刘歆校书为王莽所举，尹咸校数术，殆党附于莽、歆者，房凤则王根所荐者，王龚则外戚，非经师也。是四人者共校书，凤、龚所校不知何书，尹咸校数术，其经术不如歆可知；歆又挟权宠，故房凤、王龚、尹咸咸附之也。孔光、龚胜、师丹皆大儒，知其伪，故不肯助也。考孔光号称依阿，而不肯助，盖光曾叔祖安国、祖延年、父霸为孔子传经之世嫡，未尝闻此，故不肯助也。若孔氏确有古文，安得不助歆哉？诸古文为伪经，此可为一铁案也。师丹劾之，公孙禄以为「颠倒五经」，诚不妄矣。歆既以《左氏》附于尹咸，故托所出于尹更始。所谓「章句」者，盖歆所伪托也。因伪造张苍、贾谊、张敞、刘公子，又托贾谊为《传》训故。所云「贯公」者，歆《移书》所谓「传问民间，唯赵国贯公学与此同」也；所云「河间献王博士」，则《献王传》所谓「立《左氏春秋》博士」、《移博士书》所谓「皆有符征，外内相应」也；所云「贯长卿」者，即传《毛诗》之人也；所云「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者，犹孔安国《尚书》「遭巫蛊难未及施行」，盖实无其事也；所云「胡常」者，传庸生之《古文尚书》以授传《毛诗》之徐敖者也；常又从江博士受《谷梁》，授梁萧秉君房，其果有是人为歆之所付嘱，抑为歆伪托？皆不可知。要「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犹「言《毛诗》本之徐敖」，护、敖皆为歆私人而已，「本之刘歆」则自不能诬耳。歆诸经皆托之于人，唯《左传》则任之于己，以《左传》为歆立伪经之根本，故不能托之人也。考胡常无论为真与否，即以此传质之，其弟子萧秉为莽讲学大夫，与尹咸、翟方进并受《左氏》于尹更始，则是元、成间人，与歆同时者也。徐敖从之受《古文尚书》，益少后矣。胡常于安国《古文》，自都尉朝、胶东庸生本三传于贯长卿，《春秋左氏》传自张禹、尹更始亦三传徐敖，既后于胡常，敖传《毛诗》，自贯长卿下仅解延年一传，抑何其乖舛乎？合而观之，其作伪之迹，故为错互，如见肺肝矣。《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之学，恐亦刘歆所伪为也。《传》文叙谷梁氏之学，忽插入尹更始、房凤之《左氏》，恐亦歆之原文，而自「房凤字子元」至「青州牧」，或孟坚因而添入者欤？

　　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一经之说至于百余万言，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字，繁冗至此，其去丁将军之《易说》仅举大谊、甲公之《诗训》犹有阙疑，滋蔓支离抑已甚矣！杨雄《法言》曰「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寡见篇》盖为通人所厌久矣。歆窥见此旨，造作古文而扫除今学，杜、贾扇其风，马、郑扬其波。迄汉、晋之间，令学尽灭，下迨唐、宋，扫地无余。昔之数百万言者，穿穴于遗文中仅得万一，虽歆伪乱之罪固不容诛，亦禄利之徒不知大谊，繁其章条，穿求崖穴，有以贻口实而藉寇兵也。嗟夫！西汉学者譊譊自尊之时，岂知百余年间之亡灭哉！今之学者，尊圣人之经而不求之经纬天人、体察伦物之际，而但讲六书，动成习气，偶涉名物，自负《苍》《雅》，叩以经典大义，茫乎未之闻也。徐干《中论》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治学篇》迂滞若是，欲不亡灭，其可得乎！此亦识者所为远念也。

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第六

　　王莽以伪行篡汉国，刘歆以伪经篡孔学，二者同伪，二者同篡。伪君、伪师，篡君、篡师，当其时一大伪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然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书》、伪《毛诗》，次第为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则歆之畜志篡孔学久矣。遭逢莽篡，因点窜其伪经以迎媚之。歆既奖成莽之篡汉矣，莽推行歆学，又征召为歆学者千余人诣公车，立诸伪经于学官，莽又奖成歆之篡孔矣。篡汉则莽为君，歆为臣，莽善用歆；篡孔则歆为师，莽为弟，歆实善用莽。歆、莽交相为也。至于后世，则亡新之亡久矣，而歆经大行，其祚二千年，则歆之篡过于莽矣。而歆身为新臣，号为「新学」，莽亦与焉。故合歆、莽二传而辨之，以明新学之伪经云。

　　刘歆传

　　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着。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及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着《三统历谱》。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按：班固浮华之士，经术本浅，其修《汉书》全用歆书，不取者仅二万许言，其陷溺于歆学久矣。此为《歆传》，大率本歆之自言也。《左氏春秋》至歆校秘书时乃见，则向来人间不见可知。歆治《左氏》乃始引传文以解经，则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为歆改《左氏》明证。此必叔皮及西汉遗老之言，则从前传不解经可知。若如《别录》，经师传授详明如此，见《左传正义》一则向不非之，而不待歆校书乃见矣，知《别录》亦伪书也。云歆从尹咸、翟方进「质问大义」，此与《儒林传》叙左氏师传自贾谊至尹更始，皆歆伪造渊源，犹《古文书》之孔安国、都尉朝，《毛诗》之毛公、贯长卿、解延年、徐敖也。按《翟方进传》云「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又云「方进虽受《谷梁》，然好《左氏传》……其《左氏》则国师刘歆……师也。」方进虽习《春秋》，实非《左氏》，歆既重其名位，又必托所由来，称父「向不能非」。既诬其父，又诬其师，可谓绝无人心者矣。尹咸本同校书者，然但校数术，经学必不如歆，足见其伪。公羊、谷梁即卜商，别有说。然七十子口传《春秋》，汉世无异义。马迁据《左氏》以修史，而《儒林传》不称其释经，最为确证。左氏即亲见孔子，于传经无与。且着书在获麟五十年之后，而其好恶，黜孔父、泄冶之节而奖郑庄之礼，谓果与圣人同乎？《论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是《古论语》伪文，歆所窜入以昭符应者。歆遍伪群经之术皆如此，并不得以光武名秀，歆亦名秀，嘉新公为刘歆，祁烈伯亦为刘歆，以左丘明为有二人也。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仅见夫子之书及列国之史，公羊闻夫子之义。见夫子之书者盈天下矣。闻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唯董生乎！」歆既湛靖，乘父向既没，独任校书，无人知秘府之籍，因得借秘书而行其伪。汉世《春秋》之学最盛，歆思自树一学，校书得左氏《国语》，以为可借之释经以售其奸，不作古字古言，则天下士难欺，故托之古文。此歆以古文伪经之始也。既已伪《左传》矣，必思征验乃能见信，于是遍伪群经矣。然移太常之文，仅欲立《左氏春秋》暨《逸礼》《古文尚书》三学，犹未及《毛诗》，本传并未及《周官》。盖歆以《毛诗》《周官》作伪太甚，未敢公然露于众也。然歆虽挟上旨欲行其私，加以挟制，辞气甚厉，而忽立伪书，博士之不对，龚胜、师丹之怒，固也。西汉博士，凡大儒皆由此出，其学原出孔氏，不能欺谬之也。「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独称贾生者，以歆附会为《左氏》先师也。然谊为李斯再传弟子，其书未有一字及《左传》也。

　　鲁共王得《逸礼》《古文尚书》，河间献王亦得《周官》《逸礼》《古文尚书》，而《毛诗》《左氏传》且立博士，《移书》何以不兼称献王？共王薨于武帝元朔元年，下至征和二年凡三十八年，巫蛊事乃起，数十年间孔安国何以不献？且安国蚤卒，何得及巫蛊事乎？《艺文志》《儒林传》何以但称安国献《书》，不及《逸礼》？歆既辅弱扶微，冀得废遗，何以移文但争三事，不并争《毛诗》，《周官》且一字不及也？其抵牾凿枘，合观之可见。其《逸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辨见《艺文志》。

　　《春秋经》自公羊、胡母生相传，绝无「脱简」，若人间《左氏春秋》，原是《国语》，亦非有「间编」。歆托之秘府、托之古文，妄谓学官「学残文缺」。所谓「经或脱简」者，歆乃欲增续《春秋》也。「传或间编」者，歆欲比附《春秋》年月，改窜《国语》也。

　　「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贯公，即歆所称传《毛诗》之贯长卿；庸生，即传都尉朝《古文尚书》者，皆歆伪托。即有其人，盖亦歆私党，歆之授意者也。

　　「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歆以高堂生传十七篇多士大夫礼，故其《逸礼》皆为明堂、巡狩之礼。故《艺文志》云「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此乃其作伪之微旨也。「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博士传自孔门，师师相传，可为孔子之学铁案。先秦、三代，竹帛之外，兼赖诵说而传，使《尚书》不止二十八篇，伏生专门之学，虽其本既亡，可以诵而补之。三百五篇之《诗》，十一篇之《春秋》，皆兼赖诵说而传，则孔子删《书》二十八篇之为全书，无可疑也。史迁《儒林传》不述左氏，今据西汉博士之学以得孔子之全经，赖有歆述博士之言为可信。其余不经歆校改者，寡矣。

　　王莽传

　　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

　　按《歆传》，莽素重歆，故莽一朝典礼皆歆学也。故遍录出，与歆之伪经征验相应也。于是群臣乃盛陈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记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请考论五经，定取礼，正十二女之义。」

　　按：是时歆《周礼》未成，故「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之说未出，故犹从今博士说。然莽之学周公自此始，后此事事效法，遂篡汉祚。歆《周官》《尔雅》事事称周公，以揣合莽意，奖翼篡事也。后世经学动称周公，而忘其为孔子制作，则为歆、莽所卖矣。歆、莽之假于周公，将有所图，后儒无歆、莽之私，岂可复为所谩乎？

　　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按《平帝纪》元始五年，「羲和刘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此云「《乐经》《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史篇文字」，皆歆伪纂。「史篇文字」，即歆所谓「古文」，以与今文违悖者也，辨皆见前。莽、歆搜求佚书，绝无他学，皆歆所力争于博士者，更增《尔雅》、史篇文字以征验之。通其一艺即征诣公车，前后千数，以广伪学、壹异说。于是天下皆诵歆学，而孔子之学绝矣。盖歆之所以得行伪学者，皆莽为之。命曰「新学」，岂不然乎！其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亦歆所伪。盖歆以博闻强识绝人之才，承父向之业，睹中秘之书，旁通诸学，身兼数器，旁推交通，务变乱旧说而证应其学。训诂文字既尽出于歆，天文、律历、五行、谶记、兵法又皆出之，众证既确，墙壁愈坚。当时既托古文之名、藉王莽之力以广其传，传之既广，行之既久，则以为真先圣之遗文矣。故虽以马、郑之雅才好博，兼综术艺者，尊信最坚，赞扬最力，岂非以其旁兼诸学、征应符合故乎？自魏、晋至唐，言术艺之士皆征于歆。寖淫既久，开口即是，孰能推见至隐，窥其瑕衅乎？此所以范围二千年莫有发难者也。今《汉书律历、天文、五行志》，皆歆之学，与诸古文经若合符节，月令、兵法亦然。余皆有纠谬，别为篇，兹不着。

　　「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

　　《周官》之尊为经典，朝廷典礼以为依据，始于此。

　　刘歆、陈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为列侯。

　　莽一切典礼，皆歆主之。莽之以伪行篡帝位，歆之以伪学篡经统，交相须而行，何相似之甚！宜其君臣之相孚也。

　　「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州岛。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

　　按：《左传》引尧、舜、禹书为《夏书》。禹治水分州，任土作贡，当尧老而舜摄之时，九州岛水利土产，次第明晰。「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皆因州而言。《尚书大传》「维元祀巡守四岳八伯。」盖九州岛除王畿无伯，故八伯也。「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故鼎亦九也。《王制》亦言「八州八伯」，除王畿一州言之。伪《左传》言「五侯九伯」，兼王畿言之。《诗》「帝命式于九围。」又曰：「九有有截。」皆言九州岛，未有言十二州者。《周官》为歆撰，然《职方氏》亦仅言九州岛，唯增多幽州、并州而改《禹贡》之徐、梁。唯《尧典》有「肇十有二州。」马、郑、伪孔以为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而《职方氏》有幽、并，是其与十二州异而实同也。《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地理志》「南置交址，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歆依附汉制而改饰之者。营州古无此名，歆以太公封于营丘而名之。王莽有并州，平州，「营」「平」音同，即营州，盖用歆说也。歆多以汉制为古制，五色之帝、郊祀诸星皆然。汉有十三州，故歆亦以古为有十二州也。《尧典》「十二州」三字，必为古文家窜改。《尚书大传》有「兆十有二州」说，或更追改者欤？《史记五帝本纪》《汉书谷永传》永之对，皆有十二州之说，皆窜改者

　　「《礼明堂记》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天子负斧依南面而立。’谓‘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

　　按：《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摄其政耳，无践天子位事也。歆伪作《明堂位》，诬先圣以佐篡逆，而后人犹惑之，何哉？

　　「《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

　　按：《尚书正义》一载《古文》十六篇目：「《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谟》十二，《弃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汤诰》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宝》十八，《伊训》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九共》九篇共卷，故为十六。」无《嘉禾篇》。唯《史记》《书序》有之。盖歆伪为《古文书》时，尚无附莽篡位意，后则伪为经记以奖莽篡，故复增造此篇。移书太常云「十六篇」，而叙《儒林传》及窜入《史记儒林传》，则但云「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以后有增加，故虚宕其辞，歆之肺肝如见矣。《尧典》「假于上下」，《西伯戡黎》「唯先假王」，《诗》「假哉天命」，皆训至也，正也，无训真假之义者。「假王」之称，出于韩信。歆欲奖成莽篡，故缘此义以易古训。歆倡训诂之学以变大义如此。

　　居摄元年正月，莽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

　　按六经无四时迎气之祭。《尧典》「寅宾出日。」《尚书大传》「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执事，而以正月朝迎日于东郊，以为万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于南郊，所以报天德。迎日之辞曰‘维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维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东郊。’迎日，谓春分迎日也。」《觐礼》云：「拜日于东门之外。」《礼器》云：「大明生于东。」《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报天而主日也。」《玉藻》云「朝日于东门之外。」《大戴礼朝事篇》云「率诸侯而朝日东郊，所以教尊尊也。」郊之义只此，无四郊之祭，更无四时迎气之举。唯莽始有迎春及四郊礼，与《周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合，与《月令》合，盖皆歆之伪礼也。

　　「太保舜，大司空丰，轻车将军邯，步兵将军建，皆为诱进单于筹策。又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开子午道。」

　　按：四郊之制始于歆，辨见前。

　　放《大诰》作策，遣谏大夫桓谭等班于天下。

　　谭为歆、莽之党，故主张伪古文学，凡《新论》云云，皆歆羽翼，不足据也。

　　「实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

　　用歆《周官》说也。按孔子之礼，则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分土唯三。《孟子》《王制》俱同。《春秋》公羊说则伯、子、男同等，爵三等而已。

　　少阿羲和刘歆与博士诸儒七十八人皆曰「……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圣心周悉，卓尔独见，发得《周礼》，以明因监，则天稽古，而损益焉。」

　　凡莽措施，皆出于歆之伪《周礼》，莽盖为歆所欺者。「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为《周礼》大行之始，故特着焉。

　　「《春秋》隐公不言即位，摄也。」

　　莽之居摄名义亦由于歆。即此一言，歆之伪作《左氏春秋》书法以证成莽篡，彰彰明矣。《左氏》之为伪经，复有何疑！

　　「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唯黄帝、帝少昊、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圣德，假于皇天，功烈巍巍，光施于远。予甚嘉之，营求其后，将祚厥祀。」

　　按：《易系辞》《大戴五帝德、帝系姓》《史记五帝本纪》皆无少昊，唯《逸周书尝麦解》有少昊，则为司马者。歆变乱五帝名号，故窜之于《左传》《国语》《月令》，辨见前。此用歆说也。

　　「予前在摄时，建郊宫，定祧庙，立社稷。」

　　《诗》《书》《礼》《春秋》言庙礼无「祧庙」说，唯《祭法》有「二祧」，享尝乃止。《左传》昭元年「其敢爱丰氏之祧」，《周官春官》「守祧奄八人」，又「辨庙祧之昭穆」，是即「祧庙」之说。又《周官春官》「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是即「郊宫」之说。凡《祭法》《左传》《周官》皆歆所伪，莽用其说，故云「建郊宫，定祧庙」也。

　　分长安城旁六乡，置帅各一人。分三辅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为六队郡，置大夫，职如太守；属正，职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属县满三十，置六郊。

　　《周礼地官》有六乡、六遂，此外有远郊、近郊，莽用其制也。

　　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盖以天下养焉。《周礼》膳羞百有二十品。」

　　《周礼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酱百有二十瓮。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会。」皆歆伪撰经文以媚莽者，此可为证。自歆伪经后，人主相承以为先圣经义宜然。于是后宫至万数千人，饮食度支岁费千万，以此亡国者接踵，皆歆启之。伪经之害如此。宋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奉养」一条，至深斥汉文帝之节俭，是则歆之罪也。

　　「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通于义理。」

　　五等者，《周官》大司徒职「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即莽所谓「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者也。

　　初设六筦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

　　按：《荀子王制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孟子》言「泽梁无禁」，《王制》「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此孔子所述文王之仁政也。歆以《周官》托于周公，而《闾师》云「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莽制「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用歆《周官》说也。然《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烝，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以为齐政之衰。晏子尚以为政衰，则周公不为可知。莽盖从歆以兴天下，亦以歆而亡天下者也。又《周官司市》云「凡得货贿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举之。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又云：「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郑司农云「百族，百姓也。」既非商贾、贩夫、贩妇，则是何人？非百官而何？贾《疏》为之辨，未见其通又《廛人》「凡珍异之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泉府》云「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即所谓「令市官收贱卖贵」也。《泉府》又云：「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即所谓「赊贷与予民收息百月三」也。此皆莽用《周官》制，民怨畔之。唐第五琦、皇甫鏄行酒酤、盐铁、铸钱，而民又怨之；王安石行青苗法，而民又怨之。歆此法也，亡三国矣。

　　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

　　按：今学无「三皇」名，唯《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云「故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吕刑》有「皇帝哀矜庶狱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语，「皇帝」非以为尊崇。《左传》僖二十五年「今之王，古之帝也。」《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实依《大戴礼五帝德、帝系姓》及《世本》，见《尚书正义》一盖孔门相传之说，谯周、应劭、宋均《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同之。歆缘《易系辞》有伏羲、神农事，伪《周官》伪造「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左传》文十八年、昭十七年、二十九年、定四年窜入少皞。《汉书律历志》载歆《世经》以太昊帝、炎帝、黄帝、少昊帝、颛顼帝、帝喾、唐帝、虞帝为次，暗寓三皇、五帝之叙，而《月令》孟春「盛德在木，其帝太皞」，孟夏「盛德在火，其帝炎帝」，「中央土，其帝黄帝」，孟秋「盛德在金，其帝少皞」，孟冬「盛德在水，其帝颛顼」，与《世经》相应。《左传》《月令》《律历志》大行，于是三皇之说兴，少昊之事出，五帝之号变。《后汉书贾逵传》奏称「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皆因五德之运，证成古学之说，张衡于是反据以攻史迁之疏略矣。《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衡《集》曰：「《易》称‘宓羲氏王天下。宓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nnno按：《史记秦始皇本纪》：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则三皇之说已久又一事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皞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自是伪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并见《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三皇本纪》注实本之《世经》也。司马贞且补撰《三皇本纪》，于是少昊之为五帝遂为实事，竞讥史迁之纰缪矣。夫史迁多采《左氏》，如《左氏》实有问官郯子之事，太史公何得若罔闻知，首创《本纪》便已遗脱一朝哉？其为歆之伪窜，证佐确凿矣。《五帝本纪》于《舜纪》引《左传》「少皞氏有不才子」，亦歆所窜入者欤？按歆务翻今文之说，又窜附《国语晋语》，以炎帝、黄帝为少典之子，其母皆有蟜氏之女；以《列子汤问》有女娲氏炼石、共工触不周山事，因于《祭法》《国语》《鲁语》缘饰共工为九州岛之伯，《明堂位》加「女娲氏之笙簧」，诪张为幻，以崇佐验。于是述其学者，缘饰纬书，凿空增附，谯周则以燧人为皇，宋均则以祝融为皇，郑康成、皇甫谧则以女娲为皇，见司马贞《三皇本纪》注上承伏羲；《河图三五历》引伸为「天皇十二头，木德王……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司马贞《三皇本纪》引「自人皇已后，有五龙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大夬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见司马贞《三皇本纪》盖缘《管子》「古封泰山七十二家」而妄为之。《春秋纬》称：自开辟至于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司马贞《三皇本纪》引诞妄不可穷诘，盖亦皆承歆之附会为之。至于《皇王大纪》《路史》等书，益辨之不足辨矣。

　　备和、嫔、美、御。和人三，位视公；嫔人九，视卿；美人二十七，视大夫；御人八十一，视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韨，执弓韣。

　　按：先是郎阳、成修献符命，言「继立民母」，又曰「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莽于是遣中散大夫、谒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乡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百二十女与膳羞百二十品，皆歆伪说以媚莽者也。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见于经传，凡今文博士无二说，莽纳女时犹用之。昏老纵欲，媚臣伪经说以傅会莽意，自是以为经法宜然，后宫众多，掖庭充满。隋之宫人万计，唐宗之宫女三千，纵恣无厌，怨旷充塞，皆歆作俑之罪也。歆之伪经，不过始则邀名，继则媚势，岂知流祸遂至于此哉！学者不正其心术，而以博闻强识造说立端，其祸等于洪水猛兽，可不惧乎！《昏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若非歆伪窜者，则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命妇乎！若以为后宫有是，则断断无是也。

汉儒愤攻伪经考第七

　　伪经焜焜，烁耀施行，凡二千年。积非成是，戴而奉之，胡帝胡天。或疑或难，甲胄扞御，不可干焉。请按厥朔，歆伪突出，诸儒哗然。博士不对，龚胜自免，师丹怒旃。尚有岳岳上书，请诛歆者，公孙、升、硕、育、休。建武之后，桓、灵之前，众儒咸讪，虽灭其名，万百亿千。古学既兴，扫之除之，厥迹莫湮。绵载二百，帝者虽袒，学官不宣。昔《易》有京，《春秋》谷梁，儒士无言。伪经若信，匪仇匪怨，胡乃訔訔！铸鼎然犀，汉儒发难，视我兹篇。

　　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汉书刘歆传》

　　「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汉书刘歆传》

　　按：上云「鲁共王得《逸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又云：「《春秋》左氏丘明所修。」又云「孝成皇帝得此三事。」则此之三学，即谓《逸书》《逸礼》《左氏春秋》也。《书》二十八篇，《礼》十七篇，皆为完本，当时博士必皆以为备，故歆并言抑之，《尚书》下当缺一「礼」字也。是时盈廷汹汹，说皆如此，非歆口自吐其实，则两造不备，而国师公之存案，将以诬辞掩尽天下目矣。

　　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汉书刘歆传》

　　宣帝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大儒博士咸无间言。独至歆书，攻者云起，龚胜乞罢，师丹大怒，执政见忤，众儒竞讪，乃至「惧诛求出补吏」，人情可见。尽诬以「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其谁能信之？言「众儒尽讪」，可知当时举朝哗然，无一从者。汉朝自公卿、博士、弟子、儒生凡数千，无不愤绝，如明议大礼者之欲伏道手击张、桂矣。不然，何至惧诛而求出哉？或疑歆若伪经，时人何不攻之？读此应难置喙。

　　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以问诸儒，皆不对。歆于是数见丞相孔光，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语在《歆传》。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汉书儒林传》

　　光为孔子十四世孙而安国兄子之孙，若古文为孔子所作、安国所传，安有求助不肯之事？详见《汉书儒林传辨伪》。

　　是岁，南郡秦丰众且万人。平原女子迟昭平能说经，博以八投，亦聚数千人在河阻中。莽召问群臣禽贼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将军公孙禄征来与议，禄曰「太史令宗宣典星历，候气变，以凶为吉，乱天文，误朝廷。太傅平化侯饰虚伪以偷名位，‘贼夫人之子’。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明学男张邯、地理侯孙阳造井田，使民弃土业。羲和鲁匡设六筦以穷工商。说符侯崔发阿谀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汉书王莽传》

　　歆作伪经，移孔子为周公，又移秦、汉为周制，微文琐义，无一条不与孔子真经为难，而又阴布其书于其党，借莽力征求天下学者读之，与向来先师之说相忤，无一可通者。学者盖无不疑之，人人皆积怨愤于心矣。歆又以其新说作《周礼》，莽用以变易汉制。天下苦其骚扰，莫不归咎于国师之策，殆无不欲剚刃于歆腹中。公孙禄乃能因人民之愁怨，王莽之震动，而请借朱云之剑以诛之，故云「以慰天下」。若非深见其伪经之乱圣，变法之失民，则公孙禄岂能与莽言此？不然，莽问平贼方略，歆为定三雍、立法制之儒臣，何至与「使民弃土业」之孙阳、「设六筦以穷工商」之鲁匡、「阿谀取容，令下情不上通」之崔发同请诛哉？盖视之与张角之妖书等矣。如谓公孙禄「党同门，妒道真」，则后世郑、王之辨，朱、陆之争，罗整庵、王阳明之攻，何尝有挺刃言哉！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于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辨难，日中乃罢。升退而奏曰「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令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厌倦之听。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谓知教，颜渊可谓善学矣。《老子》曰‘学道日损’，损犹约也。又曰‘绝学无忧’，绝末学也。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诗》《书》之作，其来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观，至于知命，自卫反鲁，乃正《雅》《颂》。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己。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以下博士。《后汉书范升传》

　　升言「《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已足以胜之矣。乃又云「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恐陛下厌倦」云云，则其辞不顺。夫使可立，虽有数家，犹兼存之；既不可立，无高氏、驺、夹，犹宜已也。此等说出，于是刘歆之徒乃得以「党同妒真」借口，而人主亦渐疑之矣。夫公、谷盛衰，尚因辩讷，乃以「守约」为辞，安得不为伪古学者所排哉？盖不得歆作伪之根原，故并迁怒《史记》，亦其短也。然云无本师而多反异，「前世有疑于此」，则当时实情矣。

　　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后汉书陈元传》

　　「诸儒讙哗」「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与西汉移文博士一案正同。学者合争经二大案观之，则当时伪经突出，众情汹愤，虽以帝者之力，卒格众议而不行，狱情自可明矣。

　　李育……少习《公羊春秋》……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四十一事。《后汉书儒林传》

　　歆伪《左氏》在于伪书法，自范升、李育、何休皆难伪《左传》，而不知歆伪书法，此则百辨而无一日明矣。要以前汉博士「不传《春秋》」一语为最中症结。升云「反异前世」，已稍失之；育云「不得圣人深意」，乃与之较短长；休之《膏肓》《废疾》，则直侪之与《谷梁》同列，其战而北，不亦宜乎！然尚可见《左传》虽行，犹有攻者。

　　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后汉书儒林传》

　　何休为《公羊》大宗，自能攻《左氏》，然亦不得其伪书法之根，故卒为康成所箴。休又以《周官》为「战国阴谋之书」，可见今古学之不并立矣。

　　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而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段《注》曰「此谓世人不信古文，非毁之。谓好奇者改易正字，向孔氏之壁凭虚造此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从改易？」《说文解字序》

　　许慎为刘歆干城，故于今学家言着而辨之，疾之如仇，不知适足以得攻伪之证。如此《序》称鼎彝铭即前代之古文，而世人訾为「好奇」，此许慎之供辞，即刘歆之亲供也。考秦始侈心，实开求鼎之风；汉武踵之，求神仙，喜祥瑞，于是诸鼎间出，或者一二三代遗器。然伪造献媚，蛊惑上意，若丹沙之黄金，空中之神语者殆不少。道家符箓异篆多至百数，元虞集号称博雅，识其七十余种。而「垂露」、「薤叶」等体，亦梦英创为之。方士每工作伪，此钟鼎之所由出，奇字之所以生也。刘歆欲夺孔子之经，因得间而起，以宗室之英，名父之子，校书之任，多见古物，挟其奥博，搜采奇字异制，加以附会，伪为鼎彝。或埋藏郊野而使人掘出，或深瘗山谷而欺绐后世，流布四出，以为征应。歆散布伪经、小学于其徒，复假帝力征召，使说字未央廷中以行其古文，则散伪鼎以为征应，亦其熟技耳。世人以其制作之精工，文字之奇古，故皆宝而信之。不知汉去古未远，其制作自非今人所及，市贾伪造已不能辨之，况歆之所为乎？其诪张以行之如此，世人「以为好奇」，正得其实。至明诋曰「响壁虚造」，则出于孔壁之非真，当时固已大共昌言攻之矣。至云「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从改易」，考周、秦、汉、晋，文字相承，少有减变，非有更作，而当时学者以秦隶为「苍颉时书」，且云「父子相传，何从改易」，是即西汉以前不分籀书、小篆、隶书之明据，故皆推本于苍颉。今文学者家世传业，经莽、歆史篇文字颠倒窜乱，行之以国力，诱之以禄利，而不能夺其说，则其根源之深可知也。然使无许慎此言，则茫茫万古，征信无从矣。故有刘歆《移博士书》，而伪经之狱明；有许慎《说文序》，而伪字之案定。文字无变，辨见前。

　　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着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

　　《汉书》无言诸儒排《周官》者。贾公彦所引《马融传》，所出甚古，必有所据。盖古学大盛后，今学攻难之迹刬削尽矣，故并录之。唯《后汉书》称郑兴从歆受业，已亲传《周官》，何独杜子春邪？除挟书之律，《汉书》以为惠帝二年，此云武帝，盖东汉学者附会伪学而加甚之，不复足据也。

　　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贾公彦《序周礼废兴》

　　硕、休皆知攻《周礼》，而仅以为「末世渎乱」「六国阴谋」，则不能得其症结也。硕更以为武帝知之，尤为伪说所绐。盖西汉博士之攻伪经，立乎其外以攻之者也；范升以下之攻伪经，入乎其中以攻之者也。入乎其中以攻之，鲜有能胜之者矣。此伪焰所以炽欤！

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第八

　　按：后汉之儒，皆今学也。大儒讲授，人徒千万，如张兴着录且万人，蔡元着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着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丁恭弟子自远方至者着录数千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学者常千人，牟纡亦千人，杨伦、杜抚、张元皆千余人，其数百人者不可胜数，故举天下皆今学也。而传伪古学者，终后汉世不过杜、郑、贾、马数人而已。然且龚胜、师丹、公孙禄及诸博士攻之于前，范升、李育、何休、临硕暨诸儒难之于后，哀帝、光武暨于诸帝，终不能违众而立学官也。后世据伪古之大盛，疑汉人何不攻之。试思遗文所存，攻者之众犹如此，今学之盛犹如此，刘歆伪经不过如晋薛真之伪《归藏》，隋刘炫之伪《孝经孔传》，明丰坊之伪《子贡诗传》，杨慎之伪《岣嵝碑》，人人皆知其伪，不甚信之。然则伪古学宜将灭矣，何能转炽盛乎？今推其故，一由刘歆所传皆一时之通学，一则博学必典校书，校书东观者必惑歆所改中古文之本而笑今学之固陋。夫校书者为天下学者之宗，通学者有着书自行之力，合斯二者，而郑玄挟其硕学、高行、老寿，适丁汉微，经籍道息，康成揉合今古，而实得伪古之传以行之，遂为天下所宗。滥觞于杜、郑，推行于贾逵，篡统于郑玄，于是伪古行于九州岛暨海外，而今学亡矣。夫得才者兴，广士者强，觇晋文之从者而知其得国，睹燕昭之得士而知其夺齐。观传古学诸人，杨雄则称「无所不见」，杜林则称「博洽多闻」，桓谭则称「博学多通」，贾逵则「问事不休」，马融则「才高博洽」，自余班固、崔骃、张衡、蔡邕之伦，并以宏览博达，高文赡学，上比迁、向者，并校书东观，传授古学。或少习今学，洎入中秘，睹未见书，咸信为然，尽舍旧学而新是谋，反咎夙昔之愚，溺于乡曲，因笑章句之徒固陋无知，许慎所谓「不见通学」，桓谭之「憙非毁俗儒」也。诸人挟其丰赡之才，俯首信服，于是鼓动后生。人情喜新，乐其博异，丰力之士靡不景从，虽无康成，伪经亦有必行之势矣。盖刘歆以校书为传授，盘踞高大，自应得博达之才，理势然也。虽然，不值汉中微，今学不销亡，郑玄亦何能混一哉？然则今学与汉为终始，是亦有天运者邪！今掇其通人传歆古学者着于篇，而以康成终之。张竦、杨雄，歆之友也，附见于篇首云。

　　张竦

　　敞孙竦，王莽时至郡守，封侯，博学文雅过于敞。《汉书张敞传》

　　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后汉书杜林传》

　　《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作《训故》。《汉书艺文志》

　　竦为莽臣，歆友，林师。传称「博学」、「喜文采」，伪学之传，有所受矣。《艺文志》推本张敞以传至杜林，考敞治《春秋》，以经术自辅，其上封事引《春秋》讥世卿，皆用今文，安有所谓古字？是犹国师作法而诬及子政，景伯传经而托之贾谊也。诬其祖也。

　　杨雄

　　雄少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

　　通训诂不为章句，乃刘歆新开之学派也。雄身为僚友，自当用之。

　　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时人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史记》皆用今文家说，如讥宋宣之启争，褒宋襄之能让之类，皆与伪《左氏》相反。左氏既与圣人同好恶，史公自「不与圣人同是非」矣。盗憎主人之故智，不足辨矣。

　　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篡》；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而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以上《汉书杨雄传》

　　莽之放《大诰》，雄之作《太玄》《法言》，亦可见当时风气莫不欲伪托圣人。然莽伪而人得以操、懿之为贼诛之，雄伪而人得以吴、楚之僭王绝之；独至歆伪，则其术更巧，蔽蒙群言，晻昧千载，圣人之大统几取而代焉。君臣之间，有幸有不幸也。《赞》云「诸儒或讥以为雄非圣人而作经。」则其为众儒所讪，亦等于歆矣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篡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汉书艺文志》

　　辨见《〈汉书艺文志〉辨伪》。

　　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

　　鉅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以上《汉书杨雄传》

　　雄、歆为密交，雄有所作，歆观之；歆有所作，雄亦知之必矣。棻为歆子而从雄学，学出于一也。今取雄书奖伪之言条录之如左：以雄与歆同时，人罕知其受歆学者，故详列之。其王充、王符、仲长统之流，生古学大盛后，沾染风气，理固宜然，不复录焉

　　或曰：《易》损其一，虽蠡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彼数也，可数焉故也。如《书序》，虽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昔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法言问神篇》

　　此言《易》损其一，仅指《说卦》，则《序卦》《杂卦》二篇，此时尚未增入。

　　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法言寡见篇》

　　按：叙五经次第与《汉志》合。《诗》后于《礼》者，或歆初成《周礼》时，欲以为周公之典而尤尊大之欤？

　　或问：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法言重黎篇》

　　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同上

　　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甲乙，辰寅卯，声角，色青，味酸，臭膻，形诎信，生火，胜土，时生，藏脾，亻存志，性仁，情喜，事貌，用恭，撝肃，征旱，帝太昊，神句芒，星从其位。《太玄数篇》

　　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日庚辛，辰申酉，声商，色白，味辛，臭腥，形革，生水，胜木，时杀，藏肝，亻存魂，性谊，情怒，事言，用从，撝乂，征雨，帝少昊，神蓐收，星从其位。同上

　　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日丙丁，辰巳午，声征，色赤，味苦，臭焦，形上，生土，胜金，时养，藏肺，亻存魂，性礼，情乐，事视，用明，撝哲，征热，帝炎帝，神祝融，星从其位。同上

　　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日壬癸，辰子亥，声羽，色黑，味咸，臭朽，形下，生木，胜火，时藏，藏肾，亻存精，性智，情悲，事听，用聪，撝谋，征寒，帝颛顼，神玄冥，星从其位。同上

　　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日戊巳，辰辰未戌丑，声宫，色黄，味甘，臭芳，形植，生金，胜水，时该，藏心，亻存神，性信，情恐惧，事思，用睿，撝圣，征风，帝黄帝，神后土，星从其位。同上

　　按：此与《月令》全合。观雄之言《周官》《左氏》《书序》《月令》，则其传古学昭昭矣。

　　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法言问明篇》

　　雄书皆言文王重卦，无言作上下经者。歆之伪《易》最后，时尚未有此说也。

　　灾异，董相、夏侯胜、京房。《法言渊骞篇》

　　言京不言孟，则《汉志》云「孟氏得《易》家阴阳灾变」者非也。此二条与歆说不合，然适足以证其伪妄之迹，故并列焉。

　　杜子春

　　歆末年乃知《周官》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引《马融传》

　　郑兴既从歆受，而众又受之于杜子春，则子春或较兴尤明欤《周官》为伪学大宗，故必授之于大弟子，非璜、恽之徒可比矣。

　　郑兴

　　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及校《三统历》。……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后汉书》本传

　　众，字仲师，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子安世，亦传家业。《后汉书》本传

　　歆伪经以《左氏》为根本，以《周官》为国土，二书皆兴所传。又撰《左氏条例》《章句》《训诂》，校《三统历》，则歆最得意弟子。杜林、桓谭、卫宏皆兴斟酌，子众、孙安世又能传家业，《左氏》《周官》《毛诗》《费氏易》皆众所传，世称「二郑」。故古学当以兴、众为第一宗传矣。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成、哀间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沈深，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闇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后汉书》本传

　　桓谭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后汉书》本传

　　桓谭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其受古学之渊源也。谭与杜林皆成学于西汉，受刘歆、张竦、杨雄之学，以通博为主。崔骃、班固、张衡、马融、刘珍、蔡邕皆此一派。以其博洽，故不守章句。实则章句皆今学，为古学者攻之，故不守也。从古学者多博洽，人皆信之，此古学所以盛也。谭、林渊源学问相等，而林以卓行高位，弟子众多，古文于是遂行，则林为古学一大宗也。

　　陈元

　　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也。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以钦为厌难将军。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以父任为郎。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曰「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博询可否，示不专己，尽之群下也。今论者沈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众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众好，故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容于世，况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熟能察之！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后相违，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摘衅，掩其宏美，所谓‘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陛下不当都山东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卫太子好《谷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谷梁》。孝宣皇帝在人间时闻卫太子好《谷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谷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纯俭，‘吾从众。’至于拜下则违之。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师旷不为新声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圣艺，眷顾儒雅，采孔子下拜之义，卒渊圣独见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洮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辨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后汉书》本传

　　范升、陈元愤争《左氏》，是经学一大案，自少读《后汉书》，即怪《左传》之文博，何范升必极相攻？苟非不得已，扶弱持微，岂不甚善，何事与古人为仇乎？然古学者仅争《左氏》，未敢及《周官》《毛诗》也，抑可想矣。

　　贾逵

　　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着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已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众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雠。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而《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沓。犹朝夕恪勤，游情六艺，研几综微，靡不审核。若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赐，以校书例多，特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之。谓防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迁逵为卫士令。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后汉书》本传

　　郑众传《费易》《毛诗》《周官》《左传》而不光大，贾逵传《古文书》《毛诗》《周官》《左传》《国语》，则伪经遂行。盖逵校书东观，入讲南宫，遭遇独隆矣。又附会图谶以媚时主，选严、颜高才生以受《左氏》，则《公羊》夺矣。拜逵弟子门生为郎，则荣途开矣。至于诏诸儒皆选高才以受伪经，令学者受业黄门以生其欣慕，几等于明代庶常之选矣。伪经安得不行哉！盖自刘歆伪经之后，今古水火，至贾逵乃始行焉。郑玄之前，创业祖功，守成宗德，应推逵矣。蔚宗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又曰「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若有不概于心而亟致微辞者，岂蔚宗传武子之学，有所知邪？

　　徐巡

　　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后汉书杜林传》

　　徐巡兼承两大师之统，《古文尚书》《毛诗》多本之焉，亦伪学之功臣也。

　　张衡

　　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检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着《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后汉书》本传

　　刘陶

　　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后汉书》本传

　　刘珍、刘騊駼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后汉书张衡传》

　　马日磾、杨彪、韩说

　　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书。《后汉书卢植传》

　　伪古之学，刘歆以校书而作之，诸儒亦以校书而信之。盖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征应散布，惑人甚矣。其校书之人散见于群传者，并列于此以省观览焉。

　　班彪、班固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性沉重好古。《后汉书》本传

　　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后汉书》本传

　　孟坚作史全采歆书，文字异者仅二万余，其入歆之坎陷深矣。推其所由，则亦在校中秘书也。

　　王充、王符、仲长统

　　王充，字仲任。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后汉书》本传

　　王符，字节信。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后汉书》本传

　　仲长统，字公理。少好学，博涉书记。《后汉书》本传

　　充师班彪，符友马融、张衡，融所谓「达才通人」，营道同术。长统亦频引《周礼》，盖通达之家无有不入其笼中，而今学所传则皆守约之士也，此其盛衰所以判欤！

　　崔篆、崔骃、崔瑗

　　篆兄发，以巧佞幸于莽，位至大司空。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显于新世。篆生毅。毅生骃，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后汉书》本传

　　骃曾祖母能通经学、百家之言，显于新世，骃古学所本也。

　　崔瑗，字子玉，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后汉书》本传

　　以崔骃为之父，以贾逵为之师，以马融、张衡为之友，古学之长毕集矣。

　　马融

　　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

　　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着《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后汉书》本传

　　马融才高，遍注「九经」，遂为古学之总汇。「三礼」「三传」皆其所定，且为二千年学派之宗，亦以卢植、郑玄皆出其门故也。学者千人，古学聚徒之多，以融为始。郑玄因得荟萃而集其成。譬之经国，马融为文王，三分有二；郑玄为武王，乃能革殷受命也。故融于伪古之功，实与贾逵并驱，世称「贾、马」，亦曰「马、郑」，犹之宋曰「周、程」，亦曰「程、朱」，宜也。

　　卢植

　　卢植，字子干，涿郡涿人也。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纰缪，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寔，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书》。《后汉书》本传

　　《经典释文序录》云「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而《植传》亦云「从融受古学，知今之《礼记》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纰缪」云云，则刘歆之后，其有以伪学之说羼乱于真经，以疑惑后生者，则马融与植其人也。

　　蔡邕

　　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本传

　　按：《邕传》及《水经注》皆言：「邕自书丹于石，使工镌刻。」《洛阳伽蓝记》亦言：「三种字《石经》，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隋书经籍志》亦言：「后汉镌刻‘七经’，着于石碑，皆蔡邕所书。」董逌《广州书跋》乃云「《石经》不尽蔡邕书，如马日磾辈相与成之。」洪适《隶释》云「今所存诸经字体各不同，虽邕能分善隶，兼备众体，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办。窃意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张演《石经跋》云「今六经字体不一，当是时书丹者亦不独邕也。」按：洪适《隶释》，《石经论语残碑》末一行云：「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孙表。」黄伯思《东观余论》「《石经公羊》残碑，其末云：‘溪典、谏议大夫臣马日磾、臣赵聝、议郎臣刘宏、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唯‘溪’上缺，当是‘堂溪典’也。」由二碑证之，则当时奏求正定者只邕等七人，暨后立石，又有左立、孙表及赵聝等诸人也，范《史》略之耳。

　　郑玄

　　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及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瓌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

　　门生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干象历》，又着《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熟，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

　　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伪古文传至贾、马，焰既张矣。而所以辅成古学，篡今学之大统者，则全在郑康成一人。推康成所以能集六经之成，以灭今学者，盖有故焉。两汉儒林皆守家法，爰逮后汉，古学虽开，而古学自守其藩篱，今学自守其门户，宁有攻伐，绝不通和。今学攻古学为「颠倒经法」，古学攻今学为「蔽固妒毁」。但今学之毁古，犹王师之拒贼也；古学之攻今，则盗憎主人也。观其相毁之辞，而曲折见矣。然古学虽言伪而辨，而自杜林、郑兴至贾逵、马融、许慎诸大师，皆笃守古文，与今学家沟绝不通。苟长若此，即互有盛衰，亦可两存。唯郑康成先从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盖兼通今古，因舍今学而就古学。然虽以古学为宗主，而时有不同，又采今学以裨佐之。如笺《诗》以毛本为主，则宗毛可矣，而又时违毛义，兼采《韩诗》，于是得郑氏《笺》而今古学俱备，不知毛之伪古行，而《韩诗》实废矣。注《书》既以古文为宗主，《禹贡》悉参以班氏《地理志》，则又用今学，于是得郑《古文尚书注》，而今古学俱备，不知《古文尚书》伪经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亡矣。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儒林传》故注《仪礼》并存古文、今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于是得郑氏《仪礼注》而今古学俱备，不知伪古文《仪礼》行，而今文《仪礼》亡矣。注《论语》，则「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论语集解》《隋书经籍志》同。《释文》云「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于是得《论语郑注》而今古学俱备，不知《齐》《鲁论》亦失真矣。其注《诗》《书》《礼》《论语》如此，其注群经当亦然。于是今古杂揉，不可复辨。而其所注之本，则《毛诗》《古文尚书》《古文仪礼》《礼记》《周官》《费氏易》《左氏春秋》，玄注《左氏春秋》，见《世说新语》皆古文也。赞二郑则曰「雅达」、「广揽」，攻何休则曰「乡曲之学，足以忿人」，盖贾、马之嫡传，偏主伪古。加以不受征辟之高节，甄综毖纬之硕学，适有高寿，遍注群经，高誉隆洽，既为齐、鲁之宗，弟子万数，散布方州之绪。观陶谦与诸豪杰移檄牧伯，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奏记于朱隽曰「徐州刺史陶谦，前扬州刺史周干，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敢言之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云云。《后汉书朱隽传》汉献帝时，三公八座议：屯骑校尉不其亭侯伏完「虽后父，不可令后独拜于朝；或以为当交拜；又子尊不加于父母；公私之朝，后当独拜；或欲令公朝者完拜如众臣，于私宫后拜如子。不知四者何是正礼？」郑玄议曰「不其亭侯在京师，礼事出入，宜从臣体。若后适离宫及归宁父母，从子礼。」《通典礼部》二十七康成为处士，而诸豪杰讨贼则引以为重，三公八座议礼则问以取决。王粲云「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其望重如此。于是范蔚宗谓「郑康成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袁飜云「郑玄训诂‘三礼’及释‘五经’异义，并尽思穷神，得之远矣。」徐爰云「郑玄有赡雅高远之才，沈静精妙之思，超然独见，圣人复出，不易其言矣。」萧子显云「康成生炎汉之季，训义优洽一世，孔门褒成并轨，故老以为前修，后生未之敢异。」其为学者归宗如此。于是郑学统一天下数十年矣。加以弟子万人。今可考者，朱氏锡鬯《经义考》有郗虑、王基、崔琰、国渊、任嘏、赵商、张逸、冷刚、田琼、炅模、焦乔、王权、鲍遗、陈铿、崇精。其未载者，汜阁屡见《郑志》、又《三国志程秉传》云「逮事郑玄，与刘熙考论大义。」、《崔琰传》「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孝经》唐玄宗《序》并《注》，邢《疏》云「宋均《诗谱序》云‘我先师北海司农。’」则均是玄之传业弟子，竹垞未及也。张逸与郑君同县，郑君妻弟。逸官至尚书左丞，见《太平御览》卷五百四十一所采《郑玄别传》《经义考》又载治郑氏《易》者许慈。按：《三国志许慈传》云：「师事刘熙，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非止治《易》也。程秉逮事郑君，与刘熙考论大义，许慈师事刘熙，善郑氏学，则刘熙似是郑君弟子。熙，北海人，固宜受学于郑君也。《三国志薛综传》「从刘熙学」，则综与慈，郑君再传弟子矣。又《姜维传》云「好郑氏学。」然不言其何所受，郄正论维「乐学不倦，清素节约，一时仪表」。维，天水人，与北海相去甚远，而好郑学，郑学所及者远矣。又《孙干传》云「先主领徐州，辟为从事。」注采《郑玄传》云「玄荐干于州，干被辟命，玄所举也。」按干北海人，又为郑君所知，不知其尝受学否孙叔然受学郑康成之门人，称「东州大儒」，征为秘书监不就；王肃集《圣证论》讥短康成，叔然驳而释之。《三国志王肃传》弟子既多，其高才能传于后世者犹如此。而当时适丁汉乱，经籍道息，人不悦学，故《三国志》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鱼豢《魏略》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为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王肃传》注汉末经学极盛，曾几何时，乃至于此。于是时有能言学者寡矣，况欲责以辨别今古哉！而康成弟子遍天下，得乘间抵隙，收拾天下之士以言遗经，挟此数者，万流归宗，于是天下执经言学无有出郑氏者。故王肃《家语》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王肃当三国时，郑学已大行五十载，于是郑学统一宇内久矣。魏之王肃、王粲，吴之虞翻，蜀之李譔，盛妒攻之。然是数子者，亦古学之绪余，虞翻虽云出于孟氏，而纳甲乃所自创，非孟氏也譬陆、王攻朱，实出朱子之《四书》，抑不足议也。郑学既行，后世乃咸奉刘歆之伪经，而孔子之学亡。故康成者，刘歆之功臣，孔门之罪人也。

后汉书儒林传纠谬第九说文序纠谬附

　　伪经传于通学，发于校书之人，自余习者盖寡。以《后汉书儒林传》考之，十四博士皆今学，诸大师张兴、楼望、蔡元教授万人者皆今学。精庐之启，赢粮之从，家法之试，禄利之得，天下莫非今学，至强盛也。传古学者，《书》则杜林，《诗》则卫宏，《易》《三礼》《左传》则二郑、贾、马，郑玄、许慎集其成而已，有几士哉？然而董卓扫荡于邦畿，学士血肉于豺虎，经籍道息，人士流离，而通学之徒，着书足以自张，高密布衣，徒众遍于海内。遂使两汉学校选举之大法一扫而绝轨，孔子笔削改制之圣经一束于烧薪。由斯言之，运有屯夷，道无强弱，国制有时不足恃，圣经有时不能伸。当其时也，魁儒巨夫俯首于章句之末；易其时也，匹夫贱士变易于天人之间。以刘歆之伪经，康成负之而驰，然犹易天下者二千载，况挟圣人之大道者乎！此《传》皆今学，中有云「习古学」者，多汉、魏间古学者所诬乱，今辨正焉。

　　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建初中，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范史所称「四方学士云会京师」，特称之者七人，而陈元、郑兴、杜林、卫宏，言古学者已四人矣。下云又诏高才生受《毛诗》，「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则《毛》不立博士审矣。且按而数之，若连《毛》则为十五博士，以《百官志》《朱浮传》注引《汉官仪》考之，并十四博士，则「毛」字，写官误文也。

　　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按：《序》称「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伽蓝记》亦称「汉国子学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后魏崔光传》「光为祭酒，请命博士李郁等补汉所立‘三字石经’之残缺。」《刘芳传》亦云「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江式传》亦云：「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欧阳棐《集古录目》亦称「《石经》遗字古文、篆、隶三体，凡八百二十九字，蔡邕书。」张舜民《画墁录》、邵伯温《闻见后录》，乃据雒阳发地所得《石经》，以为蔡邕隶书。赵明诚《金石录》则又以为蔡邕小字八分书，而力辨《儒林传序》「古文、篆、隶三体」之非。黄伯思见《公羊》残碑，亦定以为「鸿都一字石经」。而《唐书艺文志》只有「蔡邕《今字石经论语》」，唐以隶为「今字」也。张演又以为「邕不能具三体书法于孔安国三百年之后。或以邕三体参检其文，而书丹于碑，则定为隶。」《魏书江式传》云「魏邯郸淳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水经注》及《晋卫恒传》皆言「魏正始中立古文、篆、隶‘三字石经’」。独《隋经籍志》乃言「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疑于乖谬。然考其目，「三字石经」只有《尚书》《春秋》，而‘一字石经’有《周易》，有《尚书》，有《鲁诗》，有《仪礼》，有《春秋》，有《公羊传》，有《论语》，有《典论》，与汉所立者不合，故正始之碑仍不得遽以三字为断。胡三省注《通鉴》，则又凿指「‘三字’为魏所立」，亦似有理，而顾氏独不之采。杭氏世骏《石经考异》曰「范蔚宗时‘三体石经’与熹平所镌并列于学官，故史笔误书其事。后人袭其讹错，或不见石刻，无以考正。赵氏虽以‘一字’为中郎所书，而未见‘三体’者；欧阳氏以‘三体’为汉碑，而未尝见‘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编》，载其弟匋所跋‘石经’，亦为范史、《隋志》所惑，指‘三体’为汉字。至《公羊》碑有马日磾等名，乃云‘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谓谬论。」总此而言，则熹平所立为「一字今体石经」也，魏正始所立为「三体石经」也，范史、《隋志》两者俱谬，不可不辨。

　　孙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

　　传费氏《易》者虽为王璜，而实则陈元、郑众，歆之传也，其全为歆学昭昭矣。古学皆集成于马、郑，此叙今、古《易》学兴衰之故甚明。然后汉初年，古学实寥寥，范史《儒林传》叙古学，多诬今学之徒，此云「孙期习《古文尚书》」，疑其无源，盖古学者之诬辞也。

　　又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谭，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

　　按：前书《艺文志》《儒林传》，于传《尚书》，传《论语》，移文博士皆云「庸生」，无名。此云名谭，从何知之？盖古学家所附会，如毛公之有大、小，名亨、名长耳。后汉古学家承歆余风，多响壁虚造，杜撰名字事迹，绝无师法。

　　张驯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

　　尹敏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周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

　　孔僖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二子长彦、季彦。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

　　据前书《孔光传》，安国兄子延年，延年子霸，霸子光，皆世受夏侯《尚书》，未闻其世传《古文尚书》也。至于《毛诗》，前书《儒林传》云本之徐敖，西汉无言之者，孔氏更未闻有习之者，其谬殆不待言。

　　孔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谓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孔奋传》

　　孔奋为光孙，歆欲立《左氏》，光不肯助，安有其孙反从而受之之事？歆每欲自附于孔氏，而不计其可否，安国、僖、奋皆其类也。

　　又按：奋别有《传》，而着于此者，以其为伪党所诬，不可列于通学，故从其类附于此。其犹有一二人若周盘之徒，辨见《传授表》，不复序也。

　　杨伦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

　　按：《丁鸿传》「从桓荣受欧阳《尚书》。」此传上言「陈弇亦受欧阳《尚书》于司徒丁鸿。」伦从丁鸿受《书》，安得为古文乎？此亦「孔僖世传《古文尚书》《毛诗》」之类，其为古学家诬改多矣。

　　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

　　《史记》无《毛诗》，前书《艺文志》《儒林传》但言「毛公」，无名。郑康成《诗谱》有「大、小毛公」，见《毛诗周南》正义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有「毛亨、毛长」名，此则由「长」加「艹」为「苌」，展转诬增，后世遂以为实事，因而窃两庑之祀。试比而观之，其乌有子虚，徒增怪笑而已。

　　卫宏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

　　《毛诗》伪作于歆，付嘱于徐敖、陈侠，传授于谢曼卿、卫宏。《序》作于宏，此传最为实录。然首句实为歆作，以其与《左传》相合也。宏《序》盖续广歆意，然亦有时相矛盾者。如《凯风序》云「美孝子也」，《续序》以为「淫风流行，不安其室」；《将仲子序》云「刺庄公也」，《续序》反谓「庄公小不忍以致大乱」；《椒聊序》云「刺晋昭公也」，《续序》乃云「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笺》则释「硕大无朋」为桓叔之德美广博、平均不朋党。凡此皆与首句不合而伤教害义者，而宏之为《序》最确矣。郑《笺》以卫为主，则今日诗学，宏为大宗矣。伪古经《诗》《书》俱出卫宏，传马、郑而大盛，其流别犹可溯也。至王肃、孙毓，徒争毛、郑之训诂，而不知其学皆出于卫宏，俱为古学，争难蜂起，一哄之市，君子所不道已。

　　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

　　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按：《礼古经》有出自河间献王者，有出自鲁共王者，无以为安国所献。此又魏、晋后展转妄说矣。余辨见《艺文志》

　　李育少习《公羊春秋》，沈思专精，博览书传。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白虎通德论》尚多公羊说，何休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今《膏肓》《废疾》尚存十一，则育说未尽亡。惜其不得刘歆伪作书法之根，但以为「不得深意」，宜其不能破之。李育为公羊宗传，犹乐其文采，况后儒乎！此《左氏》所以独尊而「二传」之所由微也。

　　何休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何邵公为公羊宗子，然不得《左氏传》作伪之由，仅以为《膏肓》，安得不为人所针也。

　　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

　　颖容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着《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

　　谢该善明《春秋左氏》。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

　　建武中，郑兴、陈元传《春秋》左氏学，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范升与歆争之，未决。陈元上书讼《左氏》，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

　　《左传》者，歆伪经之巢穴也，《左传》立，则诸伪经证据分明，随踵自立矣。故刘歆及韩歆皆姑舍群经而争立《左氏》也。然后汉之世，六经传授皆今学，伪古传授仅寥寥数人，故光武亦重违众不敢立。若非贾逵附会谶纬以媚时主，郑玄遭遇汉衰学废，伪经不过后世伪《归藏》之类，岂能盗篡学统哉！

　　许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歆为伪经，更为伪字，托之古文，假之征天下通文字诣公车以昭征信。杨雄、班固之伦，果为所欺矣。周、汉所传真字在《仓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其余六千字皆歆伪字也。歆伪经之光大则赖郑玄之功，伪字之光大则赖许慎之力，故许慎与郑玄实歆之萧何、韩信也。唐元行冲称学者「父康成，兄许慎。」许、郑并称，遂丕冒后世，二千年无不稽首皈依矣。篡孔子之圣统，慎之罪亦何可末减哉！其《说文》皆伪古学，别见《说文伪证》，今录其《序》，附辨于后。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仓颉篇》父子相传，籀、篆相承，未有变异，云「七十有二代不同」，亦妄说也。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六书辨，见《艺文志》。

　　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史籀」说见前，为周史官教学僮书。孔子书六经自用籀体，自申公、伏生、高堂生、田何、胡母生以来之文字，未有云变，非如歆所伪古文也。左氏不传《春秋》，《传》为歆伪，辨已见前。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中庸》为子思作，云「今天下书同文。」则皆用籀体，安得「文字异形」？此古学家伪说。钟鼎字虽多异，不知皆伪作者。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小篆」与《史籀》相同，但颇省改，而《仓颉》《爰历》《博学》俱小篆，犹可考，则籀、篆及汉儒文字无异也。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秦未有作「隶书」，隶书但承变而成，辨见《艺文志》。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汉兴有「艹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

　　《汉志》《史籀》仅十五篇，下云「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按《志》云「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不过三千三百字耳。《志》下又谓「杨雄作《训纂》，易《仓颉》重复之字。」是《仓颉》并有复字，不足三千三百字之数。《志》又云「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廷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乃仅得五千三百四十字。《志》又云「臣复续杨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乃始有九千字。籀文在汉初安得九千字？殆刘歆欺人之辞，许慎为所欺绐耳。

　　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按：《汉志》作「又以六体试之」，「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此云「八体」者，盖《八体六技》，刘歆所伪撰，许慎用其说也。

　　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

　　杜林为歆传法，则所谓父业及外祖张敞，皆歆门附会之辞。爰礼、秦近贵显于莽世，与涂恽、王璜皆歆所授，假借莽力令说文字于未央廷中，借以惑众，以行其学。辨见《艺文志》。

　　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古文为歆伪撰，古文与鼎彝相似，又云「鼎彝即前代之古文」，然则鼎彝为歆所伪明矣。以歆奥博，作为鼎彝，必有可观，至于后世，益奇古矣。近世金学大兴，如《楚公钟》《曶鼎铭》，形体奇异，盖蔚成大国矣。然京师、山东市贾多能售其欺伪，即制度色泽瑰玮奇古，不为黄长睿、刘贡父之所欺，亦出于歆等所为耳。若出于歆手制，通学多为所蔽，宜哉！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苍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又见《苍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喻，岂不悖哉！《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

　　今文与古文，必不相合，真伪不相并立，相攻如仇雠。故古文伪经始出，博士不答，孔光不助，龚胜解绶，师丹大怒，奏「歆非毁先帝所立」，公孙禄奏「国师颠倒五经，毁师法」，范升奏「左氏为异端」。光武立《左氏传》，则诸儒哗然。杨雄所采，甄丰所定，共王所得，皆歆伪造，西汉以前所不经见，诸儒「大共非訾、以为好奇」，乃其守道辨伪之宜也。许慎受业于贾逵，逵父徽受业于歆，为歆三传弟子，主张古学。既从逆矣，盗憎主人，各为其主。乃以今学诸儒为「俗儒鄙夫」，斥为「迷误」，亦不足异也。其云「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即歆《七略》所谓「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也。许慎不学妄言，真所谓「怪旧艺而善野言」，「迷误不喻」者。不幸古学大行，今学昧没，而许书遂若日中天，为后人钻仰。唐立书学，以《说文》为宗，自是奉为金科玉律矣。元行冲所嗤「父康成，兄许慎，宁言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矣。是非无常，真伪谬易，操、懿篡统，人咸戴之，王凌、稽绍且为之致命尽节矣。近世尊许尤甚，岂知其为伪学之毗佐哉！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喻。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

　　许慎述所称经皆古文，而又云「《易》孟氏」，已可疑。今考《说文》引《易》无与孟氏同者，而虎部「履虎尾虩虩」与马同，角部「其牛觢」与郑同，井部「井法也」则直为郑注之文，告部「僮牛之告」与九家同。皆见《经典释文》马、郑、荀为费《易》的传，而《说文》皆与之合。然则许慎盖用费《易》，其「孟」字特误文耳。许慎纯古学家，不似郑玄古今杂揉也。门人梁启超说

　　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经典释文纠谬第十

　　元朗生当隋、唐，今学尽亡，耳濡目染，师友讲授，皆伪古学，盖五百余年矣。习非成是，不足纠绳。唯其书甚重于世，经学家所共钻仰，不可使留伪说以惑众听也。今条其瞀谬，劾之如下：

　　次第

　　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后前，义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经义总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

　　「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二语甚精。惜其不从《经解》之次第，而惑于刘歆，曲为附从耳。然阮孝绪先从之，安能责元朗哉！

　　周易

　　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周礼》有三《易》，《连山》久亡，《归藏》不行于世，故不详录。

　　《史记儒林传》及西汉以前经子传记，无言「《易》有三」者，至刘歆伪撰《周官》，始着三《易》，然其为《艺文志》，不敢着也。《周易正义论三代易名》云「《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又释云‘《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郑玄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按：《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以上《正义》皆古学附会之辞也。此云「《连山》久亡，《归藏》不行于世。」《隋志》云「《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真撰。」又云「《归藏》汉初已亡，按晋《中经》有之。」则东汉人述古学者所为无疑也。《隋志》又云「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则《隋志》已了其伪，但未决之，较德明似稍有知识也。

　　古文尚书

　　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伏生所诵，是曰「今文」，阙谬处多，故不别记。马、郑所有同异，今亦附之音后。

　　直谓「伏生阙谬」，可谓无知而悍犷矣。然古学盛行，于是五百余年，积非成是，盗憎主人，奚足记哉？唯「不别记」，则今文遂亡，德明不能无罪焉。

　　毛诗

　　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诗》虽有四家，齐、鲁、韩世所不用，今亦□□不取。

　　三礼

　　《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礼记》虽有戴圣所录，然忘名已久，又记二礼阙遗，□□相从，次于《诗》下。「三礼」次第，《周》为本，《仪》为末，先后可见。然古有《乐经》，谓之六籍，灭亡既久，今亦阙焉。

　　「三礼」之谬，辨见《汉书艺文志》篇。唯云「《周》为本，《仪》为末」，据《中庸》「《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附会之。于是尊刘歆之伪《周官》，而抑孔子之《仪礼》，公孙禄所谓「颠倒五经，毁师法」也。

　　春秋

　　既是孔子所作，理当后于周公，故次于《礼》。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公羊高受之于子夏，谷梁赤乃后代传闻。「三传」次第自显。

　　按六经之序，自《礼记王制、经解》《论语》《庄子徐无鬼、天下》《列子仲尼》《商君书农战》《史记儒林传》，皆曰《诗》《书》《礼》《乐》《易》《春秋》，无不以《诗》为先者。《诗》《书》并称，不胜繁举，辨见卷二者，无疑义矣。自歆定《七略》，改先圣六经之序，后世咸依以为法，则无识也。元朗盖为歆所惑，故其序如此。云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书》「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诗》「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附会疑有序焉。不知六经皆孔子所作，而兴必以《诗》，教小子先以《诗》。六经先《诗》，圣教之序，刘歆务求变乱，德明妄立次第，失之矣。

注解传述人

　　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或云因河图而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

　　按：《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日者传》「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法言问神篇》：「《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汉书杨雄传》「是以伏羲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汉书艺文志》「《易》曰‘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论衡对作篇》「《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演’。」《正说篇》「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自《系辞》至汉人之说，莫不以重卦为文王，虽刘歆亦不敢生异论。自商瞿传授，不经秦火，西汉前更无异说，至足据也。东京以后，异论横兴，郑康成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见《周易正义论重卦之人》响壁虚造，不知从何得来？盖自刘歆多为伪说，惑乱正经，令学者耳目纷纭，从无可从，信无可信，于是马、郑之徒敢以疑似杜撰，自是经学之中异端蜂起。推所自来，亦歆作俑之罪也。《周易正义论重卦之人》云「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按《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故《干凿度》云‘垂皇策者羲。’《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始重卦矣。又《上系》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后。何者？三画之时，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辞’。因而重之，始有变动；三画不动，不得有‘尚其变’。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后，三画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间‘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画之时。今‘伏羲结绳而为罔罟’，则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礼》小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明三皇已有书也。《下系》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既象《夬》卦而造书契，伏羲有书契，则有《夬》卦矣。故孔安国《书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备，重三成六，能事毕矣。若言重卦起自神农，其为功也，岂比《系辞》而已哉！何因《易纬》等数所历三圣，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农，明神农但有‘盖取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其重卦之意，备在《说卦》，此不具叙。」按：孔冲远引《说卦》、伪《周官》、伪《孔序》俱不论，至于以《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为伏羲重卦之证，此未确也。《朱子语类》云「十三卦所谓‘盖取诸《离》’、‘盖取诸《益》’者，言结绳而为网罟有《离》之象，非观《离》而始有此也。」卷六十五又云：「不是先有见乎《离》而后为网罟、先有见乎《益》而后为耒耜，圣人亦只是见鱼鳖之属，欲有以取之，遂做一个物事去拦截他；欲得耕种，见地土硬，遂做一个物事去剔起他。却合于《离》之象、合于《益》之意。」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简》云「《大传》言‘盖取诸《益》’、‘取诸《睽》’凡一十三卦，盖圣人谓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谓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番禺陈氏澧曰「《系辞》所言‘取诸’者，与《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也’、‘取诸易直也’、‘取诸急也’文义正同。《轮人》意取于圜，非因见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与急，非因见易直与急之物而取之也。」说「取」义最通。又曰「此以伏羲创始牵连于用蓍，又以用蓍傅合于六画，已纡曲矣。且三画非创始，六爻乃为创始乎？六爻诚用蓍矣，何以知三画不可用蓍乎？《周礼龟人》郑注引《世本作》曰‘巫咸作筮’，贾《疏》云‘伏羲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教人为之。’然则‘幽赞用蓍’非谓伏羲也。言‘作’亦非必谓创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孔疏》固以为文王、周公矣。」按：从来无谓伏羲造书契者，伪《孔序》、伪《周官》不足据，冲远附会之，益谬矣。

　　文王拘于羑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彖辞》《象辞》《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是为《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传》」即「《十翼》」也。先儒说重卦及《爻辞》为《十翼》不同，解见余所撰□□

　　据《史记周本纪、日者传》《法言问神篇》《汉书艺文志、杨雄传》《论衡对作篇》，皆谓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有以为作《卦辞》者。唯王辅嗣以六十四卦为伏羲所自重，《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按《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则影响附会，妄变《杨何传》史公之真说，其可信乎？至周公作《爻辞》之说，西汉前无之。《汉书艺文志》云「人更三圣。」韦昭注曰「伏羲、文王、孔子。」即《正义》所引《干凿度》云「垂皇策者羲，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晋纪瞻曰「昔庖牺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晋书纪瞻传》亦无有及周公者。唯《左传》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盖刘歆窜乱之条，与今学家不同。歆《周官》《尔雅》《月令》无事不托于周公，《易爻辞》之托于周公亦此类。唯马融陆绩同。学出于歆，故以为《爻辞》周公所作，见《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或以《爻辞》并是文王作。《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二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如《正义》言，《爻辞》又不得为文王作，则《艺文志》谓「文王作上、下篇」者谬矣。三圣无周公，然则舍孔子谁作之哉！故《易》之卦、爻始画于羲、文，《易》之辞全出于孔子。

　　「《十翼》」之名，史迁父受《易》于杨何，未之闻，殆出于刘歆之说。按：《史记孔子世家》有《文言》《说卦》而无《序卦》《杂卦》，《汉书艺文志》亦无《杂卦》。《论衡正说》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此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易》既以卜筮得存，自商瞿传至杨何以至史迁，未尝云亡失，又未尝有《序卦》《杂卦》。《论衡》以《说卦》出于宣帝时，则史迁所未睹，其为后出之伪书，《孔子世家》为伪窜可知。王充云「益《易》一篇」，《隋志》云「失三篇」，因河内后得之事而附《序卦》《杂卦》，是《序卦》《杂卦》为刘歆伪作可见，三篇非孔子作明矣。《系辞》，欧阳永叔、叶水心以为非孔子作，考其辞频称「子曰」，盖孔子弟子所推补者，故史迁以为「《大传》」也。《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分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歆以上、下二篇属之演爻之文王，既不可通，因以己所伪作之《序卦》《杂卦》附之河内女子所得之事，而以为孔子作十篇为《十翼》，夺孔子所作而与之文王、周公，以己所作而冒之孔子，诪张为幻，可笑可骇。然孔子作传而非经，《易》有《十翼》而非止上、下二篇，则二千年相沿，无有能少窥其作伪之迹者矣。

　　费直字长翁，东莱人，单父令传《易》，授郎邪王璜，字平仲，又传《古文尚书》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七录》云：「直《易章句》四卷，残缺汉成帝时，刘向典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义略同，唯京氏为异。向又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三家之《易》，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范晔《后汉书》云：「京兆陈元，字长孙，司空，南阁祭酒，兼传《左氏春秋》扶风马融，字季长，茂陵人，南郡太守，议郎，为《易传》又注《尚书》《毛诗》《礼记》《论语》河南郑众，字仲师，大司农，兼传《毛诗》《周礼》《左氏春秋》北海郑玄，字康成，高密人，师事马融，大司农征不至，还家。凡所注《易》《尚书》《三礼》《论语》《尚书大传》《五经中候》，笺《毛氏》，作《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议》、针何休《左氏膏肓》、去《公羊墨守》、起《谷梁废疾》，休见大惭颍川荀爽字慈明，官至司空，为《易言》并传费氏《易》。沛人高相治《易》与费直同时，其《易》亦无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丁将军。传至相，相授子康康以明《易》为郎及兰陵母将永，豫章都尉为高氏学。汉初，立《易》杨氏博士，宣帝复立施、孟、梁丘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费、高二家不得立，民间传之。后汉费氏兴，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请置郑《易》博士，诏许，值王敦乱，不果立而王氏为世所重。今以王为主，其《系辞》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今亦用韩本。

　　刘歆伪经散布中外，其存于中者曰「中古文」，其托之外者，如《书》，则《移太常书》云「传问民间，则有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今乱《易》亦然。《易》则费氏与古文同，不知皆歆所诿属也。「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按郑康成、王辅嗣之本，即费学本，安得谓其无传？又《汉书艺文志》「费氏亡章句」，今云「费直《章句》四卷」，其然，岂其然乎！子夏未尝传《易》，此云「《子夏易传》三卷」，伪托显然。余辨见前。

　　《书》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录，断自唐、虞，下讫秦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而为之序。

　　《书序》另有专篇辨于下。

　　及秦禁学，孔子之末孙惠壁藏之。《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于夫子旧堂壁中。」《汉纪尹敏传》以为孔鲋藏之汉兴，欲立《尚书》，无能通者。闻济南伏生名胜，故秦博士传之，文帝欲征。时年已九十余，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古文官书》云「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伏生失其本经，口诵二十九篇传授。《汉书》云：「伏生为秦禁书，壁藏之。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郑玄以为孔子撰《书》，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盖言若天书然。王肃云：「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

　　秦虽禁书，而博士之职不禁，孔氏之传世世不绝，《书》不待壁藏始见，亦无亡失。汉兴，非无书本，口诵者乃其传义，辨见前。

　　汉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汉世行之。

　　《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不辨别，其实伏生仅得二十八篇，《泰誓》后得而附之今文，为二十九篇，因并误以为伏生所传耳。《论衡正说篇》：「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儿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又云「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与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二十九篇者，皆并河内所得《泰誓》计之，以其后得，故附会为斗也。《隋志》曰「至汉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于《史》《汉》二十九篇之意最得其通，但「口传」二字误耳。此云「合三十篇」，则谬甚。

　　然《泰誓》年月不与《序》相应，又不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泰誓》同，马、郑、王肃诸儒皆疑之。

　　《释文》与《隋志》引宣帝时河内女子所得，出于王充《论衡正说篇》，房宏说同之。见《尚书正义》一又刘向《别录》「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赞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尚书正义》一引然《尚书大传》引之，董子、《汉书董仲舒传》终军《汉书终军传》引之，《史记周本纪》引之，则王充、刘向传闻稍有误矣。或董子、终军、《史记》所引为孔子未修之《书》，如《史记》引《汤诰》之类，则《论衡》及刘向《别录》之说未为有误也。龚氏自珍《泰誓答问》，以《史》《汉》谓伏生得二十九篇，不当有后出之《泰誓》，据《书序》以《顾命》《康王之诰》分为二篇，足二十九篇之数。按：《康王之诰》，马融以为欧阳、大小夏侯同为《顾命》，见《释文》融时欧阳、大小夏侯经犹存，融亲见其本，若《康王之诰》与《顾命》分为二篇，则融言大妄矣。今《汉志》、大小夏侯《经》《章句》《解故》各二十九，刘歆云「《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移太常书》则伏生之始为二十八篇，武、宣之后增多《泰誓》，博士读后为二十九篇无疑矣。王充谓「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说最明。汉儒以二十八篇增多《泰誓》比北斗，足为确证。《尚书大传》云「‘五诰’可以观仁。」二十八篇之中《大诰》《康诰》《酒诰》《召诰》《雒诰》也。若《尚书》本《康王之诰》另篇，《传》应有「六诰」之文，汉儒且无二十八宿之比矣。徒以《史记》省文，遂增异说耳。至马融等所疑「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不相应」，固然。外此尚有《管子》《墨子》所引亦皆无之。大体其文怪异，与《汤诰》《武成》同为孔子所删之余，赵岐《孟子注》以为古百二十篇之《泰誓》，则谬。国朝刘逢禄见龚氏《泰誓答问》以为战国之《泰誓》，其或然乎？

　　《汉书儒林传》云「《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刘向校之非是，后遂黜其书。」《古文尚书》者，孔惠之所藏也，鲁共王坏孔子旧宅，汉景帝程姬之子，名余，封于鲁，谥共王于壁中得之，并《礼》《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

　　卫恒《四体书势》「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见《晋书卫恒传》实歆伪说也。

　　博士孔安国，字子国，鲁人，孔子十二世孙，受《诗》于鲁申公，官至谏大夫、临淮太守以校伏生所诵，为隶古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艺文志》云：「多十六篇」又，伏生误合五篇，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艺文志》云：《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安国又受诏为《古文尚书传》，值武帝末，巫蛊事起，经籍道息，不获奏上，藏之私家。安国并作《古文论语》《古文孝经》传。《艺文志》云：「安国献《尚书传》，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

　　晚出《古文尚书》，自梅鷟、阎若璩、惠栋、江声、王鸣盛、孙星衍诸家辨之详矣，而未有实得其主名者。考《家语》《孔丛》，为魏王肃所作以难康成者。而孔安国作《传》之事，《家语后序》《孔丛论书篇》皆已言之，则非出于肃而何？又伪《孔传》与肃诸经注无不符合，亦犹刘歆所造古文，伪窜诸经，内外相应之故智。故晋武帝置博士十九人，孔氏《书》已厕其中。见《晋书荀崧传》晋武帝，王肃之外孙，尊崇肃学，固其宜也。或疑《晋书荀崧传》「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数之实得十人，疑《古文尚书》孔氏为衍文，则崧疏所称武帝置孔氏《书》博士，或亦不可信。按：两处皆有《孔氏》，何得彼此皆衍？其所谓「凡九人」者，盖《论语》《孝经》郑氏合为一人。考《宋书百官志》「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谷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合十经。」亦合《论语》《孝经》为一，故十一经而为十人，与晋十经而为九人一例。盖《论语》《孝经》文字无多，六艺附庸，故博士从简。晋、宋相承，沿革多因，《论语》《孝经》之合一，又何足疑？如以「孔氏」字为衍，则孔冲远《尚书正义》一亦云「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此语今《晋书》无之，唐初诸家《晋书》尚存，冲远采而用之。然则诸家《晋书》皆有西晋立孔氏《书》博士事，不独唐人官撰之本为然，岂一史衍而群史皆衍？必不然矣。伪《孔传》西晋已立，且与肃所著书征应皆合，其为肃撰无可逃遁矣。国朝惠氏栋、江氏声、王氏鸣盛、李氏惇、刘氏端临、丁氏晏，皆有伪古文出于王肃之说

　　以授都尉朝。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多古文说。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脱误甚众。《艺文志》云：「《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名谭，亦传《论语》庸生授清河胡常，字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至部刺史，又传《左氏春秋》常授虢徐敖，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敖授郎邪王璜及平陵涂恽，字子真恽授河南乘钦。字君长，一本作桑钦王莽时，诸学皆立，恽、璜等贵显。

　　右皆见《汉书儒林传辨伪》。

　　范晔《后汉书》云「中兴，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贾逵字景伯，扶风人，左中郎将，侍中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按：今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

　　杜林所传，马、郑所注，则刘歆古文伪《尚书》。《后汉书》以为「古文复兴」，与伏生今文相对而言，陆德明以为「并伏生所诵，非古文」，对王肃伪古文而言，德明已明辨晰矣。

　　孔氏之本绝，是以马、郑、杜预之徒皆谓之「《逸书》」。王肃亦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枚赜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眘徽五典」以下分为《舜典篇》以续之，孔《序》谓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孔传尧典》止于「帝曰往钦哉」，而马、郑、王之本同为《尧典》，故取为《舜典》学徒遂盛。后范宁字武子，顺阳人，东晋豫章太守，兼注《谷梁》变为今文集注，俗间或取《舜典篇》以续孔氏。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云「于大{舟行}头买得」，上之。梁武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书》无《舜典》，辨已见前。梁武之说，虽苏、张无可置辨，徒以《书序》所著，歆之古文十六篇已自有之，则王肃之书自易行矣。

　　汉始立欧阳《尚书》，宣帝复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灭亡，而《古文孔传》始兴，置博士。《郑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马、郑、王注遂废。今以孔氏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肃本。

　　哀、平之末，刘歆倡伪经而经一变；永嘉之乱，今学销亡而经几灭矣。「平帝立《古文》」者，刘歆之《古文》；「近唯崇《古文》」者，王肃之《古文》；「马、郑、王注遂废」，则刘歆之古文伪《书》亦亡。譬操、丕篡汉，而马懿篡操、丕之统，「君以此始亦以此终」也。

　　《诗》者，所以言志，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者也。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巡守，则陈诗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也。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乎《诗》。是以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

　　《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谏。」《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曰「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西汉以前，未闻三百一十一篇之说者，此刘歆《毛诗》伪经既行后之说也。《毛诗》多《笙诗》六篇，并三百五篇，故为三百一十一篇，篇数与三家异，益见其作伪也。

　　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按：刘歆伪撰《毛诗》，其《七略》但称「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已，不以为子夏作《序》也。《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受学谢曼卿，「作《毛诗序》」，尚得其实。自郑玄《诗谱》以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释文》引王肃《家语注》以为「子夏《序》即今《毛诗序》。」按之两《汉书》志、传，皆乌有子虚事也，此盖沿袭其谬者。考《毛诗大序》以《风》《大雅》《小雅》《颂》为「四始」，与三家《诗》不合。《唐书艺文志》载「《韩诗卜商序》」，如《毛诗》亦出子夏，何至歧绝？且《风》《雅》、《颂》为「六诗」之三，以为「四始」，岂非大谬！「三颂」不知据鲁、新周、故宋之义。至于《小序》，《大雅》正篇莫能详其乐章之所用，《小雅》自《节南山》以下四十四篇，皆以为刺幽王诗，而杂见传记者则为昭、懿、厉、宣、平诸王之诗；《楚茨》诸诗，亦不以为乐章也。十三国之无正风，与燕、蔡、莒、许、杞、薛之并无变风，既以《序》不明而弃之矣，则所存诸国之《序》，当必可为诗史。乃《国风小序》于《史》有《世家》者，皆傅之恶谥，至魏、桧之《史》无《世家》者，则但以为「刺其君」、「刺其大夫」，而无一谥号世次之可傅会。又《汉广》「德广所及」、《白华》「孝子之洁白」、《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雨无正》「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正」之类，皆望文生义，一味空衍，非如鲁、韩逸说以《芣苢》为「蔡人妻作」、《行露》为「召南申女作」、《柏舟》为「卫宣夫人作」、《燕燕》为「定姜送归妇作」、《式微》为「黎庄夫人及傅母作」、《硕人》为「庄姜傅母作」之皆有实人实事也。使子夏为之，去其时不远，安得谬悠若是乎？则《大序》及《小序》，初句为刘歆所伪，其余则卫宏所润饰，不特非子夏作，并非刘歆作矣。汉、魏后《毛诗》独盛，而辨《序》之说纷如。韩愈以为子夏不序《诗》。成伯玙以为子夏唯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王安石以为诗人所自制。甚至程明道以《大序》为孔子所作，《小序》为国史旧文。王得臣以首句为孔子所题。曹粹中以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师说。举不足辨，唯郑樵、王质、朱子掊击其妄，识最高矣。恨未能得其故，令后人来反唇之稽。《诗》至今乃为决其蔀耳。

　　口以相传，未有章句。战国之世，专任武力，《雅》《颂》之声为《郑》《卫》所乱，其废绝亦可知矣。遭秦焚书而得全者，以其人所讽诵，不专在竹帛故也。

　　秦焚书，《诗》本仍存，不徒赖讽诵。辨见前。

　　《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字文操，豫章人，吴太常卿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一云名苌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一云：「子夏传曾申，字子西，鲁人，曾参之子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郑玄《诗谱》云「子思之弟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徐整作「长公」长卿授解延年，为阿武令，《诗谱》云「齐人」延年授虢徐敖，敖授九江陈侠。」王莽讲学大夫或云「陈侠传谢曼卿，元始五年，公车征说《诗》」。

　　《毛诗》源流皆伪托，辨见前。若陈侠、谢曼卿，其为歆传者欤！公车特征，歆所授意，以广其伪学者也。

　　后汉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注》，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矣。

　　三家之废，由于马、郑。以此推之，马、郑党伪破经，罪难末减。若必科断，应与刘歆首从并诛矣。自尔王肃、王基之徒，孙毓、陈统之彦，互相申难，皆盘旋于《毛诗》之下。穴中斗蚁，角里争蛮，但供噱哂，不足树颊。而《齐》《鲁》之早亡，《韩诗》之仅存者，得无以郑尝用《韩》故，学者因而存之邪？自是《毛诗》独尊。遍观所录之书，无一部三家者，刘歆丰蔀之力亦至矣。

　　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郑《六艺论》云「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艺文志》曰「《礼古经》五十六篇，出于鲁淹中。」苏林云：「淹中，里名。」或曰「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父子兴，字少赣，河南人，后汉大中大夫。子众，已见前。并作《周礼解诂》等多往师之。贾景伯亦作《周礼解诂》。

　　河间献王无得《古经》事，《逸礼》《周官》为歆伪撰，辨见前。

　　《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故《中庸》是子思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制。郑玄云《月令》是吕不韦所撰。卢植字子干，涿郡人，后汉北中郎将。九江太守云「《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

　　《礼记》云为后人所益，信矣。故《保傅》《礼察》，《贾子》之书得附入，不独《中庸》《缁衣》采自《子思》《公孙尼子》也。《月令》亦刘歆伪撰，辨见《王莽传》。若卢植以《王制》是汉时博士所为，则殊非。考《史记封禅书》索隐，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非今《王制》也。郑康成以《王制》制度与《孟子》同，故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今验《王制》与《公》《谷》全同，句容陈立、德清俞樾说体大物博，本末兼该，盖孔氏遗书也。刘歆作伪，盗憎主人，故排挤之，而卢植误述之。

　　陈邵字节良，下邳人，晋司空长史《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汉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名，为他家书拾撰所取，不可谓之《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

　　《隋志》云「戴圣删《大戴》为四十六篇，马融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四十九篇。」《别录》《后汉书桥元、曹褒》二传及元朗说，皆不足据也。

　　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范晔《后汉书》云：「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郑《注》引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之义。郑玄《三礼目录》云「二郑信同宗之大儒，今赞而辩之。」玄本治《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顺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汉初，立高堂生《礼》博士，后又立大小戴、庆氏三家，王莽又立《周礼》。后汉「三礼」皆立博士。今庆氏、《曲台》久亡，《大戴》无传学者，唯郑注《周礼》《仪礼》《礼记》并列学官，而《丧服》一篇又别行于世。今「三礼」俱以郑为主。

　　「三礼」说辨见《艺文志》。然自是古学大行，庆氏《曲台》之《礼》亡，今学说从此衰息，则郑玄为刘歆功臣之首，亦为孔学罪魁，正不得稍从末减也。云「玄本治《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顺者」，则今《仪礼》亦为郑玄所乱，虽注犹别称今古，然大小戴、庆氏三家则既亡矣。

　　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诸侯亦有国史，《春秋》即鲁之史记也。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西狩获麟，伤其虚应，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人，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名高，齐人。子夏弟子，受经于子夏谷梁、名赤，鲁人。糜信云：「与秦孝公同时。」《七录》云：「名淑，字符始。」《风俗通》云「子夏门人。」邹氏、王吉善《邹氏春秋》夹氏之《传》。邹氏无书，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桓谭《新论》云：「《左氏传》遭战国寖藏。后百余年，鲁人谷梁赤作《春秋》，残略多有遗文；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失本事。」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魏文侯相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楚太傅椒传赵人虞卿，赵相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汉丞相，北平侯苍传洛阳贾谊，长沙梁王太傅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汉书》云「贾谊授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贯公传其少子长卿，荡阴令长卿传京兆尹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人，徙杜陵及侍御史张禹。字长子，清河人禹数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荐禹，征待诏，未及问，会病死。禹传尹更始，更始传其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字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护授苍梧陈钦。字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

　　按：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按向治《公羊》，后奉诏治《谷梁》，其书本《公羊》者十之九，本《谷梁》者十之一，未尝言《左氏》也。《说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谨始也。’‘谨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按「谨始」之说，本《公羊》《谷梁》绪言，「明智」之说，兵家要旨，俱非《左氏》说也。《十二诸侯年表》云「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此《春秋》当系《梼杌》，犹《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云「教之《春秋》」者也，必非左氏之书。《史记》言「四十章」，《艺文志》云「三篇」，此又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驯，歆所托也。《虞卿传》云「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年表》同。盖虞氏之书虽亡，其体例略同《吕览》，非传《左氏》者也。《史记》言「八篇」，《艺文志》于「儒家」云「十五篇」，于「《春秋》家」云「《虞氏微传》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托也。荀卿之书多本《谷梁》，亦非传《左氏》者。《释文》兼采伪《别录》及《汉儒林传》而为之。然《左氏》传授不见《太史公书》，班固别传亦无征。当东汉初，范升廷争，以为「师徒相传，又无其人」，若果出于《别录》，刘歆之徒及郑兴父子、贾逵、陈元、郑玄诸人，欲申左氏者多矣，何无一言及之？曾申即曾西，曾子之子，羞称管仲，必非为左氏之学者。吴起曾事子夏，或《左氏》多采其文。姚姬传以「《左氏》言魏氏事，造饰尤甚，盖吴起为之，以媚魏君者尤多」，要非《左氏》再传弟子也。张苍非荀卿弟子，贾生亦非张苍弟子。贯公《毛诗》之学，亦非贾嘉弟子。嘉果以《左氏》为传《春秋》，授受详明如此，何不言诸朝为立博士？此又从《贾谊传》增设之。嘉与史公善，当武帝时；贯公为献王时，必非嘉弟子。《史记》《汉书》具在，而歆之徒博采名儒，牵合佚书，妄造此文。元朗、冲远以江左以后文人独尚《左氏》，不加深察，叙录如此，不可为典要矣。刘氏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说

　　《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始，刘歆字子骏，向之子，王莽国师从尹咸及翟方进受《左氏》，哀帝时，歆与房凤、王龚欲立《左氏》，为师丹所奏不果，平帝世始得立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歆授扶风贾徽，字符伯，后汉颍阴令，作《春秋条例》二十一卷徽传子逵，逵受诏列《公羊》《谷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长义》，章帝善之。逵又作《左氏训诂》，司空南阁祭酒陈元作《左氏同异》，大司农郑众作《左氏条例章句》，南郡太守马融为《三家同异之说》。京兆尹延笃字叔坚，南阳人受《左氏》于贾逵之孙伯升，因而注之。汝南彭汪字仲博记先师奇说及旧注。太中大夫许淑、字惠卿，魏郡人九江太守服虔、字子慎，河南人侍中孔嘉、字山甫，扶风人魏司徒王朗、字景兴，肃之父荆州刺史王基、大司农董遇、征士炖煌周生烈，并注解《左氏传》。梓潼李仲钦着《左氏指归》，陈郡颍容字子严，后汉公车征不就作《春秋条例》。又何休字邵公。任城人，后汉谏大夫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谷梁废疾》，郑康成针《膏肓》，发《墨守》，起《废疾》，自是《左氏》大兴。

　　贾逵《左氏长义》，陈元《左氏异同》，郑众《左氏条例章句》，马融《三家同异》，李仲钦《左氏指归》，颍容《春秋条例》，众作纷纭，皆言《左氏》之长，于是《左氏》大兴。即有范升之《难》，何休《膏肓》，亦皆于《左氏》书法校量得失，既已入其笼中，无怪助其焰之益炽也。若知为刘歆引传解经，伪造书法，据《史记》以难《汉书》，则《左氏》但为记事之书，无预《春秋》之义，虽有百贾逵之徒，何能措一辞乎？《左氏》书法之义与《公》《谷》颉颃，斯固歆目睹《公》《谷》之争，但有所长，便可自立，故伪造书法，诸「书」、「故书」、「不书」，时用《公》《谷》日月例为之，伪《毛诗》《周官》以为之证，此所以丰蔀二千年而莫之知。自是《左氏》大兴，「二传」渐微，后汉攻《左氏》者谓之「蔽固」，东晋抑《谷梁》者谓之「肤浅」。至德明之世，至谓「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呜呼，以先圣微言大义之所寄，而至于垂绝，则谁之罪乎！故自魏、晋之后，莠言繁兴，不可复言经学矣。

　　汉初，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谷梁》，平帝始立《左氏》。后汉建武中，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因不复补。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学官，仍行于世。迄今遂盛行，「二传」渐微。江左中兴，立《左氏传》杜氏、服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请立「二传」博士，诏许立《公羊》，云「《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王敦乱，竟不果立《左氏》今用杜预注，《公羊》用何休注，《谷梁》用范宁注。「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

　　叙《左氏》大兴之由，「二传」衰微之故，最明矣。试检《释文》、《隋志》观之，传《公》《谷》者有几家哉！晋世诏书已云「《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公羊》亦值王敦乱，于是竟不立。元朗云：「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夫孔子改制之学，传在《公》《谷》，汉世四百年政事皆本之。自刘氏伪经出，《左传》文采盛，至于元朗世，恐其几绝。末法千年，圣制竟坠，亦堪哀矣！刘歆之罪固不足诛，而沈冥二千年无人发挥者，至近人刘逢禄、陈立、钟文烝乃始有发明，孔子之学或渐赖以着，岂所谓循还之运者欤！

　　《孝经》者，孔子为弟子曾参说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孝，事亲之法。亦遭焚烬。河间人颜芝为秦禁，藏之。汉氏尊学，芝子贞出之，是为今文。

　　按：《汉书》无颜芝、颜贞传《孝经》事。自向、歆、杨雄、班固博极群书，不能知之，不省后人何以知此？东京以后，经学荒芜，伪造典故，《易》有子夏之传，《左传》有曾申之传，诞妄支离，恐未足据也。

　　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又有古文出于孔氏壁中，别有《闺门》一章，自余分析十八章，总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作《传》。刘向校书，定为十八。后汉马融亦作《古文孝经传》，而世不传。世所行郑注，相承以为郑玄。按《郑志》及《中经簿》无，唯中朝穆帝集讲《孝经》，云以郑玄为主。检《孝经注》与康成注「五经」不同，未详是非。江左中兴，《孝经》《论语》共立郑氏博士一人《古文孝经》世既不行，今随俗用郑注十八章本。

　　《孝经》郑注，诸书所引者虽多，然无以定为康成注。唯《郊特牲》正义引王肃难郑云「《孝经注》云‘社，后土也。’‘句龙为后土’。郑既云‘社，后土’，则句龙也。是郑自相违反。」此王肃所难是康成注明矣。刘光伯谓肃无攻击《孝经》郑注者，殆未详考邪？陈氏澧说

　　《古论语》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两《子张》，如淳云「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为篇，名曰《从政》。」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新论》云「文异者四百余字。」

　　刘歆遍乱群经，皆有古文。以《论语》考之，《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孔安国为《传》。」今见何晏《集解》所引，亦伪托，与《古文书》《古文孝经》同。以其托出孔氏壁中，舍安国不足以昭人信也。

　　孔安国为《传》，后汉马融亦注之。安昌侯张禹受《鲁论》于夏侯建，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最后而行于汉世。禹以《论》授成帝。后汉包咸、字子长，吴人，大鸿胪周氏不详何人并为章句，列于学官。郑玄就《鲁论》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焉。魏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字长文，颍川人，魏司空王肃、周生烈炖煌人。《七录》云「字文进，本姓唐，魏博士、侍中。」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为主。

　　张禹既受《鲁论》，又受《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乱鲁、齐之家法矣。郑康成就《鲁论》考之《齐》《古》，为之注焉，又乱今古之家法矣。孔安国、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率皆伪古学说，而何晏《集解》以为主。然则今本《论语》皆伪古学而已。自宋以后，尊《论语》者既至，近儒攻朱，辨论至伙，岂知其经刘歆窜乱邪！今《论语》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语，疑亦歆所加入，以实其鲁君子左丘明亲承孔子，以抑公、谷口传之说。《朱子语类》谓「要知左氏是个晓了识利害底人，趋炎附势。大率《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看此等处，便见得是六卿分晋、田氏篡齐以后之书。」卷百二十二按：《史记仲尼弟子传》、文翁《孔庙图》皆无左丘明，盖非孔门弟子，益见歆依托之伪妄也。然惑世千载，亦见读书考古之难其人矣。自郑康成、何晏后，今文齐、鲁二家无可复考，魏、晋以后注家皆用郑、何二本，盖不足复道矣。

　　《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张揖论之详矣。前汉终军始受豹鼠之赐，自兹迄今，斯文甚矣。先儒多为亿必之说，乖盖阙之义。唯郭景纯洽闻强识，详悉古今，作《尔雅注》，为世所重，今依郭本为正。

　　《尔雅》为歆伪学训诂之祖，辨见《汉书艺文志》。张揖以为作自周公、仲尼、子夏固谬，即以为「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亦非也。豹鼠之辨，为后汉世祖时窦攸事，见《文选注》三十八引《三辅决录注》郭璞误引之为终军，德明用之，疑误千古。盖自歆征通《尔雅》者百余人诣公车，《尔雅》遂行，建武之世遂有征用。若武帝以前，未有及《尔雅》者，可共明也。注家犍为文学及刘歆为之先，犍为文学《注》亦歆伪也。赵岐《孟子题辞》「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按《史记》《汉书儒林传》，皆以为「文帝好刑名，博士具官，未有进者」，是文帝并非右文之主，安得有广游学之事？博士当时止成具文，又安得有更增《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博士之事？迨公孙弘悼道之郁滞，始请诸经建立学官。若孝文时《论语》等且增置博士，弘何必复有郁滞之叹？若文帝徒表彰《论语》等而略「五经」，既欲广游学而舍经任传，无是理也。孝文帝《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置博士，汉以前书皆无此说，唯歆《移太常书》有「孝文时诸子传说立于学官」之语，然则赵岐之说即出刘歆，以实其伪撰《尔雅》之事者，至明显矣。

隋书经籍志纠谬第十一

　　《隋志》与《经典释文》并出隋、唐时，伪古学一统久矣。今学亡绝，独尊伪古固宜，然纷纭谬乱，盖已多矣。抑自《汉志》之后，诸史无志，藉以考经籍之源流，舍是莫之焉。故唐、宋以来，钻仰无尽，恐其惑乱学者耳目，并纠绳焉。然序《说卦》《序卦》《杂卦》为河内后得，述《月令》《明堂》《乐记》为马融所增，因是得知《易》之伪书，《记》之窜乱，则《隋志》尚为功过相比者也。

　　秦政愤豺狼之心，刬先代之迹，焚《诗》《书》，坑儒士，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汉氏诛除秦、项，未及下车，先命叔孙通草绵蕝之仪，救击柱之弊。其后张苍治律历，陆贾撰《新语》，曹参荐盖公言黄、老，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

　　按：《史记李斯传》「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秦始皇本纪》作「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是徐广见歆未改之本，正与《李斯传》同。且博士所职，秦既不焚，博士七十，若不以教士，将何置焉？「法令」二字为歆窜入，《志》为其所惑也。按高祖入关，除秦苛法，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章，挟书之苛法早在入关蠲除之例，何待惠帝乎？《汉书》为歆所作，当有窜入。《史记儒林传》称「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即《汉志》亦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何尝云至惠帝始得行其业乎？且博士具官，六经具完，挟书之律即未除，博士之传自若。两汉人无不之长安受业博士者，仍秦制也。此《志》自未知之，故多误据。

　　昔宓羲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实为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辞》，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

　　伏羲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皆伪说，辨见前。至《子夏传》，《汉志》不着。且《易》不传于子夏，汉人无是说，盖六朝之伪书也。至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考《法言问神篇》云「《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论衡正说篇》云「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按：此说河内女子仅得《易》一篇，即《说卦》也。《说卦》说《震》《离》《兑》《坎》四卦方位及诸象，与京、焦《易卦气图》同，其为京、焦学者所伪无疑。孔子传《易》，自商瞿至杨何，太史谈受之而传于迁，未闻有缺，而忽云「有所亡失」，其伪易见。《论衡》只言「河内女子得《易》一篇」，而此乃云「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因河内之事而又附会其说，其伪尤易见。盖《说卦》与《泰誓》同出，为武、宣时人伪撰；《序卦》《杂卦》始见于《汉书艺文志》，《儒林传》取足十篇而为《十翼》，盖刘歆所伪。《杂卦》训诂与《尔雅》同，并附之于河内所得，以崇尊之而泯其迹。幸赖此志之文，犹令后人有考也。

　　汉初，传《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郎邪梁丘贺，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学。又有东郡京房，自云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尝立，后罢。后汉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以授郎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母将永。故有费氏之学行于人间，而未得立。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归藏》汉初已亡。按：《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冠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

　　《费氏易》辨见前。《归藏》之名为刘歆伪撰，《周官》所称「三《易》」者至实，而造作一书，又为六朝之伪妄，与王肃《古文尚书》同者，抑不足辨也。

　　《书》之所兴，盖与文字俱起。孔子观《书》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为百篇，编而序之。遭秦灭学，至汉，唯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

　　《书序》为刘歆伪作，另篇辨之。伏生所传仅二十八篇，当时以比二十八宿，并后得之《泰誓》乃为二十九篇，《史记》《汉书儒林传》皆未分明，唯此志最得其实。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不考伏生所传篇数，误会班、马，则并后得以为三十篇，可笑甚矣。

　　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张生授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传之，至曾孙欧阳高，谓之《尚书》欧阳之学。又有夏侯都尉，受业于张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之学。胜传从子建，别为小夏侯之学。故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并立，讫汉东京，相传不绝，而欧阳最盛。初，汉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不同。又济南伏生所诵，有五篇相合。安国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其余篇简错乱，不可复读，并送之官府。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传，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于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后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余绝无师说。

　　辨皆见前。

　　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

　　诸经多亡于永嘉之乱，然自欧阳、大小夏侯既亡，古文十六篇亦不传，则是《尚书》真伪俱亡。《晋书》荀崧疏，谓「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阙朝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然晋人戎狄之乱华犹少，老、庄之灭学最深，故暴秦焚、坑，而犹有伏、申、辕固、韩婴、高堂、胡、董之师传；典午沦坠，则并韦逞之母，不可多得矣。士不悦学之祸，其患乃过王者之焚，岂不烈哉！刘歆古文亡于何日，实不可考。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据此以为亡于永嘉之世，于是梅赜得因隙以献之。然《晋书荀崧传》，崧疏称武帝时置博士已有孔氏，则是伪《孔传》已行于西晋。盖王肃伪为《古文书》以夺郑学，以外祖之故，武帝尊之，为立博士，此文足据。至永嘉乱后，梅赜复献之耳，非始于梅赜。刘歆古文之亡于永嘉，疑或然也。

　　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

　　向则伏生之学，歆则反是，《五行传》具在，今可覆按。「乖戾」即由于此，作志者自不知耳。

　　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兴方于大{舟行}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自余所存，无复师说。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

　　梅赜所献之伪古文，国朝阎氏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攻难不遗。然伪古文实出王肃，唯肃之学乃能为之。肃既伪《书》，又伪《家语》以证之，与刘歆同一心法。武帝时立学官，梅赜不过再献之，如陈元、韩歆请立《左氏》之类。此志谓东晋「梅赜始得」，「齐建武中列国学」，殆未为确也。独晋世秘府既有古文，郑注又复行世，逸篇尚见于齐、梁间，篇目同十六篇之旧，则真伪易见，何无人据《汉书艺文志》十六篇之说以折之？亦可异事也。然古文亦为伪作，则王肃之书为伪中之伪。于今梅、阎、惠、江、王、孙数家之书彰彰大行，童学皆知，此不复及。

　　《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也。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目谏为谤，故诵美讥恶，以讽刺之。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夏、殷已上，诗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绪，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

　　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周」字当是「商」字之误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韩诗外传》「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纣之余民也。」卷三《汉书古今人表》以太师挚诸人次之第三等，在祖伊之后，虢中、虢叔之前，与微子、箕子、比干、胶鬲、微中、商容、师涓、梅伯、邢侯、鬼侯同列。师古注曰：「自师挚以下八人，皆纣时奔走分散而去，郑玄以为周平王时人，非也。」《史记周本纪》「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疵」与「挚」、「强」与「阳」音近。《论语》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盖《关雎》乐章作于师挚。《汝坟》称「王室如毁」，《文王》称「天命靡常」，洋洋盈耳之时，正靡靡溺音之日。西汉今文家说莫不同之。此云「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盖郑学盛行，隋、唐人皆用其说，不足据也。然《史记礼书》云「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此谓弟子，非指疵、强诸人，注家之误，盖缘此也。

　　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

　　《史记》《汉书》皆作「三百五篇」，此云「三百篇」，或脱文。

　　至秦，独以为讽诵不灭。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训诂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又有《业诗》，宋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

　　《毛诗序》辨见《经典释文》。《毛诗》在后汉甚孤，自《郑笺》大行，而三家遂亡矣。若业注者，其朱传之先声邪？

　　自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先王制其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亲疏之节。至于三代，损益不同。周衰，诸侯僭忒，恶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时已不能具，至秦而顿灭。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传之者。唯《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而字多异。自高堂生至宣帝时，后仓最明其业，乃为《曲台记》。仓授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后汉唯曹充传庆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虽存并微，相传不绝。汉末，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

　　郑氏本传小戴今学，志云「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则康成定本以古为主，其害则在杂揉今古也。然自此大小戴、庆氏之学亡矣。

　　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

　　刘歆伪撰《周官》，托出河间，无云李氏得之，此又魏、晋后增造之伪经说也。

　　《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是后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经，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

　　右辨皆见前。唯此志独称「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是二戴相传经师之学，皆无《月令》《明堂位》《乐记》可见。盖《月令》《明堂位》伪作于刘歆，《乐记》亦歆所改窜者，《汉书魏相传》言「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亦歆所窜入者。《礼记乐记》正义引《别录》作「四十九篇」，《别录》为歆所作，则四十九篇之名定于歆无疑。特密传至马融，注《小戴记》，始大显。郑康成受业于融，为之作注。千余年来，《郑注》立于学，学者自少习《郑氏》，忘《月令》《明堂位》《乐记》之所出。赖此志述其源流，犹能见窜伪之迹耳。

　　《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故有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说，左丘明恐失其真，乃为之传。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赢公。赢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后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谷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后刘歆典校经籍，考而正之，欲立于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又上书讼之。于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寖微，今殆无师说。

　　《左氏》书为歆伪造，辨见前。盖歆伪经以《左氏》为根柢，《左氏》既盛，诸伪经符应皆合，故为歆之学者争之最力。自东汉后遂行。至隋、唐，则《公》《谷》无师说，其微如此。近人多惜服氏之说亡，然服、杜皆歆伪学，存亡不足计也。《汉书律历志》《匡衡传》，皆以《国语》为《春秋外传》，盖亦歆窜入者。受其学者若贾逵之徒，多以《国语》为《春秋外传》。既以左氏《国语》加书法为《春秋左氏传》，自以补缉之《国语》为《春秋外传》，是「大学士申公隔壁」之铭旌，展转谬传，只供捧腹者也。然刘向五十四篇之《国语》，《隋志》不可见，岂非真亡之乎？

　　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差别，恐斯道离散，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又有《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而长孙有《闺门》一章，其余经文大较相似，篇简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为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传。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盛，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后遂着令与郑氏并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又云，魏氏迁洛，未达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孝经古文》之伪，郑注之可信，辨见前。山阳丁晏曰：「孔安国之书久亡，其传者皆伪本，非真古文。」《隋志》之说核矣。邢疏引唐司马贞议曰「今文《孝经》是汉河间王所得颜芝本，至刘向以此参校《古文》，省除烦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无出《唐会要》《册府元龟》作「元出」孔壁。先是安国作传，缘遭巫蛊，未之行也。荀昶集注之时尚未见《孔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学，妄作传学，假称孔氏，辄穿凿更改，又伪作《闺门》。刘炫诡随，妄称其善。且‘闺门’之义，近俗之语，必非宣尼正说。按其文云‘《闺门》之内具礼矣，《唐会要》「矣」下有「乎」字严亲严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于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经典。又分《庶人章》从‘故自天子已下’别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逮下之辞，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没，后人妄开此等数章以应二十二章之数，非但经文不真，抑亦传文浅伪。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脱之《文苑英华》作「脱衣」应功，暴其肌体，朝暮从事，露发跣足，少而习之，其心安焉。’此语虽旁出诸子，而引之为注，何言之鄙俚乎！」小司马辨古文《孔传》之伪，说最明确。《孝经征文》唐开元十年，明皇取王肃、刘邵、虞翻、韦昭、陆澄、刘炫之说，亲注《孝经》，八分书之，立于国学，所谓《石台孝经》也。盖展转传谬，歧路有歧，今古杂合，几于不可诘矣。宋至和元年，司马光上《古文孝经指解》一卷，则刘炫伪古文之余波。淳熙十三年，朱子撰《孝经刊误》一卷，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去「子曰「者二，引《书》者二，引《诗》者四，共二百二十三字，后有《自记》，述胡侍郎、汪端明语。伪中又伪，纷纷窜乱，殆更不足辨矣。

　　按：《史记》述六经不及《孝经》，然出于西汉前，纬书甚尊之。其后得而尊崇类《泰誓》，其文辞义理盖《礼记》之伦，不解何缘推崇至是？于是刘歆伪为古文，托为孔安国之说于前，刘炫伪为孔安国传于后，伪中作伪，正与《尚书》同。而刘炫作伪，人能攻之；王肃作伪，千年无人疑之者，抑又少异。而丰蔀虽深，久而必露，至今诸伪真隐尽发，究何益邪！

　　《论语》者，孔子弟子所录。孔子既叙六经，讲于洙、泗之上，门徒三千，达者七十。其与夫子应答及私相讲肄，言合于道，或书之于绅，或事之无厌。仲尼既没，遂缉而论之，谓之《论语》。汉初有齐、鲁之说。其齐人传者二十二篇，鲁人传者二十篇。齐则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鲁则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韦丞相节侯父子、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并名其学。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马融又为之训。又有《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章句烦省，与《鲁论》不异，唯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传。

　　《古论语》为刘歆伪作，辨见前。按《论衡正说篇》云「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以此论之，则刘歆所伪为三十篇与《汉志》不同者，盖歆作《七略》时未伪河间之九篇也，此志尚用《汉志》说。

　　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于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于人间。其《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尔雅》诸书，解古今之意，并五经总义，附于此篇。

　　《汉志》以《五经杂议》《尔雅》附「孝经家」，《隋志》用其例，又用《经典释文》例，以《孝经》为孔子作，移在《论语》先。若夫郑氏注已参考《古论》，则《论语》已杂乱，而「盛于人间」，抑可想矣。何晏更以孔安国为主，而诸家多皆古学也。许慎《五经异义》盖专主伪古学者也。《尔雅》之伪辨见前。《孔丛》《家语》二书，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已着之，今不及。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着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候》《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泛历枢》《合神务》《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汉代有郗氏、袁氏说。汉末，郎中郗萌集图、纬、谶、杂占为五十篇，谓之《春秋灾异》。宋均、郑玄并为谶律之注。然其文辞浅俗，颠倒舛谬，不类圣人之旨，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或者又加点窜，非其实录。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故因汉鲁共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参而考之，以成其义，谓之「古学」。当世之儒又非毁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自是古学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今录其见存，列于六经之下，以备异说。

　　纬书虽多诞奇之说，然出西汉以前，与今文博士说合，犹无刘歆伪说也。其时与古说合者，则歆所窜入，大致则与古文绝界分疆者也。孔安国、毛公，歆所伪托；王璜、贾逵，歆之传衣，微旨在变易今文，故攻纬以为妖妄，盖今古学势不两立故也。纬与谶异，《汉书王莽传》「征通图谶者」，是谶乃歆、莽之学，歆所攻者盖专在纬也。天监、隋炀两次禁焚，纬书几尽。孔子之学一遇秦焚，再遇隋焚，何不幸也！后儒忘纬书之本原，附会歆、逵之说而并黜之，致使今学之说顿尽，而不得与秦焚并叹，岂不惜哉！然志称「因鲁共王、河间献王所得古文以成古学，世儒又非毁之。」此叙今古学之异。又云「王弼、杜预明之，自是古学稍立。」古学实成于康成，此云「立」者，立于学官也。六朝受郑学之余，以古学为主，而忘今古学之分，久矣。此志犹能别白言之。宋、明至今，罕有识今古学之殊矣。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谓书字。「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说者以为书之所起，起自黄帝、苍颉。比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着于竹帛谓之书，故有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处事六义之别。古者童子示而不诳，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十岁入小学学书计，二十而冠，始习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苍颉讫于汉初，书经五变：一曰古文，即苍颉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时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时李斯所作；四曰隶书，程邈所作；五曰草书，汉初作。秦世既废古文，始用「八体」，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虫书、署书、殳书、隶书。汉时以「六体」教学童，有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鸟，并藁书、楷书、悬针、垂露、飞白等二十余种之势，皆出于上六书，因事生变也。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广苍》等诸篇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砋》《体势》等诸书。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今取以附《体势》之下。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今取以附《音韵》之末。又后汉镌刻「七经」，着于石碑，皆蔡邕所书。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至隋开皇六年，又以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寻属隋乱，事遂寖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于此篇，以备小学。

　　凡志所录《古今字诂》三卷，《古今字书》十卷，《古文官书》一卷，《古文奇字》一卷，《六文书》一卷，《古今八体六文书法》一卷，《古今篆隶杂字体》一卷，《古今文等书》一卷，《古今字图杂录》一卷，盖歆既作伪，复散所造古文字于天下，至隋唐时所存犹若是之多，抑可见矣。

伪经传授表第十二上

　　刘歆之撰伪经也，托于通人，传于校书，统一于郑玄，布濩衍溢于魏、晋、六朝之儒，决定于隋、唐之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遂至于今。千年中师儒传授，黉舍讲诵，衿缨侁侁，以究以宣，巨万亿千，洋荡乎域外日本、高丽、新罗、百济之区，椎魁、编发、文身之民，共尊传之，其浩远也如此。譬若伪朝，传统数十，悉主悉臣，巨才鸿智，弥塞恢纶，青史氏不能废掩焉。今为之表，着其传授。自西汉以前，为歆伪托，不复录；自唐以后，辞章盛而专门之学衰，宋、明儒虽出伪经而亦无传经之派，今以陆、孔为断限焉。呜呼！观伪经所由始及伪经所由终，亦天地间教术之大变矣。按《后汉书儒林传》云「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经典释文》云「永嘉之乱，施、梁丘之《易》亡，孟、京之《易》人无传者。」又云「《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北史儒林传》云「《公羊》《谷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盖今学扫地尽矣。季汉之后，于《易》则有郑氏、王氏，《书》则郑氏、孔氏，《诗》则毛、郑，《礼》则郑氏、王氏，《春秋》有服氏、杜氏。故魏、晋、六朝之学尽伪经矣。近儒于《易》，以虞为孟，以陆为京。今考虞翻谓其「先人解经疏阔」，且以为汉初以来「读《易》者解之率少，而独与荀、马、郑、宋较长」，又兼注《国语》，屡引《周官》，是深入歆蔀，出于《费易》而微异者，于其家学则全非矣。陆绩与翟玄、姚信、蜀才、干宝之伦，皆为荀氏《集解》，所采九家以荀为主，则皆费学。而「六日七分」、「飞伏世应」之术，九家咸有者，则歆伪费主张卜筮，已兼采京说也。其以《系辞》《文言》十篇解《经》，则兼施、孟、梁丘说，故郑、王二派范围罔外，皆歆学也。夫自京出而孟微，其并称京、孟者，皆京氏也；费出而京微，其号为孟、京者，皆费氏也。范蔚宗「费氏兴而京氏衰」一言，最足信据，持此以断，亿不失一矣。魏、晋《易》家源派谬乱，世儒议论纷如，今辨正之，而录入伪费焉。《书》则伪中出伪，歆、玄之学，唯河北一线存焉，大江南则王肃之学日盛。非歆先作俑焉，肃奚能托于古文哉！今大书王肃以着代兴。然肃又与歆异，故为肃学者不复列焉。其余《诗》并主毛，《礼》同遵郑，若《公》《谷》二传唯王接、范宁二人，「庭坚不祀忽诸」久矣，其混一之迹，学者共见，不复论列也。综拔厥绪，刘歆创之以居首，郑玄行之以居中，孔颖达、贾公彦、陆德明大定之以居终，有传授可考者叙之，无则以时代次焉。属门人新会梁启超搜集群书，表之如左。首《易》，次《书》，次《诗》，次《礼》《春秋》，伪经之序也，今亦依之。至《论语》《孝经》，本为传记，不当与六艺同科；其以《尔雅》附于《孝经》，「小学」附于六艺，尤为巨谬。诸家目录率以为准，今并革之，厘为上下二卷，俾勿与经并行，以惑学者。

　　《论语》《孝经》，南、北朝学者莫不通习，今唯取有撰述者着焉。文字、声音、训诂之学，为歆创古文所伪造，而二千年来持以代圣统者，其流毒最甚矣，列为一表。《尔雅》亦改从小学焉其有达才通人大有功于伪学者，及所著书为群经义者，或学人而无专经不见于诸表者，统名「通学」，别为一表附于后。

　　费易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三礼附左氏春秋国语附

　　刘歆

王璜刘歆传业

陈钦刘歆传业

　　郑兴刘歆传业〇按钦、兴《传》皆不言其传《易》，然钦为莽师，兴，歆弟子，陈元郑众并传父业，则元众之费《易》，必自钦、兴来也

陈元陈钦子

　　郑众郑兴子

徐宣按宣为王莽讲《易》大夫，盖亦歆传业也，附于此

韩歆按歆建武中请立费氏易博士

许淑刘歆

　　胡常刘歆传业

　　徐敖胡常弟子

　　王璜徐敖弟子

　　涂恽徐敖弟子

　　桑钦涂恽弟子

　　贾徽涂恽弟子

贾逵贾徽子，有《尚书古文同异》

　　杜林有漆书《古文尚书》

卫宏杜林弟子，有《古文尚书训旨》

　　徐巡杜林、卫宏弟子

　　苏竟按竟为王莽讲《书》祭酒，盖亦歆传业也，附于此

盖豫

　　周防盖豫弟子有《尚书杂记》二十三篇刘歆

徐敖刘歆传业

陈侠徐敖弟子

　　谢曼卿陈侠弟子，有《毛诗训》

　　贾徽谢曼卿弟子

郑兴刘歆弟子

　　贾逵贾徽子，有《毛诗杂议难》十卷

郑众郑兴子

　　卫宏谢曼卿弟子，有《毛诗序》

　　徐巡卫宏弟子刘歆

杜子春刘歆弟子

　　陈参刘歆传业

贾徽刘歆弟子

郑兴有《周官解诂》

　　贾逵贾徽子，有《周官解诂》

郑众郑兴子，有《周官解诂》

　　卫宏有《周官解诂》刘歆

　　胡常刘歆传业

贾护刘歆弟子

　　丁隆刘歆弟子

贾徽刘歆弟子，有《左氏条例》

　　陈钦贾护弟子，王莽师

　　郑兴刘歆弟子，有《春秋条例、章句、训诂》

　　贾逵有《左氏传解诂》三十卷，《春秋左氏长经》二十卷，《春秋释训》一卷《春秋家经本训诂》十二卷《国语解诂》

　　陈元有《春秋训诂》《左氏同异》

　　郑众郑兴子，有《春秋难记条例》九卷，《春秋删》十九卷，《国语章句》

　　崔瑗贾逵弟子

　　马严陈元弟子

　　郑安世郑众子

　　贾伯升贾逵孙

　　堂溪典

　　延笃贾伯升、堂溪典弟子

　　韩歆按歆建武中请立左氏春秋博士

许淑有《左氏传注解》

　　李封

张衡

许慎贾逵弟子。按慎非孟易，详《后汉书儒林传篇》

荀爽有《周易注》十一卷、《九家易解》十卷张楷有《尚书注》

　　杨秉

　　周盘

尹敏

　　度尚

　　孙期

　　刘佑

　　按以上七人传授无考，其是否治古文不可知，或受于歆弟子也。唯据本传录之，他放此

　　丁鸿

　　杨伦

　　孔僖

　　按以上三人不传《古文》。辨见《后汉书儒林传》篇

孔乔

　　孔子建按古文家每欲托于孔氏，而不知孔氏实无古文也。乔与子建亦为人听诬耳

　　刘陶有《中文尚书》

许慎贾逵弟子

荀爽有《尚书正经》

尹敏

孔子建辨同上

许慎贾逵弟子

荀爽有《诗传》

吕叔玉

张衡有《周官训诂》

　　赵岐

　　蔡邕有《明堂月令章句》

　　许慎贾逵弟子

　　景鸾有《礼略》二卷，《月令章句》

荀爽有《礼传》寇恂

　　冯异

周盘

　　濮阳闿

　　尹敏

　　张驯

　　高彪

　　许伯升

　　虞俊

　　陈纪

　　按以上十人传授无考，其是否治《左氏》不可知，或受于歆弟子及再传弟子也

　　孔奋

　　孔奇孔奋弟

　　孔嘉孔奋子〇按孔奋不传《左氏》，辨见《后汉书儒林传》，云奇作《左氏删》，嘉作《左氏说》，亦不足信也

　　孔乔辨同上

　　刘陶有《春秋条例》

　　士燮刘陶弟子，有《春秋左氏传注》十一卷

许慎贾逵弟子

　　服虔有《春秋左氏传解义》三十一卷，《春秋左氏膏肓释疴》十卷，《春秋汉议驳》十一卷，《春秋成长说》九卷，《春秋塞难》二卷，《春秋音隐》一卷

　　杨赐

　　颖容杨赐弟子，有《春秋左氏条例》

　　边让

　　杨俊边让弟子

　　谢该有《左氏释》

　　乐详谢该弟子

　　孔融有《春秋杂议难》五卷

　　王玢有《春秋左氏达义》一卷

　　彭汪有《左氏奇说》

　　荀爽有《春秋条例》

马融有《周易注》三卷

郑玄马融弟子，有《周易注》九卷

　　程秉郑玄弟子。有《周易摘》

　　许慈郑玄再传

　　孙炎郑玄再传，有《周易例》

宋忠有《易注》十卷

　　刘表有《周易章句》五卷

　　李譔宋忠再传，有《古文易指归》

　　锺会有《周易无互体论》〇按会与王弼同业，其辟互体亦弼宗旨，不得谓非费学也张恭祖

　　马融有《尚书注》十卷

　　卢植马融弟子，有《尚书章句》

　　郑玄张恭祖马融弟子，有《尚书注》九卷，《尚书音》一卷，《书赞》

　　程秉郑玄弟子。有《尚书驳》

　　许慈郑玄再传

李譔有《古文尚书指归》

　　王粲

　　田琼

　　韩益有《尚书释问》四卷，粲问，琼、益正

　　范顺

　　刘毅有《尚书义》二卷，顺问毅答

　　董景道明马氏《尚书》

　　马融有《毛诗注》十卷

　　卢植马融弟子

　　郑玄马融弟子，有《毛诗笺》二十卷，《毛诗谱》三卷，《毛诗音》

　　王基郑玄弟子。有《毛诗驳》一卷

　　许慈郑玄再传

　　孙炎郑玄再传，有《毛诗注》

　　刘宣孙炎弟子

李譔有《毛诗指归》

　　刘桢有《毛诗义问》十卷

刘璠有《毛诗注》四卷，《毛诗笺传是非》二卷张恭祖

　　马融有《周官礼注》十二卷

　　卢植马融弟子，有《三礼解诂》

　　郑玄张恭祖马融弟子，有《周官礼注》十二卷，《周礼音》一卷，《三礼音》一卷，《三礼图》

　　郑小同郑玄孙。有《礼义》

　　许慈郑玄再传

　　孙炎郑玄再传，有《周礼注》

　　薛综郑玄再传，有《述郑氏礼五宗图》

李譔有《三礼指归》

　　李咸

阮谌有《三礼图》一卷

　　王孙滑

　　董景道有《三礼通论》张恭祖

　　马融有《三传异同说》

郑玄张恭祖马融弟子，有《春秋左氏分野》九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驳何氏汉议》二卷，《驳何氏汉议叙》一卷

　　王基郑玄弟子

　　许慈郑玄再传

　　孙炎郑玄再传，有《春秋三传、国语注》

　　刘宣孙炎弟子

　　宋忠

　　尹默、潘浚宋忠弟子

　　李譔宋忠再传，有《左氏指归》

　　关羽

　　来敏

　　韩益

　　李敏

董景道

　　王朗有《易传》

　　王肃王朗子，宋忠弟子，有撰定父朗《易传》十卷，《易音》

　　董遇有《周易章句》十卷

　　刘邠有《易注》

　　管辂有《周易通灵决》二卷《周易通灵要决》一卷《周易林》四卷。按辂等于易为别派，即费氏长于卦筮之流也

虞翻有《周易注》九卷，《易律历》一卷、《周易日月变例》六卷。按翻非孟易，详《艺文志》篇

　　陆绩有《周易注》十五卷〇按绩在荀氏九家中，不得以其注京氏《易传》而谓非费学也，详见前

　　姚信有《周易注》十卷

　　尚广有《周易杂占》九卷

　　翟玄有《易义》

　　荀顗宵《难锺会易无互体论》

　　王弼有《周易注》六卷，《周易略例》一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辨》一卷

　　何晏有《周易私记》二十卷，《周易讲说》十二卷

荀辉有《周易注》十卷

　　阮籍有《易通论》二卷

　　嵇康有《周易言不尽意论》

　　桓玄有《繋辞注》二卷

　　裴秀有《易论》

　　卫瓘有《易义》

　　王宏有《易义》

　　邹湛有《周易统略》五卷

　　刘兆有《周易训注》

　　向秀有《周易义》

　　阮咸有《周易难答论》二卷

　　应贞有《明易论》一卷

　　王济有《周易义》

　　皇甫谧有《易解》

　　阮浑有《周易论》

　　袁准有《周易传》

　　王廙有《周易注》三卷

　　韩伯有《繋辞注》二卷

　　杨乂有《周易卦序论》一卷

　　郭璞有《周易》三卷《周易新林》九卷，《周易林》六卷，《易立成林》二卷，《周见玄义经》一卷，《易斗图》一卷。《易八卦命录斗内论》二卷

　　荀崧

　　葛洪有《周易杂占》十卷

　　孙盛有《易象妙于见形论》

　　袁宏有《周易略谱》一卷

　　宣舒有《通易象论》一卷

　　张辉有《易义》

　　杜育有《易义》

　　杨瓒有《易义》

　　邢融有《易义》

　　裴藻有《易义》

　　许适有《易义》

　　杨藻有《易义》

　　张璠有《周易集解》十卷，《略论》一卷

　　干宝有《周易注》十卷，《周易宗涂》四卷《周易爻义》一卷，《周易问难》二卷，《周易玄品》二卷

　　殷融有《象不尽意论》

　　黄颖有《周易注》四卷

　　宋岱有《周易论》一卷

　　徐邈有《周易音》一卷

　　范宣有《易论难》

　　李颙有《周易卦象数音》六卷

　　续咸专韩氏《易》

　　刘和习郑氏《易》

　　顾夷有《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

李轨有《周易音》一卷

　　宋处宗有《通易论》一卷

　　李悦之有《繋辞注》《易音》〇《释文》作袁悦之

　　沈熊有《周易谱》一卷，《周易杂音》三卷

　　范长生有《周易注》十卷。〇即蜀才

　　谢万有《繋辞注》

　　张该有《讲易疏》二十卷。〇按以下为南朝派

　　荀柔之有《周易系辞注》一卷《易音》

　　雷次宗有《周易注》

　　何諲之有《周易疑通》五卷

　　张浩有《周易占》一卷

　　徐爰有《繋辞注》二卷

　　范歆有《周易义》一卷

　　卞伯玉有《周易繋辞注》三卷

　　祖冲之有《易义》

　　顾欢注王弼《易二繋》

　　徐伯珍有《周易问答》一卷

　　周颙有《周易论》三十卷

　　明僧绍有《繋辞注》

　　费元珪有《周易注》九卷

　　尹涛有《周易注》六卷

　　刘瓛有《周易乾坤义》二卷，《周易四德例》一卷，《周易繋辞义疏》二卷

严植之刘瓛弟子

　　何胤刘瓛弟子，有《周易注》十卷

　　王肃有《尚书驳议》五卷，《古文尚书注》十一卷

　　王肃有《毛诗注》二十卷，《毛诗义驳》八卷，《毛诗奏事》一卷，《毛诗问难》二卷，《毛诗音》

　　徐整有《毛诗谱》三卷

　　太叔裘有《毛诗谱注》二卷

韦昭

　　朱育同有《毛诗答杂问》

　　陆玑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

文立

杨乂有《毛诗辨异》三卷，《毛诗异义》二卷，《毛诗杂义》五卷

　　郭璞有《毛诗拾遗》一卷，《毛诗略》四卷

　　牛宝有《毛诗音》四卷

　　谢沈有《毛诗外传》《毛诗注》二十卷，《毛诗义疏》十卷，《毛诗释义》十卷

　　阮侃有《毛诗音》

　　袁瓌有《诗注》

　　孙毓有《毛诗异同评》十卷

　　陈统有《难孙氏毛诗评》四卷，《毛诗表隐》二卷

徐邈有《毛诗音》十六卷，又二卷

袁乔有《诗注》

　　殷仲堪有《毛诗杂义》四卷

　　刘和

　　蔡谟有《毛诗疑字》

　　江熙有《诗注》二十卷

　　李轨有《毛诗音》

　　江惇有《毛诗音》

　　虞喜有《毛诗略释》

　　刘昌宗有《毛诗音》三卷

徐广有《毛诗背隐义》二卷〇按以下为南朝派

　　裴松之

　　雷次宗有《毛诗义》一卷

刘孝孙有《毛诗正义》十卷

　　徐爰有《毛诗音》

　　孙畅之有《毛诗引辩》一卷，《毛诗序义》一卷

　　周续之有《毛诗序义》

　　何偃有《毛诗释》一卷

　　顾欢有《毛诗集解序义》一卷

　　阮珍之有《毛诗序注》一卷

　　苏宝

刘瓛有《毛诗序义》二卷，《毛诗篇次义》一卷，《毛诗杂义》一卷

严植之刘瓛弟子

　　何胤刘瓛弟子，有《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王朗有《周官传》

　　王肃王朗子，有《周官礼注》十二卷，《周礼音》一卷

严畯

荀顗

　　文立

范隆有《三礼吉凶宗纪》

司马伷有《周官寗朔新书》

　　王懋约有《周官寗朔新书注》

袁准有《周官传》

傅玄有《周官论评》十二卷

　　陈邵有《周官礼异同评》十二卷

干宝有《周官礼注》十二卷，《答周官驳难》五卷

　　孙琦

　　伊说有《周官礼注》十二卷

徐邈有《周礼音》一卷

　　范宣有《三礼论难》

李轨有《周礼音》一卷

虞喜有《周官驳难》

孙略有《周官礼驳难》四卷

　　徐广有《答礼问》〇按以下为南朝派

　　臧焘

　　傅隆

　　吴苞

明山宾

刘瓛

　　范缜刘瓛弟子

　　司马筠刘瓛弟子

　　严植之刘瓛弟子

　　何胤刘瓛弟子，有《礼答问》五十卷

　　司马燮司马筠子

　　孔佥何胤弟子

　　孔元素孔佥兄子王朗有《春秋左氏传注》十二卷，《春秋左氏释驳》

　　王肃王朗子，宋忠弟子。有《春秋左氏传注》三十卷，《春秋外传章句》一卷

　　董遇有《左氏传章句》

　　李典

　　曹躭有《春秋左氏音》四卷

　　韦昭有《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二卷

　　虞翻有《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

　　唐固有《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

　　周生烈

　　张纮

　　征崇

　　贾洪、贾逵

　　高岱

　　白侯子安

　　张昭白侯子安弟子，有《春秋左氏传解》

　　杜宽有《春秋左氏解》

　　杜预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春秋世谱》七卷，《春秋释例》十五卷，《春秋左传音》三卷，《春秋左氏传评》二卷，《春秋经传长历》

　　嵇康

　　刘寔有《春秋条例》十一卷，《左氏牒例》二十卷，《集解春秋序》一卷

泛毓有《春秋释疑》

　　虞溥

　　刘兆有《春秋三家集解》十一卷，《春秋左氏全综》，《春秋调人》

　　王长文有《春秋三传》十二篇

　　胡讷有《春秋三传评》十卷，《春秋集三师难》三卷，《春秋集三传经解》十卷

京相璠有《春秋土地名》三卷

　　王接

　　范寗按接、寗虽注公、谷，实兼揉三传，故并列之

孙毓有《春秋左氏传义注》十八卷，《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五卷

干宝有《春秋左氏函传义》十五卷，《春秋序论》二卷

　　荀讷有《春秋左氏传音》四卷

徐邈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

刘和

李轨有《春秋左氏传音》一卷

　　方范有《春秋经例》十二卷

黄容有《左传抄》

谢庄有《春秋图〇按以下为南朝派

　　何始真有《春秋左氏区别》三十二卷

杜干光有《春秋释例引字》一卷

　　萧子懋有《春秋例苑》三十卷

王延之有《春秋旨通》十卷，《春秋左氏经传通解》四卷

臧荣绪

严植之刘瓛弟子

　　萧伟有《周易几义》一卷，《周易发义》一卷

　　萧岿有《周易义记》

　　伏曼容有《周易注》八卷，《周易集林》十二卷

　　萧子政有《周易义疏》十四卷，《繋辞义疏》二卷

　　王承

　　谢昙济有《毛诗检漏义》二卷

　　伏曼容

崔灵恩有《集注毛诗》二十四卷

　　顾越有《毛诗旁通义》，《毛诗义疏》

　　龚孟舒

　　舒瑗有《毛诗义疏》二十卷司马燮

　　司马褧司马燮子

　　许懋

　　何佟之

　　崔灵恩有《集注周官礼》二十卷，《三礼义宗》三十卷

　　傅谈

刘之遴有《春秋大意》，《左氏三传同异》

崔灵恩有《春秋经传解》六卷，《春秋申先儒论》十卷，《春秋左氏传立义》十卷，《春秋序》一卷

　　裴邃

　　田元休有《春秋序注》一卷

　　沈驎士有《周易系辞训注》《易经要略》

　　太史叔明沈驎士弟子

陶弘景有《易髓》三卷

贺玚有《周易讲疏》

　　周弘正有《周易义疏》十六卷

　　张讥周弘正弟子，有《周易义》三十卷

潘徽张讥弟子。〇按徽本北人，以其受讥学，附于此

　　卞华

　　庾诜有《易林》三十卷

朱异有《集注周易》一百卷，《周易集注》三十卷，《易讲疏》

孔子袪有《续朱氏集注周易》一百卷

　　姚规有《周易注》七卷

　　崔觐有《周易注》十三卷，《周易统例》十卷

　　马楷有《周易爻》一卷

　　沈林有《周易义》三卷

　　武靖有《易杂占》七卷

　　梁蕃有《周易开题义》十卷，《周易文句义疏》二十卷

　　宋褰有《繋辞注》二卷

　　范述曾有《文言注》

　　褚仲都有《周易讲疏》十六卷

　　褚修褚仲都子

　　全缓褚仲都弟子

潘徽按徽受书于张冲，本为北派，从其多者，列于此

陶弘景有《毛诗序注》一卷

张讥有《毛诗义》

　　施公

潘徽施公弟子

沉重有《毛诗义疏》二十八卷，《毛诗音》二卷

全缓有《毛诗义疏》沈驎士

　　沈峻沈驎士弟子

　　沈文阿沈峻子

　　沈宏沈峻弟子

　　沈熊沈峻弟子

　　刘岩沈峻弟子

　　张及沈峻弟子

　　孔子云沈峻弟子

　　陶弘景有《三礼目录》一卷

　　贺道力

　　贺损

　　贺玚贺损子，有《礼讲疏》

　　贺革贺玚子

　　贺琛贺玚兄子，有《三礼讲说》

　　皇侃贺玚弟子，有《礼记义》五十卷

　　郑灼皇侃弟子

　　潘徽郑灼弟子〇按徽本北人，以其受灼学，附于此

　　徐勉

　　王俭

　　何承天有《礼论》三百卷

　　朱异有《礼讲疏》

　　王筠

　　孔子祛有《续何氏礼论》一百五十卷

　　沈洙

　　陆诩

　　沈德威

　　沈不害

　　孙详

　　蒋显按详、显皆北人而学于南者

　　贺德基

沉重有《周官礼义疏》四十卷

　　张衡沉重弟子

　　沈峻

　　沈文阿沈峻子，有《春秋左氏经传义略》二十五卷

　　沈宏沈峻弟子，有《春秋五辨》二卷，《春秋经传解》六卷，《春秋文苑》六卷，《春秋嘉语》六卷

王元规沈文阿弟子，有《续春秋左氏传义略》十卷，《春秋发题辞》十一卷，《左传音》三卷

　　陆庆

　　徐伯阳

贺道养

　　贺革

王俭有《春秋音》一卷

虞僧诞

　　王筠

沈洙

萧济

　　谢贞

　　刘文绍

　　戚衮刘文绍弟子，有《周礼音》《三礼义》

　　张崖刘文绍弟子

　　李曾按以下为北朝派

　　李孝伯李曾子

　　李谧李孝伯子

李曾按以下为北朝派

　　李孝伯李曾子

　　李谧李孝伯子，有《春秋义林》

　　鲁弘度有《易林》一卷〇按以下为北朝派

　　崔浩有《周易注》十卷

　　阚骃有《集王朗易传》

　　刘昞有《周易注》

　　关朗有《易传》一卷

　　梁祚

牛天佑

　　张吾贵牛天佑弟子

　　董道贵

　　孙惠蔚董道贵弟子

徐遵明张吾贵弟子

　　卢景裕徐遵明弟子，有《周易注》

李铉徐遵明弟子、有《周易义例》

　　乐逊徐遵明弟子

　　崔瑾徐遵明弟子

　　吕思礼徐遵明弟子

权会徐遵明、卢景裕弟子

　　郭茂卢景裕弟子

郎茂权会弟子。〇按《北史儒林传序》两言郭茂而无郭茂传。又别有郎茂，则受业权会者。「郎」「郭」形近，其为一人二人不可知，并存之

　　解法选权会弟子

刘焯

　　刘炫

游肇有《易集解》

　　李平

　　王贞

　　房晖远

　　何妥有《周易讲疏》十三卷

王通有《赞易》十卷

　　王又玄有《周易注》十卷

　　王凯冲有《周易注》十卷

　　薛虔有《周易音注》

　　颜见远

　　颜协之颜见远子

　　颜之推颜协之子

　　颜师古颜之推子

　　魏征有《周易义》六卷

王聪

徐遵明王聪弟子〇按以下为北朝派

　　卢景裕徐遵明弟子

　　李周仁徐遵明弟子

　　李铉徐遵明弟子

　　乐逊徐遵明弟子

　　张文敬徐遵明弟子

　　吕思礼徐遵明弟子

权会徐遵明弟子

张冲

房晖远关康之有《毛诗义》〇按以下为北朝派

　　元延明有《毛诗谊府》三卷

刘芳有《毛诗笺音证》十卷

　　高允有《毛诗拾遗》

王保安

　　刘兰王保安弟子

程玄

刘献之程玄弟子，有《毛诗序义》一卷

　　王聪

徐遵明王聪弟子

　　卢景裕徐遵明弟子

　　李周仁刘献之弟子

　　李铉徐遵明、李周仁弟子，有《毛诗义疏》

　　乐逊徐遵明弟子

权会徐遵明弟子

　　董令度李周仁弟子

　　程归则李周仁弟子

　　张思伯徐遵明、程归则弟子，有《毛诗章句》

　　郎茂权会弟子

　　刘敬和程归则弟子

　　刘轨思程归则、张思伯、刘敬和弟子，有《毛诗义疏》

刘焯刘轨思弟子，有《毛诗义疏》

　　刘炫刘轨思弟子，有《毛诗述义》一卷，《诗序注》一卷，《毛诗谱注》二卷

　　监伯阳

　　游肇

　　李平

　　王贞

　　房晖远

　　鲁世达有《毛诗章句义疏》四十卷，《毛诗注并音》八卷

　　刘丑有《毛诗义疏》

　　王伯兴有《毛诗驳》五卷

平鉴

颜见远

　　颜协之颜见远子

　　颜之推颜协之子

　　颜师古颜之推子王硗有《周礼音》一卷

　　元延明有《三礼宗略》二十卷

刘芳有《周官义证》

　　宇文恺有《明堂图议》

　　令狐熙

　　邢虬

王保安

　　刘兰王保安弟子

　　郦诠

　　张吾贵郦诠弟子

　　程玄

　　孙惠蔚程玄弟子

　　张普惠程玄弟子

　　刘献之程玄弟子，有《三礼大义》四卷

　　高望崇

　　董征刘献之、高望崇弟子

　　徐遵明张吾贵弟子

　　卢景裕徐遵明弟子

　　房虬

　　李铉徐遵明、房虬弟子，有《三礼义疏》

　　乐逊徐遵明弟子

　　祖儁徐遵明弟子

　　田元凤徐遵明弟子

　　纪显敬徐遵明弟子

　　吕黄龙徐遵明弟子

　　夏怀敬徐遵明弟子

　　张买奴徐遵明、李铉弟子

　　鲍季详徐遵明、李铉弟子

　　邢峙徐遵明、李铉弟子

　　刘昼徐遵明、李铉弟子

　　熊安生徐遵明、房虬、李铉弟子

　　权会徐遵明弟子

　　冯伟徐遵明弟子

郎茂权会弟子

　　刁柔李炫弟子

　　孙灵晖孙惠蔚曾孙，熊安生弟子

　　郭仲坚熊安生弟子

　　丁恃德熊安生弟子

　　马光熊安生弟子

　　刘焯熊安生弟子

　　刘炫熊安生弟子

游肇

房晖远

　　褚晖

　　明克让

　　刘祎

　　卢光

　　张文诩

　　夏侯伏朗有《三礼图》

　　杨文懿

　　平鉴

颜见远

　　颜协之颜见远子

　　颜之推颜协之子

　　颜师古颜之推子卫冀隆

　　贾思冏有《春秋传驳》十卷〇按思冏为杜学，盖北人而南派，以其书合卫冀隆之说而成，故亦次焉。其下姚文安、秦道静亦援此例

　　刘休和

　　刘芳有《推韦昭所注国语音》

　　高允有《左氏释》

　　潘叔虔有《春秋经合三传》十卷

　　卫觊

　　陈达

　　秦道静

　　姚文安有《左氏驳妄》

　　李崇祖有《左氏释谬》

　　杨愔

　　辛子馥有《春秋三传总》

　　王保安

　　刘兰王保安弟子

张吾贵受于刘兰

　　程玄

　　孙惠蔚程玄弟子

刘献之程玄弟子，有《三传略例》三卷

徐遵明有《春秋义章》三十卷

　　卢景裕徐遵明弟子

　　鲜于灵馥

　　李铉徐遵明、鲜于灵馥弟子，有《三传异同》十二卷

　　乐逊徐遵明弟子

　　马敬德徐遵明弟子

　　张奉礼徐遵明弟子

　　张雕武徐遵明弟子

　　鲍长宣徐遵明弟子

　　王元则徐遵明弟子

　　张买奴徐遵明弟子

　　鲍季详徐遵明弟子

　　邢峙徐遵明弟子

　　刘昼徐遵明弟子

冯伟徐遵明、李铉弟子

张思伯徐遵明弟子，有《左氏刊例》一卷

　　郎茂张奉礼弟子

马元熙马敬德子

郭懋

　　刘焯郭懋弟子

　　刘炫郭懋弟子，有《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一卷，《春秋左氏传述义》四十卷，《春秋攻昧》十二卷，《春秋规过》三卷，《春秋义囊》二卷

张冲

房晖远

　　辛德源有《春秋三传集注》三十卷

庾信

　　颜启期有《大夫谱》十一卷

　　元善

颜见远

　　颜协之颜见远子

　　颜之推颜协之子

　　颜师古颜之推子

　　孔颖达有《周易正义》十四卷，《周易玄谈》六卷

陆德明有《周易文句义疏》二十四卷《周易大义》十二卷，《周易释文》一卷孔颖达有《毛诗正义》四十卷

陆德明有《毛诗释文》二卷孔颖达有《礼记正义》六十二卷

　　贾公彦孔颖达弟子，有《周礼疏》五十卷

　　陆德明有《周礼释文》二卷孔颖达有《春秋左氏传正义》三十六卷

陆德明有《春秋左氏传释文》六卷

伪经传授表第十二下

　　古论语古孝经小学通学

　　刘歆

桓谭

郑众有《论语传》

许慎

马融有《论语解》

郑玄有《论语注》十卷，《古文论语注》十卷，《论语释义》十卷

程秉郑玄弟子，有《论语弼》

陈群有《论语解》

张昭有《论语注》

　　虞翻有《论语注》十卷

王肃有《论语注》十卷，《论语释驳》三卷

周生烈有《论语注》《论语义例》

谯周有《论语注》十卷

　　郑冲

　　孙邕

　　曹羲

　　荀顗

　　何晏有《论语集解》十卷

　　王弼有《论语释疑》三卷

　　卫瓘有《论语集注》六卷

徐邈有《论语音》二卷

　　崔豹有《论语集义》八卷

　　缪播有《论语音序》二卷

　　郭象有《论语体略》二卷，《论语隐》一卷

　　乐肇有《论语释疑》十卷，《论语驳序》二卷

　　虞喜有《论语赞郑氏注》九卷，《新书对张论语》十卷

　　曹毗有《论语释》一卷

　　应琛有《论语藏集解》一卷

　　庾翼有《论语释》一卷

　　李充有《论语集注》十卷，《论语释》一卷

　　范寗有《论语注》

　　孙绰有《论语集解》十卷

　　孟整有《论语注》十卷

　　梁觊有《论语注释》十卷

　　袁乔有《论语注释》》十卷

　　尹毅有《论语注释》六卷

　　王蒙有《论语义》一卷

　　江熙有《论语集解》十卷

　　蔡谟

　　袁宏

　　江惇

　　蔡系

　　周怀

　　王珉以上六家见皇侃《疏》

　　张凭有《论语注》十卷，《论语释》一卷

　　宋纤有《论语注》

　　畅惠明有《论语义注》十卷

　　张隐有《论语释》一卷

　　郄原有《论语通郑》一卷

　　姜处道有《论语论释》一卷

孔澄之有《论语注》十卷

张略有《论语统》八卷

伏曼容有《论语义》

范廙有《论语别义注》十卷

　　虞遐有《论语注注》十卷

　　沈驎士有《论语训注》

　　太史叔明沈驎士弟子，有《论语集解注》十卷

　　许容有《论语注》十卷

　　曹思文有《论语注》十卷

　　戴诜有《论语述议》二十卷

陶弘景有《论语集注》十卷

　　褚仲都有《论语义疏》十卷

皇侃有《论语义疏》十卷

张讥有《论语义》十卷

　　张冲有《论语义疏》二卷

　　顾越有《论语义疏》

陈奇有《论语注》〇按奇常非马、郑解经失旨，则亦弼、肃、翻、譔之流。但今学久亡，虽好立异，亦以暴易暴耳

李铉有《论语义疏》

乐逊有《论语序论》

刘炫有《论语述义》十卷

徐孝克有《论语讲疏文句义》五卷

　　史辟原有《续注论语》十卷

贾公彦有《论语疏》十五卷

　　陆德明有《论语释文》一卷刘歆

桓谭

郑众有《孝经注》一卷

许慎

许冲许慎子

马融有《孝经注》一卷

郑玄有《孝经注》一卷

高诱有《孝经解》

宋均郑玄弟子，有《孝经皇义》

虞翻有《孝经注》

苏林有《孝经注》一卷

　　刘邵有《孝经古文注》一卷

王肃有《孝经解》一卷

孙熙有《孝经注》一卷

　　韦昭有《孝经解赞》一卷

何晏有《孝经注》一卷

严峻有《孝经传》

　　徐整有《孝经嘿注》一卷

　　谢万有《集解孝经》一卷

荀勖有《集议孝经》一卷

　　袁敬仲有《集义孝经》一卷

　　虞喜有《孝经注》

　　杨泓有《孝经注》一卷

袁宏有《孝经注》一卷

　　殷仲文有《孝经注》一卷

　　车胤有《孝经注》一卷

　　孔光有《孝泾注》一卷

何承天有《孝经注》一卷

何约之有《大明中皇太子讲义疏》一卷

　　荀昶有《孝经注》一卷

　　严植之有《孝经注》一卷

　　谢稚有《孝经图》一卷

　　王玄载有《孝经注》一卷

　　周颙有《孝经义疏》

　　费沈有《孝经注》一卷

陆澄有《孝经义》

明僧绍有《孝经注》一卷

　　李玉之有《孝经义疏》二卷

　　萧子显有《孝经义疏》一卷，《孝经敬爱义》一卷

太史叔明有《孝经义》一卷

沈文阿有《孝经义记》

王元规有《孝经义记》二卷

陶弘景有《集注孝经》一卷

　　贺玚有《孝经讲义》一卷，《孝经义疏》一卷

曹思文有《孝经注》一卷

　　诸葛循有《孝经序》一卷

　　皇侃有《孝经义疏》三卷

　　江系之有《孝经注》一卷

周弘正有《孝经私记》二卷

张讥有《孝经义》八卷

　　张冲有《孝经义》三卷

　　顾越有《孝经义疏》

陈奇有《孝经注》一卷

乐逊有《孝经序论》

熊安生有《孝经义》一卷

刘炫有《古文孝经述义》五卷

徐孝克有《孝经义疏》六卷

何妥有《孝经义疏》三卷

　　宇文弜有《孝经注》

孔颖达有《孝经义疏》

　　贾公彦有《孝经疏》五卷

　　陆德明有《孝经释文》一卷刘歆

　　张竦

　　扬雄有《苍颉训纂》一篇，《方言》十三卷

桓谭

　　郭伟

杜林张竦弟子，有《苍颉训纂》《苍颉故》

　　刘棻刘歆子，扬雄弟子

　　侯芭扬雄弟子

卫宏杜林弟子，有《古文官书》

许慎有《说文解字》十五卷

崔瑗有《飞龙篇》

　　许冲许慎子

刘珍有《释名》三十卷

班固有《太甲篇》《在昔篇》

蔡邕有《劝学》《圣皇篇》《女史篇》

樊光有《尔雅注》三卷

　　李巡有《尔雅注》三卷

郑玄按玄为伪学宗子，其诂训诸经，皆歆小学也。特列之

贾鲂有《滂喜篇》

郭训有《杂字旨》一卷，《古文奇字》一卷

刘熙郑玄弟子，有《释名》八卷

孙炎有《尔雅注》七卷，《尔雅音》一卷

服虔有《通俗文》一卷

　　张揖有《广雅》四卷，《古今字诂》二卷，《三仓训诂》三卷，《埤仓》二卷，《难字》一卷，《错误字》一卷

李登有《声类》十卷

曹彦有《字义训音》六卷，《古今字苑》一卷

项峻有《始学篇》十二卷

韦昭有《辩释名》一卷

束皙有《发蒙记》一卷

　　郭璞有《尔雅注》五卷，《尔雅赞》二卷，《音》一卷，《方言注》十三篇，《三仓注》三卷

李轨有《小尔雅解》》一卷

　　陆机有《吴章》一卷

樊恭有《广仓》一卷

　　王延有《文字音》七卷

　　李彤有《字指》二卷，《单行字》四卷，《字偶》五卷

　　葛洪有《要周字苑》一卷

　　周研有《声韵》四十一卷

　　王义有《小学章》二卷，《文字要记》三卷

　　杨方有《小学》九卷

　　顾恺之有《启蒙记》三卷

　　吕忱有《字林》七卷

　　殷仲堪有《常用字训》一卷

　　吕静有《韵集》六卷

何承天有《纂文》三卷

　　谢康乐有《要字苑》一卷

　　颜延之有《诂幼》一卷，《纂字》六卷

　　荀楷有《广诂幼》一卷

　　段宏有《韵集》八卷

　　吴恭有《字林音义》五卷

侯洪泊有《字类叙评》一卷

　　戴规有《辨字》一卷

　　邹诞生有《要用字对误》四卷

　　邹里有《要用杂字》三卷

　　李少通有《杂字要》三卷，《今字辨疑》三卷

刘霁有《释俗语》八卷

　　刘杳有《要雅》五卷

　　阮孝绪有《文字集略》六卷

　　刘歊有《古今文字序》一卷

　　庾曼倩有《文字体例》

　　范岫有《字学音训》

周兴嗣有《千字文》一卷

　　萧子范有《千字文》一卷

　　蔡薳有《千字文注》

　　萧子云有《千字文注》一卷

　　顾野王有《尔雅音》，《玉篇》三十一卷

夏侯咏有《四声韵略》十三卷

周彦伦有《四声切韵》

　　沈约有《俗说四声》一卷

沈旋沈约子，有《集注尔雅》十卷

　　潘徽有《万字文韵纂》三十卷

　　王斌有《四声论》

　　施干有《尔雅音》

　　谢峤有《尔雅音》

　　张谅有《四声韵林》

崔浩有《解急就章》二卷

　　江灌有《尔雅音》八卷，《尔雅图赞》一卷

　　陆暐有《悟蒙章》

江式有《古今文字》四十卷

李铉有《字辨》

宋世良有《字略》

诸葛颖有《桂苑珠丛》一百卷

　　李概有《修续音韵决疑》十四卷，《音谱》四卷

　　杨休之有《韵略》一卷

刘善经有《四声指归》一卷

　　陆法言有《切韵》五卷

赵文深有《刊定六体书》

　　卢辩有《称谓》五卷

　　王劭有《俗语杂字》一卷

　　曹寿有《急就章解》一卷

　　刘芳有《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

颜之推有《训俗文字略》一卷，《急就章注》一卷

　　颜师古颜之推子，有《匡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官样》一卷

陆德明有《尔雅释文》一卷刘歆

　　张竦

　　扬雄

　　尹咸

　　房凤

　　王龚

　　桓谭

　　郑兴

　　陈钦

　　贾徽

　　杜子春

　　崔篆以上并刘歆传业

　　杜林张竦弟子

　　刘棻刘歆子，扬雄弟子

　　侯芭扬雄弟子

　　郑众郑兴子

　　陈元陈钦子

　　贾逵贾徽子

　　卫宏杜林弟子

　　徐巡杜林弟子

　　崔骃崔篆孙

　　郑安世郑众子

　　许慎贾逵弟子，有《五经异义》十卷

　　尹珍贾逵弟子

　　崔瑗崔骃子，贾逵弟子

　　许冲许慎子

　　周举

　　张衡

　　刘珍

　　刘陶

　　刘騊駼

　　班彪

　　班固班彪子

　　王充班彪弟子

　　周举

　　王符

　　仲长统

　　蔡邕

　　杨彪

　　韩说

　　陈寔按寔为樊英弟子，以英非大师不列，后以为例

　　荀爽陈寔弟子

　　贾彪陈寔弟子

　　马融按融为挚恂弟子

　　卢植

　　延笃

　　马日磾

　　范冉

　　杨克按克亦为吕叔公、朱叔明、白仲职弟子

　　郑玄有《六艺论》《驳五经异义》〇以上并马融弟子〇按玄亦为张恭祖弟子

　　刘德然

　　高诱

　　公孙瓒以上并卢植弟子

　　郗虑

　　国渊

　　崔琰

　　公孙方

　　孙皓

　　程秉

　　赵商

　　马昭

　　张逸

　　王基

　　任嘏

　　冷刚

　　田琼

　　泛阁

　　炅模

　　焦乔

　　王权

　　鲍遗

　　陈铿

　　崇精

　　刘熙

　　宋均以上并郑玄弟子

　　郑小同郑玄孙

　　许慈刘熙弟子

　　薛综刘熙弟子

　　孙炎以上并郑玄再传

　　许勋许慈子

　　刘宣孙炎弟子〇以上并郑玄三传

　　服虔

　　宋忠

　　司马徽

　　潘浚宋忠弟子

　　向朗司马徽弟子

　　尹默宋忠、司马徽弟子

　　李仁宋忠、司马徽弟子

　　尹宗尹默子

　　李譔李仁子

　　隗禧有《诸经解》

　　王朗

　　王肃王朗子，有《圣证论》十二卷

　　董遇

　　周生烈

　　姜维

　　谯周有《五经然否论》

韦昭

　　傅咸有《七经诗》

　　何晏有《五经大义》五卷

　　束皙有《五经通论》

　　徐苗有《五经同异评》一卷

　　杨方有《五经钩沈》十卷

　　徐邈有《五经音》十卷

　　李轨有《诸经音》

　　孔衍

　　戴逵有《五经大义》一卷

　　周杨有《五经咨疑》八卷

何承天按以下为南朝派

　　徐广

　　刘瓛

　　范缜

　　司马筠

　　严植之

　　何胤以上并刘瓛弟子

　　司马寿司马筠子

　　孔佥何胤弟子

　　孔元素孔佥兄子

　　鲍泉有《六经通数》十卷

　　陆澄

　　王俭

　　朱异

　　孔子祛

　　刘之遴

　　庾黔娄

　　明僧绍

　　明山宾明僧绍子

　　明宝明山宾子

　　卞华

　　伏曼容

　　伏挺伏曼容子

　　崔灵恩

　　卢广

　　沈驎士

　　太史叔明沈驎士弟子

　　沈峻沈驎士弟子

　　沈文阿沈峻子，有《经典大义》十二卷

　　沈宏

　　沈熊

　　刘岩

　　张及

　　孔子云以上并沈峻弟子

　　王元规沈文阿弟子，有《续经典大义》十四卷

　　范述曾

　　吕道惠

　　顾野王

　　陶弘景

　　贺玚有《五经秘表要》十卷

　　贺革贺玚子

　　贺季贺玚子

　　贺琛贺玚兄子

　　皇侃贺玚弟子

　　郑灼皇侃弟子

　　潘徽郑灼弟子

　　周弘正

　　贺德基

　　张讥

　　贺德仁并周弘正弟子

　　孙畅之有《五经杂义》六卷

　　王焕有《五经决录》五篇

　　邯郸绰有《五经析疑》二十八卷

　　元延明有《五经宗略》二十三卷〇按以下为北朝派

　　崔浩

　　房景先有《五经疑问》十卷

　　李同轨

　　封轨

　　封伟伯封轨子

　　李郁

　　李彪

　　王神贵有《五经辨疑》十卷

　　常爽有《六经略注》

　　刘兰按兰为王保安弟子

　　张吾贵刘兰弟子。吾贵亦为牛天佑、郦诠弟子

　　王聪

　　程玄

　　徐遵明张吾贵、王聪弟子

　　孙惠蔚按惠蔚亦为董道季弟子

　　张普惠

　　刘献之并程玄弟子

　　卢景裕

　　李铉按铉亦为房虬、鲜于灵馥弟子

　　李业兴

　　乐逊

　　崔瑾

　　吕思礼

　　张文敬

　　祖儁

　　马敬德

　　田元凤

　　张奉礼

　　纪显敬

　　张雕武

　　吕黄龙

　　鲍长宣

　　鲍季详

　　夏怀敬

　　王元则

　　张买奴

　　权会

　　冯伟

　　张思伯

　　邢峙

　　刘昼

　　熊安生以上并徐遵明弟子

　　李周仁徐遵明、刘献之弟子

　　高望崇

　　董征刘献之弟子

　　郭茂卢景裕弟子

　　郎茂权会、张奉礼弟子

　　马元熙马敬德子

　　解法选权会弟子

　　刁柔李铉弟子

　　董令度李周仁弟子

　　程归则李周仁弟子

　　刘轨思张思伯、程归则弟子

　　孙灵晖孙惠蔚曾孙，熊安生弟子

　　李崇祖李业兴子

　　郭仲坚

　　丁恃德

　　马光并熊安生弟子

　　刘焯有《五经述议》

　　刘炫有《五经正名》〇并刘轨思、熊安生弟子

　　沉重

　　樊文深有《七经义纲》二十九卷，《七经论》三卷，《质疑》一卷

　　张凤有《五经异同评》十卷

　　苏绰有《七经论》

　　刘芳

　　辛彦之有《五经异义》

　　萧该

　　牛弘

　　何妥有《五经大义》五卷

　　王頍有《五经大义》

　　颜师古

　　孔颖达

　　贾公彦孔颖达弟子

　　陆德明有《经典释文》三十卷

书序辨伪第十三尚书篇目异同真伪表附

　　《尚书》二十八篇，为孔子删定大法，一乱于《太誓》，再乱于张霸，三乱于刘歆，四乱于王肃。然张、王之伪，人皆知之，《太誓》后得，人亦知之。若刘歆伪古文，二千年无人知之者。然刘歆之作伪，近儒刘逢禄、邵懿辰亦渐疑之；《书序》之为歆伪，更无人知之者矣。此关不破，则《舜典》之争有无、篇目之争多少，聚讼纷纭，无能断其狱者。且百篇之目，本之《礼记》《左传》《史记》、诸子，根据至深，无可摇动。若不知孔子改制之义，则不知孔子之删《书》，而诸篇皆为未修之《书》。虽有疑者，莫能破焉。窃叹是狱沈沦黑暗，昏翳天日久矣，疾雷破山，飓风振海，簸荡霹雳，披扫昭苏。庶走魅奔魑，共睹丽日。爰发其义例，属门人同县陈千秋辨之如左，并编《尚书篇目异同真伪表》附焉。《书序》之辨，原为《汉书艺文志》而发，以其篇章繁多，故别为篇，而不附于《古文尚书伪证》中。注明于此

　　第一，辨孔子《书》止二十八篇。

　　孔子定《书》二十八篇，传在伏生，纯备无缺，故博士之说皆以为备。见《汉书楚元王传》后人惑于《书序》百篇之目，以为伏生《书》乃亡失之余，于是洙、泗之遗经，遂为断烂之朝报。尝推究其说，以为二十八篇即孔门足本，《书序》之目伪妄难信。其证有五：《尚书大传》引孔子曰：「六誓当作「五誓」，说见后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尚书大传》久佚，凡所引者皆据闽县陈氏辑本孔子总揽全经，提揭大义，果有百篇，则百篇中尚有《帝告》《仲虺之诰》《汤诰》《康王之诰》，《尚书大传》又引《揜诰》，何孔子不称「十诰」而称「五诰」乎？何所称诸篇又绝无一篇在二十八篇之外者乎？其证一也。信百篇之说者，不过因《史记儒林传》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故不敢致疑耳。不知伏生故秦博士，秦焚书止于民间，博士所职不在焚禁之列。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伏生何事藏匿？即何为散亡？按之情事，显然不合，其为伪窜，又何足疑。其证二也。若谓《书序》出孔子，有诸书援引可证，不知篇目之引见诸书者，尚有《尹吉》《礼记缁衣》《高宗》《礼记坊记》《夏训》《左传》襄四年《伯禽》《唐诰》《左传》定四年《相年》《墨子尚同》《禹誓》《墨子兼爱、明鬼》《汤说》《墨子兼爱》《武观》《官刑》《墨子非乐》《大战》《揜诰》《多政》《尚书大传》《大戊》《史记殷本纪》《丰刑》《汉书律历志》，凡十五篇，不在百篇之内。将谓引见诸书必孔子之《书》邪，则此十五篇并不在《书序》内，何也？将谓引见诸书不必孔子之《书》邪，则百篇之目虽有诸书可证，亦不能以为果孔子之《书》，昭昭矣。其证三也。难者又曰：《书序》拘于百篇为孔子之《书》，或不可信，然遍见诸书所引者，乌知其必非孔子之《书》？曰：《墨子》引今《甘誓》以为《禹誓》，《明鬼》再引《禹誓》又不在今《甘誓》中；《兼爱》引今《汤誓》以为《汤说》，《兼爱》别引《汤誓》复不在今《汤誓》内；《尚贤》则其所见显非孔《书》，不过如《明鬼》引诸国春秋之类。以《墨子》例之，则诸书所引，断不能以为即孔子《书》又明矣。其证四也。《汉书艺文志》言「《诗》遭秦而全，以讽诵不独在竹帛。」《春秋》公、谷二传亦由口说相授，秦、汉经师皆借口诵。伏生《经》虽偶失，何至全无记诵，抚卷茫然，止《尚书大传》所引者略记数语？其证五也。要之，《书序》与《古文》同出，《古文》为刘歆之伪，则《书序》亦为歆伪无疑。汉博士皆祖伏生，而皆以二十八篇为备，知师师相传，说本如此。不然，歆方以亲近逞权，诸博士纵持门户，岂敢以虚辞相胜邪！

　　第二，辨今文尚书无序。

　　《书》无百篇，既有确证，《书序》之伪，自不足攻。唯近人于刘歆之学推尊不已，并以《书序》傅之伏生。陈氏寿祺着《今文尚书有序说》，见《左海经辨》欲申其「伏《书》二十九篇，序当其一」之说。立为十七证，繁称博引，强辞夺理，上诬先师，下诳学者，则不可以不辨。考武帝末《泰誓》既出，博士读说，即列于学官。既列学官，则必附入欧阳《书》方能传教，断无别本孤行之理。不然，则《汉志》诸书着录，必另列《太誓》三篇矣。武帝时止欧阳《书》立学，故必先附入欧阳《书》。迨夏侯《书》继立，亦必附入夏侯《书》。盖三家同为博士，一则附入，一不附入，断无此理。且果尔，则三家经文多寡不同，诸书必有言之者矣果如陈氏「伏生《书》并序为二十九篇」之说，则既增《太誓》，当为三十篇，何《汉志》载大、小夏侯《经》及《章句》《解故》皆仍二十九卷乎？欧阳《经》及《章句》卷数误讹，陈氏亦据为说，辨见下据此，则陈氏之说不攻而自破。唯近人主今文有《序》者甚多，以陈氏之说最为强辨，今但录陈说辞而辟之，余子不必攻矣。

　　刘歆、班固、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并言孔子宅所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百篇之《序》同出于孔壁，倘亦伏《书》所无，诸家言古文「得多」者，何得不一及之也？

　　孔壁「得多」之说，虽出于刘歆，然所论者乃经文，何为并《序》数之乎？

　　歆所讥「以《尚书》为备」者，当时学者党同妒真之辞，彼非果不知《尚书》有百篇也。伏生故为秦博士，《论衡正说篇》云「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此非未尝肄业及之者。《尚书大传》篇目尚有《九共》《帝告》《嘉禾》《臩命》《揜诰》诸逸《书》之名，为今学者即未见《书序》，宁皆不读《大传》，竟不知二十八篇之非全书邪？

　　伏生藏《书》之说为伪窜，辨已见前。王充时百篇之说已行，充见《史记》有藏书之说，因即以为百篇耳。《尚书大传》二十八篇外篇目与《书序》合者，虽有《九共》《帝告》《说命》《太誓》《嘉禾》《臩命》六篇，然又有《大战》《揜诰》《多政》三篇出《书序》外者，知《大传》此类不能引为《书序》之证。博士非不读《大传》，而「以二十八篇为备」，则《大传》此等师说不以为孔子《书》又明矣。又武帝止立施、孟《易》、欧阳《书》、公羊《春秋》博士，宣帝复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书》、谷梁《春秋》，诸儒未有排之者。至刘歆欲立《古文》，不独博士排之，龚胜、师丹、名臣大儒亦排之，以至新莽之世，公孙禄亦以「颠倒五经」罪之。知西汉博士本不持门户之见，而刘歆《古文》之伪，确有以招人口实者矣。陈氏犹拾刘歆唾余，抑何愚而可笑也！

　　《艺文志尚书家》「《欧阳经》三十二卷。」按伏生《经》文二十八篇，增《太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必百篇之《序》也。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故，欧阳《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或曰：夏侯《经》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欧阳何以不然？曰：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以《班志》核之，「六艺家」传训多寡，往往不与经符。如《诗经》有《序》，于《尚书》最为近。乃鲁、齐、韩《诗》皆二十八卷，唯《鲁说》、齐孙氏《传》卷与经合，而《鲁故》《齐孙氏故》《齐后氏故》、后氏《传》《韩故》《韩内传》《韩说》，卷皆与经异。《毛诗》二十九卷，而《毛诗故训传》，卷亦与经异。《齐诗》有《序》无《序》，无以明之；鲁、韩、毛之《诗》皆有《序》，而《传训》卷数参差若是，于欧阳、夏侯之《书》乎何疑？今文有《序》，其证一矣。

　　《汉志》卷数误文、脱文最多，颜师古已言之。其《欧阳经》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之数，并难引据。若谓二十八篇增《泰誓》三篇，故三十一，考今文《书》凡一篇分为数篇者，亦止以一篇计之。故汉石经《般庚》有三，据中篇末「建乃家」下，下篇首「般」字上空一格知之而自来数今文卷数者亦止以为一篇。然则《泰誓》三篇增入今文之《书》，亦当以一篇计之，岂有仍为三篇作三十一卷之理？若谓《泰誓》旧本三篇，不能并为一以失其旧，然如《般庚》之例，不过篇数为一，而篇章仍三，又何尝失其旧？而必篇数亦析为三，以为是乖刺之例乎？必不然矣。又陈氏据「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以弥缝欧阳《经》《章句》卷数不合之故，然《汉志》载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章句》《解故》亦皆二十九卷，岂大、小夏侯独为《序》作训邪？大、小夏侯不为《序》作训，则二十九卷中无《序》可知。大、小夏侯与欧阳同出一师，大、小夏侯无《序》而欧阳有《序》，有是理乎？陈氏亦自知其不可通，又附会以西汉传训卷数「不与经符」之说，其意以为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二十九卷，实释二十八篇，非有一卷释《序》，释二十八篇而有二十九卷者，犹《鲁说》等卷数与《经》不符之例。然《鲁说》等乃卷数与《经》显然不符者，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乃卷数与《经》显然相符者。《汉志》所载《传训》卷数与《经》不符者固多，而符者正复不少，陈氏毫无证据，妄以符者为不符，可谓拙于舞文矣。

　　班固称「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微子》《洪范》《金縢》多古文说。」固言如此，则迁书五篇之外盖多取今文矣。《史记》载《尚书》逸篇，唯见《汤征》《汤诰》。《汤征》又在古文逸十六篇外，余绝无闻，独于《书序》胪举十之八九。至于《序》作《原命》为「大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序》作《般庚》为「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又言「小辛立，殷道复衰，百姓思般庚」。《序》作《高宗肜日》及《高宗之训》为「武丁祭成汤事」，又言「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序》作《洪范》为「武王克殷后二年」，《序》作《冏命》为「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燛申戒太仆国之政」，序《文侯之命》为「襄王使王子虎命晋文公」，《序》作《秦誓》为「穆公封殽尸后事」，又序《夏社》在《典宝》后，序《咸有一德》在成汤时，以《太甲》为「太甲训」，以「伊陟」为「太戊」，以「分器」为「分殷之器物」，以「康王之诰」为「康诰」，其它「女方」为「女房」，「大埛」为「泰卷」，「仲虺」为「中壨」「迁嚣」为「迁隞」，「圯于耿」为「迁于邢」，「升鼎耳」为「登鼎耳」，「剓」为「饥」，「归狩」为「行狩」，「异亩」为「异母」，「归禾」为「馈禾」，「旅天子命」为「鲁天子命」，「无逸」为「毋逸」，「肃慎」为「息慎」，「俾荣伯」为「赐荣伯」，「伯冏」为「伯燛」，「粊誓」为「狝誓」，「吕刑」为「甫刑」，说义文字往往与古文异，则显然兼取之伏《书》也。且《尚书》古文之《序》或同或否，师传则然。如《韩诗》之《序》可考者，「《关睢》，刺时也」「《芣苢》，伤夫有恶疾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螮蝀》，刺奔女也」「《鸡鸣》，谗人也」「《夫栘》，燕兄弟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与《毛诗序》互有同异。此今、古文《书序》异同之例也。今文有《序》，其证二矣。

　　《史记》与《书序》同者，乃《书序》剿《史记》，非《史记》采《书序》，辨见后。《书序》既剿《史记》，复作异同者，盖故作参差以弥缝其剽窃之迹，犹伪孔《古文》既剿诸书，仍作异同耳，辨亦见后。且即以为《史记》采《书序》，其间声音之少讹，训诂之相代，文句之互有详略，先后之少有差忒，乃《史记》引书之常例，触处皆然，不可枚举。然则其它诸书，岂亦有今古文之分乎？陈氏又引《诗》韩、毛异《序》，以为《书》今、古文异《序》之证。不知今文本无《序》，韩、毛自异，与《书》何关？且考《诗》四家异《序》，皆文字悬绝，未有如此之少少异同，即大义不同而辞语仍相放者。陈氏无聊之附会，尤不必也。

　　《论衡佚文篇》曰「东海张霸通《左氏春秋》，按百篇《序》，以《左氏》训诂，造作百二篇。」《汉书儒林传》曰「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时求治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夫霸所分合者，夏侯《经》二十九篇，其所采《书序》即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汉后献，遂秘于中，外不得见；庸生孤传，衰微特甚。霸但见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见孔《书》，故窃之作《百两篇》以欺世。如所采《书序》出古文，是霸见孔壁之本矣，宁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书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献之于朝哉？且霸见孔壁之本，则见其中逸《书》二十四篇，攗拾较易，乃不并取以为《百两篇》，而转取《左氏传》，何哉？故知霸所取《书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其证三矣。

　　王充生刘歆之后，故祖述《汉书儒林传》之说，以为张霸伪《书》实采《书序》。不知据张霸《书》有《百两篇》，是即张霸不采《书序》，并霸时未有《书序》之明证。据葛洪《西京杂记》跋，班固《汉书》全本刘歆之旧，则《汉书儒林传》「张霸采《书序》《左传》」「成帝求治古文，以中书校《百两篇》」等说，尚足信邪！若霸时果巳有《书序》而采之，则经师传本，百篇之目显然，霸方伪《书》取信，安敢显悖百篇之目造为《百两篇》，悍然不顾以动天下之兵乎？纬书有百二篇之说。纬书伪起哀、平，在张霸后，盖采霸说为之

　　孔颖达《尚书正义》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夫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夏侯之《书》，非伏生元本也，然言有《序》则可信。按《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皆「《一字石经尚书》六卷。」又云「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则唐人于拓本汉《石经尚书》及见之也。颖达谓「今文则夏侯、欧阳所传及蔡邕所勒《石经》。」是故于《尧典》篇首正义尝引《石经》，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见《石经尚书》有百篇之《序》，故为是言耳。今文有《序》，其证四矣。

　　陈氏此说，最不足据。果如其说，二十九卷外尚有《序》一卷，则《汉书艺文志》载大、小夏侯《经》文当曰「三十卷」矣，何以仍曰「二十九卷」乎？孔既曰「《序》在外」，则二十九卷断不能以为并《序》数之，是二十九卷乃既增《泰誓》之数。《志》并《泰誓》亦惟曰「二十九」，则大、小夏侯之无《序》断矣。欧阳《经》及《章句》卷数难明，然夏侯无《序》，则欧阳亦无《序》审矣

　　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亡于永嘉之乱，今无可考。请以《尚书大传》征之。《周书成王政》序曰「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尚书音义》曰「践，《尚书大传》云‘籍也’。」《诗豳风破斧》正义引《书传》云「‘遂践奄’，践之者，籍之也。籍之，谓杀其身，执其家，猪其宫。」按《将蒲姑》序，言「成王践奄，迁其君于蒲姑。」是奄君犹存，《书传》谓「杀其身」，此今文说之异。盖《书传》体近《韩诗外传》，往往旁胪异闻，非尽释经。然而「遂践奄」三字，则明出于《成王政》之《序》。今文有《序》，其证五矣。

　　《尚书大传》未尝曰「《书序》」，且《大传》「杀其身」之说显与《序》异，是即其非据《书序》之明验。今、古文异《序》之说不足信，辨见上或更谓《大传》云「‘遂践奄’，践之者，籍之也」，如非据《书序》，何以释之？不知自为申释，古书有此体。如《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是亦其例。不然，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岂伏生独异邪

　　《周书亳姑》序曰「周公在丰，将殁，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毕，告周公。」《尚书大传》曰周公致政封鲁，三年之后，「老于丰，心不敢远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庙……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薨，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王与大夫开《金縢》之书，执书以泣曰‘周公勤劳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书传》言葬周公事，本于《亳姑》序也。《论衡感类篇》引《书》「乃得周公死，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盖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讹，故以《金縢》之事与《亳姑》之事联为一也。今文有《序》，其证六矣。然难者犹谓与《书序》有两端也。《大传》又曰「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雊。」此出《商书高宗肜日》之《序》也。今文有《序》，其证七矣。《大传》又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此述《周书召诰》之《序》也。其下即述经文云「六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丰，唯太保先周公相宅。」今文有《序》，其证八矣。《大传》又曰「夏刑三千条。」此本《周书甫刑》之《序》也。《甫刑》序曰：「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按《经》曰「五刑之属三千」，不言「夏」；《吕氏春秋孝行览》云：「《商书》曰‘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亦不及「夏」；《左氏传》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虽言「夏刑」而不举其目。若非见《书序》「训夏赎刑」之文，何以知三千条为夏刑也？今文有《序》，其证九矣。

　　《尚书大传》不明曰「《书序》」，陈氏必以为据《书序》，已属武断。《书序》之作，攗拾诸书为之。《亳姑》序与《史记鲁世家》文更类，当即采《史记》。《高宗肜日》《召诰》序，盖即采《大传》耳。《高宗肜日》序，亦见《史记殷本纪》，当并采之《大传》言「夏刑三千条。」伏生去古未远，古籍之旧文，先师之遗说，考见尚多。陈氏律以今人之耳目，以为「非见《书序》，何以知之」，尤为不可。要之《书序》之伪，既有明征，诸书之与合者，正可以考其剽窃之迹。果如陈氏之说，则《荀子解蔽篇》「人心之危」数语，亦与伪孔《书》同，亦可以为《荀子》采伪孔《书》乎

　　《大传》篇目有《九共》《帝告》《冏命》，《序》又有《嘉禾》《揜诰》，此皆在二十九篇外。若非见《书序》，何以得此篇名也？今文有《序》，其证十矣。

　　《尚书大传》中《大战》《揜诰》《多政》三篇不见于《书序》，若以为《大传》二十八篇外篇名据《书序》采入，则此三篇又何处得来邪

　　书传既有明文，请更征之《白虎通》。《白虎通》引《尚书》悉用今文家说，《诛伐篇》称《尚书序》曰「武王伐纣。」此《周书太誓》序及《武成》序之文也。其引《尚书》用今文，则《序》亦出之今文无疑。今文有序，其证其十一矣。

　　《白虎通》虽用今文，然亦有用古文者。他不征引，即如《爵篇》引《书亡逸篇》，《社稷篇》引《尚书逸篇》之类，独非古文邪？《书序》、逸《书》同出刘歆之手，《白虎通》既引逸《书》，何以知其必不引《书序》乎？虎观诸儒如贾逵之等乃治古文者，班固之学亦杂揉今古，其引古文，何足怪也。

　　《汉书孙宝传》「平帝立，宝为大司农，孔光、马宫等咸称王莽功德比周公。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着于经典。’」此引《周书君奭》之《序》也。考《儒林传》平帝时立《古文尚书》，《王莽传》元始四年益博士员，而宝为大司农在元始二年，是时古文未立，宝受公羊《颜氏春秋》于筦路，成帝初以明经为郡吏，亦非为古学者，则其所诵之经亦今文也。古文《毛诗》，平帝已立，而康成注《礼》时尚未之见，则孙宝之不见《古文尚书》，不足疑也。今文有《序》，其证十二矣。

　　《列子杨朱篇》曰「周公摄天子之政，邵公不悦，四国流言。」然则孙宝所谓「着于经典」者，自指《君奭》一篇，而所谓「不说」者，何以知其必据《书序》乎？

　　《后汉书杨震传》：曾孙彪议迁都曰「‘般庚五迁，殷民胥怨。’」此引《商书般庚》之序也。彪世传欧阳《尚书》，所据乃其本经。今文有《序》，其证十三矣。

　　后汉古文之学盛行。杨彪虽世传今文，偶引古文，不足异。若谓学者一习今文，即古文一字不得寓目，有其理邪？如《儒林传》载李育传《公羊》，而亦尝读《左传》，是即今文家兼读古文之明证。彪生当贾、马大盛之后，其引《书序》宜也，左海安得知此。

　　《法言问神篇》曰：「《易》损其一，虽蠢知阙焉。至《书》之不备过半矣，而习者不知，惜乎《书序》之不如《易》也！」按：杨子云引《书》皆用今文，「《书》不备过半」，唯今文唯然。若古文则前汉存者五十八篇，不得云尔。今文有《序》，其证十四矣。《法言》又曰：「古之说《书》者序以百，而《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按《酒诰》唯今文有脱简，故其言如此。今文有《序》，其证十五矣。

　　杨雄乃刘歆之徒，《后汉书桓谭传》言「谭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则雄正古学家，故攻《书》二十八篇之不备与刘歆同，盖从歆学者。其据《书序》，乃其宜也。且雄二说乃攻今文，乌知其非如刘歆之故智，以古文攻今文乎？左海未知今、古派别，宜其妄也。

　　《论衡正说篇》驳或说《尚书》二十九篇「法斗七宿」曰：「按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谓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论衡》此篇所引「或说」乃今文家言，其驳诘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则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书》二十四篇，不得云「阙遗者七十一篇」。今文有《序》，其证十六矣。

　　王充亦以古文驳今文，其云「独谓二十九篇立法如何」盖谓二十九篇何足立法耳，未见其必据今文《序》驳诘之也。

　　杜预《春秋左传》后序曰「《纪年》称‘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十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此为大与《尚书序》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详预此言，直以《书序》为出自伏生，预时三家《尚书》见存，目验援据，致为明确。今文有《序》，其证十七矣。

　　杜预时，刘歆《书序》盛行久矣，预不过以伏生乃首传《书》之人，故凡《书》即归之伏生耳。伏生无《序》，证验如此之确，且两汉人皆无谓伏生有《序》者。预时代在后，从何得此说邪

　　第三，辨秦汉经传诸子引书篇名，皆孔子不修之书。

　　秦、汉经传、诸子引《书》篇名，所在散布，主张《书序》者愈有借口。不知诸篇皆孔子不修之《书》也。盖孔子制作「五经」，阴寓改制，苟不关改制之事者，虽详勿录。故《诗》三千篇而唯取三百五；见《史记孔子世家》《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唯取十六。孔子经十六篇，《丧服》乃传，别有说《诗》《礼》如此，《尚书》可知。故《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尚书正义》一引纬书虽伪，要皆本西汉前说而附会之，如「百二篇」之说即本张霸。则「帝魁」之说虽不可信，而孔子定《书》多所去取，其说非全无据矣。以此，故逸《诗》、逸《书》杂见群书，以考今本，率多岨峿。若谓诸书引《书》篇名果皆出孔子，则何以解于《墨子》之以《甘誓》为《禹誓》，《汤誓》为《汤说》乎？此犹可诿曰篇名之偶异也。若《墨子》他引《禹誓》不在今《甘誓》内，他引《汤誓》不在今《汤誓》内，今《甘誓》《汤誓》文完无缺，必非佚文，然则《墨子》所据将何书邪？且今《甘誓》启事，而以为禹。《汤誓》《汤说》本自并引，尤不能以寻常篇名异同论之。据《墨子》如此，则虽谓诸书引《书》篇名皆孔子书，蒙瞽不信也。或曰：孔子有不修之《书》固矣。然孟子为孔子嫡传，《礼记》出七十后学，岂所读之《书》亦非孔《书》？曰：「不修《春秋》」述于《公羊》，庄七年曲引旁称，圣门不废。若以为不修《春秋》，公羊能引之，不修《书》《礼记》，孟子不能引之，岂通人之论乎？荀子亦孔子嫡传，兼为《诗》《礼》大宗，而引《逸诗》，亦其证也

　　第四，辨《尚书大传》内《九共》诸篇亦孔子不修之《书》。

　　或难曰：子以为伏生《书》二十八篇即孔门足本，而斥亡失数十篇之说为伪，今考《尚书大传》有《九共》《帝告》《说命》《太誓》《大战》《嘉禾》《揜诰》《多政》《冏命》九篇，苟非伏生所有，何以引之？答曰：《大传》又称孔子告子夏，言：「‘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大传》述孔子自称亦止二十八篇，中「六誓」当作「五誓」，辨见后则其余非孔子《书》，而为孔子不修之《书》可知。伏生之言，还以伏生之言定之，《九共》诸篇何足为难乎？伏生传授孔经而兼引他书，亦犹《公羊》引不修《春秋》之例。彼大惑不解者，岂非知二五而不知十哉！

　　第五，辨《史记》所载篇目乃《书序》袭《史记》，非《史记》采《书序》。

　　伪撰古书，必有依据，乃易附会，故王肃之《书》，《周官》之《礼》，皆阴摭旧文，自创新制。《书序》之作，何独不然！而后人见《史记》之文与《书序》多同，以为史公已据《书序》，不知此《书序》之袭《史记》也。请以七证明之：《序》以为「般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殷本纪》则以为「帝般庚崩……百姓思般庚，乃作《般庚》三篇。」若谓《史记》所载本于《书序》，何与《书序》又自乖异？今古文异《序》之说不足信，辨见前《史记》非采《书序》，证一。《序》以为「秦穆公伐晋，襄公帅师败诸殽，还归。作《秦誓》。」《秦本纪》则以为缪公败于殽，「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故作此誓。」亦与《书序》不合。《史记》非采《书序》，证二。《序》以为「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殷本纪》则以为武丁崩，「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亦与《书序》不合，《史记》非采《书序》，证三。《序》以为「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晋世家》则以为晋文公重耳献楚俘于王，王「命晋侯为伯，赐大路、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瓒、虎贲三百人，作《晋文侯命》。」亦与《书序》不合。《史记》非采《书序》，证四。《书序》无《大戊》而《殷本纪》有之，《史记》若采《书序》，此篇又从何来？据此篇非采《书序》，则其它可以例推。《史记》非采《书序》，证五。若谓《本纪》《世家》层叠引用，如非孔子之《书》，何以详载？不知《史记》杂采诸书，如《逸周书》之类不乏引用。即《汤征》，据刘歆所造《逸篇》亦无之，而《殷本纪》明载其文。知史公经典之外多所援用。《史记》非采《书序》，证六。《汤诰》一篇，《古文逸篇》有之，然不过刘歆所为，真书中安得有此？而《殷本纪》乃载其文，是亦史公不必定据经典之明证。《史记》非采《书序》，证七。观此七证，彼犹张国师之垒者，亦可以少息也夫！

　　第六，辨孔子作书序之说始于刘歆，《史记》无此说。

　　《书序》一书，附会剽窃，汩乱经义。且传之孔子，托体愈尊，惑众愈甚。然孔子作《书序》之说，自来所无，一见于《汉书艺文志》，再见于《汉书楚元王传》，三见于《汉书儒林传》。《艺文志》《楚元王传》皆刘歆之言，班固亦在歆后，其即歆伪说，又复何疑？考其所以敢创此说者，盖以《史记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至于叙《尚书》，则略无年月。」《孔子世家》又云：「序《书传》。」两文皆有「序」字，故得影造其说。然考《史记》所谓「序」者，不过次序之谓。《孔子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岂亦作序之「序」？尤其明证。且《世表》所谓「正时月日」者，指《春秋》本经。上下文义相承，则所谓「略无年月」者，亦指《尚书》本经，无所谓「序」明甚。然则「孔子作《书序》」，《史记》本无其文，后人纷纷附会，诬史公甚矣。

　　第七，辨孔子书并无《太誓》序，此篇亦伪。

　　今据伏生传《书》二十八篇，以为孔子全经篇数止此，而近人每持伏《书》有《太誓》之说，请得条其说而辨之：《太誓》后得，汉人刘向、《尚书正义》一引《别录》刘歆、《汉书楚元王传》、《文选注》引《七略》王充、《论衡、正说》马融、《尚书正义》一引郑康成、《尚书正义》一引《书论》赵岐、《孟子滕文公章句》房宏等《尚书正义》一引皆同此说，王充、房宏等以为宣帝时得，为小异众口一辞，未必举国尽误。伏《书》之无《太誓》，一。《史记儒林传》称「伏生独得二十九篇」，语已伪窜，辨见前然即二十九篇之说论之，亦不过如孔冲远「武帝世见《太誓》入伏生《书》内」，故并云「伏生所出」之说耳。不然，《史记》非僻书，诸儒岂未之见？事关经文增减，诸儒纵不能援《史记》以折异说，亦岂敢蔑《史记》而构虚辞？又《史记》「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之说，《汉书儒林传》亦袭之。马融尝从曹大家受《汉书》业，岂得不知？而「《太誓》后得」之说，马融持之尤力，知「独得二十九篇」之说，诸儒固知其非，故不援据。伏《书》之无《太誓》，二。《汉书艺文志书家》「《经》二十九卷」，自注曰「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盖《太誓》博士读说传教之后，即附入欧阳、大小夏侯《书》。辨见前既附入欧阳、大小夏侯《书》，则经文卷数自当并数之，《志》载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即由于此。欧阳《经》卷数难明，无可考据，辨见前。王氏《经义述闻》以为「皆当作三十三卷」。然无明据而改古本，学者岂信之乎？或谓《志》载大、小夏侯《经》二十九卷中有后得《太誓》一卷，何以不别白其说？不知《艺文志》即刘歆《七略》之旧，《七略》又言「武帝末民间得《太誓》。」《文选注》引则固已别白其说。《志》引《七略》，其辞未尽耳。伏《书》之无《太誓》，三。《尚书大传》虽有《太誓》，然《大传》所载亦不尽伏生之《书》。辨见前《大传》又有「‘六誓’可以观义」及「《周书》自《太誓》就《召诰》而盛于《洛诰》」之言，以《太誓》与二十八篇并称，似为真孔子《书》。考《大传》称「‘六誓’观义」，乃引孔子告子夏之言。汉儒淳朴，附益古书则有之，断不敢假托古人之语，然必后人据既增《太誓》改「五」为「六」。至《周书》自《太誓》」一语，更后人据既增《太誓》窜入无疑。否则伏《书》二十九篇有《大传》为据，《大传》之书，人所诵习，郑康成并为之注，岂得皆不知，而犹以为《太誓》后得乎？知《大传》以《太誓》与二十八篇并称，当时固知其非矣。伏《书》之无《太誓》，四。《史记周本纪》虽载有《太誓》，然《史记》网罗放失，非纯据伏生之《书》，辨见前如《周本纪》下文「斩纣头」及「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之类，即引《逸周书》。其引《太誓》，乌知其必据伏《书》？伏《书》之无《太誓》，五。《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对策》引「《书》曰」，即《太誓》之文，仲舒对策未及武帝之末，似伏《书》无《太誓》，何由引之？不知《春秋繁露》引《君陈》文亦称「《书》曰」。若仲舒引「《书》曰」者必伏《书》，岂《君陈》亦伏《书》所有乎？伏《书》之无《太誓》，六。《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有司奏议曰‘附下罔上者死’」云云，文见《说苑臣术篇》引《太誓》。又终军白麟奇木之对、司马相如封禅之奏，见《汉书终军传》《司马相如传》皆未及武帝末年而皆已引《太誓》，似非据伏《书》而何？然诸所引不明言《太誓》，即以为《太誓》亦不过如董仲舒《对策》所引之例，未必即伏生《书》。伏《书》之无《太誓》，七。平当习欧阳《书》，见《汉书儒林传》班伯习小夏侯《书》，见《汉书儒林传、叙传》而《汉书平当传》《叙传》，二家尝引《太誓》。欧阳、大小夏侯即伏生所传，似伏《书》当有《太誓》。然二家皆元、成以后人，尔时《太誓》入欧阳、大小夏侯《书》已久，二家既习欧阳、小夏侯《书》，自当肄业及之。其引《太誓》何足为异？伏《书》之无《太誓》，八。《毛诗思文》正义引《太誓》曰「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之为雕」，郑《注》曰「雕当为雅」。《史记周本纪》作「流为乌」。王氏《经义述闻》以为作雕，古文；作乌，伏生今文。然考《史记》引《书》，每多改易其字，见于诸篇者班班可考，其作「乌」者何以知其为今文？伏《书》之无《太誓》，九。《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似伏《书》无《太誓》，更当脱《太誓》一篇，何得止曰「脱简」、「脱字」而已？不知刘向以古文校三家之说，乃刘歆所造。然即如其说，向校书在三家增《太誓》后，三家并有《太誓》，何得复以为脱？伏《书》之无《太誓》，十。或谓古文虽刘歆所伪，然伏生篇数歆必知之，伏《书》诚止二十八篇，则古文《太誓》并为伏生所无，歆当以为「孔安国考二十八篇，得多十七篇」，今曰「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上据《汉书艺文志》，《艺文志》即刘歆之言也则伏《书》有《太誓》审矣。曰：其人之言，必当还以其人之言解之，方不凿枘。歆之说以为「共王得《书》」「安国考二十九篇」皆在武帝之末。亦据《汉书艺文志》，即为刘歆之言武帝末《太誓》既入博士《书》，故歆以为「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不然，「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及「《太誓》后得」，皆歆《七略》之言，歆虽荒谬，何至矛盾若是乎？伏《书》之无《太誓》，十一。以十一说观之，《书》二十八篇之为全经益明，序百篇之为伪作愈显矣。

书序条辨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

　　据今《尧典》「月正元日」以下皆舜即位后事，经文班班可考。《序》唯言「将逊于位，让于虞舜」，止及尧事，显违经文。曾是出于孔门而有是邪？《正义》引郑注以为「舜之美事在于尧时」。不知「月正元日」以下皆尧殂落后事。其尧时与否，岂郑氏所能颠倒其说？盖刘歆将别造《舜典》一篇，故于《尧典》序抹杀舜事一节，以弥缝其说。王肃所伪古文遂截「往钦哉」以上为《尧典》，而别析「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求合《序》说，亦可谓幻中出幻矣。

　　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

　　古止有《尧典》而无《舜典》，其《舜典》一篇，止见于《古文》及《书序》。其可疑有三：今《尧典》备载舜事，并总叙征庸、在位生死年数以结之，是舜之事实已完，何得别有纪载？可疑一。《大学》引《尧典》作「帝典」，《孔丛子论书篇》同尧、舜同德，故纪录同篇。其《孟子》及伏生称「尧典」者，盖尧、舜同篇，而篇首曰「粤若稽古帝尧」，故即举尧该之。否则《尧》《舜》两典各有其篇，《大学》单称「帝典」，何以分别乎？可疑二。古文《舜典》虽不可见，然据《序》说如此。夫既谓之「典」，则一朝实录，征信所关，岂有实事强羼先帝之篇，而本纪唯书劝进之事？盖舜事既具《尧典》，不能重出，故作伪时敷衍逊位之事以充其数，可疑三。以此观之，《书序》之矫诬，尚足辨邪！《尚书中候考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钦翼皇象，授政改朔。」《太平御览皇王部》引魏高堂隆《改朔议》，亦引《书》「粤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见《宋书礼志》按：魏时歆古文传布已久，所引当即歆古文。且歆总领图谶，时窜伪经于纬候中以自证应，《中候》此文与十六篇逸《书》有《舜典》合，益可见其伪也。赵台卿《孟子万章》章句并谓「《孟子》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书》所载。」然据《尧典》，则舜在下之时，已有「蒸蒸艾不格奸」之效，岂有被举之后，尚有杀舜及禁不得娶之事此盖战国时人妄说，而孟子未辟之。顾氏《日知录》已言之乃近人犹惑于赵氏之说，取《孟子》所引以补《舜典》，显然与《尧典》刺谬而不顾，岂非无目人哉！

　　《尚书大传》之目，有《唐传》《虞传》《虞夏传》《夏传》。《大传》说《尧典》谓之《唐传》。陈氏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因谓「伏生以《舜典》为《虞书》」。然《大传》诸家所引者无《舜典》一篇，且伏生不过以说唐事者谓之「唐」，说虞事者谓之「虞」，合说虞、夏事者谓之「虞夏」，说夏事者谓之「夏」，随事分合，文无定称，无以见其有《舜典》也。

　　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汨作》《九共》九篇、《槁饫》。

　　《尚书大传》有《九共篇》，即刘歆所本。歆伪《左传》所谓「八索九丘」，亦同此蹈袭也。《汨作》《槁饫》今不可考，或歆时别有所本，未可知也。《大传九共》九篇非孔子书，辨见前

　　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弃稷》。

　　禹别九州岛，随山川，任土作《贡》。

　　《史记河渠书》云「以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即刘歆所本。《序》本《史记》文字，仍有异同，盖有意为之以泯其迹。今但明其剿袭，小小异同，不暇详也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记夏本纪》云「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即刘歆所本。

　　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史记夏本纪》云「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雒、汭，作《五子之歌》。」即刘歆所本。

　　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史记夏本纪》云「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即刘歆所本。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厘沃》。

　　《史记殷本纪》云「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即刘歆所本。《序》有《厘沃》，而《史记》无之，歆或采自他书增之，以足百篇之数者也。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

　　《史记殷本纪》云「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作《汤征》。」即刘歆所本。

　　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

　　《史记殷本纪》云「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即刘歆所本。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史记殷本纪》云「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即刘歆所本。《序》有《疑至》《臣扈》，而《史记》无之，亦歆增之以足百篇之数者也。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史记殷本纪》云「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汤誓》。」即刘歆所本。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史记殷本纪》云「夏师败绩，汤遂伐三朡，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即刘歆所本。

　　汤归自夏，至于大埛，中虺作《诰》。

　　《史记殷本纪》云「汤归至于泰卷陶，中壨作《诰》。」即刘歆所本。

　　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史记殷本纪》云「既黜夏命，还亳，作《汤诰》。」即刘歆所本。

　　伊尹作《咸有一德》。

　　《史记殷本纪》云「伊尹作《咸有一德》。」即刘歆所本。

　　咎单作《明居》。

　　《史记殷本纪》云「咎单作《明居》。」即刘歆所本。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

　　《史记殷本纪》云「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即刘歆所本。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史记殷本纪》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即刘歆所本。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史记殷本纪》云：「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即刘歆所本。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史记殷本纪》云「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即刘歆所本。《史记》有《太戊》而《序》无之，是即《史记》非采《书序》之明证。彼犹固执《史记》采《书序》之说者，妄也。辨亦见前

　　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记殷本纪》云「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即刘歆所本。《序》有《伊陟》而《史记》无之，亦歆增之以足百篇之数者也。

　　仲丁迁于嚣，作《仲丁》。

　　《史记殷本纪》云「帝仲丁迁于隞。」即刘歆所本。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史记殷本纪》云「河亶甲居相。」即刘歆所本。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史记殷本纪》云「祖乙迁于邢。」即刘歆所本。

　　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

　　《史记殷本纪》云「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诰喻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帝盘庚崩，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序》以为迁时作，《史记》以为盘庚崩后作，显然不同。《史记》非采《书序》，亦其证也。《序》与《史记》异者，《盘庚》《高宗肜日》《高宗之训》二篇合序《文侯之命》《秦誓》五篇，《序》本《史记》，而复有异同者，盖作伪时故为错迕，以泯其迹。犹王肃所伪古文剿袭诸书，仍故作异同耳。不足为异。难者或曰：《序》采《史记》可有异同，然则《史记》采《序》何以不可有异同？答曰：《序》采《史记》而有异同，盖由有意为之以泯其剿袭。若《史记》采摭古书，力求征信，声音训诂之通借，先后详略之同异，则或有之，何嫌何疑，使之刺谬至此乎？《史记》之非采《书序》，断矣。

　　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

　　《史记殷本纪》云：「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即刘歆所本。

　　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尚书大传》云「武丁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史记殷本纪》云「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祖己乃训王。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帝武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乃《训》。」《序》以为祖己训王时作，《史记》以为武丁崩后作，不同。《史记》非采《书序》，亦其证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史记殷本纪》云「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即刘歆所本。

　　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

　　唯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太誓》三篇。

　　《史记周本纪》云：「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武王乃作《太誓》。」即刘歆所本。唯《史记》作「十二月」，而《序》作「一月」，盖殷之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序》用周正。然既改十二月为一月，自当称为十二年。《吕氏春秋首时篇》，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盖以周正计《序》仍曰「十一年」，此其妄也。《汉书律历志》引《书序》亦作「十一年」，知非传写之误

　　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史记周本纪》云：「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即刘歆所本。唯《序》「虎贲三百人」，《史记》作「三千人」。《孟子尽心篇》亦作「三千人」考《后汉书顺帝纪》注引《汉官仪》曰：「《书》称虎贲三百人。」《汉官仪》之说即本《书序》。又《墨子明鬼篇》以为「武王虎贲之卒四百人」，《风俗通三王篇》以为「《尚书》武王虎贲八百人。」是古虎贲之数最多异说，《书序》改「三千」为「三百」，未可遽以为后来传写之讹。孙氏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云「《司马法》云：‘革车一乘，士十人。’《乐记》云‘虎贲之士说剑。’则虎贲即士也。一乘十人，三百两则三千人矣。」据此，则《序》之作「虎贲三百人」者谬也。

　　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

　　《史记周本纪》云「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即刘歆所本。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史记周本纪》云「乃出，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宋世家》云「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即刘歆所本。

　　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

　　《史记周本纪》云「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即刘歆所本。

　　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

　　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史记鲁世家》云「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即刘歆所本。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史记周本纪》云「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故初作《大诰》。」《鲁世家》云「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即刘歆所本。

　　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

　　《史记周本纪》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以微子开代殷后，作《微子之命》。」《宋世家》云「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乃命微子开代殷后，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即刘歆所本。

　　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

　　《史记周本纪》云「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作《归禾》。」《鲁世家》云「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即刘歆所本。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史记周本纪》云「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作《嘉禾》。」《鲁世家》云「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即刘歆所本。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

　　《史记卫世家》云「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乃申告康叔。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即刘歆所本。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

　　《尚书大传》云「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作《召诰》。」即刘歆所本。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

　　《史记周本纪》云「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作《洛诰》。」即刘歆所本。

　　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

　　周公作《无逸》。

　　《史记周本纪》云「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鲁世家》云「乃作《多士》，作《毋逸》。」即刘歆所本。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

　　《史记周本纪》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列子杨朱篇》云：「周公摄天子之政，召公不悦，四国流言。」即刘歆所本。

　　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征》。

　　《尚书大传》云「遂践奄。」《史记周本纪》云「东伐淮夷，残奄。」即刘歆所本。

　　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

　　《史记周本纪》云「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即刘歆所本。

　　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

　　《史记周本纪》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即刘歆所本。

　　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

　　《史记周本纪》云「既黜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鲁世家》云：「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即刘歆所本。

　　周公作《立政》。

　　《史记鲁世家》云「官别其宜，作《立政》。」即刘歆所本。

　　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

　　《史记周本纪》云「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即刘歆所本。

　　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

　　《尚书大传》云「周公致政封鲁，三年之后，周公老于酆，心不敢远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庙。然后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庙，死欲聚骨于毕。’毕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薨，成王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史记鲁世家》云「周公在丰，病，将殁。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即刘歆所本。

　　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

　　《礼记坊记》《缁衣》引《君陈》，即刘歆所本。

　　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

　　《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将崩，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作《顾命》。」即刘歆所本。

　　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

　　《史记周本纪》云「康王即位，遍告诸侯，作《康诰》。」即刘歆所本。

　　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史记周本纪》云「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即刘歆所本。

　　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

　　《礼记缁衣》引《君雅》，即刘歆所本。

　　穆王命伯冏为周大仆正，作《冏命》。

　　《史记周本纪》云「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燛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即刘歆所本。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

　　《史记管蔡世家》云「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驯善。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于是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左传》定四年云「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即刘歆所本。

　　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

　　《史记鲁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肹，作《肹誓》。」即刘歆所本。

　　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

　　《史记周本纪》云「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即刘歆所本。

　　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

　　《史记晋世家》云「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大辂、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瓒，虎贲三百人。周作《晋文侯命》。」《序》以为平王锡晋文侯，《史记》以为襄王锡晋文公，彼此不同。《史记》非采《书序》，亦其证也。

　　《经典释文》云「马本无‘平’字。」然《正义》引郑注云「‘义’读为‘仪’。仪、仇皆训匹也，故名‘仇’，字‘仪’。」据此，则郑本有「平」字，文侯非重耳，与《史记》异矣。郑本亦出于杜林，为刘歆以来相传之本。且郑注明谓文侯为仇，如非杜、贾以来有此说，郑氏何以称之？《正义》引王肃云「遭天之大愆，谓幽王为犬戎所杀。」肃亦古文之学，兼好与郑为难。如非杜、贾旧说如此，何以亦同此说？马本无「平」字，特其偶漏耳。马注今引见诸书者，亦无以为晋文公重耳明文考《新序善谋篇》亦以为晋文公重耳。《史记》亦无「平王锡晋文侯」事，知西汉以前本无异论。其以为「平王锡晋文侯」者，特《书序》之妄耳。

　　据《史记秦本纪》，犬戎之难，平王室者唯秦襄公，《周本纪》《晋世家》皆无晋文侯勤王之事，文侯何功德于周而受此锡命？唯《左传》隐六年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国语郑语》云「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与《书序》合。《书序》《左传》《国语》皆刘歆之学，其为一线，又何疑乎？

　　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

　　《史记秦本纪》云：「缪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故作周誓。」《序》以为败殽还归即誓，《史记》以为报殽役封尸后乃誓，两说不同。《史记》非采《书序》，亦其证也。又《序》败殽还归即誓之说，与《左传》同，《书序》《左传》皆出于刘歆，其为一手伪造，断然矣。

附：尚书篇目异同真伪表

　　《书序》之伪明，百篇之妄祛矣。然篇目真伪杂出，今古淆乱。且真《书》中亦自有辨：有孔子之《书》，有孔子未修之《书》。异说缤纷，学者耳目犹易惑焉。今以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为孔子定制之《书》，经传、诸子及《史记》所引篇名为孔子未修之《书》，《书序》暨十六篇伪古文之目附于下，分而表之。刘歆以后，《书序》大行，诸儒征引均祖之。既明《书序》之伪，根本既除，枝叶自去，今置不议。其王肃所伪古文，辨之皆明，亦不复列焉。

　　伏生书篇目经传诸子引书篇目史记引书篇目书序篇目十六篇伪古文篇目

　　尧典第一

皋陶谟第二

禹贡第三

　　甘誓第四

汤誓第五

般庚第六

高宗肜日第七

西伯戡耆第八

　　微子第九

牧誓第十

洪范第十一

大诰第十二今文《大诰》在《金縢》前，与《书序》不同

　　金縢第十三

康诰第十四

　　酒诰第十五

　　梓材第十六

　　召诰第十七

　　雒诰第十八

　　多士第十九

　　毋佚第二十

　　君奭第二十一

多方第二十二

立政第二十三

顾命第二十四

鲜誓第二十五

　　甫刑第二十六

　　文侯之命第二十七

　　秦誓第二十八

右凡二十八篇尧典《孟子万章》〇《礼记大学》作「帝典」

九共《尚书大传》

帝告《尚书大传》

汤誓《孟子梁惠王》《国语周语》《墨子尚贤》〇说见前

仲虺之告《墨子非命》，《左传》襄三十年作仲虺之志

伊训《孟子万章》

太甲《礼记表记》《缁衣》《大学》，《孟子公孙丑》《离娄》，《说苑敬慎》〇西汉伏《书》既定一尊，诸儒引者咸本之。今既录伏《书》，且以文繁悉不载，唯取在伏《书》外者录之

盘庚之诰《左传》哀十一年

　　兑命《礼记文王世子》《学记》《表记》《缁衣》〇《尚书大传》作「说命」

太誓《礼记坊记》，《左传》成二年、昭元年、二十四年，《孟子滕文公》《万章》，《国语周语》《郑语》，《荀子议兵》，《管子法禁》，《墨子尚同》《兼爱》《天志》《非命》，《尚书大传》，《说苑臣术》

武成《孟子尽心》

嘉禾《尚书大传》

　　康诰《礼记缁衣》《大学》，《左传》僖三十三年、昭二十年、定四年，《孟子万章》，《荀子富国》

君奭《礼记缁衣》

君陈《礼记坊记》《缁衣》

君雅《礼记缁衣》

　　臩命《尚书大传》

　　蔡仲之命《左传》定四年

甫刑《礼记表记》《缁衣》《孝经》，《墨子尚贤》《尚同》作吕刑

秦誓《礼记大学》

禹誓《墨子兼爱》《明鬼》〇说见前

　　夏训《左传》襄四年

　　武观《墨子非乐》

　　汤说《墨子兼爱》〇说见前

　　官刑《墨子非乐》

　　尹吉《礼记缁衣》〇郑注「吉」当为「告」。《书序》以为「咸有一德」。按所引虽有「咸有一德」之言，而明曰「尹吉」，篇名显异。即以「吉」为「告」，亦不能以辞句偶同，即断为《咸有一德》。郑注不足据

　　高宗《礼记坊记》〇按所引非高宗之言。而曰「高宗云」，其为篇名可知。人名名篇，《太甲》即其例，未必即《高宗之训》也

　　大战《尚书大传》

　　伯禽《左传》定四年

　　唐诰《左传》定四年

　　揜诰《尚书大传》

　　多政《尚书大传》

　　相年《墨子尚同》

　　右凡三十三篇

甘誓《夏本纪》

　　五子之歌《夏本纪》

　　胤征《夏本纪》

　　帝诰《殷本纪》

汤征《殷本纪》

　　女鸠《殷本纪》

　　女房《殷本纪》

　　夏社《殷本纪》

汤誓《殷本纪》

　　典宝《殷本纪》

　　中壨之诰《殷本纪》

　　汤诰《殷本纪》

　　咸有一德《殷本纪》

　　明居《殷本纪》

　　伊训《殷本纪》

　　肆命《殷本纪》

　　徂后《殷本纪》

　　太甲训三篇《殷本纪》

　　沃丁《殷本纪》

　　咸艾《殷本纪》

原命《殷本纪》

盘庚三篇《殷本纪》〇《吴世家》作「盘庚之诰」

高宗肜日《殷本纪》

　　高宗之训《殷本纪》

太誓《周本纪》《齐世家》

　　牧誓《鲁世家》

　　武成《周本纪》

分殷之器物《周本纪》

大诰《周本纪》《鲁世家》

　　微子之命《周本纪》《宋世家》

　　归禾《周本纪》〇《鲁世家》作馈禾

　　嘉禾《周本纪》《鲁世家》

　　康诰《周本纪》《卫世家》

　　酒诰《周本纪》《卫世家》

　　梓材《周本纪》《卫世家》

　　召诰《周本纪》《卫世家》

　　洛诰《周本纪》

　　多士《周本纪》《鲁世家》

　　无佚《周本纪》〇《鲁世家》作毋逸

　　君奭《燕世家》

多方《周本纪》

　　周官《周本纪》《鲁世家》

　　立政《鲁世家》

　　贿息慎之命《周本纪》

顾命《周本纪》

　　康诰《周本纪》〇《书序》「康王之诰」，《史记》本作康诰

　　毕命《周本纪》

臩命《周本纪》

肹誓《周本纪》

　　甫刑《周本纪》

　　晋文侯命《晋世家》

　　秦誓《秦本纪》

　　太戊《殷本纪》。此篇《书序》无

右凡五十三篇尧典第一

　　舜典第二

　　汨作第三

　　九共九篇第四

　　稾饫第五

　　大禹谟第六

　　皋陶谟第七

　　弃稷第八

　　禹贡第九

　　甘誓第十

　　五子之歌第十一

　　胤征第十二

　　帝告第十三

　　厘沃第十四

　　汤征第十五

　　汝鸠第十六

　　汝方第十七

　　夏社第十八

　　疑至第十九

　　臣扈第二十

　　汤誓第二十一

　　典宝第二十二

　　仲虺之诰第二十三

　　汤诰第二十四

　　咸有一德第二十五

　　明居第二十六

　　伊训第二十七

　　肆命笫二十八

　　徂后第二十九

　　太甲三篇第三十

　　沃丁第三十一

　　咸乂四篇第三十二

　　伊涉第三十三

　　原命第三十四

　　仲丁第三十五

　　河亶甲第三十六

　　祖乙第三十七

　　盘庚三篇第三十八

　　说命三篇第三十九

　　高宗肜日第四十

　　高宗之训第四十一

　　西伯戡黎第四十二

　　微子第四十三

　　太誓三篇第四十四

　　牧誓第四十五

　　武成第四十六

　　洪范笫四十七

　　分器第四十八

　　族獒第四十九

　　旅巢命第五十

　　金縢第五十一

　　大诰第五十二

　　微子之命第五十三

　　归禾第五十四

　　嘉禾第五十五

　　康诰第五十六

　　酒诰第五十七

　　梓材第五十八

　　召诰第五十九

　　洛诰第六十

　　多士第六十一

　　无逸第六十二

　　君奭第六十三

　　成王征第六十四

　　将蒲姑第六十五

　　多方第六十六

　　周官第六十七

　　立政第六十八

　　贿肃慎之命第六十九

　　亳姑第七十

　　君陈第七十一

　　顾命第七十二

　　康王之诰第七十三

　　毕命第七十四

　　君牙第七十五

　　冏命第七十六

　　蔡仲之命第七十七

　　费誓第七十八

　　吕刑第七十九

　　文侯之命第八十

　　秦誓第八十一

右凡百篇

　　丰刑《汉书律历志》〇刘歆以后引《书》篇名者，率本《书序》，兹不复载。唯《律历志》引此篇出《书序》外，故并录之，附于《书序》篇目后，从其类也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大禹谟

胤征

汤诰

伊训

武成

冏命

右凡十六篇

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第十四

　　汉大儒领袖当时、传书今日者，自史迁外，董仲舒、刘向而已。孔子改制，统于《春秋》。仲舒传《公羊》，向传《谷梁》，皆博极群书，兼通六艺，得孔子之学者也。然考孔子真经之学，必自董子为入门；考刘歆伪经之学，必以刘向为亲证，二子者各有宜焉。盖人以为《七略》出于刘向而信之，不知其尽出于歆也；又以为《别录》出于刘向而信之，不知其亦伪于歆也。然歆之作伪，自龚胜、公孙禄以来，人多疑之，但不知其遍伪群经。故东汉校书高才莫不尊信，终以托于中秘，莫得而攻焉。今为之证其伪曰：歆任校书，向亦任校书，凡歆所见之书，向亦见之，歆不能出向外也。以向说考歆，无不凿枘。向则今学说也，歆则古学说也，则真伪具白矣。歆早料天下将以向之说攻之，故于伪造《左传》，则云「向不能难」；于伪造《周官》，则云「向不能识」；所以拒塞天下之口者，防之早密矣。夫向之《陈外家封事》也，折王氏，而歆以宗室子佐莽篡汉；向之尊述六经也，守孔学，而歆以世儒业而抑儒篡孔；向之持守《鲁诗》也，奉元王，而歆以作伪经而诬父悖祖。其为臣、为弟、为子，果何如也！今采《向传》及《五行志》《说苑》《新序》《列女传》，属门人新会梁启超刺取经说，与歆伪经显相违忤者，录着于篇。倘以歆之说为可信乎，则向说其反伪邪？非欤！

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

　　《左传》「祭伯来，非王命也。」不以为出奔。

　　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

　　伪《左传》欲没《春秋》讥世卿之义，而改「尹氏」为「君氏」，以王朝大夫为侯国夫人，可哂极矣。见《左传伪证》。

周室多祸，晋败其师于贸戎。

　　成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孰败之？盖晋败之也。」伪《左传》乃以为：戎败之」。

　　王者必通三统。

　　此《公羊》大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发之至详，伪《左》无之。

　　以上《汉书刘向传》。按《向传》有「上方精于《诗》《书》，观古文」，此是歆伪窜者，向时无古文

田狩有三驱之制。

　　师古曰「三驱之礼，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此《王制》《公》《谷》之礼。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廪灾。」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藏之，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桓不寤，与夫人俱会齐，夫人谮桓公于齐侯，齐侯杀桓公。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藉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

　　按：刘向说「夫人八妾」，亦「一娶九女」之证。

　　厘公二十五年「五月己酉，西宫灾。」刘向以为：厘立妾母为夫人，以入宗庙，故天灾愍宫。《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东。

　　向说与《孟子》「毋以妾为妻」同，孔子大义也。歆说杜撰。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刘向以为：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诛。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礼乐为而藏之？」《左氏经》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榭者，讲武之坐屋。

　　「火」与「灾」，《公》《谷》无两义，歆为伪《左》妄说。

　　桓公元年「秋，大水。」刘向以为：桓弑兄隐公，民臣痛隐而贱桓。后宋督弑其君，诸侯会，将讨之，桓受宋贿而归，又背宋，诸侯由是伐鲁。刘歆以为：桓易许田，不祀周公。

　　歆每事必与向反，而最恶《春秋》之诛乱贼。至其所尊者，则周公也。许田为鲁朝宿邑，实王田，不得有周公庙，即有亦为别庙，安有因易田而不祀周公者乎？详见《左氏伪证》。

　　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刘歆以为：三月癸酉，于历数春分后一日，始震电之时，当雨，而不当大雨。大雨，常雨之罚也。刘向以为：周三月，今正月也，当雨水雪杂雨，雷电未可以发也。

　　厘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庙。」刘向以为：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书雷其庙独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将专事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刘歆以为：《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则天震之。展氏有隐慝，故天加诛于其祖夷伯之庙，以谴告之也。」

　　歆最恶《春秋》之义，故向屡言讥世卿，而歆必易之。

　　宣公三年「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刘向以为：近牛祸也。是时宣公与公子遂谋共杀子赤而立，又以丧娶。

　　宣元年《左传》云：「公子遂如齐逆女，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尊夫人也。」欲没《春秋》讥丧娶之义。歆非为墨，何至主张丧娶？可谓全无人心者矣。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刘向以为：梁山在晋地，自晋始而及天下也。刘歆以为：梁山，晋望也。古者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祸福不是过也。

　　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谷梁传》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传》曰「食二日。」刘向以为：其后戎执天子之使，郑获鲁隐，灭戴，卫、鲁、宋咸杀君。」《左氏》、刘歆以为：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凡日所躔而有变，则分野之国失政者受之。周衰，天子不班朔，鲁历不正，置闰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记日食，或言朔而实非朔，或不言朔而实朔，或脱不书朔与日，皆官失之也。

　　歆以《春秋》为断烂朝报，故屡有此说。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刘向以为：前事已大，后事将至者又大，则既。先是鲁、宋弑君，鲁又成宋乱，易许田，亡事天子之心；楚僭称王；后郑拒王师，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刘歆以为：六月，赵与晋分。先是晋曲沃伯再弑晋侯，是岁，晋大乱，灭其宗国。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是时卫侯朔有罪出奔齐，天子更立卫君。朔藉助五国，举兵伐之而自立，王命遂坏。鲁夫人淫失于齐，卒杀威公。刘歆以为：楚、郑分。

　　严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周天子不明，齐桓将夺其威。刘歆以为：晦，鲁、卫分。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时戎侵曹，鲁夫人淫于庆父，叔牙将以弑君，故比年再蚀以见戒。刘歆以为：十月二日，楚、郑分。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鲁二君弑，夫人诛，两弟死，狄灭邢，徐取舒，晋杀世子，楚灭弦。刘歆以为：八月，秦、周分。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晋灭虢，楚围许，诸侯伐郑，晋弑二君，狄灭温，楚伐黄，齐桓不能救。刘歆以为：七月，秦、晋分。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是时楚灭黄，狄侵卫、郑，莒侯灭杞。刘歆以为：三月，齐、卫分。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刘向以为：象晋文公将行伯道。刘歆以为：二月朔，齐、越分。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先是大夫始执国政，公子遂如京师，后楚世子商臣杀父，齐公子商人弑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晋灭江，楚灭六，大夫公孙敖、叔彭生并专会盟。刘歆以为：正月朔，燕、越分。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宋、齐、莒、晋、郑八年之间，五君杀死，楚灭舒、蓼。刘歆以为：四月二日，鲁、卫分。

　　宣公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陈夏征舒弑其君，楚灭萧，晋灭二国，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刘歆以为：二月，鲁、卫分。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邾支解鄫子，晋败王师于贸戎，败齐于鞍。刘歆以为：三月晦朓，鲁、卫分。

　　此但云「邾支解鄫子」，于宋无与。伪《左》欲没宋襄之让德而文致其罪，故云「宋使之」。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晋败楚、郑于鄢陵，执鲁侯。刘歆以为：四月二日，鲁、卫分。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楚灭舒、庸，晋弑其君，宋鱼石因楚夺君邑，莒灭鄫，齐灭莱，郑伯弑死。刘歆以为：九月，周、楚分。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卫大夫孙宁共逐献公，立孙剽。刘歆以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先是晋为鸡泽之会，诸侯盟，又大夫盟，后为溴梁之会，诸侯在而大夫独相与盟，君若缀斿，不能举手。刘歆以为：五月二日，鲁、赵分。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八月，秦、周分。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七月，秦、晋分。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八月，秦、周分。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前年十二月二日，宋、燕分。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刘歆以为：五月，鲁、赵分。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六月，晋、赵分。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自二十年至此岁，八年间日食七作，祸乱将重起，故天仍见戒也。后齐崔杼弑君，宋杀世子，北，燕伯出奔，郑大夫自外入而篡位。刘歆以为：九月，周、楚分。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先是楚灵王弑君而立，会诸侯，执徐子，灭赖，后陈公子招杀世子，楚因而灭之，又灭蔡，后灵王亦弑死。刘歆以为：二月，鲁、卫分。《传》曰「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其卫君乎！鲁将上卿。’是岁八月，卫襄公卒，十一月，鲁季孙宿卒。」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三月，鲁、卫分。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六月二日，鲁、赵分。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五月二日，鲁、赵分。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刘歆以为：十月，楚、郑分。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自十五年至此岁，十年间天戒七见，人君犹不寤。后楚杀戎蛮子，晋灭陆浑戎，盗杀卫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吴灭巢，公子光杀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刘歆以为：二日，鲁、赵分。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时吴灭徐，而蔡灭沈，楚围蔡，吴败楚入郢，昭王走出。刘歆以为：二日，宋、燕分。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郑灭许，鲁阳虎作乱，窃宝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刘歆以为：正月二日，燕、赵分。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后晋三大夫以邑叛，薛弑其君，楚灭顿、胡，越败吴，卫逐世子。刘歆以为：十二月二日，楚、郑分。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刘向以为：盗杀蔡侯，齐陈乞弑其君而立阳生，孔子终不用。刘歆以为：六月，晋、赵分。

　　歆造分野之说，散布《周礼》《左氏》《国语》诸书，并入之《费易》，其征应可谓多矣。向上封事历叙灾异，而云「当是时祸乱辄应，故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云云。故其《五行传》，属辞比事，一一不爽。歆欲奖借逆篡，故为此例以搀乱之，务使与经所书方圆不入而已。此与《向传》所载「恭、显等言日变，归罪堪、猛」，同一小人心事。《志》称「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唯刘歆为异。」若以歆为是，则自董子、夏侯以下逮于子政，其皆非矣。今并列之，学者自择焉。

　　以上《汉书五行志》。

弃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当尧之时，行见巨人迹，好而履之，归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恶之，卜筮禋祀，以求无子。终生子，以为不祥，而弃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践。乃送之平林之中，后伐平林者咸荐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飞鸟伛翼之。姜嫄以为异，乃收以归，因命曰「弃」。《弃母姜嫄传》

　　契母简狄者，有娀氏之长女也。当尧之时，与其妹娣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过而坠之，五色甚好，简狄与其妹娣竞往取之。简狄得而含之，误则吞之，遂生契焉。《契母简狄传》

　　《五经异义》云「《诗》齐、鲁、韩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毛诗正义》引《史记三代世表》、褚先生说、《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并同，盖相传旧说无不如是，伪学出后始有异义耳。别详《毛诗伪证》中。

　　有{新女}之妃汤也，统领九嫔，后宫有序，咸无妒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谓妃明而有序。《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贤女为君子和好众妾，其有{新女}之谓也。《汤妃有{新女}传》

　　按：此与《毛传》逑匹之训不合。《郑笺》亦云「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郑用韩说，三家同义也。以九嫔为众妾，亦歆伪说。此文有羼乱也，辨见下。

　　卫姑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毕三年之丧。定姜归，其妇自送之至于野，恩爱哀思，悲心感恸，立而望之，挥泣垂涕。乃赋《诗》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归，泣而望之。又作《诗》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卫姑定姜传》

　　《坊记》：《诗》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注「此卫夫人定姜之诗也。」郑用韩说，三家同义。闽县陈乔枞引《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燕燕》之诗，曷能喻焉」，以为送娣之证。见《三家诗遗说考》不知赋诗断章，安必其事尽同，不足为难也。伪说之谬，别详《毛诗伪证》《左氏伪证》中。

　　傅母者，齐女之傅母也。女为卫庄公夫人，号曰庄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见其妇道不正，喻之云「子之家世世尊荣，当为民法则；子之质聪达于事，当为人表式。仪貌壮丽，不可不自修整。衣锦絅裳，饰在舆马，是不贵德也。」乃作诗曰「硕人其颀，衣锦絅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刑侯之姨，谭公维私。」砥厉女之心以高节，以为人君之子弟，为国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庄姜者，东宫得臣之妹也，无子，姆戴妫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骄而好兵，庄公弗禁，后州吁果杀桓公。《诗》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谓也。《齐女傅母传》

　　按：伪《毛传》以《硕人》诗为卫人闵庄姜而作，违戾古义，辨见《毛诗伪证》《左氏伪证》。此题为「齐女傅母」，何缘忽另叙庄姜、戴妫之事，与上下文不应？此为《左传》文，当为歆窜。将此节删去，则引《诗》「毋教猱升木」，正与防未然之义相属。歆每改易父书以申己说，见于《别录》者不可悉数，此亦其羼入之显迹也。

　　鲁季敬姜者，莒女也，号戴己，鲁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鲁季敬姜传》

　　《左传》以戴己为别是一人，公孙敖之妻，文伯谷之母。敖亦谥穆伯，则与向说异，盖歆所改也。

　　《诗》不云乎：「好乐无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楚子发母传》

　　《毛诗》「休休，乐道之心。」

　　晋人杀怀公而立公子重耳，是为文公，迎齐姜以为夫人。《晋文齐姜传》

　　《左传》无迎齐姜之事。襄三十三年云「文嬴请三帅。」文六年云「杜祁以君故让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然则一文嬴，二偪姞，三季隗，四杜祁，无复齐姜位置矣，其有意颠倒如是。

　　夫礼：天子十二，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宋鲍女宗传》

　　天子一娶十二女，诸侯一娶九女，古传记并同。《昏义》「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子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此自指公、卿、大夫、士之命妇而言。刘歆牵合以为后宫之制，乃大谬也。详见《刘歆王莽传辨伪》中。

　　许穆夫人者，卫懿公之女，许穆公之夫人也。《许穆夫人传》

　　《左传》《毛诗》皆言许穆夫人为公子顽烝于宣姜所生，而此《传》及《史记》不然。烝淫何事，妄诬古人，颠倒是非至此！详《左传伪证》《毛诗伪证》中。

　　齐灵仲子者，宋侯之女，齐灵公之夫人也。初，灵公娶于鲁，声姬生子光，以为太子。夫人仲子与其娣戎子皆嬖于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请以牙为太子，代光，公许之，仲子不可。《齐灵仲子传》

　　按《左传》作「齐侯娶于鲁曰颜懿姬，无子，其侄鬷声姬生光。」「夫人仲子」又作「诸子」，与此不同。此事与「惠公元妃孟子」一条相近，或歆窃此声子、仲子之名入之于彼，而复点窜此《传》欤？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睢》预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睢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魏曲沃负传》

　　《关睢》之义有三：《论语》云「师挚之始，《关睢》之乱。」三家亦皆以为刺时，此作诗者之意也。《史记》云「《关睢》为《风》始。」四始皆为文王之诗，此编诗者之意也。《列女传》云「夫人晏出，《关睢》预见。」《汉书杜钦传》云「佩玉晏鸣，《关睢》叹之。」李奇注「诗人歌而伤之。」此诵诗者之意也。毛于三义皆不合，详见《毛诗伪证》。此篇「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为歌诗者「思得」；《毛序》「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为君子「乐得」，袭此文而失其意，亦可哂矣。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家于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与其人言，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不正。《传》曰：‘正其本则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治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承重传业，继续先祖，为宗庙主也。夫家轻礼违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于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礼不备足也。君子以为得妇道之仪，故举而扬之，传而法之，以绝无礼之求，防淫欲之行焉。又曰「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此之谓也。《召南申女传》

　　《韩诗外传》《易林》义同。作伪者见有「绝无礼之求，防淫欲之行」及《易林》「贞女不行」之文，遂以为强暴不能侵陵，以次在《甘棠》之后，故以为召伯听讼也。详《毛诗伪证》。

　　伯姬者，鲁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缪姜，嫁伯姬于宋恭公。恭公不亲迎，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庙见，当行夫妇之道。伯姬以恭公不亲迎，故不肯听命。宋人告鲁，鲁使大夫季文子于宋，致命于伯姬，还复命。公享之。缪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劳于远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后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犹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于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时，伯姬尝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来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义而生，不如守义而死。」遂逮于火而死。《春秋》详录其事，为贤伯姬，以为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当此之时，诸侯闻之，莫不悼痛，以为死者不可以生，财物犹可复故，相与聚会于澶渊，偿宋之所丧，《春秋》善之。君子曰「礼，妇人不得傅母，夜不下堂，行必以烛。」伯姬之谓也。《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伯姬可谓不失仪矣。」《宋恭伯姬传》

　　歆作伪经，首欲夺《春秋》之义，故每事必弥缝周内之。讥不亲迎，孔子之通礼，歆抑《礼经》为《士礼》，以为不得推之天子、诸侯、卿大夫，于是为「上卿逆夫人」之说。成九年《传》「季文子如宋致女」一条，录此文而删其「以恭公不亲迎，故不肯听命」云云，岂知鲁以恭姬之故，特使季文子致命，故穆姜出房拜劳，左氏删窜之，岂复成文义邪！《春秋》书伯姬之事凡八，二传皆以为贤伯姬，，圣人之情见乎辞矣。左氏讥以为「女而不妇」，而于其馀皆没之。澶渊之会，二传善之而左氏尤之，与圣人同好恶者，固如是邪？余说详《左氏伪证》中。

　　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愿请同庖。」夫人曰「唯夫妇同庖。」终不听。卫君使人愬于齐兄弟，齐兄弟皆欲与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穷而不闵，劳辱而不苟，然后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后可以济难矣。《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其左右无贤臣，皆顺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也。《卫寡夫人传》

　　卫寡夫人高节如此，伪《毛》谓「《柏舟》仁而不遇。」非独望文生义，意在掩抑节义也。详《毛诗伪证》。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恶疾，其母将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适人之道，壹与之醮，终身不改。不幸遇恶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虽其臭恶，犹始于捋采之，终于怀撷之，浸以益亲，况于夫妇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终不听其母，乃作《芣苢》之诗。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贞而壹也。」《蔡人之妻传》

　　《毛诗》凡《周南》皆以为后妃之所致，已为无理。《辨命论》「冉耕歌其芣苢」，皆以芣苢为臭草，而以为「宜子」，何其谬乎！详《毛诗伪证》。

　　黎庄夫人者，卫侯之女，黎庄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务者异，未尝得见，甚不得意。其傅母闵夫人贤，公反不纳，怜其失意，又恐其已见遣而不以时去，谓夫人曰：「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诗曰「式微式微，胡不归？」夫人曰「妇人之道，壹而已矣，彼虽不吾以，吾何可以离于妇道乎！」乃作诗曰「微君之故，胡为乎中路？」终执贞壹，不违妇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编《诗》。《黎庄夫人传》

　　按：此诗一问一答，即后世联句之祖。伪《毛》以为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不知黎侯正是思归不得，如有可归，岂待群臣之劝邪！可谓无稽之言。「泥中，卫邑」，亦响壁虚造也。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妻其夫人而纳之于宫。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无须臾而忘君也，终不以身更贰醮。生离于地上，岂如死归于地下哉！」乃作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同日俱死。楚王贤其夫人守节有义，乃以诸侯之礼合而葬之。君子谓夫人说于行善，故序之于《诗》。夫义动君子，利动小人，息君夫人不为利动矣。《诗》云「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此之谓也。《息君夫人传》

　　此是息《诗》而序之《王风》者，王得统诸国，故息系之也。歆事二君，于义当为《春秋》所诛绝，故凡于名节之事，务湮灭之、排挤之，如讥孔父、仇牧，贬宋恭姬之类皆是。息夫人尤以烈显，故其《左传》深文诬之，以为一妇人而事二夫，可谓悍然不顾而敢于与孔子为难者矣。伪《左》盛行，息夫人遂为千古口实，后世「桃花夫人」之庙，渎媟嫚神，问诸淫昏之鬼，谁使然乎？真令人拔剑发指也！谓《大车》为刺周大夫，亦望文生义。详《左氏伪证》《毛诗伪证》中。

　　君子谓怀嬴善处夫妇之间。《晋圉怀嬴传》

　　此《传》子政入之节义中，亦不言其有后事。然则《左氏》所言「怀嬴与焉」，「辰嬴嬖于二君」，亦与抑息夫人同意。

　　宣姜者，齐侯之女，卫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为太子。又娶于齐曰宣姜，生寿及朔。《卫宣公姜传》

　　《左传》以为「卫宣公烝于夷姜」，又云「为伋取于齐而美，公取之」，与此《传》及《史记卫世家》不合。诬宣公为烝，又与诬怀嬴淫同。古人名节皆颠倒于歆手，后世以为实事，若非今日其伪发露，古人之诬竟无日申矣。详《左氏伪证》中。

　　公使大夫宗妇用币见大夫，夏甫不忌曰。《鲁庄哀姜传》

　　《左传》「夏甫不忌」作「御孙」。

　　以上《列女传》。

是以《诗》正《关睢》而《春秋》褒伯姬也。《杂事》第一

　　《关睢》、伯姬之义并见前。

　　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子夏曰「有。臣闻黄帝学乎大真，颛顼学乎绿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尹寿，舜学乎务成。」《杂事》第五

　　五帝与《大戴礼》《史记》同，西汉以前无不如是，无以黄帝为皇而添入少昊者也。辨见《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中。

　　子臧让千乘之国，可谓贤矣，故《春秋》贤而褒其后。《节士》第七

　　此《公羊》说也，子政习《谷梁》而用之，不得以「安其所习」相诬矣。左氏于「公孙会自鄸出奔宋」条下无传，欲没「《春秋》贤让国」与「善善从长」之义也。

　　许悼公疾疟，饮药，毒而死。太子止自责，不尝药，不立其位，与弟纬专哭泣，啜餰粥，嗌不容粒，痛已之不尝药，未逾年而死，故《春秋》义之。《节士》第七

　　《左氏》曰「饮太子止之药卒，太子奔晋。」则止之狱成矣。欲没《春秋》恶恶从短之义也。详《左氏伪证》中。

　　卫宣公之子，伋也，寿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寿之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也，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沈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是也。其诗曰「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于是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其诗曰「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节士》第七

　　按：韩《诗》以《黍离》为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太平御览》人百一十《百谷》六、《羽族》十三引义虽不同，而其事正与此绝类。故《说苑奉使篇》《韩诗外传》八并引魏太子击好《黍离》事，盖于父子间借以为讽，古义相传，大略同也。至《毛诗》列于《王风》韩以为尹吉甫之《诗》，则《毛》编之《王风》或本韩旧欤而以为悯宗周，乃大谬矣。以《二子乘舟》为伋、寿死后国人追悯之诗，亦不实。详见《毛诗伪证》。

　　鲁宣公者，鲁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为鲁侯，宣公杀子赤而夺之国，立为鲁侯。公子肹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杀子赤而肹非之。宣公与之禄，则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为哉！」织履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节也固矣。故《春秋》美而贵之。《节士》第七

　　《左氏》宣十七年传云「冬，公弟叔肹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称弟，皆母弟也。」仅释一「弟」字，而于此事若不知者，欲没《公羊》「兴灭继绝」之义也。《春秋》最重礼让节义之士，故孔父、仇牧、荀息、蔡季、叔武、子臧、叔术、季札、叔肹皆详录之。两汉《公》《谷》之学盛行，故上有伏节死义之臣，下多砥行立名之士，风俗淳厚，职此之由。《左氏》一出，于此等高节，大则加以讥弹，小则没其情实，而所录者乃唯是争夺相杀之事，奖借逆篡之谋，于是二千年之人心变坏极矣。子政《节士》一篇，斤斤言之，丧心子亦何以见若翁于地下乎！

　　仇牧闻君死，趋而至，遇万于门，携剑而叱之。万臂击仇牧而杀之，齿着于门阖。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趋君之难，顾不旋踵。《义勇》第八

　　《左氏》于仇牧不下一褒语，而挤之与宋督并列，恶其不事二君也。《杜注》：「宋督不书宋，不以告。」犹欲假「赴告必书」之例以蔽曶大义，尤令人愤绝

　　崔杼弑庄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脱剑而入，言不疾、指不至盟者死，所杀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叹曰「恶乎！崔子将为无道，杀其君！」盟者皆视之。崔杼谓晏子曰「子与我，我与子分国；子不吾与，吾将杀子。直兵将推之，曲兵将钩之，唯子图之！」晏子曰「婴闻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诗》云「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婴可谓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钩之，婴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趋出，授绥而垂。其仆将驰，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驰不益生，缓不益死。」按之成节，然后去之。《诗》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谓也。《义勇》第八

　　《左传》叙晏子事，与此文有勇怯之别矣。故由《左氏》而言之，则晏子一懦夫也，荀息一佥人也。孔父因妻得祸，无形色之义也；仇牧至门遇害，无叱万之事也。赞赵盾之越竟乃免，托于孔子之言，谓篡逆之可末减也。实许止之行弑，欲因《春秋》之书葬，谓乱贼亦有时而不诛绝也。贬宋共姬，为其由礼也；诬息夫人，为其守节也。是皆明目张胆与孔子为难，欲使万世之名节扫地以尽，以文其贰君之罪也。

　　其后三年，文公遂再会诸侯以朝天子。天子锡之弓矢矩鬯，以为方伯，《晋文公之命》是也。《权谋》第九

　　按：此与《史记晋世家》合，《书序》以为平王锡文侯者，妄也。详见《书序辨伪》中。

　　四狱三涂。《权谋》第九

　　此与《左氏》昭三年传同，盖《国语》原文尚无五狱之谬说。

　　古者诸侯百里。《善谋》第十

　　此与今文诸传记合，无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之谬说也。

　　以上《新序》。

周公践天子之位，布德施惠，远而逾明。《君道》

　　周公践天子之位，皆歆杜撰以媚莽者，不足信。《史记鲁世家》《列子杨朱篇》皆有窜乱，辨见《古文尚书伪证》。歆本佞人，其自作传，诬为「以左氏难向，向不能非间」，盖无父也甚矣。改易父书以申己说，乃其常事耳。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君道》

　　此皆今学家言，非《周官》六卿之制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为父，以太任为母，以太姒为妃，以武王、周公为子，以泰颠、闳夭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时，万物皆及生；君致其道，万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顺之，其成至矣。」《君道》

　　《春秋》为明义之书，非「断烂朝报」也。「春王正月」之义，二传备矣，未有若伪《左》之无理者。详见《左传伪证》。

　　三公者，所以参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参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参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参大夫也；故参而有参，是谓事宗。《臣术》

　　辨见前。

　　周召公年十九，见正而冠，冠则可以为方伯、诸侯矣。《建本》

　　卿大夫无冠礼，天下无生而贵者。辨见《古文礼伪证》。

　　今隐公贪利而身自渔济上，而行《八佾》。《贵德》

　　按「八」字当为「六」字，《公羊传》「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左传》以「六佾」为合礼，伪说之妄也。

　　以宋殇公不知孔父之贤乎？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趋而救之者，是知其贤也。《尊贤》

　　《左氏》欲掩孔父之义，故云「孔父为司马，十年十一战。」又云「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百般舞文，恶孔父之为君子而已。以贤为不贤，倒乱天常，疑惑后世，且诬孔子自贬其正直之祖父。无怪公孙禄请诛以慰天下也。

　　《春秋》之辞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无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竟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进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转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谓平生常经也；「专之可」者，谓救危除患也；「进退在大夫」，谓将帅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谓出使道闻君亲之丧也。公子结擅生事，《春秋》不非，以为救庄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讥之，以为僖公无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专救，是不忠也；君无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传》曰：「《诗》无通故，《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此之谓也。《奉使》

　　此文本《春秋繁露精华篇》，盖《公羊》家说。《左氏》唯不知此义，故于宋之盟，贬叔孙豹为违命也。夫《春秋》之义赜矣，曲学阿世之刘歆乌足以知之？

　　文侯曰「子之君何业？」仓唐曰「业《诗》。」文侯曰「于《诗》何好？」仓唐曰「好《晨风》《黍离》。」文侯自读《晨风》，曰：「鸩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文侯复读《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仓唐曰「不敢，时思耳。」《奉使》

　　《黍离》非悯宗周《诗》，辨见前。

　　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浃，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至公》

　　孔子改制应天之谊大矣，歆欲抑以断烂朝服，盖唯恐《春秋》之道不灭也，其不着此说也固宜。

　　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岛，天子处中州而制八方耳。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南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函州，齐曰青州。《辨物》

　　古只有九州岛，其言十二州者伪说也。辨见《汉书王莽传》。

　　五岳者，何谓也？泰山，东岳也；霍山，南岳也；华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高山，中岳也。《辨物》

　　古经传皆言四岳，其言五岳者，伪说或窜入也。别详《周官伪证》中，此亦其窜入者。

　　大旱则雩祭而请雨。《辨物》

　　《公羊传》「雩，旱祭也。」今文家说皆同。《左传》「龙见而雩。」伪礼也。

　　《春秋》用正天下之位，征阴阳之失，直责逆者不避其难，是亦《春秋》之不畏强御也。故劫严社而不为惊灵，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辞蒯瞆之命而不为不听其父，绝文姜之属而不为不爱其母。其义之尽邪，其义之尽邪！《辨物》

　　此《春秋》非常异义，所谓不可着之竹帛者也。汉大儒唯董仲舒、刘子政深知之。伪《左》摭拾皮毛，颠倒师说，芟夷大义如草木焉，而以云「义深于君父」，不亦妄乎！

　　夏，公如齐逆女，何以书？亲迎，礼也。《修文》

　　《左氏》此经无传。《左氏》以为「卿为君逆，礼也。」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传》曰「春曰搜，夏曰苗，秋曰狝，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围泽，不揜群，取禽不麛卵，不杀孕重者。春搜者，不杀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驰，不抵禽，不诡遇，逐不出防，此苗、狝、搜、狩之义也。故苗、狝、搜、狩之礼，简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搜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阴阳盛长之时，猛兽不攫，鸷鸟不抟，蝮虿不螫。鸟、兽、虫、蛇且知应天，而况人乎哉！《修文》

　　此篇明言「夏不田」，又再释名义皆不释「狝」字，则本为三田可知矣。作伪者以《左传》之说羼入之，而不能弥缝其隙，盖心劳日拙矣。观此可信向书有为歆窜乱者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修文》

　　三田之制，《公羊传》兼采两义，盖皆古说也，详见《左传伪证》中。

　　以上《说苑》。

　　按：向、歆同校书。古文，向在前不见，歆在后乃见之，其伪固不待辨矣。难者曰：向习《鲁诗》《谷梁》，汉人引经最重家法，则《毛诗》《左传》，向不引者，乃其家法之不同，非其耳目之未及也。释之曰：向本通学，无家法之可言，故向习《鲁诗》而引《韩诗外传》者甚多，习《谷梁》而引《公羊》者亦甚多，如《新序节士篇》「子臧」一条即《公羊》之义，《义勇篇》「仇牧」一条即《公羊》之文。如向果以《毛诗》《左传》为背家法故不引用，则《韩诗》《谷梁》独非背家法而引用者何邪？向《鲁诗》《谷梁》之外兼引《韩诗》《公羊》，而不及《毛诗》《左传》，则《毛》《左》为向时未有，断断矣。且向书时引《左传》，其文同而义异者，如《新序义勇篇》「晏子」事、《列女传》四「伯姬」事之类。其同一事而文有小同异者，尤不可胜数。是向并非不见《左氏》，而与歆乖异如此，盖向所采为《国语》旧文，非歆改窜之《左传》，情事最为明确。而二千年无人细心剖析者，盖伪书之难辨久矣。

附：重刻伪经考后序

　　人无教则为禽兽，故宜有教。孔子之教不远人以为道，故不可离。既为人身矣，莫宜于孔子之教。孔子之教何在？在六经。内之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外之修身以至家国天下，从于鬼神山川草木咸得其所。故学者莫不宜为经学。

　　虽然，今之谈经者，浩浩若溟海，茫茫如沙漠，迷乱如八阵图，乖迕无所从，障塞无所入，愈行而去愈远。故青年授简、白首穷经而未之能通，良有以也。于是弱者中废，疑者徙居，悍者反攻。至于今也，并二千年教主之孔子而攻之，何有于所作之经？即未攻孔子，而政府布令于学官，已废读经，何有于经说盖孔教衰，人道废，固由政俗致之。

　　方今四海棣通，百国宝书并出，新学有精深以利用前民，多中国所无而为学者所必从事者。后生学子，分功并骛，既寡暇日，若又责以讲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乖迕错乱、迷如沙漠之经学，有以知其不能也。加以经生宿儒日就凋谢，传授无自，向若兴叹，虽有好学者不得其门而入。则厌倦乘之，终归于废尽经学而已。经学废尽，则孔教毁、人道亡，吾滋惧焉！

　　夫推经学所以迷乱乖迕之由，盖出于刘歆伪为古学以乱真经之故。以刘歆伪经写以古文，遂目真经为今文。自汉季来，经学遂有今文、古文之异。今文者，西汉世立于学官，若《诗》则齐、鲁、韩，《书》则欧阳、大小夏侯，《礼》则《仪礼》、大小《戴记》，《易》则施、孟、粱丘，《春秋》则《公羊》《谷梁》，与夫齐、鲁《论》。凡此皆孔子之真经，七十子后学之口说传授。今虽有窜乱，然大较至可信据者也。古文者，毛氏《诗》，孔氏《书》，费氏《易》，《周礼》与《左氏春秋》，与其它名古文者及与古文证合者，皆刘歆所伪撰而窜改者也。郑康成不辨今古之真伪，和合今古，杂糅真伪，号为经学之集成，实则伪古行而今文废。于是孔子之微言绝、大义乖，大同太平之道闇塞而不明。孔经虽未全亡，然变乱丧失亦已甚矣！故宋人求之经，已有疑之，乃舍弃经而求之传，得《论语》《孟子》。至朱子，选最粹之《大学》《中庸》，合为四书，祧六经而代之，以教天下，垂范几千年。虽多今文传说，然实同于一隅割据偏安，迥非大一统之旧观矣。及国朝高谈汉学，祖述许、郑，则不过扬伪古文之残灰而已。于今文之真经说乃多疑难，岂非所谓「盗憎主人」耶？暨道、咸后，今学萌芽，然与伪经并行尊信，未能别白真伪、决定是非，令学者舍伪从真而知所从事也。

　　吾向亦受古文经说。然自刘申受、魏默深、龚定庵以来，疑攻刘歆之作伪多矣，吾蓄疑于心久矣。吾居西樵山之北银塘之乡，读书澹如之楼，卧七桧之下，碧阴茂对，藤床偃息，藏书连屋，拾取《史记》，聊以遮目，非以考古也。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对校《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又取《太史公自序》读之，子长自称天下郡国群书皆写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业。乃翻金匮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子长于中秘之书、郡国人间之藏，盖无所不见；其生又当河间献王、鲁共王之后，有献书开壁事，更无所不知；子长对此孔经大事，更无所不纪。然而《史记》无之，则为刘歆之伪窜无疑也。加以师丹大怒，公孙禄、范升严劾，龚胜称病，诸博士严拒，乃知古文之全为伪，騞然以解矣。于是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于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万理千条，纵横皆合矣。

　　吾忧天下学者穷经之人迷途而苦难也，乃先撰《伪经考》，粗发其大端，俾学者明辨之，舍古文而从今文，辨伪经而得真经。夫今文经说甚少，同条而不乱、一致而无歧。学者通之，至易至简，读三数月可通经，数岁可通群今文经，通不过十余种，所谓用力少而蓄德多，孔子之微言大义昭然发蒙矣。视向之为经学者，遍读正续《皇清经解》《经义考》《通志堂经解》《经苑》及《四库全书提要》经部诸书，凡万千种，其倍于今文经说以千百计，穷年不能毕其业、皓首不能言其故，迷乱支离、乖迕不可究诘，较其所得，岂不远哉？

　　今世亦有好学深思之士，谈今古之辩，或闇有相合者，惜其一面尊今文而攻古文，一面尊信伪《周官》以为皇帝王霸之运，矛盾自陷，界畛自乱。其它所在多有，脉络不清，条理不晰，其为半明半昧之识，与前儒杂糅今古者无异。何以明真教而导后士？或者不察，听其所言，则观其尊伪《周礼》一事，而知其道不相谋，翩其反而也。

　　当《伪经考》初出时，海内风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徐研甫编修仁铸督湖南学，以之试士。时湘士莫不诵读，或携入场屋，又有以分赠英、美、日本书藏，吾亦以之进呈睿览矣。然笃守许、郑之徒则怒而相攻，甚至朝野哗然。时吾尚以诸生试场屋，侍郎汪鸣銮，于典粤试者授以《伪经考》，令其途中熟读，遇持是说者则黜勿中，而吾持说不改。张文襄请吾勿攻古文，愿养弟子以万锺，辨达旦。吾谓置总督于古今经学中，不能比太仓之一粟，吾岂能以大教真经所系易之也。于是御史褚成博草疏，交给事中余联沅劾于朝，请焚《伪经考》，革举人，且禁吾讲学。比于太史公之诛华士，孔子之诛少正卯。章下粤督李瀚章查办。李文忠公、翁文恭公及故人黄绍基仲弢、文廷式道希两学士、沈郎中曾植子培，与夫曾编修广钧重伯，多为余缓颊，乃仅得免，然犹烧版。已而戊戌难作，伪旨特毁此书版；及庚子，将立溥儁，废德宗，又再奉伪旨毁此书版。于是此书绝迹于天下盖二十年矣。

　　丁巳，复辟既败，幽居于美森院。悼经学之堕地，忧伪古之乱真，虑后学之迷难，乃搜访原本，重刻是书而叙其本末。夫古今一书之成，寡有忤朝意、历三焚者。凡物所遇至险难，其所发亦至久。呜呼，今何时耶，其可援此例耶？然苟孔教犹存，圣经具在，则吾此考必为后士信据，必不能灭。

　　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八年丁巳十月，康有为序于京师美使馆之美森院。